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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经济”忧思录（2.2三农）: 热度 1 lvnaiji 2010-11-17 22:39; 吕乃基三农，指农民、农村和农业。农民工经济是农民素质提高之路？无疑，三农的核心是农民，这也是以人为本在三农问题的具体体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素质的提高，主要是科学素质和法制素质（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具体体现）。在东部发达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大多忙碌于流水线，大致面对科技黑箱（见科技黑箱技术知识的存在方式），只需按下按钮，基本上没有知识含量，所以位于微笑曲线的低谷。在从事类似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的工作时，未必能培养出科学精神。至于法制素质，固然在工厂里会遵守规章制度和养成时间观念等，但由于在各方面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已经在他们，继而在他们子女的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富士康的连跳便是明证。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笔下出身工人的马丁伊登在文学上成功，逐步进入上流社会。然而他既得不到上流社会的认同，也难以回到原有的阶层，最后选择自杀。与其说富士康的连跳事件是经济问题、心理问题，不如说是因游荡的阶层没有归宿所致。农民工经济是农村改造之路？中国的农村在相当程度上是千年的传承，所传承的主要是血缘关系，这种关系说到底源于自然界，源于动物。在希腊，梭伦（约公元前 630 ～前 560 ）在公元前 594 年执政后所进行的改革，摒弃了血缘关系的影响，解除个人对他人的人身依附，鼓励手工业和经商。在中国，血缘关系在农村基本上延续至今（见照片：土楼中的燕子）。农村改造的核心是打破血缘关系，走社会化的道路；可以是梭伦的方式，也可以是由产业发展和城市化的道路。遗憾的是，农民工经济什么都不是。在农民工穿梭于东西部和城乡之间时，大部分农村依然如故，除了少数东部地区外，既没有乡镇企业，也没有城市化。由于有知识的青壮年被抽空，农村陷入停滞，农村的医疗和教育体系滞后乃至解体。农民工经济是农业发展之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吃饭这样的根本问题。随着有知识青壮年被抽空，发展农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农民工从中西部来到东部，农村来到城市，实际上是农村地区微薄的财政和农户收入承担主要教育培训负担，为城市现代产业源源不断具有初中等教育水平的熟练工人。不仅如此，农村还要承受在城市掠夺性使用后的中老年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养老、医疗和安居等负担。农民工经济不是中国的发展之路。脚踏实地发展农业，改造农村，提升农民，才是三农，以及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原图说明：作者 : 夏东海图 / 文　　一月初，我和几位摄友去福建南靖拍客家土楼。客家土楼很有特点，是一种围屋建筑，以向心性、对称性以及族人的血缘性聚居为内涵，除了基于抵御外敌和倭寇的需要，它还是儒家文化和宗族精神的缩影。那天早上十点多钟，我沿着土楼的内环散步，四周异常安静，但是突然，一个跳绳的小女孩出现了，仿佛一只活泼的燕子从古老的围屋飞翔出来，手中的相机仿佛就为这个瞬间准备的，我珍爱地收藏了它。原文链接 : http://www.infzm.com/enews/20080410/cul/sup/200804/t20080409_42326.htm 博主：设想，若是这只燕子再在土楼中生活多年，她是否还会这样活泼？; 个人分类: 经济|4019 次阅读|4 个评论

“农民工经济”忧思录（1.2由来）: 热度 1 lvnaiji 2010-10-29 10:00; 吕乃基问题是，这些年来，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是博主在上一篇忧思录最后提出的问题。理由有三。首先，这些年，特别是在加入 WTO 后，发达国家或是资本输出，把在他们那里因劳动力和自然资本价格高企而难以为继的工厂、车间和流水线办到中国；或是直接给中国的厂家下订单，购买廉价商品。由于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政府效率等因素，这些厂家多在东部沿海一带。东部本来就富，在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感召下，东部更富。现在由于外部世界影响的迭加，东部再富。其次，本来就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随着二元之间愈演愈烈的差距，让东部和城市的富，对西部和农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势差，积蓄了巨大的能量。第三，中国是统一的国家，不是国际，发达国家不给签证，劳动力过不去，资本就流出来。中国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像有些国家，设置人为障碍，限制人员流动。于是在强大势差推动或吸引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西部和农村的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东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部在这些年来，直到前不久，始终有丰富的劳动力，正如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那样，于是劳动力绝对贫困。换言之，只要有农民工，资本就有获利空间，有获利空间，资本就不思进取，既不流向西部，也不从事创新。其结果是，农民工在东部打工，剩余价值留在东部，带回西部的是可怜的工资，往往还要不到。东部富上加富，而西部则愈加贫困。 zhoumo01 的评论让我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或是不作为，或是有意无意的站在资方一边，使弱势更弱，强势得以为所欲为。一样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在世界范围是资本流，在中国是民工潮。问题是，资本流和民工潮，虽然同样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其结果是否等同？; 个人分类: 经济|3887 次阅读|6 个评论

