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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三十七中同学聚会暨《岁月留痕》知青文集首发式: xjtuhyg 2019-12-20 15:17; 西安市三十七中同学聚会暨《岁月留痕》知青文集首发式其一未成年遇人生艰，分赴穷乡斗地天。白发蹉跎今聚首，长歌浊酒喜难眠。其二留痕岁月五十年，一册《文集》沥血编。往事如烟“插队”史，夕阳自信必胜前。; 个人分类: 雨佳诗词|2131 次阅读|0 个评论

煤城往事（10）——革“命”: 热度 1 fdc1947 2015-10-5 11:05; 煤城往事（10）——革“命” 我在煤城的那所学校里，反党分子的帽子在领导的手里拿着，随时可能给带一下，批几句。那真的叫做走投无路，既要辛苦地干活，又永远不可能得好。转眼到了1974年六月，应该毕业的学生就要上山下乡了，这些学生就是1970年刚建校的时候从小学升上来的那一届。当时，抚顺学生下乡的地方是抚顺所属的三个县——抚顺县、新宾县和清原县。而抚顺市第八中学的九个学生提出倡议，毕业以后去离抚顺较远而且贫穷的昭乌达盟下乡。昭乌达盟过去是内蒙古的一个盟，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归东三省，而昭乌达盟则划归辽宁。学生愿意去昭乌达盟，当与辽宁当局开发昭盟的愿望暗合。但是昭盟既离家远，自然条件又差——“内蒙古，一天二两土”、“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等等都是当地人对内蒙古的传说，领导担心的是学生及家长不愿意去，现在有人带头主动表示愿意去，当然是再好没有的事情。在得到上面首肯之后，抚顺市领导表态，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愿望”。学生自愿到内蒙古草原去，这件事在抚顺有很大的影响，我校也有学生表示愿意去昭盟，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我认为去昭盟是我离开抚顺36中学的唯一机会，他们不让我调离，我下乡总行吧，另外，当时我也确实自信即使在乡下我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在认真地考虑了几天之后，我做出了决定：下乡，去昭乌达盟，我不能窝窝囊囊地呆在36中学，为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破釜沉舟。在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我只找了一个人商量，他就是学校唯一的科大同学段yc（另一位科大人沈zj因为照顾“夫妻两地分居”已经调回了天津），他听取了我的分析之后，表示支持我的决定。 7 月9日，我正式向抚顺市委提出了申请，要求与学生一起下乡，并把申请书用大字报在学校张贴。抚顺市委文教组组长尹方接见了我，对我的“革命精神”表示支持，他说，市委正考虑由若干干部作为“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带领这些学生下乡，我可以作为带队干部下去。最早提出去昭盟的第八中学的那些学生在市委书记接见他们时也向书记表示，希望与我一起去昭盟。——我和那些学生谈过一次话，他们当然非常希望有一个“老师”和他们在一起。在学校贴出了申请书，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学校里的各种人有各种说法，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胜利矿党委文教组组长找我谈话，通知我，矿党委不同意我去昭盟，让我死了这条心，并警告我，不许再去找抚顺市委。我当即反驳说，矿党委的决定是草率的、错误的，希望他们不要意气用事，要收回成命；至于去市委，是我的权利，腿在我身上，别人管不着。后来得知，实际上胜利矿向市委反映了关于我的三条意见，大概意思是：第一，此人不安心教师工作，要求调动回家，作为带队干部不合格；第二，此人要求去昭盟的动机不纯；第三，学校工作离不开此人。其实，他们也实在不聪明，这第三条就把前两条都否定了，既然此人那么不好，为什么学校工作还离不开他呢？看来他们还是如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平面几何没有学好”。 8 月中旬，市委决定，派六个人作为首批去昭盟知识青年的带队干部，一个是团市委的干部；四位是工矿的干部；一个教师，就是我。但是胜利矿就是坚持不放人。——这里有一个原因，即胜利煤矿归抚顺矿务局管，矿务局是与抚顺市平级的单位，也就是说，胜利矿不是抚顺市的下属单位。但是，他们也应当知道，在党的关系上，他们是要接受抚顺市委领导的，何况我还是一个市属学校的教师，他们只是代管而已。 8 月17日，首批知识青年离开抚顺去昭乌达盟的翁牛特旗，在欢送会上，市委管文教的副书记华子杨接见了我，他对我说，市委同意我去昭盟。8月23日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胡敏出面做了胜利矿方面的工作，胜利矿党委终于同意我作为带队干部去昭盟。除了团市委的那位干部以外，其他的“带队干部”大多是单位做工作动员去的，答应了种种条件，走时单位开会热烈欢送。我当然没有这样的待遇了。不过，胜利矿表示对我可以同学生下乡一样，卖给我2元钱的木板，可以钉一个箱子。那位曾经被土枪打伤的学生知道以后（他因为打伤，休学了一年，所以仍然在读），主动帮我拉车买来了木板，因为木板还不干，所以只能草草的钉成一个箱子。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走了。虽然我的“关系”仍在胜利矿，而且名义上带队干部只有一年的期限，但是，我已经决定，决不会回来了。野兽一旦离了牢笼，是再也不肯回去的。 1974 年9月4日，抚顺市委派人送我们几个带队干部离开抚顺前往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我的四年煤城生涯结束了。我“革”了一次自己的“命”，新的“命”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前面的路，不知道在沙漠草原上还会碰到什么问题，但是我相信自己会有办法的。不管如何，这两个来月与胜利矿有关方面的“官司”是结束了。在车上，看着远去的抚顺，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煤城往事》完）; 个人分类: 我的回忆|2442 次阅读|2 个评论

