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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先生”在中国扎根了吗?——饶毅、江晓原对谈科学文化
热度 4 kexueren07 2014-8-28 21:31
一个是业界公认的出色神经生物学家,已然衣食无忧的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却时常就当前我国科学文化和科技政策发表直率尖锐的评论,在国内外教育和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同时也不经意间树下敌人;一个作为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转而投身科学史和科学文化教育,屡次在公共场合“大话科学”,试图将科学“拉下神坛”。日前,作为上海书展活动之一,新书《饶议科学Ⅱ》的作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与《科学外史》作者、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在上海图书馆展开对话,就一系列科学文化问题进行严肃理性而又生动有趣的碰撞。 “‘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何到了近代却落后于西方?对于这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饶毅认为:“‘李约瑟难题’包含的假说是错误的,编造了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缺乏科学传统,虽然有过一些零散的、不系统的科学发现,某些重要的甚至超前于西方,但是整体很弱。中国古代的技术要比科学好一些,但也不能说我们有了四大发明等重要的发明,就表明我们一直领先别人,技术整体上还是比西方弱。   至于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走科学这条路,饶毅认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比较多地考虑了人际关系,走了人文的道路。我们在诗词歌赋、在军事方面是有创造性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用到对自然的探索和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上去。“ 2000 多年前罗马人建的罗马大角斗场那样结构的建筑,在中国到了 20 世纪才有第一幢。是中国古人决定不做这种建筑,还是当时我们没有能力做这么复杂的建筑?这和我们的几何发展水平有没有关系?”饶毅疑惑。   江晓原也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但他并不赞同用“领先”“落后”来比较中西方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在他看来,中国和西方不在同一条道路上走,不具有可比性:“好比两个人走路,一个向南走,一个向东走;又好比余英时先生说,一个下象棋的人和一个下围棋的人,你很难说他们谁处于领先地位,谁的棋艺好。”   他举例说,中国人在北宋的时候造了水运仪象台,很多人认为当时全世界都没有人能够造出那么先进的仪器。但事实上,看看西方的史料就可以知道, 11 世纪的阿拉伯人就擅长建造和我们的水运仪象台同等规模、同样水准的东西,不仅在伊斯兰的大城市里广泛装置,而且还被西欧的大城市学去。像这类事例,国内以前的宣传中往往不讲西方人的同类作品,只讲我们中国的。   江晓原认为,当人们习惯性地说“中国古代缺乏科学传统”的时候,其实需要首先界定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样的科学传统。“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假定了我们讲的科学就是根源在古希腊、后来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直到今天成为全世界科学主流的这种科学。这种科学传统中国确实没有,但中国古代的那些技术成就背后,应该还是有某种科学理论支撑的,尽管其中的机理可能道不明。”他接着举中国古人造弓箭的例子说:一把弓,一个弩,射出去的箭可以杀死人,现代科学的解释会说,那是用了胡克定律。而事实是:不知道胡克定律的中国古人也能造出弩。他又以中医为例说,按照现代医学理论,中医的很多机理很难说清楚,但是在西方医学引进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的健康主要还是靠中医药来维系。现在,即使是持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欧洲人至少也承认了中医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效用。   中国人对科技感兴趣的高潮已经过去?   饶毅曾在好几个场合谈到,今天年轻人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大幅滑坡。此次对话现场,提及与上海科教出版社再度合作出版《饶议科学 II 》,以及创办“赛先生”微信公众号等举动时,他表示,目的也是希望我们国家继续保持对科学健康、向上的追求,对真理的热爱,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想为扭转这种科学的滑坡做点事”。   饶毅认为, 1949 年以后,国家和人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确实极大地增加,这个增加既有国家的推动,其中还有一件心照不宣的事,那就是中国人发现 1949 年以前读书、接着做了官发了财的人,再后来很多却坐了牢、被打死、财产被剥夺,所以觉得不如干脆读自然科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很多人认为是在颂扬自然科学,真实是因为怕学人文社科惹麻烦,所以躲到自然科学这边来。   但饶毅感到全国上下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高峰是在 1949 年到 2000 年。这期间,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投入了资源,人们也确实对科学感兴趣。如今,当人们发现升官发财重又成为一条道路的时候,饶毅担心中华民族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高潮已经过了,读书很可能又变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据他了解,在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曾排在理科录取分数最高的生命科学类专业,现在的分数线远落后于经济、金融等专业,一大批优秀的理科生毕业后,基本上都转行到了管理、金融等领域,科学的吸引力正日渐式微,“赛先生”并没有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已经在中国扎根。这种功利主义地轻易选择或放弃科学的态度让饶毅感到忧虑。他感叹:“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又不要科学技术了,恶习又复发了?”   对此,江晓原并不完全赞同。