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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仇恨的培养(二)
fqng1008 2015-4-16 14:11
曾经写过一篇博文“ 爱与仇恨的培养 ”, 列了三个小标题 :(1) 幸福就是爱;(2) 禁止仇恨教育,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起码法律;(3) 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近读《世界华人周刊》文章“ 为什么中国医生成了最危险的职业?”其中寻找的深层原因,即“整个社会缺少宽容”。并且认为与中国民众自小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有关,“人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连国旗都是用鲜血染红的,挂在少年儿童脖子上的是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即红旗的一角。” 他还提到一个美国的故事,确实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枪击事件发生后,在美中国留学生想到的是仇恨,怕遭到仇恨的美国人的报复,一时间不敢上街上超市。但美国人不仅没有仇视中国留学生,反而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在事发3天,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与我们同样悲痛的卢刚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美国死者家属们感到,如果我们早一点关注卢刚,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于是4位美国死者家属将他们的遗产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来帮助像卢刚这样有精神障碍的人。”也许,这正是教育理念的差异,“播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显然,社会公正、人人平等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为了这个普世价值,我们可以通过“仇恨”也可以通过“爱”来争取。如果信奉前者,我们就会播种“仇恨”的种子;如果信奉后者,我们就会播种“爱”的种子。两种不同的理念,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教育,也必将收获不同的果实。事实上,“仇恨”教育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作用,当其“功利性”效应结束之后,社会不和谐的隐患就会显露出来,即得到了“天下”,也失去了“和谐”,人心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近来,有人担心文革重演,其实远不止文革,“仇恨”教育的内在基础始终存在,何况又有如此严重的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我想起了杨鲁军在 “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沪上游荡 ” 中讲到的那个故事: 年轻人抬头望着戚本禹,眼睛里充满忧郁:“老伯您一定奇怪为什么我这样的民工会跑到这儿来找《共产党宣言》?我是湖南来的,念过初中,在上海给搞建筑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其实将近一百年前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寻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里人当作‘乡下人’吗?我今天也是在寻找革命道路。现在所有底层人都认为这个社会不行了。我们一个建筑公司六百多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不吃不喝全部加起来,还不到老板一个人赚的利润的三分之一,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且两边看不到头,富人富得没有了尽头,穷人穷得没有了盼头,穷人永无出头之日。这个社会必须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来就要革命。我听老家的老支书讲,要革命就一定要读《共产党宣言》……这不,四卷本我买不起,拆开卖书店又不干,只能在这儿读了……。马克思讲得对啊:生产力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资本‘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相关博文: 暴力文化与仇恨教育 佚名:麻城人到底惹着谁了? 《铁血红安》的另一种解读 野夫:那些年,那些残忍的教育 杨鲁军: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沪上游荡 爱与仇恨的培养 附世界华人周刊:为什么中国医生成了最危险的职业?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大家都习惯于从医-患之间找原因,或者在医疗机构内部找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有: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医德医风滑坡;群众法律意识在提高;患者对医学的期望过高等等。出于这种认识,于是各大医院的“医患沟通办公室”应运而生。但是医患沟通办公成立10年了,医患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引10月13日人民日报《聚焦?医生执业状况调查》)。尤其是在《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医患纠纷和医患暴力冲突不仅未见减少,反呈增多趋势。这是为什么? 平心而论,若作横向的比较,医院的道德素质与服务态度并不比商业服务、公安、法院及公务员系统更差。在中国的法院里,被错判、错杀的人数决不会比医疗事故致死的人数更少;论性质,滥杀无辜更比医疗事故恶劣万倍。但为什么停尸闹丧等砸打行为只发生在医院,而不会发生在法院?我不否认患者是弱势群体。但中国的弱势群体的屠刀,总是杀向更弱势的群体的。近年来,连续报导了多起弱势人群,因他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并经多年上诉上访无效,最后他拿起屠刀杀向毫无防范能力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证明。 可见,问题的结症并不在医患之间,而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制度上的原因。 