我的高考回忆: 热度 15 fdc1947 2014-6-7 07:39; 我的高考回忆今年的高考来了。我想起了我参加高考的一些事情，那已经是整整五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五十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考的主要模样看上去好像没有很大的变化，仍然是填写志愿，仍然是拿着准考证走入考场，去做放在桌子上的卷子，仍然是等着发榜。实际上，在很多做法已经大不相同了。想着当年的高考，看看今天，做一下对比，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风云紧急——上大学还是下乡当年的高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放在前面的两条路，能够走哪一条。我的家乡在江苏省苏州市，现在很多人都很羡慕这个城市。当时，是一个很多问题的城市， 1949 年以后，把这样的城市称为“旧中国的消费城市”，它没有国家需要的重工业（我们的政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并不往苏州这样的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非常缓慢，就业机会极少。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大概这样的地方很多，于是，国家就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的人一提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以为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事情，不是的。 1963 年，苏州市已经开始把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动员到农场去劳动。 1964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和《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两个文件。文件指出“ 一九六四年全国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的计划控制指标，就是本着上述精神编制的。全国计划安置八十三万人 ( 家属约占百分之四十 ) ”。 1964 年大学招生录取名额是十五万人。这样，我们那里就进行了全面的动员，班主任老师就奉命进行家访（那是高中生，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告诉家长，“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大学就要下乡当农民。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复习备考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一年前就备考了的事情，没有的。七月份高考，上课一直到五月份。我的母校苏州中学，当时称苏州高级中学，倒是一座好学校，在全国也数得着的，可是也是一所出了名的“放羊”的学校。它向来“脸皮厚”，不大重视升学率，几十年来，它的升学率一直比那些不知名的江苏省长江以北的学校低，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我不记得是否做过高考的模拟卷，是不是有一次？不记得了。那时候高考分文理科，“理工医农”一科，考语文、数学、外语、政治、物理、化学；“文史”一科。考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但是上课不分班，上一样的内容，直到课程结束。到了五月，课程结束了，个人自己复习。可以到学校复习，也可以自己找地方。在家里肯定不行，那时候各家都没有好的条件，学校里人又太多。我们六七个谈得来同学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好地方，就是在学校斜对面不远处的沧浪亭。这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古典园林，宋代的苏舜钦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沧浪亭记》，沧浪亭上的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能够勾起人们的遐想。当时，园林里极少有游人——人们都为了肚皮而努力工作，谁出来旅游？即使到苏州的人也大都到拙政园、狮子林，极少有人去城南的沧浪亭。那里一片静悄悄，只有风吹着竹子发出的呼呼声。我们为了好好的复习，三分钱的门票也还掏得起。那时候，园林里的那些考究的桌子椅子是可以随便坐的，只是不让移动。这样，我们学习的座椅也不愁。不过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是 “ 翠玲珑 ” 边上的走廊上，一则是回廊上光线亮，二则是 “ 翠玲珑 ” 那边游人极少，园林里毕竟会有几个游人的。偶然也会到东南角的“闻香妙室”，那里原来就是主人读书的地方，很是僻静。我们所看的书，只是教科书，没有任何“复习资料”、“练习册”之类的东西。这六七个同学中，有考理工科的，也有考文史类的，大都是自己看自己的，偶尔相互讨论一下。休息时同学们则天南海北随便聊聊，到“看山楼”上四处望望。我记得这样的时光似乎有二十来天吧，把高中三年的书上的内容大致捋了一遍，书上的练习题都做了做，自以为基本上都弄通了。这大概是我在高中三年中印象最深刻、也最美好的一段学习时光。直到现在，我都很怀念这一段时光，怀念一起学习的同学。填写报考志愿大概在五月份填写的报考志愿表，我的父母亲没有过问我的报考志愿。他们从来不过问我学校的事情，只是每个学期看一下成绩报告单罢了。我的成绩除了体育外一般都是 4 分或 5 分，所以，他们也不发愁我的学习成绩，他们只发愁什么时候交学费。我的同学大概也差不多，都是自己做主。我们学生对于自己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自己也不清楚，只是知道报理工还是报文科。