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Ny (x, y: some kind of small integers; recently H1N1 H7N9 infections have been found) is coming: right at the time when the SARS incident happended 10 years later. Reports said that a few persons died of it already, and a few others were also infected with that virus. Man, it's not easy to survive in this land which is full of surprises. It was just days ago when the Huangpu River ( a branch of Yangtze in Shanghai) was crowded with thousand dead pigs... There will be a 3-days holiday starting from tomorrow: I suggest the readers of this blog stay at home, wash your hands as often as needed, and most importantly, avoid the crowd the chicken, live or dead :-) * Reference (1) Influenza typ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fluenza (2) Dead pigs: http://au.news.yahoo.com/thewest/a/-/world/16390970/dead-pigs-in-china-river-exceed-13-000/ (3) SAR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127887324103504578373640786058574.html
资料来源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e58910100s9dp.html 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 第6期(2006): 科技中国 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 SARS和中国科学共同体 曹聪 摘要 本文以中国围绕SARS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案例，来考察科学共同体长期关注的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中国之所以失去最先发现冠状病毒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的机会，是因为科学家不想挑战科学权威提出的“衣原体理论”，而资源在握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竭力为此假说辩护。缺乏合作则使中国科学家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国际竞争败北。 关键词 SARS 权威 合作 科学发现 2002年11月，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在中国广东发生，并在2003年2到7月间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先后有8千多人受到这种前所未见的传染病的感染，774人因此死亡。② SARS早已得到控制；事实上，人们已不大谈论这种疾病。然而，讨论中国科学家如何面对21世纪的第一次全球性人类健康的威胁为时未晚。 中国科学家面对SARS危机的表现，可以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该所在SARS爆发时还是一个民营研究所，但不久便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所长杨焕明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3年4月20日前来视察时说的话来概括：“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 杨焕明指的是中国科学家其实可以最先找到SARS的病原体并测定其基因组序列。 当然，中国科学家可以将“失败”归咎于SARS的泛政治化——中国一开始企图掩盖SARS流行的真相 ，或归咎于中国公共卫生设施落后。但是，这个案例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共同体关注的问题，如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不断融入全球科学体系的中国科学共同体同样为这一问题所困扰。除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制约外，组织结构、科学研究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精英科学家的权威和影响等，都左右着中国科学家的行为。 权威、合作与科学发现 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充满竞争的，科学家总想在研究中争第一，因为谁最先正式提出创新或发现，谁就会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 。而科学又是一个合作的领域，合作各方希望通过分工或从不同的角度来迅速解决问题。国际间的竞争有时会促使一个国家的科学家进行合作 。随着"大科学"时代研究经费的增加，基金会会要求受资助的项目之间合作，这会影响到科学家的行为。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更是无所不在，甚至在竞争对手之间也如此。比如，为了寻找艾滋病的病毒，竞争对手也携手合作 。而一旦出现危机，竞争也会让位于合作（下面将要讨论在SARS研究中的国际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60多年前提出，科学家的行为受到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等四项规范的约束 。但在实践中，不但上述规范都有反例，而且科学家对这些规范也不完全认同。比如，由于“马太效应”，那些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家会得到不恰当的、往往是较多的荣誉，而他们提出的理论也会变得举足轻重 。① 这意味着一旦科学权威出了差错，由于其地位受到挑战的可能性较小，从而有可能阻碍科学进步。 科学家思想开放，对新的概念和发现产生怀疑是他们的本能。当某一理论出现时，他们往往会将这一理论以及现有理论与事实相比较、或比较两者的优劣，从而判断是拒绝还是接受新理论 。虽然科学共同体认为非科学因素不应该影响到接受或者拒绝新理论 ，但是，其成员会因为经济、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受非科学团体的左右而延迟接受新理论。一方面，由于科学家所处时代的文化原因，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概念会与有价值的科学理论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会用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理论来解释艾滋病的起因 。同样，1950年代和1960年代李森科生物学之所以在中国科学界占上风，也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原因所致 。另一方面，从心理上来说，人类——科学家也不例外——倾向于抵制新概念，担心它们可能会有预想不到的后果；从文化上来讲，有价值的科学理论的本身、方法论方面的概念和科学家的取向、科学家之间的社会交往等都会影响到对科学发现的接受；而社会学家则认为，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相对地位（是否权威）、学科专业化的程度都很重要 。最后，一个新的发现或理论与主流理论的冲突，也会导致对新理论的接受和使用的推迟 。 SARS病原体：冠状病毒还是衣原体？ 2002年11月，一种神秘的疾病在广东引起了严重恐慌。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在省会广州就此事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该省出现了305个病人，5人因病死亡。卫生厅官员指出，省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已经排除了炭疽、黑死病和禽流感的可能性。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医学院附属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他后来因与SARS战斗而闻名于世），将此疾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并指出它很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 。同一天，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例SARS病人尸体解剖在广州的解放军南方医院进行，组织标本分配给中国CDC、广东CDC、广州CDC和提供尸体的广州第八人民医院。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南方医院认为病人死于“病毒型肺炎” 。② 虽然其后媒体不允许再提“非典”，但是，中国医学科学界并没有停止对此病病因的探索。在首都北京，负有对突发的生物和化学攻击作出快速反应重任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着手行动。经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批准，该院于2月12日、也就是广州新闻发布会、广州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的第二天派出了流行病毒学家曹务春和病毒学家祝庆余前往广东疫区采集标本。尽管有第一军医大学、广州警备区总医院和南方医院的帮助，他们在广州仅获得了拇指大小的肺部组织、少量血清标本和几滴唾液 。③ 2月中旬，中国CDC收到了第一次南方医院尸体解剖预留的两块肺部组织。样品随即被分成三份，一份给CDC首席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作电子显微镜观察，另一份给也是病毒学家的李德新作病毒基因的PCR（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分析，第三份作细菌培养。洪涛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会引起肺炎但并不致命的细菌——衣原体，由此得出结论：衣原体导致SARS。中国CDC马上于2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心主任李立明宣布了洪涛的发现。因为洪涛是院士、病毒学权威，资源在握，“衣原体理论”成了中国解释SARS病因的官方理论。 但一些科学家（包括中国CDC的科学家）和曾治疗SARS病人的临床医生，对这一发现表示怀疑。广州的医生坚决不同意洪涛的理论，也没有按照中国CDC据此制定的方案治疗病人。钟南山认为，仅仅依靠电子显微镜下的形态观察便得出衣原体致病的结论科学根据不足。要确定病原体，必须分析致病微生物的遗传特性以及整个遗传序列；血清试验也很重要 。当然，病原体的最终确定，应该满足“科赫假设”的所有条件。① 此外，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用在SARS病人身上无效，说明洪涛的解释与事实不符。 与此同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学家祝庆余及其同事在研究从广州采集到的标本。他们在细胞培养基和乳鼠中培养这种病毒，再用电子显微镜拍照。其中2月20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尽管因放大倍数较低而不够清晰，仍显示出病毒有一个清晰的带钉刺的光环，表明它属于从未袭击过的人类冠状病毒家族。② 到3月第一周，这个研究小组获得了这种病毒可能与正流行的SARS有关的初步证据。但是，“衣原体理论”是由德高望重的专家洪涛提出的，挑战这一理论意味着“不尊重”学术权威 。不久，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小组从北京的新病例取得更多的组织标本，不但从形态上建立了SARS可能的病原体与冠状病毒的联系，而且通过血清流行病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找到了冠状病毒存在的进一步证据，于是，决定将这一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这一天是3月21日，如果祝庆余在当天公布这一发现，仍然是世界第一。 