我认为,造成医疗纠纷呈爆炸性增长和医疗执业环境恶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法学界对医疗行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没弄明白,即定性不准;二是医疗投入不足,且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医疗风险保险机制缺失;三是整个社会缺少宽容。三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一句话,就是制度或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 正因为我国法学界对医疗行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没弄明白,所以,在错误理论指导下而制定的一系列调整医患关系的所有法律法规都不可能是正确的,有的甚至是恶法。并由此误导了我国医疗政策的走向和舆论的导向。如《侵权责任法》就将医疗侵权当作一般的民事侵权来处理,废除了在我国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医疗侵权只有在构成事故的前提下,才予赔偿的原则,错误的将具有特殊性质的医疗赔偿,回归到了一般的“损害责任”的概念上;降低了赔偿的门坎,扩大了医疗赔偿的范围。由此,必然毒化或恶化了医疗执业环境,扩大了医患冲突的机缘。《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者们,不仅没有认识到这是医事立法上的一种倒退,还自认为这是本次立法的一个“亮点”、一种“创造”。 在中国法学界,普遍也承认“医疗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但要问:究竟“特殊”在哪里,他们多不堪了了。所以一旦由他们来制订相关法律或者处理具体的医疗争议案件时,他们就会很自然地用大民法的视野去进行审视,并由此制定出同一般的民事侵权赔偿并无区别的规则或处理意见。 有人作过很形象比喻,交通事故好比将花瓶打碎;而医疗事故好比别人送来了一个破碎的花瓶让你去修复,但你未能将其修复或未能完全修复。这两种责任显然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医疗赔偿,为什么必须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原因。不仅中国的法律是这样,其实,世界各国的医疗赔偿法律规定,都必须是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如果法律对这两种责任的制裁不加区别,适用同一标准,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 也不光是医疗赔偿是这样,其实还有空难、交通、铁路运输、邮政、厂矿重大责任事故等赔偿,都是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在这些领域均不适用一般的“损害责任”概念。 除中国外,美国的医疗政策也是相对糟糕的。最新的统计表明,全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570万,另有2700万靠临时保险苦苦支撑,随时有失去保障之虞。在美国,失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失去医疗保险,这是目前许多美国民众的心声。45岁的乳腺癌患者约兰达?科尔曼病情严重,癌细胞已扩散至骨头,她原本可凭借医疗保险接受3轮化疗,但因无法工作而失去医疗保险后,现在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但美国的医患关系仍然牢固而信赖,并没有出现过一起砸打医院或暴力伤害医生的事件。论维权意识,美国公民显然要高于中国公民,但美国的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并不高,医患冲突也并不激烈。 究其原因,相对中国,美国法学界对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充分注意到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尚有其局限性,医学是把双刃剑,每个个体都有差异性,医疗合同不以结果为目的等特征。因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能严格按照医学科学规则和医疗行为的特点定案,而不会苛求于医学。在赔偿追责原则上只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适用公平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大大减轻了医方的赔偿负担。 如近年在美国加洲的一家医院里发生了一起医疗纠纷:一名刚出生的新生儿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输氧,护士遵医嘱将氧气给输上了。不久孩子死亡。这时发现,护士虽然将氧气管给插上了,但并未将氧气通道打开。得知这个信息后,孩子的父母很气愤,将医院和护士告上法庭。经过医学鉴定,认定护士虽然未将氧气通道打开,有医疗行为上的过错,但孩子的死亡仍是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而非未输氧造成。结论为不属医疗事故。患者息诉。 这个案件若发生在中国,一方面患者不大可能会接受这种鉴定结论;另一方面即使患者接受了这个鉴定结论,法院也仍然会判医院败诉。这不仅是因为《侵权责任法》已摒弃了“医疗事故”的概念,回归到了一般的“损害责任”的概念上;更要命的是《侵权责任法》还规定有对医方不利的推定过错,即公平原则(第58条)和无过错责任赔偿(第五十九条)。 其次,在医疗事故的防范与处理上,美国是注重于从源头和制度上加以防范,而中国则不大注意从源头和制度上加以防范,而只注重在事件发生后对人的处罚上。似乎只要抓了人,判了刑,“平民愤”了,政府就尽到责任了。 九十年代,在美国的一家医院里发生紧急情况,医生在忙乱中,错将乙醚当氧气给病人输入,造成病人当场死亡。病人家属很不满,对医生提出指控。医院领导出面解释说:这不是医生的错,问题是由于“乙醚接头与氧气接头可以通用而造成的,在紧急情况下医生难免出错,这是医院的管理有问题。”病人家属表示理解,放弃了对医生的指控。通过这个案例,从此将全美的氧气插管接头均换成专用接头。这样,如果医生即使在慌乱的抢救中抓错了氧气插管也无妨,因为那是插不进去的;从此在全美再也没有第二例类似的悲剧发生。 而在中国,将氯化钾当氯化纳进行静脉推注而造成病人死亡的案例,就重复发生过多起。发生后就将药师和护士抓起来判刑。其实,要防止类似悲剧的重复发生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将氯化钾和氯化纳注射液的外包装和安培的颜色和标志作个醒目的区别就行了。但我国就是不通知厂家应作这方面的改进,结果致使类似悲剧不断重复发生。 再次,美国的医疗卫生投入要远高于中国。 从1993年到2003年,美国的医疗开支从9000亿美元增长到16790亿美元,人均开支从每年3354美元增长到5670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3%。政府负担医疗费比例达45.6%,另有36%是由私有保险部门投入的,真正由国民个人“自掏腰包”的费用只占16%(老穷残全免)。这样,即使医疗效果不满意,也不致陷入人财两空的窘况之中。 