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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一虹百年诞辰暨《葛一虹文集》出版研讨会发言摘要: 葛肖虹 2013-9-13 22:07; 父亲百年诞辰由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话剧研究所承办的“纪念葛一虹诞辰100周年暨《葛一虹文集》出版研讨会” 今年4月中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会议发言摘要发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评论》2013年第6期，现全文转载于后。纪念葛一虹百年诞辰暨《葛一虹文集》出版研讨会发言摘要周巍峙于光远刘厚生等【编者按】 2013 年4月中旬，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话剧研究所承办的“纪念葛一虹诞辰100周年暨《葛一虹文集》出版研讨会”在本院举行。王文章院长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会议由话剧研究所所长刘彦君主持。研讨会上，王文章院长对葛一虹先生在学术、艺术方面的理论成就，以及对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做了总结。他说：“我怀着尊重、崇敬的心情参加今天葛一虹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研讨会。葛一虹先生的文集不仅是葛一虹先生的学术总结，也凝聚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对我国戏剧艺术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思考，这些经验和思考对今天我国戏剧事业的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所以话剧研究所和院里积极地推动葛一虹先生文集的整理和出版。今天各位前辈和文化界、话剧界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葛老的文集、纪念葛老很有意义。我们应把葛老关心中国民族戏剧事业的期待放在心上，更好地发扬他的精神来推动今天国家戏剧事业的发展，也更好地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 97 岁高龄的原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先生派人送来写着“为纪念戏剧界前辈老友一虹先生百年诞辰为构建祖国戏剧大树殚心尽力为交流世界进步文化勤奋一生”的题词。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委托秘书胡冀燕宣读了贺词，他回忆了年少时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的战乱中，他与葛一虹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放弃了个人梦想，投身民族解放的斗争。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厚生、戏剧理论家杨景辉、剧作家苏叔阳及戏剧翻译家郝一星等未能到会的嘉宾送来了书面发言。著名文学翻译家、作家屠岸，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童道明，戏剧理论评论家兼电影出版专家邓兴器，戏剧评论家周明，戏剧评论家刘平，中国田汉基金会副秘书长方育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研究员向延生，著名电影艺术教育家江韵辉，著名翻译家郁文哉之女郁蕾，著名民革老人、社会活动家张西曼之女张小曼及我院话剧所研究员陈永康等应邀与会并发言。发言嘉宾从葛一虹先生所经历的历史年代、与葛一虹先生共事或交往的经历以及对葛一虹先生著作的研究等方面发表了看法。大家一致认为“纪念葛一虹诞辰100周年暨《葛一虹文集》出版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是对葛一虹先生在戏剧文化、戏剧理论、戏剧史、翻译、出版等领域辛勤耕耘的成就和历史贡献的回顾总结，更是对当代戏剧工作者的激励与鞭策。最后，葛老的长子葛肖虹代表葛一虹先生家人发言，对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纪念研讨会表示感谢。参会的嘉宾还有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谢晓晶，中央戏剧学院原副院长罗锦鳞，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李坚及夫人姚波，胡绳秘书白小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才，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朱以中、刘国彬、刘建芳以及田汉家人田大畏及夫人、田刚，曹靖华之子曹彭龄，郭沫若之女郭平英，臧克家之女臧小平，中国艺术研究院话研所副所长朱宝珍及葛一虹先生家人等共四十余人。周巍峙题辞于光远：葛一虹百年诞辰纪念会贺信今天是纪念葛一虹百年诞辰和《葛一虹文集》正式出版发行的日子，作为与他相知相交八十年的老朋友，我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我卧病在床，无法亲临会场，特派我的秘书前往祝贺。我和一虹不仅是老乡——同是上海嘉定人，还是同学——都是上海大同大学理学院同年级的学生。他是化学系的，我是物理系的。我们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战乱、深陷水深火热、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年少的我们都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为了中国梦，我们都放弃了个人的梦想，他放弃了成为大化学家的梦，我放弃了成为大物理学家的梦。他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创建“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办剧团、编刊物，加入“剧联”，成为左翼文化战士，从此走上了从事戏剧理论、戏剧史研究和翻译家、出版家的路。