从3月22日起，世界各国科学家将SARS可能的病原体缩小到冠状病毒，但“衣原体理论”仍然在中国占上风。3月31日，洪涛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尽管不能排除冠状病毒等的“协同作用”，但衣原体绝对是主要病原体。在4月4日中国CDC的新闻发布会上，李立明主任不仅强调洪涛通过形态学、免疫学、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找到了衣原体样颗粒，而且特别提到：“我在世界卫生组织每天的电话会议报告衣原体发现时提到了血清反应，证据充分没有人提出疑问。”即使到了4月12日，洪涛仍然坚持他的“衣原体—冠状病毒共存理论”，并指出，尽管中国在发现冠状病毒方面落后了，但是中国最先在SARS病人身上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可能与冠状病毒共同起作用。他还于4月13日向《柳叶刀》（Lancet）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认为衣原体样颗粒和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在SARS这种致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中具有“协同作用” 。 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每个国家都会要求其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尽可能迅速地作出确切的诊断并提出预防措施。但是，由于疾病从本质上来说相当复杂，其病原体和病程难以准确判断，有可能造成预防和诊断上的失败（或者说至少是延误） ，因为在任何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人员都会对同一现象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 。当SARS刚刚爆发时，各国科学家提出了种种理论来解释可能的病原体。例如，一开始，广东发现41个病人中有10个的血清有对腺病毒——一种常见的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毒——的抗体；但是广东的卫生官员明确指出，这个发现并不是结论性，他们还要比较病人在发病期和痊愈后的血清。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下面将讨论）也提出过各种病毒可能性，如副粘病毒、间质肺炎病毒等，似是而非。 问题是，在中国，要挑战“衣原体理论”是不可能的。从体制上说，任何有关病原体的发现都需要经过中国CDC和卫生部的批准，而这两个机构直到4月中旬仍然掩盖了中国SARS流行的真相。事实上，其他解释都受到了压制。上面提到的钟南山及其同事的不同意见仅见于广州的报纸，没有成为主流意见。洪涛在中国 CDC的同事毕胜利，发现自己因为不同意洪涛的“衣原体理论”而受到排挤。他和另一个同事李德新打破沉默于4月11日公布了他们关于冠状病毒的发现，竟受到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的批评，说他们不尊重官方的结论，并不许他们再发表意见 。卫生部甚至在当天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中宣布，任何没有得到卫生部SARS防治领导小组批准的关于SARS病原体的发现都不代表官方结论 。 中国CDC是模仿美国CDC于2002年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它的设施并不先进，有些甚至是陈旧不堪，技术上也没有做好应对一种前所未知的疾病来袭的准备。但它权力很大。例如，国家规定，全国的医院都必须向其呈送所有的SARS尸体解剖的病理标本。中国CDC还垄断了有关疾病的信息传播——任何个人和机构未经批准不能对外宣布研究结果、发表论文。它甚至玩起了“政治”。显然，它在宣布“衣原体理论”时没有遵循著名的“科赫假设”，后来事实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履行CDC的职责，亦即试图重复实验结果，或通过其他研究来寻求一致意见（至少应让大家各抒己见） ，而不是极力为由其科学家提出的理论辩护。由于它误用了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和由此而来的资源，中国CDC不仅坚持错误理论从而误导了研究人员和医学工作者，而且由于该中心占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甚至干扰和阻碍了对真正病原体的进一步探索。为了保全个别科学家面子和权威，中国CDC几乎名誉扫地。后来，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下实验室、看望科研人员，惟独没有前往中国CDC，表明了政府对这个机构的不信任。 ① 病毒基因组测序：竞争而不是合作 如上所述，在2003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至少有三个中国科学家小组在从事SARS病原体的研究，他们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祝庆余小组、中国CDC的洪涛小组和李德新、毕胜利小组。同时，另外一些中国生物学家也试图获得去世病人的组织标本，其主要兴趣在于破译病毒密码即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其实，中国完全有可能、也有实力在这方面拔得头筹。这不仅因为SARS最早发生在中国、中国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优势；更因为中国有世界基因组研究的重镇之一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北京基因组所是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杨焕明和汪建等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回国作贡献的热诚以及中国科学院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努力的共同产物。中国科学院首先支持在所属遗传学研究所建立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99年7月演变成民营的北京基因组所。两个月后，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人类基因组计划战略研讨会上，杨焕明报告了北京基因组所为参与该计划作的准备工作，该所也在此次会议上被正式接纳，并领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百分之一的测序任务。后来，中国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也参与其中，并将此项目指定为国家重点。北京基因组所和在北京和上海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一道于2000年4月完成了任务。这一“百分之一”项目为中国在世界基因组研究方面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北京基因组所也被列为世界六大基因组研究中心之一。后来，北京基因组所又独立完成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全基因组框架图及精细图的绘制，并参与了国际家猪基因组研究和鸡基因组计划。因此，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测序和基因组研究中心，北京基因组所有能力承担第一流的工作，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先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癌症机构基因组科学中心，不但规模比北京基因组所小得多；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北京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曾负责该中心的技术工作。正是由于中国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上“败北”，令杨焕明当着胡锦涛面，发出“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的感慨。 在杨焕明和汪建看来，他们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在2003年4月中旬以前拿不到病毒标本来测序。有人说这是托词。汪建曾说：“SARS病毒测序分析只不过是以前工作的百万分之一，就像咬过石子的牙齿再咬豆腐，小菜一碟。”相对于有4亿个核苷酸的水稻基因组，冠状病毒基因组才29736个核苷酸。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解读，北京基因组所可能对SARS病毒不屑一顾，因为那时该所有几个几百万美元级的项目，两三年内科研任务相当饱满。也有人说，直到中国的政治领袖开始直面SARS危机、SARS这一单纯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被“政治化”后，他们才参与其中，以捞取政治资本。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该所于4月16日在基因库公布部分病毒序列时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杨焕明则一反他张扬的个性，在胡锦涛主席前来视察之前相当低调 。 据报道，汪建在得知广东爆发致命的神秘疾病后便意识到病毒基因组测序的急迫感和重要性。他曾三次前往广东疫区，他还联系北京的医院，希望获得病毒标本，但每次都空手而归。一次有人对他直率地说：“我们从‘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才取得的病原样本，为什么要给你？即使我们研究不出来，扔掉也不会给你。”① 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关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要在晚上10时到早上7时之间去取，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遮挡严实的口罩，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北京基因组所总算拿到了一些组织标本，但因为其科学家不擅长病毒分离和培养，还是没能马上进行病毒基因组的测序。② 事后分析，SARS病毒标本太珍贵了，许多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对此梦寐以求。按规定，只有中国CDC才是病毒标本的拥有者。但是，即使是在该中心工作的科学家也抱怨没有足够的标本来做研究。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在广东有关系，但其科学家也拿不到想要的东西。祝庆余在离开白云机场返京前给院领导汇报时，情绪激动地哭了 。 同时，拥有标本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并不见得有能力研究病毒。那时，中国仅军事医学研究院拥有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俗称P3实验室），有条件从事SARS病毒研究。但是其研究人员也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尽管该院在2月20日便获得了第一张可能的冠状病毒的照片，为世界第一，甚至在该院于3月21日将确定的结果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时，都没有进行病毒的基因组测序。除了它并不具备基因组测序的专长外，只能用想单干来解释。同样，北京基因组所也没有在拿到标本时便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接触，寻求在病毒分离和培养方面的合作。 后来，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是与北京基因组所接洽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领袖已关注SARS危机，一旦研究出现拖延，大家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双方最终于4月15日下午6时达成协议，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当天午夜前将处理过的病毒标本送到北京基因组所。尽管北京基因组所花了36个小时做了4个病毒株的基因组测序，但为时已晚，因为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已经在两天前将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 。 