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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术界最缺什么？: 热度 26 wangdh 2020-1-20 15:02; 当今学术界最缺什么？王德华应该说现在不少单位不缺经费，不缺先进仪器设备，也不缺教授、博导、博士和研究生。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学界好像有些方面出了问题，觉得有些事情应该早点进行纠正或引导。由于缺少一些东西，所以学界内外都不是很满意。那么，我们现在缺什么呢？ 1、当今学术界缺少一种精神：小一点说是缺少专业精神，或称职业精神。大一点说是缺少奉献精神和家国情怀。 2、缺少一种环境和氛围：缺少静心思考做学问的环境。缺少温馨宽松能够静心的氛围。 3、当然也缺少一些人：缺少安心认真潜心教书的教师。缺少安心认真潜心做学问的学者。缺少安心认真潜心做学位论文的研究生。说缺少，并不是说没有。因为缺少，所以就需要，尤其在当今环境下，非常需要。; 个人分类: 个人随感|8071 次阅读|78 个评论

管窥：做学术人当具备的能力: 热度 16 jianxu 2012-5-5 12:03; 网上潜水，时不时地看到年轻人们为要不要做学术哥（妹）而纠结。读硕，还是读博？纠结。读完博，去公司？还是留在学术圈？又是一番纠结。做成功的学术人当具备的能力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算得上是秘笈），或者说至少应该在这些方面注意历练：提出问题的能力。做研究最关键、最核心的活动就是提出问题。难怪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真正能够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只有做了才会懂得。做学术人，就是用自己的时间与生命加上烧去经搏弈得来的金钱去解决问题。所研究的问题越重要，工作的意义就越重要。工作有意义也就顺其自然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否则妄为学术人一场。旧的问题解决了，又要去寻找新的问题。平生便如此循环往复。劳伦斯 × 布拉格教育他的学生，“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直接靠近、研究它们，不要在琐事上浪费时间 ××××× 。” 有必要经常发自内心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去做，又会怎么样？学术人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要花在寻找问题上。在重要性与可行性之间寻找平衡。问题难了，挑战性太强，收不了场。问题太简单了，在低水平上徘徊，无聊至极，还不如歇下来喝杯铁观音。 Leader 与 Assistant 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够提出问题，而后者则要靠别人来告诉问题。反之，靠别人来告诉问题便当不了真 Leader 。不断学习的能力。爱因斯坦说，“ 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知识终生不懈的追求。 ”既然要不断地尝试去解决新的问题，也就必然要不断地去拓宽自己的知识，补充新的知识。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充电”。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信念，与时俱进。拘泥于已有的点墨，畏惧学习接受生僻的东西，实际上已经离 out 不远了。学术人，自当是“活到老，学到老”。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会是相同的。知识不求拥有，但求掌握运用，实则是创造新知识的基础。拥有知识，仅仅是创造新知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创造力的飞翔尚需插上洞察力和想象力两只翅膀。有必要经常发自内心地问自己，作为学术人，我创造出过新知识吗？表达能力。包括文字的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在《厚黑学》中，李宗吾将二者概括为四川话的一个“冲”字）。货真价实的学术成果终究要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传播，发表是必须地。同样的结果，为何有人能够策划出美文，道出娓娓动听、引人入胜的故事？而在另一些人的手里就是一杯白开水。实验数据如同剧本，只有睿智的导演才能导出好戏、大片。酒香也怕巷子深！学术成果如得不到传播，便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讲学和报告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知识的传播，更会在与同行（甚至是外行）的讨论中催生新的思想。让尽可能多的人分享你的成果，让尽可能多的人懂你，才会享受到学术人生的快乐。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都说乔布斯的报告精彩，其实秘笈只有两条：一是精心准备与策划，二是练习与预演，达到炉火纯青。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魅力的背后是心血。好工作只有插上好的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两只翅膀才会飞得更高、更远。相关链接什么样的工作算是好工作？看乔布斯怎么说？难在知其所以然哪些人不适合去做科研？与其多 “ 劳力 ” ，不如多 “ 劳心 ” 学者型科学家正在走向 “ 濒危 ” （图片来自网络）; 个人分类: 科研感悟|8948 次阅读|17 个评论

学术人的制度8: martin_goody 2009-2-3 15:45; 第八章学术的结构 ——从爱因斯坦、华罗庚谈起爱因斯坦是20世纪德国的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华罗庚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数学家。他们之间不管在隶属的学术共同体方面还是在所研究的学术领域方面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但是，他们的学术经历却体现出了某种相似性。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他们曾经远离学术机构，不为人所知，通过相对论、阿贝尔问题的特殊事件，他们的学术生涯发生转折，逐渐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权威的地位。他们的学术经历具有传奇的色彩，以至于可以认为是闯入了学术中心。他们对自己所钟情的领域的具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对领域中所关心的问题的思考。这种情感可能受到了各种实际利益的驱动，例如改变现有的恶劣的生存状况，但这种实际利益的考虑如果不是附着在对领域的情感之上，也不能作为一个动力激励他们长期地做着没有兴趣的事情。这是学术人对学术产生的学术情感，它学术人在心理层次上同学术产生的关联，它是激励学术人在学术领域中投入时间、金钱以及各种可能抛弃的生活条件，它促使学术人持续不断地向学术领域进行这种投入。在学术具有了职业的特征，成为一个个体可以改变自身社会身份和生活条件的手段和资格时，它就更能吸引大量的社会个体对其产生趋利行为，并且向学术情感转化。爱因斯坦和华罗庚都并非天生是喜爱物理、数学，而是在学校的环境里产生了对某个领域的兴趣，而且学生之间的竞争也致使他们在自己所擅长的学科领域中保持优势。兴趣以及由于擅长而获得自信、尊重的社会利益将不断地刺激他们获得对物理和数学的情感。如果缺乏了学术情感，爱因斯坦、华罗庚跟学术中心的联系也可能因为各种事务而中断。他们的学术生涯中，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相似特征是在他们远离知识机构的生活中同学术界的联系也不曾不间断，他们不断地发现问题并写作论文，依靠期刊参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交流。正是这种期刊式的学术交流，使得他们在论文中表现出来的才能被发现，从而实现个人学术生涯的转折。在爱因斯坦离开大学之后的业余时间里，他保持了对物理学的思考，1900年他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毛细现象的论文，此后又向苏黎世大学提交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1903年成为伯尼尔自然科学家协会会员，1905年又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是狭义相对论的奠基之作。它得到了编辑普朗克的推崇，并且因针对该文的讨论使得爱因斯坦不断地获得学术知名度。同爱因斯坦相似，华罗庚在业余时间同样保持了对数学的思考，而且是在一个缺乏数学讨论的氛围中。他在数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或给编辑部发信，1930年他对五次方程解法的质疑和分析的论文得到了初创的清华数学系熊庆来的认可，并且极力地创造条件使华罗庚能够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中获得教职。他们的学术生涯同另外一些学术人的学术生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些学术人获得各个等级的学位，通过学位的累积证明自身的水平，从而获得居留在知识机构中的资格和学术人的身份。这些学术人的学术生涯保持了学位的递增秩序，由于学术结合在教育制度中，他们的经历是从低端的初等教育一直过渡到高端的高等教育。爱因斯坦获得博士学位是在狭义相对论诞生之后，而且是在其被学术界承认之后的给予的。华罗庚则只有初中学历。学术中心和学术边缘爱因斯坦、华罗庚的学术生涯发生转折之后，他们不仅改变了以往与学术领域内知名度高的权威人物隔绝的情形，而且逐渐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们不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在这个领域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学术人，而且他们也把一些学术人聚集在他们的周围，构成一个讨论交流的共同体。在知识机构中，他们可以开设讲座，招收研究生。这是学术存在的一种状态：学术中心。爱因斯坦、华罗庚在其学术生涯转折之后，就处于进入学术中心并营造新的学术中心的学术历程中。相对于学术中心，他们在发生转折之前，处于学术的边缘。学术中心具有明显的标志，这些标志可以把一个学术中心从它的学术背景中区分出来。首先，学术中心具有一个或者多个公认的权威人物，现在把他们称为权威学术人，在这些权威学术人周围集聚着其他的学术人，他们以等级和星系型形式组织在一起。其次，学术中心具有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的范式，并且能够在公共的学术交流中获得承认。第三，学术中心能够集聚经济资源，支付由于人员、交流和传播等所带来的费用。在现代学术制度中，学术中心同知识机构结合在一起，学术具有了职业的特征。扶持学术中心学术中心成为知识机构的追求之一，它影响了学术中心的生成和发展。学术边缘是相对于学术中心而提出的概念。当学术人或者一种学术领域处于较低的影响力，缺乏当下的学术认同或者仅存在于几个人之间的私人交流，学术人组织形式松散，没有等级化特征等状态中时，我们就说，该学术人或者该学术领域处于学术边缘的状态。显然地，学术主流处于学术中心的状态，非主流乃至末流相对于学术主流来说是学术边缘。同样地，学术主流的学术人处于权威学术人的状态，而非主流的学术人通常是边缘学术人。表1、学术中心与学术边缘在特征上的比较学术中心学术边缘组织形式等级、星型无等级特征，基于兴趣的资源（社会、经济、人员数量）集中，数量大分散，数量小，其他方面处于公共领域处于私人领域明显的，具有社会名誉的潜在性的学术承认程度高学术承认程度低在同一个学术领域内，不管这个领域多么的细微具体，只要它存在学术中心，它就会存在着权威学术人和边缘学术人。在这个领域中，学术人在该领域中的地位是按照等级秩序排列的，权威学术人总是那些对该领域做出被承认的贡献的学术人，他本人以及他的学术——本来是个体性的事物——被作为学术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加以保存、研究。边缘学术人尽管隶属于学术人群体，但他本人以及他的学术并不能享受到同权威学术人一样的学术待遇。那样的情况，只能赋予在权威学术人的社会标识上。学术中心和学术边缘，权威学术人和边缘学术人，这两对概念概括了学术世界里等级结构的轮廓。一个为学术奋斗的学术人，他的学术经历总是具有这样的倾向：从学术边缘过渡到学术中心，从边缘学术人过渡到权威学术人。作为一个学术人必须在这种流动倾向中不断努力，保持既有的学术地位或争取更高的学术地位。这种努力的表现是：不断地克服各种关卡考试或筛选以及生活的困难，从而塑造或自我激励地产生对领域的情感；不间断地了解领域刊物的动向并积极参与刊物交流、发表论文，识别学术中心人物并且建立关系（信件）。学术中心和权威学术人的身份具有各种优势条件，吸引学术人不断地为得到这两者而努力工作。学术中心和权威学术人身份意味着相对充足的资金，丰富的研究资源，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来自学术界的承认而带来自信心和被尊重的感觉，支配学术的权力，获得其他社会资格的优先性等等。这些优势的条件，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以及社会方面的，它们是学术世界里的稀缺资源，具有诱使学术人追逐并且珍惜的功能。因此，在学术中心和学术边缘，权威学术人和边缘学术人之间产生的差异，不仅致使学术世界存在等级结构而且还促使在这个学术等级结构中发生学术人的流动。跃进与序进跃进和序进是学术人实现从学术边缘到学术中心，从边缘学术人到权威学术人过渡的两种方式。显然，从学术边缘过渡到学术中心与从边缘学术人过渡到权威学术人并不总是一个同一的过程，但是跃进与序进是这个过程中最为概括的两个方式，它们是学术人学术生涯中表现出的过渡线条，各种具体而且细微的方式隐含在这两种方式中。通过这两种粗糙的轮廓性方式，能够为了解和研究更加细微的方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跃进是学术人的某种特征被学术中心的权威学术人捕获，从而产生社会机遇使得学术人能够同学术中心和权威学术人发生关联，通过各种具体的方式进入学术中心，过渡到权威学术人的方式。学术人的特征通常是被学术中心——最重要的是权威学术人——所赏识的特征，一般是学术人的学术见解和因此而表现的学术能力。这种方式以学术交流和学术理解为基础，发生在学术世界内部，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干涉，因此，可以把这种方式理解为学术世界里纯粹以学术发生等级分化的方式。在现代学术制度中，跃进的方式往往是具有打破常规的特征，例如学术人缺少通常的文凭，缺少学历等，因此，它总是赋予学术人以传奇色彩。爱因斯坦和华罗庚是以这种方式完成向学术中心和权威学术人过渡的重要转折。现代学术制度把学术等级明晰化，以各种具有差别的社会符号例如教授、讲师等体现学术等级，在不同的等级之间存在着在社会、经济和学术等方面的各种差异。学术人以及学术中心同现代知识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入学术中心或者成为学术人的首要标准是进入知识机构，这增加了学位的重要性。学位以等级的形式分布在教育制度中，这种分布致使社会个体在获得教育资历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学术的资历。社会个体按照学位等级逐级获得直到进入知识机构获得教职的最低学位就具有了成为一个学术人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个体可以选择获取某些具体的知识机构所颁发的学位，由于学术中心同知识机构结合在一起，学术中心的名誉同知识机构是一体的。通过这种方式，学术人也可以进入学术中心并且具有获取权威学术人的可能性。我们把这种按照学位等级逐步上升而获得各种进入学术中心及过渡到权威学术人的方式称为序进。显然，普朗克以及熊庆来都是使用这种方式的学术人。在现代学术制度中，序进是主要的方式，它反映了学术制度刚性特征。因此，是否遵循学术制度的刚性是序进和跃进方式之间主要的差异。学术制度的刚性在教育制度中产生了一些最低资格的规定——例如对外语的要求，对各科最低分数的要求，不能偏科的要求——这些规定构成了类似关卡的约束机制，它对教育制度中的个体实施筛选，其标准并不是仅仅针对学术发展，因此，通过这些筛选机制并不能保证所有适合学术的社会个体能够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于是，注定有一些具有学术潜力的学术不能通过序进的方式进入到学术中心，这些不能通过的学术人就不得不采用跃进的方式实现他们对于学术所给予的情感。教育制度鼓励学术人使用序进的方式逐步进入学术中心，并且它倾向于使学术人遵循既有学术。这主要是因为，学术序进中的约束机制同既定的学术中心存在直接的关系，它对任何新的学术分支采取了审判的态势。如同宗教对于科学的审判一样，它将影响到新的学术分支尤其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学术分支获取到充分的发展空间。在教育制度中，存在一些政策鼓励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获得类似跃进的机会，例如本科水平的直博政策，它同样是鼓励那些在既定学术领域中遵循范式的发展。在学术世界中，“马太效应”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是指那些具有良好发展条件的学科、学校，在发展中积累的资源越来越丰富，相反，那些努力争取资源的学科、学校却越来越没有资源。朱丽曼在其针对诺贝尔奖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诺贝尔奖中的马太现象。研究发现，在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物之间，具有大量的师生关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有可能训练出诺贝尔奖的下一个获得者。原因可能是拥有良好的研究资源，能够预测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等等。但从现在所讨论的角度看，这种效应只是学术等级制度的产物。学术中心倾向于保持它本身的学术地位，因此各种有助于这个目标的手段都有可能被使用。优势的资源和学术世界中主流的学术问题结合形成的学术中心，使其在解决问题，生产学术方面不仅具有速度上的优势，而且具有选择哪些问题才是值得研究的的影响力。同这些学术中心发生关系，甚至是跟随其中的权威学术人都将为学术人带来不止是学术方面的利益，他将在研究手段和问题上占有优势。这样构成的循环表现为“马太效应”，它强化了学术的等级分化程度。具有被承认的学术成果是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权威的充要条件，这既适用于跃进方式也适用于序进方式。但它并不是唯一能够影响等级过渡的条件，权威人物的认可所带来的学术机遇，学术人的学术成果的承认难度等都可能影响过渡。在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中，如果缺少了普朗克的赞赏和推广，相对论也不能够迅速地传播，而相对论本身具有的理论猜测性，缺少实验数据的证实的情况也致使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不被完全承认。对这些条件的分析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学术中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否是有助于学术的发展的，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竞争的学术世界通过爱因斯坦、华罗庚的个人学术生涯，我们解读到学术世界中学术中心和学术边缘，权威学术人和边缘学术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它造成学术人从学术边缘到学术中心的流动，从边缘学术人转变为权威学术人的过渡，跃进与序进是实现这种转变的两种方式。然而学术中心以及权威学术人总是学术世界中具有稀缺性的学术资源——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下，竞争的强度不同——指向它的流动过程必然地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尽管学术成果在跃进和序进方式中都同等重要，但序进的方式更贴近现代学术制度的等级分化特征。在序进方式中，不断地获取学位资格构成了学位资格的积累，它对于每一个参与教育制度的个体来说，都是能够获得的最基本的积累。它并不足以构成在学术人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在现实中，面对大量意图进入学术中心的学术人是无法从这些积累的资格中得到谁更适合的结论。