而我为寻求真理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社会科学家的路。作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我们为追求理想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挫折。正如一虹总结自己一生时所讲到的： “要是那也可以算是一种斗争的话，那么我所经历的不能不说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 可以告慰国家并告慰自己的是，尽管一生历经磨难，我们对自己从年少时就立下的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始终不渝，从未放弃，也从未懈怠过。在我的老朋友百年之际，我想对他讲的话很多。我想，如果他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也和我一样，盼望着我们共同的“中国梦”能早日实现！刘厚生：回忆葛一虹先生葛一虹葛老是对中国戏剧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埋头苦干，从不会自我宣传。我们今天纪念他的百岁诞辰并为他的文集举行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不能忘记他，应该让青年文艺工作者了解他，向他学习。我对葛老的文艺思想了解不深，却早在1942年抗战时期，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作为后辈，读了他那时写的不少文章，很受教益。现在读了他的文集第二卷，引起亲切的回忆。我那时是个小青年，他已是一位成熟、知名的评论家。那时重庆的戏剧运动非常活跃，也很复杂。葛老是左翼阵营中的一位勤奋勇敢的战士。他为人温文尔雅，不善言辞，实际上外柔内刚，对文艺界的许多错误思想，从不吝惜自己的笔墨。比如那时是反对侵略者的民族圣战时期，竟有人主张戏剧应该为艺术而艺术，葛老立即起而批驳。同时他也指出，鼓舞抗战热情的戏应有优秀的艺术性，不能公式化、概念化。葛老的评论文章视野广阔，多方面关心。他写剧评，即使是进步朋友演的戏也讲真话，不乱捧。他针对顽固派对戏剧运动的干扰和压制，提出要有正确的戏剧政策。他热爱儿童，写了多篇文章，自己还写儿童剧。他对当时工作非常艰难的中国电影也积极关注。他当时工作单位是中苏文化协会，由此也写了大量翻译介绍苏联的戏剧论文。现在我们对苏联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但在当时，苏联是一切进步人士向往的地方，特别在戏剧方面，也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文论，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当时重庆曾有过一次关于文艺戏剧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影响深远，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史上具有历史价值。葛老正是写了领头一篇文章的人，还在一年中写了十几篇，成为论战的主力。我特别要说的是，我们今天读葛老的文集，不仅直接从他的文艺思想中受益，更可以感受到他几十年评论生活中每一个时期的时代风貌，以及各个时期文艺戏剧界的形势和思想动态，包括当时的时代局限性。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对于青年文艺工作者。苏叔阳：永远怀念的师长——葛一虹先生我原来只是一个戏剧的“发烧友”，从未上过任何戏剧学校。真正让我走上戏剧之途的是一次巧合和一位名师。巧合是那出话剧《丹心谱》，名师是指点迷津的葛一虹先生。话剧《丹心谱》的剧本原是我为北影所写的电影脚本，后来转到北京人艺，竟大获成功。记得那年春天，在细雨纷纷中我走出剧场，沿街漫步，我被剧场里那浓重的氛围镇住了，不敢相信那是我写的戏在演出，而且不知我以后的戏剧之路该怎么走。几天后，忽然有人告诉我，说是剧协的葛一虹老师想约我谈谈，不知我有没有空。我当然有空，这正是我期待的长者、师辈的启示和指导。我忐忑地走进他的小房间，一位瘦高的长者微笑地接待了我。他仔细地询问了我的生活，这出戏的素材来源，人物的原型等等，然后轻声说：你很幸运，有北京人艺上演你的作品，把你的心里话表现得这样深刻。你写的几位医生，尤其那两位老中医，很生动、真实，把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忠于真理忠于友谊，写得这样动人，让人看了很感动。接着他喟然长叹：“很久没看到这样的好戏了！”他为我倒茶，问我有没有对未来的打算，又问我有没有再写下去的想法。我谈了我的踌躇，离开高校教育岗位吧，我又没有做专业作者雄厚的准备，功力也不足；业余写作吧，一来时间与授课矛盾，二来也难于写出好作品。而且我喜爱教师的职业。他劝我不必匆忙择业，但对自己要有信心。他觉得我有专业写作的功力，路子也正，只要在生活里深入探寻，会有好作品的。如今剧作者不多，相信很快就会有一个戏剧的高潮，人材短缺的问题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他劝我不断地创作，不要停下笔，有什么想法可以找他。他“或者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这第一次的会见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过了几十年，他微笑的面容依旧清晰地浮在我的眼前。在我人生的转折点，在我写作生涯的关口，在我茫然无措的时候，我遇到了葛一虹以及他同时代的很多前辈，他们亲切的关怀，给了我教诲和成长的力量。这世上，无论怎样个性化的工作，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我借此向他们稽首、向他们奉上深深的敬意。童道明：再忆葛一虹先生葛一虹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前辈。我只消举出这两个事实：一、葛先生是中国最早翻译介绍苏联剧本的人。1940年他翻译了包戈廷的以列宁为戏剧主人公的《带枪的人》，这显然要早于另一个重要的苏联剧本《前线》（1941年）的翻译。而且1946年葛先生还翻译了另一个苏联剧本《生命在呼喊》，因此，葛先生不仅是1949年前最早翻译苏联剧本的人，也是译得最多的人。