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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是现代科学送给人类的礼物
热度 30 fqng1008 2015-10-6 15:08
看到屠呦呦老师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真是大快我心。但她在昨晚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让人感到,她这只是“自谦之言”,或者说长期受到传统文化教育而发出的肺腑之言。事实上,“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吗? 1. 诺奖并非颁给传统医学 通过网络得知, 在获奖名单揭晓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各国记者对屠呦呦和她的中医药研究背景发生了兴趣。第一个问题是问屠呦呦获奖的意义, 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大会成员安德森(Jan Andersson)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早在1700年前人们就知道这种草药(青蒿素)能治疗发烧症状,屠呦呦做的就是阐释了这种草药的哪一成分具有生物活性,让后来临床治疗和生产药物成为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 一名印度记者提出的,他说“屠呦呦的获奖是否意味着西方医药界对传统替代药物的看法发生改变?”诺奖大会成员、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教授弗斯伯格( Hans Forssberg)回答说: “寻找新药的途径有很多种,人类通过不同植物寻找治疗方式由来已久,这可以激发我们寻找新药的新观念。” 不过,弗斯伯格教授也明确指出:“我不认为我们会直接用这些草药 ”。 出席发布会的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朱琳·吉拉斯(Juleen Zierath)补充说:“他们用了很复杂的方式提取这些有活性的自然物,这不是说把一些植物混在一起就行,而是用了复杂的方式提炼。” 新闻发布会主持、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委员会秘书兰达尔(Urban Lendahl)也赶紧补充说,草药只是起到了“激发创新”的作用,最终通过技术做成了“现代的、有效的药”。 接下来的问题包括这种新药的抗药性,这种药与其它药相比,抗药性会如何等等。 与会记者似乎对诺贝尔奖和中草药的关系表示兴趣,鉴于一再有类似问题,出席发布会的弗斯伯格教授说:“这不是对传统中医药的颁奖,我们颁的奖是给从中医药当中获得启发、作出贡献的个人,她能够从中做出新药,让我们在全世界销售 。” 2. 葛洪离诺奖有多远 三个月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屠呦呦离诺奖有多远(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897987.html )”,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屠呦呦老师的工作已经达到了诺贝尔奖水平,关键是看评审科学家的一念之差。 屠呦呦老师在多种场合表达了她对传统中医药和晋代医药学家葛洪的感激之情,她的创造性思维来自于 《肘后备急方》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正是其中的“水渍”和“绞汁”让她琢磨出青蒿素可能不耐热,只能用低温萃取的想法。根据诺奖的授奖规则,他们特别重视最早的原创者(因为后来的合作者发表了许多高水平论文,以及在新药成果中付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谁也不能取代屠呦呦),但屠呦呦的思路却来源于葛洪。我们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葛洪在世,他的工作离诺奖有多远? 个人认为,葛洪的工作与诺奖差距很大,不低于孙悟空的一个跟头: (1)不可能发现“青蒿素”:葛洪的时代,人类对物质的化学成分完全没有概念,更不可能认识“青蒿一握”里面存在化学活性成分“青蒿素”。 (2)不可能认识青蒿素的抗疟作用:那时候,人类对疟原虫的致病作用根本认识不到,甚至离看到它还得经过很多个世纪。 (3)不可能有治疗疟疾的高疗效:虽然青蒿“绞取汁,尽服之”很可能是葛洪发现其提高疟疾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办法,但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抗疟原虫的活性实验根本无法设计和实施,那么100%抑制率只能是天方夜谭,“ 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现代神话 又何以实现? 这就是葛洪与屠呦呦的差距。而 屠呦呦在青蒿素研究中的3个“最先”是葛洪所无法达到的:最先经过动物实验及人体试验发现青蒿乙醚提取物的高效抗疟作用(1971年10月4日);最先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结晶(1972年11月8日);最先经临床试验初步证实青蒿素结晶对疟疾患者有效(1973年9-10月)。 