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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竞争情报》2016年第2期试读本: 热度 1 terahertz 2016-5-12 08:54; 《竞争情报》创刊于2004年，2015年起，杂志成为公开发行的正式刊物。《竞争情报》的办刊宗旨为“交流研究成果，提高学术水平；推广方法工具，服务产业企业；普及情报思维，提升信息素养” 。《竞争情报》的国内统一刊号为CN31—2107/G3，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 2095—8870。杂志为双月刊，全年共6期。杂志的主页：http://www.ci1st.org/jwk/CN/volumn/home.shtml。 2016年第2期共有“一带一路”专辑、理论方法探讨、情报行业纵观、CI人物访谈和CI随笔5个栏目11篇论文组成。“一带一路”专辑是本期的特色和靓点，共有4篇论文，分别是从产业机遇、情报眼（以拼图巴基斯坦为例）、集成服务、数据库介绍等角度进行介绍的。“一带一路”特色数据库有： (1)《列国志数据库》（http://www.lieguozhi.com/）、 (2) 一带一路数据库——国家前沿战略支撑平台（http://www.ydylcn.com/skwx_ydyl/sublibrary?SiteID=1ID=8721）、 (3)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数据分析平台（http://scie.pku.edu.cn/ydyl/）、 (4) “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平台（http://www.drcnet.com.cn/www/ydyl/）、 (5) 新华丝路（http://silkroad.news.cn/）。; 个人分类: 图情期刊|3127 次阅读|2 个评论

丝绸路上鸣沙山月牙泉: 热度 2 baodezhou 2016-1-24 17:56; 鸣沙山月牙泉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市西南 5 公里开外。鸣沙山，因沙动有声而得名，东西长约 40 千米，南北宽 20 千米，沙山海拔高度 1700多米。山峰月形沙垄相衔，远看连绵起伏如虬龙蜿蜒，酷似大海波涛浪涌，甚为壮观；月牙泉四周被鸣沙山环抱，泉弯如月，千古沙不填泉，泉不为沙所掩，实属罕见。泉映明月、清澈如镜；水光山色，相映成趣。前不久去了一趟鸣沙山，留下几张照片供博友分享。; 个人分类: 照片分享|9202 次阅读|1 个评论

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游: 热度 4 bqzhu 2015-7-22 17:53; 每当你坐飞机飞経兰州附近上空时，感到下面是一片寸草不生的黄土地。然而就是这片黄土地，恰是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母亲河的上游，并联系着充满着神秘色彩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地理与地质上位于祁连山— 西秦岭北麓，华北克拉通 ( 古老地壳 ) 西南缘。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现代通向大西北的交通要道。照片1：黄河母亲兰州往南百余公里的临夏地区有一系列从新石器时代到早商的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时代距今约 5000 年 -4000 年。齐家文化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以甘肃兰州一带为中心广泛分布，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 4000 年左右。辛店古文化遗址位于洮河东岸的临洮县辛甸村，时代早于 3400 年。甘肃酒泉向北百余公里的沙丘中已发现了许多新石器至商早期（称为齐家文化）青铜器的采冶遗址，与遗址相近的北山白山堂铜矿资源密切相联系，并有使用稀有金属资源的同位素证据。这些遗址出土了巨量各种造型的陶罐。陶罐表面的彩绘与釉面艺术造型粗犷而又精美，是其它地区同时期陶罐不能相比的。这些陶罐被广泛传输到西域与中原。因此“ 丝绸之路 ”在新石器时代已存在了。照片2：临夏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早商文化遗址的陶罐这个带上有许多与河西走廊— 丝绸之路相联系，闻名中外的石窟。石窟内有大量充满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佛雕、壁画与藏经。位于河西走廊起点的是中国佛教四大石窟之一的天水麦积山石窟。该石窟是十六国后秦时期开窟造像，创建佛寺。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多个朝代 1500 多年的开凿重修。麦积山为晚白垩纪的丹霞地貌。孤山陡崖，十分惊险壮观。我认为麦积山佛雕艺术造型精美程度应居国内石窟之首。千佛洞位于天水市西北约一公里的武山县拉稍寺，是天然岩洞。雕像具北周特点，部分造像含有西魏遗风。但千佛洞佛雕破坏得很严重，使人十分痛心。照片3：麦积山孤山陡崖上的石窟著名的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 735 个，壁画 4.5 万平方米、泥质彩塑 2415 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该窟开凿在第三纪砂砾岩中，因此难于直接开凿出好的佛雕。照片4：莫高窟炳灵寺，位于刘家峡水库的上游，临夏永靖县西南 35 公里处的小积石山中，西晋初年开凿，分上下四层。佛雕只有一尊大佛，其余均为比例小于真人的小佛。炳灵寺风光优美主要是有山峰奇异的积石山相陪衬。刘家峡水库上游岸边的积石山由白垩纪红砂岩构成，红岩磷磷，奇峰林立，巍峨壮观。照片5：小积石山中的炳灵寺武威古称凉州，南依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因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为彰其 “ 武功军威 ” 而得名。作为中国旅游标梽的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为东汉青铜器， 1969 年出土于武威雷台的东汉墓。墓上有一后期建立的道观。然而去该景点旅游的人恰很少。照片6：武威马踏飞燕张掖市位于河西走廊中段，古称 “ 甘州 ”, 该地区应是河西走廊上的绿洲。祁连山冰雪融化形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其中最大的黑河流经张掖地区，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但内陆河中段用水过度，造成下游很快断流，生态恶化。张掖市的著名古迹有山丹县大佛寺，始建于北魏 ( 公元 425 年 ), 距今 1500 多年。殿内有彩绘泥塑 31 具，为西夏遗物。其中卧佛长 34.5 米，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像，号称“ 天下第一佛 ”，值得一看。照片7：山丹县大佛寺在河西走廊上可看到不少古长城的遗迹。但一些地段快要移为平地了，看来没有保护措施。嘉峪关是古长城的最西关口，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一景。照片8：嘉峪关照片9：古长城遗迹河西走廊西北端的沙漠戈壁那是另一番旅游景象。鸣沙山中的月牙泉位于敦煌市西南 5 公里处。早在汉代就是游览胜地。月牙泉泉形似月牙，泉内生长有眼子草和轮藻植物，南岸有茂密的芦苇，四周被流沙环抱，虽遇强风而泉不为沙所掩盖。月牙泉曾在 60 年代干枯，后通过人工注入地下水得于恢复。照片10：月牙泉华北克拉通西南边界上有两个超大型矿床；金川镍矿与白银多金属矿。八十年代前，这两个矿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矿冶基地。现在也面临资源枯竭的危机。它们将成为河西走廊上的另一类旅游资源。克拉通边界也是地震高发地段。民勤、古浪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 8 级强震。照片11：金川镍矿开采完后的大坑河西走廊上有许多特色食品，值得旅游者一品。手抓羊肉是第一选择。其余为牛肉拉面、子瓜瓜子、黄河密、李广杏等等。; 个人分类: 人文自然|6168 次阅读|4 个评论

网络日记《沉思录》: benlion 2015-7-13 15:07; 理论 - 4世界理论与4轴心时代，应用 - 系统医药学与绘画设计艺术。（凤凰古城）自1986年到湘西开会而游历张家界，经历29年再度来到湘西和沈从文故乡凤凰城，期间经历了国内和海外的学术思想探讨和社会实践的探索。人类文明，从轴心时代、中国公元6世纪-16世纪到欧洲16世纪-20世纪，形成了宗教（犹太教和佛教2大体系传统）到“人文（史学和艺术）-哲学与科学-工程（数学和技术）”文化体系的发展。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大航海等，导致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文明模式的转换。 -（2011年-2015年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globalsociety|2069 次阅读|0 个评论

丝绸之路上的雨峰东移现象: 热度 2 zhangxw 2015-3-29 12:12; 丝绸之路上的雨峰东移现象张学文最近丝绸之路又掀起了一股热潮。我这里谈个与它有关的气象话题：地中海雨峰沿丝绸之路的东移现象（气候学现象）。这是说地中海气候的著名特点是冬季是雨季（冬季降水量占有%大）。但是人们可能没有注意这个冬季降水量大的特点是沿着丝绸之路而缓慢地东移的。它不仅与阿富汗、塔什干、阿拉坦图的春雨联系而且是我国华西秋雨的体现。下表中的黄色月份是当地降水最大的月份（阶段），地址从丝绸之路沿线之西向东排列。降水量以毫米为单位但是统计年代不齐，而我们关心的不是降水量的绝对值而是当月在年降水量的权重。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塞浦路斯尼科西亚 74 43 37 17 21 9 1 2 7 21 32 75 339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94 58 66 48 36 33 43 38 58 97 104 124 648 伊朗马什喀德 20 25 56 46 30 8 3 0 0 10 15 28 231 阿富汗喀布尔 30 36 94 102 20 5 3 3 0 15 20 10 338 乌兹别克塔什干 49 51 81 58 31 12 4 3 3 23 44 57 417 伊宁 17.2 18.3 25.6 27.4 27.8 27.2 23.6 14.1 12.6 19.9 24.9 20.9 259.5 乌鲁木齐 6 6.3 18.4 25.4 23 25.8 17.6 16.4 15.7 16.9 14.3 7.4 193.2 哈密 1.7 1.1 1 2.5 2.7 6.2 5.8 4.8 3.2 1.8 1.6 1.5 33.9 酒泉 1.6 2.5 3 5.3 9.1 10.7 20.6 17 10.5 1.7 1.8 1.3 85.1 兰州 1.3 2.3 8.4 17.4 36.1 32.5 63.8 85.3 49.1 24.7 5.2 1.3 327.4 西安 7.6 9.5 24.6 52 63.3 52.2 99.4 71.6 98.3 62.4 31.5 6.7 579.1 注意我是说这个气候现象是沿着丝绸之路而连贯，缓慢东移的！它从地中海的冬季延续到兰州的夏季和西安的秋雨！下面的图是数年前做的一个草图，它给出了丝绸之路沿线的降水最多月份与所在纬度的关系。图不太美观，遗憾了。参考资料：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4589 跨欧亚的“降水最大月份”东移现象沙漠与绿洲气象 2008 年3期2卷8-11页张学文，孙祥彬; 个人分类: 气象|2703 次阅读|10 个评论

母鸡变凤凰，世界不一样。: sheep021 2014-9-22 21:11; 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年以来，通过三十多年的基础建设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重新夺回了世界商品的生产权。但中国不是一只只会下蛋的母鸡，而且还是一只华丽的凤凰，母鸡与凤凰，差距旨在“羽毛”，与蛋的含金量。母鸡下鸡蛋，凤凰下金蛋！母鸡毛短，凤凰毛长且华丽。母鸡的命运被人主宰，凤凰的命运自己主宰。上海黄金开盘了，为人民币镀上一层金。一直金光闪闪的大凤凰呼之欲出。原文地址：花千芳：为什么新丝绸之路会成为国家顶级战略？作者：汉唐归来摘要：我们中国人拥有的仁义天下思维，完全可以带领全世界人民过上和谐发展的好日子。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作为生产了全世界几乎一半商品的基地，我们缺少所有的资源。而那些资源，就好端端的躺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不会端着重机枪去硬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商品去交换，并在这个过程之中，教会大家怎么样才能过好日子。毕竟，大家都有钱，才能卖我们更多的商品，才能推动我们不断的革新生产技能，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不断的向前发展。我想，这才是整个人类的发展之路。从古至今，凡是致力于保护商道、维护商道的文明，都会空前繁盛。商道不仅仅是贸易通道，它同时还是科技交流的通道，是文明累积的通道，是创新与发展的通道。古老的丝绸之路催生了强汉盛唐，大航海之后的航海通道，成就了西方五百年的资本文明。到了今天，如果我们还不明白商道的重要性，那就真的对不起老祖宗数千年记录下来的历史。西方文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向全世界证明了，所谓的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只能够让他们自己富裕，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这个世界有七十亿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只有少数人穷奢极欲，别墅跑车高档饮食，剩下大多数人都是苦哈哈，挣扎在温饱线上，甚至很多人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那算什么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一路一带的国家宏观构想，是极其伟大的战略国策，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最佳发展道路。很庆幸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很自豪我们永远的告别了鸦片战争和百年屈辱，很得意在全体中国人的努力下我们拥有了享誉天下的中国制造，以上的种种基础叠加在一起，我看到了整个人类世界的幸福与希望。; 个人分类: 新闻解读|1194 次阅读|0 个评论

查理曼欧洲 – 科学与工业文明: benlion 2014-2-9 16:49; 在以色列 - 欧洲留学和工作，同仁送了 10 块古铜色布料的礼物，同时提及中国年的习俗，提示一个什么的信息和含义呢？当时，检索和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得知以色列南北时期，北方 10 个部落失去，现代在印度北边发现了一支来自中国境内的古代约瑟夫后裔，可见，自古以来，已经存在以色列 - 中国的迁徙路径。西方文化影响中国，显著的是印度佛教，一个开放的文化精神和一个勇于学习与创造文化的精神，这是当代社会应该持有向古代学习的心态。从阿拉提帝国到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游牧民族对欧洲 - 亚洲文明的进程都起到干预和塑造的影响，尤其，经阿拉伯连接东、西罗马与中国和印度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蒙古帝国直接与欧洲接壤等。中古时期，中国文明的创造发明成为世界之最， 13 世纪，意大利成为欧洲文化和商业中心，开启了文艺复兴。实验方法是英国罗吉尔·培根最早论述，而奠基于伽利略、波义耳等，利玛窦与伽利略、开普勒都有往来，开普勒提出光度的距离平方反比定律，杨氏干涉实验等都用到小孔成像实验等，其中，近代科学建立与中国古代发明之间的直接关系和细节，需要科学史学家理清和深入考证。同时，荷兰风车也是来自亚洲，也注意到江南纺织业和印染技术的发达，而英国工业革命就是开始于纺纱与织布产业的竞相发展 * ，计算机软件也是源于提花机的穿孔板，其中，是否中国的发明与工业革命发源也存在一定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尤其中国文化、技术和艺术等，包括，儒家、道家等向欧洲传播和影响近现代哲学和文化，比如，后印象派艺术等，几乎都是欧洲西文出版物里的介绍。中国文化复兴，中国科技和工业创新，必须了解和学习欧洲如何学习、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创造，如何创建近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的过程；然后，才能走向自主创新的未来发展之路。故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的回答，就是深入研究和探索文明的发展，思考文化交流与创造的东西方历史。注 * ：参见 – “东学西渐”：历史暗河中的传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88744-765886.html ）。 - （商战天下 03 ） -; 个人分类: 2014y|1779 次阅读|0 个评论

丝路余香 2008-05-13 11:13: taodeng 2014-2-6 21:07; 酒泉千载名杯映月光，古城新貌变沧桑。甘泉但使生春水，流遍荒郊绿四方。张掖道中盛唐丝路满风沙，快道今朝缀草花。纵使玉关千里远，旅人一日可还家。; 个人分类: 行旅之诗|1757 次阅读|0 个评论