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38年8月7日逝世，葛先生立即写了篇悼文——《斯氏逝世寸感》，说“骤然听到了斯氏逝世的噩耗，随着莫名的惆怅而来的有了一点儿小小的感想”，文章最后号召“我们戏剧界来发动一个斯氏研究运动”，而事实上，葛先生早在1937年与章泯合办的《新演剧》上就大力介绍斯氏体系了。可以说，葛先生是中国最热情地宣传斯氏体系的有识之士。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62年葛先生在中国剧协主持研究室工作之后，他更是把注意力放到了对于整个外国戏剧的介绍上，但他依旧对俄苏戏剧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我第一次见到葛先生，就是他约我到他办公室去讨论苏联戏剧现状，那时的中国剧协还在王府井大街上。但真正能让葛先生放开手脚做他想做的事业，还是在四人帮覆灭之后。他着手创刊了《外国戏剧》杂志，我也因此有了用武之地。在葛先生的鼓励下，我在《外国戏剧》上发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等一系列长文，从此开始了我的戏剧评论生涯。 2005 年4月葛先生去世之后，我写过悼文《忆葛一虹先生》。我在文章中说： “我很幸运，在1979年我自信已经做好了学术写作准备时能得到葛一虹先生的赏识，葛先生，以及《外国戏剧》编辑同仁都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作者爱护备至，唯恐我不能从他们的刊物很快脱颖而出。而我果真很快通过《外国戏剧》这扇小门，闯进了中国戏剧的大院。” 因此，我感念葛一虹先生，不仅因为他是我一位敬重的戏剧前辈，也因为他是将我引入戏剧之门的戏剧恩人。屠岸：怀念葛一虹同志——在葛一虹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我认识葛一虹同志是在我从华东文化部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之后。1953年底，葛一虹受命负责筹备《戏剧报》的编辑出版事宜，我也被安排到《戏剧报》编辑部，这样我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三年。60年代初，剧协成立戏剧研究室，葛一虹任主任。我于1962年被任命为该室副主任，作为他的助手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时期，我们的工作集中在出版内部刊物《外国戏剧资料》上，一共出了八期。“文革”中，我和他一同蹲牛棚，一同下五七干校，前后七年。从1953年到1973年，我和葛一虹共事二十年，其中六七年时间我和他虽不在一个小单位里，但在剧协这个大单位里。《戏剧报》创刊之初，人手很少。社长田汉难得到编辑部来指导工作。葛一虹作为编委，是实际上的主编。他既负起全面领导的责任，又做具体的组稿、编辑工作。他主持确定编辑方针，订立年度组稿计划。他审阅、修改稿件，甚至自己动手设计安排版面。在编辑部里，葛一虹从不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也不曾听见他疾言厉色批评指责。他和同志们之间，只有心平气和的探讨和商榷。《戏剧报》是剧协主办的刊物，也就是它的喉舌。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因此掌握好刊物的政治方向很重要。但是，怎样体现正确的政治方向？葛一虹主持这个刊物时，并不只抓政治性的社论、发表政治宣言，还主张戏剧为人民服务，必须强调艺术。葛一虹主持下的《戏剧报》的风格，当时并不是没有人持异议，但他在岗位上始终坚持他的办刊方针。葛一虹在立身处事上，绝不为个人目的而随意跟风或说违心的话。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从不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在批判会上，他很少发言，甚至不发言。无论在平时还是在运动中，葛一虹从不整人。他绝不为了表现自己进步而损害别人。在运动的高潮期，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形势下，葛一虹没有给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 1968 年，在牛棚里，一位“棚友”从街上购得一张“革命小报”。“革命小报”是“文革”期间许多机关、团体的造反派出版的小型报纸。那位“棚友”买来的“革命小报”上登载着狠批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所谓“修正主义”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文章，同时把草婴的译文作为“靶子”附在小报上，是另加的附页。这份小报立即在牛棚里传阅开来。大家都看了，沉默不语。我久闻《一个人的遭遇》的大名，却未能一睹原作，这次看了，说实话，我被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深深感动了，但我只能把这种感受深藏在心里。葛一虹也看了这篇小说，却在无人注意时低声对我说，这是苏联文学中的好作品。这份小报刊登批判文章倒也罢了，可是，他们把原作也作为附录登出来，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听了不觉一惊，竟说不出话来。少顷，我和他相视一笑，这样，我把我的心思也传递给他了。从此，我更理解葛一虹是个绝不说假话的人。葛一虹1933年因参加左翼戏剧活动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文革”中，凡是曾被反动派逮捕过的，开始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叛徒”。葛一虹面对造反派气势汹汹的审查，镇定自若，如实反映，不说一句假话。1972年在干校，领导运动的军宣队终于宣布，葛一虹被捕后没有做任何丧失原则的事，还了他一个彻底的清白。 “文革”结束后，葛一虹已到晚年，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遂了他几十年的心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方育德：从一件小事看一虹先生的人格魅力大约在1982年春天，一次，我到一虹先生家里，向他汇报关于田汉著作的编辑进度等情况。汇报结束时，我说，一会儿我还要到西苑大旅社找一下正在北京开会的陈白尘同志，请他写一篇纪念阳翰老八十寿辰的文章，这事原来由另一位编辑跟他联系，但几个月了，白尘同志一直没答应写，编辑部要求我趁他在北京去找他一趟，向他约稿。