他觉得,优秀年轻人转向商科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实际上,社会只需要一小部分人投身科学就够了,因为毕竟科学只是一种用来实现目标的手段或工具,而目标则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人们不应把科学的地位抬得太高。他强调要“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运用”,并建议如果把科学比喻成人们厨房里的切菜刀——不可或缺,同时也有危险,需要妥善放置,或将有助于消减过去宣传中一些附加在科学上的价值和道德理念。   对于江晓原的“科学工具说”,饶毅表示质疑。他认为,科学不是工具,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离不开逻辑、证据,需要诚实的态度,不断更新自己对未知的认识,其中科学精神的训练和养成是最重要的。譬如学习化学,不能只学习元素等一些知识点,更主要的是通过对拉瓦锡等一大批化学家对化学本质的不断探求,来深化对这门科学的认识。“科学研究需要逻辑思维和理性推理,也需要质疑、自我反省、诚信等精神。”饶毅说,他也不赞成简单地神话、颂扬科学,鼓吹全民热爱科学,而是希望科学思想和精神成为中国人日常文化的一部分,为公众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撑。    “科技体制改革值得作为我国深化改革的一个先锋”   现场有听众问起两位嘉宾对于“现在中国大学都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做学问的水平,中小学生以高考分数论水平高低也与此如出一辙”的看法,饶毅回答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和很多问题一样,在于社会缺乏信任。我任北大生科院院长以后,完全取消了这种方式,仔细地评价一个人这几年做了什么工作,而不是用简单的数字评价。用那个方法的原因是很多领导不愿意承担责任。”对此,江晓原表示深有同感:“我们现在数数,看上去是客观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出来负责。”   由此引申到科学教育、科研文化、科技体制问题,饶毅感叹:“如果我们的教育长期把有思想的人都变得没有思想,让没有思想的人得到提升,我们中国就不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我们如果都变成了这种唯唯诺诺、不会思考的人,那到最后中国就只能学习西方的成果,这不单单是西方强加给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产生思想,所以只能学人家了。我觉得这种教育的差别,看似很小,为了一时的方便,可是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他看来,中国的科学要发展,改革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可以是很好的一个契机。“理论上,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清楚、标准清楚,也有很多国内外过去 10 多年改革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绝大部分还没有得到推广,而事实上是可以推广的。”此外,饶毅指出,科技体制影响的人数量特别少,不像教育、经济体制影响的人那么多,但它的效应可以很大。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值得作为我国深化改革的一个先锋,从而使我国的科技在经费投入增加的情况下,真正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   “希望年轻人在看到我们文章的时候,会有想法,变成他们思维的一部分。这样, 20 年、 30 年、 40 年以后,也许我们的科技体制、我们的教育,真的会有所改变。”对话临近尾声时,饶毅满怀期待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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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和江晓原对谈文化和教育
热度 8 yejian 2014-8-14 23:46
科学文化与中外教育 —— 饶毅、江晓原对话暨《饶议科学》新书首发 一个搞果蝇同性恋研究,一个搞性文化研究,且看两位叫兽打着文化和教育的幌子究竟会谈点啥 2014 上海书展期间,饶毅推出新作《饶议科学 II 》,内容涉及诸多社会热点话题,我们特地邀请两位嘉宾就其中的科学、文化、教育等话题展开思辨式对话,将涉及学术研究的目的、科学体制的弊端和改革、中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差异、转基因技术等内容,值得期待。 活动时间:2014年8月16日 上午9:30-11:30(上海书展期间) 活动地点:上海图书馆4楼多功能厅 活动联络人:殷晓岚,13636302640;伍惠玲,13918495285 饶毅教授, 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美国西北大学 Elsa Swanson 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999 年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2002 年合作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 2004 年至 2009 年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 2007 年 9 月全职回国。 1996 年起发表科学文化、科学史和科技政策方面的文章。 江晓原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 1982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 1988 年在中科院获得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 15 年, 1999 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现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IAU )会员,国际东亚科技医学史学会( ISHEASTM )会员,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性学会 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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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刘兵教授书评拙作《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蒋高明 2014-2-15 22:05
