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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范式的建立是以国际学术界长期合作积累而逐步形成的。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每一个学者都务必要或在遵循。
geneculture 2020-9-2 10:35
学术范式的建立是以国际学术界长期合作积累而逐步形成的。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每一个学者都务必要或在遵循。既然如此,广大师生员工乃至老板甚至公务员或义工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无论是被雇佣还是自主独立)都务必要遵循(这是探索者走的道路-邹晓辉)。学术交流本来就是非常小众的专家之间的活动。属于九级融智台阶上端的研究型大学少数学者做的事情:
个人分类: 学术研究|2986 次阅读|1 个评论
为一篇一分的论文点个赞
热度 11 周浙昆 2020-5-19 13:32
前几天研究组法籍博士后 Cédric ,兴冲冲到我办公室给我说,他的论文终于发表了。从那个高兴劲来看,这起码是一篇 10 分以上的论文。殊不知他口中这篇 题为“ Survey of thefruits and endocarps of Icacinaceae(Lamiids, Icacinales)” 的论文, 发表于 影响因子仅为 1.188 European Journal of Taxonomy ( 欧洲分类学杂志) 。在今天为这样一篇论文点赞真是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土包子一个。然而,当我了解这篇论文背后的故事,我不仅要为作者点赞,更要为这篇论文的 审稿人和期刊的编辑点赞,并且不由自主的为 Cédric 博士做在的那个学术共同体充满了敬意。 Cédric 的博士论文是做茶茱萸科( Icacinaceae )果实和种子化石的研究。茶茱萸科有 58 属, 400 种,在被子植物中算一个小科。茶茱萸科植物现在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却在欧洲古近纪的地层中有广泛的分布。在古植物学的研究中,为了能够准确鉴定某个类群的化石,需要对这个类群的现代植物的器官如叶、果实种子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中发掘出能够用于化石分类鉴定的形状,这是因为在很多时候现代植物分类使用的形状不能用于植物化石的分类。这些工作是仅仅是系统古植物学的一个基础,要花很多时间,但通常不能产生什么重要的成果。 茶茱萸科果实种子特征的研究,就是 Cédric 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由于在论文中收集了大量的果实种子的形状并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一开始他只是想发表一篇短文,把这个数据库发表出来,但是他的导师不同意。他的导师认为,必须要系统完整地展示整个工作。于是他不得不对这些果实和种子的标本进行了形态学描述和相关的分类学处理。做过博士的论文都有这样的体会,要把博士论文的某个章节改编为期刊的论文,是要花不少时间和力气的。 Cédric 花了大量的时间,按照期刊的要求来修改把博士论文的章节。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篇论文实在是太长了。一般而言,一篇论文就是 5-6000 字, 7-8 页,他的这篇论文发表出来的版本有 130 页。经过几个月的修改,他终于在 2019 年 10 月份终于完成了投稿。 11 月份他收到了审稿意见,第一个审稿人提了 101 个评论和 299 条修改建议,第二个审稿人提了 198 个评论和 659 条修改意见,整个修改建议合在一起接近 1000 条。如果是我收到这么多的修改意见,第一个念头就是直接放弃得了。而 Cedric 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逐条修改建议修改的问题或者对修改意见进行了说明。文章接受后,编辑又对 Proof 进行了三轮文的修改和校对,到 2020 年 5 月文章最终发表了。文章发表后, Cédric 进行了一个统计,从他提交的稿子,到论文最终发表,他经过 6000 多处修改。 大家也许会说,这篇文章有这么多的修改,是不是 Cédric 自己不认真,留下了那么多的错误。非也,这是一篇分类学的长文,错误比别的文章肯定会多一些,这是其一。其二,分类学的文章有着自己纷繁的格式和规定,一个地方的修改,会导致其它 多 个关联部分的修改,稍不留意就会遗漏或者留下错误。那么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修改这么一篇文章,是否值得?一人的学术声誉是由一篇篇的论文打造而成的,如果一个人的论文是篇篇精品,字字珠玑,那么好声誉就会自然而然建立起来。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科学就是准确和客观事实的代名词,一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如果在自身的表达上都充满了谬误,势必影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作为一个期刊的主编,听了 Cédric 的故事,我是十分羡慕 Cédric 所在那个学术共同体。任何一篇文章,首先是作者的成绩和水平的体现,但是作者后面的审稿人,编辑等幕后人员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时候一篇文章通过作者、审稿人和编辑的共同努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科学共同中,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审稿人,有些还是编辑,在这个科学共同体中,只有每个角色的努力和付出,才能不断产生认识未知世界新知识和造福人类社会的新成果。作为一个主编,我邀请合格的审稿人成为我工作中的一个难点,很多时候我们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们,不愿意担任审稿人这个角色,或者说不愿意认真履行审稿人的角色。试想一下, Cédric 所遇到的那两位提了近 1000 条修改意见的审稿人所花的时间,说不定不比作者要少,他们甘愿如此的付出,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审稿是每个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对一篇一分的论文写下这些文字,请原谅我的格局和目光。 图1. Cedric论文的首页 图2. 论文的一个图标,现代茶茱萸果实的解 剖 图3. 古近纪茶茱萸科的果皮化石 图4. 对果皮化石的解剖 图5.微花藤( Iodes cirrhosa )(茶茱萸科植物)
个人分类: 随想|5291 次阅读|23 个评论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与中医科学性(二)
fqng1008 2018-8-30 16:31
3 自然哲学与科学精神的一步之遥 在这一节开头的时候,我别出心裁地定义一个争论不清的概念:科学是什么?一是吸引大家的眼球,二是自认为有新意,尽管没有按照“种属+差”的常规思路。 我的定义是:科学是人类科学精神的文化载体。为什么这样定义?与我多年对中医学的苦苦思考有关。因此,接下来关于 “自然哲学”的论述,也直接结合中医药的学术母体来探讨。 人类生活在大自然,大自然确实让人类着迷,并促使人类孜孜不倦地探索大自然,拷问大自然。毫无疑问,自然哲学与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大自然的过程中,逐渐迈向文明进步的两个台阶。自然哲学是人类理性化过程中的必然驿站,而科学精神(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人文精神)是自然哲学进步的归宿。 那么,如何最通俗、最简洁地说明二者的关系?我觉得,那就是科学精神比自然哲学更认真(实证)一点、更严谨(逻辑)一点。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匠早就说过。1953年,爱因斯坦 在一封信中曾经写下了关于现代科学 产生基础 的著名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不过,我仍然要在“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外,再造一个新概念——“自然哲学共同体”。 什么是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是由科学观念相同的科学家所组成的集合体——科学活动的主体。1942年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拉尼(M. Polanyi)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使用。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运用“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来说明科学认识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认为“科学共同体”在实际上和逻辑上都很接近“范式”。指出一个范式只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由于这些成员使用共同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 构建“自然哲学共同体”概念有两个理由:(1)科学观念是与科学诞生、发展过程中一道进步的产物,传统自然知识并非科学,自然哲学家也不可能具备科学观念;(2)拥有传统自然知识和技能的人,与未经严格科学思维训练的普通人一样,具有较为一致的意识形态(自然观),但在求真愿望与逻辑严谨性方面与科学家共同体存在明显差距。 这个概念是重要的,为什么中医药理论体系能够一脉相承,延绵数千年?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攻势,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并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传统医学的现代化道路为什么那样艰难,稍微再认真(实证)一点、再严谨一点存在哪些障碍?“不可通约性”是不同学术之间不容忽视的客观现象,除外历史包袱的负担,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观念差异是否更加重要?显然,这些问题需要中医人来理清、交流和沟通,因为它涉及到传统医学的未来走向。 必须指出,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科学家所组成。“自然哲学共同体”(这个命名值得商榷,但为了后面的论述方便,暂用) 成员 则无需严格的科学思维培训,掌握一定传统知识和技能的人很容易获得共同认识,达成一致意见。因而更容易与广大群体交流与沟通,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4 中医学的逻辑(严谨性)问题 (未完,待续)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06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林坚:学术共同体与学术规范
fqng1008 2018-7-17 17:31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构成了学术共同体。在学术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学术规范具有相对稳定的运行机制。遵守学术规范,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和学术创新。 一、学术共同体的构成及作用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学说和方法论。 学术共同体概念,是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引申而来。1942年,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坡兰依(M.Polanyi)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提出“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意指按地区划分的“科学家群体”。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这一概念做了专门论述,指出:“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的。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他把科学共同体作为研究科学发展模式的逻辑起点,认为科学范式与科学共同体在逻辑上是等价的,“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R.惠特莱认为,在科学共同体中,其成员首先以追求某种荣誉为目标,这种荣誉是建立在对某一领域的智力贡献的基础上的;既然科学是一种职业,共同体中也存在一定的雇佣关系。科学共同体是“由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的有系列松散联结、大体上自治的群体的集合”,他们环绕特定的知识目标形成各种独特的共同体,控制着研究设备,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决定自身的工作目标和程序。1980年美国技术史家康斯坦提出了“技术共同体”和“技术范式”的概念,意大利技术经济学家多西又有所发展,科学共同体扩展为更广泛的科技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和承担者,担负着创造和评价学术成果的功能,也是学术规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学术共同体成员以学术研究为职业和旨趣,它不同于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是由学术把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联系在一起,强调学术研究人员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共同价值,遵守共同规范,以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同部门、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人员在社会中构成特定的集团,即各式各样的学术共同体。由一定的行政关系形成“学术研究职业组织”,如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协会、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各类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以共同的学术观点为核心而形成“学派”,同一学派的成员具有大致相同的目标、信念、观点和方法,如布尔巴基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布鲁塞尔学派等,有的按学科特性形成一定的学派,如制度经济学学派、系统科学学派、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派等。学派是社会组织学术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内向性、整体性、传统性、排他性等特征,结成一种有力的学术纽带,是学术研究中合作研究的独特共同体,造成“群体竞争”的态势,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学术自由需要一种结构上的保证,就是不同学派的存在及其之间的竞争。学术上的“生存竞争”,保证了一种“自然的”而不是“指令式的”(人为的或行政的)选择过程的正常进行。不同学派的存在及其之间的竞争,正是学术自由的最高形式。学术自由为学术的发展和真理的确认,提供了一种最佳的社会条件。 按不同的学科领域可以划分“专业共同体”,具有不同层次。按研究的性质和阶段构成,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按研究价值目标构成,可分为政策型研究、学术型研究、导向型研究。 学术研究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也涉及实证技术研究、实际应用与开发研究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可分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社会工程研究。学术成果按其作用功能分为理论成果和应用成果。理论成果主要是认识、探索科学领域取得独特的发现,主要以认识世界为研究宗旨。应用成果是为改造世界而探索实用性的技术和知识,如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也包括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理论成果的评价着重于理论上有无新发现,其提出的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的学术价值;应用成果则着重评价其新颖性、先进性、实用性、可操作性。随着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与综合,各个学术共同体之间相互贯通与融合的趋势正在加强,从而形成一个由所有学术研究人员组成的超级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对学术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是创新学术、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主体。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密切联系,共同作用,他们对于知识的生产和评价是至关重要的。约翰·齐曼指出:“有效的科学共同体是学术科学的基本的特征。知识社会学家常常把这个共同体当作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的背景,在其中,流行的科学见解得到统一和积累,不言而喻的技巧和智力传统在世世代代的学者中间流传下去。” 学术研究需要交流和得到承认,研究人员之间存在着“无形学院”,是一种非正式的学术共同体。无形学院的大部分活动是非正式的和无结构的。无形学院的成员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讨论,交换意见,互相赠送他们的论文的初稿或正式出版物,出席共同感兴趣问题的研讨会。“无形学院在科学文献中有它的对应物,这就是科学论文作者互相引证网络中有紧密联系的结节的集簇。虽然这些集簇很少有明显的区分并且常常以复杂的方式交叠,然而它们是非常真实的集合,这些集合关系通常反映着他们的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 影响着学术共同体行为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专业基质,包括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符号概括为同行提供了逻辑化形式,作为一种共同的约定的工具,它们为共同体在研究中提供逻辑上的起点。小摩里斯·N·李克特提出科学活动中存在两种交换系统:第一种是科学的内部社会的交换系统,即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内部交流;第二种是科学共同体与外界之间的交换系统,科学共同体用发现或发明以换取外部社会组织的资助。只有科学共同体成员同时遵循这两类交流系统的规则,科学共同体内运行规范与其外在社会规范才能较好地统一。 学术共同体实际上是分层的,形成了学术权威、学术导师等,也有不同于学派的“门派”,在一些特定的研究领域,还会形成处于“群结”状态的一个一个“阵地”。学术共同体成员心态和行为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同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学术研究人员进行广泛的渗透。 学术研究要发挥其价值和功能,就要确立全面的学术价值观念,以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标准来理解和追求学术的社会价值,包括学术的根本目的价值与全部工具价值的统一。要防止和纠正对待学术的两种片面倾向——狭隘的工具主义和抽象的目的主义。狭隘的工具主义表现为各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只把学术当做满足一时需要的手段;抽象的目的主义则无视社会发展的需要,绝对地“为学术而学术”,实际上是“教条主义”和“精英主义”,与实际生活需要脱节。必须建立和健全学术与社会经济的连接和协调机制,一方面,应用学术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并着眼于实践的需要,不断地进行学术创新;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学术成果没有被利用,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因而,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学术信息传播网络和反馈机制。 学术共同体以追求真理、理性为宗旨,在学术活动中应贯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包含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勇于怀疑、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创新、超越现状的创造精神等。学术知识体系是人类的精神成果,是一种“观念上的财富”,具有教育价值和人文价值。重视学术知识的精神价值,是学术共同体特有的价值观。学术的发展,应与人和社会发展目标一致,要把学术的发展纳入人和社会整体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目标体系之中。 