学术制度在两个方向上促成资格的分化，使得辨别不同，区分优劣的条件成为现实：在纵向上，学术等级不断地延伸，它促使学位资格不断地细化，区分更多的标准，在横向上，它在促使学位资格分化的同时，也制造其他与学术相关的资格，例如奖励资格，学校学术水平的排名，各学校同一专业学术水平的排名。这些方面的组合构成了在不同学术人个体之间的可以区分的条件，详细考察各水平大学在聘用学术人的时候所设定的聘用标准，就可以看到这些条件所起到的区分作用。在序进方式中，依赖教育制度，学术人需要不断地获得最佳的组合，才能使得自身获得更大的优势进入到理想中的学术中心。因此，序进即是学术竞争的反映，也是学术竞争的结果。而跃进的方式缺少各种资格的积累，它使得学术成果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实现跃进的学术人，一般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成果。学术奖励形成一种鼓励学术竞争的力量。针对不同学术水平，年龄，学术成果的水平或类别，荣誉性质等特征，学术奖励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分化局面。细化并具有针对性的学术奖励使得奖励本身具有明确的导向性、限定性。一些学术奖励积累了荣誉，变得更加重要。在学术奖励之间，形成了相对的重要等级。例如，诺贝尔奖对该奖项所涉及领域的学术人来说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奖项虽然也涉及同样的领域，但其影响力却相对较低。在每一个具体的奖项中，都包含两个因素：奖励的期望和奖励的等级。奖励的期望规定了奖励授予哪些人，哪些领域等条件，而奖励的等级把奖励划分成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等级形式，一些奖项并没有明显的设计这种等级形式，但任何奖励都可以吸引远大于得奖人数的个体参与，这实际上已经在获奖和不获奖之间制造了等级形式。诺贝尔奖没有明显的等级形式，但它的运作同样产生了第四十一席现象。等级形式并不一定是明显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奖项中构成了参与奖励的学术人个体之间在某些方面的差异。奖励的初衷总是希望人们表现出奖励所期望的行为或状态，学术奖励中同样地包含着对学术人的期望。通过奖励等级吸引学术人自律地产生奖励期望中所规定的行为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学术人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不管是中国的学术界还是西方的学术界，学术奖励都是在近代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新事物。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人的自律性行为与早期学术奖励对这种生产学术的鼓励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代学术制度中，学术奖励依然在维持着这种鼓励。学术奖励不仅促成学术生产成为学术人的主要行为之一，而且通过它的鼓励，在生产学术上，学术人之间展开竞争。竞争成为现代学术制度的特征之一，它使得现代学术制度不断地抛弃陈旧的知识，刺激新知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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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的制度7: martin_goody 2009-2-3 15:44; 第七章现代学术体制的特征分科学术类型以不同的状态存在于社会中。区分不同的学术类型可以根据两个标准，首先是学术语言。它是叙述的工具，并且产生概念以及具有独特特征的运用规则。在文学与社会学，科学之间，尽管它们都使用一种通用语言，例如英语、汉语来表述，但这些通用语言的使用程度是不一致的，而且通用语言是作为叙述的背景来使用，在这种背景下才能使得文本的意思得到表述。文学与社会学的著作依赖于通用语言的使用，但是它们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概念。尽管这些概念依然是通用语言的要素，但概念的指称和运用是不同的。一些概念是从文学研究中借鉴到社会学中的，也有一些概念是从社会学借鉴到文学研究中的，这种借鉴并不能完全地把两个类型的学术归结为相同的性质，而是伴随这种借鉴而发生变化。借鉴的概念并不能直接应用。自然科学对通用语言的使用程度限于保持文本的连贯性和简练，在可以避免使用通用语言的时候，它们必然地选择使用学术语言，使用数学程式来叙述，即便依赖一些简练的符号，也可以跳跃性地叙述。其次是学术类型的问题域。在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产生差异，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问题域。每一种学术类型都是附着在一定可区分的对象之上的，它总是关于某种事物或者某个方面的学术。数学、物理和化学在语言使用上都依赖数学，而且都被归为自然科学的范畴，但它们之间的问题域是截然不同的，数学集中在量的关系上，物理集中在物体构成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上，而化学集中在物体构成与物体相互反应的关系上。总之，可以通过追问一种学术类型关心什么问题而获知它们的问题域。在同一个问题域下，也可以有多个学术类型。问题域并不总是意味着具有单一的学术类型映射，问题域本身的解答并不存在唯一性。对一个问题域的解答往往是多个学术类型既关心又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过程，它同学术类型的概念体系和运用法则是相关的。通过结合这两个标准就可以区别出各种学术类型。学术类型之间的差异是其生存的特征之一。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指学术类型之间的孤立，也不是指一种学术类型的自足式变迁。由于学术社会效用的存在，在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确实存在生存状态上的差异，有的学术类型集聚了众多的学术人，而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它对社会生活的侵入程度深，相反，有的学术类型就只限于狭小的范围和人群，甚至是个人的私人议题。但是，学术类型也存在另外一种生存的状态，那就是聚合的状态。由于在学术语言使用上的相近，或者在议题上的同一和相近，或者由于在学术类型之间的社会效用上的互惠和相似，它们以彼此影响的形式获得发展。在传统社会中，儒学对其他学术类型的发展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但各种文学形式却伴随它而得到发展和变迁，影响了文学研究。现代学术制度，分为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也是因为学术类型在学术语言、问题域等方面的相近而划分的。数学的发展可以为物理的发展提供帮助，例如，发展的黎曼几何为广义相对论的表述提供了数学工具，而物理的应用也表达了曲面几何所具有的物理意义。语言学的结构概念和分析同样影响了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为它们扩展了议题和内容。学术类型之间的差异和聚合是学术类型生存的两种理想状态，在每一种学术类型的生存中，这两种状态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在传统社会中，普遍缺乏一种公共的学术制度，不同的学术学术类型依赖家族、交游等方式组成共同体。学术的发展隐藏在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受其所结合领域的影响大。各种学术类型既被这些生活领域所分割，又因为对议题的解决而聚合在一起。道教的炼丹术不仅具有对人性的哲学思考，而且结合了对自然的认知。受其宗教生活领域的习俗、组织约束，这些学术类型缺少产生社会效用的可能性。学术类型依赖于其持有者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通过其学术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来辨别学术类型的聚合状态。儒学获得了政治的支持，并且渗透在社会结构之中，它对儒学经典的诠释以及儒学文化的衍生导致了聚合在其周围的学术类型的发展，包括文学、哲学、考据、语音学等，它们同儒学之间建立的学术效用能够提供给它们以“儒学”的学术标签，在整个传统的学术制度中取得发展的可能性。传统社会中，学术类型对社会生活领域的依赖，以及对强势学术类型的依赖，使得学术类型之间的差异被集聚状态所淹没，减少学术类型社会效用建构的可能性。这限制了学术类型的差异性裂变，也限制了一种学术类型对应多种社会效用的建构的可能性，使得任何一种知识机构的建立都难以维持多种具有巨大差异的学术类型的并存。即便存在按照不同议题分类学术类型的分斋教学，也只是一时的境况，不能普及甚至得到认可。在传统的学术制度中，这种机构既缺乏稳固的财政支持，也缺少学术类型社会效用的建构。在晚清时期，西方学术类型不仅对传统的学术类型造成压力，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同传统学术类型存在巨大差异的学术体系。西方学术类型所具有的学术类型差异存在的特征促使了传统学术类型发生裂变，尤其是西方的学术类型逐渐在社会中获得普遍的社会效用，取代儒学成为获取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资格的情况下，裂变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不得不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变得更加明显，日益完善的教育制度迫使各种传统的学术内容按照其差异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学术类型。传统的按照聚合状态分布的学术类型转变为按照其差异性重现布局。学术对学术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依赖减弱了，而转变为学术类型赋予其学术人以身份，学术人按照学术类型的差异获得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情形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另外一个基础是民国时期，教育制度的建立和稳固。晚清时期的新式学堂以及建立学制的努力在民国时期得以继续，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内形成了具有等级分化的教育制度，并且通过分科增强了内部的学术差异性。在民国建立之后，晚清时期出国留学并接受比较完整的西方学术训练的新型学术人陆续回国，他们的学习经历以及掌握的学术类型促成了大学中学术组织的建构。社会危机和变革所赋予西方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不仅给予了它们发展的空间和制度设计，而且赋予了它们权力：教育制度的设计需要符合西方学术类型的差异存在状态，而且传统学术类型也必须解构为差异性的学术类型才能适合教育制度的规范，得到发展。传统学术人所感受的挣扎和痛苦以及学术类型的分裂，大部分都是源于这种变迁的过程。至20世纪30年，在中国的版图内不仅以政府资金支持的大学具有了规模，而且私人资金支持的私立大学也经历了两轮的创办高潮。在一些具有实力的大学里，新的学术类型不断地得到建制，各种系、科、研究所建立起来，尽管学术人的数量稀少，但由于制度的持续性，数量仍然是处于增长的过程中。民国时期，教育制度内一幅分科的图景不断地完善。不管是在高等教育层次，还是在普通教育层次，都是以学术类型的差异性组织教学，建构制度。多种学术类型在同一种知识机构共存，并且具有等同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整个教育制度中，学术类型以其差异性为教育科目和学术组织提供了基础，同时，学术类型在学术层次上的分化也使得它在教育的层级中因为教育对象的差异而逐层分布。这就形成了教育制度中的学术分科现象，它既破坏了传统的学术制度，也成为新的学术制度的构成部分。分科是学术类型同教育制度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学术类型凸显其差异性，并且获得教育意义的情况下才得以在教育制度中实现的。在历史的变革中，它一方面是西方学术类型社会效用的建构和儒学地位下降的过程，一方面也是西方学术类型对传统学术聚合生存状态的解构。在传统学术制度中，学术人的身份是多重的，并且具有“通才”。因为学术并不能成为唯一一个使学术人获取社会身份的主要因素，而且学术的聚合生存也致使学术人能够通晓相关的学术，尽管这种通晓可能是较浅层次上的通晓。分科导致学术人丧失通晓多个学术类型的可能性，学术人选择的学术类型不仅给予他一个社会身份，而且使得他依赖这个身份获取生存的资本。同时，大学开始按照学术类型的差异提供稳定的分科教职，吸引相应学术类型的学术人，这导致学术发展的专门化，使得学术类型具有了发展的独立空间。分科把学术人引向职业之路。传统的学术人开始摆脱社会生活领域所产生的限制，进入到大学的分科体制中，获取薪水维持社会生活。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使得学术能够具有更多的建构社会效用的可能性。分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人生存环境，以学术类型作为标识，学术人构成了不同的学术人群体，并在其内部公开学术信息，选择议题和研究的方式。在大学等知识机构中，院系，研究所、中心，以及讲授的基本组织例如讲座制是主要的学术制度。在民国时期，既存在具有多科系的综合大学，也有只教授单一学科的单科大学。知识机构的这种状态同样是学术类型差异在行政管理上的体现，而不仅仅取决于资金和人力。学术类型的状态限制着学术机构的形貌。在大学中，院系构成大学的二级层次，但在院系之间联系并不是非常频繁，甚至没有往来，学术类型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学术类型在议题、概念等方面越来越丧失掉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的可能性。这种缺陷在新的问题域出现并且需要多种学术类型加以分析的时候表现的就更突出。在每一个院系内部可能同时并存着不同的学术类型，这取决于设立院系的初衷，以及各种学术类型之间具有的彼此之间的学术效用。因此，院系统一了学术类型的差异和聚合的状态。研究所、中心是规模比院系小的研究组织，它把学术人集中在一起，而负责某一专门问题域的解答。它在鼓励专门问题域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许多新的学术类型在从私人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的过程中都曾借助研究所、中心的形式。它的规模小，从而在资金支持上可以从较低的水平开始，在其逐步的发展过程中确定是否继续支持。它也是把学术生产结合在大学中的一种制度。在民国时期，这些研究所、中心提供了职位，容纳新型学术人从事专门化的研究。它巩固学术类型的地位和意义，并且使得隶属同一学术类型的学术人能够在一起合作。研究所、中心推动了新的问题域的开拓，并具有产生新的学术类型的可能性。讲座制在其形式上保持了同传统学术人集聚的相似的特征：它有一个主要的学术人，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同时在其周围有多个辅助的人员，不仅参与主要学术人的研究，而且也是辅助人员。在传统学术制度中，围绕在一个主要学术人周围的自发的结构也是这样的。讲座制把这种学术中心的构成制度化，使其能够起到促使学术生产的效果。它把主要的学术人的私人议题有效地上升为公共议题，这种效果需要保证主要学术人的学术地位；同时，它也刺激主要学术人的学术生产，它迫使学术人生产学术以保持自己的学术地位。因此，讲座制容易产生学术霸权，压制其它私人议题的转化，但也能促使学术生产。唯一的条件是，保证学术人的生产是高质量的。不管是院系，研究所、中心，以及诸如讲座制等教授形式，都促成学术类型的分化和重新聚合。专门问题域的研究只能导致新的学术类型的产生，在学术生产成为大学等知识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的情况下，没有哪一种学术类型能够保持一种状态而不谋求变革。在教育制度中，学术具有的教育效用并不是依赖其既有的内容而是依赖于新的内容所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资格效用而衍生的。教育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必须参与的制度只是因为其容纳的各种学术类型的各种效用已经深刻地渗透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学术人的学术职业民国时期，教育制度的完整趋势以及具有规模和分化的大学、研究所等知识机构对学术人融入社会的方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教育制度不仅在普通教育层次提供了大量的教师职位吸纳学术人，并且在高等教育层次的知识机构中，也同样吸纳着学术人。在这两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和知识机构之间，出现了对应于学术类型层次的等级性，学术人的精英集中在高等教育层次的知识机构中，而大量的平庸学术人集中在普通教育的教育机构中。在这两种层次的机构中，学术人的生存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状况。在历史的过程中，这种差异越来越明显，它的根源在于学术类型被赋予的意义不同，其社会效用不同。在普通教育中，尽管同样存在学术类型的分科差异，但其教授的对象以及学术内容层次的相对简单，致使它所包含的学术类型是一种被教授，被掌握的，是赋予了教育的意义的。它对完整并且具有倾向性地传播学术类型的要求远大于对生产学术的要求。另外一个方面是在普通教育中，学术类型的内容只有通过一套转换的机制才能成为教育的内容加以使用，也就说，在普通教育中教授的学术内容首先是被有倾向性地加工过，而不是原本的学术内容。普通教育吸纳了大量的平庸学术人，这种情况改变了既有学术人在社会中获取生存资本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增加了一种新的途径。它看似并没有改变学术人曾经具有的教书先生的身份，但考虑到教育机构被国家的财政支持并受到国家的控制，就可以理解在这里发生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教师成为国家机构中的一部分。扩大的教育机构不断地需要更多的学术人，它刺激了民国时期师范教育的建立和变革。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普通教育机构的稳固，实际上达到了刺激学术机构出现和发展的效果。一方面是对培养教师的需要刺激师范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机构对各种学术类型的教授刺激了各种学术类型在知识机构中的出现。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每年都有一个增长，每年在吸纳的学术人总量上也都有增长。民国时期，书报编辑以及出版业也把许多学术人集聚在周围。这些工作需要有学术类型的支持，但它同传统社会的学术人所能进入的社会领域是一样的，对于学术人而言的确是没有什么不同。在传统的学术制度中，学术人主要进入的社会领域是科举、幕僚、教书先生和典当柜台。同编辑一样，它们都只是学术类型的一个应用，是学术的社会效用的一个衍生方面。随着出版业的发展，经济利润发挥主导作用的时代里，学术类型所产生的这种社会效用不能导致学术类型的独立和急速发展，而是在约制了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如果社会领域没有遴选出问题，那么学术类型就可能处于应用的层次，而发展就以低速的状态发展。洋务运动之后，近代工业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发展，受到西方社会形貌的影响，各种新的社会领域正在开辟和生长。在这里领域中，包括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都需要各种学术类型及其学术人的参与。各种学术类型开始获取多重的社会效用，这种情况直接诱使人们对新式教育的追求，并且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获取这种教育。实际上，国家对西方学术类型的青睐，采用公费留学选取优秀学生留学海外等鼓励行为导致了新式教育迅速成为一种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格。它一方面使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学人数大量增加，另一方面促使内部的教育机构规模不断扩张。在新的社会领域开拓的同时，传统学术制度中，学术人选择进入的社会领域也产生了崩溃和转换。科举制度的废除，迅速减少了利用儒学追逐官僚身份的人数，但科举的废除并不意味着荃选官僚的废除。