关于各高校的情况，每年都有一本小册子，薄薄的，介绍各个大学。看不看其实也关系不大，在我印象中，我看了以后的收获就是知道了有些学校为不能报考，例如大连海运学院，因为我的体重还不到 50 公斤。身体发育晚，刚刚开始长个儿。由于自己不懂，就去问班主任，一位数学教师，教了我们三年数学。她建议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当时中国科技大学还在北京，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一类的问题，老师说报什么就听什么报什么。志愿表分两张表，一表是重点大学，二表则是非重点大学。同学们议论，像北大、南大之类的毕业后都有当中学教师的可能（那时候在我们心里，北大绝对没有什么神圣感），科大是科学院的，将来分配全部在科学院，进科学院当然是那个时代学生的理想了。一表要填十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听老师的，是中国科大。第二志愿以下就自己随便乱填了。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二志愿填的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因说起来很可笑很幼稚。我想的很简单，那个学校是 8 年制的。当时，其他大学都是五年制的（除了师范学院），我的年龄小，比按国家规定上学年龄的一般同学小两岁，因而不怕多上几年。其实，我对那个学校一点也不了解，那时候也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研究生之类的事情。我想，当时很多学生填志愿都这样胡来。考试考试时间在七月份，具体日期记不得了。我所在的考场就在我的母校苏州高级中学，我就像每天上学一样去考试了。为了郑重其事，我借了一块手表，这是我手腕上第一次带上手表。从我家到学校大约有 2 公里路，走二十多分钟，主要走在苏州市南北向的主干道人民路上。不到七点钟就离开家了。当然是一个人自己去的，所有人都是自己去的，那时候不认为高考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以想象，如果那时候有人高考还要家长陪同，那这个人一定是有病，没有病的话，他将来还怎么见人？不被别人笑话死了。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装着有线广播喇叭，马路上也没有什么汽车，所以，在路上走的时间，一路上能够听到有线广播的内容。到 7 点钟的时候，广播里会发出“嘀嘀嘀”的声音，然后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这时候，第一次戴上表的我，不由得抬起手臂，核对了一下手表上的时间。街上的不少行人，也同时做着一样的动作。当时，每逢考试，老师总在黑板上画一只钟，每过十分钟，便更改一下钟上的指针。至于我是怎样走进考场，怎样考完交卷，考完以后怎样怎样，如今已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大概就如平时考试差不多，所以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发榜收到邮局送来的录取信件，已经大概 8 月中旬的后期了。那时候没有特快专递，但好像是所谓特种挂号（现在已经看不见这类邮件了）。中间有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告诉我 8 月 29 、 30 日到北京玉泉路 19 号报道，北京火车站有接站云云。还有两张可以粘贴在行李上的标签纸，上面印着“中国科技大学新生行李”的字样。背后的手那时候的高考，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的考分，所有的考生都不知道，也无处可以查询。考上就考上了，考不上也不会知道其原因。毫无今日的“公平、公正、公开”之言。考不上大学的原因，除了考试成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对于有些人是致命的原因：政审。政审，就是政治审查。十几岁的中学生，政治上会有什么问题？审什么？家庭出身。那时候填什么表格，都有这一栏。农村的人，土改时定下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出身：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还有什么工商地主等等。城市里的则自己填写，老老实实写，资本家、小业主、职员、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城市贫民工人、小商人、小贩等等。在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另外的、自己永远也不知道的政治审查，审查到每一个人的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表现。高考政审的结论，有些人就是不得录取，有些是限制录取。对于不得录取的人，您的考试成绩再好也等于零，而且不告诉您。您可能以为考不上的原因是考得不好或者志愿填得不合适，明年再继续努力，同样还是百分之一百的白努力。当时的事情就是这样。直至今日，没有人为当年的事情做任何的解释，很多细节对于我们仍然是一无所知。当年的参与者也极少有人出来讲一句话。后来的趣事高考的分数，后来我是知道了的。那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大家都下乡劳动去了（那时候大学生每年都有一定时间的劳动），我因为身体的原因，留在学校帮系里的教学干事做杂活，主要就是誊抄成绩。在那里，我见到了系里我们年级所有同学的高考成绩。我们班有三个人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其中有一位跟我一个系，分专业的时候还分到了一个专业，这样，这位高中的同班同学到科大仍然是同班。我们两个人的高考各科成绩都差不多，高的都高，低的都低。印象最深刻的是最低成绩，政治，我只有 53 分，他更可怜， 52 分。远远低于我们的其他成绩和其他人的政治成绩。这似乎说明高考的成绩与每一个学校的教学情况还是有关的。 13 年以后，也就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国家决定恢复高考。