二、学术的规范化 学术规范是从事学术活动的行为规范,是学术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循的准则,它从学术活动中约定俗成地产生,成为相对独立的规范系统。规范包括价值规范、行为规范和技术规范等,价值规范是行为规范和技术规范的基础和准则。 美国“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R.K.Merton)提出了科学的精神气质作为一种规范,他说:“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 把科学活动的规范说成科学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作为人类活动的科学活动的内在本质。默顿提出科学的精神气质包括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和竞争性。 参照默顿的观点,我们进行扩展,概括和总结出以下几种一般的学术规范: (一)普遍性规范 即普遍有效而被认可的规范,强调检验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学术标准的普适性。 学术活动是追求真理、增进人类知识的活动。要摈弃一切偏见,包括种族偏见、个人偏见、政治偏见、宗教偏见等。学术活动的结果必须服从这个普遍标准,与实际观察、与原先已证实的知识一致。普遍性本身是客观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不以任何非科学、非学术的价值标准作为评判真理和学术水准的尺度,不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名家、伟人,不以迷信的态度对待教条、本本,衡量学术成果的依据是其内在价值。 普遍性规范意味着:第一,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以学术标准为最高标准,而不论其种族、国籍、宗教信仰、阶级属性或个人品质;第二,它与民主的精神气质相得益彰,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学术的殿堂,提倡一种开放性的思想方法;第三,学术活动是一种全人类的、国际性的事业,学术活动的大门应为所有人敞开,任何人的学术成果都应被承认,都可以被合理利用。民主、自由、国际主义精神有利于科学普遍主义的实现。 (二)公有性规范 一切学术成果构成公众的遗产,属于人类公有。科学知识、学术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所有人都可以利用。 公有性规范要求公开学术成果,学术共同体成员分享学术财富,发现者无权独占或收回他的发现、垄断其成果。一旦有所发现,就应公之于众,与其他成员进行交流,才能得到社会承认,发挥社会效益。 学术成果在本性上是积累和协作的结果,是承先启后、一代一代的人努力探索的产物。所有重大的学术成就都是社会合作、多学科协作的成果。许多重大课题需要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通力合作,协同攻关,发挥群体优势,从而整体推进学术的发展。 研究人员的知识产权仅限于对增长知识的贡献而通过评价、承认获得的优先权。不把科学发现向同行传播,就会延缓科学的发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应反对技术垄断。一旦知识成果公之于众,人们就可以学习和利用它,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不但不会减少其价值,而可能使其增值。 公有性规范保证了学术成果能够得到合理的评价和社会承认。有了共同的学术价值标准,学术成果便能够排除社会地位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得以公开,为学术共同体所承认。 公有性规范要求学术研究人员保持谦虚的态度,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三)无私利性规范 学术共同体成员从事学术活动,是为了求知,追求真理,有所发现和发明,增进人们的认识,造福于人类,而不是为了牟取私利。学术研究人员对于知识的原始贡献者不直接偿付报酬,这一惯例的基础就是无私利性。 学术研究是一项高尚的事业,要求学术研究人员不以追求金钱、名誉、地位为目的,而应该探求真理,实事求是,无私奉献,承先启后。马克思曾说过:“科学绝不是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学术研究人员在接受或排斥任何具体学术思想和方法时,应该不计个人利益。 极端利己主义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把个人私利放在他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上,这与学术活动的气质不相容。要正确区分合理的个人利益与不道德的个人私利。学术研究人员个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权益应该加以保护和满足。学术研究人员用自己的智慧创造财富并不是“背离行为”。 无私利性规范具有普遍的倡导性功能和特殊情况下的禁止功能,即倡扬奉献,排斥私欲的恶性膨胀、财迷心窍及见利忘义的行为,反对欺骗、诡辩、滥竽充数、滥用专家权威等不诚实的谋私利行为,谴责运用不正当的手段抬高自己或压制对手。 (四)合理怀疑性规范 科学需要怀疑精神。任何学术成果都必须经受怀疑的批判检验。拉卡托斯(Z.Lakatos)指出,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最受珍爱的理论都持某种怀疑。合理的怀疑,不是盲目地否定一切,而是在事实和对知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怀疑,必须借助于经验和逻辑的标准,持续地仔细地检查可能的事实错误或论证的矛盾。任何合理的怀疑和批判性的评论都应该公之于众。 合理的怀疑性规范,要求学术研究人员有严密的智力训练和严格的批评标准,也意味着学术活动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各方面都持有认真的批判态度,它们之间应相互协调。学术的怀疑性规范既适用于学术研究人员自身,也表现为学术日益渗透进其他社会活动领域,而当其他社会体制企图扩大它们对学术的控制时,怀疑性规范将加剧它们与学术活动的冲突。 (五)诚实性规范 学术的诚实性规范在于一旦涉及学术成果的可证实性时,处于同行专家的严格监视和检测之下。它建立在科学的可检验性基础之上,必须用公认的方法与手段验证其成果。 公认的科学方法,使诚实性规范具有约束力。应充分尊重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实注明引用和参照前人的学术贡献。 (六)独创性规范 学术研究重在创新,要提出独创性的观点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 独创性是学术研究的最高价值。创新性、独创性是学术研究的生命。 (七)准确性规范 发表学术成果,应注重准确、可靠,力求论证缜密,表达准确,杜绝随意性、模糊性,要经得起检验和复核。在逻辑上严密,保持首尾一致,不自相矛盾。 (八)竞争性规范 学术活动存在着竞争,在竞争中发展。竞争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之争,有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竞争,也有不同专业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竞争,还有优先权之争等。竞争,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奋勇争先,不断创新,为学术发展做出贡献。 学术共同体以普遍的前后一致的规范准则为特征,许多特殊的行为规范可以从这些准则中推出。学术活动的规范都包含着一个共同原则,就是追求真理。学术活动的普遍性根源于真理的普遍性,公有性根源于真理的公有性,无私利性根源于真理的客观性,合理的怀疑性根源于真理的惟一性。真理的发现,是通过寻根究底,以事实为根据,不断战胜错误、排除错误而完成的。追求真理,就要排斥虚假,辨别假象,以实制虚,以真制假。学术活动的本性就在于追求真理、增长知识。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制定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包括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等。学术规范要求学术研究人员普遍遵守,切实遵循,要严格执行条例,更要依赖自律和自觉。 学术只有走向规范化,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三、学术规范的运行机制 学术规范一经形成,就有一定的独立性,形成独特的运行机制,要求学术共同体成员循轨而行。 知识生产要求有一定的规范,与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相适应。学术共同体成员必须知道他可以做的事情和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必须熟悉和掌握学术研究的行为准则即学术规范,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这些规范。违犯了学术规范,就要受到处罚。只有遵守学术规范,才能在学术共同体中得到认可。 学术规范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为: (一)相对稳定性 学术规范是在学术共同体长期的学术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行为规范,它成为所有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语言符码和共同标准。 学术规范一经形成,就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不随社会制度的变迁而改变,不随研究人员的更替而随意改变,而能够稳定地、较长时期地制约学者在学术活动中的行为。 (二)普遍约定性 学术规范具有普遍性,即对任何学术共同体成员都适用,意味着从事学术活动就要遵守其规范。在学术领域,不能按地位、职务、职称来判断学术水平的高低。 学术规范是约定俗成的,具有契约般的效力。 (三)内在自律性 学术规范往往是以一种无形的内在的方式存在于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内心和行为活动中的。老一辈学者的思想品质、行为风范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后来人,其规范在学术实践中社会化,并内化于个人内心之中。遵守学术规范要靠每个人的自律。 (四)自主自在性 学术规范具有自组织功能,通过学术共同体成员发挥其促进学术发展的功能,保证学术研究系统自行趋于系统目标。遵守学术规范应成为自主自在、主动自觉的行为。 (五)制约性 既然是规范,就必然具有约束功能。学术规范以社会承认、奖励和惩罚、制裁的方式制约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行为。 对于公然违反学术规范的人,学术界必定给予惩罚,甚至结束其学术生涯。 遵守学术规范是基本的要求,违反学术规范必须承担其责任,应该向学术共同体做出检讨并勇于改过。 (六)公开性 从选题、课题申报、立项、实施研究与开发,到出成果、检验和应用,有一系列的学术评价机制。 学术评价应坚持客观、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评价机构和评审专家应对评价意见负责,接受同行的检验。 对于非共识性项目,应有宽容的态度和支持的精神。 (七)国际化 学术领域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应逐渐向国际学术惯例靠拢,遵循为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规范。 (八)本土化 学术研究人员总是属于一定的国家和组织,因而,学术规范也往往具有某种本土化特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其规范表现出浓郁的本土地域特征。我国的学术规范,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九)动态性 随着知识生产的深入和拓展,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必定要被扬弃,而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得以形成。学术规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具有动态性,应与时俱进,不断修订和完善。 在执行学术规范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同行评议与社会评价:学术成果要向社会公布、传播,才能实现其价值。学术成果的外部表现形式也即文体,主要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学术报告、技术标准、手稿、原始记录等一次文献;文摘、索引、目录等二次文献;文献综述、情报述评、学术教材、学术工具书等三次文献。学术成果的确认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包括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同行的评议和认可,最终为社会所承认。 学术承认有多种形式。一方面,对学术成果的确认是通过同行评议来决定的;另一方面,还要得到社会承认。社会承认是学术界同行承认的扩散,同行承认是社会承认的标准和基础。发表是争取社会承认的第一步。历史上形成了学术论著发表的评审员制度。评审员或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权威,或者是专业杂志的编辑,他们成为“把关人”。对于等待得到社会承认的成果或没什么价值的东西,需要他们做出取舍。理智的标准应是符合科学精神,具有学术价值或实际意义,不以特定的学术观点和科学之外的考虑为取舍标准,而以其是否具备独特的学术价值、内在逻辑是否完备、方法是否科学来裁定。“把关人”的判别和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定时期内的学术水准,也影响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际上,报刊或出版社不可能全部发表作者们提交的论文和著作。遭到拒绝的论著并不一定没有价值,从另一方面说,发表了的并非都是佳作。即使是已被确认的学术大家写的高水平的论著,在被挑选的过程中可能也要担风险。编辑有智力的职责、商业的刺激和合法的权力去挑选他们认为值得发表并适合读者的论著。编辑的鉴别能力是很重要的,但对大量的专业性很强的论著,很难做出合理的评价,因此需要向有关专家或鉴定人(referees)或评论者(reviewers)咨询,或者说请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是一套专门的评价体制,保证由学术界同行来评价和管理有关学术活动:论文和著作由他们去评判,发明专利由他们去审查。有的论著评审实行“双盲制”,即评审人不知道作者是谁,作者也不知道是谁评审。“把关人”要做出正确的评判,首先要判定作品的学术价值,不能漏掉真知灼见,哪怕其还不成熟;同时要权衡学术信息的价值取向,对不符合事实的“信息”、违背科学原理、宣扬歪理邪说的“理论”,要坚决地过滤掉,拒绝传播和扩散。 学术评价是对学术成果的科学性、有效性、可靠性及其价值的评定,是学术奖励的基础。评价,是学术共同体对已有成果的“自然选择”。学术的良性运行,须以学术贡献和学术荣誉的一致性为前提,这种一致性就靠评价系统来维系。学术成果的确认,在认识论方面着重考察逼真性和确认性,在社会学方面依靠同行评议,两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学术成果的鉴定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学者的研究在经受其他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做的批评性评价之后,才能被认为是“充分确定的”。学术成果通过评价和选择被接受,它会以各种途径在学术共同体内传播和扩散,学术共同体也相应地给予承认和荣誉。在检测过程中,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和采用科学的标准。由于学科的分化,对不同学科的成就进行比较是很困难的。评价、鉴定和承认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引证分析:个人的学术成果,总是以前人或他人的成果为基础和前提,参照、借鉴、引用是可以和必要的,但应注明别人的贡献。引证前人或他人的观点,说明可取或不可取,但引证不能代替自己的观点,甚至冒充自己的“创见”。应该明确列出援引过的文献、论著、资料,注明来源和出处,这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学术发展是累积和进步的,每一项新贡献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充分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 引证分析可以反映一篇论文、一个学者、一种期刊在科学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反映出论文之间、学者之间、期刊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发表的论著被引证率可作为其重要程度或价值的一种衡量标准。学术论著与先前发表的论著有一定联系,后者作为关于事实和理论的可信的来源而被正式引证。做出某项特殊发现的优先权,属于首次发表论文报告该项发现的作者。不被注意或无人理睬是令人难堪的,因为沉默意味着不予赞同,被认为不值一提也就意味着没有多大意义。一项研究成果往往需要引用相当多的其他人的成果,注明其来源是必要的,也是对他人智力劳动的尊重。不是所有的引证都是值得赞同的,一篇论文可能被另一篇论文以不赞同的形式所引用,理由是它包含错误,或被更彻底的研究所取代。这往往会引起学术论战,不同派别提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不同主张。关于鉴定的这种竞争通常对学术发展是有益的,最终获得承认的回答经受了对立面批评的严峻考验。 通过引证分析,可以确定和选择核心期刊;测定学科的影响及重要性;研究学科的结构及学科信息源的分布;研究科学交流和信息传递规律;研究文献老化和信息利用规律;研究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对学者发展水平和学术研究人员进行评价,等等。 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全文数据库、全文检索技术的成熟,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水平的提高,为全面、准确地引用进行引证分析提供了保障,也为期刊等文献的编审人员以及读者更好地监督作者的引用行为提供了方便,使信息资源得以共享。 第三,奖励与处罚:对于卓有成就的研究人员,社会给予其相应的承认及荣誉。对重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造、学术创新成果予以必要的奖励,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风气。 在学术活动中,优先权、发明权、创新权、发展权是学术研究人员努力争取的最高奖赏。 优先权,是指对某一科学发现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荣誉性的,表达了学术共同体对其成果的承认。谁第一个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完成重要的实验、取得新的发明创造,就应该得到优先权、发明权。为争取承认的个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学术的发展。为了得到承认,要求个人做出成绩,或有独特的发现,或有所创新和发展。学术活动的道德规范要求尊重优先权、发明权,包括尊重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优先权、发明权。竞争性规范关注首创权、优先权,鼓励研究人员在其他人发生错误的地方有所发现,在其他人望而却步的地方继续前进。这种制度对于保持学术共同体所要求的严格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则应注重创新权、发展权。创新权主要指:(1)提出和阐释新概念、新理论;(2)对原有成果进行新的组合,赋予其新形式、新风格;(3)借鉴、整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某一专业领域的问题得到新的认识,提出新的结论。而发展权主要包括:(1)对原有观点、命题的拓展和深化;(2)赋予原有观点、命题新的内涵,做出新的解读;(3)重新提出原已沉寂的命题加以阐发,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优先权、创新权之争是学术建制的目标和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竞争性规范和相应的学术体制的产物。学术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把学术的独创性推到最高地位;而学术规范要求必须公开其发现,接受学术界同行的审查、鉴定、评判。学术活动是一种智力活动,只有在正常的竞争状态下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如同运动员在比赛环境下才能取得最佳成绩。 学术必须强调独创、创新和发展,并给予奖励和荣誉。优胜劣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法则。要提倡善意竞争,奖励优先权、创新权。 奖励,是对学术研究人员成果的鼓励和激励。学术奖励系统的本质是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界的角色表现情况来分配承认和资源。学术上的各种奖励制度,学术共同体的公正评价,是激励学术研究人员奋发努力的重要力量。学术奖励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第一,承认学术成果的价值。奖励系统把竞争机制和奥林匹克精神引入学术活动,强化了学术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奖励制度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之一。第二,奖励有助于研究资源的最佳配置。奖励增加了成功学者的知名度,也增加了他们获得更多资助的机会。谨慎地分配资源,对学术发展和社会都有好处。