学术类型的分化使得法政学科获得了进入仕途的社会效用，在这种效用的刺激下，民国时期，大量的独立法政学院建立并且发展迅速，法政也成为大学中的一个院系，人数也较多。旧官僚的解体也伴随着幕僚身份的获取成为不可能。依赖传统学术的社会效用所建构的社会生活领域随着它的根本的崩溃和削弱而变得容纳力量微弱或者消失。它迫使学术人发生转变，寻找新的领域。民国初期，在留学归国的人们中间，有些人是从事着编辑甚至是普通教育的工作，尽管他们的水平已经是学术人中的精英。这表明学术制度转变中所发生的秩序紊乱。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才逐渐减弱，学术等级才在教育制度中恢复。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不断增多，提供了逐渐增长的职位吸纳学术人中的精英。它作为一种生存的方式提供给学术人，并且在各种方式的比较中，它给予的经济报酬是较高的。这也对学术人构成吸引，在动荡变革的时期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并且能够受人尊敬已经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了。但在经济追求之外，学术人的认同和追求也影响他们选择居留在学术机构中。在留学海外，接受较完整的西方学术训练的学术人中，既具有研究的学术认同，又具有以发展学术达到富强国家的理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民国时期大学内部学术组织不断完善的时期，也是大学兴起的时期。大量的学科和院系通过留学的新型学术人以及从传统学术人中分裂出来的新型学术人得以建立起来。完善的学术组织增加了对学术人的需求，它就像是连锁反应，不断地要求学术机构吸纳学术人。大学等知识机构吸纳学术人是通过聘用制度实现的。不管大学等研究机构的设立者的性质是什么，聘用制度都是把学术人同知识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制度。这个制度既可以在学术人与知识机构之间设立宽松的责任和义务，也可以刚性地执行苛刻的条件。它控制着学术人进入知识机构的关卡。民国时期，学术人的数量少于制度所能容纳的学术人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聘用制度的关卡就不得不宽松。随着这种数量之间差距的缩小甚至扭转，聘用制度的关卡就可以执行筛选的功能，但这种条款的变化遵循着学术等级的分布，学术机构倾向于优先容许精英学术人进入，这并非仅仅是作为一个常识来加以理解，而是反映了现代学术制度竞争的本质。这种数量的变化不仅能够影响到聘用条款的变化，而且也能影响到聘用评价主体的变化。民国大学在聘用主要学术人的时候，校长起到了主要的作用，随着学术人群体的发展，聘用可以只集中在学术人集中的院系。作为控制学术人进入的制度，对学术人最好的评价来自于学术人群体，这种评价的权力必然地倾向于集中在主要的院系学术人中。在传统的学术机构，例如书院中，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聘用制度。尽管它聘用一些学术人，但始终不可能遭受来自被聘用学术人数量和机构容纳数量之间的这种变化。因为，书院并不能吸引到大量的学术人。聘用制度保证了一个学术类型的差异性，并且在聘用中把学术人之间的认同渗透在评价中。它起到了维持学术类型，纯化学术群体的效果。它同学术分科制度结合在一起，使得学术类型的生存并不以学术人的去留而受到威胁。聘用的同时也意味着报酬。薪水是聘用的直接结果。薪水的社会内涵是学术人所持有的学术类型所具有的社会效用同经济资本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直接赋予了学术人同学术类型的结合，而不是假借其他的社会身份。它提供了经济的支持，使得学术人能够存在脱离其他社会身份的可能性，并且因为薪水的存在，实际上使得学术能够作为独立的形式赋予学术人以学术身份。尽管薪水的支付者具有各种的目的和企图，但由于学术机构作为隔离的力量，从而保持了学术人同支付者的社会距离。在这种意义上，学术人能够持有一定的独立性。薪水同样是一种控制手段，它是聘用制度的一个部分，是能够传达出支付者的意图并且成为实现其意图的手段。薪水同时据偶塑造学术人独立性以及作为影响学术人的手段这两个方面的功能，这就导致在把它作为一种手段使用时常常遭到学术人的质疑和反对。因此，薪水以稳定的性质存在于社会中。薪水使得学术人获得独立的学术身份并且同其他赋予学术类型效用的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大，这两个效果都是在传统社会的学术制度中所不存在的。聘用以及薪水都与大学等知识机构中的学术等级职位相匹配。学术等级职位越高，薪水也就越高；学术等级职位越高的学术人，在聘用中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学术等级职位是把学术人群体中所形成的学术人的地位等级以明确的职位等级形式表示出来，可以说职位是等级的符号。在学术人群体中，非正式的交往也会导致地位的分化。在知识机构中，这种分化以职位等级的形式表示出来，并且在排序的标准上选择学术，其他次要的要素则可能成为潜在的影响因素。它鼓励以主要的学术标准进行制度内的学术人地位排序，并且也以此影响制度外希望进入到制度中的学术人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是鼓励学术发展的制度，它刺激学术人中间展开竞争，并且刺激居在高等级职位的学术人维持自己的地位而生产学术；但它也能造成学术霸权和不正当的竞争。制度式的学术竞争是学术人被吸纳在机构中的必然结果。学术人进入到知识机构中，就以职位等级的制度形式标识学术地位。聘用和薪水制度不仅对应于这个等级，而且还巩固这个制度，鼓励学术人参与到这个竞争的等级制度中去。学术的竞争在传统社会中同样存在，但以制度的形式出现并规整学术人的行为，则是在民国时期才逐渐开始并形成的。学术机构的学术体制，不管是从资金的总量方面还是从体制在容纳学术人的数量方面来看，都只能支持既定数量的学术人。因此，在学术人被吸纳到大学等知识机构的同时，也在形成一个学术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学术人的潜在数量与机构容纳学术人的数量之间的对比变化，可能影响到学术的各个方面。民国时期，德国近代大学理念中学术生产的观念影响了学术人对学术的追求倾向，以及学术制度的设计。这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是研究生教育以及新生产的学术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这种氛围也促使民国的知识机构不断地向着生产学术的方面发生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建立了主要的研究所，而且在清华大学开始兴建研究院，发展研究生教育。生产学术的观念以及学术人对该观念的认同使得研究成为大学等知识机构的研究职能，它刺激了学术生产及其相关的制度的出现，把缓慢的学术生产转变为急速生产，把学术人潜在的学术生产欲望激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人更加紧密地同学术制度结合在一起。研究逐渐从一种被提倡的观念转变为学术人的自律行为。通过这种行为，学术人获取了一种职业的职责和身份。新的交往形式大学等知识机构吸纳学术人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学术人在机构中的聚集。这种学术人状况是在传统学术界中没有出现的，或者说没有作为一种长期性的状况存在过。改变了的生存状况影响了学术人的交往形式，同时，社会的变革也对新的交往形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由于制度造成的聚集——可能被认为是有利的一点——的结果中，明显的一点是，在同一机构中的学术人具有了经常性交流的可能性。在这些学术人之间，血缘关系、地域关系等等都转化为同事关系，他们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既能够相互推崇，又能够互相排斥。经常交流的可能性也会遭遇复杂人际关系带来的困境。但是，另一个有利的方面是，它增加了学术裂变的可能性。学术的裂变只有在具有频繁交流的情况下才能快速产生，学术交流本身并不仅仅是承认研究的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交流中最容易暴露出各种倾向性的差异，问题域以及研究的缺陷，这些方面构成了新的学术裂变出现和生长的培基。民国时期，一个物理系中的具有教授职位等级的学术人只要在两个以上，那么他们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是由于制度对不同等级的学术人的要求，但是，任何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都必然地存在于群体的活动中。在聚集的情况下，学术人没有新的领域来标识自己，就等于丧失掉权威学术人的地位。知识机构吸纳学术人还造成另外一个便利，不仅在同一机构内的同一学术类型的学术人具有了交流的可能性，而且依赖知识机构以及在知识结构内部生成的分科制度，也使得不同知识机构中隶属于同一学术类型的学术人具有了凝聚倾向和交流的可能性。在20世纪30年代，物理学领域的学术人积累到200多人，在同国际物理学会的接触中，开始成功地组建中国物理学会。这个学会在1932年成立，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在年会中包括宣读论文等事宜。学会下设置专业学会以及地域学会。通过这种方式，隶属于物理学学术类型的学术人得到了组织，并且学术类型内部的裂变也清晰化。随着学术人数量的增长以及学术类型内部分支的发展，学会以相应层次不断地建立。学术类型的差异以及问题域的集中成为学会组织的基础。学术人在这两个标准中选择加入到一个有组织的交流中。加强的交流不仅造成了学术信息的交换，而且一个学术人为了避免重复以及寻找有用信息而不得不了解其他学术人的研究及进展，它产生了学术人内聚的力量。从这个角度可以得知，学术界的交流不仅是加强的，而且也是在不断加强的，交流仿佛是受到了某种鞭策。每一个学术类型在实现所有学术人的组织时，都会设置一个期刊。这个期刊是用于发表内部的学术人的研究成果。尽管学会以及学术期刊都并非最早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产生，而且事实上，它们的出现是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组织形式的影响，但是它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形式是与现代学术制度紧密结合的，因此才能够具有普适性。另一个展示学术人成果的方式的著作的出版。自晚清变革起，西方社会的机械印刷技术传入到中国，到民国时期，在这种技术的支持下，出版业不断地发展。大量的书局、书店成立。新式教育对教材的需求也刺激了出版业的发展。蔡元培在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鼓励北大的教师出版自己的著作。在鼓励下，一些教师的讲义被整理作为学术著作出版。学术著作构成了图书出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说，出版技术以及出版业为学术人成果的展示带来了便利。学术成果在不同学术人之间的交换构成了学术交流。因此，学术成果呈现的形式对学术交流产生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发表期刊论文、出版学术著作、会议宣读论文等学术成果呈现的方式同学术组织形式是一体的，它们在效率、公开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书信，有选择地赠送著作等传统的方式。在传统学术交流中，书信以及私人书稿不仅把学术交流限制在几个人之间，而且在传递的过程中消耗大量的时间。在现代学术界中，学术成果通过期刊、书籍可以同几乎所有的学术人发生关系，至少具备这种可能性；文献检索工具的出现更是把现代学术交流的效率特征表露无遗，一个学术人确定一个研究问题，就可以通过文献检索迅速汇集到所有有用的成果，并且在研究中加以运用。另一方面，学术成果传播范围扩大，增加了学术成果影响的范围，脱离了几个人群体的私人交流性质，学术成果以公开的方式交流并接受其他学术人的评价。近代出现的出版技术以及通讯的便利提供了与学术日益组织化的趋势相匹配条件，尤其是在生产学术被视为是一种职责的情况下，刺激了学术著作的出版。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学术信息在学术人之间的传播只是学术交流的一个方面。学术交流的效率和公开性促使了学术引用的规范化。学术引用既是学术交流的特征也是学术交流的结果。在学术交流中，必然地存在使用学术成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是，具体到一篇论文以及著作，则在引用的次数上是不一致的。从经验的角度看，引用次数反映了学术成果的影响范围。在近代学术中，这种经验成为测量成文献影响力的依据，并运用到评价中。即便没有现实的量化工具，在交流过程中，依然会产生学术成果在地位上的差异。伴随这个过程，期刊也会产生分化。期刊作为发表近期学术成果的载体，受到学术成果差异过程的影响也必然地产生差异。对于任何一个期刊来说，使其能够在所有学术人中间取得影响是最重要的，因此，促使学术成果分化，集中权威学术成果是它所追求的。这种倾向性混杂在学术交流中，产生评价的效果，并且构成了期刊的等级性。显然，学术交流方式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在另一些方面具有缺陷，但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等级性。等级性是学术等级结构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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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的制度6: martin_goody 2009-2-3 15:43; 第六章新式学堂及其对学术制度的影响在晚清社会，新式学堂的诞生方式在某些方面保持着传统知识机构的特点。它依赖于某个官僚的支持，依赖于官僚在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对待各种学术类型的态度。新式学堂只是在容纳的学术类型上同以往的知识机构——例如书院——不同。许多新式学堂同样是借鉴了传统的书院的形式来容纳西方学术类型，例如阮元的学海堂。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洋务派的海军败给了曾经是中国属国的日本。这种军事力量上的转变不仅宣示了洋务的结果是不理想的，而且也在整个帝国掀起了一阵反思、呼吁改革的热潮。军事失败的原因并没有被归结为学习西方学术类型，即便存在这种归因，它也没有能够成为公共的议题影响到西方学术类型的渗透。相反，西方学术类型通过报刊、留学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晚清帝国，更重要的是，它刺激了帝国的政权努力扩大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人们对西方学术类型的兴趣。一种建立起全国性的新式学堂体系的意图在晚清的新政改革中展露无遗，按照行政区域的等级，分别设立了新式学堂。尽管这些新式学堂中的一部分是由原来的书院转换而来，并且体系的完整程度也没有像现代学校制度这样，但是这种改革的趋向却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它在民国及新中国时期都同样得到了贯彻，结果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教育制度。时代尽管变革，但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随着时代而变革。晚清帝国建立全国性的新式学堂的直接效果是把西方学术类型加以普及化。这不仅是一个效果同样也是这种行为的原因。学习西方以及日本发达国家，教育理念的革新以及政府对民众舆论的顺服等能够解释这个政府行为，但无疑都没有这一点如此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洋务官僚的活动赋予了西方学术类型最初的政治意义，使得它们具有了政治社会效用，并且依赖洋务新式学堂得到建制。当这种学堂取代了书院，儒学在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地位被削弱，教化的功能也被同时削弱了，结果西方的学术类型，尽管仍在儒学的文化中被审视，填补了教化的空白。教化转变成教育。学术的政治效用同它的文化效用是不可分离的，而它的文化效用在“教育”这个近代才产生社会含义的词汇中也同样被建制到学校系统中去。这是各种学术类型之所以同教育以及教育制度结合紧密的基础。在晚清以及民国，甚至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一个全国性的教育体系萌芽、初创或者建立完备，它就必须考虑一个国家的民众需要承认什么样的学术类型，这种学术类型如何分布于教育体系中，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选择这些学术类型而不是那些，为什么更看重这种学术类型而不是那些。政治人利用政治权力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什么样的学术类型得到制度的帮助，一个国家又生活在什么样的文化之中。新式学堂是这种混合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从它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术的变迁中，学术的社会效用是如何通过对各种群体最切身问题的解决而获得并且建制的。放弃利用传统的学术制度作为传播西方学术类型的途径转而建构新式学堂，这个问题的解释也有多种。对西方国家教育制度的借鉴是一个既直观又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当我们了解到传教士在传统社会中所遭遇到的事情，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在传统学术制度中，西方学术类型缺少发展的空间，它要得到发展，就必须颠覆这个学术制度尤其是存在于学术类型之间的等级制度。同时，西方学术类型是一种外在的学术，它不仅是全新的，而且人们缺乏把它作为尺度的基础。因此，西方学术类型就必须依赖一种具有诱惑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国家对于大量这种具有西方学术类型的人才的需求也导致了批量生产的欲望。我们可以在新式学堂中看到，学生享有国家的津贴，并且学生的人数受到国家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掌握西方学术类型的学术人能够获得机会占据社会的优势地位。不管是哪一个具体的原因，最终的效应必然地体现在西方学术类型的普及化上，这种新的教育制度是以西方的学术类型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制度上表现的领域制度分割的特征影响着任何一个意图进入这个制度的学术类型。这种普及性的是在晚清新式学堂的变革中逐渐明晰和确定下来的，并且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发展，最终固化为义务教育的观念和强制教育的法律约束。它作为近代教育制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广泛存在于欧美社会在近代转变中的教育制度中，是以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为基础而存在的，普及把学术学术人的训练转变为对个体的素质的训练，它导致了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学术气氛并且为学术的延续提供后继力量支持。在早期的新式学堂中，大多数存在着具有不同水平的等级区分，这种水平等级的区分随后与行政权力相匹配地联系在一起。人们把这种区分归结为借鉴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以各种形式组织的知识机构都占据着特定水平的学术内容，并且由于这种特定水平之间的连续性构成学术的等级，它反映在教育制度是小、中、高三个层次的划分。在这些等级之间的升迁就必须有仪式性的东西来反映过渡，例如考试、评估等各种方式，它们不仅成为了教育制度中测量的手段，而且也因为普遍的使用而转成常识，似乎它们天生就是教育的子女，而没有对它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考试等手段的运用只存在场景的区别，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差别。教育制度的等级性源于学术类型本身的等级。教育制度的等级特征采用了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但由于它同学术类型的结合，导致这种等级的划分必定在最稳固的关系上是同学术类型的等级化联系在一起的。从学术制度的角度看待教育制度，教育等级的区分是基于学术等级的区分的，并且由于这种区分，教育制度也成为一种学术筛选机制，这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是不同的。