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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师妹书: 热度 5 王铮 2018-10-26 13:55; 【按】我有一个师妹，现在和我反着过季节，在网上碰到了我，问我现在这些年在做什么，我只好告诉她，身无一官半职，好一个困字了得。具体的，我告诉她，我在搞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政策模拟。作为自然科学家的她，现在搞流域水资源模拟，或多或少不熟悉政策模拟，她让我讲讲自己的故事，这样我就写了下面的文字。哎，人老了，喜欢回忆。给师妹书和师妹，你好！很高兴见到你，虽然是在网上。你知道我本来是学地貌学的，随严钦尚、许世远老师搞地貌和沉积模拟，模拟评估过东海油气田，模拟的就是春晓-天外天那块。博士毕业我来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当时主要是为了把我妻子调出云南化油器厂，我没有什么抱负，主要为了孩子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小时候我上的幼儿园差，6岁了，第一次见到白砂糖不知为何物。当时我到科学院地理所随黄秉维、张丕远先生做历史气候变化博士后研究。准确讲合作导师还有左大康、杨吾扬老师，不过严钦尚先生说公开称他们为导师乱了辈分。老一辈是很讲将辈分的，比如他认为我要像尊重师兄那样尊重某个局长，要不卑不亢，不吹不捧；因为从叶良辅先生数起；Q先生或Q局长（我过来科学院时Q是科学院专业局的一个局长），是我广义大师兄；大学者叶良辅由于抗战时颠簸和战后的内战，害了肺病，解放军进杭州，他却病逝了，想到这一点，我们就该互相敬重。所以你叫我师兄，你师兄我的资格，也是广义的，不过，我喜欢，因为我们都是张超老师教出来的，我们又同样是爨人的后代。左先生、杨先生就是我的老师，虽然他们曾经是严先生的学生晚辈。 2002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兼任重点实验室主任，与我的学生胡倩立和康松万老师发表了名为《气候保护支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模拟》的文章。文章可能是中国第一篇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论文，也可能不是，反正百度上这样显示。文章没有明显的创新，它以德国学者 Leimbach建立的气候保护支出模型为基础 ,我们对模型和参数作了一些适合中国的修改 ,在假设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的前提下 ,模拟分析了不同削减水平下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影响。这就是我开始的第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政策模拟工作。为什么是政策模拟的第一个呢？因为在1995年我研究过历史气候变化对历史上粮食农业的影响模拟。我这个人特笨，除了模拟，还真做不来考证分析的工作，历史学的功底不够。我的博士后老师张丕远先生是搞历史气候变化的，我没他的历史学水平。因此我也认识了张德二、王绍武、丁一汇这些气候变化的研究名家，间接学了不少东西。比如符宗斌先生，他启发我把模拟结果与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主要随张丕远老师做历史气候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影响的关系。随我一起做的学生是刘啸雷、胡大鹏，他们都是比我聪明的学生。现在都在另一个大洋彼岸了。由于研究气候变化，我开始了解到气候变化经济学和Nordhaus这样的大学者，我认真学了Nordhaus与他的学生杨自力的RICE模型。开始自己动手建模和写程序，这仅仅因买不起商业软件，倒不是要自主创新，我没那么忧国忧民。比如我做的CGE就是自己写的程序，从头边学边干，为什么？因为商业软件要1万多。那年我来澳大利亚就是了解CGE的。协助我做这个工作的主要是我的学生崔丽丽、蒋轶红、郑一萍和吴兵。另外两个学生到你们那个国家了，在那里安家了；不知道是否能天天听歌剧，不过孩子吃白糖喝牛奶没问题。再说到我们团队第一步的工作，是在经典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模型中引进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因为当时我相信只有技术进步才能解决碳排放问题。为此在DICE基础上发展了技术进步干中学的模型，它仿效一个德国人的做法，实际上是卢卡斯体系的，用了模拟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进一步，我觉得RICE 模型中各个国家经济独立运行，我这个学地理的人特别不能接受，所以我和学生龚轶、黎华群后来用Mundell-Fleming的GDP溢出机制来关联各个经济体。那时苏联解体不久，我们的国家划分，学着Nordhaus和杨自力路线，包含了一个国家集团，叫前苏联，可见模仿RICE的痕迹。不过用Mundell-Fleming把国家间经济关联起来是创新了，我们试探着用它研究了中美两国合作减排二氧化碳，没想到发现合作与不合作的影响颇大，我和我学生吴静就把RICE改进为MRICE，意为多区域联系的气候政策评估模型，这里的M，就是要强调多国经济有联系。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发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各国一定要合作；独自行动，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石老师，回答你的问题，这个合作应对的思想，也可能是我的学术思想吗？虽然除某个总统外的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了。】 2007年，温家宝总理向中科院提出两个问题：1确定中国有没有碳高峰，如果有，在哪里？2.欧洲提出要控制本世纪升温不超过2°C，能不能实现，如果要去实现，中国的会付出什么经济代价？中科院资环局局长傅伯杰向我传达了总理的任务和白春礼院长的指示。这样我就带着我的学生吴静、刘筱、孙翊、朱永彬、薛俊波，特别是约上了我的同学，你的嫡系师兄王远飞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开始以为用统计其他国家碳排放发展情况，比较一下外国经验就可以完成，我的学生薛俊波却给出了个反例，说明用统计方法不行，非得要用动力学模型不可，因为问题的非线性太强；比较方法的出来的结果，会误国误民的！后来有一个加拿大学者问我，中国政府突然在在减排问题上积极起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我回答我真不知道，我就一个拉车的。