第三,奖励有助于研究成果迅速扩散。奖励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知识的增长和推广应用。在知识信息爆炸性增长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人员了解学术前沿的方便途径就是搜寻那些具有专业声望的专家的工作成果。奖励也有助于学术成果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然而,评奖是人为的,有时就出现不公正、不公允。由于存在着认识水平的局限及不正之风,荣誉有时会走错门槛。要消除一些评奖中的不正当行为,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使奖励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对违反学术规范的人,应给予处罚。比较突出的是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如:东拼西凑,移花接木,尽管“拿来”和“接收”,便署上自己的大名;原本是合作成果,却不顾及他人,不尊重他人劳动,单独发表论文或著作;自己根本没有工作,却“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别人的劳动成果算在自己名下,等等。学术不端行为包括伪注、伪造、窜改文献和数据、借学术之名进行人身攻击等。对剽窃行为及一切不端行为应予以惩治,但要对借鉴引用别人的成果与剽窃予以区分。 第四,知识产权与学术创新:在现代社会,知识、学术也成为一种财产。知识产权即知识财产的所有权,它是智力成果成为商品的产物,是伴随市场经济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知识产权涉及人类一切智力创造的成果,而对学术成果的保护尤为引人注目。 知识产权具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专有性。知识产权具有独占的排他性,其权利主体是特定的,客体是无形财产,容易传播,只有通过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专有性、垄断性,才能得以保护。未经权利人同意,其他人不得享有和使用该权利。知识产权保护的是智力成果或工商业信誉的支配权、收益权,而不是智力成果或工商业信誉本身。第二,地域性。即一国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有效,在其他国家便不产生效力。任何国家对境外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依据本国法律。第三,时间性。知识产权的效力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即有一定的保护期。知识产权是一种“易逝产权”。第四,知识产权是受公益限制的权利。智力成果的过分保护又会阻碍知识的传播、使用和发展。为了国家或公共利益,可以行使通常属于权利人才能行使的权利,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等。 学术成果是学术研究人员通过脑力劳动取得的成就,是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智力成果。它以论文、著作、研究报告或实物、样品等物质形式表现出来,但仍然是精神产品,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只有创新和发展,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成果。要享有知识产权,必须按知识产权规定的方法和程序向社会公布,公之于众。公开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学术创新成果,应受到法律保护。对于不能直接成为商品而获得收益的知识产品,创造者享有其人身权利,即指发明创造的构思者、科学发现者的署名权,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创作者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正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这些权利应该受到保护,不可转让。科学发现不能直接获益,其知识产权的表现形式是“作者人格权”。 奖励制度和专利制度都是为了鼓励学术发展和技术进步。尊重知识产权,倡导知识产权,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以前单纯追求知识增长、“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观排除一切功利性的伦理观念,已显得不合时宜。知识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一种财产,它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能够创造价值,创造财富。 要推动学术创新,必须保护知识产权。知识、技术不断创新,使得知识产权的登记、注册成为普遍现象,而产权中知识产权的比重不断增加,使知识产权成为普遍性的产权,因而,必须明晰产权,既要公开信息,突破交易中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又要使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能够相互合作。 第五,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强调突出问题意识,遵守学术规范,注重学术创新。 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和着眼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根据问题的变化和处理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正,以切实地解决问题。 问题意识淡漠、运作性不强,成为制约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因素,需要矫正定位倒错,突显问题意识。应恰当设问,围绕现实性、多元化、直接性来进行;应答方式要向跨学科、可操作性、建设性转变。提倡问题意识,不能急功近利,而要张扬一种超越情怀,在咨政与怡情、建构与解构、学者人格与多元追求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整个理论创新过程中,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主导线索,而批判性思维、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提出问题,是推动知识进步、理论创新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是理论创新的关键;逻辑思维分析问题、对新观点和新理论进行论述,是理论创新的必要工具;辩证思维对问题给予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指导,是理论创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相关的科学知识提供与问题有关的认识成果,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学术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循学术规范,完善学术评价,坚持学术良知和学术操守。一方面,要研究学术思想、学术方法,总结学术史的演进;另一方面,要从学术的角度发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把握时代脉搏,贴近社会现实,洞察、思考和回答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注意宏观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也要密切关注微观层面的具体实际问题,要有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视角要全面、多维、开放,研究方法和结论应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可检验性,由此促进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 学术研究要注重整合创新。不同学术在对话、冲突、吸收、融合中和合,生生不息,共同发育,互动互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并育并行、不害不悖中圆融无碍,互补、共生地创造学术新境界。要吸收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整合创新。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的规矩和准则,学术创新代表着学术研究的生命力。面对活生生的急迫的社会现实问题,学术界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应充当“社会的良心”和“时代的鼓手”,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吸收西方现代学术的恰当的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学术的理论精髓,努力提高思维水平,拓宽研究视野,提升研究品质,注重实际应用,引领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为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林坚(1964- ),江西宜丰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研究科技哲学、科技传播、科技与社会等。 参见张立文:《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参见夏禹龙主编:《社会科学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237页。 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14~115页。 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第111页。 参见 小摩里斯·N·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2~144页。 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载《科学与哲学》,1982年第4期。 参见 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98页。 参见纪宝成:《创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参见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参见黄顺基:《问题、逻辑与理论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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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范式是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务必遵守的
geneculture 2017-3-26 23:10
邹晓辉 2017-3-26 信息(量),区别于物质(量)和能(量)。 对于它们三者或其任何一类(具体现象或抽象本质)的认识或认知,都可以有基于理性的哲学反思(主要靠逻辑推演,其特点是务必证成,而且,有相应的哲学研究范式--哲学共同体成员务必遵守,而不必证实或证伪)与基于经验的科学预言或预测(主要靠经验归纳,其特点是:要么证实--如证明此路可继续前行,要么证伪--如证明此路不通即到此为止,无论证实或证伪都有相应的科学研究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务必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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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尺度
libseeker 2014-12-4 09:52
摘编自:许纪霖.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尺度.新华文摘,2014(21):31-33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图谋注:本文为“二次摘编”。) 学术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学术评价体制,如果评价体制发生了问题,就会诱导研究人员向扭曲的方向发展。 量化、外在化评价系统,是一种最简化、实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客观、中立、科学,甚至去价值化,然而,人文学科的评价系统,是充满学术价值性的,只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学术公共空间之中获得其内在尺度,而无法用一种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来评估和衡量学术成果的好坏。 以量化考核为中心的行政化评价体制,因为受到工科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视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的获得,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强不强,能不能晋升职称,拿项目成为比研究成果更显赫的衡量指标。以项目为核心的评价体制,或许比较适合工科、理科和医科,也部分适合某些社会科学,却不一定适合人文学科。因为古老的、传统的文史哲学科,最需要的是闲暇和自由,却不一定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历史上古今中外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偏好、长期思考和研究而获得,几乎没有一个是大规模资金投入的产物,更非团队攻关、合作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前几年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统计也发现,在省部级奖项之中,大部分不是项目成果,而是个人自由研究的结晶。 一个常规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资料、数据收集与学术交流经费之外,其实并不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学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够让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质性的生活条件乃是让其能够不必因稻粱谋而影响研究,能够凭自己的教职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过虽不富裕、却比较体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条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学术自由,学者按照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对学术前沿的判断,自由地选择研究的课题、方向与方式。 今日中国大学的人文研究弊端在于,一般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维持和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性条件一部分要靠争取项目获得变通性补贴。于是,课题的设计与选择异化为稻粱谋的工具,学者注重的是投入/产生的效益比,即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何以最捷径的方式完成项目,而个人研究的旨趣、创新、突破倒是退而其次了。任何学术的创新都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创新越大,风险就越大。然而,如今的项目评价机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法则,学者们纷纷选择那些四平八稳、包赚不输的平庸选题,人文社科项目包括重大项目出不了精品也就毫不奇怪了。 如今人文学者自由研究的外在精神条件也变得越来越稀缺。过度的升等压力和生存竞争,使得学者们特别是年轻学者忙于应付升等的量化指标,生产达到发表及格线的短平快作品,没有闲暇和耐心细细打磨学术精品。而人文学科的经典通常都是闲暇的产物,是长时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淀。 如何在学术评价体制方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评价体制方面的创新?核心的问题在于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标准。 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虽然形式上排除了个别官员的行政意志,但其依然体现了非人格化的整体行政意志。有人担心,假如没有了这套客观的、形式化的学术评估体制,那么究竟由谁说了算?不仅行政管理者有此担忧,许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更为担心,数据说了算,还算有个形式上的公平竞争,一旦由人算了算,那么可变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需要公关的成本越加昂贵。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术评价体制的变革,不仅要在形式上“去行政化” ,而且也要在实质上“去行政化”,将学术评价的价值尺度和评估过程真正交回给学术共同体自身,而不是委托给某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行政官员,还是学术大佬。 比起同质化的外在评估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体系按照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可以是多元的,其价值评判尺度也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立这套学术共同体的评估体系,要比一刀切式的外在评估艰难得多,它不可能通过一纸行政命令而获得,不得不经过学术共同体长期的学术互动和不断试错累积性地自然演化形成,然而,其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行规”,成为内化的价值尺度和学术风气。而中国的大学,如今不缺各种外在的行政法规,独缺学术共同体内在的“行规”,外在的行政法规可以轻易变动,但学术共同体的“行规”一旦确立,就会内化为学术共同体共享的内在价值,演化为难以颠覆的学术传统。 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由于受到理工科的影响,重论文,不重著作。著作方面,只须达标,便算及格。而事实上,人文学科的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一个优秀的学者,必定有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而今天在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规范的学术著作出版制度,以至于“只有写不出的书,没有出不了的书”,只要向出版社支付出版补贴,哪怕质量平庸的学术著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流出版社的书目中。学术著作出版缺乏权威性这一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教育、出版部门的重视,也使得学术著作无法成为衡量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要解决这一木桶中的短板,乃是与国际接轨,建立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和评审制度。具体而言,可以指定若干家在学术著作出版有悠久传统和良好声誉的出版社(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由国家给予专项补贴,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而每本学术著作,必须像博士论文那样,经过专家的匿名评审,经过作者的细致修改之后方可面世。 无论是过去的民国学术界,还是今日之国外发达国家,都有值得借鉴的学术评价好传统。中国学术评价体制之改革,与其从无到有地创新,不如尊重传统,尊重国际规则,核心是逐步改变以行政为中心的形式化考核,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内在价值尺度和评价机制,如此中国学术方能回归其本来的意义,有复兴之希望与可能。
个人分类: 学海拾贝|4218 次阅读|0 个评论
旧帖重贴:學術自主性是中國學術健康發展的前提
热度 10 jiangjinsong 2012-7-29 18:40