回首往事，中国科学家有着合作研究的传统，并且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两弹一星”和最近的神舟载人航天工程。这些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所谓的“竞争无界限”，亦即打破垂直的官僚结构界限的合作（competitive horizontalism） 。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改革科学技术管理体制，以期加强科学与经济之间以及不同管理条块之间的联系，其协调机制是于1983年在国务院层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领导小组，1998年该小组重新命名为国家科学技术教育领导小组 。然而，众多机构彼此争权夺利，将稀有的资源分散到所谓的重点而事实上常常是重复的研究项目，再加上为控制各自势力范围引起的冲突，结果导致科学研究效率低下。 当SARS来袭时，中国科学家明白投入其中的重要性和各自希望得到什么。尽管军事医学科学院一开始就排除了人为的可能性，检测病原体无疑是未来对付可能的生物和化学攻击的一次演习 ；而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则能为北京基因组所赢得进一步的声誉。当然，研究还可能带来潜在的经济效益。问题在于谁也不愿与他人合作。③ 例如，为了弄清楚冠状病毒是否是病原体，广东CDC对标本作了“科赫假设”的三个验证，但囿于试验条件没有办法作动物试验。4月2日，该中心的病毒学家将培养标本拿到中国CDC寻求帮助。但是北京的专家更想自己掌握病毒标本、从头开始做实验，而不想与广东方面合作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未能最先确认冠状病毒就是SARS的病原体并对它的基因组测序，是因为管理机制阻碍了合作，而科学界的领导人又无法对不同机构进行协调。 SARS危机过后，这个问题依然如故。2004年初，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了SARS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文章，63个作者来自上海、北京、广东、香港和美国的15个机构，按理说这是一个合作的产物。但有一个作者指出，“搞协调的时间和精力是做研究的几倍。”有个单位拥有不少病毒资源，就提出要在排序上面占个什么位置，逼着主要作者签了协议才同意合作的 。据估计，一度中国有100多个不同的研究小组研究抗SARS疫苗，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协调 。 寻找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 病毒学家寻找疾病病原体的竞争历来相当激烈，而共享数据或标本更是闻所未闻。但是，面对SARS，科学家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全球性的实验室网络既竞争又合作。 当SARS从中国经过香港传播到世界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科学家迅速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SARS研究网络，以往被视为正常的竞争反而受到了某种抑制。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2日发出了全球SARS警报，到3月17日，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监视网络的德国病毒学家克劳斯?斯托尔（Klaus St?hr）便邀请亚特兰大、温尼伯、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鹿特丹、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11个实验室一起来攻克这一传染病 。① 这个虚拟实验室首先着力尽快找到SARS的病原体。它每天召开电话会议，共享发现，并建立了一个网站专供张贴基因组序列、电子显微镜照片和其它数据。如果网络成员提出需要某种试剂，谁有这种试剂，谁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寄出。一个网络成员说，这次“史无前例”的合作，使得寻找病原体的速度快了“两到三倍” 。 3月21日，也就是网络建立后的第五天，可能的SARS病原体的第一个证据出现了。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向网络成员发出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从病人组织标本中分离到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在SARS痊愈后的病人的血清中生长相当缓慢，说明病人对病毒产生了抗体。而健康人的血清对病毒则没有反应。最初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这是一种冠状病毒。香港大学随即于3月22日宣布了这一发现 。 这一发现在其他实验室得到了重复。3月24日，美国CDC主任朱丽叶?戈贝丁（Julie Gerberding）在亚特兰大宣布，美国科学家也找到了冠状病毒。4月12日，加拿大科学家完成了SARS可疑的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测序。② 美国CDC、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香港大学也相继获得了SARS病毒的基因组序列。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新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从而结束了发现SARS病毒的优先权的竞争。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SARS网络成员的荷兰科学家通过非洲绿猴的实验确认，完成了“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步骤，确证SARS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由美国CDC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科学》主编唐?肯尼迪（Don Kennedy）指出：“两个研究小组以合作的模式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这些基因组的测序。”③ 结论 中国大陆是SARS最早出现的国家，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也的确能将SARS危机转化成一次显示中国日益上升的科学能力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在战胜疾病的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中取得第一。香港科学家最先分离和确认SARS病原体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而加拿大科学家则最早对这种病毒的基因组完成测序。 SARS爆发凸现了中国科学共同体的严重弊端。从组织结构上说，中国科技体制不仅呈现刚性，不鼓励科学家合作研究，而且科学领导人又缺乏主动性来协调跨越不同机构甚至部委的活动。在中国，挑战权威是一种文化上的禁忌，对具有声望的科学家的见解、特别是那些拥有体制赋予的资源的科学家持怀疑态度，无异于在自毁前程。 总之，中国科学家遇到了权威和体制两大障碍。如前所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提出的“衣原体理论”，不但洪涛本人固执己见，而且得到他所在的机构——中国CDC的支持，而该中心即使没有滥用也至少是误用了由政府赋予的制度性的权利。事实上，洪涛不接受衣原体以外的任何理论，认错对于一个权威来说无异于丢面子。同时，中国CDC不是让洪涛的观点接受种种试验和评价，检验哪些满足“科赫假设”，而是不许其他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发表不同意见，从而妨碍了提出其他理论的可能性。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不得不在提出不同理论时更加谨慎，避免与洪涛、他的理论和中国CDC发生冲突。这些，加上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一个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不能擅自行动，需要得到上级批准才能派研究人员前往疫区收集病毒标本、宣布他们的发现、与民用研究机构合作。结果，中国科学家失去了第一个发现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并破译其基因组密码的良机。 在寻找引起SARS的病毒和对其基因组测序时，中国科学共同体没有进行协调的努力，而资源和人员调动这一中国科学的优势，遭遇到了其最大的梦魇。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科学家在SARS研究的国际竞争中败北；但从根本上说，这更是中国科学体制的失败。 附录 寻找SARS病原体的时间表 日期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之外 2002年11月16日 广东省出现了第一例神秘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2003年2月11日 疾病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在广东进行 2003年2月14日 世界卫生组织每周流行病记录报告，一种未知的疾病于2002年11月16日到2003年2月9日期间在中国广东爆发，导致305人患病，5人死亡 2003年2月18日 中国CDC宣布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2003年2月20日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了第一张冠状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2003年2－3月 疾病传到香港、越南、新加坡、台湾和多伦多。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卡洛尔?乌巴尼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疾病 2003年3月11日 新的疾病被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简称SARS 2003年3月12－15日 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发布和提升SARS全球卫生警报 2003年3月17日 世界卫生组织邀请9个国家――包括香港但不包括中国大陆――的11个实验室组成全球SARS研究网络 2003年3月19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SARS最新进展，指出迄今所有已知的细菌和病毒都与SARS无关，说明病原体的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 2003年3月21日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将冠状病毒的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 2003年3月22－24日 美国CDC和香港大学的科学家确认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8－10日 三个研究小组发表研究结果，指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12日 加拿大研究人员宣布最先获得导致SARS全球传染的元凶――冠状病毒的序列，美国CDC确证这些报告 2003年4月16日 北京基因组所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种新的、以前没有在人类见过的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个成员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 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大学的科学家完成了支持“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证据，证实冠状病毒确实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 ２003年4月20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中国政府，披露SARS病例数目是原来报告的几倍，解除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并发起消灭这一疾病的运动 2003年7月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得到控制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 Cole）教授和俄勒冈大学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教授曾对论文初稿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Barber, B. 1961. Resistance by scientists to scientific discovery. Science. 