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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吴国盛:走向西方科学史,走向科学通史
fqng1008 2019-5-8 18:15
一、关于科技史教学 万辅斌 (以下简称“万”) :我们早就想作一个您的专访,前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科技史学术会议上,见到汪前进先生,谈到我们的学报访谈的事,他提醒我们不要总是只做老先生的访谈,也要穿插访谈一些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史家。我觉得前进兄说得很对,这次在上海东华大学由您主持的第二届全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上,您欣然应邀,我们感到很荣幸。我们还是从这次会议谈起吧,这次会议规模比较大,全国各地的博士点、硕士点都来了代表,而且一些开设科技史公选课的院校也有代表参会,您觉得这对我们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有何意义? 吴: 很高兴接受您的访谈。我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用刘钝教授的话讲就是,正在经历一个再建制过程。在我看来,这个“再建制过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学科内容上讲,由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个传统优势领域向世界科技史特别是西方科技史扩展,由专科史向综合史、思想史、社会史扩展;第二,从学科体制上讲,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这个国家队、主力军,向其它机构特别是高等院校渗透和扩展,上世纪末相继建立的上海交大科学史系、中国科大科学史系和内蒙古师大科学史系,以及许多高校争相设立科技史博士点,都反映了这种学科体制的扩展;第三,从学科性质和功能上讲,由一个冷僻专门的边缘专业,向沟通文理的桥梁学科、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关键学科扩展,不仅要成为不可或缺的历史学分支,而且也要为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科技史教学工作对于再建制过程的这三个方面,都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科技史教学可以带动学科内容的扩展。我们目前科技史专业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大多是专科史,而且大多是中国古代的现代西方专科史。他们毕业后如果在高校工作,由于只有少数大学有科学史系,多数人进了某个理科院系,他们开设的课程也往往也是面对本院系学生的专科史,比如在数学系开设数学史,在物理系开设物理学史。我所希望推动的科技史教学工作,是面向全校学生讲授科学史课程。这样的课程最好是科学通史。讲科学通史就必定要突破专科史进入综合史,突破中国古代史进入西方科技史。由于我国科技史专业的学术积累有限,目前的通史教学仍基本停留在专科史的汇集阶段。但是,随着科学通史教学的全面推广和逐步深入,就内在地要求教师们考虑通史的特点,从而迫使他们思考与通史相关联的一些编史学问题。这样,科技史教学工作就会起到对学科内容建设的推动作用。 我们目前在中国科技史学会下面成立的科技史教育专业委员会,将起一种横向交流的作用。由于目前在学会下面设立的专业委员会都是专科史,而且通常是各专业委员会自己开展活动,相互交流较少。有些科技史同行身处同一所学校,但因属于不同的专科史,反而互不相识。长此以往,科技史由专科史向综合史扩展的路子就走不起来。这一次在东华大学召开的全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聚集了全国26家科技史硕(博)士点单位和11家科技史教学单位,召开了科技史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希望以科技史教学为契机,加强各专科史之间的联系。 第二,科技史教学可以带动学科体制的扩展。在高等院校设立博士招生点和科学史系,目前面临不少困难,一个主要的困难是校领导层或决策层对科学史学科是怎么回事、科学史在高等教育中有什么特殊意义,很不了解。凡是在高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过科学史课程的老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学生们无论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非常欢迎这门课,也就是说,这门课程在高等院校实际上很有需求量。如果在全国高校都竞相开设这门课,那么就会极大的扩大科学史这个学科的影响,从而为自己在高校争得地位。我们一直希望在北大建立科学史系,但是由于我们这个学科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除了我本人每年坚持开一次“科学通史”课之外,再也没有其它本科课程相配套,因此要在学科建制上有所突破难度还是比较大。试想,如果你能够在科学史学科方面每年为全校学生开出十门通选课来,那么你为高等教育所做的贡献就很突出了,要求建系的底气就很足了。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还要不断努力。 第三,科技史教学可以激活本学科的功能和活力。很长时间,科技史学科专注于中国古代典籍,被人视为冷僻的、边缘的学科,研究生招生也招不到优质生源。在高校全面开设科技史课程,不仅能够起到刚才讲到的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作用,而且可以扩展本学科的影响,为本学科吸引和培养后备人才。江晓原教授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就是听了我的课之后考到了上海交大科学史系做研究生。北大自己的情况也一样,有了这个课之后,就有更多的北大本科生进入科技史专业做研究生。 二、关于科学通史 万: 您在此次会上谈到了正在编写《科学通史教程》,您是怎样想到要编写这样的一本教材的? 吴: 要广泛深入地在全国高校开展科技史教学特别是科学通史的教学活动,就需要有教科书。教科书可以有两种方式取得,一是直接翻译国外已有的著作,二是中国学者自己编写。 使用现成的西方学者编写的科学史教科书有一个好处是,他们的学科发展比我们早、研究得比我们深入、水平比我们高,但也有两点不如意的地方。一点是西方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专业人员喜欢搞专门领域、专门问题,搞通史的少,特别是,权威的科学史家搞通史的更少。一般由权威科学史家主编的通史著作都是多卷本的,而且由许多术业有专攻的科学史家集体协作而成,不适合做为大学教科书。通常的一卷本科学通史著作反而不是由权威的科学史家所写,比如在我国比较流行的丹皮尔的《科学史》和梅森的《自然科学史》,其实两位作者都不是职业科学史家——丹皮尔是一位作家,梅森是一位化学家——都属于业余创作,而且都太老了。丹皮尔的是49年的版本,梅森的是70年版的,很少体现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科学技术史界的研究成就。最近翻译出版的麦克莱伦三世等人合编的《世界科学技术通史》比较令人满意,一来两位作者都是科学史教授,属于专业人员,二来内容吸收了科学技术史学科最新的研究成就。我多次推荐高校使用,我们北大科技史和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也使用的是这本教科书。尽管有麦克莱伦这样一本比较好的教材,但我仍然要说翻译著作有第二个不如意之处,那就是,它没有充分展示中国人的科技文明以及当代中国人非常感兴趣的许多科技史问题(比如李约瑟问题),当然也不可能照顾到中国读者和学生的阅读习惯。因此,基于这些不如意之处,我们的教科书采用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教材也是有道理的。 由中国人编写的一卷本的科学通史著作其实非常之多,但我认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多数这类著作的作者都不是专业的科学史家,他们或者是一些科普作家,或者是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界的人士,通常没有受过科技史训练,对国际科技史界的研究动态也不了解。第二个问题,无论是多数的科学史普及著作,还是少数由科技史界学者编写的单卷本科技史著作,大多仍然停留在专科史的简单汇集,没有对通史之为通史做深入的思考。比如在科学与技术之间、西方与中国之间如何衔接以及份量比例如何分配等问题,作者们通常并没有充分的意识和反省。第三个问题,跟中国出版的许多教材一样,编排形式上下的功夫不够,没有为教师和学生着想,开列出比如关键概念简释、思考题、带评论的参考书目等项目。正由于存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继续不断探索、写出新的科学通史教材仍然是我们科技史界值得去做的工作。 万: 这本教材将有些什么特色? 吴: 我打算写一部新的科学通史教材已经很多年了。1999年春天我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2000年春就开始面向全校文理科本科生开设“科学通史”课程,以后差不多每年都开一次。为了教学的需要,编写教材的愿望在新世纪初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很惭愧的是,快十年过去了,这本教材还是没有编出来。固然杂事缠身、缺乏一个完整的空余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是一个原因,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我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通史模式。如果这本教材在未来几年写出来了,那么它的基本特色应该是形成了通史模式、具有“通”的特点。这个“通”的特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充分的涵盖性,二是具有内在的融贯性。所谓涵盖性,就是既要包括科学,又要包括技术和医学;既要包括主流的数理实验科学,又要包括目前渐趋边缘化的博物学;既要包含欧洲科技史,又包括中国科技史。所谓融贯性,就是在如此广泛的涵盖性内容里必须有一个内在的线索和结构,也就是要有一个编史纲领贯穿其中,而不能像我们现在经常可以见到的那样,把这些东西简单的拼凑在一起。萨顿说得好,通史既不是比任何分科史更大的学科,也不是比任何国别史更大的学科,它是单独的一个学科,有自己特殊的任务和使命。萨顿把这个任务理解成沟通科学与人文,在文理之间架设桥梁。我把它设想为理解整体的科学。我想,这也是我们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科学通史的目的。 万: 您谈到要有涵盖性,既包括科学又包括技术,又要有融贯性,要求以一种对“科学”的融贯理解作为基础,那么,在您编写的这本教程中,您是怎样定义“科学”的? 吴: 的确,为了打造一个统一的编史纲领,我们就要有一种对“科学”的融贯理解作为基础。许多职业科学史家并不特别在意给出一个科学的定义,这倒不是说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他们把自己的看法具体体现在自己的编史实践中,并没有单独提出来进行分析考察。这种做法通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有可能不自觉地形成对“科学”的不融贯的理解,也就是说,有时使用这样的“科学”标准,有时使用那样的“科学”标准,甚至自己宣称的标准与自己操作的标准完全不一致。比如,有些科学史家主业是做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却强硬的要求按照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学标准来定义科学,这显然就没有在科学标准问题上达成融贯性。 我是做科技哲学出身的,对融贯性问题可能更敏感一些。过去几年来,我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不少讲演,就“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文“科学”一词是个外来词,不是一个本土的词汇,因此思考“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当然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语境中。它译自英文science,跟science的用法一样,主要或首先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社会科学也是科学,但需要加修饰词。相应的德文词Wissenschaft用法与此略有不同,并不特别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一般意义的“知识”,与science的源头词拉丁语的scientio,希腊语的episteme类似。因此,德语思想家经常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当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科学,马克思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称做科学社会主义,胡塞尔把现象学称为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并且把“欧洲科学的危机”等同于欧洲文明的危机时,这里的“科学”就不是我们通常容易想到的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等,而是指合乎理性的知识。大体说来,英语世界使用“科学”一词,更多的指的是近代的自然科学,德语世界使用“科学”一词,更多的指的是希腊-欧洲人特有的理性科学。从这个词源考证可以看出,德语的“科学”即“理性科学”实际代表了自希腊以来的一脉正宗,而英语的“科学”即近代自然科学,虽然是目前最强势最显眼的,但仍然只是理性科学的一种特殊形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科学”就照着希腊-欧洲这一理性主义传统脉络来进行规定,虽然符合这个词的本意,但却会丢失大量的历史内容。首先,希腊理性主义恰恰是中国古文明所非常缺乏的(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以此来规定科学史的叙述框架,则中国古代将乏善可陈。其次,即使对希腊时代而言,理性科学仍然没有涵盖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医学知识传统、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的博物学传统。因此,我提出三种科学传统即希腊以来的理性科学传统、近代以来的实验科学传统以及自远古以来的博物学传统,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这三种传统比例不同。 建立了三种科学传统的概念仍然不够。谈到科学的定义,就不能不涉及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学术界长期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技术是改造世界的,它们之间有明确的区别。我承认这个说法有它的合理之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面对某些科技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试图单纯按照投入产出来对科技研究工作进行统一地量化管理,这样的说法确实能起到抵制的作用。但是,从历史上看、从学理上讲,这个说法比较粗糙。我们必须考虑到科学研究之中高度渗透着技术,特别是近代的实验科学传统,根本离不开仪器、工具、设备等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没有显微镜、望远镜、真空泵、钟表、温度计,就没有近代科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技术之中也高度渗透着科学知识,即使是在技术操作和技术实践层面,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仍然起很大的作用。因此,对于完整全面的理解科学这样的目的而言,科学通史是必须包含技术的。 我们只有同时考虑到科学的三种传统,同时考虑到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密切关联,才能够有一部既有涵盖性又有融贯性的科学通史。 万: 从这个定义出发,您这本通史的编史原则是怎样的? 