學術自主性是中國學術健康發展的前提 精选 已有 3258 次阅读 2011-12-12 09:33 |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 关键词:自主性 学术 科学发展 政治 媒体 推荐到群组 大家可能都知道外界勢力干預學術自主性的惡劣後果,我就不去論證了。 雖然中國學術界肯定存在許多問題,但中國學術進步還是要靠中國學術界內部漸進改良來實現。通過形成以追求真理為榮,以誠信遵守規則為榮,以拒絕外部政治勢力干預學術為榮的風氣,逐步提高素質,逐漸改進規則,培育優良的科學文化。 一位真想促進中國學術進步,而不是僅僅考慮自己利益的學者,尤其是那些學術領袖或者以學術領袖自居的科學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以誠信為先,克制自己利用政治勢力和媒體力量干預學術自主性的想法,模範地遵守現行規則,在認同和遵守規則的前提下,通過學術界的討論來逐漸改進規則。 如果你自己就不遵守規則,利用政治勢力和媒體力量施加外部壓力,向別人的違規行為攀比,從個人爭取利益的角度看,這也無可厚非,因為你做得絕對不是最差的。但是,請不要把淨化中國學術空氣作為藉口。因為你這是在敗壞中國學術發展的大環境。 如果你對中國學術界自主發展的未來不抱希望,對中國科學界自我糾正錯誤逐漸提升的能力不抱希望,在那種情況下,你唯一合理的做法是離開中國學術界。 科學界的草民們,不要像大宋朝的無知臣民們,老是盼著出一個科學家青天大老爺來救科民於水火。 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界的確有很多問題,但是,難道眾詛部會比科學院更能促進中國科學的發展?如果中國的科學家們認為,按照既有規則通過科學共同體的同行評議得出的結果,沒有必要尊重,希望外部有青天大老爺來干預的話,那麼眾詛部的官老爺們最樂了,好,你們科學家起內訌,搞不好科學,還是讓我們來幫你們搞定。 我深刻地感覺到中國科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覺悟遠不如中國商人。 延伸閱讀: • 啥叫“蔡元培悖論”?它給我們什麽啓發? • 推薦一篇自由主義的佳作! 食言而肥再誓言,休博未休再休博。在休博的問題上,雖然屢戰屢敗,但還是要屢敗屢戰。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4810-517549.html 蒋科学按: 这是我难得一篇带上小红花的博文,今天看来仍然有现实意义,还可以再贴一次。 在我看来: 破坏学术自主性的行为是最大的学术不端行为。 为外部势力干预学术自主性背书是一个学者所能干出的最无耻的勾当。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3386 次阅读|31 个评论
写在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胜利召开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庆典之际
JYH64J98Y99H 2011-3-31 12:58
五年前,学术批评网伴随着对“沈案”斗争的阶段性胜利,迎来了她五周岁的美好生日。时光荏苒,一晃又一个五年过去了,但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伴随着“沈木珠夫妇案”,学术批评网悄然迎来了十周岁的生日庆典。尽管此“沈案”远非彼“沈案”,但依然让人感到似曾相识燕归来。在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胜利召开的三月春风里,我们谨向当代著名学术批评家、向学术批评网创始人杨玉圣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祝福! 自2001年三月春风里学术批评网创办以来,玉圣教授和他创办的学术批评网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为发展中国的学术批评事业与加强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经过岁月的严峻考验,人们更加相信:玉圣教授奋不顾身地奋斗在学术批评的第一线,他是学术批评事业的良心与正义之所在;学术批评网事实上就是集中展现当代学术批评最新成果的新型、高端平台,是电子化、网络化的高端学术媒体;学术批评网业已获得了非凡的学术辐射力、社会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为社会文化建设事业、为中国学术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风雨十年路,学术批评网能够发展到今天,在当代中国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实属不易。学术批评网像是岩石中顽强生长的松竹,顶风傲霜,无所畏惧,始终保持旺盛、向上的生命力。玉圣教授正像是在学术之海穿梭奔波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玉圣教授身体力行地为中国学术批评事业不知疲倦、无私奉献、忘我奋斗,他已经并且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当代中国的学术批评史。 回望学术批评网过去十年走过的风雨历程,深深感到:玉圣教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通常要由一个组织/团队才能够完成的事业,竭诚尽智,劳苦功高,居功至伟。事实证明:学术批评网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它不但无情地针砭学术界的种种弊端,而且热忱地倡导、积极地引领学术规范。学术批评网字里行间体现了厚重的学术底蕴和浓重的学者情怀。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非凡感召力,越来越多关注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面旗帜下面。 我们相信,正在法庭内外针锋相对进行着的“沈木珠夫妇案”的较量,一定会为越来越多的学界中人所了解,人们一定会逐步认识学术批评和学术批评网的价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事业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只能强化、必须强化而不应削弱。 法律只应该保护公开、公正、公平的学术批评,而不是相反。正如玉圣教授所说的那样,应当“让学术的归学术,法律的归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玉圣教授及其主持的学术批评网实在了不起,像是一面镜子、一面旗帜、一盏灯塔,学术批评网是学术界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良师益友。我们需要从学术的本来意义上开展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学术批评贵在返璞归真。让学术批评回归学术研究的原点、回归常识和理性、回归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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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
黄安年 2011-3-17 19:16
《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
《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学术共同体版)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3 月 17 日发布 ******************** 《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94 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玉圣先生的《美国历史散论》,四年后又出版了他的《学术批评丛稿》。这两本学术论集兼有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尤其是后一本着重于学术评论,两本书都贯穿了实话实说的实事求是精神。学术事业发展的基石在于探索求实,学术批评的精髓在于唯实,学术工作者的基本德行和良知在于尊重史实、维护史实,讲真话实话,不讲假话和违心的话。杨玉圣先生的许多学术评论文章体现的正是这种实话实说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的学术批评正需要多一些实话实说、多一些实事求是、多一些求索真理。 一 我在《美国历史散论》序中,有一段就其书评部分而发的议论 : “在国外,书评已经成为发展和繁荣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以《美国历史杂志》为例 , 每期发表的书评都在 150 篇左右。在我国 , 书评工作并没有得到史学界及国际问题研究界应有的重视。热心书评的学者并不多。书评被认为是‘得罪人’的工作,甚至不被看作是学术论文,不被视为衡量学术水准的依据。在发表的书评中,真正有质量的还不很多,有的评论则多溢美之词,个别的几乎失真,达不到真正发展和繁荣学术的目的。杨玉圣的一部分文章是书评,他力图在较高的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实事求是,即好处说好,也不讳缺失。 ? 围绕《沉重的思考》一文的发表 , 曾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 在美国史研究界引起了反响 , 因为这篇文章对学术领域中某些不良倾向作了曝光性的批评式评论 , 这是很不容易的。以愚之见,只要是与人为善,持之以故,就可以明辨是非,端正学风,从而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散论》正文集结 35 篇文章和书评全部涉及美国史和美国学领域的内容。杨玉圣在他的后记中坦言国内美国学评论现状存在着四忧 ( 不少人对书评尚缺乏应有的尊重 ; 认真写书评的人尚嫌不多 ; 写书评容易得罪人 ; 美国学评论的园地太少 ), 他说 : “若想在学术圈里作个‘恶人’或者‘歹人’,搞书评很可能是最有把握的了。” 三十而立的杨玉圣何以被个别人看作“‘恶人’或者‘歹人’”?这大概与他在书评中的实话实说相关。 《沉重的思考 - 评 移民与近代美国 》 一文发表于 1991 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学界最早揭露某位学者著作中大规模抄袭、剽窃行为的长文。该书抄袭了南开大学某教授的论著 10 多处,却居然还请这位教授为他的“著作”作序,可见何等地肆无忌惮。杨评指出:“《移民与近代美国》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它大规模的抄袭、剽窃行为,骇人听闻。如果视作 40 多年来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最大丑闻,恐非过甚其辞。这本书及其所反映的学术界泛起的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不能不引起严重关注的。”“对史学著作的评论,亟待加强,并应认真提高到严肃的学术水准。好书要评,坏书更应评。像《移民与近代美国》这种不道德的非法侵权行为,应通过正常的评论加以监督,并及时、有针对性地予以澄清。只有这样,才能扬是抑非;只有这样,弄虚作假者才能曝光;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本来已够艰难的史学研究健康开展。” 但是抄袭者不因学术上的劣行被曝光而有所收敛,反而散布流言蜚语。有的同行则以为内部教育了事,不主张公开曝光,个别的则把杨当成“闹地震”的专家。现在事情过了快 10 年,是非曲直已经分明,某些剽窃和抄袭者已经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某些地方和单位的保护行为也需考虑到可能承担的严重后果而有所收敛,有的曾经犯过这类错误的学者已开始吸取教训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积极成效还得感谢当初勇于曝光的“‘恶人’或者‘歹人’”。然而,迄今抄袭剽窃之风仍未刹住,“打假”依然任重而道远。 《美国历史散论》一书中还收录了《从 美国史纲 谈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和《关于 美国史纲 的评论问题》两篇文章。前者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 1989 年第 2-3 期上。该文对于一位享有盛誉的美国史权威的著作提出了心平气和的商榷意见,迄今看来所持的观点和例证言之有据,合情合理。 然而就是他的这篇和其他几篇有关评论《美国史纲》的文章却激怒了人们原来十分尊敬的这位权威,招致她及其家人的强烈抨击,著文指责杨文“以粗俗的语言”“进行全面的非难、嘲讽、指责、歪曲”,“向倡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作者“进行挑衅”,“是在直接抵制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合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自白,也是近几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美国史研究领域的一种巧妙的具体反映。”并说杨有“媚外思想”,“有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内部制造人为的莫须有的矛盾之嫌” 等等,显然这位权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 , 给杨扣上一些莫须有的“政治帽子”。 为了答复这些无理指责,才有《关于 美国史纲 的评论问题》一文的发表。文章用史实说明了那位权威的指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同时也使细心的人们通过比较能够清楚看到这位权威对别人言必称马列,而自己对待学术批评却那么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笔者以为学术问题只能通过平等的学术讨论来解决,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是于事无补的,学术问题更不能通过“告状”等行政干预方法来以势压人,那样只能把学术问题复杂化。 笔者所写学术评论文章很少,一来自己水平有限,深感力不从心;二来感到评论文章众口难调,容易得罪人,既然惹不起总该躲得起。笔者所写的评论文章大都是应作者之邀而评的 。 本以为这应该是很保险的,然而事实却不然。令人十分寒心的事终于发生,我的一篇评论文章居然招来许多的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还是前面提到的这位权威,在 1987 年主动邀我为她的《美国史纲》写评论文章,虽然我一再表示难以胜任,但在她一再坚持之下,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我力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写作并小心翼翼地评论权威的《史纲》,如果读者有兴趣不妨翻看发表在《世界历史》 1988 年第 2 期的这篇书评,可以清晰地看出笔者的评论完全是善意的、出于推动学术事业发展的公心。 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事隔九年后 , 这位权威会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经过精心准备的对我的评论的反批评文章。 该杂志应权威要求特别在刊出时说明“本文应作者要求,来稿照登,未加删改”。这篇“未加删改”的文章在开场白中故意避而不谈我的那篇评论文章是应她本人一再要求而写这一基本事实,却说什么:“物换星移,已九个年头;我之所以保持沉默,是考虑到在国内长期学术禁锢之后,需要有宽容的气氛;况且,学术问题的是非曲直也需要时间来检验。”这明白无误地表示她发表文章的时机是精心选择的,她以为那时的时机不到,而现在时机已到。她在文章中十分不满我对《史纲》相比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一书重要修改达 100 多处的评论,认为是往少里说了,是贬低了她的努力,指责这样的评论“是对作者、读者和学术交流不负责任的表现”(如果说不到她满意的程度就不高兴,以后谁还敢再评论她的大作呢?连她自己选中的评论者都会在不知什么时候给人来一刀,怎不令人心寒?) 文章说什么我的关于多样性统一是马克思对历史规律简要概括的见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扭曲”,“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而她在文章中的不扭曲的见解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更完整的概括,其主要内容可以表述为:世界历史过程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等等(她的概括表述用三个分号来表示共 100 字,另外两个分号里分别叙述统一性和多样性,并没有说明这些话出自马克思的哪些文章,从而使人们搞不清楚此话是她讲的还是马克思所讲的。我引的马克思原话倒成了“理论的扭曲”,而她讲的类似意思的话既非概述又非马克思原话则成了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章还将我的关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过渡“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倒退,是资本主义向更高级阶段的发展”的见解扣上了什么“陷入了唯生产力论的窠臼”。 (对于唯生产力论之说,人们在文革中是十分耳熟的,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了?)如果人们认真地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对照邓小平理论和我们党的十五大文件,该怎样来检验她的立论呢?如果非要给人戴帽子的话,那么其见解又该戴顶什么帽子合适呢?当然我申明坚决反对将任何形式的帽子用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有一是一,有一不夸张为二、三,才是实事求是的做学问的态度。 二 我本以为,既然杨玉圣已经认识到写书评容易得罪人 , 以后该可以“安分”一点了,正可以集中精力于他的中国美国学和美国史研究了,他也意识到确实由于书评而“得罪”了人,在某些人眼里他甚至成了真的“恶人”,有时听人说起来“那个杨玉圣!”真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 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职称评定中,书评被看成和专著、专门论文不属于“一个档次”的成果,在学术职称提升时很少予以考虑,他自然也会吃亏的。这些“教训”难道他不要汲取吗?谁知他居然“对学术批评情有独钟”,这几年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不肯改悔”,他的学术评论领域居然从美国史和美国学扩大到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从学术性评论扩大到对学术研究工作的点评以至学术“打假”,因而自然也可能会“得罪”更多的人了。 辽宁大学出版社于 1998 年 6 月出版的杨玉圣的《学术批评丛稿》一书 , 集结了他的 50 多篇评论文章,主要是近几年的评论新作。和《散论》相比 , 《丛稿》通篇基本上是实话实说式评论 , 而且更加充满着“火药味”和“惹事生非、得罪人”之举。《丛稿》中的一些文章我已在《中华读书报》和有关学术刊物上拜读过 , 有的评论文章引来的指责也耳闻目睹,现在通读了他的《丛稿》 , 我不得为他的为求真坦言、实话实说的无畏精神所折服。我不禁想起了历史上那些直笔的史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想起容国团的名言“人生几回搏”。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更难。从道理上说 , 谁都认同学术批评需要有实话实说的无畏精神 , 因为没有这种精神就谈不上有真正的学术批评和学术繁荣 , 但从现状来看 , 甘愿接连不断地冒“无畏”风险的评论者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实话实说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要在实践中贯彻这种精神绝非易事。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大力倡导和弘扬这种求索真理、实话实说的无畏精神。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积极投身于健康书评的洪流之中,在洗刷学术书评的污泥浊水过程中纯净我们的学术和学术书评事业。杨玉圣《丛稿》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 杨玉圣在《丛稿》自序中写道 : “在这些文章中,有一条主线是一以贯之的,即企图独立言行,实话实说。”他敬佩鲁迅先生压不弯的脊梁精神,敬佩巴金先生说真话的勇气。他有感而发道:“路,既然选择了,哪怕再曲折、再艰难,也应该坚持走下去;即使摔跤,甚至栽了跟头,也要爬起来,继续跋涉。” 我以为 , 在前面不妨再加上一句话 : “路本来是没有的,路是要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伍杰先生曾倡导批评性书评要有十不怕精神,“即不怕得罪人、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不怕打击报复、不怕得不偿失、不怕困难、不怕吃亏、不怕落埋冤、不怕打官司、不怕别人给戴帽子。” 而杨玉圣的《丛稿》所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 我以为,在学术界像杨玉圣这样的评论者的坚韧不拔、不畏艰险、实事求是、求索真理、实话实说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的书评中的某些学术观点,我并不都认同,某些措辞也值得商榷,某些例证可能还会引起相悖的议论 , 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 因为他不是学术裁判员而是学术讨论的平等参与者。在我们学术界要多一些像杨玉圣那样的求索真理、实话实说、纯洁学术空气的排头兵,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后来人。 在《丛稿》有关美国史、美国学的一组评论文章中 , 杨玉圣对台湾李本京、于子桥教授著的《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中的不实之处和以意识形态划线提出了批评意见 , 文中还以近四页的篇幅列出了正误比较表。 在评论张友伦教授《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一文时,又直言该文中的不足,并且鲜明地提出了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的主张:“应从纯学术建设的基点出发,将有关的学术现象和对象加以历史的考察 , 无论是人、书、事或其他方方面面,均应力求戒除感情因素、人际关系或其他功利企图的干扰。”