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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亥之交杂说狗和猪（上）: 热度 6 fdc1947 2019-1-31 08:25; 戌、亥之交杂说狗和猪（上）戊戌年即将过去，己亥年马上来临。新年来临之时，说新年属相的文章总是很多，旧年将去之际还在说旧年属相的文章恐怕极少。这大概是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的一种体现吧。当然，一般情况的喜新厌旧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一种常态，在一定程度上说，喜新厌旧是向往前进、向往发展的一种表现。例如学生的学习，对于所学信息总是希望接受新的， “炒冷饭”一般是不受欢迎的，这也是喜新厌旧。但是，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的复习又十分必要，如果一点不复习，那就要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最后什么都得不到。闲话少说，还是说狗和猪。我国的纪年方式，从汉代以来，一直以干支方式，没有间断过。干是天干，从甲到癸十个字周而复始，一个循环十年。地是地支，从子到亥，十二个字一个周期。把天干配地支，从甲子到癸亥，依次排列，六十个干支一个循环。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上有六十位干支神，一年有一位神祇值年。对于历史的记载，这种纪年方式还比较好，对于一位帝王的年号，一个循环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老百姓个人的纪年，用六十干支就过于复杂，不容易记住。只用地支，化成十二个生肖，就人人都容易搞清楚了。即使是智力略微欠缺者，对于自己的属相总是容易记住的。对于个人的年纪（也就是纪年），一年一变，人们容易记糊涂，生肖是不变的，记住自己是属什么的，一辈子不变，转化成年纪就容易得多。狗和猪是十二个生肖中的最后两位。《三字经》中说：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犬和豕又是排在了最后，这里排在最后的原因也可能是为了押韵。但是，这两种家畜与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关系却是最为密切的。狗被西方人称为 “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我想中国人也是经历过“狩猎时代”的。想当年，人们驯服了狗，真是得了一个极好的助手。狩猎时，狗是进攻的急先锋，住宿时，狗又是守护的好卫士。狗任劳任怨，忠心为人类服务，真正是人类的好朋友。看小说《西游记》，二郎神与孙悟空打仗，人们的“立场”往往站在孙悟空一边，嫌哮天犬讨厌。但是，想象一下，若是人与野兽搏斗，有犬帮忙，该是多幸运的事情。而这才应当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到了农耕时代，人们定居下来，狗的作用便少了一半，主要只起到看家护院的作用。这时候，我相信养猪对人类便更为重要。人总是需要动物蛋白和油脂的，这些优质蛋白和油脂对于人们的健康发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进行或极少进行狩猎活动，那么家畜就是这些动物性食物的主要来源了。而狗和猪就是人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孟子在说到他的理想的治国方略时说道： “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可见当时富裕百姓的肉食来源是“ 鸡豚狗彘之畜 ”（彘就是猪，豚是小猪）。《国语 ·勾践灭吴》说： “ 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丈夫，指男子，男孩；这是勾践奖励生育，多生孩子，长大了好报仇）。为什么肉食主要不是牛羊？牛羊主要以草为食，需要广大的土地，而这里却是 “百亩之田”要养活“数口之家”，先秦的亩小，百亩相当于后世40亩，那时候生产力低下，广种薄收，还有繁重的租税。《礼记 ·王制》说： “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 ”。这说明牛羊是比较高级的东西，并非一般人可以随便享用。人们赖以为生的是农业，种植粮食。在这方面，养猪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猪是杂食动物，人类饮食的许多副产品正好是猪的饲料。狗是食肉动物，自从被人长期驯化，对于淀粉类食物也有了很大的适应，所以，也在人们的食肉范围之内。据《康熙字典》转引： “ 《埤雅》传曰：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 ”（田犬就是打猎用犬，吠犬当为看门狗）但是，从经济角度看，为了吃肉而养狗总是不如养猪合算。所以，养猪的重要性对于农耕时代的老百姓而言应当是至关重要的。直到前几十年，我们还总是宣传 “猪一身都是宝”。汉字“家”就是屋子里有猪，可见猪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了。随着农耕生活的确立和发展，猪在中国人生活中重要性的上升，狗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狗只起到看家护院的作用，狗是忠诚的，但是，只忠于自己的主人，别人来了照样咬。换句话说，狗的特点就是对自己家族的极端忠诚与对其他家族动物的残忍，这就会得罪除主人外的大多数人。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距离太小、冲突就会增加。这样，人们对于狗对他人残忍一面的感触就愈加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可以想一下古人留下的大量涉及狗的语言和词汇，比如各种成语，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在我们的传统语言中，要找到一个关于狗的 “好话”真是难得很。