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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国产化”背后的“中国梦”: 热度 10 wangxiaog04 2014-3-11 16:24; 技术：从无到有产业：由弱变强 “国产化”背后的“中国梦” “成电智造”引领我国电子仪器领域深刻变革（ http://www.new1.uestc.edu.cn/news/index/id/1557 ）核心提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彻底改变了我国在测试计量仪器领域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使我国从纯粹进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高性能测试仪器出口国。我校测试技术与仪器研究团队成功研制的“宽带复杂信号的实时捕获与合成技术”，不仅实现了几代成电人“追求一流、追求卓越“的“创新梦”，也实现了我国追求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梦”！ 2014年1月10日，当自动化工程学院院长田书林教授和叶芃教授代表团队赴北京领取2013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时候，他们的“宽带复杂信号实时捕获与合成技术”成果也已经如石击浪，在我国科技界和产业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从2007年开始试产、2008年实现批量生产，到今天的年产（销）3~4万（套），“宽带复杂信号实时捕获与合成技术”系列应用成果已经通过校企合作成功实现了产业化，不仅成功走进了现代雷达、军民通信、航空电子、深空探测、模拟核爆等众多涉及复杂信号的领域，为我国尖端科学研究和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托起了“民族品牌”，带领长期艰难前行的我国高端仪器产业焕然新生、扬眉吐气，乃至闪亮登上世界舞台。 “国产梦”：几代学人铭刻心底　　测试仪器仪表在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科技发展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多路、宽带、复杂信号的同步、实时、无缝捕获与合成技术更是反映国家科学研究基础能力的重要共性技术。　　随着电子系统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以及电子信号复杂程度的急剧上升，电子测试及仪器技术面临着全新挑战，尤其是宽带复杂信号的实时捕获与合成问题为现代科学研究和国家重大工程带来巨大困扰。　　例如，要评估大型爆轰试验的效果，就必须对预定球面空间中的100多路持续时间极短、带宽数GHz的瞬态信号进行精密的、同步的测量分析；在雷达等电子系统中，要对偶发干扰进行长时间的无缝测量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排除故障离不开这项技术，就连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飞机防撞系统（TCAS）都需要它的支撑。　　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该领域技术落后、产业单薄，一直受制于人。在田书林教授团队突破该项技术之前，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掌握了复杂信号的实时捕获与合成技术，更确切地说，美国的安捷伦公司、泰克公司以及德国的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等三“巨头”几乎垄断了该项技术的全球市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三家公司纷纷进军中国市场，虽然将其世界领先的技术和部分产品“引入”中国，但这种“引入”并没有发挥太多的“造血”功能、增加中国相关技术的“自生”能力，反而是随着中国各个领域对该项技术的巨大需求而为跨国公司支付了巨额垄断利润。据统计，电子仪器产业全球产值目前已超过千亿美元，其中，基于捕获与合成技术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时域仪器占比超过50%。　　“国产化”之殇刺痛着国家的神经也激励着成电人的斗志。从“八五”时期开始，自动化学院陈光踽教授、陈长龄教授、古天祥教授等老一辈成电人，就带领“测试技术与仪器研究所”开启了“国产化”的梦想。此后，在王厚军教授、黄建国教授以及田书林教授等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自动化学院在测试仪器仪表领域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为破解“国产化”难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7年，在田书林、王厚军、叶芃、刘科、曾浩、王志刚等几十位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宽带复杂信号实时捕获与合成技术”终于在技术层面取得全面突破，实现了从“理论”到“技术”的飞跃，完全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和封锁。　　据悉，团队作为第一负责单位编制了3项国家标准和2项军用标准；申请发明专利68项（美国专利2项），占我国该行当专利数的70-80%，其中授权41项（美国专利1项），获转让费858万元；登记软件著作权3项；在IEEE等刊物发表SCI/EI论文65篇；获省部级一等奖3项。　　