134 (September 1): 596—602. Cohen, J. 2002. AIDS research: Long time rivalry ends in cooperation. Science. 295 (February 22): 1141—2. Cole, S. 1970. Professional standing and the reception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6 (2): 286—306. Crewdson, J. 2002. Science Fictions: The War between the Doctors Who Discovered AIDS. Boston, MA: Little, Brown. Cyranoski, D. 2003. China: From SARS to the stars. Nature. 426 (18/25 December): 752—3. Enserink, M. 2003. China's missed chance. Science. 301 (July 18): 294—6. Enserink, M. and D. Normile 2003. Search for SARS origins stalls. Science. 302 (October 31): 766—7. Enserink, M. and G. Vogel 2003. Deferring competition, global net closes in on SARS. Science. 300 (April 11): 224—5. Epstein, S. 1996.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igenbaum, E. A. 2003.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wsmith, J. 2003.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SARS.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50—5. Foreman, Jr., C. H. 1994. Plague, Products, and Politics: Emergent Public Health Hazards and National Policymaking.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Frank, P.G. 1954. The variety of reasons for the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The Scientific Monthly September: 139—45. Greenfeld, K. T. 2006. China Syndrome: The Tru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s First Great Epidemic.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Hagstrom, W. O. 1965.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Hutzler, C. 2003. Chinese researchers' false start: Mistaken identity of germ culprit cost government time, presti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4: B1 and B3.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ition. Merton, R. K. 1973(1942).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pp.267—78 in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ited by Norman W. Stor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rmile, D. 2003a. Hungry for details, scientists zoom in on SARS genomes. Science. 300 (May 2): 715—16. Normile, D. 2003b. Up close and personal with SARS. Science. 300 (May 9): 886—7. Qin, E. et al. 2003. A complete sequenc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SARS-associated virus (Isolate BJ01).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48 (10): 941—8. Saich, T. 1989. China's Science Policy in the 80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Suttmeier, R.. P. and C. Cao 1999. China face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sess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n Perspective. 24 (3): 153—200. Schneider, L. (ed.) 1986. Lysenko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1956 Qingdao Genetics Symposium (A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Schneider, L. (ed.) 1989. Learning from Russia: Lysenkoism and the fate of genetics in China, 1950—1960. pp. 45—65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D. F. Simon and M. Goldman. Cambridge, MA: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Swazey, J. P. and K. Reeds. 1978. Today's Medicine, Tomorrow's Science: Essays on Paths of Discovery i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hite, III, L. T. 2003. SARS, anti-populism, and elite lies: Temporary disorder in China. pp.31—67.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ulticentre Collaborative Network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Diagnosis. 2003. A multicenter collabor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Lancet. 361 (May 17): 1730—3. Yuen, K.-Y. and M. Peiris 2003. Facing the unknowns of SARS in Hong Kong. pp.173—92.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何姗和朱向华 2003. 中国科学家: 我们没打败仗.《新快报》7月21日. 李苑立 2003. 中国SARS科研为何败北.《中国经营报》6月9日. 廖怀凌2003. 诚实的胜利: SARS病原体确认为冠状病毒始末.《南风窗》5月16日. 刘义强 、吴志军和刘兴安 2003. 与SARS短兵相接66昼夜--军事医学科学院攻关纪实. 《解放军报》4月23日. 谢湘和周欣宇 2003. 杨焕明的心痛: 面对SARS 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中国青年报》5月26日. 阎新华和张克2003. 我国科学家强攻SARS"元凶"的日日夜夜.《科技日报》4月18日. 易颖和王小飞 2003. SARS科研者的困惑和苦恼.《南方周末》12月11日. 张静2003. SARS病毒袭击中国科研体制.《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6月12日. 作者简介：曹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闻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资助（R348-000-005-112）。 ② 世界卫生组织， 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3_09_23/en/ (2003年12月22日)。 ① 当然，在研究工作的质量相等情况下，“马太效应”也有其正面作用，那就是“有助于科学家的完整工作、而不是某一篇论文的传播” 。 ② 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建议将这一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他在越南确认了在中国之外的第一例病人，后受传染以身殉职。 ③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① “科赫假设”是用19世纪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名字命名的确定病原微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准则，它包括四个步骤：首先，病原微生物应存在每一位患者身上；其次，从患者分离出的这种微生物，可以在培养基里纯化出来；第三，将纯化的微生物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会使动物患上这种疾病；第四，必须能从患病的动物内重新分离出同一病原微生物。参见http://www.medterms.com/script/main/art.asp?articlekey=7105 （2003年10月20日）。 ② 但据《解放军报》报道，第一个病毒照片是2月26日获得的 。 ① 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本人是医生，知道衣原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胆敢掩盖SARS爆发的真相，并由此成为“替罪羊”（访谈：北京，2003年12月3日）。怀特 持有相同的观点：“对SARS所采取的政策部分原因在于对SARS病毒的遗传学理解错了。” ① http://chanye.sina.net/yy/2003-06-12/169793.shtml （2003年7月12日）。 ②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③ 国内科学家指责临床医生不合作、不向他们提供标本做病理研究和基因组测序。对此，钟南山回答说：他们没有来找我们。钟南山从2月底开始便与香港科学家分享标本［廖怀凌2003］。首先确认SARS冠状病毒的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最早就是研究由来自大陆的同事管轶从钟南山那里拿到并偷带出大陆的标本。虽然最终裴力士并不是从这些标本获得发现，但无疑由钟南山提供的标本给了裴力士以先机。但裴力士在宣布结果时并没有提到管轶和钟南山 。 ① 北京和广东的实验室直到3月28日才加入该实验室网络。作者曾向斯托尔医生发去电子邮件，询问为什么一开始没有邀请中国，但没有得到答复。这猜测可能是中国当时仍然对世界隐瞒疫情，也可能是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缺乏信心。斯托尔医生后来因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足够支持而从网络职位辞职 。 ② 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并不知道不属于该网络的加拿大实验室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努力。 ③ http://www.aaas.org/news/releases/2003/0501sars.shtml （2003年5月2日）。 ① 2003年6月22日，中国科技部长徐冠华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访问。当被问到如何评价中国科学家在与SARS作战室的表现时，徐冠华给中国科学家打了100分。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30623/100401.shtml （2003年12月12日）。