“学术史虽以学术为取向,但也不排除抑恶扬善的道德立场。对学术历程的曲折甚至个别人的不道德行径遮遮掩掩或视而不见,同样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对已经出现的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甚至连博士学位论文也存在此类丑闻的现象,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排拒。” 在《美国史研究:回顾与思考》一文中 , 提出“要旗帜鲜明地抵拒学术上的不正之风,坚决根治学术中的腐败现象。目前最要紧的是应大张旗鼓地反对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弄虚作假、假冒伪劣等丑恶现象;开展‘学术质量万里行’活动,学术打假,净化学坛;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努力培植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唤回学术的良心和尊严、严谨的学风和文风;提倡和扶植严肃的学术书评,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尽量减少非学术因素干扰;应严格区分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学术研究与对策报告的不同。学术研究无禁区 , 应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 《美国书籍在中国:成就与问题》一文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评估,文章认学术评论、研究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一大障碍性因素。”“真正的好书未必能够广而告之甚至胎死腹中 , 而一些不怎么样甚至乌七八糟的书却大行其道。” 围绕已故罗荣渠教授学术思想的六篇评论文章 , 集中赞颂了罗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研究中的探索求实精神,称“罗荣渠先生不愧是一个思想敏锐的先锋,同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赞扬罗先生的《现代化新论》“洋溢着作者的创新意识 , 不落传统和西方的窠臼,力图融理论、历史和现实研究于一体,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实实在在地打开了广阔的新天地。” 文章系统阐述了罗先生一生苦苦求索、勇于创新的学术道路,赞扬“他一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他从不闭门造车,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一贯主张独立思考 , 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勇于坚持真理,独树一帜。” “实事求是,思想解放 ; 在上下求索中不断创新。这是罗先生留给我们的又一最可珍贵视的精神遗产。” “正是他 , 靠不疲倦的思想和跋涉、顽强的求索与创新 , 为我们留下了《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等开山之作。” 在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论文章中,杨玉圣大声疾呼“学风文风建设问题则是今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命运悠关的关键的关键。”“近年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界已经出现了许多令人极堪忧虑的非学术现象,如低水平重复、泡沫学术、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等。”“某些高校‘优秀教师’、‘业务骨干’、‘学术新秀’一再出现抄袭剽窃丑闻,更是难以洗刷、不可原谅的学界之耻。” 在《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一文中,他归纳当前学术“失范”现象突出表现在六个方面:“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缺乏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难以与国际学术接轨”、“低水平重复与学术‘泡沫化’”、“学术道德败坏”。 他的好几篇文章是专门讨论学术打假的。《学术批评的精神》高度赞扬了伍铁平教授在《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中所表现的勇于学术批评的精神,文章说:“他完全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自己的纯学问,那样的话,他至少不会招来额外的是非或者惹起莫名其妙的官司。可是,这位这位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语言学家,偏偏不。在很多‘好好先生’热衷于表扬与自我表扬之际,他义无反顾地拿起了学术批评这把手术刀,无情地解剖和透析,不妥协地抗争与呐喊”。“应该说,面对伍铁平,面对这部学术批评集,面对学术批评的精神,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中的许多人应当感到羞愧”。 杨玉圣和语言学界的正义学者支持伍铁平先生在语言学界批评徐德江、申小龙的打假行为无疑起到了以正压邪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学术界的打假斗争。 在《批评式书评与学风建设》一文中,他说:“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关于学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大约无论如何强调也是不过分的。”“可是,直面现实,我们依然不能乐观。因为真正写严肃书评的人并不多,不少所谓的‘书评’或者无关痛痒,或者肉麻兮兮,或者贫嘴无聊。写书评容易得罪人,‘费力不讨好’。还有,书评写了,尚须过关斩将(人情关、编辑关等等),特别是批评式书评,要想顺利发表,一向难乎其难。” 24] 在一篇有关世界史学术评论文章中,他说“事实上,至少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界,‘老虎屁股’的确是‘摸不得’,那些‘大人物’、‘名人’照样‘压人’、照样‘欺人’。” 这些中肯的评论迄今仍有其现实针对性。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主编的《伪科学曝光》一书中 , 有一段有关时今学风问题的深刻描述 : “学风和动机明显受制于社会时尚。正常搞科研,要出成果,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但是动荡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一些人投机取巧,编造数据,提出无根据的怪诞论点,东抄西凑也能使论文正常发表,也能申请国家基金,也能获得各种名义的公开奖励,也能因此时来运转:升官、发财。” 何先生谈的是自然科学 , 但在社会科学界的情况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时下 , 在一些学术研究领域浮夸不实之风、阿谀奉承之风相当盛行。例如某史学界核心刊物发表文章充满吹捧某学者“胸中自有一部世界史”等廉价的溢美之词,某全国性大报发表文章吹捧某些向高层领导讲授中外历史专题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学术论文的典范,不是实事求是地给予科学评价。 《丛稿》中有几篇是专门抨击目前博士论文中的抄袭丑闻以及防范对策的。评论尖锐地指出“现在的出版社,生杀予夺,当然有出书的自主权,但总不应该推出抄袭剽窃之作罢?再就有关的大学或研究生院来讲,博士帽子总不至于泛滥到非要戴到某些假冒伪劣之作的头上不可的地步罢?还有,人们也不能不纳闷,某些‘博导’是如何脚踏实地地‘传道、授业、解惑’的呢?当然,更叫人不解的是,某些博士候选人又为何非要把‘文抄公’的帽子也要戴到自己的头上不可呢?”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杨达洲研究员曾不止一次对笔者谈及他的有关美国教育论述是怎样被一位社科院世界史所撰写美国史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所抄袭的,而抄袭者在北京某高校的代培指导教师却为抄袭者说情,博士导师则声称自己不了解情况,以示没有自己的责任。更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位说情者(“优秀中共党员”)居然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没有博士导师授予权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火速跳入该系另一个有博士授予权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一举取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总算过了把博导瘾,而本来是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生指导工作的近四十年同窗教授却惨兮兮、活生生地被剥夺了本该到手的博导资格权。 杨玉圣在文章中指出对于博士论文抄袭案“具体处理时,不是不忍心下手,就是有人伸手相阻,特别是具体主事人往往受到接踵而至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更有的人采取无原则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丑不可外扬’,因而,不但手软,而且心怯。”“还有的甚至为剽窃者张目,找出这样那样的歪理,而且‘振振有辞’,不以为耻。”“难道负责指导、培养博士生从事论文写作的‘博士生导师’就没有重要的责任吗?” 在评论学术假冒伪劣产品借助于学术权力的滥用时,杨指出:“应该承认,‘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权’,至少是学界假冒伪劣现象不能遏制、反倒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抄袭剽窃者本身即是实权派(如某著名大学副校长),自不在话下;有的抄袭剽窃者虽非实权派,但他背后却往往‘有背景’,即使‘人赃俱获’,也束手无策。现实情况是:即使是抄袭剽窃,但‘博士’帽照戴,‘教授’照当,‘博导’照做,做起‘领导’来依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杨玉圣还批评了对于抄袭剽窃现象采取“和事佬”的办事原则:“有的人本身是被抄袭剽窃者即受害人,但也无原则地当‘和事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某些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提供了屏障”。 “对于像抄袭剽窃这样的学术公害,除非同流合污者,人们在内心深处可能大都深痛恶绝之。但是具体到某一剽窃问题上,恐怕就不尽然了。比如,找各种各样的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或借口或人情或权力关系,为剽窃者的事发东窗加以辩解或推托,因而,当事人(剽窃者)依然如故,照样当教授、当领导等等,以至遗患无穷。究其原因,恐怕首要之一就在于有关机构、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无原则的‘和事佬’办事原则。” 这些入木三分的评论表明,在铲除抄袭剽窃现象方面,实际上不只是抄袭剽窃者本人,还有有形无形保护这类腐败现象的关系网存在。如果不揭露和清楚这些非学术因素和关系网,大概是难以清除抄袭剽窃现象的。这种抄袭剽窃现象随着网络化的发展,网上容易快速下载复制、各种学术信息的加速增长、学术信息管理未能有效规范和资源共享,以至不能及时发现抄袭剽窃现象,甚至可能出现有增无减的局面。 《丛稿》还就学术规范等问题发表了富有启迪的见解,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三 笔者认为,开展学术书评,需要有求索真理的精神、学术自由的精神、学术平等的精神和学术公正的精神。求索真理的精神就是要在学术上做到实事求是,在学术评论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依据。实事求是是我们经常挂在口边念念不忘的思想路线,但时下言行不一几乎处处可见,大话、空话、套话、“一言堂”话、甚至假话满天飞的现象,在学术界并不少见。学术是非评价不以社会实践为检验的唯一标准,而掺杂各种非学术因素,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在一个高喊实事求是的社会里,不实事求是者得意、实事求是者吃亏的现象,使人们哭笑不得。笔者前些日子在美国期间偶尔从网上看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文献专业的网页上看到胡适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名言赫然网上,成了座右铭,胡适先生的一系列名言也在网上显著位置可见。这样的标新立异,不人云亦云,显然是需要魄力,也要冒风险的,因为它将引起人们对胡适先生的再评价,这不是一件坏事,而在某些人看来这一定是“错误思潮”的沉渣泛起了。笔者以为,学术的健康发展,需要既有学术论著作者的求索真理精神,同时也需要有学术评论家的求真求实精神,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学术自由的精神,指的是需要在学术领域中开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式的自由讨论,要力求排除学术评论中非学术因素,不断扩大学术自由讨论的空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学术无禁区,宣传守纪律,这是不言自明的。要求没有丝毫约束的“纯”学术自由,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学术讨论,不可能从根本上离开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但学术不是也不绝等于政治,学术问题不能政治化。文革中的棍子和文革大批判遗风给学术界带来的浩劫和对“批判”名声的败坏,迄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无怪呼当有人领衔来批判错误思潮并被列为社科“九五规划”等重点项目选题时,很快使人联想到这些人又将在“大批判”中立新功了。笔者在《学术评奖中的非学术因素》中已经就学术问题政治化因素发表了见解,这里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营造学术自由的气氛,不扩大学术自由讨论的空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学术平等,指的是你有学术批评的自由权利,我也相应拥有学术反批评的自由权利。尤其是报刊出版部门不能只发表学术批评文章,而以各种形式压制反批评的文章。批评者不能以势压人,以权威自居。在学术上人人平等,没有学术权威和“小人物”之间的高低之分,不以职务、职称、学衔论学术见解之长短。但有些评论文章中我们还随时可见封某些人以著名学者之类的桂冠。这实际上是在学术上的不平等现象的隐性表现。我们看到像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这样的著名刊物在发表文章时根本不署作者的职称、职务和学衔,而只刊登作者的单位,这是一种学术平等的具体表现。因为学术评论的不是职称、职务、学衔和知名度而是学术本身,而学术平等是正常的学术评论的基本要素之一。 学术公正,这里指的是学术公正的法律保护,例如保护著作者的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法律应当保护正常的学术批评活动,而不能允许学术上的诈骗行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学术问题的争议只能通过学术讨论,争鸣终究会越争越明,学术问题不应诉诸司法裁决,诉诸司法裁决来解决学术问题,只能把问题复杂化而使某些人把水搅浑,判断学术是非无疑是司法部门无力承担也承担不好的难题。在司法诉讼下,往往学术因素退居次要地位,而非学术因素上升为主要地位,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往往变成了双方权和势的较量,从而既无助于学术问题的解决,又有背于法律公正的尊严。至于有人利用权势企图通过司法诉讼来掩饰其在学术上的欺诈恶行,这是特别值得那些执法人员警惕的。 在学术问题上没有裁判员,这一点应当特别小心。现在因为揭露学术上的欺诈行为而反遭司法诉讼的例子不是一个,《丛稿》中赞扬的伍铁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虽然恶人先告状最终没有得逞,但是给伍先生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伤害是明显的。 笔者以为,开展好学术书评,除了上面提到的四种精神以外 , 还要踏踏实实地做好以下几点 : 第一,评数量亟待充实。和国外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相比,我们的书评数量亟待增加。这里不妨把美国权威的《美国历史杂志》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和我国有影响的《世界历史》和《美国研究》作一比较 , 可见其差距之大。 据我对于 1992 年秋季号至 1999 年冬季号共 30 期《美国历史杂志》 ( 每年 4 期 ) 统计 , 发表的文章共 357 篇 , 书评 ( 含少量展评、影评和研究评论 ) 共 5120 篇,平均每期文章 11.9 篇 , 评论 171 篇 , 评论为文章的 14.3 倍。这充分显示《美国历史杂志》中的评论部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美国研究》的同期统计 ( 每年 4 期 ), 共发表文章 234 篇 , 书评和综述共 82 篇 , 平均每期文章 7.8 篇 , 评论和综述为 2.7 篇 , 后者为文章的 37.5% 。《世界历史》从 1992 年第 4 期到 1999 年底 ( 双月刊 ) 统计 , 共发表文章 646 篇 , 书评和综述、新书介绍等共 199 篇 ,45 期平均每期文章 14.4 篇 , 评论和综述、新书介绍等 4.4 篇 , 后者是前者的 31% 。据伍铁平教授提供的材料 , 世界著名的汉学杂志《华裔学志》几乎每期都有 2/3 的篇幅发表书评。 显然评论在国内学术杂志中占有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学术事业的繁荣。我以为国内的报刊杂志固然需要注重学术书评的精品,但是没有相当的数量,谈何“精品”?大大充实书评的板块、栏目及书评的数量是强化书评力度的当务之急。 第二,书评队伍需要扩大。和书评数量相联系的是书评队伍需要扩大。整个说来书评队伍基本上集中在书评爱好者身身上,目前看来 , 基本上没有形成群众性的书评队伍和相应的专家书评队伍。除了特约书评者和个别专家书评外,在报刊杂志上经常看到的老面孔还只限于一些书评爱好者的圈子内,这种老面孔在某些刊物中尤其明显,似乎离开了这些“常委”,刊物就转不动了似的,老面孔有新套套还好说,遗憾的是往往老调重弹的多。 书评的质量和书评队伍的素质有着密切关系 , 书评队伍的局限无疑影响到书评整体质量的提高。有的书评者本身是专门研究领域的学者 , 但这些学者的研究面毕竟是有限的 , 如果书评的内容超越他的研究领域做那些力不从心的评论 , 未免会使评论质量大受影响,真理越过雷池一步可能成为谬误。恕我坦言,我很担心那些各门学科都加以评论的博学“书评家”的文章质量。名为博士其实不“博”、博导既不“博”也不“导”的情况,并不少见。 重要的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吸引各行各业更多的专家学者参加到书评队伍中来。当然扩大群众性的书评队伍也是十分重要的。谈到书评队伍的扩大 , 我以为报刊编辑尤其需要扩大结识书评作者的队伍 , 因为书评的发表及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队伍的素质。此外,随着网网络化评论的迅速发展,急需将某些网民情绪化的评论引入健康的评论渠道。正如杨玉圣所说:“网络为学术讨论的大众化即网民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条件。”“与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相比,网上论坛卷入读书奖这样的严肃话题的学术讨论,已经在事实上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崭新的经验,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 第三 , 书评质量有待提高。目前的书评质量,虽然与过去相比有所提高,但总体来说质量欠佳。商业广告性书评往往多于纯学术性书评;非专业书评多于学术性书评。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关系户书评。为了提高书评质量需要扩大学术性书评、专门家书评和非关系户书评、非“人情 " 书评。应当提倡由报刊编辑定期遴选书评人进行书评的方式,同时规定必要的监督机制 , 这样有利于避免关系户书评和“人情”书评的弊端。 第四,书评氛围应当改善。除了数量、质量和队伍三个问题以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倡一种良好的书评氛围。我以为要形成一个健康的和生动活泼的书评气氛,应该提倡书评要有利于学术争鸣与学术繁荣 ; 有利于学术及书评队伍的团结和壮大 ; 有利于图书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通过书评过程应该形成一种朋友之间平等交谈的融洽气氛;作者、评者和编者之间无话不谈畅、所欲言和实事求是的气氛;学术同行之间与人为善、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的自由研讨气氛。在学术研究和书评中,切忌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的与人为敌的大批判气氛;切忌以势压人、以学术和理论权威自居的学霸作风;切忌以人划线或阿谀奉承、借机吹捧或打击报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不良学风。而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的书评不是坚持实事求是,而是根据什么风向、或什么框子来限制书评的话,有可能使真正有价值的书评不能见之于公众,而那些人云亦云、不痛不痒的或不实事求是的书评可以整版地刊登。 