锦丝万缕系驼铃: sunyu367 2013-9-30 13:32; 锦丝万缕系驼铃伸手向天边握住悠远的沙指尖触碰的却是柔柔的丝醺醺的茶听驼铃清脆朔风沙哑诉说着古老而天真的神话花儿锦的针勾勒烟雨楼的画眼前飞过的却是青青的草烈烈的马闻篝火旺了葡萄熟啦沁染着苍莽而酸涩的天涯马兰花不绚丽骆驼刺有点儿扎铭刻的是那生生不息的步伐古堡的月色拨弄反弹的琵琶尘封的书简记录着春秋冬夏祁连山的路远天山的风雪好大延绵的是那世世不灭的步伐肃穆的石窟联通梦中的宝塔伟岸的山峦根扎着傲雪奇葩驿路苦旅走向繁华锦丝万缕挥洒云霞他乡的土壤故园的枝丫吉祥的榄叶虔诚的哈达驼铃响处问天下关乡谁家中亚风土竞通达; 215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东西方贸易与文明发展: benlion 2013-2-3 09:19; - 知识、制造与金融的市场调控欧洲近现代创建全球化文明模式，走的是创新与发展的路径，文艺复兴是文化重建和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是普及信仰和学术独立，启蒙运动是建立文官（知识化）与分权监督体制。欧亚大陆，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新航线等建立了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途径，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探险，古代集市不但是商铺，更是作坊。匈牙利、波兰到立陶宛，意大利、西班牙到葡萄牙，英国、荷兰到丹麦等，构成东西方交流和贸易重要区域。意大利欧洲大学之母建立、工程设计技术发展，荷兰创建股市交易所、现代艺术形成等，哲学传统与数学、技术传统结合形成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应用与工程技术、艺术设计的结合导致工业的建立，而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大学教育、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等体制，为科学和工业发展的研究、组织与管理等提供了社会基础。科学范式、工业模式和市场机制，构成近现代文化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核心。（丝绸之路）（郑和航海）（地理发现）地球生物自物种起源之地存在向外迁徙或传播，人类的民族及其文化也自古存在迁徙和贸易与文化交流，从而构成人类文明的复杂历史演化。 - （历史与未来） -; 个人分类: 2013|891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爱收藏 ---- 唐僧取回的经文: xupeiyang 2011-10-25 10:48; 贝叶经源自古代印度，在造纸术传入之前，古印度人用贝叶书写文字，佛教徒用贝叶刻写佛经。公元9~10世纪，中国的造纸术，与丝绸、瓷器一起，沿丝绸之路进入印度，印度才有了用纸印刷的佛教经卷。所以，玄奘公元7世纪从印度取回的佛经，应该是贝叶经。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玄奘带回来的贝叶经，就是传到中国的第一部贝叶经。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贝叶经传到中国。史书记载，公元65年的一个夜晚，汉明帝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金人头顶闪耀着日月光辉。醒来后，汉明帝去找大臣圆梦。大臣告诉他，金人是天竺国的神，叫做佛。于是，汉明帝派遣12位使臣前往天竺国取经。数年后，使臣们不仅从天竺请来了两位佛教大师，更用白马驮回了许多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这便是传入中国的第一批贝叶经。 http://collection.sina.com.cn/cqyw/20110718/101332592.shtml; 个人分类: 珍宝收藏|2252 次阅读|0 个评论

夫人在长沙: 热度 2 xupeiyang 2011-10-16 08:29; 找夫人的人还真多，我告诉他们了，在长沙呢。说是手机不接，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参加“丝绸之路”周末音乐焰火晚会呢。说是有癌症病人着急请她看，我说很快就回来了。长沙橘子洲焰火上演“丝绸之路” 焰花绽放在长沙橘子洲上空（10月15日摄）。当晚，长沙橘子洲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的周末音乐焰火燃放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欣赏。据悉，此次的音乐焰火晚会包括“天边的敦煌——飞天梦”、“太阳舍不得下山的地方——草原风”、“罗珊的面纱——楼兰魂”和“永远的长安——古城韵”4个篇章，燃放时间持续20分钟。请欣赏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10/16/c_122162595_2.htm;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1583 次阅读|2 个评论

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地方化现象: 热度 2 blownsand 2011-10-8 16:12; 中午在兰州大学研究生院食堂吃饭，邻桌两个老师在用普通话谈论菜价，听到一句话“情菜一瓤一惊”。这是典型的甘肃普通话，芹菜一元一斤。再望周围一看，不得了，整个儿一河西酒廊。历史学张老师是武威的，数学系李老师是敦煌的，化学系胡老师是张掖的……大约十五年前，我们正在这所985高校里学习，教师籍贯不是这样的呀！借用毛主席的话，来自五湖四海。教师籍贯包括江苏、山西、四川、湖北等多个省份，印象中来自甘肃的老师一个系仅有那么两三位。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的高校尚且如此，研究所的地方化趋势可能更明显。去年进入研究所以来，打交道最多的是甘肃人和陕西人。尽管没有做过统计，如果在隔壁地质所或地震局中除去陕甘宁籍职工，其它省籍科研人员每人占据一层楼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地方化进程的好处咱不去讨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看看弊端吧。第一，排外。我们天体物理实验室都是金城人。大家习惯走丝绸之路，看读者，哼秦腔，吃牛肉面。如果哪一天突然来了位上海人，惯乘舟楫，捧本上海服饰，唱着苏州评弹，吃白米饭加东坡肉，这不成怪物了吗？兰州城牛肉面涨价，我们曾齐心合力让政府出台限价文件。现在家里来外人了，上，群殴。第二，政令不畅。同一个小地方的人在一起无形中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外边界为不可入条件。我们这疙瘩见领导都是要行跪拜礼的。上级一号文件规定那个作揖礼还是到别处用去吧。这就像中国历史上在四川形成的地方割据政权。中央政府的政令施行起来难于上青天。第三，走下坡路。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科研是高强度脑力劳动。老子英雄儿不一定好汉。眼看着后代没有出路也不行呀！干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大学和研究所是最熟悉的。小钱主任，让我那个九州导弹高等专科学校女性文学专业毕业的儿子到你手下做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吧！这哪跟哪呀！; 2985 次阅读|3 个评论

中国的艰苦边远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的变迁: 热度 23 王铮 2011-8-30 08:18; 沿着丝绸之路的考察是陆续完成的，我把几次艰苦边远地区的考察连在了一起。这里你除了艰苦外还可以体验到环境变化。我不想介绍考察的日记了，大家可以自己体验。从环境变迁看，嘉峪关外的荒漠化，和田的沙漠推进和喀什的盐碱化都是令人不安的。在这个演变中，水是关键因子。全球变化可能带来西部地区的湿润，所以。现在需要对全球变化的两面性研究，而且要研究全球变化下的产业重新布局。在喀什，地方领导对铁道部修了铁路到喀什，非常赞扬，但是觉得车次不够。酒泉，玉门油矿职工正在搬过来玉门关外，祁连山下，玉门已经是资源枯竭城市。嘉峪关，它看着环境在变迁嘉峪关越来越远很遗憾，敦煌地区的照片丢了，只剩下两张。请注意山上的积雪下面的地区不能人行快到和田了和田的河流已经干枯，为了寻找和田玉，河床被翻了几翻。在这里我给我心爱的女儿买了一块小玉石。和田毛纺厂，我与陪同我考察的乌局长合影。他是我见过最帅的哥。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时，据说有个四川凉山的姑娘爱他，不知道是不是王小丫的妹妹沙漠里的村庄。全球变化的结果。这就是风景了女人总是为她爱的男人辛苦，哪怕是在沙漠上打谷子维吾尔少先队员皮山县的一家农户皮山县的一个小镇莽原皮山县一个1997年退休的县委副书记家，书记已经去世，老妇女主任不让照下她，因为太穷。穷，主要是缺水。皮山的水是咸的戈壁道路好像是莎车县外叶城，路边莎车人是很重视教育的赶集回家的莎车人莽原的早晨英吉沙城外，我要求找一个艰苦的村子看一看土地在盐碱化，当然也留下了彩色风景建设者喀什居民珍妃墓前，左二是萨秘书长。发展中的喀什繁荣的市场告别喀什。丝绸之路在延伸;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10879 次阅读|29 个评论

[转载]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二）: sunapple 2011-6-11 12:48; 愚蠢小猪 foolishsmallpig@hotmail.com 2007年3月第五章丝绸之路走向何方？　　第一节功勋产业　　前面的章节都是以“铁”为核心展开的。提到铁，不免想起刀光剑影，近代还会联想起坚船利炮这些铁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铁”总是和“血”连在一起，提之不祥。中国的精英阶层爱好和平，爱好道德修养，在与日本武士“铁”的竞争中落败，似乎情有可原。中国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就是自己修德不够，如何腐败专制云云。把自己的祖宗八代的“德”都骂遍了，但还是解决不了具体的“铁”问题。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日本对战败的反思就完全不同，就是自己的“铁”不够，没有觉得自己道德有亏，于是靖国神社照拜。二战的甲级战犯与明治维新的英雄一同纪念，不同的是明治的豪杰打赢了，他们战败了，是悲剧人物。　　中国人厌倦了刀光剑影，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安全问题，爱好发展和平产业。中国优势的和平产业——丝绸，曾经主宰世界市场，但在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衰落了。“铁”的失败轰轰烈烈，无数的人反思批判，是不搞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云云。但中国传统优势的丝绸产业却在纯正的市场经济中失败了，失败的无声无息，几乎被人遗忘了，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我对丝绸的最初认识是小时候养蚕。那时候，一到春天，很多小孩养蚕玩。但附近的桑树少，收集桑叶困难，于是蚕也养不大，但也能观察到蚕吐丝结缄化蛾产卵的全过程，其乐无穷。后来上学读书，课文中读到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养蚕人的艰辛，在市场经济中的无助，饱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当然，那是极左的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是公平公正的，怎么会剥削压迫呢。不知道现在的中小学课本是否也与时具进，把这课文给删除了。　　中国的丝绸近代衰落了，却是事实。中国丝绸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古代的“丝绸之路”不用说了。即使是近代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国门之后，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丝绸产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生丝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不过10年，即从50年代起，上升到五万担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末，一度到过19万担(1929)，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这85年中，保持着平均3.5%的年增长率。说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民族产业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反而促进了民族产业的发展，帝国主义给了民族产业更大的市场空间。1929年后，是全球的经济危机，也不能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国优势互补，是“双赢”的结果。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所提供的资料（注：参阅该书页88，页99-101。），编制了1860-1894年生丝出口量值、全国出口总值和生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率四套数字，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丝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个百分点；二是生丝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率的缩小，下降幅度很大（达58个百分点），但同时也说明其它传统产业蓬勃发展，与西方优势互补。　　丝绸量价出现背离，这是因为日本也加入到产丝国的行列，市场经济能破除垄断，合理公正，导致价格下降，合情合理。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丝业开始起步时，生丝出口不过中国出口的1/7（187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过中国。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已垄断美国进口生丝的90%。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优劣异势，已经十分明显。因此，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生丝出口虽然数量上仍能维持增长的趋势，但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处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日本的“铁”及其相关的重化学近代产业，由于与西方差距甚远，很长的时间没有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维持。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而是靠丝绸等传统产业筹集资金。丝绸产业在日本又被称为“功勋产业”。近代日本的表是“铁”，但支撑表的里却是丝绸。918及其后的77事件可以说是因为丝绸引起的战争。其时，日本的经济结构是向美国出口丝绸，换取的外汇再向欧洲购买急需的设备和材料，提升强化自己的“铁”工业。1929年，美国开始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加上人造丝的发展，使日本的丝绸对美国出口急落。日本的这种贸易链条断裂了，于是先进入中国东北，再进入中国本部，想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直接抢了，抢劫比市场交易更有效率。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丝绸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衰落呢？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好象并不成立，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愿买愿卖。既然不是外部原因，那就是内部原因了，中国封建腐败落后的制度阻碍了丝绸的发展。查中国丝绸年表，最早的记录是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他所遇到的所谓封建压迫据说是附近的地主抗议工厂的烟囱破坏了风水，雇员男女混杂有伤风化。用这些事例来说封建迫害，说明当时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封建压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抗议环境污染，今天虽然没有男女混杂的问题，但有包身工。如果百余年后中国依旧没有发展起来，那时包身工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不是问题了，难道要控诉今天的我们搞封建迫害？或者说社会主义迫害？中国丝绸年表中第二条记录是，1898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我国第一所丝绸学校——蚕学馆。这其间有24年的空白期，但从中国的生丝出口量看，这期间却是中国丝绸发展的黄金时代。　　杭州太守林启创办我国第一所丝绸学校，这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中国的传统是民间办学，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由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政府办厂是制度之殇，政府办学也一样是制度之殇，现代化只与市场经济关联。当代中国学者可能会总结出这政府办学是导致中国丝绸衰落的原因。但是的但是，从这办学的年份看，似乎与甲午战争有某种关系，政府办学似乎是向日本学习。那么，就在那中国丝绸发展的空白期或者说黄金期，日本干了什么？以至于中国都怀疑起自己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　　第二节大操大办　　京都是日本古来的首都，天皇公卿住的地方。京都不属于任何藩国，是幕府直辖市，各藩国出产的物品都可以在这里自由流通，市场经济发达。商贾云集，生活水平高，是作为奢侈品丝绸的主产区。其他有关奢侈品的手工业也很发达，高级的棉纺、高级的瓷器漆器等。市场经济能极大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在这里可见一斑。　　但幕末以来，京都祸不单行。先是天保改革（1841-1842），认为丝绸是最大的奢侈品，加以敌视和限制。封建专制就是这么野蛮，同时期中国自由民主宪政，从来就没有这种限制消费的政策。这改革使京都的丝绸业遭到很大打击。开港后，生丝出口激增，价格猛涨，使丝纺业操业困难。外国进口的高级细腻的棉纺物，虽然不构成对传统棉纺的竞争，但极大挤占了丝绸的市场。