这事我不过是在快要离开的时候顺便说一下，没想到，一虹先生当时就跟我说： “那你就以我的名义请他写一下。” 记得当天下午，我到西苑大旅社陈白尘先生的房间，当我转达了一虹先生的意见后，白尘先生这才说出几个月来一直没答应写稿的原因。他说，夏衍同志八十寿辰之前，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寄给夏衍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夏衍同志不同意发表，结果，他就把文章给撕了。现在，要我写的话，你们得先征得阳翰老的同意。于是，回单位后，我用电话向一虹先生汇报了此事，一虹先生说： “那你就以我的名义去找一下阳翰老。”因为找阳翰老还必须向剧协领导汇报，我就找了刘厚生同志。厚生同志说：“你就以一虹同志和我的名义去找一下阳翰老。” 到新街口阳翰老家里，我说了来意，阳翰老当时就很痛快地答应了。等我再到陈白老房间时，他跟我说，阳翰老已经来电话了，我回去写了就给你们寄来。他回南京没多久，就把文章《阳翰老与中华剧艺社》寄到了编辑部。事后，我脑子里对这件事做了总结回顾。为什么前一位编辑约不到稿子，因为他不知道原因，而陈白老的特殊原因，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说的。陈白老为什么能向我说出心里的纠结，完全是看在一虹先生的“面子”上。同样是文化人，有的情况下不一定给“面子”。陈白老面对一虹先生的请求，毅然将尴尬之事全盘托出，这需要多大的推动力！一虹先生为什么对于陈白老来说这么有“面子”，很大的一点，是因为一虹先生身上具有非常令人钦佩的人格魅力。一虹先生的人格魅力是多方面的，我想大概主要有忠厚、儒雅、敬业等几点。一虹先生的忠诚厚道，是不显山不显水地默默地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文革”前，田汉先生曾经对他说：“将来出我的文集，要依靠你了。”当时田汉先生作为剧协领导兼社长，把这件事托付给一虹先生，表达的是一种愿望，完全没有非完成不可的强迫性表示。但一虹先生却把它记住了，用68岁至90馀岁的光阴，一直为出版田汉著作、推动田汉研究不懈地努力着。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可以说，没有一虹先生的奔走，就没有以夏衍为主任的田汉著作编辑委员会，也没有中国田汉基金会、田汉研究会。儒雅，体现在一虹先生那里，我以为，更多地表现在他一生都把目光注视在国家民族的文化进步上。他这一生，据我与他接触期间观察，除了为文化事业发展操心操劳，可以说是心无旁骛。一虹先生出身于诗礼之家，据嘉定地方志，他的祖先曾是咸丰三年(1853)进士。旧时北京民居门上有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虹先生的儒雅之风，体现在他对“诗书”即文化事业的继承、热爱上。无论他从事文化的哪一方面，都有值得在史书上记载的内容。杨景辉：一位默默奉献的戏剧家 1961 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当时葛一虹先生是研究室主任。我记得他主编的内部刊物《外国戏剧资料》颇受戏剧界的欢迎。在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年代里，它几乎是广大戏剧工作者了解外国戏剧的唯一窗口，十分珍贵。谁得到它，都如获至宝。我也成了它忠实的读者，每期必读，唯恐漏掉一条信息。那些年，我和一虹先生的交往虽然并不算多，但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戏剧出版方面而言，他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田汉文集》(16卷)，在话剧圈内几乎人人皆知。而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戏剧编辑、出版的突出贡献，剧人们可能慢慢地淡忘了。笔者最近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到一册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宝文堂书店1957-1960年3月的《戏剧图书目录》，重新翻阅，令人惊讶！中国戏剧出版社创建于1957年，田汉先生为第一任社长，一虹先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另一副社长是孟超先生），田汉先生是剧协主席，很忙，实际上主持编辑出版业务的是葛、孟二位。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竟出版了大大小小共800多种戏剧图书，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许多戏剧图书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中国地方戏曲集成》、《京剧丛刊》（共50集）、《京剧大观》、《评剧大观》、《中国传统剧本选》、《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萧长华演出剧本选集》、《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孤本元明杂剧》、《盛明杂剧》、《墨憨斋定本传奇》，《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包括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古典戏曲重要论著47种），《洪深文集》、《高尔基剧作集》、《戏剧理论译文集》（8种）以及多种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研究的译著等等。在这800多种图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一虹先生要付出多少心血呀！另外，上面提到他主编的《外国戏剧资料》，从1962年创刊至1980改名为《外国戏剧》再次正式发行，至1986年共出版28期，受到戏剧界广大读者的重视，不少读者至今对它还念念不忘。很遗憾，从1986年停刊至今，一直未见复刊。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连一份专门介绍、研究外国戏剧的刊物都没有，实在是有愧于我们这个戏剧大国。还有，他的戏剧理论著作也很引人注目。