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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才错位是社会最大的浪费: 热度 20 stone1971111 2014-3-9 20:15; 过年期间，我的已毕业研究生回来找我聚餐，来了20多位，大多数是博士毕业生。他们工作都很努力，基本上都算是温饱解决了，也都发展的很好。尽管当年师生一起学习的时候，条件很差，也没有经验，但是这没有影响我们师生感情，我很感动。最近总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在学业结束的时候到底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尽管以前我写过一篇博客“科研之路的选择定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16-528531.html ），那是我个人的选择策略，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可能不会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明白这些道理，并且按照自己的内心的呼唤去选择。但是不管怎么样，早几年，国家人才比较缺乏，不管这些学生怎么选择，怎么做，只要努力不偷懒，都会有自己的出路。这两年开始，人才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拿着学位的人越来越多，通过学位已经不能鉴别人的能力，于是越来越的人靠其他手段去获得工作。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中国就业较差的每一个年份，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总的感觉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不适合自己能力和兴趣的岗位，这是一种人才错位。前不久，程代展老师遇到了这样的困惑，我也经常遇到。人才的培养很不容易，好的人才更是遗传和后天幸运的结合，如果一个社会想发展的更好，就要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很多人处于不合适的位置上，就好比投资了很多，收获很少，这是一种社会浪费。但是人才错位在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如此普遍，也是历史和人性的必然。原因一、父母的干扰这么多年带研究生，感受比较多的是，很多父母干预子女的发展。尤其是条件不错的家庭，父母干扰更加强烈，比例更大。相反父母条件的差的学生，父母的干扰反而很小。干扰的方式有很多种，一是挑选导师，二是挑选方向，三是决定未来工作。这些我都遇到过。中国的父母是世界上最辛苦的父母，子女什么事都要操心，学习，生活，恋爱，没有什么不操心的。但是中国的父母又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父母，因为他们的所谓付出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正面价值，因为他们既不是学习专家，也不是心理学者，更不是社会专家。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意志或者意向中的前景放到自己子女的身上。如果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好的学者，那些过度干预的父母就是其中一种因素。自己没有做成好的事业，可能有社会的原因，但是不去总结自己的问题，不去自己努力，仅仅是望子成龙。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父母，子女根本没有自由，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资源，即便子女想做自己的事，父母也会觉得孩子们还太嫩，应该听他们的，用他们的社会资源来给子女一个安排。我们都熟悉那个不争气的阿斗，把大好的蜀汉政权丢失了，可是阿斗没办法，因为他没有机会锻炼。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尤其是诸葛亮）都帮他做完了，他再怎么聪明，也只能活在父辈的阴影中。我们说，有个有本事父母本来是好事，但是在中国大多数时候往往对孩子的成长并不有利。富不过三代，这不是几代人的总结，是几千年的经验。最近休息的时候复习三言二拍，更加明白了，后代的很多问题大多数来自于父母和社会环境。没有人天生不好，不好的只有环境和教育。原因二、市场的误导中国的市场有一窝蜂的特点，90年代末期的网络泡沫，让多少年轻学生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向。现在中国依然没有改变市场一窝蜂的特点，这背后有深层的政策影响和社会某个发展阶段的必然原因。这几年影响学生就业的市场导向有几个误区，其一是公务员，公务员的潜在收益让很多本来有很多其他机会的学生选择了公务员这个职业，这是社会的悲哀。其二、盲目的投资导致技术市场的盲目。去年底，我给某省引进人才大项目审稿，突然我发现，我OUT了，因为似乎很多层次的人都在追求大数据，追求做下一个阿里巴巴。其三、一些不恰当的垄断行业也吸引了大量的人，这些垄断行业只是因为垄断挣钱，并不是真的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导致大量的人被吸引。这些现象，都是短暂的市场现象，可是让我们学生们趋之若鹜的不就是这些短暂的现象吗。有些学生的选择我觉得很可惜，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他的天空，也浪费了这个社会为了一个人的成长而付出的整体代价。原因三、用人的腐败这点本来不想谈，但是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因为用人的腐败，导致官二代、行业二代的大量出现，这不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子承父业，这是历史现象，现实中依然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官员的后代注定就是当官的好料，也没有一个技术官员的后代就注定就是他们那个行业的优秀后来者。但是我们的社会用人充斥了大量的类似现象，这是整个社会的倒退。这个就不多说了。原因四、自由的理由社会总是进步的，人也在更多地重视自己的自由选择。我也有一些学生比较有特点。其中有个学生，当时已经硕博连读，但是到了四年级，死活要提前以硕士毕业，我当时很不理解，因为他只要再过一年，就可以拿博士学位。但是他很坚决，后来去从事了一个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行业：滑雪。后来这个学生回来一起聊过，我看到他能很享受自己的事业，我也为他高兴。对这样的例子，我现在是想开了，他们应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只要有理想，就不是错误。因为只要有理想，他总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就一定不是一个托社会后腿的人。现在也有一些学生这么选择，我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只是希望他们真的是选择自己的理想，而不是社会集体的意识干扰，不是去追求短暂的时髦。原因五、人类的弱点人类总有一些改变不了的弱点，其一、最重要的事情总是需要在自己还没有真正成熟的时候去决策，不管是恋爱还是事业，都是在自己不懂得时候必须要做出选择的。这也是做人的另外一种乐趣，但是这种盲目选择的结果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充满的不确定性。其二、每个人都在不自觉的不尊重别人。这个现象在中国尤其明显。不管是父母对于孩子，还是亲人之间，每个人都显得很自私，都试图用自己的理念去控制别人。其三，对于社会变化的适应性落后于时代。尽管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这些创造者是在无意识中创造的，大多数反而不适应自己创造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许多的遗憾，但是很多是人类的弱点。本来还要说，现在人才的错位还有30多年前的历史造成的，其实这已经不用说，人才的断层到现在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不平稳，社会的主体同时也是家庭的主导者父母的失策也跟那些历史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用那些方式思考问题，但是这恰恰在我们今天发生了，而且还很普遍。