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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无效治疗: jhsbj 2018-10-29 14:32; 2000年，以色列曾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年春天，以色列全国大部分医院医生举行罢工，并持续数星期之久，医院中的数十万项病例检查停摆，数万台手术延期或取消。医院除急诊、透析、癌症病房、妇产科、儿科之外，其余全部停珍。人们生病要么去找家庭医生，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以后在对以色列最大的殡葬业的调查显示，这次罢工的结果是：几乎全国各地的死亡率都明显降低了！《英国医学周刊》认为，以色列的这次全国性医生罢工“对健康或许是有益的”。这个听起来有些荒唐的故事，实际上是确实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也许“无效医疗”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德国医生布莱克写了一本书名为《无效的医疗》著作。或许这本书能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医疗领域鲜为人知的一课。人们绝对有必要了解更多的有关医学领域的知识，来应对无效医疗带给人们的困扰和痛苦。布莱克医生敢于揭开了医疗领域的“灰色面纱”和种种“潜规则”，对患者避免无效医疗而言，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这些“潜规则”常常无情的损害着许多无助的患者和家属，在欧美，一些不透明、疗效不清晰的治疗方法正在渐渐被民众所怀疑和摈弃。在对患者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常常很难区别，疾病的改善和治愈究竟是成堆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还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而民众面对医院司空见惯的各种程序，往往是产生了一相情愿的无条件遵从与迷信。实际上许多现代医疗除了治疗作用之外，都存在负面作用和弊端。负面作用和弊端是医疗机构极不情愿公布于众的，因为治疗带来的高额收入是医院和医生都无法抵御的“诱惑”，从医的职业道德在强大的利润面前会显得苍白无力。国内医疗机构的刻意追求高额利润的这种倾向也是愈演愈烈。对于患者个体来说，知道的信息越少，接受无效治疗的情况也就越频繁。未知会带来盲目，恐惧，健康上与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10多年前，有一种“心脏激光手术”，是在心脏上烧灼出20～30个小洞，让血管得以再生来改善心肌供氧，这项手术的创立者是瑞士克劳茨林心脏外科中心的首席医生迪克.马斯。这项手术在欧洲曾经十分盛行，后来经英国专家反复论证，此项手术并没有比仅仅服药的患者有更高的生存率，但手术费用却非常之高。 “心脏旁路手术”后来也被证明，术后弊端百出，生存率仍然低于没有做手术的患者。而“心脏支架手术”的状况也同样令人担忧，德国莱比锡医院的外科专家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将100位冠状动脉狭窄达到75%的患者分成两组，一组手术，另一组不手术每天锻炼身体，一年后，手术组的康复率70%，而没有做手术组的康复率却达到88%。像这样的事实和数据，医疗机构是不会公布于众的，以避免巨大的商业损失。中国曾有个35岁男性病例，一天他心脏稍感不适，来医院就医，医生们发觉此患者有较强经济实力，于是积极性大增，在治疗过程中居然给他心脏植入10几个支架，使他终于无力支撑如此“优厚的治疗”撒手人寰。 “椎间盘切除术”已被证实有四成是失败的，甚至术后病情恶化者能达到12%。英国的一次医生研讨会上，研究人员对220位整形外科医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220位医生没有一位愿意因腰痛而接受手术治疗的。即便像腰间盘突出这样的“顽症”，其实也都可以凭自身修复慢慢恢复。英国整形外科专家柯拉马认为，脊柱本身有惊人的自愈能力，免疫系统的细胞会将从椎间盘脱位的物质视为异物，加以排除和溶解，这是一种自愈作用，但需要相当的时间。医生往往不会这样告诉患者，常常会说这种疾病永远不可逆转，就像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样的“永不治愈”。而柯拉马医生就建议饱受折磨的患者（在与医生探讨之后）尽可能保持正常生活方式。一般只要过两个月，大多数患者病情会明显改善。一年后几乎所有患者都会有所改善。柯拉马认为：“大家应该提防，不要让患者因多余的手术留下顽疾”。采用先进核磁共振检查，许多没有椎骨疼痛的人也发现骨骼缺陷，正常人约三分之二会有椎间盘突出，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有断裂，咋一听很可怕！而腰背部的这些的状况往往会助长有缺陷诊断及多余的手术。听起来好象是个笑话，曾有放射线专家和外科专家在一项研究中，提供X光片及断层影像给脊椎医生判断。这些医生认为当中有超过三成的病例显示若干病理变化并提议进行手术。而实际上这些照片都是来自身体健康的学生。有时无效的治疗方案，也可能因人体天然的自愈能力而得到认同与名气。许多病症都是倾向于自发消退的，实际上是靠人体的自然恢复能力。感冒时，找好医生是7天康复，不找医生是一个星期，而遇到不好的医生则可能会拖延了康复的时间。即使患者是靠自愈力使病情得以改善的，但他们自己和医生还是会将这种好转归功于医疗措施。例如在进行治疗的关节炎患者中，约有35％的患者不管做了什么，都会自动康复。医生的关切和抚慰、服用各种药物胶囊，术前准备带来的希望和安心，都可能使患者的健康大为改善。这种医疗的暗示作用在巴金森氏症患者身上非常明显。神经外科医生在轻轻刮动患者头皮，假装进行手术，会使巴金森氏症患者真的感到病情好转。只服用安慰剂的心血管患者，死亡率就真的会比未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患者来得低。世界卫生组织明列为不可缺少的药品种类仅仅325项；其中有9成以上能够可靠地用来临床治疗。然而仅德国就有50000种成药充斥在市场上。也许其他非WHO明列的药物多半是依靠的安慰剂效应起作用的？暗示作用和安慰效应的发生，可以说是因为它能够唤起人体的自愈力功能，一旦启动了自身的康复能力，可能出现了类似药物引起的体内生化反应。当然，负面的暗示作用，也可能出现使病情恶化负面的效应。比如，当许多癌症患者知道了自己患了癌症并且感觉不断恶化的时候，病情往往会急转直下。说到癌症化疗中的“无效治疗”，乃至是“过度治疗”的病例就更是多不枚举了。在癌症的诊疗上，患者和家属通常更显的恐慌和无措，更是希望能用生命中最后的力气抓住一棵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在这上面却能轻易赚来更加丰厚和稳妥的钱。关于癌症化疗，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医生就开始去揭开这方面的事实，在整理数千件关于化疗的出版物过程中发现：“就大部分肿瘤而言，都不存在明显证据能说明化疗（尤其是日益普遍的大剂量化治）可延长寿命或改变生活品质”。癌症并不像医生说的那么可怕，只要不去轻易“打搅”癌细胞与免疫系统的“平衡对峙”状态，特别是不要用化疗去摧毁体内尚存的免疫系统，即使是晚期癌症都有很多会保持相对稳定而不迅速发展的局面。许多知名的肿瘤学者都同意以下说法：化疗的推广对肿瘤的进展并不具有遏制作用。也许正是因为医生不愿意明白地告诉患者，自己对他们所患癌症已经束手无策，所以化疗才变成肿瘤治疗的信条乃至教条。学术界和医疗界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辞：“新型药物的进一步研发能为肿瘤化疗效果带来持续改善和提高。” 这种一切都能不断改进的印象也在公共舆论中不断强化；医生们口中的症状缓解，患者则理解成延长生命。这样的信条使医生和病人双方皆大欢喜，因为它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医生很高兴能提供某些东西，患者也很乐意获得某些东西，而整个医疗产业也“不言自明”且乐在其中了。在国内医疗体制不断商业化的趋势下，无效治疗，乃至过度治疗的现象，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相信许多患者和家属都深有体会。医生常常对病情的过度渲染，实在是为了口袋里的利润，许多医生极不情愿为患者开出“有效平价”的治疗方案，许多医院把放掉利润的医生，看作是做了“无用功”，他们追求的是治疗利润的“最大化”，这也是为无效治疗和过度治疗提供了进一步滋生的平台。布莱克医生的《无效的医疗》这本书，反应和强调的是无效医疗这一侧面，列举的病例和事实往往是侧重现代医疗中的负面现象，因此，对临床医学领域中的正面发展没做强调，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提高医生的职业道德和提高对医学知识的认知程度，对于患者和其家属尽量避免无效医疗乃至过度医疗，是十分重要的。 www.creaders.net （根据万维网资料改写）; 个人分类: 个体医学|3560 次阅读|0 个评论