职业教育：高考改革的契机: lvnaiji 2009-1-28 17:51; 摘要：当前中国的高考承担弥合二元社会的重任，既要承继历史，又要面向未来。这样的重压扭曲了高考，带来一系列弊病。在相当程度上，职业教育有可能担当这一重任，从而缓解高考指挥棒，进而对中国教育体系产生影响。关键词：职业教育；高考；二元社会目前，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声日盛。笔者认为，职业教育不仅关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缓解高考指挥棒，进而对中国教育体系产生影响。一、两难的中国高考说起当前中国教育，高考指挥棒可以说是大部分症结的主要原因。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一切都围绕这一指挥棒而转。没法量化的素质教育在如此强大的指挥棒前基本上只是一句空话。即使进入大学后，由指挥棒的卡尺量出的标准化的学生，其后劲和创新能力几乎已消耗贻尽。既然如此，为何不取消高考指挥棒？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高考承担了过重的社会功能。从历史上看，传统的科举考试承担从社会底部选拔人才，疏导社会底部的原动力，给出路，并将其引向读书和仕途的功能，为社会底部的阶层提供升入上层统治集团的渠道。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超稳定，科举考试功不可没。时过境迁。建国后的一系列政策造成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迅速致富，东西部差距拉大，二元之间的分化加剧。1977年恢复的高考拨乱反正，以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取代种种权力的影响，不再需要付出如伤痕文学所描绘的惨痛代价，从而赢得国人的普遍拥护。然而曾几何时，在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改革开放到达关键时刻，高考却正在成为公众关注和争论的焦点。究其原因，乃是当代中国的高考承担了过多的历史重任和过重的社会功能。在二元社会里，农民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大致有三个途径：其一，进城做工，慢慢成为城里人。其实，现在城里人的父母辈或祖辈大多都是来自农村。其二，参军。其三就是高考。不知从何时起，第一条途径此路不通。农民进城打工变不了城里人，在工人的前面加上了农民的限定，终究还得回去，而回乡后，限定词农民便复归主角。第二条道路实在狭窄，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还有种种不公平的后门。剩下的就只有眼下涉及面最广，形式上也最公平透明的高考。农村青少年几乎把改变身份的唯一希望寄托于高考。如此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强大动力，当然是再苦再累也心甘了。心有不甘的是城里人。社会是二元的，而高考却是一元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明明是城里中学，也只好县中模式。一些著名的县中甚至堂而皇之将其模式克隆到城里，而城里人进而想方设法到真正的县中去上学。于是，城市向农村看齐。在大谈城市化的今天，这可真是中国特色的又一道风景线。面对这样的风景，面对二元社会的一元高考指挥棒，农村青少年只问跳多高，而城里孩子及其父母则怨声载道，能不跳就不跳。设法跳得低一点的是北京、上海之类真正有实力的城市：自己出卷，当然要比全国卷容易，考生录取的比例也高。这样，这些城里的中小学或许有可能发展素质教育，培育面向21世纪的创新能力。若干大学的自主招生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优势。还有一些城市和大学正在竭力加入这一行列。如此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二元结构，受到相关城市的欢迎；然而与此同时，也将二元结构进一步扩展到教育领域，挡上了农民几乎最后可以为之而一跃的龙门，至少使这一通道变得狭窄，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没有上述待遇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的批评。他们要求名牌大学的招生名额直接按人口或考生比例分配，认为由此方能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一方面，为提高素质，培育面向21世纪的创新能力，全国统一高考就成为诟病的对象。就是县中的老师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高考与人性的对立。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高考肩负着如此之重任弥合50年来所形成的二元社会所产生的裂痕，成为体现当代中国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地标。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是历史的拖累，面向未来的教育被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是完整和持续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是只不过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全国统一高考额外的社会功能。这就是两难的全国统一高考。此外，在高考中还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介于其中。历史不能割断，社会公正也必须得到伸张。但不能把宝都押在高考上。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反倒从根本上毁掉了中国的教育，毁掉了中国的未来。历史和社会问题由解决农民工进城、城市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户籍改革等途径来疏导，以还高考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本来面貌和地位。