1864年，长州藩的攘夷志士久坂玄瑞挑起的禁门之变，烧了半个京都。京都还是维新内战的主战场，决定性的鸟羽伏见战役就在京都，内战使京都损失惨重。最大的打击是1868年维新后迁都，作为丝绸和其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者，天皇和公卿们搬家了！　　迁都激起了京都住民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政治的动荡中，产生了日本最热衷于插手干预经济的地方政府。找市长不找市场，日本人封建意识浓厚。还是同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先进解放，找市场不找市长。找市长的结果，京都府设立了15万元的劝业基金。天皇也不是一拍屁股一走了之，给了10万元的下赐金作为产业基金，算是对民众的抚慰。有这么多资金支持，京都府积极开展推行经济计划。官员总喜欢政绩，好大喜功。还是当时中国政府好，深入领会了市场经济的精髓，对丝绸等传统产业的发展不闻不问，看不见的手能最优配置资源解决一切问题。从明治二年(1868)开始10年间，京都府主要推行的项目如下：　　明治二年，救济贫穷的西阵织户，设立西阵物产会社。　　三年，设立舍密局和授产所。所谓的舍密局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化学研究所，研究印染、陶瓷漆器等的制作工艺，这些都是京都传统的支柱产业。　　四年，设置养蚕场，研究推广新的植桑、养蚕、制丝技术。设置制革场。开设法语学校。　　五年，设置畜牧场，改良牛种，普及绵羊。设置女红场（女学校）。派遣西阵物产会社的佐仓常七、井上伊兵卫、吉田忠七到法国里仰学习和购买新式织机。　　六年，设置栽培试验所，研究推广桑、茶、草药的栽培技术。设置伏水制作所（机械制作）。设置制鞋场。　　七年，设置织工场，放置西阵物产会社的佐仓常七等人从法国购买的纺织机械，开始传授技艺。　　八年，全国规模征集学徒，在织工场内由佐仓常七等人传授洋式纺织技艺。在舍密局内设置染殿，由留学归来的中村喜一郎传授西洋染色技术。　　九年，设置使用德国机械的梅津制纸场。设置集产场，收集展示贩卖府内的物产和工艺品。　　十年，设置宫津舍密试验所(舍密局分局)。设置麦酒酿造所。改组西阵物产会社为西阵织物会所。向法国里仰派遣近藤德太郎等8名长期留学生。　　十一年，舍密局招聘法国专家，研究陶瓷工艺。　　京都府短时间集中系统的推行这些计划，很让人吃惊。尤其是面向当地染织、陶艺等产业的当面迫切需要。集技术转移、技术指导、技术传习为一体。这些项目中设置的“场”，很大程度是承担技术传习的任务。1898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中国第一所丝绸学校，大概就是从京都府学来的。杭州和京都府的经济结构相似，都是传统产业发达地区，但时间上晚了20余年。　　这些项目怎么看都是挣不到钱的。技术的研究引进需要赔钱，技术的推广传习几乎免费。即便想收费，那些贫穷的手工业者也支付不起学费，要知道这些计划中，冒头的项目却是救济。京都经济在幕末遭受了很大打击。赔钱的项目会导致弱国，无论动机多么高尚，当代中国学者这么认为，于是当代中国的教育都产业化了，教育都成了挣钱的强国项目。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肯定也这么认为，不会从事这些赔钱的事业，在看日本的笑话。市场经济能完美解决一切，于是中国的丝绸出现了20多年的空白期，也可以说是黄金发展期。　　这些项目中经常出现“西阵”一词。“西阵”是京都西北部的一街区，这里自古以来就丝织业发达，技艺高超，家家户户几乎都从事丝织，织机之声清晰可闻。这里是应仁之乱(1467-1477)中西军所在地，故得名“西阵”。“西阵”是日本传统丝绸业的代表地区，从它如何克服危机，恢复发展的过程，窃见日本整个丝绸行业，甚至其它传统行业是如何发展的。从而解答，为什么日本能在传统产业超越中国。实行先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辉煌过后却走向衰落了。　　第三节西阵物产会社　　开港、大火、内战、迁都都直接冲击了西阵。为了挽救和振兴西阵，明治2年10月，西阵的代表被叫到京都府，政府从劝业基金里拿出3万元贷款，要他们统一成立一个“会社”。这是西阵物产会社的发端。这非常不寻常，要知道西阵只是一个街区，个体织户云集而已。要把这些个体织户组织成一家“会社”，闻所未闻。后文我们还将看到，遇到危机，日本的业界总是喜欢团结一致组建统一的“会社”去克服危机。这和中国非常不同，中国遇到危机是散伙分家，鼓励个体户发展，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　　“会社”是什么，京都府不知道，西阵就更不知道了。幕末大炼钢铁出洋留学的五代友厚、涉泽荣一等人在西方看到的一个印象较深的事物是“会社”。可能是因为大炼钢铁需要庞大的组织，他们对“会社”的理解就是组织。这和中国人非常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根深蒂固，同样看到西方的“会社”，认为它的本质是挣钱。工部省的少辅山尾庸三提出的劝业方针是“组建会社，建立盛大的工业”。既然上面这么指示，下面就这么办。　　但西方的会社是如何组织如何运行的，他们并不清楚。既然不清楚，就自己创造一条新路，反正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根据纺织品的品种，把个体织户们编入到18个子会社。每个子会社推选4人做协调员，总计72名协调员。然后，由京都通商司派遣董事长、总经理统率全社。封建时代，这些个体手工业者之间存在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的小型“仲间”组织。作为反封建的一环，这些“仲间”组织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这些规模更大的会社。“仲间”一词今天依然使用广泛，表达好朋友的意思。令今人吃惊的是，实际承担会社经营的那72名协调员，被授予带刀•羽织绔出入官厅的荣誉和权利，但没有实际报酬。就是他们可以带刀穿武士的制服自由出入官厅，其时还没有废藩置县，武士的地位和荣誉非常崇高。大体相当于中国穿黄马褂之类的待遇。　　由京都政府提出的西阵物产会社的经营方针，概要来说是三点：　　1 原料丝由会社直接统一购买，通过各社组长分配给各个体织户，排除中间丝商。　　2 缫丝、精加工、染丝(除蓝染外)等中间加工过程由会社的直营工厂进行，费用则根据丝的使用量由各分社分割承担，排除中间加工商。　　3 纺织出的成品由会社统一收集销售，定期开拍卖会。生产者直接销售。　　此外，经营方针里还有如果向全国其它地区和国外销售，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做市场调查和开拓的条款。总的思路是，直接购入，直接加工，直接销售。京都政府的设想非常好，如果排除这些中间商，自然就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但是，大量原料够入所必要的人员和组织；原料丝的中间加工所必要的设备和人员，物流管理系统；直接贩卖所必须的设施和人员。这些全体必要的投资和维持费用，全体的管理和经营体制……，总算下来是否费用低是疑问的。此外，会社不向个体织户收手续费，向个体织户提供流动资金时不收取利息，所有的管理人员也没有报酬。　　果然，事实证明这是政府官僚主义拍脑袋想当然，情况的发展向原来设想的反方向发展。自己设立的统一直接贩卖所，经验不足，地点设置不对，吸引的客商少，导致更换了多处地点。向京都府借了8000元开设东京的贩卖分店，最后只偿还了1000元。在贩卖所拍卖的间隙，那些协调员还带着刀穿着黄马褂到大阪等地做行商，贩卖西阵出产的丝绸织物。结局是没有经验、物价波动、伪装买卖行为、无利息贷款等等导致会社亏损，会社设立后4、5年就陷入运转不能的境地。　　按照市场经济原理，看不见的手会使资源配置最优化，效率最高。京都长期以来市场经济发达，各种中间商加个体织户的体制是长期市场最优配置的结果。政府人为强制组织会社，是不尊重市场规律的表现，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是制度之殇。有中国学者感叹，中国历史上怎么没有出现手工业工厂，或者企业加散户的组织形式，于是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中国不能现代化。于是就研究探讨是中国什么样的封建专制的传统阻碍了这种萌芽。找来找去就只有什么有人抗议风水风化这样的“封建专制”了，实在没有可找的。真实的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间商加个体户体制，是长期看不见的手高效率配置资源的结果。这是手工业时代效率最高的体制，于是长期以来中国商品独占鳌头，西方根本就生产不出能够和中国竞争的商品，只有靠鸦片平衡贸易。中国政府不闻不问，不插手经济，是非常英明的，正看着日本走向失败。　　但是的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市场失灵了。　　第四节西天取经　　西阵的一主管竹内作兵卫读到一本书《西国立志编》。上面简单介绍了法国发明了一种新的丝绸纺织机，于是向京都府询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京都府也不知道，转问聘请的法国教师，回答是法国丝绸先进地区里仰发明的一种革命性的丝绸纺织机。　　《西国立志编》是一本描写产业革命时期发明家的传记，原名是"Self-help"，中村正直翻译，里面重要的思想是“人自助天助”，可能与日本大炼钢铁时代的“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的谚语相似，成为明治初年的畅销书。里面介绍了法国人Joseph Marie Jacquard发明的新式纺织机，日本人用汉字标记为“若瓜德”。日本流行的书和中国流行的书颇不相同，尽是这些不能等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中国则是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张口就是什么哈耶克怎么说。对了，当时还没有哈耶克，但类似的人物不少。　　西阵所拥有的纺织机，一种是用于一般织物的平机，另一种是可以纺织花纹的空引机。空引机是从中国明朝传来的，我不知道中国对应的名称是什么，这里就直接使用日本的名称了。现在的西阵织物馆还保存着空引机和平机的实物，及其详细的结构和动作图解。空引机结构巧妙，可以说达到了木制机械的顶峰，古代中国的技术可见一斑。空引机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在职人熟练的技巧下，可以在丝绸上纺织出美丽的图案。　　西阵经营困难的消息也传到了上边，工部省的少辅山尾庸三跑来视察。日本找市长，市长就来了，中国则“找市场”一句话就打发了。虽然山尾庸三惊异于西阵精湛的技艺，但同时也惊异于西阵的效率低下，终日劳作却生产率很低。于是大笔一挥，由工部省出钱购买两台洋式机械借给西阵，一台纹织，一台平织，让西阵能领悟到洋式机械的效率。然后再到全国其它丝绸产地巡回展示，让大家都换换脑筋。山尾庸三幕末有留学的经历，知道蒸汽驱动的洋式机械的威力。奇怪的是，同样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中国领导人大笔一挥却是承包提高积极性，来个不换脑筋换人。这其中的差别，大概是日本武士曾经大炼钢铁，留学时注意学习的是别人的钢铁机器。中国则是刷盘子，如果积极性高，多刷几小时的盘子，就可以多挣一点钱。　　但是，山尾庸三虽然实见过西方蒸汽驱动的洋式机械，但对丝绸纺织机械却一无所知。他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有人知道啊。于是他的大笔继续写到，要西阵派两名熟练的织工前去考察购买。批购买机器的费用1000美元，两人的差旅费及相关费用合计4600美元。这大概也是由于山尾庸三的大炼钢铁的经历，知道只有实际经验者才有发言权。中国是推崇文章写的漂亮的，于是讲究文凭职称，尊重知识分子和专家。于是中国派遣的知识分子把西方描写得象花一样，但具体怎么做的一概不知，反正不自己做。　　西阵也不清楚要买什么，书上的说法过于简单。他们对山尾庸三的指示的理解就是去法国购买蒸汽驱动的纺织机，从幕末大炼钢铁“攘夷”到维新后的“文明开化”一连串运动中，蒸汽驱动的机械是时代进步的象征，只要有可能就购买蒸汽驱动的机械。还不用自己出钱，西阵也乐得派人去买。但人选却发愁了，没有人愿意去。既然始作蛹者是竹内作兵卫，那就派他去好了。但竹内作兵卫年岁已高，就派他下面的佐仓常七，又拉郎配了一个井上伊兵卫。那个时代，可能思想保守，对出国不感兴趣，中国也一样。但新问题又来了，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虽然是熟练织工，但几乎是文盲，不要说法语，就连本国语读写都有困难，也不会打算盘算帐。这时西阵的一位负责机械制造维护织工师吉田忠七，听到派人出国的消息，也坚持自己要去。按照上面的指示，织工才能去，吉田忠七没有资格。但织工是文盲，吉田忠七好歹算一知识分子，一起去大家能放心些。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上面只批了两个人的差旅费。现在又加了一人，这费用怎么出。原则上由各社分担，但现在经营困难，拿不出钱来。于是，联名上书给京都府，让政府先垫付旅费，然后再慢慢还。实际上，西阵的18家分社中，就木棉社一家还清了所有的政府贷款。政府的钱就是好骗。这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所以当代中国的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年中国的体制就非常先进，要借钱找民间钱庄，找高利贷也可以，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高效率配置资源。　　1872年11月，佐仓常七等3人和京都开商会社的松村利三郎等2人一起从神户港出发，前往法国。看样子，京都府组建了不少“会社”，开商会社的松村利三郎等人估计代表京都开拓海外市场了。还是中国政府先进，无为而治，看不见的手能自动高效率开拓市场，不需要政府操心。　　佐仓常七等3人在法国里仰仅看了一周，就写信给西阵的负责人，描述所见所闻和他们的建议。此行的目的是购买蒸汽驱动的机械，现场看到了蒸汽机械，被蒸汽机械的效率所折服，一人操纵一台机器，从早6点到晚6点大概能织3丈多的平绢。但一问价格，一台要1500美元，如果数十台一起使用，再加上蒸汽机的辅助传动装置，这巨大的投资西阵恐怕承担不起。　　这一点与幕末五代友厚非常不同。五代友厚是武士代表藩政府是官，在英国看到蒸汽绵纺机很好，就毫不犹豫买了套2000锭的蒸汽绵纺机。1867年在萨摩建立了日本第一座近代纺织企业——鹿儿岛纺织。官和民间人士对事情的看法不太一样，不太考虑经济效益，好大喜功。结果近代蒸汽绵纺机不适应日本产的短纤维棉花，导致运行效率低下，鹿儿岛纺织惨淡经营。官办企业总是办不好的，在这里又体现出来了。　　佐仓常七等人观察到手工机器比较便宜，平织机约60美元，纹织机110美元，效率也还不错，日产量有幅6尺长1丈6尺。观察到这种手动机器比西阵所拥有的空引机使用便利，只要一人操作即可织出图案。并提议，先购买并传习这种手动机器，并附录了如何学习和传授这种新手动机器的计划。当然，如果还是坚持购买蒸汽机械，他们等候指示。　　这信写的通俗易懂，使西阵侧没有见识过的人都能明白。他们完全不懂外语，只经过了一周时间，就知道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并正确的把信息传递给故国，有些不可想象。这大概是熟练织工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有丰富的现场经验，能很快领悟西式机器原理和长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由吉田忠七给补足了。这大概可以算最初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吧。于是，西阵最后决定购买手动机器。　　第五节开坛布道　　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留在里仰实习了8个月，于1873年12月回国，携带了22台用于丝绸纹织的“若瓜德”机，其中20台100口，2台1200口。这里的“口”是指“若瓜德”机上一部件开满了用于穿丝的孔，孔数越多越能织出复杂精巧的图案。还有20台用于丝绸和绵平织的“飞梭”。这些手动机器与山尾庸三原来的设想大相径庭，但却是对照西阵的实际情况，取得了比原来预想更好的技术引进效果。吉田忠七则申请延长半年学习西洋染色技术，以机械设计发明为目的出行的他敏锐地观察到西洋染色技术的重要。但在1874年归国途中，在伊豆冲附近遭遇风暴，连同收集到的器械资料一同沉没。后西阵为了纪念他，革新的机器以他的名义提出专利申请。1874年，京都府设置织工场，放置这些从法国购买的机器，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现场纺织并传授技艺。1875年1月，开始全国规模招收传习生。　　但是，“若瓜德”技术传播普及花费了10年以上的时间。障碍之一是100口的低档“若瓜德”用于学习还行，做不到名工操纵空引机的效果。400-600口以上的机器虽然能做出空引机达不到的效果，但价格又太贵。为了促进“若瓜德”的普及，西阵的大工荒木小平开始尝试仿制“若瓜德”。现在的西阵织物馆还保存着一台荒木小平制作的200口的木制“若瓜德”。其时日本还没有铁，也没有铁的加工技术，只能用木头仿制铁机器。　　用木头仿制铁机器谈何容易。仿制并不顺利，木制机器故障不断，操作不便，重要的是200口基本到了木制精度的上限。但是，随着日本制铁和铁加工技术的进展，京都府的伏水制作所和铁工所开始制造铁制的“若瓜德”部件。铁推动着土产“若瓜德”质量和性能的改善，推动“若瓜德”的普及。法国长期留学的近藤德太郎，1883年回国后对“若瓜德”的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他负责织工场的传习，发明了一种简化的“若瓜德”，虽然不能织复杂图案，但易于学习使用维护，是很好的“若瓜德”入门机，易于被学员掌握。　　障碍之二是纹织的工艺流程。空引机纹织前的图案准备需要花很长时间，主要靠织户的技巧，这些技巧往往是祖传秘技。而“若瓜德”需要纹纸，类似于现在计算机软件。有了纹纸任何人都可以用“若瓜德”织出图案。如果没有纹纸，即使是名工也不能织出图案。纹纸的制造技术是“若瓜德”普及的关键。1888年设立的龙月社纹工所是西阵最初设立的纹纸制造贩卖的机构。纹工所把绘在纸上的原始图案通过纹雕机等一连串工序生成纹纸，然后把纹纸传递给织户。新的生产力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原始图案的设计又使丝绸与京都传统的绘画美术等产业联系起来，带动了这些传统产业发展。纹纸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若瓜德”的改良革新。西阵又在“若瓜德”上增加了传统的“棒刀”，后来又增加了一台“前机”，土洋结合，使“若瓜德”的图案精细程度和设计自由度有了飞跃的提高。　　新生产力的引入、传习、模仿、改良，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挫折和失败。没有谁因为失败而跳楼了，也没听说谁因为成功而富贵了，没有跳搂和富贵的压力和动力，“若瓜德”的推广进展非常缓慢。1882年约40台，1884年约50台，1886年400台，1891年800台。1894年达到7000台，约占总织机数的一半。随着新生产力的普及，高的生产效率和图案设计的快捷自由，使丝绸尤其是纹织丝绸，从上流社会开始走向寻常百姓家。使市场基盘急速扩大。　　相比较而言，用于丝和棉平织的“飞梭”，普及推广仿制改良就顺利得多。