学术类型的前沿以及中心学术人集中在教育制度的顶端，普及学术类型集中在教育制度的底端。等级的趋向也是逐渐明朗并且得到不断地细化的，它一方面表明学术类型在发展序列上的细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处于不同等级的学术所具有的社会效用的分化。获得等级的资格证明以及进入更高等级都意味着不同的意义，它不仅为学术类型提供更多的资格效用，并且由于这种资格效用吸引了更多的社会个体进入到学术类型的训练中。在这种循环的过程中，社会个体就必须脱离家族的学术传统，因为家族尽管具有提供学术训练的可能性，但是它并不能为这种学术训练的人提供融入社会活动的资格证明。文凭在现代社会日益重要，也是这种循环的效应。在学术等级同教育制度的结合的过程中，传统的学术承继方式不断地丧失其融入社会的资格效用，尽管它依然对学术人的学术训练产生着巨大的作用，但仍然是注定走向次要的地位。尽管新式学堂是以吸纳西方学术类型这种近代社会新生学术类型为主，但是它也同时吸纳了传统的学术类型，例如儒学。按照一种历史的进化观点，它被视为是封建统治者的保守性的体现。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尽管西方的学术类型越来越接近它在原创地的水平，但是儒学也并没有真正地被驱逐出教育系统，它作为一种语言的使用文化和民族文化意义被保留下来。这种进化的历史观点总能够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为某种观念做说辞。在变革的时代里，传统学术类型的学术制度总是能够保证它的学术类型能够维持它的意义赋予中的肯定意义的一面，从而保证它在任何群体的观念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新生的机构中占据位置。儒学的保留源于它所营造的文化机构和学术制度，而不在于封建的统治者是否保守。在此后的变革中，内容虽然变化，但这不过是另外一种观念对儒学的改造，使它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和教育观念。它对文字符号的使用使得它的消灭必须从消灭这种文字开始，任何这方面的努力都将遭到处于它控制之下的社会个体的反对。即便是肯定封建统治者的保守性，以及后来的变革者的先进性，晚清时期，政治群体对传统学术的留恋以及对新学术类型的期望导致在一种机构中并存多种学术类型的事实发生并且存在下来。这在近代欧洲知识机构的变革中同样体现的非常明显，自然科学进入大学中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但它的进入也并没有导致与其相对的学术类型——例如神学——完全退隐，这就是神学的学术惯性，是神学的学术制度所造就的遗留现象。它同样带来了不同学术类型并存于一个机构中的社会事实。围绕这个并存的事实产生许多必然的问题，例如，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人在观念相对时需要什么样的秩序等等，这些问题——既有管理方面的，也有行为规范上的——的解决不断地发展为学术类型的分科特征。保守性造就了现代知识机构以及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分科。分科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多种学术类型的并存，在这些学术类型之间存在着差异，并且构成不同的学术人群体。这个条件即便在传统社会的学术制度中也是存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传统学术制度的等级图景，不仅与社会的等级相关，而且受到政治等权利群体意义赋予的影响。只有打破处于优势地位的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才能破坏掉传统的学术制度。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有另外一种学术类型在社会效用上的扩展。在欧洲，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解释对神学的打击以及它在工业中的应用导致它在教育制度中从学术一端转向普及的一端；而在后发的国家中，自然科学所得到的政治与文化意义导致它成为与传统社会中的主要学术类型相抗衡的学术类型之一。学术类型之间的冲突，经济效用的扩展，政治效用的扩展是学术类型地位发生变迁的主要的形式。因此，分科的另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学术类型在社会效用上的对等性。它意味着，在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由于各种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的抗衡性导致它们之间的关系无法以绝对压倒的形式加以等级化。而历史上的经验说明，这种抗衡状态的出现是伴随学术制度的变迁过程的。由于具有了等级和分科这两个特征，使得我们能够发现，针对某一种制度内的学术类型，总能在整个教育制度中寻找到它的踪迹。晚清时期以及民国的最初十年，尽管政治人物替换频繁，但一个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教育制度却得到了不断地建立。这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政治人的行为，而是教育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而且在忠诚民族国家，构建未来图景的热情上吸引了大量的社会个体参与到这种制度的构建中。学术类型进入教育制度的结果是，它被当作一种教育性的知识使用，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地影响每一在制度中的个体，存在有智力因素投入到学术类型的发展中的可能性等。这些结果在积极的一方面将导致该学术类型的发展。于此同时，教育制度也在一定时期里反对某些学术类型的进入，它们是依赖这种制度之外的方式加以存在。在传统社会中，是以某种学术制度为标准而在学术类型之间产生地位的差异，而在这个变革时期，以制度为标准作出的判定替代了以往的在学术类型之间造成差异的方式。一种新的学术类型，不管它是产生于制度内部还是制度的外部（家庭、几个人之间的交流），它进入到制度中获得建制都将遭遇到两种阻力。一种来自既有的学术类型，它们是否能包含它，承认它，换句话说，新的学术类型是否同既有的学术类型之间存在嵌合。中国传统的医学——中医——在进入大学制度中遭受到科学的评判，心理学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定位上徘徊不定，它们的状态并不是表明它们并不是一种学术类型，也不能生存在这个社会中，而是表明它们在通过教育制度来建制过程中必然遭受到的既有学术类型的质疑和同质化。另外一种阻力来自教育制度本身，准确的说是制度中的教育观念。对教育的看法从来没有能够脱离在宏达命题——例如国家、民族——上的意义赋予，也没有能够脱离对社会个体切身利益——例如获得高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上的意义赋予，前者对教育制度的公共财政支持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而后者则给予了个体参与这种制度的动力。那么，当一种新的学术类型进入到教育制度时，也将受到这两种层次上的审判。可以说，那些被排除在教育制度之外的学术类型都被否定作为一种学术，也就被否定了居于教育制度之中的地位。例如神秘主义宗教性的学术，卜算的内容和方式，它们被降低到迷信的地位，也被当作一种被研究的对象加以研究，但事实是，它们确实存在而且似乎存在得很好。自然科学进入到中世纪大学的时候，也同样遭受到教会的审判。事实应该被颠倒过来，一种学术类型必须被教育制度认可为学术才能具有进入到教育制度的可能性，而不是首先确定是否是一种学术。学术具有的教育效用的扩展导致了学术制度同教育制度的混合交错，它归根结底还是学术类型在不同群体那里获得意义赋予的结果。; 个人分类: 学术制度研究|2665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术人的制度5: martin_goody 2009-2-3 15:42; 第五章儒学的终结儒学的终结并不是指儒学作为一种学术类型消逝了，而是指儒学的社会效用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作为与政治结合密切并且起到实际效果的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成为了被扬弃甚至批判的对象。这种迹象足以表明，儒学正受到来自另外一种学术类型及其文化的冲击。在同政治结合意义上的减弱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儒学丧失生存的条件，当它的实际社会效用得到减弱的时候，它的文化的象征效用并没有被减弱，反而作为一种代表传统社会的特征被加以象征性的使用，这种效用也得益与20世纪末对民族以及地域文化的重视以及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解释（这种观念源于西方的学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兴起了孔子学院，尽管它并非全部是儒学的教育，但因为这个名号则足以提供新的场所令儒学学术人能够继续儒学的发展。因此，学术类型的终结并不是指消逝，而是针对其在前期的发展而言的终结。 19世纪直到20世纪后半期的世纪是一个使用武力推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世纪。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种交往方式的冲击从清帝国的京师到地方，从清帝国的城市到村镇，逐渐扩大。它带来的灭种的民族危机感迫使一切同这种冲击保持联系的人开始思考未来的生存发展问题。从这个时机开始，儒学，即是一种学术类型也意味着一种文化，被重新思考和定位。在这个时期，与儒学相关的结构变动不仅意味着儒学的生存条件的变化，而且也表示，传统社会的学术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科举的废除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止。从任何一个有关科举的角度来解释它的废除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人们争论科举的弊端是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必然伴随的行为，仅是争论并不能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形式对社会的形貌发生直接的影响。它需要两个条件，首先是它能够通过争论成为公共的议题，最显著的效应是它能够引起一个社会里大部分成员的具有一致性的意向；其次，它需要有一个具有权力的代表阶层或群体来直接干涉社会形貌。任何的社会制度，包括习俗、观念，都必然地同一定的人群结合在一起，这个具有权力的群体需要干涉某一社会制度的相关人群，一般是具有支撑制度、习俗、观念的权力群体，才有可能改变社会的形貌。在晚清，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首先，科举的弊端在晚清时期被重新讨论，尤其是它同国家的军事失败联系起来更激发了活跃社会个体的能量，学习西方的冲动也一定程度上要求社会的制度规划尽可能地保持相似性，从传统的儒学学术人中分离出来的注重西方知识的新式学术人以及官僚中的部分人员，也反对科举；其次，由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而崛起的洋务派，不仅能够影响地方的形貌，而且也因为他们平息叛乱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能够影响中央的决策。科举废除的直接效果是人们修习儒学的积极性遭到打击。进入仕途或者说获取较好的社会地位的途径并不唯一是儒学了，西方的学术类型也可以是个体通向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的社会效用被削弱了，而且用于维持这种效用的科举制度也废除了。儒学的地位重新被降低到一种备选的学术类型，同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相似了。伴随这种地位的回落，儒学学术人的数量不仅减少了，而且同时具有儒学学术情感的学术人比重占得更大。结果意味着儒学在学术的内容上将发生一次变革，否则，它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这次的变革同儒学历史上的历次变革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即对其他学术类型的学术内容的吸纳，但同时它最大的特点是不仅是内容上的借鉴，而且受到学术制度上的影响远大于以往的历次变革。儒学本身的综合性被解构了，它转变成哲学、文学、以及历史学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在以往并没有被分割开，而是由于诠释经典的需要统合在一起的。对经典的完美诠释需要有这三个领域的通力结合，每一个儒学的学术人在学术上都表现了这三者在不同程度上的结合，它们不是作为专门的领域加以研究的。在西方学术类型引入晚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面临着巨大危机，在儒学地位削弱的时候，政治鼓励西方学术类型发展的时候，在学术类型之间发生的对比是以西方学术类型为尺度。在学术类型之间的对比，需要确立一种学术类型作为尺度，另一种学术类型作为对比学术，从尺度那里获得理解。因此，对比的尺度是相互的。尺度是自由的，对比学术类型与尺度之间的关系也是自由的，它取决于对比的主体的意向。在西方学术类型依赖传教士进入到中国传统学术环境中，传统学术人对西方学术类型的理解是以自身的学术结构来进行的，这对于传教士来说也是同样的。但在那个时候，儒学的地位并没有削弱，在它的对比下，西方学术类型不得不以儒学作为尺度来选择性地进入到传统的学术环境。即便在晚清变革的社会环境中，仍然不能排除这种对比类型，实质上，它作为一种理解他种学术类型的方式被工具性地使用了。与早期西方学术类型传入环境不同的是，晚清时期，儒学地位的削弱以及西方学术类型的政治社会效用的逐渐建立，使得以西方学术类型作为尺度的对比方式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被展示在社会中。更重要的，以西方学术类型作为基础，模仿西方知识机构的学堂、大学堂，及民国时期的大学，都以制度形式确定西方学术类型的地位。结果是以西方学术类型为尺度解构了儒学的构成，并且在制度形式的筛选下把在这种对比之下产生的变化推到社会的公共视野中，例如以西方哲学作为对比的新儒学，以白话文和新式诗歌为标志的现代文学，以西方历史观点为基础的新历史学研究。在科举稳固存在的学术制度中，儒学学术人及其他的学术人传承和发展学术的行为依赖于学术的非正式组织形式，这些形式由于对私人社会活动能力的依赖而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情况同科举的存在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科举的选拨功能并不要求参与科举的每个个体的修习场所的固定性，它只是评定个体是否能通过具有一定困难程度的测评过程，至于个体是如何达到这种水平的，与科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在学校这一类公共的学术制度与家族等非正式的组织形式之间制造了矛盾。公共学术制度财政支持的缺乏以及源于政治偏向的不稳定导致学术个体对非正式组织形式的偏向。这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学术作为地位升迁的资本，学术经典的保存以及学术研究的方式都能影响这种偏向，但这些方面的解释力量比较弱，因为它们也可以看成是在选择非正式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效应。废除科举并没有直接带来儒学学术人对公共学术制度的依赖，但在间接的关系上推动了这个转变的过程。科举废除释放了一批社会个体，他们转向西方的学术类型，进入到新式的学堂中。儒学尽管在传统社会的学术制度中是同政治结合的最紧密的学术类型，但它并没有促成知识机构的普遍建立。如果说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建立了新式学堂，毋宁说，是在西方学术类型同政治的结合造就了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并不是旨在教授传统学术类型的知识机构，而是旨在培养一批供国家使用的西方学术类型的学术人。科举成为发展这种知识机构的障碍，它存在使得人们不愿意进入到被视为“夷学”的学术类型中。科举废除不仅提升了西方学术类型的地位，而且使得科举造就的儒学尊贵的文化观念被颠覆了。这就把传统学术制度中的学术类型之间的秩序打乱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新的西方学术类型的传播，最佳的介入者是富有的并且具有权力的政府，而且西方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是在政治中得到重新建构的。这导致大量的政府资金进入到新式的知识机构中，并且这种行为并没有因为清帝国的灭亡而中断反而得到了加强。儒学尽管被建制在新式学堂中，但是这只能看做是学术在历史中的惯性，新式学堂的建立并非以它的社会效用为基础，反而是儒学这种学术类型那个搭乘了另一种学术的便车。科举的废除使得学术公共制度的建立更加顺利了，但同时带给儒学的是契合这种制度的要求，儒学的文化效用得到加强。综上所述，科举的废除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儒学造成了影响： 1、丧失进入仕途的最佳资格手段，政治的社会效用被削弱了； 2、改变以往依赖非正式组织形式的学术交流方式，向公共学术制度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儒学被制度解构。; 个人分类: 学术制度研究|2200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术人的制度4: martin_goody 2009-2-3 15:41; 第四章洋务官僚对西方学术类型建制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学术是依赖家族关系以及师徒的个人关系得到继承和发展的，而不是主要地通过知识机构。即便存在一些由学术人集体建立的知识机构，它们也会因为学生和资金方面的问题难以生存下去。大部分的知识机构，包括官学和唐宋以来的书院，是由那些具有政治头衔政治人兴办的。建立知识机构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的政绩而被中央皇权看重的，一旦政治人离开了他所执政的地区，他所建立的知识机构就极有可能面临解体的危险。在这种意义上，学术即是通达政治的手段，又是粉饰政绩形象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只有与政治结合才能得到支持，才能得到发展。这条规则要求学术必须诉求它在政治中的意义，这样才能获取发展的资源。学术同政治的交换就隐藏在这种意义的赋予中。这种逻辑在近代中国接纳西方学术类型的过程中也显现出来，并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学术类型在明清的太平年代里对中国学术的冲击远没有1848年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学术的冲击深刻，意义深远。简单地解释，就是，在很长的一段太平年代里，西方学术类型根本没有被政治人普遍地视为是“有意义的”，而在近代的战争中，西方学术类型的“中国意义”得到了建构。在这篇论文里，这种解释将通过对洋务官僚的分析得到展开：通过洋务官僚的意义赋予，西方学术类型在近代中国是如何开始制度化的。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学术类型能够进入到中国，主要依赖的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力量。他们受到教皇的派见，远道来到中国，希望能使基督教的精神在这里扎下根。但他们首先遭受到的是中国习俗与观念带来的冲击，传教远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明朝后期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所面临的问题，所幸的是，他寻找到了在中国传教的途径。他不仅抓住机会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学术人群体——儒生——展示西方的事物，而且努力适应中国的习俗，学习儒家的经典，以此接近那些士大夫。在那时的中国，这类学术人中的一部分是在政治集团中占有重要权力位置的人。利玛窦看到了这一点，并且积极地利用了这一点。他同许多带有官僚身份的学术人打交道，向他们介绍西方的知识，同时也介绍基督教义，但是，这些学术人似乎对教义并不怎么感兴趣，而对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的数学、天文等知识更感兴趣。