吴: 科学通史的目标是给出对科学的理解,而理解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因果还原论,一种方式是结构类型论。所谓因果还原论就是寻找历史现象的深层原因,把历史现象通过一种因果映射还原到被认为更易于理解的非历史的东西上去。比如像环境决定论、生物种族决定论都是某种因果还原论。其实说白了,就是把历史还原到自然科学所能理解、所能确证的层面。由于自然科学是目前强势的科学,支配着大多数人的理解模式,所以,相当多的人希望历史学家最终能够给出一个因果还原模式,以解释像为什么中国近代落后、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的理论科学等问题。对他们来说,不还原到自然科学的层面就不能充分的释疑和令人满意。我认为,因果还原论的历史理解模式是可以尝试的,但只有非常有限的意义。除非我们能够把人类活动还原到纯生物学层面,否则历史的大部分意义都无法做因果还原论的理解。正因为此,我相信,越是远古的历史,越有可能给出一个环境决定论的解读,而越是晚近的历史,则越无可能还原到地理环境学和生物行为学层面。除了还原到自然科学层面外,还原到其它单一的历史因素,也只会使历史变得单薄,比如过去比较流行的经济决定论。 所谓结构类型论就是要寻找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结构,找出了类型和结构,我们就相当于为丰富多样的历史现象创造了一种统一的理解模式。这种理解模式不是要把历史的东西还原为非历史的东西,以获得理解,而是在历史的多样性自身中找到统一性。我觉得科学通史的目标是要提出某些科技文明类型,并且在某个科技文明类型之下来展开对科学技术史的叙述。 由于书还没有写出来,研究仍然在进行之中,我无法在这里给出最终的叙事线索和历史分期。大体来说,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社会以来,主要的文明类型只有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科技史不能脱离这个大的框架。在农业文明中,要同时关注与衣食住行有关的基本生活技术,和与奢侈品生产以及兵器生产有关的技术。在工业文明中,同样不可回避科学与技术的密切关联。我们必须承认,在农业文明的几千年中,技术是汪洋,而发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只是孤岛。 三、关于西方科学思想史 万: 您对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是有特殊贡献的,您的早期代表作《科学的历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还是很多学校科技史专业的教材和研究生考试的参考书目,您能谈谈当年写作此书的初衷吗? 吴: 提到这本书我很惭愧、很不安,它的水平不高,却为我带来了许多荣誉。说起来都已经17年了,那是1992年的夏天,湖南科技出版社约我组织几个人共同为青少年编一本类似于《上下五千年》那样的科技史普及读物。我当时对合作编书兴趣不大,想一个人试试。出版社的领导很重视也很开明,在看了我试写的绪论之后就决定由我一个人来写。我大概写了一年多,94年初交了稿。后期制作拖了一些时间,95年底正式出版。 虽然本书并没有按照出版社开始的要求写成某种“五千年史话”,而是力图写出一部内在贯通的科学技术史,一部兼顾了社会文化背景的科技通史,但从今天的眼光看,仍然属于我在前面指出的那类通史:它基本上是各种专科史的汇集,对国际科技史界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而且,它一开始就没有想写成、事实上也没有写成一部科技史专业的教材。由于湖南科技出版社运作有方,打开了销路,此书取得了一些社会影响。这只能说明中国的读书界实际上非常欢迎科技史读物,而我们的科技史界目前还不能满足读者们的需要。这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现象,对我们的科技史界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万: 不管怎么说,《科学的历程》还是确立了你在中国科技史学科中的地位。 吴: 带来了不少荣誉,包括在2004年的中国科技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上被选为副理事长。不过也确实可以说,是《科学的历程》将我推上了科技史的学术道路:它受到读者的欢迎,并且得到学界的认可,反而迫使我继续对自己进行科技史方面的专业化训练。 我硕士读的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论文写的是现代宇宙学中的哲学问题;博士读的是外国哲学专业,论文写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思考;加之一直在哲学界工作,与科技史界是有距离的。但是,从硕士研究生开始,我们走的就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同时双修的路子。我自己也一直深深地意识到,缺乏历史深度的单纯概念辨析是行之不远的。我们身处科技哲学圈子但又乐于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喜欢引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话:“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虽然说,职业科学史家往往并不买第二句话的账,但对我而言,第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从8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把主要精力用在西方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中。 万: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在西方科学思想史方面做的工作? 吴: 首先是翻译介绍。那个时候,由于我国科技史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古代科技史领域,介绍和研究西方科技史还没有提上日程,而关注科技史的自然辩证法界人士对西方科技史的介绍也非常有限而且片面。科学社会史因为接近马克思主义,故而有不少译介,而科学思想史,由于自称idealism(观念论),这个词又通常译成“唯心主义”,结果,令人吃惊的是,以柯瓦雷为代表的科学思想史学派的作品一个字也没有译过来,连柯瓦雷的名字都闻所未闻。实际上,这个学派是20世纪最有创造力、成就和影响最大的科学史编史纲领,产出了最多最优秀的作品。 由于缺乏翻译介绍,学术界对西方科学史的研究状况了解不多。比如“科学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cience)这个词,在西方科学史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是与“科学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Science)相对的两种不同的编史纲领,国内学界不大知道这个情况,有人甚至按照中文理解,把科学思想史分成内史和外史,把社会史纳入科学思想外史。针对这种情况,我主持编译了一本《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首次向国内学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科学史学科和理论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第一次介绍了思想史学派的领袖、俄裔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的思想。 从这个单卷本的译文集开始,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在促成科学思想史学派作品的译介活动。从2003年开始,我在北大出版社主编了一套“北大科技哲学丛书”(后来更名为“北大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这个丛书收录出版了库恩的《哥白尼革命》(吴国盛等译)、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柯瓦雷的《牛顿研究》(张卜天译)、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和伯特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徐向东译)。最近我的学生张卜天博士正在实施一个更加庞大的翻译计划,他将在湖南科技出版社的支持下,以每年数种的速度翻译出版西方科学思想史著作。 万: 除了翻译和引介之外,在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吴: 一开始,我的兴趣主要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历史,包括自然概念史、宇宙论思想史、空间概念史、时间观念史。写了一些论文,翻译了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出版了《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和《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两部研究性著作。 现在回头来看,虽说当时有开创意义,但由于学术积累不够,这些研究工作仍有待深入。如果说敝帚自珍的话,那我很愿意讲一讲《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这本书。这虽然是一本小书,并且由于问题比较专门,科技史界知道的不多,但我觉得在我所有的思想史工作中可能是最有意义的。这是一本文献考证型的观念史著作,主要澄清了一个问题,即希腊人并没有近代意义上被背景化和几何化的“空间”(space)概念,他们的topos应译成“处所”(place)而不是“空间”;早期原子论者的虚空(kenon)应该理解成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空隙(diastema),将这个词译成“体积”是错误的;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只有几何图形的概念尚无几何空间的概念。这些概念澄清对于理解柯瓦雷所谓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近代科学革命是非常关键的。 进入新世纪,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收缩到近代早期的科学思想史,首先计划做“哥白尼革命”。目前发表了几篇论文,还很不深入。我们的欠账太多,土壤太薄,只能一步步来。哥白尼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科学史人物,但是多年来科学史研究的欠缺以及科学传播的脸谱化、意识形态化,使得围绕着他产生了一大堆误解。我提出他的巨著应该译成“天球运行论”而不能译成“天体运行论”,没有得到科学史同行的响应,更不要说科学界和科学传播界。我提出他的著作中的一个关键单词equant应该译成“偏心匀速点”,也没有得到科学史同行和翻译界的响应或者质疑。 万: 你这些年在多个场合大力提倡中国科技史学科要走向西方科技史研究,您能否谈谈您的考虑? 吴: 我在07年科学史所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曾经讲过这个问题,现照录一段: 过去50年来,在中国,一说到“科学技术史”研究,指的往往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但同行们都会承认,即使你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你都有必要学习西方科技史。反之则不然:如果你是搞西方科技史的,则不一定要学习中国古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是,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今天搞的科学都是西方的科学,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视中国古代科技史,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搞来自西方的科学造成的。西方的科学实际上是我们的潜在参照系,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搞中国古代,或者是为了顺从,或者是为了对抗,或者是为了补充,总之,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是把西方科学作为参考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西方科学,已经被现代中国人接受为“现代”的普遍标准,也就是说,西方科学不只是西方人的事情,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事情。不了解西方科学,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构成本质和“现代”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就此而言,研究西方科学史,不只是在研究“他们”的东西,也是在研究“我们”的东西。 万: 在推动西方科技史研究方面,有些什么打算和计划? 吴: 在走向西方科技史研究方面,可以有两个路线。一个路线是从研究19、20世纪入手,一个路线是从研究近代早期入手。从19、20世纪入手,实际上就是从专科史入手,这个符合我们现有的学科布局,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科学史所的近现代研究走的就是这个路子。我本人倾向于优先选择第二个路线,原因是近代早期是西方科学史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取得成就最大的研究领域。这个所谓的“科学革命”时期,吸引了西方科学史界一批最杰出的科学史家,围绕这个时期,构建了几大最有影响力的编史纲领,产出了一批经典研究著作。因此,从研究西方近代早期开始,可以学到更多,可以直接进入前沿。当然,两个路线可以齐头并进。 我自己的计划包含个人研究和学生培养两个方面。个人研究仍然想指向哥白尼革命,做一个比较详尽的综合工作。学生培养方面,实际上从1999年回到北大之后,我就把“科学思想史“作为我招收博士生的两大方向之一。目前这个方向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有《钱伯斯与前达尔文进化思想研究》(杨海燕)、《海森堡事件及其背景研究》(邬波涛)、《亨利·摩尔的自然哲学》(田径)、《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的运动学初探》(张卜天)。近几年,我们的主攻方向逐渐向西方近代早期以及中世纪和古典希腊收缩。我们目前还在做另一件比较大的翻译工作,那就是负责正在陆续出版的8卷本《剑桥科学史》(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前三卷(古代卷、中世纪卷、近代早期卷)的翻译。这三卷正好是我们计划中的主攻方向。 【本文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2期,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 延伸阅读 开篇词:通过历史走向未来 吴国盛:五千年的历程 吴国盛:哈佛科学仪器历史收藏馆 吴国盛:劳伦斯科学厅采风 吴国盛: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东方四大古老文明之“ 埃及” 篇 吴国盛: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东方四大古老文明之“ 美索不达米亚” 篇 吴国盛:神秘的国度— 东方四大古老文明之“ 印度” 篇 吴国盛: 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 东方四大古老文明之“ 中国” 篇 吴国盛:百年科技的历史回顾与哲学反思(上) 吴国盛:百年科技的历史回顾与哲学反思(下) 吴国盛:当代中国的科学主义 吴国盛:希腊奇迹与科学精神的起源(上) 吴国盛:希腊奇迹与科学精神的起源(下) 吴国盛:我们追不上乌龟?—— 芝诺悖论今昔谈 吴国盛 | 弘扬科学精神 吴国盛 | 阿基米德的故事 吴国盛 | 为什么还没有一部中国古代科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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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餐桌上的变化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热度 9 fdc1947 2018-3-28 08:16
