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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需求层次比较1 兼及经济哲学的本体论: 热度 1 lvnaiji 2018-9-6 07:47; 吕乃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必须指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对西方社会语境下人的心理需求提升的抽象提炼，未必原汁原味地存在以及适用于不同社会的语境。心理需求的层次和提升途径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个体沿着自己所设定的心理需求的层次和相应的通道攀登，在特定的方向并以特殊的动力推动社会的演进；反过来，社会又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下个体心理需求特殊的层次和提升途径。日前写了“经济哲学遐思（一）本体论 https://mp.weixin.qq.com/s/-iwRewZaojL-UrUaiEeyOQ ”，显然是太简单了。本文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该文的补充和扩展。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上，无论是一开始的五层还是后来添加的七层，实际上只有最下面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在各民族以及自古至今都是一样的，由此往上哪怕只是一层即“归属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就会有很大差别。例如中国古人隐居山林，与自然为伍，以置身于、融入民族之中为归属，进而由此达到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印度人则以参透万物，与自己内心的同一而达致凤凰涅槃。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在相当程度上是归纳的结果，没有理论上的出发点，其样本和适用范围是个人本位主导的西方社会，主要是由个体出发向外的投射，被认为“具有自我中心的倾向”，甚至“种族主义之嫌”（百科）；基本上没有或较少考虑作为个体之环境的自然和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西方社会倡导个人本位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个体则提供西方社会发展的动力——沿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提升，在个体的提升和自组织中塑造和推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历史轨迹与个体提升的过程基本上保持一致。实际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就是对西方人自我实现的动机和途径的总结。一部西方文明史，其主线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个人在沿此需求层次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推进社会的发展。同样，也正是生活在其他社会中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的心理需求层次和不同的提升途径，赋予其他社会以不同的发展动力和方式。譬如在中国，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设定了个体提升的层次，以及规范了个体提升的途径。中国社会的集体本位和“情本位”（模仿李泽厚先生的“情本体”），为个人设置了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相当不同的需求层次和提升途径；个人的提升目标和动力又固化、强化了集体本位和情本位。在中国社会，马斯洛需求层次实际上难以立足，实际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是中国特色的需求层次。; 个人分类: 人文|2740 次阅读|4 个评论

人的三大关系（合集）: 热度 6 lvnaiji 2017-7-8 17:37; 吕乃基此前曾发过数篇关于“人的三大关系”的博文，或已沉底，或支离破碎；此文作为“合集”并修改后发表，其一在于现实意义，其二力求系统。梁漱溟曾论及人的三大关系。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广义上就是人与物的关系；第二，人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第三：人与自身的关系。一、人的三大关系是理解历史和世界的分析框架从人猿相揖别之时，原始人类所面对的首先是与周围环境也就是自然界的关系，是大河流域，抑或山地丘陵；热带雨林，还是寒冷的北国；大陆腹地，或者面向大海，等等。由此便决定了部落的生活样式：例如生活来源是狩猎还是采集，住房是木结构还是垒石而居，以及所使用的工具等。这样也就在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基础上有了初步的人与物的关系。正是在人与物之关系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人与人的关系，部落有了特定的结构，或许还会有巫师。人与物的关系加上人与人的关系，便决定了部落的思维方式，部落有了自己的图腾，这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三大关系同时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不同的文化在某个时期会以处理某一个关系为主，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譬如：希腊，西方文化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所以在西方文化的历程中，科学技术与经济得到率先发展，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市场经济。中国文化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儒家文化，主要处理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仁”不就是两个人么？中国文化重在处理人际关系，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譬如阶级斗争，譬如“讲政治”。印度文化则更为重视人与自身的关系，返回到内心。这三大关系“竖起来”看，大致对应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首先是生理需求，饮食男女，然后得到社会上的承认，最高是自己的幸福感等。相应于这三大关系，可以画出一个阶梯。相应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位于阶梯最下面的是科学技术，然后是经济活动；政治相应于人际关系，再高层是相应于人与自身关系的宗教和文学艺术等。三大关系或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都是从逻辑上来说的。逻辑是历史的抽象和浓缩，集中和典型地再现历史。原始社会，人同时面对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际关系，如集体狩猎、采集，或施展巫术，后者即涉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例如部落的图腾和神话。古希腊开始了对自然相对独立的研究，商品经济涉及较为单纯的人与物的关系。后来经过漫长的岁月，直至文艺复兴后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市场经济，人与物的关系才得以从三大关系的混沌状态中独立出来。 18 、19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发展，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上逐步构建人际关系。由启蒙运动确立起点。自然状态下人的天赋权利，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中的公理。再加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各种法律条款和社会组织逐步“建构”起来，诸如国会、工会和慈善机构。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对近代以来发展道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反思日益强盛，例如《单面人》等，标志着人与自身的关系渐次登上舞台，并日渐成为主角。