和癌症作斗争（40) 怎样避免早期癌症患者被过度治疗？: 热度 8 zhizhongli 2016-9-6 23:24; 对于癌症治疗，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对晚期癌症的无药可用，二是对早期癌症的过度治疗。我们大多关注第一点，但第二点同样有巨大的影响。乳腺癌是女性第一大癌症，随着检测意识和水平提高，越来越多早期乳腺癌患者被发现。对于她们的最佳治疗方法，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比如，是否需要辅助化疗？是乳房切除还是保乳手术？最近两篇顶尖临床研究论文，或许能让很多早期乳腺癌患者避免无需的化疗，或者乳房切除手术。化疗无益的患者昨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个欧洲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很多早期乳腺癌患者无需化疗。临床上，如果早期乳腺癌患者有一些“临床高风险”指标，比如年龄低于50岁，有淋巴结转移等，手术，放疗后，进行辅助化疗是标准操作。但所有人都知道，化疗滋味很难受，而且对身体有损伤，可能带来长期副作用，对很多年轻女性患者甚至造成不育。现在，基因检测发现，其中46%的患者无需化疗。 Agendia公司开发了一个基因检测方法，叫MammaPrint，能通过对70个风险基因的检测，来评估乳腺癌的“基因风险”。发现“临床高风险”患者中，只有54%也属于“基因高风险”，对于这部分“双高”患者，辅助化疗能显著降低复发风险，有很大的帮助。但我们最关心的是46%的 “临床高风险”，但“基因低风险”的患者。因为她们传统标准下，都需要化疗，但是有必要么？临床研究发现，对这部分患者，即使不化疗，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97%，其中接近95%不会有转移复发！而使用化疗，只能提高1%多一点。 95% vs 96%，化疗确实有一点点作用，但考虑到化疗带来的强烈副作用，我相信很多患者会选择不化疗。这项研究，有可能每年让几十万乳腺癌患者避免接受不需要的化疗。值得一提的是，这个70个风险基因检测方法最早发表于2002年！经过14年漫长的后续研究和商业开发，上万人的临床试验，终于得到了结论，为靠谱公司和科学家点赞！乳房切除vs保乳手术很多早期乳腺癌患者会面临一个困难选择，是乳房切除，还是保乳手术？乳房切除（整体或部分）不仅影响外貌美观，而且会带来身体损伤。但传统认为这样的手术更彻底，能降低复发风险，增加存活率。但最近一篇《柳叶刀.肿瘤学》发表的荷兰的大规模研究显示： “保乳手术+放疗”效果显著优于“乳房切除” ，接受前一种疗法的患者不仅对身体损伤更小，而且复发率低，生存时间长！这个结果来自对荷兰2000-2004年，37000多名早期乳腺癌患者超过10年的追踪研究。接受“保乳手术+放疗”患者10年生存率是76.8%，而接受“乳房切除”患者为59.7%。研究者认为两种方案生存率的主要差异，来自放疗。目前还没法证据，但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对于残留癌细胞进行大剂量放疗相当于接种癌症疫苗，能激活针对癌细胞的免疫反应，这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排除其它影响因素以后，“保乳手术+放疗”患者10年生存的几率增加20%！这数字很惊人，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早期乳腺癌中保乳联合放疗的优越性。即使这个数值是0，很多患者也肯定会选择“保乳手术+放疗”，而不是“乳房切除”。必须要指出，研究论文只能提供数据，而治疗方式的最终决定权应该在患者自己。在数据透明公开的情况下，如果愿意接受“乳房切除”，或者为了降低1%的风险而选择化疗，都无可厚非。早期乳腺癌患者，是否应该化疗，是否应该全切了事，都是一直有争议的话题。由于没有帮助判断的证据，抱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态，很多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治疗。这不仅是乳腺癌，别的癌症类型也有同样困境。比如，很多甲状腺癌患者都接受放射性碘131治疗，有必要么？随着基因检测等技术发展，以及大规模临床试验数据出现，类似今天这两篇文章这样的数据会越来越多。我相信慢慢的，早期患者会开始接受越来越少的治疗。少，有时比多好。这也是精准医疗。参考文献： 1：70-Gene Signature as an Aid to Treatment Decisions in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N Engl J Med 2016; 375:717-729 2：10 year survival after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plus radiotherapy compared with mastectomy in early breast cancer in the Netherland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Lancet Oncol. 2016 Aug;17(8):1158-70. 作者：菠萝，本名李治中，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癌症科普作家。著有《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荣获“2015中国好书”，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联系作者： checkpoint_1@126.com 菠萝原创文章，欢迎个人分享，未经许可，公共平台或帐号谢绝转载。; 6698 次阅读|7 个评论

人本主义与肿瘤的新防治观: 热度 27 何裕民 2014-4-22 15:55; 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人本主义”思潮回暖。促成这股回暖大潮的因素众多，发达国家进入了战后相对稳定和富庶的社会现状，人自身的价值大幅度提升，也许是主要因素之一。在这股大潮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呵护人类自身的利益和健康。在医药学领域，至少有两股思潮与之多少有点瓜葛：一是药学界和饮食营养界的“回归自然”风尚；二是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出现。就第一类风尚而言，以前曾提及的加利·纽尔就极力推荐在癌症治疗中充分运用饮食营养等自然疗法。他列举了北美许多成功运用这类方法治疗癌症的医师或机构的事例，加以宣传、推广。而笔者曾接待过的美国肿瘤医师G．Nun教授，更是极力主张用无伤害的自然疗法帮助肿瘤患者生存下去。总之，注重人本主义，强调回归自然，从理念上来说是正确的；在医学领域，它也是对过度伤害性治疗（特别在肿瘤领域）的一种反叛。尽管该股思潮远未整合成一股得以完全独立应对肿瘤问题的科学势力，所运用的具体方法上也常支离破碎，存在着许多可商榷之处，但这一理念已深刻地影响到了肿瘤治疗之中。例如，在美国临床肿瘤协会（ＡＳＣＯ）第38届年会（2002年）上，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学者就再一次强调了他们对肿瘤治疗的学术观点，叙述了他们从过去的以治疗患者癌病灶为中心，转向以患者的疾病、心理、生存质量和其社会适应能力为中心的重要转变，而后者正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一种体现。对于这股思潮，我们也作出了明确的呼应。在笔者所著的《现代中医肿瘤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年3月版）中，我们把“‘以人为本’新防治观的确立”定义为近20余年来国际肿瘤治疗的重大新趋势，并进一步阐述为：“治疗中应摈弃只杀癌不顾‘人’的弊端，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观念，强调医疗的‘增悦’原则，强调应以较小代价（包含以机体较少伤损），取得最佳的长期疗效。”“因此，应强调科学、合理、综合原则，应借助循证医学提供的证据，科学地组合多种治疗方案和方法，对于各种创伤性治疗，应强调适度原则，努力避免治疗过度，伤损太大而得不偿失。”; 2223 次阅读|28 个评论

[转载]为癌症“正名”: sqzhang 2014-4-21 13:51; 想象一下，如果医生对你说“你得了癌症”，你将作何感想？　　你患上的可能是通常所称的“乳腺癌”，而准确地说，它又被称为“乳腺导管原位癌”。如果医生说的是“前列腺癌”，那么，可能应该是“格里森评分4级的前列腺癌”。但是，无论哪种说法似乎都不重要，你耳中听到的无疑只有一个词——癌症。　　你的反应会如何呢？医生可能会紧接着告诉你，你的这种病致命的概率很低，甚至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害。比如，如果是乳腺导管原位癌，病症甚至可能自行消失。对于某些前列腺、乳腺、甲状腺甚至肺部的病变，这样大胆的预测并不夸张，即使这些病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癌症。　　如果你像千千万万的人那样得知这类可怕的消息，你很可能会选择做进一步检查，甚至采取一些实则对身体危害更大的治疗：比如进行乳房切除术、前列腺手术，或者接受放射治疗，而这类治疗可能会让病人小便失禁，或者失去性欲，其他极端治疗带来的危害也是数不胜数。　　这类现象在医学界很普遍，被称为过度诊断、过度治疗，世界上已有针对此类现象的量化研究。在《癌症的过度诊断》一文中，来自达特茅斯的医生们认定，25%的由乳房摄影术检测出的乳腺癌、50%的由胸部X射线或由痰标本检测出的肺癌、以及60%的通过前列腺抗原检测出的前列腺癌，属于过度诊断，他们将此类疾病定义为——“不会恶化（甚至可能自愈）的癌症”或“恶化速度较慢的癌症”——患者在其自然生命完结之前不会产生相关的严重症状。　　医生们在文中提到，“无谓的治疗对这类病人没有好处，甚至会带来不利影响。”除却过度治疗带来的直接伤害，癌症确诊给病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也是一种健康隐患。长期的心理压力会提高他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减弱免疫力，甚至会让他们容易患上传染病，同时也会提高患者得抑郁症的风险。　　此外，癌症带来的金钱上的花费也是不容小觑的。整个医疗系统不仅因为癌症的过度治疗而消耗了几十亿美元，而且美国在癌症研究上的资金投入也是对心脏病研究投入的三倍。1971年颁布的《美国国家癌症法案》最早提出“向癌症宣战”，当年的法案宣称，“癌症是当今美国人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而如今40多年过去了，这个说法并没有改变。　　2011年的一次“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癌症是美国人最畏惧的疾病，对其担心的人占了41%，而担心患老年痴呆症的人占31%，仅有8%的美国人最担心得心脏病，而实际上心脏病是美国人的首要死因。为何人们没有提出“向心脏病宣战”呢？　　“癌症”是一个有冲击力的、让人胆颤的名词，很多癌症确实很可怕，但是仅仅癌症这个词本身就会对人造成损害。　　医学界正在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在《对癌症的盲目恐惧之辩》一文中，小乔治·奎尔医生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癌症恐惧症”。