2012年，带着温家宝总理的任务，我和王远飞又组织大家申报了973项目“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的模型与政策模拟平台”，合作申请的有北京大学李国平、薛领，河南大学的秦耀辰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一些同道，这样就开始了我和我的团队研究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模拟的生涯，我们的目标就是开发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政策模拟平台。不，应该说研发，因为这个平台有许多基础科学模型，又有技术问题，我们证明碳排放的峰值点在索罗平稳增长轨道上唯一稳定存在的论证，用数学语言写了64页，后来压缩为48页。以你的经历，相信你懂这个研发的难点；我们选用的软件平台是C#，常用的MATLAB，GAMS我也买不起。项目就要开始了，用中国的话说，攻关就要开始了，科技部的领导同志徐冠华院士专门约我和吴静谈了话，希望我们把经济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特别强调了自主创新问题。我告诉徐部长，著名的RICE模型，关键是耦合了地球形态碳循环系统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增长系统，我向他保证我们会避免其他人把气候变化模型与经济模型没有联系的拼凑到一起的毛病。因为我认为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ling的integrated是集成，是要形成主体，翻译为综合不合适。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抓住自主创新。于是我给气候变化的IAM的研究大师W.Nordhaus写了封信，请求去请教他，他热情地表示欢迎。于是我带着学生我的学生孙翊、刘筱去了耶鲁，那时我的助手吴静结婚怀了孕，去不了。见到了Nordhaus，没想到他是一个有儒者风度的人，他显然有准备地等着我们，因为专门叫一个中国留学生来帮助沟通。我们在耶鲁的一栋小楼里见了面。耶鲁的环境很好，到处是树，这点像我们的母校华东师大，我有一种亲切感。加上Nordhaus的和蔼，我很享受。我首先向Nordhaus请教了气温升高对经济产出量的影响的关系，他告诉我那是一个经验曲线，并且画了张图给我讲解，我当时想既然是经验曲线，就可能改进。（后来我的学生刘昌新、张海玲就结合中国情况改进了这一曲线），我还问到他的气候模型的问题，感到他的碳循环模型是单层线性的过于简单，他告诉我们他正在改为多层模型，后来他把它改进的模型公开发表的成果发给了我，所以我们的模型一开始就是多层的，另外还请教斯坦福全球生态研究所专家，记不得名字了。吴静参考一个从拼音上看一个斯拉夫人的模型做了一个新的还有非线性环境的碳循环模型，模拟结果更加接近观测值，比当时的RICE进了一步。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与 Nordhaus 见面时，作为见面礼我出示了我们研究的一个结果：中国碳排放强度（单位GDP排放量）大，但是我们强度下降得快，我认为只要让我们经济发展就可以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我们一定能把碳排放降下来。用中国俗语叫“给点阳光就灿烂”，他肯定我们的做法，他还推荐我采用ROMER的技术进步的内生经济学模型，可是我的听力从小受损，没有搞清楚这个ROMER是宏观经济学大师D. Romer，还是后来与他同时获诺贝尔奖的P. Romer。后来，歪打正着，我们碰巧用了P.Romer的内生经济模型，这是后话，也是对2018年经济学诺奖的“鸭先知”。我们还谈到应该让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有发展机会，这样我们就有钱去搞技术进步。他说这有一个气候伦理学问题。我们当场决定让刘筱研究气候伦理学，因为只有她才听懂了伦理学的一些名词。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总之，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政策模拟研究是在Nordhaus的指引下前进的。离开耶鲁，我们还去加州的一个大学访问了V. Smith教授，一个诺奖获得者，我试图用实验经济学方法解决气候伦理问题。当我柱着一个树枝拐杖走出洛杉矶机场时，来接我的表哥抱着我就哭了：“你怎么混的，不是科学家吗？怎么成这样了？”他马上给我买了根鋁手杖，“这个轻，也是中国造的。便宜。”，大约特朗普一加税，美国东西现在也不便宜了。美国人民是否因此福利增长了，评价标准涉及宏观经济学的不同流派，我不妄议。表哥的一个儿子在加州理工，他一直以为我搞气候变化是地球物理系的，“怎么会是geogranphy的”？表哥开车把我们送到切普曼大学，V.L.Smith先生热情而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而且高兴地用我送他的我们家乡云南乐器葫芦丝吹了个小曲。我的学生翟石艳、顾高翔、魏梅等后来就了这方面的研究，翟石艳后来到他在乔治梅森创立的实验室去进修过。刘筱没有批准到美国进修，去了英国，只好换另一个学生黄蕊去跟Nordhaus的学生杨自力学习，而黄蕊从杨自力那里进修回来，主要从事气候变化伦理学和碳税的研究。 Nordhaus 是主张征收碳税的，因为他认为划分碳排放权有违发展伦理学。所以我的学生马晓哲后来主要研究碳税的国际政策模拟。顺便说一句，我们实验的结果是中美不合作，减排不可能，这是我们模拟和实施的结果。不知这算不算学术思想。不过我的另一个学生吴乐英用CGE模拟的结果显示，如果中国把碳税征收了超过100元人民币，河南农民的经济就会破产。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之一，我们得探索着来。这也算是我的学术思想。回国后我们的973任务正式下达，丁一汇先生被指定为我们的指导专家，徐冠华院士作为我们的顾问，由于政策模拟涉及计算，我们又邀请数学家林群作为顾问，以及许世远老师，他指导我们研究灾害影响。后来我的学生论文答辩，徐冠华院士每次都参加，审听、指导。所以我们的工作真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我的助手吴静最初是学软件工程的，我们探索着用软件工程的面向对象的方法设计了这个政策模拟系统，以每个核心概念为对象，连接，把经济增长模块、碳循环模块和技术创新模块封装起来，然后用数据流连接系统。为什么受这些技术性内容，因为我的朋友石敏俊教授昨天在这里问我这个工作的学术思想。