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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语法和《句法连通性》
saif 2017-11-15 12:17
范畴语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自然语言的形式化框架。它的基本思想是形式语义学中的组合性思想;它的基本结构是基于高阶函数所生成的句法成分。从形式上,范畴语法以归结为短语结构语法的一个变种,或者说二者是等价的。 范畴语法的思想,首次由阿伊杜凯维茨 (Kazimierz Ajdukiewicz)——上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华沙学派(Lwow-Warsaw School)的重要人物——提出。他在1935年写下的那篇划时代论文:《Die syntaktische Konnexität》(句法连通性) ,第一次提出将逻辑学方法引入自然语言的研究。这篇论文原文是用德语写成,收录在由阿伊杜凯维茨本人为主编的“Studia Philosophica”(哲学研究)期刊中。 为什么要研究这篇论文?首先,它开创了用形式化的方法,具体地说是用函数和演算作为工具研究自然语言的句法和语义。这一点,和22年后诞生的生成语法殊途同归。但是和生成语法不同的是,范畴语法并不是统一的语言学学派,产生、发展方式更像是数理逻辑,为解决问题A,提出方法S,A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但S本身却提出了新的问题,开创了新的领域,新的领域成为新的学科,更成为其它新学科的理论基础。就范畴语法来说,阿伊杜凯维茨本义是在解决罗素在类型论中要解决的悖论和二律背反(antinomy)问题,特别是语义悖论的问题。按照Bar-Hillel的说法,就连阿伊杜凯维茨本人也没有想到这篇论文会对后世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形式语法理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历史就是这样:《句法连通性》这篇论文的的确确成为了经典,既是逻辑学中的经典,也是自然语言句法研究的经典,范畴语法核心思想的确立始于阿伊杜凯维茨这篇论文。 同样和生成语法不同的是,范畴语法后来的发展是接力棒式的,阿伊杜凯维茨做了开创性研究,二战以后,由Yehoshua Bar-Hillel接过来,以 《句法连通性》 的基本思想作为主要框架,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引入其中,并加以扩充发展,成为更加强有力的语言描述工具; 上世纪1958年 ,加拿大数学家Joachim Lambek发表了论文《The Mathematics of Sentence Structure》,以Bar-Hillel的理论为基础,利用群论作为工具,开创了当时称作“代数语言学”(algebraic linguistics)、后称作“句法演算”(syntactic calculus)的关于自然语言的形式化理论。1960年 Bar-Hillel 第一次提出以“范畴语法”作为这种新语法框架的名称,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不过,真正运用范畴语法大规模研究自然语言则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个倾向的背后,是许多语言学家开始对“生成语法理论”的不满与失望,以及以蒙太古(Richard Montague)为代表的形式语义学派的崛起。蒙太古的语义学一经提出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在语义学领域的“生成语法”。但是这个语义学理论所附带的句法,则非常原始粗糙,这引来了众多语言学家、特别是研究生成语法的语言学家试图将生成语法的句法理论引入该语义理论的冲动,当时在这方面最积极的要算是同时师从乔姆斯基和蒙太古的Barbara Partee(芭芭拉·帕蒂)。不过,从生成语法转行到蒙太古语义论的Emmon Bach(埃蒙·巴赫)却将目光转向了范畴语法,认为范畴语法和蒙太古语义论都来自于逻辑学研究,而且可以统一地用一个approach对自然语言进行全面的句法和语义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进一步吸引了一大批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加入,并对后来的生成语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GPSG(广义短语结构语法)、HPSG(中心词驱动短语结构语法),甚至对主流理论、亦即PP理论也影响巨大,目前的MP(最简方案理论)在理论框架上已经和范畴语法的基本理念上非常接近。这其中,除了学术上的理论之外,也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个人恩怨和故事,不过这不是这里讨论的话题。 范畴语法在上世纪1980年代被广泛接受以后,开始有了新的发展,所谓“新的发展”,主要是扩大它的表达能力,能够描述更多的自然语言现象。和生成语法不一样的是,范畴语法没有领军的权威人物,故造成了各自为政,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由于范畴语法本身的性质,从事其研究的不仅仅是语言学家、逻辑学家、计算机学家甚至包括数学家、哲学家,大家按照自己的专业从不同的方向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改造、扩展范畴语法,造成了诸多加了形容词的范畴语法,目前广泛流传的范畴语法主要变种有下列这些流派: (1)组合范畴语法(Steedman 1987, 2000) (2)类型范畴语法(Morrill 1994, Moortgat 2010) (3)pregroup语法(Lambek 1999,2008) (4)抽象范畴语法(de Groote 2001, Muskens 2001) (5)对称范畴语法(Bernardi and Moortgat 2007) 这些流派的共同起点是所谓的“古典范畴语法”,亦即,以阿伊杜凯维茨的《句法连通性》为开端,经Bar-Hillel的论文《A quasi-arithmetical notation for syntactic description》(一种描述句法的准算术式表示法),到Lambek的论文《The Mathematics of Sentence Structure》(句子结构的数学)。通常,Ajdukiewicz和Bar-Hillel的两篇论文,称作是范畴语法的古典形式,简称AB语法。而Lambek的的代数语言学,又称作Lambek Calculus,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影响着后来所有有关范畴语法的研究。可以说,现代范畴语法的起点,始于Lambek Calculus。但是从概念上理解范畴语法,还是应当从AB语法开始。 本系列笔记,准备对这三篇论文,做一个俯瞰式的解读,这对于理解范畴语法的现代形式可以提供理论源头和背景的帮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范畴语法的实质,那就是:范畴语法的核心概念是函数,是基于高阶函数的语法框架,因此这个框架可以很容易地转写为lambda演算,进而用Lisp、Haskell之类的程序设计语言描述。 【注1】关于Ajdukiewicz的发音和汉字对译,这里没有按照国内流行的翻译,而是我在google translate上获得的波兰语的发音后自己对译的。可以说最接近原语。 【注2】本论文的英译版,收录在Storrs McCall编辑的《Polish Logic 1920-1934》,译者是Horst Weber。 【参考文献】 1. K. Ajdukiewicz: 1935. ‘Die syntaktische Konnexität’ Studia Philosophica Vol. 1 pp. 1-27. 2. Y. Bar-Hellel: 1953. ‘A quasi-arithmetical notation for syntactic description’ Language Vol. 29, No. 1 pp. 47-58. 3. J. Lambek: 1958. ‘The Mathematics of Sentence Structure'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Vol. 65, No. 3 pp. 154-170. 4. M. Steedman: 1987. ‘Combinatory Grammars and Parasitic Gaps’ Natural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y 5, 403-439. 5.M. Steedman: 2000. ‘The Syntactic Process’ MIT Press, Cambridge MA 6. G. Morrill: 1994. ‘Type Logical Grammar: Categorial Logic of Signs’ Springer 7. G. Morrill: 2010. ‘Categorial Grammar: Logical Syntax, Semantics, and Processing’ OUP Oxford 8. J. Lambek: 1999. ‘Type Grammar revisited’ Logical Aspects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p. 1-27. 9. J. Lambek: 2008. ‘Pregroup Grammars and Chomsky's Earliest Examples’ Journal of Logic,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17 (2): 141–160. 10. P. de Groote: 2001. ‘Toward Abstract Categorial Grammars’ Proceeding ACL '01 Proceedings of the 39th Annual Meeting on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p. 252-259. 11. R. Muskens: 2001. ‘Lambda Grammars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Amsterdam ColloquiumEd. by Robert van Rooy and Martin Stokhof. Amsterdam, pp. 150–155. 12. R. Bernardi, R M. Moortgat: 2007. ‘Continuation Semantics for Symmetric Categorial Grammar’ in D. Leivant R. de Queiro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Workshop on Logic,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WoLLIC07) Springer, New York