奎尔写道，“如今，由于罹患人数众多，人们对癌症的恐惧造成的危害远远超出了癌症本身。这种恐惧使得很多医生和病人采取了不理智甚至危险的做法。”奎尔的这篇文章早在1955年即发表于《生活》杂志。　　而直至最近，一个由顶级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才对整个医学界提出倡议：停止对某些病症使用“癌症”一词，并提议称之为IDLE——意为“上皮增生性病变”。他们这项提议的详细内容刚刚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实际上，这并非是首次提出这样的倡议。在2011年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份报告中，前列腺癌专家们建议，“由于低风险前列腺癌有着乐观的预后，建议不再对此类病况使用‘癌症’这个令人焦虑的词。” 　　医学界终于对社会科学中关于风险认知提出的观点有所认识，那就是：我们往往更多地依靠本能而非理智来评估风险，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感受。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时常过度担心某些事情，而顾不上考虑这种担忧的依据。　是时候认真对待人们对疾病感知的方式了，它所造成的后果是真实并且严重的。如果医务工作者真心认为他们应该尽量做到“不伤害”，他们就要意识到“癌症”这个词的危险，并且像对待身体的其他危害一样，来对待癌症带来的恐惧。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3年33期;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63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个癌症患者的的治疗史: 热度 2 chinese1man 2014-2-21 09:30; 　　多少年以来，有一种说法在秘密地流传，有相当数量的癌症患者由于医学干预的介入不但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而且事实上他们换来的是有限的痛苦和寿命的缩短。即，相比不做任何治疗，患者的生存时间更短短，生存体验更为痛苦。甚至有一个神话说是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例遭遇了这样的情况，这个数字本身可能绝非准确，但是却披露了一个至今不是广为人知的事实：过度治疗。　　过度是许多人类事件中伴随的现象，当然医学也不例外，至今在就医过程中，即使是一个感冒你都常常遭遇过度治疗。发生过度治疗和许多因素有关，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医药工业的回扣式药品和医药促销制度及医院盈利性生存体系，但是有另外两点被忽视了，那就是医生教育水平的差异以及患者的医学科普水平。支持这种理由的一个证据就是，医生自己或者給家属治疗的时候也会存在过度治疗，而患者会要求医生在普通病毒性感冒的时候必须给予抗生素，而且他们不达目的甚至会投诉医生，甚或采取其它措施。本处所描述的故事来源于我医疗生涯中所遇到的一个真实案例，之所以在此罗嗦如许之多，是想要说明：或者现实中存在过度治疗，但是原因可能并非你所认为的那么单纯。　　我见到该患者的时候，她的整个腹腔和肝内都是肿瘤，肿瘤细胞就像硫酸一样恣意腐蚀着她的腹腔器官，她的消化道在死亡前三个月被发现梗阻。手术中发现肿瘤侵入了肠腔，随后她被做了姑息性的人工小肠造瘘。但是这种姑息效果并没有延续多久，小肠造瘘也不再通畅。她不能进食，喝水都不可以。吃下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出现呕吐，估计连胃都受到了肿瘤细胞的侵犯。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整晚都不能睡觉。她不说话，但是知道疼痛，腹腔的剧烈绞痛常常使她整夜不能休息，她有很多日没有合眼了。她营养很差，这是肿瘤终末期常见的现象。她骨髓功能很差，这多半和全身静脉化疗以及骨盆放疗有关，化疗是对生命体有毒的化学物质的治疗，她的使用会严重影响到骨髓功能。血小板只有三万多，虽然没有皮肤粘膜出血的现象，医生还是和她女儿谈了话，建议鲜血输入血小板。其实她已经没有几天了，那天我值班的时候，她女儿来问我输入血小板的必要性，我虽然不是主管医生，但作为科里的高年资医生还是把事实告诉了她。我认为输入血小板对她这样的情况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患者其它方面情况更差，比如肺功能衰竭导致的低氧血症，高度的肿瘤负荷，极度的营养不良，这些很快会要了她的命，而不大可能是等到出血。　　下午陪护她的看护问我她还有多长时间，我说这不好讲，希望是没有了，也许很快，但最慢也不超过一个月。事实上她当天就死了。死得很无声，她已经衰竭到在死亡前没有任何抵抗。发现的时候她呈点头样呼吸，嘴巴旁边有绿色的呕吐物，那是肠液反流的结果。估计衰弱的她都没有机会呼救和呕出秽物就被秽物堵塞了喉咙，使她本就衰弱的呼吸最终崩溃了。她心率时快时慢，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是临终期病例我们没有做心肺复苏之类的急救，只是給她做了基本的药物处理和吸痰之类的干预，因为这种情况下积极的医学干预毫无意义，事前向家属告知病情后家属已经签署了知情书。　　她的女儿和丈夫赶来后哭得够呛，等他们足够流泪后，我走进去喊她的女儿交代后续处理程序。忽然她女儿问我到，医生你说，如果不做任何治疗她是否会好受些？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只能安慰她发生恶性肠梗阻那会真是不做就很快，做了或许会拖一下病情，但是现在看来那时又有何意义呢？病人预期在三月内死亡，其实病人最后一次手术后死亡的时间也就仅仅够三个月而已，手术也没有本质上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多数家属需要的是他们已经尽力了的结论，其实在这种缓慢发生的死亡中，家属早已慢慢接受了必然死亡的事实。　　之前我早已看过她的病历，这是一个过程和结局都很悲惨的案例：　　今年已经59岁的该患者大概在一年前出现阴道出血，此后约两个月没有自行好转时遂就诊于市内最大的医学中心之一的妇产科，行诊断性刮宫病理诊断为高分化子宫内膜腺癌。但是常规妇科体检没有发现异常，术前的影像学评估不详细，看资料估计MRI之类的是没有做。然后开刀进去发现恶性肿瘤已经漫延到盆腔外，大网膜和膀胱受到侵犯，广泛淋巴结转移。手术只能是姑息性的减瘤术，当时这个病例已经是4期了。术后的病理诊断为高分化腺癌，ER（+++）。　　术后不久患者被转入肿瘤科继续接受姑息治疗：高强度化疗（紫杉醇+表阿霉素+顺铂）。化疗到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又发现肿瘤进展，左锁骨上淋巴结转移。锁骨上淋巴结摘除活检证实了转移，随后又做了盆腔与锁骨上的放射治疗各60GY/30F。期间，放射治疗一度由于放疗反应剧烈而中断。放疗结束后，又按照进展前的方案做了一次化疗，后来患者实在不能耐受化疗反应，拒绝再行化疗。治疗结束不久，患者出现了恶性呕吐以及腹痛，随后又做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姑息性小肠造瘘术。术后腹痛依旧，但是可以在两个月内短暂进食流质。术后两个月，患者又出现了呕吐，并卧床不起，极度衰弱，最终衰竭而死。　　回想她发现癌症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试图治疗癌症，使用了所有的经典的癌症治疗方法：手术、放疗、化疗，但是都无济于事，反而身体素质一天不如一天。发病前只是阴道少量流血而已，可自从手术开始，患者就一直在各种有创有毒却未必有效的抗癌治疗中挣扎。直到死亡前三月最后一次手术后，患者最终卧床不起，在腹胀腹痛不能进食的昼夜呻吟中离世。　　死亡前的最后三月，是她极度痛苦的时期。剧烈腹痛折磨得她彻夜难眠，由于肠梗阻的存在，阿片类止痛药物的呕吐副作用更加明显，主管医生甚至没有能下定决心使用阿片类止痛药物。直到最后一个月，她几乎每晚都在呻吟中熬过漫漫长夜。那最后时刻的来临或者算是最终的解脱吧！她最后在一次小呕吐后可能存在误吸，最终诱发了全身脏器的彻底衰竭，才结束了这恐怖而漫长的临终过程。　　事后，她女儿痛哭后仍在抽噎，并向我询问病情的解释。她说，难道我们做了那么多治疗，就只是突然增加了她的痛苦吗？如果不做治疗是不是会更好呢？我一时间无言以对。一种悲凉掠上我都心头，最终我还是与她一起回顾发病与治疗过程，试着去解释了她心中的种种疑问。我知道任何话语很难抚慰她的悲伤，最后我只能无奈地安慰她道：或许，对于患者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吧。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位同行的微博发言：天堂再没有化疗。后记：数年前的一篇临床随笔，当时只是因一种难以排遣的情绪而写就本文。; 个人分类: 临床手记|3929 次阅读|3 个评论