石教授，要说学术思想，第一就是黄秉维先生教我的“地球系统科学思想”，影响气候变化的各单元连接为一个系统；第二是随严钦尚先生学环境演变树立的系统进化思想，环境经济演变的过程有进化（evolution）选择；第三，就是这个面向对象的方法，这个方法特别适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引入Romer理论研究技术进步影响后，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进步如何在产业经济学水平上预测，因为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且有偶然性；另一个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仅用Mundell-Fleming关联世界经济不尽合理，特别是全球经济系统不平衡可能引起经济危机，就这样我的学生吴静、龚轶集中力量研究技术进步的问题，顾高翔、刘昌新研究全球平衡问题。我提出了一个进化经济学模型，逼近产业的工艺进步逼近技术进步过程。2014年，我发现AER上一篇文章是K Jin写的研究全球投资、贸易平衡的，适合我们的模型结构。当时，估计K. Jin是个中国人，后来知道她是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的女儿，叫金刻羽，这使得我很高兴，就像当年我知道RICE模型的提出者之一Z. Yang是中国人杨自力一样。说明我们中国人有能力自主创新。祝愿他们将来也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鼓励了我实现徐部长要求的自主创新的信心。接着，吴静、龚轶用这个进化经济学模型模拟了中国产业结构演化和碳排放分布时间的概率，发现出现碳排放高峰的最可几时间是2029年，顾高翔在金刻羽经济学模型基础上改进了一般均衡全球平衡模型，其中还用到了我早年用统计物理学研究空间相互作用推出的模型，和邓峰、杨云彦合作那篇的，就是改进Wilson模型，你还记得这篇文章吗？张老师说是我做的最重要的文章。总之，我们的政策模型就这样完成了。也许就因为这篇顾高翔-龚轶的学位出来，徐部长看到我们实现了他的希望的可能性，就不再坚持每年参加我学生的论文答辩了，他毕竟忙；我们也有些遗憾。我们的模型是他和丁一汇先生、林群先生、许世远老师扶持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总结一下，我们的模型由于引进了进化经济学机制，可以算出主要国家的碳排放峰值时间，这是线性模型不可能实现的。另外由于考虑了一般均衡计算的结果不会引向全球经济危机，由于采用了非线性的碳循环结构（据吴静后来查的，这个改进模型的最初提出者是个德国人，可能还是个女性；当然为解决参数传递问题，还请教了斯坦福全球生态研究所的一个学者，算法的最后解决是我的一个叫刘昌新的学生，他是山东大学学工业工程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据他说，他妈妈当年因为是个女性，家庭又困难，不得不放弃了上高中。改革开放真好！）。新结构的模型更接近实测数据。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的创新所在，这个模型叫CINCIA即资本流动和创新驱动下的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模型。也许因此Springer约我写了一本气候变化经济学政策模拟的书。这是我出的第一版英文著作，现在吴静用它作为科学院大学研究生课程教材。对了，真是老了，说起事来挂一漏万。在我们的研发中，还发生了两件对我来说的大事。第一件是在我们刚刚依托RICE模型发展时，有人发表文章，即一个伯克利的学者认为，RICE模型把气候系统和经济系统耦合起来的算法由于是差分算法，存在不相容问题。算法不相容，你应该记得，当年你和我就是发现灰色系统建模算法不相容才合作起来的。这是个大事，它把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的许多工作基础被动摇了。我忙把这事写信告诉Nordhaus，他立即表示邀请我去讨论。我也把这个问题请教林群先生，他让他的学生张书华与我们合作来研究这个问题。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连续开会，检查各单位的成果化脑汁，我在我们的项目阶段总结会上，发生了脑出血。那天我感到头疼，不想出席会议，王远飞说：“你好意思吗？你是项目负责人，你不出席是工作不负责。”我硬着头皮开会了。说起来有点怪，我的博士后刘筱那天在深圳，突然感到心慌，发短信问我的另一个学生李山，让他问一问：“王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事了。”李山一看我脸色不对，赶忙把我送到普陀区医院，与你在时不同，普陀区区医院现在是大医院了，急诊医生发现我脑出血，立即通知住院，下病危通知书。当王远飞把这个信息告诉我妻后，她还说：“你别开玩笑，他来上海时好好的，而且到复旦开会的。”王远飞说：“谁与你开玩笑，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妻晚上赶来了。就这样陪着我在上海住了3个月的院了。最初我在华东师大的学生邓吉祥、于洪洋和陈志健熬夜守着我渡过了危险期，接着我两个北京学生顾高翔、石莹来上海在一边讨论论文，一边在上海照顾我，后来他们恋爱了。这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我出院时，因为我级别不够，有些药要自费，吴必虎和我的学生乐群分别送了我1万元和2千元，我才顺利出了院。吴，不是我，现在不是原来的穷酸了，他自己创业开办了旅游区设计院。他当年开设计院，我还埋怨他不做学问了。他才是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英雄。早知道他能援助我一下，我就该按医生建议的进高压氧仓治一下，免得现在看英文文献速度慢了要死。我脑出血了，自然去不了美国，只好让张书华先生和吴静代我去，这时张老师已经请教了世界计算数学的权威，好像是一个数学组织的会长，一个捷克人，证明伯克利那个学生的证明有错。我们都放心了。没想到张老师和吴静去了纽约，Nordhaus教授未见他们，不知道是因为忙还是有什么误会。所以我们最后完成的系统未能与Nordhaus交流过，只是托杨自力教授给他带来本我们最后的书，但没有回音。没有得到高手的最后指点，这是我终身遗憾。这件事还使我与王远飞决定长期与张书华合作，以补充我们的不足，他们两个还策划申请另一个课题。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王远飞也脑出血了，至今在休养。昏迷的王远飞忘记了我交代的办理张书华课题组参加研究的申请，我们又离不开张书华，为了研究深入，我不能不给他们课题组拨经费。张书华课题组的一个叫严明的女生，林群先生的学生，她和刘昌新与张书华老师合作，共同证明了我们最后使用的算法是相容的，那时我已经做不了数学分析了。结果项目检查时认定我们向计划外单位拨了经费，项目结论是整改后通过验收。我真笨，运气也真不好，我和王远飞都脑出血，后来我们项目的顾问吕院士也发生脑出血，他退出了课题。