那时候，我正在沙漠草原深处的一个农场里，那里很闭塞，不少“知识青年”也都跃跃欲试，要参加高考，但是，已经十多年没有高考了，谁也不知道高考的试题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知识青年已经做到了农场党委的组织干事，他在我的“档案”里发现了我的高考试卷（当年的高考试卷竟然是要装在个人档案里的！），于是就拿出来作为“模拟卷”抄写，当然，有些题目还要我做辅导，于是，我有幸见到了自己当年的高考试卷。我想，有幸再次见到自己当年高考试卷的人不会多。五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看看这五十年前后的高考，现在还是进步了许多，特别在“公平、公正、公开”这个方面，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招生的人数也已经从 15 万增加到了 700 万之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个人分类: 我的回忆|5628 次阅读|29 个评论

沙盆潭遐想: 热度 1 fdc1947 2013-11-10 08:17; 沙盆潭在苏州阊门外，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大军就是从这里攻进了张士诚盘踞的苏州。当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由于江淮连年战事，人烟稀少，朝廷提出“南人北居”，下令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府的数十万户居民迁居江淮。这些人先集合于苏州阊门，然后乘船去苏北的淮、扬二郡。于是，阊门就是这些人离开江南前的最后记忆。对于这些人，阊门就相当于北方移民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时间到了 21 世纪，苏州在阊门外的沙盆潭立移民寻根的纪念阁和纪念碑，以便移民后代寻根留念。纪念阁和纪念碑在建阊门外西北的护城河边，背靠白居易祠。纪念阁巍峨高大，纪念碑文字清楚而易懂，水面宽阔而风景宜人。虽然临近热闹的石路商业区和山塘街旅游区，不过由于与大街相隔了白居易祠，显得相对清静。在这人们四出打工挣钱、漂泊四海的年代，不知道平时还有几个人会来这里寻根。我们中国人总有一种“怀土”的情结，古人更是如此。不到走投无路之时，谁肯抛弃自己的家业，背井离乡，举家外迁？即使外迁，也都是从差的地方迁向条件好的地方。苏杭自古称天堂，从苏杭迁到两淮，这实在是非常的举动。人们平白无故为什么要离开天堂一般的苏杭迁向江淮？据说，由于苏州一带的老百姓帮助张士诚守城，朱元璋进攻苏州很是吃力，久攻不下。攻下苏州之后，一开始，朱元璋是想屠城的，后来听取了宋濂和刘基的意见，放弃了屠城的设想。大概是以为既然都成了大明的子民，不妨留下他们的性命，让他们给朝廷多多地纳税。于是，明代苏州、松江的税负之高是全国其他地方所难以想象的。而且税赋一旦加上去，减下来是很难的，连清代都延续了明代对江南的税赋。直到清末，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还说：苏（州）松（江）太（仓）的税赋率，上溯之，比宋代多五倍，比元代多三倍；横着比，比毗邻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的镇江等府多五倍，比外省多十倍二十倍不等。另一方面，明代朝廷索性把江南大量的百姓“私田”充为“官田”，也就是说，干脆剥夺了人们的土地。这样，这些不堪重负和失去土地的人们就只有背井离乡、听从朝廷的调遣，迁往江淮。我们不是明代人，无法看到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江南百姓拖家带口到阊门集合转往江淮各地的悲惨情景。不过，在这样的惨剧发生将近六百年之后的 20 世纪六十年代末，确切的说，是 1969 年年底开始，在差不多相同的地点，发生了差不多的人间悲剧，却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历或亲眼目睹的。 1969 年 11 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三年多。江苏省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做出了一个据说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动员全省的城市干部、工人和居民“上山下乡”。由于江苏省的城市主要在江南，因而数十万江南的居民被迫迁徙到苏北的农村。当然，如同明代的迁移一样，在这移民的大军之中，也有几个响应号召起带头作用的干部，但是，更多地却是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前三年间已经饱受了歧视和苦难的那些“黑 X 类”和在“清理阶级队伍”被清理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及其家属。他们被注销了城市户口。这些做了一辈子工人、商人、教师、职员却从来没有种过地的男男女女要自己去从土里刨食，而且是到与自己在语言、生活习惯都大相径庭的地方，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是下乡，他们与“知识青年”不同，他们大多数已经是中年人，生存的技能已经固化。知识青年大多数尚有家庭父母做经济和思想上的依靠，而他们却是家庭中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都要靠他们去养活。在这一点上，他们比“知识青年”更加困难得多。同样，他们比明初的移民也更加可怜，明初的移民毕竟大多数应当是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我认识的一位长者，已经接近了退休的年龄，可是因为曾经是“资本家”，仍然要被赶到了苏北农村。我们难以想像，这位失去了工资收入的旧社会的“资本家”老人到盐碱滩上将如何度日。我最尊敬的中学老师——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的英语教研组组长周大心先生有严重的关节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某些“红卫兵”的兽性攻击，他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了。