3. 传统医药提升疗效的必然途径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诺奖委员会主席朱琳(Juleen Zierath)介绍了青蒿素的制取过程:“他们使用了非常复杂的方法,从这些天然产物中获得有效成分。我绝不会轻视这点。他们也阐释了这些有效成分的结构。所以,这事关有效成分,而并不只是植物的混合物。” 朱琳在这个简短的说明中,将“有效成分及其结构”与“植物的混合物”进行了对比性评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作为专业内人士,我一直关心的是 中医药科研的未来方向。从青蒿素到三氧化二砷,这两个大奖值得人们思考:一是它们为什么都来自传统医学?二是传统医药学面向现代化是否应该重视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道路,即拆方道路而不是复方道路? 我曾经撰 文把中 药研究分为“复方 道路” 与“拆方道路”两条途径(见“ 砒霜和雄黄的现代故事(三) ”、 “ 砒霜和雄黄的现代故事(五) ”。在我看来,两条途径代表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简言之,前者代表保持中医药特色的倾向,即通过复方药理学证明中药复方的起效的现代机制,阐明中药复方的配伍效应。陈竺院士称之为用现代语言解释中医药治病的道理。后者则通过拆方方式,分析中药复方起效的化学成分,在化学成分明晰的前提下探讨临床疗效的进一步提高的途径(如血药浓度与量效关系、药代动力学、生物合成方法等等)。或者说,前者立足于中药复方现有疗效的现代解释,后者着眼于寻找新的疾病干预的高效化合物。值得思考的是,解释复方疗效机制的研究比比皆是,尤以陈竺院士的研究层次最高,宣传起来也振振有词。寻找新化合物的研究凤毛麟角,其意义重大但难度更大,甚至有人终其一生而鲜有建树。 值得 庆幸的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张亭栋发现了三氧化二砷,他们的成果并且连连获奖,为这一研究方向燃起了新的希望。科学研究的魅力和价值在于创新,药物创新的关键在于提高防治疾病的效应而不仅仅是阐明作用机制,但愿 现代医药学借当代科学家之手,从传统医药那里获取更多的礼物! 我们知道,药物疗效取决于有效成分的血药浓度,只有通过准确调节有效成分的剂量才能把握其血药浓度,才能进一步提高疗效,以适应残酷的竞争。为什么现代药物都是化学和生物学制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化学和生物学制剂能够方便地调控药物成分和用量。如果连药物成分都弄不清楚,何以提高调控血药浓度,何以准确地弄清作用效应以及进一步疗效? 个人认为,就中药复方而言,如果能够通过临床试验确定一定的临床疗效(也必须严格设计,严谨实施临床试验,在现代药物研究中本来属于最后一步,而且是判决性试验),但在复方中药研究中,由于本末倒置的原因可能只是疗效竞争这场大戏的一个序幕,而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开展。因为能够获得FDA新药批准,你必须是“鹤立鸡群”的疗效才谈得上胜出,否则为什么说它那么严苛。记得某中药通过美国二期临床试验以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后不久,我到上海参加其国内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方案论证会,当时有一个非常冲动的想法:如果该药临床疗效确切,还有很大的进一步提高疗效的工作可做。 从“癌灵1号”到三氧化二砷,从青蒿复方到青蒿素,经过药学研究如果能够准确找到该药的有效成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验进一步找到相关成分的最佳剂量,则有可能让其抗肝纤维化作用提高一个台阶。我首先问到制药公司总裁,他说已经分析出有效成分,是某某教授负责做的。我又问到某某教授,他说二期临床虽然有一定的疗效观察,但主要是观察毒副作用,确切的疗效研究是三期临床。至于二期临床公布的疗效,有一个不好解释的问题是,对照组的逆转率也不错(从理论上讲这不可能,问题可能出在评价指标的方法学上)。至于筛选有效成分的工作基本没有做,只是就可知成分探讨了一下它们配合应用的机理。 所谓临床前功夫,就是说一项大规模临床试验前,要做足药学、药效学、毒理学等等方面的临床前研究。尤其是药效学方面,不是简单地做几种疗效评价的动物实验,而是千方百计地在提高疗效上花功夫,一定要找到药物的有效成分,然后进行有效浓度的调控实验。也许,我们的中医药工作者担心这还是中医药研究吗?事实上,找到了有效成分的中药已经不是“中药”,而是现代的植物或者化学药物了,如果再进一步进行合成研究就更不是老祖宗的东西了。我们当前那么强调“特色”,好像一切的宝贝都在“特色”之中,甚至说离开了“特色”就不是中医药研究,那不是自掘坟墓?因此,实验研究就成了复方疗效的机制探讨。尽管如此,这也不是“纯中医”心目中的中医药研究,他们的特色就是“经典”发微,能够读好经典就能够提高临床疗效。但这些能够登上现代医药的大雅之堂吗? 我的 其他博文 : “五味子化学研究”:中医药创新与传统理论突破 ; 张亭栋荣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的启示 ; 从近年医药研发失败案例看中药疗效竞争前景 ; 申报FDA临床试验:复方中药做好准备了吗 ; 英全面限制中成药预示什么? 疗效竞争是真刀真枪,花拳绣腿上不了战场——感王进博文 ; 复方中药的尴尬 ; 读jiaxing9在“青蒿素背后的故事(1)”后面的留言 ; 屠呦呦获奖对中医药研究的启示 ; 读饶毅“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有感 ; 从欧盟对中药的态度想到的 。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7917 次阅读|75 个评论