后来我的学生乐群、刘昌新代替我和王远飞实际指挥这个项目。他们两个年轻人因为我留下的事情多，事务性工作太多，SCI论文写少了，至今未成功获提升职称，我真对不起他们。哎~，作这个项目，我不知道有什么冲了哪洞神仙？ 2018年10月24日星期三，那天我从上海还北京，有些晕机，所以没有及时给你写信，对不起。没想到在项目验收后两年，发生一件让人难于理解事。事情起因课题结题后的两年内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不得不继续研究：第一是我国领导人进一步承诺，中国的碳排放高峰将控制在2030年左右，并且力争提前；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宣布支持控制全球升温不超过1.5°C。可控制碳高峰2030年左右的根据，是我们当年我们建议的，现在要提前，该用什么政策，我们有责任回答呀；第二，我们项目验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这样连2°C都保不住，别说1.5°C的阈值了。为了模拟发现合适政策，我们的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情景下的政策模拟模型需要重做，也不得不继续研究了。本来验收通过后，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歇一歇，全怪我太把自己当棵葱了。昨天我的学生丁冠群告诉我，最近Nordhaus也在AER上发表文章讨论1.5°C阈值实现的可能性，我们面临新挑战，不过我得到一点安慰。对于第一个问题，相对好解决一些，我们的前期研究完成的课题报告提出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和技术进步速度，我国控制在2030年左右是可以实现的，准确讲，课题正常运行获得的这个峰值的是在在2029年到2032年间。现在要提前了，会导致经济危机吗？毕竟世界各国刚刚走出经济危机。我们自己清楚前期我和于洪洋证明这个点是平稳增长轨道上唯一稳定平衡点，而且是个焦点，你学数学，你懂，焦点就是过程会起起伏伏。现在承诺“力争提前”，我们必须模拟出一条平稳的控制路线，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新要求。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醉卧沙场君莫笑，毕竟我是中国人，减排能不能实现关系我们的生活。结果经近1年的计算，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我们找到了，经过供应侧改革，增加核能代替煤炭能量的投入，2025年，我国可以达到碳排放高峰。为国家的政策承诺做了科学论证。国内发表不了，只好发表在国外，等着这个信息传递到到国内。这个过程当然需要一些时间和费用。对于第二个问题，由刘昌新和我现在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工作的学生吴乐英改进了CINCIA模型结构，为此她推迟了婚期。新模型放弃了保持全球经济一般均衡的约束，让各国各顾各，自己均衡，这样就重新写出了新系统EMRICES，即增强的多区域联系集成气候变化评估系统。用它计算控制在1.5°C内，中国能不能承受？世界经济会怎么样？新的政策模拟在国家新承诺条件下开始的。经顾高翔、刘昌新、吴乐英和我的模拟计算，1.5°C，这个阈值实现有一定困难，但实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与Nordhaus的结论差不多。其中一部分发表在《地理学报》上了。2018年7月的世界经济建模大会邀请我们出席报告有关成果。现在准备到另一个会场去报告这个结果。希望世界听到这个声音。说完故事我要补充一下，准确讲我们完成的第二个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模型是我学生崔丽丽、刘杨和我完成的一个基于State- contingent模型的系统，我们认为是个CGE的，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嵩龄教授发现我们没有实现一般均衡，我错了。所以后来顾高翔、马晓哲、唐钦能同学在保证系统实现经济一般均衡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当时流行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是追求全球减排量最大下，全球经济增长最多，叫优化模型。后来我的学生张焕波、薛俊波发现，由于发达国家的单位产值利用的能源最小，这个思想得到的全球减排方案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到的排放权减少，发达国家得到的排放权应该增加，这显然违背了发展伦理学原则。所以我们的模型做了修改，刘昌新、田园、刘筱和我最后用博弈论分析提出了一个“帕累托改进”方案。用帕累托改进，即保障每个国家都不回因为减排在目标年受损，作为推荐的全球减排方案的伦理学控制。石老师，放弃有违伦理学公平的“最优模型”，代之以“帕累托改进”，可能算是我的学术思想；当然许多人都会这么想。但是我们用模型探索了模型的政策结果。师妹，星期三发生的情况，有苦难言，你在国外，我不便多说，我也有点生病了。其实听到这个消息我连跳楼的心都有了，主要是某种绝望。怨自己太负责？怨特朗普太没谱？丁金宏劝慰了我以后，我心情好多了。我妻子唯一能做的是送年近九旬的父母回昆明的妹妹家，所以我会问起你父母、公婆安在，你妹妹在哪里工作。昨天我女儿突然问我：“爸爸，你爱我吗？我怎么感觉不到。”我还真回答不了。我可能对她关心少了。我有些悲哀。和师妹呀，你在国外生了两个孩子，不会有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父母的种种体会的。祝你幸福！;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6050 次阅读|13 个评论