由癌症25%的治愈率想到的一些事: 热度 30 cherrylu1960 2014-1-5 00:02; 今天看到央视新闻的一条消息：据全国肿瘤防止办发布的《中国肿瘤统计年报》爆料，我国癌症的治愈率只有 25%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65% 的治愈率。如果这个统计数据是真实的话，那的确挺悲催的。当然，人种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得的癌症也不同，笼统地统计治愈率并进行中外对比可能也不完全科学，但不管怎么说，差距肯定是存在的。按照官方的说法，对肿瘤的过度治疗是造成治愈率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限于现在的医疗体制，缺乏多个科室的综合合作，病人就医难，盲目性大，误诊率高也是现实。整个社会的诊疗水平差，癌症的早期发现率不如发过国家，这是肯定的。落后地区，包括广大农村的癌者，可能最终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就告别了生命。不能早期发现病患，使多数病人失去最佳治愈机会，直接导致癌症治愈率低。咱对医学是外行，但说到过度治疗，我觉得这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许在医务界大家早就心知肚明，过度用药避免不了，除了利益的驱动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病人本身的求生心切，总是希望用最好的药，用最快的速度征服癌细胞，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往往欲速则不达，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极大破坏了自身的免疫系统，造成全身机能崩溃，在痛苦中离世。回忆刚刚回去的 2013 年夏天，历时半个多月的一段难忘的做书经历，深有感触。书的作者来自于一个特殊的渠道，一个虽有一面但谈不上之交的协友，一个在最后的日子不惜撕裂经历的一个个伤口，期望把自己的抗癌经经历告诉后人的坚强的 60 后女子，她曾感动我，以致在一次次纠结中决定帮助她完成心愿。那些天，与生命赛跑，在她离世的两天前，终于把样书送到了她的病榻前，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吧。一个如此坚强的生命，在生命变得十分虚弱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请求我给她出书，我怎么能拒绝？可她的离去还是让我感到心痛。生命脆弱，让她经历了痛苦的来，还要经历痛苦的离去。现在回味一下这本书作者的经历：一个极其罕见的多病患者，多发性骨髓瘤，心肌淀粉性变，外加肺动脉高压。。。顽强的生存愿望，已经算是最好的治疗条件，把她的生命从最初医生预言的不超过三个月延长到了近五年，真算是奇迹了。十万字的书搞，我看了三遍，改了两篇，从她的字里行间，我能看出，最后的几年，她的生存质量很差很差，几次流露出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念头，严重的并发症，早已使她不适合再进行化疗，但强烈的求生欲望加上亲人的爱，令她没有过多的选择，坚持请求医生，通过化学药物不断向体内的癌细胞开战，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最终，在万分痛苦中，终究没有让生命的奇迹继续。其实，我知道，医生真不愿意给她下药了，他们知道她的身体已经不能承受化学药物的攻击。但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尊重患者的选择。通过这件事，我想说的是，对待癌症，还有其他一些疑难病症，治，还是不治，如何选择治疗方案，无论对医生还是患者，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相信绝大部分的医生都有良心，不愿意把患者治死。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千差万别，癌细胞的秉性各不相同，不治疗，部分人部分肿瘤可能会自愈，但这种情况又占多少比例？医学可能也无法做严格的对比研究吧。什么叫过度治疗，这个有时候也不容易说清楚，毕竟，医生的经验有限，患者的情况各异。但针对各人群，认真的研究、科学的分析一定还是要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关键是如何选择，这不仅仅是病人个人的选择，也是亲朋的选择。传统文化决定了国人可能更看重活，惧怕死亡，哪怕是苟且偷生地活，痛苦地活，这个我们不能过多评价。每个人要的不一样，生死观不同，人们的传统观念决定了“死马当活马医”的惨事还要持续下去，这不仅是医生的治疗措施，也是亲情的选择。没有办法。对癌症的早期诊断、科学治疗，有赖于社会的进步，医学的进步，也有赖于普通人知识的增加、观念的转变。医学的进步有效延长了人们的平均寿命，但在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上却显得苍白无力得多。这个应引起关注。医学的终极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有一天，需要我去选择，我会如何做出决定？其实，我是有点赞成针对安乐死立法的。我也同意，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在临终关怀上，要想尽办法减轻病人的痛苦，不仅在身体上，也在精神上。而不是把资源过多花在无畏的临终抢救上。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复杂的话题，是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一点想法而已。最后，还想说一点，央视爆料，癌症治愈率25%，过度治疗是黑手，毕竟不是坏事，我们是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相关的科普宣传，考虑一下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想想如何辩证施治，人性化施治。哎，家里亲戚有医生，知道他们也很不容易啊。当然，央视有央视的考虑，不会医保也入不敷出了吧？看病太贵了。据说在所有医疗费支出上，对临终病人的救治上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不抢救，行吗？; 个人分类: 科学杂谈|12200 次阅读|70 个评论

新的研究结论：部分乳腺癌患者无需“痛苦”的放化疗: 热度 30 何裕民 2013-12-17 11:15; 最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召开的全球乳腺癌大会上传出新的研究结论：一组（多项）新的研究结果提示：每年有成千上万患乳腺癌的妇女可能至少可以避免接受一部分痛苦的治疗，包括手术、化疗和放疗，而这并不会对她们的生存几率产生严重影响。这一组新的研究本身旨在防止乳腺癌的过度治疗，而这是癌症护理中的一个大问题。过度治疗帮助许多妇女战胜了这种疾病，但也给太多其实无需过度治疗的妇女造成了不必要的花费、创伤和持续终生的副作用，例如胳膊肿胀和心脏病。放疗甚至可能增加患新癌症的风险。圣安东尼奥乳腺癌大会议11日公布的几项研究结果提出：至少有几类乳腺癌病人可以安全地放弃一些特定的治疗。其中，有一项研究发现，许多老年妇女在接受早期肿瘤手术后可以不必放疗。另外两项研究提出，对癌症已经广泛扩散的病人来说，手术可能没有帮助。还有一项研究检验了一种“轻度化疗（小剂量、短疗程）”组合的方法，它有可能成为乳腺癌护理的新标准（还可能成为其他癌症的标准性方案）。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是美国一所私立的医学院，被认为是全美最杰出的医学院之一。会议的牵头人就是美国贝勒医学院的C·肯特·奥斯本博士，他是全球著名的肿瘤治疗专家，他针对他主持的一项研究结论后提出：对多数癌症类型来说（包括乳腺癌），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少的治疗（指手术/放/化疗等创伤性治疗）”。而这正是我在《生了癌，怎么办》一书中强调的世界范围癌症治疗新趋势，也是系统总结上个百年人类对抗癌症经验得失而广受好评的《众病之王·癌症传》传递出的明确信息。临床研究表明，在新确诊的乳腺癌患者中，有5%至20%的人已经广泛扩散，到这个程度通常是不可治愈的。主要的治疗是化学疗法或激素治疗，消灭全身的癌细胞。有时医生还会切除乳房肿瘤，希望延长病人生命，但这种做法并未经过疗效的确定的检验。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简称UPMC）也是全球领先的医疗系统，且是全美最知名的学术研究医学中心之一。该大学肿瘤医学中心的阿蒂拉·索兰博士对300名妇女作了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对某些乳腺癌患者手术并没有帮助，尽管有迹象表明各组的情况好坏不等。如果癌细胞转移到骨头，手术似乎有帮助，但如果已经扩散到肝脏或肺部，手术似乎就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了。印度孟买塔塔纪念医院院长拉金德拉·巴德韦也在该会议上报告了一项他主持的研究结果，对象是350名乳腺癌广泛扩散的妇女，她们在接受了最初的化学疗法后肿瘤已经缩小。其中一半妇女接受了手术，摘除了乳房或肿块以及癌淋巴结。另一半妇女没有接受手术。追踪两年后，两组妇女中均有40%的人仍存活，这表明服用药物就足够了，这些妇女可以不用承受切除全部或部分乳房的严峻考验。通常主流性的做法是：大多数早期发现的乳腺癌患者，许多妇女接受手术后会一定进行激素或化学疗法，然后就是再加放疗。美其名曰：根治需要！但现在的研究提示：治疗癌症的化学药物（化疗）对于降低复发风险比较有效。因此，与会医生们怀疑进一步的放疗是否仍有必要。放疗本身还可能引发心脏病和其他问题，尤其对老年妇女而言，而且持续三到四周的每日治疗也是一种负担。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伊恩•孔克勒博士对1326名65岁及以上的早期乳腺癌患者进行了一项研究。一半病人进行了放疗，另一半没有。结果表明五年后，每组都有约96%的病人仍存活，而且大多数死亡的人都不是由于乳腺癌。在接受放疗的人中有约1%复发，而没有接受放疗的人中有约4%复发。孔克勒博士说，每100个接受放疗的妇女中，“一个人不管怎样都会复发，四个人的复发能被防止，而剩下95个人接受了不必要的治疗（因为不存在复发危险）”。既然放疗并不影响生存几率或癌症扩散风险，那么不接受它“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总之，深入研究表明：对乳腺癌患者化疗放疗多多益善，也许结果（长期效果）适得其反。我想，对于新的结论，我们应该引起充分重视。它与悉达多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传递出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而悉达多的《众病之王·癌症传》，一问世不久，便获得了的传记类（治疗史的演变也可以归入传记类）的世界最高成果奖——普利策奖！更说明老的主流性观点需要好好改一改了！; 个人分类: 何裕民谈肿瘤|6362 次阅读|31 个评论