很欣慰的是，前几天，以前的几个合作伙伴一起吃饭，我感受到了变化。因为当初的商业人变成了理想主义者了。当初的默默无闻的人变成了敢于说自己的理念。也许，中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处理一系列历史带来的问题，我们也许正处在春天的江水中，但是我们自己感受到那个春天的暖意吗？如果我们感觉到了，就要让我们的后来者以更恰当的方式选择自己的路。中国还没有到可以随便浪费人才的时候，或者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我们需要做的更多。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成惊天动地的事情，不管你给他多少的资源。 (今天也都在关注马航事件，上面有不少艺术家，这个世界充满了戾气，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 silong.peng@ia.ac.cn 2014.03.09; 个人分类: 教学闲论|13180 次阅读|30 个评论

我的学生时代之结语篇: 热度 3 lindasmile 2012-3-12 16:14; 学生时代系列写完了，写结语篇。总要在一定的时间节点来回顾、梳理和总结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至少是为了能放下包袱，更轻松、愉悦地在生活。生命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吧，这样的感叹未免有点故作姿态，但是我想要的是生命如入无人之境般的自在舞蹈。或者干脆摒弃功利的思想，就纯粹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也不错，要不麻木地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还真是有点害怕。总结下吧。作为中国学生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最普通个体，我念了6年小学、6年中学、4年大学、3年研究生，一共19年。哇，真是......好久。这19年，我的知识结构、性格特点、难忘的青春记忆都形成于此间，自我认知和成熟度也在不断增加。虽然一进入社会，就对比出学生时代的幼稚、单纯和封闭，但毕竟是不可复制和带有成长烙印的阶段。不曾享受过读书这件事。念了这么多年书，回头想想竟然没有enjoy的感觉，真是有点可悲，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学生像我一样，没有这种感受？回想起来，似乎小学最开心，拿张报纸检验自己认识多少生字，学了算术帮父母算个小账，觉得真是很有成就感。刚上学时，不知道、也没想过学习是什么，老师讲什么就听着，也没有特别用心，结果期末发奖状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第一名，好惊喜。之后似乎就为了每次都要得第一名而学习，念初中时是为了考个好高中，念高中时是为了考个好大学，使劲地念一些很枯燥的、不知所谓的东西，就记得化学老师那时候经常讲的话就是——“高考就是指挥棒 ”，我就在指挥棒下晕头转向地学习......那时候只享受上语文课，但也要为应试做很多练习，有时候也蛮无聊的。大学时几乎都没在念书。只有读研的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专业，真的用心念进去了一些，当时觉得那些传播学理论很有意思，但是现在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生的教育有点隔靴搔痒，理论教育并不深入，而且与实践脱节。而且认真学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是功利性很强的目的，谈不上太享受。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应该就是没办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吧。工作之后，这两年一度想过要不要在职读个博，这是很多职场人给自己增加职业竞争力的一种方式，正所谓门面啊。但是仔细权衡很久，最终觉得还是受不了在职读书的辛苦，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功利地念书，很想没有任何目的地享受一回读书的乐趣，所以发下宏愿，如果哪一天不须再在经济压力之下生活，就放下工作，选个自己心仪的学校，比如T大，选个喜欢的专业，真正过几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该有多好。或者也赶个时髦学学阿雅什么的，去国外游个学，真美。不知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呢？我是个怎样的学生？记得YC曾经说她自己是个鸡肋型的学生，总成绩很好，但单科没有特别出众的。我呢，念书的时候，导师曾经评价我是个不算顶尖聪明、但却是足够勤奋的学生，我当时听了一度还有小小不爽——勤奋型应该是代表不太聪明吧？我觉得自己悟性还可以啊，再说社会科学哪里分得清到底聪明不聪明...... 等到真的见识聪明人之后，才发现不论文、理，敏捷的才思、清晰的逻辑在什么领域都会闪光。那我是不是不够聪明？小学时，不费力年年考第一，但是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却没有参加过。从初中开始，物理就变得有点让我担忧了。高中时也是偏科的厉害，语文和英语都还不错，但其他就差强人意，物理更是让我饱尝挫败感。但是，我实在觉得，与其说我不够聪明，倒不如说我比较“懒”。虽然为学习我并不惜起早贪黑，但是心理和头脑中却有一种无形的惰性。对于不太感兴趣的东西，往往打不开那扇灵光一闪的门，上语文课时我特别享受，感觉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舒畅，上物理课时，我却觉得枯燥至极，那些小车、斜坡、凸透镜、电子发射仪，哦，My God，我当时真不知道学这些除了高考还有什么用？也容易给自己心理暗示，觉得好了啦，我就能掌握到这一步了，不愿意再去开发自己的大脑。我还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小学时，一位个子矮小的女老师教过我们一段时间数学，我特别喜欢她，上她的课很放松，那段时间我学习数学有一种游走在思维巅峰的刺激和快感，再难的题目，她点拨一两句我立刻就抓到那个点，轻松解出，把那些奥数选手们落在后面，可惜她时间不长调走，我就从巅峰跌落到平地；初中时，看到男物理老师嫌弃同学答不对问题，怒从心头起，猛地把粉笔头砸到一个女生脸上，这一幕立刻在我心中投下巨大阴影，从此物理学习的第一诉求是不要被砸粉笔头，头悬利剑，兴趣全无。到高中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高一比较认真，成绩也非常不错；高二一分心就hold不住那种厌倦，给自己心理暗示说，好难，好烦，真的不行了......结果真是节节败退。所以，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懒”学生。 “错位”的青春。纵观各个阶段的求学生活，脑海中开始闪现一个词——错位。回头看看这些年，我似乎把初中当成了高中，把高中当成了大学，大学整个放空自己，研究生时期才稍稍归位，以应用为目的有针对性地学习——这个逻辑整体“错位”了吧？虽然回首过去，我并不后悔。而且还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想，我宁可前途暗淡也不要青春空白。但偶尔还是忍不住想一下，如果高中时不是忘我地在青春的森林里流连，而是能收拾心性，专心学习，那应该能考个还不错的大学吧？念了好大学，也就不会放任自己了吧，或许也就不会舍得放弃专业，然后就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吧。其他的事情，诸如环境、遇到的人，也会随这条轨迹的变化而变化。那会是怎样一个我？会成为我今天偶尔有点羡慕的一线美女科学家YN的平凡版吗？但是生活没有如果，我必然会走这样的路，因为性格决定命运，这么看的话就又不算错位了。不过说起我的性格，似乎也有点“错位”。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就很少穿红色衣服了，我妈特别不能理解。这纯粹是受当时看的闲书影响，书里的美女都超凡脱俗，穿着素净衣衫反而更显气质独特，红红绿绿多俗气。独特是我追求的一种气质，别人都喜欢的我就不喜欢。