在上述过程中，三大关系由原始的混沌逐一展开。海克尔的生物重演律描述了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的关系，健全个体的发育浓缩了系统发育，人类胚胎的发育重演了生物进化的历史。由儿童、青年、成年到老年的生命过程浓缩了人类三大关系的进程。每一个人，不管觉悟到还是没有觉悟到，都生而面临这样的三大关系，在只是在不同场合有所侧重而已。儿童和青年主要了解世界，掌握某种技能，积累一定财富，买房买车，主要涉及人与物的关系。青年和成年大量构建人际关系，家庭、同事、上下级、朋友、社交圈，还有微信群。老了开始写回忆录，思考人生，回到内心。由此来看，源于希腊的西方世界，其成长过程大致相对于由儿童－成年－老年的过程。西方民族的发展历程比较符合一个健全个体的生命过程。特朗普当选引发关于西方没落的议论。西方文明，是否真的“垂垂老矣”？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中国人生出来就到了中年，生而老练。幼儿园的小孩都知道要和老师套近乎，逢年过节送个挂历之类，好弄个班长或三好生当当。在社会中先得摆平人际关系，然后才能回过头做事。至于印度人，生出来就回到内心…… 笔者不熟悉伊斯兰教文明，不知如何考虑其与三大关系的关系。或许正是这样的难以归类，伊斯兰教文明因此而这般特殊…… 二、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改革开放30年，见证了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人的三大关系既是并列的，同时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又有一个在时间上展开的过程。西方世界的发展大致沿着由人与物的关系、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这三大关系推进。三大关系的发展历程对应于一个健康“正常的儿童”（马克思）由青年、成年到老年的成长过程。这一点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也相一致。儿童首先要满足身体的发育，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人后发展人际关系，再往后更多关注内心的满足和幸福，譬如裸捐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则在31岁时进入到人己关系的阶段。中国人从小接受人际关系的教育，浸润于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之中，生而成熟老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数千年来是“和”，“和合文化”，计划经济年代虽然是“斗”，“七亿人民，不斗行吗”，但依然是人际关系。曾经有对政治有精妙的定义：把支持你的人搞的多多的，反对的人少少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至于人与自然/物的关系，或是重在情感上的启迪，或是雕虫小技，或要重义轻利。中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尚未揭示，生产力尚未发展，温饱尚未解决之时，便专致于人际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言的“早熟的儿童”。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转折就是由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人的三大关系上就是由人际关系为主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由成熟老练转向年轻和朝气。这就是返老还童。曾经疑惑，同样是这些人，同样是这块土地，为什么财富在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了？有多少人总结，中国凭什么有30年这么大的发展？奥秘之一在于，阶级斗争年代反复批判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被唤醒与合法化。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不过是每个人对自己利益的合法追求，首先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安徽凤阳十几个农民在底层的呐喊，只不过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就是“自发”的根源。基于生存需求的倾向，挡得住吗？生存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正如市场经济一样。这样的动力一旦得到释放，必然焕发出蓬勃的青春活力，推动个人，也推动中国30年的飞速发展。奥秘之二是，前30年被国家吞没的巨量资本以不同方式进入市场，作为人与物的关系之基础。这一进程在80年代悄然开始，于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达到高潮。然而，返老还童并不容易。其一，意识形态的不断干预，有些出于传统意义上的“好意”，如同家长规劝子女，“为你好”，有些则是阻拦。1978年后历经多次争论，直至温州模式确立和南方讲话。时至今日，争议仍不时泛起，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二，被压抑了千年之久的欲望和躁动一旦苏醒，如脱缰野马奔泻而出。在西方，社会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下而上渐次构建起来，一路上伴随着制度和法治建设，以规范自身和他人。而在中国，多年的伦理政治型社会，在转向市场经济之时，在陌生人社会中失效，在制度上没有做好准备。不论是谁，都想冲破束缚，在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上去实现自己的梦，不择手段，于是出现种种“原罪”、受贿、贪污之类，以及声色犬马，满足于感官享受。千年的礼仪之邦，于一夜之间溃堤于没有规则的市场经济大浪冲击之下。在由位于需求层次金字塔山腰的人际关系，向山脚的人与物的关系回归之际，没有刹车，没有底线，坠入深渊。其三，经济人假设，就是社会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在官本位的强大扭曲下，当官，与官勾结是获取利益的“最短光程”，那么其他的路还有多大意义呢。不甘寂寞的老者还会与问题少年走到一起，既享受老者的权力，又获取少者的财富，形成一幅独特的返老还童图。生产环节的投入产出比低，分配环节获利效益更高。其四，千年来形成的“城府”之深，依然左右从个人到整体的思维与处事方式：做任何事，首先需要考虑，以及处理好人际关系。办事，首先要“办人”，人搞定，才可能做事。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办事实在是幼稚可笑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把办事复杂化，不仅影响效率，而且损害公平。此外，伴随着世界工厂中的隆隆机器声，是挥之不去的雾霾，遍地垃圾。返老还童难道就要消耗资源，让青山绿水不再？所谓“正常的儿童”，意味着其成长必须经历必不可少的过程，拥有必要前提。欧洲在由天人关系到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经历了科学革命和两次工业革命，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特别是启蒙运动对人际关系与人己关系的深刻思考，确立“自然状态”下的天赋人权，以及契约关系，经历了对人性的赞美、确认和规范。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后没有经历如此深刻的批判，1992年又在一夜之间转向市场经济。中国，返老还童了吗？三、搞事，做人；搞人，做事 “正常的儿童”，经历多少年人与自然关系的磨练，人，正是在与自然界漫长的重复博弈中培育了理性和规则意识（笔者将另文说明），并将其扩展到人际关系。对于返老还童的中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浸染了中国特色。什么是科学？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提出这一问题并做出回答。不过，这不妨碍从不同角度继续提问和回答。2004年，在“平江私塾与全国读经” 的报道中，一位农民说：“新书可以搞事，老书晓得做人”。在这位农民的心目中，显然，新书指科技读物，如怎样养螃蟹、种水稻，不过是“搞事”而已，而老书是四书五经，则在于做人。“搞事”与“做人”相分离。殊不知，搞事的方式必然影响到做人，而所谓做人，实际上就在于形形色色的搞事和搞事方式。不存在脱离实际事物空洞的“做人”，做人基于搞事，落实到搞事。重复博弈和有限策略必然内在地培育科学家的人格,就本文所涉及的领域而言，那就是对规则的遵守和诚信。默顿对科学活动的规范，也就是科学活动对科学家所施加的限定和制约作了系统总结。科学精神，则是“对经由长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惯例而形成的制度性规则的遵守”。 “新书可以搞事”。重要的是，科学的“搞事”，与其他领域的搞事有何区别，或者说什么是科学之“搞事”的特殊性。搞事的内容和方式是做人的基础。总体而言，西方文化通过与自然的博弈这样特殊的“搞事”，培育如何做人。简言之，由搞事到做人。相对于西方文化重在个人行为准则的“做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为言辞上的对仗，不妨称之为“搞人”（此处并无褒贬之意，再说，在阶级斗争的岁月，中国大地上的搞人登峰造极）。于是，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就是“做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搞人到做事，虽然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中国“搞人”传统之深，至今依然盛行：欲做事，先搞人。听说，外企来中国，要与一汽打交道，先去工信部；要与桑塔纳做事，先“搞”上海市政府。在外企由幼稚而变得“成熟”之际，中国据说迎来“春天”的科技人员，在形形色色称号、奖项、课题的诱惑和挤压下，不得不先去“搞人”：与教育部和科技部搞，与领导搞，与同行搞，搞课题组。只是不知道，他们回过神来还能否“做事”，以及做什么“事”。可以预料，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的道路依然是“老”与“童”的迭加，搞人与搞事混杂，其“优越性”（如果有的话）将消退，其弊病将显现。近日，两次火箭发射失败或许是一个信号。;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3721 次阅读|13 个评论

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及其实现途径(二): 热度 8 lvnaiji 2014-4-27 23:14; 二、中国人实现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的途径总体而言，本文中所论及的五种需求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图解为：椭圆虚线是认知需求，覆盖除自然性物质需求外的三种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性物质需求也由原初的本能状态提升，譬如操作家用电器、电脑、手机，以及上网等，同样必须经由认知需求。五种需求的划分，关键在于区分自然与社会，区分认知与情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将文中提出的与马斯洛需求层次有所不同的人的需求层次，称之为“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由此形成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某种互补关系，以提供分析人的提升过程和路径的不同的视角。总体而言，可以从自然和社会这两条线索的此消彼长来理解，一条是人的自然性、本能逐渐变弱的过程，不是其本身变弱，而是在整个需求中的地位下降，其典型是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另一条是人的社会性的提升。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的提升路径是：自然性物质需求-认知需求-社会性物质需求-自然性和（意味不分前后，可以同时发生）社会性情感需求。不难看出，认知需求，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在这一序列中具有必不可少的基础地位，由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与马斯洛需求层次一样，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如此亦步亦趋，但社会的主体需沿此途径攀登，以创造必要的物质财富，满足社会性物质需求，最终上升到社会性精神需求。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样，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的需求层次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除了自然性物质需求的边界相对明确外，其他四种需求之间都存在某些重叠之处。各种需求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偿。特别是认知需求和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情感需求，对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物质需求起着某种程度的补偿作用，如黑客显示自己无所不能、编造谎言者追求点击率等。在某些社会如古代中国，有些人会满足于自然性情感需求而未必追求社会性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甚至将舍弃社会性物质需求作为最高境界；如隐居山林而远离尘世，或越过其他需求直接追求社会性情感需求，甚至以此作为唯一动机，如享受荣誉称号（如“最美某某”和“感动某某”等）而放弃物质需求等，前者的满足可以补偿后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属于此类。更多的情况是曲径通幽，由追求两种情感需求回过头来间接实现其物质需求。此外，还可以依靠权力和暴力直接掠夺他人和自然，以满足自我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物质需求。马斯洛需求层次也好，本文提出的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也好，个体为满足自己的需求遵循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或者说符合经济人假设；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实际上是自然界最小作用量原理在人类社会的延伸。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推论是，如果不能通过直接的途径，以及如果间接途径的效益更大，成本和风险更小，那么某种需求就可以通过追求其他需求的途径而实现。这一点在中国社会更为典型，在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的视野下，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西方人基本上沿马斯洛需求层次实现自我。实际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就是对西方人自我实现的动机和途径的总结。一部西方文明史，其主线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个人在沿需求层次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推进社会的发展。在本文的视野中，可以发现由自然到社会的次序，以及认知需求的巨大意义，前文对此多有述及。以下主要以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1.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政治上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则是儒家正统。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然经济基本上满足个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各级官员由皇帝提供的俸禄维系相应的社会性物质需求，民间没有明显和拉开距离的分层，再加上儒家社会崇尚重义轻利；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普罗大众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与其自然性物质需求相去不远。少数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的满足不是经由其创造财富而获得，而是通过苦读圣贤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中国人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一步登顶，攀至“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顶峰，然后回过头来获得社会性物质需求，所谓名利双收。对于在入世、仕途和名利场受挫者，传统社会为其准备好了退而求其次的道路，隐居山林。一方面，退隐者本人可以在自然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进而愉悦和享受。