1877年的西南战争，大量订购宽幅面的军用面料，极大推动了“飞梭”的普及。西阵的棉织分社——木棉社，使用洋纱和土纱混织，发挥各自优势，又与传统的织布工艺相结合，赢得了市场，相对恢复快，所以只有它还清了政府贷款。　　在新的生产力普及过程中，西阵的发展也是充满坎坷。维新以来的销售额一直在60-70万元徘徊。1875年开始稳步成长，又由于西南战争，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实质税率下降，使丝绸织物销售旺盛。1880年达到顶峰，销售额达到130万元。但这期间，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西阵的织户们不免贼心大动，他们也是理性经济人。用进口高级细棉丝与蚕丝混织冒充纯正丝绸。用偷工减料的染色法代替冒充蓝染。西阵为了防止砸了“西阵”的品牌，制定制度，所有的织物都要检查，贴上分等标签和织户的姓名，但由于人手不够，这制度实际名存实亡。1881年政局动荡，1882年松方紧缩财政，使日本经济急速冷却，西阵也跟着跌入谷底。大家都没钱了，自然不会消费丝绸这样的奢侈品，市场的冷却使粗制滥造的恶果显现出来，西阵的销售直线下降，1885年的销售额只有25万左右。从1886年开始，西阵从谷底开始奇迹般的恢复成长，虽然缓慢但持续有力，但直到1894年还没有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增长的主力却是原来属于假冒伪劣的棉丝混织品种，只是这次西阵实话实说，于是西阵又发明了一种主力新商品。　　这期间西阵也经历了多次改组。1877年，西阵物产会社被改组为西阵织物会所，18社被整理成8社。从“会社”降格为“会所”。1885年被再次改组，改组成西阵织物业组合，原来的8社改为8部。从“会所”又降格为“组合”。从维新开始，凭维新的热情组建“会社”，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松散的近似于原来封建时代的“仲间”制度。生产关系没有变，但生产力发生了革命的变化，西阵已经鸟枪换炮了，“若瓜德”开始急速普及了。　　西阵的发展轨迹，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日本的各地区各传统产业发展的缩影。丝绸的销售可以说是日本整体经济情况的指示器，它直接反映了日本经济的景气情况。从维新开始的混乱，到洋跃进的疯狂，再到洋跃进的失败使日本经济跌入谷底，然后再缓慢恢复，甲午战争前才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在这期间，由于维新的热情，尝试了各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最后往往又退回到与原来相似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它的合理性。所谓的先进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　　经过了10余年时间，产值利润没有变，生产关系也没有变，可以说是失去的10年、15年。但在这失去的10年、15年背后，却是生产力质的提高，人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都有脱胎换骨的跃进。更重要的是，这些装备都能自己生产改良，人才都可以自己培养。随着装备不断改进，更有效率，需要更多人手操作的新装备不断出现，这些新的生产力使传统产业逐步从家庭副业，过渡到散工制再到现代的工厂制，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同时期的中国，抓住了甲午战争前的宝贵和平发展机遇，各传统产业都平稳增长，没有象日本那样大起大落，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即便不尊重市场搞洋务运动，但规模小，发现没有利润后收手也快，远没有达到影响国民经济的程度。市场经济虽然促进了产值利润的增长，但却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变革，使生产力在低位锁定，经济增长却逐步把中国带入深渊。　　第六节走向深渊和回光返照　　从西阵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停滞衰落了。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替，经济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生产力都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总是反思是什么劣根性导致中国不能发展。实际上，这所谓的劣根性实际就是市场经济。　　想象一下，在当时中国江浙一带丝绸发达地区的一位技艺精湛，类似佐仓常七的个体织户，如果想获得日本那样的生产力革新，需要克服什么困难。首先中国没有《西国立志编》，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种雕虫小技不感兴趣，讲究无为而治。那些民主自由的书是好，但解决不了具体的吃饭问题。即便有，自己还不认字。即使听别人说起，自己还得准备一大笔差旅费和设备购置费，这其中的风险还深不可测。西阵引进成功了，但日本的多数是引进不成功的，所以才有洋跃进的失败。就算他能下定决心，排除困难，把洋设备买到手。他也决没有可能免费开班传授技艺，这违反了理性人的原则。没有广大的用户群，就不可能仿制改良洋设备，买比造更符合比较利益。同时，仿制改良也超过了他的专业能力。但如果不仿制，洋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就会有问题，升级换代更不可能，洋设备是否真能发挥效率是有疑问的。由此引发的配套产业，也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　　前面的困难，对于财大气粗的财主，在成功了富贵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激励机制下，或能克服。但后面的技术传播和仿制改良，则直接违反了理性经济人的原则，没有克服的可能。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算是克服前面困难的例子，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孤零零的存在，说明后面的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这是市场经济强力约束的结果，而不是什么风水风化的封建压迫。　　对于个体织户来说，这些困难他一个都克服不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使自己手脚更麻利些，技艺更精湛些，更起早贪黑些。当然，他会有一段黄金时期，竞争对手日本在搞洋跃进不断试行错误。在黄金时代的高潮，同时也是尾声的时候，西太后修建花园非常合乎常理。按今天的术语说就是发展房地产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拿钱训练扩充舰队，那只能赔钱，没有任何拉动经济的效果，因为中国没有相关产业。赔钱只能导致弱国，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西太后肯定有当代中国学者一样的认识。　　但随着竞争对手日本逐步走入正轨，他会越来越感受竞争压力。他的技术再精湛，也比不过日本专业化的纹纸产业，他积极性再高涨，也比不过“若瓜德”的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这差距还越来越大，“若瓜德”在不断改进，逐步装上了电动机和石油发动机。此时，蒸汽时代已经进入尾声，代之的是这些小型轻便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中，在不断发扬积极性的过程中，他必然走向毁灭。　　如果说在“铁”的竞争中，中国士兵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而在这“丝绸”的和平竞争中，一样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无论怎么改变体制，提高积极性，失败是必然的。当然，有人会说，他竞争不过拿着新式织机的日本同行，但他可以竞争过自己的同胞，兼并成长规模扩大后就有能力进行这生产力的跃进了。但从西阵的经验看，在手工业时代，大规模的企业效率是不高的，内部组织管理监督的成本要超过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国历史上有大的丝绸商，但没有出现大的丝织企业，这是市场经济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封建压迫。日本出现大型丝织企业，那是出现大型机器以后的事。　　上游养蚕个体户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与织户一样的，用大刀对抗日本大炮的故事。织户被消灭，使养蚕个体户更加雪上加霜，因为没有内需了。于是乎，中国生丝定价权没有了，无论养蚕的生产要素如何变化，价格由纽约或者里仰的交易所决定，就有了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中国丝绸业的这下场，有当代中国学者拿来做论据，论述近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因为没有按照价格配置生产要素。殊不知，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一样的遭遇。大量的商品自己没有定价权，大量的生产者破产倒闭，失业率激增，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把上面的“丝绸”换成现在的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几乎一样的毁灭轨迹。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只适合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的时代。在生产力急速进步的年代，从长远眼光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虽然得到了局部最优，但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　　但是，事物又它的另一面。甲午至辛亥间，民间资本即民族资本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辛亥革命到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1927-1937更被称为黄金十年。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农村的商品化加速了，近来有学者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３％强。　　甲午之后，当代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工场制手工业出现了，机制工厂也出现了，商品化也出现了，中国开始长驱直入资本主义了。如果保持这种增长，现在的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民主自由也都实现了。要知道，同时期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有3、4%的水平，固然日本的丝绸等传统产业优势很大，但要补贴没有效益的“铁”，不比中国轻装前进。这差不多成了当代中国学者的主流认识。但是，后面就不说了，历史变化的一塌糊涂，回想起来痛心疾首。　　中国这矛盾的两面，也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上。读鲁迅、茅盾的作品是一种感受，读梁实秋的作品又是另一种感受，感觉他们好象不在同一个国家，如果他们不论战的话。当代中国学者也是完全相反的两分，好的很和糟的很。这与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一样，完全两分，所以争论激烈，改革的共识破裂。用比较中性的语言描述，大概就是常说的，宏观经济好，微观不好。现在中国可以拿出很多宏观数据说明经济形势一片大好，GDP的增长率独占鳌头，高达10%。现在的日本GDP增长只有2、3%的水平。同时，又可以拿出很多事例来说明民生艰难，于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白分明的两分？　　第七节高增长走向崩溃　　西方蒸汽驱动的现代工业大生产，是在西方铁与血的殖民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并不适合有高度发达手工业的中国和日本。或者说不能与东方传统手工业竞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以后，即使是超低的关税，西方的工业品并不能有效进入中国市场，1890年代以前西方输往中国的主力商品一直是鸦片。西方在中国和日本投资近代工业也很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洋跃进虽然搞了不少近代工厂，但多以失败为结局。这是什么原因？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总结的是制度之殇，官办是不对的，但不官办的丝绸产业怎么也没有成功例子？　　这里从技术的演进，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问题。蒸汽机庞大复杂，操作使用维护不便，其实并不适合做工厂动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现代虽然已经进入原子时代，但原动机依然主要是蒸汽机，只是我们看不到。现代蒸汽机集中在电站，在电站由专业人士使用维护，我们看到使用的是简单的电动机。但在近代，还没有发明电力，只有直接利用蒸汽机了。使用维护蒸汽机需要“铁”的支持，要有制造使用维护“铁”的工程师engineer。engineer最原始的含意是指军队中指挥的将校。西方在坚船利炮殖民过程中，发展了“铁”，培养出了engineer。于是，蒸汽机在西方使用有相应的技术基础，但移植到一直和平发展的，手工业高度发达的中国和日本，就遇到问题，因为没有“铁”的基础。五代友厚1867年最早引进蒸汽驱动的2000锭近代绵纺织机，后来日本政府又买了几套2000锭机组，但大多数使用水车动力了。蒸汽机不仅本身使用维护困难，动力传输分配机构的使用维护也非常困难。水力虽然需要把工厂设在山区，还有大量的土木工程费用，但总算起来比使用蒸汽机还是合算。釜石制铁所把蒸汽机改回水车了，使用蒸汽机的即使民营的中小坂制铁所也没有效益。　　西方的机器并不适合东方的原料。例如，东方的棉花是短纤维的，用于长纤维棉花纺织的西方机械效率低下。这是日本最早洋式纺织机运转困难的原因。东方的铁矿石和煤硫黄含量也高，也不适合西方设备。中国人认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制度问题，封建专制腐败等等，于是要改革制度。而日本人认为是技术问题，要不断改进技术。这大概是因为大炼钢铁的经历改造了日本的文化和认识。　　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时代，征服的殖民地也非常落后，西方的机器大规模生产的整齐划一的商品，可以有市场销售。但这些整齐划一的商品贩卖到中国和日本，则档次太低，不能满足需要。同样是棉布，织法有很多种，特性和用途差别很大。利用进口绵纱结合传统纺织工艺，中国和日本传统纺织业又创造出不少新的品种。丝绸更是如此，中国日本传统的技艺非常高。而当时的西方机器，还远做不到人手的精巧。洋布比土布卖的便宜，还是销售不畅。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市场是公正。　　西方近代工业，不适合东方的风土人情原料。很长的时间，并不构成对中国和日本传统行业的竞争和压迫，近来很多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和日本搞的洋务运动和洋跃进的失败，不是因为制度之殇，而是技术原因。但下面的差别就显示出来了，日本经历了大炼钢铁改造的文化改造了认识，只要做就能成。于是失败了再爬起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点点改良，使西方先进机器技术与日本国情相结合。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釜石制铁所经过曲折的道路复活成功。2000锭绵纺机组经过漫长的16年道路，促成大阪纺的成功。西阵虽然没有洋跃进，而是从手工机器逐步改良，但也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日本的体制是失败了也不跳楼，只要爬起来不断奋斗，于是它的生产力逐步改进提高，虽然缓慢。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中国是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体制，于是那些为民族奋斗的英雄被市场经济扼杀了，这是真正的身心具灭。中国断绝了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因为什么封建专制腐败，而是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更进一步是中国对市场经济执着信仰的文化。　　甲午后，中国近代工业的大发展，不是什么民气大开，中国人一直是思想解放的。而是门槛降低了，日本的入侵，把那些经过本土化改造后的西洋技术——东洋技术带到了中国，比如西阵的“若瓜德”，甚至还卖相配套的纹纸，后来还有丰田织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辛亥革命只赶走了皇帝，没有触动市场经济基础和文化。东洋技术入侵的结果，由于适合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原料，那些手工工场和小型机制工厂大发展，于是宏观上看形势喜人。但从微观上看，这些适合国情的东洋技术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大规模破产。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商品化程度非常高，家庭副业并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主要在本乡本土交换，于是也就进入不了商品化的数字统计视野。现在，这些家庭副业竞争不过东洋技术破产了，本乡的棉花和粮食自己不加工了，把这些农产品卖出本乡，再从外地购买更符合比较优势，于是从统计数字上看商品化程度提高了。　　如果在本乡本土交换，从交易者个人角度计算，可能吃亏了。但出产的棉花和粮食都留在本地，物质不灭。而从外部交换，个人的效用是提高了，但交换回的成品棉布和粮食，在数量上远赶不上原来调出的棉花和粮食。而农业生产力并没有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要靠水利、种子、肥料。