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系列成果又顺利跨越从“技术”到“产品”的距离，通过优利德集团有限公司（UNI-T）走向产业化和市场化，从此结束了跨国“巨头”一统天下的产业格局。产品近三年来销售8万多台，产值达6.4亿元，产品近30%出口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广泛应用到中科院上海技物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国内研究单位，满足了我国深空探测等领域的科研急需。高水准：多项指标处于国际领先　　毫无疑问，高端仪器仪表的技术和产业格局正在发生巨变。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科学家首次用上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仪表时那份如获至宝的欣喜和技不如人的复杂心情依然犹在昨日；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国门，跨国公司纷纷登陆，几乎垄断了整个高端仪器仪表市场，学界和产业界的那份焦灼依然伸手可触。然而，又过二十年，“中国智造”的高性能示波器、任意波形发生器等“宽带复杂信号实时捕获与合成技术”系列产品竟然远销英、法、巴西等国，甚至返销美国和德国。　　欧美市场为何乐意为中国的高端仪器仪表“投票”呢？原来，“中国智造”已经比“美国智造”和“德国智造”更具比较优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性能和技术指标相当优良，在宽带信号的无缝测量等部分技术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指标甚至高于当前同类最高产品。　　要实现宽带复杂信号实时捕获与合成技术，其核心就是提高采样率和处理速度。但依靠器件性能的提升已根本无法应对信号带宽、波形任意化程度急剧上升的要求，因为多路信号之间最高皮秒量级的精密同步要求已接近系统时钟抖动，以至于传统技术手段无能为力。这也是除了美国和德国之外的许多发达国家在该技术领域扼腕叹息的主要原因。　　“这就逼迫我们必须独辟蹊径，不走传统的研发思路！”田书林教授介绍说。经过团队的深入研究，针对高采样率、高捕获率、高精度同步等技术难题，成电人终于给出了巧妙的答案，采取三大“绝招”，用方法创新突破了器件瓶颈，仅利用国产核心器件就成功实现了相关测试设备的研制和功能要求。　　首先，采取非均匀校正的大规模并行采样方法。针对规模化ADC组时间交替采集可能引入的非均匀采样问题，提出了大规模并行（20路）下非均匀性失真的表征与自适应信号重建方法，突破了单个采样器件的性能瓶颈，实现了数十倍于单个器件性能的采样率，利用国产器件使实时采样率达到20GSPS，突破了国外的禁运和封锁。　　其次，使用基于信息熵的无缝测量方法。对宽带信号长时间无缝测量是确保获取信号随机、偶发特征的基础，但在高采样率下的长时间无缝测量，会带来有限存储容量与极度膨胀的信息量的矛盾，传统方法是难以克服的。因此团队发明了基于信息熵的无缝测量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实现了最高每秒200万幅的波形捕获率，高出当前国际最高指标一倍，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再次，采用内嵌式相位校准和主动补偿方法，发明多通道精密信号同步技术，突破了布局布线和时钟抖动的制约，实现了100皮秒内的同步精度（目前仅美国安捷伦公司达到相同指标），解决了多目标信号合成的核心难题，在飞机防撞测试应用中，模拟出多达154个不同方位、高度和距离的飞行目标信号，达到目前国外唯一商用机载防撞系统（TCAS）测试设备美国Aeroflex公司IRIS2000的水平。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实际上，团队在项目最初确定该项技术的性能指标时，并没有刻意瞄准国际领先的水平，而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相关产业的发育水平和实际市场需求，首先瞄准了通用消费市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团队从一开始就抱着改变技术空白和产业落后的双重目的。　　在他们看来，产业的壮大才是技术成熟的标志。技术发明的目的最终也要落脚于社会服务和产业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泉。如果束之高阁或孤芳自赏，那么，再好的技术都无异于“屠龙术”，聊胜于无。况且，要改变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就不仅要在技术指标上形成优势，也要在价格或成本上形成竞争力。这就要求团队不能闭门造车、自娱自乐，而是必须坚持把科研的重点放在产业发展前沿，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下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争取在高技术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上取得重大突破。　　然而，要对接企业和市场，就得遵循市场的逻辑和规律。高端仪器仪表制造投资巨大，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敢贸然涉足。与团队合作的优利德集团有限公司当然无法例外。它始创于1988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的中国仪器仪表民族品牌”，其“万用表”等中低端技术产品已经获得了广阔的国内市场，销量十分可观。