从餐桌上的变化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纪念全国科学大会40周年 在40年前的阳春三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发出了这样振奋人心的声音:“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到来了。 ” 那时候,中国人民刚刚从“史无前例”的历史灾难中间走出来,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很好地解放,人们的头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两个凡是”所束缚。但是,在小平同志的决策下,在教育和科学的领域,人们首先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在那1978年的春天,高考已经恢复,77届大学生刚刚入校,恢复招收研究生的考试即将举行,而全国科学大会也正在顺利召开。 40 年之后,再来看那个春天,真正是春光明媚,人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年龄“减去10岁”,以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更是充满着期盼,“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不仅在口头上,更是在心眼里,希望科学技术能够给中国的奋起插上翅膀。 40 年了,看看我们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民以食为天,我们不妨从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开始,看看我们的饭桌上,40年前后的天地之别。 40 年前的三月份,我们吃什么菜?那些年,我先后生活在辽宁、内蒙古、吉林和山东,30多岁年龄,刚刚有小孩,对于食物的缺乏当然是最有切身体会的事情。阳春三月,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只有秋天储存在那里吃了一个冬天、快要腐烂或者已经腐烂了一半的大白菜,或者曾经冻过、或已经“糠”了大萝卜,也许还有一点儿土豆(马铃薯),大缸底层或许还有几棵酸菜,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温度的上升,酸菜也越来越酸、并开始腐烂(插一句,酸菜最喜油脂,而那时候最缺油脂)。三月份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新鲜蔬菜。“自由市场”上或许有秋天贮存下来的西红柿,每斤约5元,这样的价格差不多接近于一位大学毕业生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或者大多数工人月工资的八分之一)。我听山东大学的一位女教师对另一位女教师说,不到人快要不行了,谁舍得去买它。 大多数城市的居民,在供应较好的时候,每个月大概能够得到一斤肉、一斤鱼、一斤鸡蛋的票证。 那时候的主食,一年四季倒并没有什么差别,城市居民都有定量供应,北方的大多数城市有部分粗粮(主要是玉米面)。辽宁和吉林主要是玉米面,小麦粉和大米都很少。河北省的城市,面粉的供应较多,但是有人仍然用面粉换玉米面吃,原因很简单,交换得到的玉米面数量较多,而本来的定量不够吃。现在的年轻人会感叹那时候人们的胃口似乎比现在大得多,一天一斤粮食还不够,现在国家才推荐一天吃250~400克粮食类食物。殊不知那时候鱼肉蛋都严重不足,几乎没有奶类,食用油每月才250克,人们生存所需要的能量只能主要依靠这些粮食。上面所说的还是基本上能够保证供应的城市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更要糟糕,北方的大多数农民那时候能够有玉米吃就很不错了。那时候人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候能够放开肚皮吃饱饭,不再挨饿。 如今,同样是阳春三月,市场上几乎什么蔬菜都有,从各种叶菜到各种果实,价格一般也都并不很贵,要到菜市场去分辨现在是哪一个季节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的一年四季,没有什么人再为没有新鲜蔬菜而发愁。对于过去较为缺乏的鸡鸭鱼肉蛋和油脂,现在往往注意的是销售不出去而降价。更不要说粮食了,人们更是怕“谷贱伤农”。对于市场上铺天盖地的各种食物,人们纷纷相互告诫的是不要吃得太多了,不要发胖。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在的人吃得很胖的往往被认为是经济条件不太好或文化素质不高的标志(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因过去的贫穷而现在习惯性地贪吃)。 看到40年前后我们在食物方面的对比,追究其原因,当然,第一位的必定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它打破了原先束缚人们的生产关系,使得人们可以为自己的好生活努力工作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 除了这个解放了生产力的第一位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小平同志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在40年前后对比中可以得到最好的验证。 还是拿饭桌上的蔬菜来说,要在三月份吃上新鲜的蔬菜,对于广大的北方地区,没有温室大棚恐怕想都不要想。即使是在比较温暖的山东,露地的蔬菜恐怕也只有“羊角葱”,也就是去年的大葱在较为温暖的地方,发出两根像羊角那样的绿色叶子。那时候,能够有资格拿来蘸酱生食也只有农民自己,因为那东西实在太少了。现在的蔬菜,之所以在寒冷的北方冬季也能够生产,都是依靠温室大棚。而塑料(聚乙烯薄膜)是温室大棚的首要材料,当然,在温室大棚里种植蔬菜,农药、除草剂、化肥都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都是化学工业的产品。另外,要有好的品种、好的种子,现在我们餐桌上的蔬菜,即使名称和样子与过去的相似,品质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这些则是农业科技人员的功劳。 我想,现在有些人很“憎恨化学”(那一年央视还播放过“我们恨化学”的广告,至今它也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也很不喜欢种子公司。可是,他们(她们)对于春天新鲜蔬菜的喜欢绝不比任何人差。如果真正不喜欢化学品,不喜欢塑料、不喜欢农药和化肥,不喜欢种子公司,我想,这时候能够吃的真的只是烂白菜、糠萝卜和发了芽的土豆。 现在,我们不但能够吃到本地的蔬菜,天南海北那里的蔬菜都可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绝大多数新鲜蔬菜保持新鲜的日子并不多,要使得天南海北的蔬菜都能够互通,能够及时运输到,这就需要有发达的交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涵洞的开凿、桥梁的架建,大量高速运输车辆的建造,都是需要所谓“高科技”的支持。40多年以前,我参加过山区的铁路建设,打眼放炮、人工出渣,都是人海战术,费了很大的力量,进展却很慢。改革开放以后,交通运输能够这样快速发展,技术的改进、先进技术和机械的引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即使有了快捷的交通,像新鲜蔬菜的运输过程中,保鲜技术仍然是必须的,没有这些保鲜的手段,大规模的新鲜蔬菜运输还是困难的。保鲜,有的需要低温,有的需要用化学药物处理一下。这些,都是科学技术的功劳。网上的“朋友圈”里,曾经疯传过把蒜薹放在“白色液体”下泡一下,认为又是什么违规的行为,其实这是在蒜薹冷藏前的化学处理,抑制霉菌生长,是合乎国家规定、对人体无害的。 又如水果表面的涂蜡,也是一种保鲜的手段。又像水果的催熟,需要用乙烯利的药物。这些都是为了保证远离水果产地的人们能够吃到新鲜水果所必须的技术手段。没有这些技术,人们很难像今天这样吃到远方的水果,也不能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这些水果。 又像超市出售的许多产品,中间都有食品添加剂,有抑制霉菌的、抗氧化的等等,没有这些食品添加剂,就没有食品工业。有人害怕这些食品添加剂,误会它们会对人造成伤害,其实,没有食品添加剂,食品就容易变质(有些变质在人们的肉眼没有见到或气味没有变坏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们食用后反而会引起很多种疾病例如癌症。现在,国家对于食品生产的管控,也卓见成效,而不像过去那样,有的吃就是好的,不管是否容易致病。也正因为如今,现在很大程度的防止了“病从口入”,使得人们的寿命得以大大地延长。 总而言之,40年前后我们餐桌上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事实验证了40年前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当然,任何时候都有贪图不正当利益的家伙,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他们会千方百计钻空子,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管理方面稍一疏忽懒惰(而这样的事情往往有),他们就可以得逞。而如今的通讯技术往往能够把坏事在瞬间传遍天下。于是,有人就以为这样事情到处都是。更有人以为这都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 40 年来,人们的思想开放得多了,在科学思想在传播的同时,一些反科学的思想,也在我国肆意泛滥。 一方面,各种迷信思想沉渣泛起,一些人把过去几千年间传统落后迷信的那些东西从中外的历史阴沟里翻出来,到处骗人骗钱。他们仇恨和害怕科学这个照妖镜,因而到处诋毁科学。他们反对现代生物学、反对现代医学、反对现代科学技术。 另一方面,有人只看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负面的现象,他们抓住一些枝杈的东西不放,把这些负面现象都归结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从而把科学主义、科学控之类的帽子到处乱套。以至于一提起科学,马上有人就会祭起“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这个“法宝”,乱打一起。而实际上,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能够使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也才能使得大多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加以改善。 我们也应当看到,与这些反科学思想的斗争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国的多年教育方面的失误使得许多科技人员的知识面相对狭窄,对于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了解不够。许多问题涉及到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进行正确的解释并不容易。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大多只习惯于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缺乏争辩和斗争的经历。而煽动民粹情绪,胡搅蛮缠、人身攻击等等恶劣手段又使大多数忙于科学研究还要应付各种所谓考核的中国科学家们大都不愿意出头露面来反击这些反科学的言论。一方面,是不惜一切使用各种手段的反科学阵营,另一方面,是手握真理却被束缚住的缩手缩脚的科学家。这就是当前存在的情况。 这种情况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但是,科学工作者手里毕竟掌握着真理,全人类的科学思想是他们的思想宝库,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者是他们的坚强后盾。只要他们站出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必定能够更好地传播科学思想,消除反科学的思想和行为带来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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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远:文同之自然观与科技事物写意(科学思想史系列)
kexuechuanbo 2017-1-20 21:53
姚远.文同之自然观与科技事物写意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科技史与科技传播研究),2016,31(6):1-10. 文同之自然观与科技事物写意_姚远.pdf 摘要: 力图还原北宋文同自然观形成的渊源和科学技术素养与其画风、文风的关联。文同三问神之不悯不职和疑神何不若向时之速验,强烈谴责其放纵旱魃,置生民于不顾,形成其总体上以对神怀疑、质疑、质问和谴责为主的自然观;他以秦蜀等地的自然造化为师,将客观自然的景与物和主观的情与志高度融合,汇通于儒释道和崇尚道法自然之间而至最高境界;他既问太虚求所止问无为最深旨,从而形成其师于道家自然主义的一些核心自然观念,又不为道家的无为遁世所囿,汲取道家自然观为其诗文书画的精髓。他对数学、天文历算、地理等科技事物的记述,反映了其文理融通的学养,并奠定其诗画成就的必备知识基础和知识获取的独特途径。 更多 还原 基金: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7000003); 关键词: 文同; 自然观; 道法自然; 科学技术事物; 陕西地方科技史; 分类号:I206.2 欢迎阅读全文: 文同之自然观与科技事物写意_姚远.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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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啸硕士:《留美学生季报》及其科教思想的传播
kexuechuanbo 2016-5-31 07:46
《留美学生季报》及其科教思想的传播 邮箱接收全文 【作 者】 陈啸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 姚远 【学位年度】2013 【摘 要】《留美学生季报》作为留美学生会的会刊,是留美学生传播科教思想的重要阵地,而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力图透过它找出科教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新线索。文章主要通过对其编辑出版概况和内容进行分析,归纳与深化其中的观念,以季报中所介绍的两种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经”,以同时期其他期刊为“纬”,在比较中探讨《季报》在两种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所处地位。在传播科学救国思想的过程中,《留美学生季报》强调中国科学因“嗣响无人,遂成陈迹”,故无从发展,为中国贫弱之症结;强调科学乃富民强国之利器,与人生、与人之价值、与救国有着密切联系;提出以科学促进兵工农林水利的发展,“以工商业为之辅”,并建立科学的学界,将教育视为救国的重要手段,这是实现科学救国的3个主要途径。而其在传播科学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介绍了“教育之鹄的科学教育”;指出“科学教育者有干有枝”,实现的途径有“学校之所教授,家庭之所训习”;提出“学会为人才养成之所”、“学术制造之场所”和“民智之促进团”;告知“科学之方法”及“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另外,《留美学生季报》中有关留学教育的内容是其一大特色,其专门设有留学生记事栏目,主要登载留美学生会的活动,以及留学界的要闻。《留美学生季报》是五四运动前后引进西方科学救国和科学教育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期刊之一,也是以关注留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标志性刊物。它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扩大发行量,并与《留美学生月报》从国内国外两个渠道,中英双语共同传播的方式扩大影响力。另外,科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留美学生季报》起到了先导性作用。它为酝酿五四运动前夕民主与科学的氛围做出了积极贡献,并比《科学》更早地系统介绍了科教思想。它与《科学》堪称姊妹刊,并与《新青年》、《学艺》形成了美国、中国本土、日本对于传播科教思想的犄角之势。 隐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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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涛,姚璐:基于《播音教育月刊》的中国早期科学思想与方法传播