砒霜和雄黄的现代故事(四)
热度 6 fqng1008 2013-1-12 09:33
提高临床疗效的途径 中医药要发展,要为人类健康多做贡献,是我们这些“中医人”的责任和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但是,在怎样继承,如何发展等道路选择上却出现了很多分歧,主要分为两派:一是整体提高中医学的学术地位,一是让中医学造福于人类健康。这两个问题看起来相辅相成,实际上却往往是水火不容,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是立场问题,则不免陷于“口水战”的歧途。因此,我们在此只考虑提高临床疗效,而不问中医、西医。 1. 提炼科学问题 回到“十一五”、“十二五”病毒性肝炎研究上来,我们提炼的科学问题是否具有科学性(精确)、创造性和可行性? 两次攻关的病种为:(1)乙型肝炎,分解为携带者、慢乙肝(又分为ALT轻度增高和增高)、肝纤维化(十二五)三个方面;(2)丙型肝炎;(3)重型肝炎(乙型慢加急型肝衰竭)。从大的方面看,这样的划分未免不可,但是应该再细一些。比如重型肝炎,中医药治疗究竟干预哪一个环节或哪几个环节?要预先做到心中有数,要通晓“ 可为与不可为”, 然后才能进行科研设计以便前瞻性研究, 而不能泛泛地提高存活率。因为在其治疗中,肯定是西医为主,因此必须结合疾病病理找出中医药解决的具体环节(包括整体调节作用)进行相应设计,才可能达到目标。否则,笼统的结果必然是缺乏说服力,也违背了科学研究的目的。 几天前,我的一位老乡又因为慢加急型肝衰竭去世,本来发病之初就给他用上了恩替卡韦抗病毒,但最终在等待肝移植过程中由于持续的反复感染而夺走了生命。我的体会,有否感染(尤其是腹腔和肠道感染)是患者生死存亡的分水岭,能够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的慢加急型肝衰竭患者都是感染最终得到控制或者根本没有感染的。因此,鉴于肝脑综合征、肝肾综合征、肝肺综合征等已经在肝衰竭诊断里普遍接受,我提出了“肝肠综合征”的诊断概念。因为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与肝衰竭互为因果,所谓的“内毒素二次打击”(实际上是反复多次打击)是决定慢加急型肝衰竭患者病情进展的关键因素,而可能与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密切相关。当然,控制和预防感染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中药(包括其他化学药物)能否在恢复肠道屏障功能障碍方面做一些工作?这可能是重型肝炎攻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对于方药我们已经有所考虑),尽管还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要做。 值得反思的是,在病毒性肝炎研究中(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大家都热衷于证候规律和病因病机研究,因为好交差。而疗效需要真刀真枪和真数据,并不好忽悠。 不过,提炼科学问题是临床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我不认为目前的选择是最佳选择,因为目标还不太精确。 2. 寻找对症方药 临床问题确定之后,应该采用什么方药?这应该是重大专项招标之前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得到大量资金之后仍然只是希望得出一个好的治疗方案(方案的模糊性——特别是在没有确实疗效药物基础上的方案——不符合科学精神)而不是药物,确实值得反思。不过,这个在攻关研究之前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十分重要,个人认为有三种思路:(1)博采众家经验(无论文献的还是民间的); (2)化“理论”为经验,某些中医理论实际上可以还原为经验,因为经验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3)突破理论局限,例如“癌灵1号”虽然体现了“以毒攻毒”的说法,但按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凉血止血似乎更加重要,有的民间疗法也不一定有中医药理论基础。 3. 筛选有效成分 例如,复方黄黛片 中 的 四硫化四砷 、 靛玉红 和 丹参酮 IIA,黄花蒿中的青蒿素,都有一个筛选的过程。这是药学家的任务,我们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4. 精确量效关系 做临床的都知道,药物剂量与疗效密不可分,大多数情况下,满意的疗效取决于恰当的血药浓度。因此在研究中,只有分离出的明确的成分或组分,才可能检测研究对象的血药浓度;只有检测得了血药浓度,才能有效地调整药物剂量。