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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街、巷、弄、里、坊、市、道、路”及其他: 热度 17 fdc1947 2015-1-24 08:43; 说“街、巷、弄、里、坊、市、道、路”及其他我曾经写过济南的经纬路，说过苏州的街巷，还说过胡同就是巷的另一种读法，有朋友与我讨论城市街道的名称，鼓励我继续写街道。街道名称是地名的一种，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不好经常更改的，更改了人们会失去联系。所以，今天的街道名大多数并不是新起的，有些街道名就很古老。我们曾经说过，过去最普通的街道名称是街和巷，即所谓大街小巷。《说文解字》：“街，四通道也”。前后左右都通，一般城里的主要道路古代都称街。如唐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宋汴梁城的御街，临安城的天街，明清北京城的正阳门大街（前门大街）、长安街，宋代苏州城的大街（卧龙街，今人民路），明清济南城的院前大街，都是当时当地最主要的街道。巷那就是小巷了。同样，《说文解字》：“巷，里中道”。古时，城市称邑。在汉代，邑往往也就是县（随便说一下，邑就是如今字中右边的软耳朵旁，阝，凡是带右阝旁的字，除少数几个与城市地位、功能有关的字之外，绝大多数都是邑名）。邑中分为若干里，就像如今城里分几个区似的。《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是“沛丰邑中阳里人（秦沛县丰邑中阳里人）”。汉代许冲把他父亲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献给朝廷时称自己是召陵邑万岁里人。显然，在“里中”一定也在“邑中”，把巷解释为“里中道”，而不说邑中道，就是为了强调巷的局部性，换句话说就是强调小巷。巷在古代的另一种写法是衖，读音为“胡绛切”。据清代大文字学家段玉裁说，“十七史言弄着，皆即巷字。语言之异也。今江苏俗尚云弄” 。所以，如今江南一带所说的弄，里弄、弄堂的弄，一开始只是巷字的另一个读音，后来，索性分出来了。实际上弄就是巷，一般人认为，弄更加小一点，而且常常是不通的即所谓“实窒弄堂”（死胡同）。与江南把巷读成弄类似，元大都的蒙古人，把巷读成了胡同，胡同就是巷。这在拙文《胡同不是外来语》中已述，这里不再罗嗦。上面所说的里，是居民区的名称。有点像如今的居民小区，四周用墙围起来，“小区”的门称为“闾”。这种“里”，实际上一直遗留到现在。江南一带城市里所谓的里弄，就是其遗迹。前几年，苏州城里尚有一百多个“里”。一些新建筑也仿此为“里”，如位于苏州观前街的有名的承德里、位于北京的平安里以及上海的众多里弄等等。当然，这只能说是遗迹，在历史的长河中，里的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就成了巷。汉代城邑内的里，到了唐代，被称为坊。据《唐元典》，“两京及州县之郭内为坊,郊外为村”。唐长安城内就分为差不多110个坊。这个坊是一个后起的字。有人说，坊，方也。坊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居民区。宋代也还是如此。不过慢慢的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街道的名称。之所以发生变化，我猜测还是坊的个数越来越多。就像行政区划中原来州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后来州的个数太多了，不得不上面设一个“道”来管束它（后面就要说到，或见拙文《州、道的“贬值”》2012-02）。坊的门，即牌坊，往往就是坊的标志。后来，又有了许多有特别意义的牌坊，例如，表彰什么人的事迹，纪念什么事件等等。中国的“城”往往与经济有关，人们要从事贸易，这就是“市”。城里总是有市，市形成街道，这街道名往往就是“市 ”。如东市、西市、牛市、骡马市、菜市、皮市等。还有一些街道的名称与某个特殊的建筑、单位有关。例如，我前些天写过的苏州城里的“前”，如观前、旧学前等等（见拙文《从观前街说“前” 》2015-01-09）。又如，济南泉城路西段，过去叫都司门口，那是因为明代的山东都指挥司设在那里。泉城路东段青龙桥西，过去称皇亭门口，那是因为清代在那里有万寿宫，供有皇帝牌位的“万岁亭”俗称皇亭。过去城市的街巷名称，各地还有许多，如塘、园、场、桥、湾等等。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说“路”和“道”？据我所知，过去城市中道路似乎没有称某某路和某某道的。汉语中称道路的字很多，例如，路、道、途、径、蹊、阡、陌等等，过去都不称呼城市道路。路就是道，是供人行走的的。