在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又被赶下苏北农村。作为一个教师，他无疑是最优秀的。可是，让这样一位已过中年而且有严重疾病的知识分子到他完全不熟悉的艰苦、落后的农村去自己种地养活自己，这无疑把他置于死地。终于，他悲惨地死在了苏北的乡下。据《苏州地方志》记载：“ 1969 年 11 月，市革委会部署动员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全年共下放干部、职工、居民 9507 户， 3.69 万人，大部分去苏北农村。”（另有 4 万多名“下乡知识青年”不在其中）当时无锡市的城市人口略多于苏州，照此推断，无锡下放到苏北去的人数也应当与苏州相仿佛而略多。苏州、无锡两个城市中被赶到苏北农村去的居民大概有两万余户，七八万人之多（同样，不包括“知青”）。幸而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被终止。把江南居民赶到苏北乡下去的荒唐事没有再继续下去，在苏北农村度过了近十年的苦难岁月以后，大多数被赶下去的居民返回了他们的家乡，但是，这场噩梦般的经历和给这些居民实际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亲历或耳闻目睹了现代苏、锡城市居民下放苏北农村的惨剧，我们可以想像，六百年前发生在阊门之外的码头上，告别家乡向江淮进发的移民，当离开阊门出发时，可能并没有杜甫在《兵车行》的所描述的哭天抢地的场面，他们已经没有了眼泪，有的只是任苍天安排的无奈。六百年前的大移民的拍板者无疑是朱元璋，这位从完全赤贫的流氓无产者成为掌握了全国财产和所有人命运的最高统治者。早年流氓无产者的经历、思想、习性对于他做皇帝后的处事有极大地影响。流氓无产者的特点是对财产的渴望和蔑视，对有产者的嫉妒和仇视。他们渴望得到财产，但是对于得不到的他人的财产或者轻易得到的财产却视若粪土，轻易地加以破坏。他们嫉妒有产者甚至嫉妒只比他们略微富有一丁点的其他穷人。他认为他的贫穷是这些人给他造成了，他希望这些人像他自己最贫穷时一样甚至更加贫困。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流氓无产者往往十分残忍。用这样的思路去看待朱元璋的许多做法，就能够解释其原因。而在此六百年以后的“上山下乡”，虽然全国都是响应那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但是，像江苏省那样的做法之恶劣和规模之大，据我所知，远远超过了别的省市。其中的原因也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就像上面分析的六百年前朱元璋的情况相类似，我看恐怕也要到当时江苏省主政者们的早年经历和由此形成的思维模式中去寻找。是不是这样呢？; 个人分类: 闲说苏州|3525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在五七干校告别少年时代（一）: 热度 1 gl6866 2012-8-27 18:23;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大江南北出现过一种农场叫做“五七干校”，因毛泽东主席对此作出具体批示的日期是五月七日而得名。因“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缘故，干校学员的正式名称就叫“五七战士”。那次下放有个响亮的口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五七道路”，它是毛主席“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大规模社会实验的一部分，我则正值年少、有幸躬逢其盛。一、顽主下乡一九六九年我十四岁，在北京读初中二年级。那时的中国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机器像一台疯狂运转的巨大锅炉，全国人民像沸腾的开水，荡涤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料，文化的浸润不仅无微不至、还根深蒂固，经常以它强大的生命力抵抗企图改变传统的革命者。当年，尽管我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却目睹了它的表现形式，那就是“革命接班人”对待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那是我认识社会的第一课。那时候的北京，初涉人世的青少年大致分成两大类：一部分冲动地投身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他们的总称是“红卫兵”；另外一些青少年，则直接传承了封建时代的门第观念和帮会习气，频频为拉山头、抢地盘打架斗殴，那情形有点像是黑社会。热衷其事的青少年取“玩世不恭者”之意，自己命名为“顽主”。此其时，我的政治觉悟刚刚达到跟在人家后面呼喊不解其意的革命口号的水平。像所有跟不上社会主流的平庸孩子一样，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带着几分剑侠气、专门哗众取宠的少年吸引。虽然不一定当他们做英雄，却在心里敬佩那些人的桀骜不驯，有时候还要摹仿一下他们的恶作剧。外交部子弟 “顽主”多半是“干部子弟”（或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中，优越感和虚荣心特强的那些人，喜欢倚势欺人。他们的做为得到社会上等级观念的默许，不仅没有被文化革命的风暴扫荡，反而受到很多人的企慕。如蒋梦麟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由家庭、单位、行业等等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个人的生活内容、方式与所属的集体一致，人们的社会地位也与所处的集团密切相关。所以，北京这个冠盖云集、府衙林立的地方，门第之见还扩大到了家庭隶属的部委－－大机关的子弟往往蔑视小单位人的家眷。这种风气持续了好多年。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不是革命干部，却在一个很大的机关里工作，就是国务院第一大部外交部。