譬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戏剧界围绕“民族形式”这一关系到话剧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一虹先生发表了《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关于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等重要文章。他指出：“艺术作品的需要民族形式原是一种根本的要求，描写一个特定民族的思想与感情，自然惟有通过这一个特定民族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但是，“民族形式并不等于旧形式。它是我们新思想新感情所赖以最好表达的一种形式。”这些意见，不但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在今天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因此，这些文章引起许多话剧史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一虹先生是戏剧艺术事业的功臣。但是，他从不张扬自己的成就，总是默默地奉献。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毫不掩饰地交给历史，让后人评判。今天，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戏剧界、学术界，这种风格是多么值得弘扬啊！邓兴器：幸运之缘早在五十年代上大学时就知道了葛一虹这个名字，但与他相遇、相识却是文革后的八十年代。1983年纪念田汉诞辰85周年时，成立了“田汉研究会”，一虹同志任该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被推荐为副秘书长，从此开始了我与葛老之间亦师亦友的幸运之缘。我记得清楚，初次见面，一虹同志就向我约稿，要我为他当时主持编写的一套《中国话剧艺术家传》写田汉传，使我很感意外。因为我是搞戏曲的，怎么能写田汉的话剧呢？而他的回答却是：正因为你是搞戏曲的我才找你，田汉也是由戏曲走向话剧的，并始终没有离开戏曲，这应该是他话剧艺术不同于旁人的一个特点吧。我看过你的文章，相信你可以写出这个特点来。一番话既说出了他对我的了解，也表达了他对我的信任。我后来更体悟到这不仅是葛老对我这个晚辈的提携，也是对我治学思路与方法的开导。经过对田汉话剧活动的涉猎无疑加深了我对田汉戏剧的全面理解和认识，拓宽了我田汉戏曲研究的视野。我从心底感谢他的信任，更感谢他的激励与开悟。此后不久，他又安排我参与了《中国话剧通史》的编写。对我自然又是一次考验和锻炼。同样是因为有一虹同志的支持与信任，我也就坚持下来并有了完成任务的自信。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后学如此关爱有加、放手放心、栽培信用，没有一个忠厚长者的宽厚胸怀与眼光，和为人师者提携后进的高度责任感，恐怕是做不来的。每想及此，我心里总充满了温暖和幸运，同时也自然想起田汉同志当年与南国社的一批青年学员的师生情分。因此我常常感到，因为田汉我结识了一虹同志，也因为一虹同志而更具体地感悟到了田汉。当然，更使我感佩的是葛老在田汉研究会的工作。以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不仅和年轻人一样，事必亲躬地打理着各种杂务，更以一个学者的执着坚守着研究会学术活动的宗旨，致力于对田汉精神遗产的研究与发扬。特别是由他多次呼吁建立专门研究田汉的“田学”的建议，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今天我要惭愧地说，作为他在田汉研究会的继任者，我并没有很好的完成一虹同志的嘱托。尤其是关于葛老念念在兹的“田学”的建立，虽然2000年在周巍峙同志主持下，借重1986年间由一虹同志主持编辑出版的16卷《田汉文集》的成果，经田汉基金会组织编辑、出版了20卷本的《田汉全集》，是“为‘田学’的第一块基石”（引自《田汉全集·前言》）。但是深入、具体的发动与策划工作并没有有力地展开。葛老在天有灵，我想是不会满意的。但这一切并无碍于我对于一虹同志的深长思念与感激，也相信总有一天葛老的所想所愿会付诸实现，我热切地期待着。周明：书缘初识葛一虹先生，只见他非常平易近人，质朴谦逊，在富于个性、多姿多彩的文艺界群体中，显出独特的学者风度。葛一虹先生是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 “葛老”是大家心目中的师长。我在他领导下的具体工作是编辑《田汉文集》、《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5戏剧卷》，参加编写《中国戏剧通史》等。二十多年往来，忙的都是书，结的是“书缘”。《田汉文集》编委会有宗白华、郭沫若、周扬、夏衍、阳翰笙、袁文殊、吕骥等25位编委，都是一时之选，代表了一个时代。夏衍是编委会主任，葛一虹是常务副主任。落实这一工作，得到领导部门和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也面临资料和经济的困难。五百万字的书籍成本，对于刚恢复工作的出版社是个较重的负担。葛老和其他社领导一起扛住种种压力，团结全体人员，出版《戏曲曲艺参考资料丛书》，出版年画、挂历和各种通俗读物，把文化积累和资金积累统一起来，终于完成了任务。1990年，我们以十六卷《田汉文集》纪念中国左翼文艺六十周年。接着，又先后组建了中国田汉研究会和基金会。后来，葛老调任话剧研究所所长，组织编写《中国话剧通史》。这是国家“六五计划”的文化建设项目，也想通过工作建设队伍。作为主编，他说，“干到老，学到老，先做点功课。”在虎坊桥家中，查阅多种史书，一次次商谈体例、编写原则，确定工作计划和步骤。他先组织编写《中国话剧大事记》，从基础材料做起；后来再组织编写戏剧家传记丛书；对重大事件充分讨论，争取逐步走近事实，以养成严肃、严谨、严格的学风。例如，中国话剧的起点为什么定在1907年？戏剧界内外有不尽一致的意见，进行过多次讨论。因阳翰老在“文革”中右手致残，凤子先生曾介绍我协助他做过一些文字工作。葛老责成我去访问阳翰老、夏公和周扬同志几位五十年代领导此项工作的当事人，听取说法。他们一致说，艺术门类的产生是一个过程，要确定一个时间标志也是颇费思考。当时考虑的是要有进步的代表人物、先进文化的剧目和积极的社会影响。提出洪深、田汉和欧阳予倩为奠基人，也是考虑的艺术门类的需要和他们三位的实际建树。其中只有一位是共产党人，强调戏剧是群体艺术，要团结大多数人。他们还强调说，丁西林、老舍等一大批党外进步文化人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1990年，《中国话剧通史》经过论证，交付出版了。