大量语言中反映出的传统思想是真实的，这决不是人们随便能够解释出来的。从中确实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狗的态度主要是鄙视和厌恶。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认为狗是他们的好朋友，甚至最好的朋友。这种想法的改变主要是受西方人们的影响。西方民族的祖先主要是游牧民族，在他们那里，狗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在农耕社会的中国。人们之间的相互距离也很稀疏，狗对于自己家族的忠诚性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其他家族的残忍性。所以，他们真是把狗当作自己家族的不可缺少的成员。在他们那里，猪的地位就很低了。他们的主要肉食是牛羊肉而不是猪肉。这是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巨大差别。当然，使得如今许多中国人改变对狗的看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狗的品种改变了。如今，在城市里，我小时候见到的和 “狗哥哥、来救我”之类的童话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种“大黄狗”、“大花狗”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了。人们豢养的都是各种各样伶俐乖巧的宠物狗，这种狗就是为了讨人喜欢而培养出来的。这种狗已经没有了斗士的风格，只是便媚的“弄臣”。人们也就较少地看到狗的残忍的一面。狗和猪是后来的称呼，最早是称为犬和豕的。在甲骨文中，就有这两个字。那都是象形字，形状差不多。到了小篆，两个就分得很清楚了。后来，犬在作字的左边的偏旁时写成了反犬旁 “犭”，再加上一个声部“句”，成了形声字“狗”。本来狗的意思是小狗，就像小马称为驹，熊虎之子称为豿一样。不过，后来狗与犬成了同义字，而口语中称犬的少了，大多称狗。我猜想原因之一大概是犬字的发音不如狗字容易而响亮。在传统字典中，犬是一个部首，犭旁和犬旁的字，大都属犬部。反过来，犬部的字，也都与犬有关，至少古人认为与犬有关。如狼、狈、狐、狸一类的犬类动物，猛、狂、狡、猾、狠之类的犬性，都是犬部的字。还有一些，本义与犬有关，而后来的引申义似乎看不出与犬的关系了。如，状，本义的狗的形状，后引申为一般的形状。如奬（下方本为犬，现简化为奖），本义是嗾唤狗冲向前去进攻，后引申为奖励。还有一些动物，本来与犬无关，但是，古人认识有限，误认为与犬一类，如猿、猴、狒、猕之类的。如当然，也有一些字，虽然与狗有关，却放到别的部首中，例如伏，是人像狗一样地趴着，就在人部；吠，是狗叫，是从嘴里发出声音，吠就放在口部。如此等等。有人会指出，犬部的字还有如今常用字猫和猪呢，它们与犬不是同类的。这就是另一种情况，这些都是 “俗字”。过去，猫的“正字”是貓，过去属“豸”部。猪字亦是如此，不过这里已经写得太长了，下次再说。（未完待续）; 个人分类: 谈天说地|9031 次阅读|14 个评论

中国史的年代——读史偶记（3）: 热度 3 cswen 2013-4-10 15:39; 中国史的年代 ——读史偶记（ 3 ）温景嵩（ 2013 年 4 月 9 — 10 日写于南开园）这是吕先生《中国通史》第二十章的题目，实际上也就是他下册的第二章。在本章一开头吕先生说道：“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如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同样，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历史事件发生在悠远年代的某一时期，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如何，和前后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吕先生这一段开场白把研究历史，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之重要性，讲的非常清楚。接着，他就讲到如何才能搞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正确年代。他说：“正确的年代，源于（一）正确，（二）有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间断的记载始于何时？那就是周朝西周的周厉王和周宣王两王之间的共和元年。这一年下距民国纪元有二千七百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历纪元 841 年。在世界各国之中，要算是很早的了。” 书到此处我们必须指出，这里必定有个印刷错误：公元 841 年不可能是在周朝时代，那已经是在唐朝时代了。我猜想这里掉了一个“前”字：应该是在公元前 841 年，而不是在公元 841 年。经在网上查证，果然如此：西周的周厉王和周宣王两王之间的共和元年，确实是在公元前 841 年，而不是在公元 841 年。这样一正一负前后相差 1682 年，这个版本在这里发生了一个不算小的印刷错误。我觉得这个错误不可能是吕思勉先生原书的错误：吕先生是位史学大家，他不可能犯这个史学上的 ABC 错误。此书的这个版本是在 2011 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的。此时吕先生已经去世五十多年，所以这个最新版本不可能再由吕先生亲自校对，这是在他没有亲自过目下重新排印时发生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谅解。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以下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在距今 50 — 60 万年前，这是北京人，陕西蓝田猿人，山西芮城猿人，广东马坝猿人，云南元谋猿人等生活的年代。