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共同体

新时代或许已经到来--关于共同体的思考

热度 1 wuyuefeng 2018-7-10 16:48

过去一段时间，多次提及新型共同体建设的想法，因为感觉到一个新时代或许已经到来，我们的思维方式在变，行为模式在变，组织体系也会随之而变。过去的几千年，人类受困于疾病、饥荒、战争三大毁灭性的因素，就仿佛三道枷锁，束缚着人类，影响着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二十世纪之前，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科技力量都并不足以改变三大难题，因此就像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道路，我们没有选择的逆水行舟，被动是过去几千年来人类行为模式的最好总结。但在进入新千年后，随着生产力的爆发和科技的进步，上述三个问题似乎开始解决，人类脱去了束缚自身的三道枷锁，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自由了！生产力处于一种极易过剩的边缘，很多时候我们在干的是摧毁生产力的事情。当扼住咽喉的三大难题解开的时候，当道路不再是上天指派的那条时，人类发现自由了，这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如果说过去几千年，人是因为遇到了问题和困难所以去寻找答案，那么未来人将会从这种被动的状态中更加彻底解放出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似乎可以更加快速地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过去的时代是一个“解构”的时代，问题早已摆在桌面上，缺少的是解决方案，需要做的是去解析，构造答案，所以在行为模式上是一种被动的状态。但在未来，我们进入了一个“创构”的时代，当解决问题不再是难题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就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创构”的意思是创造新的想法，新的可能性，提出新的问题，利用技术和能力去构造和具现化这些想法。苹果的成功和互联网的大发展，就是这个时代的典型表现。可见，人类华丽地完成了一次从“被动”到“主动”的转身。这个时代，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去想一些过去只存在于故事里的梦想，比如说“太空旅行”，比如说“长生”，有更广阔的空间，也会遭遇新的风险。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也忠实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百姓实现了温饱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当然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还是停留在商品稀缺时期所建立的价值体系上，大伙是闲不下来的一群人，从早忙到晚，围绕着商品东奔西跑，以至于西方国家很害怕国人进入他们的市场中从商。基于商品关系之上的人际关系所占的比重是偏大的，商品可以说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代表，当物质文明逐渐进入瓶颈（地球资源的有限），社会注意力转向非物质文明时；未来整个社会面对的一个难题是重新构建价值体系，健康的价值体系中商品关系依然重要，但是在道德、文化等层面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认可，相互依赖，共同进步，共同分享上都还有很大空间。这就是对超越商品经济的新的共同体的追求和渴望。 商品经济时代，公司和企业就是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共同体，在很长时期内，依然会存在；新的共同体也会从现在的公司中破壳而出，或许我们依然会沿用公司这个称呼，但在人际关系内容上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那么对于从事科技工作的我们而言，面临的转变会有哪些？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归到邓小平的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生产力是商品经济的推动力，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政府推动科技创新乐此不疲的出发点。但是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到底有哪些？我们现在知道，高科技能带来高新产品，或者创造竞争优势，最终在商品市场获得丰厚回馈，成就了众多科技致富的事迹，也把科研人员引入到了商品化的大潮当中。我们今天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如果成果不能产业化就没有价值， 研发白做了。 ”大伙生活在一种急于成功的烦躁之中，科研观念被商品经济所主导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她不仅仅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科学共同体对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重要贡献，是人类好奇心的展现，对真理的追求，对真实的守护，刻画着丰富而有智慧的人类共同体。除去科学技术枝头所结的商品的果实，这棵大树本身的价值会比以往更加重要。在实践科技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培养一份对世界的好奇心，对规则进行思考，大胆地去假设，心情激动地去验证，自豪地去宣讲，激烈地去辩驳……这些体验的价值在未来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这个群体，大众也能参与进来；当我们把目光从结果上移到过程中时，科研活动本身就是在释放价值，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商品范畴了。这种体验过程中的心理感受也可以作为一个人是否属于科研共同体的标识，虽然不太容易外显出来。 回到开始提及的碳材料研发共同体的建设问题上，核心就是寻找并奠定合理的价值体系。商品经济的价值地位长时间内都不会被动摇，毕竟公司依然是目前共同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对于昂星新碳研发中心而言，在学术研究上的兴趣，提出新的构想，发现新的问题，对人类知识和认知的丰富，都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新的窗户，这就是价值体系中很重要，不可丢失和遗忘的部分。 如何构建这样的价值体系？需要完成价值链的闭环，很多层面上的行为属性并不直接进入到商品属性的经济价值链中，比如说审美、体验、提出问题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构建共同体内的价值链闭环来鼓励和促进这些行为，给予上述行为经济上的奖励，通过塑造一个强壮的价值体系最终来产生多元化的商品属性价值。这看似又回到了商品经济为导向的路子上，但本质上，我们的目标是丰富和强壮共同体，商品价值则是共同体自然而然衍生出的产物。当然光有内部的价值链还是不够的，共同体不能只输血不造血，所以还需要把强壮的价值链体系与外部市场间建立起商品经济价值链闭环，这是非常关键的。之后，共同体走向成熟，在实现个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同时，也达成了共同体的存在价值。 最后，在公司的起点上，我们是因为商品而聚集在一起，谋生；商品和经济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在未来的共同体里，我们则是因为兴趣一致，相互认可，共同分享而聚在一起，创造；过程和体验是我们的追求。 陈武峰 博士 2018 年7月10日

个人分类: 我看世界|998 次阅读|2 个评论

共同体的风格：对学术研究的意义

geneculture 2018-2-6 17:38

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研究有没有价值？关键看其是否选对了目标方向和研究途径。再就是看其是否具备相应的科学研究素养和持续做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不仅仅是在科研单位工作）？ 一个人是否在科研单位工作，其研究结果是对或错，并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因为科学研究涉及试错、证实、证伪或发现范式并形成共同体的过程。因此，关键在于：针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过程，来判定各自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存在什么样的优势、缺陷或不足。作为其判断的理论和举例的事实的依据是什么，或怎么来的？这是至关紧要的，其所遵循的逻辑是否严谨和自洽？这些才是做科研的基本判据或准则（防止想当然尤其是要防止不经国际国内同行严格论证就妄下断言自吹自擂或通俗自媚相互吹捧等不良习惯的滋生，这些都是在国际国内科学研究进程中人类专家包括学术权威也都容易犯的低级错误）。 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仅仅是逻辑推演 科学预言与哲学反思，是对立的两个范式 经验约束和理性思考，可区分科学和哲学 -邹晓辉Geneculture 可系统查阅的资料索引： 卡尔纳普与实证主义（经验证实逻辑论证） 波普与证伪主义（证实是暂时的最终证伪） 库恩与范式主义（共同体与社会历史学派）

个人分类: 学术研究|2104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类价值观演变的三个阶段（一）

热度 1 lvnaiji 2018-1-18 09:14

吕乃基 摘 要： 血缘共同体价值观、契约共同体价值观，以及人类价值观，是人类价值观演化的三个阶段，分别关系到起源，我从哪里来；对此刻的定位，我在哪里，我是谁；以及我到哪里去。价值观的三个阶段主要是对西方发展历程的抽象，世界各国会走不同的道路。 美国直接由第二阶段开始。美国不是血缘共同体，而是“民族的熔炉”，已经走到第三阶段，甚至试图去“熔”整个世界，依然可能会由第三阶段退回到第二甚至第一阶段。美国“民族”处于分裂之中。 中国当下是“权力-血缘-契约并存的共同体价值观”。中国道路的三大法宝：目标整体最优，以实践的结果论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以及道路灵活变通，兼有模糊性和倾向性、方向性。道路本身具有价值。 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将在权力的框架内，倾向性与方向性的引导下调整契约关系，以给予并激发社会与个人，市场与资本更大空间与活力，同时又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人类社会的发展千条万绪，或进或退，或停滞或曲折，但还是可以由两个角度梳理其脉络。其一是科技的发展。尽管有科技双刃剑之说，但毕竟很少会有人愿意抛弃这一切回到原始社会。试问那些崇尚原始者，批判现实者，形形色色的修炼者，是否可以与现代科技所有的关联一刀两断，前往地球上尚存的蛮荒之地生活？ 其二是人类价值观的演进。相对而言，科技的发展已有大量研究，线索日渐清晰；而价值观的演进虽或有更为庞杂的研究，却因研究者往往持有自己的价值观，致使研究成果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 以下试图从人类历史中梳理出人类价值观抽象的演进历程，对照分析中国与美国在现实中发生的过程，以期得出有益的启迪。 一、抽象：人类价值观的三个阶段 撇开各种先入之见，从最抽象的层面来说，自古至今，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三个阶段。 1. 血缘共同体价值观：我从哪里来 远古，各部落生活环境各异，各有自己特定的图腾崇拜和相应的价值追求，彼此间无优劣高下之分。远古时期因生产力低下，必须以“举部落之力”方能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或开拓疆域以获取更多资源，或抵御其他部落以守护自家的资源。因而对外，在部落之间必然争夺资源，征战不断，对内则以共同体的利益约束和凝聚个人。个人融化、淹没于共同体之中。 这是人类最初的价值观，一言以蔽之，强调其成员的共同起源，乃至彼此间的血缘关系，故称“ 血缘共同体价值观 ”，简称 “血缘价值观” 。 有必要指出，在“血缘共同体价值观”时期，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出现了超越共同体而面向人类，乃至面向宇宙的价值观；体现在中国，是面向“天下”的胸怀，天人合一。这样的价值观同样体现在在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佛教（普渡众生，一沙一世界）之中。 2. 契约共同体价值观：我在哪里 近代以降，经由科学理性和启蒙运动的梳理和澄清，得出人“类”的“本原”或“始基”——个人本位，天赋人权。以契约关系规定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理顺共同体内部整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张力。 需要指出，个人的天赋人权并非排斥共同体，只是共同体的成员主要并不是由血缘关系凝聚起来——其典型是美国（后文还要述及），并不强调特定的共同“起源”，而是抹掉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有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思维实验”），重要的是相互间特别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契约关系。 于是，一方面民族犹在，血缘价值观犹在；另一方面，在血缘价值观之上于一定程度上迭加，或部分转化为契约共同体价值观。 在西方，血缘价值观的载体主要是家庭，甚至家庭中也渗透契约价值观；在东方，血缘价值观依然扩展到全社会，陌生人也称兄道弟，甚至马云也成了“爸爸”。因突出个人与共同体的契约关系，近现代的价值观可以称为 “契约共同体价值观” ，简称 “契约价值观” 。 有必要指出，市场经济不仅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且承载价值，承载了个人本位、契约，以及底线之上自由的发展空间。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在契约共同体价值观中，个人价值观既得到张扬，又经由契约关系与他人及共同体相处。在此意义上， 作为普适价值，契约共同体价值观可以穿透形形色色血缘共同体的边界，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 在原有血缘共同体将个人锁定于共同起源之中时，持契约价值观的国家因充分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而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路径锁定，以及由于对外依然面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边界条件的其他共同体的竞争或合作，在外部压力下，依然有必要强调同一起源与血缘以一致对外。因而在价值观的第二阶段及之后的漫长岁月，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际关系上，血缘价值观与契约价值观都将长期共存。 启蒙运动之后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血缘价值观与契约价值观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历史。 相对而言，因推行契约价值观而领先一步的国家外部压力较小，反过来又强化契约价值观；而落后国家外部压力大，倾向于强调血缘价值观，往往因契约价值观偏弱而压抑由下而上的动力，越弱则越强化血缘价值观，以至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普适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所有国家都不能以国情为由将普适价值拒于国门之外。然而通往、接受普适价值，以及自身原有的价值观与普适价值相融合的途径和方式各有千秋。 正是这种差异，因以契约化解共同体内部对立冲突而先强大起来的（主要是西方）国家，或倚强凌弱，或将普适价值强加于相关国家，不顾其国情制造“颜色革命”。眼下，西方国家已经或正在接受教训，感受，进而反省由此造成的各种灾难，或以种种方式向曾经的殖民地国家致歉，或接受难民，人类的价值观进入第三阶段。 3. 人类价值观：到哪里去 第三阶段，超越个人，超越共同体。当今世界逐步形成了人作为“类”的价值，简称“ 人类价值观 ”，可以区分为“主体间”人类价值观，以及“天人间”人类价值观。同时也伴随着不时的后退，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的一系列举措。 “主体间”人类价值观，旨在以人类的名义，处理和协调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三个半世纪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即旨在处理共同体之间的纷争。186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诞生。经过150多年发展，红十字成为一种精神、一面旗帜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6年7月1日通过决议草案，进一步保证互联网自由以及人们在互联网上享有与现实生活中相同的权利。这被互联网活动人士视为一次重大的胜利。欧盟是欧洲（主要是西欧）的一些国家沿这一方向在现实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天人间”的人类价值观，主要共同应对科技双刃剑的负效应，如气候变暖等，今后或许还要考虑人工智能的影响。 这两种“人类价值观”彼此纠缠在一起，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就是典型的一例，下文还将述及。 血缘共同体价值观、契约共同体价值观，以及人类价值观，三个价值观前面的定语，既是持有相应价值观的主体，也是三个阶段价值观各自的落脚点。这就是价值观演化的三个阶段。价值观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不全然抛弃上一阶段的价值观，而是将其作为自己的初级阶段包含在内。 在某种意义上，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历史、现在与未来。 第一阶段“血缘共同体价值观”关系到起源，我从哪里来。第二阶段是对此刻的定位，我在哪里，我是谁。第三阶段，我到哪里去。“从哪里来，我是谁，到哪里去”，这正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起源经由现在通往未来，未来经由现在照亮起源。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处于价值观不同阶段的各国共存于一个地球，这是空间上的关系；在一国内部，实际上也是三个阶段共存，既有在地域上发展不平衡，也有时间上的纠缠，协调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张力。空间上的关系与时间上的纠缠，一国内部的纠缠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 有必要说明三点。 其一，价值观的三个阶段主要是对西方发展历程的抽象。相对而言，西方的发展路径清晰，较易提炼概括出线索；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过程则较为模糊（并非贬义），较难抽象出条理分明的脉络。 其二，还可以由多种角度梳理价值观演化的路径，如公平与效率，但主要存在于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之后；如价值观的左右之分，但如所知，中国之左右，与西方之左右，非同一含义，且在传统社会并无左右之分。 其三，在某种意义上，价值观的三个阶段还伴随着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即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时面临这样的三大关系，只是在不同时期，对三大关系之一会有所侧重。 在价值观的第一阶段，三大关系没有分化，处于混沌状态。第二阶段，在契约共同体价值观的国度，三大关系首先开始分化，随后由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上升到人际关系（国会、工会等），主要涉及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契约价值观与三大关系中的人际关系阶段同步。在对前两个阶段反思的基础上，第三阶段主要对应于人己关系。 一个健全的个人在其一生大致就经历这样的三个阶段。童年处于家庭血缘共同体之中，三大关系尚未开化，处于混沌状态。青年要买房买车赚钱养家，处理人与自然（物）的关系，同时处于各种人际的契约关系（婚约、公司、政府、商家、银行、保险公司、律师等），老了写回忆录，站在“人类”的立场反思人生，进入人己关系阶段。 在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的关系上，三大关系的递进大致就相当于个人的一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称希腊及而后的西方世界是正常的儿童。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19/8128824.shtml

个人分类: 人文|2277 次阅读|2 个评论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全文）

neudoctor 2017-1-19 12:48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月 18 日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2017 年 1 月 18 日 ，日内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1 月 18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尊敬的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先生，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 尊敬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总干事穆勒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很高兴在新年伊始就来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同大家一起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 我刚刚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达沃斯，各方在发言中普遍谈到，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 回首最近 100 多年的历史，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上世纪上半叶以前，人类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那一代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免于战争、缔造和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人民普遍觉醒，他们最强劲的呼声，就是摆脱枷锁、争取独立。冷战结束后，各方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 这 100 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然而，这项任务至今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要顺应人民呼声，接过历史接力棒，继续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霍金先生提出关于“平行宇宙”的猜想，希望在地球之外找到第二个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星球。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还是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瑞士联邦大厦穹顶上刻着拉丁文铭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 360 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 150 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 70 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 60 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日内瓦见证了印度***和平问题最后宣言的通过，见证了冷战期间两大对峙阵营国家领导人首次和解会议，见证了伊朗核、叙利亚等热点问题对话和谈判。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 “法者，治之端也”。在日内瓦，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就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义，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筑就了日内瓦多边外交大舞台。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1862 年，亨利·杜楠先生在《沙斐利洛的回忆》中追问：能否成立人道主义组织？能否制定人道主义公约？“杜楠之问”很快有了答案，次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运而生。经过 150 多年发展，红十字成为一种精神、一面旗帜。面对频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应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为身陷困境的无辜百姓送去关爱，送去希望；应该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免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坚持人道主义援助非军事化。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从公元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延续 40 余年的冷战，教训惨痛而深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先辈建立了联合国，为世界赢得 70 余年相对和平。我们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 瑞士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说：“不应为战争和毁灭效劳，而应为和平与谅解服务。”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不能破坏国际法治，不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核武器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全面禁止并最终彻底销毁，实现无核世界。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近年来，在欧洲、北非、中东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再次表明，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反恐是各国共同义务，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加强协调，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为各国人民撑起安全伞。当前，难民数量已经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纪录。危机需要应对，根源值得深思。如果不是有家难归，谁会颠沛流离？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等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动员全球力量有效应对。中国决定提供 2 亿元人民币新的人道援助，用于帮助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都同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当事各方要通过协商谈判，其他各方应该积极劝和促谈，尊重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等疫情不断给国际卫生安全敲响警钟。世界卫生组织要发挥引领作用，加强疫情监测、信息沟通、经验交流、技术分享。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卫生事业的支持和援助。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兼顾当前和长远，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本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 11 亿人口脱贫， 19 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 35 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 2030 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 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历史学家早就断言，经济快速发展使社会变革成为必需，经济发展易获支持，而社会变革常遭抵制。我们不能因此踟蹰不前，而要砥砺前行。我们也要从现实中寻找答案。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 去年 9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聚焦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问题，通过《创新增长蓝图》，首次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政策框架，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500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我们要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平衡推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我们不能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各方要共同推动协定实施。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 瑞士军刀是瑞士“工匠精神”的产物。我第一次得到一把瑞士军刀时，我就很佩服人们能赋予它那么多功能。我想，如果我们能为我们这个世界打造一把精巧的瑞士军刀就好了，人类遇到了什么问题，就用其中一个工具来解决它。我相信，只要国际社会不懈努力，这样一把瑞士军刀是可以打造出来的。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面向未来，很多人关心中国的政策走向，国际社会也有很多议论。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答。 第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数百年前，即使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 30% 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 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 100 多年里，中国频遭侵略和蹂躏之害，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民深信，只有和平安宁才能繁荣发展。 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第二，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有句古语叫“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1950 年至 2016 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款 4000 多亿元人民币，今后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外帮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 30% 以上。未来 5 年，中国将进口 8 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 6000 亿美元的外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 7500 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 7 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中国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始终把人民权利放在首位，不断促进和保护人权。中国解决了 13 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让 7 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目前，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一大批早期收获项目落地开花。中国支持建设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第三，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同 90 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将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 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 第四，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长期以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做了大量工作，为维护世界总体和平、持续发展的态势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中国将把资金优先用于联合国及日内瓦相关国际机构提出的和平与发展项目。随着中国持续发展，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力度也将越来越大。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对中国来讲，日内瓦具有一份特殊的记忆和情感。 1954 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共同讨论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停战问题，展现和平精神，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 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重返日内瓦国际机构后，逐步参与裁军、经贸、人权、社会等各领域事务，为重大问题解决和重要规则制定提供了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伊朗核、叙利亚等热点问题的对话和谈判，为推动政治解决作出了中国贡献。中国先后成功向国际奥委会申办夏季和冬季两届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 10 多项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申请得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支持，呈现了中国精彩。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古人说：“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月 28 日 ，中国人民将迎来农历丁酉新年，也就是鸡年春节。鸡年寓意光明和吉祥。“金鸡一唱千门晓。”我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个人分类: 时政专栏|75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生态文明建设六大理念的思想探源

lijushizao 2016-9-6 17:44

余池明 http://history.people.com.cn/n1/2016/0420/c393599-28291821.html 来源： 人民网-文史频道 2015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理念，即 “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空间均衡的理念，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这六大理念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的概括，也是指导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美丽中国理想的思想基础。为加深对六大理念的理解，本文对六大理念的思想渊源作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一、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实质上是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保护自然是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履行人类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责任。 《易经》是中国经典之祖，其天人合一思想奠定我国古代自然观的基础。《易经 ·系辞上传》描述了古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首次提出“自然”概念，《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中就蕴含着尊重顺应天地万物自身运行规律的理念。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经典《中庸》谈到： “ 唯天 下之 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论述了人类在认识万物基础上赞天地之化育的作用。 中国文化主流一直是尊重自然的，然而 “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一度流行人定胜天的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发展也存在忽视自然保护的问题，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也认识到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十八世纪末以来兴起了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思潮。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环境危机的加深，相继诞生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关于生态环境的新学科，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1982 年 10 月 28 目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自然宪章》确立了“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等五项一般原则。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总体方案》在总结中外处理人与自然关 系 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了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根本 理念 。 二、 发展和保护相统一 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理念主要针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来讲的。我国古代哲人是认识到不能过度开发利用的。在保护自然方面，孟子提出不违天时观念。《孟子。梁惠王》篇谈到如何实施王道政治时说过这样的话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用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食人山林木，林木可胜用也。这些话虽然强调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但还是包含着明显的自然保护意识在内。 从全球视角来看，各国学者在不断探索发展与保护的平衡。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要求“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国际建筑协会于 1977 年 12 月通过的《马丘比丘宪章》指出：“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 ② 。 ”生态经济学认为，要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一个办法是通过限制人口量及人造物品存量的增长，限制资源量，使之与保持人们合意的生活水平所需的物质资本价值相当。 习近平在主政浙江期间，就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 2006 年发表的 《从 “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一文中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 2013 年 5 月 24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014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按照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理念，就必须转变发展模式，走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就必须让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 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理念。早在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发表 的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中谈到 “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初步阐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含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际上是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形象表达。从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际上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本身具有经济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全面的科学表达及其系统的定量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1974 年 ， Hold ren 和 Ehdich 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概念。 1997 年 ， Robert Constanza 等在《 Nature 》杂志上的文章《世界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在总结过去几十年生态系统公益价值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归纳为气候调节、水土保持等 17 个种类。赫尔曼 · E · 戴利在《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中指出 三类基本的生物资源值得注意：第一类是可再生资源，即为经济过程提供原材料的生态系统结构元素；第二类是生态系统服务，它既指生态系统对人类的价值功能，也指生态系统结构元素相互作用产生的自然现象；第三是废弃物吸收能力，即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有明显区别，有必要单独处理的一种生态系统服务。 四、 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 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概念来自环境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自然界对于人类具有多方面的使用价值，如维持生存的价值、经济的价值、娱乐和审美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科学研究的价值等。使用价值属于工具价值或者外在价值。环境伦理学者罗尔斯顿在工具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客观地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系统价值就是创生万物的大自然 ⑤ 。从生态经济学角度来看，强调自然的经济价值，有利于自然资源的保护。损害自然必须赔偿，使用自然应当付费。 1987 年，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认为环境和生物圈是一种最基本的资本。 1995 年，世界银行将资本划分为四种类型：人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生态经济学家比较赞同希克斯对资本所下的定义，即“资本是能够为未来提供有用产品流和服务流的存量。”（ Hicks ， 1974) 。 生态经济学家戴利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产的存量 (Daly ， 1996) 。自然资本概念有利于重视对自然资本的投资，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维持可再生资源的持续性。将自然资本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有利于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改进核算。 五、 空间均衡 空间均衡原来是区域经济学的概念，从空间结构入手，分析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之一的空间均衡理念，侧重于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匹配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特别是风水理论的形势宗是一种寻找判断理想人居环境格局的理论，里面就蕴含空间均衡的理念。它追求的目标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统一。在天、地、人三者之间，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不偏废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注重天时、地理、人和之间的协和自然美，给人以安全的环境和安全感。 现代的空间均衡要求通过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各个市县的定位。区域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布局必须符合主体功能定位。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产业项目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政策，明确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准入事项，明确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禁止和限制发展的产业。构建平衡适宜的城乡建设空间体系，适当增加生活空间、生态用地，保护和扩大绿地、水域、湿地等生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 2006 年的《 从 “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一文中就指出：“把这‘两座山’的道理延伸到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上，还启示我们，工业化不是到处都办工业，应当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这段话体现了因地制宜、区域空间均衡发展的理念。 六、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一种生态整体论的思维。整体论思想古已有之，古代希腊和中国都提出了朴素整体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易经》提供了天地人整体的思维模式，老子的朴素整体论的思想也十分丰富。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人类与山、水、森林、农田、湖泊相互依存构成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不叫生态共同体而叫“生命共同体”进一步凸显了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对人类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总书记强调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生命共同体”概念是由美国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 ， 1887 —— 1948 年）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的。他认为真正的文明“是人类与其它动物、植物、土壤互为依存的合作状态”，真正的伦理应当是大地伦理，是将人类视为“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并自觉维护大地共同体的伦理。他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准则：“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我国宋代张载（ 1020-1077 ）的《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以天地为父母，视天地间万事万物皆与己同为一体 ，也蕴含着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的理念继承融合了西方整体论、大地伦理学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精华。 作者单位：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对外合作与地方基层领导干部培训部主任

个人分类: 生态文明|140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专利法的修改建议 利益共同体——专利权共享

热度 3 lwd8811 2015-11-13 14:29

专利法的修改建议 利益共同体——专利权共享 《 职务发明条例 》 的起草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 基于“ 职务创新成果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制度，直接影响和决定了科技人才及其所在单位进行科技创新和转化运用的积极性。 ”《条例草案》针对 职务发明法律制度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和现实中单位忽视和侵害发明人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挫伤了发明人的积极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划分；通过报告制度企业与发明人可以约定权利归属；大幅度提高奖金与报酬的额度范围，如发明专利提取利润不低于5%，或不低于销售额的0.5%，转让（许可）收入不低于20%，上述报酬提取上限不超过营业利润的50%。都有了较大的突破。今年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 大通过的 明 年 10 月 1 日 开始 施行 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 （1） 进一步 将转让、许可的提取下限提高至50%。 发达国家具有数百年专利制度沿革历程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也要看到他们的法律也积淀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人身依附和雇佣制的遗迹。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职务发明”这个圈圈，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也没有必要用“职务发明”占发明总量的比例来证明我们不够进步，还不现代。我们的专利法仅有30年的历史，没有历史包袱，我们完全可以以“人本导向”代替“物本导向”、“官本导向”处理好专利法中关于发明人与单位的关系。 话又说回来， 发明人与企业绝对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企业创新 与发展 需要发明人的创造发明，发明人的利益 必须 通过企业实施才能实现，也只有通过企业这个平台的 技术 实施 和商业运作 才能获得利益和回报。 企业也 只有善待发明人， 为发明人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发明人 就 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企业搞创新 。在法律设计上兼顾发明人和单位的利益，通过约定权力共享 , 有利于调动双方实施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 基于前面的看法包括在前的三篇博客的观点，斗胆提出对我国专利法的修改意见： 一、引入“约定发明”的概念代替“职务发明”， 修改专利法第 6 条及相关条款。对发明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发明人”（自然人）有权申请专利和获得有制约的专利权。原专利法定义的职务发明的“单位”改为“合作人”（法人），双方依据合作合同共同拥有原始专利权。并附有双方就权利义务或股份期权分配的（格式化）合作合同。 二、在单位 的发明人申请专利需要报告本单位，与单位签订合作合同。 合同 可以约定：“合作人”有权对该发明创造选择独占性、排他性、无偿使用、有偿使用等不同实施许可。股份期权分配方案可以根据“合作人”的付出与发明价值之比和与实施许可相关联做出选择： 3/7 ； 4/6 ； 5/5 ； 6/4 ； 7/3 ，及关于补偿金、专利费用承担等约定。 三、达不成合同的，除单位有合理理由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发明人可以先申请，但是要表述“合作人”的意见。专利授权之前要达成合同，否则不予授权。发明人已经离开原单位一段时间（如 3 ～ 5 年）的属于前一条的单位仍然享有权利。不属于原职务发明定义的，双方同意也可以签订合同。没有“合作人”的原来的非职务发明可以积极寻找合作单位，达成合作合同后可以补充为“合作人”。 四、授权后专利证书同时授予“发明人”和“合作人”，专利权归双方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合作人”可以按约定支付给发明人某个额度的补偿金。专利授权后“合作人”有权以优先优 惠 条件购买“发明人”的股份，成为“继承专利权人”。也可以逆向操作。取得“继承专利权”后若放弃该专利需要征求对方的意见，是否同意放弃或归对方所有。 五、“发明人”的受益范围扩大至该发明团队， 每一个发明人要提交作为发明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声明。发明人所得应该包括虽然不属于“有实质性贡献”但是为发明提供重要技术支撑的团队，如属于工程阶段的相配合的专业人员，重大实验与设备操作人员，及 其他辅助人 员 。 六、“发明人”和“合作人”为发明实施全程负责，动态管理。 除独占性实施外“发明人”有权实施该发明，此种情况“合作人”也享有相应的股份。股份期权与实施、转让的贡献相关，如转让的完成方份额增加。“发明人”或“合作人”停止该专利实施活动的，份额逐年递减，直至消失。发明人离职、退休后可以以发明人的身份继续参与项目工作。 七、有关部门对双方合同内容，如补偿金额度、股权比例，或可以定期发布指导性意见，不做硬性法律规定。 其它细则不赘述。 ******************* 对上述修改意见的补充说明： 适当提升发明人的法律地位，在涉及发明创造专利权问题上使发明人从原来的雇佣关系中剥离出来，在劳务关系不改变的情况下，在法律地位上成为与单位并列的权利主体。 因为发明人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法律适当向发明人倾斜 是必要的。所谓的“向发明人倾斜”，是改变原来单位对“职务发明”专利的绝对控制权，提升发明人成为与单位平等的法律地位。 使发明人群体受到社会尊重，可以利用自己的天才贡献社会，并获得相应的回报，也有机会进入富起来的行列。让人们知道通过钻研和发明创造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发明人群体给点阳光就灿烂，通过这一创新过程 “ 催生一批新人。要让每一个创新者“心灵放飞”，促进一代新人的成长。 ” （2） 发明人的权利也是相对的，仍然充分体现为发明提供支持的单位的权益，单位享有授权后专利权处置的优先优惠选择权，较其它单位具有优势地位。法律要求发明人必须与单位签订合作合同和专利权共享也是对发明人的制约。发明人离开单位超过一年的可以追回权利。单位所失去的只不过是虚幻的并无实质意义的专利绝对处置权及由此产生的 忽视和侵害发明人权益的现象 。专利权双方共有，共同管理有利于发明的实施应用，单位因无暇顾及等原因仍然可以在发明人的实施中获得收益。企业与发明人共享的专利权同样是企业的创新业绩。至于发明人的考核，这将是货真价实的发明人。扩大发明人受益范围，相对减少了企业管理与经济负担，也有利于企业发明创新团队建设。 特别每年几百万面临退休的科技人员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本人有意愿，退休后可以以发明人身份继续参加创新工作，并取得一些报酬，也避免了其他职工感觉不平衡，成为除了抱孙子之外的合理合法的可操作的选项。这将给我国创新事业增加一批实力雄厚的生力军！（我的“我国技术创新被提前退休” http://blog.sciencenet.cn/u/lwd8811 博客有全面阐述） 同样是发明创造就不毋须再严格区分“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及其由此引起的种种矛盾。本来我国的专利法对“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设计有厚此薄彼之嫌，非职务发明也是在为国家现代化为建设创新型社会做贡献，被视为异类，冷落他们，弃之不顾，令其被边缘化自消自灭，真是大可不必。那种认为“非职务发明”水平不高，不值得一顾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是没有道理的偏见。 对于“发明人”与“合作人”合作合同内容，如补偿金额度、股权比例，具体情况可能千差万别，需要双方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共识，是一个与时俱进动态的市场活动。各级主管部门或可以定期发布指导性意见，不做硬性的法律规定。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 “ 让各类主体创造潜能充分激发释放出来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动局面 ” （3） 。我国技术创新的发明人是主体，企业单位也是主体：职务发明人是主体，非职务发明人也是主体；广大工农群众是主体，科技人员包括面临退休问题的科技人员也是主体。 通过修改专利法 为我国技术创新 的这些 主体提供法律支撑， 成为国家创新的驱动力， 才能 使各个主体的创造潜能得到充分激发 ， 才能 使发明之火越烧越旺，我国才能成为发明大国创新大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 （2） 常修泽：关于十三五的四大“理念”思考 ； （3） 李克强： 让各类主体创造潜能充分激发释放出来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动局面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984 次阅读|9 个评论

SCI只是学术共同体的自评分数

热度 2 jmluo0922 2015-6-11 12:26

SCI只能是学术共同体的自评分数， 因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发展， 其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才是科学研究的最终判定标准； 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判定结果可能会经历漫长的时间，只能由事实和历史来检验。 SCI只能是学术共同体内，最多是学术共同体之间进行相互攀比，自己赞扬的指标而矣！ 影响力是中性的，代表了人气指标，学术观点得到了主流学术共同体的关注程度，但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学术研究是高风险的，存在成功与失败。 错误的学术观点得到极大的推崇，那么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影响会是严重的；要消除其影响，社会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因此，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要太注重SCI，更不能作为研究论文重要成果的唯一评价标准， “愚蠢中国人想法” 成为SCI的一种说法，是对其已成为中国将学术文章成果重要性评价的唯一指标，这一事实的最有力讽刺！！！

