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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点滴: sstone2009 2020-3-17 20:26; 陶寺遗址经历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纪后半段，为龙山时代的晚期。陶寺都邑有一周夯土城墙，城墙围起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7公里。在贵族随葬品中，出现了龙盘、鼍鼓和特磬，这些礼器隐约昭示着华夏礼制已在形成途中。陶寺铜铃是迄今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见证了青铜文明更早起点。奇怪的是，陶寺似乎热衷于“拿来主义”，成就了一种集多源于一体的趋势，但并未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在一块残陶器上，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让学者们浮想联翩，祖丁、易文、文邑或文夏……争论不休。有关禹都或尧都，在缺乏文字材料互证的情况下，显得无从辩起。从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杂乱的人骨、残暴的痕迹，让人联想到一场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摧毁了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陶寺的衰亡谜团，莫非就隐藏在其中？读《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陶寺的兴衰》。; 个人分类: 读书杂记|2626 次阅读|0 个评论

陶寺毛笔朱书文字考释: feiyizhai 2012-10-13 23:35; 朱冰陶寺扁壶毛笔朱书共两个字（也有认为是三个字的）。一个字目前公认为“文”字，而另一个字的解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信息中心的介绍，目前有“阳”、“尧”、“邑”三种解读。我认为这三种解读都不符合这个字的本意。现将我的看法提出来，与学界同仁共同研究。这个字读音目前尚不好确定，但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上面的长圆形符号不是实心的而是中空的，说明圆圈内有物体，它象征蚕茧；下面一横又细又直的横线象征一根丝纤，而丝纤下面的爪形符号象征人手在缫丝的形状，爪形符号下方斜向笔划可能为索绪工具。因此这个字应该是一个字而不是两个字。此外，它与另一面的象形的“文”字是有联系的。缫丝的象形字代表着蚕丝原料是通过蚕茧煮滹得到的；而“文”字则是原始编织或纺织之织纹的象形。毛笔朱书将这两个字写在同一件器物上，正意味着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同时说明古人对这一事物或发明的高度重视。按照目前专家的研究，认为朱书的书写工具是毛笔，书写颜料本文作者推断可能为朱砂。朱砂无论在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史上，一直是使用最早的矿物颜料之一。陶寺文字距今约为四千年，其色彩仍十分鲜艳，这也符合朱砂作为矿物颜料色泽稳定的特点。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在目前出土新石器时期文物中为仅见，而朱砂作为着色颜料，即使在秦汉时期仍然很贵重。而在新石器时期，可以想象毛笔和朱砂作为书写工具和材料都应是较为稀少而贵重的。将字符书写在陶壶上，可能因陶土有渗透性，容易着色，能使其上文字保持相对永久。据此可以看出，毛笔朱书书写者对此事是非常郑重和怀有敬意的。作为缫丝工艺理解的那个字，其上方之长圆形符号为蚕茧，还可以参见李济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出的“半个”蚕茧实物。一些考古学者或纺织史学者据此认为这“半个”蚕茧是山西夏县为中国北方蚕桑起源的直接证据。对此，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在《养蚕的起源与古代绢》一书中作了详细分析，认为这“半个”蚕茧不是用于缫丝的，而是古人食用蚕蛹后遗弃的。本文作者赞同布目顺郎教授的意见。首先，这“半个”蚕茧是切割的，不符合缫丝工艺的要求，缫丝所煮练的应是整个蚕茧，这样才能抽出完整的长丝；其次，这所谓半个蚕茧其实是大半个，在不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切去一头，这符合食用要求，即尽量保持蚕蛹的完整。尽管本文作者不赞同夏县的半个蚕茧是用于缫丝的，但不能否定的是：缫丝工艺的诞生，绝对是蚕茧用于煮食的衍生技术。