在他所结交的大部分官僚中几乎对数学都是有所偏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通过这些知识利玛窦得到了这些学术人的信任，在他们的帮助下，他不仅见到了当时的皇帝，而且取得了在北京永久居住的许可。更为重要的是，同他交往中的一位官僚，徐光启，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入了天主教，并且积极地参与到传教活动中去。这也是对利玛窦利用西方数理知识进行“学术传教”策略的最好证明和奖赏。毫无疑问的是，西方学术类型中的数理方面的知识比起基督教义来更加吸引中国的学术人，而强加的教义则引起中国百姓的反感。数理方面的知识帮助汤若望、南怀仁这样的西方传教士进入到钦天监，帮助统治者制订历法，观测天象。这些事情都是与统治者紧密相关的事情，因此，汤若望有机会接触到皇帝，并向他介绍基督教的教义，不仅是顺治，而且康熙都受到了影响。他们对天主教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天主教也在统治者的政策下得到了发展。但是由于一些传教士并非像利玛窦他们那样重视尊重中国人的习俗，发生了一些“教案”，例如天主教不允许入教的人拜祭祖先，让中国的百姓觉得生活受到了干扰，另一方面，更由于天主教的发展和教义激怒了皇帝雍正，于是在他作皇帝的时期内，禁止传教士传教，或遣送回国，或者是居住到澳门。需要注意的是，天主教传教士尽管在钦天监里担任重要职位，并且可以获得显赫的地位和声誉，但他们被视为是皇帝的侍从。皇帝同学术人一样，在意的是传教士的数理知识。在测定天文现象，修订历法上，传教士的方法比中国固有的方法更加准确。这时，一种知识的实用价值表现出来，通过这种价值它维系了传教士同中国皇帝和一些学术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得到了保障，到康熙四十年（公元1710年），各种教会在中国有118所教堂，113名传教士。也许对于传教士来说，他们暂时达到了目的，但对于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中国近代大学的兴起而言，他们则是失败的。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学术类型对当时中国庞大的学术人群体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微小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失败的，并且从未成功过。在利玛窦到鸦片战争的几百年里，传教士只是零星地影响了一部分学术人，一方面这些学术人属于一个庞大的学术群体，另一方面，这些人大多是在朝廷里做官的官僚学术人，即便他们表现出对这些知识的强烈兴趣，他们也不太可能花费足够多的时间研究它，并致力于传播它和培养后人。他们的数理知识只能同中国固有的数理知识相互沟通，而这些数理知识在中国学术的构成中处于一种相对低的位置，它不是主流的学术内容，并且也不被学术人所推崇。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学术制度中似乎缺少了数理知识的传承、交流的部分，许多数学家都是孤立地展开智力活动，而能提供他们物质条件，交流条件的社会机构只有设置在政府系统中的钦天监这类的机构，这也不是研究机构或者交流的教育机构，而是政府的构成部分，成员具有官僚的身份。民间所存在的这方面的专家只能是在兴趣基础上的个体的智力活动了。面对历法的误差越来越大的现实，似乎修订历法是一个必行的事情，但这件事情迟迟没有能够开展。当西方的传教士带着西方的数理知识进入钦天监后，这项工作才真正得到实施，学术制度的缺失的确造成曾经有过巨大成就的数学在明清时期衰弱了。除此之外，传教士还被安置在制造大炮，进行土地勘测等工作中。当他们以皇家侍从的身份从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西方学术类型并没有得到制度的保证而被传承，在传统的书院里看不到传教士的身影。对于西方学术类型，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僚身份的学术人都没有意识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或者是提供一个交流的类似书院的制度设计。尽管一些书籍被翻译了，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似乎仍然很低。西方学术类型对中国学术人的影响随着他们的离去而变得更加微弱。对于这种情况，利玛窦的话也许能提供一点解释，他说“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语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知识” 。利玛窦的感受也许能令我们质疑一些著作中所描写的中国人对西方学术类型的那种谦虚和热于学习的态度，如果有一些中国的学术人热衷西方的知识，那么这些人的数量也是极有限的。这种对待西方学术类型的态度首先在观念上就设置了了解西方学术类型并传播它的障碍。西方学术类型的影响不仅被限定在一个数量少而且学术地位相对较低的官僚学术人群体中，同时这种学术相对应的学术制度在那是的中国近乎缺失，制度上的缺失也影响了学术人在观念上的缺失。这样，西方学术类型只能随着传教士来而来，随传教士走而走。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术的生存却呈现了繁荣的局面。理学和汉学在清代相互争斗，指责对方的缺陷，最终具有朴实学风，长于考据的汉学占据了上风，在这两个主流之外，还有许多的学术上的小流派，它们的观点同主流不同甚至相对立。清代，古典的典籍得到整理，耗费大量的学术人群体来完成这些事情，编撰了大型的工具书。似乎政府的文字狱并没有带来学术上的根本性的摧残，而只是在学术的发展方向上加以限制。一般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主要地是儒学。这是一种范围广泛的学术，在今天看来，它所涉及的领域集中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理学和汉学虽然存在方法态度以及观点上的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儒家的经典文本。一切观点的阐发都可以同这些经典文本发生关系，好像这些经典就是百宝囊。理学在宋明时期兴盛，并在南宋时期成为官方所支持的学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它才受到来自汉学的攻击。这种争辩并不是不同学术之间的争辩，而是同一学术内派别之间的争辩，实际上它们都属于儒学的学术范畴。而这个传统的学术在西汉时期就被确立为政府支持的学术，在历朝历代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它在这种支持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一个人不仅在孩童时期就要背诵它的基本著作，而且也因为研究这些经典文本成为学术人。学习儒家经典的结果是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两种荣耀的身份，一种是博学通经的“鸿儒”，另一个是进入仕途，成为政治权力占有者中的一员，但获得这两种身份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天分和极大的个人努力才有可能。有的兼有两种身份，则成为后世所敬仰的典范，大部分只能获得其中的一种身份。然而，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一个人是否更适合做“鸿儒”，而不是做官，他都会争取机会进入仕途。只有在考试不成功或者是对这种考试厌倦的情况下，才会走上获取“鸿儒”身份的道路，即便如此，他仍然会寻找一切机会进入仕途。而那些在获取这两种身份过程中均告失败的儒生，则会很凄凉地生活，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在这一时期，官学和书院是学术人汇集的主要社会机构，一些具有优越家庭条件的学术人则拥有大量的藏书，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接受长辈的启蒙教育和学术训练。官学实际上是专门为科学考试准备的，它按照行政区域设立，在中央的叫做国子监。进入官学的学术人主要是通往科举考试，学习限定好的儒家知识。书院是一种随着理学而发展起来的机构，最早理学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崇尚这个派别的人就聚集在书院里宣扬自己的观点。早期的书院因此也具有自由争辩的风气，但也由于它并非由官府来提供财政支持，而经常面临经济困难，一些鸿儒的流动，而不是居住在那里进行智力活动，也加剧它的困境，大部分的书院都是时兴时衰。南宋时期，官府力图控制书院，以后的几个朝代都进行同样的事情。到清朝时，政府虽然时而支持它，时而摧毁它，但最终把它加以官化，不仅给它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并且控制了最高管理者山长的任命权，以及在学习内容和生员录取标准等方面的控制权。据统计，清代由各级官员或官方指示下建立的书院在所有书院中占到四分之三，而私人书院则只占了十分之一。这些书院同官学没有多大的差异，可以说，由书院和官学所构成的学术制度，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这些学术人参加科举考试，在竞争中进入仕途。由此可见，科举虽然是一种帝国录取文职官吏的制度，但它却制约着学术制度，不仅是影响了学术人所关心的学术内容以及他们的人生追求，而且还使得学术制度拜倒在它之下，主要的为它提供能够参加考试的人员。一些在科举中屡屡失意的学术人对科举深恶痛绝，四处讲学，但他的学生们则仍然会参加科举考试，对它的厌恶始终都是一种人生不得意的情感发泄。所以，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所存在的这个学术制度是一个围绕“仕途”的学术制度，不管是在学术内容，还是在学术人的志趣与追求，还是在整个制度的设计上都依附于统治者的政治制度。这一时期的西方学术类型没有能够深刻地影响中国的社会也是因为没有能够触动这个牢固的官化学术制度，传教士的失败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强大和牢固，他们所宣扬的教义始终都无法同这个学术制度调和。内部的学术人也无法脱离这个制度的束缚，当一个人对它表示厌恶时，他既不可能从事一种异质的学术活动，也无法说服自己的追随者脱离这个制度。在传教士那里，西方学术类型尽管同当时的知识界有了接触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数学和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但是这些方面不仅有限，而且随着传教士在中国大陆的驱逐而影响渐趋式微。这种情况的改变只有期待更为深刻的意义赋予才能得到改变。晚清时期的政治危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时机。晚清的政治人的最深刻的体验来自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通过国内的农民战争和同外国的战争中体会到武力的不济，刺激了政治人的建立新式军队和武器装备的欲望；后者则在赔款和消耗中体会到国库的空虚，而刺激了政治人对经济控制，获取财富的欲望。这两种体验集中表现在了洋务运动中。实际上，军事和经济是政治人所最为关心的事情，前者的卫护作用和后者的补血作用都是相辅相成的。晚清政治人对西方学术类型的关注是不一样的。一些政治人倾向于利用中国传统的文化来应对王朝的危机，与他们相对的是被称为“洋务派”的一些政治人。在前者看来，西方学术类型是蛮夷的文化，学习并利用它是一种耻辱，但在后者看来，西方学术类型可以让王朝强大起来。在这种争执中，洋务派的政治人开始着手利用西方学术类型来改变王朝的军事和经济的不良境况。在洋务派内部，李鸿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军事上，而张之洞则放在了经济和教育上。尽管角度不同，但是，他们都将西方学术类型同“国家”联系起来。政治群体中的对立在最更本的意义诉求上都以“利于国家”作为意义赋予的根本。利于国家的意义就是一个政治人的作为实际上是维护了现有的政府对权力的占有，在晚清时期，这个政府就是清政府，就是爱新觉罗家族对中国的控制权。兴办洋务的政治人群体，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代表，实际上正是通过利用实现军事和经济的西方化达到了维护国家的作用才赢得了国家队对他们的信任，被给予极大的政治权力。晚清军事和经济上的衰败以及他们成功的体验给予他们的启示就是效法西方，把国家的军事和经济西方化。洋务的重心被放在了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几个著名的机器制造局建立起来，用于生产军事武器，左宗棠在福建也建立了船厂，生产战船，同时也生产商用民船，张之洞在湖北建立了铁厂。这些活动都导致了一些知识机构的兴办，它们包括军事培训的知识机构，语言学习的知识机构以及教授工业技术的知识机构。这些知识机构的名称都被规格化地称为某某学堂。从它们的名称也可以看出它们是哪一种类型，例如水陆师学堂是一所军事学堂，广方言学堂是一所语言学习的知识机构，而船政学堂则是学习关于轮船技术的地方。大量的有关西方军事、语言和工学方面的知识通过这些机构在晚清中国得到了建制。尽管如此，教授知识并不是办洋务的重心，而是附属的部分。洋务的结构决定了哪些知识能够具有合法性进入到中国的近代社会中来，这些知识包括外国的语言，科学技术以及军事知识。那些造就西方的文化既没有得到合法性，也没有被认识到。语言与技术通过洋务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切涉及知识的事情都被这种联系影响了。当外交成为晚清政府所不可避免的事情时，了解对方语言也成为必然的选择了。学习外国文字的知识机构以“同文馆”或“语言馆”的名字建立起来，为日益频繁和广泛的外交训练人才。外国语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国家的事务联系得这样紧密，同时，外国语言也成为民间商业所需要的语言了，在上海产生了符合中国语言文法的“洋汀浜”英语，一些买办依靠翻译而生存下去。对国外情况的了解也促使人们扩展对外国语言学习的广度和深度。这些变化开辟了一个“外国语言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新的利益逐渐形成。不管是国家还是民间，都为外语以及掌握外语的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国家以它的需求和权力首先占据了这个空间。铁路修建逐渐地进入到官僚的视野中，从否定铁路到鼓励，投资修铁路，是把铁路逐渐同国家的命运安危联系起来的过程。经过中法战争，才让晚清政府感觉到铁路的重要，交通的重要。修铁路成为了国家防卫中的事务被建构起来，铁路局以及人才的培养才成为了一种需要。通过洋务运动并在其影响下建立的工商业体系实际上是西方知识赖以进入中国的基础。社会生活生产同知识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知识必须形成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才能进入到一个社会中去，在一种有利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中知识才能够得到发展。而洋务政治人的每一项洋务举措无疑是考虑到国家需要的。在这种实践中，西方学术类型逐渐引入到晚清的知识体系中来，并且为了训练所需要的人才，补充了新的知识机构，开始批量生产西方学术类型知识人。这一切都是源于西方学术类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发挥社会效用的知识类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同王朝的兴亡紧密相关。西方学术类型分割了传统的儒学维护国家利益的霸权地位，并且削弱了这种霸权。新的学堂在兴办洋务中寻找到了它们同这个国家的意义联接，这种意义也必须体现到这些知识机构中去。政治人而不是商人或学术人控制了这些知识机构，他们采用了一致的控制方式，那就，政权对其有绝对的管理权。政治人利用政府的财政支撑了大部分的新学堂，当政府的财政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就采取了鼓励商人阶层或者其他官僚捐款等方式来筹集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必须交由政府管理，政府同样对这些知识机构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学堂里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学堂所在的地区，范围一般不会超过省级行政管辖的区域。这使得这些知识机构能够体现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它们是为当地人的利益服务的。也正是这种原因，捐出的款项兴办的学堂才会信任地交由政府，这个政府实际上并不是爱新觉罗家族，而是当地的政府。地区中的政治人和民众同样复制了君与臣的关系认同。学生的人数极少，他们的大致去向已经在他们进入机构之前被确定了，这个途径也被当作是同科举那样能够进入到政治人行列的有效手段。在学习期间，一般会有生活补贴，这被称为“膏火”。尽管学习紧张，但是实际上个人的花费已经被国家的财政承包了。在这种关系中，个人同国家的联系得到最实质性地建立了。这些学生被视为是对国家有用的人，国家就像家长供给自己的孩子一样供养他们。他们是“人才”。“人才”也只有在国家的意义上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一些人被称为人才，而另外一些人并没有成为人才。这个人才观是一个国家的人才观，通过这些机构，它也深入到民众的心中，于是，追逐西方学术类型就可以成为重建个人同国家的有效方式。西方学术类型分享了四书五经的空间。国家希望能够既快又有效果地使用这些人才，在吸取西方国家知识机构的基础上，设置了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年限，这些体现在课程表中。一般是3年到8年。这一段时间相对于学习四书五经的时间是短暂的而且有效的，通过科举，也就是学习四书五经的时间，一般都会持续到三十岁左右。在学习结束时，国家给予这些人以稳定的职位和收入，如果没有牵涉进毁灭性的事件中，他们将一生都因为同国家的关系而处于富裕体面的生活方式之中。而这些正是以西方学术类型为中介的。另一方面，在这些新学堂里，掌握西方学术类型知识的学术人也同样因为西方学术类型同政治的关系而获得了认同。他们被赋予“教师”这个职位，他们被称为某某教习，他们有稳定的薪水，也有一些人具有官职，他们作为学术和政治分离的最初的一批人，这样奇怪的身份结合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即是学术人也是政治人，这就像有些政治人即是政治人也是学术人一样，中国的政治和学术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从这些新的知识机构开始，学术逐渐实现了同政治的分离。外国人大量地进入到这些学堂里充当教师，他们的国籍影响他们进入到政治人群体中，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以学术的名义同他们打交道。他们的薪水也一般高于那些教授中国传统学术的人的薪水。这是一项鼓励西方学术类型传播的措施，也体现了这些办洋务的人对西方学术类型的看重。这些学术人保证了西方学术类型的进入和传播有了一个特定的群体，至少促进这样的群体的形成。另一种方式则提供了更加深刻和纯正的西方学术类型。这就是留学。洋务留学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最能体现国家决心的幼童留美在一片惋惜声中夭折了，而派往欧洲的学生依然采取了“计划”的方式，个人选择必须遵循国家需要，遵循洋务的需要。但是，留学毕竟是一种更为深入了解西方学术类型的方式。这些主张兴办洋务的政治人群体希望通过他们的洋务能够实现强国和富国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中，西方学术类型同国家命运建立起了联系。这种联系通过那些办洋务的官僚们的实际行动得到了表达，西方学术类型的知识建构过程隐藏其中并在晚清中国真实地开始了。在新式学堂学习的学生经过考核被给予了等同于科举出身的荣誉和等级，留学回国的学生也需要经过类似的考试获得此类的荣誉和等级，以便进入政界。在洋务派认为应该扩大学习西方学术类型的人数和提高质量的观念下，科举最终被废除。废除的结果就是西方学术类型一方面从根本上破坏了儒学独尊的官化学术制度，加强了它同政治、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并且将这种联系转化成社会常识，路人皆晓，另一方面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建立和体系化，逐渐建立起其制度化的牢靠根基。总之，洋务活动最具有结构性的影响就是为掌握外国语言中的一种或者某种技术的人提供了社会地位和名誉，并且表明，国家将继续需要这样的人。在这种国家需求下，一条新的不同于科举的通道被打通了，通过这条通道，个体重新获得同国家的联系，获得这个社会所认可的地位和名誉。希望通过这条通道的人们聚集起来，机构也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知识的等级也建立起来。