kexuechuanbo 2016-4-12 17:28
引用格式:战涛,姚远.基于《播音教育月刊》的中国早期科学思想与方法传播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44(4):682-687 基于_播音教育月刊_的中国早期科学思想与方法传播_战涛.caj 基于《播音教育月刊》的中国早期科学思想与方法传播 推荐 CAJ下载 PDF下载 CAJViewer下载 不支持迅雷等下载工具。 免费订阅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 编辑部邮箱, 2014年04期 【作者】 战涛 ; 姚璐 ; 【Author】 ZHAN Tao;YAO Lu;Mingde College,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Institute of Edi-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Northwest University; 【机构】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 西北大学编辑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所 ; 【摘要】 《播音教育月刊》传播的科学思想,主要有求知、实验、效忠和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提出忽略科学之本体以及读经式的科学教育是中国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传播的科学方法,主要有怀疑、征实与假设求证的方法,并界定了物质科学、数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复以数学和农业科学为例提出不同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认为只有把西方新的先进科学方法嫁接到中国传统的经验方法上,中国科学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更多 还原 【关键词】 《播音教育月刊》(1936—1937) ; 传播学 ; 科学思想 ; 科学方法 ; 【文内图片】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2BXW010) 【所属期刊栏目】 科学技术史与科学传播 (2014年04期) 欢迎阅读全文: 基于_播音教育月刊_的中国早期科学思想与方法传播_战涛.c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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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求实品格
benlion 2016-1-29 05:50
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第一要义就是公正、客观和求实,还不是在学术界搞政治和派系。刚正不阿,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品质。机遇均等,则是现代文明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准则。 尤其,不能把宗教、政治与科学混淆在一起,从而误导和愚弄大众。把科幻电影等同于科学推理与想象,也在原则上就错了。 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和合理的政策,必然是对整体社会和大众有利,必然是带动或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以及生活品质的提高。 古代中国是“儒释道”3家分立的社会机制,社会又依据相同的伦理规范运行,近现代西方则是“政教商分离”的社会机制,社会又依据同一个法治模式运行,而当今社会,却更多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复杂交错的利益链关系。 古代中国是工程范式、手工业技术和艺术的经济模式,现代西方是科学范式、艺术设计与工业制造的经济模式,而当代更多的是购仪器设备和复制资讯,知识传播与技术扩散的国际化分工经济模式。 而创新型和资本输出社会,在国际化教育、科学、文化和经济上,处于优势的财富集聚和政治的军事实力。 - (01/29/2016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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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旸硕士论文:《浙江潮》与其科教传播研究
kexuechuanbo 2014-12-4 15:13
《浙江潮》与其科教传播研究 ——一份置身于廿世纪世界潮头的留学生期刊 分页下载 分章下载 整本下载 在线阅读 CAJViewer下载 不支持迅雷等下载工具。 免费订阅 RenderYbylHtml(); 【作者】 吕旸 ; 【导师】 姚远; 【作者基本信息】 西北大学 , 传播学, 2014, 硕士 【副题名】一份置身于廿世纪世界潮头的留学生期刊 【摘要】 本文基于对晚清留日学生期刊《浙江潮》(第1-10期),从留学生期刊史、新闻事业史、科学传播史角度入手,以期刊的办刊环境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刊物的编辑出版情况、传播策略、传播内容。重点研究刊物的地方新闻、外国新闻、留学生新闻和科技新闻,教育思想以及自然科技知识与科学思想的传播。《浙江潮》创刊于1903年,由中国浙江籍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是一份文理综合性月刊。刊物以“着眼于全体人民之利益”与“输入文明”为己任,通过社论等特别栏目和文体形式激烈抨击封建制度,同时积极传播其他各学科知识,比如其《民族主义论》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三十年来制造派”,“十年来之变法派”,“五年来之自由民权派”皆“未至闻其发达”,“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中国乃真亡矣”。其“各国近事”一栏刊载的新闻消息,按内容分为地方新闻、外国新闻和留学生新闻、科技新闻四类,所载地方新闻分为两种,一是本国发生的政治、社会新闻,另一类是外国或外国人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新闻。其外国新闻报道涉及美国、英国、日本、俄国、德国、法国、土耳其、朝鲜、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非洲东部约10个国家,地域分布范围含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 更多 还原 AbstractFilter('ChDivSummary','ChDivSummaryMore','ChDivSummaryReset'); 【关键词】 《浙江潮》 ; 浙江同乡会 ; 留日学生 ; 教育思想 ; 科学思想 ; 【文内图片】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 【网络出版投稿人】 西北大学 【分类号】G239.29 【下载频次】8 攻读期成果 欢迎阅读全文 _浙江潮_与其科教传播研究_吕旸.caj.c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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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济先生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研究
热度 1 afengxu 2014-10-27 09:55
最近,详细阅读了周济的著作《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研究》。受益很大。 书中提出了十一 种科学思想:宇宙思想、生命思想 、信息思想、 系统思想 、协同思想、 进化思想 、对称思想 、循环思想 、有机思想 、分类思想 、实验思想 。 哪位知道周先生的网站,烦告之。 科学思想到底有多少种? 科学思想是不是已经进入哲学范畴了? 这些科学思想之间有没有层次的差别? 欢迎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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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黄宗羲与他的科学思想
热度 10 yangguoxue 2014-7-18 09:16
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兰菲最早提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关联的元素的集。”即是说,系统是其要素及其组织的集合或整体,其功能则不仅由其组成要素而且由其组织所决定。事实上,精神的人也是一个系统,其整体功能也是由其组成要素及其结构决定的。当然,这个系统也可能是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开放和自组织系统。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精神的人这一系统中,科学这一要素及其与系统中其它要素的关系对系统的整体功能人的塑造起着越来越大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三百多年前的著名启蒙学者黄宗羲与科学的关系及其影响,即足以对上述观点作一形象生动的注脚。 一、黄宗羲倡导并躬治科学之原因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身前与孙奇逢、李颙齐名,“所称三大儒者”,“维时三峰鼎立,宇内景从,无所轩轾于其间。然身世之迍邅,著述之宏富,声气之应求,公视孙、李有加焉”。其身后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并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黄宗羲不仅集史学家、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及科学家于一身,而且开创、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黄宗羲及其清代浙东学派对科学用力最勤,其经史之学特别是史学成就也最为辉煌,同时,其对实学倡导最力,最具实证的理性精神,推科学之功甚伟。   分析起来,黄宗羲倡导并躬治科学的原因大致有三:“经世致用”理念、“通天地人”的儒家人格理想以及“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的会通以求超胜的民族抱负。   (一)“经世致用”之理念与黄宗羲的科学观   “经世致用”是明清之际有识之士对宋明理学空谈性理而误国误世的反省并应和于西学东渐“质测”求证之风而发出的时代强音。对此,梁启超曾有精辟之评说。   黄父之门人徐石麒在黄宗羲18岁时就曾告诫他说:“学不可杂,杂则无成,无亦将兵、农、礼、乐以至天时、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庙谟、裨掌故者,随其性之所近,并当一路,以为用世张本。”关于这段教诲,黄宗羲后来多有忆及,并深有感触地引苏轼与秦观的典故喻云:“此犹苏子瞻教秦太虚多著实用之书之意也。”   兵、农、天时、地理和物理等皆属“经世致用”之务,故黄宗羲年轻时花了近十年功夫钻研科学,甚至到了“屏穷壑,双瀑当窗,夜半猿啼长哮,布算簌簌,自叹真为痴绝”的地步。期间,黄宗羲贯融了中西诸历之理,为南明监国鲁王政权编制了《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以及《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同时,开始着手地学材料的收集,并对雁荡山与四明山进行了考察,以作为将来遍游天下名山的实习与发端。后来,他始终没有间断过科学研究,如对庐山的考察、《今水经》的写作等。   科学技术有利于国计民生,所以黄宗羲大力倡导:“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这正是其“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不仅如此,黄宗羲还首开有清一代学校讲习科学之风。特别是从康熙二年至十九年,黄宗羲先后在石门、海昌、绍兴、甬上及余姚设馆讲学。其盛况,据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讲:“已而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讲述的内容,除经史、文学以外,还有科学。万经《寒村七十寿序》载:“维时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摩厉,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受黄宗羲的影响,清代浙东学派内不仅出现了像黄百家、陈訏、陈佶和陈世仁这样治科学有声的大家,而且,即以经史闻名的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等人,也有非凡的科学素养和造诣,甚至清后期黄宗羲七世孙黄炳垕的研治天算也多受乃祖《西历假如》等书的影响。   (二)“通天地人”的儒家人格理想与黄宗羲的科学观    姜希辙在为黄宗羲《历学假如》作序时云:“扬子云曰:‘通天地人曰儒。'后之儒者惩玩物丧志之害,于是孤守此心,一切开物成务之学面墙不理,此吾夫子所谓小人儒也。” 又云:“即如律历一家,三代以来,儒者鲜有不通其说,至宋而失其传。……余友黄梨洲先生,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精于性命之学。与余裁量诸儒宗旨,彻其堂奥。……尝入万山之中,茅舍独处,古松流水,布算簌簌,网络天地。其发明历学十余种,间以示余。”   西汉扬雄“通天地人者曰儒”之论正是黄宗羲与姜希辙所裁量的“诸儒宗旨”,即儒家的人格理想。对此,黄宗羲多有论及。譬如:“通天地人曰儒者,必非侥幸富贵之徒也。”“夫律历,固儒者之能事。”“儒者之学,经纬天地。”不仅如此,黄宗羲还以此标准去考量古人:“有宋名臣,多不识历法。朱子与蔡季通极喜数学,乃其所言者,影响之理,不可施之实用。康节作《皇极书》,死板排定,亦是纬书末流。只有一沈括,号为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为卫朴所欺。”同时,他为天地之学久而不传忧虑万分,曾大声疾呼:“呜呼!此特六艺中一事,先王之道,其久而不归者,复何限哉?”   “通天地人”的儒家人格理想,在黄宗羲关于其一生成就的自我评价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东晋的虞喜虽然博学多才,但足以流芳千古者,惟天文学上岁差之发现而已。黄宗羲自比虞喜,不仅以“通天地人”的虞喜为理想的儒者,而且也为自己完成了“通天地人”的伟业而无愧无憾。以上姜希辙“余友黄梨洲先生,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的评价可谓是知人之论。   (三)“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的片面看法与黄宗羲的科学观   黄宗羲是“西学中源说”的主要倡始者之一。早在1679年前后的《叙陈言扬句股述》中,他就明确表述道:“句股之学,其精为容圆、测圆、割圆,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珠失深渊,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   通过对中西数学的比较研究,黄宗羲认为,西方的矩度、八线、三角不外是对中国古代句股算术的改造而已,即“珠失深渊,罔象得之”。尽管他提倡并推崇西学,但就根本来说,黄宗羲还是倾向于中学,并期望通过“西学中源说”来激发国民的爱国激情,力争在会通中以求超胜——即方以智等“借泰西为郯子”之谓。