当然,还有药物剂量与毒副反应之间辨证关系,因为在进行药物研究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药物的有效性,也要明确药物的副反应,最终剂量的确定是要在效果与副反应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 5. 降低毒副反应 张亭栋的工作已经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附一:中国对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治疗的贡献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认为是白血病中比较凶猛且易致死的一种。1973年,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Bernard等报道他们自1967年以来用西药(daunorubin,柔红霉素)治疗APL的结果。此后蒽环类抗生素(anthracycline,包括柔红霉素)和阿糖胞苷(cytosine arabinoside)的化疗方案成为世界上治疗APL的主流方法。1973年张亭栋等发现三氧化二砷(As2O3)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至1979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适应症为APL。 1983年,Koeffler 总结了多种化合物(包括维甲酸)在体外细胞培养对人白血病细胞的分化作用。198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Flynn等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病人,缓解了白血病、但病人后因其他缘故去世。1984年,瑞典Lund大学医院内科的Nilsson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荷兰的Daenen等报道用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Fontana等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 198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振义用全反式维甲酸治愈一例5岁白血病儿童。1987年王振义课题组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报道用全反式维甲酸(合并其他化疗药物或单独)治疗六例APL病人。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在美国《血液》杂志发表论文,总结他们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24例APL病人,获得完全缓解。这篇论文使全反式维甲酸在国内外较快得到重复和推广,为APL病人带来福音。 1995年,大连解放军中医血液病专科中心黄世林、郭爱霞、向阳、王晓波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林慧娴、富丽等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复方青黛片为主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临床研究”,以复方青黛片治疗60例APL,完全缓解率达98%。所用中药复方含青黛、太子参、丹参、雄黄,其中雄黄含硫化砷(arsenic disulfide)。 1996年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张鹏、王树叶、胡龙虎、施福东、邱凤琴、洪珞珈、韩雪英、杨惠芬、宋颖昭、刘艳平、周晋、金镇敬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72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总结他们自1992年至1995年用三氧化二砷(不含汞)治疗130例APL病人中完成一个及以上疗程的72例。初治患者完全缓解率为73%,复发患者完全缓解率为52%,与全反式维甲酸无交叉耐药。 1996年8月1日美国《血液》杂志发表陈国强、朱军、石学耕、倪建华、仲豪杰、Si GY、金小龙、唐玮、李秀松、熊树民、沈志祥、孙GL、马军、张鹏、张亭栋、G Claude、陈赛娟、王振义、陈竺的合作论文,报道陈竺、王振义、陈赛娟等带领上海血液研究所,用体外培养白血病细胞,开创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 1997年,徐敬肃、段秀锦、徐莹、辛晓敏、宋晓红、张庭栋(原文笔误“张亭栋”的名字)在《中国血液学杂志》报道对于一例反复发作三次的APL病人,每次用“癌灵一号”,获得20年存活。 1997年《血液》杂志发表上海的沈志祥、陈国强、倪建华、李秀松、熊树民等论文,他们用纯三氧化二砷治疗15例APL,其中10例只用三氧化二砷,取得90%的完全缓解率。 1998年,世界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美国纽约的Sloan-Kettering癌症纪念医院和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等的论文。