另外一种我喜欢了很多年的女性形象是米雪演的香港皇家丽人，漂亮又英姿飒爽，不施粉黛胜过多少庸脂俗粉。所以我的青春时代，从来没有以娇艳柔弱为美，没有小女生的缱绻，没有穿过粉嫩华丽的裙子，没有照过艺术照，没有拍过大头贴——觉得这些事情好浅薄，心中笃信腹有诗书气自华，外形上追求洒脱的中性美。高中时候最喜欢白衬衫、牛仔裤，总觉得自己能穿出独特味道。而现在的我却渐渐开始欣赏绚丽的色彩、柔和独特的女性美，想想真是有一丝遗憾，过去那些年真不知错过了多少青春的风景。现在每次经过大头贴机，我都很想很想进去放肆地拍一通，但每次却都是看一眼就走开了，不知为什么脚迈不进去。群体生活给了我什么? 学生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时刻生活在紧密的群体中，虽然进入社会我们还是生活在群体中，但却松散的多。学生时代本来人格就比较不定性，那时候的群体环境对我们的成长有很重要的作用。念了这么多年书，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触是，群体生活会塑造我们的性格，尤其是青春期。在一个群体中，如果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在群体压力和别人眼光的雕刻下，一刀一刀成为想要成为的别人眼中的那个自己，当然前提是你有得失心。但是其实从另一角度来看，雕刻出来的就是我们最本质的自己，因为一旦雕刻完成，你就会立刻清楚地感受到这是不是你内心最想要的样子。记得高中时，挺想做个同学们都喜欢的人，这一点我似乎成功做到了，但是上了大学，同一天收到7封同学来信的时候，除了高兴，竟然感觉到有一丝的累...... 另外一个感受是，在每一个群体中，你会寻找一个自己觉得自在的位置自处，而且会不自觉把对这种位置的感受诉求带到社会群体中来。比如说，念书的时候，从综合指标来看，你是班里的领袖，等你上班的时候，你还是会不自觉地在单位追求并保持这个位置；念书的时候，你走的是非主流路线，上班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如此。当然完全可以说，这是性格决定的。但是不在你想要的位置就不舒服的感觉，是之前的群体给你的。 ...... 这篇结语篇写了好久，但感觉还是没有写好，有点不知所云的感觉，看来我还是不够聪明的学生啊。; 2360 次阅读|4 个评论

“白马非马”与错位: 王飞跃 2012-1-25 22:28; “白马非马”与错位曾读过一篇名为《话说“白马非马”》的文章（见 2003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中对许多社会现象的评述，引起我的共鸣。小时候，“白马非马”对我和其他同龄人来说，纯粹是胡说八道。只要谁胡搅蛮缠诡辩时，大家就会说：看，又“白马非马”了。高中时政治老师从个性与共性，具体例子与抽象概念等角度讲解“白马非马”，但是，心里总还是疙疙瘩瘩：“马”明明存在，差不多天天都看见，凭什么一“抽象”“马”就不存在了？非得寓存于白马、黑马之中？直到大学读了集合论，才自以为是地觉得懂了为什么“白马非马”了：不就是子集合不等于整个集合吗？“马” 是所有颜色马的集合，而“白马”只是白色马的集合，是“马”的子集，当然不能等于整个马的集合“马”，故有“白马非马”之说。不过，如果有人把其它颜色的马都杀了，世界上就剩下白马了，又怎么说呢？终于长大了，对“白马非马”从不同层次和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庆幸有公孙龙为国人和世人留下这么一个永恒的哲学话题。特别近年来耳闻目睹的许多事情，更使我觉得人的天性造成的有意无意的错位是这一哲学命题经久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理解上的错位。反对的人会想：“白马非马”——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白马不是一种马吗？分明是睁眼说瞎话；赞成的人认为：“白马非马”——的确如此，白马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马，真是思路严谨、逻辑明确。这种理解上的错位，使得反对与赞成的观点都正确，当然也都错误了。最好是双方都能互相理解对方的见解，最可怕的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荒谬的，为了捍卫真理的纯正真洁，必须将对方置于死地。其次是时间上的错位，或者说是发展阶段上的错位。二千年前，“白马非马”命题在人们思维上引起的震撼和迷惑，是现代人很难体会的。就是当代某些土著人至今仍然对每种叶子都冠以不同的名称，但是仍然还没有叶子本身作为总称的抽象概念。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考证过在战国时，有多少人弄清了“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所有各种类型马的总称，但是自然界并不存在抽象的马。相信那时有这样悟性的人为数不多。人类经过二千多年的进化，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白马非马”的实际含义在当时与现在也就不同了。就是在今天，“白马非马”在不同人群中的反映也还是大不相同：哲学家会严肃认真地去讨论解释，而多数青少年还是会把它作为有品味的取笑方式来对待。回到《话说“白马非马”》中所列举的发生在不同人群中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同样可以用各种各样“白马非马”式的错位来解释：个别与一般的错位、具体与抽象的错位、特殊与普遍的错位、还有因果的错位、阶段的错位、空间的错位、时间的错位，等等。因果的错位是一般人天生的弱点所造成的：看到的都是别人功成名就荣华富贵之后的作为，恨不得自己明天也能这样，而不愿经历同样的创业艰辛，结果往往是自我毁灭的开始。只知道别人能宏篇大论指点江山，却不去想想这背后的寒窗苦读，社会磨练，结果自己“一步到位”模仿出的只能是大话连篇，空洞无物。好好想一想，如果孔子只是心血来潮找几个学生聊上几天，就不会有《论语》传世。就是一个只有几行的简明数学定理，或许也是建立在几麻袋杂乱无章的手稿基础之上的。目前社会上，最使人担心的还是做人与做事的错位。该做事的时候反而做起人来，该做人的时候却又做起事来。虽说做好人和做好事是相辅相成的，但工作时还是应以做好事为主，而平时在社会上主要应当是做好人。可有些人，工作时第一位的考虑是“做好人”，只要用的甚至浪费的是国家，是别人的资源，就不愿为做好工作负起责任而得罪他人；下班时该“修身养性”的时候，却又忙于各种关系，为自己的利益而奔波忙碌，做起“事”来了。当然不是人人都这样，但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太普遍了。国家社会要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就应该从体制上减轻减少这种错位现象，不能完全靠学习或自觉来解决问题。当然，错位也不见得时时刻刻总是坏的东西。有些情况下短时间地“利用”一下错位，打一个“时间差”，可以起到克服心理障碍，奇取先机，使原本困难的工作变得容易完成，成为很好的权宜之计。但是不能长久的全面的“错位”下去，否则就是暂时与永远、局部与全部、虚与实的错位了。附1：話說“白馬非馬”（哲思走筆）　　國昌　　一看標題，可能有人會笑：白馬怎麼不是馬？莫非是痴人說夢？且慢，聽我細細道來。這裡說的是一個哲學命題。《公孫龍子·白馬論》中寫道：“‘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這段話的意思是，白馬，是就其顏色來說，馬，則是就其形狀、種類而言。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到的隻是白馬、黑馬，哪裡看得見“馬”呢？在這裡，“馬”是一般概念、抽象概念。它是通過一匹匹白馬或者黑馬來體現。脫離了這一匹匹具體的白馬、黑馬，到哪裡尋得見“馬”呢？用哲學語言來表述：“馬”（一般、共性）寓存在於白馬或黑馬（個別、個性）之中，白馬或黑馬（個別、個性）體現、反映著“馬”（一般、共性）這個概念。白馬與“馬”這兩個概念相互包含、相互聯系，但兩者又各有其質的規定性。當我們說白馬時，是說這是一匹白色的馬，而不是什麼抽象的“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孫龍講“白馬非馬”，是有一番道理的。需要注意的是，“白馬非馬”這個概念，是在特定的意義上使用的。不能用常理去理解這一命題，而應從哲學的角度去加深其認識。不要以為大多數人對此已熟知，不是的。從報章上常讀到這樣的字句：“我學的是英國文學和歐洲文學。”“大雞、小雞和母雞。”等。這些不都是由於未能掌握這一點而出現的謬誤嗎？ “白馬非馬”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個別與一般、個性與共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問題。深刻認識這一點，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分析和把握客觀事物。人們都是從接觸一個個具體東西來認識事物的。小孩初到人間，首先認識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等這些具體的人，然后才逐步形成了“人”的概念。因此，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都首先要從具體的實際情況出發，掌握其豐富的材料，並在分析研究的基礎上上升到“一般”。然后再在“一般”指導下更深刻地感覺“具體”。如此得來的認識，就會有根基、站得住腳。然而，時下有些人的做法恰恰與此相反。他們習慣於從“一般”出發，而對於具體實際情況了解甚少，因而講出的話、寫出的文章難免大話連篇，空話不少。如此而已，於事何補呢？就大學生而言，也存在這種情況。時下不少大學生熱衷於創業，這無疑是件大好事。它體現了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精神。然而，從一些實例來看，有些學生卻失之於對創業中各種具體問題的了解。如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行業之間競爭激烈。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創業？創什麼業？有沒有特色？能否站住腳？這些都是需要認真、周密研究的問題。隻有把這些具體的、特殊性的問題研究透徹，找到一個可靠的“支點”，才有可能踏上創業的坦途。再說成材問題也是這樣。現在一些青年學子對今后將來成才，往往報有浪漫主義的想法。而對自己的實際知識、專長、能力及社會需要卻了解不夠、考慮不足。這種狀況又怎麼能更好地成長呢？在同客觀事物打交道過程中，隻認識具體事物，不善於上升到一般，是不對的﹔但隻知道從一般出發，忽視對具體情況的了解研究，也是不對的。在當今，人們尤其要注意改變這后一種情況。這就是“白馬非馬”論給我們的一點啟示。　　《哲思走筆》之二附2：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核心提示：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本文摘自《逆淘汰》，作者：程万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注：书中甘居 “ 养子 ” 之说，应是误读，“养子”应是抚养儿子之意，见原文（ “ 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 ）。如果没有“长毛之乱”，李鸿章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绝对到不了朝廷大员的位置。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之臣”是通过“非正当”的渠道仕途高升的，应该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这样的人物，到了官场中心之后，也蜕变为噤若寒蝉的动物。可见，还是生存空间与官场环境决定一个官员的素质。李鸿章、曾国藩们在国内是一流的官员素质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国外，就根本失去了“优越性”。他们顶多是利益集团的佼佼者，而不会成为信仰集团的精英。所以，对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无济于事的。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之后，认为中国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俄国人以为李鸿璋代表中国。而在国内，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杰出”与“优秀”。可见，当时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当李鸿章与袁世凯这样在清政府里“优秀”的官员与世界发达国家官员对比时，且不论西洋，即便是东洋，也不在一个级别。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马关条约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说“是”。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状，犹如老鼠见猫一般。曾经的对手，忽然间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天敌，凭的是什么？国家之道与首相的处世哲学决定了一物降一物。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吗？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首领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呢？李鸿章所抱怨的弥漫于中国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旧势力对近代化运动的阻挠破坏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鸿章又算是哪种进步势力呢？我们不能拿敌国首脑的谀辞当做“真理”，关于李鸿章，梁启超早有到位的评价——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在世界形势摧枯拉朽之时，作为大国“总理”，却在一个破屋子里，专注当一个裱糊匠。这种“人杰”，正如启超所称，为“庸众中的杰士”，所谓“庸众中的杰士”，毕竟还是庸才而已。作为“改革总策划”的李鸿章，其推行的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对“破房子”进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势必被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所淹没。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响亮一记耳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吗？只不过是抱残守缺的庸官不作为的借口罢了。看伊藤博文当年，明治维新前，反对改革的幕府军何等猖獗，他们打得改革派西乡隆盛大败自杀，日本改革派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其艰难程度数倍于大清洋务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乡隆盛死后，毅然加入长州藩军队，继续追随大久保利通改革阵营，反对幕府统治，力主“开国进取”。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动一步到位的变法维新。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彻底性，岂是拖泥带水的李鸿章所能比拟的吗？翻看《马关条约》那段历史，必须承认：李鸿章对改革的见识与胆略，比伊藤博文差了一个档次。以李鸿章的胆略，即便放到日本，怎么会比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也要推进彻底改革的伊藤博文干得好呢？在胜利者面前，必须指出失败者的残缺。享用着胜利者谀辞的失败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开脱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下一个失败的轮回！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为不同，当然是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所决定的不同“物种”的巨大差距。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近代政治家，一个是旧地主阶级，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如此差距，岂不正环环相克，天敌俱现哉？