在中国,以2007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达10966亿,其中医疗投入为1418.85亿,其中免费医疗开支270余亿,占总医疗投入20%。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卫生经费,真正用于医疗保障的仅占卫生总投入的15%。就是这很少的医疗保障投入,其中又有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殷大奎2006年9月1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以卫生人员平均年工资30000元计算,全国卫生人员的年工资为1800亿以上,也就是说,2007年中国的医疗投入完全拿来发工资还差近400亿。因而,中国老百姓不仅要承担全部的医药费,还必须为医疗机构支付至少700亿的工资和公费医疗的开支。这样,中国的普通百姓看病贵看病难也就在情理之中。 再者,美国有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制度,而中国则没有。 在美国,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有两块:一块是医生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一块是患方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救济。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国家。据估计,美国医生每年大约将1.5万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大约相当于其工资收入的8%,在风险更高的外科部门这一数字则更高。其实,患方的医疗风险强制保险是无须另行购买的,因为这笔保险费用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医疗保险金中。如果是没有买医疗保险的人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也会适用国家赔偿使患者得到救济。所以,在美国无论发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无须打官司患者都能得到救济。 再再次,美国的民众所受的教育是感恩教育,普遍都崇尚博爱和宽容;而中国对民众实行的是阶级教育,崇尚的是暴力和恐怖。 美国的民众是有信仰的,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教人向善和崇尚宽容的;而中国的民众自小接受的是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教育。人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连国旗都是用鲜血染红的,挂在少年儿童脖子上的是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即红旗的一角。 什么叫宽容?1991年11月1日,中国留美学生卢刚在刚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用左轮枪,枪杀了他的两位导师,一名系主任,一名副校长,中国留学生同学山林华博士和一名女学生秘书6人,随后,饮弹自尽。除女学生茜尔森被击中脊椎,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外,其余五人全部丧命。枪击事件发生后,在美中国留学生想到的是仇恨,怕遭到仇恨的美国人的报复,一时间不敢上街上超市。但美国人不仅没有仇视中国留学生,反而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在事发3天,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与我们同样悲痛的卢刚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美国死者家属们感到,如果我们早一点关注卢刚,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于是4位美国死者家属将他们的遗产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来帮助像卢刚这样有精神障碍的人。其中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得到了这个基金会的帮助。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许多中国人当得知这一信息时,甚至被惊得目瞪口呆。 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周国平先生。2000年3月13日《检察日报》第6版,刊登了周国平先生的一篇文章《医学的人文品格》。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将发生在医院里的极个别现象说成是普遍现象。他说“现在医院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却如此稀少”,“医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周先生的爱女“妞妞”因患有双眼多发视网膜母细胞瘤,不幸早夭。周先生在事后获知,他的爱女所患的这种发病率为1.2万分之一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可能与X光的照射有关时,便断定,妞妞的病肯定与其母在怀孕5个月时,患肺炎后的一次X光透视检查有关(笔者注:其实,现代医学对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产生原因并不十分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遗传因素有着的重要作用,约40%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具有遗传性,如果父母中有任何一方患有此病,子女发病的机会为1/2。此外,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的携带者发生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危险将增加1万倍。目前,尚没有事实证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生与X光的照射有必然关系)。从此,他只要走进医院便“觉得自己是面对着一群野蛮人”,“是一些穿着白大褂的蒙昧人”(见周国平《医学的人文品格》)。于是在他的潜意识里便产生了对医院的恐惧和对整体医生的仇恨心理。周先生自己也承认“我心里还是恨,怎么能不恨呵,有时候杀人的心都有,杀女医生,杀医学博士……”(引《周国平文集》第5卷89页)。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著名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尚且如此,那么,普通平民碰到类似的情况,还不真拿刀子去捅医生吗?