但从“万用表”一步跨入技术含量很高的测量仪器仪表，需要承担的市场风险不可估量：如果技术水准太高，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或者水准太低，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都将导致企业投资无法收回并进而导致公司无法为团队提供持续的研发支持。　　因此，团队在与优利德的合作中，最终将产品定位在了中高端技术产品，即从市场需求最大的200 MHz带宽以下的低端系列产品做起，站稳市场脚跟后再向500 MHz 带宽以上的中高端产品进发。　　2006年，自动化学院与优利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07年优利德就在清水河校区附近投入两条生产线，开始试产首批100台（套）产品。后经不断优化设计，团队终于用低性能器件大规模并行的方法实现了更高的系统性能，不仅确保了产品的功能，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使产品的性价比具有更大的优势，从而助推产品在国内市场首先得到广泛使用，并逐步迈出了我国民族测试仪表工业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保证功能，就必须优化设计，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极致。”叶芃说，对于销售量很大的通用产品来说，每省1块钱都是对公司的巨大支持，“我们最后和企业一起抠成本，能降低一元就要争取降一元，能降低一角就要争取降一角，使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了95%以上”。　　“中国智造”的闪亮登场，打破了原有的“巨头”垄断格局，在国际市场上引起了强烈“地震”和连锁反应。在垄断格局下，外国公司生产的一台1GSP采样速率、100MHz带宽的示波器售价高达4000-5000美元，而“中国智造”的售价仅4000多元人民币。由于我国产品的竞争，国外公司也不得不降价销售；国外消费者也纷纷“倒戈”，选择使用“中国智造”的产品。　　“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更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田书林说，电子仪器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技术，涉及到材料、器件、工艺、系统设计等方方面面。尽管我们在部分技术上做到了国际领先，但就整体能力和水平而言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这份荣誉面前，“我们团队没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而是深知任重道远，只争朝夕、义无反顾地继续走下去，争取使我国在该技术领域能够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8204 次阅读|14 个评论

转基因垄断寡头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不遗余力打开中国市场: 热度 2 蒋高明 2013-1-1 21:11; 转基因垄断寡头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中国，就是要拼命轰开中国大门。转基因如果被中国使用，才是黄金技术，如果中国抵制则是垃圾技术，目前，国内外一切被转基因公司豢养的科学家、政客、媒体和商人正在配合美国完成这个使命。看看不断转换脸面（有黄肤色的有黑肤色的还有白肤色的）登台的各种表演就能判断得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市场放纵跨国公司（以及任何一种企业）不择手段地赚钱，纵容它们推卸对产品安全应付的责任，纵容它们推脱对长期后果应负的责任，特别是在转基因产品问题上，美国抢先一步，用一个似是而非的“实质上相同”评价原则（ 1992 年），为一切责任“攸关方”免责，把转基因这个疑点极多、问题极大的技术推向消费方，让消费方去承担一切后果，现在转基因正在推向中国，让中国来养活它——中国也许会第二次拯救转基因，但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美国永久地维持自己在生物技术领域无人可以挑战的霸主地位。而转基因技术实施的后果——环境污染、生物伤害，人类并没有办法去应对。吕永岩提示：转基因技术投入惊人经费，但解决的问题却只是控制害虫和杂草，人类从来不用转基因技术养活，尤其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转基因技术不仅无用，而且已经过时了。这个“垃圾技术”只是靠攻关中国取得成功，才获得苟延馋喘。现在转基因技术要想生存下去，还得靠中国人吃转基因主粮。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要千方百计鼓动中国实施转基因产业化的原因。今天转基因主流的行为特点，越来越像推销慢性毒药的商人——利用转基因毒害表达的延时性特点，来掩盖转基因技术致命缺陷的实质性。转基因不可逆的特性决定了人类对转基因造成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任何解决的手段——完全束手无策。救美国和救美国的转基因垃圾技术，这个举动必定要作为罪行而载入史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683ce0102edvd.html 附：世界不能靠转基因技术养活，转基因技术却要靠中国养活 1 。转基因技术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农田管理。