初级阶段如马致远的《双调·清江引》：林泉隐居谁到此/有客清风至/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争甚么半张名利纸。诗文中尚有留恋和不平之意。高级阶段大概当属陶渊明及其“ 采菊东篱下 ”，全然是沉浸和陶醉了。这就是自然性情感需求。另一方面，社会既给这样的退隐者以崇高的评价和地位，让他们感到安逸自在甚至体面，同时也安排了让他们回到官场，也就是满足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途径——“终南捷径”，典型事例即三顾茅庐和姜子牙的“直钩”。“轻舟已过万重山”则表露了李白由退隐回归官场的心迹。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性情感需求的极其重要性，一方面减缓了社会在仕途上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给个人以归宿：抵达自然性情感需求，即等同于人生的最高境界。仍需注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自然性情感需求主要在于感悟，并没有对自然界的认知基础。整体而言，古代中国在自然性物质需求之上，并没有清晰和强烈的认知需求，或者如工匠满足于经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如哲人过度超越，未知其然，即求知其所以然，一步达到“气”、“道”，“阴阳”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不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而是嵌入编码知识甚至意会知识，因而个人难以积累，社会难以共享。社会性物质需求，以及自然性和社会性情感需求缺乏来自认知需求的支撑。古代中国的个人实际上没有强烈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以及这样的需求或者主要通过科举考试，由官本位的途径得到满足；或者在一定乃至相当程度上被自然性情感需求所取代。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人相对缺乏直接推进物质财富的动力，满足自然性物质需求再略有盈余即可。在国家层面，虽然生产力低下，但体量庞大，足以傲视群雄。在这样特定的体制和社会中，中国既缺乏发展的动力，也得不到认知需求中科技的支撑，走到18、19世纪之时，已经达到了可能达到的顶点。 2. 计划经济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最大变化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出现了前无古人，或许也是后无来者的“强大”国家。国家消弭了个人的几乎全部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个人的需求层次，或者说，个人的需求层次“收敛”、“吸附”为国家的需求层次。首先，从出生到去世，国家承担了百姓全部的自然性物质需求，排斥个人超越自然性物质需求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当然官员过着较为富庶的物质生活，不过因配给制，崇尚艰苦朴素，特别是对几乎一切“私有”的批判，“灵魂深处闹革命”，因而较之封建社会而言，计划经济年代依然以及更加缺乏来自个人的推进物质财富的动力。其次，国家也剥夺了在封建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自然性情感需求，斥之为“风花雪月”和小资情调。至于社会性情感需求，则或经由“榜样”和“典型”统一到国家的意志上来，或者在无休止的“斗”和运动中被扼杀。在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还是本文所论述的需求层次，实际上不存在个人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需求层次。什么是国家的自然性物质需求？在国内，是国民个人自然性物质需求的总和，温饱，然后是小康，以及抵御自然灾害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放在国际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就是国家的安危。“落后就要挨打”，对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一方面，个人愿意为此放弃自己所有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时时提醒国民，“某某亡我之心不死”。每每唱起国歌，就是警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安不忘危”的口号下，在15年超过英国的激励下，国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推进物质财富的动力，同时也拥有剥夺个体的物质乃至精神需求的理由。国家因而获得巨大权力和巨量物质，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和相当的话语权，也就是国家在需求层次上的“自我实现”。这一点由比较以往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立场，以及比较以往中国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立场就清楚了。在计划经济年代，个体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满足其需求。一种是接受社会所提供的维持生计的底线，凭票供应，无暇他顾，主观上已经灭掉了提升需求的愿望，客观上也没有满足较高需求的途径。在看似不受国家法律管制的领域满足其自然性精神需求，如吟诗作赋，至多风花雪月，在某种程度上补偿物质性需求，即使如此仍然会不时招致非议。也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以满足认知需求。科考队在文革高潮期间考察冰川，面对晶莹剔透的冰川，他们感到灵魂得到升华，但依然会被贬为“白专”。满足国家需求的两弹一星则会受到嘉奖而上升到社会性精神领域。第二种是偷偷摸摸弥补其自然性物质需求的不足，如小贩跑单帮和手工业者走家串户等。但由于受到国家法律的压制，被一再“割资本主义尾巴”。当个人除了基本的自然性物质需求，没有了自己的任何需求，甚至个人完全消融于国家之中，所有的其他需求等同于国家的需求之时，在国际舞台上，在特定意义下，当成为第三世界领袖或不结盟国家盟主时，当宣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之时，国家的社会性情感需求看来倒是得到了满足。然而，此种隶属于国家的社会性情感需求若是过度膨胀，不仅消弭了本应属于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而且也破坏了国家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其典型就是大跃进。无疑，以国家的需求来凝聚和吸附个人的需求，作为自我实现的动力和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和某些情况下同样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目标集中于前沿和军工领域，得以进入的人数也较少，不仅在于知识的门槛高，而且还要过例如政审关，进而“保持高度一致”。即使在前不久，还有这样的口号：“国家最终选择忠于她的人”。总体而言，社会来自于底层的创新动力不足，创新目标相对单一。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即使国家需求成功取代个人需求，依然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认知需求不足，甚至屡遭排斥。例如批判“学术权威”，将严肃的学术讥讽为“马尾巴的功能”；所谓“计划”，也一再被领袖的社会性情感需求，被浪漫主义的“浮想联翩”所打断。在此意义上，中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严格意义的“计划经济”。 3. 改革开放以来 2008 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各界纷纷讨论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和动力。其实说来也简单，不过就是国家认可了个人在自然性物质需求之上对社会性物质的需求，把国家层面的自然-社会需求的实现，分解为、以及建立于每个个人实现其自然-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个人沿自然-社会需求层次自我实现所焕发出来的动力，由下而上地汇成推动国家前进的强大动力。然而必须指出，在目前的体制下，未必充分调动和解放了个人提升的动力，所焕发出来的动力也未必会导向创新之途。个人沿着最小成本和最大收益的道路去实现自己的追求，不论是崇高还是卑劣。“向善”只是人性的一半，即使一大半，创新也不是人的本性。