如果知识没有被众多的人们追逐，那么它就是一种个人的乐趣，尽管存在“有人知道的更多”，但也不能够成为社会的行动。当这种知识被赋予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时，这种“有人知道的更多”的知识等级被社会地明确化，那些知道的更多的人不能再在社会中遁形，他们也不愿意继续遁形，在社会的镜子中映照自身是他们所追求的。新的知识被肯定了，那么，相应的学术人群体就会出现，尽管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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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的制度3: martin_goody 2009-2-3 15:40; 第三章传统学术类型的生存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是欧洲文明对世界各地域文化形态发生巨大影响的世纪。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形态发生了明显并且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进程中，科学不仅作为一项事业得到了发展，而且也被视为对象被加以研究。科学社会学把科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建制来研究，关注科学是如何发展的，受到了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较著名的问题是李约瑟问题，它追问科学为什么在欧洲成为一种建制而不是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传统社会时期是相对发达于欧洲的。然而，更为普遍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文的学术总是先于科学的学术得到发展呢？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中是这样的，而且在欧洲及其他文明的社会中也是如此。科学成为社会中的建制并且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令人们经验地感觉到在知识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仅仅表现为对象的差别而且还表现为方法、语言等方面的差别。知识之间具有差异性。科学首先在观念上洗涤了此前对知识有效和正确性的观念，把知识区分为科学和非科学。在现代的学术制度中，知识的差异性不仅在观念上被认同，而且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按照不同的策略和追求获得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分类的观念也是随着科学不断地侵入人类生活以及人们对科学的反思而获得的。科学以其巨大的力量诠释自然，带来人类影响自然的力量上的突飞猛进，结果是人们推崇科学，但这也促使人们反思过去的知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发展，促使人们思考非科学的知识的生存。科学在击溃一些知识的同时也促使另外一些知识不断地分化和变革，同当下社会领域结合并形成各自的社会效用。显然，科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在它力所不及的领域中，总是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于科学的知识在以某种形貌发展着。这潜在地构成了不同的知识之间存在的差异。我们可以从关注的问题域，思维，概念的使用方面，也可以从具有某种知识的个体的社会身份上区别各种知识，既是知识类型之间的，又是知识层次上的。由于知识总是与某种社会中的社会个体结合在一起，这个社会个体的社会身份与知识之间构成了共轭的影响关系。它意味着知识同其他的任何人类制造品一样，是人类的产品，能够产生各种影响个体以及社会的力量。通过这些方面的区分而得到确定的知识，我把它称为学术类型。区别不同的学术类型一般的观点是使用的学术语言的差异程度。学术语言的差异程度越大，学术类型的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可能性就越小。但在学术语言之外，仍然存在着许多地方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学术类型。在术数、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儒学之间，它们使用的学术语言是不同的，因为使用数的语言，术数以及天文、历法、数学之间存在更多的相似性，尽管如此，它们在考虑更为细微的对象上仍然存在差别，在对待研究的价值判断上也存在差别。同时，社会也为学术类型提供了标示。不同的学术类型意味着它们的学术人在同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将会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差别。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类型中最主要的是儒学学术。儒学学术是一种人文学术类型，它拥有唯一而且固定的经典文本以及供奉祭祀被深深怀念的学术先贤。对经典文本以及学术先贤表达出来的情感——忠诚、尊敬甚至墨守成规——是标示着这个学术类型的存在并且生存着的征兆。儒学学术人在追求官僚身份这一方面具有有利的条件，而术数的学术人则以方士的身份，融入到宗教中，并且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得到高的官僚地位。在获取传统社会的优越社会地位方面，不同的学术类型具有不同程度的能力。与自然界的事物相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数的语言加以表达的学术类型同科学的关系是紧密的，这在欧洲以及中国的学术发展中都是相同的。通过被人们认可的传统社会中的自然科学家的传记以及相关的资料，可以得到几个关于学术人经历的特点。首先，一些学术人加入到官僚阶层中，而同时另一些学术人则以方士的身份在民间活动。这表示，在同一类型的学术中，由于学术人社会地位的差异，学术的发展形貌也不同；其次，依赖社会关系的学术传递。一些学术人在政治机构获得职位，例如钦天监；或者是在政府主导并支持的修书中承担有关历法、星象的部分的修撰，还有一些学术人则直接受到皇帝的青睐，而获得了政治机会。这些人的人数有限，他们的官职给与了他们能够进入被记载的资格，但是，他们并不是学术人群体的全貌，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一些学术人的生活则并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他们的身份多样，但都以人们生活中的需求作为营生的条件。他们的学术传承是基于父辈的掌握而获得的，同时，由于学术人的谦虚以及交游的能力，仍然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得到指点，并且依赖这种本领在政府的机构中获得成功。儒学的社会效用在政治中得到制度化，这种条件保障它能够作为一种优势的学术类型得到发展。一方面，儒学的学术人可以占据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职位，并且具有机会升迁到最高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职位；另一方面，通过科举这种体现学术社会效用的制度，以及皇帝对儒学的偏爱，不仅刺激了国家机构衍生出儒学的机构以及尊崇这种学术的文化，而且也诱惑帝国的民众为了能达到社会地位的升迁流动而追逐儒学学术。即便大量的儒学学术人不能够进入到仕途并且获得官僚身份，他们也具有幕僚、教学的资格和场所，以及相对稳定的收入。相比之下，那些其他的学术类型的学术人把自身的社会效用建构偏向于民间的自由市场。方士、道士、乃至具有儒学身份的学术人，最好的结果是进入到官僚或是受到某些官僚以及皇帝的欣赏而获得一个人的优越生存，但这是一个人的事情，并且在文化里，这些身份并不被视为正当的具有吸引力的社会身份。他们把目光投向自然或者是利用自然对自身生存的修养上，在观点以及社会实践的愿望上同儒学都是有相悖的地方。儒学的兴盛必然地对这些学术类型形成压制，更何况它们在政治中的社会效用没有得到制度的帮助。它们的兴盛必然地需要等待它们的社会效用被重新定位并且赋予制度化的色彩。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一开篇就提到的那个问题。由于不同学术类型在一定社会的社会效用不同，而导致了它们之间存在着生存条件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很细微，但它影响了学术类型本身的发展趋向。儒学这种学术类型把自身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从政治获得稳固的意义赋予，而且依赖构建了的科举制度得以巩固，它自身的扩展也营造了一个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环境，肯定儒学，赋予儒学名誉。与此同时，其他的学术类型，大多是与数的语言的使用有关，虽然并没有丧失掉在政治中获得意义赋予的机会，但这种赋予并非在于它同一个制度的意义赋予，而是在于同个体欲望的结合——帝王对不死的追求，以及对自己统治的永久性追求——往往带来迷信，即便如此，一个帝王或者一个平民过分地沉迷于这些事情，都会招致来自儒学学术人的批评和指责。在民间，这些学术类型依然是更多地体现与个体需要的结合，并且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民间，它们都缺少一种社会效用的制度化形式用来保证人员对这些学术的追求（这样就不能把一个社会中最有才智的人吸引到学术发展进程中），难以集聚社会资源，用于建立公共的学术体制。这些学术同宗教的结合是学术人普遍具有缺乏关心社会整体秩序（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修养达到社会整体的修养），脱离尘世的实践方式。这些也限制了它在社会中的活动空间和机遇。处于儒学优势的学术制度中，任何一种不同于儒学的学术类型，在生存中都将会遇到困难。这种困难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状况下都存在的，而且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同样也存在于同一类型的学术中不同的观点上。考据学的兴盛代替了理学的主流地位，这种变迁是在同一学术类型中的分支之间进行的。因此，它的更替并不影响到整个学术制度的变迁，发生的只是在一种学术制度下重新确立哪一种分支更适合，更恰当地建构当下的社会效用。从这种意义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制度是从汉代逐渐确立起来的。那一个时期，学术类型之间的关系得到排序并且影响了各自发展的倾向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过分地偏重以儒学作为选择官僚体系的候补人员的政治行为可能是有助于实现政治人企图维持社会秩序的愿望，但在这种行为中同时生产了儒学的政治社会效用，并且以政治权力作为维持儒学发展以及营造儒学文化的基础。它在朝代更替的过程中没有丧失掉这种社会效用，一个原因是这种效用的确是有实际效果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上一个朝代的教训以及儒学文化透入社会结构而产生了惯性。第三个原因则考虑到在中国近代的变迁所处的环境，一种外来文明带来的冲击足以激起整个民族的危机感及其对被冲击社会形貌的改变。即便是在近代的学术变迁中，儒学地位的下降仍然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其他学术类型没有能够获得儒学那样的地位，也没有在朝代更替以及君王的个人爱好的机会里获得意义的赋予和建构，这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就被归结为是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它的文化和制度限制了儒学以外的学术类型的生存条件。除此之外，与数语言相关的学术类型同民间以及个人欲望的结合，造成它本身神秘乃至迷信的特点，它的学术人在主流的观念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了退避社会的特征，同自然的接触而获得的知识最终归为个人意义上的修养以及遵从，它的效用范围不仅有限，而且在儒学文化里缺乏吸引力。在朝代的更替中，宗教是组织叛乱的方式之一，而这些学术类型同它的关系往往对学术自身的发展不利，它缺少像儒学那样的世俗特征。; 个人分类: 学术制度研究|2545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术人的制度2: martin_goody 2009-2-3 15:39; 第二章考据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在一个稳定的时期，学术呈现出结构性。这种结构性可以通过这个时期的学术人的学术生涯体现出来。如果学术制度具有结构性，那么，它将有力地塑造着身在其中的每一个学术人的学术生涯并且通过这些学术人的学术生涯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一定时期学术人的学术生涯并且比较他们的学术生涯，可以了解一个特定时期的学术制度。了解一个学术人的学术生涯的基本资料是这个学术人的传记和年谱，以及同他相关的一些文章，自传是第一手的材料，但是需要年谱或传记的辅助，也需要跟他有关的人物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在这些资料中，关注哪些方面则需要根据研究的目的加以选择。即将研究的是清朝的学术制度，那么，就需要在学术人的经历中，选择具有共同性的经历来加以研究。这只是第一个步骤。接下来，需要对所出现的现象给与概念，能够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使用。第三，这些归纳的现象并非都是学术制度包含的内容，因此需要按照它们同学术制度的关系加以分类，并且进一步考察它们的关系和存在的基础。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术人都是经过沙淘过的，是被学术人之后的学术人所重新记录并且排序的，经过了再加工的过程。这一点将会影响到我们对材料使用的程度和侧重。根据已有的学术史研究和一般的观点，清代主流的学术是儒学中的一个分支，考据学，又称为乾嘉学派、汉学。几乎所有的文史类学术史研究著作，都会强调顾炎武、黄宗羲等等人是清代考据的先驱或奠基人，他们之后是考据的派别割据的场面：惠栋是吴派的始祖，戴震引领皖派，浙东学派首推黄宗羲等。在这些人之下是他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这些所有学术人的学术生涯构成了清代看似连续的学术场景。钱大昕是乾隆二年（1728年）生，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在家教书。这种条件虽然并不能保证钱大昕能够在学术上做成成就，但是使得他具有了一个接触儒学的机遇。钱大昕跟随父亲学习到同其他儿童无异的文本，学习做八股文，准备应科举考试。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他转拜曹桂芳做老师，曹是钱的姻亲，而且是钱祖父的学生，这里面的血缘关系可能更胜过在学识上的原因。钱在考秀才的过程中认识了王鸣胜。王是同年的秀才。王的父亲王尔达看好钱，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把女儿许配给钱，并且让钱居住在家里。钱一直苦苦希望能在科举中胜出，但直到结婚时仍然是一个秀才。如果他不能获取更高级的科举功名，那么他就只能去教书了。这并不是很好的出路。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乾隆皇帝出游江南。皇帝停留经过的地方都有学术人，他们纷纷做诗写赋，并且这种行为是皇帝所准许的。通过一些做官的学术人的评点和皇帝的认可，那些较好的诗赋作者将给与奖赏。因此，对于希望进入仕途的学术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钱把握住了这次机遇，获得了举人的称号。并且结识了主审诗赋的官员。在次年，他便到京师，进入了仕途。钱二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了科举的会试，殿试，获得了从政的正式资格。他出任了两次地方会试的考官，第一次在山东，选取了李之藻，第二次是在浙江，选取了邵晋涵。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考试就可以被认定为是钱的学生。在第三次被任命为河南乡试考官的时候，钱的父亲去世，按早习俗他回家守孝，不可以当官，但是可以有其他的世俗职务，他先后在几个书院里讲学或是当书院的山长。钱大昕是传统学术制度中众多学术人之一，他的一生并没有太大的波折，但因此而具有典型性。他的经历可以说顺利，也就说明了他更好地契合了当时学术制度的各种结构性的要求。那些充满挫折的学术人的学术经历可以看做是在这个制度中没有通过结构性规则的结果。我们可以不断地叙述其他所被研究的学术人的学术经历，而实际上，已经有大量关于学术人的学术经历的传记已经出版。虽然不是全部，但他们都是在学术发展中被认为是重要的人物，他们的连续性已经被认为是学术的连续性了。通过阅读这些人的传记，就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人，他们的学术经历的确具有某种相似性，下面列举的是他们一生中所要涉及的：幼年对经书的学习，准备科举，认识朋友并且主动交往，做私人教师，编修书籍，著述并送人请教指正，做官僚，书院讲学或是办书院。实际上，钱的学术思想在他步入仕途之前已经成形了，但是似乎他的仕途对他的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来自仕途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知名度，而作为一个在科举中胜出的人来说，研究他的文章以及著作，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一个试图通过科举的人可能研读的对象了。这种可能性在他作为乡试的主考官时则被增强了。因此，学术人身份和官僚身份处于相互支持的位置上，学术在政治中的社会效用影响了学术在学术人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反过来加强了持有这种学术的学术人的社会地位。学术对学术人的影响的一个例子是戴震。戴震参加了多次的科举考试，但是没有通过会试。他在考试落第之后，拜访了钱大昕。可以想象，当时他肯定也拜访了其他更多的人。那个时候，钱已经功成名就，而且在京城的学术人以及官僚中具有了地位。钱认为戴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且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传播了对戴震的良好的评价。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学术传播的效应，更多地人试图结交戴震。这种名声对于戴震来说，是一种学术名声，因为戴震仍然没有得到功名。但是，这种名声也许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大，而只是有些具有官僚身份的学术人欣赏他的才能罢了。尽管如此，在封建帝王准备修撰《四库全书》需要大量的学术人来工作的时候，主持这个项目的官僚举荐了戴震。戴震在都城官僚及具有官僚和学术人双重身份的人们中间的活动给他带了仕途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反之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学术的地位。这种地位只有对另外一类学术类型进行比较时，才能看到它的社会意义。例如同数学、天文学等学术人的比较。一种学术的社会地位依赖于隶属这种学术的学术人的社会地位，只有学术人的社会地位加强并且保证了，这种学术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政治因素在传统学术体制中的影响远比现代学术制度中的影响强大。主要的学术类型必然地采取社会的形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儒学就是这样，它会吸引或者迫使这个社会中有才智的人优先选择儒学这种学术类型，而不是数学或者天文学。这种压力并不仅仅存在与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在考据学盛行的时候，也必然意味着隶属儒学的其他学术也处于较为恶劣的发展处境。赵翼、以及章学诚的史学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贡献是在晚清被研究新学的学术人逐渐被认识到的。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孤独的，并且没有一个优越的发展自己学术观点的环境。