伊藤博文从思想上，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开明“藩士”到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质变。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在明治维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户孝允称赞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开拓事业”。1872年，随岩仓使节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在草拟的《奉命使节要点》的长篇意见书中说：“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 19世纪80年代，伊藤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尽管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传为笑谈，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开化”、转移社会风尚方面一往无前、不遗余力。当时世界的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这是近代化国家的根本国家之道。而晚清的国家之道只是被动地换汤不换药，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种国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员，即便是洋务派，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比起资产阶级改革家来，差的不是一丝半毫。虽然伊藤博文还具有一定的封建意识，他大力推行“天皇制的立宪政体”，与欧美近代民主政体相比，固然还相距甚远，但毕竟推动了日本的质变——一个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而裱糊匠李鸿章所致力的“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晚清，仍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胆识。思想的局限，使李鸿章不停做出荒唐之事。关于李鸿章的生存哲学与外交作为，常使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某人卖母，语买者曰：此吾母也，汝当善待之。呜呼！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可乎？李鸿章诚如卖母之人，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算是哪等的人杰呢？封建官僚体制下的首相哲学，除了固步自封的固态哲学，剩下的只能是亦步亦趋的家犬哲学。主人永远是对的，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与真理观。彼时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李鸿章为国事可跟她据理力争过一次吗？她让他打就打，让他卖国就卖国。因为他深知，只有这个主子能确保他的官位。当时的历史时期，那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最需要的不是裱糊匠，而是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家。而没落的王朝，国家的需要和统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条轨道。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务型奴才”，即“大勤务兵”，并不指望谁替她定国安邦。李鸿章的出现，恰恰满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非国家需求。庸相李鸿章，最懂慈禧太后的心思，做好“大勤务兵”，并在“裱糊方面”的功夫一流。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苟延残喘功夫一流，故最得太后之心。太后需要他与友邦周旋，忍国家之辱，负权贵之重。清朝是中国官员最奴化的时代，大员在皇帝面前以“奴才”自称。朝廷用人讲究的是“我的奴才”。奴才所做的一切是为主子服务，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都可以置之度外。就如这直隶总督李鸿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一茬接着一茬，你以为他是“为国分忧”，其实他不过是“为太后分忧”，他就是“唯老佛爷马首是瞻”的一奴才，其升官路数跟大太监李莲英没有本质不同。伯乐的眼界与需要，决定了所相之马的平庸。如果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是少谋寡断的，或者英年有为的，那么她或许需要真正的人才为她开天辟地，但事实上，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既不有为，也不少谋寡断，而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所以她自然最需要的是奴然后才是才。先奴后才者，不庸岂不拙拙怪事？！一个庸奴，即便他表现得再怎么“敬业”，或肝脑涂地，或殚精竭虑，也注定成为不了“伟大首相”。而真正的杰出首相，一般少“乖乖”多“独断”，这正是李最忌惮的，也是庸才与英才的又一大界限。李鸿章为了“拼命做官”可以放弃一切尊严，他给慈禧太后提供服务，一切按主子意志行事，为主子忍辱分忧，却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位以“拼命做官”为毕生追求的中堂大人，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绝不会用已经满足的权力去冒“变法图强”的风险。做事为了做官，为保官可以不做事，或者做歹事。这就是李鸿章的“官本哲学”。官僚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做事是为了做官，后者做官则是为了做事。前者没有精神追求，而后者则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伊藤之所以成为李的天敌，除了客观政治处境的不同，根本差异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封建官僚的距离。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决，是一个老成的封建官僚去对付一个杰出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乃圏中老狼与草原头狼的博弈，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下，草原狼战胜羊圈狼是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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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官、学错位何时了: ibc 2011-4-24 14:24; 一位领导，自当官之后，论文反而比没当时多了4倍；学术能力强的人，担任所长后，把一半以上的精力花费在申请项目、处理行政杂事上。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科协界小组讨论上，这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官”“学”错位之怪现状引起委员们的热议。　　为什么一当官，就要把博士、教授、奖励通通揽到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从事航天事业数十年，经历了几届“外行”领导。最早是个老红军，领导对他说：“小戚，你大胆干，干成了，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事，责任都是我的。”　　之后，换了一个军队领导。