夏县是内陆地区，食用动物资源相对较少，古人靠煮食蚕茧获得蛋白质是很正常的。蚕茧通过水煮，丝胶溶解，丝绪散开，便可获得丝纤。蚕丝作为纺织原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丝纤长而细、光滑、弹性好，纺织和服用性能都十分优良。因此，古人由煮食蚕茧而发明缫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即使这半个蚕茧不是直接用来缫丝的，也可说明夏县食用蚕茧的历史十分悠久。而蚕茧的食用到服用只是一步之差。襄汾陶寺遗址与夏县西阴村遗址地理距离很近，同属于仰韶文化类型，因此生产生活形态包括获得食物的来源及手段等应十分相近。西阴村蚕茧是古人煮食蚕茧的直接实物证据，而陶寺朱书则是缫丝技术起源的直接文字证据。说得明确些是：有煮食蚕茧就有缫丝技术诞生的条件，因此缫丝技术的发明与煮食蚕茧应是同步或基本同步的。陶寺朱书的“文”字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文”字字型完全相同。许慎：“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像两纹交互也。”可知“文”字的本义即为交织纹。陶寺朱书中出现这个字，说明以“文”表示交织纹自文字诞生时即如此。此外，根据陶寺大墓考古报告，该墓规模大，规格高，出土有陶器、玉石器、骨器、铜器等。出土的陶器器表有绳纹、篮纹、堆纹、方格纹、弦纹、漏空纹等，器表多施朱绘或多色彩绘，均为烧成后着彩，以黑色或褐色陶衣为地，或满涂朱红色为地，再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出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构成斑斓绚丽的图案。据考古报告，器M3015：4为一件骨匕，放在一件带盖子的圆形“仓型器”上面，显然表示这两件器物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件骨匕“体扁平、光滑。柄端对钻一孔，另端磨出钝刃，长22.3，宽2.2—3.4厘米”。骨匕两端的钻孔显然是用来引纬的，而骨匕的匕身一边之钝刃是用来打纬的，所以这件骨匕兼有引纬和打纬的作用。与骨匕放在一起的“仓型器”，有研究者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缠绕丝线的工具，这种工具名叫“‘ 榬’ ” 。但对“仓型器”之器身何以有三个拱型圆孔，没有给出解释。本人认为，这件“仓型器”确与络丝有关，但它本身不是络丝用的，而是搁置络丝的丝架或后世称为“篗子”的工具。“仓型器”的三个孔洞是插入并固定篗子的支脚的，即将原始的篗子支脚插在孔洞中间，仓型器固定并带动篗子转动以绕丝，而仓盖是为了防止篗子由于快速转动飞出脱落而设计的。此外，据高炜《陶寺龙山文化木器的初步研究—兼论北方漆器起源问题》，彩绘木器在陶寺遗址中只见于大墓，中小型墓葬则没有。此件仓型器的安放位置在大墓棺头端左方，与安置在头端右方的彩绘高柄豆相对，为入葬时有意安排。亦可见此器物之重要。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毛笔朱书字的字义为缫丝，则陶寺文化已经确切地出现了缫丝技术；二、由仓型器和“骨匕”可以确认：陶寺文化已经出现了丝纺和丝织技术；三仓型器的设计非常巧妙，既可以固定丝篗使之不致脱落，又可以转动器身使丝纤缠绕在丝篗上。仓盖可以防止丝篗在转动时飞出，同时在丝纤缠绕完成后摘掉仓盖，就可以将丝篗从下方取下；四、丝篗的出现说明需要加工的丝纤数量已经达到需要借助工具提高缠绕工效和质量；五、陶寺出土的诸多陶器上的纹样说明，编织技术已经突破简单的一上一下平纹结构，而开始出现织纹的多样化。这也为丝织技术组织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借鉴；六、陶寺时期丝织技术及织制品可能出现不久，十分贵重，因此被作为墓主身份地位象征的重要器物葬入大墓。丝绸是蛋白纤维织制品，所以不易保存。虽然目前尚未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丝绸织物，但根据以上诸多考古材料的分析，可以认为：陶寺文化已经出现了丝绸技术和产品。 2010-12-24 《中国文物报》布目顺郎《养蚕的起源与古代绢》雄山阁昭和五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发行 P164。《中国文物报》中国文物报 2003.11.28 《陶寺大墓中出土的“仓形器”名实浅说》。《襄汾陶寺遗址研究》P452 科学出版社 2007年一版一印。陶寺毛笔朱书“文”字左：代表缫丝的字右：“文”字; 个人分类: 学术|682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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