就像大家熟知的鲁迅先生的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路是足字旁，道是走之旁。途也是路。路途。径是小路，双人旁也与走有关。蹊也是小路，称蹊径。阡陌都是田间的路。这些字中间，途、道、路是可以走车的路，往往是古代的“国道”。据说途宽走一车，道宽二车，路宽三车。它们都不用于城市内的道路名。道和路都是古代的高级行政或监察区划名称。战国各国地方先后有郡县。秦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四十来个郡（王国）辖一千多县。后来，汉代的郡越来越多达一百多个，于是设十三个州也就是十三刺史部监督这些郡。到了东汉后期，州就正式成了管郡的一级行政机构。经过南北朝的大混乱，州、郡数量都大到难以数清的地步。隋、唐都精简并合并州郡，取消郡，最后统一称州，但唐代仍有三百多州。于是，设“道”以监督这些州。一开始是十道，后来十五道。这些道的面积都非常大。如江南道为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后分江南东道约为江苏南部、浙江、福建，江南西道为今江西、湖南。又如河北道为今河北、东三省及黑龙江之北直至萨哈林岛的广大地区。陇西道包括了今甘肃、新疆直到今乌兹别克的塔什干。最后藩镇割据，道就管起了州，近乎一级行政机构。宋代改道称路，当然职能上也还有些不同。由于地域小了很多，路的数目却增加了许多，这样，路的面积一般也小了一些。如两浙路为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后来又分浙西（钱塘江北）和浙东（钱塘江南）两路。京东路为今山东、河南东部，到金代改称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如今意义上的“山东”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元代，路是一级正式的行政区划，但是面积又比宋、金小了很多，因为它上面多了一级——行省，简称省。例如，当时的“苏州”就称为“平江路”，南京称“建康路（集庆路）”，杭州称“杭州路”，北京为“大都路”等等。但是，道仍然是一级地方高级监察机关，面积还比较大。明代把路改称为府。这才是如今人们还常常提到的济南府、苏州府、常州府、扬州府、杭州府等等众多府治的正式开始。 “路”从此从行政区划系列中消失。直到清代，道仍然是省的各个派出机构的名称，例如有名的苏松太道，管着苏州、松江和太仓，后来移至上海，兼管上海海关，那里是清代财政经济的主要来源。因而，在清代以前，道和路都难以成为城市道路的名称。到了民国年间，地方行政为省、县两级，道作为行政区划和行政机构都被取消，而路早在明代就没有了行政区划或行政机构的名分。这样，路和道就分别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才正式登上了城市道路名称的舞台。清末和民国初，各地方道路开始“现代化”。过去，除了京城的“御街”之外，各地的街道都非常狭窄，所谓“大街”也就三米来宽。而新建或改造后的主要街道大多有十来米甚至十多米宽，于是就改称为“路”，以示其新、其大。这样，某某马路、某某路的名称在各地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如今大多数城市中的某某路大多出现在民国年间。有的地方，如天津、东三省等地。则用“道”来称呼那里新建的城市道路。到了今天，道路的现代化是过去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的，道和路的最大宽度似乎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了。很多地方甚至用“某某大道”来称呼，似乎想表示比一般的“道”和“路”更宽大气派。这就是今天的道和路名称的来历。; 个人分类: 谈天说地|28234 次阅读|46 个评论

围墙: fdc1947 2013-9-25 16:19; 小时候生活在城市中心，出门就是街道。那些大街小巷，除了极少数几条“实窒弄堂（死胡同）”之外，基本上是路路通涂。比如，要到城市西北某处去，则向西、向北，或向北、向西，走一个大直角，或者弯弯曲曲地向西、向北，走多个小直角，都一样达到，并无多少远近之分。凡有围墙的都是“大人家”，围墙内多花园。但即使是大人家，围墙在一个街区，一户人家的围墙也不会大到哪里，并不影响外面行人走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在北方一所学校的“家属宿舍”居住。那是一个有几十幢楼房的大院，院里居住的都是学校教职员工的家属。就像一户“大人家”一样，院内的大楼、街道、设施、一草一木都是学校的资产。哪里的设施出了问题，一个电话过去，学校就会来维修。脏了，学校派人来打扫。这样，家属院就有一道长长的围墙，人们进出都必须经过大门，来家属院的客人也会在大门的传达室受到盘问，学校资产、设施，教职工家庭的安全得到了保护。