领导说：“老戚，你大胆干，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咱就是一根绳子上的俩蚂蚱，出了事，谁也跑不了。”　　于是，领导一心为科研人员服务，科研人员没有私心，埋头苦干，双方和谐相处。　　可是，退休之后的戚发轫发现，现在科技界出现越来越多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但与下属的关系却变了味：“领导对业务技术指手画脚，大权包揽；有什么意见自己不说，让下面的人替他说，出了事，你担着；科技评奖，均把下属的成果挂上自己的大名。”　　最让戚发轫不解的是：“领导当了，还要当博士、教授，学术职称一个都不能少。问题是，他们有空念书、教学生吗？”　　 “当然，我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外行领导内行’，而是希望领导时刻能以‘外行’的心态，尊重别人的专业。”戚发轫唯恐记者产生误解，特别强调了一句。　　 “现在有人当了官，还一心想评各种技术职称，把权力、学术成就都要捞到手。”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邦河委员说，蔡元培是个好校长，可没盘算着如何去当教授，去发论文。　　 “科技界存在着严重的将、帅错位。”在李邦河看来，陈景润就是典型的“将”，能够全力以赴、排除任何干扰，在科研中“攻城掠地”；而“帅”是科研机构的管理者，他们的职责是为科学家服务，使他们更加专注于研究，取得更多成果。　　当了“大帅”，还谋求“将衔”，各种利益通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中心主任杨文采委员对此打了一个比喻：“就如同一个足球俱乐部，老板不满足于当老板，还想当教练、当裁判，管理系统是混乱的，这个队能把球打好吗？” 　　为什么“将才”一出成绩，就要提拔当所长、院长、校长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许多‘将才’一出成绩，就要提拔他们当所长、院长、校长，走上仕途，这样也许会害了他们。”　　李邦河的观点引起了委员们的共鸣。一位委员举了身边的例子：“我们科学院现在最年轻的所长才29岁，‘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要当官，这样会扼杀一批学术前景很好的科学家。”　　 “这个我体会最深。”杨文采干脆拿自己说事儿。原来自己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后来提拔为所长，当了两年，干不惯，提出辞职，却被组织上“关心”，问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　　 “我是实在干不了分人、分钱、分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辞职。等到我现在老了，有精力当官了，年龄也过了。”杨文采自我调侃。　　据中科院院士陈凯先委员观察，“现在很多研究所通常让学术能力最强的人担任所长，但这些人并不一定具备管理能力，还要把一半以上的精力花费在申请项目、处理行政杂事上，荒废了科研”。　　 “这就如同煎饺，煎透一面即可，两面都熟，结果就糊了。”国家电监会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邵秉仁委员打趣道。　　 “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所有精力都集中起来，才能在某个方面达到高峰。”李邦河十分推崇数学家廖山涛院士的淡薄，“他不当官、不要项目，他说‘我搞数学不用基金，自己在家里做就行了’。” 　　行政与学术，界限在哪里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放弃科研，选择当官？“因为通过当官可以掌握更多的项目、资金。”　　 “由于整个社会存在着‘官本位’的导向，这也影响着科研人员。认为提拔做官，就是得到认可。”　……　　邵秉仁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管理评价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矛盾积累。他建议，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者应该分为两条不同的序列，制订不同的激励机制：管理者工作做得好，就应该按部就班提拔；而科学家取得成就，就以其它方式提高其社会地位、科研条件、生活待遇等。　　 “在什么岗位承担什么责任。让做学问的人，安心做学问；让当官的，专心做官。各走各的路。”这是戚发轫开出的“药方”，他说，“不能因为科研干得好，就拿封官来奖励科学家；也不能以学术成果多少和职称高低，来考核评价行政管理者。”　　讨论将近结束，有个委员说，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自从当官之后，论文反而比没当领导时多了4倍。　　 “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贪污了下属的科研成果，另一个就是造假！”戚发轫很是激动。; 个人分类: 随笔心得|993 次阅读|0 个评论

必须正视集编辑与学者于一身导向的张力与错位: JYH64J98Y99H 2010-11-9 13:57; 晚来两笔拿不起，惆怅阶前甚恓惶。明朝降霜袭寒意，夜惜双鬓白两旁。做嫁衣者没衣穿，光着脊梁泣亲娘。把酒炎凉席为卷，潦倒入土难为安。后生唯拥两支笔，稳坐庭前看风起。急流险滩千帆过，登峰一览众山低。红笔安身续文脉，蓝笔自强继孔庄。哪怕夕阳昏黄早，吾自品茗呷余香。这是姚远先生的《编辑两支笔歌》，刚刚读到，有点感慨。诗作趣味横生，立意高远，上半阕风趣，下半阕风雅。红笔安身续文脉，蓝笔自强继孔庄。看上去很美好，但其实很难做到，如鱼与熊掌很难得兼。我们的制度安排，常常直接把鱼塘承包给了熊掌的主人，常常给人以得兼的错觉。在我看来，养鱼的家里基本没有熊掌，熊掌主人家里的鱼，基本上臭不可闻了。不禁从自己六七年前写就的拙作中抽出部分内容，参与讨论这个话题。在我看来，拿起一支笔就很不容易了，两支笔太累人了。不废寝忘食，很难两全其美。我稍微动了点杂念，就耽误了午饭时间。我想，让养鱼的承包鱼塘，专心致志去养鱼，成为养鱼专业户。让熊掌的主人去干他的熊事吧。（结尾完全是中性表达，有时汉语之妙都出乎自己的预料，不改了，保留下来。）集中于同一社会主体的不同角色常含有不相容的成分，这些成分之间的差异矛盾即所谓的角色冲突，令个体面临角色的取舍和侧重，干不好则使得编辑顾此失彼。我们必须正视集编辑与学者于一身导向的张力与错位。这种现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呈现对立倾向：其一，职业角色冲突使编辑顾此失彼。尽管从理论上讲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成为学者，但事实上，学者已经成为专业分工的产物，大量的研究所等专业机构的存在表明，学者按专业领域和社会分工从事学术的研究、发明、创造，是知识的生产者。而学报编辑则是学者的作品进行选择、整理、加工，使之成为出版物，保存人类文化科学知识，是文化知识的保存者，文化传播的实现者。这两种不同角色存在着内容上程度上的差异和矛盾。有人认为，学报编辑的职能是策划作品、鉴定作品、提高作品。我以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夸大了编辑的作用。学术成果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不在于编辑的策划，而在于编辑的选择，编辑部最多是策划栏目而非策划作品。从审稿的程序公正角度来说，编辑只能是初选稿件，有无学术价值，应留待同行专家去进一步审查，这就是所谓学术中立的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不断推广的原因，编辑且不可自以为是，妄加鉴定。做技术性的处理是编辑的份内事，编辑能否提高作品恐怕要看作者是谁，对于大家、名家的作品，能原汁原味地发表就是编辑价值的体现了，枉论提高！编辑的成长被学者的标尺给卡住了，被琐碎的事务给湮没了。这恰恰是职业悲情之所在。但学者化若导向裁缝忙着给自己作嫁衣而不为他人作嫁衣，试问，这种人还配叫裁缝吗？学者主要通过著述活动表达自己的精神成果，而编辑本人的劳动对象则是他人的精神文化成果，这就与著作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以文字形式表述的学者的劳动成果是显性的，相比较而言，编辑的劳动具有很大的隐匿性，这种属性体现在日常的组稿、审稿、选稿、定稿、退稿的活动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编辑对一篇稿件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大至学术观点的探讨、篇章结构的布局，小至文章标题的推敲、标点符号的使用，无不浸润了编辑的心血。