《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 第6期(2006): 科技中国 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 SARS和中国科学共同体 曹聪 摘要 本文以中国围绕SARS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案例，来考察科学共同体长期关注的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中国之所以失去最先发现冠状病毒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的机会，是因为科学家不想挑战科学权威提出的“衣原体理论”，而资源在握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竭力为此假说辩护。缺乏合作则使中国科学家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国际竞争败北。 关键词 SARS 权威 合作 科学发现 2002年11月，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在中国广东发生，并在2003年2到7月间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先后有8千多人受到这种前所未见的传染病的感染，774人因此死亡。② SARS早已得到控制；事实上，人们已不大谈论这种疾病。然而，讨论中国科学家如何面对21世纪的第一次全球性人类健康的威胁为时未晚。 中国科学家面对SARS危机的表现，可以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该所在SARS爆发时还是一个民营研究所，但不久便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所长杨焕明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3年4月20日前来视察时说的话来概括：“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 杨焕明指的是中国科学家其实可以最先找到SARS的病原体并测定其基因组序列。 当然，中国科学家可以将“失败”归咎于SARS的泛政治化——中国一开始企图掩盖SARS流行的真相 ，或归咎于中国公共卫生设施落后。但是，这个案例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共同体关注的问题，如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不断融入全球科学体系的中国科学共同体同样为这一问题所困扰。除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制约外，组织结构、科学研究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精英科学家的权威和影响等，都左右着中国科学家的行为。 权威、合作与科学发现 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充满竞争的，科学家总想在研究中争第一，因为谁最先正式提出创新或发现，谁就会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 。而科学又是一个合作的领域，合作各方希望通过分工或从不同的角度来迅速解决问题。国际间的竞争有时会促使一个国家的科学家进行合作 。随着"大科学"时代研究经费的增加，基金会会要求受资助的项目之间合作，这会影响到科学家的行为。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更是无所不在，甚至在竞争对手之间也如此。比如，为了寻找艾滋病的病毒，竞争对手也携手合作 。而一旦出现危机，竞争也会让位于合作（下面将要讨论在SARS研究中的国际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60多年前提出，科学家的行为受到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等四项规范的约束 。但在实践中，不但上述规范都有反例，而且科学家对这些规范也不完全认同。比如，由于“马太效应”，那些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家会得到不恰当的、往往是较多的荣誉，而他们提出的理论也会变得举足轻重 。① 这意味着一旦科学权威出了差错，由于其地位受到挑战的可能性较小，从而有可能阻碍科学进步。 科学家思想开放，对新的概念和发现产生怀疑是他们的本能。当某一理论出现时，他们往往会将这一理论以及现有理论与事实相比较、或比较两者的优劣，从而判断是拒绝还是接受新理论 。虽然科学共同体认为非科学因素不应该影响到接受或者拒绝新理论 ，但是，其成员会因为经济、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受非科学团体的左右而延迟接受新理论。一方面，由于科学家所处时代的文化原因，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概念会与有价值的科学理论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会用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理论来解释艾滋病的起因 。同样，1950年代和1960年代李森科生物学之所以在中国科学界占上风，也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原因所致 。另一方面，从心理上来说，人类——科学家也不例外——倾向于抵制新概念，担心它们可能会有预想不到的后果；从文化上来讲，有价值的科学理论的本身、方法论方面的概念和科学家的取向、科学家之间的社会交往等都会影响到对科学发现的接受；而社会学家则认为，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相对地位（是否权威）、学科专业化的程度都很重要 。最后，一个新的发现或理论与主流理论的冲突，也会导致对新理论的接受和使用的推迟 。 SARS病原体：冠状病毒还是衣原体？ 2002年11月，一种神秘的疾病在广东引起了严重恐慌。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在省会广州就此事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该省出现了305个病人，5人因病死亡。卫生厅官员指出，省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已经排除了炭疽、黑死病和禽流感的可能性。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医学院附属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他后来因与SARS战斗而闻名于世），将此疾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并指出它很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 。同一天，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例SARS病人尸体解剖在广州的解放军南方医院进行，组织标本分配给中国CDC、广东CDC、广州CDC和提供尸体的广州第八人民医院。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南方医院认为病人死于“病毒型肺炎” 。② 虽然其后媒体不允许再提“非典”，但是，中国医学科学界并没有停止对此病病因的探索。在首都北京，负有对突发的生物和化学攻击作出快速反应重任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着手行动。经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批准，该院于2月12日、也就是广州新闻发布会、广州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的第二天派出了流行病毒学家曹务春和病毒学家祝庆余前往广东疫区采集标本。尽管有第一军医大学、广州警备区总医院和南方医院的帮助，他们在广州仅获得了拇指大小的肺部组织、少量血清标本和几滴唾液 。③ 2月中旬，中国CDC收到了第一次南方医院尸体解剖预留的两块肺部组织。样品随即被分成三份，一份给CDC首席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作电子显微镜观察，另一份给也是病毒学家的李德新作病毒基因的PCR（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分析，第三份作细菌培养。洪涛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会引起肺炎但并不致命的细菌——衣原体，由此得出结论：衣原体导致SARS。中国CDC马上于2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心主任李立明宣布了洪涛的发现。因为洪涛是院士、病毒学权威，资源在握，“衣原体理论”成了中国解释SARS病因的官方理论。 但一些科学家（包括中国CDC的科学家）和曾治疗SARS病人的临床医生，对这一发现表示怀疑。广州的医生坚决不同意洪涛的理论，也没有按照中国CDC据此制定的方案治疗病人。钟南山认为，仅仅依靠电子显微镜下的形态观察便得出衣原体致病的结论科学根据不足。要确定病原体，必须分析致病微生物的遗传特性以及整个遗传序列；血清试验也很重要 。当然，病原体的最终确定，应该满足“科赫假设”的所有条件。① 此外，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用在SARS病人身上无效，说明洪涛的解释与事实不符。 与此同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学家祝庆余及其同事在研究从广州采集到的标本。他们在细胞培养基和乳鼠中培养这种病毒，再用电子显微镜拍照。其中2月20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尽管因放大倍数较低而不够清晰，仍显示出病毒有一个清晰的带钉刺的光环，表明它属于从未袭击过的人类冠状病毒家族。② 到3月第一周，这个研究小组获得了这种病毒可能与正流行的SARS有关的初步证据。但是，“衣原体理论”是由德高望重的专家洪涛提出的，挑战这一理论意味着“不尊重”学术权威 。不久，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小组从北京的新病例取得更多的组织标本，不但从形态上建立了SARS可能的病原体与冠状病毒的联系，而且通过血清流行病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找到了冠状病毒存在的进一步证据，于是，决定将这一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这一天是3月21日，如果祝庆余在当天公布这一发现，仍然是世界第一。 从3月22日起，世界各国科学家将SARS可能的病原体缩小到冠状病毒，但“衣原体理论”仍然在中国占上风。3月31日，洪涛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尽管不能排除冠状病毒等的“协同作用”，但衣原体绝对是主要病原体。在4月4日中国CDC的新闻发布会上，李立明主任不仅强调洪涛通过形态学、免疫学、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找到了衣原体样颗粒，而且特别提到：“我在世界卫生组织每天的电话会议报告衣原体发现时提到了血清反应，证据充分没有人提出疑问。”即使到了4月12日，洪涛仍然坚持他的“衣原体—冠状病毒共存理论”，并指出，尽管中国在发现冠状病毒方面落后了，但是中国最先在SARS病人身上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可能与冠状病毒共同起作用。