转基因技术只是控制害虫和控制杂草的技术，二者都属于农作物的栽培管理；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比转基因技术更好的办法，更实用、更合理、甚至更经济的办法，去解决栽培管理问题。农作物是否高产，至今和转基因技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现有农作物的一切高产性状，没有一个是通过转基因技术获得的，全部是通过常规育种技术获得的；所有的转基因技术项目都不过是：找到一个优秀的常规品种，把外源基因插进去——就这样制造出一个一个转了基因的、生物技术的“植物新品种”，再把它们用专利保护起来。其实每一个转基因专项课题都必须用非常大比例的资金和精力，找到或者育出传统的高产品种，再对它动手术——插入外源基因，或者同转基因的植物杂交。抗虫转基因作物的增产功能，仅是减少虫害导致的减产，在有些条件下表现出的高产，部分地是通过驱赶害虫到邻近地块、降低了天然作物的产量而间接表达的。 2 ．只要生态系统还存在，传统育种技术就没有过时。转基因主流总在说，转基因技术是不可避免的长远发展方向，他们说传统农业技术已经走到尽头。其实转基因技术才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全世界的人口，从古至今都不是转基因技术养活的；今后世界上的人口无论有多少，也不靠转基因技术养活。实践已经证明：采用转基因技术（1）不能真正提高产量、（2）不能降低农药投入，（3）没有提高农民收入，（4）没有做到环境友好；转基因技术对种植规模很大的美国等地的农业曾表现了短暂而有限的效果，对于小规模农业则没有一丝一毫可取之处 ——不论是抗虫还是抗除草剂，都是一样。转基因技术会很快过时，每一代转基因技术都有全面失败的高风险，而且现在就已经失败了。但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落后的、进步速度缓慢的传统农业技术，永远有提高产量的潜力；只要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还在演化、生命还在演化，传统的农业育种技术就不会过时，因为传统育种技术本身，就是生态和生命演化的组成部分。把传统农业技术说成走到尽头，没有开发潜力，是别有用心的大谎言——只要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还存在，只要生命还在演化，传统农业的育种技术就没有过时！今天全球性饥饿的原因，不是农业资源不足、也不是食物生产不足，而是资本主导的市场剥夺了大量的小农和穷人自己养活自己所需要的资源，非农业部门无法提供工作岗位、或者在岗也不能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于是在一个食物充足的年代，全世界饥饿人口越来越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多。如果一项行动的真正目标的确是解决饥饿问题，那就不能像目前这样盲目追随资本主导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不应该把更多现在还能养活自己的小农和其他人口驱赶到城市里去，更不是采用转基因技术，而是相反：帮助小农，走非转基因的技术道路。 3 ．转基因技术需要中国养活。世界决不可能靠转基因技术来养活，中国也决不可能靠转基因技术养活，但是转基因技术却需要靠中国来养活。转基因技术一直被 4 个美国和欧洲的生物技术公司垄断经营，在医药和农业两个方面，直到 2003 年都没有找到足够的应用前景，一度陷入极大困境。 2004 年曾经面临绝境，几乎被开发者放弃。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在 2004 年 12 月 2 日发表学术报告说，转基因技术的前途在亚洲和中国：只要亚洲和中国接受它，它就是黄金技术，否则就是垃圾技术。自从美国 2004 打开了中国的大豆市场，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才得到了一个急剧扩大的销路，转基因技术才有了足够大的空间，一变而成为“黄金技术”，暂时避免了“垃圾技术”命运。中国大豆市场被巧妙地打开，中国的市场把转基因从 2003--2004 年的困境中挽救出来。 6 年后的今天，转基因技术再次面临生死考验：继大豆之后，这次生物技术巨头必须打开中国的水稻市场，才能渡过一次更大的全面失败危机，再一次把转基因技术延续下去。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技术公司和种业公司都来中国淘金了，却没人有兴趣、也没人有时间去研究一下，转基因农作物一旦作为人类主粮，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安全会造成什么恶果。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转基因的农作物绝大部分是做燃料、饲料、工业原料，直接用作人类食品的数量极少，在欧洲几乎没有；主要生产国都力争把绝大部分转基因农作物全部出口到别国去。在中国情况正相反，水稻是人民直接食用的主粮，转基因的水稻如果商业化，所产稻谷将全部用于国内消费，永远不会出口—— 世界市场现在不打算接受转基因的大米，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 4 ．世界主流媒体对中国转基因“特事特报”。在转基因技术被一再证明非常不可靠、而且正在节节败退的背景下，全世界的转基因利益集团却热切期盼中国尽快走上转基因路线，热盼之情溢于言表，因此造就了一些非常奇特的国际新闻和舆论现象。