垄断行业缺乏创新动力，这一点已有共识。垄断行业的员工依靠其垄断地位而轻松以及合法地满足其社会性物质需求，与此同时，也就剥夺、侵犯了他人的社会性，甚至自然性物质需求。虽然屡遭民间舆情的诟病，但一来实惠，二来有政府为之做主，更有主流媒体不时为之歌功颂德，因而有上升到社会性情感需求之势。据说，垄断（譬如说“两桶油”），就是为社会做了贡献。再说，民间的诟病，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因其处于“民间”而已，成为垄断行业的一员或许是埋在自己心底的愿望。不是有人公开宣称，死也要死在体制内吗？由此可见，垄断行业，不仅自己没有创新动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他个体的创新动力。民营企业在自然-社会需求层次的进阶上也缺乏创新动力。在一个法治不完善、权力过深过细介入微观经济，政策多变，以及国进民退不公平竞争的国度，冯仑的做法是，“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难，更不要说上升到社会性情感需求了。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教父”级人物的柳传志，在2012年接受《财经》专访时坦陈：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2013年5月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再次表示，“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很难想象，持这样卑微、退让、委曲求全这样的心态，会有理直气壮和满怀豪情的创新。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柳传志的表态是：企业家首先还是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承认，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和完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人更乐意由走捷径来满足其需求。这种“捷径”就是，第一步的定位就达到最高的社会性情感需求，然后再回过头来满足其社会性物质需求。这里可以区分出各种类型，其中最重要，并且因其主导地位而辐射到社会所有领域的，无疑是千年以来的“学而优则仕”，延续到今天是愈演愈烈的官本位。当官，尤其是当上大官，无疑满足社会性情感需求。为官一任，造福四方；有人鞍前马后，有人下雨打伞。回过头来看物质层面，或寻租或受贿，有房有车有性。社会性物质需求由上而下水到渠成，东窗事发者仅冰山的一角。先攀到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高峰，然后向下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这是当今官员腐败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在付出了偌大成本后，“理所当然”要加倍收回。这种“逆向”实现需求层次的路径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社会其他成员实现其需求层次的道路。同样，按最小作用量定理，只要攀上官员，就可以不按规则出牌，把竞争对手搞定，曲径通幽，满足社会性物质需求。企业家不是竞争创新、管理和品牌，而是竞相讨好官员，拼比与官员的关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只要与官有了干系，就在沿需求层次的攀登上进入了直通的快车道。一旦攀附的官员因种种原因下台，企业家跟着落马。主流媒体对于置社会性物质需求，乃至自然性物质需求于不顾，如“放弃某某”，多半还要扭曲自己或家庭，一意追求社会性情感需求的人和事大加赞赏，“感动”、“楷模”、“最美”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个人对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上路径的选择。眼下，在中国社会中另一项渐成风气的潮流，是由电视媒体主导，形形色色的达人秀、好声音、超男超女，以及“我要上春晚”，同样是希望藉此而一步登顶，在全民狂欢中攀上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高峰，然后回过头来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走捷径本是人之常情，在一些人走捷径之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满足社会中其他人的需要。然而若是这条路的吸引力过大，过多的人趋之若鹜，那么按部就班，沿马斯洛需求层次或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一步一个脚印攀登的人，就会此消彼长，越来越少，其攀登的动力也会渐次衰退。有必要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成为世界工厂以来这些年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于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的基础上，前者已经一目了然，后者指的是对员工的掠夺。大批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工劳作在条件恶劣，没有多少知识含量且得不到安全保障的岗位，在流水线上从事单调重复的异化劳动。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认知需求层次和阶段，只能是由自然性物质需求直接谋求社会性物质需求。一个相反的情况是，由于社会的“错配”或某种“错位”，部分人在实现了认知需求后未能由此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这就是所谓知识未能“改变命运”。上述情况综合起来，就是社会中脚踏实地，由下而上创造财富的人及其动力衰减，而居高临下索取财富的人越来越多。如果说，上述种种“捷径”属于合法途径，那么下面的情况就是非法捷径：那就是造假造谣、假冒伪劣，诚信缺失，以违规，甚至丧尽天良贩卖婴儿，由非法所得来实现其社会性物质需求。其原因之一是传统文化“性本善”的原初假定，“本善”的人性经不起利的诱惑，突破做人的底线，以及社会缺乏法律制裁。原因之二是，市场经济不规范，不完善，不时受到权力的干预，因而充斥着一次性博弈，并且面临“无限规则”，由此导致层出不穷的背叛。此外，国人的投机心理也为世人所罕见。全民理财热、炒金热、疯狂的石头，现在还可以加上在央视的鼎力鼓动下的全民“寻宝热”，不是经由创新，而是投机来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创新并非人的本性。与牛顿定律中的惯性一样，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人会维持现状，这就是“路径锁定”。压力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与物理学中的最小作用量定理一样，人会选择最短路程，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益。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然而没有合适的制度和体制保障，创新主体会选择其他途径（攫取或投靠权力、假冒伪劣、压榨弱势群体、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等）释放压力。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必须有制度约束，堵住“跑冒滴漏”，约束过宽的捷径，目的是让创新成为一种“本能”，创新的直接动力来自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本文说的是科技创新，然而更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和体制创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不是七大或八大奇迹，而是社会发明，是特定的制度和体制：为每个人沿着需求层次的提升，为这种提升之间的协调作出恰当的制度安排。从创新需求主体的本能需求出发来设计创新制度和体制，创新就会成为各类创新主体追逐利益的本能，自主创新就会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西方有太多这样的事例。 19 世纪末，一位地质学家用小锤敲击国会大厦的地基，当被警察询问时，他的回答是，我在研究地质。二战末期，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 (Prandtl) 教授，在盟军轰炸德国时冒险赶到现场，察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在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引自：周国军，德国为何能有世界级大师，而中国没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6729-733511.html 荣雄，论英国法律本位对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影响，硕士论文 2006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 37 薛蛮子被举报涉嫌网络犯罪已遭刑事拘留 http://news.qq.com/a/20130915/000211.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吕乃基，论非嵌入编码知识，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 1 。 104 － 107 古诗文网， 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6df74b33b1.aspx 柳传志：商人在中国应有重要地位希望政府认可 http://money.163.com/13/1011/13/9ATL7ICJ00253B0H.html;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9002 次阅读|11 个评论