个人分类: 杂谈|2987 次阅读|9 个评论

真正的第三方应该是科学共同体，是公开和透明

zhoukede 2015-1-22 13:41

真正的第三方应该是科学共同体，是公开和透明

个人分类: 阿萨德|144 次阅读|0 个评论

纪念非要变味吗？

热度 27 JRoy 2015-1-19 08:04

共和国前五十年都没少出过因为纪念领导人或者送行等闹事、变味的，小帅是没经历过；但是眼睁睁的看着这科网立马的是要变味还是咋地，前面哭滴送行的观众（包括我）又要成为炮灰吗。 记得前两天群众中有人说了：纪念李老归李老，不要牵扯和挂拉别的院士或他人为好（就跟当年纪念胡耀邦一样），别搞过了；我觉得说的甚是在理，你若批判，等过了这阵子吧。你想出书啥的都行，别绑架群众，那没劲。 李老人品高是公认的，早期的学术功底也无可争议（目前我也不懂，能上院士也能得几个香港的科技奖应该是说明问题了），这个不议了。真要就事论事的话，李老评院士之后，特别是在科网活跃期间（比如近7-10年）在学术的作为上到底哪些值得别的院士和大牛们学习？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说出来一二三，全都是一些鸡皮蒜毛的小事，没有一篇真正关于学术学风学品的！甚至李老最后不提拔培养自己的团队是优点，不培养杰出人才是优点，不拿国家奖也是优点，天天上网（可能就是网瘾吗！科网尊重他是建网有功，大家敬重他是因为得到尊重和长了见识，但也毫无疑问网络害了他的健康）也是优点，等等这些都需要全体院士学习吗？ 这些能体现他的浊污泥而不染和清高亮节，但是这样的话，中国的科技奖以后全是非院士团队才能评了？让那些得奖的人脸上挂不住啊。。。 安博士前期不发力，这后期来劲了，今天又来一雄文，咋看咋觉得节节高。正如他认为人家莫言害怕逼捐一样，越扯越不靠谱，虽然他的笔法没的说，依然会稀里糊涂的说服好多人，虽然还是老调常谈，乃至都有点巧嘴滑舌了。但有些地方，你这是要害了科网全体同仁吗？比如，最新博文核心一大段： ------------------- 看到李小文先生去世后很多人的自发哀悼和怀念，我认为很多看似春风得意的院士内心还是会受极大触动的。 　　我所尊重的中科院计算所闵应骅研究员还表达了这样一个不满，他认为曾任计算所所长的夏培肃院士更早些时候的去世却没有得到科学网或科学界对待李小文先生这样的表达，是不公平的。我想这已经是一种触动了，尽管闵老比较的是两位去世院士的哀荣。 　　就此疑问去探究原因，说的好听点，是夏培肃先生没有在科学网开博客，科学网的人不知道她。 　　如果说的客观点，那就是夏先生还是只把自己的目光和影响放置在自己的领域小圈子里面，而没有更多眷顾到其他单位同行或其他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或者我们再说的更明白些，夏先生那里小团队利益的表现也还是存在的，只是这个小团体比“大佬”们的小团队稍微扩大了点，所以，尽管她本人有很好的学术水准，也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依然只会有“所在单位、所在学术团体和学生纪念”这一结果。 　　和夏先生相比，其他大量院士充其量只是争抢利益的“大佬”了，非但没有扶植过任何自己小圈子外的年轻学者，反而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打压他们。这样的大佬尽管后半生努力为自己的小团队争取到了N多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所在团体中的人都不会尊重自己，更不要说因为过于关注小团队利益而必须伤害到的其他学者了，那种下的几乎就接近于仇恨了。当大佬们去世那一天，就差不多是这些人共同的节日了。如此，怎么可能有充满泪水的真情怀念？！ - ------------------ 我只问几个问题 1，你觉得别的院士需要向李老学习什么？ 亲民，爱网？ 还是扶持专业之外的小朋友（只有这个才是正义？），而不是专业内，专业内的就是小弟，就是见不得人？ 中国评院士就是为了这个吗？这是评院士啊还是评活菩萨or济公？ ---- 亲们，我不是在找茬抬杠，而是我们教训别人的时候不能含糊，不能稀里糊涂让别人不知道怎么不对的，该怎么做？要学习的东西一定要有可操作性 2，你觉得专业内的大佬们都真的稀罕我们科网这些业余悼念（当然有质量有水准的绝对会有触动）吗？反正，若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一生乃至死后最大的安慰是学术界的认可和肯定，是懂你的人的认可和肯定，而不是乌央乌央的行外人的跟风似的肯定（百篇一律的抄袭作文般），那跟救助几个山区的孩子有何区别？ 说到悼文，我想起了当年有个作家（莫言?）回忆毛主席走的时候，不愿意在人群里面跟着假哭的人受批判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么多悼文有多少是假哭的了！ 我只问一句：谁真的留了眼泪？哪怕一滴！人在做，天在看，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 3，真要是告慰李老在天之灵的话，就是他关爱、扶持和支持的这些行外小朋友们乃至包括科网的全体科研人员，做出有出息的东西来！你要是觉得国内黑，那就拿几个国外承认的东西出来，那才说明，他没看走眼，做得对值得学习。。。争口气吧，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情商和智商的话，应该理解李老他的一片苦心，他至少不是让我们对抗体制、多上网、自圆自说的~~~~ 4，比如又看谢老的博文，提到一个人当年帮了他。他所能证明这个人没帮错，是个正义善举的唯一途径和办法就是自己现在和后期发展不错，至少没有辜负当年的期许。否则，若是谢老现在啥也不是（更甚至是个贪官污吏），我看呀，当年那人不是善事，而是做了一件恶事。 okay，okay 中国科技界很黑很暗，多上网就能解决了？

个人分类: 时政评论|1223 次阅读|36 个评论

科技发展的“进化论”

liweike 2014-9-4 11:29

对进化论做一个简单描述：生物体系首先发生基因突变，突变的基因进行遗传，在物竞天择中，适应的基因被保留下来，不适应的被淘汰。 科学技术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所有的科技创新活动，在点上看，相当于一次次的“基因突变”，在同类技术的竞争中，与社会发展的需求选择下，有些创新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被传播，被继承发展，有些创新结果会被搁置，被淘汰，被抛弃。

个人分类: 科学哲思|2915 次阅读|0 个评论

弥天大谎（骗局）为什么可以盛行？

热度 5 jmluo0922 2014-3-17 11:28

1、采用欺骗的手法，让大众信以为真，包括某些领导和专家； 2、将一些人，包括相关领导、专家和媒体，变成利益共同体中的成员，荣辱与共； 3、当骗局被揭穿，死不认账，采用各种手段分散和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4、此时，利益相关的领导和专家决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如果承认了，自己的仕途或学术生涯会立即断送，因此即使明知是错误的，也会出来为其辩解和圆场，继续用新错误来掩盖原有的错误。 5、事态会变得复杂而混乱，始作俑者因此而获得机会继续生存。 这就是弥天大谎（骗局）的基本特征，并产生长期严重后果的深层原因。整个过程中，除始作俑者外，最初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但之后，受益和受害者会产生分化。 注：以上分析也适用于科学和学术事件。

个人分类: 杂谈|3286 次阅读|10 个评论

我相信转基因科研共同体

热度 13 liuxuxia126 2013-11-13 08:52

经过严格试验经过批准的转基因技术应用，我以为是安全的。 反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对整个转基因科研共同体的怀疑。如果说对推广应用转基因企业的动机怀疑，我还可以理解，因为企业成立的目的是其盈利性。但科研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是相对独立和中立的机构，在中国属于事业单位。因为其经费来源不限于企业，这就决定了其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可以怀疑一部分进行转基因技术研究的科学家可能被大公司收买，但如果怀疑所有的科学家都被公司收买，那就等于怀疑一切：今天被怀疑的是转基因科研共同体，明天就可能是其他的科研共同体,任何新技术的研发都遇到这样被整体否定的过程，那么科研就难以为科技创新和进步提供保障了。 把对个别教授的不端行为的抗议和不满强加给所有的教授，于是教授就被称为“叫兽”。把对个别医生的不满行为强加给所有的医生，于是医生从“天使”，变成了“魔鬼”。 我不相信所有的转基因科研工作者都有不负责任地将对人们有害的成果推进产业化的动机。如果支持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是该领域科学家的整体，我如果继续反对，我会想想，是不是我错了？而不是怀疑所有人都在撒谎欺骗我。 我对于不懂的知识，我会去认真找来资料阅读学习。而不再像个小学生一样，提出“十万个为什么”。在信息交流比以前好许多的年代，只要愿意，我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问题的答案。 有人会说：转基因科研共同体因为有利益，所以才支持转基因。哪个科研共同体对推进的该领域的技术没有利益？你支持或反对的某件事的时候有没有利益？任何时候，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在支持或反对某个事项时，都是利益衡量利益选择的结果。不可能存在只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无利的决定。 人的认识的有局限的。 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是可以克服的：有时候要学会转身，也许答案和真相就是那里。可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适时转身呢？

个人分类: 转基因相关|3324 次阅读|35 个评论

清华动保讲座：从动物科幻小说到“新想象的共同体”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3-10-25 17:36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资助学术项目 动物伦理学与护生文化系列讲座第24讲 主讲人：吴岩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主 题： 从动物科幻小说到“新想象的共同体” 主持人：蒋劲松（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时 间：2013年11月3日下午3点 地 址：清华大学新斋346（万人食堂南、图书馆北） 网络直播：CYAPA动保大讲堂 网络QQ群218515553 QT语音直播2917150 主办机构：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市哲学会 动保网（ www.dongbaowang.org ） 中国动物保护记者沙龙 绿野方舟 中国青年动保联盟 内容简介：安德森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讨论了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想象作用。受这种思维方式启发，讲演者认为，当前动物保护的全方位解决方案，是建立“覆盖整个生物范围的想象共同体”意识。有趣的是，在过去的 100 多年中科幻小说已经为这种意识的建立进行了尝试。讲座将分析这些尝试中的几个案例，并对未来进行若干展望。 讲演者简介： 吴岩，科幻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有《科幻文学论纲》、《科幻应该这样读》、《科幻六讲》 ( 即将出版 ) 等。

个人分类: 敬畏自然|3325 次阅读|3 个评论

科学共同体与研究

热度 1 kepusuowdp 2013-3-29 14:34

今年是Jcom（JournalofScienceCommunication）十一周年，近期，Jcom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纪念这个时刻。其中一些文章不乏一些发人深省的思考。因而本人计划于近期试译其中几篇。也请各位多提意见和建议。 摘要： Jcom 期刊十一岁了，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这本杂志是一个“贫民英雄”，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科学传播（ SC ）的地理边界以及制度边界是如何拓展开来的。作为一本开放存储的出版物， Jcom 在对研究成果向人们广泛地传播及其可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满足了拉丁美洲那些无力支付费用来获取国际科学期刊的国家的需求。同时这本期刊对于强化科学传播的领域发挥了自己的贡献。展望未来， Jcom 可以就科学传播的理论视角开展一些全球性的研讨，并可以发行特刊来阐述不同区域的语境（印度和东亚，拉美，非洲，或者是东欧）。同时还可以就科学传播与社会理论方面刊载一些论文，出版特刊或者专门研讨。 时间如白驹过隙，以至于我们无法对一些事情进行回顾和总结。 Jcom 已经十一岁了，这当然是值得庆祝的时刻。这本期刊见证并记录了影响当代科学传播的各种趋势。 Jcom 是一个平台，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传播这个领域是如何跨越了地理边界和制度边界。其发展水平表明这是一个正在巩固且寻求自身身份的学术领域。我认为 Jcom 强化了建构一个“共同身份”（近期发布的《科学的气质》（ ScientificTemper ）也应该属于这个类型）所需的渠道。它促进了全球不同地方有关科学传播和公众理解科学（ PUS ）的大量智力成果的积累。 该期刊以及科学传播这个领域都应该在实践的重构以及科学的制度价值以及认知价值下进行考量。科学传播与科学相伴而生。所以，科学中的转换也意味着实践的重构以及科学传播的价值。然而，科学传播的新模型不仅影响科学机构，而且影响大众传媒，企业和私营部门，非盈利组织以及有组织的市民团体。我们的研究领域更应该关注于勾勒和建构一个理论框架以更好地阐释新的趋势以及解释不同情境下的科学传播实践。我的意思是说，在不否认基于共同价值而存在的“全球科学传播”的前提下，科学传播也可以被阐释为社会科技体系中的一个相依函数。因而，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可能会存在着一些不同。一方面，考虑一下在以创新和经济为导向的社会科技体系框架中的科学传播。另一方面，考虑一下同一科学传播实践在不同学术环境和不同传统中的问题。在中国，美国，德国，哥伦比亚或者阿根廷和巴西，科学传播在特定的境况下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个假设，即需要对可获得的文献进行对比的实证研究，或者至少进行元分析。 Jcom 可以就这些理论和实验的挑战开展一次全球性的辩论。也可以就全球的科学传播发行特刊：印度和东亚是什么情况？拉美或者非洲如何？以及东欧又如何？ 但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科学传播是一个新且异质性的领域，在很多时候它依赖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这是使得科学传播领域变得十分有趣和刺激的一种好事。它促进了大量的对传播和公众理解科学开展的实证研究的扩散。在这个领域有众多的期刊，大量出版的图书，而且每年还定期举办国际性的会议。无论如何，我经常认为实证经验，或者说是理论假设，比分析更加符合规范。这对于它本身来说不是个坏事（虽然布尔迪厄使得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要注意这种程序的后果）。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学术领域的自主权需要通过模型，概念，实证指标或者分类学来加强理论视角以帮助研究去理解复杂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科学传播这个领域应该和大众传媒理论，文化研究以及传播的社会学加强联系。如此一来，我们将会遇到一些老的但且必要的社会理论方面的争论。在此仅提一例：如何阐释机构和结构之间的连接？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圆满地描述个体实践？（比如，为什么科学家群体或者个体要向社会开展传播活动？）；同时，结构条件如何促进或者阻碍个体机构（比如，组织化的项目或者激励措施对传播实践的效果）。我觉得 Jcom 可以就科学传播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开展征文，发行特刊或者展开讨论。 我不想在没有对这五年来 Jcom 编辑们的辛勤工作给予表扬之前就结束本文。一本开放存储的期刊意味着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有关开放存储的争论正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想说 Jcom 在对研究成果向人们广泛地传播及其可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于发展中的世界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对于拉丁美洲那些国家的很多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来说，几乎没有途径（或者说存在着诸多困难）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取国际上科学期刊出版的论文。这对于一个新兴的领域尤其适用，因为很多时候研究人员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 弹指一挥间的十一年也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这确实一个值得期待的开始。研究人员还将一如既往地想 Jcom 投递论文，因为该期刊已经成为了我们共有传统的一部分。生日快乐 Jcom ！ （C.Polino,Communityandresearch,JCOM12(01)(2013)C07.） 原文地址： http://jcom.sissa.it/archive/12/01/JCOM1201%282013%29C07/

2638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朴素公民VS官僚化的宣传家

skythc 2013-2-2 12:45

让我们重温米塞斯的《官僚体制》吧，他让我们知道那些各行各业所谓专家甚至著名科学家的危险所在，最近的例子显然就是袁隆平要求立法禁止浪费。专业科学人士很多时候甚至是反革命的，原因在于很多人的科学素养实际上不过关的，因为要掌握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不容易。错误归因甚至倒果为因太常见了。 普及经济研究的目的，不是让大家都成为经济学家，它的目的是为公民在共同体生活中履行公民职责提供装备。 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对抗，其结果维系着文明的命运——它不是由内战和革命决定的，它是一场观念之战，公共舆论决定着胜败。 不管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只要人们为了讨论他们的城市、国家或民族的任何事务而聚集到一起，公共舆论便会处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不管眼下的话题多么微不足道。公共舆论受到买卖双方，雇员和雇主，债权人和债务人交往中言行的影响。公共舆论是在无数代表团体、委员会、协会和俱乐部的争论中形成的，是由编辑以及读者给编辑的信函形成的，是由律师的辩护和法官的意见形成的。 在这些讨论中，专业人士享有相对于门外汉的优势。命运总是偏爱做事专一的人。他们虽然未必是职业专家，有时也确实不比业余爱好者更聪明，但他们受益于专业化。他们的训练和辩论技巧更出色，他们面对的是闲散的头脑和躯体，在日以继夜的工作之后，也不会像业余爱好者那样疲倦。 如今，几乎所有这些专业人士都是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情支持者。首先是政府和政党宣传部门中为数众多的雇员，还有各种教育机构的教师，他们求知心切，把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激进观点的陈述，视为科学完美的标志。还有“进步”报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工会的领袖和组织者。最后是那些无所事事却又野心勃勃的人，他们很想通过表达激进观点，出现在报刊头条上。普通的商人，律师或工薪阶层难以和他们比拼。 门外汉也可以成功的证明自己的观点，但这无济于事。因为那些披着官府的威严或专家外衣的对手会回敬他们说：“这种绅士推理的神话，早就被著名的德国教授梅耶，缪勒和施密特戳穿了。只有白痴才会继续迷恋这种毫无用处的过时观点。”听众拿专家的话当圣旨，门外汉的话在他们眼里是靠不住的。而且门外汉也不知道如何作答，他从未听说过这些德国教授的大名，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们的著作不过是些欺世盗名之作，满纸废话，根本无法回应他提出的问题。门外汉将来有可能会明白这一点，但毫无用处，他已经被当场击倒。 门外汉也能聪明的证明有些提议行不通，但专业人士反驳说：“这位先生如此无知，居然不知道这种方案在社会主义的瑞典和红色维也纳颇为成功。”我们的门外汉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怎么会知道，那些关于瑞典和维也纳的翻译著作，是一些严重歪曲事实的宣传品呢？他没有机会从原始资料中获取真实准确的信息。 当然，这些专业人士的辩护达到高潮时，总会提到苏联这个工人和农民的天堂。近30年来，只有共产主义者和同志式的游客获准进入苏联。他们的报道不加批判的为苏联大唱赞歌，其中一些人极不诚实，另一些人天真轻信得像个孩子。有些游客在俄国放弃了他们的亲苏倾向，回国后发表了直率的报道，可是专业人士把这些著作的作者称为“法西斯主义者”，便把他们轻易的打发了。 必须做的事情是，让公民领袖有能力对付这些官僚化和社会化的专业吹鼓手。仅凭表达愤怒，以怀旧的心态赞扬昔日的美好岁月是无法阻止官僚化趋势的。在我们的一些同代人眼里，这些旧时光并不像怀念者看起来那样美好。但那些岁月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与不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固有的改进趋势联系在一起，它不相信政府就是上帝。这才是它的荣耀所在。 普通公民不愿意严肃的关心经济问题，其严重后果就是他随时准备接受妥协方案。他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视为两个集团——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他以为）两个集团在争执中都主张自己得到一切。既然他不打算评价双方观点的优劣，所以他自然会认为，公平的办法就是通过善意的安排结束争执：提出主张的双方各得到其主张的一部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方案由此得到了承认：既不应该有彻底的资本主义，也不应该有彻底的社会主义，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东西，一条中间道路。 这些“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宣称，真正无害的是由政府调节和组织工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而且不应该把这种政府干预等同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干预仅限于消除资本主义特别不好的弊端，不会彻底压制企业家的活动。这将带来一种秩序，据说它离彻底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的社会主义一样远，它保留了两种制度各自的优点，又避免了他们的缺陷。今天，除了无条件全面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都支持这种干预主义体制。如今，几乎没有人反对政府对价格、工资水平、利率和利润的任何形式的干预，也没有人敢表明，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才是唯一可行的制度，有益于整个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 然而，这种中间方案的支持者的理由荒谬绝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党派为争夺社会红利而进行的斗争。用这种方式看问题，无异于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另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信条。社会主义者不承认任何阶级或团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比在社会主义下生活得更好，他们说“工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将会生活得更好，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工人的虐待”（即使这已经被事实一再证明是错误的）。在消除围绕社会经济组织问题的巨大历史冲突时，不能把这种冲突当成两个商人的讨价还价，不能用隔离双方的方式解决问题。 经济干预主义是不攻自破的政策，它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不会取得预期的成果。这些措施导致的后果——即使从支持者本人的角度看——比它们想要改变的既往状态更不足取。大量希望挣到工资的人年复一年的失业，垄断、经济危机、经济民族主义和战争，都是政府干预工商业活动的必然结果。这些被社会主义者用来谴责资本主义的罪恶，恰恰就是他们主张的所谓“进步”政策的产物。给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提供反资本主义理由那些灾难，是由那些言必称“我不反对资本主义，然而如何如何”的人的观念造成的。这种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化和官僚化的领路人，是他们的无知导致了灾祸。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文明的基本特征，没有他们，物质繁荣和知识进步是不可能的。由科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亲密团体的存在，正像专业人士的存在一样，是劳动分工的产物。专攻经济学的人，是和其他专家一样的专家，经济科学未来的进步，是专注于这项任务的人所取得的成就。 但是，如果公民把经济研究留给专业人士，使其成为他们独享的领域，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既然当今政治中的主要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这种放任态度无异于公民彻底放弃专家能提供的好处。选民或议员要是遇上有关防止畜病或建造办公楼的问题，他们可以把细节留给专家去讨论，这些兽医学或工程学问题，不会影响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它们固然重要，却不是第一位和生死攸关的问题。可是，假如不但群众，甚至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代表也说：“这些货币问题只有专家才懂，我们不懂也没有兴趣研究；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只能信赖专家。”那么我们的代表其实是把主权拱手让给了专家——而专家总会胜过他们，官僚制度在阔步前进。 质朴的公民抱怨说，官僚是在越权。他们错了：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代表放弃了他们的主权，是他们对基本问题的无知，才导致专家凌驾一切。立法机关的所有技术和法律细节，可以也必须留给专家，但是对于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原则，如果甚至共同体中的杰出公民和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自己的看法，民主就将变得举步维艰。假如公民处在官僚式专家的霸权之下，社会就将分裂为两个等级：作为婆罗门的统治专家和容易受骗的公民。专制主义就会出现，无论宪法和法律条文是什么。 民主意味着自决。如果人民过于冷淡，不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对根本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得出独立的判断，他们如何自决自己的事务呢？民主不是可以坐享其成的产品，相反，它是在一座必须发奋努力日夜守护和不断争夺的宝库。

1362 次阅读|0 个评论

后常态科学挑战需扩展同行共同体

热度 9 Wuyishan 2012-12-27 06:33

（我曾写过关于“后常态科学”的一篇博文，承蒙《学习时报》编辑的青睐，要我将那篇博文扩充、修改为适合发表的文章，遂有下文。） 后常态科学挑战需扩展同行共同体 学习时报 2012 年 12 月 24 日 武夷山 　　西方学界很喜欢用 post 这个前缀来组词。比如，有工业化，就有后工业化，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尔贝尔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人们的观念和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学史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1962 ）中提出了“常态科学”的概念。“后常态科学”概念最早是由阿根廷数学家 S.O. 封托维茨和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 J.R. 拉维茨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共同提出的。其简单含义是，科学不再以“常态”方式运行。后常态科学与英文中的三 C 相联系，即复杂性（ complexity ）、混沌性（ chaos ）与 矛 盾 性（ contradiction ）。 　　 JamesJ.kay （ 1954 — 2004 ）生前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教授，他因采用热力学概念和方法来分析生态系统而享誉国际学界。他对“后常态科学”这个概念的解释是：后常态科学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此时人们对有关问题的知识差距与认识差距非常大，只有通过科学革命才能解决。既然如此，在下一次科学革命尚未发生之际，人们没有必要抹杀认识世界的不同视角，不管这些视角是基于科学的还是其他性质的，而应该将多重视角都纳入解决问题过程。 　　拉维茨与封托维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后常态科学时代的决策有如下特征：“每当出现了与科学相关的政策议题，我们都会发现：有关事实是不确定的；复杂性成为常态；价值观念备受争议；决策牵扯的利益格局（ stakes ）较复杂；决策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很紧迫；存在着人为风险失控的现实危险。” 　　他们认为，非常态科学不过是专家们（如外科医生、高级工程师等）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窘境的延伸。这里的窘境指的是：制定至关重要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并未被他们充分掌握。这些专家的工作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因此，说起来他们应该讲究准确性、把握性，但事实上他们总是要处理不确定性，而他们一旦失误，就会造成巨大损失甚至生命危险。 　　正因为如此，他们倡导建立扩展的“同行共同体”。过去的同行，指的是专家同行；这里的同行，则要包括所有受到某一争端议题之影响且愿意参与相关对话与讨论的所有人群。这些人将带着“扩展的事实”来参与讨论，扩展知识既包括与正式科技知识有差异的本地知识，还包括原本未打算发表的资料，如泄露出来的官方情报。他俩认为，为了确保有关过程与产品的质量，这样的扩展共同体与扩展事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他俩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自然科学所说的话，现在对于其他学科或领域几乎也都成立。遗憾的是，迄今我们的很多决策者还完全没有建立“扩展的同行共同体”的意识。一遇到争论，他们往往就只听专家的意见。而由于利益牵扯（客观因素）和处在每一历史阶段的人们都难以摆脱的认识局限性（主观因素），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相关议题，完全依赖专家的意见来制定决策是相当危险的。

个人分类: 鼓与呼|5535 次阅读|14 个评论

科学与工业文明的精神

benlion 2012-12-24 10:18

- 人格独立与群体协作精神 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信仰的传统有关，儒（仕途）释（出家）道（隐居）都是非社区型传统和家族型祠庙，中国未从有过社会型宗教或信仰，有过也就是一个时期的共产主义信仰，当今社会各类信仰更是极为纷杂，还西方宗教和文化在比较早期就走向协作型、公共社会型的信仰和传统。 协作或群体合作精神应该是国民最缺乏的文化因素，相反在思维方面却最缺乏的是精细化和分析、个体独立精神；这两者是社会型的重要方面 - 比如，科学和学术研究共同体精神和创新精神就是建立在个性独立和群体协作的基础上，走向现代社会和创新型发达社会，必须建立起这样的文化精神。 另外， 我们的教育、研究和工业体系中缺乏的是技术学（technology），这是一种学问，不是一种技巧、技能（体能肢体训练），在科学是发现新知识的技术（比如转基因技术），在工程是实现新功能的技术（比如纳米加工技术），过多的是知识（比如方程式、书本知识的记忆）教育和技能（比如驾驶汽车、仪器和菜单操作）教育，在艺术领域也是更多如同体育的训练和模仿能力训练，缺乏的是新思维、新哲学理念的创新风格和表现方法的培养 - 技能型、操作型和知识型，不同于创新型、发明型和设计型。 技术（technology）是科学抑或是工程的技术？设计是工程抑或是艺术的美学？ 功能的设计是一种美学原理，实现工程的方法在于技术，而技术的发明是一个操作程序的逻辑设计，逻辑、伦理和美学属于哲学思维的范畴；因此，需要的是思维方法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

个人分类: 体制|1717 次阅读|0 个评论

对期刊体制改革动态的再评析

热度 9 zhaodl 2012-9-18 22:16

　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政策公布以后，强烈的反弹以后主管部门的回应，使大家的心安了下来！政策倒退论论——认为改革政策在抵制声中出现了让步；改革无理论——认为改革政策本来就是胡来和妄为，毫无道理；政策个人论——认为政策是人定的，秘书出事了、个人要下台了，机构要合并了，所以政策就会被搁置。等等，大有一种防守成功的胜利感。这种胜利感来源于副署长的表态：条件成熟的改革，条件不成熟的不一定要硬性并转。对此，我倒有另外的理解。 　　（1）期刊出版体制改革是否有必要？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现在的期刊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而现实中的出版——复制和发行占有多大的比例？是否需要加强版的职能？我认为，整体上来讲，我们的期刊没有出版只是编辑，编辑和出版的匹配，严重不成比例。我们的编辑部做的许多工作是“学术共同体”的工作，复制是印刷厂和数字出版商代理了，发行是有邮局代理了。如果说做的最多的与出版关系密切的是文字加工和校对工作。而这些与出版工作相关的工作，在真正的出版商那里是微乎其微的，十分不重要的。反倒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做量单位、符号和的地得的使用。真正地学术期刊出版应该做的学术评价和组稿约稿工作做的并不多，真正的出版活动的重要内容——传播和营销却没有人重视。如果我们的在这种出版组织模式不改变，是否有利于出版业实力提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改革就是一种客观需要，而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会因为领导的变动而发生方向性的变化，方式方法调整那是一种正常的过程。 　　（2）期刊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基于期刊的局部行为，而是社会大背景下的一个动作。首先是WTO的要求，和国际出版业竞争的需要；其次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国际经济和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聚焦到了文化产业，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寄希望与文化产业，因此国家的大量投资准备投入，而出版产业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承接这种投入？上个世纪末，投资在教育，大学的扩招为经济的复苏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现在的大学毛入学率接近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本世纪前十年，资金大量投入基础建设，楼房、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等，仅仅是08年就是四万亿，经济师发展了，条件改善了，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不能在投入了；现在，似乎就只有文化创意产业了，这几年的结果也看到了一些成效——文化院团改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结果发生，反倒是活了起来；出版体制改革也已经接近尾声，出版社和报社的改革也在深化。现在只剩下期刊出版体制这一块了，是否是可能例外？改，自然会分得更多的公共资源，承担更多的社会项目，不改就是维持现状。 　　如果基本认同以上分析，那么就不是改还是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的问题。所以，副署长开的“可以不改”的口子，对于学术期刊是否是福音，值得思虑。原来的办法激进，现在又退缩，似乎是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也就是对方向认识模糊。矫枉过正和固步自封同样是贻害无穷。

个人分类: 出版视点|6181 次阅读|12 个评论

关于期刊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

热度 5 zhaodl 2012-8-31 12:29

　　前天，将计划去重庆报告的问题，列了一个提纲，提出了五个问题。本来希望与大家一起回答，看来只有我自己回答了。我昨天展开，试图自己回答，也开始整理幻灯，越来越清晰了。今天上午，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电话采访的过程中，我感觉阐述的比较完整。看他在最后的稿件中能体现多少吧。我现在简单列出几个观点，与大家分享，其他留待重庆临场发挥。自我认为：方向和思路更加清晰了。我又说这话——应该会是这样一个方向。 　　第一个观点：《改革办法》改革的是出版体制，是编辑部体制或者叫编辑部出版体制，而不是编辑部。编辑部具有出版职能，还有学术职能。《办法》并没有涉及也不会越权涉及学术职能。学术职能是学术共同体的范围，或者说是主办单位可以“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学术期刊出版的学术是什么？不是学术活动本身，而是学术活动的延伸——学术评价和学术评价组织。这里边的关键问题是评价的决定权归属问题或者说是“把门人”是谁，在哪？ 学术出版＝内容（学术+出版）＝主体（学术共同体+出版单位）。 　　第三个观点，不愁吃穿的以学术图名者，与没有生存压力或有长远投资意识的以学术谋利者，那个更加“体贴、呵护”学术？都应该是学术的守护者，不管是为名还是为利，只有维护了学术，才能实现名利的最大化和长久化。但是，如果走向极端，为名者浮躁、为利者求生存，那么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都会背离学术。所以，结论是：出版商不是能不能承担学术职责，而是其是否能够承担 得起 学术的成本而不影响生存。 　　第四个观点，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选择，不在于现实编辑的现有利益，而是如何保障学术出版的健康运转。那么，社会就应该扶持或者帮助、制约出版商，帮助出版商分担学术的成本，无非是两种途径：一个是给钱，一个是帮着干活。那么，因此就会形成多种出版的运行模式。 　　第五个观点，现在编辑的焦虑，一部分是对学术的担忧，担忧是对出版商的不信任和对出版的学术属性认识局限，另外一部分也许是对现状打破的恐惧，想象的危险所致。但是，现实生存的法则是“适者生存”，适应就是选择，选择就是重新定位。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看清大势，调整自我，面对现实从容选择。 最后，面对改革以一首五绝概括： 五绝：无题闲吟 今天勿自忧，明日在人谋。 坐看风云起，行歌名利收。

个人分类: 出版视点|7681 次阅读|9 个评论

“一稿多投”为何被人同情

热度 23 zhaodl 2012-8-9 15:27

　　在喻海良老师的博客上发表的“一稿多投，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17889do=blogid=600442 被加精。与我的业务有关，我就过去仔细阅读了一下。 　　说实在的，这种情况我们办刊的是经常见到。特别是社会科学类的，也许电子邮件使用不老练，常常是将一篇稿件群发给四五个期刊。同一篇稿件，送审到同一个审稿人手上的事情，我也碰到过。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实在是小。这些对于我们来讲，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让人委屈得是，作者常常反过来将“一稿多投”的责任归罪到我们编辑头上——期刊的审稿周期太长。的确，一些期刊的审稿周期比较长，特别是社会科学录用不录用常常是没个准。这种做法，在期刊界也是少数，拿不到台面的。 　　我给作者讲：期刊没用明确稿件处理期限的，你可以给编辑部定期限，超过期限你就可以另投他刊。可是，作者以期刊强势为由，表示无奈。 　　 今天，在喻老师批一稿多投的博文中，我又看到了喻老师角色的两面性。这让我不得不思考，为什么？ 喻老师在博文评论后的回复是“恩，审稿周期太长也郁闷，理解。但是，就尽量不投那样的期刊。” 　　 让我思考：一稿多投浪费的是审稿资源！大家容忍和理解一稿多投的原因是期刊审稿时间，因此将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理解成写作与出版的矛盾。但转过来还是浪费学术共同体的资源。学术出版本身就是学术的组成部分，只是社会分工细化后编辑的角色独立了，因而也就出现对立。实际审稿还是在学术共同体之中。所以就让人纠结！ 　　如果能够包容编辑，编辑也是为学术研究作嫁的，是将一些事务性工作从学术专家处分担出来的，审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稿专家，而不是编辑。这样的话，是否能够正常评价，相互促进。审稿速度，期刊品牌影响越大，审稿人越重视，我不说审稿人势力，但审稿人也需需要在期刊上发稿——这就是作者和审者的角色互换。但如果期刊品牌一般的，审稿速度也就会被怠慢，甚至是没有音信。就是认真对待的审稿人，也都忙自己的事，审稿的义务也应该允许有个缓冲吧。就比方我在催促审稿专家后，专家回信：对不起，我现在正在国外，12号回国。手头还有些事情处理，是否能容许我15号返回意见？这种情况，我感激的很！我十分感激审稿专家对带审稿的态度。审稿已经拖了半个月，再让出一周，应该不应该？否则我另找审稿人还要给出20天的时间。 　　学术会议还没有编辑角色独立，所以就让人同情！而一旦学术会议论文的组织工作独立——如同会议公司一样专业化。那时，一稿多投，会不会一样得到学术共同体的理解和包容！ 我做编辑十八年，被人尊重过，也别人委屈过。尽管是为人作嫁，也提高了自我。在期刊体制改革的形势下，我在想：我是为什么而做？以后转企改制后，我想应该明确“是为了企业的利润而为学术服务”，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单纯——拿工资尽义务。那时，在受到这样的误解，我不会感到再委屈，因为我是为了挣钱！现在，不将我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我不知道是为谁而辛苦。 目前，请不要以审稿时间长为由向我刊一稿两投。我是规定4个月之内必须给出录用或不录用的结论，所以常常催促审稿人，平均是2.5个月就决定。但我不能要求编辑保证100%，所以又限定一年内必须发表出来。这样无论是作者原因，还是审者原因或者是编辑的原因，编辑在取得作者的谅解后，在后续的编辑加工中抢回时间。编辑加工是编辑给我找不到理由开脱的。刚才录用了2篇，一篇快到期了，一篇就比较快。

个人分类: 出版视点|14531 次阅读|42 个评论

[转载]“软法与共同体构建”论坛征稿启事

freedom110110 2012-8-3 10:41

征稿启事 第三届东亚法律与社会国际研讨会 构建东亚社会法律共同体：理论视野与实践挑战 之 “软法与共同体构建”论坛 时间：2013年3月22-23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第三届东亚法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将于2013年3月22至23日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由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主办，并由法社会学协会（LSA）东亚法与社会合作研究网络（CRN-EALS）组织协办。今年会议的主题是“构建东亚社会法律共同体：理论视野与实践挑战”。 在社会秩序与共同体的建设方面，除了基本上以国家强制为保障的硬法外，尚有大量不属于传统法律范畴的规范在事实上发挥着作用。这些不具有法律上约束力但有着事实约束力的规范，已经获得了一个学术概念，即“软法”。软法不仅在国内治理领域非常多见，而且在全球和区域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软法调整的事项涉及私人主体之间的关系、公私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主体之间的关系，遍及国际和区域安全、环境、商事、金融、体育等许多领域。然而，如何认识软法的性质和作用，软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软法发挥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软法如何型塑与影响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软法与传统法律（即硬法）在秩序促成、共同体构建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各自角色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认真的研究与探索。尤其，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和推动，很有可能为软法现象和理论的发展提供良机。有鉴于此，我们在会议总的主题下，特设“软法与共同体构建”论坛，研讨东亚社会法律共同体语境下的软法问题。现诚邀您就相关主题撰文。我们建议的主题如下，但并不限于此： 1、软法的概念和形式； 2、软法的运作机制； 3、软法的效力及其基础； 4、软法的社会型塑和建构功能； 5、软法与法律多元主义； 6、软法的法理基础； 7、私法领域中的软法现象； 8、软法、公共治理与善治。 更多征稿启事信息，请关注： http://www.socio-legal.sjtu.edu.cn/Pages/Detail.aspx?id=980 或 http://www.socio-legal.sjtu.edu.cn/En/Detail.aspx?id=979 。