二、职业教育缓解高考指挥棒目前，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吁日盛，大多就职业教育本身而论。若将其置于整个教育之中，就会发现，职业教育的兴起有可能为缓解甚至从根本上改革高考制度提供契机。职业教育的起点低，一般初中毕业即可，18岁左右即可就业；而上大学要培养到高中毕业，就业则要到22岁或更迟，无疑加重了家庭负担。现有的职业教育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小城市甚至县城，因而贴近广大农村，相应的费用也较低，学生可以与家庭保持联系，帮助家务；而大学一般集中在大中城市，费用高昂，也不易与家庭沟通。本土的职业教育大多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特别在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上经过较充分的市场调研，因而毕业生的就业基本得到保障；而大学与市场相对较远，毕业生不对口甚至一时找不到工作近来已越发严重。职业教育的课程相对简单，对理论要求较低，强调操作和动手能力，主要是掌握规则后的应用，一般情况下并不在意规则背后的规律，学生较容易学会，这就降低了对生源的要求和学习的难度；大学则要学习较多的理论，注重规律及其推导，要求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学习有相当难度，对生源的要求也高。凡上种种都表明，在当前条件下，职业教育更适合于广大农村，为农村青少年就业并成为工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旦占青少年大多数的农村青少年有了如此广阔的大道，不再去挤高考的独木桥；一旦高考卸下社会层际流动的重任，还其被遮蔽的本来的教育职能，素质教育和培养创新人才也就指日可待。以上观点并非意味农村青少年只能接受职业教育，而城市青少年上大学。首先，大学的门依然敞开，不仅对城市，而且也对农村，依然体现公平、公开；同样，职业教育也面向城市。不同之处就在于，在狭窄的高考之门外向全体青少年开辟了宽阔的职业教育之路。其次，中国社会如此复杂，人员素质高低不等甚至相距甚遥，指望以高考一步提高和拉齐素质是不可能的。各色人等只能在其相应的基础上提高素质，不同层次的学校培育相应的素质。大学对素质的要求更高，同时也培养高素质人才，职业教育相应就较低。这不是鄙视职业教育，而是教育对复杂社会的适应，以及符合教育本身的多样化，是职业教育在当代中国教育中的正确定位。正是这样的定位，方可脚踏实地的提高农村青少年进而整个农民的素质。如此，则职业教育有可能架起中国社会二元之间的桥梁。实际上，一步拉平的高考貌似公正，其对量化指标即分数的膜拜实则对城市青少年不公正，在本质上等同于50年代对农民的不公正。同样，以高考分去衡量广大农村青少年而不考虑其基础和学习条件，难道不同样是对他们的不公正！再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二元社会形成已有时日，若干大城市的单独命题是将二元扩展到高等教育，此路不通。而指望以高考在一夜之间解决层际流动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拖累了高考及跟着其指挥棒转的整个基础教育，中国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也可能因此而夭折。教育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国情是制定教育战略的出发点。今日已不可能退回到50年代。在如此的二元社会，职校、大专纷纷升级，进而都来办世界一流大学显然背离国情。大力发展贴近农村的职业教育无疑符合国情。符合国情并非固定历史，相反，只有认可并从历史出发方可改变历史，舍此别无他途。再者，职业教育并非终点。有了适当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其中的部分人完全可以进入大学或更高层次的教育。如此，则职业教育有可能构建中国由历史通往未来的大道。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职业教育的视角重新审视乃至构建中国教育体系。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中国教育体系中都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其作用无足轻重。一旦意识到目前职业教育在当前的特殊重要性，就可能反过来对中国的教育体系有新的认识。具体而言，首先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只有将这扇门开大、开足，方可能从根本上，至少较大幅度缓解高考压力，使高考发挥正常的教育功能。于是，培养创新人才也就指日可待。取消至少弱化了高考指挥棒，面对更开阔的出路，更多样化的选择，以及更宽松的环境，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也就蓬勃地开展起来。其次，纠正近年来各类学校纷纷升级的热潮。升级的动机不外乎两个，其一，在官本位的大环境中，一旦学校升级，即意味着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官升一级。其二，学校升级，当地高级别的学校越多，那么地方领导的政绩自然显赫，升迁的机会也越多。然而升级后的学校却是日渐疏离经济主战场，疏离所在区域的经济和产业，疏离广大农村，一句话，疏离中国国情和发展战略。为了发展职业教育，中国的教育眼下需要的不是向大学升级，而是降级。不仅升上去的要降级，原有的也要降。当然未必真的把级别降下来，可以是向下兼容。相应地，高校也要变扩招为限招。不止不行。只有压缩不正常的高考，方能发展职业教育；压缩后的高考和大学也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大学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也才能在社会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各得其所。以上探讨了职业教育与高考的关系。显然，职业教育本身并非万能，从根本上说，在于教育与行政脱钩，以及进一步改革开放。; 个人分类: 教育|4660 次阅读|2 个评论