他还于4月13日向《柳叶刀》（Lancet）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认为衣原体样颗粒和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在SARS这种致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中具有“协同作用” 。 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每个国家都会要求其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尽可能迅速地作出确切的诊断并提出预防措施。但是，由于疾病从本质上来说相当复杂，其病原体和病程难以准确判断，有可能造成预防和诊断上的失败（或者说至少是延误） ，因为在任何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人员都会对同一现象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 。当SARS刚刚爆发时，各国科学家提出了种种理论来解释可能的病原体。例如，一开始，广东发现41个病人中有10个的血清有对腺病毒——一种常见的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毒——的抗体；但是广东的卫生官员明确指出，这个发现并不是结论性，他们还要比较病人在发病期和痊愈后的血清。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下面将讨论）也提出过各种病毒可能性，如副粘病毒、间质肺炎病毒等，似是而非。 问题是，在中国，要挑战“衣原体理论”是不可能的。从体制上说，任何有关病原体的发现都需要经过中国CDC和卫生部的批准，而这两个机构直到4月中旬仍然掩盖了中国SARS流行的真相。事实上，其他解释都受到了压制。上面提到的钟南山及其同事的不同意见仅见于广州的报纸，没有成为主流意见。洪涛在中国 CDC的同事毕胜利，发现自己因为不同意洪涛的“衣原体理论”而受到排挤。他和另一个同事李德新打破沉默于4月11日公布了他们关于冠状病毒的发现，竟受到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的批评，说他们不尊重官方的结论，并不许他们再发表意见 。卫生部甚至在当天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中宣布，任何没有得到卫生部SARS防治领导小组批准的关于SARS病原体的发现都不代表官方结论 。 中国CDC是模仿美国CDC于2002年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它的设施并不先进，有些甚至是陈旧不堪，技术上也没有做好应对一种前所未知的疾病来袭的准备。但它权力很大。例如，国家规定，全国的医院都必须向其呈送所有的SARS尸体解剖的病理标本。中国CDC还垄断了有关疾病的信息传播——任何个人和机构未经批准不能对外宣布研究结果、发表论文。它甚至玩起了“政治”。显然，它在宣布“衣原体理论”时没有遵循著名的“科赫假设”，后来事实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履行CDC的职责，亦即试图重复实验结果，或通过其他研究来寻求一致意见（至少应让大家各抒己见） ，而不是极力为由其科学家提出的理论辩护。由于它误用了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和由此而来的资源，中国CDC不仅坚持错误理论从而误导了研究人员和医学工作者，而且由于该中心占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甚至干扰和阻碍了对真正病原体的进一步探索。为了保全个别科学家面子和权威，中国CDC几乎名誉扫地。后来，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下实验室、看望科研人员，惟独没有前往中国CDC，表明了政府对这个机构的不信任。 ① 病毒基因组测序：竞争而不是合作 如上所述，在2003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至少有三个中国科学家小组在从事SARS病原体的研究，他们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祝庆余小组、中国CDC的洪涛小组和李德新、毕胜利小组。同时，另外一些中国生物学家也试图获得去世病人的组织标本，其主要兴趣在于破译病毒密码即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其实，中国完全有可能、也有实力在这方面拔得头筹。这不仅因为SARS最早发生在中国、中国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优势；更因为中国有世界基因组研究的重镇之一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北京基因组所是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杨焕明和汪建等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回国作贡献的热诚以及中国科学院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努力的共同产物。中国科学院首先支持在所属遗传学研究所建立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99年7月演变成民营的北京基因组所。两个月后，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人类基因组计划战略研讨会上，杨焕明报告了北京基因组所为参与该计划作的准备工作，该所也在此次会议上被正式接纳，并领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百分之一的测序任务。后来，中国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也参与其中，并将此项目指定为国家重点。北京基因组所和在北京和上海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一道于2000年4月完成了任务。这一“百分之一”项目为中国在世界基因组研究方面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北京基因组所也被列为世界六大基因组研究中心之一。后来，北京基因组所又独立完成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全基因组框架图及精细图的绘制，并参与了国际家猪基因组研究和鸡基因组计划。因此，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测序和基因组研究中心，北京基因组所有能力承担第一流的工作，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先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癌症机构基因组科学中心，不但规模比北京基因组所小得多；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北京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曾负责该中心的技术工作。正是由于中国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上“败北”，令杨焕明当着胡锦涛面，发出“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的感慨。 在杨焕明和汪建看来，他们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在2003年4月中旬以前拿不到病毒标本来测序。有人说这是托词。汪建曾说：“SARS病毒测序分析只不过是以前工作的百万分之一，就像咬过石子的牙齿再咬豆腐，小菜一碟。”相对于有4亿个核苷酸的水稻基因组，冠状病毒基因组才29736个核苷酸。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解读，北京基因组所可能对SARS病毒不屑一顾，因为那时该所有几个几百万美元级的项目，两三年内科研任务相当饱满。也有人说，直到中国的政治领袖开始直面SARS危机、SARS这一单纯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被“政治化”后，他们才参与其中，以捞取政治资本。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该所于4月16日在基因库公布部分病毒序列时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杨焕明则一反他张扬的个性，在胡锦涛主席前来视察之前相当低调 。 据报道，汪建在得知广东爆发致命的神秘疾病后便意识到病毒基因组测序的急迫感和重要性。他曾三次前往广东疫区，他还联系北京的医院，希望获得病毒标本，但每次都空手而归。一次有人对他直率地说：“我们从‘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才取得的病原样本，为什么要给你？即使我们研究不出来，扔掉也不会给你。”① 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关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要在晚上10时到早上7时之间去取，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遮挡严实的口罩，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北京基因组所总算拿到了一些组织标本，但因为其科学家不擅长病毒分离和培养，还是没能马上进行病毒基因组的测序。② 事后分析，SARS病毒标本太珍贵了，许多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对此梦寐以求。按规定，只有中国CDC才是病毒标本的拥有者。但是，即使是在该中心工作的科学家也抱怨没有足够的标本来做研究。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在广东有关系，但其科学家也拿不到想要的东西。祝庆余在离开白云机场返京前给院领导汇报时，情绪激动地哭了 。 同时，拥有标本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并不见得有能力研究病毒。那时，中国仅军事医学研究院拥有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俗称P3实验室），有条件从事SARS病毒研究。但是其研究人员也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尽管该院在2月20日便获得了第一张可能的冠状病毒的照片，为世界第一，甚至在该院于3月21日将确定的结果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时，都没有进行病毒的基因组测序。除了它并不具备基因组测序的专长外，只能用想单干来解释。同样，北京基因组所也没有在拿到标本时便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接触，寻求在病毒分离和培养方面的合作。 后来，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是与北京基因组所接洽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领袖已关注SARS危机，一旦研究出现拖延，大家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双方最终于4月15日下午6时达成协议，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当天午夜前将处理过的病毒标本送到北京基因组所。尽管北京基因组所花了36个小时做了4个病毒株的基因组测序，但为时已晚，因为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已经在两天前将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 。 回首往事，中国科学家有着合作研究的传统，并且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两弹一星”和最近的神舟载人航天工程。这些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所谓的“竞争无界限”，亦即打破垂直的官僚结构界限的合作（competitive horizontalism） 。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改革科学技术管理体制，以期加强科学与经济之间以及不同管理条块之间的联系，其协调机制是于1983年在国务院层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领导小组，1998年该小组重新命名为国家科学技术教育领导小组 。然而，众多机构彼此争权夺利，将稀有的资源分散到所谓的重点而事实上常常是重复的研究项目，再加上为控制各自势力范围引起的冲突，结果导致科学研究效率低下。 当SARS来袭时，中国科学家明白投入其中的重要性和各自希望得到什么。