保护环境: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读《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 江晓原  ■ 刘 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f2bc80102e6gs.html   □ 讲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书,其实并不多见。现在蒋高明教授的这本专著,我认为应该是近年国内这方面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本。   我想先指出一点: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高明教授是具有合格的专业背景的。考虑到有些人些经常要质疑别人发言的“资格”、又总是在西南水电开发或转基因食品等问题上站在环保人士对立面,指出这一点或许并非毫无意义。   前些时候,因为日本福岛核电站的辐射泄漏污染问题,媒体在采访时问我:为何在书店很少找得到关于核辐射、核电站泄漏危害等方面的科普书(后来当然有不少出版社一拥而上炮制出许多“急就章”来)?我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认为这类书籍不在“科普”的范畴之内——“科普”就是要对科学技术歌颂赞美。切尔诺贝利通常不是“科普”的话题,它只是“环保”的话题——即使在这样的话题中,也要大讲核电站如何“清洁”、“高效”、“无污染”等等。   与上述情形相仿,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也向来只是“环保”的话题。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环保人士”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和冲突,可能是最为明显的。前些年那场关于要不要“敬畏自然”的争论,就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对立和冲突。现在我们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一书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不敬畏自然的人仍然大占上风。 ■ 我知道,在我们这里,有关环保的许多话题,特别是关于环保方面有关“问题”的话题,经常是非常敏感的。本书虽然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来源基本上是公开发表的材料,但综合写成一本比较全面的总结,就像作序者田松所言,仍然令人“感到震撼”!  如果就“科普”来说,环保方面的话题经常处于一种比较例外,也内在地具有矛盾和冲突的境地。一方面,就像你所说的,传统中的科普通常是要对科学技术歌颂赞美,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环保科普特别关注那些具体的环保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从一些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社会、政策和文化研究中得出的结果,即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环境问题,却恰恰因为超出了传统科普的范畴,因而很少被提及。所以我们绝对可以说,蒋高明这样令人震撼的著作,才恰恰是目前环保科普中最为缺少也最为迫切需要的作品。   □ 本书虽然基本上没有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危急状况开出什么药方来,但全面揭示出问题之严重,揭示出我们所面临的局面之危险,就已经是对当下社会的一项重要贡献了。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现在国内对环境问题忧心如焚的人士固然有不少,但另一种声音却也不时能够听到,诸如“中国的环境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许多问题发达国家也同样有”、“毕竟还是发展更为重要”等等。你觉得《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能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上述观点的有力反驳?  ■ 我认为无论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这本书的书名,还是从书中内容所反映出的作者的立场,都是对否认中国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观点的有力反驳。  这本书中的一些分析,也更让人明白我们现在之所以会面临这种危急的背后原因。例如,在政策与实践基础方面的,关于现在主流认识上的“GDP崇拜”;在法律与规章的操作层面上,之所以企业会不怕处罚而公然违法排污的得失分析等等。其中,对于在传统中对科学技术的应用甚少的少数民族在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的赞美,则体现出一种与只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实现“现代化”才是发展目标的强烈对比,而这当然也是与主流的发展观相悖的,这不仅是一种非主流的发展观,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重新认定。  作者蒋高明除了你在开头部分强调的专业背景,并相应地从事有关研究工作,他还身体力行地具体进行生态农业的实践活动,并在其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诸如有机的生态农业与现代化农业相比的实践可行性和优越性,这也是对于以往人们无条件地作为科学技术之正面作用面赞颂的的农业绿色革命的某种否定。随着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在农业中越来越多的应用,所带来的,恰恰是一种与传统农业相比更不健康的环境!   □ 以前在传统“科普”书中经常被赞美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即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农业薄膜的所谓“现代化农业”(工业化农业),在本书中被揭露出了狰狞的本来面目。现在中国每年有约50万吨废弃的农业薄膜残留在土壤中,而使用的化肥是40年前的55倍,作者估计,中国每生产9斤粮食就要消耗1斤化肥。这些化肥最终都进入了土壤、空气和水中,所以现在中国人不仅要“吃”化肥,而且要“喝”化肥,这就是农业“第一次绿色革命”带来的苦果。作者愤然质问:“难道当代中国所谓的农业科学家不感到羞愧吗?”   可是在我们日常看到的关于“农业革命”的所谓“科普”作品中,农业“第一次绿色革命”仍然是被讴歌的对象——这些鹦鹉学舌的作品当然也不会忘记接着憧憬所谓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比如以现在网上最容易查到信息为例:“百度百科”的“绿色革命”条目,就是这种传统“科普”的典型样本。面对这种“科普”,总是不免让人联想到哈耶克那本名著的书名——《科学的反革命》!  ■ 你所说的这些,确实正是现实中最为迫切需要的“科普”,而这又涉及到我们一直在说的科学主义问题。不过,中国科普领域中那些坚定的科学主义者们,在一方面宣传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好处的同时,自己也不会不吃不喝,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也同样无法逃脱“身受其害”的命运,而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的鼓吹,不也在某处意义上成为让自己更为受害的“帮凶”吗?  最后,我们可引此书封底罗伯特·肯尼迪的一段文字作为总结:“国内生产总值(GDP),并没有考虑我们孩子的健康、教育质量或者游戏的快乐;它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也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公务员的廉正;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尽管它衡量一切,却并不包括那些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另一些同样也十分重要的东西。”  这才真正是为了我们当下的利益和人类的长远利益而需要的环保科普观点!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蒋高明著,海南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定价:32元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3248 次阅读|0 个评论