阳翰老感慨地说，可真不容易，一个“剧联”的老战士，埋头做了几件建设性的工作！看到当年的老朋友先后谢世，葛老才动手编自己的文集。他还想写回忆录，尤其是关于中苏文协的经历。可惜天不假年，他过早地走了。他的文集，是一辈子淡薄名利、真诚实干的文化建设者留下的珍贵记忆，也是对后来者的鞭策！刘平：为戏剧而生今天参加葛一虹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会非常高兴，我觉得葛老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是我们戏剧界不应该忘记的人，也是我们研究戏剧的后辈永远尊敬的人。我跟葛老在1987年相识，也是因为研究田汉的关系认识葛老，跟葛老将近有二十年的交往，葛老于2005年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怀念葛老的文章，就叫《为戏剧而生》。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我认为葛老是为戏剧而生，对祖国对人民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排除一切困难做对戏剧发展有益的事情，他是以艺术家的眼光对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刚才有好多老前辈、专家谈到了，尤其是屠岸老师谈的，他在剧协工作、负责戏剧报和编辑那些书的时候，受到了那么多的非难，但是他仍然坚持。我们现在看起来，如果没有葛老当年的坚持的话，我们中国戏剧可能就缺少了很多很多这样宝贵的资料，到今天可能很少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说他有独特的贡献，这是我的感想。第二点，我要说，葛老终身尽力于戏剧，品德高洁，对同辈人关心爱护。我在接触葛老的时候，他非常关心当代戏剧现状的发展，我经常看戏，所以他经常要我给他介绍一些戏剧方面的现状问题。另外他也讲他自己的经历，比如说他1957年至1959年之间翻译古希腊悲剧这件事情，当时葛老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讲到中国戏剧界就没有对古希腊戏剧进行介绍，这一块儿年轻人不知道，只有通过《外国戏剧资料》我们才能了解外国戏剧的发展情况，可是在全国来说当时懂古希腊文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罗念生老师，一个是缪灵珠先生，一个就是周作人。那么前两位老先生没问题，找他们翻译做什么事情都顺理成章，老先生都愿意做，唯独周作人这个事情让老先生当时心里很忐忑，因为周作人当时定为汉奸，历次运动都受批判，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当时葛老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了解到周作人的生活非常困难，怎么样才能利用他的才华为戏剧做贡献，又对他的生活做些补贴？所以他就大着胆子让一个年轻人去跟周作人谈这件事，跟他谈好说好不能署他的名字，只能用个笔名，周作人都答应了。葛老在他答应翻译之后马上就预支给他一些稿费，让他先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当时葛老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动情，他说你知道当时那个环境是没有人愿意碰这样的问题的，是担着风险的，弄不好就是人家说你的阶级立场和阶级界限不清楚，就会影响到葛老自己的工作和声誉，但是葛老还是坚持做下来。古希腊剧本就是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使我们不懂希腊文的后辈才能读到古希腊戏剧的终目级的版本，很多人都不会了解葛老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这样的事情对葛老自己有什么吗？他不做这个事情不会担风险，他完全可以像别人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推了之，可是对我们这个事业呢？葛老没想到自己的名誉的问题，他认为他做的事情是对戏剧事业发展有利的就做了，现在看起来，葛老的这种主张这种做法确实是一种大艺术家的眼光。我觉得他是有点超前意识，这是我们戏剧界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但是葛老做到了，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第三点，葛老为戏剧尽力培养人才，对年轻后辈扶持帮助，是一位可敬的长者。我在1986年参加了长沙的第二届田汉研究讨论会以后，认识了曹孟浪先生，跟他说我要写田汉评传，现在要找人又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人帮介绍，后来曹孟浪先生就介绍我认识葛老，见到葛老之后，他特别高兴地说： “欢迎你来，刘平同志，你以后有什么资料需要我帮你，或者说需要我给你介绍什么人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我来给你写介绍信”。一点儿客套没有，非常的平易近人，让一个在研究上刚开始起步的后辈深受感动，他没有小看我，而且他是热忱的帮忙，他听说是研究田汉，比研究他自己都高兴，他说田汉真是了不起，他觉得田汉应该大力宣传，作为《国歌》的作者也好，作为戏剧界的一个领袖也好，不应该让田汉先生默默无闻，他的精神直到今天应该发扬光大，这是葛老的一个想法，所以他支持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后来我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搜集资料，我写成了《田汉评传》，葛老非常高兴，我把初稿拿给他之后，葛老主动提出要为这本书写个序，他真的给我写了，因为出版的事情，当时草稿就45万字，出版50多万字，遇到了困难，出版社不愿意接受，认为这样的书会赔钱的，要5万块钱的出版资助，那是1996、97年的时候，我的工资一年还不到一万块钱，我都不能想象，我都有点灰心了，我只能放一堆废纸放烂了也没办法来自己掏钱印这些书。后来是中央文献出版社接受了，不仅没要出版经费，而且还给了我稿费。当时葛老一听说这个出版遇到了困难之后非常着急，他首先就把他的序言在《光明日报》发表，发表以后他说我替你宣传，我也帮你想想办法找找出版社，他就是这样诚心诚意的，看到你困难他着急，看到你有成绩他高兴，这里没有一点点客套的东西，我觉得葛老就是这样实实在在地扶持年轻人，在支持戏剧事业。