个人分类: 语言学|6456 次阅读|0 个评论
生成语法理论和形式科学—读《Linguistics and Formal Science》
热度 2 saif 2015-10-14 12:31
生成语法的诞生,如果从《句法结构》的发表开始算起的话,至今已经有近60年了。60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从诞生到成长壮大的学科来说,既不算太短也不算太长。 不算太长,如果和诞生于17世纪以微积分为基本内容的近代数学相比;从牛顿、莱布尼茨草创微积分基本概念,经欧拉、高斯和柯西形成现代分析学,用了300年左右的时间; 不算太短,如果和诞生于19世纪的【数理逻辑】相比。从弗雷格创立一阶逻辑经康托尔集合论和戴德金与魏尔斯特拉斯的数学公理化的确立,再经怀特海和罗素统一数学和逻辑的宏大企图,最后定格于哥德尔的完整性定理和不完整性定理,数理逻辑成功地奠定现代形式科学基本框架,共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 生成语法的60年不管时间长短,还是有许许多多值得后人总结、归纳、学习的东西。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和前面所提及的分析学、数理逻辑不同,这些学科没有出现过首尾一贯的领军人物,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提出一个新观点,先是遭人怀疑、反对,然后有人捍卫,再出来有人完善、然后再提出新问题,再有后人出来解决。一旦出现重大问题,如无法达到一致则分为学术派别,最后出现某一天才人物定于一尊。而生成语法理论一出世就被光环笼罩,60年来只惟一人为尊,理论的发布、更新都由一个人或一个学府完成,其他学者或者补充完善、或者质疑,但这些“补充完善”或“质疑”的成果必须由“尊者”承认或纳入后期的升级版本,或被扬弃。如果有人和“尊者”意见始终不一致,那么只有自立门派、或者成为被“主流”遗弃的独行者。 生成语法理论一路走来,从草创经标准理论,扩大的标准理论到GB再走到现在的MP,能始终如一地跟着“尊者”走到底的实在寥寥无几。从当年最早推崇《句法结构》的Robert Lees,到早期的追随者Emmon Bach、Paul Postal、Edward Klima、Charles Fillmore、George Lakoff、James McCawley、John Ross、Joan Bresnan,都早已和“尊者”分道扬镳,或成为自创学派的掌门人,或转投其他理论。 生成语法的这条发展轨迹在近代科学史上十分罕见的,很需要认真地回顾。因自然规律随着“尊者”的逐渐淡出,生成语法理论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期:to be or not to be。对此本人一直心有戚戚,这一两年一直在读关于生成语法的historiography研究,希望从中找到对未来有启示一些线索。 由于这个世界上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本人最终找到这本《Linguistics and Formal Science》,英国人Marcus Tomalin写的非常有特色的书。作者在书中谈论的主题和选材视角可以说和我一直思考的问题非常相似甚至相同,就是:如何将生成语法理论放在“形式科学”这一更大的语境下考察,并试图将它与其它成熟的的形式科学、如数学、如逻辑学、如科学哲学相比较,特别是仅仅50年的时间就获得巨大成功的数理逻辑相比较,从中找出一些令人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坦率的说,生成语法理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展并不尽人如意,特别是比较同期发展起来的计算机科学更是如此。我在以前的《句法结构》笔记中曾经提到,《句法结构》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十分经典的、划时代的,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往往是靠不住的。这个观点推而广之适用于整个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史,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生成语法研究了大量的、前人从未注意到的语言现象,包括句法的、音位的、语义的,但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定说却不多。另一方面从“标准理论”开始,生成学派出现分歧,造就了现今众多的语言学流派。学派众多一方面说明研究者们对于所研究对象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另一方面说明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扩大,各个学派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不重合的部分,将所有学派的研究对象看做是集合的合集的话,肯定会比单一学派研究的范围要广,而且每个学派对特定问题的研究深度也各不相同。作为一个合集,人类对语言的认识肯定要比60年前要前进了许多。 本篇笔记准备以《Linguistics and Formal Science》作为脚本,并参考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在本部著作中都有提及),详细分析生成语法理论的理论基础——形式科学的基本思想:公理化体系。 在展开话题之前,有一点本人要说明一下,关于【转换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和【生成语法】的使用: 一、【转换语法】:指标准理论之前的理论,亦即《Aspects》发表之前的理论; 二、【转换生成语法】:指标准理论之后、GB前后的理论 三、【生成语法】:泛指PP理论,包括MP和其他非主流的语法理论如LFG、GPSG和HPSG 虽然本人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内心已有所指,但没有明确指明,可能带给读者一些困惑或困难。 形式科学,是对数学、逻辑学、特别是数理逻辑、理论计算机科学、科学哲学以及相应的各个分支科学的总称。这些学科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采用公理化的方法建立该学科的知识结构。现代形式语法理论的目标之一就是向这些学科看齐,使得理论体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严密精确的科学基础上。和上述学科不同的是,形式语法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语言,需要对语言现象进行观察、采样、分析、测试,这一系列活动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毋宁说更像是物理学,与纯粹心智活动的经典形式科学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虽然数学理论最终可以应用到大量的实际问题中,但是现代数学的高度抽象,使得该学科更具有“先验”的特质:往往是一种数学理论在没有实践背景的情况下被提出,而理论成熟后才发现在其它实用科学中的应用。例如复数、布尔代数、数论,刚开始时只是作为数学家们为解决数学本身的问题而提出,没有任何实际应用背景。随着20世纪后半期信息科学的发展,这些理论才找到了应用场所。例如,复数已成为物理学的基本工具之一,而布尔代数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数论的最新应用是密码学理论。而语言学,特别是形式语法理论,则是数学理论、特别是数理逻辑应用的新的用武之地。这说明,数学的先验性是其它学科无法比拟的。 而语言学研究本身,则分别受到自古以来两大对立哲学观点的影响:实证论和唯理论。大多数人将Chomsky的生成语法理论比附为唯理论,或心智主义学派,而将该理论的前驱结构主义学派看做是实证论的代表。不过,历史往往是复杂的,不是容易那么整齐划一的。关于这个话题容后再谈。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形式科学、特别是公理化方法对形式语法理论的影响。在这里想要澄清一点的是,当我们用“形式语法理论”这个术语时,通常包括了主流的生成语法、其它相关的理论以及其衍生的理论,同时还包括了范畴语法——直接植根于逻辑和哲学的语法理论,以条件真值的模型论为基础的蒙太古语法以及不太被提及但在计算语言学中常用的“依存语法”理论;不过从影响力来讲,生成语法和其它语言理论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通常我将“形式语法理论”和“生成语法理论”常常“无预警”替换使用,尽管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准确。 形式语法理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和数学一样,使用大量的符号表达概念。使用符号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自然语言存在的模糊、二义性和解释上的不确定性。但是和数学不同的是,形式语法理论并不存在一个完备的、一致的形式语言作为描述工具。这些符号系统,只是零敲碎打地从各种形式科学——有些是逻辑学、有些是集合论有些是理论计算机科学——借用而来,从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的原因,依笔者之管见,第一是语法理论本身尚未成熟;第二尚未出现专门研究描述语言理论的形式语言的学问;第三,语言学最终能否像数理逻辑、或理论计算机科学一样成为可公理化的学科尚在争议之中。 在理解形式科学和形式语法理论的关系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公理化,它为什么成为精密科学向往的目标。 