所以，我也随波逐流地领略过在社会上出风头的滋味。当时的中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仇视几乎所有的外国；经济和文化上，却不能抑制地崇洋媚外。在那个小市民的汪洋大海里，谁要是在什么地方与外国沾着一点关系，好像就不俗气，还高人几分。所以，“外交部子弟”这一称呼，在北京城里响当当。因为如此，很多对政治不感兴趣、高小和中学的外交官子弟，就集合在这块金字招牌下。那时候，外交部“顽主”的大本营是城区东部的豫王坟，十四座宿舍楼连成一片，是那一带的“第一大户”。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住宅区周围划做自己的势力范围，轻视、排挤住在同一个区域其他部委的子弟。对人家冷嘲热讽之外、还经常动之以武。若是工人居住区里的人惹到了他们，遭到的打击就更大了。有一次，一个外交部子弟与一个工人子弟为了一只鸽子起了争执，外交部宿舍的小“顽主”们冲到工人宿舍，打伤了人家父子两代，还砸了那个工人的家。闻风而至参与其事的，有几十、上百人。是非曲直无人过问，只一说：“一个工人子弟在跟咱们‘炸刺儿’”，已经构成“狠狠教训他一顿！”的理由了。不料，社会自有它的正统势力，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事事统一规划的地方，只消“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立即改弦易辙，毫无商量和犹豫的余地。那年九月十八日，我十五岁的姐姐，被送到千里之外的北方中、苏边界“屯垦戍边”一个月之后，父母又接到了：“因中苏边境战事紧张，各大机关需实行战备疏散，下放‘五七干校’”的通知，出发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一号。就这样，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我的家庭便被拆散、四口人全部变成了农民。下放时扶老携幼，不分职务高低。和我们一同到干校去的大使、司长不在少数，乃至副部长中也有未能幸免者。曾经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前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李鹿野、前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等等，当年都是“光荣的五七战士”。最巧的是，下去时有一户姓夏的人家在干校生了一个孩子，就顺势给孩子取名叫“下放”。五七干校则是我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地方。外交部的干校在湖南省茶陵县虎踞山。随行的机关干部子女年纪大都在十五、六岁以下。初初听到要去湖南干校的消息，我兴奋不已，认为这是一次长途旅行，有火车可坐、有山水可游。哪里晓得其中的政治奥秘。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太伟大、太深奥了，从中我们只学到“人分九等”和“弱肉强食”的一套。下乡时节，外交部子弟中的“顽主”们风头正健，带着满身的优越感来到农村，然而，北京远隔千里，穷乡僻壤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我们只能用大闹当地公社中学的方式，排解“怀才不遇”的寂寞。虎踞中学那所学校叫做虎踞中学，庄户人家生计艰难，来念书的人并不多。从天而降的外来户倒成了多数。所以，“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的规则失灵了。我们中间真正的“顽主”不算多。但是，害群之马总是既有号召力，又体现着群体特征。从我们进校的第一天起，虎踞中学就成了插班生的天下。身着黑色粗布衣裤的贫下中农子弟，被远远赶离了篮球场和那张唯一的乒乓球台，我们在校园里尽情追逐、喧哗，老师看不下去，操着乡音浓重的普通话过来批评我们，却在北京式的起哄声中下不了台。“师道尊严”早在三年前，文化革命之初就被批倒批臭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老师的外文读音上，比如，三角函数课中，正弦(sin)和余弦(cosin)应读做：sine、cosine，虎踞中学的教师用湖南口音读起来，就变成sein、in略呈升调；gousein、gou念的很重，稍事停顿才把sein读出来，这次的in不用升调了。每逢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嘲笑和摹仿一番，窘得代数教师草草结束了这门课。湖南同学的名字、衣着和长相，也是我等的笑料。一个当地学子，名字里有个南方男孩常用的“仔”字，在北京方言里，这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常常用在骂人的话里面。所以，我们故意经常叫他的名字，字还是那几个字、音也是原来的音，声调却大大地变了，我们在“仔”字后面拖上一个带转弯的长腔，显出滑稽的味道。湖南的同学虽然不懂京都方言，看到我们一付油腔滑调的样子，也明白这决不是友好的表示。面对我们带来的、大城市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孤陋寡闻的农民子弟，根本不知所措。在开始的日子里，只能任由北京的孩子们为所欲为。然而，“三湘四水多热血男儿”。他们并不是可以随意捉弄的，在校外不远收割后的稻田里，他们布下了教训我们的战场。可怜老实的庄户后生不知道，打群架正是北京“顽主”的看家本事。我们人多势众、又小有战术，几次会战都获全胜。唯一的一次失利，是一个叫小明的男孩儿，一次放单遭到农家子弟的袭击。这件事情提醒我们：还没有入无人之境。从此，我们尽量避免单独行动。《山楂树》闹学之外的干校生活，又是一种风情。干校是一大片茶园，几千亩绿油油的茶树排列成行、平铺在红土丘陵之上。五七战士携带家眷分几处住在红砖房里，我住的地方叫做“四排房”，在茶园中的山坡上。清澈见底的洣江从坡下流过，那里有寂静的沙滩、脆啼的水鸟。站在房前、远眺坡下平川上蔚蓝的天空下，田畴村落、袅袅炊烟、点点耕牛，有不尽的诗情画意。洣江对岸是青翠高耸的罗霄山。听说，可以摆渡过江，踏进深山；茶园之外有些什么呢？反正，准是都市里的孩子未曾见过的，在在吸引我们前去勘查。我和小伙伴几度出外游历，探险的足迹遍布方圆几十里。我们效仿《神秘岛》中的落难者，给所经之处命名。