欢呼Nordhaus教授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热度 8 王铮 2018-10-9 11:03; 据有关报道，“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11点45分，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William D． Nordhaus和Paul M． Romer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这是我盼望中的消息，William D． Nordhaus的胜出，我不能不说这是”正义的胜利“，虽然这话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我为什么这么说？事情还得的从头说起。2007年，当时我接受了中科院的一个政策模拟任务，回答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向中科院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有没有碳（排放）高峰，如果有，在哪里？第二，中国如果接受国际上升温不超过2°C的阈值，自己经济会这么样，世界经济会这么样？在获得初步结论后，我们决定走出去，求教于高明，于是我给William D． Nordhaus教授写了封信，提出要去访问他。因为他长期研究环境经济学，1994年创造性的提出了动态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模型（DICE）,这个模型发现了全球气候变化可以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控制，并且提出了最优控制的思路。1996年，Nordhaus教授进一步与他的中国学生Yang ZL（杨自力）合作，将这个模型发展为一个针对国际多个区域气候变化经济学问题的集成评估模型（RICE）更多地接近全球的实际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在RICE上发展起来的。Nordhaus教授立即回信，表示欢迎我们。于是我和我的学生孙翊、刘筱去耶鲁访问了他。在耶鲁Nordhaus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细致地给我们讲解了DICE的原理和RICE的技术改进。他当时拿了一支圆珠笔，在活页纸上边讲边画，足足化了两页。后来我出示了我们的一个结果，中国能源强度虽然比较高，当时下降速度明显地快于美国。我认为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要给我们发展的机会，发展了我们中国、印度就能有自己对技术进步的投入，降低碳排放强度。他同意我这种观点，认为给中国、印度以机会。他鼓励我应该把文章尽快发表出去。进而我讨论了气候变化伦理学的问题。认为中美合作才是发展正道。我与他讨论了在气候经济学模型中嵌入社会的创新机制问题，他针对我的模型要吸收内生经济学机制结构时，推荐采用罗默（Romer）的模型。后来我们的模型就是在DICE-RICE基础上结合内生经济学模型的结果，当然还参考了中国人经济学家KY Jin（金刻羽）的建模思路和我的一些工作，当时毫无疑问，DICE-RICE是最基本的。现在两个学者同时获奖，让我感到快慰。访问Nordhaus教授后，他愉快地与我们合影，并且把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新作送了我一本。回到中国后不久，他正好就气候变化伦理学问题与另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权威发生了争论。焦点问题是控制二氧化碳主要经济手段是税收还是国际碳交易。有人主张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交易权来经济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受限问题，同时可使的全球平均碳排放能力降低，他为发展中国家说话，认为这是会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不公平的。受他的影响，我和我的学生刘筱在《中国科学》发表文章提出在碳排放问题上要贯彻“万物各得其生以和“的中国哲学的伦理原则，反对气候殖民主义的做法。他表示要邀请我去纽约讨论模型的算法以及模型假设问题。遗憾的是，我2013年在主持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会议上，突发脑溢血，我不得不就爽约了。我的学生吴静代表我去，没有能见到他。后来我试图请他来中国访问，他没有来。他学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特别忙，来不了。中间是不是还有别的误会，我就不清楚了。总之，我感到我欠他的情。2016年，途经纽约我曾经想去访问他，可是批准的访问时间，少算了时差，按美国时间回国，已经超期；我必须按时回国，不然就犯错误了。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关于Nordhaus教授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国际上早就有呼声。当时随着特朗普退出《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低潮。2016年就在美国的一次会议上，一个美国的学者或多或少认为中国人提倡减排是别有用心，我与她还发生争论，所以2016年我已经没有勇气冒着不允许报销的风险，延期回国去拜访Nordhaus教授，怕在当时美国人对气候变化态度变化的情况下，给他添麻烦。而在某些国际评估报告中似乎也更多地反映了另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权威关于气候政策的观点，显得更加激进。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对Nordhaus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可能性只能抱着等等看的想法了。没想到，10月8日仿佛是个春雷，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Nordhaus和Romer，美国政府毕竟没能强奸科学。顺便说一句，对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的正确译法是经济科学奖而不是经济学奖，从第一个获得经济科学奖的丁伯根开始，获奖者几乎都是研究定量模型的，虽然有少数经济科学奖的获得者不是定量的，但是他们几乎都是管理科学家，科学在那里体现了实证调查和实验研究方面。对于Nordhaus的获奖，我的学生夏认为是人们或许有些故意冲着特朗普来的，我说不是的，获奖是因为Nordhaus开创了经济科学和政策科学的先河，以DICE为例，它既有经济学认识的创新，有开始了政策分析的集成评估模型的传统。2017年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就提出将监测评估模型（IAM)作为今后的发展重点。Nordhaus的获奖是众望所归，既是正义的胜利，也是经济学科学化的胜利。最后，再多说一句。关于2007年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两个问题，我们模拟与数学推导的结果，要保持中国平稳增长，中国碳峰值出现时间不宜早于2025年，最好时间是2030年左右；中国承诺控制全球升温在本世纪末不超过2°C是可以维持自己经济增长的，也会保持发展在世界前列。现在中国进一步承诺控制本世纪末升温不超过1.5°C，我不知道谁做过模拟，我是在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被人问起才知道这个承诺的。我和我的团队都没能模拟出在这个阈值下的可行路线，也没有参加讨论会，当然可能因为我水平低，同时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税收执行力。像Nordhaus与Stern勋爵比较一样，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方面，我是相对保守的。惭愧。;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13937 次阅读|12 个评论