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及其实现途径（一）: 热度 7 lvnaiji 2014-4-22 09:07; 一、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心理需求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上，无论是一开始的五层还是后来添加的七层，实际上只有最下面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在各民族以及自古至今都是一样的，由此往上哪怕只是一层即“归属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就会有很大差别。例如中国古人隐居山林，与自然为伍，以此为归属，甚至由此而达到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印度人则以参透万物，与自己内心的同一而达致凤凰涅槃。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其样本和适用范围是个人本位主导的西方社会，主要是由个体出发向外的投射，基本上没有或较少考虑作为个体之环境的自然和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个体提供西方社会发展的动力——沿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提升，在个体的提升和自组织中塑造和推进社会的发展。因而，社会的历史轨迹与个体提升的过程基本上保持一致。相对而言，个体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提升道路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有着很大差异，譬如在中国，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设定了个体提升的层次，以及规范了个体提升的途径。为了使人的心理需求的讨论扩展到除西方外更大的范围，可以把人的需求区分为四种：自然性物质需求、自然性精神需求、社会性物质需求，以及社会性精神需求。之所以这样区分，其一，实际上，在人的提升过程中，除了传统上主体由物质到精神的提升外，有必要考虑环境的因素，也就是自然与社会的影响。人由身处自然到融入社会也是提升的过程，这一提升过程既与物质到精神的提升密切相关，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二，由这样的区分，可以较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更清楚地探视各国社会的区别，分析在特定的河床中会流淌着什么样的河水，以及这样的河水会怎样冲刷和改造河床。自然界在人的需求层次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既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也可以满足其心理需求，前者即自然性物质需求，后者为自然性精神需求。自然性物质需求，指个体从自然界中满足自身维持生理上生存的需求，如温饱、安全，以及性（在原始未开化的意义上）等。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相对稳定，一方面，其基本的底线是维持生命，人际之间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是有限度，受社会和时代的影响较小，基本上不会水涨船高，这就是恩格尔系数随社会发展而下降的原因。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是四种心理需求的基础，大致相当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要，需要优先满足，然后才可能实现其他需求。自然性精神需求，指个体由自然界满足自身精神愉悦的需求。这种自然性精神需求可以与自然性物质需求同时萌发，似乎与生俱来，在人之初即有对自然界的好奇、留恋、膜拜——在后现代意义上是“敬畏”，以及沉浸；也可以是在自然性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例如从事科学技术等，开普勒在发现天体运行的三条规律时无与伦比的“畅”。非竞技的体育运动、现代人的旅游，以及自娱自乐的游戏等。在网络游戏中，甚至会上瘾而难以自拔，“娱乐至死”。毒品也是一例。可见，自然性精神需求走向极端，甚至可以反过来泯灭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不过与基本相同的自然性物质需求不同，虽然古今中外，人皆有此种自然性精神需求，但在各民族如中西方之间，乃至个体之间，个人的自然性精神需求会有差异，甚至巨大差异。自然界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博弈的对象，是“对象性”的存在。西方人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认识，实现控制欲而征服。前者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到现代科学，目的是认知。希腊人崇尚智慧，知识至上。知识即是美德。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德斯写道：“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执政官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市向世界开放，雅典是世界的学校。“控制欲”的典型如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一位工程师所言，正当人类的脚步遇到障碍难以前进之时，“一滴水化为蒸汽，把人类的疆域推向无穷的边缘”。人类目睹了自己的力量，力量即用于征服自然。天人分离。即使到21世纪，西方人在自然界的探险主要依然是满足好奇和征服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认知是控制的前提，控制建立于认知的基础之上。几乎相反，在认识上，自然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亦师亦友，中国人沉浸于其中而获得感悟，得到启迪，情感得到满足，达致升华，天人合一。在实践上是“技以载道”，庖丁在解牛过程中的自满自得的享受，不是征服的享受。重要的是“道”而不是“技”，后者不过是载体，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按斯诺的“两种文化”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而言，西方人对自然的需求基本上限于“科学文化”，偏向物，或者说接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低端；中国人对自然的需求则偏向于人，基本上可以归入“人文文化”，或者说接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高端；在认识领域，西方人对自然的需求属于理性范畴，中国人则可归于具有直接或超越特征的悟性范畴；在实践领域，西方人重在控制，中国人意在“合一”。西方的自然性精神需求在于“认知-控制”，中国人在于“感悟-合一”。当然，中国人也有墨子和格致之说，西方人面对自然也有浪漫情怀，譬如《瓦尔登湖》。上述就自然性精神需求对中西方社会的区分只是在整体上而言。必须指出，西方“认知-控制型”的自然性精神需求，不仅是个人需求层次上的重要一环，而且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必不可少，乃至是关键性的一环。