我们知道,几千年以来,人类在各种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对于如何记录、组织、传承这些知识从未有过什么系统性的方法,大部分都淹没在浩如烟海的用自然语言写成的著作之中。不过,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外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几何学知识本身,发源于古埃及和巴比伦作为土地丈量的基本工具。这些知识后来传播到希腊,最后,由古希腊人欧几里得(Euclid)整理写成了《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对当时所有已知几何知识的汇总。令人称奇的的是,这个汇总,并不是“几何大辞典”、“几何百科全书”、或“几何学教程”的形式,而是以命题的形式作为表达手段,以演绎推理作为派生手段,从寥寥数条“公理”(axiom)、公设(postulate)出发,派生出所有几何定理,从而构筑成整个几何学知识大厦的逻辑体系。《几何原本》所总结的几何知识固然伟大,但真正使得它流传千古的是它组织这些知识的方法:高度的逻辑性、成熟严密的结构,就是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仍然令人仰视。而且这样高度发达的演绎推理系统,前无古人,没有参照系,仿佛已从欧氏头脑中突然形成一般。因此《几何原本》如何成形仍然是个谜。 直到19世纪之前2000年以来,《几何原本》的逻辑高度后人仍然无法企及,只有景仰和模仿的份。从莱布尼茨到弗雷格都试图用同样的方法对数学的其它知识重新进行组织:称之为“公理化”(axiomatization)。直到19世纪下半叶,由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和魏尔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利用集合论定义自然数,再通过自然数定义整数、有理数最后达到实数。一旦建立了严密的实数理论,数学分析这座现代知识的大厦就有了严格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定义连续、极限和收敛,就建成了有史以来最宏伟的数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皮亚诺(Guiseppe Peano)则直接以自然数的基本命题作为公理,为严格定义实数理论创建了与《几何原本》相媲美的公理体系。从此,知识的公理化程度,成为某一学科成熟度的一种测量标准。公理化的出现不但为知识的记录和传承找到了最科学的方法,也为新学科的出现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在数理逻辑由哥德尔(Kurt Gödel)的定理奠定科学基础之后,20世纪后半叶,有人开始将其原理运用到自然语言的研究,其代表人物就是Richard Montague。Montague的基本观点就是:人工语言(一阶逻辑语言)本质上和自然语言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可以藉由公理化方法建立严格的逻辑语言,就没有理由对自然语言做不了同样的事。这种想法首先得到了1960年代生成语法学界的研究者的共鸣。以Emmon Bach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研究者开始转向比“标准理论”更为形式化的语言研究:通常称之为Montague Grammar。Montague语法本质上是对自然语言语义的研究,严格地说是对英语一些语言片段的语义研究,这种研究后来和范畴语法——一种逻辑语法——相结合,产生了迄今为止最为严格精确的形式语法理论,成为最有可能“公理化”的自然语言语法理论之一。 而生成语法,作为Montague语法最初的灵感来源之一,却逐渐转向了语言与心理、语言与认知等心理学科的发展方向,甚至认为语言学最终应当归结为生物学的研究(linguistics is part of psychology, ultimately biology)。评论这个命题的是非不是本篇笔记的目的,但这个定义至少和《句法结构》中明确设定的语言学目标大不相同。 乔姆斯基写道: Linguists must be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 of determining the fundamental underlying properties of successful grammars.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se investigations should be a theory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which the descriptive devices utilized in particular grammars are presented and studied abstractly, with no specific reference to particular languages。 因此,与现行的PP理论(无论是GB古典形式还是MP现代形式)相对而言,我们这里所指称的“生成语法理论”,毋宁说是指《句法结构》意义上的“原始”生成语法。 现在回到Tomalin的著作《Linguistics and the Formal Science》。这本书的主题不是生成语法本身,而是影响这个理论的其它学科和理论。作者首先回顾了自生成语法诞生以来关注该理论和形式科学关系的相关著作,从1957年Robert Lees的《Review of Syntactice Structure》到2001年的最近论著,基本囊括了所有有影响的著作。作者认为生成语法标榜比别的语言学理论更科学是更接近“形式科学”公理化的要求,但令人惊奇的是,几十年来在汗牛充栋的生成语法著作当中竟无人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一个详细、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因此构成了作者完成此书的最基本的动机。 然后,作者详细回顾了自牛顿、莱布尼茨微积分问世后几百年形式科学的建立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的三大学派:逻辑论、形式论(又称公理主义)和直觉论的基本观点。 从形式科学的基本观点出发,作者进一步从数学、特别是从形式论的公理主义角度分析了递归函数论、逻辑系统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的“建构性系统理论”(constructive system theory)、建构式唯名论(constructive nominalism)以及相继产生的形式语言学理论(formal linguistic theory)。最后,作者深入分析了Chomsky早期(1957年《句法结构》之前)句法理论的基本轮廓和思想传承以及从1955-1957这段时间内所谓“转换生成语法”最终产生的思想来源和过程。 作者关心的不是转换生成语法本身的理论价值,而是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个理论出世后是这样一个模样。这个理论为什么会出现在1950年代,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些问题也正是笔者正在思考的问题。不过笔者还有一些问题在这篇著作中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转换生成语法会成为今天这个模样?为什么这个理论引发了那么多的争议,而且这个争议不是从外部而是从这个学派的内部从而产生了那么多由此衍生的众多语言学流派。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从事研究、正在学习的所有生成语法理论的爱好者们都应当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下对生成语法理论的两极观点一极是竭力排斥、另一极是对乔氏顶礼膜拜盛行之际。 前面介绍了Tomalin 《Linguistics and the Formal Science》一书的大致轮廓,主题是《句法结构》之前Chomsky的句法理论以及形式科学对转换生成语法产生的历史影响。本篇笔记以及后续几篇笔记将重点讨论该书的第一章《Introduction》。 作者认为这一章只是个引子,目的是引出写作本书的动机,同时对其它类似著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作为读者,我们并没有必要与作者站在同一立场看待这些批评。相反,我们可以以更客观、历史的态度,将作者引用的这些材料作为我们研究生成语法来龙去脉的一个向导,至少,省下我们的时间再去重新搜集历史材料。 Tomalin的著作写于2006年,作者所搜集的材料到2001年为止。因此,为了讨论更全面,本人又加上了两篇(详见【附录】) 这20篇材料,有些笔者曾经读过,有些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如果抛开书作者的观点,从纯粹的史料观点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脉络走向: 早期的著作大多出自生成语法理论第一线的研究者,随着该理论逐渐在语言学界占支配地位,著作的作者逐渐演变成熟悉生成语法的历史学者。 对生成语法理论由早期的全面推崇到后来的冷静分析再到后来、尤其是笔者所加的两篇、变成了全面质疑。当然,生成语法理论从一诞生就备受质疑,但多是来自学派外部的质疑,而自【标准理论】以后,更多的质疑是来自生成语法学派的内部,这一点,当我们分析Pullum的论文时再详细讨论。 本书作者Tomalin所收集的材料当然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形式科学与生成语法之间的关系。作者对各个时期文献的批评基本就是一个:所有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人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少数文献作家虽然有进一步的论述,但也是不合作者观点,被批评为“误导”“不正确”。从笔者的观点来看,这些文献不如说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符合当时历史环境的看法。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这些观点,当然我们会得出和文献作者相异的结论。 我们应当从中学习的,包括从Tomalin的著作本身更多的应当是对生成语法理论更宏观、历史的把握,通过分析过去它的根源、它从哪里来,来放眼未来帮助我们洞悉它将往哪里去,什么是它的归宿。 