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都改良不了。农业总出产没有提高，“统计”商品化进展，其实是抽血的过程，使农村走向破产。　　这与日本不同，日本是靠自力实现技术进步的，虽然也存在一样的破产过程，但催生了新的产业，大量的人可以转行从事这些新技术行业。同时，破产的压力也推动日本对外殖民。中国就不一样，没有新产业可以被转移，破产了虽然也可以象日本一样“吃粮当兵”。但中国没有“铁”，不能对外殖民，就只能内战了。伴随中国近代工业和商品发展的是不断高涨的内战。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实际不是近代产业的发展，而是经济的贫困。　　从国际范围看，更能体现这种物质移动。日本的绵纺先用日本棉花，后来日本不产棉花了，从中国进口。再后来，日本绵纺搬到中国，被称为“在华纺”。在日本的在华纺带动下，中国的民族纺也开始发展了。“民族纺”虽然与“在华纺”竞争，但也依靠“在华纺”的技术支持，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革命性和妥协性并存。中国大量的农田为日本种棉花，加速了中国农村破产。　　东洋技术填补了西洋技术与中国传统技术之间的空白，封杀了中国由日本从家庭幅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那些看起来增长的民族资本，没有可能再投资发展本土技术了，挣到的利润就用于消费，消费在数字上也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于是可以发现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丰田之路》一书里讲了这样的故事，丰田佐吉带着侄儿丰田英二，到上海投资办厂推销丰田织机，还在读小学的丰田英二被上海奔跑的汽车所折服，立下了造汽车的志向。这些奢侈消费品需要中国拿更多的物质去交换，在数字的高速增长中，中国更加贫困。　　购买日本的东洋技术，间接促进了日本“铁”的发展。日本的丝绸产业，虽然也消耗了大量日本资源，但交换回的不是奢侈的消费品，而是实实在在提升自己“铁”的技术，日本的“铁”还不能与西方竞争，还需要漫长艰苦的道路，于是在数字上看不出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增长率很低，只有2、3%的水平，中国则有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经过高速增长后，918和77，中国完全不能与日本对抗了，甲午战争还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同样的故事也在当代中国上演，也是高度经济增长，另一面却是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资源大量流失，环境的大量破坏。大量的失业和不能买房子结婚生子是资源大量流失的具体表现。CRH在日本的新干线上贴牌，与当年《林家铺子》中的“完全国货”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林家铺子》在小商品上贴牌，CRH是大家伙。即将开始的大飞机计划，也是国际采购，中国已经丧失了技术能力。　　历史会一样演进吗？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愚蠢小猪 foolishsmallpig@hotmail.com 2007年3月第六章虎头蛇尾话造船　　第一节 30名中国熟练造船铁工　　那个时代，铁和大炮代表国家的力量，丝绸和棉纺代表国家的温饱，而船则是代表国家的发展。在那个时代，造船绝对是高科技，体现了国家综合技术水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飞机和半导体信息产业吧。即便是现在，造船也是高科技。当代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三造船大国，但造船所需的钢板一半需要进口，船用设备超过8成也要进口，实际上中国并没有造船能力。船装上大炮可以大杀四方，装上白银丝绸棉布茶叶陶瓷，则可以自由贸易。西方是靠船仗剑经商，发展起来的。　　中国近代衰落，实际是从甲午战争开始。此前的鸦片战争，中国虽然也战败了，但情有可原，英国代表西方文明，代表民主自由，似乎被英国打败还是件值得庆幸的事。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民主自由。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实际远远不是赔偿了2亿多两白银。小国日本，一直以来是中国的跟班，传承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却也打败了中国。从此开始怀疑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找不到自信了。近代日本的遭遇与中国相似，与西方对抗失败，自己奋发图强大炼钢铁土跃进洋跃进，也是不断挫折失败。但失败了能够再爬起来不断奋斗，激励他们的实际是顽强的自信，“彼も人間なり、我も人間なり(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　　但中国从甲午战争后找不到“人”的感觉了。没有了“人”的自信，就没有竞争的勇气，于是不断招致更大的失败，导致更大的自卑，形成恶性循环。当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甚至彻底否定了自己的民族，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地球上，要做三百年殖民地，准备彻底投降，彻底丧失了“人”的自信。逆向种族歧视，还满世界追杀围剿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当代一景，在地球上估计就中国这一家吧。　　甲午战争给中国的震撼是巨大的，直到现在对甲午战争反思的研究和文章都可谓汗牛充栋。讨论最多的是参加这场战争的主角——船。中国的船没有不如日本啊，但为什么战败了呢。反思的矛头直指中国的传统文化，无非是封建专制腐败之类，一直挖到几千前的烂根，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德”就有问题，所以导致失败。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对日本的影响巨大，但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反思过自己的“德”有问题，就是自己的船不行。于是架空历史的反写小说很多，想象当时的日本如何有更先进的船，使美国俯首称臣。　　甲午战争失败的真实原因其实就是船，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如果中国传统制度文化要负什么责任，那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和信仰。市场经济的文化和制度的信条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对“德”的反思解决不了具体的“船”问题，战争失败是必然的。直到今天，当代中国人依然坚决捍卫“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市场经济信条，发展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难道准备迎接另一次大失败？　　读日本的造船史，除大炼钢铁大跃进时代，萨摩藩仅凭简单的示意图，调动日本传统的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建造四处漏气的蒸汽船“云行丸”外，其它都乏善可呈。萨摩建造“云行丸”后，感到自己的财力无力承担相关的投资就早早收场了，转向买船。幕府相对财大气粗，引进法国技师和设备，继续坚持造船，但能够一提的就是小型“千代田”型蒸汽辅助动力的风帆战舰，31米长，60马力。维新后，幕府的造船厂被新政府接收。主要形成了海军横须贺造船所，工部省的长崎造船所和兵库造船所。这些造船所没有多少本事，最多只能造1千多吨的木船，或者铁骨木船。比如，1883年长崎造船厂为釜石制铁所建造的专用运输船“小管丸”，才是1千多吨的木船，建造完成时釜石制铁所也倒闭了。　　其时，世界造船技术已经开始从铁船向钢船迈进了，日本还在造木船，所谓造的铁船，也只是进口散件的组装。造成这结果的原因之一是，西洋木船的工艺流程与日本木船没有太大差别，造木船的大工容易找，日本还远没有“铁”的基础。另一个原因是指导设计施工的西方技师是从上海聘请的，当时日本只是化外之地，水平不高的才流落到日本。这些洋技师翻来覆去就是只能造这些不入流的船，于是就早早解雇了。但什么样的师傅带什么样的徒弟，培养出的日本技师水平也不高，突破不了原来的框框。　　相对于这些官办企业，外资造船厂——神户铁工所显得一枝独秀，不仅木船建造技术高，1880年代初开始建造铁船，技艺水准让那些官办造船厂望尘莫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放之四海皆准，有积极性和没积极性是两重天。神户铁工所的人员构成很让人吃惊，除了约10名西洋技师外，有中国人30名，日本人450名，人数是工部省兵库造船厂的3倍。聘请西洋技师好说，聘请这些中国人很让人费解，他们是熟练的造船铁工，其时日本熟练铁工非常少。这些熟练的中国技术工人从哪来的，很让人感兴趣。日本的记载很简单，是从中国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来的。虽然当时这些亚洲最大的造船厂也是聘请西方技师指导，但培养了大量的熟练造船铁工，日本非常缺乏。　　第二节中国造船虎头的开始　　中国最早提出造船的当属林则徐。他在与英国对抗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刀的时代结束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与日本武士的认识过程相同，这大概是实践决定认识吧。但林则徐提出购买、并进一步仿造近代军舰的想法和实践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道光帝甚至在林则徐建议造船的奏折上朱批道：“一片胡言”。造船意味着要中央政府出钱，并出面组织各行各业，这是干预经济的行为，有违帝国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传统。　　林则徐的方案被否定之后，中国依旧是旧式水军，对内不能镇压太平天国，对外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出现“中外和好”之局，太平天国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从19世纪60年代初清廷开始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以镇压太平天国。这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建议已整整20年矣！而就在这20年间，西方的海军发生了飞跃性发展，蒸汽舰已逐步取代帆舰成为海军的主要舰只。　　清政府准备建立近代舰队的消息传出后，英国反应最为迅速，其驻华外交官和其他人员等立刻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劝说建造轮船不如买英国轮船。只要花几十万两银子就可从外国买一支舰队，请外国军官和水手。恭亲王为英国方面建议所动，认为曾国藩等人提出的造船，缓不济急。经过一番曲折后，1863年1月中旬，在英国购买筹建舰队，聘请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总司令，因此史称“阿思本舰队”。阿思本于当年9月率舰队驶抵中国。但最后因指挥权问题达不成协议，只能将兵员遣散，舰队驶回英国变卖。又经过一番讨价，决定价款归还中国，但中国要支付阿思本和其他水兵一笔不小的遣返费。总之，这一买一卖，清政府损失了数十万两银子。　　中国第一次尝试建设近代海军这这么夭折了。1864年5、6月间，随着湘楚军会攻天京的开始，太平天国的灭亡已经在即。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军事和政治上往哪条路上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需定夺的紧要问题。在这个关头，李鸿章向北京城王府井东堂子胡同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寄出了一封石破天惊的信件：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远远超出时人理解力的“异端邪说”，正为阿思本舰队失败抑郁不已的恭亲王看来，却不啻一莫大的鼓舞与共鸣。6月2日，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自尽的次日，这位“辅政贤王”领衔全体军机大臣向那位尚少不更事的同治帝递交了一份奏折：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矣！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促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经过买船的教训，现实的征战，使他们逐步认识到需要摆脱传统市场经济的束缚，要尝试造船了。这一年是公元1864年，大清同治三年，恭亲王32岁，李鸿章41岁，左宗棠52岁，曾国藩53岁。　　但此时的中国依然是市场经济体制，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中国人看起来不可思意的买舰队的想法。经过实践教训的毕竟只是少数人，中国中央政府没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和通盘计划，更不要说划拨充足的专项经费。这一点与日本非常不同，日本有中央计划，全盘考虑，还不惜打了场内战集中全国的财力。虽然激情很高但经验不足导致洋跃进失败，但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再爬起来继续奋斗。中国整个运动的主心骨在地方，心忧时务的地方军政大员——总督、巡抚、将军们自行设计、自创标准、自筹经费。但是，由于中国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他们招致的反对声音也非常大。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曾国藩因为在北方剿捻失败被回调两江。李鸿章率兵北上剿捻。上海的洋务在之后数年由曾国藩接手承办。1870年代初，这座初具规模、富于近代工业气息的兵工厂不仅已经成为黄浦江边惹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在整个远东也称得上首屈一指。　　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不久，左宗棠被调任陕甘总督，推荐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沈葆祯总理船政。到1868年夏，船政局各项基础设施大体完工。其中船厂拥有4座船台，能够建造龙骨长100米，排水量2500吨的船舶；还有一座引进法国轮机、铁板制成的铁船槽（即浮船坞），长30丈、宽15丈，专供修理轮船之用。局内各处以窄轨铁路相通。全局员工多达3000余人。福州船政局建成之时，是整个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近代机器造船企业（同期的日本海军横须贺造船所雇工还不足100人）。沈葆祯为船政局的创立和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起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晚清自强运动中第一个触及具体技术操作层面的人物，也是那一代中国人中最富识见的少数几人之一。　　中国的造船起步时轰轰烈烈。江南制造总局从1869年到1876年，平均一年一艘，完成了7艘舰艇。福州船政局从1869到1874，按计划共制成炮舰10艘，运输船5艘。值得一提的是1872年下水的“扬武”舰，排水量1560吨，1130马力。该舰是福州船政局早年所建军舰中最耗工、费料、成本最高的一艘，也是公认意义上的中国乃至亚洲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江南制造总局1874年建成的“镇安”舰，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则是当时亚洲建造的最大近代巡洋舰。这两艘军舰可以说是铁骨木皮时代的颠峰之作。日本船厂要达到同样的能力要到1880年以后了。最大的技术跨越是1875年下水1876年完工的“金瓯”舰。虽然不大，排水量仅195吨，功率304马力，但却是划时代的铁船！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日本还没有铁船的生产能力。在“金瓯”的背后，似乎能够看到那些后来流失到日本的那些熟练造船铁工的身影。　　但是，这辉煌的背后却是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作为缺乏重工业基础的中国，每一艘国造舰船的原材料都须依靠进口，制造工作均由洋匠指导进行；所谓自行设计，大半还是测绘外国图纸。成船数量既少，工期自然延长，原材料和工程费用即不断上升，以至于国造舰船的价格大大高于外购舰艇，“造船不如买船”的效益已经昭然若揭。郑观应日后在《盛世危言》中评价如是：“中国造船，无论木、铁、钢、铜等料，无不购诸外洋，纵使价不居奇，而运载有费，行佣有费，奸商之染指有费，其成本已视外国悬殊。”据估计，船政局自建船只仅工料费就比外国同类产品要高50%—60%，这直接导致了船政局5年中的投入由原定的300万两增加到了超过500万两。　　1871年，大学士宋晋以“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为虚耗”为题，要求“将沪闽两处造船暂行停止，额拨经费转解户部，已成之船租给殷商”。其实创办之初就面临舆论压力与言官掣肘。左宗棠非常坦然地描述到：“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议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但倘若因此就“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就会“导其先可”，“让外国擅其能”。面对此势，他愿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决姿态，毅然为之。从左宗棠的这些言论，似乎可以窃见当时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其时的日本专制独裁，政府用“富国强兵”坚决镇压“自由民权”。　　除宋晋等人的阻挠外，洋务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集中于所造舰船的性能和经济效益。从技术水平上说，中国所建造的铁骨木皮快速巡洋舰虽然是颠峰之作，但世界主流战舰已经由木质转为铁质，它们建成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而中国国造舰船的两个主要基地福州和上海所能建造的最大型舰艇还是铁骨木皮的巡海快船。