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一则新闻说起
热度 2 techne 2013-5-17 12:24
  笔者最近已经脱离了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这家单位,成为自由人。无论如何,笔者仍然保留着很多记忆。在这家单位工作这么多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我相信都是发人深省的。   近日偶然访问该所去年新打造的网页,第一是发现这家单位主页的点击量,居然还赶不上我的个人博客,实在是和上海的地位不太相称。第二是读到了一些今年发布的新闻,感觉这家单位的舆论宣传,还是有点问题的。   今年3月14日,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发布了一则关于该所李辉博士获“青年科学家奖”的获奖新闻。我把全文内容附在了文章的最后。初读起来,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是一家水平很高档次很高的研究所,该所的工作人员,居然可以获得国际科学史学会颁发的“青年科学家奖”。外人看到这则新闻,肯定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的。但因为我在这家单位工作了很多年,非常了解这家单位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义务把相关的事情说清楚,省得一些公众读者受到不真实的误导。   首先,李辉已经毕业有两年了,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江晓原教授带的博士生。江晓原教授的声望是相当高的,很多人都清楚,我就不多评论了。李辉也算是名师出高徒,博士论文得了奖,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但问题是,这个奖似乎和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没关系。如果说机构的贡献归属,它当然应该属于上海交大科学史系,有导师的功劳,应该是属于李辉的导师江晓原。而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突然把这个东西挂在自己网页上,给人的感觉好象是:这个奖项是和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密切相关的。   还有个问题在哪里呢,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这家单位,目前从事的工作内容,主要类似于为政府服务的秘书工作。尽管它的名字叫“科学学研究所”,但其进行的科研项目大都和科学学无关,更是几乎和科学史研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科学史的研究项目,也得不到任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把科学史奖项贴在研究所主页上,完全是在误导读者——按照该所所长刘伟在去年下半年针对我的考核评语,这几乎是个“和该所研究方向完全不符”的奖项。不支持理论研究,但在摘桃子的时候,却热衷于摘科学史的桃子。而且,这个桃子还是别人播种收获的。   李辉博士目前的工作职位,是在《世界科学》编辑部当编辑,他也并不是科研人员。《世界科学》编辑部主要是编译、采编的工作,有少量的科技政策文章发表,科学史的文章少之又少,主要是科普和科技的时讯。挂在编辑部的另一块工作内容,是由张瑞山老师负责的上海《科技志》工作,这一块,也和科学史完全不同。《科技志》主要是完全历史记录式的,记载上海近年发生的一些科技方面的主要贡献,说的直白点,是往脸上贴金,为政府增光添彩的工作。   因此,从头到尾看下来——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贝克汉姆从皇马跳槽到了宇宙队,结果宇宙队就附庸风雅地在该俱乐部主页上贴出了“我俱乐部贝克汉姆获得了西甲冠军,并同时获得世界足球先生提名”。这样的效果,真正是令人啼笑皆非。毕竟,一家俱乐部发布新闻,是要承担责任的,要诚信,这是最基本的底线——而且这还不够,还得合理适度,得时刻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在西方那样的法治社会,稍有猫腻立刻就会毁掉自己形象。但是在中国,即使如三鹿奶粉厂,也还是照样能得国家金奖。   而且,我本人长期在这家单位工作,也有过多次切身感受。我自己也选过科学史方面的题目,结果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两年前,我曾经在所内会议上提了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科技发展对上海的启示”的题目。结果除了在答辩时,张仁开助理研究员提了两个问题,有过互动交流,此外根本得不到任何响应。到最后,《世界科学》的刘燕影编辑代表所长刘伟给了我反馈意见:“所长认为,你应该在标题里去掉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只谈上海的科技发展。”   听到这样的话,我几乎当场晕死——记得当时似乎是发作了一次。能提出这样的雷人要求,可见有些人对科研的理解,真正是超凡脱俗。但我们也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中国的领导干部,总是可以得到上级党委的大力支持。 http://www.siss.sh.cn/news.aspx?newsid=172   我所李辉博士获得第三届国际科技史学会“青年科学史家奖”   2013-3-14 9:50:58   近日,我所助理研究员李辉博士接到“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技术史分会”第三届“青年科学史家奖”评审委员会的通知,鉴于其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完成的优秀博士论文《汉译佛经中的宿曜术研究》,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其“第三届国际科技史学会青年科学史家奖(2013 DHST Young Scholars Prize)”之“提名奖”(Honorable Mentions),并邀请其参加颁奖仪式。   国际科学技术史“青年学者奖”每四年评审一次。