尽管军事医学科学院一开始就排除了人为的可能性，检测病原体无疑是未来对付可能的生物和化学攻击的一次演习 ；而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则能为北京基因组所赢得进一步的声誉。当然，研究还可能带来潜在的经济效益。问题在于谁也不愿与他人合作。③ 例如，为了弄清楚冠状病毒是否是病原体，广东CDC对标本作了“科赫假设”的三个验证，但囿于试验条件没有办法作动物试验。4月2日，该中心的病毒学家将培养标本拿到中国CDC寻求帮助。但是北京的专家更想自己掌握病毒标本、从头开始做实验，而不想与广东方面合作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未能最先确认冠状病毒就是SARS的病原体并对它的基因组测序，是因为管理机制阻碍了合作，而科学界的领导人又无法对不同机构进行协调。 SARS危机过后，这个问题依然如故。2004年初，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了SARS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文章，63个作者来自上海、北京、广东、香港和美国的15个机构，按理说这是一个合作的产物。但有一个作者指出，“搞协调的时间和精力是做研究的几倍。”有个单位拥有不少病毒资源，就提出要在排序上面占个什么位置，逼着主要作者签了协议才同意合作的 。据估计，一度中国有100多个不同的研究小组研究抗SARS疫苗，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协调 。 寻找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 病毒学家寻找疾病病原体的竞争历来相当激烈，而共享数据或标本更是闻所未闻。但是，面对SARS，科学家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全球性的实验室网络既竞争又合作。 当SARS从中国经过香港传播到世界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科学家迅速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SARS研究网络，以往被视为正常的竞争反而受到了某种抑制。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2日发出了全球SARS警报，到3月17日，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监视网络的德国病毒学家克劳斯?斯托尔（Klaus St?hr）便邀请亚特兰大、温尼伯、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鹿特丹、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11个实验室一起来攻克这一传染病 。① 这个虚拟实验室首先着力尽快找到SARS的病原体。它每天召开电话会议，共享发现，并建立了一个网站专供张贴基因组序列、电子显微镜照片和其它数据。如果网络成员提出需要某种试剂，谁有这种试剂，谁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寄出。一个网络成员说，这次“史无前例”的合作，使得寻找病原体的速度快了“两到三倍” 。 3月21日，也就是网络建立后的第五天，可能的SARS病原体的第一个证据出现了。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向网络成员发出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从病人组织标本中分离到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在SARS痊愈后的病人的血清中生长相当缓慢，说明病人对病毒产生了抗体。而健康人的血清对病毒则没有反应。最初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这是一种冠状病毒。香港大学随即于3月22日宣布了这一发现 。 这一发现在其他实验室得到了重复。3月24日，美国CDC主任朱丽叶?戈贝丁（Julie Gerberding）在亚特兰大宣布，美国科学家也找到了冠状病毒。4月12日，加拿大科学家完成了SARS可疑的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测序。② 美国CDC、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香港大学也相继获得了SARS病毒的基因组序列。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新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从而结束了发现SARS病毒的优先权的竞争。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SARS网络成员的荷兰科学家通过非洲绿猴的实验确认，完成了“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步骤，确证SARS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由美国CDC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科学》主编唐?肯尼迪（Don Kennedy）指出：“两个研究小组以合作的模式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这些基因组的测序。”③ 结论 中国大陆是SARS最早出现的国家，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也的确能将SARS危机转化成一次显示中国日益上升的科学能力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在战胜疾病的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中取得第一。香港科学家最先分离和确认SARS病原体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而加拿大科学家则最早对这种病毒的基因组完成测序。 SARS爆发凸现了中国科学共同体的严重弊端。从组织结构上说，中国科技体制不仅呈现刚性，不鼓励科学家合作研究，而且科学领导人又缺乏主动性来协调跨越不同机构甚至部委的活动。在中国，挑战权威是一种文化上的禁忌，对具有声望的科学家的见解、特别是那些拥有体制赋予的资源的科学家持怀疑态度，无异于在自毁前程。 总之，中国科学家遇到了权威和体制两大障碍。如前所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提出的“衣原体理论”，不但洪涛本人固执己见，而且得到他所在的机构——中国CDC的支持，而该中心即使没有滥用也至少是误用了由政府赋予的制度性的权利。事实上，洪涛不接受衣原体以外的任何理论，认错对于一个权威来说无异于丢面子。同时，中国CDC不是让洪涛的观点接受种种试验和评价，检验哪些满足“科赫假设”，而是不许其他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发表不同意见，从而妨碍了提出其他理论的可能性。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不得不在提出不同理论时更加谨慎，避免与洪涛、他的理论和中国CDC发生冲突。这些，加上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一个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不能擅自行动，需要得到上级批准才能派研究人员前往疫区收集病毒标本、宣布他们的发现、与民用研究机构合作。结果，中国科学家失去了第一个发现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并破译其基因组密码的良机。 在寻找引起SARS的病毒和对其基因组测序时，中国科学共同体没有进行协调的努力，而资源和人员调动这一中国科学的优势，遭遇到了其最大的梦魇。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科学家在SARS研究的国际竞争中败北；但从根本上说，这更是中国科学体制的失败。 附录 寻找SARS病原体的时间表 日期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之外 2002年11月16日 广东省出现了第一例神秘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2003年2月11日 疾病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在广东进行 2003年2月14日 世界卫生组织每周流行病记录报告，一种未知的疾病于2002年11月16日到2003年2月9日期间在中国广东爆发，导致305人患病，5人死亡 2003年2月18日 中国CDC宣布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2003年2月20日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了第一张冠状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2003年2－3月 疾病传到香港、越南、新加坡、台湾和多伦多。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卡洛尔?乌巴尼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疾病 2003年3月11日 新的疾病被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简称SARS 2003年3月12－15日 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发布和提升SARS全球卫生警报 2003年3月17日 世界卫生组织邀请9个国家――包括香港但不包括中国大陆――的11个实验室组成全球SARS研究网络 2003年3月19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SARS最新进展，指出迄今所有已知的细菌和病毒都与SARS无关，说明病原体的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 2003年3月21日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将冠状病毒的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 2003年3月22－24日 美国CDC和香港大学的科学家确认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8－10日 三个研究小组发表研究结果，指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12日 加拿大研究人员宣布最先获得导致SARS全球传染的元凶――冠状病毒的序列，美国CDC确证这些报告 2003年4月16日 北京基因组所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种新的、以前没有在人类见过的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个成员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 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大学的科学家完成了支持“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证据，证实冠状病毒确实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 ２003年4月20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中国政府，披露SARS病例数目是原来报告的几倍，解除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并发起消灭这一疾病的运动 2003年7月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得到控制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 Cole）教授和俄勒冈大学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教授曾对论文初稿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Barber, B. 1961. Resistance by scientists to scientific discovery. Science. 134 (September 1): 596—602. Cohen, J. 2002. AIDS research: Long time rivalry ends in cooperation. Science. 