个人分类: 谈情说爱|1552 次阅读|0 个评论
社会需要更多宽容:从侯成亚老师质疑李小文老师的阶级立场说起
热度 29 fqng1008 2014-4-29 15:40
  这两天,随着 侯成亚老师的博文“ 网上李小文院士的讲课形象有造假之嫌 ” ,《科学网》出现了关于“赤脚院士”的第二轮新闻热浪。我虽然一言未发,但仍然在密切关注 。  与前一轮的“院士形象”焦点不同,这一轮的焦点是院士的“阶级立场”。对于院士的“阶级立场”,绝大多数人不以为然, 侯成亚老师 却耿耿于怀(当然也有一些支持者)。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吸引了我,我顺着他的提示,找到了 “ 龙城飞将”2009年翻译的C.E.M.Joad的“ 人类的文明与历史 ” 博文。读后颇受启发,于是复制于此 。  我想, 侯成亚老师 肯定不会赞成我的态度,因为我的看法与之截然不同,尤其对他的“专政思维”非常反感(我曾经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20岁的时候,有一次工厂领导对我说:“你怎么能与他比?别人是贫下中农子弟!”我当时一言不发,爬到桌上哭个不停,弄得领导也很尴尬)。另一方面,我也不赞成“与猪摔跤”的说法,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力,尽管各自的差异很大,甚至有些观点不可思议,但他拥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力却是同等的 。  时代不同了,社会需要更多的宽容。从某种角度看, 侯成亚老师 的观点在《科学网》上是少数派,但在《新浪网》尤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多数派。无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有说话的权力,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记得三年前,我与 侯成亚老师 有一段网上交流的经历(“ 两个不同政见者的学者式沟通 ”),我在这篇博文结束时写道 : “ 交流就到这里,我想,我们不打算继续深入下去。因为彼此的信念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就象你信基督,我信如来,大家信的都是精神鸦片,难道就一定要你死我活?难道一定要对骂互殴?因此,重要的不是谁说服了谁,而是我们能够在一个公共的平台平等地交流。 “平等交流的重要性在哪里?重要的在于,我们之间彼此尊重,没有阶级斗争年代遗留下来的狭隘心理。 “其一,狭隘心理引起的谩骂,在我们的网络中比比皆是,难道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脑子有问题,就是弱智?其二,狭隘心理引起的自以为是,不屑一顾也比比皆是,看到别人的善意批评,以为是恶意攻击,然后再也不想搭理别人,也不愿意进别人的博客(“人性皆恶”,这也是斗争年代遗留给我们的民族性格)。其三,狭隘心理引起的唯我独尊也不在少数,以己之理强加于人,难道你的道理总是千真万确吗?其四,狭隘心理引起的恶意攻击也不在少数,看见谁受到尊重就心生恶念。 “在这里,平和的心态非常重要。侯老师已经退休,我也即将退休,大概都没有很大的火气了。不过,我们也还是张扬之人,因为“我思故我在”,否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要强调的是:尊重别人,甚至包括动物——我们的很多精英就忘记了这个做人的基本原则。我在上文提到中国的精英缺少了什么,人文情怀是其中之一,一己之私挡住他们的眼睛不能再看远一些。看看最近科学界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及卷进这些事件的人物表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精英带领中国强盛的梦想只是一个弱不禁风的肥皂泡。” 相关博文: 中国社会需要和解而不是对立 一个有良知的院士 拜会小文老师 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读恩格斯的《… 退出法律舞台的“反革命” 两个不同政见者的学者式沟通 附C.E.M.Joad :人类的文明与历史 题记: 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较早,但英语普通不是很好。前几天在书柜前随便翻翻,无意中看到当年上研究生时的一本英语阅读材料:English through reading。其第一篇课文给我的印象很深,当年英语并不太好的我曾多次读这篇课文。这篇课文不只是教我们学习英语,更主要的是教会我们理解人类的历史。今天外面下面,百无聊赖,遂把它译出来,帮助自己学习历史。 若哪位网友看到这篇文章的其它译文,请发给我地址,我也想从别人的译文中学习一下。 ——龙城飞将 在历史上获得最多荣耀,最经常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的是那些征服者、将军以及士兵,真正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人却始终不被提及。我们不知道谁第一个医好受伤人的断腿,谁第一次用小船到深海远航,谁第一个发明了日历,谁第一次开垦农田,相反,我们只知道那些屠杀别人的人和摧毁人类文明的人。人们总是想到这些人,以致于在世界上大城市里最高的柱子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征服者、将军和士兵的雕像。 大多数人相信最伟大的国家是那些打败了其它国家,并作为征服者统治它们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它们确实是这样的,但它们并不是创造人类文明。 动物只会打斗,野蛮人也是只会打斗,所以善于打斗就是与动物和野蛮人一样,这样做并不是创造人类文明。 进一步讲,如果某人能够很好地与别人相处,最终能驱使别人为他效命打斗,教会别人如何打斗更有效率,就是征服者和将军们所为,这也不是创造文明。 文明的人应当是能够找到某种方法平息人们之间的争议,而不是通过一方杀掉另一方很多人来证明杀人多的一方获胜。 在历史上,人们通过打斗来解决争端。打斗意味着杀戮。而且,不仅一方已经获胜,而且由于它这一方已经获胜,所以它这一方是正义的。杀戮意味着胜利,胜利又成为下一次战争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实力就是正义。 以上所述就是人类过去的历史。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曾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几千万人被杀戮、被伤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的人们不再战争,不再互相残杀,彼此和平共处,共同走在大街上。这就是说,我们人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秩序井然,行为得体。 但是民族与国家之间却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仍然像野蛮人一样彼此不断地进行着战争。 我们不可能期望太高。人类的行程才刚刚开始。从进化论的观点看,人类还处于非常幼小的婴儿时代,几个月大的襁褓中的婴儿。科学家们指出,12亿年前地球上已经有了海蜇类生物,人类才产生100多万年,进入文明时代最多只有8000年。 这些数字有点难以把握,现在把这些数字按比例缩小来考量。假定把地球上出现生物的时间为100年,人类产生就只有1个月,进入文明时代只有7-8个小时。所以可以看到,人类只学习了极少的时间,还有更多的时间有待于人们去学习得更好一点。 假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只有7-8小时,我们可以估计一下它的未来。这就是说,从现在起到将来太阳变冷不能再使地球上的生命生存为止的这个阶段,大约是10万年。这就是说,人类现在仅仅处于它文明生活的开端,所以不能对它期望太高。 人类的过去是一部野兽般残忍的历史,一部持续战争杀戮、争斗伤害、以强凌弱、吞并征服的历史。我们不能指望今后这些“文明的人类”不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所能希望的就是人类有时做一点野蛮征战之外的事情。    