2125 次阅读|0 个评论

烟草院士、诺贝尔奖

热度 1 outcrop 2012-5-31 18:09

烟草院士 ：当科学共同体没有话语权、决策权和良心的时候，行政手段会不可避免的干涉科学问题；这是杯具，也是无奈。 诺贝尔奖 ：奖项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为获奖而获奖，是严重的本末倒置。 也许，我们现在最缺的是健康的信仰、价值观等人文的东西； 没有安全感和方向感的民族，个体很容易蝇营狗苟中去；系统如此，由不得个人。 =============================关于博主============================= 博主的主要兴趣是：知识管理；相关兴趣有：语义网、机电及DIY、哲学与心理、信息安全、科幻等。 我的常用博客在科学网 （访问可点链接，下同）； 新浪微博是@outcrop ，欢迎互粉；建了一个超级QQ群：17662971，希望能闲聊无白丁，欢迎加入；自己打理着一个 机电工程师 小网站，欢迎来玩。最近在科学网关注“ 科学网大学 ”，欢迎加入 科学网大学群组 讨论、尝试。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084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科研中的合作困境问题

热度 1 kejidaobao 2012-5-25 11:31

文/李 侠 大科学时代，由于科学问题日益呈现出交叉性与高度复杂性的特点，导致科技活动在社会行为层面表现为越发紧密的科技共同体之间的合作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的质量与效率问题就成为当下科技管理的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由于合作是以隐秘的关系的形式存在的，这就导致对于合作的测评比较困难，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科技管理难题，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中国科学场域内缺少一种成熟的自律系统，再加上科技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导致科技合作的质量与效率更是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的困境状态。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尝试解决如下两个问题：科研合作发生的动力机制以及表现形式；其二，中国科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策略。 为了更好地论述合作问题，需要先做一点背景介绍，众所周知，中国科技领域里最需要合作的地方集中体现在重大科技项目领域，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项目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据笔者手头掌握的材料来看，2010年，国家安排了326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308项“863”计划课题（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同年安排了124项“973”计划项目（投入约148亿元）。这些项目的投入规模即便放到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可算大项目了，然而取得的实际科研成果与社会效益却属实是乏善可陈。 这些重大项目之所以如此低效，并饱受国人诟病，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隐藏在项目背后的合作机制从申报开始就处于一种极度扭曲的状态。合作是当今科学发展的复杂性带来的必然结果，单凭个人的单打独斗已经无法胜任，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科技难题。但是要使合作真正发挥合力作用，却是需要一些严格条件的。随着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合作发挥作用的模式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一个民主机制健全的社会里，一个有效的合作，只要基于信任机制并本着公平原则，合作机制就会正常运转。但是在一个民主机制不健全的社会里，合作就演变为极为低效的信任博弈，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合作。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只谈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合作问题。通常来讲，重大项目都有一个主持人（召集人）负责项目的整体框架设计，然后设置若干个子课题，以此实现项目设计初衷。在这个过程中，合作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科研团队的组建问题，一般来说，科研团队的形式根据声望的大小主要有两种：声望较小的朴素团队与声望较高的豪华团队。在一个威权社会，最有效率的合作模式则是朴素型团队，其结构是垂直的金字塔型，各子课题的负责人的声望不如项目主持人的声望，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保证了主持人与子课题负责人之间存在一个可见的声望梯度，这种声望梯度造成的压力会驱动团体保持服从的状态，一旦课题中标，各子课题的负责人囿于对主持人权威的恐惧，会比较好地执行合作规定的任务，其困境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公造成合作效率损失，这也是目前中国科研环境下最有效率的合作模式。但是，朴素团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当前的科技评价体制下，朴素团队在申报过程中最容易被大势力集团阻击，往往得不到项目，成为申报过程的生动陪衬。因此，以项目成功申报为目的的团队建设就进入另一种更为低效的模式，豪华科研团队。这也是当下中国科技界最为热衷的团队建设模式。豪华团队的最大看点就是阵容与各种数据非常漂亮，很有诱惑性。在功能上看，科研合作是一种没有法律强制力的松散合作，依赖于合作成员之间的自律与道德约束，如果团队阵容是一种组合型的豪华团队，就意味着团队内具有多个几乎拥有相等声望的人，因此，在团队内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声望梯度差，导致整个团队从结构上处于一种平行状态，这就造成任务运行的驱动机制失灵，最后合作就演变为一种肮脏的利益分配，变相地哄抢国家资源，合作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散乱的成果拼盘，与申报的初始目标存在天壤之别。笔者曾戏言：采用当下的合作模式，绝难造出两弹一星。 豪华团队之所以容易中标，是因为这些虚假合作背后的运行机制是一种交易，豪华团队吸纳了本领域中诸多具有高声望资本的人，其本身大多拥有众多科研项目、本已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参与合作研究，但是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占有更多的资源，采取了一种学术资本炼金术的策略，即出租自己的声誉资本，以此帮助申报方获得项目，然后以子课题的形式换取自己声望资本应得的利益或租金。这种合作模式，对于申报方来讲是一种双赢行为，因为通过这种利益输送，双方形成了牢固的利益联盟，同时这种利益让渡，也为今后的换票行为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豪华团队，不但容易中标，而且也便于课题结项。一个豪华团队几乎囊括了本领域的主要专家，试问还有哪个评审人敢于轻易否定或阻击拼盘项目的结题呢？这才是重大项目里合作效率低的根源所在。错误出在制度安排的扭曲与认知误区上。从这意义上说，重大项目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豪华团队，既毁掉了学术，也败坏了学术界的纯正风气。结果就是中国科技界出现了无比荒谬的景象：重大项目琳琅满目，重大成就寥寥无几，造就了无数赢家，只有国家输了。 美国政治学家乔恩·埃尔斯特曾说：当利益代替名誉的时候，当权力用来出售的时候，交往就变得不可预测和不具有合作性。在科技体制改革没有根本性变化的今天，大力缩减甚至取消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重大项目，恰恰是对于宝贵科技资源的最好保护，同时，也是对于科技界的真正爱护。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的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让科技界干净一些、纯粹一些，把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导向真理而非利益的合作。 （责任编辑 王芷）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纵横捭阖|1822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学学科的现代特点及发展趋势

kejidaobao 2012-5-25 11:30

文/陈广仁 科学是一种建制、方法、思想、文化，也是一种探求自然规律的社会活动、重要的观念来源、累积的知识传统、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学科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的创建、成长、发展，是科技进步的基础，是科学知识体系发展的标志。 开展学科发展研究是推动科技进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研究学科的一般规律、总体特点，了解具体学科的发展历史、内在规律、影响因素，对完善学科战略布局、政策导向、发展规划，保障学科协同进步、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协2002年起编写《学科发展蓝皮书》。2006年始，中国科协建立了年度学术建设发布会制度，凝聚科技共同体的集体智慧，研究相关学科的发展态势、学术影响、重大成果、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基础建设等。至2012年，中国科协先后组织94个全国学会研究91个学科的近年进展，出版155卷系列学科发展报告。相应年度的学科发展报告综合卷，介绍了相关学科发展报告的主要内容、总结了学科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纵览2006—2012年度6部学科发展报告综合卷，可管窥科学学科的现代特点和发展趋势。 1） 基础研究是根本。科技发展的出发点是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发展科学理论、探索发现发明，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基础知识、思想、方法。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基、知识之源。基础学科对科技体系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战略意义。各学科的基础研究水平决定了学科发展的高度、广度及其原始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科技史表明，引发社会经济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科技创新，越来越多来自基础科学的重要突破。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在前沿领域实现重点突破，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瓶颈问题，是学科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 2） 应用研究是关键。科技发展的落脚点是优化、美化人类生产、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现代科技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主导力量。当今世界，掌握先进科技就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权、综合国力竞争的主导权。 科技研发具有很强的任务性、目标性、时间性。当前，国家安全、能源资源、农业生产、医药健康、环境生态、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面临大量重大、紧迫的发展课题，对学科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也赋予了重大机遇。注重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结合，围绕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攻关，是学科凸现价值的重要路径。 3） 社会需求是动力。学科发展的动力是学科系统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在需求、学科之间日益交叉和融合的学术互动、经济社会快速进步和发展的外部需要。 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对科技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量。瞄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计划、战略、目标，找准、凝练、解决重大问题，攻克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科技课题，是学科获得支持的重要方式。 4） 科学创新是正途。科学技术的重要突破、重大跨越，与新事实、规律、方法的发现及新思想、观念、理论的创新密切相关。思维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集成创新、应用创新等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且科技竞争日益成为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竞争的焦点，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科研创新是学科发展的源泉、学科建设的基础。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创新密集时代，强化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研发手段等方法创新，加强开拓性、引领性、超前性的原始创新，使科技研发从跟踪向引领未来、从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学科赢得先机的正确途径。 5） 交叉综合是必然。随科技领域的延展、科学问题的深化、科学工具的丰富及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技成果的交流，分支学科、派生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横断科学、综合科学纷纷涌现，学科间不断发生交叉、渗透、汇聚、融合、集成，学科呈现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显现出结构性的整体化趋势。 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对象、内容及核心方法、学科语言、知识体系，体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独立性、稳定性；也具有内在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规律，体现出一定的流动性、变动性、生命力。明晰学科的对象、领域、方向，紧扣学科主旨、特色、优势，有机协调基础学科、传统学科、薄弱学科、濒危学科及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热点学科，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6） 前沿竞争是推手。科学发展中，不同时期、阶段总有一门或一组起主导作用的带头学科。带头学科的发展水平、进展速度、科学影响超前，并向其他领域传递概念、理论、方法，从而影响其他学科的发展速度和水准。带头学科加速更替，构成科学增长的质的特点。着力带头学科、当采学科、前沿学科，可促进科技飞跃式发展。 学科发展会经历前科学、潜科学、新兴学科、常规学科等进程，学科前沿、重要领域的突破和进展代表着学科发展的阶段和水平。正确对待科学热点及学科难点、重点、关键问题，侧重和加强学科核心领域、重要方向、战略前沿的研究，是学科抢占制高点的重要手段。 7） 人才队伍是支撑。学科是具有确定的专业队伍、学术机构、专业期刊、教育体系等的科学门类。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遵循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加强研究、应用、发展等科技队伍的建设，优化人才培养、成长、使用的体制、机制、环境，造就高质量的创新型、综合型人才团队和梯队，是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特别是，在大科学时代，科技研发的主要方式已从个体单打独斗转向团队协同攻关。汇聚智慧、群策群力、集群创新攻克重大复杂问题，落实重大工程、项目、计划，形成一批具有战略和长远眼光、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科技创新团队，是学科储备人才队伍的可靠方法。 8） 科学平台是保障。20世纪以来，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日趋深入，科学活动由“小科学”转向“大科学”，对物质基础、科技投入、仪器设备的要求更加迫切。加强学科平台建设、优化科技支撑条件是学科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国家及地方重大科技项目、科研设施、科学工程、创新体系、实验室平台建设及学科建设工程中，应更加重视提高学术交流、资源整合、科技合作的能力。学科发展中有效利用全国、全球的科技资源，并积极投身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可切实促进学科的发展壮大。 9） 交流合作是活力。科学交流具有知识传播、信息共享、思想碰撞、思路激发、思维启迪、协作创新等重要作用。科学交流是科技活动的组成部分、科研生涯的生活方式、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人类知识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交流合作是学科持续发展的鲜活动力。 创新要素、科技资源全球加速流动，交流合作活动日益增强、作用日益凸显，是现代科技的重要特征。科技问题的复杂性、科技应用的全局性、成果影响的综合性，对科技交流合作提出强烈要求。加强信息交流、人才流动、资源共享、成果转化，是学科高效发展的智举。 10） 文化环境是助剂。学科发展受研发领域、对象、范式等内在因素的制约，受科技人力、动力机制、政策氛围、资源条件等外围因素的作用，还受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军事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优秀的学科文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影响着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学科前沿的演进，是学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努力改善学科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是科技界共同承担的责任。 中国科协学科发展报告为了解和研究相关学科的科学地位、总体布局、基础建设、学科产出、发展规律、学术影响、学科文化、中国特色、国际地位等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不仅对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建设及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学科发展演化、科学重心转移、知识体系演进等研究工作有重大支撑作用，相关成果有待深入挖掘和研究。

个人分类: 栏目：书评|6049 次阅读|0 个评论

社会是妥协的产物

热度 1 xuxiujiang 2012-5-22 18:19

社会是抢劫者与被抢劫者妥协的产物。抢劫者与被抢劫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态。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推动社会变得复杂起来的基本动力。这种格局是由人善恶杂糅的两面性决定的。 人是杂食动物，兼有食肉动物的凶残和食草动物的温顺。这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生理基础。我们不妨用狼性和羊性来表示人所具有的这两种性格。每个人的身上都兼有狼性和羊性，只不过程度不同。风险偏好者狼性较强，风险回避者羊性较强。狼性较强的人，胆大、喜欢冒险，富有攻击性。狼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剥夺别人的生命来实现自己的生命。狼性较强的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就是损人利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坏人，他们的天性是开拓进取，抢夺别人的生存资源。羊性较强的人，胆小，总是被动地接受现实，喜欢安定的生存环境，可是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容易受到侵害。胆小怕事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像羊一样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资源。于是，种地就成了他们生存的基本方式。 然而，世界并不像羊性较强的人想想的那样简单。种地的人辛辛苦苦忙上半年，即使风调雨顺，也会颗粒无收。因为，当羊性较强的人把食物钟出来以后，无数双贪婪的眼睛正盯着他们的劳动成果。 农业需要社会秩序。耕种意味着产生了有产权的私有财富。这是社会的肇始，也是文明的开端。所以再西方语言体系里，文明一词就是耕种。 如果没有抢劫者，人类最多也就是一群会种地的猴子。不会发展成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来。抢劫者与被抢劫者的共生才把人推进到文明社会。 人类在学会了种地的同时，也学会了抢劫，随后就学会了妥协。妥协是抢劫者与被抢劫者的均衡。被抢劫者把自己中的粮食分给抢劫者一部分。抢劫者则为被抢劫者提供保护，防止其他人来抢劫。抢劫者用暴力垄断了对被抢劫者的索取权。被抢劫者的耕种才能不断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所有的人才能都有饭吃。于是，每到秋天以后必然要发生的战争，就变成了抢劫者和被抢劫者共迎丰收的庆典。由于农业本身容易遭受供给的特点，抢劫者和被抢劫者和最终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共生生态。这个生态尽管不那么和谐，甚至有点血腥，但毕竟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条相互补充的完整食物链，就像自然界的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关系一样。谁都离不开谁。从另一个角度看，狼与羊的结合是一种分工，抢劫者保证了被抢劫者的安全，抢劫者就有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理由，被抢劫者得到了抢劫者提供的保护，生存环境变得有秩序了，他们也愿意拿出一部分收入来供养抢劫者。于是，基本的社会框架便形成了。 抢劫者变成了牧羊人，最后演化成了政府。被抢劫者向抢劫者缴税，就成了国家里的顺民。 从竞争到权威是历史的逻辑 只有权威才能建立秩序。抢劫者的地位是不稳固的。抢劫者靠的是暴力，一旦他们实行暴力的能力丧失，他们就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为了维持自己的通知，抢劫者就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威慑能力。抢劫者不劳而获，并且他们的生活状态远比被抢劫者优越。于是就引来了无数个狼性较强的人眼红。狼与狼竞争，促进了狼变得更加强壮。抢劫者们为了扩充实力，就会大狼吃小狼，狼与狼之间的竞争最后形成的均衡是，权力集中到某个头狼身上，形成狼群内部的等级分化。在人的社会，抢劫者就由部落头人，到称王称霸、直到进化成封建帝王。从分散的权威到统一的权威成了一个必然的过程。

2857 次阅读|1 个评论

烟草项目评奖，抵制VS支持？

热度 1 kejidaobao 2012-5-4 10:07

本刊记者/李 娜 3月22日，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入选项目开始公示。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赫然在列。2011年“烟草院士”的争议尚未平息，此番烟草项目入选科技奖，更是引来一轮强烈的抗议之声。30位院士联名上书，表示将会抵制烟草项目入选科技奖，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回应。但不能忽视的是，科学界也有微弱声音表示不反对烟草项目评奖。 烟草研究屡获共同体认可 “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 用”项目此次入选的是国家科技进步奖，属于轻工评审组。据公示资料显示，该项目入选的理由是，其创造性地提出“中式卷烟系统调香”理论，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将卷烟设计与维护的各环节有机统筹。研究成果的应用，“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近3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新增利税1421.8043亿元”。 烟草研究项目的风光并不止此一例。据财新网报道，2011年初，郑州烟草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湖南中烟、川渝中烟、南开大学、红塔集团等承担的“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烟草物流系统信息协同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亦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完成单位为湖南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湖南白沙物流有限公司、长沙理工大学等。 其中，“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项目的第一负责人是郑州烟草研究院教授谢剑平，他凭借“减害降焦”研究获得3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更据此于2011年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成功，因此得名“烟草院士”。 抵制者众：违背社会正义 4月9日，秦伯益、钟南山等30位院士联名致信《中国科学报》，对“中式卷烟”项目入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项目表示严重关切。 他们旗帜鲜明地表达如下立场：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对中国控烟事业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行为，并呼吁有关部门切实承担起对中国控烟事业的公益职责。 院士联名信指出，“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项目的本质，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卷烟吸引力，从而达到促进烟草消费的目的。科学技术不能违背基本的社会正义，烟草研究鼓励或变相鼓励吸烟行为，将导致更多人的健康问题，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并增加家庭和社会负担。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名义加以肯定并鼓励，显然为社会大众所不容。 此外，院士们还指出，以科学共同体名义公然违背世卫组织控烟公约的现象屡屡出现，其中根源既与部分政府官员的控烟意识仍不到位有关，也与企业利益集团对社会正义的蔑视有关。“群情激愤，其善良目的就是及时纠正这一违背世卫控烟原则的做法，以对渐趋严峻的我国控烟局势形成些微遏制的力量。” 院士联名信末尾要求，对于烟草研究入选国家科技奖项的做法，“有关部门要严肃面对公众期待及国家形象，尽快给社会一个明确交代”。除了院士联名表达抵制立场之外，不少科学界同仁也表示支持30位院士立场，认为吸烟危害公民健康，破坏环境，违背世卫组织控烟公约，而且奖项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不应颁给烟草技术。 支持者寡：技术本身不存在好坏 即使抵制烟草项目评奖者呈现压倒性优势，且领导者中不乏知名院士、专家，但也有微弱声音表示卷烟技术有益，且不会造成宣传上的误区，所以对其入选国家科技奖表示支持。 据悉，科学网博主、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张乐表示，不抽烟者不会因为卷烟技术的提高而加入烟民行列，而烟民则会从卷烟技术的提高中获益，因为新技术降低了焦油和尼古丁含量，因此对于烟民的健康有益。而且中国烟民数量高达3.2亿人，这种现状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所以提高烟草质量、保护烟民健康也是应该的。而且，张乐还表示，卷烟技术入围科技奖不会造成宣传上的误区，因为吸烟有害健康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有人拿香烟的“中式卷烟”改进技术与对鸦片毒品的制毒技术的改进相联系，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从事金属材料研究的科学网博主崔伟斌则表示，两者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毒品是法律禁止，由此对于违禁物品的任何技术的改进都是违法的；而吸烟是法律允许的，只是一些场合道德和法规不允许，所以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差别的。技术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就像一把菜刀，要是用来切菜切肉，是很有用处的；要是用来杀人放火，当然是有害的。 此外，关于烟草项目另一争议在于，降焦减害的科学性是否成立。卷烟技术屡获国家奖项，其科学性和进步性被官方机构认可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低焦油等于低危害”之类的说法已被国际上大量研究证明是伪科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在个人博客上表示，烟草技术中的“降焦减害”不可能降低烟草的危害，反而能误导烟草消费，这早已是全球公共卫生学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专业机构的共识，并早已见诸于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签署的《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等官方文件。可惜的是，这项科学共识并没有为公共卫生学界以外的所有科学家所了解。■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事件|3716 次阅读|1 个评论

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2011年3月13

hailang0 2012-4-19 20:36

有意思的小会。 你要是不相信啊，你就亲自去看一看（下面有链接）。 学术会，专家来开。人不在多，学术则可！ 陈平原、李世洞、祝国光、朱高正、宋绍富、刘泰山、舒国滢、刘雪枫：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2011年3月13日）开幕式致辞 李树忠、谭汝为、王建民、张曙光、邢东田、李剑鸣、徐一文、满运龙、易剑东、贺国庆、宫敬才、张爱军、孙新强、唐建、张中秋、牛大勇：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2011年3月13日）主题研讨（上半场）发言纪要 刘桂明、蒋永华、徐波、赵虹、邰利琪、詹小洪、刘曙光、刘锡秋、李毅、赵法生、潘新明、吕丽塔、井建斌、杨玉圣、陈平原、余三定、黄安年：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2011年3月13日）主题研讨（下半场）及闭幕式发言纪要

个人分类: 科学|289 次阅读|0 个评论

《结合具体学科和专业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明确方向）》

geneculture 2012-4-10 11:20

《 结合具体学科和专业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明确方向）》 作者：邹晓辉Geneculture （一）“许多不同的说法”之间的沟通问题 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这两个相当庞大的国际化的理论研究领域 其实聚集着众多学科和专业各具特色的理论研究共同体 他们之间往往就同一个话题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二）“许多不同的工具”之间的兼容问题 在信息学和信息哲学这两个不断扩充的国际化的理论研究领域 也在聚集着众多学科和专业各具特色的理论研究共同体 他们之间往往就同一类对象会有许多不同的工具 注 ：还有一系列的科学预言和哲学反思相互结合的国际化的理论研究领域，在此也就不一一举列了。毕竟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可能仅就自己感兴趣且具有相当积累的研究方向展开深入具体的学习和研究。 说明 ：至此，融智学问体系算是基本建立起来了。为什么今天可以这样说了呢？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本博客的两组 关键词 （其中，科学网一组——专业、高等教育、共同体、语言学、信息学、融智学，新浪网一组—— 语言、信息、知识、智、教育、管理）和两个系列的 问题 及其相应的具体研究方向，特别还有其下方言简意赅的断言，初步洞察其奥妙，尽管要全面地了解它们，还须首先学习“协同智能观”和“融智方法论”及相应的“广义双语信息处理”、“文化基因工程”或“协同智能计算系统工程”，但是，读者至此毕竟已可看出它明确的方向了。

个人分类: 高等教育学|1688 次阅读|0 个评论

让科教共同体“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热度 1 liuli66 2012-3-28 07:26

中微子振荡有望获NB奖； 西塔潘猜想出少年数学大师。

个人分类: 杂感|20 次阅读|1 个评论

大学治理讨论

热度 1 berlindwh 2012-3-23 23:36

中世纪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大学本身就是国中之国，享有垄断性的学位授予权、独立的司法权；大学内部管理大都由教职占有人轮流管理，内部实行相对平等的议事权利。从柏林大学创建的时代开始，大学逐渐的成为一个二元体，一方面是大学是个自治体，另一方面大学也成为国家的某种机关，大学垄断折学位授予权，因而也就垄断着进入官僚体制的人员培养权。大学内部由教授自行管理，对外，大学和各个学院都享有同教育部长直接对话的特权。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大学的独立司法权被取消，大学的成员也受民法、刑法的约束。 中国大学，基督教大学除外，基本上都是官家创建的，先有官员，后有校长，再后有教师。大学从建校之日起就是一个等级严明的类衙门。民国时代，某些大学内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是整体上看，这种自治同开明的学者密切相连，学者下台，大学回到原来类衙门状态。从延安的“大学”开始，政治教育和党的管理深入到这种组织中来，建国后，这种制度得到了强化，大学内部权力被切割成条条，归属于不同行政部门管理、大学自己没有宪章，或者宪章被废除。大学的教授管理大学的权利被取消，各个大学之间依照被行政部门不同的赏识和关注形成了明显的内部等级。这就是今天中国大学治理的讨论的起点。怎样把大学的学者共同体地位还给学者，怎样从一个更高层面上为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作出开拓性的贡献，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不难，难的是有没有威权人物能够打破制度惯性，学者能否作出开拓性的贡献，进而借助这种开创性扩展自己的权利（不是权力！）。

3197 次阅读|2 个评论

发现的发现 - 文明的精神

benlion 2012-3-23 14:13

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从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学建立到市场经济建立的工业革命皆如此。日本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等对日本现代化转型的贡献，可以比较中国与日本知识阶层对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思考。 体制的设计是跟随社会的发展而进步，没有绝对的完美和无瑕疵，伦理的教育是制度设计的基石也是对体制的补充。科学的研究也是随着人类的认知而发展，没有绝对完备的理论，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而又在实验验证和新的发现中发展。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也是可以和必须以科学的客观精神来研究，对文化中的发现的再发现。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探讨，不但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而且也是建立公正、客观、正义的社会建制规范或示范的模型。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文化发展的两翼，也是社会和文明进化的精神源泉。知识阶层的反思是一切反思中的反思，发现东西文化中的发现是一切发现的发现 - Discovery of Discovery。

2458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白永瑞：东亚地域秩序: 超越帝国, 走向东亚共同体