《职业教育会对社会带来多重收益》: lvnaiji 2009-1-28 17:47; 访东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吕乃基：科学时报记者王卉继2007年之后，今年高考报考人数又一次突破1000万人，当尘埃落定，很多人因为高考落榜而感到前途迷茫，但为跨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而暗自庆幸的一些人，也许将来还会面对找工作难的窘境。不能把宝都押在高考上。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毁掉了中国的教育，毁掉了中国的未来。面对大学生就业难已成热点话题，面对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声日盛，日前，东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吕乃基教授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作上述表示。吕乃基认为，一旦大批职校毕业生在当地，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业，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减少现在的民工潮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民工不流向东部，东部劳动力价格就会上升，由此将迫使资本流向中西部，进入国家所希望的梯度发展路径，或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转而走技术创新的道路。职业教育有可能缓解高考指挥棒，弥合二元社会，以及适应中国在全球化中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吕乃基说。本土的职业教育大多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特别在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上经过较充分的市场调研，因而毕业生的就业可以更大程度得到保障。吕乃基表示。他认为职业教育的优势还在于：起点低，一般初中毕业即可，18岁左右就可以就业，无疑相对可以减轻家庭负担；现有的职业教育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小城市甚至县城，相应的费用也较低，学生可以与家庭保持联系，甚至帮助家务。吕乃基说，一旦城市、农村的青少年有了这一广阔的大道，不再去挤高考的独木桥；一旦高考卸下社会层际流动的重任，还其被遮蔽的本来的教育职能，素质教育和培养创新人才也就指日可待。面对更开阔的出路，更多样化的选择，以及更宽松的环境，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也可以更大程度地开展起来。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全面赶超战略，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潮流之中，成为世界工厂，这就需要大量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的产业工人。然而，眼下在这些工厂里打工的主力军也就是农民工，却是四低一高的状态：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战略上的世界工厂和短视的农民工政策形成尖锐矛盾。《大国崛起》分析德国之所以超越英、法时指出，教育，特别是培养产业工人是重要原因之一。吕乃基说。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教育投入仍不足，中国职业教育尚处于边缘地位。吕乃基认为，根本出路是通过职业教育提升中国产业工人的素质，提高农村青少年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由此也才能改变农民工四低一高的状况。他同时认为，职业教育并非终点。有了适当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其中的部分人可以进入大学或更高层次的教育。顺理成章的是，随着职业教育培养的产业工人日益富裕和壮大，他们的购买力也就增大，于是，目前困扰中国的扩大内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由此还将逐步形成一个以蓝领为主的中产阶层。而众所周知的是，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有必要以职业教育的视角重新审视乃至构建中国教育体系。吕乃基说，当下，中国既然作为世界工厂，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相关人员所接受的教育显然也各不相同。对应于产业链，应有一个相应的教育布局。他认为应该纠正近年来各类学校纷纷升级的热潮。为了发展职业教育，中国的教育眼下需要的不是向大学升级，而是降级。至少要向下兼容。农村的高中也可改造为职校。同时，高校要变扩招为限招，以为发展职业教育开拓更多空间，而压缩后的高考和大学也才能发挥其正常的作用。大学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也才能在社会上找到各自的位置，改变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及由此所引发的知识究竟有什么用的困惑。。另一方面，大学还要承担的工作是，为迫在眉睫的职业教育培养大量师资。吕乃基同时强调，他并不认为职业教育长此以往将一直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价值链上所获甚少，却要付出不可再生的资源、环境和生态成本，同时还要面对反倾销等激烈竞争，在彼此关系上也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必然要在产业链上向两端延伸，以获取更高的价值。随着农村青少年素质的不断提高，随着二元社会渐次模糊，东西部差距缩小，以及随着中国在全球化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必将相应地调整教育布局，以培养更多创新人才。; 个人分类: 教育|4347 次阅读|1 个评论