倘若想要跟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大幅度更新设备改产铁船，而这需要大笔的资金。“金瓯”虽然是铁制，但太小！由于经济效益的压力，福州船政所造军舰，“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平时担负漕运，战时军用，可以充分利用、节省经费。这导致船政局所造军舰除“扬武”外，普遍设有货舱，“船身高耸，船轮迟缓”，反而“兵商不分”、“兵商两绌”，适得其反。　　下面该怎么办？对于1870年代后期的中国来说，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已经把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摆在了面前，为拱卫海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中国需要在短时间内建设起一支足以自保的海军。近代中国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在重工业基础匮乏的中国，要完成这样一个过于宏大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设备、人员都不足，最糟糕的是我们没有时间！在没有足够时间实现国造舰船技术进步这一长远利益的态势下，中国只有选择通过外购以在短期内集结起一支技术先进、数量众多的近代海军，应对短期的目标。　　我们不禁要感叹：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诸多此等的两难局面。作为决策者的李鸿章和恭亲王们自然不可能有后世学人“激扬文字”、臧否前人的豪气与闲情；他们只能依据当时历史的态势，作出最有利于当下时局的决策。　　上面是当代中国人的认识，也是当时中国人的认识。中国要先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才能再从事这些现代化事业，历史总是这么相似的令人憔悴。种种必然和偶然因素交织，特别是经费问题，导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在1876以后停顿下来，实现铁船跨越的“金瓯”成了绝唱。它又一次恢复成规模的造船，要到1905年局坞分立之后。福州船政局则早在1874年后就停顿下来。　　经过一番尝试后又必须面对现实回到买船的道路，这与当年萨摩藩放弃自主造船经历相似。萨摩藩提出的新方针是“富国强兵”，中国的洋务运动的重心也从“自强”转为“求富”。如果有什么不同，就是萨摩没有忘记“富国”的目的是为了“强兵”。于是，萨摩统一日本后，就集中日本的财力积极推进造船。中国则把“求富”，提高综合国力本身当作目的。于是后面的发展轨道完全不同。　　现在大势又重新回到买船。但李鸿章等人并未就此放弃。1880年李鸿章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两舰，这种样式新颖的撞击巡洋舰就吸引了大半个中国的眼球。被吹嘘的神乎其神的“破铁甲舰”功能、大口径的主炮、新式的鱼雷武器……这一切都足以令她们成为中国舰艇中的新宠儿——虽然实际效果还是另一回事。1881年她们完工归国，所到之处，士民争相围观，盛况空前。在福州，在广州，大批官员上舰参观，整个行程充斥着溢美之辞。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国购买俄罗斯的“现代”级驱逐舰吧，“航母克星”也是神乎其神。　　1881年英国方面向李鸿章提交了一份在此两舰基础上改进型巡洋舰的设计方案，希望李鸿章能继续向英国购舰。但李鸿章经过与德国海军部的咨询，认定该改型航海性能还是改进不大，风浪稍大就会使舰体发生较严重的摇晃以至影响火炮瞄准精度，且依然采用无防护巡洋舰的舰型使之抗打击能力还是较弱。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获得李鸿章垂青，他改向德国伏尔铿厂订购了“济远”舰。但李随后就将这份方案作为对国造巡洋舰的设计和建造指导之用交给了江南制造局，并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这就是1885年建造的“保民”舰，排水量1477吨，1900马力。　　但这次却不幸真正成为了一次回光返照。再次造船要20年之后的1905年了。中国不造船了，那些有过造铁船经历的熟练工人流失到了日本，为日本铁船跃进准备了人才基础。对于日本来说，这次真的天上掉馅饼了。　　历史不幸又重演了，中国人的思想认识经过百余年后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原点，类似的故事又发生在当代中国。“花费太多，把握不大，要停下来”，于是运十和一大批项目下马了。我不知道是否有飞机制造人才流落日本，目前日本正进行大型飞机计划，但日本科研机构和企业里有大量中国人才，中国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是提高综合国力，提高生活水平，增长GDP。那些赔钱弱国的项目停了最好，这与当年中国的认识没有多少差别，连说词都几乎一样。如果有什么区别，就是当年那些主张发展综合国力的人被称为顽固派，在当代中国则被称为改革派。历史往往就这么让人哭笑不得。　　停顿了20多年后，有消息传来，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又重新开始了，希望不是又一次回光返照。　　第三节技术爆炸　　我们反思中国的近代历史，总是喜欢先从文化角度批判，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激扬文字，指责先人如何道德有问题“封建腐败专制”。然后就是制度有问题，如何不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然后论证出，文化之殇加制度之殇，亏损和失败是必然的。对文化和制度的批判，百战百胜，于是文化和制度被不断革命，但没有解决最终的“铁”问题。于是经过一百多年，不断革命改革中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和制度。　　实际上，当时造船的失败，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当时，1860年代到1890年代，是世界造船业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爆炸的时代，大概可以与今天的信息革命，摩尔定理相提并论。在当代中国，运十飞机和半导体产业被放弃，也是面临类似的局面，世界的飞机和半导体技术发展太快，自己辛辛苦苦造出来了，但很快就落后于时代，没有经济效益。　　船的技术进步体现在三个方面。外轮被内车(螺旋浆)取代。以前的蒸汽船左右两边有两个大轮子划水，驱动船的前进，“轮船”因此得名。现在被推进效率更高的水下螺旋浆取代了，虽然看不见轮子了，但轮船一词延用到现在。再是随着船的高速化，船体需要更加细长，需要用铁加固。先是铁骨木皮，再逐步过渡到全铁船。铁船比木船自重轻，强度好。随着冶金技术的进展，炼钢平炉的普及，1880、90年代后则是钢制船体。　　从木船到铁船是非常大的技术跨越。对于中国和日本这种传统造船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来说，转产西式木船比较容易，各种工艺流程与传统技法差异不大，容易吸收。但铁船就完全不同了，要对铁板进行曲折加工，工艺流程完全不同。先要绘图，然后根据图纸加工成木制曲线板，然后在铁板上放样下料，最后把铁板铆接起来。整个工艺过程需要熟练的铁工，但中国和日本没有，需要培养。相关的设备投资也很大，原有的木制加工设备不能用了。这些都需要巨大的投入。“金瓯”虽小，但标志着一个技术跨越。但跨越之后，中国倒下了，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比较优势。西方技术在东方生根，再次由日本接过。钢取代铁只是材料变化了，工艺流程和设备没有太大区别。　　第三个技术飞跃就是蒸汽机了。蒸汽机发明很长时间后，蒸汽机才被装上船舶，海船就更晚了。船用蒸汽机比陆用蒸汽机的效率更加落后些。因为蒸汽机靠汽化水作功，需要不断补充水，在大海里只能加海水了。海水里有盐份，会使锅炉腐蚀，于是压力不能太高，容易破裂。船用蒸汽机的压力通常不到0.4kg/cm2，以保证安全。作为对比，标准大气压约为1kg/cm2。这样的低压，导致蒸汽机的效率非常低，所以长期以来只能作为风帆的辅助动力。　　1834年发明了冷凝器，使蒸汽冷却后变成液态水重新回到锅炉，蒸汽机可以使用蒸留水封闭循环，不需要外界补充水，避免了锅炉腐蚀。此外，随着“铁”的冶炼技术进步，更强的材料被提供，蒸汽机开始向高压化发展。1862年，蒸汽压力达到4kg，出现两段膨胀的蒸汽机。高压蒸汽推动高压汽缸后还有足够的压力再推动一台低压汽缸。这种复式蒸汽机的燃料消耗率只有单式的一半。1873年，蒸汽压力达到10kg，出现三段膨胀的蒸汽机。推动高中低压三台汽缸，燃料消耗率又降低为两段式的一半。1890年代则突破了14kg，出现了四段膨胀的蒸汽机。但此时出现了汽轮机和柴油机，四段膨胀的蒸汽机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的蒸汽机都是汽轮机了，汽轮机的雏形就是中国古代发明的走马灯。　　随着高压化发展。锅炉的形式，从方形底部加热，变为圆形通过的烟管加热的烟管锅炉，再演变为水火易位的水管锅炉。锅炉形式的变化，体现了“铁”加工技术的进展。　　近代蒸汽船的技术虽然在一日千里发展，但很长时间不能和不烧煤的帆船竞争。蒸汽船与其说是运货运人，还不如说是运煤。1860年代是帆船的黄金时代。1868年的统计，英国帆船25,500艘/4,878,000总吨，蒸汽船2,944艘/902,000总吨；法国帆船15,182艘/923,000总吨，蒸汽船433艘/135,000总吨；德国帆船4,991艘/891,000总吨，蒸汽船114艘/56,000总吨。帆船占压倒优势。　　蒸汽船虽然无法与帆船进行经济竞争，但突出的优点是定时定点，很少受气候影响，不象帆船要靠风，便于开设定期航班。那个时代的蒸汽船主要用于开辟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用于人员和邮政运输的定期航线，所以往往称为“邮船”。蒸汽船一边接受政府补贴，虽然蒸汽船的经济效益不高，但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补贴是合算的。另一边则是高昂的船票，因为乘客多是殖民地的官员和到殖民地淘金的冒险家，他们不在乎票价。当然，不考虑经济性的军事运输，也大量使用蒸汽船。我们可以发现，蒸汽船的数量和在整个船队中所占的比例，英国首屈一指，因为它的殖民地多，德国最少，因为殖民地少。蒸汽船能够与帆船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要到1880年以后了。　　中国近代造船，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造船技术发生激变的前期。规划建设的时候，世界的主流还是铁骨木皮。当中国完美建造完成近代铁骨木皮巡洋舰时，世界已经过渡到了铁船时代。“金瓯”虽然抓住了铁船的时代脉搏，但无奈太小。如果全面转产铁船，刚投资的铁骨木皮设备就白白浪费了，巨大造铁船的设备投资怎么出？可以想象技术还在飞速发展，难道要不断投资更新设备？军舰虽然要铁船，但还可以继续造民船啊。但是，此时的蒸汽船对外不能与有补贴的外国蒸汽船竞争，中国也没有海外殖民地。对内不能与中国传统的沙船竞争。中国的沙船是造船史上的一绝，平头，阻力小，吃水浅，少搁无碍，现在依然被广泛应用，当然用上了现代材料还装上了动力。用还处于幼年期的蒸汽船与在市场经济中锤炼了几千年的沙船竞争，除非脑子进水了。　　李鸿章的脑子还真进水了，除了设立造船厂外，还在1872年设立招商局，并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投资，从事蒸汽船运输。市场竞争的压力使李鸿章冒天下大不讳动用职权，让招商局垄断官物运输和漕运。不仅导致当时世论的批判，也成了当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的罪证。幸好李鸿章没有赤裸裸的象英国或者后来日本那样直接给补贴，他也没有那个权力，中国是民主宪政的国家，权力是受到制约的。否则又不知道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招商局主要是买船，与外国航运公司竞争，也有过初期的辉煌，业务也曾经扩展到海外。但1880年以后，新式更高效率的蒸汽船层出不穷，继续买新船参加市场竞争，经济效益都有疑问了。于是精明的中国人从买船又过渡到租船，招商局专注内河和近海运输，远洋则租船。　　于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租用英国的高升号运兵，结果被日本击沉。后迫不得已用主力舰队护送6艘招商局的船运兵，结果爆发黄海海战。海战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近海，不便舰队机动展开。这不是什么腐败制度训练等原因，而是现实的技术限制，招商局的船不能远洋。海战虽然失败，招商局的船还是完成了运兵任务。　　指责先人的道德制度，除了体现我们的道德优越感外，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先人并不比我们笨，从造船开始，到买船到租船，每一步都是在当时具体技术条件下最优选择，符合市场经济比较优势原则。今天的我们不也这么从造到买到租。唯一可能需要指责的就是当初为什么要造船呢，直接租不是更好，走了很多弯路，耽误了发展。如果当初把造船的钱投入到最有比较效益的地方，比如房地产，每年增值N%，该是多大一笔财富啊。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实践才能出真知，当初不造船怎么能认识到租船的优越性？！就像今天的我们，没有经历过造东西时代的艰难困苦，现在怎么可能坚定地毫不动摇地走在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上。　　但是的但是，从长远眼光看，没有本事搂着一堆钱是危险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不是输在银子上，而是输在“铁”及“铁”制造的钢铁机器上。　　第四节市场乎？计划乎？　　上海是远东最大的港口，大量西方船只出入，也带动了上海船舶修造市场的繁荣。但我们只知道，上海船舶修造企业都是外资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实际是一美资企业，由于竞争激烈，想退出船舶修造市场，几经转手之后被李鸿章接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这些外资船舶修造企业的活动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中国传统是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经济，自然也没有必要对经济进行统计。于是，中国历史书里很少有数字的记载，即便有，也多是估数，不准的。对中国历史研究，也就缺乏数字研究，往往根据什么人或者什么典籍上的话去定性，或者根据外界其它的数据去估计。比如说，两千年前的文学作品《诗经》上说“莫非王土”，就定性说中国古代不是市场经济，因为土地都是皇帝的，没有私有制。但《诗经》的开篇又说“君子好求”，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是恋爱结婚自由。　　日本幕末诸藩在停止自力造船后总共买了大大小小97艘蒸汽船，这些船只大多数是从上海购买的。从中可以窃见上海船舶修造市场的繁荣。中国民间一定大量购买使用了蒸汽船，具体数目不详，一定会比97艘多很多。维新后，这些船只被新政府接收或者被委托给新政府。1870年，日本政府用这些船成立了一半官半民的廻船会社，运营大阪——东京的定期航线，每月三班。政府通商司命令一些大问屋(批发商)的物资集中由廻船会社运输。结果开业不到一年，留下15万多元的债务，被大藏省解散。　　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又是制度问题，但日本还是技术问题。两国虽然有相同的文化传统，但大炼钢铁之后，认识上就渐行渐远了。这些蒸汽船虽然多是船龄不足十年，但其时造船技术发展太快，很快显得老朽，效率低下。要命的事，蒸汽船货物运价，与原来日本传统的和船一样，实际日本和船是中国船的变种，烧掉的煤都超过了运费。而客运票价则参考外国邮船，上等仓20两、中15两、下9两。要知道外国邮船的乘客都是有钱的去殖民地淘金者或殖民地官员，日本人出不起这么高的票价。在当时，即使西方，帆船也占压倒优势。廻船会社的亏损破产是当然的。这是无视当时蒸汽船技术界限的结果。　　虽然是技术原因，但这么无知不仔细计算就这么营运，还是制度之殇。不过呢，日本比较宽容先人。当时的先人被时代的热情驱使，想急切地把落后的帆船取代成先进的蒸汽船。不管主观愿望如何，传统帆船从事海运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传统帆船的市场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既然是技术问题，那就可以吃一堑长一智，逐步改进。后来成立的三菱会社就避开日本沿岸航线，避免直接与传统帆船竞争，而主要从事北海道、琉球、中国、朝鲜、香港等中远航线。这些航线与西方殖民地航线的蒸汽船运用大体吻合。当然，西方给邮船直接补贴，日本也得给三菱补贴，否则无法与西方邮船竞争。为什么要补贴呢，直接租不是更好？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对能买到有补贴的飞机兴奋不已。1874年台湾出兵想租英美的蒸汽船被拒，下决心培养自己的船队，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征韩”。这些中远航线需要大船，日本还没有能力建造，三菱船队主要是买船。中国可能是“中外和好”的双赢局面，没有被拒绝的经历，不注重培养自己的远洋船队，于是甲午战争时租船。　　政府在半官半民的三菱身上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政府首脑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鼎立支持三菱。但同时期，不要政府一分钱投资的民间小蒸汽船蓬勃发展起来了，市场经济真是魅力无穷。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凡是日本政府关注并投入的地方，总是搞不好没有经济效益。让市场自己发展，往往有好结果。中国政府不管不问，相信当时一定有小蒸汽船的兴盛，从日本大量从上海买船可以旁证这一点。成立招商局则是与民争利，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传统。　　先是外国人首先用蒸汽船在濑户内海开辟神户到大阪的定期航线，不到两小时就可以从神户到大阪，如同做梦一般。在这刺激下，日本民间也开始投资用蒸汽船投入竞争，竞争使濑户内海的海运市场繁荣。铁路的修建和开通，使定时定点的蒸汽船更加兴旺。蒸汽船虽然竞争不过铁路，但可以使分断的铁路连接起来。其时日本的铁路才刚开始修建，还远没有成网。同样的竞争繁荣出现在离京都和大阪不远的琵琶湖，此湖是日本最大的湖，北陆地区到京都和大阪的物资，需要走琵琶湖。铁道出现后，穿越琵琶湖的大津——长浜航线，是连接湖两边铁路重要航线。　　是制度还是技术原因导致小蒸汽船繁荣？这还是技术原因，跟市场经济无关。濑户内海和琵琶湖风平浪静，航行距离短不需要装载很多煤，有效载荷大，于是形成了对传统帆船的竞争优势。