295 (February 22): 1141—2. Cole, S. 1970. Professional standing and the reception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6 (2): 286—306. Crewdson, J. 2002. Science Fictions: The War between the Doctors Who Discovered AIDS. Boston, MA: Little, Brown. Cyranoski, D. 2003. China: From SARS to the stars. Nature. 426 (18/25 December): 752—3. Enserink, M. 2003. China's missed chance. Science. 301 (July 18): 294—6. Enserink, M. and D. Normile 2003. Search for SARS origins stalls. Science. 302 (October 31): 766—7. Enserink, M. and G. Vogel 2003. Deferring competition, global net closes in on SARS. Science. 300 (April 11): 224—5. Epstein, S. 1996.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igenbaum, E. A. 2003.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wsmith, J. 2003.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SARS.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50—5. Foreman, Jr., C. H. 1994. Plague, Products, and Politics: Emergent Public Health Hazards and National Policymaking.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Frank, P.G. 1954. The variety of reasons for the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The Scientific Monthly September: 139—45. Greenfeld, K. T. 2006. China Syndrome: The Tru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s First Great Epidemic.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Hagstrom, W. O. 1965.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Hutzler, C. 2003. Chinese researchers' false start: Mistaken identity of germ culprit cost government time, presti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4: B1 and B3.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ition. Merton, R. K. 1973(1942).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pp.267—78 in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ited by Norman W. Stor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rmile, D. 2003a. Hungry for details, scientists zoom in on SARS genomes. Science. 300 (May 2): 715—16. Normile, D. 2003b. Up close and personal with SARS. Science. 300 (May 9): 886—7. Qin, E. et al. 2003. A complete sequenc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SARS-associated virus (Isolate BJ01).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48 (10): 941—8. Saich, T. 1989. China's Science Policy in the 80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Suttmeier, R.. P. and C. Cao 1999. China face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sess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n Perspective. 24 (3): 153—200. Schneider, L. (ed.) 1986. Lysenko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1956 Qingdao Genetics Symposium (A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Schneider, L. (ed.) 1989. Learning from Russia: Lysenkoism and the fate of genetics in China, 1950—1960. pp. 45—65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D. F. Simon and M. Goldman. Cambridge, MA: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Swazey, J. P. and K. Reeds. 1978. Today's Medicine, Tomorrow's Science: Essays on Paths of Discovery i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hite, III, L. T. 2003. SARS, anti-populism, and elite lies: Temporary disorder in China. pp.31—67.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ulticentre Collaborative Network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Diagnosis. 2003. A multicenter collabor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Lancet. 361 (May 17): 1730—3. Yuen, K.-Y. and M. Peiris 2003. Facing the unknowns of SARS in Hong Kong. pp.173—92.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何姗和朱向华 2003. 中国科学家: 我们没打败仗.《新快报》7月21日. 李苑立 2003. 中国SARS科研为何败北.《中国经营报》6月9日. 廖怀凌2003. 诚实的胜利: SARS病原体确认为冠状病毒始末.《南风窗》5月16日. 刘义强 、吴志军和刘兴安 2003. 与SARS短兵相接66昼夜--军事医学科学院攻关纪实. 《解放军报》4月23日. 谢湘和周欣宇 2003. 杨焕明的心痛: 面对SARS 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中国青年报》5月26日. 阎新华和张克2003. 我国科学家强攻SARS"元凶"的日日夜夜.《科技日报》4月18日. 易颖和王小飞 2003. SARS科研者的困惑和苦恼.《南方周末》12月11日. 张静2003. SARS病毒袭击中国科研体制.《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6月12日. 作者简介：曹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闻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资助（R348-000-005-112）。 ② 世界卫生组织， 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3_09_23/en/ (2003年12月22日)。 ① 当然，在研究工作的质量相等情况下，“马太效应”也有其正面作用，那就是“有助于科学家的完整工作、而不是某一篇论文的传播” 。 ② 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建议将这一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他在越南确认了在中国之外的第一例病人，后受传染以身殉职。 ③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① “科赫假设”是用19世纪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名字命名的确定病原微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准则，它包括四个步骤：首先，病原微生物应存在每一位患者身上；其次，从患者分离出的这种微生物，可以在培养基里纯化出来；第三，将纯化的微生物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会使动物患上这种疾病；第四，必须能从患病的动物内重新分离出同一病原微生物。参见http://www.medterms.com/script/main/art.asp?articlekey=7105 （2003年10月20日）。 ② 但据《解放军报》报道，第一个病毒照片是2月26日获得的 。 ① 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本人是医生，知道衣原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胆敢掩盖SARS爆发的真相，并由此成为“替罪羊”（访谈：北京，2003年12月3日）。怀特 持有相同的观点：“对SARS所采取的政策部分原因在于对SARS病毒的遗传学理解错了。” ① http://chanye.sina.net/yy/2003-06-12/169793.shtml （2003年7月12日）。 ②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③ 国内科学家指责临床医生不合作、不向他们提供标本做病理研究和基因组测序。对此，钟南山回答说：他们没有来找我们。钟南山从2月底开始便与香港科学家分享标本［廖怀凌2003］。首先确认SARS冠状病毒的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最早就是研究由来自大陆的同事管轶从钟南山那里拿到并偷带出大陆的标本。虽然最终裴力士并不是从这些标本获得发现，但无疑由钟南山提供的标本给了裴力士以先机。但裴力士在宣布结果时并没有提到管轶和钟南山 。 ① 北京和广东的实验室直到3月28日才加入该实验室网络。作者曾向斯托尔医生发去电子邮件，询问为什么一开始没有邀请中国，但没有得到答复。这猜测可能是中国当时仍然对世界隐瞒疫情，也可能是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缺乏信心。斯托尔医生后来因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足够支持而从网络职位辞职 。 ② 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并不知道不属于该网络的加拿大实验室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努力。 ③ http://www.aaas.org/news/releases/2003/0501sars.shtml （2003年5月2日）。 ① 2003年6月22日，中国科技部长徐冠华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访问。当被问到如何评价中国科学家在与SARS作战室的表现时，徐冠华给中国科学家打了100分。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30623/100401.shtml （200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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