随着学报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期刊市场的竞争，编辑的作用日益凸显，编辑为学术事业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业绩，我们姑且称之为编绩，是可以衡量的，而且应该是学报编辑职业的重要概念。无疑，二者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及工作职能。固然，学报编辑在进行稿件选择的时候，如果学报编辑本身是专业出身的编辑，更容易以专业的眼光择优汰劣，有利于发现稿件的学术价值或稿件的写作缺陷，有助于准确、快速地鉴定稿件，能够更好地胜任工作。但是，我们处在知识激增的时代，面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日益增多，文理渗透日益加剧的形势，学报编辑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学报编辑纵然有深厚的专业基础，但面对分支越分越细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以及庞杂的研究领域，任何所谓的专业出身的学报编辑审稿也只能是初步的选择，尚有待于同行专家的严格审查和鉴定。编辑如果能有公平公正的态度，善于调动周围的编辑资源，认真对稿件进行技术性处理，基本可以胜任工作。显然，学者可以从事学报编辑工作，而学报编辑工作未必都要学者来完成。学报固然需要编辑家，但同时也需要编辑匠，否则，完成大量的编辑事务是不可想象的。在编辑面前，大谈学者的价值，是否有缘木求鱼之嫌？况且学报编辑有一批人是理科学报的编辑，他们被编辑部的机关作风所困扰，为大量的编务所缠绕，远离实验室，远离了学术研究赖以存在的场，如何做专业研究，真是匪夷所思。其二，评价标准迥异使编辑缘木求鱼。学者的价值在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关键看其学术成果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看其思想性，看其是否有学术创新或理论创新，要靠其写作的作品说话。而学报编辑的价值则取决于其所编稿件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要靠其编发的作品去说话，关键要看其取得的业绩,我们姑且称之为编绩具体而言，除了要评价刊物的学报编辑质量，还要看其被二次文献转摘、索引、引用的情况，以此作为衡量社会反响的重要指标。学报编辑本人是学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编发文稿的内在质量和社会反响，是他个人所取得的编绩。编辑只有通过编发的作品被转载（摘），才能确立自己的工作业绩。如果说作者是学术的千里马，编辑则应是学术的伯乐。以学报为例，在某种意义上，学报编辑充当了学术营销商的社会角色，学者充当了学术生产者的社会角色。用生产者的标准去衡量营销商必然导致评价标准的失衡。学报编辑之价值取决于其营销之业绩，学者之价值又需要通过学报编辑来实现。好的学报编辑提升学者的价值，好的学者凸显学报编辑的价值，两者相辅相成。学者靠自己的作品来说话，但离不开编辑的工作，否则，作品无法流传于社会；编辑靠自己编发的文稿来说话，但离不开其在社会上及学术界的反响，否则，无法彰显学报编辑的水平。评价一位学报编辑是否称职只能看其编发刊物的水平，而不能看其发表文章的水平。知名学报编辑总与知名学者结伴而行，相得益彰，编发不出有反响的稿件，纵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学者，于刊物何益之有？有的编辑忙于走学者化的腾飞之路，应付自己的编辑工作，心猿意马，身在操营心在汉，差错率之高令人不忍卒读，无情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口号的局限性。可悲之处在于编辑成了一些人骑马找马的过渡职业了。还有的尽管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但在编辑工作中投入甚少，每一篇稿件的成本很大，与其让这样的人从事专职的编辑工作，毋宁聘请几位学术上有一技之长的专家来把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职业编辑，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之中，在实践中编发出大量有反响的稿件，取得丰硕的编绩，又何必在乎是否冠以学者的标签呢？其三，职业方向不同使编辑无所适从。在信息社会，学报编辑与学者都离不开学习与研究，但他们的学习的内容和职业的方向是明显不同的，学者为了研究某一课题，解决某一问题，他们的思维总体上是收敛的、聚焦的，他们的思维收敛于研究的课题，聚焦于研究的结论。与研究课题无关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无用的材料。但是，编辑的学习则不然，一切知识，一切材料对编辑来说都是有直接或间接的用处的。换言之，学报编辑的学习趋向于发散，他们发散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了解科学的研究动态，关注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把握学科发展的宏观走势，并结合自己刊物的特色，策划选题，关注作者群。打造优势栏目、特色栏目，一个称职的学报编辑其学习内容是庞杂的、丰富的，既有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学习，也有关出版、发行法律法规的学习；既有语言文字、标点符号及数字用法规范方面的学习，也有相关专业研究动态的把握；既要善于顺利与学者沟通交往，又要善于发现有潜质的作者，善于联络有实力的作者，善于邀约有知名度的作者，特别在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不少期刊直面文化市场，学报编辑如何增强市场营销意识，追求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不能不说是一大课题。基于学报编辑工作的内在要求，有人说学报编辑是杂家。正因为学报编辑广泛涉猎，以有限的精力架设了纵横交织、信息密集的雷达网，才能敏锐地发现稿件的思想价值、学术价值，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为加工、贮存、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真可谓观千剑而后识器。如《新华文摘》堪称典范。当然，学报编辑一定要高度重视学术的原创，要在学术创新和贴近现实上下功夫。学术性是高校学报最显著、最基本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高校学报赖以存在的生命线。但这些要求更多地体现在编辑方针之中，是编辑择稿的标准。没有作者的学术原创，编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相关链接：编辑要拿起两支笔在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同仁们：我衷心地感谢同仁们对我们的信任！同时，也请允许我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向第五届理事会表示衷心感谢，并特别向连任三届的老理事长和本届名誉理事长张积玉编审和挂靠达三届 15 个年头之久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上届不再担任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或分会副理事长的周式范编审、李维东编审、雷志勇编审、黄良田编审、柏一林副研究员、党大恩编审、杨忠民副编审、张治国编审、赵西宁副编审等表示衷心的感谢。有一位先哲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曾指出：试观泰西文明发达之原因果何在，其实不外乎一实验室与一刊物而已。而另一位英国学者则指出：从 17 世纪开始，定期刊物就成为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甚至可以说假设没有定期刊物，科学当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而科学也不会成为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的确，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有所不同的，那就是科学，那就是全世界 10 万余种期刊。