长满马尾松的红土坡叫“马尾山”、追逐嬉戏的上气不接下气时，眼前突现一个大水塘——“喘气湖”。我们还从沧浪亭渡口撑船过江，攀上高山，指点洣江蜿蜒、阡陌田舍，流连忘返。四排房里还住着一些女生，其中四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经常一同出行。她们梳着短发、一律左肩右斜着书包，排成一列走过茶园、稻田的小路，清纯美丽，点缀自然，是当时的一大景观。还有一个女孩儿，傍晚时分常坐在房前的茶园里拉手风琴。虽然我们都爱唱歌，却不能去和她的琴声。那是个少男少女之间有严格界限的时代。我们已经开始对女生发生兴趣，但不敢公开表示爱慕。若是有人在同伴中唱：“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就会被人耻笑，对她们只能故作淡漠。其实，女孩子们的情形一一都在男生眼里。比如，看上去最为温柔美丽的小欣，很少参与其他女孩儿的活动。几个男生研究后的结论是：小欣并非落落寡合，准是被她们嫉妒而遭排斥。这里毕竟不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上流社会，对此我们爱莫能助。实际上，最需要安慰的是我们自己。那淡淡情愁只能化在语意含蓄的苏联歌曲里：啊茂密的山楂树呵白花满树开放啊你山楂树呵你为何要悲伤 “土匪下山了” 那年深秋，酷暑消退、云淡天高，颇助游兴。虎踞中学竟在此时组织学生进山砍柴，校方的决定第一次得到我们的热烈响应。其实，学校的本意是进行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劳动，唤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这样的政治滥调，我们早就不以为然了，只当山里的老乡是逛山景的向导。一路之上，北京来的“顽主”们意气风发，嬉笑打闹，一付游山玩水之态，行前的规定：“要把这次劳动当做一项严肃政治任务来完成”，早忘到九霄云外。老师们屡禁不止，只能积愤于胸。到得劳动地点，不待有人分派活计，我们便一哄而散，呼朋引类钻进树林，各寻开心去了。撇下带队老师和当地学子，在劳动中体会其中的政治意义。我们尽情玩了一阵，精力还大大有余，忽然有人大喊一声：“土匪下山了！”我们几十个北京孩子齐声应道：“土匪下山了！”一面造势地挥舞着手里的木棍，抽打周围的草丛和树枝，从四面的树林里呼啸着沿山坡直奔而下，演成响马剪径式的场面，还自鸣得意地又跳又叫。旁边的劳动者被这种北京玩法，惊得面面相觑。积怨成仇。虎踞中学的教师终于失去了耐心，会同虎踞公社，一状告到干校领导小组。就在“土匪下山”之后不久，我们被干校通报批评了。此一时彼一时也。坏学生的恶作剧，当年可以引申出政治意义：这些“高干子弟、革命接班人”的轻浮行径，足以使这个红军时代老游击区的人民，对革命成果产生怀疑。我们受到了来自学校、干校和家庭几方面严厉的斥责。至于家庭，除了管教孩子们不要调皮之外，那些因政治问题正在受到审查的父母，还怕有人借题发挥说：小孩子的胡闹是替家长发泄不满，由此罪加一等。就这样，来自哪一方的压力都不轻，“顽主”们的气焰才逐渐收敛。我就这样裹挟其中，混过初到干校的两、三个月，草草结束了初中的学业，回到四排房，跟五七战士一起到茶园里劳动。置身生活困苦、劳动为主、政治第一的五七干校，我很快就知道什么才是生活的现实了。二、虎踞山路难行天气渐渐冷了，我们的好日子随着萧瑟的秋风一去无踪。那些新奇、得意和浪漫，只持续了半个秋季，接踵来到虎踞山的，是一个终日飘着冷风细雨的寒冬。百衲衣走在泥泞的红土路上、携带东西、下地劳动都不能打伞。保暖而又柔软的胶布雨衣价钱太贵，一般人买不起，大家都穿塑料雨衣。可是，塑料布遇冷变脆，几经磨擦就会开裂。它不像布料可以缝补，又不能千疮百孔地穿着。犯了几天难之后，有人发明了一个办法：用橡皮胶布从里面把裂口贴起来。这一着果然有效，而且便捷。当然不是十全十美，要粘的口子太多，小块胶条星罗棋布，那半透明的塑料雨衣，看上去就像百衲衣。雨下个不停，几乎人人都穿百衲衣，拖锨荷锄、步履沉重地行进在烂泥中，像是残兵败将。再加上男式一律灰色、女式不外浅绿和浅蓝，背影难辨生疏。认错人是常事，人们看到有人特意从身后绕过来看你，你并不认识他；或者，有人招手叫着前面的人，却没人回应时，都不会见怪。脱下百衲衣，穿在里面的工装也有可观。五七战士身上的衣服既不破，也不旧，不少人却把它们补得整整齐齐。为了准备长期“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下乡之前，他们就把衣服的袖肘、膝盖和臀部缝上了补丁。在这个干校，钱钟书式带椅垫的裤子也不少见。很多拥有这种装备的人是放过洋的，用得也许还是英国料子呢。碗里的稀粥干校的冬天虽然阴雨绵绵，也偶有晴天，但是阳光从来照不进食堂的菜锅，每天一律：上顿白菜，下顿白萝卜，间有白粉条。到了年节则是白菜、白萝卜、白粉条。最初两天大家说好－－清淡爽口，第三天就开始抱怨了。也有动物蛋白，看得见的是早餐稀米粥上，漂浮的一层米虫。要捞上半天才能勉强下咽。中饭和晚餐是干饭，肉眼分辨不出米和虫儿，却吃得心知肚明。伙食不好，农活又重，人们的粮食定量却一仍城里：男三十一斤半，女二十八斤的旧式标准。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早上二两、中午晚上各四两的低热量减肥餐，怎能满足正在发育的少年呢？干校当局对我们营养不良情况的解决办法，是教育我们说，这正是学习当年红军在陕北，艰苦奋斗之“南泥湾精神”的好机会。而不是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青少年来说，主义和真理云云是很唬人的，只有为之肃然起敬和为革命饿着的份。这种情形延续了很久才有改善。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2/0827_66440.html; 个人分类: 文章转载|2045 次阅读|2 个评论