例如， 2009 年 11 月 27 日中国宣布，批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仅一周之后，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ISAAA ）主席克莱夫•詹姆士自己办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周报》上，就刊发了他自己的文章（时间： 2009 年 12 月 4 日），不遗余力地赞扬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策”，并且很精确地把中国的 Bt 棉花、植酸酶玉米和 Bt 水稻联系在一起，称之为 “中国式三驾马车”，即三种基本农作物一起走转基因路线，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人类主食一起干——树立一座全球转基因的大里程碑：中国将再一次挽救转基因革命。非常令人费解的是，在紧随其后长达数月之久的 2010 年初中国转基因大辩论中，一向对中国事务非常饶舌的全世界主流媒体，这一次却自始至终屏息静气地观战，一言未发，对中国的转基因激辩至今没有发表过任何报道和评论！半年多过后， 2010 年 9 月 17 日，国际先驱导报的“老鼠没了”报道发表，中国的转基因讨论再次升温。两天之后， 9 月 19 日，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中文网页上出现了一条极短的新闻：“中国冀望基因技术解决粮食供应难题”，内容却是讲克隆猪的，新闻来源竟没有给出；但是在网络上有两天前（ 9 月 17 日）路透社的一条报道，内容一模一样，一字不差，虽然内容是讲深圳的第一头克隆猪，中文题目却是：“国际专家：促使（全世界的）公众接受转基因，中国可以起到带头作用”，而那个标题的英文原意不是这样，正确的译文其实是：“技术帮助中国支撑人口增长”。采用这样的神奇报道手法，对国际最知名媒体来说，实属罕见。两大媒体一唱一和制造“中国要带头接受转基因为其他国家做榜样”的虚假舆论，还做了一个“名实不符”的怪报道！它们其实是在制造舆论压力，推着中国在转基因的路线上继续往前走，不要停顿下来——它们要中国继续为全世界（仅指发展中国家）做转基因的表率，千万不要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停下来，拐个弯，甚至“下线”。中国决定要全面走转基因的技术路线时，国际利益集团、国际主流媒体都为中国的决定而兴高采烈：但他们决不是为我们而高兴。他们是为他们自己高兴。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工程等等问题，从总体上讲，从来都不完全是科学或者技术，更主要的是政治，而且是国际政治。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市场放纵跨国公司（以及任何一种企业）不择手段地赚钱，纵容它们推卸对产品安全应付的责任，纵容它们推脱对长期后果应负的责任，特别是在转基因产品问题上，美国抢先一步，用一个似是而非的“实质上相同”评价原则（ 1992 年），为一切责任“攸关方”免责，把转基因这个疑点极多、问题极大的技术推向消费方，让消费方去承担一切后果，现在转基因正在推向中国，让中国来养活它——中国也许会第二次拯救转基因，但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美国永久地维持自己在生物技术领域无人可以挑战的霸主地位。而转基因技术实施的后果——环境污染、生物伤害，人类并没有办法去应对。人类对转基因造成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任何解决的手段——完全束手无策。在很大的程度上，主流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释放转基因后的生态危机，将来在挑战全人类、向全球扩散的时候，是不会尊重国界线的。 5 ．转基因科学、转基因技术变成了政治立场问题。为了保证美国在生物技术领域里永远的主导地位，转了基因的食品安全还是不安全、是否应该商业化推广，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你站在哪一边，决定你的“科学”判断。转基因的长期性、不可逆的恶果，是转基因主流推手一直竭尽全力否认和掩盖的事情。今天转基因主流的行为特点，越来越像推销慢性毒药的商人——利用转基因毒害表达的延时性特点，来掩盖转基因技术致命缺陷的实质性，用转基因作物在极短时期内的出色表现——昙花一现般的出色，来为转基因的农作物品种做广告，为推广转基因的种子开路。中国在 2009 年决定把两种水稻和一种玉米转基因，是一个太过仓促的错误决定，错把失败的技术当作长远的方向；现在仍然要坚持商业化计划，侥幸期待短时间内的有限的效益，无视已经显现的生态异象和转基因释放之间的关系，无视公众的反对，借用转基因问题的延时性特点，不采取任何行动改正明显的错误——这无异于把一个延时性问题的解决，向后推给下届政府和下一代科学家，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中国不应该再一次解救转基因于困境、绝境。中国一旦拒绝了转基因，全球的局面就会改变，转基因的祸害将受到一定约束。同样，中国一旦把转基因主粮商品化付诸实施，转基因的全球局势也要改变——起死回生。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中国应该立即停止转基因主粮和食品商业化的所有技术项目。把转基因作物和天然农作物规定为“实质上相同”，是完全彻底错误的。主流一直用这个来自于政治合法性的所谓原则，作为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评价原则。我们需要彻底颠覆这个荒谬的“实质上相同”。中国不应该第二次拯救转基因，而是应该立刻脱离转基因技术路线，回归正确的有机多样化生态平衡的技术路线。;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194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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