为了培育良好的书评氛围,除了作者队伍和书评队伍的学术道德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提高编辑的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这里有一个编辑部和编辑把关问题 , 例如抄袭剽窃现象出现在某些出版社或杂志社的书刊上 , 出版社和杂志社负有什么重任呢 ? 现在有些文章出现校对错漏的情况较为普遍,这些是否全都是作者的责任呢 ? 过去的论著至少要经作者两校,有的甚至应作者的要求三校,现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在多数情况下只给看一次校样有时甚至不给看校样,编辑只管校对作者的原稿,至于原稿中的引文则“文责自负”,难道某些重要的引文责任编辑不需在必要时查对一下吗? 笔者高兴地注意到《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等七家历史学学术刊物编辑部在 1999 年 12 月 7 日发表关于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其中有一条规定:“将在 2000 年内发布统一的历史学论文和刊载出版的技术规范,届时七刊物编辑部将提出统一的有关要求和规定。” 笔者不知论文是否包括书评、学术动态、新书介绍这些文章,恐怕还是用“文章”两字取代“论文”为妥。再者应对编辑规范有明确的规定,例如给作者看清样几篇,编辑对于某些校对等技术问题负有何等责任? 笔者注意到《世界历史》 1999 年第 4 期发表读者来信,强调“引文要准确 学术要严肃”,这无疑是正确的,并引起了笔者的高度重视,在今后撰文时应努力避免这类问题的出现。但是笔者注意到该杂志编辑部本身对于该期的编辑校对上似乎也不大“准确“、“严肃”,因为该期目录页上就有明显的疏漏。例如在新书架栏目内“( 111 )《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 12 )《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简介”,其中( 111 )和( 12 )的页码正好颠倒,笔者确信这绝非作者的疏漏而是编辑的不精心所致。再说这两篇文章每篇不及 1/3 页,实际上起补白作用,而编辑在字体排版上与其他论文没有区别,很容易造成误导。 目前一些报刊和出版部门炒作包装之风太盛,毒害学术空气,这种情况已经蔓延到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目前较普遍地存在一个奇怪的情况,即存在对于伪劣产品和制伪、制假作者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好像揭露了这类丑恶现象连同该单位和所在地也连带变成丑恶场所似的。显然如果不对这种不正当的保护加以制止和揭露,对保护不正当行为的领导不加以严肃查处,学术打假很可能是走走过场而已。 写于 1998 年 6 月 28 日,修改于 2000 年 9 月 18 日 注释 黄安年为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 所作的序 ,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 第 9 页。 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序。第 388-389 页。 最初发表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总 52-53 期, 1991 年 11 月。收录在《美国历史散论》第 26-43 页。 《美国历史散论》, 1994 年。 《歪曲和指责,无益于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 ---- 评杨玉圣同志〈读美国史纲〉(三)》《兰州学刊》 1990 年第 3 期。 请参见黄安年:《学术评奖中的非学术因素》,载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 ---- “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 2000 年。 惟有评论中学历史教材的文章例外,是出于对提高普通教育的教材质量的关注和广大中学教师的困惑而写的,其中一篇《 20 世纪的现实与高中〈世界历史〉课本》发表在《历史教学》 1994 年第 11 , 12 期,另一篇《评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新教材 ----130 例质疑引发的思考》,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1999 年第 7 , 8 , 9 期上。这两篇文章在中学历史教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认同,但是却得罪了教材编写部门的某些人。人教社历史室的某些人化名任史实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00 年第 3 期上发表文章《评黄安年先生〈评人教社 世界近代现代史 (下册)新教材〉一文 --- 也谈“ -130 例”质疑引发的思考》,指责我不了解国情、不了解中学实际、把大学学术观点下载到中学等,并且给我扣上有什么“倾向”帽子。 见黄安年:《读黄绍湘新著 美国史纲 (1492-1823) ---- 兼谈美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 , 《世界历史》, 1998 年第 2 期。 见黄绍湘:《尊重历史实际,为提高学术水平而奋斗 ---- 评黄安年 读黄绍湘新著 美国史纲 (1492-1823) 》 , 《世界历史》, 1997 年第 3 期。 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自序 ,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引自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第 62 页。 见《学术批评丛稿》第 160-165 页。 《学术苦旅的足迹 ---- 兼评〈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184 页。 《学术批评丛稿》,第 194 页。 《学术批评丛稿》,第 261 页。 《罗荣渠教授与美国史研究》,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207 页。 《中国人的新发展观 ---- 评〈现代化新论〉》,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266 页。 《历史研究与与理论创新 ---- 罗荣渠先生的学术道路》,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299 页。 《在求索中创新》,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311 页。 《美丽的遗憾 - 忆罗荣渠先生》,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336 页。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 现况与挑战》,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7 、 10 、 11-12 页。 《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 ---- 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23-27 页。 《学术批评的精神》,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59 页。 《批评式书评与学风建设》,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77 页。 《学术书评与世界史学科建设》,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86 页。 何祚庥主编 : 《伪科学曝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第 347-348 页。 《“博士论文”与“文抄公” ---- 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97 页。 《再谈“博士论文”与“文抄公” ---- 一个不能不面对的沉重话题》,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101 、 102 页。 《学者的自律及其他》,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109 页。 同上,第 110 页。 《遏制剽窃新举措》,载《学术批评丛稿》,第 117 页。 伍铁平 : 《切盼 21 世纪我国语言学界学风良好》,《外语与翻译》 ,1998 年第 1 期。 《读书奖、网上论坛与学术批评》,《学术权力与民主 ---- ‘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第 87-88 页。 《世界历史》 2000 年第 1 期。 (原载《史学月刊》 2001 年第 1 期)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评论(07-11)|33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学是个学术共同体
xiaoxiaohai 2010-6-28 11:40
首先,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其本质特征在于大学的产生、存在、运转和发展等方面都是以学术为核心,远离任何的权力、宗教和社会当下的各种物欲和喧嚣。 其次,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其主体是教授和学生。其周围任何其他力量(包括公权、社会和公民群体,也包括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的存在(如果有存在必要的话)都是以支持和服务于教授和学生之日常学术活动为唯一目的,别无其他。 其三,兼具学术共同体的普通一员身份和特殊符号的大学校长,其角色担当应该明了。那就是: 1、 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 2 、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即大学)要勇于站出来发出警示之言,而不能随波逐流。 3 、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是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而不应沦落为大学的一般总管。 4 、大学校长应尽可能多地为学校寻求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而不应该堕落为大学资源的统管者、分割者。 5 、大学校长应尽可能多地与大学教授携手谋求物色好的教授,持续增强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和荣耀,而不应该异化为学术近亲繁殖的始作蛹者。
个人分类: 大学教育管理|4089 次阅读|0 个评论
组织化的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
pkustm 2010-1-4 20:34
摘自李宁老师的博客: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52344 默顿规范的主要内容: 科学精神的四大特征(或者说科学家应该遵循的四个规范):普遍性(universalism),共有性(communism),非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组织化的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 组织化的怀疑精神不仅强调怀疑精神,而且强调这个怀疑精神是组织化的。具备怀疑精神,值得是不盲从、不轻信,反对偶像崇拜,拒绝权威与教条。用现在时髦一点的词汇,是指科学家要具备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组织化强调的是对怀疑主义 制度化安排 。(http://www.sciencenet.cn/m/Print.aspx?id=5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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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responsibilities:China should stop discouraging scientists from setti
pkustm 2010-1-3 10:01
令人深思。转帖在此。 Editorial Nature 457 , 935 (19 February 2009) | :10.1038/457935a :10.1038/457935a ; Published online 18 February 2009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ies Top of page Abstract China should stop discouraging scientists from setting up learned societies. The spread in China of unproven stem-cell therapies for conditions such as epilepsy and spinal cord injuries has left the nation's health authorities concerned. There is no clear evidence that these treatments work nor that they are killing people. Of the thousands of patients from China and abroad who have been treated, some seem to think that they have been helped, even if only modestly, and many more are ready to fork out thousands or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try out the treatments. Are the clinicians taking advantage of people desperate for a cure? How ca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otential patients make sense of this? One obvious place from which to seek guidance would be the national stem-cell society. But China doesn't have one. A group of scientists, including many of the country's most prominent and internationally established researchers, are trying to create on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owever, tend to have an aversion to congregations especially those such as the Falun Gong, which they believe pose a threat to the country's stability. So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keeps a tight hold on who is allowed to organize in any formal sense. As a result, China's stem-cell hopefuls must go through the slow process of planning and applying to become a 'level 2' society. That means they have to convince an established society to take them on as an appendage, which will dramatically reduce their ability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A level 2 society doesn't control its own purse strings and decisions have to pass through the parent organization. Yet, as the example above illustrates, allowing scientists to draw together can only benefit China, both by helping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by assisting with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ot just the government that needs to rethink its approach: the researchers themselves need to pursue newer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cientists in the south often don't know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north and vice versa. Most of the current learned societies do not function well. Annual meetings are often a matter of pomp, with elite researchers showing up to swagger about and form cliques based on pedigree rather than scientific views. Introducing graduate students to the broader community is a low priority. Constructive criticism is more likely be taken as grounds for breaking off relations than as insightful advice. Many scientists simply don't bother to go. Scientists in the south of China often don't know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north and vice versa. Sometimes 'megaprojects' draw researchers together. But the planning meetings for such packages can be more like dividing the spoils than building the most constructive research programme. China's science loses competitiveness because of these failings. Stronger societies would pave the way for better communication and more productive collaborations, and would allow a platform for feedback of scientific criticism. That, in turn, would provide a body of honest reviewers with whom funding bodies could consult. Too often,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a variety of voices to get a representative view from 'the community', funding bodies listen only to certain well connected scientists. Strong domestic scientific societies have the additional benefit of being reference points for constructive contact with scientists and societies elsewhere. And they can also act as advisory bodies to the government. Gone are the days of small research communities in China. Science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to China's credit and benefit. For the country to benefit more fully, networking by its researchers likewise needs to be allowed to flou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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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韩启德:权威科学严谨公正的学术评价只能来自学术共同体
yangwenzhi 2009-9-8 23:34