本着这个目的,我们可以重新逐一审视作者所提供的这些文献的主要内容。 对于笔者曾经读过的文献,准备单独开篇讨论,并且会根据需要附加上更多的内容,但是目的和作者一样:探讨形式科学与生成语法理论的关系。本篇所讨论的文献基本上是笔者未读过的,或者早年读过但目前手头已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文献。 1. Emmon Bach:1964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s》 Bach是笔者十分尊敬的一位学者。Bach早期的研究集中于英语和德语转换生成语法以及生成语法的理论基础。从1970年代末起,Bach的研究转向了Montague的语义论和范畴语法,不过是带着生成语法的问题研究Montague语法的。Tomalin书中所引述的Bach的著作应当是最早的转换语法的入门教科书之一。和通常的教科书一样,Bach介绍了转换语法的历史背景,并且重点强调了数学、逻辑学的演绎体系对生成语法理论的影响。下面是Tomalin书中的引用 In the last century a great deal has been learned about the structure of deductive systems (systems of logic, mathematics, axiom systems for various sciences). Logicians and mathematicians have been concerned more and more with studying various ‘language systems’ or ‘calculi’ from an abstract point of view. At the same time, modern linguistics has tended towards describing languages as abstract formalized systems. In many ways, the theory of language presented here may be considered the result of a convergence between these two currents. The grammars that we shall study are attempts to state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sentences of a language may be constructed,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 a formalized mathematical theory may be used to construct theorems. Bach在这里强调了两点: 1. 传统上数学和逻辑学对语言的关心,历史上逻辑学家不断试图建立严格描述数学的逻辑语言,并且对自然语言能否应作为逻辑表述语言有过各种各样的争论。 2. 现代语言学亦将语言看做是抽象的形式化的体系。Bach特别强调他这本教科书所介绍的语言理论(转换语法)正是这两种倾向的汇合点。语言的语法,其建构过程和利用数学的形式化方法(公理化方法)证明定理从原则上是一样的。 可以看出,在生成语法的早期阶段,没有人将这个理论与心理学、认知学联系起来,而更多的是将它看做是数学、逻辑在语言学中的一种应用。这也毫不奇怪:从19世纪弗雷格建立一阶语言开始,数学家、逻辑学家就一直对自然语言保持着高度的兴趣。不过,早期的数理逻辑学家们更多的是关注语义问题,关注自然语言是否可以准确表达逻辑命题的问题。例如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就提出过“误导形态说”(Misleading Form Thesis),认为自然语言的语法无法表达准确的逻辑命题,而只能“误导”、使人按照这个语法形式建立十分荒谬的的命题。这个观点被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全面继承,其代表人物之一塔斯基(Alfred Tarski)就认为逻辑语法和语义学无法应用到自然语言上,因为为自然语言建立严格精确的句法(这是进行严格语义解释的前提)是不可能的。《句法结构》的出现打破了这个成见,首次尝试为自然语言建立严格的语言结构理论。而当时Bach也已极大的热情将这个理论(转换语法)看做是这个划时代进步的最终结果。Tomalin在其著作中特别又强调了Bach的观点:第一、语言学和数学逐渐汇合已经有一个世纪;第二、构成过去10年(1954-1964)语言学研究最为持久的成果就是使用了从数理逻辑派生出来的研究方法。Tomalin批评Bach的书受限于教科书的目的而没能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Bach的观点确实反映了转换生成语法刚刚诞生之时学者们的普遍认知:没有将这个理论和心理学、语言习得这些超现代的问题联系起来,而是更多地继承了数理逻辑的传统:自然语言能否用形式化的方法严格精确地描述,就像数学可以用一阶语言精确描述一样;Chomsky的《句法结构》以及新诞生的“转换语法”理论让人们看到了曙光。Bach本人是真诚地相信这一点的,因此当生成语法后来的发展偏离了这个方向时,他义无返顾地转向了Montague语法和范畴语法。 2. Robert Lees 1957 《Reviews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句法结构》之所以扬名于世在很大程度上和Robert Lees的这篇书评有关。特别是在本书中引用的那段已成为评价、赞颂《句法结构》和转换生成语法的标准语言: Chomsky’s book on syntactic structures is one of the first serious attempts on the part of a linguist to construct within the tradition of scientific theory- construction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language which may be understood in the same sense that a chemical, biological theory is ordinarily understood by experts in those fields. It is not a mere reorganization of the data into a new kind of library catalogue, nor another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bout the nature of Man and Language, but rather a rigorous explication of our intuitions about our language in terms of an overt axiom system, the theorems derivable from it, explicit results which may be compared with new data and other intuitions, all based plainly on an overt theory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languages; and it may well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xplicit measures of simplicity to decide preference of one form over another form of grammar. (译文:Chomsky关于句法结构的著作是从语言学家的立场在科学理论的传统内建立综合的语言理论的严肃尝试之一;这个理论可以看做是与化学、生物学等领域专家所理解的他们各自领域的理论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它并不仅仅是对实验数据的重新组织使得图书馆为此新加一个学科名称、也不是另一个思辨哲学对人和语言的抽象思考,而是根据【明确的公理体系】(an overt axiom system)对我们关于语言的直觉进行的严格的阐述。从这个公理系统,派生出各个定理,以及可以和新的实验数据以及我们的其它直觉可比较的明确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朴实无华的(plainly)有关语言内部结构的明确理论之上。这个理论还可能为应用明确的简洁性测试标准提供了机会以便能够确定一种语法形式是否优于另一种语法形式。) 这篇书评发表在《Language》1957第三期上,篇幅为35页。此时离《句法结构》发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本篇笔记不打算在这里全面介绍Lees的书评(值得单独开栏讨论),这里仅根据上述文字谈谈本人对Tomalin著作的看法。 首先,Lees认为乔氏第一次以语言学家的身份(on the part of a linguist)试图建一个在常规意义上的“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公认的科学)范围内建立一个全面的语言学理论。Lees隐含的意思是,建立严密精确的语言学理论或曾经由语言学之外的学者尝试过,而在语言学内部从未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上篇笔记讨论Bach的著作时曾经提到,100年以来,数学、逻辑和哲学家们都曾经在自己各自的领域提出过各种学说尝试解决语言的形式化问题。但这些努力大部分以各自领域有关的形式语言为研究对象,鲜有人对自然语言做过全面的分析。而语言学本身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学派诞生仍然处于襁褓期,此时的语言学家除了少数学者例如Bloomfield和Hjelmslev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语言学自然科学属性问题;人们往往将语言学看做是和文学、历史等学科类似的“人文学科”。Lees认为乔氏是语言学界第一人首次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尝试建立严格、精密的语言学理论。 关于这一点,虽然本书的作者在后面的章节里有详细的介绍,但在这里却完全没有提及,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Tomalin在这里强调的是语言学理论的“严格”(rigorous),而这个“严格性”体现在Lees明确提出《句法结构》使用了公理化的演绎方法从而获得了“明确的”结果。