whyhoo 2012-3-16 18:59

一、三个帝国与东亚秩序 超越纷争和分裂的历史，建立和平、共存共荣的东亚，不仅在韩国社会，在东亚各地都在热烈的讨论，并有人试图付诸实践。处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如果我们想真正担负起这一重任，则需具有能突破现实束缚的创造性思维。回顾东亚秩序历史的动机也正在于此，追溯历史也许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创造性思维。 所谓东亚秩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这里之所以要用"一定时期"来对其时间范围加以限定，是因为东亚秩序自古就是不断变化的，而且相信将来还会发生变动。实际上，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当然，对这三个秩序都通称为"帝国"，也许会引起争议。为了尽可能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这里有必要首先简单说明一下本文所说的帝国的意义。帝国概念的核心也许就是，帝国在本国和周边国家--在东亚则先后有朝贡国、殖民地、卫星国的性质变化--之间的关系上设定一定的位阶秩序，享有独自规定帝国势力圈之内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权力。从这种意义来看，完全可以用帝国的视角来比较近代以前和以后的东亚秩序的运作方式。这样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秩序的特征，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秩序之间的连续性。 当然，从帝国的视角来看东亚秩序，也会过分抬高中心国家的规定性，而相对忽视了在东亚秩序中处于周边地位的国家的作用，以及东亚秩序的变化过程。所以这里也尽量考虑到了周边的视角。①尤其是以周边国之一，韩国的地位和作用为焦点，回顾东亚秩序的历史，展望二十一世纪新东亚秩序产生的可能性。 二、中华帝国与小中心 传统时代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特定范式，大体上可以称之为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可是如果将这规定为中华帝国的秩序，也许会有人提出异议。所谓中华帝国，并非单纯指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即帝政），而是规范构成一个帝国圈的帝国本国和周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位阶秩序。在这个意义之下，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是"华夷秩序"，也许还有不同意见。 中国的华夷秩序，一般理解为以中国皇帝与周边各国的国王之间所形成的礼仪关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起源于秦汉统一王朝出现以后，中国王朝与周边各国家和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关系；到后来，具有世界帝国特征的隋唐出现以后，其特征更加明确。虽然隋唐世界帝国解体，但十五世纪初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朝贡制度的形成，这种国际秩序也进一步体系化。 这种华夷秩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华夷思想--成为这一秩序最为核心的理论基础。从将中国视为世界中心的本民族中心主义出发，将中国作为文明的中心"华"，而把周边视为落后的"夷"，即以文明的程度来确定彼此的地位差别，从而形成位阶秩序的文明圈。可是，由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也可以接受这一文明的标准，因而具有文化普遍主义的外形。当然，历史上中华帝国也根据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和需要，有时也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强迫周边屈服。可是明清时期所表现的典型的朝贡关系说明，中国并没有直接统治周边的意图，而是采取册封周边国家的君主，在内政和外交上发挥影响力的间接统治方式。特别是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在广大的版图内统治着多个民族，表现出多元的景象。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相辅相成的是，周边国家也分享着中国的天下观乃至华夷观，具有一种文明共同体的性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特点，所以中华帝国秩序，往往并不是中国单方面强迫建立的支配从属的位阶关系；与近代世界出现的帝国主义的支配关系相比，能够建立范围更加广大，更加多元、宽容的秩序。从今天的立场看来，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探索帝国秩序的替代方案的一种思想资源。② 可是，笔者还是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中华帝国的"帝国性"，因为中国历代王朝为了提高自身的正统性，都追求一种帝国倾向，这也是理解中华帝国的关键。虽然所有王朝都追求统一天下，将帝国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大一统，但是只有真正能够统治周边的四夷，或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以实现大一统的中华王朝，才能算是中华帝国（例如秦、汉、唐、元、明、清）。因此，中华帝国当然指的是中华王朝，但是中华王朝并不一定都能被称为中华帝国。这种大一统观念，也同样影响到征服王朝的统治理念。③可是在西为沙漠、东为大海的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一旦将统治范围之内的民族和地域统一于帝国，则不会轻易承认它们从帝国分裂出去，将国家组织视为正统，这种集团记忆被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那么，中华帝国的周边为什么参与这一秩序呢？郑容和的论文④通过朝鲜的例子，深入分析了周边自发地参与中华帝国秩序的动机。与日本同中国有大海阻隔不同，朝鲜与中国接壤，只能通过朝贡来保障国家安全和内政外交的自主空间。此外，从儒教文明圈的中心--中国的天子那里获得册封，可以提高自己统治权的正当性。特别是在发生像"壬辰倭乱"（中国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这样的外来侵略或内部民众叛乱，政权处于危机之中时，更是要依靠朝贡体制来获得国际的政权保障。 华夷秩序的另一特征，就是在中国皇帝和周边国王之间的朝贡和回赐的关系之上，派生出国际贸易关系。从朝贡的次数、规模来看，这种贸易除了只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国家间的公贸易之外，还有被编入使节团的特权商人与对方特权商人之间进行的私贸易。由此看来，华夷秩序既是国家、王朝之间的礼仪的对外关系，也是外交和通商上相辅相成的国际秩序。 从周边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华帝国的这种特征也许表现得更加明显。姜抮亚注意到传统时代中国经济超越于西方之上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所以认为周边国家参与中华帝国秩序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因为有一个"富有的中国"。最近学术界开始以东亚为中心重新解释世界史。根据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中国依靠在丝绸、茶、陶瓷器等主要世界贸易商品上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技术水准和生产能力，在十六世纪以来的三百余年里，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维持着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与欧洲拉开距离是从白银开始流出的1820年以后的事情）。正是在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正式的朝贡贸易体制衰落，私贸易兴盛，引起了国际贸易的一大变化。因此，在早期朝鲜被密切编入朝贡体制，与其它地区相比，在安定地供给物品和输入技术方面具有更有利的条件，结果在"紧跟中国型发展"上能暂时领先；但是到后来，反而是像日本那样的偏邦国家更加有利。 如此说来，中华帝国为什么会崩溃呢？对于这一问题，也同样可以从周边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样一种事实，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之中，还存在着多个由小中心秩序形成的重层世界。中华世界之中的小中心，也同样借助中国的华夷观，并将其适用于自己的周边地区。⑤例如在韩半岛，高句丽早就以"华"自处，将周边民族纳为属民，朝鲜王朝的世宗和世祖在对女真的政策上，也同样接受女真的朝贡，也满足日本称朝鲜为"大国"或"上国"。朝鲜后期，当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大陆以后，朝鲜更以"小中华"自居。这些历史事实，都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上来理解。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和越南与各自周边地区所结成的关系上。如果把这些历史现象看作对"中华思想的分享"，那么这一地域也许就可以被称作"中华思想共享圈"。⑥如果把这些小中心的作用放在巨大的朝贡贸易体制框架内来观察，特别是越南、朝鲜、日本这样的周边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小规模朝贡体制"，希望以此改变中国中心的秩序，这种努力也许可以被视为这一地域历史变动的主要动力。⑦ 在笔者看来，中华世界的重层性，也许正是中华帝国变化的内在要因。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尤其是在满族的清朝取代汉族的明朝以后，即十六世纪末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已经受到来自周边国家的批判，小中心自身的认同性（identity）也逐渐体系化，对后来这些国家向作为国民国家形成原动力的民族认同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这种思想变换，无论如何还只是作为促进中华世界变化的内因在起作用，而改变这一架构自身的力量却来自外部，即来自起源于西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 中华秩序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转变为一个一个的国民国家，这一过程与西方历史上中世纪帝国分裂为众多小的国家，最后发展为国民国家的过程很不相同。⑧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帝国，其内部各民族没有独立成为国民国家，中国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了清朝以来的领土，而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国民国家。只是位于其周边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摆脱朝贡体制，成为独立的国民国家，将"披着国民国家外衣的帝国"--中国视为他者，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三、日本帝国失败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中华帝国动摇的同时，东亚在西方列强所标榜的万国公法的基础上重建了新的秩序，也就是转为根据新的主权概念，由享有主权的国家之间相互订立契约即条约而成立的国际关系。在向这种新秩序转变的过程中，各国至少在形式上具有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近代世界，以主权概念为基础的万国公法所阐述的国际关系原则，在现实中很少被遵守，而肆行于世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及作为其强制手段的武力。甚至可以说，主权的原则与现实的隔阂不是例外的情况，恰是其正常状态。从根本上说，近代国际秩序是在标榜万国公法和文明的国际秩序的同时，却由霸权国家主导这一秩序的方向，这是其内在的矛盾。 可是在东亚，不存在霸权国家，不安定的秩序还在继续。从这种意义来说，这一时期的东亚的状况也可以说是"无中心的东亚"。至于其缘由，金基正从世界体制论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体制经历了一次结构性变动，英国失去了霸权国家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以德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上升为世界的中心国家，世界体制正在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元中心结构"转变。在这一变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加强对新近编入的周边国家的压迫，尤其是在东亚，在德国、美国和俄国等发展稍晚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同时，日本又加入进来，所以只会形成极度不安定的中心-周边结构。 在中华秩序下处于偏邦地位的日本，这时为了取代没落的中华帝国，从而具有"华"的地位（所谓的华夷变态），正积极输入西方文明，成功地进行了体制改革。它逐步修订了过去在欧美列强压迫下开港通商时不得不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制（1899年废除治外法权，1911年恢复关税自主权等），由此从周边上升到半周边，再急速进入到中心的行列，巩固了日本帝国势力范围的基础。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期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列强走向势力同盟的趋势下成功地与英国结成同盟体制，在阻止俄国南下的同时，上升为这一地域的"中心"。日本的这种对外战略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因为美国想通过与日本的联合，来维持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先后吞并了台湾（1895年）和朝鲜（1910年），进而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扶持傀儡政权"满洲国"，从而得以大大扩大了日本帝国的版图。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也产生了。随着日本势力进一步向中国内陆扩张，终于在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所选择的道路是结束不安定的"无中心的东亚"，由日本来主导东亚地域秩序。所以，日本表面上以推翻英美的殖民统治，解放东亚各民族为借口，企图取代传统的中华秩序，建立大日本帝国的自给自足体系（即"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帝国在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为了利用德国在欧洲接连得手的大好时机而捞取利益，同时也为了防止德国势力可能介入东南亚地区，从1940年8月起连续几个月竭力推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但是其思想基础，乃是日本在脱离中华秩序过程中形成的亚细亚主义。日本在追求近代化的初期，就提出了与西方相区别的、强调内在独特性的"东洋"概念，将中国视为东洋的一个国民国家而使之相对化，从而规定了日本的主体性。这一思想倾向，就是日本的所谓亚细亚主义。作为这一思想谱系的一部分，特别是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为了尽快结束中日战争的持久战状态，"和平"地重构东亚秩序，提出了东亚新秩序论。东亚新秩序论包括了几方面的思想，任城模分析了其中最为激进的尾岐秀实的东亚协同体论，指出了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联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日本，进而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民众为主体，对东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尾岐秀实的这种理论清楚地展示了东亚协同体论的思想"临界点"。虽然他的构想在现实中遭遇了失败，却还是在右派掌握的亚细亚主义和左派所掌握的国际主义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他这种将地域构想与日本国内改革论相结合的独特思想，在我们理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时也是不容忽视的。 与这种东亚协同体论主张以日本和中国为轴心，主张控制民族主义和日本的社会结构改革相比，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说是以超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为号召，追求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当然，对这两者之间的延续和断绝也还有讨论的必要，不过金炅一还是强调了两者的区别。从表面上看来，大东亚共荣圈所追求的是与西方这一他者相对的亚洲的认同性，希望实现亚洲各民族和国家的相互联合，但从根本上说已经背离了亚细亚主义，主要是从军事理论导出的一种构想，不过是企图将家族伦理和天皇制理论扩张到整个亚洲而已。无论是作为克服西方价值的普遍理论"近代超克"论还是世界史理论，都只不过是根据日本的需要而强加给所有亚洲人的。这样，日本帝国与中华帝国不同，不具备在理念上提供文明标准等价值的地位，所以只能动员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靠直接的殖民统治来维持其帝国的存在。 此外，这种理念在经济领域也缺乏基础。日本帝国不能像中华帝国那样，依靠自身丰富的经济力来吸引周边国家，而是为了处于帝国势力圈中心而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国攫取资源，掠夺周边国家。换句话说，这种秩序构造中所标榜的"共荣"，只能靠军事力量来实现，也必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对于日本帝国的这种为自给自足而树立起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其分工构造的实际运作方式及其影响，在此可惜未能充分加以分析。大东亚共荣圈果真是作为日本的资本、技术与其它邻国的农业经济相互调和的东亚国家间的分工体系在发挥作用，还是具有由中心（日本）、半周边（朝鲜等）和周边（"满洲国"等）构成的三元构造的独特的地域体系，这些还是将来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深入阐述的问题。⑨ 正是因为这些特征，我们对日本帝国是否真的在东亚具有帝国所应有的独占性权力，也心存疑问。只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与欧美极为短暂的矛盾对立中，试图强制实行排他性权力于这一东亚地区，却很快又遭受失败的帝国，或许仅能视为一个"准帝国"。⑩ 四、冷战时期美帝国的亚太秩序 日本帝国没落以后，东亚各国彻底完成了去殖民地化过程，即积极追求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立。但是推动这一任务的国民国家，却在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世界冷战秩序的磁场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东亚秩序基本上从属于在东亚地域形成的所谓自由阵营与共产阵营的对立，尤其是两大霸权国家之一的美国，只要苏联主导的共产阵营存在，就能以此为理由介入个别国家，将区域国际关系隶属于自由阵营的联合之中，从而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结构。从这种意义来说，美国和苏联都是领导着一定数量的卫星国家的帝国，而且这种帝国"立足于意识形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技术转移，互惠，以及军事合作，扩大发展为范围更加广泛的同盟"{11}。美国为了维持帝国内的团结，不仅强迫东亚各国采用美国的社会体制，甚至对朝鲜半岛和越南直接进行军事介入。 美国的这种帝国秩序能够维持的前提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具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此外，美国最为强大的经济力量（生产的高效率和庞大的市场，世界通用货币美元）和同盟国的政治支持，以及为维持霸权而树立的意识形态，也都是重要因素。 首先从政治、军事领域来看，美国与日本不同，它不直接统治殖民地，取而代之的是采取地域统合方式，通过与各个国家单独缔结同盟而对东亚进行间接控制（虽然在必要地方设置军事基地，驻扎美军），推行将日本作为下位伙伴的战略。换句话说，美国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根据金明燮的研究，美国最初也打算像在欧洲所实行的那样，在东亚促进地域统合。但是围绕着是支持欧洲恢复其在东亚的殖民统治，还是推行以日本为中心促进东亚地域统合的战略，产生了不同意见，结果美国还是选择了扶植日本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虽然也对泛亚洲主义的复活存有戒心，但在陷入东亚热战漩涡的情况下，通过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的缔结，对美国来说出现了一个消除了毒素的"大东亚"。换句话说，经济上以日本为中心建立垂直地域分工体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联系网，部分复活了。这是一种"没有公开发表的地域统合"。日本统治者在适应这一秩序的同时，也认识到这是将复活自己已经破碎的帝国梦想的绝好时机，所以也积极利用它来追求本国的利益。 可是，对于美国的这种地域统合战略，东亚各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接受的。最早韩国的李承晚、菲律宾的季里诺（Quirino）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试图建立具有反共同盟性质的太平洋同盟，虽然最后因美国的反对而流产，其在军事方面的宗旨还是为以后欧洲和东南亚国家参与的东南亚条约机构（SEATO）所继承。除此之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朝鲜战争冲击下，1955年由印度主导召开的万隆会议，"非同盟势力（不结盟势力）"也形成自生的地域秩序。参加这一会议的亚洲国家开始摸索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既非社会主义的方式，也不是美国式的新型发展路线。 但是一部分国家的这种探索过程，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推行新的政策而失败，美国成功地建立了支持自由的势力均衡。于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安保秩序，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秩序得以维持，其原动力来自美国所具有的经济吸引力，特别是美国市场向亚细亚同盟国开放，从而构筑了亚太经济联系网，东亚国家也因此在经济上、军事安全上依附于美国。这时出现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域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具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力量，成功地加入了"富人俱乐部"，并在东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窗口就是亚洲开发银行，朴泰均对此有详细的阐述。结果，这种在美国和日本的主导之下，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受排斥的垂直结构被固定下来。 亚洲各国之所以被吸进这一新秩序，美国所传播的理念乃至价值观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肯尼迪政府批评了过去只重视军事援助的政策，改以积极援助已接受民族主义发展为驱动力的近代化模式的亚洲个别国家，以加强为反共而联合的自由阵营内部团结。结果亚洲国家纷纷将开发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最大任务。美国的大众文化也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东亚人稍微主动地接受美国文明作为标准的重要武器。 上面主要通过中心国家的作用和动向，来考察了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为了说明这一秩序的变动趋势，还有必要从周边的观点来作进一步的分析。虽然对这一问题没能真正解决，以周边国家之一的韩国的选择为焦点而进行的整理分析，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直到冷战尚在持续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仍在冷战秩序的磁场之中，在分裂体制的半边为建立国民国家而努力，但是也利用这个史无前例的机会，为以后在东亚地域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从这种角度来说，分析韩国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韩国，与其说单纯是冷战秩序的受害者，还不如说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或利用者。{12}大体说来，韩国的历届政权都在依赖美国这一帝国的同时，也将冷战论理和状况作为在分？体制下建设国民国家的机会积极加以利用，在这点上具有连续性。只是在对日本和朝鲜的存在的对应方式上有所不同，如果说这是冷战型国民国家，摆脱这种状况的努力大概从卢泰愚政权的北方外交开始，接着有金泳三政权的"世界化"政策，最后通过金大中政权的"阳光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此同时，韩国知识界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内部民主化的基础上，积极适应脱冷战的时代状况，开始讨论东亚地域主义。 五、脱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探索 几乎在韩国人开始将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域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来思考问题的同时，在东亚地域也自发地出现了地域统合的动向。这种新动向，并不是要恢复过去东亚历史中存在过的中华帝国或日本帝国秩序那样的，周边国家从属于中心国家形态的统合，而是从周边向中心扩散的地域统合。从这点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实际上在冷战秩序下，美国只能接受美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纵向关系（双边主义），所以亚洲内部的横向联合（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很难产生，同时亚洲各国也以各自的民族主义为动力，追求发展主义，很少会关注地域统合的问题。可是与冷战初期不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以前规制东亚秩序的美国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美国霸权安定时期建立起来的构造，开始出现危机。{13} 这种危机首先是美国霸权主义自身所含的内在矛盾，即支撑霸权的权力资源出现了极度的不均等现象。尽管在军事力量上美国依然占据压倒优势地位，但是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则不是这样，尤其在经济领域，美国只吸取世界经济的商品和资本，而不能相应地提供财富，逐渐演变成世界经济的黑洞。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其经济现在只不过是借助于世界中心货币美元才勉强支撑。但是军事上的霸权主义必然会带来庞大的军费支出，因此必然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而为了缩小财政赤字，摆脱日益依赖于海外金融支持的状况，美国所要推行的还是军事霸权主义。这样危机只能更加深化，陷入恶性循环。此外，在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在与苏联主导的共产圈相对立过程中得以维持的自由阵营的联合，现在失去了号召力。面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泛滥，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也日益活跃。在美国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内部动力同时，中国却在改革开放以后急速崛起。中国在这一地域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对美国来说这也是不得不面临的新的外部环境。 美国掌握霸权的东亚秩序的分裂，也为这一地域建立脱中心的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依靠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亚地域内部超越国境的合作、相互依存、以及与正式的制度化统合相重合的联系网络正在增加，其主体既有政府、企业，也包括民间联合运动，多种多样。尤其如1996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ASEAN + 3形态所显示的，制度化的努力进一步加强，甚至在2005年末举行东亚首脑会谈。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域概念竞争过程中，"东亚"一词呈现出新的意义。 可是东亚的地域统合努力一方面以经济领域为先导，另一方面有分散的市民联合运动日益发展，具有很强的自下而上的统合的特征，所以这种非正式的联系网络构想，也常常被称为"软性地域主义"（soft-regionalism）{14}。相反，依靠正式的（主要是政府间的）协议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过程，却进展缓慢。 对此，至少在安全、军事方面依然具有压倒优势的美国，也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在东亚受到排斥，因此东亚秩序的未来，必然在美国单极的主导权与东亚多极的地域统合努力之间妥协、竞争的过程中展开。虽然会不安定，但是脱中心、多中心的步伐已经迈出。 那么在脱中心的东亚创立新秩序过程中，韩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针对这一问题，李南周的文章专门作了回答。他指出将来出现的新的秩序现在还难以确定，是以国民国家为基础而建立的旧的秩序继续维持下去，还是要克服国民国家的局限？这两种发展方向会继续相互作用，未来的新秩序也许要在这样复合的过程中形成。具体说来，也就是要在批判地考察现在进行之中的地域合作体促进状况的基础上，探索替代方案。在政治、安全方面，为取代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的替代方案，支持多国间的安全合作，为促进安全合作，不仅要重视国家自身的安全，也要保障、增进和调和个人的人权，也就是要更加关注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问题。在经济领域，在肯定加速发展的地域统合趋势的同时，考虑到地域内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强调为增进共同利益而必须调整各国的发展模式。他期待着这些意见能够实现，其根据就是东亚的地域统合不再是由美国那样追求霸权的国家所主导的。可是在创造新秩序的过程中，希望韩国这样中等规模的国家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尤其是韩国已经具备了比较发达的民主主义和市民社会等基本条件，应当更加积极地介入东亚合作，对于地域合作要有新的姿态。 白池云强调了民间团体作为创造新的地域秩序的主体的作用。他反思历史上出现的东亚秩序都是帝国运营的，而今天的东亚地域共同体概念中，依然受到国家间联合体观念的影响，希望目前正在进行的超越国境的基层民间团体的联合，能够为新的地域共同体提供健康的基础。他具体分析了各种类型的联合运动的实际活动个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还在承认各国民间运动的差异的同时，提出了联合的方向。尤其对东亚各国民间运动主体所面临的矛盾，即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之间连动的问题，他提醒大家，就像这一问题的危害会涉及各国民众一样，其解决的方法也不仅仅在于一国内部的对政府抗争；如果不发展为超越国境的联合运动，势必难以取得成效。 最后，还需要分析一下在东亚人建设脱中心的新东亚的过程中，过去的帝国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对未来的构想并不亚于历史推演的意义，也同样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想象力。 在东亚历史上存在的三个帝国中，美国分明在未来短时期内还会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布什政权的新保守派官员，习于用帝国的作用这一用语来表现某种使命感，也许会利用军事手段重新编织"帝国"的新版图。可是正如前面所阐述的，独占的权力结构已经开始分裂，多中心开始形成，一国突出型多中心结构（用中国式的表述来说就是"一超多强"）在东亚持续的可能性比较大。相反，日本帝国复活的可能性现在看来并不大。日本在过去帝国统治的时期，其本国在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也一直很弱；现在日本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技术水准和军事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美国，缺乏独自的对外政策决定能力，似乎很难获得美国的下位伙伴以上的地位。所以，令人担心的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再次出现，而是美日寡头统治的高度现实性（当然最近日本的右倾倾向也引起了亚洲邻国的忧虑，也对新版大东亚共荣圈之出现有所警戒，但我宁可相信，这可能只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化之新倾向或其复活，而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而已）。 与此相比，最近大家所关注的具有更大的复活可能性的还是中国。回顾历史，在十九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的没落，东亚秩序也陷入了多中心相互竞争的不安定局面。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重新崛起，东亚地域秩序也再次进入激变期，中国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如此重要。 乍看之下，中华帝国与霸权全盛期的美国，颇多相似之处。两国不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超强大国地位，而且将国际关系朝势力均衡思考来处理，并依据文明的理论来形成一种位阶秩序，这种文明在诱导着周边参与秩序的国家的自发性。而更为重要的是，无与伦比的强大经济实力给周边国家带来的实惠，对这一地域秩序的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将来中华帝国要想复活，首先必须使自己的经济实力能发挥像过去那样的吸引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是让人联想到中华帝国复活的关键因素。可是，如果不从国家经济总量，而是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或者从国内的阶层、地域和民族间的贫富分化来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则有乐观和悲观两种观点的争论，至少还看不到中国有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可能性。但是不难想象，中国还是会建立起在东亚作为地域强国而发挥自身作用的经济基础。而且从政治、军事安全来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国家，在为解决朝鲜核问题而举行的六方会谈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反映了中国作为地域强国的地位。但是很明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政治、军事力量方面还是赶不上美国。最后，中国能否像过去那样提供文明的标准，并为周边国家所接受，对中国的这种能力（即软权力，soft-power）还不容乐观。若中国不是立足于民主主义，而是通过复兴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来追求权力的合法性，走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近代化模式，并未能新创出克服其弊端的独特发展模式，即使中国有意要主导东亚秩序，也不容易让周边国家自发地参与其中。 总之，虽说中国至少可以成为地域强国，新版中华帝国的复活尚不可能。而且，与中国在过去王权间的国际秩序中掌握霸权，维持华夷秩序的时期不同，现在不仅有美国、日本这样的中心并存，还有民间社会也作为重要的行为主体参与进来。在这种地域状况下，如何能够建立新版中华帝国？尽管如此，帝国复活论或中国威胁论依然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前面所阐述的，这不仅出于对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所具有的实力的警戒心理，也来源于因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价值观、理念的差异。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无论是从实体上还是从形象上，中国在规模上的绝对优势，不能不让周边国家意识到它的存在。关于这点，对于中国是否真的是对周围国家构成威胁的强国的问题，笔者主张应该将对中国实体的考察，与对历史和文化记忆中的大国象形的探讨区分开来。{15}我们常常表现出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种种倾向。两者虽然基本上是分开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状况下又会重叠，对此将作进一步的说明。现在中国如果真的成为威胁性存在，则必须具备三大要素。首先中国必须有威胁邻国的意图（intention）和能力（capability）。与这两种要素相连的，感觉到中国威胁的一方的感觉或认识（perception）也是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对此，不仅邻国的有形力量（国力）会起作用，其国家内部一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发挥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记忆，即对帝国的记忆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导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因素。在这时，相互区别的两个层次会联系起来。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华帝国身上，在周边国家感受到日本帝国的威胁时，历史记忆也在起作用。因此，中国和日本如果想让周围国家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战略不至于感到威胁，必须用大力气调整甚至改革本国的发展战略，使之能真正有利于东亚的共存共荣，而且还要肃清本国人脑海中残存的"草根帝国意识"{16}。如果不这样，则必然会为争夺东亚的主导权而相互竞争和制约，对相对一方的帝国的集团记忆，也就会在现实中被唤起，我们也就不能克服帝国的忧伤历史。走向脱中心化的现在，乃是有史以来在这一地域建立多中心共存的地域秩序的最好时期。现在，在帝国的记忆上相对较为自由，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小中心"作用，对其可能性与局限性一一经验过的韩国，也许可以在各个中心之间起到调节者及和平和繁荣的促进者的作用，与此相应地进行一些内部改革，那么我们韩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东亚历史中自然也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注释】 ①至于周边的视角的多层次意义，参见崔元植、白永瑞（编）：《从周边看东亚》，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4年版，笔者的序言。 ②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国大陆出版了一些着眼于这种特征的研究成果，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在汪晖看来，朝贡体制是以王道这一伦理观念为基础的，其中可以找到足以对抗近代民族国家恶性膨胀而产生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现亚洲的近代的内在连续性的理论资源。赵汀阳则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与现代国际政治相嫁接，提出要废除"帝国秩序"，代之以"天下秩序"（没有异端或他者的世界秩序）。在中国之外也有类似的主张，在构型二十一世纪东亚地域秩序的规范时，重视华夷秩序的理念和原理（以大同主义为基础的调和与共存理念，儒教原理的道德主义、相互主义、均分主义等），并注意到因这些理念和原理与现实、实践发生诡离而导致被歪曲或形骸化的历史事实（金凤珍："东アジア规范秩序の构筑に向けて：朝鲜半岛からの视点"，载大沼保昭（编著）：《东亚の构想》，筑摩书房2000年版）。在汉语圈知识分子中，对这一见解持反对态度的人也不少。不管怎样，对于天下观（甚至朝贡体制）能否作为去中国的普遍资源的争论，在现在必然会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作用规定这一现实问题密切相关。 ③这一想法受到了王柯（"帝国と民族： 中国における支配正当性の视线"，载山本有造（编）：《帝国の硏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部2003年版）的启示。关于中华帝国空间和正统论的复杂关系，可参见李成珪："中华帝国的膨胀和缩小：其理念和实际"，《历史学报》第186辑，2005年。 ④本文原系笔者为《 东亚地域秩序： 超越帝国 走向共同体》（首尔：创批社2005年版）一书所写的导论。本修正稿中，偶尔会出现人名或论文名称却不注明出处，都是这本书收录的文章。 ⑤闵斗基："东亚的实体及展望"，《与时间的竞争》，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 ⑥古田博司，"东アジア中华思想共有圈の形成"，载驹井洋（编）：《脱オリエンンタリズムとしての社会知》，ミネルヴァ书房1998年版。 ⑦滨下武志：《朝贡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书店1997年版。 ⑧杨念群："什么是"东亚"？：近代以后韩中日的'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结果"，首尔：《大东文化研究》第50辑，2005年。 ⑨介绍、批评主张三元构造的 Bruce Comings的见解的论文参见韩锡政："试论大东亚共荣圈和世界体制论的适用性"（《韩国社会学》第33辑，1999年冬季号）。日本考虑到中国而提出的国际间分工体系，在历史上以及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历史学家中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黄东渊的"中国现代史理解的问题点及其克服的展望"（首尔：《中国现代史研究》第10辑，2000年12月）和文明基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关于汪精卫政权与亚细亚主义的对话"（《中国现代史研究》第11辑，2001年6月）。 ⑩对于大东亚共荣圈，也有从日本帝国周边的角度重新审视的必要。遭受日本本国掠夺的朝鲜、琉球、台湾和中国大陆沦陷区等地的民族主义抵抗及相互联合运动，以及周边国家对东亚合作体制的反应，特别是朝鲜"转向"社会主义者的反应--即将这作为追求战时变革的绝好时机，试图在提高朝鲜在帝国圈的位阶秩序中的地位的同时，保全朝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特性--等帝国圈内的改革运动的复杂情况进一步加以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日本帝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实际情况（洪宗郁："1930年代における植民地朝鲜人の思想的模索：金明植の现実认识と転向を中心に"，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42号，2004年12月；方基中〔编〕：《日帝下知识分子的法西斯体制认识及对应》，首尔：慧眼2005年版）。此外，在日本帝国之外，中国也挑战日本论述亚洲的独占权，构想了多种多样的亚洲观--在批判日本侵略性的亚细亚主义的同时，也同样具有追求亚细亚的联合的共同倾向，只是在是以中国为中心，还是在此之外实行民众的联合上有所不同而已--对理解二十世纪前半期东亚秩序也是不可忽视的知性遗产。可是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更重视的不是东亚，而是与美国、英国或苏联之间的国际合作。 {11}Charmers A. Johnson，Blowback，韩译本， 首尔： 三仁2003年版，第56-57页。 {12}这一视角来自李锺元的"东北亚国际秩序中的韩国坐标及展望"（载韩国政治外交学会〔编〕：《列强的占领政策与分断国家的独立、统一》，首尔； 建国大学校出版部1999年版）。根据此文的论述，李承晚政权虽然很好地利用了冷战秩序激化的时代背景，将美国深深地拖入朝鲜半岛，但是也不愿接受美国扶植日本为地域中心，而使韩国陷入从属地位的地域秩序构想，其代价是南北对立激化，导致了韩国在东亚秩序中被孤立的结果。朴正熙政权积极利用了美国重视日本的战略，改善同日本的关系，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强行出兵越南，以争取战时军需物资加工订货，提高韩国的国际政治地位。虽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开发主义的弊端也影响深远，利用北方的威胁来加强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在国际上的孤立也更加严重。 {13}下面关于美国霸权的论述主要依据柳在建："美国霸权的危机与世界史的转换"，《创作与批评》2005年春季号。 {14}T.J. Pempel， ed.，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编者的序言；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绪论。 {15}参见笔者为韩国读者所写的"为构筑东亚和平而读史：几点建议"（《黄海文化》2004年冬季号）和为中国读者所作的发言（白永瑞、陈光兴、孙歌〔座谈〕："关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书城》2004年12月号）。 {16}姜尙中、高桥哲哉（对谈）："草の根の帝国意识"，《周刊读书人》2005年 8月19日。 白永瑞： 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系 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168/c18

个人分类: 思想|1291 次阅读|0 个评论

理想中的权利社会

liukecrystal 2012-1-21 10:08

每个人心中都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都想看到一个社会中至少有一种自己最为在意的要素是比较完美的。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社会应该具有一种对自由权利的普遍认可。它将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图景：在一个可以想象的共同体中，人人都应该拥有对权利的清晰理解，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并知道拥有这一东西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因为手中有权利，所以应该知道权利是一种完善人性的表达，是一种活生生、有着人情味的道德，是让我们安放内心的关切、同情、激愤、躁动的自由空间。由此可知，所有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慈善之心的力量都来自于能够保护权利的某个公共社会的鼓励和赞扬。同时，拥有权利更是一种积极的、“苛责”的态度，它让我们更有胆量将当年那童话世界的理性主义情怀有效地施展在现实的成人世界里。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不是重复当年那场民主的暴政，而是创建起有序且有效的问责机制；不仅共同关注有意义的生活目的，而且在法治上有所倚靠。正因为如此，我们态度冷静、语言尖刻、行动强硬且眼神坚定。在这一社会中，我们应该被称为“温和且强硬”的公民，因为我们从内心汲取力量，寻找最热切的信念，我们不是犬儒，无法视公平和正义为无物。正因为胸怀赤子之心，我们才不仅仅是赞美国家的进步，而且在汹汹群论中挺身而出，批评它的不尽完美之处。而相比于我们如今为生计奔波、蝇营狗苟的困窘，相比于我们面对生者叹息、死者长逝的悲剧而无能无力的尴尬，我们是否会运用手中的权利，是否懂得做一个“温和且强硬”的公民？要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于我们价值传承的历史深处，而并非从西方世界凭空而降。 懂得理解和运用权利是一种审慎而理性的美德，它的基础是广开民智、德性教化和习惯的养成。懂得运用权利不是凌空虚蹈，不是随波逐流，虽然描述起权利像阅读一张使用说明一样浅白而平常，但它却蕴含着一个厚重而严肃的信念。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信念更加珍贵，更何况这个信念充满着对有意义的生活的创造，在这个创造中有着如此之多的困难，也充满着如此之多的希望。

158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旷新年：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

whyhoo 2012-1-8 12:43

一 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不仅成为东方“现代”的开始，而且给东方带来了“历史”，它使“静止”和“停滞”的东方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我们经常把“东亚”当作一个自明的概念来使用，然而，实际上这个与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有着某种关联的概念，并不能够像“欧洲共同体”那样的概念一样不加任何批判地来使用。“脱亚入欧”，成为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日本，它对于亚洲的奴役直观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殖民侵掠的性质，它与从总体上来说是被资本主义殖民、侵掠、压迫和剥削的亚洲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思维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合到西欧资本主义七国之中的日本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同时，由于这样一种思想地位上的根本区别，日本的思想也并不是“亚洲思想”。这种区别，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这一本反思历史的书却根本没有任何反思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复制和表达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强盗逻辑。它把对于亚洲的奴役说成是“解放”和“文明”。另一方面，在东亚，韩国和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承担了相同的悲剧历史，体验了共同的抵抗思想。尤其是韩国在二十世纪以来被现代世界体系所强加的殖民和分裂体验使他们比中国更加明显、直接和强烈地体验到现代世界体系的压抑与矛盾。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世界体系有着更直接的体验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由于韩国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现代革命（幸抑或不幸？），他们那种被现代世界体系所扭曲的痛苦，也是解放后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无法体会的。这也因此要求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作出更多的牺牲，在思想上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在我看来，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恰恰是他们继承了本来应当是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遗产。 九十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捡到了股份一样兴高采烈和简单化地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韩国学者白乐晴先生的汉译评论选集《全球时代的文学与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宽广的批判性的视野。他的思想和思想立场是要令已经从思想上被阉割掉了的我们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感到羞愧的。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英美文学专家的白乐晴先生，为什么自由主义没有成为他的中心思想？而是相反，他的文学思考是由“民族文学”和“现实主义”这样看来毫不摩登的概念所构成和展开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有过被殖民经验的国家，自由主义思想很容易隐含某种买办性质。这种买办性在胡适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他在与中共论战的《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有意或者无意地抹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与侵掠。白先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敏锐地指出了作为第三世界的韩国的“全国土的郊区化”的现象。“郊区化”已经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今天正在发生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应该置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来加以思考和检讨，我们并不是要反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只是要指出，今天第三世界的发展在现代的世界格局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构成了第一世界发展的重要的一环，并且是作为第一世界的附庸而“发展”，从而成为第一世界的工业区和垃圾场。九十年代，美国的垃圾倾泄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事件既具有象征的意义，同时它又对“发展”作出很具体的诠释。 白先生还指出，在第三世界沦为第一世界的“郊区”的同时，伴随着国际分工和资本主义现代合理化而来的“专业性”一词也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买办性”所涵盖，他甚至将“知识的买办化”作为一个现代主题提出。“知识的买办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不平等结构和格局之中一个自然的现象。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从第三世界攫取的超额利润使得他们能够用来收买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当然，这在被收买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是没有意识到和缺乏自觉的）。这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是显而易见的。在九十年代，我们常常用“白领化”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其实，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的白领化，还不如说知识分子的买办化才是对于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性质的更为准确的一个描述。中国的所谓“白领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这是很多人在呵护和期待的未来历史的主人，说得明确一点具体一点，实际上，就是相当一部分“外企”雇员，在中国，正是他们接受过最好的教育－－高等教育。他们通过分润第一世界从第三世界获得的超额利润，从而使自己从普通的中国大众中分离出来，成为“高等华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不可能明白他们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的原因及其意义。资本主义无处不在复制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与关系。中国的“中产阶级”仅仅是跨国资本的附庸，他们不仅为西方资本服务，而且也崇拜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美国比中国自己更了解中国，因为今天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美国的资本和机构服务。美国优势的资本力量支配着中国的知识，收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为美国的资本和意识形态服务。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各种所谓“民间基金”值得询问和研究，它们的资金来源是在哪里？它们为谁提供服务？它们所研究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课题？他们为什么研究这些课题？ 二 从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思考出发，白先生以“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理韩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概念。也许会导致中国读者不幸误解的是，作为一种中国当前文学批评的表述，“第三世界文学”恰恰是一个堕落和虚伪的，以及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论并没有具体揭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种不平等的矛盾关系在第三世界内部不断复制的现实；而是相反，它通过对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立的抽象化，从而把第三世界内部的矛盾取消了。这是需要在此作出解释和辨析的。然而，白先生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并不是与第一世界抽象地对立的。白先生指出：“这种意义上可以诊断，我们的现代文学是在意识到外来势力的侵入并不是给部分地区或部分阶层，而是给全体民族带来侵略威胁的时候萌生起来的。同时还把在这种侵略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竟然采取迎合态度的国内封建势力视为民族危机之一环的意识，当然也是那种现代意识的一部分。”“真正的我们时代的文学，真正生活在今天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韩国‘现代文学’就应该是民族文学”。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有着相同的意义。 在今天，我们需要批判把现代文学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的文学”的非历史的抽象。胡适、周作人就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拒绝对于帝国主义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将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合理化。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与掩盖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刻区别。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第三世界现代文学较之西方现代文学对于现代性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种批判本身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性的内容。不必否认，这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属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异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又可能在相对不发达的东方得到发展？这是因为东方最深刻地体验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与后果，深刻地感受到这一话语的压迫。即使是像三十年代上海的资产阶级性的新感觉派文学对于资本主义的解读也同样具有一种非自然主义的寓言意义。在已经自然化的现代社会，寓言代表了一种思想的欲望与力量。比如，后来沦为国民党图书杂志检查官和日本汉奸的穆时英，他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描述就具有寓言的性质：“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意义在这种修辞里已经变得暧昧含混了。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了，因此，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决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文学。它不仅是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它也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较之西方现代文学，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并且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就是说，它具有更广泛的人民性。因为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决不能同于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压抑，它不是像西欧那样简单地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在反抗外国资本的条件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其实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法国大革命彻底消灭了封建贵族，比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具有人民性；在欧洲，正是更后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首先建立了劳工的福利保障制度。 我曾经在《批评空间的开创》的书评中，批评李欧梵和王晓明先生在“世界文学”的概念中对于鲁迅的过于贬低的评价及其理解力丧失的现象。王晓明先生认为：“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但以世界文学的标准衡量，他却还不是伟大的作家，尽管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见《批评空间的开创·序》）很明显，在王晓明先生看来，是鲁迅所处的特殊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的”作家。我并不是批评王晓明先生个人，因为问题要严重得多，而且恰恰相反，我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世界文学”话语的制约与压抑之下王晓明先生的痛苦。作为一个热爱鲁迅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却不得不对鲁迅作出很低的评价，不得不将鲁迅排除于“世界文学”之外。“世界文学”以及“世界”这个概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世界”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相反总是具体的。在莱布尼兹和伏尔泰看来，中国可能意味着“世界”；在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无疑就意味着整个世界；而在二十世纪，我们所谓“世界”，其实就是美国。在八十年代，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作“走向世界文学”，这个虚构的概念，这种“世界文学”的想象，在当时，连提出它的人也不甚了然；然而，站在今天的高度，它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识形态已经洞若观火。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现代文学被排斥于“世界文学”之外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疑问：“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几乎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倘若不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又为什么每日孜孜、费心劳神去做这方面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因此，这直接关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现代文学以及中国的现代的问题，同时也关涉到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以及现代的评价的问题。 三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是一个克服封建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克服帝国主义的过程，并且它的目的已经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实现资本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比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所不具有的历史进步性质。它包含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局限性进行克服的可能性。也因此，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一般地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文学也不同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欧洲的资产阶级现代文学。在中国，小部分资产阶级很容易具有明显的买办色彩，这充分反映在茅盾三十年代反映中国社会的总体性思考的长篇小说《子夜》中。与此同时，胡适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常常具有浓厚的封建买办色彩，对外屈从于英美或者日本帝国主义，对内与封建官僚相结合，因此很快就从新文化阵营中分裂出去了。正像三十年代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所说的那样：“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历史意识因而过于轻率地宣言“告别革命”，他们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持一种极端无知的否定态度。当我们肯定邓小平时代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没有毛泽东时代，也就不可能产生邓小平时代。中国正是通过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通过革命，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个人解放，这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毛泽东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和包围之中发展民族工业和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和降低，然而中国不仅终于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封锁，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毛泽东不仅为中国民族赢得了独立与尊严，而且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政治和经济的可靠基础，并且为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中国正是通过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从一个被列强虎视眈眈和殖民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成为挫败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心，并且正是通过反抗和解构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而最终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之中。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通过社会和阶级的平等进行民族广泛的政治经济动员，而且同时也是向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民族平等的诉求。只有通过土地革命，通过人民公社，只有在毛泽东的“平等”的基础之上，然后才能产生“责任制”，才能产生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思想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改变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平等地位的思想。正是通过毛泽东思想，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遗产”与负担。正是通过“革命”，中国改变了它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当然毛泽东思想远比这要丰富得多，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而且也是对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在第三世界的历史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种光辉的辩证思想，它深刻地把握了现代的本质。毛泽东不是简单地把“现代”理解为历史的目的，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他把现代理解为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以一种矛盾的观点来理解现代，进而深入现代性矛盾的内部来思考现代社会与思想的发展。与此不同的是，苏联不承认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斯大林甚至宣布阶级在苏联已经消亡。因此，苏联无法改革，只能坐待崩溃。相反，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使他承认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合理性，为中美建交打开了大门。 资本主义必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格局，它必然地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城市／乡村、沿海／内地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与关系的符合逻辑的不断复制与推展。因此，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打破和修改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结构秩序。九十年代在中国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蔑视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同时一厢情愿地将美国理想化。当自由主义谴责斯大林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在三十年代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抵抗法西斯的国家，而自由主义的英法政治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宁可与法西斯德国合作，也不愿与社会主义苏联合作。当我们谴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对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大肆迫害及其对中国所进行的长期封锁和颠覆。九十年代，当我们在庆祝自由主义全球性胜利的时候，当我们说“历史终结了”的时候，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乘金融危机之危以“自由经济”的名义将东南亚经济纳入到它的秩序之中，因此以至于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对这种干预表示批评。在这一时刻，我想起张伯伦在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以后回到英国时说：我给欧洲带来了和平。然而牺牲第三世界的利益从来就没有真正给资本主义本身带来和平，因为张伯伦的话音未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四 第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性质和民族文学的艰巨课题，也同时为第三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彻底批判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民族文学一个基本的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先进国的文学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白先生指出，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西欧市民文学尽管有空前的先进性，但是它却从根本上不可能提出帝国主义的问题。恰恰相反，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在西欧的表现了强烈的市民意识的文学作品中会感到帝国主义的不祥前兆。白先生站在第三世界主体的立场，批判性地解读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这部曾经被马克思视为反映了资产阶级创业神话的市民文学经典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一方面塑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勤奋精神以及坚韧斗志的形象；另一方面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殖民统治的意识在作品中毫无掩饰地反映出来。 我尤其赞赏白先生对于卡夫卡和加缪等现代主义文学主体性的批判解读。卡夫卡从小市民的观点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西欧社会令人窒息的气氛。市民革命已经堕落成为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曾经是创造历史主角的小市民已经沦落为殖民机器的零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稳固的垄断结构。西欧社会的繁荣安定建立在对于东方殖民地的奴役和经营之上。然而，卡夫卡并不能对它作出现实主义的解释。卡夫卡小说中异化的主人公就像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洞穴里那个被捆绑着的奇特的囚徒，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他无法看见真实的世界，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洞壁上的阴影和回声。“他的作品不仅极生动地描绘了人类被疏远的感受本身、帝国主义时代气氛。从这一点，它可以评价为现实主义。然而它所描绘的毕竟仅仅是被疏远的感受本身、帝国主义时代气氛本身的再生而已，却不能从历史的因果关系上去理解它，并把它引向克服这一切的创造性意识，反而将它们当作无法理解和克服的某种形而上学的基本条件，将生活的实质加以神秘化和绝对化。” 加缪的《局外人》（《异邦人》）描写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无故”杀害了阿拉伯人。白先生指出，从法国殖民者的立场来看，这是无需任何合理的理由和解释的，然而从第三世界和殖民地的阿拉伯人的立场来看，则这是法国殖民统治所犯下的无数罪行中的一个。因此，白先生认为，作者用存在主义来加以解释，只能说明他对于历史现实的迟钝。事实上，后来历史证明加缪正是因为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与左翼知识分子决裂的。然而，从第三世界的文学特殊的历史和生存位置出发，他们才能够从基础上动摇这种结构，并且对于这种神秘性和绝望气氛作出现实主义的解释。同时，也正是从第三世界的特殊的生存和历史出发，才能够“孕育出新的世界史和世界文学”。 实际上，白先生从第三世界主体的生存和立场出发，并且在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细读中已经具体地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解构与批判。与此同时，有力地展开和显示了第三世界丰富的进步的历史内涵。“同这些人相比，同民众共呼吸，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成为我们传统中最有价值部分的万海、韩云龙那样的韩国诗人，即使在极端的痛苦之中，也处在多么幸福的位置啊。他的诗集《君之沉默》即使不能说成像世界文学顶峰那样了不起，但比起加缪的《局外人》甚至卡夫卡的《城堡》来，先进的侧面甚多。”白先生作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和对劳伦斯的资本主义批判有崇高评价的劳伦斯专家依然清楚地看到劳伦斯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然而，与此不同，第三世界作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可能性与进步性。“同多数大众一道，作为具体的历史事实，遭受过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和非人性的第三世界作家，岂不是可以不牺牲对自己社会日常现实的关心，也不牺牲同自己国家民众的共同意识便可以写出超越西方文学局限性的作品吗？如今的第三世界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全世界文学的真正先锋，其原因正在这里。” 白先生指出，如果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适应的而不是批判的立场对待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和现代化概念，那么，“在这种适应过程的深层，隐藏着后进国容易自告奋勇地被编入先进国的一般性统治体制之中的危险。”他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家担负着沉重的“幸运的担子”：“它不仅仅是能否成就文学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同他们自己，而且同‘先进’帝国的人性的改变也直接相关。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不说是幸运的机遇。面对这种历史机遇，如果将本身的‘先进’作用误认为是模仿和吸收西方的所谓先锋艺术，那简直就是历史性的失职。它不但是对与西方先锋艺术毫不相关的自己国家民众的背叛，也辜负了西方内部希望为碰壁的西欧艺术凿出新的突破口的期待。” 在今天，九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着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或者以“现代性的追问”作为口号，或者以“现代化”作为目的。实际上，他们所要消解和反对的只不过是批判的启蒙主义和真正的人民民主，它所导致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主义”所造成的）就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地丧失掉了批判性，变为对于历史的全面认同和屈服。因此，主体的重建在今天已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所谓主体的重建，也就是知识的重建。我们反对把主体神秘化和绝对化。我们反对先验的本质主义的主体概念和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观念，把个人视为可以脱离社会的孤立的和绝对的存在。我们的主体概念是一个经过反思与批判的主体概念。毛泽东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今天，我们如何重新确立我们主体的地位？ 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406