不过，人们也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走许多“冤枉路”，从院墙的里面走到外面，常常需要转很大的一个圈子。 90 年代开始，各地的城市都大大地扩张。先是在城乡结合部，然后在近郊，最后在远郊和农村，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新村”、“小区”、“花园”。建筑标准越来越高，房屋装修越来越豪华。这些“新村”、“小区”、“花园”毫无例外地都有一道或长或短的围墙，把围墙内外分割成两个世界。墙内的人们虽然相互不认识，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墙外的恐惧。造成围墙内的居住者对于墙外面恐惧心理的原因是围墙内外经济上的差别。无论是最早设立的“新村”“小区”还是后来越来越豪华的“花园”，围墙内居住着的经济条件最初都远远好于居住于围墙之外者。他们认为，墙外的人们都是他们家园潜在的破坏者，墙外的人们会盗窃他们的财产、破坏他们的设施、污染他们的环境，而那道长长的围墙则是对这种恐惧感的一个小小的安慰。他们自己进出的不方便则是为这种得到这种安慰而付出的代价。我目前坐着打字的地方，离开一条大马路只有三五十米，但是，离开小区的大门步行要十多分钟，如果要到离我三五十米的墙外，恐怕没有二十多分钟的跋涉将难以到达。如果我要去离开这里只有几十米远的一个邻近的“某某花园”的朋友家，也要走出这个小区的大门，进入那个“花园”的大门，步行近二十分钟。最喜欢围墙的可能是城市的管理者，一道又一道围墙把城市分割为一个又一个小区域，管理的责任就可以分解给区域的管理者。分割开来的小区域也确实给城市的破坏者增加破坏的困难，使他们难以遁逃，易于被擒获。所以，许多城市管理者至今仍然在强调建设“封闭式管理”的小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城市中就被一道道围墙分割为一个个小的区域。中学生的历史课本上总会讲到唐代长安的一个个分立的“坊”，苏州人更熟悉的是弹词《玉蜻蜓》中“金大娘娘醉打巷门”。那都是说城市被分割开来的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更需要方便、快捷的交通，在经济发展的面前，一切障碍都被冲决得干干净净。我小时候经历的城市之中路路通畅的情况，就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现在，早年设立的“新村”都已经成了城市的中心区，“新村”周围的“旧村”也早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些围墙内外居住者的经济条件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如监控探头等使得破坏者的破坏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容易被擒获。可以说，在城市中心区附近的那些小区的围墙已经弊大于利，它给人带来的不便已经远远大于其好处，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在稳定的城区，拆除这些城市中间的“土围子”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 什么？拆除围墙？那不乱套了？”不少人不免会很有些惊慌，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受到侵犯，担心安全得不到保证。其实，这种担心，主要是出自惯性思维。在城市中心区附近的那些小区去除围墙，并不是不要小区、不要物业管理者。只要小区及物业的管理者应用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小区居民的利益可以不被侵犯，安全也可以得到保障。去除这些桎梏的阻力我看主要来自城市的管理者。毕竟变“封闭式的小区”为开放式小区在管理方面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一个个封闭小区简单的管理方式使惰性的管理者对“土围子”充满着感情，但是，一个由这样大量的“土围子”组成的城市却很难成为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如果城市的管理者是有远见的、卓越的，他们应当有办法管理好一个使居住着安全、舒适的生活和方便、快捷的出行的现代化城市。;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64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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