什么叫气候变化经济学: 热度 4 王铮 2014-12-14 11:19; 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是S tern Review 力推的概念，它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谈判。所以中国开展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很有必要。气候变化经济学指的是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引出的生产生活成本变化与经济损失、以及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用的能源替代、能源价格波动、减排的技术成本等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的能源经济学问题，还包括为气候变化对地方社区与国家的经济增长冲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社区和国家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成本、社会福利与就业变化的发展经济学问题，以及由于生活、生产成本变化和产业变化引起的对就业和社会福利的越来越紧迫的双重威胁的经济治理问题。更进一步，气候变化经济学还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代际公平的挑战，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地缘政治生态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问题的挑战。气候变化经济学试图研究这些复杂的经济现象以期将武装决策者和研究者，使得他们在在利用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技术工具、信息交流中，可以全面应对这些挑战。从根本上看，气候变化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技术经济色彩并且超越技术经济范畴的发展经济学一支。把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解为福利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都不够。从纯学科理论性质讲，西方学者把气候变化经济学归类到环境经济学，但是在环境经济学中，三个重要的特征使得气候变化的研究独特： 1 ）它是全球性的； 2 ）它的影响是非常长期性的； 3 ）人类对气候变化本身的性质和缓解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的理解仍然不足； 4) 气候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联系紧密。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重点在于在评估未来的减排方案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特别关注： 1 ）评估不同措施的成本效益； 2 ）估计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3 ）减排方案对社会公平（包括国际公平、区际公平以及社会阶层公平）的影响。在学科的具体的研究内容上，气候变化经济学目前关注的是科学基础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集成评估，集成评估模型已经有所发展，但是目前能够开展全球性经济一体化结构的分析分析模型远远不够，才开始出现。另外与 GCM 结合的工作尚不成熟。在应用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的产业创新与能源结构演化的成本 - 效益分析（ CBA ）有所进展。 CBA 的基础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福利对于产品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影响（例如，地租的改变）。从分配这些资源到（仅次于最好的）其他代替用途得到的利益而言，需要更详细的技术经济分析或者说能源的技术经济分析在动态分析方面缺少理论工具。把宏观经济的集成评估分析与 CBA 分析结合的一种经济控制论的思想和模型开始涌现出来。另一方面，气候经济学关注国际和区际的减排合作，这就引出了碳配额、碳交易和碳市场的碳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一般的能源经济学问题，这个问题，目前研究较为热烈，但是缺少深入的模型和伦理学认识。有些发达国家（发达地区）总是希望通过配额交易来让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区）承担实际的减排责任，国际碳交易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可能爆发危机，这就需要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全球治理，并且可能此产生全球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在基础理论方面，气候变化经济学目前需要两个突破。其一是碳的经济外部性及市场失效问题，这个问题的实现才可能解决减排与适应的全球治理。其次，可能更重要，减排和适应导致的全球经济平稳增长路径问题，因为减排和适应都是一种经济冲击，减排导致生产规模压缩，就可能破坏全球或者国家增长的平稳性，一旦增长的平稳性被破坏，减排就导致了经济危机爆发，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就导致了全球碳减排的停滞。因此一个围绕增长平稳性的经济控制论问题，成为人类在达成减排协议后的首要问题，甚至在减排协议达成前，就要未雨绸缪，开展研究。最后，应对全球变化的财政学问题跃出水面。减排或者说应对需要投资，环境税以及环境关税政策被确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经济学策略。这些都属于财政学领域的问题。目前这方面，西方国家对此研究的比较多，中国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甚至说还有一些人有抵触情绪。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深入还在发展，并且越来越受到全球变化趋势和国家地缘政治的冲击。本项目需要 “ 摸着石头过河 ” 。;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12696 次阅读|7 个评论