这条线是由考古学家来研究的，这条线决定了中华民族主体汉族的祖先发源地；第二条线是在距今 6000 — 8000 年前，这是在那个时代生活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文化遗址等处的人们之年代。这条线也是由考古学家来研究的，这条线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起源；第三条线则是距今 2854 年前，这是生活在西周王朝的周厉王和周宣王之间共和元年的人们之年代。这条线以近，才是史学家所研究的时代。感谢这将近三千年中的历代史学家们，正是由于他们辛勤的不间断的工作，我们现在才得以比较确切的了解到：我国近三千年来我国的历史；才能了解到近三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遗产，很不简单，很不容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地对待它，爱护它，并且要很认真很仔细地研究它，以探明我们的未来方向。需要强调地指出，这三条线乃是三条重要的带有标志性的线；而非僵死的不可逾越的线。例如，考古学家就可以逾越第二条线，再往晚近发掘到河南殷墟文化遗址；而史学家们也可以逾越第三条线往更古的年代发展：例如夏商周三代，或更古的三皇五帝时代，甚至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时代。虽然那就没有如吕思勉先生所说的正确的不间断的文字记录，甚至那就是些传说，甚至那更是些神话故事。关于史学家应如何对待传说和神话，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中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的结束部分，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在那里他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之极端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整。从一方面看，古史是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地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地遗失之真古史，尤待探索。此其一。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和带有“神话”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一切古史就无从说起。此其二。且神话有在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的传说，后则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排斥传说。此其三。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的史书整段地描写和记载，或可出于假造，然其散见各书中的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之传说，非出于后世一人或后世一派的伪造。此其四。或欲排斥某一传说，应提出与此相反之论据；否则，此传说就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此其四。也有乍一看来两个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而经一番新的编排和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此其五。而且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他的民族追述其古史时之充满神话气味的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并非古之所有，而是后人想象称述，更与人类历史文化演变进程先后符合。因此，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当的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追求，往往难得其真相。然而，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寻找，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从以上钱穆先生的这段论述看，古代的传说与神话不可都信，也不可不信。总之，我国现代的史学家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突破公元前 841 年那条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整理出关于上古时期的我国古书中各种传说与神话，从而得出我国上古时代历史的大概，这就是现代史学家的任务了。再往后细读，我们就将看到，吕思勉先生是如何突破了上面的公元前 841 年的第三条线，然后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以及三皇五帝的神话开始，整理出我国的上古史；而钱穆先生又是如何也突破了那公元前 841 年的第三条线，然而他的中国上古史则是从比较晚近的虞，夏时代的传说开始，然后整理出来的。两位都是我国现代的史学大家，他们又都各有千秋，我们且慢慢地欣赏他们各自的精华所在和精彩之处了。;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3545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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