他们的学术经历不能不被视为不幸，而他们没有能够通过科举获得官僚的社会地位则是另外一种不幸。但是，这种不幸的根源在于他们选择了与已经具有社会地位的学术相悖或是不同的路径。这个路径同主流的考据学的某些学术观念相冲突。这种情况只有到考据学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时才能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学术被人们认识到。这个机会一直到晚清时才具备，因为这个时候是学术制度发生变化的时代。通过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这种个人学术经历的比较并且分类将有助于对一个时期的学术制度产生怀疑，提出问题并且对它进行解释。在一个学术人的学术经历中总是存在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在这里，幼年接触学术训练的环境，同其他学术人的友谊，科举，书院以及在中央可以聚集学术人的机构是分析的重点。选取这些要素的原因首先是，这些方面是一个学术人学术经历中最普通的事情，它们几乎在每一个学术人那里都存在，可以作为结构性的事件来分析；其次，这些方面构成了学术制度的形式，对它们的分析将为分析学术中其他现象带来便利。学术人幼年时期的学术环境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个体的生长都具有一个幼年与成年的分期。例如成年礼。在这种分期前后，个体在社会行为上将发生变化，他的活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尽管在传统社会以及在现代社会里表达这种分期的观念和方式不同——传统社会依赖生理特征，而现代社会从法律上规定未成年与成年的年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个体被束缚在家庭的社会关系中。家庭的变迁会影响到学术人幼年时期对学术类型的接触以及选择，这已经成为常识。家庭的社会背景将影响到学术人的成长，按照布迪厄的观点，这是文化资本的继承过程。传统学术人的早年生活的确是这样的，他们的家庭里至少有一位是通过最基本的科举等级考试，获得秀才的功名。这个功名可以保证一个学术人从事教学的资格。因此，我们会发现，学术人的家庭大多是是教师家庭。这种家庭保证了最基本的儒学经典的传承，以及对科举考试的训练。父亲或是兄长充当了更小的孩子的教师，或是依赖其他的家族及师生关系得到学习。这种学习并非是学术的，而一开始总是以科举训练为主，即便背诵经典的文本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家庭的血缘关系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可以提供机会给与学术人早期的训练。学术人对家庭的依赖很大，家庭中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接触到经典的环境成为大多数学术人成长前期的共同特征。当这个条件不能被保证时，学术人的成长中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他个人的学术机遇。他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记忆力或者是理解力来获得生活范围内的赞誉而得到帮助，或者是在获得秀才的功名后从事私人教师，进而在受教家庭里接触到大量的藏书。但这些都是一些机遇，需要有个人的天分作为交换，没有家庭所提供的条件稳固并且有利。依赖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是学术人学术生涯开始的第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学术人聚集的场所之一。如果在一个家族中只有一个学术人，那么他的学术交流将主要是外向交流。而这个数量增加之后，就会在家族内部依赖血缘关系构成学术交流，这种形式被称为“家学”。家学是以父子的纵向方式，兄弟的横向方式表现出来的。它把学术同家族联系在一起，构成这个家族的一部分。对产生家学的一种解释是认为门第观念强化了一个家族中的儒学学术人把自身的儒学学术特色化的倾向并且仅在家族内传播和继承。门第观念造成了家族之间的界限，它的效果更多地是依赖血缘关系对一个家族的团结。而且，家学也并非在所有的家族中产生。家学产生依赖两个条件：首先，这种学术是否具有世俗的社会效用。儒学学术同科举的结合把自身赋予了考取功名的工具性社会效用，此外，它还可以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使用（书香门第）；其次，最有利接触到这种学术训练的环境是怎样的。最有利的环境是同学术人生活在一起，因为只有接触学术人才能保证接触到学术，接受学术的训练。第一个条件使得学术人对其子女的期望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第二个条件则把这种期望转换成社会事实，在家庭内部的实施学术教育。万氏家学、王氏家学等都是在清代考据学中出现的家学。这些家学成为具有很大名声的家学，而大量的家学则并没有被发现。总之，家学是一种依赖血缘关系构成的学术交流形式，只要一个家族中具备了不止一个学术人并且在家族内部构成交流时，就有可能产生具有名誉的家族学术。家塾是一类训练家族内部子弟的机构。它由家族的公共经费支持，只有那些属于家族内部的子弟才具有资格进入家塾接受学术的训练。与家塾的水平相近的一类塾馆是由地方居民出资供养的，学生需要缴纳学费。由于家族的塾馆财政丰厚，并且能够聘请更高水平的教师，因此，它总是水平较高的一种。而居民供养的塾馆并不稳定而且教师的收入并不多。学术的侧重仍然是在家族。家族对学术的影响只有在家庭的构成方式发生变化时才能改变，它的变迁将影响到基本学术训练的环境的变迁。这种变迁即是由居民供养形式的训练场所对家族内训练场所的替换。交游交游是儒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中都存在的现象。在已有的针对儒学学术人的研究中是关注学术人的交游情况的，因为交游的人物往往对学术人的学术思想产生影响，通过了解一个学术人同哪些人交往可以间接地研究该学术人的学术及各种行为。在这里，交游被看成是一种学术组织的形式，尽管它并不是非常正式，但是同样具有结构性。交游的社会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结交其他的学术人，一个是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的交往中。交游的主要特征是学术人的社会融入。尽管交游可能发生的情景很多，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持久的交往关系总是建立在学术人之间。在选择交往对象的时候，尽管是一个随机的偶然事件，但在数量的统计上却呈现出特征，即交往存在于具有各种身份的学术人中间。同年通过同一级科举考试的人可以偶然地认识，没有中举的人也可能偶然地认识。按照交往的学术人在学术中的取得位置，交往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边缘-中心型交往。这种交往发生在尚未取得功名或者是在学术人中间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学术人与那些取得官僚身份或者具有学术知名度的学术人中间。这种交往非常集中地发生在科举考试的前后。在这种交往中，交往双方的地位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平等的，但这并不能阻碍交往的发生。边缘学术人往往是交往的主动方，而中心学术人则被要求交往。通过这种交往，中心学术人可以对边缘学术人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对边缘学术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帮助。对这种评价的需要并非是所有边缘学术人交往的原因，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只要采取了这种形式，来自中心学术人的评价总是不可避免的。同辈型交往。这种交往类型发生在地位相似的学术人中间。它包括两种更为详细的形式，边缘学术人的交往以及中心学术人的交往。同辈交往构成了学术人在层级之间分布的结构，他们以各种目的采取了交叉性的交往，构成了学术人内部讨论的非正式形式。它是按照学术人在学术界的自我定位进行的交往，这种交往建立的社会关系不仅保证了一个学术人同学术界的联系，而且把学术人从个体的形式组合成学术人的共同体。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秩序可能带来学术的压制弊端，但是这种分离也能保证边缘学术人所建构的关系以及学术内容能够得到更新。交游对一个学术人学术见闻的扩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它同样能够帮助学术人扩大他的学术影响，把学术从一个个体建构的事件转换成社会的事件，并且随带着更多要求的实现。这也许是传统社会中学术人交往的主要的动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交往则发生了变化，并非是说这种交游的方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以另外一种学术人交往方式得到了制度性的建构。交游具有这样的意义： 1、扩大一个学术人的见闻，刺激学术的生产； 2、取得既有学术群体的认同，扩大个体的知名度； 3、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扩展融入社会的机遇；讲会讲会是目的明确的学术人集会，在结构上它同现代学术制度中的学术会议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例如，在传统学术制度中的讲会以及现代社会学术制度中的学术会议都具有学术人的等级秩序，发言的人与听众，主要发现人与次要发言人等等对立的学术层次。讲会的财政支持并不是稳定的，这是传统学术制度中主要的特征即它的财政支持的缺失带来的学术公共制度的不稳定。现代社会的学术制度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在建立稳定的学术公共制度。以甬上证人书院讲会为例，它的财政支持首先是由首倡者万氏家族来承担，但在此后的几次讲会中，则分别有该地方的经济富裕的人家分别支持。家族财政支持是私人支持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一种稳定的来源，依赖于私人的投入程度，并且没有同家族脱离关系成为具有公共性质的资金。私人对学术公共制度的财政支持并不局限与讲会，大量书院都有私人财政支持的痕迹。家族财政支持的不稳定性将影响到学术公共制度的稳定。讲会以及书院都并非是一种稳定的制度，而是因为同家族等不稳定因素的依赖关系呈现出时兴时废的历史特征。私人对学术的支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儒学在传统社会中的取得的结构性的地位。它可以营造一种儒学文化并在个体的社会心理中打下印记，使得个体对儒学充满一种亲和的情感，这种情感就如同学术人对学术的情感一样。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私人可能对学术采取支持的行为。儒学通过科举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它是获取仕途资格的手段之一。通过支持儒学可以交换到进入仕途的资格，这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并不损失什么，付出的经济资本可以以政治资源以及文化资本作为补偿。书院根据已有的清代考据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来看，书院——尽管它被称为是传统社会中的学术机构、教育机构甚至是研究机构——都不是学术人获取社会身份的首要选择。它是在青年时期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是在晚年退出仕途闲居时可以讲学的地方。即便从参加科举的学术人的数量以及所有书院的容纳人数的数量的比较这一方面，就可以知道，书院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教学机构。书院是学术人交往形式制度化的萌芽，在传统社会的学术公共制度中，它的制度化形式比较高，具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以及学术人集中的自由性，与讲会比较它更稳定，与中央的官方机构比较它更缺少政治的束缚而更纯粹。在一开始，书院就是青年学术人为准备科举考试而聚集在一起相互学习的地方，它并不需要复杂的机构构成，几乎不存在藏书（这跟儒学学术的经典文本以及传承的师法，家法有关）。这种性质一直保留在书院中，并且由于它能够吸引一批学术人而具有祭祀儒学先贤的功能。书院也为那些在学术人中间取得知名度的学术人提供讲学的场所以及听众，他们也会获得薪水。因此，书院也起到了宣传一种学术并且培养后继的学术人的作用。现代学术机构的基本特征都可以在书院里找到，但是并不能说书院就是一种学术机构。因为，大部分被认可的儒学学术的生产都不是在书院中进行的，它为学术成果提供了传播的场所。传统学术生产对家族、师生传承以及交游等的非正式形式的依赖要大于对公共制度的依赖。书院本身财政支持的不稳定，影响到它的薪水的不稳定，同时它有选择地宣传某些儒学学术观点而反对其他，都导致书院并不能充分地吸引学术人的聚集。在书院中，学术人聚集的原因可能更多出于一个个人条件考虑。欣赏某些学术人的学术观点，结识广泛的同辈人以及学术权威人物，为自己的将来仕途以及学术之路铺平道路等都可能影响这种聚集。因此，与其说书院是一种教学机构，准备科举考试的机构，不如说它是讲会形式的进一步制度化的形式，从各方面来说，它只在财政的支持上比讲会更为稳定一点。与学术相关的其他机构，例如训练基本学术技能的私塾，并不是作为强制来实施的，而是取决于一个家庭对学术的认可以及财政支持的可能性。它由家庭做出自由的选择。因此，学术并不是被普及成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发展的共同的基础，而是作为一种改变身份获得社会地位变迁的资本、工具。这与科举带来的效果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科举的竞争是那样的残酷，文学作品对中举后的范举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刻画为什么能引起现代人的惊讶，尽管今天的高考也在持续这样的竞争。另一方面，官学把一个地方的被认可为才俊的人们集中在一起，并且由国家供养。它的这种行为的基础是政治中保留的善待有才能的人的方式，它帮助政府树立一个求才爱贤的形象，它只供养非常有限的学生，与官学对应的广大的行政区域的人口相比，就知道它是具有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科举任何一个涉及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研究者，都不能不涉及到科举。尽管科举同传统社会的各种学术类型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本身并不能被看做是学术制度的构成部分。它本质上是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儒学则历史地成为这种选拨制度的区分标准之一（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儒学，也涉及到其他的学术类型）。科举对于学术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儒学这种学术类型在政治中获得的社会效用以及这种效用对学术制度本身的影响。科举揭示了学术类型及其学术人同其他群体的关系问题，揭示了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的制度化形式。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一个学术人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前，他以一个学术人的身份参与社会交往，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他获得了另外一个身份，官僚，他作为一个官僚参与社会交往。科举在一个个体人身上实现了两种身份的组合，使得这个个体具有在学术以及政治两个领域活动的资格和权力，并且这个两个领域由于这个个体的唯一性而混淆在一起，互相影响。科举赋予学术类型，尤其是儒学学术的资格效用是以学术同国家的治理的意义关系为基础的，儒学学术被视为教化帝国的民众，维持现存秩序的有力工具，在国家治理中处理事件中不可缺少。这种意义一旦被解构，那么，学术，不仅是指儒学，都将被抛弃，而学术人的社会地位也将发生变革。科举考试偏重儒学，以儒学获得仕途资格的官吏在官僚体制中的升迁快，获得的职位高，这种看得见的社会地位非常有力地刺激民众把学习儒学作为主要的目标。在这样的缺乏协调的竞争秩序之下，科举考试就显得非常拥挤和残酷。科举也把儒学提高到同政治资源联系最为紧密的地位，这种地位一方面吸引人们学习儒学，另一方也形塑了儒学的学术形态。儒学作为标示一类学术人的学术形态，必然地在学术人的心理中产生学术情感。这种情感保证了学术人对该学术的忠诚以及开拓的勇气和实践，它维持学术人对学术的纯洁看法。科举把一种工具性的情感带入到学术人群体中，这种情感把学术工具化为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在批判科举的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指责科举带给学术人行为上的影响，这些指责的文本是学术情感对学术工具情感的指责。尽管学术情感维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但是它并不能抵消工具情感所产生的压力或者说诱惑，实际上，步入仕途仍然是作为一种学术情感保留在儒学的学术传统中，对于科举儒学在本身的观念中并不排斥，这一点把儒学同科举结合起来。同儒学相比，道家的学术则在传统中不提倡进入仕途，它强调清净修行的观念引导它的学术人在宗教那里寻找到了社会效用的结合之处。儒学学术人所展示的两种看似矛盾的情感也同样存在与其他学术类型中，它是学术类型在社会效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通过科举这样一类的制度形式，它们彼此依赖。通过科举的学术人，在其政治生涯中，由于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人身份认同和学术情感，会自觉地把自身的政治资源转化为支持学术发展的有力手段。他们可以支持管辖区域内的学术公共制度的发展，支持讲会，举办书院。一些官僚被任命为地方科举考试的考官，这中便利的条件使得他们能够选举自己所认可的学术人。通过这种方式，学术中原本存在的多种分支就得到了筛选。政治资源给与了他们学术权威所具有的权力，这一点是同现代社会中教授对高等学校科研体制的利用是相通的。通过科举考试的学术人一部分是到地方做官，那些通过最高科举考试会试的学术人则有可能进入到中央的学术人集聚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翰林院以及国子监。不管是在地方上做官还是在中央的机构中任职务，他们接触到大量第一手文本及实地资料的机会都增大了。这种机会是在以前的苦读中所不可能具备的，它也是刺激学术发展的有力环境。编书、修撰历史书籍、记载地方典故与历史等等以个人著述、政府著述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这些活动也构成了学术积淀的内容。学术人的著述大多是以他们对经典文本、历史典籍以及个人社会活动的记录，它们的写作一般出现在学术人能够接触到大量藏书的青年时期，或者是晚年，因为青年时期的官僚身份多少能够够帮助他接触到大量的藏书并且保证他有条件对这些藏书的整理。官方一直保持着修撰前一个朝代历史以及记录本朝代大事情的传统，这也需要大量的学术人。在清代，不仅官府而且一些官僚也倾向于编撰典籍。这种编辑对学术人的需求更为巨大，考据学的出现以及对学术人的吸引一大部分上是受到了这种官方行为的影响，至少没有《四库全书》的修撰，戴震是没有机会进入仕途，并把自己放在考据学的历史中的。因此，科举以及这些学术人在通过科举后的官僚身份对学术的形态以及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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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的制度1: martin_goody 2009-2-3 15:38; 第一章学术制度不管制度在何种层面上得以体现，任何关于制度的研究都不能离开与制度相关的人群研究。在根本上，制度是与其相关的人群交互活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约束人群活动的固化结构。对于同一制度而言，由于人群的差异，他们对该制度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例如，尽管政府或政党并不能专擅法律，但毫无疑问，其享有改动它的先决权，并且在改动引起骚乱时可以动用权力来维持。这就表明，在法律制度上，政府与政党具有更便利的影响手段和方式。