这些船都为木制，装一台比较高压的单式蒸汽机，大的只有100吨左右，最小的只有5吨。5吨的船当然不能运货载人，但可以拖一艘传统帆船，土洋结合，优势互补。当然，这些小船驶向开阔的外海是无理的。这种应用模式，实际与西方早期的蒸汽船在内河应用相当。中国湖泊河流众多，一定也经历了这种内河小蒸汽船的兴盛，上海大量的外资船舶修造企业可以佐证这一点。后来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里也描述了小火轮。　　1877年的西南战争，三菱的大船都被调去从事军事运输，竞争的减少使小蒸汽船更加繁荣。军费开支的扩大，使社会购买力提高和航运市场扩大，小蒸汽船疯狂扩张，这与同时期西阵织的发展轨迹相当。但是，1881年开始的松方紧缩财政，一下使日本经济冷却，航运市场缩小，小蒸汽船泡沫也跟着破裂。　　为了在严酷的市场中生存下来，自然拿出市场经济的法宝——价格战。价格战的结果，一下子从原来市场经济的共荣变成共倒。面对这局面，中国人会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优胜劣汰，活下来的就是强者，政府不要干预，确实没有记录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干预了民间的小蒸汽船。日本人则比较脆弱，手心手背都是肉，谁牺牲了都不好。滋贺县出面把琵琶湖的小船主们组织成一个太湖会社。大阪府协同关系诸县先是要濑户内海的小船主们参加一个价格同盟，不久价格同盟名存实亡，政府对抗不了市场。1884年，干脆合并组织成一个会社，日本第二大航运企业——大阪商船诞生了。这手法和西阵织似曾相识吧。面对危机，日本业界总喜欢团结一致组成“会社”。中国则是放纵市场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吃出一个大鱼“会社”来。　　1884年大阪商船成立时有99艘蒸汽船，55个船主。这些蒸汽船中，来历不明的11艘，进口的两艘，3艘是远在九州的工部省长崎造船所建造，其它都是阪神地方自己建造的。建造成绩突出的是工部省兵库造船所和神户铁工所，各12艘。兵库造船所，是官营的有好成绩是应该的。神户铁工所的所有者是英国人E.C.Kirby。其它船只则是由传统的造船个体户建造的，在传统木船上安装一台由兵库造船所生产的单式蒸汽机，这些个体户后来都没有发展成大的造船企业。中国当年除了外资造船企业外，一定也有大量的造船个体户。中国传统造船业发达，在上面挂一台蒸汽机应该很容易，但在中国也没有出现大的私人造船企业。中日两国一定有什么共同的因素，使这些个体户无法成长。　　在这些蒸汽船中，技术最为高超的是Kirby的神户铁工所。大阪商船成立时，那些小船主们用所拥有的船折价入股。小船主们共同估价的结果是，工部省长崎造船所的船每吨114元，工部省兵库造船所是97元，神户铁工所则高达168元。　　行文到此，本章的主角Kirby和神户铁工所终于浮出水面。　　第五节终于有人跳楼了　　Kirby是英格兰人，早年到澳大利亚淘金，但未得志。1860年左右到上海看能不能捞世界，不久到了宁波。时值太平天国的末期，宁波是西方军队镇压太平天国的基地，靠从事仓库、旅馆、佣船、食品、杂货等业为外国军队提供服务发了点小财。随着战乱平息，他的事业也夕阳西下了。于是，1865年到横滨，看日本有没有发展机会。　　到横滨依然从事旧业，给外国军舰和上岸的水兵提供服务。兵库开港后，很快在神户居留地从事类似的业务。随着钱越挣越多，开始在横滨从事建筑房地产业。这些经历和造船沾不上边，但也说明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能抓住商机。他到神户时发现濑户内海的小蒸汽船活跃，这里还有大量的西方技术者，于是觉得投资造船大有希望，他看中了同是英国人R.Hagen开办的神户铁工所。　　Hagen很有本事，很早就在日本开设铁工所从事蒸汽船的建造和运输。维新后，那些把持工部省的大炼过钢铁留过洋的年青武士，可能在旅途中受到了刺激，极端排外。对于外国投资，眼睛里容不下外国政府大企业这样的大梁木，也揉不进外国私人投资这样的小刺。看到有力的外国人经营的企业就买下来，让外国人走人。Hagen的铁工所被工部省收购，成为工部省兵库造船所一部。还是中国比较好，鼓励扶植外商投资。所以中国发展较快，上海外资云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但Hagen继续顽强的从事造船业务。工部省见一个外资企业就灭一个，大量横滨神户的外国人企业消失了，于是大量同命相连的外国技术者集合在Hagen的旗下。在众人顽强拼搏下，Hagen的工场抵抗住了时代逆风的摧残，一枝独秀，1875年更名为神户铁工所（Kobe Iron Works）。1877年，Kirby参加合作经营。1880年后，Kirby独自经营。　　Kirby接管了神户铁工所后，志向远大，要把它建成日本最大甚至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寄托他后半人生的梦想，此时中国号称亚洲最大的造船厂已经偃旗息鼓了。他卖掉了横滨的房地产，集中资金，扩充神户铁工所的生产能力，还满世界收罗人才和技术工人。于是那些熟练的中国造船铁工被他招到日本，他有中国的经历，轻车熟路，反正中国也不造船了，这些工人没有饭吃了，正好这里可以开高工资。他准备造铁船，来一次跃进。此时工部省的兵库造船所和长崎造船所还只能造铁骨木船和简单的单式蒸汽机，海军的横须贺造船所还在造早已经落后于时代铁骨木皮的军舰。其时正值松方紧缩财政，航运市场极度萎缩，这时候大力投资更新造船设备和扩充人员，需要什么样的胆识，他敏锐觉察出了今后造船市场的动向！　　滋贺县出面组织的太湖会社，并不能解决效益问题。生产力不变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解决困难，西阵已经证明了。从技术角度，要提高蒸汽船的效益，就需要大船，最好是铁船，这样自重轻，有效载荷大。大船还可以装载新式的两段膨胀的蒸汽机，不仅降低煤的消耗，还功率大，提高航速，时间就是金钱！但前提是如何保证足够的货源客流。这也好办，1881年滋贺县向铁道头（相当于中国铁道部长）井上胜提出建议书，要他每2小时开行两列火车，太湖会社的船一次装载两火车的货物人员，算上停泊时间2小时内对向穿越琵琶湖，再与另一头的火车衔接。官对官，很多事好商量。　　这么计算下来，新船要500吨，航速不低于15节，要两艘。这两艘划时代铁船的建造合同毫无悬念的被Kirby取得，因为此时日本只有神户铁工所才有这能力。1883年初两艘太湖丸在神户铁工所同时建造完成后，分解运输到琵琶湖再组装，取得了非常的成功。1883年9月，被太湖会社接收。两艘太湖丸的建造使神户铁工所名声大振。更难能可贵的是，船只使用的新式两段膨胀的蒸汽机，一台从英国进口，另一台则是神户铁工所自力仿制，虽然粗糙些重量大些，但完成了日本从单式蒸汽机到复式蒸汽机的技术跨越。Kirby和他聘请的熟练技术工人才能可见一斑。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能够制造两段膨胀的蒸汽机，是中国帮助日本完成了这次决定性的造船跃进！　　Kirby的市场嗅觉非常灵敏，还在太湖丸建造的1882年2月，他就写信给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要求能够承建海军的军舰。但排外是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这封信如石沉大海。9月，Kirby再次给川村纯义写信，说他能够制造2000吨的铁军舰和相配套的两段膨胀蒸汽机，重要的是除了只需进口的铁材外，建造费的3/4不用流失到国外。这次让海军砰然心动，现在正是松方紧缩财政，海军也没有钱，对内要紧缩开支，对外要平衡贸易。　　海军认真考察了Kirby的太湖丸建造情况，技术能力，认为委托Kirby造军舰能够减少进口，并大量培养本国的造船铁工。经过一连串的曲折，终于在1883年2月与Kirby签定了建造“大和”军舰的合同，此“大和”不是后来太平洋战争中的世界最大的军舰“大和”。这非常不同寻常，在对外国人高度警戒的日本，一下子让Kirby签了两个关键性的铁船跨越合同。1883年11月，大和正式起工。但是，同年12月，神户铁工所的资金链突然断裂，Kirby欠了香港汇丰银行25万5千美元的债务，跳楼自杀了！　　经过改革，日本终于建成了成功了富贵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果然优越，让神户铁工所象上足发条一样向前狂奔。但是，跳楼的不是日本人。　　根据与海军签定的造舰合同，如果出现意外，责任人不能履行合同，将由海军接管工厂继续建造。于是，日本海军不费吹灰之力接管了这座现在亚洲最大的造船厂，包括里面的设备和人员。日本捡到30名中国熟练造船铁工之后，又捡了个超级大馅饼！　　Kirby跳楼是市场经济的伟大胜利。有跳楼的压力，Kirby做事必然尽心尽力，认认真真，当然不会象日本工部省那些官僚们拍脑袋想当然。工部省洋跃进失败好解释，是官僚好大喜功，又不是花自己的钱，成功了自己又不富贵失败了又不跳楼，是制度之殇。但他为什么也失败了呢？　　还是回到技术问题讨论。Kirby建造2000吨的军舰，是500吨太湖丸的4倍。4倍的体积，尺寸是1.6倍，面积是2.5倍，分别是二次方、三次方的关系。建造的船扩大，配套的起重、运输设备都要扩大，造船面积需要大约原来的3倍。现在虽然不清楚当年Kirby扩充生产能力时投资了多少。可以类比的是，同时期兵库造船所投资用于1200吨铁骨木船建造的船架，是15万元。Kirby造的是铁船，吨位更大，船架的投资应该更大些。后来三菱长崎造船所投资建设的相当大小的船坞，是18万元。相关造船设备投资通常是船坞船架的3倍。当然考虑到Kirby是私人企业，各方面都会厉行节约，但再怎么估算，60-70万元的投资是起码的。　　工部省长崎造船所的技术员佐立二郎，这段时间被工部省派遣视察阪神地区工业的状况，看看松方紧缩财政是怎么涂炭人民的。佐立二郎视察神户铁工所大约在1883年初，他留下了宝贵的视察记录：神户铁工所的场地非常狭窄，新锐的机器密密麻麻堆放在工厂里。此时两艘太湖丸已经建造结束，船台空了。大和军舰的合同已经签定，所需要的铁骨铁板已经向英国定货了，但还没有到，大和的建造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员工都很忙碌，忙于加工大和上的各种装备和部件，但还是有不少设备人员停工待料。周围工厂都开工不足，这里忙碌显得很难得。Kirby又在没有定单的情况下，开工建设第三艘太湖丸。　　从佐立二郎的证言里，确实可以发现Kirby的资金紧张，所以场地狭窄。熟练工人是Kirby花大价钱聘请的，即便放假也要支付高额工资，于是材料没有到齐，没有正式开工时，依然要加紧生产。佐立二郎感叹，他所在的官营工厂，就不需要为资金紧张和开工率发愁。为了不让人员设备闲着，Kirby冒险开工生产第三艘太湖丸。很显然这第三艘的材料是前一年已经预订好的。这些向英国订购材料的费用Kirby已经支付了，要偿还购买高价机器的贷款，必须维持开工率，员工的工资也要支付。要命的是，为了制造大和1600马力二段膨胀蒸汽机的大型低压汽缸，还购买了大型精密加工设备。这些都需要巨大的投入，Kirby的资金链非常紧，他在赌市场。　　终于，第三艘太湖丸找到买家了。大阪商船筹划成立时，中村新次郎等几个小船主坚决反对加入，他信奉市场经济。他要更新船只与大阪商船竞争，于是看中了这第三艘太湖丸，命名为朝日丸。但他只愿意支付少量的定金，完工后才全额支付。海军方面，根据合同，大和的货款是39.9万元，分六次支付。第一次是合同签订10日内支付6.5万，铁骨铁板到达后7日内支付6.5万。Kirby接收了两次共13万的货款，但终于没有等到第三次付款，资金链断裂，跳楼自杀了。　　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证明Kirby赌市场的方向非常正确，就是运气差了一点，如果他能多等一会，就会柳暗花明富贵发达了。但是，日本人没有给他这机会。有人甚至怀疑Kirby是被海军谋杀的。海军实际上在太湖丸建造之初就开始注意Kirby了，做了周密调查，不会不知道Kirby资金紧张。大和的合同签定时间恰到好处，正好是太湖丸建造结束，Kirby急着找米下锅。合同中的霸王条款，也让人起浮想连篇。大和是放在Kirby身上最后一根稻草。精明的Kirby大概能计算出来他能赌过去，但政府如果在他调动资金时做点手脚，就足够要他喘不上气。这口气终于没有喘上来。　　海军接管神户铁工所后改名为海军小野浜造船所。在海军管理下，大和舰和朝日丸继续建造完成。海军把小野浜造船所作为技术学习传播基地，向工部省的兵库造船所和长崎造船所等日本其它造船所提供技术和人才。30名中国熟练技术工人，假Kirby之手，实现了日本造船的关键大跃进。跃进完成之后，外国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都被一扫而光，卸磨杀驴了。　　类似的事发生在1930年代。日本维新以来一直极端仇视外资企业，但关东大地震导致铁路被破坏，长期不能恢复。于是购买美国的汽车，要FORD和GM在日本投资设立汽车厂。但好景不长，日本政府灾难过后好了伤疤望了疼，把FORD和GM赶走了，人员和设备被丰田和日产接收，来了一次国产汽车大跃进。不过这次是明火执仗，不象造船大跃进是来阴的。　　第六节开花结果　　坚决不从的中村新次郎想通过新式的朝日丸与大阪商船竞争，结果如同螳臂挡车，自取灭亡。不到一年，1884年底，朝日丸就成为大阪商船的战利品。但就不知道中村新次郎本人的下场如何，不知道是否也在市场经济中跳楼了。中村新次郎手中虽然有利器，但面子小，没有办法调动铁路，不能保证足够的货源，对抗不了有政府背景的大资本。　　朝日丸被大阪商船接收后，营运成绩非常好，于是想以此为基础大规模更新船队。但大阪商船没有钱，向政府申请补助。讨价还价之后政府给大阪商船8年期，年5万元的补助。大阪商船反过手来，以这政府补助做抵押，向三菱再借款40万元。并且，这些新船都由政府的造船所承建，所需费用分期付款。大阪商船空手套白狼的手法可见一斑，在市场中自由竞争的中村新次郎就没有这好事了。从1885到1891年，大阪商船共订购了11艘铁船。如果Kirby能等到这笔订单，就大富贵了。这11艘铁船逐次推动日本造船技术的进步，后期的船为钢船，装备日本自产的三段膨胀的蒸汽机，吨位达到700吨。这11艘船的首艘为第四艘太湖丸，依然由海军小野浜造船所建造。建造过程中，其它造船所的人员现场实习。然后，其它船只由长崎造船所和兵库造船所建造。　　三菱有政府首脑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撑腰，通过1874年台湾出兵和1877年的西南战争，三菱得到了很大发展。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1881年大隈重信倒台，三菱失去了强援。政府内部批判三菱的呼声高涨，说它搞垄断。于是1883年，农商务大辅品川弥二郎组织共同运输会社，在政府强力补助下与三菱竞争。三菱也不能坐以待毙，1884年向工部省租借了长崎造船所，维修改造三菱的船队，提高竞争力。中国提高竞争力的办法是提高人的积极性，日本则是如何改进机器的效率，这里又体现出来了。这种由潜意识驱动的举措，反映了经过大炼钢铁之后的日本，思想认识与中国已经截然不同了。竞争的结果，使横滨到神户的船票降到只有0.25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类似航线十余年前的价格，这十余年蒸汽船进步如斯。　　但是，三菱和共同运输出现了巨大亏损。经过一连串政治斗争，三菱和共同运输合并，1885年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资本1100万元，拥有蒸汽船58艘，其中14艘是超过1000吨的新船，还有11艘帆船。当时蒸汽船的性能还不能全面取代帆船。并由政府保证每年8分利益的补助。但是，作为三菱支柱的海运业被独立出去，大量的员工也被划归新会社。三菱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日本就是这样，专制独裁，权力不受制约，侵犯私人产权。侵犯产权的结果，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一口气没有喘上来，年纪青青50岁就死了。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一直是民主宪政的国家，保护私人产权。所谓的抄家，那都是因为有案底，遵循法律程序。　　岩崎弥太郎的弟弟岩崎弥之助成为三菱第二代社长。三菱向何处去？他给大藏卿松方正义写信，要求能把工部省的长崎造船所低价处理给他。这事好商量，因为岩崎弥之助和松方正义是儿女庆家。于是，1885年，长崎造船所作价45.9万元处理给三菱，还分50年付款。更名为三菱长崎造船所，后发展成三菱重工。不久，日本邮船会社又回到了三菱集团。岩崎家族与日本政治及商业高层人士有广泛的婚姻联系，不知道回归是否与这有关。　　三菱能这么干，作为松方正义的同乡和后辈的川崎正藏也如法炮制，1886年接收了工部省兵库造船所。川崎正藏是萨摩出身的商人，被萨摩委托从事琉球砂糖运输贩卖。维新后被新政府任命处理琉球藩的业务。新政府采纳了他的不用武力，而用怀揉的办法征服琉球的建议。1879年，琉球藩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他居功第一。1878年，在松方正义的援助下，川崎正藏在东京官有土地上设立造船所，1886年接收了兵库造船所后，所有设备人员转移到神户，形成川崎造船所，后发展成川崎重工。现在中国铁道部购买的CRH新干线，就是川崎重工生产的。川崎正藏还办航运，成立了川崎汽船，最后形成了大型的川崎财阀。1890年日本宪法颁布设立国会，川崎正藏成为贵族院议员。川崎家与岩崎家也是儿女庆家。　　作为现代日本产业支柱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它们的技术源流是Kirby的神户铁工所，是Kirby聘请的30名中国熟练技术工人，是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CRH新干线上实际也有中国的血脉！但中国实现技术跨越后却放弃了，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比较效益。读史到此，非常感慨，历史常常就是这么造化弄人。　　三菱和川崎是商乎？官乎？官商乎？日本对它们的称呼是“政商”。所以就不难想象，没有背景想在市场中混的中村新次郎为什么会失败了，外国人Kirby的命运也是一样。中国也有这样的“政商”，也是一样把国家财产想办法捞到自己腰包。但是，日本的“政商”在为自己捞之余，会发展实业“造东西”，实实在在为民族创造财富。而中国的“政商”则是发展经济，什么来钱快效益好干什么，于是热衷于股票房地产，或者发挥比较优势做买办。这大概还是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有关。日本经历了大炼钢铁，对发展生产力的认识就是造东西。中国还是传统的，以为挣钱多了生产力就发展了。所以在中国一提发展生产力就是如何挣钱，日本则是如何造东西。　　大阪商船的新船主要由三菱长崎造船所和川崎造船所承建，在建造过程中磨练提升了技术。1891年后，大阪商船的船只建造结束，新船建造几乎停止，年间总造船量不足百吨。那个时代，日本国内蒸汽船的市场还是太小，一方面是蒸汽船还需要与帆船搏斗，另一方面则是国内造船的技术价格工期与国外还有差距，许多的船在国外订购。大阪商船在国内建造，是因为政府有优惠的政策。Kirby的死实际与这有关，造船需要大量的投入，但却没有稳定的市场，无法维持开工率。　　遇到这种情况，Kirby的私人船厂只能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个体造船企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三菱长崎造船所和川崎造船所则业务主要集中在修船和对船舶的改装，时代发展太快，新船很快就会过时，需要不断维护改装，比如更换新的蒸汽机跟上时代的步伐。对船舶尤其是大型船舶的改修，为将来自行建造大型船舶打下了基础。　　造船所的业务也基本只存在于集团内部。