From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A.D.Peter Co. 1962)    转自:English through reading Civilization and History C.E.M.Joad Most of the people who appear most often and most gloriously in the history books are great conquerors and generals and soldiers, whereas the people who really helped civilization forward are often never mentioned at all. We do not know who first set a broken leg, or launched a seaworthy boat, or calculated the length of the year, or manured a field; but we know all about the killers and destroyers. People think a great deal of them, so much so that on all the highest pillars in the great cities of the world you will find the figure of a conqueror or a general or a soldier.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greatest countries are those that have beaten in battle the greatest number of other countries and ruled over them as conquerors. It is just possible they are, but they are not the most civilized. Animals fight; so do savages; hence to be good at fighting is to be good in the way in which an animal or a savage is good, but it is not to be civilized. Even being good at getting other people to fight for you and telling them how to do it most efficiently - this, after all, is what conquerors and generals have done - is not being civilized. People fight to settle quarrels. Fighting means killing, and civilized peoples ought to be able to find some way of settling their disputes other than by seeing which side can kill off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 other side, and then saying that that side which has killed most has won. And not only has won, but, because it has won, has been in the right. For that is what going to war means; it means saying that might is right. That is what the story of mankind has on the whole been like. Even our own age has fought the two greatest wars in history, in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were killed or mutilated. And while today it is true that people do not fight and kill each other in the streets - while, that is to say, we have got to the stage of keeping the rules and behaving properly to each other in daily life - nations and countries have not learnt to do this yet, and still behave like savages. But we must not expect too much. After all, the race of men has only just start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volution, human beings are very young children indeed, babies, in fact, of a few months old. Scientists reckon that there has been life of some sort on the earth in the form of jellyfish and that kind of creature for about twelve hundred million years; but there have been men for only one million years, and there have been civilized men for about eight thousand years at the outside. These figures are difficult to grasp; so let us scale them down. Suppose that we reckon the whole past of living creatures on the earth as one hundred years; then the whole past of man works out at about one month, and during that month there have been civilizations for between seven and eight hours. So you see there has been little time to learn in, but there will be oceans of time in which to learn better. Taking man's civilized past at about seven or eight hours, we may estimate his future, that is to say, the whole period between now and when the sun grows too cold to maintain life any longer on the earth, at about one hundred thousand years. Thus mankind is only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civilized life, and as I say, we must not expect too much. The past of man has been on the whole a pretty beastly business, a business of fighting and bullying and gorging and grabbing and hurting. We must not expect even civilized peoples not to have done these things. All we can ask is that they will sometimes have done something else. From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by C. E. M. Joad (A. D. Peters Co.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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