他就想着怎么样在他的有生之年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年轻人提供一种帮助，能够把我们整个戏剧事业搞起来，我觉得他身上特别有田老的那种风格，做事情从来不想自己、不想自己名誉的问题，他就是想对大家有好处，对我们这个事业发展有好处，他就这么做了。所以我们今天纪念葛老，我们应该永远学习他这种精神，永远用他的这种精神去做我们后辈应该做的研究事业，把他们未尽的心愿、未尽的志愿继续完成。谢谢大家！葛肖虹：信念　坚忍　睿智　儒雅　淡定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在葛一虹百年诞辰与文集出版发行之际，举办这样隆重的研讨会，感谢王文章院长的致词和刘彦君所长的主持。今天与会的除了各位专家、父辈同仁还有父亲生前好友的后辈，大家从不同角度对我父亲作为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和出版家的一生，以及对新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做出了历史回顾与评价。作为家人我们很受感动，在此我代表全家向各位致以深深的谢意。父亲生前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道路是曲折的，并不平坦。按照常规发展，首先我应该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但由于时代的影响，我搞起文艺工作；又由于可以说是偶然的机会，复从事于将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化介绍到我国来的组织工作；并因此又搞了出版工作。而我写作和翻译的东西约计也有百万字之多。应该说，我在过去是作了些事情的，虽然这一切种种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还有缺点和错误的。但使我想起要是那也可以算是一种斗争的话，那么我所经历的不能不说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 这次编委会在《葛一虹文集》首卷开篇，则将葛一虹生平概述一文冠以“学者与战士”的标题，应该说这真实地概括了父亲的一生，即学者与战士，战士与学者。父亲诞生在上个世纪初国难深重的年代，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大多抱有为国家和民族振兴奋斗和担当的激情。父亲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此在共产党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从事了大量的进步演剧活动和文艺理论研究以及翻译工作，并且结合时政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文化艺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在对苏交流，出版和介绍苏联文化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果方面也做出了有卓越建树的工作。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父亲经党组织认可开办了天下出版社，实际上编辑只有父母亲和郁文哉伯伯三人。不到两年时间，就出版了大批包括宣传解放区和介绍新思想、新文艺的书籍。出版社的工作满足了社会和大众的需求，弥补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力量的不足。五、六十年代，父亲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主任、《戏剧报》和《戏剧论丛》编委、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他力促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中外古今戏剧和戏剧理论的图书刊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迎来了事业的春天。先后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等文化机构担任负责工作，同时也兼任社会上一些学术团体的负责人。父亲以古稀之年又担任了《中国话剧通史》的主编并亲自撰写了其中的重要章节。同时期，还主持编辑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主持了《田汉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使这部16卷约有500万字的巨篇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却了父亲对田汉的一片深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苏两国文化协定，1986年初冬，父亲率中国艺术科学工作者考察团前往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三地考察交流。当踏上这块曾让父亲魂牵梦绕的苏联国土时，他感慨万千。父亲说，令其欣慰的是他半个世纪前为中苏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也得到了苏联同行的赞扬。父亲是75岁离休的，离休后他笔耕不辍，仍撰写文章，接受采访，指导对戏剧理论和话剧史及左翼戏剧史的研究，又主编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年戏剧卷》。在父亲80岁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了“葛一虹同志从事革命戏剧工作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对其革命戏剧的工作实践、成果和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鉴于父亲对我国文化科学所做的突出贡献，文化部授予其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奖。在参加编纂葛一虹文集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父亲所代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看到他们成长的心路历程，这其中有奋斗、有犹豫和徘徊，甚至消沉，但是时代的召唤，民族的兴亡和国家的命运，迫使他们奋起、抗争。