应该说,“会通以求超胜”表面上看似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梅文鼎等人关于中西学术的见解,而实际上则是明遗民的民族精神及复兴希望之所寓。   既然“西学中源”,那么,我们就不该妄自菲薄,为宏扬民族文化,就必须中西会通,以最终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可以说,“西学中源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黄宗羲关于西洋、回回二历的研究,而且还是其大力倡导、讲授、表彰以普及西学的动因之一。盖如此,钱宝琮遂谓黄宗羲“实开浙人研治西洋天算之风气”。 梁启超也称:“其言虽不脱自大之习,然唤起国人之自觉心亦不少。” 认为“西学中源”,就难免对西学理解的偏激与片面(实际也是如此)。但不得不承认,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民族主义的影响也不见得都是坏的。 二、科学对黄宗羲思想和学问的影响   科学精神和造诣对黄宗羲的思想和学问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哲学上,黄宗羲坚持科学实证的世界观,对朱熹颠倒理、气关系的说法予以批评。他的高深的天文历算造诣是其决定论倾向的认识源泉之一。对王守仁所谓的“致良知”,他以科学实践主义的新诠解说“致”字即是“行”字,很有点近代实验哲学的意味。他经验性的描述了河图洛书的起源,并给出解《易》的三原则,认为五行说只是一种配伍的符号体系。他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对各种自然、社会现象进行求故明理,从而使黄宗羲的哲学具有理性实证、启蒙批判的鲜明特征。   史学上,黄宗羲以历算推证方法对武王伐纣年代进行了推证,并以此为据编撰了《历代甲子考》。他推求了孔子生辰的年月日,并对周正建子、周历改月进行了论证。他对南宋谢翱《西台恸哭记》的有关方位予以了推证。科学使黄宗羲的史学建立在实证和考据的坚实基础上。   经学上,黄宗羲通过辨证《春秋》日食记录批驳了沈括所推崇的卫朴之谬,以推日食等历算方法证《古文尚书》之伪,以西方天文学的本均轮系统辨证历家“日高于月”之说。他以扎实的乐律修养详注了蔡元定的乐律学,辨驳了朱熹关于《孟子》“金声玉振”一义的诠注。他以敏锐的数学洞察力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数学错误,剖析了明代算盘和《数术记遗》算器的区别,阐发了对古深衣的形制、尺寸等的新论,并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尽的数学阐释。基于理论和实践的深厚地学知识,他对《水经注》进行了详尽的正误,以科学的理性精神批驳了分野说的荒诞。科学赋予黄宗羲的经学以求实和辨正的色彩,而不再是权威论理的枯燥脚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经也是史。   文学上,科学精神的求实性和开创性反映为黄宗羲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的贵独创、重内容及真情。科学使黄宗羲的文学成为“载道”和“寓情”的“经世致用”的有力武器。   黄宗羲是“知行合一”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力倡经世致用,因抗清而九死一生,后又反思历代兴替,主张社会革命。经世致用,贯穿到其思想的方方面面,融会在其学问的每个角落。他主张经世之学,提倡天文历算等实学研究,苦用十年之功,通融中西诸历,并广为应用、弘扬和传播,实开浙人研治天算之风气。他大力揭斥封建迷信邪说,身体力行,遗嘱死后仅置石床,不用棺椁,其余世俗流弊,一概扫除。他反对成说和权威,敢于反抗时代潮流,大力批判程朱理学,修正阳明心学。   在此仅举三例以具体说明科学对黄宗羲思想和学问的影响。   其一,认识的有限性、无限性及破除成说和权威的作用。黄宗羲《孟子师说·题辞》说:   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四子之义,平易近人,非难知难尽也。学其学者,讵止千万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沉于大泽,既不能当身理会、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精思其故,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也。   这里,从求治儒家经文的角度,黄宗羲谈到了认识真理的有限性或相对性与无限性或绝对性的辩证统一,同时还认识到破除成说与权威在认识真理中的关键作用,即:成说在前,“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此外,关于陈言之务破,黄宗羲在《获麟赋》中针对获麟是祥还是不祥的纷争指出:“或者不推物理之自然,而惟陈言之是循,则祥、不祥之辩徒为瞽说之纷纭也。”表现出一种极强的科学理性精神。   其二,天文历算与《古文尚书》真伪辨证。《古文尚书》乃东晋梅赜所献,千年来一直被儒家奉为经典。但经过清初黄宗羲、阎若璩等人的考据,一举证明是伪作,其对中国思想界的震撼几乎立即为人所理解,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在《答万充宗质疑书》中,黄宗羲以推日食等历算方法证实《古文尚书》乃是一本伪书。即通过与《国语》对照,黄宗羲得出《古文尚书·汤诰》实“误袭周制以为《汤诰》”。接着,“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是春秋日食记录之一,近人关立行、关立言等谓“此条误记,应为十月”。然西人FredEspenak的推算数据显示,不仅此条记录完全正确,而且此后该年之内也再无日食发生。由此可知,黄宗羲的推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深刻启发、影响了阎若璩的工作。   其三,以天文历算辩驳卫朴之谬。沈括《梦溪笔谈·技艺》载:“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对于沈括的这一记载,自北宋至清初,未有一人进行过怀疑。独黄宗羲出而著《春秋日食历》一书,对此进行驳难,其中以西汉三统历推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有闰是问题的关键。此外,还有比月频食之不可能问题。对此,黄宗羲分别以授时历和西历说明了比月频食之不可能,即《春秋》所记两次比月食均前食而后不食,从而肯定了姜芨、一行等人无比月频食之说。这样,黄宗羲既辨证了《春秋》日食三十六鲁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年两次比月食记录的后一食之误,又肯定了庄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的可靠,从而正确说明了沈括所记实为卫朴所欺。对沈括《梦溪笔谈》这条记述提出直接的科学批评,黄宗羲还是历史上的第一人。由此可见,科学对黄宗羲经史研究的作用。 三、黄宗羲的影响——以黄百家为例的分析   黄宗羲的科学观不仅影响了整个清代浙东学派,而且对有清一代考据学也震动非小,在此仅举其子黄百家以示说明。   受当时思想界特别是其父黄宗羲实学思想以及西方“质测”风潮的影响,加之本人就是一位卓有科学造诣的学者,黄百家不仅形成了以科学实证和理性启蒙为特色的科学真理观,而且在其思想和学问中无处不渗透并体现出这种科学精神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在科学真理观的认识上及其与空谈性理的宋明理学的决裂方面,黄百家都达到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的统一,站在了时代认识的前列。   (一)黄百家的科学真理观   (1)科学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从科学尤其是天文历法史的回顾中,黄百家深刻认识到: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都包含着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内容,并反映了特定时代的认识水平,因而具有绝对性。譬如,授时历“当时号为神奇、称为独绝”,托勒密、第谷及哥白尼等宇宙体系“则以彼诸人皆穷极其心思目力得之于妙悟之中以立法。其在当时,实可施之推步、验诸乾象者”。同时,任何科学真理又都是人类关于自然的有限认识,因而都不是终极的和完备的。即:不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暂时的和近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真理又具有相对性。譬如,清初时宪历颁行之后,郭守敬授时历的“弧矢割圆”诸法“势将绝传于后世”,“从此为广陵散有断然者”,正是“历法一道,非一人一世之所能精也,愈自后来者居上”,“天载无穷,非一人一世所能究”。即:科学真理的认识是一个继承和超越的持续过程,“故有前人之所创,而后世每能度越者,非后人之能遽胜前人,要皆因前人以为蓝为水而后能冰寒青出”。所以,科学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2)科学真理检验的实证标准。在辩驳五行生克说的舛谬时,黄百家提出了科学真理检验的实证标准:“天下有目前之物,俾嚣嚣者说之,直疑鬼疑神、不可穷诘者,莫如五行之生克。凡物之虚窅无形,若太极,若阴阳,若鬼神、道德、性命之类,可任人之诬捏,吾不敢致问,以无所证对也。五行则至显至实,如是不如是,第取诸当前试验之立决矣,何无人不受其惑也?”对于形而上的“可任人之诬捏”的太极、阴阳、鬼神、道德和性命之类说法,黄百家之所以“不敢致问”,是因为其虚窅无形“无所证对”。而五行生克说则“至显至实”,完全可以、应该而且必须诉诸“当前试验之立决”,故非“不可穷诘者”。这样,黄百家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科学真理检验的实证标准:试验立决,有所证对。另外,《黄竹农家耳逆草·天旋篇》中黄百家谈到了托勒密、第谷以及哥白尼三家宇宙体系的检验与择取标准,认为“天不可升,种种之说,谁能亲至其处实证其然?”这里表述的,也正是其“凡事无实证,皆非吾所安”的科学实证理念。看来,在黄百家心目中,科学真理检验的理想标准应该是“实证其然”。   (3)拒斥形而上学,提倡专门研究。黄百家在批驳五行生克说时,其“凡物之虚窅无形,若太极,若阴阳,若鬼神、道德、性命之类,可任人之诬捏,吾不敢致问,以无所证对”之说表现出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正如牛顿“我不杜撰假说”之原意是常在不作玄想、不作形而上学之假设故非今日科学方法中的假说之谓一样。黄百家之拒斥的形而上学乃指非从经验出发亦非经验所能把握的玄想,像太极、阴阳、鬼神、道德、性命之类的说法,并非不作哲学思考,而是哲学须从事实出发、以经验为依据。黄百家在大量的亲身观察实践以及对前人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物种可变、自然选择、人工选择和适应辐射进化等丰富而宝贵的生物进化思想为代表的哲学与科学思想。拒斥形而上学,其结果便是提倡专门研究:“儒者身未尝登台,手不谙筹策,农圃之未习,不慊自居于不如,便欲以虚理肉吕掩盖专门。”黄百家在此不仅强调了专门的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要和不可替代,而且进一步表达了对空谈性理的形而上学及其妄图替代具体的科学研究倾向的厌恶和拒斥。如果说牛顿的“我不杜撰假说”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确立对西方传统经院哲学玄想方式的批判,那么,黄百家之拒斥形而上学也可说是清初实学的确立对中国宋明理学空谈性理方式的根本决裂。作为牛顿的同时代人,黄百家不仅独立地接近了牛顿对形而上学玄想方式的批判,而且表达了近两个世纪之后的西方经验科学家对黑格尔哲学的类似反感。这两者同时出自17世纪中国的黄百家,既难能可贵,又决非偶然。   (二)科学对黄百家经史之学的影响   在黄百家的经史著述中可以发见一大鲜明特征:他以科学知识作为注解经文、断其正误的一柄不可替代的利器。仅在《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中,黄百家就引用了哥白尼日心地动说、沈括关于月相变化的实验说明、西方的气象学理论、日月食的成因及蒙气差的影响、前人关于潮汐成因的解释等等科学内容,并融会了他自己关于天文、生物及潮汐等的研究成果。此外,在文章的写作中,黄百家还时时习惯性地以科技作譬,读来清新生动,趣味横生。黄百家力图将经史之学也置于科学实证检验下的思想方法,实开新经史之学研究之先河,既与以性理为据的宋明理学划出了一道分明的界限,又是其科学实证理念付诸实践的生动写照。后来的乾嘉考据学派,特别以戴震为代表,正是黄百家思想方法的延续。   正是在科学理性光辉的照耀下,黄百家提出了“以经解经”、自然主义理论发生论等经史之学研究的新方法,并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观点。譬如,黄百家发展了万斯大、黄宗羲所创的关于“格物”一词的新解。又如,关于阴阳、五行和八卦等中国传统理论的起源问题,前人多附会以神秘和唯心的解释,黄百家则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自然主义诠释。如阴阳说的起源:“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实有可据指,非空言无征。太阳南下极,长至渐而升。是为一阳复,地气因上腾。北极降生阴,阴阳由此名。玄酒鸡号语,吾疑等说铃。”又如八卦的起源:“上古无文字,如喑不能话。立象以尽意,于是画八卦。祖之文字生,转展益变化。欲言可尽言,发挥无碍怪。奈何故扪舌,拟易自奇诧。太元洞极俦,吾疑皆稗稏。” 四,后记 黄宗羲和他所影响的浙东学派,为明末清初的中国埋下了一颗理性的种子,可惜这颗种子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生根、发芽。时代的局限,像黄宗羲这样的儒者必然是孤独的,孤掌难鸣,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绝非偶然。我总结这篇博文目的也很简单,都说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不管是不是,我就当是了),那么描述一些纯粹儒者的科学思想,会不会对国人有所启发呢?其次,今日以儒者自居的人,对科学知识表现出不感兴趣,那么就真的对不起黄宗羲这样的儒家前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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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学与技术科学
benlion 2014-4-30 11:01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 and science of technology 不但,把宇宙、自然视为工程设计和创造,而且,视为有秩序和规律运行的机械( machinery )或机器,构成近现代科学实质的思想根源。 理论建立的公设和实验测量的常数等构成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石,计算机软件和电路的嵌入程序等是自动化操作的信息技术。实验技术和工业技术,分别是科学和工程的方法基础,数学也起源于定量的计算和几何测量的技术方法。设计和制造技术起源于绘图和雕刻等技术,而语言和符号从绘画和图案的设计艺术演化出来。 数学方法建立和技术程序的研究,仍然属于科学或工程科学的研究,而工程设计和产品制造才成为经济形态。货币和金融是财富的分配数字,知识发现和技术发明才构成财富的创造,商品的信息含量和批量生产导致资本的增值。 科学研究,不仅自然、社会,而且,人化自然和人造器物,即是研究对象,也是实验模型。人类的技术发明和农业、医疗和制造等实践的经验、工艺和方法等积累,成为了近代科学构建起来的前提和基础。 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是不同概念而又关系紧密,提出系统生物工程时也把“ biotechnology ”和“ bioengineering ”同用;然而,关键是提出工程设计的概念,可设计化才能实现如同电子工业的产业化模式。当前的生物技术产业,仍然是生物化学试剂、计算机软件和机械电子仪器,医疗器械和化学制药等也主要是物理学 - 化学模式的工业化和制造技术。 系统生物工程或重新定义为工程方法概念的合成生物学,才是走向生物科学模式的工业化路径。 数学方法的采用和计算机模拟的方法,使生物科学从定性走向定量科学,人工生物系统设计和合成细胞的实体模型,使得生物科学能够转化到工程科学的发展。 参见 - R.S.Westfall 的《近代科学的建构》等科学思想史。 - (机器理论, 201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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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科学”?