申请资格为过去四年中全球各地获得科技史相关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本次评审委员会由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席主持,由13名国际知名科技史家组成。通过网络会议的形式,经过3个月的长时间评议,委员会最终评选出5名“优胜奖”和5名“提名奖”。颁奖仪式将于今年7月在英国曼切斯特举行的第24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进行。   李辉的论文研究内容是从印度传入中国(进而扩散至日本、朝鲜)的天文、历法、术数、佛教、画像中,挖掘出了一种依据月亮、行星运行规律和星宿体系结构的术数体系:“宿曜术”,并对其进行了全面复原。该论文还深入探讨了这一科学与文化糅合的体系,如何从印度传入中国、深入民间并流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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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江晓原 《逍遥浪子看江湖》
tian2009 2011-6-29 16:55
【田案:这是晓原兄对《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的书评,其中“悲天悯人”等语颇得我心。】 载2004年6月23日《中华读书报》   逍遥浪子看江湖 ——关于《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 江晓原     将田松目为浪子,恐怕不止我一个人。有一阵子,田松的手机铃声都是典型的浪子之歌《沧海一声笑》的曲调,其人之浪子情怀,昭然可见。虽然中国人通常将“浪子”视为一个贬义词,但我称田松为浪子,实在是将这两个字当作一顶桂冠给他,他也明白此意,所以总是欣然受之。   田松之为浪子也,风流倜傥、女友众多特其余事耳,他主要是一个思想浪子或者精神浪子。田松近年活跃于科学文化界,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经常有与众不同的思想成果展露。其特点为以“语境分析”为利器,经常于众人习以为常处发现问题,提出疑问。   浪子是必定要行走江湖的。这次田大浪子写了一本《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专讲中国当代的“民间科学”问题。他将民间科学比喻为“江湖中的科学”,意思是与学院里的科学不同的另一种活动。   在今日中国社会中,有人数相当大的一个群体,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但是疯狂地热爱着科学研究——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在从事着科学研究。他们可 以为了自己的“科学研究”而丢掉工作、失去家庭、饱受冷眼、忍受贫困。他们经常采用上访、投书报刊、投书或造访权威名人(主要是科学家或知名学者)、散发 自费印刷的“成果”、不请自来跑到大学课堂上开讲等等行动,谋求社会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承认。我本人从1978年春进入大学学习,就多次目睹过这样的 人物。记得有一次,在某教室的讲坛上,一位精瘦的、面目晦暗的演讲者,眼中燃烧着欲火,讲到激越处,他紧握拳头,大声问道:“为什么上帝偏偏要选择我这样 一个小人物来揭示这宇宙间的大奥秘呢!” 这些人通常总是相信,自己就是受到打击压制的哥白尼、伽利略。他们被本书作者称为“民间科学爱好者”。   本书首先就是为这一群人而写的——尽管他们看了本书十九会感到愤怒和悲哀。书中提出了“民间科学爱好者”这个概念(指拒绝按照当前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 规范行事的科学爱好者),以区别于“业余科学爱好者”(指并未在科学机构任职、但是愿意按照当前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规范行事的科学爱好者)。在若干重要个 案的基础上,作者详细分析了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之所以会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方法。   特别有价值的是,本书作者认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年龄下限是30岁——他的意思是说,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如今中国已经失去了大规模产生“民间 科学爱好者”的社会土壤。也就是说,“民间科学爱好者”是计划经济+理想主义的产物,而这两样如今都已经接近穷途末路了。   本书值得广大民间科学爱好者和媒体从业人员认真阅读。前者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不致虚掷年华(作者为他们指出了几种出路);后者可以从中得到告诫,避免 宣传失误——媒体经常出于好意而宣传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结果使这些人更为狂热和沉迷,表面上是“支持”了他们,实际上是在害他们。   本书是一部悲天悯人之作,也是国内第一部此类著作。对于我用“悲天悯人”四字,田松颇为韪之,认为深得其心。从浪子情怀出发,田松本来对这些狂热者是 会同情的,甚至可能有些尊敬(仅仅从人格的意义上说)。但是我们田大浪子本人却是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并且据我所知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理学(科学史)、 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两个博士学位的人,在物理学和科学哲学方面都受过正规训练,学院得很,学院之至,和“江湖中的科学”有天壤之别。   正是这种反差与张力,使田松在本书中对“民间科学爱好者”既抱有同情,又反复指出他们的追求是虚妄的。田松为他们指出的道路是一种“改邪归正”的道路 ——建议他们接受科学规范,设法使自己从“民间科学爱好者”向“业余科学爱好者”转化。不过,田松这一片婆心能不能被“民间科学爱好者”接受,我看是很成 问题的。 《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田松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定价:20元。   2004年6月6日加入   
个人分类: 民科研究|2123 次阅读|0 个评论
“借题发挥”——江晓原,刘兵:是中兴博物学传统的时候了!
热度 1 liwei999 2011-5-17 08:43