医生“不会说话”加剧医患矛盾: 热度 29 何裕民 2013-7-15 14:44; 医生“不会说话”加剧医患矛盾 12位著名专家联合倡议：医生先交心后给药尽可能提供低成本服务由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分会、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等联合举办，国内首届医学人文如何走进临床学术研讨会昨天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吴孟超、汤钊猷等8位院士，何裕民等4位著名医学专家联合签署《促进临床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为近几年关注度持续上升的各类医患纠纷事件把脉。院士们倡议，将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关爱病人、呵护病人，尽可能提供低成本服务。在诊疗上尽量避免创伤性治疗，注意扶植病人自我康复，尤其要防止过度治疗。医生应提升人文素养此次倡议由国内医学界德高望重的临床专家向各级医疗单位和全体医务工作者发出，包括吴孟超院士、汤钊猷院士、钟南山院士、樊代明院士、吴咸中院士、郎景和院士、赵玉沛院士、卢光琇教授、胡大一教授、凌锋教授、何裕民教授。会上，12位专家针对医学人性化展开热烈讨论，提出独特见解。倡议共十点，着重医学临床、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倡议首先要求以“人”为本，将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关爱病人、呵护病人，对病人投入足够关心，尽可能提供低成本服务。在诊疗上则尽量避免创伤性治疗，注意扶植病人自我康复，尤其要防止过度治疗。专家们认为，医生自己也应有意识地提升人文素养。倡议还特别提到将医学人性化融入日常教学，在教材中特别加入医学伦理的课题，给予学生深刻思考。媒体开辟人文关怀专栏，学术会议中设置人文论坛，以深化各级医生对医疗人文的关注。学校里，通过举办人文专题讲座、临床病例解析及教学指导提纲等方式，丰富医学人性化教学。九成以上纠纷因沟通不当近几年，由于人文精神的消退，医学领域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其中以病人与医生的纠纷为最。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90%以上的医患纠纷实际上是由沟通不当导致的，当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医生们“不会说话”加剧了医患矛盾。著名肿瘤专家何裕民教授曾在门诊时遇到过这样一对中年夫妻，丈夫是位晚期肝癌患者。初诊时，丈夫神情沮丧，一言不发，妻子啼哭不止，哽咽着说，他们刚挂了个名专家号，专家说：“最多两个月，任何治疗都没有意义，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说完，便拂手示意他们离开。然而，何教授通过中医药的零毒调治，不断与病人谈心交流，给予他生活信心和战胜疾病的勇气，最终这位患者有尊严、有质量地生活了整整两年。何裕民教授指出，其实，当初那位断言“最多两个月”的专家并没说错，因为从统计概率来说，晚期肝癌患者生存期90%是在三个月以内。但两个月与两年，却体现只讲求科学性与兼顾人性的医学，它们本质上的差异所在。到底是默认事实、消极应对还是有所作为，也折射出医务工作者对人性的根本态度。生存期预测不人道不科学当人们有执着与过度的心理期盼时，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都会影响到最后结果，这是心理学上经典的“皮克马利翁效应”。何裕民教授说，所谓依据以往经验所做的 “科学预测”，既不科学又不人道，且完全没有必要。很多情况下，在医患和家属共同努力下，奇迹是可以创造的。何教授表示，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病人，而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工程师可以不带任何感情地说：这架机器不行了，报废吧！病人却永远无法接受医生这么说。 “医生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要看到在疾病状态下病人躯体和心理对情感的需求。心病不去，大病不愈。要去其心病需要氛围，需要适宜的语言、榜样，更需要医生‘掏心’、‘交心’。 ”何教授说，医生需要在认真倾听对方诉说，给予患者精神感情支持，以合适语言告诉病人良好的康复前景的同时，尽可能让患者感受到医生十分重视他的病情和心身痛苦。“面对病人能否为他作出最优化的治疗决策，首先取决于医生的文化底蕴、道德良知，其次才是专业技术水平。” 跳出利益帮病人分析病情患者有没有选择治疗方法的权利？当医生的诊疗意见与病人的自我选择之间有矛盾时，又应作怎样的协调平衡，如何取舍？何裕民教授建议，当患者选择面对分歧或举棋不定时，医师应跳出利益，尽可能帮助病人分析病情及各种疗法的利弊，以探讨性、分析性的口吻对这些疗法进行排序，便于病人做出更理性的选择。据了解，许多医生因认识与观念问题，习惯对肿瘤患者施行反复化放疗等。何教授表示：“这是观念认识与经验的差异，也许我们之间更需要加强相互沟通，互补长短，在这两种做法之间寻求其中最佳的结合度，以利于患者利益最大化。 ” 他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行医中必须恪守的底线。何教授说：“医生不妨把年长的病人看做自己的长辈，年龄相仿的看做平辈，年幼的则看做晚辈，设身处地地从病人角度考量会如何处置？”他指出，作为医生，至少应追求施行相应的医疗措施后自己内心的坦荡、平静，而永远不会因为非技术能力即非医疗因素造成对方不必要的伤损而感到内疚万分。【相关链接】临床医学人性化十倡议医学的崇高使命是治病救人，增进人民健康，是一门充满人性的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医学人文精神在近些年来有所消退。为使医学回归人文，进一步促进医学人性化，我们发起如下倡议：一、始终将病人利益放在首位，医生和医院的利益诉求不应损害病人利益。二、大力提倡全人医疗和整体医疗，关心病，更关心病人，认真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时时处处关爱生命，呵护生命。三、不断完善诊疗技术，尽力减少对机体的损伤和副作用，注意扶植机体自组、自稳、自增的自然力。四、为病人提供适宜和最佳的诊疗服务，谨慎使用高新技术，力避过度诊疗。五、在不影响病人健康的前提下尽力为病人提供低成本的服务。六、重视对病人的照料，尽力为病人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减轻病人疼痛和痛苦。七、认真做好与病人的交流与沟通，切实履行知情同意原则，尊重病人自主权，倾听病人诉求。八、履行各种医学道德伦理规范，遵守医学法规和相关卫生政策。九、学习和掌握医学人文知识和技能，注意提高个人人文素质修养。十、营造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结合的平台。本文来源：2013年7月15日《新闻晚报》; 个人分类: 医学与人文|2704 次阅读|30 个评论

[转载]中国式癌症怎么治？: 热度 28 何裕民 2013-3-26 13:40; “高记者：您好！稿件收到，估计锋芒太露了，会受到攻击的！望有思想准备（克强总理说了：伤及利益比伤及灵魂更宜受到抵制）！既然说了，且是真理，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也就不怕了！但心中要有准备！” ——何裕民 2013 年 3 月 20 日留言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畅销书作家凌志军，在亲历癌症后著书《重生手记》，他写在前言里的第一句话是“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 凌志军说：“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何谓中国式癌症？凌志军解读为，它包括中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的致命弊端、对癌症认识存在的致命偏差、错误的治疗方案，以及过度化疗、过度手术。在这个问题上，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的看法更尖锐，在他看来，中国式癌症，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一个曾被诊断活不过3个月的癌症患者说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1/3是被吓死的， 1/3是治死的一位著名的肿瘤临床专家尖锐地说中国式癌症以及中国式的癌症治疗方法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1 他看到： 300 元的挂号费， 3 分钟的门诊 2007年2月，凌志军病倒了。医生在他的颅内发现两处疑为肿瘤的病灶，两天后又在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医生诊断，认为活不过3个月。”凌志军在书中说。像所有类似的家庭一样，凌志军在妻子的陪伴下，走上了慕名投医的求生之路，但随后的遭遇，令他困惑、愤懑。凌志军在书中描述了一次诊疗过程，在花了300元的挂号费，并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终于见到了一位著名专家，在观看了几张胶片后，专家认定凌志军头部病灶为“转移瘤”，必须立即手术。“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凌的妻子问。“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回答。等什么，不言而喻。凌志军看表，发现诊断过程不过3分钟。凌志军写道：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拥进挂着“肿瘤门诊”招牌的那些大楼，带着满脸的焦虑和绝望……我看到所谓“最新最好的特效药”几乎每周都在问世，还有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优势。病人们排着长队往医院的收费窗口里塞钱，其中很多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癌症患者用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高。 2 他发现： “过度治疗” 致癌症患者死亡率上升凌志军在比利时从医的妹妹，找了一群外国专家会诊。