他们已经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国家的命运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在专业上表现出的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使之成为对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他们的著作和成果成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大浪淘沙使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成为了民族的脊梁。父亲的一生，为我们后人展现了他的华彩篇章，我们用以下几组关键词寄托对他高尚人格的景仰和怀念，那就是“信念、坚忍、睿智、儒雅、淡定”。父亲过世已八年了，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他亲笔手书的宋代苏轼名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是父亲的墓志铭，也是他终其一生的淡定情操和留给我们后辈的精神财富。谢谢大家！郁蕾：回忆父亲郁文哉与葛一虹伯伯并肩战斗的岁月今年是葛老诞辰100周年，我代表因病不能来参会的98岁母亲和姐姐做一简短发言，回忆一下葛老与我父亲郁文哉并肩战斗的岁月。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我父亲与葛老分别是复旦大学和大同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左翼文化兴起时期都加入了左联。1933年底，他们俩和其他近百名左翼学生被国民党逮捕，关进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他们在狱中相识，经受了磨练，坚定了信念，并从此奠定了一生真挚的友情基础。葛老出狱后继续参加左翼剧联活动，编辑出版刊物，组织剧团演出。我父亲出狱后赴苏联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葛老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再次相逢。葛老任《中苏文化》杂志常务编委、中苏文协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其间，大量介绍了苏联文化，包括抵抗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情况，同时用一定篇幅介绍中国抗战形势、历史及现状等。杂志刊登过毛主席的文章，也受到周总理的关心。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查到160多本，其中有葛老发表的大量文章。1942年郑君里、章珉、葛老和我父亲共同翻译了英译本《演员自我修养》；1945年葛老、茅盾、戈宝权和我父亲共同翻译了英译本《高尔基传记小说》。值得一提的是，为赶在高尔基逝世9周年纪念日出版，《高尔基传记小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了4-5天就翻译完了。抗战胜利后，葛老于1945年赴上海恢复中苏文协上海分会，我父亲随中苏文协于1946年迁往南京，继续担任《中苏文化》杂志主编。其间，葛老在苏联对外文协的直接领导下，以及姜椿芳、阳翰笙、戈宝权、叶以群和我父亲的协助下，成功策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中苏文化交流活动。在工作期间，文协内部存在人事纷争，但我父亲与葛老一直合作得很好，这一点葛老曾向我们讲过，在他的自传中也曾提及。 1948 年底，我父亲与葛老的名字已列入国民党要抓捕的名单。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两家人分别准备前往西柏坡时，却因北平地下党城工部负责文化艺术界的石岚突然被捕，葛老一家未能走成。新中国建设初期，急需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经验。为弥补这一空缺，葛老重新开办了天下出版社，并邀请我父亲前来参加，这使他们有机会再次合作。据母亲回忆，当年天下出版社的主要工作人员只有葛伯伯夫妇和我父亲三个人，工作量之大和工作效率之高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俄文译著涉及到各个领域，专业词汇繁多，工作强度已达极限。天下出版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我父亲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葛伯伯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 1953 年8月3日，我父亲不幸病故。16日，葛老在贤良寺亲自为他操办了隆重的祭奠活动。1957年，葛老又通过中国文联将我父亲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父亲去世后，葛老又陆续为他出版了不少遗作，有些至今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戏剧理论译文集》中刊登了我父亲有关瓦赫坦戈夫学术谈话的译文，近几年还在被学者所引用。上世纪末，葛老交还给我母亲一包父亲的遗稿和遗物。遗憾的是我2005年才开始认真翻阅，而葛伯伯已于那年4月26日永远离开了我们，很想进一步了解的问题已无法向他请教。我父亲与葛伯伯共同经历了左翼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初期，我们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和奋斗，令我们敬佩，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借此研讨会，我们缅怀、追思葛老，并感谢葛老为我父亲保存了遗稿遗物，以及在我父亲去世后为他所做的一切！责任编辑：霍明宇; 551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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