热度 20 zhengqf08 2013-4-18 13:51
何谓“科学”? 最近网上很流行这样一句话——“这不科学”,经常用于形容自己感到匪夷所思或者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究竟什么样算是真正意义上“科学的”?可能这样一个问题很难回答:究竟要怎样做才能全面地理解科学?这或许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本文希望通过简短的论述,粗略地阐述我自己对于“如何全面理解科学”这个问题的认识。 “科学”这个词的起源并不属于中国,一般认为其源于古希腊,并且欧洲大陆是科学的发祥地;当然科学的中心几次发生变迁,科学刊物的主流语言也从法语、德语到英语发生了几次更替。在各种字典或者网页上都可以查到各种对于“科学”这个我们并不陌生词汇的定义或描述,不需要赘述。想“科学地”给科学下一个定义,估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或许使用描述的定义方式更合适。 在英语中科学( Science )与技术( Technology )是有本质区分的,科学一般指的是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一般以理论研究为主。自然科学中主要包括“数理化天地生”。也有人把数学、物理归为“上游科学”,化学被归于“中游科学”,生物学、医学则为“下游科学”,顾名思义越往下游的学科是由其上游学科衍生出来的。如果用欧几里得几何的形成过程来比喻上述的划分或许比较贴切,数学可以算是最源头的“公理”;物理学则是通过公理简单推演得到的“定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则是由这些“公理”、“定理”经过或简单或复杂的推演得到的自然界“普遍规律”。很多人认为当一门学科还没有明确的数学公式描述的时候,就不能算是一门完善、成熟的科学分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认为人类已经找到了绝大部分物理学和全部化学领域所需要的数学工具,但是很多过于复杂而无法用含有几个摩尔数量级的偏微分方程组得到精确解;物理化学家奥斯特瓦尔特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认为随着物理化学的快速发展,总一天实验化学会被取代,一切化学反应将不再需要在试管和烧瓶中进行,人们需要做的仅仅是计算和模拟这些反应。但是事实证明,一百年后的今年,这些观点似乎并不正确,我们发现了太多无法用已有定理定律解释的现象,我们当然不可以把这些目前还没有明确解释的现象称为是伪科学。 为了区分什么是科学而不是伪科学,很多这哲学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判别方式。比较有名的比如“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个原理简单地概括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如果某个科学假设是建立在一种冗余的、可有可无的假设之上时,那么很可能这种观点就是“不科学的”,例如据说爱因斯坦就曾成功地使用这个原理判断“以太”是不存在的,并且用“奥卡姆的剃刀”将其剔除出了科学界。也正是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医的很多观点是“不科学”的,因为根据这个原理,有关“经络”、“穴位”、“阴阳”等概念是可有可无、冗余的并应该被剔除。又例如,有人把“可重复性”看着是判断是否科学的一种标准,如果一件事情通过详细的实验记录或者是流程可以被很好地重复,这就是一种科学;也有人通过这种方法判断很多手工艺不是科学的,因为很多濒临失传的手工艺仅仅掌握在少数技艺高超的手工师傅手中,很多他们精心教授的弟子却不能领略其中的要领无法做出一样的工作。另外一种很出名的判别的方式就是“可证伪性”,科学被认为是可以证伪但是无法证实的,并且可以完整地解释已有现象并且可以成功预测一些新的现象;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我们是难以证实其是否绝对正确(甚至至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不相容性也没有得到非常满意的解释),但是仍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其错误性,而广义相对论圆满地解释了困扰人们几个世纪的水星进动问题,并成功地预测了著名的“星光实验”,这个实验也被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证实,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仍认为广义相对论是人类科学最伟大的科学理论之一。 或许仅仅用几条硬性的判别方式是难以全面理解科学的,其实科学是一种认识自然世界的方式,目的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最终归纳为若干条我们可以共同接受的“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就像是剥洋葱,一层层剥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就是科学的目的。还是用欧几里得几何体系举例,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既是我们所说的“公理”。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体系都一定要遵从同一个套公理呢?这似乎是事倍功半的。例如对于一个复杂有机化学反应的预测,如果将所有的反应物信息都化为波函数进行计算,估计需要几个摩尔数量级的偏微分方程,不仅难以操作而且在很多条件近似之后得到的结果未必一定准确,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已有的规律进行归纳总结作为我们的非公式化“公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应机理”和“基元反应”,但是在很多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眼里这是经验性的甚至是“不科学的”,这就如同很多国外科学家眼中的中医理论一样。又如医学中的一些“公理”,更不可能是繁复的方程和公式,通过已有病例的积累和对于一些病症的归纳总结,医生可以完成对于病人的诊断,这些没有明确量化的经验型“公理”并不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 或许我们应该用更广阔的眼光来全面地理解科学,而不是仅仅限制于源于古希腊的 Science 这个词。以中医为例,为何不能抛开我们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理解,而把“阴阳五行”、“经络”、“穴位”作为一套新的公理,利用这些公理推演出一套描述人体的中国式科学呢?几千年的时间考验向我们证明中医是威力强大的,也不应该被扣以“伪科学”之称。很多人试图用现代解剖学的概念强行统一中医,认为“经脉”上存在干细胞等等,这或许都是没必要的,中国人自古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对于自然的认识。我们发明了九宫八卦,被认为是最早的二进制体系;我们发明了算盘,被认为是最早的电脑;我们最早提出了勾股定理,但是由于仅仅语言描述没有公式化而被西方人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先提出;我们提出了很多几何图形的周长、面积算法,但是都是用现实应用的方式给出(如农田的面积等等),而没有将这些算法统一化,致使没有完整的几何体系给出;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却没有提出任何星体运动定律,也没有试图用任何公式进行计算,仅仅是记录了很多周期性的现象并且能够将之引用于农业生产。现在很多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妄自菲薄地认为中国的古老文化是“不科学”的,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没有全面认识科学的表现之一。中国古老的文化被证明是世界上最实用的知识,这怎么能称为是不科学的?现代的科学源于西方,但是绝不代表这是唯一判别科学与否的方式。西方人比起我们更擅长于从实际问题中抽提出一些普遍规律并用符号、数字表述,而东方人更倾向于使用现成的现象作为规律而推演未知的规律和解释更为复杂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勾股定理在中国以“勾三股四弦必五”的形式提出而不是“ a 2 +b 2 =c 2 ”,但是这两者不能有优劣之分,因为所谓科学,其目的就是为人类的文明和生产生活做出服务的自然规律。 因此,全面理解科学的关键,就是应该兼容并包,不能将目光紧紧锁定在狭义的 Science 这个词汇上。就如同当年大家都把欧几里得几何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但是事实证明完全颠覆前者的“非欧几何”在探索宇宙方面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认为科学的关键就是寻找合适的“公理”,运用这些或简单或复杂但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规律来解释更为复杂的现象并且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和公式推理同样重要,利用复杂公式推演出来的规律并不比一个用已有实验结果和经验推测出来的规律更高明。 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应该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优势,结合现代科学的长处,更加全面地阐述“科学”的含义,并将之用于我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进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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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重要还是评价指标重要?丘吉尔的参考答案:
热度 2 zcgweb 2013-3-24 10:12
‘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重要还是科学评价指标(含SCI)重要?What is your choice? 丘吉尔给了一个参考答案‘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句话中的‘印度’可以类比以SCI等硬指标,‘莎士比亚’可以类比以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个人以为,切勿让貌似科学的评价指标和体系毁掉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 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载体是科学家,是人,因此,真正的科学家(我指的是正直、公正、崇高、不是以从事科学研究谋私利,以及利用科学研究的名义进行歪门邪道者)应该受到社会的正面关注和良性评价,而要避免被管理规定例如研究生收费、SCI硬指标考核等毁掉了科学家、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躯体,我们应该竭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科学环境,让科学精神根植于科学研究本身,而不是成为SCI等指标的奴仆,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整个社会就会失去真正的科学精神,导致在科学探索、科技创新道路上的缥缈与虚无,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失去了‘科学文化的根基’。 CZ @ 2013.03.24 10:06:15 ...《大国崛起》...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5671106.html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 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http://wenwen.soso.com/z/q203234657.htm TRB 2010-07-05 为什么丘吉尔说我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满意答案 熵 · 逝 4级 2010-07-07 文化所带来的效益远比占领一个国家的物质重要。 满意答案 孛儿帖赤那 15级 2010-07-05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而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突出反映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大国崛起中所发挥的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其他回答(1) 四叶草☆史鉴 中级团 合作回答者: 1人 2010-07-05 个人觉得文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因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人失去了灵魂就是行尸走兽,而民族失去了灵魂就丧失了进取心。而一个殖民地带来的只不过是经济与政治上的一些利益。从长远来看,丘吉尔的看法足以证明,这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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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窃科学思想就是学术不端行为!
热度 7 Fangjinqin 2012-5-19 08:01
剽窃科学思想就是学术不端行为!
剽窃科学思想就是学术不端行为! 大家知道,科学 - 学术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形形色色,已经被揭露了不少。我认为,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有二种做法: 最典型的表现之一:最露骨的是,明目张胆地大篇幅抄袭别人论文, 或抄袭主要内容、方法、论据和结果。 1996 年我发表在《物理学进展》的二篇论文: 《非线性系统中混沌的控制与同步及其应用前景(一)、二)》, 曾经就是这么被“贵人(副校长、院长)”肆无忌惮地抄袭到他们的“著作”里,在参考文献里没有引用我的文章。中国物理学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刘寄星研究员曾经在 2004 年把它作为发生在我国的 两起恶劣的典型的抄袭事件之一,在出席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召开的“ 科学不端行为以及物理学刊物在防止与调查此类行为中的作用研讨会”上公开于以揭露和批判。并在“物理”杂志( 33 ( 2004 ) 12 : 865 )发表了“ 制止物理出版物中科学不端行为的行动准则”( www.wuli.ac.cn/ch/common/create_pdf )。 最典型的表现之二:以相当隐蔽的形式,采取剽窃别人的科学 - 学术思想为主, 经过乔装打扮(一定的包装),或适当的改头换面,或与国外华人合作,巧妙而隐蔽地变成自己论文的主要思想方法,然后发表在国外刊物上。 大家深知,科学思想( idea )是一篇论文或科技发明的灵魂,是其创新和精华所在,是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 New idea 就没有一切新东西。 最近,令我非常感慨和吃惊的是,我才发现第二种形式竟然使我身受其害,居然有人剽窃了我的科学 - 学术思想,并且让我被蒙在鼓里 16-17 年之久。 1995 年我发表在我国著名杂志〈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和〈科学通报〉上一篇中英文的论文: “ Sunchronizing hyperchaos and controlling hyperchaos ” (40 ( 1995 ) 12:988-993) 及 “同步超混沌及其控制超混沌”( 40 ( 1995 ) 4 : 306-310 ) . 其中我提出的超混沌同步方法和控制方法被别人剽窃了,我投稿时间是 1994 年。剽窃的四位作者的论文比我晚了 1-2 年才在国外发表,其中有三个合作者是海外华人,据悉其中可能有 2 人预先知道我的论文事情。他们的论文在 1996 发表在某国际著名杂志上,但是在文章及其参考文献里只字不提我的思想方法,这样他们以此为“首创”方法,果然他们也欺骗了国外同行,并“博得”了国外的好评,显然作者长期以来以此为“资本”,至今念念不忘,沾沾自喜,捞到好处。也许,这类剽窃者(他们)认为,剽窃别人的科学 - 学术思想不算什么学术不端行为?如果确实是这样看法,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提醒他们,应该认清错误,至少向我表示道歉。否则他们早晚要为自己的学术不端行为负出应有的代价! 我在审稿中也发现其他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其他表现形式,个别人不自觉,缺乏自知之明,希望要自律啊! 我们科学教育界必须提高警惕!努力防止今后继续发生这类不应该的事情!! 这里,我仅仅是抛砖引玉,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剽窃科学 - 学术思想是不是科学 - 学术不端行为? 应该如何有效抵制和处理这类学术不端行为? 当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种隐蔽性的学术剽窃更加腐蚀人心,危害更大,科学界和教育界必须采取“零容许”态度,采取措施坚决加以制止! 我们必须净化我国的科学研究的学术环境,加大反对和 抵制 学术腐败,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并希望引起我国各界特别是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应该采取严厉的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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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提高是判断科技进步的根本标准
热度 1 sunbaoxi 2012-1-19 12:41
现在,国内流行着许多评判科研成果的标准。比如,发表过多少论文?其中有多少论文被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收录?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有多高?是否申请了专利?是否在国内外的学术机构中任职?是否曾经在国外的大学或研究所获得过固定职位?是否做过 Tenure track ?在国外做过几期博士后?获得过多少项国家资助 ? 是否获得过省部级乃至国家级的科技奖项?是否获得过诺贝尔奖?等等。但是,我认为,能否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是评判科研成果的根本标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研工作必须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对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来说,如果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工艺水平,促进生产进步。那么,无论发表多少论文,这样的科研工作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转化为技术,再应用于生产,才有可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一般难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但是,这并不是说,基础研究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基础研究更应该注重于科学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提出。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研究成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诞生在德国,标志着当时的德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新的科学研究中心。随后,德国科学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比如,合成氨技术和化肥的生产,原子核裂变的链式反应,第一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生产等等。同样,二战以后,美国的科学技术革命,也是和美国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密不可分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提出独立的科学新思想,就不可能孕育出独立的新技术。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就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 至于我,平常还做一些研究工作,那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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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计划“能带来中国科技的跨越式进展吗?