今天(9月8日)上午,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在重庆开幕,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致开幕词,很精辟。在开幕词的第二部分,他强调 权威、科学、严谨、公正的学术评价,只能来自学术共同体。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也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关系,只要合理地界定好两种权力的边界,完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以下是他开幕词的第二部分,贴出来供大家参阅。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举一个例子。不久前,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去世了。我发现,很多媒体都称季老为国学大师,为此还引起了争论。季老的研究领域算不算国学,这个当然值得商榷,但我们大家公认,季老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是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决不是因为媒体的炒作,大众媒体在专业学术领域的判断能力,我想恐怕不是那么可靠的,而且现在媒体上出现的大师也太多了一点。我们的依据就是国际国内学术同行的评价,在印欧比较语言学领域,在佛教语文学领域,世界上有关的学者都重视和认可季老的学术贡献。他写的《浮屠与佛》、《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以及《糖史》等等,尽管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人看不大懂,可是根据国际国内学术同行的评价,我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确认,那是能够传之久远的名篇杰作。   所以说,学术大师、一流学术成果、优秀研究团队、高价值研究项目,不是由媒体来加封的,也不是哪一级组织决定的,更不可能是社会大众一人一票评选的。 权威、科学、严谨、公正的学术评价,只能来自学术共同体。   近年来,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已经显得非常突出。中国科协曾就此作过一些调研,发现部分科技工作者对现行评价体系的不信任感和挫折感相当强烈。比如,在政府科研经费资助和项目管理上,官员的权力过大,往往直接指定和左右评审专家,使评审的科学性、公正性得不到保证;在人才评价和科技成果、资助项目评定上,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同行评议,常常简单地把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等量化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形成被大家戏称为学术工分式的评价方法;在科技奖励上,重政府奖励,轻学术共同体奖励,两者缺乏衔接,一些政府奖励的同行认可程度较低,等等。由于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科研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科技经费使用的效率还不高,而且助长了一些浮夸的风气,不利于学术道德的建设,也不利于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的激发。   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共同体没有能够在学术评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术共同体的主动性、责任性、积极性和自身能力都不够。   学术共同体是什么?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须以学术为志业,在这里,科学成为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人生态度,甚至是一种精神境界。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尽管学术共同体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没有别的更好选择。   要发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基础作用,当前重要的是要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例如,政府科研经费的分配可委托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来进行;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的职称应完全由与行政管理分离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遴选院士要听取候选人所属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的意见;国家科技奖励应在获得各学术共同体所设奖项的人选或项目中来遴选;建立和完善同行评审人员信用制度;开展科研项目后评估和追溯评价,等等。   学术共同体要在学术评价中发挥好作用,就需要自律。要加强学术道德建设,使共同体内部风清气正。大家加入到某个科技社团中,为的是追求科学真理,而不应有其它什么私利。任何人违背了学术道德,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要被淘汰。学术道德是共同体的生命,如果道德上堕落了,那么这个共同体就走到了尽头,当然不可能在学术评价中发挥作用。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科学研究也有着社会性,也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我们科技工作者还必须学会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也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关系,只要合理地界定好两种权力的边界,完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我们的态度,应该始终是辨证的、全面的、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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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权力被行政权力PK?
yangwenzhi 2009-8-27 23:59
科学共同体中到底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谁大? 科学共同体是一种以学术研究为纽带的关系共同体,它具有特殊的社会规范、独立的精神气质,这是其区别于政治的、经济的、其他文化的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刘庆昌认为,学术界(科学共同体)是以学术为目的和内容的一个精神文化世界,支撑这个世界的硬件是学术人、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媒体,支撑这个世界的软件则是学术信念、学术道德、学术组织、学术规范、学术制度和学术传统。理想的学术界是学术人真诚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的世界,这里没有世俗的等级和权力,只有智慧的真诚面对,没有山头和霸权,只有平等的、独立的学人;是青年学人的学术学园,让人们感到这里很神圣、学者很崇高、学术很严肃;是学术正义、学术道德和学术使命的宣传阵地,学人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其中,不必媚俗,不必阿世,只需思想和直诚,人们会很快乐。 当今社会,科学共同体与外界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关系十分紧密。 由于科技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关联性,以及科技的日益普及,学术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获得科技的支持,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对学术共同体的争夺和利用趋于激烈,特别是政治共同体利用其独特的权力手段对学术共同体的控制越来越明显。要研究学术生态环境,就必须研究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徐治立在考量科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机制后,认为科技政治空间之间存在三种基本的作用力,即价值张力(科技与政治之间价值取向的背离与吻合)、权力张力(科技与政治之间干涉与自由的关系)、契约张力(科技主体与政治主体之间对于研究活动的委托与代理关系)。科技理性是科技主体的根本价值,也是政治主体确立自己合法性的工具,现实中科技与政治的价值取向存在特定的妥协机制。科技与政治之间干涉与自由的论争伴随着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演化展开,科技活动需要自由,自由是科技主体的一项权利,好奇心是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现代科技活动自身也需要政治的干预,这种干预表现为政治主体对科技活动的组织、计划和规范。政治主体与科技主体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体现在政治主体对科技功利价值的认同,并通过契约方式反应到科技与政治之间的物质经济关系,以及科技活动的市场机制。徐治立还认为,我国存在着科技政治空间的价值张力中科技主体性价值实现程度不高、权力价值中政治作用失当,特别是在契约张力中,委托着与代理者的角色不明确,边界组织缺乏,更没有维护契约关系有力的市场规范和法制保证。这为研究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提供一种很好的思路和方法。 政治与学术有显著区别。 官场与学术原本不同姓,也不同宗。官场要政绩第一,一届三五年,要快出政绩要出显绩;学官也要出政绩,要做给领导看,要疲于应酬,而无暇学术,无心钻研,无意创新。学术则不然,需要屏心静气,板凳要做十年冷,没有积累就没有融汇,没有吸收消化,就没有反刍创造,就没有推陈出新。温家宝总理在为中国科协七大代表作形势任务报告时,针对我国科技界的急功近利现象,他引用古人的十年磨一剑,未敢试锋芒,再磨十年后,泰山不可挡来说明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埋头苦干,做踏实的工作。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实验室闵乃本等5位教授,他们之所以取得介电体超晶格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从19862005年用了整整19年的埋头苦干,心无旁骛。事实上,75%以上的项目需经过5年以上的科研攻关,37%以上的项目需经过15年以上的长期研究。19年对于科学事业是长青的,但对于官员来说却必死无疑。老一代科学家周光召曾尖锐地指出,搞科研工作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一些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去做官,但既然做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但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 科学共同体要杜绝随意为官员封学术头衔。 刹住学界官员优先受聘教授和博导,并获各种项目立项、学界官员不断挂名主持学术专著的编撰和学术刊物主编、学界人士纷纷出任政府部门官员、媒体和学界为儒官的论著造势、国家权力部门官员受聘学校教授等行为和风气,避免学术特殊利益集团和保护网的产生,铲除滋生权学交易的根源。杜绝学校聘任政府机关官员为兼职教授或特聘教授,让官员集中精力为人民做好本职工作,官员的工作经验和研究心得可通过在高校开讲座作讲演的形式来进行。督促政府机关领导干部要像当年朱鎔基总理一样辞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杜绝学术机构以推销学术头衔为诱饵,借以傍权势的图谋。 科学共同体要杜绝主动让政府官员兼任学术职务。 为避免我国学术界的人身依附,以及政府官员利用其特殊身份,在学术界既扮演裁判员,又扮演运动员的角色,在课题立项申报和审批、研究生录取和学生答辩以及学生就业等方面,诱发学术屈从权力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应杜绝担任政府官员的人担任学术职务,要像基辛格博士(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做美国国务卿以后,哈佛大学立即通知他)一样辞掉教授职位。 在科学共体内,要推行学术机构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离。 为有利于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与精力,提高学术质量,保持学术中立,避免滋生权钱交易、权学交易等权力寻租,避免其利用特殊身份给学术权力以不利影响,担任学术机构行政职务的学人,不应担任相关的学术职位。大学副校长以上职务的学术官员不要招收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否则会造成同为博士或硕士生导师,身份的不平等导致学生间不平等竞争,诱发一些人以傍大款的不良心态和动机,导致钻营之风,毒化人际关系,不利于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 科学共同体须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学术与学院有密切关系,是因为在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进行学术研究并非人人可为、处处可为,而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并在专门的环境中才能进行。学术不能完全追求实用,正如梁启超所言,倘若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则动机高尚者会以学问为变法改制的工具,但动机低下者会以学问为博取功名的敲门砖,过时则抛之,导致学者将其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学问之外,从而使研究离开学术。王国维指出学术之发达,存在于其独立而已。学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但应该看到,当今社会的学术离不开政治的支持,学术需要获得政治在制度、经费等方面的支持,政治需要从学术中获得合理的解释和科学支撑,这就决定科学共同体既要保持自己在学术研究阶段的独立性,同时也要适当考虑政治共同体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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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权力应该回归学术共同体(转帖)
maczone 2009-7-16 23:02
吉林大学近日制定了新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一律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7月10日 《新京报》)   这一做法与不久前北京师大的做法异曲同工。像北京师范大学那样,又规定学部的领导(行政部分)不参与学术资源的分配,又规定学部的领导自己可以开展学术活动,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个领导如果也做课题、写文章,很难让防止他们不参与学术资源的分配。   而行政化分配学术资源,恰恰是大学官商化、学术腐败化、论文废纸化的重要原因。在总务处长也评教授的行政环境里,一些掌握资源分配的大学行政官员,手中往往大量掌握着各种各样的研究课题,因为课题分配不是以能力为本位而是以权力为本位,因此不仅论资排辈现象突出,而且掌握行政领导和资源分配权的人往往一人手中握着大量的课题,同时带着大量的研究生。一把茶壶配十几甚至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茶杯的现象比比皆是。因为课题就是名利,而研究生成为他们的廉价打工仔。教书育人的研究机构变成了行政市场化的追名逐利场。   久之,就形成了黑龙江大学教授Dan Ben-Canaan所说的多数中国学者成为废纸生产者的现象(见7月10日 《环球时报》)。他说:中国的学者蜷缩在自己的长城内,与外界的接触非常有限。在中国,很少有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研乃至与国际学术界有互动关系。这里的学者对科研的方法论大都一知半解,缺乏进行实质性研究的能力。他们把自己拘囿在孤立而缺乏原创性的国内学术界,不费吹灰之力便在国内取得名誉与影响力,而且无须达到相应的国际学术标准。他们相信,城墙荫蔽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外界无从得知。剽窃这一国际学界公认的滔天罪行在中国可谓司空见惯。很多学者对他人的作品进行废纸再生,做拼贴、改写,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中国有很多严谨的学者,他们写出的作品质量很高,但大多数的学者仅仅是在制造再生纸(recycled papers,原文有双重含义,另有重复制作的论文的意思),连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弱点,他们远离一切国际学术群体,害怕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国内地位的事情发生。   当然,仅有大学行政与学术在机构、任职资格上的相对分离是不够的,还应该有职能上的明确划分,形成相对独立又互相制约的关系。党委书记和校长可以任命制,但不能以教授身份行事,而只是大学的服务总管,主要负责大学的筹款等工作;学术委员会实行民主普选,各学院院长、系主任以及各类教授老师的研究生和课题人数都应该受到明确限制,并接受学校行政和学术力量的双重监督与制约;教师职称评定、新聘教师、各种学术奖励等学术性工作应该由民选的学术委员会来完成,并接受行政监督;将来大学拥有越来越大的招生自主权,招什么样的学生也应该主要由学术机构来完成,而招收多少学生、给予什么样的奖学助学制度等等,则由行政机构根据学校的财力等状况来制定标准。等等。更为关键的是,大学学术权力机构的产生必须由教师、教授民主普选产生,而不应该由行政权力产生。恰恰在这一点上,吉林大学还没有完全走出行政干预学术的巢臼,其规定所有层面的(学术)委员都通过民主推荐或者选举产生,而所谓民主推荐,是中国人就知道它会变成什么玩意。至于或者不或者,自由裁量权也往往在行政一方。   大学的学术权力必须摆脱行政权力,回归为教授、教师这一学术共同体的民主权力,这是当前大学内部改革的当务之急。 (原帖: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350817PostID=18113032 ) 作者童大焕: 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后在闽中山水小城三明市从事文化和半机关公务员(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编制、行政管理职能)工作十年、报纸编辑一年,2002年2月加盟中国青年报,任该报评论版《青年话题》编辑。现为《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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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道德问题不应被纳入法律范畴——与唐凌峰先生商榷
可真 2009-3-19 18:16
读唐凌峰先生博文《学术道德应该立法评院士造假事件 》,对凌峰先生主张学术道德应该立法持有一点不同看法,现提出来与凌峰先生商讨、切磋。 除非涉及到知识产权,学术问题不应被纳入法律范畴而通过法律手段来加以解决。侵犯知识产权,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学术道德本质上属于学术的社会责任范畴。对学术的社会责任,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学术应当有益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这无疑是学术所负有的基本社会责任。从事学术者不顾学术的基本社会责任而粗制滥造抑或简单重复的炒冷饭之类的行为,才是也就是所谓学术道德问题。 解决学术道德问题,不应通过体现国家意志的司法渠道来达成,而是应当通过体现学术共同体意志的司学渠道来实现,为此,应该建立和完善与国际先进学术共同体接轨的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交往规则和相应的学术准则,并通过中国学术共同体来制订和执行与其交往规则和学术准则相一致的学术处罚条理,进而由代表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权威机构来负责实施这种处罚条理,对有关学术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学术共同体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和学术机构,是属于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其活动除了受国家宪法和法律以及社会公德的限制以外,具有独立于任何其他任何个人或组织的自主性,执政党和政府对学术共同体的干预,应该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制订有关政策与法规予以积极的引导抑或消极的制约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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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如何才为大学?