以三菱长崎造船所为例，1885-1898年，主要还是来自兄弟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和大阪商船的业务，当然还有三菱自有的船舶，它们占了约90%，其它还有政府的船只，真正民间的船只不足5%。作为后发国家日本，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只能这么大而全小而全，自给自足，自产自销了。在市场中搏击的私人造船厂就没有这样的发展环境，不可能发展壮大。　　在这空白期，三菱没有忘记新的跨越。大阪商船还只是几百吨的中小型船舶，三菱自己的1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还不能建造。三菱采取的新跨越方法是，向国外订购大型船只时，派遣这些有实际造船经验的工人去国外造船现场监工，从中领悟新的技术诀窍。经过一番磨练之后，1894年初，三菱开始新的跨越。1592吨，装备新式三段膨胀蒸汽机，835马力，二重底的钢船，须磨丸开工。但这艘船不过是三菱社内的运煤船，造船厂闲着也是闲着，正好把新学来的技术练练手。　　日本海军横须贺造船所也经历了一样的过程。从Kirby的神户铁工所实现了铁军舰的跃进。然后再向国外订购新军舰时，派有实际经验的人现场实习，提高技术，回国后造更大的军舰。在从英国购买的浪速級基础上自行设计，1890年开工，1894年3月建造完成的“秋津洲”，3150吨，8400马力，19节，装备中小口径的速射炮。针对中国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建造的“松岛”级三景舰，“松岛”、“岩岛”1888年初在法国开工，然后第三艘“桥立”在日本开工，1994年6月建成，4217吨，5400马力，速度16.5节。　　就这样，中国培育的近代造船种子，被市场经济所不容所摧残，于是流落到日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但反过来却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　　第七节理性 Vs 激情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人的反思就是大清如何封建专制腐败，比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花园。舰队训练不足，实弹训练如同儿戏、甚至还挖出了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定远舰舰桥年久失修、舰炮上晾裤头等细微末节的小事，跟现在小报的野狗队有一拼。但这些与战争胜负有关系吗？　　不专制腐败。说说容易，具体怎么做？船只一动就要维修保养。时代进步这么快，军舰买来就落后于时代了，需要不断进行现代化改装。实在不能改装了，则需要改成二线舰只，或者改成民船，以充分利用一艘军舰的生命周期。实弹训练需要消耗大量的炮弹。中国凭什么做这些？靠市场经济、人的积极性？那还不如把买军舰的钱用来拉动内需，发展房地产，提高综合国力。国力提高了再买更多更好的军舰和炮弹。西太后修花园搞房地产拉动内需提高国力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理性正确的选择。这套路放在现在也非常正确，军队要忍耐，凭什么指责当时的人专制腐败？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并没有失败，打退了日本舰队的进攻，完成了既定的运兵任务。中国损失的只是非主力舰只。日本旗舰，也就是那艘自产的“桥立”，挨了一颗巨弹，1/3的人员死伤，差点沉没。“吉野”被重创，其它大大小小都带伤。海战结果实际是互有得失。就当时的技术而言，即便训练充分，一次海战的结果多半靠运气，一次战役的结果远不能影响整个战争的进程。但这次真的影响了战争的进程，此役结束后，李鸿章提出保舰方针，再也不出海了。这不是专制腐败，也是没有办法，中国凭什么抢修战损的船只，补充消耗的弹药？！日本的造船厂拼命抢修船只，实现三菱第二次跨越的须磨丸只能暂时停工，全力以赴修船。釜石制铁所加班加点制铁，大阪炮兵工厂加班加点用铁赶制炮弹。日本舰队又很快重新回到了中国近海，取得了制海权。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陆地上，但中国没有铁路，无法通过陆地补充兵员弹药粮草，只能象日本一样靠船补给。招商局讲究经济效益比较优势，没有大船，不能远洋，租来的船还被击沉了。制海权的丧失使中国军队的处境雪上加霜。日本大型三菱船队则来去如风。无论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中国本土，每次战役，日本都能集中优势兵力。　　今天的我们能读到当时中国军人视死如归，或者临阵脱逃的故事，这些其实都是面对强敌的正常反应。我们长期受道德教化，读到视死如归，就联想到士兵英勇，但为什么失败了呢，联系到临阵脱逃，就是制度腐败了。实际没有那么复杂，甲午战争的命运是在船台上决定的！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放弃了船台？我们每一步都非常理性，一算帐，亏了，就放弃了。更有人指出当时根本就不应该造船台，因为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原则，耽误了经济发展，甚至幻想能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自然长出船台。如果当时有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多的船，就不会失败了。于是找当时中国什么地方没有实行市场经济，阻碍了经济发展。找来找去，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找到一证据，说当年有个私人船主挂法国国旗，因为挂法国旗受法国保护，中国不保护私人产权云云。中国人始终反思不出来，是市场经济本身扼杀了中国的发展。　　日本是凭着激情造船的，那是“铁道和港”的时代，要追上并超过西方，理性和经济效益则很少被考虑。西方能造，自己也能造，亏了就补贴，加强中央计划，协调规划各方面的关系，靠中央计划强力打破市场经济死锁的怪圈。当然，中国人非常反感“计划”，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于是造不了东西，即使造了，也会虎头蛇尾放弃。当然中国也想追上并超过西方，具体做法就是挣钱，有钱了就可以买到西方最好的东西。于是，中国高度经济发展积累的银子被日本造出的“铁”抢劫了。日本抢到的银子也没有用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改善生活水平，而是用来实现铁道、船、钢铁的新跃进，奋力追赶西方。　　中国的银子被抢了，依然反思不出真正的原因。甲午之后，使用日本东洋技术，实现优势互补，市场经济又导致经济飞速增长，但与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天，当代中国依然跳不出市场经济的宿命，运十和半导体也经历了与当年造船几乎相同的命运。即便今天的造船技术已经成熟了，中国造船在市场经济中仍然不能实现追赶。近30年后，大飞机计划重新开始，但据说又要走市场经济老路。市场中死过一回，还准备再死一次。在中国运十首飞20年后，2000年日本开始了大型飞机P-X/C-X计划，主承包商还是中国的老冤家川崎重工和三菱重工，飞机还在图面上，日本自卫队就已经有了大约100架的订单。感觉一百多年前的戏又在重演。　　不知道中日两国这次竞争的结果又将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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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平安夜: liujiping 2010-12-25 20:01; 24日与课题组的同学们一起到中丝园参观，了解3000年用字写的丝绸文化和中丝园为推动中国的丝绸文化，大力缔造企业品牌的努力，深受企业家郑庭泉先生的一番对中国丝绸业未来的展望，很受启发，中国需要品牌，更加需要自己的品牌！下午又到深圳碧岭农业科技园参观，见到老师庞雄飞一手创建的生态村，已经逐渐在消失，留下的变成了超级水稻的展示，收获和感触良多，难怪回家的路上，车子居然在东莞西出口的路上抛锚！逝者如斯夫！平安夜快乐！; 个人分类: 未分类|2601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安、兰州、丝绸之路敦煌汽车行记事（1986年8月）: 黄安年 2010-3-24 20:22; 西安、兰州、丝绸之路敦煌汽车行记事（ 1986 年 8 月）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4 日发布 1986 年 8 月，趁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兰州召开第五届年会之际，笔者顺道前往咸阳西安访亲和参观 , 并在兰州会议后 , 参加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社会科学院协助组织安排的 20-26 日丝绸之路敦煌汽车往返行。笔者作为领队对这次丝绸之路敦煌汽车行留下的印象深刻。依据笔者当时的记事本 , 对于西安、兰州、丝绸之路敦煌汽车行的日程可以清晰回忆。 1986 年 8 月 9 日 19 ： 29 乘 121 次火车离京赴咸阳，由表妹夫王保胜陪同。 8 月 10 日 ( 星期日 )17 ： 11 抵达咸阳，表妹方允华来接 , 住杜家堡他们家。这是我头一回来咸阳，看似一个小城市。 8 月 11 日 5 ： 30 出发去临潼，参观秦始皇兵马俑、铜奔马，令人震撼 , 中午在华清池用饭。游华清池、捉蒋亭（当时名称）， 17 ： 50 回到咸阳。 8 月 12 日上下午和王保胜、方允华及其两个孩子全家聊天，参观咸阳市中心。 1986 年 8 月 12 日晚 8 ： 00 由咸阳乘 275 次车去兰州 (8 月 10 日 -11 日北京到咸阳，在咸阳停留一天多 ) ，遇见刘绪贻、张红路、谭君久等。 8 月 13 日（星期二）正点抵达兰州 , 武文军接 ,11 ： 00 抵达友谊宾馆（ 404 ）；下午 15 ： 00-6 ： 00 理事会 , 我人大会副秘书长。晚上观看正宗舞剧《诗路花雨》，为张梦白起草开幕词。 8 月 14 日 9 ： 30 美国史年会开幕 , 张梦白致开幕词，合影；下午分组讨论 , 晚上轻音乐专场，与邓蜀生、李世懂商议传记词典翻译问题，与李其荣聊。 8 月 15 日 9 ： 00-11 ： 30 主持教学组讨论。 15 ： 00-17 ： 40 大会学术报告 , 刘绪贻谈工人运动情况。 17 ： 50-18 ： 30 个组负责人会议。晚上，南山夜景游。 8 月 16 日 9 ： 00-11 ： 00 主持讨论大学本科教材问题。 15 ： 00-17 ： 00 主持讨论研究生培养问题。 17 ： 30-18 ： 30 美国史研究会理事会。晚上组织看电影。 8 月 17 日 ,6 ： 30-20 ： 30 全天参观刘家峡水库。 22 ： 00 参加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 8 月 18 日 ,9 ： 00-11 ： 30 大会发言 ,15 ： 00 大会 , 理事长工作报告， 16 ： 30-17 ： 30 分组酝酿理事提名； 17 ： 30-18 ： 00 各组负责人会议 , 20 ； 00-22 ； 30 理事会讨论历史候选人名单，去丁则民老师处。 8 月 19 日 8 ： 30 大会发言（黄安年、谭君久、齐文颖、丁则民），选举新理事会 , 11 ： 25 新理事会开会 , 分工 ; 14 ： 30-16 ； 00 新理事会会议 , 16 ： 20 全体大会 , 宣布分工等 , 大会闭幕 . 晚上，个别交谈。 8 月 20 日 -26 日 , 部分代表参观搭乘由大会组织的专车往返敦煌。由小车和大车几辆组成车队，四五十人集体前往，沿途均有地方同志和安保部门接应 , 以防万一。 6 ： 30 车队出发 , 行程 510 公里到张掖，一路出兰州途经永登、古浪（天祝藏族自治县）、武威（凉州），稍事休息，午饭后 , 直奔张掖部队招待所， 7 ： 30 晚饭，接着休息。 8 月 21 日 ,7 ： 30 出发 , 由张掖奔酒泉， 12 ： 35 抵达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旧泉，住酒泉宾馆。下午参观木塔、大卧佛、夜光杯等 , 晚上休息。 8 月 22 日 ,8 ； 00 准时出发 ,8 ： 30-9 ： 30 在嘉峪关参观 , 经玉门镇前往安西 ,13 ： 30 在安西招待所用饭 ,14 ： 00-18 ： 00 直奔敦煌，两天内兼程快速前进，由兰州到敦煌新站共 1139 公里。住敦煌。 8 月 23 日 ,8 ： 00 出发，参观莫高窟全天 ; 晚上 20 ： 30-22 ： 00 参观鸣沙、月牙湖后回宾馆信息。 8 月 24 日 ,8 ： 15 自敦煌出发返回兰州中午在玉门镇用饭 ,16 ： 30 抵达酒泉，住酒泉宾馆。 8 月 25 日 ,7 ： 30 自酒泉出发 ,11 ： 30 在张掖用饭 ,14 ： 00-18 ： 00 直奔武威，住武威市招待所。 8 月 26 日 , 上午在武威参观文庙、汉出使地等 ,11 ： 00 午饭， 12 ： 00 发车 ,18 ： 00 抵达兰州市胜利饭店， 19 ： 30 晚饭，聊天，休息 8 月 27 日 , 全体游兰州市容 , 晚上信息 , 与严四光聊。 8 月 28 日 , 上午游滨禾公园， 9 ： 00-10 ： 30 抵达兰州机场， 14 ： 25 班级飞往北京 ,15 ： 17 抵达北京 ,17 ： 30 到家 , 结束兰州行。为期 20 天的西安、兰州、敦煌、兰州行 , 是 80 年代出门长的一次，兰州敦煌汽车队之行 , 时间紧、停站多 , 每天一个住地，安排起来十分复杂 , 所幸一切顺利 , 记得当时规定严格纪律 , 要求遵守作息时间 , 集合时间在 10 分钟之内，结果做到了 , 保障了长途旅程的顺利完成 , 在戈壁大沙漠荒无人烟，途中需要休息解手 , 我手持口哨招呼全体下车休息解手 , 有需要的 , 南左女右，自行方便，其场景颇为壮观。结合时间一到 , 口哨吹响，无一落伍，可与部队战士一比。丝绸之路的公路堪称一流 , 因而两天路程可以由兰州赶赴敦煌，即使在今天也属不易。相关照片容日后有空发布。; 个人分类: 国内所见所闻(10-11)|5511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即将奔向世界。: sheep021 2010-3-13 16:47; 中国，即将奔向世界。时速，350公里/小时。北上，南下，东进，西出，新丝绸之路即将铺就中国，真的要无动于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了。中国之势不可阻挡，中华复兴不可遏止。有路大家走，有福天下享。世界和谐，天下太平。我国筹建中亚-欧洲高铁网:伦敦到北京只需48小时 2030年中国高铁或直通欧洲东南亚到2020年，我国高速铁路总规模将达1.8万公里。从北京出发，到绝大部分省会城市只需要1小时至8小时；上海、郑州、武汉等中心城市到周边城市仅半小时至1小时。除国内计划外，我国还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际高铁计划。　　全国人大代表、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已拟定了穿越中亚、俄罗斯及东南亚等方向3条高铁网建设计划，铁路名字还没有拟好，但正在与相关国家进行谈判。　　根据计划，中亚线路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经由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往东欧延伸；另一条则计划从黑龙江省出发，穿越西伯利亚，连接到西欧。东南亚线路将从昆明出发，经由越南、柬埔寨、泰国（或从昆明经过缅甸到泰国），最终抵达新加坡。　　王梦恕说，中国古代通往欧洲的是丝绸之路，上述高铁修通之后就变成高铁之路。日本韩国也不被排除在外：日本媒体称韩国将与中日协商建海底隧道(图) 资料图：中韩海底隧道的4条备选方案通过海底隧道的高速铁路，从韩国首都首尔出发，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中国，4个小时就可以到北京。这样的说法中国人听起来很新奇，但在韩国，这一构想并非痴人说梦，而且正在受到国家的鼓舞，在韩国总统李明博的主持下，讨论级别由地方政府上升到中央政府层面。显而易见，韩国对待这一构想越来越认真。除了中国，韩国还想用海底隧道将日本也连接起来。有韩国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果这一构想成为现实，韩国不仅可以从岛国变身为陆地国家，还能在东亚共同体中充当枢纽角色。不过，有中国海底隧道专家向记者表示，修建耗资巨大的海底隧道从经济上来说对中国并不划算，中方投资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也有中国专家对此构想积极回应。辽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吕超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东北亚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而该地区的发展又主要靠中、日、韩引领，因此，中日韩连通海底隧道，虽然耗资巨大，但对拉近三国的经济交流将起到巨大作用。一旦此构想实现，那欧亚大陆桥的理想就可以变为现实，将令整个欧亚地区的发展受益。环球时报3月10日报道据3月10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韩国《朝鲜日报》9日以中企获北韩罗津港租用权，开辟日本海通道为题报道说，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表示，大连一家民营企业获得对朝鲜罗津港1号码头的10年租用权。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这意味着中国开辟了通往日本海的通道。中国高铁要延伸到17国外媒猜测意在资源外国人的目光就是短浅，除了资源，竟然啥也看不见。难怪天天为点资源杀来杀去。得人心者，得天下。顺道者昌，逆道者亡。这些话，估计他们是不会懂的。呵呵高铁网的建立对中国而言，其意义可称得上是发展史上的转折之战。卡尔森说，如果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今天投资高铁的决策，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之一。所以，中国发展洲际高铁，不是谋划资源，而是谋划未来。这条极可能横跨整个欧亚大陆（包括英国、日本这两个岛国）、甚至延伸至非洲大陆的高速铁路网，除了对美国经济不利之外，对谁的经济都会有利。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中国、欧盟、俄罗斯、甚至日本、印度经济在美国经济模式极可能崩溃的时候，共同求生的一条高速通道。在这条高速通道中，俄罗斯的利益在于承担欧亚经济交通运输角色。种种情况来看，俄罗斯一边在从美国嘴里掏乌克兰利益，一边已经对这一新角色表现出浓厚兴趣了。; 个人分类: 天下大势|78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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