个人分类: 思想|109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山大学办学理念：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善待学生

deafudiu 2011-12-24 13:25

中山大学提出“ 大学是学术共同体 ”，强调“ 教授就是大学 ”，把“ 善待学生 ”放在学校工作的核心位置，这三点已经成为中山大学的办学核心理念。 中山大学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大学里的学者应该以学术为生存方式，大学应该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学校强调大学行政机构最重要的责任，在于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利益，“ 管理就是服务 ”已经成为中山大学行政工作基本理念。 中山大学强调“教授就是大学”，其水平代表大学的水平，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传统的主要塑造者和弘扬者，是大学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的尺度，是对大学生的人品学品最具影响的群体。 中山大学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满足国家与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着眼于培养“具有领袖气质的文明的现代人”，强调学生应该知礼、诚信，勤奋、阳光，敢于超越，勇于担当，并具有职业准备。这样的大学培养目标，让我们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对他们的一生负责，这是学校“善待学生”办学理念的深层内涵。

57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术权威与学术信誉

kejidaobao 2011-6-21 13:33

文/朱大明 在学术界，“权威学者”、“权威机构”、“权威著作”、“权威期刊”历来有着令人尊崇的地位，科学的发展总是与科学权威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就是由这些普遍存在着的不同层级的权威，一级一级建成的。要成为科学界权威，主要取决于该人所拥有的科学知识及对科学所做出贡献的杰出程度，而且这些要被科学界所公认。科学权威无论以何种形式和面貌出现，其所以成为权威，最初起点是对知识的贡献；声名显赫的科学权威正是因其对科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引领科学发展，从而奠定了其科学权威的基础；翻开任何一部科学史都会看到，科学的发展总是与科学权威联系在一起的——由科学权威的名字命名的定律、原理、现象、常数、公式等等俯拾皆是 。尽管我们对盲目崇拜权威以及某些权威的学阀作风持批评态度，但总体而言，真正的学术权威是令人尊敬、尊重和遵从的。毋庸讳言，学术界普遍存在着权威意识，并且从未割舍过“权威情结”。 何谓“权威”? 按照词典的解释，“权威”是指：① 令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如权威人士，权威著作；② 在某个范围内享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可见，权威性的真正要义是“威望”和“令人信从的力量”。我们往往把权威看作“地位”或“权势”的代名词，其实“权威”更深层的内涵是信誉和威信，是令人信服、信赖和遵从的威望和力量 ；学术权威之所以令人信从、受人尊重，关键在于其在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规范性方面具有公认的声誉和威望。以此理解，真正的学术权威性并不是一种令人盲从、屈从或强制的威慑力量，恰恰在于其令人理性承认的公信力（可靠性、可信性），是基于自发的尊重；学术权威是学术本身的权威，而不应受行政、意识形态和一切非学术因素的影响。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20世纪全世界公认的最权威的科学家之一，其权威性不仅是由于他广义相对论等一系列惊世骇俗理论的创立，更是其令人钦佩的探索真理的科学品格。当他提出举世注目的广义相对论之后，又在不断的研究、探索过程中自觉修正其中的错误；渴求并鼓励天文学家尽一切努力获得光线在太阳附近偏折的观测数据，来验证、确证其预言，也正是在其极力促成天文学家通过日食观测获得光线在太阳附近偏折的实际数据证实其理论之后，其科学权威形象地位逐步提升。总之，真正的权威学者是令学界和社会信服并公认的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和杰出创新性科学贡献的学术带头人；权威论著是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并经时间及实践考验的值得信赖的经典；而权威期刊则是发表了大量创新性、导向性论文并严格执行学术规范、具有很高学术信誉的期刊；权威学术机构不仅是科研实力雄厚、学术水平高、学术地位显赫，更重要的是其发布的创新科研成果真实、可靠，令人信服。以此推论，真正的“学术权威性”不是表面的学术级别或头衔，关键是其重大科研成果或学术创见的“信誉”和“令人信从”的影响力；而只有开拓创新并真正做到求真务实和严谨规范，才可能值得信赖，赢得声誉。也就是说，真正的权威学者、权威机构、权威著作或权威期刊，要体现其公认的“权威性”，首先都应该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求真务实的典范。 而所谓的“学术权威”，抑或曾经做出过较大的学术贡献，一旦因学术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而失信于众，则将彻底丧失其权威地位以致威望扫地；如果科学界频频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则势必危及科学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威形象。韩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黄禹锡，曾被誉为国际克隆领域的权威专家，但因其在培育胚胎干细胞过程中弄虚作假而在科学界声名狼藉，身败名裂；我国一些高校的校长、院长、或者院士、教授，都可谓是各学科领域学术圈子里的大小“权威”，然而，一旦牵涉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并被曝光，其“权威光环”便消失殆尽。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学术界接二连三的学术造假事件已对科学的整体形象和学术信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学术的权威性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已经大打折扣。 科学社会学家认为，权威原则是科学评价系统的核心，科学权威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原则是以科学人为科学作出的卓越贡献作为尺度来建立科学权威的标准和传统，并且通过科学权威充当各种角色（研究、教学、出版、管理、评审等）来维持科学共同体的存在，保证科学创新的确立与传播，实现科学传统的延续，维持科学共同体的自主，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进步、知识积累以及科学标准的确立与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科学权威的主导来实现；虽然科学探索、创新的进程也可能会受到某些“老权威”固有观念或理论的阻碍，但真正有生命力的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在付出一定的时间代价后都终究战胜了“老权威”的压制，脱颖而出。科学的权威意识并不意味着要盲目崇拜某位“权威人士”或“权威理论”；但可以试想，科学界如果丧失了基于求真务实、学术诚信要义的学术“权威性”，就等于把学术送上了末路。 参考文献 费多益. 科学价值论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28-32. 朱大明. 科技期刊权威性的基本要素 . 科技导报, 2011, 291: 120. 刘珺珺. 科学社会学 .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165-167. （责任编辑 王芷）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纵横捭阖|4455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总结的中国特色【消极的一面】

热度 10 陈安博士 2011-5-3 23:50

中国特色【消极的一面】： 　　1，经济基本不发达，且高度不均衡。穷人太穷，甚至无法保障基本尊严 　　2，国民平均素质极为低下，距离发达国家国民甚远 　　3，封建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长期存在，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消除或中和。当官几乎是成功的唯一标志 　　4，大多穷人一旦当家做主，就立刻变了一副面孔，所谓“人一阔脸就变”的现象广泛存在。这也使得收买一个人成本太低，不管是西方毕业回来的还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只要拉他入利益共同体，屁股马上转向 　　5，思想唯一性，异质思维难以出现和培育。基础教育基本是奴化教育，高等教育基本是工具培训 　　6，除了国家的一把手，其它各级官员都没有把事情做好的内心动力，目标严重分歧，但是却不明确表达 　　7，喜欢面向过去，实质保守，而不是面向未来 　　8，没有就事论事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动机论盛行

个人分类: 物论|3502 次阅读|13 个评论

复旦教授的低级失误与中国学界的阳痿不举

热度 4 techne 2011-4-29 12:41

复旦教授的低级失误与中国学界的阳痿不举 （草稿，请勿引用） 王 键 　　昨晚于深夜阅读文章，因我最近一直关注“日本研究”这个领域，碰巧读到一篇题为“亚洲主义思维与现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 。该文的作者为徐静波，查了下他的简历，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一位副教授，且较为资深。应该说，这篇文章的立意还是不错的，和我的一些构想比较接近，于是我就认真读了一下。可是，不读则以，只这一遍读下来，就发现了些不禁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发现了两处错误。但是，发现文章有错误还不是我惊讶的原因。经常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有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写文章经常是自己首先就改了又改，不知道会有多少遍。如果有讨论，还要参照别人的有力观点进行修改。即使如此，最后的文稿也难免会出错，比如文字上的错误，这个就很难完全杜绝。还有，在一些细节的描述上，表达的是否清晰无误？做到这个也很难。此外，由于每篇文章都要经历很多资料的整理、揉搓、融合，那么到最后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理解的偏差，这也是很难有十分的把握的。 　　但是，徐的这篇文章的错误是什么呢？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错误，是文中对日本近代学者冈苍天心的描述：“众所周知，冈仓天心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的反感”。徐文中此言一出，就让我大跌眼镜（虽然鄙人还不戴眼镜，尽管鄙人也有些近视）。查看了复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资料，徐副教授还是日本研究中心的成员，而且资历较老，应该也算是日本研究领域相当资深的研究人员。但是，此处这个结论下的非常莫名其妙，尤其这个“众所周知”。我特意到网上查找一番，看看有没有日本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做出过类似的表述，最后没查到。 　　文中这一表述是很成问题的，显示出作者在对冈苍天心非常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就根据通常对于日本“脱亚纶”和“兴亚论”观点的二元切割，来做出冈仓天心“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的反感”的妄言。但据我所知，虽然被作为“兴亚论”的旗手，但冈仓天心从小却接受的是西洋教育，而且长时间在欧美游学。甚至于，冈仓天心的几本主要著作，全都是用英文写作在国外出版的，他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准备写日文版本。再看看冈仓天心的主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亚洲一体”等观点的表述，体现于《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等著作中；2、对美学研究的贡献，撰写了最早的一部《日本美术史》著作；3、向西方传播茶道的始作俑者，把茶道进行了理论化，撰写《茶之书》，该书早在西方广泛流传。那么，对于像冈仓天心这样一位贯通东西的大学者，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重要学者之一的人物，徐在文中的这个“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的反感”的判断，显然是非常不确切的。完全是在误导读者，以偏概全。 　　再看文中的第二个错误。在表述日本近代史时，徐副教授写出了这段话：“1898年11月，在近卫文磨的主导下，将此前的东亚会和同文会和并建立了东亚同文会，翌年又先在南京、后移往上海建立了东亚同文书院。”看到这段话，我备感惊诧：这样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足以让人笑掉大牙。近卫文磨是谁？他曾任日本首相。在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近卫文磨三次出任日本首相。1945年日本战败后，近卫文磨自杀身亡。问题是，近卫文磨是生于1891年，那么怎么可能参与1898年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呢？显然，对日本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够看出文中如此低级的错误：这个主导东亚同文书院创立的人，显然应该是日本近代的元老人物近卫笃麿，也就是近卫文磨的老爹。 　　很难想象，像这类低级且明显的业余错误，居然会出自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之手。且不说偶然笔误之类的解释，一篇文章从构思、写作到反复修改，居然连这样的错误都无法修正。而且，我查了一下，这篇文章在2008年正式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而此前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还曾经举办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就有这篇文章。那么就很奇怪了：参与学术讨论会的各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还有那些作为专业人士的观众，以及同样应当是专业人士的编辑，审稿的，校对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到底都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会发现并指出这样的错误？ 　　应该说，鄙人并不算日本研究方面的专家。此前多年，我更关注对美国的研究，也花了很多时间，我顶多也就能算个美国研究方面的资历尚浅的专家。而我关注日本研究这个领域，也只是最近一年的事情。像我这样一个外行，第一遍读这篇文章就能发现的明显错误，为什么那些专家学者就是发现不了呢？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觉得我吹毛求疵，觉得我这个人太尖刻。明明是些很小的事情，很小的失误，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干嘛说的这么严重？那在这里，我再补充强调一下，徐文中的这个看似很小的错误究竟有多严重：各位读者，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吗？做个情景对换，一位日本的名牌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在他的文章里 面，说中国的保守派，《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极度反感西方文明？哦，这个似乎可能有人觉得还可以商榷可以辩解，那OK。那么，能不能请各位再进一步想象一 下：这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文章里会把皇姑屯事件中被炸的张作霖写成张学良？或者，仅以其妙的一字之差——把同盟会的创始人孙文，写成行政院院长孙科？ 　　如果确实在一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身上发生了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小的失误，究竟应该怎么解释这位专家的水平？而且还不止于此，更要命的是： 该怎么解释这篇文章在日本国的学界讨论中通行无阻，周围一大帮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居然没有一个人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指出来：皇姑屯事件里被炸的不是张学良，而是张作霖？或者同盟会的会长应该是孙文，而不是孙科？如果采用这样一种情景对调的方式加以思考，各位还会觉得这个错误是件可以忽略的小事吗？ 　　就我的观察，这个事例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是小事，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不是仅局限在某一个高校和研究机构？似乎并不是这样。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几年前，我对华人学界的著名学者，曾任港大教授的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进行阅读。类似地，我当时发现在他的文章里充斥着很多低级的错误，比如概念不清，循环定义，没排除先入为主的假定就进行无效的解释……我查了下简介，王绍光的资格更大牌更深厚，北大法律系本科（似乎和李克强是同窗，是否上下铺就不太清楚了），普林斯顿的政治学博士，英文国际期刊编委，甚至主编。那么，似乎王绍光在这个写作过程中的问题显得更夸张：他不但在大陆、香港四处讲学，而且还跑到美国的耶鲁大学等顶级高校讲课。然而，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研究成果，为何会如此漏洞百出？听课的那么多专家学者，还有那么多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学生，为何没有人及时提问质疑，有效矫正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那么，如此形成的“精品”讲稿，是不是在开国际玩笑？ 　　另一个案例，源于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于建嵘的经历。2007年3月初，于建嵘，这位被胡总召见廷对过的学者，和李××教授一起被列入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候选人，一起参加培训班，而李××在发言中声称：中国的民主程度世界第一。于建嵘忍不住了，就当场批驳：“你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书读到屁股里了”。结果，于建嵘毫无悬念地落选。言而总之，从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我们究竟可以在中国学界体内发现什么样的微观生理和心理的循环机制呢？而说到这里，估计又有不少人要往政治上套。但是，把问题归结为政治是简单化的。如果真的是政治决定一切，那我们该怎么解释唐骏的成功呢，又怎么解释金岩石的流行呢？ 　　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需要直面一个问题：中国学者和知识界的阳痿不举，恐怕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在其中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内在运行机制，而且难以摆脱。这就像已患有阳痿不举顽疾的有心无力的男人，在其身体内部，必定存在着一些非常复杂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微妙机制一样，它的存在根深蒂固。而在这些机制没能被有效改变之前，中国知识界阳痿不举的现象将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也绝无可能体验得到真正的求真快感和高潮。君不见：从地沟油、毒奶粉和精猪肉、假牛肉，直到染黑芝麻、墨汁粉条和无奶奶茶、亚硝炸鸡——连在人最基本的饮食需求的过程中，都无论什么皆有可能掺假。那么请允许我再冒昧地多问一句：我们的知识界和学界，我们的各位光鲜亮丽的学者教授，我们不停地大量创作出的更虚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又红又专的，五个一工程的，奖项一大堆的，到底是不是更靠谱更干净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太让人乐观。甚至于，相比之下，我们看似非常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都已经算不上最严重的了。因为至少那些有毒的食物，尚停留于败坏人们的肉体，还并没有直接败坏人们的精神。 　　对这类问题的追问，会难免让人感到心寒：因为大家都可以理解，在生产那些吃的东西的过程中，居然会产生的如此恶劣的问题，必然意味着有如此之多的人明哲保身，会漠视错误和劣行的存在，至少是难得糊涂保持沉默。那么，在生产精神产品的复杂过程中情形又会如何呢？我们是有更多的人在严格把关，在认真监督生产的标准和过程，还是有更多的人在保持沉默，或者是添油加醋地与虎作伥，甚至是厚颜无耻地助纣为虐呢？很显然，在这个问题在以有效方式得到很好地解决之前，中国的知识界的阳痿问题，是无法获得根本解决的。 　　身体内部的微循环不能得到有效改善，每个细胞的活力得不到释放，神经系统麻木不堪，心理机能不甚健康，无意识领域疲惫阴暗，而想象和探索不是很匮乏就是很猥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长形成的一个个有机生命体，不太可能具备充满活力的自然生命力和良好旺盛的机能。而源于外在的过分营养，以及一时之快的壮阳补药，尽管在短期之内可以缓解和掩盖问题，但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中国知识界的内在动力，究竟可以从何处寻找到？ 　　 -------------------------------------------------------------------------------------------- 见政治学论文网, 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china/cndiplomacy/22577.html

个人分类: 思想文化|2622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科学共同体总结会议在京胜利召开

热度 1 anley 2011-4-21 08:41

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科学共同体总结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9-10 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广东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昌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长期从事 可拓学研究 的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主要成员和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会议结合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建议，讨论了可 拓学今后 的发展规划，研讨 可拓学如何 尽快通过国际会议等方式向国外发展，宣传中国的原创理论，并为国家自主创新服务。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大连海事大学刘巍教授和 可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同济大学方耀楣教授分别主持了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主任、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可拓学创立 者蔡文研究员 首先介绍了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和本次会议的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的主要内容有：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广东工业大学杨春燕研究员： 可拓论研究 概况及未来发展 ;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委员 、浙江大学李兴森教授： 可 拓创新 方法研究概况及未来发展 ;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防科技大学陈文伟教授： 可 拓软件 研究概况及未来发展 ;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业大学赵燕伟教授： 可拓学应用 研究概况及未来发展 ;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大连海事大学刘巍教授：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 公告 及队伍建设问题 ;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委员 、武汉大学胡宝清教授： 可拓论研究 问题 ;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哈尔滨工业大学邹广天教授： 可 拓创新 方法推广问题 ;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南昌航空大学杨国为教授： 可拓学创立 30 年庆祝大会暨第一届 可拓学国际 会议筹备问题。 另外，杨国为教授、 可 拓工程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哈尔滨工业大学孙佰清副教授等也在会议上介绍了近期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杨春燕研究员做了会议总结。中科院研究生院部分研究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 可拓学研究者 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创立了 可拓学的 理论和方法，建设起一门中国人创立的新学科 , 为我国原创学科的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 中国原创的“可拓创新方法”与现在推广的源于外国的“ TRIZ 方法”是在不同的国度，都经过长期的努力分别发展起来，它们具有互补性。“可拓创新方法”体系研究了创意生成的根源和可操作的方法、利用计算机生产创意的系统和 可拓数据 挖掘方法，“可拓创新方法”不仅应用于机械产品中的发明创造，也应用于其他产品的创新；可以应用于工程领域，也应用于 信息科学、智能科学、 管理、 经济、金融、 控制、检测 、机械设计、建筑设计 等领域 的创新，比 TRIZ 方法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更多的使用方法和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因此，在推广外国人提出的 TRIZ 方法的同时，有必要学习和推广中国人原创的可 拓创新 方法。 会议讨论了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 2011 年的工作和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 2011 年的工作，讨论了学术委员会的任务和 2011 年 8 月举办全国第 13 届 可拓学学术 年会的征稿审稿工作以及专兼职研究人员间的合作研究问题。 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会后 ,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邹广天教授主持，杨春燕研究员向与会记者发布了“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公告”，蔡文研究员作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讲话。来自中国新闻社、科学时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媒体的记者对可 拓学解决 矛盾问题并用于创新的模式非常感兴趣。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可拓 学 学术委员会委员和 可拓工程 研究所专兼职研究人员分别回答了记者关于 可拓学理论 研究和应用研究情况的提问，多家报纸和网站对会议情况进行了报道和转载。 刘巍教授（左一）主持学术交流会议 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 邹广天教授（左一）主持新闻发布会 蔡文研究员讲话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媒体记者和专家 杨春燕研究员（右一）发布“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公告”

个人分类: 可拓学---学科介绍|222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第四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

热度 1 lysyxcs 2011-4-17 15:17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是数学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2005年以来，在全国数学史学会的领导下，相继在西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三届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数学教育界和数学史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该领域的学术共同体已悄然形成，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有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逐年递增，数学史、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立足课堂教学、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已经成为HPM研究的重要方向。 为加深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和数学教师对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关系的认识、促进不同领域学者的对话、加强HPM领域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分享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实践经验、探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提升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扩大HPM领域的研究队伍，经全国数学史学会的讨论，决定于2011年召开第四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国际研讨会。 时间：2011年4月30日－5月4日。30日报到，5月1-3日会议，5月4日旅游。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邮编：200062 主办：全国数学史学会 承办：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2082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科学时报：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30年走出新路

anley 2011-4-16 10:20

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30年走出新路 从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科学共同体总结会议上获悉，可拓学研究者经过30年的努力，创立了可拓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一门中国人创立的新学科, 为我国原创学科的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 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科学共同体总结会议于4月9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广东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他们是长期从事可拓学研究的可拓学学术委员会主要成员和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会议总结了可拓学创立以来的研究成果，规划了可拓学今后的发展蓝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1983年，我国学者蔡文在《科学探索学报》发表了论文《可拓集合和不相容问题》，宣告了新学科可拓学的诞生。20多年来，从一个人发展成一支海内外研究队伍，建设了理论体系——可拓论，形成了特有的可拓创新方法，开展了在计算机、机械、管理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可拓工程。可拓论、可拓创新方法和可拓工程构成了新兴的学科——可拓学。 200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幼平为首的鉴定委员会对“可拓论及其应用研究”的鉴定指出：“经历20多年连续研究，蔡文教授等人已经建立一门横跨哲学、数学与工程的新学科——可拓学，它是一门由我国科学家自己建立的、具有深远价值的原创性学科。” 美国数学家、墨西哥州大学数学系主任弗劳兰丁等发表文章指出：“以物元理论为基础的新学科可拓学是由中国数学家蔡文创立的，它经历了艰难的28年。可拓学研究处理矛盾问题或者不相容问题，是世界领先的科学，它的应用范围涵盖信息领域、系统工程、管理和经济领域……“辩证处理将导致信息技术的革命——面向知识的可拓学将改革和影响网络文化。正如一些先驱数学家所做的，将重新定义数学的范围。”最近，跨国公司IBM中国开发中心和上海贝尔公司也先后邀请蔡文作可拓创新方法的报告或培训。这些工作表明，可拓学正逐步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 在理论方面，在数学上，蔡文提出的可拓集合理论与德国人提出的康托集合论、美国人扎德提出的模糊集合论使基本集合论三分天下；在哲学上，可拓学的基元理论和共轭理论提出了新的哲学观点和思想；在逻辑上，可拓学的可拓逻辑利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各自的长处，作为矛盾问题智能化处理的推理工具。可拓集合理论、基元理论和可拓逻辑成为可拓论的三个支柱。 在方法体系方面，可拓学研究者建立了可拓创新方法，它以可拓论为依据，提出可操作的创意的生成方法和用计算机帮助人类生产解决矛盾问题创意的方法，是可拓论应用于实际的桥梁。 在应用研究方面，中国科协在2008年和2010年的学科发展发布会上发布了可拓学在计算机、管理、控制与检测、中医等领域的应用研究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关可拓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42项；国内有367家期刊发表了关于可拓学的论文。 本次会议总结了可拓学创立2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需求推动下，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从跟踪式研究发展到跟踪式研究与原创研究相结合，这就需要创立新理论，建设新学科。可拓学以其特有的方法，建设可拓学科学共同体，走出了一条新路。原创学科要发展，除了建设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以外，必须花大力气发展该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才能保证原创学科的正常成长。 会议认为，我们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保护和发展中国原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中国不是没有原创的科学理论。五千年文化孕育的中华民族能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也能创造新的方法体系。例如，中国原创的可拓创新方法与现在推广的TRIZ方法是在不同的国度，都经过很长期的努力分别发展起来的，它们异曲同工，但可拓创新方法有更广的应用范围、更多的操作方法和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在推广外国人提出的TRIZ方法的同时，也应推广中国人原创的可拓创新方法，它不但支持技术创新，而且支持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等。 会议还讨论了可拓学今后的发展规划。

个人分类: 可拓学---学科介绍|1333 次阅读|0 个评论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公告

热度 1 anley 2011-4-14 06:28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公告 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需求推动下，我国的科学研究正在从跟踪式研究发展到跟踪式研究与原创研究相结合，这就需要创立新理论，建设新学科。 可拓学的第一篇文章 “ 可拓集合与不相容问题 ” 于 1983 年发表， 28 年来，在很多学者的参与下，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 可拓论，建立了特有的可拓创新方法体系，开展了在信息科学、智能科学、 管理、 经济、金融、 控制、检测 、机械设计、建筑设计 等领域的应用 研究 — 可拓工程 。 可拓论、可拓创新方法和可拓工程形成了可拓学。它研究 事物拓展的可能性和开拓创新的规律与方法，并用以解决矛盾问题 。目前，可拓学研究已 从 中国大陆 逐步发展到香港、台湾 、 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南美洲等地。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关可拓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共 42 项；国内有 367 家期刊发表了关于可拓学的论文，作者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200 多家；已在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了《可拓工程》、《可拓逻辑初步》、《可拓策略生成系统》等 14 部可拓学专著，还出版了英文版和繁体字版的专著；至 2009 年，已有不同领域的 33 本著作和文集应用可拓学来处理各专业领域的矛盾问题；仅 2009 年，有关可拓学的国内期刊论文 408 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42 篇。 在多年的研究中，可拓学研究者逐步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科学共同体。关于可拓学和可拓学科学共同体的情况，特公告如下： 1. 可拓学是中国人创立的新兴学科 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院士和中国工程院李幼平院士为首的鉴定委员会对 “ 可拓论及其应用研究 ” 的鉴定指出： “ 经历 20 多年连续研究，蔡文教授等人已经建立一门横跨哲学、数学与工程的新学科——可拓学，它是一门由我国科学家自己建立的、具有深远价值的原创性学科。 ” 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防科工委和解放军总装备部联合组办的香山科学会议于 2005 年 12 月 6 － 7 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以 “ 可拓学的科学意义与未来发展 ” 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会认为： “ 可拓学是以矛盾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矛盾问题的智能化处理为主要研究内容、以可拓方法论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一门新兴学科。矛盾问题智能化处理的研究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认同可拓学是哲学、数学和工程学的交叉学科；由于可拓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于各个领域中，因此，讨论中比较赞同把可拓学定位于如同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那样的横断学科。 ” 2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 在建设新学科可拓学的 20多年中，逐步由从事可拓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并遵循共同规则的学者形成了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可拓学科学共同体致力于建设中国人原创的可拓理论和可拓创新方法体系，并努力使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转化为社会性成果。可拓学科学共同体相信，科学的历史是科学研究者创造的。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希望改善学术环境，与各领域的学者一起， 努力把可拓学发展为成熟的新兴学科，使它在世界科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为此而不懈努力！ 3. 组织机构和研究队伍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和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组成。组织机构情况如下： （ 1 ）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 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的全国性二级学会，隶属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是从事可拓学研究的学者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业务范围包括：学术交流、书刊编辑、科普教育、咨询服务等。 （ 2 ） 可拓学学术委员会 隶属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它由广东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武汉大学、南昌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从事可拓学研究 6 年以上的 20 名资深教授组成，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可拓学的创始人蔡文研究员。 欢迎不同领域的学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期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在自我批判中前进。 由于可拓学是原创的新学科，很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暂时还不了解，因此，出现“外行评价”的现象是正常的。可拓学学术委员会愿意与各项目、成果评价机构及杂志编辑部合作，参与评价，使对原创性成果的评价按照五部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 》（国科发基字 142 号）进行。 （ 3 ） 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 是从事可拓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它由广东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武汉大学、南昌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 33 名专职和兼职从事可拓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教授、学者组成。欢迎有兴趣参与可拓学研究的学者与之联系，研究所愿同各领域的学者及各界人士一起建设这一新学科。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 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 可拓学学术委员会 2011 年 4 月 9 日

个人分类: 可拓学的学术机构与学术活动|162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中国原创“可拓学”研究者已逐步形成科学共同体

anley 2011-4-11 08:54

中国原创“可拓学”研究者已逐步形成科学共同体 var _gaq = _gaq || ); _gaq.push( ); _gaq.push( ); (function() { var ga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ga.type = 'text/javascript'; ga.async = true; ga.src = ('https:' == document.location.protocol ? 'https://ssl' : 'http://www') + '.google-analytics.com/ga.js'; var 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 ; s.parentNode.insertBefore(ga, s); })(); 2011年04月10日 21:34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4月10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本土原创学科——可拓学创立者、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蔡文研究员10日在北京表示，经过近30年的研究与发展，新学科可拓学已逐步由从事可拓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并遵循共同规则的学者，形成了可拓学科学共同体。 　　旨在解决矛盾问题的可拓学是一门横跨哲学、数学与工程的新学科，其用形式化模型研究事物拓展的可能性和开拓创新的规律与方法，研究如何产生创意的理论和方法，成为生产创意的理论依据与方法来源，产生创意的依据乃可拓理论，产生创意的方法为可拓方法，把产生创意的方法应用到各行各业就是可拓工程，可拓理论、可拓方法和可拓工程即构成可拓学。 　　蔡文通俗解释说，生活中遇到矛盾或困难时，经常会出现“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的解决方法，可拓学研究就是通过研究寻找“灵机一动”的规律，将其编成程序和建成模型，提出解决问题(矛盾)的创意与方法。他表示，可拓学是处理矛盾问题的学科，“可拓创新方法”不但支持技术创新，而且对于处理社会矛盾问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可拓学共同体致力于建设中国人原创的可拓理论和可拓创新方法体系，并努力使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转化为社会性成果。蔡文透露，他将上书国家领导人，建议从国家层面推广中国人原创的可拓理论与创新方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 　　1983年《科学探索学报》发表蔡文的开创性论文“可拓集合和不相容问题”，标志着可拓学正式创立。目前，可拓学研究已从中国大陆逐步发展到香港、台湾及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南美洲等地。(完)