热度 1 daodezhenjing 2011-9-25 09:50
科学要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是思想,而不是技术。当然,海龟有着国外的经历,了解当今科技发展的潮流,学到一些先进的技术,有一定的价值,但这并不会带来中国科学长足的进步,最多不过是跟随现代科学的步伐紧点,难道中国科学的理想仅仅在此,跟在现代科学屁股后面亦步亦趋。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思想底蕴,在科学创新方面有着西方人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能够和现代科学相结合,那么中国科学的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科技制度,它没有给中国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产生、发展、脱颖而出的环境。相反,只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科学界的关键岗位有几个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学家管理着,同样的机会,只会关注那些海龟,而对中国本土的人才视而不见,难道外来的和尚真的会给中国带来好经? 让我们看看科学创新的思想究竟来源于哪里?自然看起来是复杂多样的,但本质上却是极为简单的,它可能仅由一种物质组成,也由同一个原理支配。如果我们能够发展这个原理,就可以用这个原理来指导我们的科学发展。但问题是,对自然基本原理的认识是怎么获得的,通过现代科学的方式能够获得吗?非也,从古到今的思辨都告诉我们,自然最基本的原理不是可观察的东西,而是一个无形无象、无所不在的原理,它不可能由观察获得,只能通过对自我和社会及自然关系的认识,或者说,这个原理描述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实体。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辉煌而耀眼,原因就在于有正确思想的指导,中国近现代科学为什么一蹶不振,原因就在于人才缺乏一个成长、发展和脱颖而出的科技环境。中国不是去反思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怀疑中国的传统文化,仿佛只要跟着现代科学的步伐走,就能够抢在他们前面找到真理一样。要知道,现代科学只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先进的设备,却带不来先进的思想,没有超越于西方科学的思想,就没有中国科学的未来,所引进的先进设备和所谓人才不过是一些组织不到一起的机械构件。如果真的想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有先进科学思想的指导,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可问题在于,先进的科学思想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生活中领悟出来的,苦难磨砺人生的道理就在于此。如果一个人事事顺利,是很难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的。看看世界上那些科学大才,哪一个没有苦难的经历,没有这些经历,就不会对自然和人生产生真正的感悟的。因此,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是很难产生科学大才的。而我国的科研人员,基本上都是终身制,一旦被安排到科技研究的岗位,就旱涝保收,一生无忧,这哪里是产生科学大才的环境。中国人为什么到国外很容易成才,是因为激烈的生存竞争,而中国的科学环境讲究的是关系、和谐,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都是酒囊饭袋,难道不是吗? 我国科学要突破,走海外引进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学到的不仅是现代科学的技术,而且也学到了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方式是找不到真正的真理的。只有在中国,那些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人才是中国科学未来的中坚。可这些人少之又少,而且隐藏在不起眼的岗位,因为没有这份苦难的经历,就不会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不会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如果不能够不拘一格地起用他们,将是中国科学界最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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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方研究30年:观念、思想、对策、方法和知识
大毛忽洞 2010-1-31 04:38
魔方研究 30 年:观念、思想、对策、方法和知识 我通过长时间折腾魔方的实践,有如下体会: 知识是比较低等层次的东西。 虽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如果不会使用力量,知识就被大打折扣。 同样大小力量,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杠杆,就等于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 有了杠杆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我有一定的力量,也有杠杆,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支点。 能找到和善于使用一个支点,就到了对策阶段了。 同样大小的力量,同样的杠杆,如果支点越靠近目标,我撬动的目标就越大,但是撬动的高度非常有限。 如果支点越靠近我,目标就会被撬动得很高,但是这样的目标太轻了。 怎么灌输知识呢?我们各种各样的课堂就是灌输知识的典范。 方法无法灌输,只能靠启发,就启发学生去找到一个杠杆。金箍棒是最好的杠杆,但是只有在大圣的手里才是好杠杆,因此,方法与使用方法者本人密切相关。 对策是更高层次的技巧,相当于使用杠杆时的支点。支点的选择与力量、杠杆和目标密切相关。 思想是什么呢? 思想是 Idea 的温床。 观念是什么呢? 观念是思想(和心灵)的窗户。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影响观念的因素太多了。 我们最容易被忽悠的东西就是观念。 下面以魔方为例,谈点具体的体会。 问题 1 :老李,你折腾魔方有什么用(文凭、工作和金钱)? 30 年前答曰:我是在搞科学研究。 提问题者:老李,你可别逗了,不务正业还想穿一件冠冕堂皇的马甲。 涉及到观念的事情,和他们是争论不出什么结果的,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小平说的不要争论就是针对观念层次的东西。 现在对我玩魔方没有人再问这样的问题。 折腾魔方在科学上有用,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问题,我最喜欢听,也最喜欢回答。 我的问题:你出去旅游有什么用呢? 我折腾魔方就相当于在科学世界中旅游,比在现实世界中旅游好玩多了。 为了到魔方科学世界旅游,我从 1981 年开始做准备,就像现在年轻人积累买房子的首付(款)一样,一点一滴地积累。 1991 年,我旅游了 3 3 3 魔方世界; 2002 年,我旅游了 4 4 4 和 5 5 5 和 2 2 2 魔方世界;现在,我可以旅游 N N N 魔方世界了。 前几天,当我把 7 7 7 魔方问题贴出来后,有网友留言说看见过一个( 2 - 20 )阶魔方计算模拟软件。 我已经把我的魔方程序升级到了 N N N 魔方,是很兴奋的事情阿! 魔方程序里的所有变量和参数,都要用一个参数 N 来表达。例如, N = 3 ,就是 3 3 3 魔方; N = 5 ,就是 5 5 5 魔方; N = 7 ,就是 7 7 7 魔方; N = 9 ,就是 9 9 9 魔方;等等。再也不需要修改程序中的其他变量和参数,只需要给 N 赋予不同的数,就是在玩不同的魔方。 以上说的是用数学来描述魔方的转动,并且在计算机上实现,这是研究魔方的第一步。 研究魔方的第二步干什么呢? 就是研究 N N N 魔方的复位,就是如何把 N N N 魔方复位。 我的感觉(魔方世界旅游见闻)是:通过运算已知的魔方解操作序列,求出未知的魔方解。例如,只需要对 3 3 3 和 5 5 5 魔方的复位序列进行某种运算,得到的结果就是 7 7 7 魔方的复位操作序列。 这是一种什么运算呢? 不知道,肯定是一种新的运算。 最后一个问题,在科学上折腾魔方有什么好处呢? 研究魔方不能作假,如果 30 年折腾一个假的东西,或者坚持 30 年假折腾,肯定是有神经病。 如果复位的操作序列是假的,绝对不可能把魔方复位。 如果经常旅游魔方世界,对于理解和把握晶体学点群和空间群问题,就如同喝凉水一样简单。 111111魔方的操作结果(可下载) 符号说明: T = 2R , RC=1 :( T ,操作; RC ,转角) R 表示转轴外法向,即转轴; 2R 表示从魔方中心沿该转轴 R 的第 2 层; RC=1 ,右手规则方向转 90 度角; T = 3Y , RC=1 : Y 表示转轴外法向,即转轴; 3Y 表示从魔方中心沿该转轴 Y 的第 3 层; RC=1 ,右手规则方向转 90 度角; T = 4W , RC=1 : W 表示转轴外法向,即转轴; 4W 表示从魔方中心沿该转轴 W 的第 4 层; RC=1 ,右手规则方向转 90 度角。 用以上操作序列( T = 2R , RC=1 ; T = 3Y , RC=1 ; T = 4W , RC=1 ),经过 28 个周期,共操作 84 次就把 11 11 11 魔方复位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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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爱因斯坦的宗教情感?
yangjunchao 2009-11-4 21:48
怎样理解爱因斯坦的宗教情感? 作者:量子猫 2008年12月3日新语丝新到一篇文章《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把爱因斯坦文章中有关宗教的论述收集在了一起,对我们研究和理解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分析爱因斯坦的这些论述,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在爱因斯坦看来,世界是有秩序的,事物是有因果关系的,这种秩序或因果关系是可以通过人的认识去理 解、发现的。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坚定信念,人们投入强烈、深挚的感情和无穷的毅力、耐心,去探索、发现世界的秩序和事物的因果关系。爱因斯坦之所以把它归 结为一种宗教的感情,自己也说得很明确,是因为找不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表述这种信念和基于这种信念的生活动机或人生价值取向。 我们今天怎么来理解和看待爱因斯坦的这种宗教感情呢?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用宗教的这个术语来指称这种理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呢?虽然讨论这个问题有点复 杂和困难,需要涉及对人类认识影响最深刻的科学、宗教和哲学的基础性问题,但因为这恰恰体现了爱因斯坦思想和价值观的核心,也差不多体现了人类理智所能达 到的最高水平,而爱因斯坦的影响力和导向作用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值得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我们首先需要对爱因斯坦的思想和思维习惯或思维定势有所了解。 上面总结的称为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的,恰恰正是爱因斯坦思想的核心。这不是无源之水,可以从他提出狭义相对论、推广到广义相对论、并提出统一场设想的 思维脉络清晰地体现出来。狭义相对论通过虚空光速不变和物理规律在所有不同的匀速运动坐标系中保持不变的两条公理,解决了均匀引力场里牛顿的运动学与麦克 斯韦电磁场理论的统一性问题。通过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相等的公理或引力场相当于一个加速坐标系的等效原理,基于黎曼几何和高斯坐标系,使引力几何化,把原 来牛顿提出的绝对空间和时间,变成了由物质(或能量)密度决定的或物质的一种存在和运动方式,也就是把牛顿原来以超距作用的万有引力定律场化,与麦克 斯韦的电磁场理论一样有了非超距的相互作用形式。而统一场的思路,正是把引力场和电磁场基于统一的场方程表述出来。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到统 一场思想,每一步都是对世界秩序和事物因果关系的认识的巨大飞跃。虽然他自己没有能够完成统一场方程,在他有生之年也没有看到统一场的理想得以实现,但狭 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成功使他对这种基于因果逻辑的事物的统一性或者世界的秩序的信念坚定不移,这一点在他对量子理论和测不准原理的认识和态度中表现得 分外鲜明。 不仅如此,爱因斯坦还把这种思想、理念和思维习惯或定势应用到生活和社会事物的其它的方面,这也使得他在很多方面比同时代的人要敏锐、深刻和广远许多。比 如关于盲目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来自于动物残忍的本能。比如关于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他提出世界政府的设想。比如关 于人生的价值理念,他认为以朴素的生活方式、淡泊的心态去探索和发现世界的秩序是最有意义的。等等。 爱因斯坦的思想主要产生于排除物理学认识或经验中逻辑的不自洽或自相矛盾从而建立新的秩序的过程。对于自然世界的秩序和基本存在方式,他已经把它们推进到 了在他的那个时代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极限。作为一种思维惯性,他还把从自然世界的秩序或事物的因果关系中获得的理念也应用于对人自身的认识或思维问题的思 考。正是由于爱因斯坦比任何他那个时代或以前的物理学家或哲学家更深刻的思考了物质世界的基本存在和思维本身的问题,所以他不仅仔细地研究过以前重要物理 学家的思想,也仔细地研究过几乎所有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大致在休谟、康德、莱布尼茨和马赫哲学的基础上,他根据自己的思想从如何萌芽、清晰到成熟的过程, 思考了获得正确认识的那种思维的本质,并提炼为人们(对世界秩序或事物因果关系)的最广泛的经验(包括实验)的一种公共约定,由此形成的公理及其逻辑 自洽的演绎,构成了科学的基本理念和知识系统。(见《自述》) 爱因斯坦对科学本身的认识,即与最广泛的经验始终一致的公理及其逻辑自洽的演绎这个核心,使科学思想与以往的哲学思想清晰、彻底的脱离开来。这种思想 在他的大量文章、通信和演讲中经常可以见到。尽管有些哲学思想比如休谟的怀疑论、马赫对牛顿时空观的批判等,对他的思想发展一度有所帮助,但在他逐步形成 自己比较独立的这种认识以后,他对哲学,基本上持一种扬弃之后的警惕、排斥和批判的态度。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表明这一点,但这种态度在他的大量文章中 触及哲学的时候也同样随处可见。他后来甚至改变了最初对牛顿时空观的批判态度并认为这是牛顿建立力学体系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方式。尽管爱因斯坦和同时代的哲 学家罗素、后来的科学哲学家科恩等交往甚密,但没有见到他对科学哲学或罗素的哲学发表过正面的意见。相反,在爱因斯坦的著述中,比如为罗素哲学著作写的序 言中,比如在康德哲学的读后感中,比如关于休谟的怀疑论、马赫的经验实证论,比如对基于实证逻辑的哲学理念把量子理论的统计性结果扩大为微观世界的不可知 论,比如对电子自由意志或人的自由意志等等形形色色的哲学,除了警惕、排斥和批判的态度之外,我们几乎见不到哲学的影子。爱因斯坦对哲学的态 度,并非因为哲学本身,而是因为哲学中的命题不当、偷换概念或逻辑混乱与他所体验的物理学思想中数学般精确和严格的公理及因果逻辑的冲突所致。所以, 爱因斯坦的思想理念的核心,是一种扬弃了哲学之后的很纯粹的在尽可能广泛的经验中寻求或通过思维去构造可以自洽的符合严格因果逻辑关系的规律的科 学思想。 为什么爱因斯坦要把自己对科学的信念和为此的努力归结于一种宗教感情呢?这是爱因斯坦或以前时代科学或人们认识的局限性。 显然爱因斯坦无法用他的科学思想或因果逻辑的方式来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世界为什么是有秩序的?,事物为什么是有因果关系的?,这种秩序和规律 为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人们为什么对这种信念坚定不移?,人们为什么愿意以淡泊、朴素的生活态度投入无穷的热情和毅力去探索这种秩序和规律?。 当然,以他对哲学的认识,他并不认为哲学可以很好地回答这类问题,他也没有充分的理由或依据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个哲学上命题。对宗教,爱因斯坦像对物理问 题、哲学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一样是客观的、冷静的和理性的。12岁之前,他是很真挚的信仰基督教的。但随着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他发现宗教教义中的作 为人格化身的上帝或有关的故事都是不可信的,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否认宗教在人类文明早期以及现实社会中对人们人生价值或道德取向以及情感慰籍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他还特别阅读过一些关于原始文明的文化类型方面的著作,他写过多篇论述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文章,不仅认可信仰对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情感依托的积极作 用,也把自己对科学的信念和献身精神借用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发展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宗教意识表述为一种宗教般的真挚感情。 当然,爱因斯坦的宗教是自己特别定义的已经脱离了普遍意义上的那个宗教。不仅爱因斯坦如此,这一点在科学史上另一个最伟大的人物牛顿身上也体现的非常 明显。爱因斯坦的宗教和斯宾诺莎的宗教类似,上帝就是秩序的世界或符合因果规律的事物本身。牛顿在形式上略有不同,认为世界的秩序和因果规律是上帝的意志 或造化,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因果规律或世界秩序的坚定而无条件的信念,这种信念完全超越了对人格化上帝的信仰本身。牛顿从少年时代受开普勒、伽利略 等的影响开始思考引力问题,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最后借助于微积分建立了以力学为基础的普遍的运动学原理,从而形成了以力学揭示甚至包括神经系统活动 机制在内的广阔范围的世界秩序和事物因果关系的信念,他《光学》结尾的31个问题汇总了他兴趣所及的大部分领域。他还把这一信念实际应用于揭示物质相 互作用和变化的规律,即后来广为人诟病的沉溺于炼金术研究。虽然由于当时科学研究条件的限制和他的思路的问题他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后来道尔顿不是 通过作用力而是通过化合前后所含元素的质量比例关系发现了各种元素和化合物的原子量而促成了化学这门科学的建立,化学是建立在电磁相互作用而不是力学原则 的基础上的),但他并没有放弃这种信念,转而研究创造世界秩序和事物的因果关系的上帝本身,希望从对圣经之类的考证和复原中揭示出他所信奉的 那个上帝的本来面目。当然,他更没有成功。所以牛顿拒绝公开发表巨量的关于炼金术和神学的研究手稿。和爱因斯坦相比,牛顿对自己科学理念的宗教感 情,更接近于比较盲目的宗教信仰本身。 尽管在爱因斯坦时代,达尔文已经发表进化论近半个世纪了,从逻辑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思维、情感或人的价值取向来自于人、甚至动物个体之间以及与环境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或动物进化中形成的器官的机能,是遗传形成的一种本能与所处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整合的结果,或者也可以说是世界本身的秩序或规 律所在。不过在爱因斯坦时代,对生命本身的问题特别是意识、思维、情感、人生价值和动机取向等问题,人们的认识还非常的肤浅和有限,基本上还停留在不解决 实际问题、不是基于严格的因果逻辑、没有多少具体内容的内省或哲学思辨之中。 但几乎是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大致同一时期,巴甫洛夫发现条件反射以后,情况开始大大的改观了。别赫捷列夫立即敏锐地发现,这正是人的认知和思维、行为 等全部心理活动的基础,而之后以此为基础的华生等的行为主义研究、随后以生物器官的机能与环境信息的适应性为主体的皮亚杰的《生物学与认识》、《发生认识 论原理》等著述大大丰富和深入了对心理问题的认识。真正的突破是物理学、化学、电生理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介入对心理问题的研究之后取得的。 2000年获诺贝尔奖的Kandel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巴黎做博士后时已经通过海兔的简单神经元回路证明了条件反射的神经元过程。在Cajal、谢灵顿 等关于神经网络及神经元整合的知识的基础上,D.H. Hubel与T.N. Wiesel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通过对视知觉的直接的神经元水平的实验研究已经发现,复杂一点的视觉信号(经验)的确是由简单的视觉信号(经验)通过刺激 相应神经元以突触连接的方式整合而成的。心理学或神经科学的这些研究与爱因斯坦对思维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概念形成或思维是感觉经验(基于时空出现频率或条 件反射形成的)的一种自由约定,而可以取得最广泛一致的认同的概念关系或命题就是作为科学基本出发点的公理。 关于情感,自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情感的表达》之后,人们的视野大大的开阔了。有关的研究也不断的深入和广泛,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情绪以及与文化整合之后的 情感是人或动物基于生殖、生存和应对或逃避危险、敌害的由神经系统控制腺体分泌激素调控生理行为状态的一种本能性的机能,而这种本能使个体之间以及与环境 因素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文化中的信仰或情感寄托、价值观或道德伦理取向,并分别以遗传基因和文化承继的方式向后代传递。从动物群落到原始文明 到现在的社会,尽管因地理环境、种族、时代背景等因素呈现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在的机制是一样的。 爱因斯坦或以前时代通过科学不能回答的思维、信仰、情感及价值取向问题,现在已经可以或正在通过神经科学、心理学、生物或人的行为科学、社会学来通过严格 的因果逻辑进行回答了。而世界为什么是有秩序的、事物为什么是有因果关系的一类问题,随着科学在几乎任何领域不断取得的进展,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它作为 科学经验或科学思想中的一个公共约定或自明的公理了。 宗教,将和哲学一样,逐步地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会从不断发展和丰富的更加理性、更加接近于世界秩序和事物因果规律的人类的科学文化中退出。 (注:文中有关爱因斯坦的思想或认识在商务出版社《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中都可以查到,这里就不一一注明了。) (XYS20081207) 新语丝(www.xys.org)(xys3.d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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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四条黄金忠告 【梳枝/译】
yangjunchao 2009-10-17 15:14