“气候变化经济过程的IAM与政策模拟”项目交流论文目录: 热度 1 王铮 2014-9-17 09:14; 2014 年9月13日-15日，由王铮等负责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气候变化经济过程的复杂性机制、新型集成评估模型簇与政策模拟平台研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召开项目进展检查会。本次会议以“全球减排下的未来世界与中国”为主题，研讨全球减排背景下中国未来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环境、气候，自然以及经济变化情况研究应对策略，特别是探讨了建议世界的合作减排路线。第一单元：气候保护的合作减排问题主持人王铮姜克隽及其助手（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报告题目： 1. 全球情景研究进展和中国的 2 度情景 2. 自底而上的国际碳排放情景分析体系庄幸（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报告题目：我国适应气候变化保护气候环境的国家需求技术分析朱永彬，王铮（中科院政策与管理所）报告题目： 2 °目标与 3 °目标的各国配额比较与经济影响比较刘筱（深圳大学）报告题目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学比较研究：中国儒学伦理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第二单元国际减排的地缘政治经济学主持人汪同三李国平，原嫄（北京大学）报告题目：气候变化背景下世界格局演化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马晓哲，唐钦能（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报告题目：面向国际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 CGE 研发王国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数经所）报告题目：气候保护共同行动博弈中的国家策略选择及应用第三单元应对中国气候变化主持人许世远薛领（北京大学）报告题目中国种植业碳汇/碳源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梁怡、徐袁（香港中文大学）报告题目：地市级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与能源消耗时间特征蒋金荷等（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报告提目：中国住宅建筑碳排放评估和能效分析 —— 基于 LMDI 模型秦耀晨等（河南大学）报告题目：气候变化下中国区域农业适应性分区评估第四单元气候变化下的未来中国主持人丁金宏乐群（华东师范大学）报告题目：面向中国气候保护政策分析的区域气候变化模拟王远飞（华东师范大学）报告题目：基于气候模拟和 GIS数据分析的中国气候敏感区变化夏海斌、钟章奇（华东师范大学）报告题目：气候变化下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变化李山报告题目：未来人文气候舒适期预测的几个探索第五单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科学问题主持人李国平丁金宏（华东师范大学）报告题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化、人口经济政策模型与优化人口布局吴静（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报告题目：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演化下的能源消费与排放研究孙翊（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报告题目：生产控制型减排的居民福利及其区域经济评估：一个基于多区域的 CGE 模拟朱永彬（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报告题目：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及其减排潜力研究张书华（天津财经大学）报告题目：有关 IAM 模型的算法问题与 MRICES-E 的算法相容性朱潜挺（中国石油大学）报告题目：技术进步下碳交易建模研究第六单元模拟系统研发主持人王国成黄蕊（华东师范大学）报告题目： MRICES 的参数敏感性分析刘昌新（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报告题目： MRICES 系统集成最新进展吴乐英（华东师范大学）报告题目：区域集成气候经济学政策模拟系统（ RIAM ）研发新进展王铮，顾高翔（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报告题目：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减排的帕累托改进方案项目组国际合作减排方案自由讨论会议重要结论： 1 气候变化下，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学关系将重组，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有更多合作前景 2 气候变化下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变化趋势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将会降低，东北地区将会受益，西部地区有一定受益。但是由于粮食主产区的损失，全国农业生产有所受损。 