个人分类: 可拓学最新学术交流|1581 次阅读|0 个评论

给何仁勇兄《方舟子遭遇“围剿”和媒体共同体》一文几点更正

热度 6 sz1961sy 2011-4-9 00:02

从论坛上寻找到何仁勇兄1510网《方舟子遭遇“围剿”和媒体共同体》(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e7e04dd017079fdd )一文，拜读之后觉得有几点最基本的真实情况更正一下。在更正之前，声明一下：本人是中国政府认定为内容不良的境外网站---“新语丝”上的“不良记者”新进名单之一。如果认为这个背景不会描述出客观的事实，请浏览者勿浪费时间往下看。 ------------------------- 事实之一：《法治周末》一篇针对方舟子的重磅报道没有涉及有肖传国案一个问题，《方舟子遭遇“围剿”和媒体共同体》一文的逻辑推理问题出发点不对。 事实之二：《法治周末》不是私人媒体、更不是方氏个人媒体，任何一个有媒体经验的人，收到方氏个人媒体那种居高临下律师信，作为主编的反应，除非是收了任何商业利益，都会坚持出版。这一点何仁勇兄如果缺乏正规媒体经历，应该咨询一下别人才评品比较好。 事实之三：您何仁勇兄己数出70多人的“不良记者”名单，可惜仅拿几位去代表这么多人，下面本人把这个清单搬过来，让你知道我们是不是那么“不良”的： 送交者: cruiser2009 于 2011-03-31 14:13:56 （资料出处网址： http://www.rainbowplan.org/bbs/topic.php?topic=148247select=forum=1 ） ◇◇新语丝( www.xys.org )(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 中国不良记者名单 【防火防盗防不良记者】 《法治周末》郭国松【造谣、诬陷】 《法治周末》李秀卿【造谣、诬陷】 《深圳商报》郑健阳【造谣】 《中国经贸导刊》王云岭【造谣】 《大河报》亮冰娜【肖传国枪手、造谣】 《今日早报》陈宇浩【造谣】 《民主与法制》李蒙【造谣】 《鲁中晨报》姜涛【伪造采访】 光明网沈阳【肖传国枪手、造谣】 光明网谭靖东【肖传国枪手、造谣】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实习期内，因依安排做了一个专题就成了这“中国不良记者”？） 《东莞时报》许路阳【肖传国枪手】 《东莞时报》何明强【肖传国枪手】 《中国企业家》刘欣然【黑媒打手】 《中国企业家》孙雅男【黑媒打手】 《中国企业家》何伊凡【黑媒打手】 《世界博览》孟三界【造谣、反科学文化人打手】 《国际先驱导报》金微【妖魔化转基因技术，“乌有之乡”的枪手】 《世界博览》侯福龙【造谣、反科学文化人打手】 《南国都市报》岳钦【虚假宣传、肖传国枪手】 《南方周末》夏榆【剽窃】 《光明日报》吴力田【“天地生人”枪手】 《新知客》王建【造谣】 《新知客》唐郑亮【造谣】 《现代快报》张星【剽窃方舟子文章】 《杭州日报》刘乐平【剽窃方舟子文章】 《中国商界》赵发中【“德润生”天价大米枪手】 《科技中国》刘宝华【“德润生”天价大米枪手】 《新京报》耿小勇【邱满囤枪手】 中新社艾启平【肖传国枪手】 《新快报》邓毅富【造谣、风水骗子枪手】 中新社孙自法【徐荣祥枪手】 《大河报》蔡建华、黄普磊【肖传国枪手】 千龙网教育频道陈岚【西安翻译学院枪手】 《都市快报》徐迅雷【造谣】 《法制晚报》王海荣【造谣】 《北京晚报》侯江【造谣】 《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黎宛冰【滥用编辑权力为其父黎鸣当打手】 《新闻晨报》倪咏娟【造谣、肖传国打手】 《人民代表报》方红群【造谣、肖传国打手】 《21世纪经济报道》左志坚【造谣、流氓】 《南京晨报》潘瑞锴【造谣、打手】 《南方人物周刊》徐振江【造谣、欺诈、流氓】 （以下为2005年12月12日版） 《新闻晨报》郭翔鹤【造谣、流氓、肖传国打手】 《南方人物周刊》刘天时【造谣、欺诈】 《南方周末》笑蜀（陈敏）【造谣】 《南方周末》李海鹏【造谣、欺诈、流氓】 《南方周末》杨瑞春【造谣、欺诈】 《南方都市报》鄢烈山【造谣】 《长江日报》刘洪波【造谣】 《时代人物周报》李楠（李北方）【造谣】 《时代人物周报》孙彦德【造谣】 《时代人物周报》李梓【造谣】 （以下为2005年7月7日版） 《南方人物周刊》徐列【造谣、欺诈】 《南方人物周刊》杨子【造谣、欺诈】 《南方人物周刊》曾繁旭【造谣、欺诈】 《南方人物周刊》吴虹飞【造谣、欺诈、流氓】 《新京报》曹保印【造谣】 《南方都市报》张超【造谣】 《外滩画报》邢林池（鲁朗）【造谣、欺诈】 《外滩画报》陈宇（南田）【造谣、欺诈】 《科学时报》杨虚杰【造谣】 《科学时报》熊卫民【造谣】 《科学时报》麻晓东【造谣】 《科学时报》赵路【造谣】 《科技日报》尹传红【造谣】 《光明日报》冯永锋（吕洞庭）【“纳米水”枪手】 《中华读书报》李鹏【剽窃】 《中国图书商报》吴燕【造谣】 《新民周刊》李泽旭【“金娣存款”枪手】 千龙网蒲红果【“金娣存款”枪手】 tom.com林白【“金娣存款”枪手】 新华社周长庆【“天仙液”枪手】 《人物周刊》唐朝【“核酸营养”枪手】 《成都商报》白雪飞【“核酸营养”枪手】 《成都商报》韩命军【“核酸营养”枪手】 《三联生活周刊》金焱【“核酸营养”枪手】 (XYS20051209) ◇◇新语丝( www.xys.org )(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 全世界都在质疑转基因粮食安全，惟独方舟子一个人写了3本书（创下世界商业软文之最？！）鼓吹转基因粮食安全，方舟子是什么人，依他上述逻辑，他100%是收足了孟山都的钱在当美国转基因粮食公司的枪手，而这是不用什么科学逻辑的。对吧？！ 其他的问题，就不讲了，因为何仁勇兄《方舟子遭遇“围剿”和媒体共同体》一文间接点了本人的名，只好回应一下，以示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沈阳 ‎星期二,‎2011‎年‎4‎月‎5‎日 清明节 20:43:10 写于北京家中

个人分类: 方肖网络血仇十年反思录|1261 次阅读|11 个评论

[转载]媒体评论：方舟子遭遇“围剿”和媒体共同体

热度 2 zhangjian06 2011-4-6 20:56

这段时间，方舟子的日子似乎有点不好过了。 去年底，方舟子在住所附近遭遇锤袭，好在他身手矫捷，幸免于难。肇事者肖传国也很快被缉拿归案，送进了监狱。聊以安慰的是，袭击案发生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而且，除了笑蜀几位《南方周末》记者暗地里幸灾乐祸之外，绝大部分媒体人是支持方舟子的。 可惜，仅仅过了几个月，方舟子就成了媒体集体“围剿”的对象了。 这一场媒体“围剿”，始于《法治周末》一篇针对方舟子的重磅报道。3月30日，《法治周末》报以四个版的篇幅，质疑以学术打假著称的科普作家方舟子自己也涉嫌抄袭。一时舆论大哗，包括《新京报》、《羊城晚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和门户网站进行转载和跟进报道，《广州日报》甚至还发表社评谩骂方舟子，“一位以学术打假安身立命、自诩有‘学术洁癖’‘真相洁癖’者偷鸡摸狗。”并盖棺论定，“方舟子被质疑抄袭，昭示学术打假个人时代的结束”。 这些年来，方舟子与媒体人和媒体的关系一直都处于不尴不尬的状态。作为一个从事学术打假的公众人物，方舟子以其言辞尖锐、不肯妥协的行事风格，成为一座不可多得的新闻富矿，深受媒体关注；另一方面，方舟子打假的目标又往往触及到媒体人，包括一些在行内享有盛誉的编辑记者。自2005年以来，新语丝网站上就存在了一个“不良记者”栏目，《南方周末》的笑蜀，李海鹏，《长江日报》的刘洪波，《南方人物周刊》的徐列，《光明日报》的冯永锋，新华社的周长庆……都赫然在列。这张名单，囊括了中国40多家知名媒体，以及70余名知名媒体人。因此，当郭国松在微博中高调宣布，将用四版的篇幅发表“系统揭露”方舟子的文章时，我心里就在想，这场等待方舟子多年的风暴，终于来了。 看完这篇题为《方舟子涉嫌抄袭总调查》的文章，老实说，我有些失望。按照常理，媒体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报道，这就意味着，不在报道之前预设立场，更不能预先就设定了“系统揭露”的报道基调，然后选择事实放在里面。否则的话，媒体就难免沦为“挟公器以泄私愤”的器具，所谓公信度也就成了笑谈。文章里面罗列的方舟子“抄袭”的铁证，无非是前几年就被炒来炒去的剩饭，方舟子早就辟谣过，证实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指控。而且，报道里面充斥着“极尽恐吓之能事”这种情绪化的语言，媒体应有的“客观叙述”态度荡然无存。所以，新华网等网站才会在转载了这篇报道之后，又很快就删除了。 我想起了一件旧事。去年12月，与方舟子素有冤仇的《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在微博上称，方舟子在新华社工作的老婆曾经写文章报道自己，隐射这与经常采访家人而被开除的新华社记者颜秉光性质相同。方舟子迅速辟谣，表示老婆写文章的时候相互不认识，当时她也不在新华社工作。事情如此明了，似乎就应该停息了。但是，《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网名西门不暗），在已有方舟子声明的情况下，继续转发该造谣微博，被方舟子点名批评。在这之后，各路记者编辑力挺许庆亮，故意只转造谣微博，而对方舟子的辟谣微博视而不见……其中，不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阿丘这样的知名媒体人。 如果说，李蒙、许庆亮等人有意无意的造谣，还只是个人行为，那么，《法治周末》执行总编辑郭国松就把个人行为成功地上升为媒体行为。《新京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媒体的跟进，则显示他们在面对方舟子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媒体共同体”。 我曾经设想过一种“媒体共同体”，并将之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我认为这种“媒体共同体”应该对外追求和维护言论自由，拓展舆论空间，排除任何公权力的干扰与打压。对内，则应该强调新闻从业规则，追求职业道德和独立人格。但是显然，眼前出现的这个“媒体共同体”与之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没有是非曲直，只有利益立场。他们党同伐异，拉帮结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睚眦必报，坑瀣一气，动辄将公器拿来发泄私愤。 这样的“媒体共同体”，必将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颗毒瘤。

169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方舟子遭遇“围剿”和媒体共同体

热度 1 zbt92 2011-4-6 14:50

方舟子遭遇“围剿”和媒体共同体 这段时间，方舟子的日子似乎有点不好过了。 去年底，方舟子在住所附近遭遇锤袭，好在他身手矫捷，幸免于难。肇事者肖传国也很快被缉拿归案，送进了监狱。聊以安慰的是，袭击案发生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而且，除了笑蜀几位《南方周末》记者暗地里幸灾乐祸之外，绝大部分媒体人是支持方舟子的。 可惜，仅仅过了几个月，方舟子就成了媒体集体“围剿”的对象了。 这一场媒体“围剿”，始于《法治周末》一篇针对方舟子的重磅报道。3月30日，《法治周末》报以四个版的篇幅，质疑以学术打假著称的科普作家方舟子自己也涉嫌抄袭。一时舆论大哗，包括《新京报》、《羊城晚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和门户网站进行转载和跟进报道，《广州日报》甚至还发表社评谩骂方舟子，“一位以学术打假安身立命、自诩有‘学术洁癖’‘真相洁癖’者偷鸡摸狗。”并盖棺论定，“方舟子被质疑抄袭，昭示学术打假个人时代的结束”。 这些年来，方舟子与媒体人和媒体的关系一直都处于不尴不尬的状态。作为一个从事学术打假的公众人物，方舟子以其言辞尖锐、不肯妥协的行事风格，成为一座不可多得的新闻富矿，深受媒体关注；另一方面，方舟子打假的目标又往往触及到媒体人，包括一些在行内享有盛誉的编辑记者。自2005年以来，新语丝网站上就存在了一个“不良记者”栏目，《南方周末》的笑蜀，李海鹏，《长江日报》的刘洪波，《南方人物周刊》的徐列，《光明日报》的冯永锋，新华社的周长庆……都赫然在列。这张名单，囊括了中国40多家知名媒体，以及70余名知名媒体人。因此，当郭国松在微博中高调宣布，将用四版的篇幅发表“系统揭露”方舟子的文章时，我心里就在想，这场等待方舟子多年的风暴，终于来了。 看完这篇题为《方舟子涉嫌抄袭总调查》的文章，老实说，我有些失望。按照常理，媒体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报道，这就意味着，不在报道之前预设立场，更不能预先就设定了“系统揭露”的报道基调，然后选择事实放在里面。否则的话，媒体就难免沦为“挟公器以泄私愤”的器具，所谓公信度也就成了笑谈。文章里面罗列的方舟子“抄袭”的铁证，无非是前几年就被炒来炒去的剩饭，方舟子早就辟谣过，证实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指控。而且，报道里面充斥着“极尽恐吓之能事”这种情绪化的语言，媒体应有的“客观叙述”态度荡然无存。所以，新华网等网站才会在转载了这篇报道之后，又很快就删除了。 我想起了一件旧事。去年12月，与方舟子素有冤仇的《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在微博上称，方舟子在新华社工作的老婆曾经写文章报道自己，隐射这与经常采访家人而被开除的新华社记者颜秉光性质相同。方舟子迅速辟谣，表示老婆写文章的时候相互不认识，当时她也不在新华社工作。事情如此明了，似乎就应该停息了。但是，《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网名西门不暗），在已有方舟子声明的情况下，继续转发该造谣微博，被方舟子点名批评。在这之后，各路记者编辑力挺许庆亮，故意只转造谣微博，而对方舟子的辟谣微博视而不见……其中，不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阿丘这样的知名媒体人。 如果说，李蒙、许庆亮等人有意无意的造谣，还只是个人行为，那么，《法治周末》执行总编辑郭国松就把个人行为成功地上升为媒体行为。《新京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媒体的跟进，则显示他们在面对方舟子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媒体共同体”。 我曾经设想过一种“媒体共同体”，并将之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我认为这种“媒体共同体”应该对外追求和维护言论自由，拓展舆论空间，排除任何公权力的干扰与打压。对内，则应该强调新闻从业规则，追求职业道德和独立人格。但是显然，眼前出现的这个“媒体共同体”与之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没有是非曲直，只有利益立场。他们党同伐异，拉帮结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睚眦必报，坑瀣一气，动辄将公器拿来发泄私愤。 这样的“媒体共同体”，必将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颗毒瘤。

1368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wmy9039 2011-4-4 15:51

骨干院校建设方案要修改，院长安排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方面要有特色，参考下面资料。 1、企业进校园，深化校企合作，突出职教特色。 我院电子商务专业是浙江省特色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方案中的一个亮点是要在学院内建成全真的完整的电子商务实战平台，让学生在这个平台上开展网络营销，网上交易、网上资金管理，网络安全管理等实训，并同时在创业园区内搭建一个配套的校企共建的快递服务平台，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学院内锻炼并积攒电子商务活动的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的一体化管理经验。目前快递服务平台的构建已经与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区分公司达成意向，并得到学院领导的支持，将在我院新的创业园建成后开始筹建顺丰快递服务平台。这样，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在企业技术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在该平台上边学边做，真正培养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2、拟引入“企业访问工程师”项目，提升教师实践经验。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是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环节，为了能够培养出满足企业需求的人才，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拟引入“企业访问工程师”项目，即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但与一般的挂职锻炼不同，访问工程师项目要求访问工程师的培养工作实行导师负责制，一是派出单位要有专业人员参与全程的跟踪、督促和检查；二是接受单位要选派专业人员担任导师为访问工程师制定学习计划，并按学习计划对访问工程师进行指导与培养，从而密切校企关系，构筑起产学合作的长效机制。 3、构建起“双带头人”制度。 双带头人是指一个专业要配备两名专业带头人，一个是学院的专业带头人，另一个是行业企业的专业带头人。学院的专业带头人和行业企业的专业带头人一起进行专业设置和专业建设，制定教学计划、确定课程定位、教学内容及课程标准，以确保学院培养的专业人才是行业企业所需要的，他们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能够满足行业和企业的要求。 构建利益共同体 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http://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aspx?id=20110314123516097cata_id=N007 五种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http://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aspx?id=20110301154518409cata_id=N007

个人分类: 职教观察|249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SARS和中国科学共同体

bioysy 2011-3-17 07:58

资料来源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e58910100s9dp.html 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 第6期(2006): 科技中国 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 SARS和中国科学共同体 曹聪 摘要 本文以中国围绕SARS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案例，来考察科学共同体长期关注的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中国之所以失去最先发现冠状病毒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的机会，是因为科学家不想挑战科学权威提出的“衣原体理论”，而资源在握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竭力为此假说辩护。缺乏合作则使中国科学家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国际竞争败北。 关键词 SARS 权威 合作 科学发现 2002年11月，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在中国广东发生，并在2003年2到7月间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先后有8千多人受到这种前所未见的传染病的感染，774人因此死亡。② SARS早已得到控制；事实上，人们已不大谈论这种疾病。然而，讨论中国科学家如何面对21世纪的第一次全球性人类健康的威胁为时未晚。 中国科学家面对SARS危机的表现，可以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该所在SARS爆发时还是一个民营研究所，但不久便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所长杨焕明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3年4月20日前来视察时说的话来概括：“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 杨焕明指的是中国科学家其实可以最先找到SARS的病原体并测定其基因组序列。 当然，中国科学家可以将“失败”归咎于SARS的泛政治化——中国一开始企图掩盖SARS流行的真相 ，或归咎于中国公共卫生设施落后。但是，这个案例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共同体关注的问题，如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不断融入全球科学体系的中国科学共同体同样为这一问题所困扰。除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制约外，组织结构、科学研究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精英科学家的权威和影响等，都左右着中国科学家的行为。 权威、合作与科学发现 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充满竞争的，科学家总想在研究中争第一，因为谁最先正式提出创新或发现，谁就会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 。而科学又是一个合作的领域，合作各方希望通过分工或从不同的角度来迅速解决问题。国际间的竞争有时会促使一个国家的科学家进行合作 。随着"大科学"时代研究经费的增加，基金会会要求受资助的项目之间合作，这会影响到科学家的行为。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更是无所不在，甚至在竞争对手之间也如此。比如，为了寻找艾滋病的病毒，竞争对手也携手合作 。而一旦出现危机，竞争也会让位于合作（下面将要讨论在SARS研究中的国际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60多年前提出，科学家的行为受到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等四项规范的约束 。但在实践中，不但上述规范都有反例，而且科学家对这些规范也不完全认同。比如，由于“马太效应”，那些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家会得到不恰当的、往往是较多的荣誉，而他们提出的理论也会变得举足轻重 。① 这意味着一旦科学权威出了差错，由于其地位受到挑战的可能性较小，从而有可能阻碍科学进步。 科学家思想开放，对新的概念和发现产生怀疑是他们的本能。当某一理论出现时，他们往往会将这一理论以及现有理论与事实相比较、或比较两者的优劣，从而判断是拒绝还是接受新理论 。虽然科学共同体认为非科学因素不应该影响到接受或者拒绝新理论 ，但是，其成员会因为经济、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受非科学团体的左右而延迟接受新理论。一方面，由于科学家所处时代的文化原因，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概念会与有价值的科学理论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会用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理论来解释艾滋病的起因 。同样，1950年代和1960年代李森科生物学之所以在中国科学界占上风，也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原因所致 。另一方面，从心理上来说，人类——科学家也不例外——倾向于抵制新概念，担心它们可能会有预想不到的后果；从文化上来讲，有价值的科学理论的本身、方法论方面的概念和科学家的取向、科学家之间的社会交往等都会影响到对科学发现的接受；而社会学家则认为，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相对地位（是否权威）、学科专业化的程度都很重要 。最后，一个新的发现或理论与主流理论的冲突，也会导致对新理论的接受和使用的推迟 。 SARS病原体：冠状病毒还是衣原体？ 2002年11月，一种神秘的疾病在广东引起了严重恐慌。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在省会广州就此事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该省出现了305个病人，5人因病死亡。卫生厅官员指出，省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已经排除了炭疽、黑死病和禽流感的可能性。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医学院附属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他后来因与SARS战斗而闻名于世），将此疾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并指出它很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 。同一天，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例SARS病人尸体解剖在广州的解放军南方医院进行，组织标本分配给中国CDC、广东CDC、广州CDC和提供尸体的广州第八人民医院。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南方医院认为病人死于“病毒型肺炎” 。② 虽然其后媒体不允许再提“非典”，但是，中国医学科学界并没有停止对此病病因的探索。在首都北京，负有对突发的生物和化学攻击作出快速反应重任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着手行动。经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批准，该院于2月12日、也就是广州新闻发布会、广州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的第二天派出了流行病毒学家曹务春和病毒学家祝庆余前往广东疫区采集标本。尽管有第一军医大学、广州警备区总医院和南方医院的帮助，他们在广州仅获得了拇指大小的肺部组织、少量血清标本和几滴唾液 。③ 2月中旬，中国CDC收到了第一次南方医院尸体解剖预留的两块肺部组织。样品随即被分成三份，一份给CDC首席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作电子显微镜观察，另一份给也是病毒学家的李德新作病毒基因的PCR（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分析，第三份作细菌培养。洪涛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会引起肺炎但并不致命的细菌——衣原体，由此得出结论：衣原体导致SARS。中国CDC马上于2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心主任李立明宣布了洪涛的发现。因为洪涛是院士、病毒学权威，资源在握，“衣原体理论”成了中国解释SARS病因的官方理论。 但一些科学家（包括中国CDC的科学家）和曾治疗SARS病人的临床医生，对这一发现表示怀疑。广州的医生坚决不同意洪涛的理论，也没有按照中国CDC据此制定的方案治疗病人。钟南山认为，仅仅依靠电子显微镜下的形态观察便得出衣原体致病的结论科学根据不足。要确定病原体，必须分析致病微生物的遗传特性以及整个遗传序列；血清试验也很重要 。当然，病原体的最终确定，应该满足“科赫假设”的所有条件。① 此外，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用在SARS病人身上无效，说明洪涛的解释与事实不符。 与此同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学家祝庆余及其同事在研究从广州采集到的标本。他们在细胞培养基和乳鼠中培养这种病毒，再用电子显微镜拍照。其中2月20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尽管因放大倍数较低而不够清晰，仍显示出病毒有一个清晰的带钉刺的光环，表明它属于从未袭击过的人类冠状病毒家族。② 到3月第一周，这个研究小组获得了这种病毒可能与正流行的SARS有关的初步证据。但是，“衣原体理论”是由德高望重的专家洪涛提出的，挑战这一理论意味着“不尊重”学术权威 。不久，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小组从北京的新病例取得更多的组织标本，不但从形态上建立了SARS可能的病原体与冠状病毒的联系，而且通过血清流行病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找到了冠状病毒存在的进一步证据，于是，决定将这一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这一天是3月21日，如果祝庆余在当天公布这一发现，仍然是世界第一。 从3月22日起，世界各国科学家将SARS可能的病原体缩小到冠状病毒，但“衣原体理论”仍然在中国占上风。3月31日，洪涛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尽管不能排除冠状病毒等的“协同作用”，但衣原体绝对是主要病原体。在4月4日中国CDC的新闻发布会上，李立明主任不仅强调洪涛通过形态学、免疫学、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找到了衣原体样颗粒，而且特别提到：“我在世界卫生组织每天的电话会议报告衣原体发现时提到了血清反应，证据充分没有人提出疑问。”即使到了4月12日，洪涛仍然坚持他的“衣原体—冠状病毒共存理论”，并指出，尽管中国在发现冠状病毒方面落后了，但是中国最先在SARS病人身上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可能与冠状病毒共同起作用。他还于4月13日向《柳叶刀》（Lancet）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认为衣原体样颗粒和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在SARS这种致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中具有“协同作用” 。 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每个国家都会要求其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尽可能迅速地作出确切的诊断并提出预防措施。但是，由于疾病从本质上来说相当复杂，其病原体和病程难以准确判断，有可能造成预防和诊断上的失败（或者说至少是延误） ，因为在任何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人员都会对同一现象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 。当SARS刚刚爆发时，各国科学家提出了种种理论来解释可能的病原体。例如，一开始，广东发现41个病人中有10个的血清有对腺病毒——一种常见的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毒——的抗体；但是广东的卫生官员明确指出，这个发现并不是结论性，他们还要比较病人在发病期和痊愈后的血清。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下面将讨论）也提出过各种病毒可能性，如副粘病毒、间质肺炎病毒等，似是而非。 问题是，在中国，要挑战“衣原体理论”是不可能的。从体制上说，任何有关病原体的发现都需要经过中国CDC和卫生部的批准，而这两个机构直到4月中旬仍然掩盖了中国SARS流行的真相。事实上，其他解释都受到了压制。上面提到的钟南山及其同事的不同意见仅见于广州的报纸，没有成为主流意见。洪涛在中国 CDC的同事毕胜利，发现自己因为不同意洪涛的“衣原体理论”而受到排挤。他和另一个同事李德新打破沉默于4月11日公布了他们关于冠状病毒的发现，竟受到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的批评，说他们不尊重官方的结论，并不许他们再发表意见 。卫生部甚至在当天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中宣布，任何没有得到卫生部SARS防治领导小组批准的关于SARS病原体的发现都不代表官方结论 。 中国CDC是模仿美国CDC于2002年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它的设施并不先进，有些甚至是陈旧不堪，技术上也没有做好应对一种前所未知的疾病来袭的准备。但它权力很大。例如，国家规定，全国的医院都必须向其呈送所有的SARS尸体解剖的病理标本。中国CDC还垄断了有关疾病的信息传播——任何个人和机构未经批准不能对外宣布研究结果、发表论文。它甚至玩起了“政治”。显然，它在宣布“衣原体理论”时没有遵循著名的“科赫假设”，后来事实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履行CDC的职责，亦即试图重复实验结果，或通过其他研究来寻求一致意见（至少应让大家各抒己见） ，而不是极力为由其科学家提出的理论辩护。由于它误用了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和由此而来的资源，中国CDC不仅坚持错误理论从而误导了研究人员和医学工作者，而且由于该中心占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甚至干扰和阻碍了对真正病原体的进一步探索。为了保全个别科学家面子和权威，中国CDC几乎名誉扫地。后来，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下实验室、看望科研人员，惟独没有前往中国CDC，表明了政府对这个机构的不信任。 ① 病毒基因组测序：竞争而不是合作 如上所述，在2003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至少有三个中国科学家小组在从事SARS病原体的研究，他们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祝庆余小组、中国CDC的洪涛小组和李德新、毕胜利小组。同时，另外一些中国生物学家也试图获得去世病人的组织标本，其主要兴趣在于破译病毒密码即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其实，中国完全有可能、也有实力在这方面拔得头筹。这不仅因为SARS最早发生在中国、中国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优势；更因为中国有世界基因组研究的重镇之一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北京基因组所是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杨焕明和汪建等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回国作贡献的热诚以及中国科学院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努力的共同产物。中国科学院首先支持在所属遗传学研究所建立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99年7月演变成民营的北京基因组所。两个月后，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人类基因组计划战略研讨会上，杨焕明报告了北京基因组所为参与该计划作的准备工作，该所也在此次会议上被正式接纳，并领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百分之一的测序任务。后来，中国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也参与其中，并将此项目指定为国家重点。北京基因组所和在北京和上海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一道于2000年4月完成了任务。这一“百分之一”项目为中国在世界基因组研究方面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北京基因组所也被列为世界六大基因组研究中心之一。后来，北京基因组所又独立完成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全基因组框架图及精细图的绘制，并参与了国际家猪基因组研究和鸡基因组计划。因此，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测序和基因组研究中心，北京基因组所有能力承担第一流的工作，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先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癌症机构基因组科学中心，不但规模比北京基因组所小得多；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北京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曾负责该中心的技术工作。正是由于中国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上“败北”，令杨焕明当着胡锦涛面，发出“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的感慨。 在杨焕明和汪建看来，他们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在2003年4月中旬以前拿不到病毒标本来测序。有人说这是托词。汪建曾说：“SARS病毒测序分析只不过是以前工作的百万分之一，就像咬过石子的牙齿再咬豆腐，小菜一碟。”相对于有4亿个核苷酸的水稻基因组，冠状病毒基因组才29736个核苷酸。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解读，北京基因组所可能对SARS病毒不屑一顾，因为那时该所有几个几百万美元级的项目，两三年内科研任务相当饱满。也有人说，直到中国的政治领袖开始直面SARS危机、SARS这一单纯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被“政治化”后，他们才参与其中，以捞取政治资本。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该所于4月16日在基因库公布部分病毒序列时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杨焕明则一反他张扬的个性，在胡锦涛主席前来视察之前相当低调 。 据报道，汪建在得知广东爆发致命的神秘疾病后便意识到病毒基因组测序的急迫感和重要性。他曾三次前往广东疫区，他还联系北京的医院，希望获得病毒标本，但每次都空手而归。一次有人对他直率地说：“我们从‘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才取得的病原样本，为什么要给你？即使我们研究不出来，扔掉也不会给你。”① 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关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要在晚上10时到早上7时之间去取，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遮挡严实的口罩，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北京基因组所总算拿到了一些组织标本，但因为其科学家不擅长病毒分离和培养，还是没能马上进行病毒基因组的测序。② 事后分析，SARS病毒标本太珍贵了，许多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对此梦寐以求。按规定，只有中国CDC才是病毒标本的拥有者。但是，即使是在该中心工作的科学家也抱怨没有足够的标本来做研究。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在广东有关系，但其科学家也拿不到想要的东西。祝庆余在离开白云机场返京前给院领导汇报时，情绪激动地哭了 。 同时，拥有标本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并不见得有能力研究病毒。那时，中国仅军事医学研究院拥有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俗称P3实验室），有条件从事SARS病毒研究。但是其研究人员也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尽管该院在2月20日便获得了第一张可能的冠状病毒的照片，为世界第一，甚至在该院于3月21日将确定的结果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时，都没有进行病毒的基因组测序。除了它并不具备基因组测序的专长外，只能用想单干来解释。同样，北京基因组所也没有在拿到标本时便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接触，寻求在病毒分离和培养方面的合作。 后来，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是与北京基因组所接洽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领袖已关注SARS危机，一旦研究出现拖延，大家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双方最终于4月15日下午6时达成协议，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当天午夜前将处理过的病毒标本送到北京基因组所。尽管北京基因组所花了36个小时做了4个病毒株的基因组测序，但为时已晚，因为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已经在两天前将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 。 回首往事，中国科学家有着合作研究的传统，并且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两弹一星”和最近的神舟载人航天工程。这些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所谓的“竞争无界限”，亦即打破垂直的官僚结构界限的合作（competitive horizontalism） 。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改革科学技术管理体制，以期加强科学与经济之间以及不同管理条块之间的联系，其协调机制是于1983年在国务院层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领导小组，1998年该小组重新命名为国家科学技术教育领导小组 。然而，众多机构彼此争权夺利，将稀有的资源分散到所谓的重点而事实上常常是重复的研究项目，再加上为控制各自势力范围引起的冲突，结果导致科学研究效率低下。 当SARS来袭时，中国科学家明白投入其中的重要性和各自希望得到什么。尽管军事医学科学院一开始就排除了人为的可能性，检测病原体无疑是未来对付可能的生物和化学攻击的一次演习 ；而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则能为北京基因组所赢得进一步的声誉。当然，研究还可能带来潜在的经济效益。问题在于谁也不愿与他人合作。③ 例如，为了弄清楚冠状病毒是否是病原体，广东CDC对标本作了“科赫假设”的三个验证，但囿于试验条件没有办法作动物试验。4月2日，该中心的病毒学家将培养标本拿到中国CDC寻求帮助。但是北京的专家更想自己掌握病毒标本、从头开始做实验，而不想与广东方面合作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未能最先确认冠状病毒就是SARS的病原体并对它的基因组测序，是因为管理机制阻碍了合作，而科学界的领导人又无法对不同机构进行协调。 SARS危机过后，这个问题依然如故。2004年初，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了SARS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文章，63个作者来自上海、北京、广东、香港和美国的15个机构，按理说这是一个合作的产物。但有一个作者指出，“搞协调的时间和精力是做研究的几倍。”有个单位拥有不少病毒资源，就提出要在排序上面占个什么位置，逼着主要作者签了协议才同意合作的 。据估计，一度中国有100多个不同的研究小组研究抗SARS疫苗，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协调 。 寻找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 病毒学家寻找疾病病原体的竞争历来相当激烈，而共享数据或标本更是闻所未闻。但是，面对SARS，科学家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全球性的实验室网络既竞争又合作。 当SARS从中国经过香港传播到世界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科学家迅速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SARS研究网络，以往被视为正常的竞争反而受到了某种抑制。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2日发出了全球SARS警报，到3月17日，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监视网络的德国病毒学家克劳斯?斯托尔（Klaus St?hr）便邀请亚特兰大、温尼伯、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鹿特丹、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11个实验室一起来攻克这一传染病 。① 这个虚拟实验室首先着力尽快找到SARS的病原体。它每天召开电话会议，共享发现，并建立了一个网站专供张贴基因组序列、电子显微镜照片和其它数据。如果网络成员提出需要某种试剂，谁有这种试剂，谁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寄出。一个网络成员说，这次“史无前例”的合作，使得寻找病原体的速度快了“两到三倍” 。 3月21日，也就是网络建立后的第五天，可能的SARS病原体的第一个证据出现了。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向网络成员发出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从病人组织标本中分离到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在SARS痊愈后的病人的血清中生长相当缓慢，说明病人对病毒产生了抗体。而健康人的血清对病毒则没有反应。最初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这是一种冠状病毒。香港大学随即于3月22日宣布了这一发现 。 这一发现在其他实验室得到了重复。3月24日，美国CDC主任朱丽叶?戈贝丁（Julie Gerberding）在亚特兰大宣布，美国科学家也找到了冠状病毒。4月12日，加拿大科学家完成了SARS可疑的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测序。② 美国CDC、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香港大学也相继获得了SARS病毒的基因组序列。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新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从而结束了发现SARS病毒的优先权的竞争。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SARS网络成员的荷兰科学家通过非洲绿猴的实验确认，完成了“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步骤，确证SARS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由美国CDC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科学》主编唐?肯尼迪（Don Kennedy）指出：“两个研究小组以合作的模式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这些基因组的测序。”③ 结论 中国大陆是SARS最早出现的国家，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也的确能将SARS危机转化成一次显示中国日益上升的科学能力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在战胜疾病的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中取得第一。香港科学家最先分离和确认SARS病原体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而加拿大科学家则最早对这种病毒的基因组完成测序。 SARS爆发凸现了中国科学共同体的严重弊端。从组织结构上说，中国科技体制不仅呈现刚性，不鼓励科学家合作研究，而且科学领导人又缺乏主动性来协调跨越不同机构甚至部委的活动。在中国，挑战权威是一种文化上的禁忌，对具有声望的科学家的见解、特别是那些拥有体制赋予的资源的科学家持怀疑态度，无异于在自毁前程。 总之，中国科学家遇到了权威和体制两大障碍。如前所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提出的“衣原体理论”，不但洪涛本人固执己见，而且得到他所在的机构——中国CDC的支持，而该中心即使没有滥用也至少是误用了由政府赋予的制度性的权利。事实上，洪涛不接受衣原体以外的任何理论，认错对于一个权威来说无异于丢面子。同时，中国CDC不是让洪涛的观点接受种种试验和评价，检验哪些满足“科赫假设”，而是不许其他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发表不同意见，从而妨碍了提出其他理论的可能性。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不得不在提出不同理论时更加谨慎，避免与洪涛、他的理论和中国CDC发生冲突。这些，加上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一个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不能擅自行动，需要得到上级批准才能派研究人员前往疫区收集病毒标本、宣布他们的发现、与民用研究机构合作。结果，中国科学家失去了第一个发现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并破译其基因组密码的良机。 在寻找引起SARS的病毒和对其基因组测序时，中国科学共同体没有进行协调的努力，而资源和人员调动这一中国科学的优势，遭遇到了其最大的梦魇。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科学家在SARS研究的国际竞争中败北；但从根本上说，这更是中国科学体制的失败。 附录　寻找SARS病原体的时间表 日期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之外 2002年11月16日 广东省出现了第一例神秘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2003年2月11日 疾病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在广东进行 2003年2月14日 世界卫生组织每周流行病记录报告，一种未知的疾病于2002年11月16日到2003年2月9日期间在中国广东爆发，导致305人患病，5人死亡 2003年2月18日 中国CDC宣布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2003年2月20日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了第一张冠状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2003年2－3月 疾病传到香港、越南、新加坡、台湾和多伦多。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卡洛尔?乌巴尼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疾病 2003年3月11日 新的疾病被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简称SARS 2003年3月12－15日 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发布和提升SARS全球卫生警报 2003年3月17日 世界卫生组织邀请9个国家――包括香港但不包括中国大陆――的11个实验室组成全球SARS研究网络 2003年3月19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SARS最新进展，指出迄今所有已知的细菌和病毒都与SARS无关，说明病原体的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 2003年3月21日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将冠状病毒的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 2003年3月22－24日 美国CDC和香港大学的科学家确认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8－10日 三个研究小组发表研究结果，指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12日 加拿大研究人员宣布最先获得导致SARS全球传染的元凶――冠状病毒的序列，美国CDC确证这些报告 2003年4月16日 北京基因组所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种新的、以前没有在人类见过的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个成员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 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大学的科学家完成了支持“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证据，证实冠状病毒确实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 ２003年4月20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中国政府，披露SARS病例数目是原来报告的几倍，解除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并发起消灭这一疾病的运动 2003年7月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得到控制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 Cole）教授和俄勒冈大学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教授曾对论文初稿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Barber, B. 1961. Resistance by scientists to scientific discovery. Science. 134 (September 1): 596—602. Cohen, J. 2002. AIDS research: Long time rivalry ends in cooperation. Science. 295 (February 22): 1141—2. Cole, S. 1970. Professional standing and the reception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6 (2): 286—306. Crewdson, J. 2002. Science Fictions: The War between the Doctors Who Discovered AIDS. Boston, MA: Little, Brown. Cyranoski, D. 2003. China: From SARS to the stars. Nature. 426 (18/25 December): 752—3. Enserink, M. 2003. China's missed chance. Science. 301 (July 18): 294—6. Enserink, M. and D. Normile 2003. Search for SARS origins stalls. Science. 302 (October 31): 766—7. Enserink, M. and G. Vogel 2003. Deferring competition, global net closes in on SARS. Science. 300 (April 11): 224—5. Epstein, S. 1996.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igenbaum, E. A. 2003.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wsmith, J. 2003.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SARS.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50—5. Foreman, Jr., C. H. 1994. Plague, Products, and Politics: Emergent Public Health Hazards and National Policymaking.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Frank, P.G. 1954. The variety of reasons for the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The Scientific Monthly September: 139—45. Greenfeld, K. T. 2006. China Syndrome: The Tru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s First Great Epidemic.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Hagstrom, W. O. 1965.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Hutzler, C. 2003. Chinese researchers' false start: Mistaken identity of germ culprit cost government time, presti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4: B1 and B3.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ition. Merton, R. K. 1973(1942).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pp.267—78 in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ited by Norman W. Stor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rmile, D. 2003a. Hungry for details, scientists zoom in on SARS genomes. Science. 300 (May 2): 715—16. Normile, D. 2003b. Up close and personal with SARS. Science. 300 (May 9): 886—7. Qin, E. et al. 2003. A complete sequenc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SARS-associated virus (Isolate BJ01).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48 (10): 941—8. Saich, T. 1989. China's Science Policy in the 80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Suttmeier, R.. P. and C. Cao 1999. China face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sess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n Perspective. 24 (3): 153—200. Schneider, L. (ed.) 1986. Lysenko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1956 Qingdao Genetics Symposium (A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Schneider, L. (ed.) 1989. Learning from Russia: Lysenkoism and the fate of genetics in China, 1950—1960. pp. 45—65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D. F. Simon and M. Goldman. Cambridge, MA: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Swazey, J. P. and K. Reeds. 1978. Today's Medicine, Tomorrow's Science: Essays on Paths of Discovery i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hite, III, L. T. 2003. SARS, anti-populism, and elite lies: Temporary disorder in China. pp.31—67.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ulticentre Collaborative Network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Diagnosis. 2003. A multicenter collabor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Lancet. 361 (May 17): 1730—3. Yuen, K.-Y. and M. Peiris 2003. Facing the unknowns of SARS in Hong Kong. pp.173—92.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何姗和朱向华 2003. 中国科学家: 我们没打败仗.《新快报》7月21日. 李苑立 2003. 中国SARS科研为何败北.《中国经营报》6月9日. 廖怀凌2003. 诚实的胜利: SARS病原体确认为冠状病毒始末.《南风窗》5月16日. 刘义强 、吴志军和刘兴安 2003. 与SARS短兵相接66昼夜--军事医学科学院攻关纪实. 《解放军报》4月23日. 谢湘和周欣宇 2003. 杨焕明的心痛: 面对SARS 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中国青年报》5月26日. 阎新华和张克2003. 我国科学家强攻SARS"元凶"的日日夜夜.《科技日报》4月18日. 易颖和王小飞 2003. SARS科研者的困惑和苦恼.《南方周末》12月11日. 张静2003. SARS病毒袭击中国科研体制.《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6月12日. 作者简介：曹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闻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资助（R348-000-005-112）。 ② 世界卫生组织， 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3_09_23/en/ (2003年12月22日)。 ① 当然，在研究工作的质量相等情况下，“马太效应”也有其正面作用，那就是“有助于科学家的完整工作、而不是某一篇论文的传播” 。 ② 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建议将这一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他在越南确认了在中国之外的第一例病人，后受传染以身殉职。 ③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① “科赫假设”是用19世纪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名字命名的确定病原微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准则，它包括四个步骤：首先，病原微生物应存在每一位患者身上；其次，从患者分离出的这种微生物，可以在培养基里纯化出来；第三，将纯化的微生物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会使动物患上这种疾病；第四，必须能从患病的动物内重新分离出同一病原微生物。参见http://www.medterms.com/script/main/art.asp?articlekey=7105 （2003年10月20日）。 ② 但据《解放军报》报道，第一个病毒照片是2月26日获得的 。 ① 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本人是医生，知道衣原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胆敢掩盖SARS爆发的真相，并由此成为“替罪羊”（访谈：北京，2003年12月3日）。怀特 持有相同的观点：“对SARS所采取的政策部分原因在于对SARS病毒的遗传学理解错了。” ① http://chanye.sina.net/yy/2003-06-12/169793.shtml （2003年7月12日）。 ②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③ 国内科学家指责临床医生不合作、不向他们提供标本做病理研究和基因组测序。对此，钟南山回答说：他们没有来找我们。钟南山从2月底开始便与香港科学家分享标本［廖怀凌2003］。首先确认SARS冠状病毒的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最早就是研究由来自大陆的同事管轶从钟南山那里拿到并偷带出大陆的标本。虽然最终裴力士并不是从这些标本获得发现，但无疑由钟南山提供的标本给了裴力士以先机。但裴力士在宣布结果时并没有提到管轶和钟南山 。 ① 北京和广东的实验室直到3月28日才加入该实验室网络。作者曾向斯托尔医生发去电子邮件，询问为什么一开始没有邀请中国，但没有得到答复。这猜测可能是中国当时仍然对世界隐瞒疫情，也可能是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缺乏信心。斯托尔医生后来因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足够支持而从网络职位辞职 。 ② 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并不知道不属于该网络的加拿大实验室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努力。 ③ http://www.aaas.org/news/releases/2003/0501sars.shtml （2003年5月2日）。 ① 2003年6月22日，中国科技部长徐冠华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访问。当被问到如何评价中国科学家在与SARS作战室的表现时，徐冠华给中国科学家打了100分。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30623/100401.shtml （2003年12月12日）。