不过Tomalin对Lees的书评颇有微词,认为Lees并没有完整地阐述形式科学和转换生成语法之间的关系。这个批评本人认为不算妥当,Lees的书评后面虽然给出了《句法结构》内容的一些细节而没有对前面引用的评语给出支持性的证据,特别是《句法结构》如何使用了公理演绎方法并没有展开论述,但《句法结构》的年代转换生成语法尚未产生,要求Lees的书评做这样的比较或有些时空错乱。 第二,Lees由于其教育、工作背景慧眼识真人,先于其他学者立刻看到了当时还是默默无闻的乔氏研究的真正价值,这一点值得称道。在写书评时,Lees已经在MIT从事机器翻译的工作,因此对语言形式化和精密科学化有着比旁人更深的渴求。在乔氏正式开山立派后,Lees不顾资历年龄均长于乔氏做了乔氏第一个“学生”,并在乔氏指导下,完成了PhD论文研究。其课题“动词的名物化问题”,成为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历史上的第一批文献。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课题后来成为生成语法学派第一次大分裂的主要线索,并给了后来强烈反对乔氏理论的生成语义学派第一灵感。这些“江湖恩怨”,在Tomalin的著作中当然看不到,但Lees的研究对实践生成语法的早期理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三,从Lees的书评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50年代由于计算机的发明,符号计算已经提上日程,人工智能研究已初露端倪,对自然语言的关注已经不仅仅是语言学家,而且包括了电子工程学、数学和逻辑学。科学家们热切地期望能有一个指导符号处理的全面综合的语言理论作为基础。乔氏的《句法结构》恰恰适逢其时,而作为有电子工程背景而从事机器翻译的Lees当然马上就意识到了乔氏研究的意义。自Lees的书评发表以后,《句法结构》开始广为人知,乔氏亦从此一跃而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开始了60年语言学霸主地位的生涯。 纵观Lees的书评,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对于和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能够类比的语言学是个什么样子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图像,尽管书评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化学是如何从炼金术一步步演变过来的,我的感觉仿佛类比当时的语言学仍处在“炼金术”的水平,而乔氏的《句法结构》是将语言学从“炼金术”变成科学的里程碑。现在回过头来看,语言学从彼时经过60年的发展,仍然离精密科学有不小的距离。在当今的乔氏提出语言学最终是生物学的论断之后,语言学到底是什么又成为一个令人扑朔迷离的问题。 Tomlin的著作《Linguistics and Theory and Formal Science》(以后简称“Tomlin的著作”)的研究重点是《句法结构》之前的乔氏理论和思想,这一点确实是一个空白,可谓是一个独辟蹊径,而且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课题的唯一著作。在后面的篇章中,Tomalin非常精彩地总结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基本思想来源,系统阐述了形式科学,特别是20世纪初三大逻辑思潮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中形式主义(farmalism)思想对早期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具体地说,这种影响包括了下述几个方面: 1.布龙菲尔德、布洛克、哈伍德(Harwood)的公理演绎方法; 2.递归函数理论:哥德尔、克里尼(Kleene)、波斯特(Post)和巴希尔(Bar-Hillel)的理论; 3.以阿伊杜凯维茨和(Ajdukiewicz)巴希尔为(Bar-Hillel)代表的古典范畴语法(AB语法)的逻辑系统; 4.结构式系统理论(constructional system theory) 5.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建构式唯名论”(constructive nominalism) 6.卡尔纳普(Carnap)、布龙菲尔德、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和哈里斯(Harris)的形式句法。 不过作者为了正当化自己的研究,引用了大量文献作为批评对象却有些不恰当,因为这些文献大多数是研究生成语法理论的整个历史或者是某一个历史片段,研究重点不同,为此将所有的文献作者称之为“不完整”、“不恰当”、“无视”等是不公平的。反之Tomalin本人在批评别人时也将焦点切换,从讨论形式科学对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转到其它一些议题,例如转换生成语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承关系、哲学理念以及转换生成语法是否使用了数学、使用了那些数学等等。虽然这些批评材料使我们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的转换生成语法研究文献,但焦点的模糊不亚于Tomalin对别人的批评。 3. Chomsky 1966《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 转换生成语法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以乔氏的《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以下简称《Aspects》)为标志的标准理论。《句法结构》和《Aspects》的内容、理念和目标完全不同。 从内容上看,《句法结构》强调的语言结构理论对语法的指导意义并因此引出了转换语法和短语结构语法。与此同时强调“句法”的“自主性”,语义不应当介入到句法研究中。而《Aspects》的内容更像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百科全书,其范围已经从纯粹的语言学研究(更像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和认知的关系,将“语法”这个纯粹的语言学概念上升到了认知科学的高度:语言能力(linguistic faculty);认为语言学不再是研究调查得来的“话语资料”(utterance corpus),而是研究存在于母语话者(native speaker)内在的“语法”:internalized grammar。 从理念上看,乔氏在《Aspects》中正式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诀别,特别是与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唯名论(以Quine和Goodman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做彻底的决裂,自此转换生成语法被贴上了唯理主义的标签。 由于《Aspects》还不足以说明标准理论的哲学理念,在《Aspects》的次年,乔氏又发表了《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试图证明生成主义的理念是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乔氏写道: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could be viewed as ‘a reawakening of interest in questions that were, in fact, studied in a serious and fruitful way during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乔氏认为转换生成语法的历史灵感来自于几个世纪之前的Port Royal学派的“普遍语法”和Wilhelm von Humboldt的哲学理念。Tomalin对此呲之以鼻,认为“a somewhat disingenuous attempt”(有些故弄玄虚的尝试),并提出批评: Chomsky’s book has never really been taken seriously by linguistic historiographers, who tend to classify it as a work of ideological propaganda rather than as an objective historical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yntactic theory,… (语言学历史学家们从未严肃看待过乔氏的这本书,更倾向于把它归于一种意识形态宣传、而不是客观评价句法历史理论发展的著作)。 从目标上看,《句法结构》的语言学目标是建立指导建立个别语法的语法结构理论,亦即深入研究转换语法和短语结构语法。而在《Aspects》中,这个目标仅仅是另一个更宏伟目标的手段:研究母语话者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faculty),使得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更像是一种跨学科式的研究:其中包括了哲学、心理学、生理学和认知科学。但是研究手段则仍然停留在类似20世纪早期数理逻辑学家们使用的有些证明论式的(proof-theorectic)产生式系统。 当然,Tomalin的著作对《句法结构》以后的转换生成语法没有兴趣,对这些并没有过多的着墨。 4. John Lyons: 1970 《Chomsky》 Tomlin的著作还提到了John Lyons,一位资深的英国语言学家(他的《Introduction to Theorectical Linguistics》使本人受益终生)。Lyons在1970年代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Chomsky》,对乔氏极是非常客观的推崇。