两难的全国统一高考: lvnaiji 2009-1-28 17:08; 说起当前中国教育，高考指挥棒可以说是大部分问题症结所在。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一切都围绕这一指挥棒而转。没法量化的素质教育在如此强大的指挥棒前基本上只是一句空话。即使进入大学后，由指挥棒的卡尺量出的标准化的学生，其后劲和创新能力几乎已消耗殆尽。既然如此，为何不取消高考指挥棒？事情还得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说起。且不论前不久相关的争论，在封建社会，科举考试至少有三大功能。其一，从社会底部选拔人才，疏导社会底部的原动力，为社会底部的阶层提供升入上层统治集团的渠道。君不见，历次起义、造反，十有八九是由落第秀才领导，或参与其间。他们一再考不上，一怒之下便加入农民起义。显然，要是当时就明白这个道理，放宽尺度，定能减少次把起义。其二，从社会底部选拔的人才与地主不属一个阶层，统治集团以由此构成的官僚阶层制约地主，譬如刘庸，譬如李光地。其三，科举考试考儒家正统。于是不论愿意与否，试前必得熟读圣贤书。此三点用现在的话来说，一曰经济基础，二曰政治制度，三曰意识形态，正是构成一个社会的三大子系统。因而科举考试关乎“全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超稳定”，科举考试功不可没。时过境迁。建国后的一系列政策造成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迅速致富，东西部差距拉大，二元之间的分化加剧。1977年恢复的高考拨乱反正，以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取代种种权力的影响，不再需要付出如伤痕文学所描绘的惨痛“代价”，从而赢得国人的普遍拥护。然而曾几何时，在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改革开放到达关键时刻，高考却正在成为公众关注和争论的对象。究其原因，乃是当代中国的高考承担了过多的历史重任和过重的社会功能。在二元社会里，农民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大致有三个途径：其一，进城做工，慢慢成为城里人。其实，现在城里人的父母辈或祖辈大多都是来自农村。其二，参军。其三就是高考。不知从何时起，第一条途径不通。农民进城打工变不了城里人，终究还得回去；他们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工。第二条道路实在狭窄，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还有种种不公平的后门。剩下的就只有眼下涉及面最广，形式上也最公平透明的高考。农民几乎把改变身份的唯一希望寄托于高考。农村中学高三教室的黑板上方是这样的口号：要么到城里穿皮鞋，要么在乡下穿草鞋。横批，你看着办。“高考是山区孩子走出大山最体面的路径，也是改变家庭命运的最好出路”。如此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强大动力，当然是再苦再累也心甘了。心有不甘的是城里人。已经具有城里人的身份，再加上条条大道通罗马，要是能轻轻松松上大学，那就没有缺点了。遗憾的是，社会是二元的，而高考却是一元的。最终只能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高考就是骡子和马的竞技场。还是这句话：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明明是城里中学，也只好“县中模式”，明明已经穿了皮鞋，也只好在城里的“县中”上学。一些著名的县中甚至大摇大摆地将其模式克隆到城里，而城里人进而想方设法到真正的县中去上学。于是，城市向农村看齐。在大谈城市化的今天，这可真是中国特色的又一道风景线。面对这样的风景，面对二元社会的一元高考指挥棒，农民只问“跳多高”，而城里人则怨声载道，能不跳就不跳。设法跳得低一点的是北京、上海之类真正有实力的城市：自己出卷，当然要比全国卷容易，考生录取的比例也高。这样，这些城里的中小学或许有可能发展素质教育，培育面向21世纪的创新能力。若干大学的自主招生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优势。还有一些城市和大学正在竭力加入这一行列。如此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二元结构，受到相关城市的欢迎；然而与此同时，也将二元结构进一步扩展到教育领域，挡上了农民几乎最后可以为之而一跃的龙门，至少使这一通道变得狭窄，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没有上述待遇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的批评。他们要求名牌大学的招生名额直接按人口或考生比例分配，由此方能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个别高校也乐于这样做，以期博得一个好名声。一方面，为提高素质，培育面向21世纪的创新能力，非得废了全国统一高考不可。不是不要高考，而是不要“全国统一”。这样的高考与人性对立。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高考肩负着如此之重任——弥合50年来所形成的二元社会所产生的裂痕，是体现当代中国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地标”。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是历史的拖累，面向未来的教育被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是完整和持续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是只不过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全国统一高考额外的社会功能。这就是两难的全国统一高考。此外，在高考中还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介于其中。历史不能割断，社会公正也必须得到伸张。但不能把宝都押在高考上。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反倒从根本上毁掉了中国的教育，毁掉了中国的未来。历史和社会问题由解决农民工进城、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户口等途径来疏导，以还高考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本来面貌和地位，“恺撒的归恺撒”。在历史和未来的权衡中，未来无疑是目标。历史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存在，是对制定目标的限定。是面向未来，还是屈就历史，答案就写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个人分类: 特别推荐|3927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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