“借题发挥”——江晓原,刘兵:是中兴博物学传统的时候了! 作者: mirror (*) 日期: 05/15/2011 02:03:30 《是中兴博物学传统的时候了!》 应该是江、刘两位老师的文稿。但是刘华杰老师在博文里以繁体汉字引用了全文,而且还加了一些“看法”,使本来就很难理解的话题变得更加难解了。 把题目变换的“到(是)吃饭的时候了”,如何理解这个“说法”呢?1)肚子饿了,2)饭做好了,3)到钟点了。当然还可以有其它的理解。比如说是劝架的说辞等等的。 问“为什么?”,可以有“不为什么”作答案。但是这样一来就维持不了“可持续性发展”了。因此不宜提倡用“不为什么”作答案。如果让江、刘两位老师的学生来归纳这篇文章的核心大意,说出 为什么如今是到了中兴博物学传统的时候了 的话,无疑是有些难为学生们了。 所谓“借题发挥”,就是从镜某对 时局的理解 来探讨一下 需要中兴博物学传统的问题。 前边有个文中提到人们 有目的性的发明和制造 和 无目的性的发明和制造 的话题。比如说作内燃机、作加速器,作电视机等等,都是先有目的,然后才是发明和制造。这类事情(模式)比较单纯,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和理解,解说起来也顺当。如果世界上发明创造都是这种模式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必要搞“博物学”了。几大力学就可以支配整个世界了。 之所以要搞“博物学”,或者说,今天“博物学”的新的意义何在呢?镜某以为是1)肚子饿了、2)饭做好了、3)到钟点了这三个情况同是出现了。世界上更多发明创造,是基于一种不确定的、没有明确因果关系的事情之间的相关。比较出名的例子就是药物 西地那非 与 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一类“不确定性”。人类对付这类不确定性的智慧,就是要靠“博物学”这张网来捞了。 几大力学 一类的是“纲”。“纲”虽然强有力,但是光靠几根绳索捞不起东西来。从人的感情上论,很多时候,东西往往不在于好坏,而在于有的挑。 “博物学”的体系当然不如科学体系来的明快。包括传统的植物、动物分类,传统的、依照器官的特征的分类远远不如今天的DNA分类有科学根据。很可能将来的动植物分类要按DNA的相似、相近程度来归类。但是这些“作业”,依然是属于“博物学”的范畴。 如果没有新的技术支撑,鼓吹“博物学”也不过是个空谈。庆幸的是今天的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达,使得“博物学”有了新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博物学”也可以从专业人员的研究领域变成大众关心的对象。 从伟哥的“发现”可知,人类要活长命、要享受,就要系统地研究各类学问——所谓的博物学。边界条件是:只要小车不倒就只管推。“推”到社会不能承担起这个庞大的“博物学”的费用时为止。 SSC工程 是个值得研究的“流产”事例。搞热核聚变的人,他们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和费用,要钱也是越来越多,报告总是说“还差一点儿”。他们会不会成为第二个SSC工程呢?希望与失望并存,这就是不确定性精髓了。 有人讲: 失去了理想就是衰老的开始 。但是镜某更喜欢说 抛弃了幻想就是成熟的开始 。大众看科学,更多的感觉大约是来自“幻觉”和“幻想”。因此大众看科学也永远是幼稚的。这个幼稚性也不是通过科普、科传可以解决的问题。镜某以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保障儿童权益”——不能因为大众的“幼稚”而剥夺其选择的权利。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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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的死胡同?
热度 1 lvnaiji 2010-3-26 17:06
吕乃基 博主近日泛读陈方正大作《继承与叛逆》,同时也顺便浏览了多篇评论,其中数篇关系到同一个命题,引起我的思考,希望也能引起网友的关注。 江晓原 教授提出,在百川朝宗于海的总背景下,中国的川有没有入世界的海?江晓原在评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的文中写道, 李约瑟将现代科学看成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的科学(广义的)则是千百条河川,最终都汇入了现代科学这个大海之中李约瑟自己的措词是借用中国的说法百川朝宗于海。 然而 江晓原 教授质疑:   中国古代的这条川,究竟对今天现代科学这个海有多大贡献?这也是很成问题的。   而余英时在本书长序中提出了一个看法,他认为到 19 世纪时,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事实上,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全盘西化,中国传统的科技被全面放弃甚至连接引西方新科技的作用都起不了,那又如何谈得到百川朝宗于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f2bc80100h7a9.html 类似的说法是,研究计时仪器发展史的兰德斯在《时间革命:时钟与现代世界之建构》一书中,断定苏颂水钟为没有发展前途的技术,其标题,无疑是许多西方科学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看法与心态的最佳写照:《壮丽的死胡同》。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5/17/content_793927.htm 同时见陈方正( 24 ) 略有差异的是, 2009-07-24 陈方正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中国的科学就像是在山上旅行,东转西转;西方的科学则像是在海上使船向一个既定的目标航行。你不能说哪个走得更远、哪个走得更快,因为它走的方向跟经过的地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没有比较的可能。但是中国的这个走法,是走不出现代科学来的,因为方向已经不对了。 http://www.syb.cas.cn/ydhz/hzlt/200907/t20090724_2194367.html 《原始思维》的作者列维-布留尔也有类似的评论。参见 空洞自足,没完没了列维-布留尔述及中国古代思维方 式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8691 百川归海、死胡同、东转西转,以及空洞自足,没完没了;有必要对这些相近及相关的表述做进一步分析。 其一,走进死胡同的究竟是知识还是得到该项知识的思维方式?是否需区分思维方式及由此得到的知识或成果。知识走入死胡同是否也就宣判相应的思维方式死刑?或者说,思维方式是否唯一的以成败论英雄? 其二,如果说是知识走入死胡同,是不是中国古代所有的科技知识,从钟表到中医和周易,全然到不了大海,如同塔里木河消失在沙漠里?(此处当然只是比喻)如果其中还有所区别,陈方正本人就将中医视为特例( 29 ),那么,产自古代中国的什么样的特定的知识能汇入大海,为什么? 其三,在一种知识汇入大海之时,是否必然地挡住了另一种知识的入海之途?或者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不同知识之间能否融通、融合,如同 IT 产品彼此间的兼容?同样,那么知识的融通与融合是否需要标准,这又是什么样的标准? 其四,即使至今尚未入海,这大概是由归纳得到的经验判断,而归纳总是不完全的,能否由此推出永远不能入海? 最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还有没有其价值,什么是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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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教育
热度 5 zlyang 2010-1-20 12:38