个人分类: 科研杂谈|1891 次阅读|1 个评论

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SARS和中国科学共同体

热度 10 scicul 2011-3-15 09:18

《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 第6期(2006): 科技中国 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 SARS和中国科学共同体 曹聪 摘要 本文以中国围绕SARS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案例，来考察科学共同体长期关注的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中国之所以失去最先发现冠状病毒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的机会，是因为科学家不想挑战科学权威提出的“衣原体理论”，而资源在握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竭力为此假说辩护。缺乏合作则使中国科学家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国际竞争败北。 关键词 SARS 权威 合作 科学发现 2002年11月，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在中国广东发生，并在2003年2到7月间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先后有8千多人受到这种前所未见的传染病的感染，774人因此死亡。② SARS早已得到控制；事实上，人们已不大谈论这种疾病。然而，讨论中国科学家如何面对21世纪的第一次全球性人类健康的威胁为时未晚。 中国科学家面对SARS危机的表现，可以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该所在SARS爆发时还是一个民营研究所，但不久便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所长杨焕明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3年4月20日前来视察时说的话来概括：“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 杨焕明指的是中国科学家其实可以最先找到SARS的病原体并测定其基因组序列。 当然，中国科学家可以将“失败”归咎于SARS的泛政治化——中国一开始企图掩盖SARS流行的真相 ，或归咎于中国公共卫生设施落后。但是，这个案例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共同体关注的问题，如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不断融入全球科学体系的中国科学共同体同样为这一问题所困扰。除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制约外，组织结构、科学研究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精英科学家的权威和影响等，都左右着中国科学家的行为。 权威、合作与科学发现 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充满竞争的，科学家总想在研究中争第一，因为谁最先正式提出创新或发现，谁就会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 。而科学又是一个合作的领域，合作各方希望通过分工或从不同的角度来迅速解决问题。国际间的竞争有时会促使一个国家的科学家进行合作 。随着"大科学"时代研究经费的增加，基金会会要求受资助的项目之间合作，这会影响到科学家的行为。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更是无所不在，甚至在竞争对手之间也如此。比如，为了寻找艾滋病的病毒，竞争对手也携手合作 。而一旦出现危机，竞争也会让位于合作（下面将要讨论在SARS研究中的国际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60多年前提出，科学家的行为受到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等四项规范的约束 。但在实践中，不但上述规范都有反例，而且科学家对这些规范也不完全认同。比如，由于“马太效应”，那些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家会得到不恰当的、往往是较多的荣誉，而他们提出的理论也会变得举足轻重 。① 这意味着一旦科学权威出了差错，由于其地位受到挑战的可能性较小，从而有可能阻碍科学进步。 科学家思想开放，对新的概念和发现产生怀疑是他们的本能。当某一理论出现时，他们往往会将这一理论以及现有理论与事实相比较、或比较两者的优劣，从而判断是拒绝还是接受新理论 。虽然科学共同体认为非科学因素不应该影响到接受或者拒绝新理论 ，但是，其成员会因为经济、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受非科学团体的左右而延迟接受新理论。一方面，由于科学家所处时代的文化原因，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概念会与有价值的科学理论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会用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理论来解释艾滋病的起因 。同样，1950年代和1960年代李森科生物学之所以在中国科学界占上风，也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原因所致 。另一方面，从心理上来说，人类——科学家也不例外——倾向于抵制新概念，担心它们可能会有预想不到的后果；从文化上来讲，有价值的科学理论的本身、方法论方面的概念和科学家的取向、科学家之间的社会交往等都会影响到对科学发现的接受；而社会学家则认为，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相对地位（是否权威）、学科专业化的程度都很重要 。最后，一个新的发现或理论与主流理论的冲突，也会导致对新理论的接受和使用的推迟 。 SARS病原体：冠状病毒还是衣原体？ 2002年11月，一种神秘的疾病在广东引起了严重恐慌。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在省会广州就此事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该省出现了305个病人，5人因病死亡。卫生厅官员指出，省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已经排除了炭疽、黑死病和禽流感的可能性。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医学院附属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他后来因与SARS战斗而闻名于世），将此疾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并指出它很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 。同一天，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例SARS病人尸体解剖在广州的解放军南方医院进行，组织标本分配给中国CDC、广东CDC、广州CDC和提供尸体的广州第八人民医院。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南方医院认为病人死于“病毒型肺炎” 。② 虽然其后媒体不允许再提“非典”，但是，中国医学科学界并没有停止对此病病因的探索。在首都北京，负有对突发的生物和化学攻击作出快速反应重任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着手行动。经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批准，该院于2月12日、也就是广州新闻发布会、广州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的第二天派出了流行病毒学家曹务春和病毒学家祝庆余前往广东疫区采集标本。尽管有第一军医大学、广州警备区总医院和南方医院的帮助，他们在广州仅获得了拇指大小的肺部组织、少量血清标本和几滴唾液 。③ 2月中旬，中国CDC收到了第一次南方医院尸体解剖预留的两块肺部组织。样品随即被分成三份，一份给CDC首席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作电子显微镜观察，另一份给也是病毒学家的李德新作病毒基因的PCR（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分析，第三份作细菌培养。洪涛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会引起肺炎但并不致命的细菌——衣原体，由此得出结论：衣原体导致SARS。中国CDC马上于2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心主任李立明宣布了洪涛的发现。因为洪涛是院士、病毒学权威，资源在握，“衣原体理论”成了中国解释SARS病因的官方理论。 但一些科学家（包括中国CDC的科学家）和曾治疗SARS病人的临床医生，对这一发现表示怀疑。广州的医生坚决不同意洪涛的理论，也没有按照中国CDC据此制定的方案治疗病人。钟南山认为，仅仅依靠电子显微镜下的形态观察便得出衣原体致病的结论科学根据不足。要确定病原体，必须分析致病微生物的遗传特性以及整个遗传序列；血清试验也很重要 。当然，病原体的最终确定，应该满足“科赫假设”的所有条件。① 此外，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用在SARS病人身上无效，说明洪涛的解释与事实不符。 与此同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学家祝庆余及其同事在研究从广州采集到的标本。他们在细胞培养基和乳鼠中培养这种病毒，再用电子显微镜拍照。其中2月20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尽管因放大倍数较低而不够清晰，仍显示出病毒有一个清晰的带钉刺的光环，表明它属于从未袭击过的人类冠状病毒家族。② 到3月第一周，这个研究小组获得了这种病毒可能与正流行的SARS有关的初步证据。但是，“衣原体理论”是由德高望重的专家洪涛提出的，挑战这一理论意味着“不尊重”学术权威 。不久，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小组从北京的新病例取得更多的组织标本，不但从形态上建立了SARS可能的病原体与冠状病毒的联系，而且通过血清流行病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找到了冠状病毒存在的进一步证据，于是，决定将这一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这一天是3月21日，如果祝庆余在当天公布这一发现，仍然是世界第一。 从3月22日起，世界各国科学家将SARS可能的病原体缩小到冠状病毒，但“衣原体理论”仍然在中国占上风。3月31日，洪涛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尽管不能排除冠状病毒等的“协同作用”，但衣原体绝对是主要病原体。在4月4日中国CDC的新闻发布会上，李立明主任不仅强调洪涛通过形态学、免疫学、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找到了衣原体样颗粒，而且特别提到：“我在世界卫生组织每天的电话会议报告衣原体发现时提到了血清反应，证据充分没有人提出疑问。”即使到了4月12日，洪涛仍然坚持他的“衣原体—冠状病毒共存理论”，并指出，尽管中国在发现冠状病毒方面落后了，但是中国最先在SARS病人身上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可能与冠状病毒共同起作用。他还于4月13日向《柳叶刀》（Lancet）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认为衣原体样颗粒和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在SARS这种致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中具有“协同作用” 。 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每个国家都会要求其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尽可能迅速地作出确切的诊断并提出预防措施。但是，由于疾病从本质上来说相当复杂，其病原体和病程难以准确判断，有可能造成预防和诊断上的失败（或者说至少是延误） ，因为在任何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人员都会对同一现象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 。当SARS刚刚爆发时，各国科学家提出了种种理论来解释可能的病原体。例如，一开始，广东发现41个病人中有10个的血清有对腺病毒——一种常见的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毒——的抗体；但是广东的卫生官员明确指出，这个发现并不是结论性，他们还要比较病人在发病期和痊愈后的血清。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下面将讨论）也提出过各种病毒可能性，如副粘病毒、间质肺炎病毒等，似是而非。 问题是，在中国，要挑战“衣原体理论”是不可能的。从体制上说，任何有关病原体的发现都需要经过中国CDC和卫生部的批准，而这两个机构直到4月中旬仍然掩盖了中国SARS流行的真相。事实上，其他解释都受到了压制。上面提到的钟南山及其同事的不同意见仅见于广州的报纸，没有成为主流意见。洪涛在中国 CDC的同事毕胜利，发现自己因为不同意洪涛的“衣原体理论”而受到排挤。他和另一个同事李德新打破沉默于4月11日公布了他们关于冠状病毒的发现，竟受到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的批评，说他们不尊重官方的结论，并不许他们再发表意见 。卫生部甚至在当天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中宣布，任何没有得到卫生部SARS防治领导小组批准的关于SARS病原体的发现都不代表官方结论 。 中国CDC是模仿美国CDC于2002年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它的设施并不先进，有些甚至是陈旧不堪，技术上也没有做好应对一种前所未知的疾病来袭的准备。但它权力很大。例如，国家规定，全国的医院都必须向其呈送所有的SARS尸体解剖的病理标本。中国CDC还垄断了有关疾病的信息传播——任何个人和机构未经批准不能对外宣布研究结果、发表论文。它甚至玩起了“政治”。显然，它在宣布“衣原体理论”时没有遵循著名的“科赫假设”，后来事实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履行CDC的职责，亦即试图重复实验结果，或通过其他研究来寻求一致意见（至少应让大家各抒己见） ，而不是极力为由其科学家提出的理论辩护。由于它误用了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和由此而来的资源，中国CDC不仅坚持错误理论从而误导了研究人员和医学工作者，而且由于该中心占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甚至干扰和阻碍了对真正病原体的进一步探索。为了保全个别科学家面子和权威，中国CDC几乎名誉扫地。后来，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下实验室、看望科研人员，惟独没有前往中国CDC，表明了政府对这个机构的不信任。 ① 病毒基因组测序：竞争而不是合作 如上所述，在2003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至少有三个中国科学家小组在从事SARS病原体的研究，他们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祝庆余小组、中国CDC的洪涛小组和李德新、毕胜利小组。同时，另外一些中国生物学家也试图获得去世病人的组织标本，其主要兴趣在于破译病毒密码即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其实，中国完全有可能、也有实力在这方面拔得头筹。这不仅因为SARS最早发生在中国、中国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优势；更因为中国有世界基因组研究的重镇之一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北京基因组所是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杨焕明和汪建等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回国作贡献的热诚以及中国科学院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努力的共同产物。中国科学院首先支持在所属遗传学研究所建立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99年7月演变成民营的北京基因组所。两个月后，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人类基因组计划战略研讨会上，杨焕明报告了北京基因组所为参与该计划作的准备工作，该所也在此次会议上被正式接纳，并领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百分之一的测序任务。后来，中国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也参与其中，并将此项目指定为国家重点。北京基因组所和在北京和上海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一道于2000年4月完成了任务。这一“百分之一”项目为中国在世界基因组研究方面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北京基因组所也被列为世界六大基因组研究中心之一。后来，北京基因组所又独立完成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全基因组框架图及精细图的绘制，并参与了国际家猪基因组研究和鸡基因组计划。因此，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测序和基因组研究中心，北京基因组所有能力承担第一流的工作，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先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癌症机构基因组科学中心，不但规模比北京基因组所小得多；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北京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曾负责该中心的技术工作。正是由于中国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上“败北”，令杨焕明当着胡锦涛面，发出“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的感慨。 在杨焕明和汪建看来，他们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在2003年4月中旬以前拿不到病毒标本来测序。有人说这是托词。汪建曾说：“SARS病毒测序分析只不过是以前工作的百万分之一，就像咬过石子的牙齿再咬豆腐，小菜一碟。”相对于有4亿个核苷酸的水稻基因组，冠状病毒基因组才29736个核苷酸。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解读，北京基因组所可能对SARS病毒不屑一顾，因为那时该所有几个几百万美元级的项目，两三年内科研任务相当饱满。也有人说，直到中国的政治领袖开始直面SARS危机、SARS这一单纯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被“政治化”后，他们才参与其中，以捞取政治资本。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该所于4月16日在基因库公布部分病毒序列时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杨焕明则一反他张扬的个性，在胡锦涛主席前来视察之前相当低调 。 据报道，汪建在得知广东爆发致命的神秘疾病后便意识到病毒基因组测序的急迫感和重要性。他曾三次前往广东疫区，他还联系北京的医院，希望获得病毒标本，但每次都空手而归。一次有人对他直率地说：“我们从‘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才取得的病原样本，为什么要给你？即使我们研究不出来，扔掉也不会给你。”① 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关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要在晚上10时到早上7时之间去取，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遮挡严实的口罩，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北京基因组所总算拿到了一些组织标本，但因为其科学家不擅长病毒分离和培养，还是没能马上进行病毒基因组的测序。② 事后分析，SARS病毒标本太珍贵了，许多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对此梦寐以求。按规定，只有中国CDC才是病毒标本的拥有者。但是，即使是在该中心工作的科学家也抱怨没有足够的标本来做研究。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在广东有关系，但其科学家也拿不到想要的东西。祝庆余在离开白云机场返京前给院领导汇报时，情绪激动地哭了 。 同时，拥有标本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并不见得有能力研究病毒。那时，中国仅军事医学研究院拥有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俗称P3实验室），有条件从事SARS病毒研究。但是其研究人员也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尽管该院在2月20日便获得了第一张可能的冠状病毒的照片，为世界第一，甚至在该院于3月21日将确定的结果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时，都没有进行病毒的基因组测序。除了它并不具备基因组测序的专长外，只能用想单干来解释。同样，北京基因组所也没有在拿到标本时便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接触，寻求在病毒分离和培养方面的合作。 后来，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是与北京基因组所接洽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领袖已关注SARS危机，一旦研究出现拖延，大家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双方最终于4月15日下午6时达成协议，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当天午夜前将处理过的病毒标本送到北京基因组所。尽管北京基因组所花了36个小时做了4个病毒株的基因组测序，但为时已晚，因为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已经在两天前将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 。 回首往事，中国科学家有着合作研究的传统，并且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两弹一星”和最近的神舟载人航天工程。这些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所谓的“竞争无界限”，亦即打破垂直的官僚结构界限的合作（competitive horizontalism） 。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改革科学技术管理体制，以期加强科学与经济之间以及不同管理条块之间的联系，其协调机制是于1983年在国务院层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领导小组，1998年该小组重新命名为国家科学技术教育领导小组 。然而，众多机构彼此争权夺利，将稀有的资源分散到所谓的重点而事实上常常是重复的研究项目，再加上为控制各自势力范围引起的冲突，结果导致科学研究效率低下。 当SARS来袭时，中国科学家明白投入其中的重要性和各自希望得到什么。尽管军事医学科学院一开始就排除了人为的可能性，检测病原体无疑是未来对付可能的生物和化学攻击的一次演习 ；而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则能为北京基因组所赢得进一步的声誉。当然，研究还可能带来潜在的经济效益。问题在于谁也不愿与他人合作。③ 例如，为了弄清楚冠状病毒是否是病原体，广东CDC对标本作了“科赫假设”的三个验证，但囿于试验条件没有办法作动物试验。4月2日，该中心的病毒学家将培养标本拿到中国CDC寻求帮助。但是北京的专家更想自己掌握病毒标本、从头开始做实验，而不想与广东方面合作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未能最先确认冠状病毒就是SARS的病原体并对它的基因组测序，是因为管理机制阻碍了合作，而科学界的领导人又无法对不同机构进行协调。 SARS危机过后，这个问题依然如故。2004年初，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了SARS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文章，63个作者来自上海、北京、广东、香港和美国的15个机构，按理说这是一个合作的产物。但有一个作者指出，“搞协调的时间和精力是做研究的几倍。”有个单位拥有不少病毒资源，就提出要在排序上面占个什么位置，逼着主要作者签了协议才同意合作的 。据估计，一度中国有100多个不同的研究小组研究抗SARS疫苗，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协调 。 寻找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 病毒学家寻找疾病病原体的竞争历来相当激烈，而共享数据或标本更是闻所未闻。但是，面对SARS，科学家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全球性的实验室网络既竞争又合作。 当SARS从中国经过香港传播到世界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科学家迅速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SARS研究网络，以往被视为正常的竞争反而受到了某种抑制。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2日发出了全球SARS警报，到3月17日，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监视网络的德国病毒学家克劳斯?斯托尔（Klaus St?hr）便邀请亚特兰大、温尼伯、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鹿特丹、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11个实验室一起来攻克这一传染病 。① 这个虚拟实验室首先着力尽快找到SARS的病原体。它每天召开电话会议，共享发现，并建立了一个网站专供张贴基因组序列、电子显微镜照片和其它数据。如果网络成员提出需要某种试剂，谁有这种试剂，谁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寄出。一个网络成员说，这次“史无前例”的合作，使得寻找病原体的速度快了“两到三倍” 。 3月21日，也就是网络建立后的第五天，可能的SARS病原体的第一个证据出现了。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向网络成员发出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从病人组织标本中分离到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在SARS痊愈后的病人的血清中生长相当缓慢，说明病人对病毒产生了抗体。而健康人的血清对病毒则没有反应。最初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这是一种冠状病毒。香港大学随即于3月22日宣布了这一发现 。 这一发现在其他实验室得到了重复。3月24日，美国CDC主任朱丽叶?戈贝丁（Julie Gerberding）在亚特兰大宣布，美国科学家也找到了冠状病毒。4月12日，加拿大科学家完成了SARS可疑的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测序。② 美国CDC、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香港大学也相继获得了SARS病毒的基因组序列。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新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从而结束了发现SARS病毒的优先权的竞争。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SARS网络成员的荷兰科学家通过非洲绿猴的实验确认，完成了“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步骤，确证SARS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由美国CDC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科学》主编唐?肯尼迪（Don Kennedy）指出：“两个研究小组以合作的模式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这些基因组的测序。”③ 结论 中国大陆是SARS最早出现的国家，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也的确能将SARS危机转化成一次显示中国日益上升的科学能力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在战胜疾病的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中取得第一。香港科学家最先分离和确认SARS病原体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而加拿大科学家则最早对这种病毒的基因组完成测序。 SARS爆发凸现了中国科学共同体的严重弊端。从组织结构上说，中国科技体制不仅呈现刚性，不鼓励科学家合作研究，而且科学领导人又缺乏主动性来协调跨越不同机构甚至部委的活动。在中国，挑战权威是一种文化上的禁忌，对具有声望的科学家的见解、特别是那些拥有体制赋予的资源的科学家持怀疑态度，无异于在自毁前程。 总之，中国科学家遇到了权威和体制两大障碍。如前所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提出的“衣原体理论”，不但洪涛本人固执己见，而且得到他所在的机构——中国CDC的支持，而该中心即使没有滥用也至少是误用了由政府赋予的制度性的权利。事实上，洪涛不接受衣原体以外的任何理论，认错对于一个权威来说无异于丢面子。同时，中国CDC不是让洪涛的观点接受种种试验和评价，检验哪些满足“科赫假设”，而是不许其他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发表不同意见，从而妨碍了提出其他理论的可能性。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不得不在提出不同理论时更加谨慎，避免与洪涛、他的理论和中国CDC发生冲突。这些，加上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一个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不能擅自行动，需要得到上级批准才能派研究人员前往疫区收集病毒标本、宣布他们的发现、与民用研究机构合作。结果，中国科学家失去了第一个发现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并破译其基因组密码的良机。 在寻找引起SARS的病毒和对其基因组测序时，中国科学共同体没有进行协调的努力，而资源和人员调动这一中国科学的优势，遭遇到了其最大的梦魇。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科学家在SARS研究的国际竞争中败北；但从根本上说，这更是中国科学体制的失败。 附录　寻找SARS病原体的时间表 日期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之外 2002年11月16日 广东省出现了第一例神秘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2003年2月11日 疾病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在广东进行 2003年2月14日 世界卫生组织每周流行病记录报告，一种未知的疾病于2002年11月16日到2003年2月9日期间在中国广东爆发，导致305人患病，5人死亡 2003年2月18日 中国CDC宣布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2003年2月20日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了第一张冠状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2003年2－3月 疾病传到香港、越南、新加坡、台湾和多伦多。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卡洛尔?乌巴尼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疾病 2003年3月11日 新的疾病被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简称SARS 2003年3月12－15日 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发布和提升SARS全球卫生警报 2003年3月17日 世界卫生组织邀请9个国家――包括香港但不包括中国大陆――的11个实验室组成全球SARS研究网络 2003年3月19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SARS最新进展，指出迄今所有已知的细菌和病毒都与SARS无关，说明病原体的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 2003年3月21日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将冠状病毒的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 2003年3月22－24日 美国CDC和香港大学的科学家确认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8－10日 三个研究小组发表研究结果，指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12日 加拿大研究人员宣布最先获得导致SARS全球传染的元凶――冠状病毒的序列，美国CDC确证这些报告 2003年4月16日 北京基因组所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种新的、以前没有在人类见过的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个成员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 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大学的科学家完成了支持“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证据，证实冠状病毒确实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 ２003年4月20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中国政府，披露SARS病例数目是原来报告的几倍，解除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并发起消灭这一疾病的运动 2003年7月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得到控制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 Cole）教授和俄勒冈大学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教授曾对论文初稿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Barber, B. 1961. Resistance by scientists to scientific discovery. Science. 134 (September 1): 596—602. Cohen, J. 2002. AIDS research: Long time rivalry ends in cooperation. Science. 295 (February 22): 1141—2. Cole, S. 1970. Professional standing and the reception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6 (2): 286—306. Crewdson, J. 2002. Science Fictions: The War between the Doctors Who Discovered AIDS. Boston, MA: Little, Brown. Cyranoski, D. 2003. China: From SARS to the stars. Nature. 426 (18/25 December): 752—3. Enserink, M. 2003. China's missed chance. Science. 301 (July 18): 294—6. Enserink, M. and D. Normile 2003. Search for SARS origins stalls. Science. 302 (October 31): 766—7. Enserink, M. and G. Vogel 2003. Deferring competition, global net closes in on SARS. Science. 300 (April 11): 224—5. Epstein, S. 1996.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igenbaum, E. A. 2003.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wsmith, J. 2003.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SARS.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50—5. Foreman, Jr., C. H. 1994. Plague, Products, and Politics: Emergent Public Health Hazards and National Policymaking.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Frank, P.G. 1954. The variety of reasons for the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The Scientific Monthly September: 139—45. Greenfeld, K. T. 2006. China Syndrome: The Tru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s First Great Epidemic.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Hagstrom, W. O. 1965.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Hutzler, C. 2003. Chinese researchers' false start: Mistaken identity of germ culprit cost government time, presti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4: B1 and B3.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ition. Merton, R. K. 1973(1942).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pp.267—78 in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ited by Norman W. Stor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rmile, D. 2003a. Hungry for details, scientists zoom in on SARS genomes. Science. 300 (May 2): 715—16. Normile, D. 2003b. Up close and personal with SARS. Science. 300 (May 9): 886—7. Qin, E. et al. 2003. A complete sequenc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SARS-associated virus (Isolate BJ01).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48 (10): 941—8. Saich, T. 1989. China's Science Policy in the 80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Suttmeier, R.. P. and C. Cao 1999. China face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sess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n Perspective. 24 (3): 153—200. Schneider, L. (ed.) 1986. Lysenko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1956 Qingdao Genetics Symposium (A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Schneider, L. (ed.) 1989. Learning from Russia: Lysenkoism and the fate of genetics in China, 1950—1960. pp. 45—65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D. F. Simon and M. Goldman. Cambridge, MA: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Swazey, J. P. and K. Reeds. 1978. Today's Medicine, Tomorrow's Science: Essays on Paths of Discovery i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hite, III, L. T. 2003. SARS, anti-populism, and elite lies: Temporary disorder in China. pp.31—67.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ulticentre Collaborative Network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Diagnosis. 2003. A multicenter collabor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Lancet. 361 (May 17): 1730—3. Yuen, K.-Y. and M. Peiris 2003. Facing the unknowns of SARS in Hong Kong. pp.173—92.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何姗和朱向华 2003. 中国科学家: 我们没打败仗.《新快报》7月21日. 李苑立 2003. 中国SARS科研为何败北.《中国经营报》6月9日. 廖怀凌2003. 诚实的胜利: SARS病原体确认为冠状病毒始末.《南风窗》5月16日. 刘义强 、吴志军和刘兴安 2003. 与SARS短兵相接66昼夜--军事医学科学院攻关纪实. 《解放军报》4月23日. 谢湘和周欣宇 2003. 杨焕明的心痛: 面对SARS 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中国青年报》5月26日. 阎新华和张克2003. 我国科学家强攻SARS"元凶"的日日夜夜.《科技日报》4月18日. 易颖和王小飞 2003. SARS科研者的困惑和苦恼.《南方周末》12月11日. 张静2003. SARS病毒袭击中国科研体制.《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6月12日. 作者简介：曹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闻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资助（R348-000-005-112）。 ② 世界卫生组织， 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3_09_23/en/ (2003年12月22日)。 ① 当然，在研究工作的质量相等情况下，“马太效应”也有其正面作用，那就是“有助于科学家的完整工作、而不是某一篇论文的传播” 。 ② 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建议将这一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他在越南确认了在中国之外的第一例病人，后受传染以身殉职。 ③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① “科赫假设”是用19世纪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名字命名的确定病原微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准则，它包括四个步骤：首先，病原微生物应存在每一位患者身上；其次，从患者分离出的这种微生物，可以在培养基里纯化出来；第三，将纯化的微生物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会使动物患上这种疾病；第四，必须能从患病的动物内重新分离出同一病原微生物。参见http://www.medterms.com/script/main/art.asp?articlekey=7105 （2003年10月20日）。 ② 但据《解放军报》报道，第一个病毒照片是2月26日获得的 。 ① 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本人是医生，知道衣原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胆敢掩盖SARS爆发的真相，并由此成为“替罪羊”（访谈：北京，2003年12月3日）。怀特 持有相同的观点：“对SARS所采取的政策部分原因在于对SARS病毒的遗传学理解错了。” ① http://chanye.sina.net/yy/2003-06-12/169793.shtml （2003年7月12日）。 ②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③ 国内科学家指责临床医生不合作、不向他们提供标本做病理研究和基因组测序。对此，钟南山回答说：他们没有来找我们。钟南山从2月底开始便与香港科学家分享标本［廖怀凌2003］。首先确认SARS冠状病毒的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最早就是研究由来自大陆的同事管轶从钟南山那里拿到并偷带出大陆的标本。虽然最终裴力士并不是从这些标本获得发现，但无疑由钟南山提供的标本给了裴力士以先机。但裴力士在宣布结果时并没有提到管轶和钟南山 。 ① 北京和广东的实验室直到3月28日才加入该实验室网络。作者曾向斯托尔医生发去电子邮件，询问为什么一开始没有邀请中国，但没有得到答复。这猜测可能是中国当时仍然对世界隐瞒疫情，也可能是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缺乏信心。斯托尔医生后来因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足够支持而从网络职位辞职 。 ② 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并不知道不属于该网络的加拿大实验室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努力。 ③ http://www.aaas.org/news/releases/2003/0501sars.shtml （2003年5月2日）。 ① 2003年6月22日，中国科技部长徐冠华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访问。当被问到如何评价中国科学家在与SARS作战室的表现时，徐冠华给中国科学家打了100分。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30623/100401.shtml （2003年12月12日）。