在谈到转换生成语法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后布龙菲尔德学派时写道: Chomsky’s general views on linguistic theory as presented in Syntactic Structures are in most respects the same as those held by other members of the Bloomfieldians school, and notably by Zellig Harris. In particular, it may be noted that there is no hint, at this period, of the ‘rationalism’ that is so characteristic a feature of Chomsky’s more recent writing. His acknowledgemen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empiricist’ philosophers, Nelson Goodman and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would suggest that he shared their views; but there is no general discussion, in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 logical implications of grammar. 这段引文也出自Tomalin的著作,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1.《句法结构》的对于语言学的一般性观点和布龙菲尔德学派极其相近。 2.用唯理主义形容《句法结构》的思想根源不太恰当,只适合“当前的”(1970年代的)转换生成语法。 3.乔氏理论的思想来源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家Quine和Goodman。 4.《句法结构》并没有讨论哲学或语法的心理学意义。 Lyons的评论的这四个要点,在我看来非常客观、恰当,而且和当时盲目吹捧乔氏、《句法结构》和转换生成语法的流行观点相当不同。而Tomalin对Lyons的批评纯属吹毛求疵: although Lyons returns to the topic of ‘the evolution of Chomsky’s thought from empiricism to rationalism’ (Lyons 1970: 38) later in the book, he does not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Goodman and Quine’s constructive nominalism upon Chomsky’s early work, nor does he assess Chomsky’s later rejection of nominalistic techniques. Instead, the focus of Lyons’ discussion is exclusively upon Chomsky’s better-known 1959 critique of behaviourism. Lyons的原著我只读过日译本,不过对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首先使我早年对乔氏、对生成语法理论的狂热开始转向更加理性,通过多年的学习,更加认同Lyons的评价,而这些评价无一不和“市面上”的流行观点完全相反。 前述的著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止于70年代,时间跨度为近二十年左右。从1970年代起,随着生成语法理论在语言学界逐渐成为主流理论,其影响不再限于美国并开始扩散到欧洲、日本和韩国。这个时期的生成语法正在经历着“痛并快乐着”的阶段,首先,乔氏已经以标准理论一统江湖,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已成为美国语言学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理论;但同时这个学派正在经历建派以来第一次大的分裂:生成语义学派一度使乔氏处于几乎被取而代之境地。要理解以下文献的内容,我们的关注点件集中在《句法结构》前后直到标准理论建立之际、亦即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十多年这个期间。 自《句法结构》成功之后,乔氏不再满足于作为和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并列的地位,开始筹划更大的计划: 首先,乔氏要表明:这个语法理论不仅仅是语法结构的理论,而是包括了哲学、心理学、语言习得、认知科学和生物学的全领域的全新的综合科学。为了这个目标,乔氏的第一步就要在哲学思想上和语言学研究方法上与他的老师,包括Goodman、Quine和Harris彻底决裂,但这对乔氏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情。首先,早期的生成语法理论打着深深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烙印,也是乔氏语言学思想的安身立命之所; 第二,转换语法的基本思想来自于Harris。即要与自己的老师分道扬镳又要继承发展老师的学术思想,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乔氏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成功地做到了。他接过Harris“转换”这个基本思想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和包装。在Harris的理论中,转换只是探讨dicourse(文本篇章、话语)中句子之间存在的rephrasing(改述)关系,例如,一个带宾语的主动句可以“改述”为相应的被动句,一个直陈句子可以“改述”为it is引导的强调句等;在harris的语法理论中,这些句子没有前后主从之分,只是他们之间句法关系的转换机制。乔氏接过来之后,首先进行了改造,设定主动句(相对于被动句)、普通直陈句(相对于it is引导的强调句)为更基本的“核心句(kernel sentences)”,而被动句和it is引导的强调句则成为派生句。 第三,在这个思想的引导下,乔氏仔细研究了当时现存的另外两类句法分析方法: 由Bloomfield提出的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简称IC分析法),以及当时刚刚流行的由Claude Shannon提出的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和由此派生的通信理论的基础马尔科夫链。由于信息论的出现,当时的语言学界出现了一股全面引进信息论思想特别是马尔科夫链所派生的后来称之为有限状态语法的语法模型。乔氏要想在语言学界出人头地,首先要做的的事就是证明IC分析和有限语法的局限性,第二宣传自己从Harris那里继承改造后的转换语法。第三,要从理论的高度建立一套评估语法系统的科学基准,这个基准,就是乔氏的老师Goodman的“系统简单化”原理(system simplicity)。 第四,在定下了这些宏伟目标之后,乔氏开始行动了,在他的博士论文《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中,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崭新的转换语法的基本原理,使得在Harris理论中简单的技术分析技巧变成了和有限语法、IC分析法并列的、高大上的句法结构分析法之一。这篇博士论文,几经修改后,于1975年以《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的名称公开发表。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为一般公众所知,乔氏将该论文简化,去除了技术性的分析细节,以展示的方式写成了不到100页的《句法结构》,经当时在MIT电子工程实验室做机器翻译研究的Robert Lees的书评推荐,一举成名。在此之后直到1959年,乔氏全力以赴充实转换语法的内容,并从有限状态语法、IC分析法和转换语法的更细致的分析中重新理顺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法国学者Schützenberger的协作下,建立了著名的、使之名垂青史的Chomsky Hierarchy(又称Chomsky-Schützenberger Hierarchy)。 第五,在功成名就之后,乔氏开始下一盘更大的棋,要建立个全新(brand new)的理论。要全新,就必须与过去决裂。因此乔氏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批评逻辑实证主义入手,这就反映在了1959年对Skinner《Verbal Behavior》中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这是乔氏与自己的老师、也是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的宣言。随着在MIT地位的巩固,乔氏开始招兵买马,到处讲学,这使得转换语法吸引了大批年轻学子成为粉丝,后来与乔氏公开决裂的Paul Postal, Goerge Lakoff, John Ross,以及虽然没有公开翻脸但逐渐拉开距离的Jerrod Katz,Emmon Bach,Jackendoff等当时都是乔氏忠实的拥趸。待到兵强马壮之后,乔氏的雄心已经是一统江湖了。在离开了过去几十年赖以生存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温床之后,乔氏要急于找到新的哲学安身立命之所,还是那位法国人让乔氏认识了17世纪的Port Royal的理性主义语法学派,这个学派给乔氏印象最深的就是所谓的Universal Grammar。随后,乔氏同时还读了德国Wilhelm von Humboldt的著作,在他那里也找到了灵感。这些思想成为乔氏对付结构主义语言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的武器”。破旧是为了立新,为此,乔氏开始把转换进一步拔高,从语言结构理论进一步上升为心理学、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句法结构中的核心句概念开始和语法脱钩,在一统江湖的标准理论中变成了深不可测的“deep structure”。