爱因斯坦与教育 爱因斯坦论教育 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但是终极目标本身和要达到它的渴望却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应当认为只有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 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 这一点几乎已经没有加以论证的必要。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知识是死的, 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 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 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意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 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 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 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展他本人的天赋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好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凡是对人类和人类生活的提高最有贡献的人应该是最受爱戴的,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爱因斯坦和谐人观念的内涵就是全面发展的人:治身与治心和谐统一、个人发展与他人发展和谐统一、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人与环境和谐统一。 江晓原 科学外史(43) (载《新发现》杂志2010年第1期) http://professorjiang.blog.163.com/blog/static/1267663142009112925742633/?fromScience 1905奇迹年     1905年,26岁的爱 因斯坦发表了 5 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一年之内,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这三个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贡献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赢得诺贝尔奖。   这让人想 起1665~1667年 间,牛顿因躲避瘟疫而离开剑桥到故乡度过几年,牛顿在那几年中得出了微分学思想,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还将可见光分解为单色光,在数学、力学、光学三个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奇迹年这个拉丁语词 (annusmirabilis)原本就是用来称呼牛顿的1666年的,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爱因斯坦的1905年。   人们曾经追问:一个根本没有进入当时主流科学共同体的小职员,加上一小群年轻朋友,三年的业余读书活动,凭什么能创造 1905 年的奇迹?   爱因斯坦后来多次表示,如果他当时在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须将时间花在准备讲义和晋升职称的论文上,恐怕就根本没有闲暇时间来自由思考了。他在逝世前一月所写的自述中表明,奇迹来自自由的思考:    鉴定专利权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它迫使你从物理学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为鉴定提供依据。此外,实践性的职业对于象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拯救: 因为学院式的环境迫使青年人不断提供科学作品,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   爱因斯坦奇迹年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发。可惜的是这些教训和启发在中国经常是被忽视的。我们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 1905 年时的物理学危机之类的话题上,只注意物理学,不注意人和人的生活,这样就将应得的教益从我们的视野中剔除了。   例如,在《爱因斯坦奇迹年》一书的导言中,主编施塔赫尔( John Stachel )比较了 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奇迹年 的多项异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却完全没有被注意到,这个共同点也是经常被后来的科学家们有意无意忽略的, 那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创造奇迹时,都没有用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    事实上,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发现,都是在不用国家一分钱的状况下完成的。 爱因斯坦在 1951 年举行派对庆祝 72 岁生日庆生后拍摄吐舌照片。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6/23/content_938771.htm 爱因斯坦在照片上的留言: 你会喜欢这个表情,因为这是献给全人类的。 平民可以承受任何政客都不敢承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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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为什么不可以有收获? ——关于辛、刘争论的评论
jiangjinsong 2009-4-25 11:13
不懂为什么不可以有收获? 关于辛、刘争论的评论 江晓原 辛普里先生近来笔力甚健,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文章,我都极为欣赏,唯近日见其 《不懂的收获:科学主义的忽悠》 一文,略有不敢苟同之处。兹特提出鄙见,就教于刘兵教授和辛普里先生,以及广大读者。 对于刘兵教授当年为霍金《时间简史》一书中译本策划的广告语阅读霍金:懂与不懂都是收获,辛文以为,原来刘教授所说的收获就是为科学和科学明星 培养死心塌地的粉丝,是保证公众永远崇拜和臣服于科学家的关系被复制和强化,说到最后,这干脆就是一条科学主义的尾巴。当时我感到这种对动 机的猜测,未免有点深文周内,恐怕并非刘兵教授的本意。近见刘兵教授的反驳文章《 你才科学主义呢!简答辛普里的不懂的收获 》,谓我只能说,那更 非我之本意,而是强加于本人的罪名了,正合我意。 辛文又假想了刘兵教授自己为上述广告语的辩护:他会说,如果科学普及主要是关注科学知识的话,那么科学文化人所提倡的科学文化传播则更强调科学精神的传 播。阅读霍金,即使没有看懂,虽然因此而没有直接获得科学知识和原理,但是潜移默化之间,我们就受到了科学精神的熏陶,对科学的理解能力得到了提升。