4016 次阅读|9 个评论

大力加强非政府科技奖项品牌建设

热度 2 kejidaobao 2011-2-21 15:03

非政府科技奖励是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非政府科技奖项的发展程度及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应引起相关科技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非政府奖项运作的成功经验，大力加强非政府奖项的品牌建设，提升中国非政府奖项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我国非政府科技奖项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显著 设奖数量相差较大。据调查，美国仅科学促进会就设有11项奖励，科学院、工程院设有38项奖励，由全国性学会设立的奖项则多达3000～4000项左右。我国截止2010年11月底，在科技部和省市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准予登记的非政府奖项不到600项，不及美国学会设奖数量的五分之一。 社会影响偏低。发达国家的非政府奖项在整个国家的科技奖励体系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其声望和社会影响力均在政府科技奖励之上，成为科学共同体的首选奖项，诺贝尔奖即是国外非政府奖项的优秀代表。而由于体制原因，我国非政府奖项在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其声望和影响力均不能与政府科技奖励相媲美。非政府奖项的获得者除获得该奖项应有的奖金或者证书、奖章外，无法享受晋升、加薪、评职称等派生待遇。 开放程度低，国际科技奖项较少。发达国家的非政府奖项不仅数量多，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奖项对候选人的国籍没有限制，奖励对象为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如在国际科学界久负盛名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达尔文奖”等国际知名奖项都是由发达国家设立的面向全球科学家颁发的非政府奖项。 奖项限制较多。我国非政府奖项仍以奖励项目为主，非政府奖项中声望高的奖项有一定的派生待遇，声望低的奖项则没有，比较混乱；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奖励个人，在奖项管理和运作方式上，中国非政府奖项在奖金来源、奖项命名上也有一些限制性规定，而发达国家非政府奖项设置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奖项的命名也没有限制。 2 我国非政府科技奖项品牌建设严重落后 设奖主体缺乏品牌意识。调查表明，在215个非政府奖项中，高达76.2％的设奖主体缺乏品牌意识，把奖项的运作和管理看成了简单的日常事务，没有进行奖项品牌的策划和推广。其中仅有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陈嘉庚科学奖等少数奖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品牌化战略，定位清晰，运作规范，管理严格，在科学共同体内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品牌。 品牌信息化建设滞后。网络已成为非政府奖项自我宣传、提高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渠道，但正在运行的215个非政府奖项中仅有15个奖项有专门的网站，158个奖项在网络上有相关的简单介绍，剩下的42个奖项在网络上没有任何介绍资料或信息，导致公众无法便捷地获取奖项信息。 奖励过程不够透明，品牌宣传乏力。42.7％的非政府奖项在发布推荐通知、奖项评选、获奖名单公布及颁奖等环节没有进行任何媒体宣传和公示，一切都在内部默默无闻地进行。此外，56.8%的非政府奖项没有举办专门的颁奖仪式。 奖励力度较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中国非政府奖项中除了何梁何利奖等少数奖项的奖金达到百万元，其他奖项的奖金强度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3 加强非政府科技奖项品牌建设刻不容缓 一是完善规范非政府奖项评选工作。非政府奖项的权威性应该由设奖机构的学术权威性决定，而不是由设奖机构的行政级别高低来分层。应建立一个对各奖项进行全面评估的考核机制，通过考虑一些影响因素来评估奖项的质量水平和地位声望，从而对非政府奖项进行科学的社会分层。设奖单位应成立由各相关领域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精深学术造诣、热心科技奖励事业的国内科技权威和国际著名学者组成的评选委员会，由其独立行使职能，负责评选工作。 二是实行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奖励方式。发达国家的许多著名奖励都是荣誉性的，不带任何奖金。过分重视物质奖励，容易出现非政府奖项仅依靠奖金数额相互竞争而不重视奖励质量的现象。为了避免派生待遇有可能产生的功利性等不合理因素，在具体操作方面应灵活掌握，不宜作硬性规定。同时，应结合本国国情和全球发展趋势，不断调整和改革奖项设置，鼓励设置新的奖项。 三是健全非政府奖项品牌建设的法制环境。政府应通过制定公平的标准，组织或委托权威机构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进行质量管理认证。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应定期发布《非政府科技奖励指南》，宣传国家对非政府科技奖励品牌化发展的方针政策，介绍各个奖项品牌化发展的情况及经验，定期组织非政府奖项设奖单位科技奖励工作研讨和经验交流会。 四是加强非政府奖项品牌的自我维护。设奖单位应把奖项创新作为重要内容，努力保护和维护奖项的评奖服务、奖励机制的领先性和创新性，并根据科技发展的要求，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推出新的奖项定位。同时，设奖单位要强化非政府奖项品牌的危机管理，建立科技奖励工作的自我诊断制度，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检查、剖析和评价，找出薄弱环节，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如果发生奖励危机，在积极控制危机的事态后，设奖单位应立即着手奖项品牌形象的恢复工作，对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以防危机的再次发生。 五是整合社会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不同类别的设奖主体可以不同方式筹集资金。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设立的奖项，除会员缴纳的会费外，应重点吸纳社会捐赠资金；各种基金会设立的奖项，应充分发挥基金运作的优势，拿出一部分闲散资金到资本市场融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设立的奖项，设奖单位应定期和设奖主体沟通，以优异的奖励业绩争取更多的资金。 ——中国科协“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的非政府奖项研究”课题组 （责任编辑 王芷）

个人分类: 科技工作大家谈|3667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庞中英：关于学术共同体的几点感想

freedom110110 2011-1-27 08:19

作者：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关键词: 首先衷心祝贺杨玉圣教授创办和主持的“学术批评网”运行十周年！这十年是新世纪和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和世界的变革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刻。通过“学 术批评网”的成就，我深深体会到了一个不凡、不屈的学人和他致力的事业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这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没有这个致力于学术批 评的网站，我们也许面对着更多、更大的学术规范方面的严重问题。 学术共同体，或者学术社区，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学者组成和属于共同体。今天，不属于任何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少之又少。 对于“共同体”这个概念，国际（问题）研究这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非常重视。所谓“国际社会”也称为“国际共同体”，“共同体”即“社会”，“社 会”为“共同体”。并非仅仅利益可以把不同的人们组成一个共同体。有人以为利益是共同体的基础，其实，单纯利益的组合不过是低级的共同体。“酒肉”可以塑 造朋友，加上权力的介入，形成财富与权力相互结合的“利益共同体”。但是，酒肉朋友或者利益共同体终究是脆弱的人际关系，随着权力和财富的形式和内容之流 变而动荡不已。真正的高级、稳定、持久的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而且更重要地，是规则、制度、价值的共同体。我理解，玉圣推动的学术批判，是为了塑造一 个超越利益的联系性、基于分享性的规则、制度、价值上的共同体。 所以，学术共同体从来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据大家共同接受的原则和规则，形成具有吸引力和持续性、开放性的共同体，另一类是一种特定的小圈子和小集 团。小圈子和小集团，本质上还是为了某种狭隘利益和特定目标的共同体。我并不是简单褒扬前者和指责后者，而是想说明，无论哪一类学术共同体，若是，不受学 术同行的直接和间接的评审、批评、监督，就不大可能成为推动知识增进与人类进步的真正共同体。尤其是后者，若是成为权势圈和名利场，则迟早将堕落为盗用知 识的名义，却并非为了知识的某种肮脏的组合。 欧洲联盟（TheEU）是对于成员国有着吸引力的共同体（它不是国家，却超越了国家；不是一般的国际组织，远比一般的国际组织要高级，这是人类 共同体的一个典范），同时，各个参加欧盟的国家又受到欧盟的严格约束。学术共同体也许没有欧盟那么标准，但是，有两点是基本的：第一，一个学术共同体，对 真正的学者是有强大的吸引力的，比如，一本成功的学术刊物是能吸引和持续吸引有关学者（包括学生）的；一个真正的大学或者其系科，是能吸引同行学者和学生 的；第二，参加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受到学术共同体的约束而遵守学术行规。任何抄袭、甚至剽窃会极大地伤害学术共同体。对抄袭和剽窃行为，学术共同体应该零容 忍，否则，学术共同体迟早名不副实，甚至事实上趋向破产。 最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需要“领导”，也就是，一些天然具有领导能力的学者和机构（制度和团体），可以在形成学术共同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是， 学术共同体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学术共同体不是变相的官场。任何行政命令可以形成形式上的学术共同体，但很可能不是具有生命力、参加者乐于接受规则的学术 共同体。学术共同体，也不是那些谋求学术霸权者自行宣布和组织的活动。学术刊物、文集、会议，有助于形成学术共同体，但是，如果，刊物、文集、会议不是建 立在开放性和规则性的基础上，真正吸引有真才实学的研究者参加，就有关知识问题展开真诚而深刻的辩论，则这类刊物、文集和会议终究也不过是狭隘的利益共同 体。 我呼吁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诸如“学术批评网”的温和、积极、持续的努力下，中国真正的思想者能形成基于学术自由和学术创造的各类学术共同体，为中国跻身为世界知识大国奠定真正的制度、规则和价值基础。 2011年1月20日农历庚寅年大寒 写于北京

1449 次阅读|0 个评论

读薛定谔的启发

yanghualei 2011-1-22 10:35

科学的行进是个脉冲过程，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 ，而在量子力学这一波中，薛方程所揭示的微观世界运动的法则，震撼了人的意识，进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 方程建立过程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集体协同的结果 ，是基于科学分工且持续不断凸显的过程，是一个多元想法相互触发进而碰撞的过程，是哲学、宗教信仰以及数学计算的又一次胜利，其又是自然之美的观点在微观世界又一次得到佐证， 那科学发现动机是什么，从其身上能否窥见一点。 普朗克提出能量块的概念，并证明了光子能量和颜色有关， 又因光有颜色的，而颜色可用谐振频率表示，进而发现任一光子的能量与频率之比是一常数，同时普小爱用光量子加以推进；现原本波动的光，变成了粒子，这样让原本坚持光波的人群很不服，而德布罗意就是其中一个，其 基于对内蕴在自然界中对称性的信仰 好奇的发问 ：“那是粒子的也一样都具有波动？”，正如其所预言的那样，物质粒子也具有波动的特性，正如 皮特.莫尔 所说：“爱因斯坦让我们再次改变了对光的看法，而德布罗意让我们改变了物质的看法”； 事物的属性是集成的，故表征它的认知概念也应是元概念的集成，也许这种双重或者多重属性在物质构造上更贴近神的旨意吧 。 在这个美很难拽住，即使一瞥都不易的量子世界里，可以看出 薛 的工作 并非 是开 创 性的 ，但 其 总能抓住 上述这 些的 开创性的 观念，加以 整合和发挥 ， 进而构建出更出色 的理论 ：波动力学，也许是 与情人的幽会 激发了这位中年男人的 创造性的激情 ；也许是基于数学美的偏好： “ 如果一种解释在数学上没有美感，那么这个解释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对的” ，还是 斯宾诺莎、叔本华 等人给起塑造的普遍怀疑， 追求自然的统一 以及 追求自我与宇宙精神统一 的哲学信仰使然，也许可能是 同行德拜的 一个提问：“ 如果电子 可 用波来描述，那么 其 波动方程是什 么？”， 短短 几个 月时间 勾勒出了 波动力学框架， 并 证明了 其 矩阵力学是等价的， 但令人纳闷的： 其 初衷是 为 恢复微观现象的经典解释,但结果却颠覆了经典 。 晚年的薛致力哲学和横断学科研究，而用 试图用热 学、 量子力学和化学理论来 阐述 生命的本性 就是这其中的一部分，这也使得其成为分子生物学的先驱， 由此看出 哲学本身和哲学信仰在科学发现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哲学是一个转化装置，又是一个操作工具； 同时也看出 科学有时发端于边缘和交叉的地方 ;然后 以其友狄拉克的一句话结束此文 ”， “薛和我都比较欣赏数学中的美，这一点一直引导着我们的工作，我们深信，任何描述自然的基本规律的方程都蕴含着无尽的数学之美” ，也许其正 是对这种美的偏好，才使得他们掀起这样大的波澜吧，是真是假， 谁也不知道。

个人分类: 科学史|30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在偏见中开拓，在困境中坚守

kejidaobao 2011-1-20 14:20

——《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评介 文/章梅芳 科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是对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进行的编史学（historiographical）研究。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说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科学史家研究的对象是科学和科学家，那么科学编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则是科学史和科学史家。它的研究内容既包括科学史学史、科学史的理论问题，也包括对各种不同的科学史进路或纲领进行研究。 相对于科学史，科学编史学是一个年轻的分支，尚未形成独立的学术共同体，正处于起步阶段。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致力于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 1996年，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刘兵出版了《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如今，国内不少科学史机构开始将科学编史学列入研究生的课程培养计划，这是科学编史学在国内取得的重要发展。相比之下，科学编史学的著作和译著却依然不多见，该书增订版的面世自然成为这一领域十分关注的事。 较之于《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原版，增订版增加和深化了很多内容，反映了刘兵及其学术团队近年来在科学编史学方面取得的成果。原版除导言外共有11章，对科学编史学的概念、性质进行了界定，追溯了西方科学史的发展史，对“科学史的辉格解释”、“科学史中的‘科学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科学史教学”等元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从理论视角与案例分析的角度对“女性主义与科学史”、“格/群分析理论与科学史”、“科学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科学史研究中的传记方法”这些具体的科学史研究进路与方法给予了深入探讨。 增订版除导言外共14章，新增了3章，分别是“内史与外史”、“科学史的功能”、“科学史的客观性问题”；另外还新增附录“李约瑟与‘李约瑟问题’”。这些新增内容均着力于探讨科学史的理论问题，探讨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内外史划分的消解，强调了科学史作为人文学科的理解功能，辨析了科学史客观性追求涉及到的多个层面，评述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进路及李约瑟之后的科学编史倾向。 除此之外，在原有章节中，也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例如，在“导言”中，增加了“关于科学编史学的某些偏见”、“科学编史学的‘用处’”两节，对近年来科学编史学在中国的现状及遭遇的偏见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对科学编史学的功能问题进行了再阐释。在“科学史的历史概述”中，对库恩的科学史观及其意义进行了补充强调。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增加了对科学划界与科学观问题的分析，强调了科学史的描述性与多元化之于科学哲学的意义。在“科学史中的‘科学革命’”中，补充了对科学史家夏平的科学革命概念的分析。在“女性主义与科学史”中，增加了对中国古代科学史案例的评析等。 增订版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化，表明了作者近年来在科学编史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反映了作者对科学、科学史等基本问题的理解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最鲜明的一点莫过于刘兵日益强调多元化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思潮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产生的影响至今仍然清晰可见。在实证主义看来，科学知识是对客观实在的真理表达，科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逻辑，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的科学都将朝着同一个方向不断进步，而这个方向实际上往往由发展领先的现代西方科学来表征。 在上述科学观影响下的科学史，往往忽略了科学的建构性与多元化特征，将科学的历史描述为与社会因素无关的科学知识与思想的一点点累积，而追溯和评价一切古代科学文明史的标准则是现代西方科学。在作者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极端的辉格史，不仅与复杂的历史不相符合，更可能导致非西方科学史研究失去自身的合法性。并且，这也正是科学哲学家试图基于科学史总结出科学发展的一般模式，或以某一理论框架为依据对科学史进行重建，往往遭遇失败的原因。相反，如果将科学看成是人类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系统知识，它们根植于不同的社会土壤，遵循不同的规范，呈现出不同的地方性特征，现代西方科学也是如此；那么，在此科学观指导下的科学史将会摆脱极端辉格史的阴影，非西方科学史还将取得合法性；且能让历史上科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真正得以呈现。 客观地说，作者的上述观念，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国际科学史领域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亦体现了对这一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的认可和诠释。实际上，这正表明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科学哲学的思潮直接影响并作用于实际的科学史研究；另一方面，科学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利于拓展科学哲学的视野与框架。而科学编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便在于它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十余年过去了，诚如这部著作所表明的，国内科学编史学的研究依然较为冷清。但是，科学编史学面临的那些偏见和困境，一如曾经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所面临的困境，终将被一一化解和战胜。一切皆因尚属起步阶段，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科学编史学终将形成自己的范式和传统。或者说，正因为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发展空间也更大，它的未来也将充满更多的希望。 （责任编辑 陈广仁）

个人分类: 栏目：书评|2402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共同体参政议政“象限论”试说

热度 3 wujingzhi 2011-1-18 14:50

经刘老师的同意，我继续为“象限论”的发扬光大凑热闹！ 背景知识参见 刘老师文章《 科学共同体：做有良知的参政议政者 》 ， 本文就不熬述了。 本文接着说“入世型科学共同体”参政议政。 现实地看，科学共同体的建言献策的大概情况可用图一表示。 图一 科学共同体建言献策关系图 我们相信大部分的建言献策是好的，是利人利己的。这和这一独特群体自身素质有直接关系。但是，毋庸讳言，绝大部分的建言献策是基于自身（群体）利益最大化这一出发点的，兼顾他人利益。这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无可厚非。 然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方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会损害其他方的利益。这就出现了一定比例的损人利己的情况。值得思考的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表明，损人利己的做法并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更不能让他人的利益有保障，如目前面临的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维护稳定等等。因此，需要政府平衡各方利益，保证社会朝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政府行使职能的重要方式就是政策和法律。而行动的着力点和着力程度的抉择非常重要。现实的社会不可能完全消灭损人的现象，但政府必须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如果他人利益受损害程度超过一定范围，必须诉诸法律。可容忍范围内的利益损害，可由其它社会方式解决化解。 损己利人的情况值得鼓励，但凤毛麟角。有，我们则敬佩；无，我们继续努力。 损人损己的情况也存在。这种情况原因复杂，我们相信绝大部分是“实非本意”、“始料未及”的。但也有其它诸如特殊利益团体出于特殊需要而引发的、知识认识技术不足导致的、问题复杂性决定的连锁后续影响等等，难以枚举。这一现象的存在，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团结一致把它消除，省得丢人现眼。 总之，科学共同体参政议政时争取实现利人利己。政府制定政策、立法司法时，既保障各方利益，也努力消除损害他人利益。如此，实现社会全面、共同、健康、可持续、科学发展。

个人分类: 把酒问天 Review|728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2001-2011）征文启事

freedom110110 2011-1-18 13:33

作者：杨玉圣（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暨主持人） 来源:学术批评网 关键词: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到今年即2011年的3月15日，学术批评网即创办十周年了。 为此，拟届时在京举办“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并编印《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续编）——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祝贺文集》。 兹特向尊敬的学界前辈、同人和广大网友征稿。建议来稿围绕以下主题： 一、学术批评网与学术共同体 二、学术批评与学术诚信建设 三、学术共同体与学术创新 四、学科评论与学术进步 五、学术批评个案研究 六、我与学术批评网 征文除了优先发布于学术批评网、并推荐给有关报纸和刊物发表外，还将收入《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续编）——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祝贺文集》。 征文截稿时间：2011年3月8日。 恭请学界前辈、热情网友赐稿。来稿请寄：yingtang@263.net（请注明“征文”字样）。 杨玉圣敬启 2011年1月16日8：18

1233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共同体：做有良知的参政议政者

热度 6 liuli66 2011-1-18 09:37

科学共同体：做有良知的参政议政者 （初稿；请勿转载或引用） 又要到“两会”时节了，各行各业、各个利益共同体及其代表，都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建言献策，提提案，参政议政了。 这里谈谈科学共同体参政议政的问题。 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资源共同体。这里的科学共同体包括作为个体的科技工作者、科学家、工程师等，也包括由他们组成的各种作为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的科研机构、大学、学会或协会，以及作为整体的“虚拟”共同体。 皮尔克在《诚实的代理人：科学在政策与政治中的意义》（ Pielke ， 2007 ；李正风，缪航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中，提出科学家在决策中的四种理想类型，为我们思考在中国科学共同体参政议政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思路。 在笔者看来，皮尔克是从象限论来划分科学家参与决策的类型的。如下： （皮尔克， p.14 ；有改动） 笔者要做的是把皮尔克的一些观点与中国的实际和实践结合起来，使之中国化（包括用中国话来说）；并且，笔者对他的观点和论证，主要不是“照着说”，而“接着说”。 所谓“线性模型”，指的是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 1945 ）提出的一种科学观（或创新观，或科学——创新观）：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创新——经济增长 这种科学观认为，基础研究将自动地，“自上而下”地、像水往低处流那样地、像接力赛那样地转化为创新，为国家经济发展、健康卫生、国防安全等福祉作出贡献。政府、产业共同体、公众和科学共同体认可并接受了这个科学观，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政府大力资助基础研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科学共同体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或者用 Polanyi 的话说是“科学共和国”，或者用中国化说是“世外桃源”。人们默认，科学共同体可以自动地导致技术创新从而产生经济效益，可以自律自治从而保证诚信、避免和纠正学术不端行为，政治共同体、媒体界和公众你们别插手，别对我们问效（ accountability ）和问责。科学共同体或远离政治和政策，号称“纯粹的科学家”，或为政治和政策如核电站建设项目提供科学的、最可信的、客观的、中立的仲裁，号称“科学仲裁者”。 后来，线性科学观或意识形态被实践证明不是“真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投入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可是再也没有出现或者说极少出现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国家竞争力没有得到相应地提高；科学共同体出现了大量科研不端行为，出现了腐败（ corruption ），于是，线性科学观被抛弃了，线性科学观被终结了。 在各种新的科学观中，有一种是“利益攸关者模式”。大致意思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在社会中是一个利益攸关者，它既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和资源，争取 policy for science ，也要为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服务， science in policy 。这就出现了所谓的“观点辩护者”和“政策备选的诚实代理人”。 下面我尝试对 Pielke 的观点进行中国化。 采用象限论思路，笔者将科学家参政议政划分为四种类型，如下： 分别是：出世型，相当于“纯粹的科学家”；仲裁型，相当于“科学仲裁者”；旁观型：虽然某种政治、政策和决策与自己的利益、资源攸关，但是，由于或人微言轻、或没有渠道没有“关系”、或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原因，而做一个旁观者。另一类是“入世型”，相当于所谓的“观点辩护者”和“政策备选的诚实代理人”。 现在说说“入世型”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 一种划分是：改良型；御用型；抵制型（如黄万里对三门峡水库项目）；先知先觉型（引领型，如马寅初的人口政策建言）。 另一种划分，从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利益和价值，从己－人关系，用象限论来划分。这里的“已”，指的是自己，所属利益共同体，祖国等；这里的“人”，指的是“他者”，或别人，或别的利益共同体，或非人类的自然环境，或别的民族国家，等等。 初步观察： 1 很多建言献策是从“利己”（包括利自己的共同体等）的角度来提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西方智慧说人性：自利；东方智慧说人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一些建言献策及政策是“损人利己”的，可称之为“常态”类； 3 少数建言献策及政策是“损己利人”的，可称之为“高尚”类，可遇不可求。 4 一些建言献策及政策是“利己利人”的，可称之为“有良知”类。 5 一些建言献策及政策是“ 损人不利己”的，可称之为“卑鄙”类。 正如 Pielke 呼唤科学家做“政策备选的诚实代理人”，笔者呼唤科学共同体做“有良知的”参政议政者，做有良知的建言献策者。 ———————— 友情链接 武京治：科学共同体参政议政“象限论”试说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9127do=blogid=405546

282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摘】技术创新活动的交往共同体

icstu1 2009-12-4 14:49

【转摘】技术创新活动的交往共同体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技术创新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的，他把技术创新看作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在生产体系中引入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改进产品质量；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工艺过程；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交往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和存在、发展的基本活动，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 技术创新活动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有独特的交往结构，按照这一结构与技术创新活动的内在关联度，可以把它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交往结构，而每一个交往结构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都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交往共同体。 一、实验室交往共同体 在实验室或其他类似的技术活动中心进行技术或者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室交往共同体是既构成技术社会的核心，又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其主要成员由从事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有关人员构成，如科研院所、企业的技术中心、研发部门的实验室的技术工作人员等等。从构成因素来看，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 、实验室交往主体，即一个以某一个或几个技术专家或学科带头人为中心、由相关的科研与试验人员建构而成的工作共同体，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工作分工，不同的岗位之间形成自身的交往结构；2、实验室交往客体，由实验室以及用于技术研发的一切设施、设备、仪器、原料、试验对象等等构成，所有的客体都被相关的不同主体成员所操纵、利用和控制，构成了主体际关系的中介客体，是对象化的中介和中介化的对象；3、实验的技术问题或课题。技术本身就是对问题的解答方式，问题是技术的引导，衡量技术水平的高低、成功与否主要看其对问题的解答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实验、发明的过程就是问答逻辑，本质上是一次交往的矛盾冲突，是作为他人技术与新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映射到本共同体中成为科研问题的；4、共同体的游戏规则、制度层面。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的集体活动，必须有一个制度、秩序和规则来约束各个成员的技术活动行为、分工协作，作为共同的规范，包括产权所有者和运营体系，法人治理结构，实验或技术活动的指导规则，以及主要技术路线，实验室交往的伦理规范和各个主体的角色识别等等。这些游戏规则或制度作为共同体的范式，既是特殊类型的工具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是共同体实验或技术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规范、模型和观点。 从技术生成的角度来看，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的技术交往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技术问题的精神交往活动，包括技术创新的心理氛围，技术经验和事实，技术知识体系及范式，以及其他有关的知识精神系统的成分；技术交往实践活动，指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过程中进行的各种试验及其它技术实践活动；语言交往活动，指各种技术术语、技术语言、试验话语的导入及它们的效用等等。而技术创新就是指基于技术交往结构中的个体技术方案在群体化交往实践检验、整合过程中转化为研发共同体技术的过程，即从技术假说到技术成功的转型。技术假说和方案是基于原有经验事实的一种观念解释或假设，总是用来针对技术交往结构中的矛盾或问题而提出的解答。从技术社会交往实践的视野看来，这一过程必须经历六个层次的整合：技术经验交往的整合、技术共同体心理整合、技术交往知识体系的整合、超技术知识交往的整合、技术交往实践的整合、技术话语交往的整合。 二、产业交往共同体 技术创新交往结构的第二个层次是产业交往共同体。技术发明或创造的目的不是为了摆设，而是为了使用，因此，技术要从实验室交往共同体进入产业交往共同体，即通常所说的产业化过程，由此形成产业化结构。这一技术转向的过程，不是单纯的技术转让过程，一方面，由于二者的价值取向、范式、行为方式等等方面的差异，内在地包含有两种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的技术通约问题；另一方面，这还是一个技术的市场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构成了双重关系的重构：技术交往结构和经济交往结构。实验室交往共同体和产业交往共同体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二者的价值取向和范式不同。实验室交往共同体倾向于工艺创新、技艺发明层面，其范式是一切为了创新和变革，倾向于个体化、个性化，忌讳雷同与重复；而产业交往共同体倾向于消费者喜爱和实用的层面，即主体际层面，其范式是一切为了赢得消费者信赖，而且对于生产来说，越是常规化、规模化、固定化就越有利；其次，支配共同体行为方式的差异。在实验室交往共同体中创造性的行为取向支配一切，因此在人员引进、课题立项、实验设备使用以及结构转换等一切活动中都以这一原则为主宰。反之，产业交往共同体是以常规性为原则，除非是承受着失去消费者的竞争性压力，否则不会引进新技术的，只有赢得更多的超额利润才是它主动引进新技术的真正动力。第三，实验室交往共同体和产业交往共同体的经济实现原则不同。二者都追求效益最大化，这是二者追逐新技术的强大动因。但是，前者是通过不断创新、不断改变人类驾驭自然的新工艺而获利，后者则是通过千方百计大规模生产这种技术产品、讨好消费者而获利。相比之下，前者是创新获利原则，后者是常规获利原则；前者是主体客体关系导向原则，后者是主体主体关系导向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交往共同体是作为消费者代表与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相对峙的。 因此，技术创新交往视野中的技术产业化过程包含几个层面的整合与重构：一是技术体的重构，研发阶段（即在实验室交往活动中）的技术侧重于创新性，但是在常规性、稳定性、安全性、可控制性等方面则是大规模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从这几个方面来修正原有的技术参数，使之适应产业化的要求；二是使用价值的重构，研发阶段的技术只是关键技术，更广泛的用途需要由产业共同体来发现，一方面，作为产业的观察者，他能在解读技术文本时发现它新的使用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代言人，产业观察者还必须在考虑技术产品新工艺使用价值的同时考虑它的外观与造型、使用方便与灵巧等等方面，以此来打动消费者；三是规范的重构，两种共同体的游戏规则不同，研发共同体是创新型范式，产业共同体是常规型、规模型范式，二者之间以技术产品这一中介客体为通约的媒介；四是心理的重构，研发共同体的心理结构是由高智力资质、创新取向和激励的情感氛围构成，而产业共同体则要求常规智力资质、守恒取向或稳定性取向和高效率、规模化的竞争性氛围。 三、消费交往共同体 消费交往共同体指技术产品的最终消费者。通过市场的买卖行为，产业交往共同体向消费交往共同体出让技术产品。产业交往共同体对技术的占有、确认和重构，形成了产业意义上的技术，但是，它对技术文本意义上的占有，或者说对上一轮交往实践场的重构是相对的，因为它不是技术创新活动自身的价值的终点，技术创新价值的真正归宿和终极意义在于消费大众，即消费交往共同体。从产业交往共同体向消费交往共同体的转化也就是技术社会化的过程。这一交往过程具有双重向度：既是指技术在走向社会过程中被重构，形成社会意义上的技术；又是指技术改造社会结构，形成新的技术社会结构的过程。 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对立的两极，产业交往共同体和消费交往共同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首先，二者的游戏取向不同，生产者取向于规模化、常规化，而消费者取向于个性化、创新化，产业共同体希望造就时尚的名牌技术产品，借此成批量的生产，消费者则想独占，使消费效用最大化、个性化。其次，产业技术服从生产和销售的规则，想尽办法不断更新产品，引导消费者，后者则希望尽可能物尽其用，达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第三，作为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消费行为总是试图重构技术产品的使用价值即意义。 技术产品的消费过程也是消费交往共同体解读和重构技术产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是效用优化选择的心理支持。社会公众消费技术产品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技术产品比原先的效用即使用价值好，即更省力、效率更高、功能更多、外观更美等。效用优化是公众选择的第一原则。其次是市场竞争的压力。生活消费的竞争是需求（生理、社会、心理）不断上身的过程。在追新逐异已经成为时尚的社会，大众很难不为所动。于是，技术在社会中成为追星族、名牌族的专用品，它获得了类似图腾和封建纹章般的社会地位。大众对知识的时尚的认同，使之不仅具有了高度的合法性，而且在造就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而主体的社会分层正是因对新技术的关系而分化的。第三是大众检验。大众的实践检验是终极的、最常规的、最广泛的和最持久的检验。在检验过程中，消费公众从终极需要的角度会对技术产品的设计要求、效能、性能、简便型、安全性和可靠性等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这正是解读者的眼光。与此同时，消费者在观念上已经重新解读了知识，重构了技术。第四是常识性重构。技术产品进入消费社会，就进入了常识圈。它需要的是与市民社会的常识心理资质相协调，或者成为新常识。创新的技术或工艺成为新常识。大众心理结构、经验结构对技术产品起着习惯的评价和心理选择的作用。第五是大众日常语言的重构。技术产品的话语体系，尽管由产业交往共同体给予了包装，但是还必须由大众语言再度包装，才能真正进入消费社会，建塑起形象，或成为公众心理中追求的目标，或成为公众拒斥的对象。 消费交往共同体除了赋予技术创新活动及技术产品以价值和意义以外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过程的象征性表达。消费活动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延续，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终点，是一切技术交往的价值符号的象征性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交往共同体的谱系学考察将直指人类社会的自身的嬗变，而作为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的消费交往共同体的结构变迁的意义中心不是人而是受人崇拜的物，在法国后现代思想家鲍德里亚（Baudrillard）看来，现代社会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任何个人或阶层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被周围的人所环绕，而主要是被各种有控制能力的大量的物体所环绕。 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取代生产而成为人类经济交往的中心正是当今时代被称为消费社会的原因，因此不难看出，正是技术创新交往实践及交往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交往的变迁，进而带动了社会政治交往、社会文化交往等各个方面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和技术理性的批评者们认为在这种技术主导型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为了高度介入人们生活方面面的意识形态而为社会所倡导，进而引导、强制、诱惑公众在实际上和心理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成为技术图腾的崇拜者，使共同体大众成为物欲的奴隶，成为只有技术工具理性向度的实证主义化的人。 原文来源 http://blog.gmw.cn/u/1729/archives/2006/12871.html

个人分类: D 种种最爱的知识（概念）列表|5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摘】实验室交往共同体

tengyi1960 2009-6-12 14:39

【转摘】实验室交往共同体 在实验室或其他类似的技术活动中心进行技术或者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室交往共同体是既构成技术社会的核心，又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其主要成员由从事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有关人员构成，如科研院所、企业的技术中心、研发部门的实验室的技术工作人员等等。从构成因素来看，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 、实验室交往主体，即一个以某一个或几个技术专家或学科带头人为中心、由相关的科研与试验人员建构而成的工作共同体，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工作分工，不同的岗位之间形成自身的交往结构；2、实验室交往客体，由实验室以及用于技术研发的一切设施、设备、仪器、原料、试验对象等等构成，所有的客体都被相关的不同主体成员所操纵、利用和控制，构成了主体际关系的中介客体，是对象化的中介和中介化的对象；3、实验的技术问题或课题。技术本身就是对问题的解答方式，问题是技术的引导，衡量技术水平的高低、成功与否主要看其对问题的解答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实验、发明的过程就是问答逻辑，本质上是一次交往的矛盾冲突，是作为他人技术与新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映射到本共同体中成为科研问题的；4、共同体的游戏规则、制度层面。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的集体活动，必须有一个制度、秩序和规则来约束各个成员的技术活动行为、分工协作，作为共同的规范，包括产权所有者和运营体系，法人治理结构，实验或技术活动的指导规则，以及主要技术路线，实验室交往的伦理规范和各个主体的角色识别等等。这些游戏规则或制度作为共同体的范式，既是特殊类型的工具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是共同体实验或技术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规范、模型和观点。 从技术生成的角度来看，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的技术交往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技术问题的精神交往活动，包括技术创新的心理氛围，技术经验和事实，技术知识体系及范式，以及其他有关的知识精神系统的成分；技术交往实践活动，指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过程中进行的各种试验及其它技术实践活动；语言交往活动，指各种技术术语、技术语言、试验话语的导入及它们的效用等等。而技术创新就是指基于技术交往结构中的个体技术方案在群体化交往实践检验、整合过程中转化为研发共同体技术的过程，即从技术假说到技术成功的转型。技术假说和方案是基于原有经验事实的一种观念解释或假设，总是用来针对技术交往结构中的矛盾或问题而提出的解答。从技术社会交往实践的视野看来，这一过程必须经历六个层次的整合：技术经验交往的整合、技术共同体心理整合、技术交往知识体系的整合、超技术知识交往的整合、技术交往实践的整合、技术话语交往的整合。 http://blog.gmw.cn/u/1729/archives/2006/12871.html

个人分类: 生活阅历|2556 次阅读|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