老外的会诊结论是：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脑部与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这给了凌志军一家人以希望。而时间证明，外国专家们的判断，更接近事实。在等待命运敲门的煎熬中，出于职业习惯，凌志军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他的发现甚至令他自己一度也不敢相信。他写道： “（国内癌症患者）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我国肿瘤病人的五年生存率在10%～30%）。” “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 凌志军还拿到了2008年上海抗癌协会学术年会上公布的调查数据：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全球肿瘤患者有1/3死于不合理治疗；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在立刻手术割开脑壳和等待之间，凌志军选择了后者，在化疗和观察之间，他同样选择了后者。凌志军事后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健康的免疫系统是预防癌症最重要的部分。而过度治疗会破坏患者的正常器官、组织和机能，……结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现其他并发症，加快了死亡进程。” 3 他们争论药企是过度治疗的幕后推手何裕民掌握的数据，略有不同。他在接受沈阳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不同的恶性肿瘤，生存率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乳腺癌，美国的生存率超过了80%，甚至达到了90%，胰腺肿瘤生存率却不到10%，但总体上可以达到60%—70%。而上海恶性肿瘤的生存率大致在35%左右，停留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差距很明显。内地二、三线城市，生存率大概只能在20%左右，差距更大。” 导致差距的原因是什么？何裕民认为是多方面的，但技术差异不是主要原因，“美国的趋势不是化疗的剂量要多高，而是要多低……而不是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越用次数越频，剂量越来越大，组合的药物也越来越多。”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先生，也提出了“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的观点。何裕民甚至尖锐地指出，中国式癌症以及中国式的癌症治疗方法，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省内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何裕民的观点表示温和地反对。他说：“在癌症治疗上，国际抗癌联盟有统一的标准、方案。医生在确定治疗方案时，既要规范化，也要强调个体化。过度治疗有时候也是不可避免的。” 何裕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这其实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治疗规范背后，都有医疗企业推动，表面是为病人利益，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利益是与药厂捆绑的。很多治疗指南的制定，其实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国际垄断性大药企，这是行业内周知的秘密，这才是本质。” 4 他们倡议癌症不是绝症，要科学面对头部肿瘤确诊为良性后，2008年凌志军做了左肺切除手术，术后病理诊断报告证实，肺部肿瘤为恶性。2013年3月，在被确诊活不过3个月之后的第6个年头，健康的凌志军还有闲情逸致感春伤秋。3月20日他发微博说：“清晨起床打开窗帘，看到这幅景象，不禁惊呼一声。京城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早春气象了！一个冬天的雾霾一扫而空。” 凌志军悄然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病倒之初，他写下了最想做的10件事，其中包括：再吃一次清蒸鲥鱼、再为儿子做一顿饭、再到大海里游一次泳。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这些事情他都一一做到了。同时改变的，还有对待癌症的态度。凌志军写道：“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换一种方式来设想，癌症患者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凌志军给了所有中国癌症患者一个忠告：千万不要仿效我的方法……但的确有一些事对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即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应当接受的治疗，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不应当接受的治疗。面对医生的死亡判决，要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腰包救命。沈阳晚报主任记者高寒冰　　注：文中凌志军先生的观点摘自于凌志军的书《重生手记》 2013 年 03 月 23 日沈阳晚报; 个人分类: 何裕民谈肿瘤|2644 次阅读|28 个评论

[转载]医生打死都不会说的秘密: sqzhang 2012-10-21 17:4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46b2950102dz88.html 面对癌症，大多数患者走着这样一条路：先手术，花掉数万元；然后化疗，花掉数十万元；不行再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治疗，花掉数万元，最终人财两空。　　亲人离去后，很多人发现，我们对癌症并不了解，对治疗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生命临终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三倍——从 5% 提高至 15% （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 (CPR) 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 ICU （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 10,000 美元 / 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发泄：“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 10 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 于是噩梦开始了。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家属们往往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的话也只能心不在焉地听着。在这种时候，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上文提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CPR 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但事实上，它可谓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了 CPR 术而后送到急诊室来的病人。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健康的、没有任何心脏疾病的男性是最后走着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 CPR 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知识的不足、错误的期待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很显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医生们也是。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当需要处理涉及“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我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去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是不是该更强势一些呢？有时候，即使病人已转去别处，我依旧不能停止责备自己。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手术及之后所有治疗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从这类故事里想挑出医生或病患的错并不是件难事。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一些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一切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然而，即使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个系统仍然能够使人身陷囹圄。