这同 样是收获,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收获。强调不懂的收获,恰恰体现了科学文化传播和传统科普的区别所在,这样的辩护确实相当雄辩,辛文却只能提出为什么读 了不懂,还有收获?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软弱无力的质问。 遗憾的是,在刘兵教授的反驳文章中,对于这一质问,他似乎未能理直气壮地捍卫他的立场,而是退却到了只要有人读,只要有部分的懂,在传播的意义上,不就 是一种成功吗?远不如辛文为刘兵教授假想的即使没有看懂,但是潜移默化之间,我们就受到了科学精神的熏陶,这同样是收获,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 收获来得有力。 这使我想起吴国盛教授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本此精神,刘兵教授完全可以说:就是一点不懂,也能有收获! 读某种东西,不懂但是有收获,原是常见之事。当年梁启超论李商隐无题诗,就有读不懂但觉其美的著名说法,觉其美不就是一种收获吗?不就是潜移默化、精神熏 陶吗?如果说梁启超李商隐都太高远了,那我还可以举出更贴近的例子:我熟识的人文学者朋友中,不止一个(也都是饱学之士,只是名声不如梁启超李商隐那么大 耳)向我表示过这样的想法:对于科学大师的原作,我知道自己看不懂,但就是想看一看,那些著作到底是怎样写的,是什么模样。如果有人以这样的心态,去阅读 了霍金的《时间简史》,他有没有收获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再进一步说,霍金所研究的那些领域,其实已经到了传统科学领地的边缘,在这样的边缘地带,懂与不懂也开始难以明确界定了。有些问题追究到深处,已 经变成是不是接受某种约定、用不用某种语言的问题,它们有可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知识传播中懂与不懂的境界。对于霍金所研究的一些问题,除了霍金等一 小群物理学家之外,就广大公众而言,懂与不懂有可能已经失去传统语境中的意义。我想这也许正是刘兵教授当年那句广告语的深刻之处啊! 辛文最后感叹说:科学主义的尾巴可不是一天就能割完的呀!这话听起来挺好玩,可是深究起来也有问题:科学主义的尾巴为什么非割掉不可呢?从文化多 样性的角度来说,这条尾巴(以及千千万万其他的尾巴)完全可以保留,完全应该保留,甚至,即使有一条科学主义的大尾巴狼,我也主张在文化动物园中 善加喂养不过当然不能限制别人对该大尾巴狼的批评、嘲笑、辩护或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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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學曉原玩科幻(2)
jiangjinsong 2009-3-17 16:50
天學曉原玩科幻 說起來,江曉原算是反科學文化人的領軍人物,但立場轉變卻是最晚的,反科學主義的態度在這夥人中也是最為溫和的。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據 劉華傑 教授鑒定,那篇科學本身是否可以研究就是所謂跨過中線之作,因此,科學主義的尾巴留得最長。然而,據我的觀察, 江 教授的思想配置現在升級的速度越來越快,觀念日益激進。我猜,這不僅是因為狐朋狗友們的長期影響,更重要的是由於 江 教授摸索到了反科學主義的獨門秘笈,每每在夜深人靜之際獨自一人刻苦修煉。而這葵花寶典就是國內科學文化( Science studies )研究者們往往忽視的科幻影碟。 《我們準備好了嗎幻想與現實中的科學》一書主要是借助於科幻電影評論的形式,表達其對於科學文化的各種觀點。我們準備好了嗎,不啻當頭棒喝,警示我們,科學技術在社會中的畸形發展,已經綁架了我們的社會文化,綁架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剝奪了我們選擇的自由;我們由於科學主義頌歌的長期催眠,卻往往對此一無所知,更缺乏準備和應對。 江曉原將科幻電影的解讀引入科學傳播,不僅找到了一個非常親切生動的傳播介面,有利於提高科學傳播的效果,有效擴張科學文化的行銷市場;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幻電影對於科學技術的反思和批判的態度,為思考科學技術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照點。科幻電影的反事實推理結構:如果技術能力達到如此程度,則會產生何等結果,具有很強的解放想像力的功能,容易讓人們衝破既有的思維框架,重新審視流行的觀念。 江 教授在科學史上下過扎實功夫,《天學真原》甫一出世,就奠定了其在科學史研究領域中的江湖地位。他浸淫古典文學多年,文字功夫極好,所以當他和好友 劉兵 教授扯起科學文化大旗,嘯聚山林,招兵買馬之際,一干綠林草寇自然帶槍投靠,江湖上一時間也鬧出了一點不大不小的動靜來。 然而這些年中, 江 教授太過逍遙,玩心太重,文人習氣也越發猖獗,寫作《天學真原》時顯露出來的學者本色卻漸漸淡出,作品多為輕薄的隨筆,缺乏厚重的傳世之作,學界同仁頗有不同的看法。這在他自己固然是率性而為,不拘泥於流俗的學術評價標準,注重學術的娛樂功能,但在我看來,多少會影響科學文化事業長期發展的。因為,面向大眾的科學文化要蓬勃發展,必須要以相應的學術發展為前提,只有以嚴謹扎實的學術成就支撐,科學文化才有深度,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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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沙龙2009年第1期
jiangjinsong 2009-3-9 15:42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沙龙2009年第1期 题 目: 《古新星新表》:它的传奇和多重意义 主讲人: 江晓原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科学技术史系系主任) 主持人: 鲍鸥副教授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评论人: 刘兵教授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时 间: 2009年3月14 日(周六) 15:00-17:00 地 点: 清华大学新斋353 sts办公室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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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M:我們的科學文化》官方博客開通,歡迎訪問。
jiangjinsong 2009-3-9 15:20
《851M:我們的科學文化》官方博客開通,歡迎訪問。 (2009-01-12 19:30:46) var $tag='杂谈'; var $tag_code='f827044fa973eedb18df49b3b9b18664'; 标签: 杂谈 《851M:我們的科學文化》官方博客開通,將及時介紹叢刊動態,各輯目錄,精華選摘,以及編輯部動態、花絮等等,歡迎訪問。 有興趣購買和投稿本叢刊者,將會得到最為及時和準確的信息。 我們的科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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