当《Aspects》发表时,由Harris简单的句法分析技巧到转换分析中的核心句,最后成功登顶,成为万人景仰的集哲学、心理学、认知学、语言学为一身的深层结构,这也是使转换语法开始迈向转换生成语法的奠基石。然后,就是利用Port Royal借壳上市,宣布转换生成语法是17世纪唯理主义语言学传统的“新的觉醒”:标志就是该学派的理念Universal Grammar在这个一统江湖的新的语法框架之下又一次复活了。 有了以上的故事作为背景,我们将一一审视以下这13部著作以及Tomalin对它们的批评。Tomalin对这些文献的关注点集中两个方面:第一:早期的转换语法和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关系;第二:指导青年乔氏研究语言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到底是什么?关于第一点,一派认为转换生成语法是认知革命,革命的对象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另一派则认为:正是转换语法全面发扬光大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统,是后者在新时期语言学理论的变种。关于第二点,一派认为乔氏在《句法结构》写作之前就已经是形式主义者,是唯理主义的信仰者,而另一派则认为,乔氏的思想是复杂的,尽管1959年时乔氏与过去经验论和实证主义决裂之年,但乔氏的出身决定了他多年后仍然根深蒂固地这个传统之中。 5. Finngeir Hiorth: 1974 《Chomsky: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这部著作是史上第一部完整地研究乔氏语言学哲学意义和来源的专著。 作者认为:1950年代初的乔氏未必真的相信形式的、纯符号的分析能解决语言学研究中的实验性问题,并对Bar-Hillel提出利用逻辑句法和语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相结合解决自然语言的句法问题公开表示质疑。作者认为,乔氏的早期思想来源于Goodman和W.V.Quine。而数学和逻辑对乔氏的影响体现在作者披露的乔氏与Yehoshua Bar-Hillel之间在1950年代的通信,特别提到了后者的老师:Rudolf Carnap,20世纪中期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6. Noam Chomksy: 1975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乔氏于1975年,正式出版了流传在学者之间的手稿。在这篇著作的前言中,乔氏回顾了自己的学习生涯和几个对自己影响最深的学者: 在哈里斯的建议下,我在滨州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选修了逻辑、哲学和数学基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Nelson Goodman对建构系统的研究,因为在一般性的方法论上,这个研究在某些方面和哈里斯的研究非常相似,这对我来说这个研究为似乎为研究分类程序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学术基础,而我当时认为分类程序是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但是Goodman对归纳方法持续不断的批评好像又将我的眼界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在原则上归纳方法是不可取的。Goodman关于系统简单化的研究似乎(至少对我)也表明了语言学研究的非分类方法的可能性。而且Quine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也使人有理由相信这种研究方法(即非分类)有几分道理。Quine认为科学理论的原则不断受到有系统的经验积累和随时可能调整的挑战,而诸如一般性的简单化的原则应当是指导性的原则。 Tomalin认为乔氏早期思想的来源基本上可以从上述文字找到线索:哈里斯的结构主义思想和Goodman、Quine的建构式理论。 7. Dell Hymes John Fought: 1975 《American Structurism》 作者在这里的全新思想是:后布龙菲尔德学派并不是铁板一块,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学派,所以所谓乔氏对结构主义学派的最后清算云云是无稽之谈。布龙菲尔德之后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们其实各自的理论认知和研究实践大相径庭。而乔氏的语言学理论,借用Lyons的话,毋宁说是后布龙菲尔德时代一部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句法研究方法战胜了同一学派的其它研究方法;具体地说,是哈里斯的句法转换学派战胜了以Trager和Smith为代表的传统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因此乔氏早期的转换语法,在Hymes和Fought看来只不过是哈里斯句法转换学说的一个变种而已。 8. Frederick Newmeyer: 1980/1986 《Linguistic Theory in America: the First Quarter-Century of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这部著作是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生成语法发展历史的专著。作者自称在意识形态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语言学的立场上更接近生成语义学派。而他这部著作现在被称颂为生成语法的官方史。国内介绍生成语法的大部分书籍全都参考了这部著作,例如徐烈炯的《生成语法理论》。由于这部著作的强大影响力,Tomalin的批评基本可以无视,几个关键词足可窥见其批评立场:选择性的、莫名其妙地忽略… 关于乔氏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态度,Newmeyer的观点已成为最流行的观点,从而成为国内所有介绍、评价生成语法的著作的唯一根据:乔氏全面批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了以唯理主义为其核心思想的先验语言学理论。由于Newmeyer这部著作的巨大影响力,后来曾出版过第二版。如果有时间,本人将发表对这部著作的书评或读书笔记。 9. Stephen Murray: 1980《Gatekeepers and the Chomskian Revolution》 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第一次揭示了乔氏早期研究活动不但没有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阻挠和反对,相反,当时该学派的首领式人物Bernard Bloch曾经积极鼓励乔氏出版其著作。因此Murray认为早期转换生成语法与后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学派不但不是敌对关系反而是共生、甚至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10. Peter Matthews: 1993 《Grammatical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loomfield to Chomsky》 这部著作被Tomalin称作1990年代研究生成语法史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第一次将前面介绍过的Newmeyer的《Linguistic Theory in America》称作“转换生成语法的官方史”。而Matthews本人的著作可以看做是和Newmeyer著作观点的对立物:亦即,基本上属于Lyons、Hymes和Fought、Murray这条主线,认为乔氏的转换语法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修正和发展,而不是全面批判。在这方面的证据,Murray的著作是拿出了史料证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领军人物之一Bloch对年轻乔氏的鼓励态度,而Matthews则是从学术角度考证了生成语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上的相似点。例如,生成语法认为句法一旦建立就可以对未知的句子的合法性有预知能力。这个观点其实早在1948年就由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Hockett提出来了。Matthews的著作全面考察了在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关系问题上后布龙菲尔德学派和乔氏的异同。 11. Randy Harris: 1993 《Linguistic Wars》 进入1990年代后,研究生成语法史逐渐成为时髦,开始出现大量文献,甚至走出了学术研究的象牙塔,成为“大众科学”的话题。在这方面《Linguistic Wars》是最显著的代表。对此Tomalin认为“过于调侃或油腔滑调不值得严肃对待”,因此完全略过不提。其实Harris的这本书可读性非常强,有些国内报告文学的味道。这本书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还是生成语义学派与乔氏的江湖恩怨,父子成仇、亲人反目的悲剧不亚于金庸小说笔下的武林传说。 12. Geoffrey Huck John Goldsmith 1995 《Ideology and Linguistic Theory: Noam Chomsky and the Deep Structure Debates》 这是本Tomalin少有的持正面看法的著作。因为作者提到了Goodman和Quine对乔氏早期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建构式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系统简单化的方法论,这使得Tomalin认为这部著作符合他为生成语法思想来源所划定的框框。Tomalin对这部书的批评仅限于不够深入等几个不太重要的领域。Tomalin最后的结论是这本书关心得是1960、1970年代语言学的意识形态战争而不是1957年之前转换语法的思想来源。 