他们给常规化疗后复发的12例APL病人使用三氧化二砷,观察到11例完全缓解,其机理可能和细胞部分分化和细胞凋亡有关。 NEJM文章导致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三氧化二砷对APL的治疗作用,起到了此前20多年中国医生在中文杂志上未能起到的作用。 附二:砒霜和白血病文献 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1973) “癌灵注射液”治疗6例白血病初步临床观察.黑龙江医药 1973(3):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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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5541 次阅读|14 个评论
砒霜和雄黄的现代故事(三)
热度 7 fqng1008 2013-1-11 09:12
“复方道路”与“拆方道路” 的确,在中医药治疗白血病研究的道路上,作为现代血液病医生的陈竺夫妇,做出了几乎所有中医无法做到的工作。值得关注的是,他们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了中医药现代化的“复方道路”与“拆方道路”。 显然,张亭栋当年研究三氧化二砷采用的是“拆方道路”,他首先去掉了“癌灵1号”中的轻粉(可影响肾功出现蛋白尿)和蟾酥(具有升高血压和强心作用),随后在临床和实验中又将砒霜直接改为三氧化二砷,并探讨其合适的剂量。我们把这种拆方、分离有效成分(比如青蒿素),进行量效关系探讨的发生称之为“拆方道路”。 2008年,陈竺夫妇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论文,对中药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分子机理做了系统分析:在这个复方中,雄黄的主要成份是四硫化四砷(A),青黛的有效成份是靛玉红(I),丹参的有效成份是丹参酮 IIA(T)。在小鼠APL疾病模型中,ATI联用比任何一个成份单用都有明显增强的疗效;与单个或者2个成份组合相比,3者联用可以显著增加癌蛋白PML-RARα的降解,增强骨髓细胞再分化调节因子的活性,并促进细胞G0/G1阻滞。而且,T和I可以上调水甘油通道蛋白9的基因表达活性,从而促进砷更多的进入恶性早幼粒细胞。的确,这些结果似乎阐明了中医药传统理论的“君臣佐使”(尽管他们的论文中也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君臣佐使”对于解释药物相互作用的机制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还是将其称之为“复方道路”。 之后,他们于2009年2月10日与2009年2月18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又连续在线发表了两篇关于 白血病 的研究论文,即“硫化砷和伊马替尼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协同作用的 系统生物学 研究”和“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联合治疗新发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长期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在第一篇论文中,动物实验研究表明,硫化砷能显著增强伊马替尼的作用而产生协同效应,联合使用两种药物能明显延长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小鼠的生存期。应用蛋白质组、磷酸化蛋白质组和转录组研究方法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细胞株 的动态分析发现,硫化砷能激活蛋白泛素化等通路并导致癌蛋白BCR/ABL降解,而伊马替尼则抑制在恶性肿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PI3K/AKT/mTOR通路。两者联合可协同阻断细胞周期,降低BCR/ABL活性,激活细胞程序化死亡通路。他们表示,该疗法可望用于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的前瞻性临床研究。 在另一篇论文中,他们对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联合治疗的85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人们称之为“上海方案”)进行了随访。研究报告说,80例患者完全缓解,经70个月的随访,其中76例处于长期无病生存状态,五年无事件生存率达89.2%,总生存率达91.7%。若统计80例完全缓解患者,则5年无复发生存率达94.8%,总生存率达97.4%。他们认为,组合用药与单独用药的区别不仅仅在抑制白血病程度上存在差异,更主要的是在指导思想和作用机制上存在质的差别,更能体现对疾病复杂性的理解和控制,体现整体全面的治疗观。因为促进或抑制细胞增殖、凋亡、分化的调控通路往往不止一条,单独针对某一通路上某一节点的药物往往会导致细胞通过基因突变或其他机制产生耐药。 