正是在这一特定个人需求的支撑和推动下，才有西方社会至今的发展。科学精神是自然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也是社会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不过，近年来西方逐步发现“认知-控制”自然性精神需求的不足，萌生敬畏自然之心，也就提升了自然性精神需求。中国在相当程度上缺失“认知-控制”自然性精神需求，致使科学精神缺失，“第一生产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软弱无力。社会性物质需求，指个体为在特定社会中的生存而对物质的需求，可以定义为在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为维系他所处的社会地位而需要拥有的物质资源。在社会中生存，由此而对物质的需求必然超越仅仅为了生存的自然性物质需求，例如要满足衣食住行之需，要消耗能源，在现代社会中还要加上沟通之需，如手机。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因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而异，以及因人而异。在同一个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为维系其社会地位，社会性物质需求一般会高于社会地位低者。水涨船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提高后，其中的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在不同社会间，发达社会中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由人均能耗即可见一斑。在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性物质需求重合。显见，这两种物质需求之间在实际上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例如安全性需求，对于一个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而言，手机和上网就难以归为自然性物质需求。在满足了基本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后，有些人转向满足社会性精神需求，而有些人则追求进一步物质享受，在家住豪华别墅，出门高档轿车、游艇，住总统套房，购买各种奢侈品，甚至拥有更多的妻妾和情人等，满足其远远超越在社会中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加上富者炫富，彼此攀比，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往往超过其社会地位所需，试图以外在物质的堆砌来垫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当今社会中资源浪费的最主要的原因。社会性精神需求，指个体满足在社会中生存在精神上的需求，如对社会的感知和认识，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具有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提升的空间；得到尊重、受到信任、拥有权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如“大V”，具有人格魅力，为更多人所认同等。对应于自然性精神需求，社会性精神需求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较低层是“认知-管理”型精神需求，如同认识自然一样，旨在认识社会，进而在此基础上管理社会。从古希腊的城邦制、罗马法、启蒙运动者提出的“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一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之后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学说和各个流派，都以认识社会为己任，为社会的管理者提供基于事实和规律的依据。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点上与自然性精神需求的情况一样，在中西方之间也有天壤之别。中国人的精力不在于“知识-管理”这样的层次，而在于“道”，“治大国如烹小鲜”，又有几人说得清道的明？古代中国由皇帝的意志、巨大的权力和庞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规范人际关系的儒家文化来管理国家。虽说“随心所欲不逾矩”，其中的“矩”，大概也只限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种情况于当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计划经济年代的“计划”不时被浪漫主义的情怀打断，被层出不穷的献礼所颠覆。改革开放之初的《乔厂长上任记》就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虽然如此，中国社会的“基本面”看来依然是跟着感觉走，大干快上，长官意志延续至今。在传统社会，官员的社会性精神需求显然不在于探索经济和社会规律，按规律进行管理，而在于社会影响力，成为“为民做主”的“包青天”，在于某某“盛世”。传承至今，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GDP和政绩，由此获得上峰的青睐，开辟沿仕途晋升的阳关大道。平民百姓亦复如此，位卑未敢忘忧国。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齐治平”，最高境界是“平天下”。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唯有“天下”，天下……。张艺谋的《英雄》对此作了精彩的诠释。或者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和清官。官员和平民百姓的社会性精神需求叠加起来，构建了中国社会的一条主线：官本位。官具有最大的社会影响力。官在中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云泥之别。在现代社会，社会性精神需求出现了多元化。在个体间具有更大的差异，如院士的声望、歌星的影响、郭美美炫富、甚至芙蓉姐姐的出位。薛蛮子在狱中自述，“就像皇上批阅奏章一样。转XX省人民政府阅，一个私信发过去就解决问题” 。似乎应了一句话：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只要吸引眼球，不问对错，无关善恶。这就表明，社会性精神需求未必在其他需求的基础上提升，甚至与之全然无关，以及在善恶之间发生两极分化。因而，不论何种需求层次，也不论何种需求，都需要有一个底线，人之为人的底线，不能不择手段。若是违背人性，那么所搭建起来的需求层次就不是金字塔，只不过是空中楼阁，甚至显示出人性之恶，是对他人和社会的掠夺和侵犯。认知需求。鉴于自然性精神需求和社会性精神需求二者之低层的相似性，可以将其从原属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精神需求中分离出来归为一类，作为“认知型精神需求”。鉴于这种需求只能是精神需求，因而可以简称为“认知需求”。“认知需求”旨在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有必要指出，虽然在实际上未必一定能“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尤其是身处于其中的社会，但尽力去探索和认识外部世界，这样的心理需求确实是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阶段，有些人将此作为终生追求和自我实现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认知需求”不仅是个人心理需求提升过程中的一个层次，而且是整个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认知需求获得非嵌入编码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成为社会交流、共享和发展的基础。认知需求在心理需求中的地位成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在分离出“认知需求”后，原有的自然性精神需求和社会性精神需求分别改为自然性情感需求和社会性情感需求。既然可以把自然性精神需求和社会性精神需求中的认知部分归为一类即认知需求，为何不把分离出认知需求后的自然性情感需求和社会性情感需求归为一类即情感需求？这是因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知需求有较多共同之处，都在于认识事实，揭示规律。启蒙运动者运用科学方法提出“自然状态”及处于自然状态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试图揭示社会的起源。