13. Carlos Otero Edited: 1994 《Chomsky: Critical Assessments》 1990年中期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研究生成语法史的行列,1994年已经可以出版多名学者的论文集了。由Carlos Otero 主编的《Noam Chomsky: Critical Assessments》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从立场观点来看,则是对Newmeyer为代表的官方立场的重申和拔高:毫无保留地承认乔氏是对20世纪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中的基调论文的标题是:乔姆斯基和1950年代的认知革命:转换生成语法的出现。这部论文集汇集了多个学科的学者,包括数理逻辑、相对论、量子力学、计算机科学和其他现代科学的学者。不过,Tomalin认为主编者的基调论文有误导之嫌,因为论文将形式语法理论的历史根源定位于怀特海和罗素的Principia Mathematica,而不是Tomalin心目中的希尔伯特,所以Tomalin认为论文作者“clearly gives a false impresson”。尽管论文作者提到了哥德尔、丘奇、克里尼和波斯特的研究,Tomalin认为仍然不够,因为作者没有提及1940、1950年代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因此论文作者会误导读者以为乔氏是第一位关心数理语言学的学者。 14. Stephen Murray: 1994 《Theory Groups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North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同期出版的另一部著作,就是前面提到的论文作者Murray。和前面的著作一样,Murray继续发掘史料,研究1950年代转换语法成长过程。而Tomalin对作者的批评也持续不变,认为作者并未深究转换语法与形式科学之间的关系,只是延续了前一著作中关于转换语法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历史联系的说法。Tomalin认为这部著作最出彩之处在于将生成语法看做是受到托马斯·库恩、特别是《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影响,将生成语法看做是一种科学理论。不过作者对生成语法的肯定只限于它的前半期,特别是草创期,而对1980年代以后的生成语法则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例如,Murray将1980年代后的乔氏形容为“上了年纪独裁者”(an ageing dictator),认为一群只知溜须拍马的家伙竞相向乔氏献上令人鄙视的华丽谀辞,而MIT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充耳不闻。Murray认为,MIT已经成为独裁大本营而不是科学研究中心。这一段也是我本人看到的对乔氏后期理论最尖刻的批评。 15. Frederick Newmeyer 1996: 《Generative Linguistic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对于Newmeyer的这本新书,Tomalin的评价仍然是粗暴、负面的:assertive,superficial,contains numerous obscurities and errors,认为Newmeyer仍然坚持前一本书的观点,了无新意。 16. : 1999《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Language Sciences》 上世纪末出版的两卷集的这部著作汇集了众多学者对生成语法史的最新看法。在这部著作中,出现了一些新提法,例如,Steinberg的论文只看标题就知道多么有刺激性:《How the Anti-Mentalist Skeletons in Chomsky's Closet Make Psychological Fiction of his Grammars》(乔氏衣橱中的反心智主义衣架是如何撑起他的心理语法的神话的)。这篇作者认为1950年代,乔氏是一位狂热的形式主义者和反心智主义者,虽然他从1959年开始转向了唯理论的立场,但从未与他早期的经验论彻底决裂。Tomalin的批评是,既然早期的乔氏是经验论者,为什么不提及Goodman对他的影响? 17. Giorgio Graffi: 2001 《200 Years of Syntax: A Critical Survey》 这是新千年开始后评价早期生成语法理论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是按照Tomalin的标准最合格的专著,因为它即提到了Goodman Quine对早年乔氏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提到了哈里斯结构主义语言学与乔氏语言学思想的传承关系,甚至提到了Bar-Hillel对早期生成语法的贡献以及与乔氏关于逻辑句法和语义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的讨论(甚至争论),Tomalin对这部著作的唯一批评是所有这些内容都是“too brief”。 18. Peter Matthews 2001 《A Short History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Tomalin列举的最后一部著作,认为这部著作只是重复该作者前一部著作观点,了无新意,不值一提。 笔者自己加上的最后两篇论文将放在本书笔记最后,其内容也是本书作者仅仅提及但没有详细讨论的有关Post的基于证明理论的规则产生式。 从上述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出,Tomalin的基本思路是:先去设定一个框架: 1. 乔氏的早期的哲学思想和语言学方法与形式科学的关系应当从哪里开始,Tomalin的设定是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经Carnap,到Goodman和Quine;另一条主线就是Zellig Harris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句法分析; 2. 早期的转换语法和形式科学之间的继承关系; 以这两条主线作为基准,Tomalin认为这18篇文献没有一篇著作符合标准,这就促成了他写作本书最基本的动机。 【附录】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列出的历史文献: 1. Emmon Bach: 1964: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s》 2. Robert Lees: 1957 《Review of Syntactic Structure》3. Noam Chomsky: 1966 《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 4. John Lyons: 1970 《Chomsky》 5. Finngeir Hiorth: 1974 《Chomsky: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6. Noam Chomksy: 1975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7. Dell Hymes John Fought: 1975 《American Structurism》 8. Frederick Newmeyer: 1980/1986 《Linguistic Theory in America: the First Quarter-Century of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9. Stephen Murray: 1980《Gatekeepers and the Chomskian Revolution》 10. Peter Matthews: 1993 《Grammatical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loomfield to Chomsky》 11. Randy Harris: 1993 《Linguistic Wars》 12. Geoffrey Huck John Goldsmith 1995 《Ideology and Linguistic Theory: Noam Chomsky and the Deep Structure Debates》 13. Collection 《Chomsky: Critical Assessments》edited by Carlos Otero: 1994 14. Stephen Murray: 1994 《Theory Groups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North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15. Frederick Newmeyer 1996: 《Generative Linguistic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6. Collec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Language Sciences》: 1999 17. Giorgio Graffi: 2001 《200 Years of Syntax: A Critical Survey》 18. Peter Matthews 2001 《A Short History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19. Geoffrey Pullum: 2010 《Creation myths of generative grammar and the mathematics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20. Geoffrey Pullum: 2011《On the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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