按照这种差异性，我们把与制度相关性最大的人群归为一个群体，把该制度视为该群体主导的制度。这个群体的变革将影响到制度的变革。一切变革总是从人群开始。从这种角度开始的对学术制度的研究，同以往的研究方式存在着差别。学术制度被视为是学术人群体活动的社会标签。通过它，既能标识出学术人群体，也能标识出学术人群体如何与其他群体产生关联。在思想观念史领域，研究学术的方式是把学术作为人的思想产物，视其为一个思想的客体，在历时过程中，这个思想客体是不断增长的。这是思想史的研究，该研究的文本叙述的主要特征是充斥学术人物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间的关联；现在，这种研究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开始受到来自国外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影响，逐渐重视外在于这些思想观念的东西。思想观念的事物与思想观念之外的事物开始呈现出某种分离的倾向。在国外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主要考察的对象是一种学术类型，即自然科学。在其早期，自然科学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它重视外在自然科学思想观念的事物的研究，但在发展中，观念本身也受到重视，科学内容本身是累积增长或范式变革，而且也具有建构性。在科学知识的建构性中，思想观念与思想观念之外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作用。在这一点上，它遵从了齐美尔对社会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关系的论证，内容与形式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影响的，内容的变革将引起形式的变革，而形式的变革也会约束内容的选择。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也表明了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独立性与关联性。研究重点的分歧已经预示着在二个研究重点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第三种关注学术的角度是从职业出发的，它多少是一种实用目的的研究，关注学术作为一种职业所薪水、就业环境、生活、晋升等方面的问题。尽管它注意到在各种与学术相关的因素之间具有的关系，却缺少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的解释。对两个或多个可以区分的概念、特征等事物的解释，最好的方式不是引入一个因素概念，这样带来了复杂化的倾向，而是从它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交互方式中进行解释。因此，克服这个缺陷的途径是回到学术人群体本身。首先按照学术人活动的特征抽取概念，其次是在概念之间搭建解释的环节。它的要求是对概念的概括以及运用，都不能脱离其所涉及的群体。问题域问题域指与群体相关的各种议题的集合。我们可以把学术人群体的任何活动、思想观念以及结构性的事物视为是对议题的现实解答。获取解答的过程构成了学术人群体的社会活动。议题在两种层次上存在，一种层次是私人议题，它被小范围的学术人关注并作出解答它的社会行为，既可能是一个个体的努力和思考，也有可能是两三个人的无聊谈资；另一种层次是公共议题，它在一个范围更大的社会空间中被关注，而且吸引了学术群体中的大量个体。这些个体以固定的组织形式存在，并且具有持续性。公共议题与私人议题的根本差别在于，公共议题深入影响社会结构并且能够引起社会资源的聚集。任何一个议题都是从私人议题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公共议题的。20世纪物理学的革命性理论成果相对论也是这样发展而来的。相对论在最初是以爱因斯坦个体的私人议题存在的。在1905年，这个议题已经在他那里成型了。通过《物理科学》这个期刊，以及普朗克的个人评判和宣传，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并且吸引了大量的人。相对论的影响为爱因斯坦获得教职提供了便利，这种转变也促使讨论并研究相对论的团体组织形成了。在大学中，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爱因斯坦继续相对论的研究，并且开设相关的讲座。相对论从私人议题转变成公共议题。它意味着，在学术人中，存在一套筛选程序和标准。这套筛选机制是被用于筛选大量的私人议题，在筛选过程中，一些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获得发展，构成了学术思想观念的构成部分，另外一些议题则被抛弃，但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在历史中被重新筛选为公共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公共议题集聚学术人并形成学术中心。由私人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议题的原创者则伴随这种议题的转换过程而获得群体承认。这两个过程是同一过程，只是在不同的角度看显得不一样罢了。其效应和表现是学术人在议题原创者周围的聚集，包括物理空间上的聚集和研究问题上的聚集。其次是议题原创者获得权威学术人的地位。对应于学术中心和权威学术人，在学术地位以及角色上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学术边缘与边缘学术人。学术中心与学术边缘，权威学术人与边缘学术人构成了学术的基本结构。在学术群体中，这种结构以等级形式存在。它意味着，在从学术边缘晋升到学术中心的过程中，学术人需要克服各种学术困难。议题对学术人具有吸引力，使得对同一议题持有兴趣的学术人产生凝聚的力量。它能够唤起学术人的学术情感，在这种情感中个体对议题解答表现出执着、忍耐寂寞的学术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学术道德以及学术规范并不是空虚的口号，它的现实基础隐含在学术制度中。在传统学术制度中，围绕历史上的学术人的而产生的祭祀仪式以及卫道的精神追求，创立书院等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也是宣泄学术情感的方式；在现代学术制度中，学术情感受到制度形式的影响，蕴含在职业规范和职责中；此外，议题还是一种资本，它能够为参与学术活动的社会个体带来各种利益。议题从私人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可能带给原创者的名誉、物质和社会地位的转变。其他学术人对公共议题的参与也能享受到由于议题所带来的各种福利。在传统社会中，儒学能为其学习者带来身份上的尊贵以及从事仕途的可能性；在现代社会中，学习某种学术类型同样能够带来社会地位的变化。在限制个体进入某些社会领域方面，现代社会的文凭同科举的功名是一致的。交往交往指学术人个体之间产生的关联。学术人能够成为一个群体，学术能够得到发展，都离不开交往。学术人同其他学术人建立起关联，从而构成学术群体。各种学术团体、学会、讲会、研讨班等都是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实现的学术人个体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的具体形式的集合构成了学术人群体的轮廓。在这种意义上，交往是具有形式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形式中，学术人个体的行为受到规制。例如，在seminar中，参与讨论是这种交往形式对学术人行为的要求，而且它鼓励这种行为的发生。如果参与这种交往形式而又不发表看法，那么将被视为不活跃分子，甚至在长期的讨论中被遗忘。交往具有场景的即时性。交往的场景是短暂的，有些场景是偶然的，不会重复发生。尽管如此，交往都随带着学术评价的功能，并倾向于实现一个个体同所有同以学术类型的学术个体的交往情形。这一点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现代社会的媒体技术引起的是学术交往方式的变革，它使得那种外出游历的交游方式，信函等方式丧失其主要位置，这些交往方式产生的评价尽管可能是非常正确中肯的，但是缺少公开性，可量化性。交往过程中的学术信息交流随着学术人群体的增大而频繁，提供一种制度化的交往方式将便利地把学术人的学术信息告知所有的人，这既扩大了学术信息的通讯范围，也同时造就了一个个体向所有学术人展示的空间。它实现了一个个体对多个体的交往方式。一个刊物越是能够实现这种交往场景，它就越具有权威性。一个学术人越是能够实现同多个个体的交往，他就越能晋升到学术的中心。在刊物的发展中，它逐渐构架起同学术界等级结构同质的结构。在权威刊物存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一般的刊物。因此，刊物，出版物并没有消除交往，而是造就了新的交往方式，并且在内在特征上实现了学术交往的趋向。从这种倾向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评价一个学术人的学术业绩需要考虑刊物，并且同时考虑刊物的学术地位。刊物通过它的公开发行与公开的特征传递出比信函，个人评价跟为客观和可操作的、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评价，刊物的等级也赋予学术信息以重要程度的信息，这两个特征都在公信程度以及可量化程度上增强了。近代论文影响统计方法的产生更是使得量化成为简便、可操作的事情。它促使学术人在论文发表上积累数量，也重视论文发表刊物的等级。当这种评价同学术人的其他利益相关时，期刊等具有评价特征的交往方式就有可能产生不利的效应。抄袭等被视为是学术中被诋毁的行为，恰可以通过学术制度本身的运作得到解释，而无需追究到个体的品质的问题。使得学术人之间产生关联的因素并非总是学术本身。学术本身对个体关联产生的影响恰是非常微弱的，往往只要存在少数几个学术人在学术上的共同兴趣就能满足在交往上的需求。广泛的学术交往是由学术之外的因素加以推动的。因此，在学术人的交往中，既有少数几个学术人构成的交往圈，也有数量大的学术人交往圈。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儒学的学术人具有广泛的学术交往圈，将有助于他获得学术名声，得到学术支持和获取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制度对学术人的束缚以及分科特征对学术人身份和志趣的划分，都影响了现代学术人的交往既局限在少量的学术人中间，而且类型也多数集中在相同的领域中。在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学术人的交往也不同，自然科学的学术人交往比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人交往频次更少。在学术人成长的不同阶段，受其学术地位的影响，交往的程度也不同，在处于学术边缘的时期，迫于融入学术界的压力，交往就会频繁，而一旦进入到学术中心，交往的程度与结构就会发生变化。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学术在具有不同社会意义时对学术人的行为产生的效应。学术的社会效用学术的社会效用指学术在学术人与其他群体之间产生的关联。这个概念用于描述和分析学术是如何与学术人结合并且使得两者融入到社会中。在学术人与其他群体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规范是与学术相关的。缺乏学术对学术人社会关系建构的支持，学术人也丧失了社会的身份。学术本身（在学术仍然作为私人议题的时候）尽管没有形式，但是可以通过它本身的议题以及在社会中生发的意义来影响学术人的行为，并且在这种行为中获得新的议题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学术人只是学术的一个载体形式，他们呈现怎样的社会形象，也受到学术的约制。按照福柯对话语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观点，什么是学术，什么样的陈述是学术都是先于学术人而存在的，一个社会个体希望成为学术人，需要首先接受既定的陈述规则，然后才能发生学术的变革。学术的意义建构是学术的社会效用在社会生活中的效应，被赋予的意义能够在观念上支持学术，并且具有发展到稳定支持的制度化形式的可能。意义的赋予即可以来自学术人群体内部，也可能来自学术群体外部的其他群体。这两种意义赋予的来源，在学术文献中都可以寻找到踪迹。一般地，对一项研究都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说明进行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包括对于学术本身的延续发展，或者对管理、认知未知世界，经济方面等有可猜想的实际效用。即便考虑到它是由某个学术人写作的，也不能否认一点，在这些对必要性的解说中，它试图通过它的重要性来获取支持。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中，这种赋予研究以重要意义的学术修辞是构成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其他群体支持学术研究的表现和遗留，它也意味着，学术并不是单纯地属于学术人，而且也同时属于其他相关的群体。在传统社会中，学术人的著述是个人的私人行为，它是学术人学术情感以及学术圈的竞争结果，并没有学术人世界意外的力量参与到著述的支持中。因此，它的写作具有相当大的自由性和个人性质。在现代学术制度中，这种自由和个人性质被公共的学术制度逐渐淹没，学术著述不再是一个学术人成熟思考的结果，而转变成被催促的生产学术的机制。生产学术已经被认可为是学术人的基本职能。多元的公共学术制度在吸引其他群体支持的同时，也必然地面对学术适应它们的需求的问题。研究的资金消耗增大都迫使它考虑其他群体的需求。在这种意义建构中，学术人同其他群体之间产生各种关联。群体之间的关联，可以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解读。由于不同群体之间从事着相异的工作，因此产生了彼此需要和交换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但是分析一下分工逐渐明晰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看到，意义建构是如何的重要。意义建构不仅先于明确的分工，而且也是分工的推动动力。在传统社会中，学术人的存在状态是一种混合形式，他们同时具有各种身份，而不仅仅以学术来获取生活的各种条件。官僚、幕僚、皂隶、私人教师、以及编修书籍等各种身份都与一种专门依赖生产学术的工作现代学术职业相差甚远，多种身份把学术禁锢在非学术的身份中，使其只产生实用的价值。儒学是传统学术类型中具有优势发展条件的学术，这些条件的获得，是以它在政治中所产生的教化以及荃选官员的意义建构为基础的。天文星相也是由于它们对王朝的命运的预测而被建构在中央的机构中。这些意义建构导致它们能够把自身同其他的人群分离开来。在学术职业化的过程中，近代欧洲，学术成为学术人的职业，依赖于现代大学制度所提供的教职。在中国的学术制度变迁中，同样依赖于大学以及教育制度所维持的公共学术制度来实现的，而这个制度的支持是以学术在政治人中获取的意义建构为基础的。学术的意义建构既可以促成短期的行为，也可能促使一些相关的长期的制度、规范的产生。这些制度嵌入在社会之中，并且获得稳定的支持，形成学术的社会效用。它对学术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学术的发展环境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管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的学术制度都存在着学术的社会效用，学术成为一种职业，可以说是学术的社会效用的新的体现形式。在学术职业形成过程中，学术的社会效用发挥了极重要的角色。在学术职业中，学术作为一种获取社会身份并且仅以此参与到社会中标签，教职的申请、晋升、研究的要求等构成了标识学术专门化的特征。学术人的身份倾向于单一，并且在多个身份中，学术人身份是主要的。除此之外，学术可以做为教化的工具。在任何社会里，同教化联系的事物中，必然地存在学术，这不仅是因为，学术本身对语言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学术本身的观念一致更能导致人群在秩序上的统一。教化把学术同教化的制度结合在一起，它使得学术能够居留在知识机构中。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生把学术规整在教育制度中，并为学术人提供了职位。学术也可以发挥资格的社会效用。科举制度以及现代的教育制度都具有赋予制度中的人各种资格的功能，这些资格对于社会个体参与社会获取生活资源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导致学术能够吸引大量的个体参与到学术中。在学术变迁中，变迁主要发生在学术的问题域、交往形式以及学术的社会效用三个领域。学术的问题域变迁繁复，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构成一个纵向的历史变迁。学术积累说认为学术的变迁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现代的学术总量总是比以前大而且更为准确；学术的变革说，认为学术以范式的方式存在并且以突破既有范式的方式发生学术变革，从而带来学术的发展。这两种说法建构了一幅学术问题域在范式内积累，在范式之间变革的变迁图景。但是，对于某一问题的解答并非存在着唯一性。社会秩序的治与乱问题不仅引发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引发了此后不间断地思考和社会实践。越是概括的问题越不具有解答的唯一性。多种解答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其结果并非是等同的发展，而是被筛选的得到了发展和定位。在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以及同一学术类型内，分裂不仅作为特征存在，而且它根植于对问题域的处理方式。分裂与筛选是学术问题域变迁的特征，也是变迁的主要方式。在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中，对于民族以及国家危机的感触，对于富强、独立以及完整社会形貌的追求，不仅引发了学术人以及其他群体对西方学术类型的兴趣，而且在传统学术类型中同样引起了解答的思考和社会思考。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西方的学术类型更具有被选择的条件。西方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被逐渐建立，而儒学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建立的教育制度把学术人从传统社会的交往方式中拖拽出来，给予他们职位，职业化的学术特征逐渐明朗起来。在这三个领域中，蕴含着三种主要的变迁动力。在学术问题域中，新议题的出现以及它上升为公共议题。在学术世界中，学术的问题并非总是唯一的，而是不断地塑造主流的问题，区分出前沿的研究和滞后的研究。在物理学历史上，利用相对性原理解释物理规律特别是大尺度中的物理规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逐渐成为主流的物理问题之一，由于它与牛顿物理学之间的差异而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这导致了在物理学中区分经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它们的基础并不一致。新的议题出现并且导致了旧有议题光辉的暗淡。在学术交往中，传统交往方式的变革以及新方式的引入也是引起学术变迁的动力之一。现代出版业不仅提供了有效率的期刊出版，而且扩大了学术人同更多不同群体的接触。伴随电视以及网络传媒技术，学术人以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的身份迎合了不同群体的需求，它为学术人建构更多样的社会效用提供了便利。在这些新的交往方式的影响下，学术将呈现多种形貌，受到商业需求的督促和约制，学术人也将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扩大社会影响的力度。学术人伴随现代传媒构造的交往方式走出纯粹的学术人交往圈，成为一个社会中的贵族阶层。在学术的社会效用中，学术意义的丧失以及获取也可以导致学术的变迁，这种变迁是该种学术类型生存的变迁。不管学术类型处于怎样的制度中，只要它的社会效用受到压制，那么它的生存就要受到限制甚至致命的打击。但就儒学而言，它既经过秦代的焚书坑儒的毁灭性打击，由此带来后世今文、古文经学的争论，也经过汉代一朝的极力推崇，重获政治效用而延续千年。这种变迁促使学术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并影响到其他学术类型的发展，它决定了一个时代中学术的整体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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