3 气候 - 生态敏感区具体位置被进一步确定，胡焕庸线稳定 4 可以找到全球合作减排的帕累托改进方案而且符合中国儒学伦理和西方新教伦理 5 基于CGE和投入产出表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算法存在一个相容性范围 6 通过环境税实现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协同减排的环境经济政策效益可行另外 MRICES-E系统的基本结构、稳定性得到专家认可; 个人分类: 我的故事|4759 次阅读|1 个评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IAM模型与政策模拟平台研发”进度检查会: 王铮 2014-5-14 06:13; 2014 年 5 月 9 日到 5 月 11日，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气候变化经济学IAM 模型与政策模拟平台研发”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河南大学、深圳大学等单位的科学家 50 多人参加了学术研讨。项目主持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领导、项目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的有关部门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首席科学家王铮主持，项目指导专家丁一汇院士，项目专家组成员林群院士、汪同三学部委员、许世远教授参加了会议。项目分四个专题研讨。在第一个专题“ IAM 模型创新与平台开发”中研讨，国家发改委能源所、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所、华东师范大学分别报告了他们或者参与国际合作开发的模型、或者自主开发的 IAM 模型与平台、区域碳减排 IAM 模型与平台。这些报告表明，在本项目核心内容 IAM 的研究方面得了明显进展，特别是有首席科学家王铮设计，顾高翔为主、吴静参与的正在研究的名为 CINCIA 的系统，实现了全球经济一般均衡和产业进化分析，是全球 IAM 簇的一次创新。在技术方面，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完成的项目成型的可计算模型与软件 MRICES,最近由刘昌新、王铮等在模型中增加了博弈功能，提出了新的减排方案，是一个可喜进展。研讨的第二个专题是“中国平稳减排路线”，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华东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的专家，分别提出了中国碳高峰峰值、出现时间及其伦理学问题。专家们就这个峰值时间的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进行了热烈讨论，真正表现出百家争鸣的气氛。大家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蒋金荷教授比较了中国与印度等国家的减排路线，提出了针对中国的战略。 “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学”是会议的第三个议题，会议上提出了多种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学观点和地缘政治策略。中国社科院王国成、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对未来的全球产业倾向做了分析，认为在当前碳减排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机遇，应该抓住。王铮、顾高翔、唐钦能通过经济动力学模型和 CGE 模型，对未来全球经济和和碳减排开展了全面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吴静、朱潜挺等认为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美国有许多利益一致的地方，中国需要适当调整国际气候外交政策。在“气候变化下的中国社会经济人口变化”研讨中，主要由来自华东师大、香港中文大学、河南大学的专家梁怡教授、丁金宏教授、乐群副教授、卢鹤立副教授等提出了气候变化下中国气候类型演变、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布局、中国的人生气候舒适度变化和中国的城市居民的碳消费谱。研究结论发现，全球变化提高了我国北方的农业生产潜力降低了我国南方的农业生产潜力。因此，大家认为，气候变化对胡焕庸线将产生明显影响，并将影响中国正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决定调整研究力量，争取取得突破。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基础科学问题”中，研究也较取得明显进展，在林群先生指导下，天津财经大学张书华教授与刘昌新等合作从数学上严格证明了 DICE/RICE/MRICES 算法具有稳定性，解决了困扰国际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一个难题。黄蕊分析分析， Nordhaus 的社会贴现率取值比Stern的更为符合现实，气候经济学评估的一些关键模块与参数也被细致地讨论。另外，一种不是控制 2100 年温度目标低于 2 ℃，而是代之于 2200 年不超过 3 ℃的气候变化控制的可能性，作为未来前景也被朱永彬、王铮等通过计算进行了讨论。会议最后还讨论了“未来地球”问题。专家们提出了三个问题可能是“未来地球 ’ 的重要问题： 1 ）适合全球变化的人口再分布、产业带变化、城市化模式及其成本； 2 ）气候变化与产业进化的互动并由此引出的地缘生态、地缘政治经济学变化； 3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构诸如热带雨林稳定这样的可持续发展地缘生态结构问题，寻求调节气候变化的关键生态带。;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575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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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气候变化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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