科学家:四条黄金忠告 【梳枝/译】     Steven Weinberg 现在得克萨斯大学物理系。本文以他 2003年6月在麦克基尔大学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为基础。       当我得到大学学位的时候 - 那是百八十年前的事了( 量子猫按:原文如此,应该是玩笑话,温伯格出生于1933年) -物理文献在我眼里就象一个未经探索的汪洋大海,我必须在勘测了它的每一个部分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研究。做任何事情之前怎么能不先了解所有已经做过了的工 作呢?万幸的是,在我做研究生的第一年,我碰到了一些资深的物理学家,他们不顾我忧心忡忡的反对坚持我应该开始进行研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学习所需的东 西。这可是生死悠关的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意见是可行的。我设法很快就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 -虽然我拿到博士学位时对物理学还几乎是一无所知。不过,我的确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益:没有人了解所有的知识,你也不必。      另一个 忠告就是,如果继续用我的海洋学的比喻的话,当你在大海中搏击而不是沉没时,应该到波涛汹涌的地方去。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麻省理工大学教书时,一个 学生找我说,他想去做广义相对论领域的研究,而不愿意做我所在的领域-基本粒子物理学-方向的研究,原因是前者的原理已经很清楚,而后者在他看来则是一团 乱麻。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做相反决定的绝好理由。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还可以做创造性工作的领域。它在那个时候的确是乱麻一团,但是,从那时起,许多理论物理学 家、试验物理学家的工作把这团乱麻梳理出来,将所有的(嗯,几乎所有的)知识纳入一个叫做标准模型的美丽的理论之中。我的忠告是:到混乱的地方去,那里才 是行动所在的地方。     我的第三个忠告可能是最难被接受的。这就是要原谅自己虚掷时光。要求学生们解决的问题都是教授们知道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除非教授非常地残酷)。而 且,这些问题在科学上是否重要是无关紧要的,-必须解决他们以通过考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知道哪些问题重要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历史某一特定时刻你根本 无从知道某个问题是否有解。二十世纪初,几个重要的物理学家,包括 Lorentz 和 Abraham, 想创立一种电子理论。部分原因是为了理解为什么探测地球相对以太运动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研究的问题不对。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创立一个 成功的电子理论,因为量子力学尚未发现。需要到1905年,天才的爱因斯坦认识到正确的问题是运动在时间空间测量上的效应。沿着这条路线,他创立了相对 论。因为你总也不能肯定哪个才是要研究的正确问题,你在实验室里,在书桌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会虚掷的。如果你想要有创制性,你就必须习惯于大量时间不是创造 性的,习惯于在科学知识的海洋上停滞不前。  最后,学一点科学史,起码你所研究的学科的历史。至少学习科学史可能在你自己的科学研究中有点用。比如,科学家会不时因相信从培根到库恩、玻普这些哲学家所提出的过分简化的科学模型而受到桎梏。科学史的知识是科学哲学的最好解毒剂。      更 重要的是,科学史的知识可以使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很可能不会太富裕,你的朋友和亲人可能也不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而如果你研究 的是象基本粒子物理学这样的领域,你甚至没有是在从事一种马上就有用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但是,认识到你进行的科学工作是历史的一部分则可以给你带来极大 的满足。     看看100年前,1903年。谁是1903年大英帝国的首相、谁是1903年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在现在看来有多重要呢?真正凸现出重要性的是 1903年Ernest Rutherford 和Frederick Soddy 在McGill 大学揭示了放射性的本质。这一工作(当然!)有实际的应用,但更加重要的是其文化含义。对放射性的理解使物理学家能够解释为什么几百万年以后太阳和地心仍 是滚烫的。这样,就清除了许多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认为地球和太阳存在了很长年代的最后一个科学上的障碍。从此以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就不得不或者放弃 圣经的直接真理性或者把它当成与理智无关的东西。这只是从加利略到牛顿、达尔文,直到现在削弱宗教教条主义桎梏的一系列步伐中的一步。只要读读今天的任何 一张报纸,你都会知道这一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这是一个文明化的工作,对这一工作科学家是可以感到骄傲的。 Nature 426, 389 (27 November 2003); doi:10.1038/426389a     Scientist: Four golden lessons      STEVEN WEINBERG      Steven Weinberg is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Texas 78712, USA. This essay is based on a commencement talk given by the author at the Science Convocation at McGill University in June 2003.       When I received my undergraduate degree about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physics literature seemed to me a vast, unexplored ocean, every part of which I had to chart before beginning any research of my own. How could I do anything without knowing everything that had already been done? Fortunately, in my first year of graduate school, I had the good luck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senior physicists who insisted, over my anxious objections, that I must start doing research, and pick up what I needed to know as I went along. It was sink or swim. To my surprise, I found that this works. I managed to get a quick PhD though when I got it I knew almost nothing about physics. But I did learn one big thing: that no one knows everything, and you dont have to.     Another lesson to be learned, to continue using my oceanographic metaphor, is that while you are swimming and not sinking you should aim for rough water. When I was teaching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the late 1960s, a student told me that he wanted to go into general relativity rather than the area I was working on,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because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rmer were well known, while the latter seemed like a mess to him. It struck me that he had just given a perfectly good reason for doing the opposite. Particle physics was an area where creative work could still be done. It really was a mess in the 1960s, but since that time the work of many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physicists has been able to sort it out, and put everything (well, almost everything) together in a beautiful theory known as the standard model. My advice is to go for the messes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My third piece of advice is probably the hardest to take. It is to forgive yourself for wasting time. Students are only asked to solve problems that their professors (unless unusually cruel) know to be solvable. In addition, it doesnt matter if the problems are scientifically important they have to be solved to pass the course. But in the real world, its very hard to know which problems are important, and you never know whether at a given moment in history a problem is solv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veral leading physicists, including Lorentz and Abraham, were trying to work out a theory of the electron. This was part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y all attempts to detect effects of Earths motion through the ether had failed. We now know that they were working on the wrong problem. At that time, no one could have developed a successful theory of the electron, because quantum mechanics had not yet been discovered. It took the genius of Albert Einstein in 1905 to realize that the right problem on which to work was the effect of motion on measurements of space and time. This led him to 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As you will never be sure which are the right problems to work on, most of the time that you spend in the laboratory or at your desk will be wasted. If you want to be creative, then you will have to get used to spending most of your time not being creative, to being becalmed on the ocea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inally,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or at a minimum the history of your own branch of science. The lea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history may actually be of some use to you in your own scientific work. For instance, now and then scientists are hampered by believing one of the over-simplified models of science that have been proposed by philosophers from Francis Bacon to Thomas Kuhn and Karl Popper. The best antidote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a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ore importantl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n make your work seem more worthwhile to you. As a scientist, youre probably not going to get rich. Y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probably w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if you work in a field like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you wont even have the satisfaction of doing something that is immediately useful. But you can get great satisfaction by recognizing that your work in science is a part of history.      Look back 100 years, to 1903. How important is it now who was Prime Minister of Great Britain in 1903, 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stands out as really important is that at McGill University, Ernest Rutherford and Frederick Soddy were working out the nature of radioactivity. This work (of course!) ha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ut much more important were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radioactivity allowed physicists to explain how the Sun and Earths cores could still be hot after millions of years. In this way, it removed the last scientific objection to what many geologists and paleontologists thought was the great age of the Earth and the Sun. After this, Christians and Jews either had to give up belief in the literal truth of the Bible or resign themselves to intellectual irrelevance. This was just one step in a sequence of steps from Galileo through Newton and Darwin to the present that, time after time, has weakened the hold of religious dogmatism. Reading any newspaper nowadays is enough to show you that this work is not yet complete. But it is civilizing work, of which scientists are able to feel pr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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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动机(转贴)
yangjunchao 2009-10-12 11:31
探索的动机 ( 爱因斯坦在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上的讲话 )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实在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 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 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末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 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我们刚才在想象随便驱逐,可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对建筑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于作 出决定。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末这座庙堂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 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为天使所宠爱的人吧。   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但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象被赶走的那许多人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 首先我同意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 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 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 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理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像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的标准的严格精密性,这样的标准 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对于他的主题必须极其严格地加以控制:他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的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 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能及的。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但是当人们畏缩而胆怯 地不去管一切不可捉摸和比较复杂的东西时,那末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 名吗?   我认为,是够得上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有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 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生命)的描述,也就是说得出关于这些过程的理论,只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太多地超出人类理智能力。因此,物理学家放弃他的世界体系的完 整性,倒不是一个什么根本原则性的问题。   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 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由于有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可以假定,会有许多个同样站得住脚的理论物理体系;这 个看法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在所有可想到的构造中,总有一个显得别的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问题的人, 都不会否认唯一地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它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兹(Leibnitz)非常中肯地表 述过的先定的和谐。物理学家往往责备研究认识论者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我认为,几年前马赫和普朗克之间所进行的论战的根源就在于此。   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们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 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我常常听到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力和修养,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 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们敬爱的普朗克就坐在这里, 内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样提着第欧根尼的灯笼闹着玩。我们对他的爱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谈的说明。祝愿他对科学的热爱继续照亮他未来的道路,并引导他去解决今天物 理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为了解决这问题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论同电动力学、力学统一于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里。  文章选自《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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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观(转贴)
yangjunchao 2009-2-27 08:19
我的世界观(转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本文选自《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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