zhangqq 2009-3-4 14:53
大学如何才是大学? 读韩水法《大学与学术》 章启群 汶川特大地震非常残酷地撕开了中国教育的一个疮疤:大批中小学校舍在地震中瞬间倒塌,无数中小学生因此失去生命。大地震把中国教育的无形内伤,魔术般外化为一片残垣断壁、死伤累累的景象。这种触目惊心的惨景不禁让我们追问:中国教育的内伤究竟有多深、多重? 汶川地震的中心地带没有大学,因此,我们无法想象大学校舍倒塌的现象,中国的大学(大陆地区,下同)似乎逃过了一劫。然而,尽管屹立在中国大学校园之内的高楼广厦毫发未损,却仍然掩饰不住它千疮百孔的斑斑内伤。几乎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现在正遭到亘古未有的激烈批评和毁灭性抨击。批评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校内和校外、专家学者和普通国民。抨击的内容不再仅仅是某些具体事件,不关乎一般的人际关系,也不涉及某个人的利害得失。大学被抨击的要害,是从制度到管理、从行政到学术的根本性质和整体职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没有一流的学术研究而学术腐败屡禁不止?为什么连烽火连天中茅屋土墙的西南联大都望尘莫及? 抨击之余,这些十分尖锐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常常令众多有识之士尴尬、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个特殊时候,用一种特殊的心情,我们静静地读一读韩水法先生的《大学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会对当前中国的大学以及整个中国教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韩水法,一个专治康德哲学和韦伯思想的专家,这个知识背景决定了他的独特视角和思考的深度。中国的大学之所以搞成这个样子,他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如雷贯耳:那就是当下的中国大学实质上不是现代大学,因为它不具备现代大学的根本性质!(该书第115页。下同) 中国大学的所有问题实质上都指向一个根本的问题:现代大学是什么?它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功能是什么?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那么,说办大学就是无厘头、瞎起哄或许过分,但大学必然只能办成四不象那样的怪物。中国大学所有问题的根源即在此,因此,韩先生《大学与学术》反复申述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大学的性质及功能。 韩先生认为,西方大学的历史很长,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滥觞于德国,即洪堡主持建立的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是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它的根本原则和宗旨是:第一,学术和教学自由,即教师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不应受到外在的干扰;第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教师要将自己的成果、方法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方式传授给学生。(第15页)这个原则和宗旨的实际意义是,学术研究没有禁区,学术研究不必遵循政府和党派的意志。 国家绝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真正的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第19页) 开创现代大学的思想家洪堡如是说。 鼠目寸光的短视行为一定会妨碍甚至破坏大学的发展。因为,学术研究的每一项成就都是艰难探索的结果。每一个思想家、科学家都有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没有可以重复的科学创造的捷径。如果没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任何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的。因此,现代大学必须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的共同体。基于这个理念,从1810年起,德国开始进行大学改革。虽然德国大学的历史比欧洲其他国家晚200多年,然而,改革使德国大学迅速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一时间大师辈出,人才济济。近代德国在思想和科学领域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出现了爱因斯坦、波尔、海森堡等划时代的巨人,黑格尔、马克思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建立的宏大体系为世界所景仰。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中,德国的科学和学术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但不久便重振旗鼓,全面振兴,今天仍然以不可遏制之势蓬勃发展。 政府办大学,就要让大学自由发展,那样大学就会创造出远远大于政府直接干预的成果来这是德国大学给世界树立的典范。德国的现代大学的理念迅速被欧美乃至全世界普遍接受、效仿。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正在这个根本原则之上建立了现代大学。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学,给整个知识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19世纪以来,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些奠定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科学观念的人,都是现代大学培育的人才。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情况更是如此。现代科学和学术的进展,又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当前世界上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教育、文化、艺术,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大学的影响。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现代大学,今天活跃在全球各个领域的总统、商人、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以及普通劳动者会是怎么样?人类的教育、文化、艺术会是什么状况,世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会是怎样? 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始于北京大学,而真正把北京大学办成现代大学的正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蔡元培。在一代先贤的努力奋斗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初步建立了一批现代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即使是在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几幢土墙茅顶的西南联大,也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培养的人才,也是大师辈出,群星灿烂,金岳霖、洪谦、冯友兰、张岱年、宗白华、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不甚枚举。可以说,当时中国赶上了建立现代大学的世界班车,并已经初见成效,收获甚丰。 可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大学却背离了现代大学的根本宗旨。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有自己的章程或宪章。(第115页)因此,它只是形式意义上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独立的教育团体,它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原则、宗旨、标准和追求(可参看黄德宽:《对政府与大学法律关系定位的思考》,载《大学之道:求索与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质言之,中国大学只是教育部下属的一个行政单位,副部级的或厅级的。一个大学校长也就是教育部的一个副部长或厅长。中国所有正规大学就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莫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个人,不用说教授,即便是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几乎是不可能的。(第118页)因此,当人们普遍要求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履行职责,整治大学,并期待出现第二个蔡元培给中国大学带来新的转机之时,韩先生冷静地告诉人们: 世上已无蔡元培! 中国不可能再出现蔡元培。今天即是我们起蔡元培于地下,让他重返北大,他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力回天! 大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学术创造,即思想和科学创新。背离了这个根本的原则,大学就偏离了正道,走向了混乱甚至荒诞。当下的很多中国大学,基本上是把学术作为手段,把以此来获取其他东西作为目的:建大楼、要经费、获奖、升官、评职称、赚钱在这样的机制下,不仅像剽窃、抄袭、造假等学术腐败不可避免,更为可怕的是灰色学术大行其道。例如:批量生产的论文、著作、精品工程、造大船、学院升级、大学合并、项目、基金、评估、请名人装点门面,等等,不一而足。教授们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评估、项目、报奖、检查等琐事中摸爬滚打,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到这些五花八门的事务中。人们成天奔波忙碌的这些事,实质上并非学术行为而都是行政行为,产出的是政绩而非学术(科学)。尤其让人痛心的是,本来一些优秀的学者在这种强势的灰色学术面前,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参与其中,成为它的牺牲品。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中国大学的水平迅速下滑,更严重的是: 这种更低的水平就需要某种更加不合理的制度或制度之中某些不合理的因素来维持这个制度不仅要再生产自身,还要再生产维护这个制度的人。(第47页) 因此,中国大学这些俯拾皆是的问题,不仅无法制止,而且每天照样重复。报纸、杂志以及其他媒体对于大学提出批评、抨击的,可谓连篇累牍、车载斗量。而中国的大学却依然我行我素,岿然不动。人们对此茫然、无奈,慢慢麻木。为什么这种千夫所指的丛丛弊端无人撼动、难以革除?韩先生也点出了它的死穴: 对于那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来说,如果能够在不损害他们利益的前提下,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如果为了达到世界一流而要进行的制度改革会危及或损害到他们的特殊利益,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将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第一选择,而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前景放在次要位置!这就是中国特色。一些人之所以在中国大学的现状中流连忘返,个中缘由就在于此。(第9页) 这个他们有多大力量?我们心知肚明。对此我们感到有点清醒,虽然仍然无奈,却是清醒的无奈。因此,中国大学的改革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而要战胜这个利益集团,就必须在现行的制度上进行根本的变革。简单说,就是让大学从教育部的一个衙门,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 不过,明眼人必须看到,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大学改革势在必行。早改早得益,晚改要付出代价。因为,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来说,大学的至关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完全取决于大学;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平、思想自由的程度有多高,你的民族精神的高度就有多高。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你的软实力基本上取决于你的大学的水平,不可能靠别的方面,别的方面不能奠定一个民族的精神层面的力量。没有精神层面的力量,物质层面的力量也是无法强大起来的。所谓精神层面,就是指思想、知识和技术等的综合。我们的大学制度不改革,领先的水平永远也达不到。领导人再怎么重视,再怎么拨钱,也是没有用的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第161页)我们的大学如果按照现在的状况任其发展,那么,中国无论经济发展如何,军事发展如何,人民生活水平如何,它仍然是脆弱的、不能持续的,是泥沙堆起来的巨人。何况我们也不可能引进最尖端的科技人才。 除了提出大学的核心价值之外,《大学与学术》还论及大学的其他制度,例如教授终身制、研究生课程设置和淘汰制、大学校园文化等等,读者自然也会发现一种入木三分的见解。 然而,在读完全书之后,我仍然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推动真正的中国大学改革?这种涉及大学体制改革的大手术需要一个怎样的可操作机制? 其实,作者已经指出了一个中国大学改革的必由之路,即自由竞争:自由意味着大学之间需要公平和公开的竞争,因此也就有更多全面的彼此监督。既然一流不是靠行政决定的,那么公开的学术批评就会大起作用。美国的大学制度是最自由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在世界上也是最激烈的,所以它们现在也是最厉害的,钱也最多。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对教授学术操守的要求也在最高的一档。(第167页)而问题还在于,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竞争? 我的思考是:开放私立大学! 这个思路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体的。让民间建立真正的大学,由此展开大学之间真正的自由竞争,这样大学必须凭藉自身的优势才能生存,它自然就会按照大学本身的规律办学。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对现有的国家大学产生巨大的冲击。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原有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必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淘汰,当下中国大学的各种弊端(包括官本位、学术腐败等),在真正的私立大学出现时必然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因为不这样,它们就不能生存。实际上,西方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等都是私立的。可见利用民间资金办教育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 开放私立大学,还可以截留流失海外的巨额教育资金。现在中国每年自费出国留学人数至少在万人以上,从中学、大学到研究生不等,导致巨额的教育资金流失海外,而所上学校很多只是资质很差的培训班。我粗略估计,每年这种流失的资金至少在百亿人民币之上,可以办十几个北大或清华!只要开发这个教育财力,足以承担民间办学的职能。要改变这种令人痛心的现状,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唯有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体制,在办学、招生的根本制度上做出改革,同时也应该与税收制度改革相配套,建立民间的教育基金会。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和崛起的根本大业!是一个功在千秋万代的伟业! 应该说明的是,现有的中国民办大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私立大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它们的区别在于:真正的教育投入是非盈利的,而中国现在的民办大学都在赚钱。因此,这些民办大学实质上就是公司,它遵循的不是教育的规律而是市场经济规律,它不可能让教育家来管理,而是让企业家来进行管理。同时,它无论在生源、教学条件和师资上与国家大学无法相比,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 当然,中国大学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中国教育的问题也不仅仅在大学。人们不难发现,华裔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得主们(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钱永健、丘成桐、陶哲轩)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现在中国大陆的小学、中学、大学完全无关。相反,接受当下中国大陆教育的亿万学子却无一人获此殊荣。此外,厌学症正像瘟疫一样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蔓延。即使现在北大的本科生,理想做科学研究也是凤毛麟角(参见2008年4月24日《科学时报》)。而那些成绩不好的中、小学生,正成为被学校和社会漠视、歧视的大多数。还有,高校的自杀风潮正紧,校园凶杀案有愈演愈烈之势 行文至此,不禁心潮难平。笔者与《大学与学术》作者的心结一样,那就是:中国教育必须要更深地检讨,必须尽早地进行根本的改革!中国教育,这座满目疮痍的大楼,已经存在很多致命的隐患,难道非要等到地震这样的灾难来毁灭它吗? 2008年6月12日夜初稿,时值汶川特大地震 一月祭,2009年1月14日夜定稿于京西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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