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 78 岁，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 15 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接受仰赖机器的生命支持治疗。然而，在某个周六，杰克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妻子当时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将他插了管，转入 ICU 监护室。这简直是杰克的噩梦。当我匆匆赶到医院并接手了杰克的治疗后，我拿出杰克的病历本和他的私人意愿，经过和他的妻子以及医院相关部门的谈话后，拔掉了他的生命支持，随即坐在他的身边。两小时后，他安然地走了。尽管杰克的意愿有正式文件为据，他也没能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死去。这个系统还是进行了干预。事后我发现，当时的一名在场护士曾将我拔管的行为以“涉嫌谋杀”上报给监管机构。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过程的每一步都有理可循。杰克生前留下的大量文件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然而，面对法律机构的质疑是每一位医生都不想面对的事。我本完全可以忽视杰克的私人意愿，将他留在 ICU 里苟延残喘，以挺过那最后的几周时间。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么做来多赚点诊疗费，让保险公司多付近 50 万美元的账单。难怪那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过度治疗。不过，医生们仍旧不对自己过度治疗。因为这种治疗的结局他们见得太多。几乎所有人都能呆在家里宁静地离去，伴随的疼痛也可以被更好地缓解。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当我前阵子在广播里听到著名记者 Tom · Wicker “在亲人的陪伴中，安详地去世了”的消息时，不禁愣了一下。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样的消息已经越来越多了。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因出生在家里，由火炬照明而得名）发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见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 3-5 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 4 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 8 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他昏睡了三天，最后安静地走了。这八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 20 元的药费。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至于我，已经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了我的意愿。放弃抢救，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都不。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而将安详地睡去，就像我的导师查理，我的哥哥大炬一样；就像我的那些做了同样选择的同事们一样。　（文章原载：《健康时报》　作者为美国南加州大学家庭医学科副教授）; 个人分类: 杂感杂议|177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过度治疗猛于虎癌症患者多是被“治死”的: 热度 1 sheep021 2011-5-3 16:45; 过度治疗猛于虎癌症患者多是被“治死”的 2011-04-1510:17 　来源: 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生不起，剖腹一刀5000起；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网上流传的一句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看病贵的现状。据统计，我国卫生总费用过去5年年均增长13.6%，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专家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国家、社会和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形中抵消了医保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人死了药还堆积如山　　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根本没有治疗价值，仍在拼命开药。　　“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药。”北京北洋华诚新能源公司职员许京详说。　　2008年6月，许京详的父亲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为了治疗方便，他选择了家门口的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年多，老人陆陆续续出入院十余次，直到2009年9月去世。此间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当时医保报销封顶线是17万元，其余都是自费。　　住院期间，许京详几乎天天陪着父亲，目睹了治疗全过程。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但医生总是不停地给输液。老人从早晨起床，一直输到夜里。在输液的同时，还要不断打针，有时一天要打七八针。“你见过蜂窝煤吗？我父亲的屁股比蜂窝煤还要烂，密密麻麻都是针眼，足有上千个，我都不忍心看。”许京详说。　　更令他郁闷的是，每次住院，医生都要给老人开汤药，但老人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为此，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再熬汤药，但根本无人理睬。后来，老人病情加重，但他坚决拒绝住院治疗，因为他越来越反感医生，也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许京详说：“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仍在拼命开药，而且多数是昂贵的自费药，实在令人寒心！” 　　肿瘤患者成了重灾区　　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的结论是，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这些癌症患者的典型案例，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天价药费”事件屡屡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医生的形象，加剧了医患矛盾。　　研究还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在人均住院费用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前者几乎是后者1.5倍。　　过度医疗加剧看病贵，给患者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钢铁长城？病人心脏被放十多个支架　　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抗生素滥用，是过度医疗的突出表现。据卫生部统计，我国68.9% 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37.0%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 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了“超级耐药菌”的出现。　　滥检查是过度医疗的又一特征。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根据卫生部《医院评价管理指南》要求，三级综合医院CT 检查阳性率应达到70%以上，但很多医院都未达到。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　　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指出，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现在很多公立医院院长把过度医疗归因于财政投入不足，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　　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　　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指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据知情人透露，三甲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凭着手中的处方权，每月拿到上万元药品回扣，是很寻常的事。　　虽然我国明令禁止过度医疗，但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例如，一名医生即使故意用高价回扣药替代常规药，也完全可以用个人经验、用药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应对质疑和检查。　　