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性的社会现象之一。然而，牵拽着科学生命线、导引科学潮流和把守科学圣殿大门第一关的正是期刊编辑。因此，要做一名称职的编辑，必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我再次呼吁：编辑拿起两支笔，红笔为人作嫁，蓝笔充实自己。做点研究，可实现与专家学者的平等沟通，也可身有感触地体会作者科学研究工作的甘苦。就连中国俗话也有打铁先要本身硬。千万不要只知为人作嫁衣，而到头来双鬓白发之时，却落得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光着脊梁入土。假如你的工作是和机器打交道，那么你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你的工作越是脱离了体力劳动，担负的组织工作越多，那么学会写作就是你种种技能中最为重要的技能。一个长年累月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如果不会将文字组织起来形成作品，那就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朋友们，同仁们：世界很大也很小，我们偶然地组合但有幸地成为同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总有一种力量，令人安于淡泊；总有一丝希冀，让人无法倦怠；总有一种情结，让人难以释怀；总有一种真诚，必须真心面对；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学报。让我们为这一共同的事业，一起奋发努力。我愿与同仁们一起，继续将提高学报编辑素养，提高学报质量，推动陕西高校学报事业不断发展作为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谢谢！姚远 2009-05-15; 个人分类: 杂七杂八|2450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政协委员发飚:官、学错位何时了: 夫子 2009-3-16 18:08; 政协委员发飚:官、学错位何时了原文:科技日报转载自中国科协网 2009年03月16日　　一位领导，自当官之后，论文反而比没当时多了4倍；学术能力强的人，担任所长后，把一半以上的精力花费在申请项目、处理行政杂事上。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科协界小组讨论上，这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官学错位之怪现状引起委员们的热议。　　为什么一当官，就要把博士、教授、奖励通通揽到手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从事航天事业数十年，经历了几届外行领导。最早是个老红军，领导对他说：小戚，你大胆干，干成了，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事，责任都是我的。　　之后，换了一个军队领导。领导说：老戚，你大胆干，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咱就是一根绳子上的俩蚂蚱，出了事，谁也跑不了。　　于是，领导一心为科研人员服务，科研人员没有私心，埋头苦干，双方和谐相处。　　可是，退休之后的戚发轫发现，现在科技界出现越来越多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但与下属的关系却变了味：领导对业务技术指手画脚，大权包揽；有什么意见自己不说，让下面的人替他说，出了事，你担着；科技评奖，均把下属的成果挂上自己的大名。　　最让戚发轫不解的是：领导当了，还要当博士、教授，学术职称一个都不能少。问题是，他们有空念书、教学生吗？　　当然，我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外行领导内行，而是希望领导时刻能以外行的心态，尊重别人的专业。戚发轫唯恐记者产生误解，特别强调了一句。　　现在有人当了官，还一心想评各种技术职称，把权力、学术成就都要捞到手。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邦河委员说，蔡元培是个好校长，可没盘算着如何去当教授，去发论文。　　科技界存在着严重的将、帅错位。在李邦河看来，陈景润就是典型的将，能够全力以赴、排除任何干扰，在科研中攻城掠地；而帅是科研机构的管理者，他们的职责是为科学家服务，使他们更加专注于研究，取得更多成果。　　当了大帅，还谋求将衔，各种利益通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中心主任杨文采委员对此打了一个比喻：就如同一个足球俱乐部，老板不满足于当老板，还想当教练、当裁判，管理系统是混乱的，这个队能把球打好吗？　　为什么将才一出成绩，就要提拔当所长、院长、校长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许多将才一出成绩，就要提拔他们当所长、院长、校长，走上仕途，这样也许会害了他们。　　李邦河的观点引起了委员们的共鸣。一位委员举了身边的例子：我们科学院现在最年轻的所长才29岁，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要当官，这样会扼杀一批学术前景很好的科学家。　　这个我体会最深。杨文采干脆拿自己说事儿。原来自己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后来提拔为所长，当了两年，干不惯，提出辞职，却被组织上关心，问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　　我是实在干不了分人、分钱、分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辞职。等到我现在老了，有精力当官了，年龄也过了。杨文采自我调侃。　　据中科院院士陈凯先委员观察，现在很多研究所通常让学术能力最强的人担任所长，但这些人并不一定具备管理能力，还要把一半以上的精力花费在申请项目、处理行政杂事上，荒废了科研。　　这就如同煎饺，煎透一面即可，两面都熟，结果就糊了。国家电监会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邵秉仁委员打趣道。　　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所有精力都集中起来，才能在某个方面达到高峰。李邦河十分推崇数学家廖山涛院士的淡薄，他不当官、不要项目，他说我搞数学不用基金，自己在家里做就行了。　　行政与学术，界限在哪里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放弃科研，选择当官？因为通过当官可以掌握更多的项目、资金。　　由于整个社会存在着官本位的导向，这也影响着科研人员。认为提拔做官，就是得到认可。　　　　邵秉仁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管理评价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矛盾积累。他建议，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者应该分为两条不同的序列，制订不同的激励机制：管理者工作做得好，就应该按部就班提拔；而科学家取得成就，就以其它方式提高其社会地位、科研条件、生活待遇等。　　在什么岗位承担什么责任。让做学问的人，安心做学问；让当官的，专心做官。各走各的路。这是戚发轫开出的药方，他说，不能因为科研干得好，就拿封官来奖励科学家；也不能以学术成果多少和职称高低，来考核评价行政管理者。　　讨论将近结束，有个委员说，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自从当官之后，论文反而比没当领导时多了4倍。　　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贪污了下属的科研成果，另一个就是造假！戚发轫很是激动。注 :标题为博主所改;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98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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