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而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足迹，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在科学性和客观性方面并无二致。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情感需求则相距甚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南辕北辙，以一种需求排斥另一种需求。例如以世外桃源抵制功名利禄，或反之，以“为人民服务”批判花前月下。因而保留自然性情感需求和社会性情感需求的区分。这样，上述人的四种需求，再加上从中分离出来的“认知需求”，一共是五种需求。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比，本文提出的需求层次具有明显的非线性。自然性物质需求对应于生理上的需要，在此之上，多种需求同时发生和共存，存在多种渠道通往最高层的自我实现。虽然马斯洛需求层次也有非线性，上下层之间也可颠倒，裴多菲那首著名的小诗就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一般而论，层次之间还是有先后与高下之分，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线性特征。理论上说，所有需求的实现均需经由认知需求。自然性情感需求对应于马斯洛需求层次上从较低的安全需要到较高的信心和成就的需要。西方人认为，之所以要有科学，不外乎四个字：恐惧与好奇。前者是安全之需，后者即与信心和成就相关。即使文学艺术，基本上也与科技同步并建立于科技的基础之上，例如绘画和雕塑建立于几何学、解剖学和光学等的基础上，摄影和电影艺术更是如此，一直到现在的《星球大战》、《阿凡达》和《盗梦空间》等；中国的文学艺术较少与科技相关联，与西方形成一定的反差。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性情感需求还覆盖马斯洛需求层次上从归属、尊重直至自我实现的高端层次，可以直达最高的自我实现层次。人在自然中得到在社会中往往得不到的尊重需要，这实际上是国人避世而遁入山林的重要理由。社会性物质需求对应于安全需求，如资源和财产的归属，以及就业等。社会性情感需求对应于马斯洛的感情上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中的外部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中的部分。自然性情感需求、社会性情感需求，以及二者的综合与升华大致相当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高层。也有人把认知需求作为人生的最高需求，如“为科学而科学”。科学家享受发现时无以伦比的“畅”（开普勒），以及纳什的“美丽心灵”等就是典型。引用者请注明出处：吕乃基，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及其实现途径，江苏科技大学2014，1 西方有太多这样的事例。 19 世纪末，一位地质学家用小锤敲击国会大厦的地基，当被警察询问时，他的回答是，我在研究地质。二战末期，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 (Prandtl) 教授，在盟军轰炸德国时冒险赶到现场，察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在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引自：周国军，德国为何能有世界级大师，而中国没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6729-733511.html 荣雄，论英国法律本位对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影响，硕士论文 2006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 37 薛蛮子被举报涉嫌网络犯罪已遭刑事拘留 http://news.qq.com/a/20130915/000211.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吕乃基，论非嵌入编码知识，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 1 。 104 － 107;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3659 次阅读|23 个评论

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及其实现途径: 热度 3 lvnaiji 2014-4-20 23:16; 吕乃基摘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对西方社会语境下人的心理提升的抽象。个体沿特定的心理需求层次和特殊的通道攀登，在特定的方向并以特殊的动力推动社会的演进，社会又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下个体心理需求特殊的层次和提升途径。正是为西方人所特有的心理需求层次和提升途径，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同样，也正是生活在其他社会中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的心理需求层次和不同的提升途径，赋予其他社会以不同的发展动力和方式。本文提出“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由此为理解中国社会中个人的“自我实现”途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厘清个人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以及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比较中西方社会。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必须指出，这一需求层次理论是对西方社会语境下人的心理提升的抽象提炼，未必全然适用于不同社会的语境。心理需求的层次和提升途径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个体沿着心理需求的层次和特殊的通道攀登，在特定的方向并以特殊的动力推动社会的演进，反过来，后者又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下个体心理需求特殊的层次和提升途径。正是为西方人所特有的心理需求层次和提升途径，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同样，也正是生活在其他社会中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的心理需求层次和不同的提升途径，赋予其他社会以不同的发展动力和方式。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与个体心理需求的层次和提升途径，二者间的关系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河床与河水，难以厘清是何者对何者的影响。本文提出与马斯洛需求层次有所不同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由此为理解个人的“自我实现”途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厘清个人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以及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比较中西方社会。原文发表于《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一期。因篇幅较长，将分数次上载。附：博主将于4月21日晚19时在东南大学东南院102（原先搞错了，不是201！抱歉）教室讲“大数据与认识论”，欢迎各位到场交流指正！;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3939 次阅读|1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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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马斯洛需求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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