一位法律界人士忧虑地说，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数额较大的，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如果把这些医生都抓了，还能剩下多少医生看病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公立医院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健康产出，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靠增加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关键是转变激励机制，使得医院和医生主动以提高人民健康、控制医疗费用为目标。据《人民日报》（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四川遂宁一患者住院40天花33万死后仍收费 2011年04月28日来源：《新京报》　　本想让父亲在当地最好的医院里接受最好的治疗，但没想到的是，不仅住院40天医药费达33万余元，父亲也再没能走出这家医院。清单上多达十种轮番上阵的抗生素让人费解，而一笔笔重复计费、超额处方，也许只有业内人士才能看出个中奥妙。遂宁市卫生局已对此事成立了调查小组展开调查，目前已经完成取证工作，正在对医嘱、处方、护理记录、诊断、手术、用药等情况逐一核实，近期就会有正式结果。　　代莉是四川省遂宁市的市民，就职于遂宁市中心医院麻醉科。当她父亲去年底持续出现胃部反酸、腹部烧痛等症状后，她把父亲送进了自己工作的这家医院。　　代莉父亲在入院后很快进行了胃镜检查和活检，两个检查结果均显示为食道溃疡，但性质不明确，不能确定为恶性肿瘤。　　代莉说，父亲的主治医生从事胸外手术20余年，这位医生告诉她这种大面积的溃疡是良性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可能活检没有取中病变组织，如果要继续检查，反而可能耽误最佳治疗期。　　入院后第8天，也就是去年12月22日，在并未确诊为癌症的情况下，代莉父亲进行了“食道癌”手术，食道、胃、脾脏等分别被不同程度切除，而切除器官的病理检查报告仍显示“只是溃疡，不是癌症”。　　手术5天后，代莉父亲由于呼吸困难再次进行了气管切开术，前后出现肾功能衰竭，并发院内感染，医院也针对代莉父亲病情交替使用100元至400元一支不等的进口抗生素。　　两次手术、重症监护加上价格不菲的进口药物，医疗费用清单上的数字每天在快速增长，有时一天仅药费和护理费就近万元。　　今年1月18日，代莉的父亲做了清创手术，代莉查到当天有一笔血液净化治疗费用为2046元，但此前主管医生明确告知她当天手术不会进行这项治疗，心存疑虑的代莉还是向医生和相关科室进行了询问。　　两天后，当代莉再次查询的时候，发现这笔费用已退回。　　1月29日凌晨，代莉父亲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去世。在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后，代莉开始梳理这长达数十页的医药清单。（新华社记者刘海童方; 个人分类: 奇闻怪病|216 次阅读|1 个评论

积极观察而不要立马手术: helmholtz 2009-10-16 22:24; 德国癌症研究中心法兰克福 2008 年 10 月 24 日电讯 - 前列腺癌是德国中老年男性最常见的癌症。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数据，医生每年确诊的新病人接近 5 万。每年有 11000 名男子死于前列腺癌。如同其他恶性疾病一样，早期诊断可以极大地提高治愈的机会，但恰恰在如何作前列腺癌早期诊断问题上，人们存在争论。德国泌尿外科学会主席莱因霍尔德﹒霍尔希（ Reinhold Horsch ）宣布，将于今年秋季对相关准则进行审理。目前最受争议的是就血液中的前列腺特异抗原的浓度进行的 PSA 检测。专家认为误报率太高。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心报导说，即便重复进行昂贵和繁琐的活检，也经常不能确认就是癌症，因为 PSA 也可能因为良性前列腺疾病而升高。批评者认为属于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遭此诊断的那些男性在此之后生活质量将受到影响或承受巨大精神压力。专就 PSA 检测指标而言， PSA 的检测可以提前发现 95% 的前列腺癌患者。今年夏天将启动两个预防及筛查有效性的大型评估研究项目，期望可以为修订前列腺癌早期诊断指南提供依据。只在恶化的前提下实施干预欧芬堡奥藤瑙医院泌尿外科和儿科泌尿科主任在霍尔希说，这些结果最早也只能在 2010 年才出来。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完善后的 PSA 筛查能够把死亡率降低到什么程度。在评价对早期诊断的争论时，教授的建议是不偏不依。诊断肯定要做，但只在恶化的情况下进行干预治疗 - 这是他的信条。这位专家说，积极观察癌症的变化以后将越来越重要。但实施外科手术或治疗应该针对那些癌症还在继续恶化的患者。人们通过解剖发现，实际上 70 岁以上患有前列腺癌的人有 70% 以上都并非死于这个癌症。癌症的治疗取决于诊断结果、病人的年龄以及他们的想法。今天在许多诊所用各种技术实施的都是传统的前列腺完全切除手术。而治愈率，根据肿瘤的分期不同，大约是在 80-90% 。另外，也可以对前列腺进行辐射。阳痿和尿失禁这样的手术后遗症，其实比较少见，教授说。还有一种办法是内置性放疗，是把带载有放射性的金属棒长期性地置入到前列腺中。免疫疗法是新的选择无论是否出现转移，癌症晚期的时候睾丸男性荷尔蒙的分泌将受药物抑制。据专家说，治愈率非常低。患者还将承受其他的副作用。化疗则纯粹是治标不治本，即只能减轻症状。目前仍在测试的还有热疗，即用超声加热并加热和消灭癌症。但对这种治疗方法的疗效还缺少长期性研究。再一种全新的手段是免疫疗法，即给人体注射疫苗以激活自身的防御能力 - 类似于宫颈癌疫苗。这项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应用于后期癌症的前景很好，霍尔希教授说。这种疗法在德国尚未被许可。为了最佳和跨学科地护理癌症患者，现在在德国已经有 20 家前列腺癌中心通过了行业协会的资质认证。这意味着，每家机构可以每年护理新增病人 2,000 人。霍尔希说这并不是不能实现的。实际的社会需求大约是 50 至 60 个这样的中心，数量上甚至可以再翻一倍。; 个人分类: 2008科技旧闻|3355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为什么吃药？: eloa 2009-2-19 10:06; 青方发表于 2009-02-15 10:07 人吃药自然是因为生病了，所以要吃药治病。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一位朋友简单的描述了他一天里吃的药，感觉晚上可能要失眠，先吃了两粒安定，又感觉有些头疼，吃了两片去痛片，嗓子也不舒服，就又加了两粒消炎的抗生素。这么看，吃药不仅仅是因为病了。现在的人，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信仰谁，健康都是自己的上帝，而药就是给健康这个神上的香或是祭祀上的点心，吃药的目的是有病的时候治病，没有病的时候让自己感觉好些。并非是健康受到威胁了才吃药，药的功效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人们要通过吃药来敬拜健康这个神。人生病，疼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医药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求各种神来保佑健康，现在医药发达了，药的品种极其丰富，人们的医药知识也在逐步提高，吃药就成了维持健康这个理想的一个重要工具。人们比以往更加依赖药，家里的药箱也越来越大，里面装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稍有不适，马上吃药，真的病了马上打针输液，人们对药和医院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药和医院赶不上人们的期望，矛盾就产生了。保健品和滋补的观念是另一个敬拜健康这个神的办法，能维护健康预防疾病，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吸引人的了，人们在这个健康崇拜之中走的越来越远，吃的各种保健品和药也越来越多，过度治疗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所谓过度治疗就是没病按照有病对待，小病按照大病对待，有大病按照快死了对待，病人如此，医生也如此。可是又有多少人认真想过，吃下的药对自己健康的危害呢？人没有病的时候为什么也吃药？有病但不需要吃药的时候也要吃很多的药？尤其是家长对待孩子，因为惧怕疾病，把责任推给药来承担病可能恶化或是进展的责任，人们对疾病的原始恐惧好象从来都没有减弱过，新时代有新的表现。药又好象是人脆弱心理的表现，用药来掩盖人对不舒服的恐惧，人对药有着极其强烈的依赖，人与药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疾病与治疗疾病的关系了，已经上升到一种微妙的心理，哲学，社会的关系，显然研究人为什么要吃药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这个问题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想一想。英文里 Drug ，即是药的意思也是毒品的意思，算是一个寓意很深刻的词汇了。; 个人分类: 医学|130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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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过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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