基于以上研究,有人天真地认为,“ 中医在几千年的实践中,积累了超过10万个方剂,如果每个方剂都有如此精密的配伍,该蕴藏着多少可以象ATI这样能够让某种疾病被彻底治愈的 ‘ 宝藏 ’ 啊!”于是设想,建立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系统的、高效的去挖掘、整理中药复方中的合理成份,把中药从“成份不确定、机理不清楚的混合物”的传统形态转变成“成份确定、机理清楚的混合物”的现代形态。 这是个诱人的设想,但是如果你认真地再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复方道路”是个不深不浅的陷阱。的确,当陈竺夫妇 对复方黄黛片 进行系统分析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 复方, 也不是单味药,而是 四硫化四砷 、 靛玉红 和 丹参酮 IIA ,这样研究的结果只能是为 中医理论“贴标签”,并非 真的就能够发展中医理论。我想,大家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好多年并且深有体会,已经深刻认识到这种 “贴标签” 或者说 “找物质基础” 的做法并不能发展中医。 什么是 “复方道路”?本来,用中药复方或者辨证论治治疗疾病,是中医的临床特色,但是如果在科学研究上(特别是临床研究)仍然采用复方或辨证论治,却只能验证复方的临床疗效(严格地说也很难做到)或者探讨治疗机制,却难以进一步提高疗效。例如,我们常常把辨证论治与个体化治疗相提并论,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个体化治疗是在通过严格实验研究基础上明确治疗机制、量效关系等的理性配合,而不是“取类比象”等形象思维(缺乏科学求证)的结果。过去,人们曾经对作为中医特色“辨证论治”的局限性有过很多探讨(包括我本人)。通俗地说,我们“辨证论治”的过程实在是有点糊糊涂涂(盲目性)、随随便便(随意性),做过中医临床的人应该有所体会。这是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我们没有必要坚持科学发展某一阶段的成果而固步自封。 为什么 这样说?因为 科学 研究 的 目标和结果都 是精细化、精确化 , 对于临床医学而言,最重要的进步是对疗效的提高,而不是坚持特色。 到了现代,化学发展到可以提取和分析各种组分后,就逐渐了解了各种化学药的疗效、病理、作用机制,已经完全可以取代所谓“四气五味”、“寒热温凉”、“君臣佐使”的类比推理和模糊分类。类比推理的逻辑学远远不及归纳法和演绎法,其模糊性和或然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求证,并不能直接构筑科学理论。如果坚持“复方道路”,即使我们可以确定复方的疗效,如果不去寻找是那种组分或单体在起作用,如何进一步探讨有效药物的血药浓度及其量效关系,就无法将临床疗效进一步提高。事实上,现代的化学药物都必须明确药理作用、毒副反应和药代动力学,这些只有在明确化学成分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而进一步的临床组合(个体化治疗)是下一阶段的事情,如果没有明确有效成分就开始组合,则是经验科学或者“超阶段”的,起码是现阶段还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而且,陈竺夫妇的继续研究实际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复方道路”不可持续的例证。你看,当他们通过复方黄黛片对“君臣佐使”进行了一番妙趣横生的注释之后,下面的工作仍然是单体药物相互配合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例如,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联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硫化砷与伊马替尼联合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小鼠等等,他们没有办法让复方黄黛片的临床疗效超过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占据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治疗的主导地位。他的英文论文里面,有关中医药研究内容的都是组分而不是复方。这样一来,2008年那篇文章的根本价值又从哪里体现呢?它能够引领未来药学的研究趋势吗? 目前,国家“十一五”传染病重大专项(中医药)的研究已经结题,“十二五”正在全面铺开。可以说,两次攻关所有分支课题的临床研究思路都采用的是“复方道路”,这也许是我为什么要提出所谓“复方道路”与“拆方道路”的最大心结。大家可以关心一下,我们“十一五”期间究竟在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等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如果继续这样,我们“十二五”做完以后,还好意思申请“十三五”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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