[学术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错在哪里: 热度 3 blueyye 2011-3-12 15:03; 在人人需要摘野果狩猎物才能生存的原始社会，成天寻找食物大约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当社会有了富余产品以至商品交换，从原始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才有了时间和精力创造文明；一旦社会分工开始推动文明进步，人类智力创造及其成果才充分展现出生产力价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返原始劳动，违反基本的社会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原理，导致人才智力的损失，最终几乎耗费一代人力资源。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除了能在文学艺术和部分社会科学领域还能有所作为外，在连贯性和累积性要求较高的科学技术领域只会留下空白。而今我们需要记取这一教训，尊重社会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原理 …; 个人分类: 学术讨论|2998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习近平是上山下乡青年的杰出代表: xupeiyang 2010-10-22 02:45; 习近平在延安插队的日子带了一箱子书下乡(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mingrenlu/200908/0818_6855_1307709.shtml 李光耀谈习近平：曼德拉一级人物有强大感情自制力(资料)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17wuzhongquanhui/content-2/detail_2010_10/19/2825298_0.shtml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17wuzhongquanhui/content-0/detail_2010_10/21/2849555_0.shtml 习近平文章忆往事称上山下乡影响深远 2010年10月21日 07:08 凤凰卫视【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 247 条 play('b646923e-cfe1-4984-9d87-3a011ddc0b72'); 凤凰卫视10月20日《总编辑时间》，以下为文字实录：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何亮亮。习近平在18日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引发外媒关注。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法学博士。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381位博士，有网民贴出习近平在书中自述全文，香港明报周三特全文刊出，以飨读者。习近平首先总结自己的格言：老实做人，扎实做事；不事张扬，只求实绩；勿忘人民，甘作奉献；鞠躬尽瘁，奋发有为。习近平文中回忆往事，指出上山下乡经历对他影响相当深。他在文中写到：1969年我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习近平指出上山下乡的经历，使他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学懂团结群众。习近平回忆由于家庭原因，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都未获批准。1975年父亲习仲勋解除监护后才得以入读清华大学。上山下乡的经历使习近平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1982年他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习近平指出从政近20年后，他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他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 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习近平写到，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麽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我们都知道在21世纪的20年代，中国领导层的核心就会由50后，乃至于60后的这一代人来出任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像50后，在政治局委员当中，已经占的数量是不少了，像习近平、像李克强、像王歧山、像张德江这些人，全都是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上山下乡在当代中国民众的经历当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以前没有过，后来也不会有了。在文革当中有几千万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度过了他们终生最难忘的岁月，这样一个经历对人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磨炼，特别是到了农村，特别是城市的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干部家庭的这些青年，到了最艰苦的农村，特别是像习近平所去的陕北是最艰苦的农村，他们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农村，什么是中国的农民，什么是基层，什么是实事求是，而且习近平在农村待的时间并不短，整整七年，在陕北农村的七年的时间就奠定了他以后从政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个经历其实不是个别人的，习近平可以说是上山下乡这一代青年当中是杰出的一个代表。新闻人物：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履历习近平回忆插队岁月：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习近平：难忘插队经历在延安插队时带了一箱子书下乡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轶事李光耀谈习近平：曼德拉一级人物有强大感情自制力耿飚之女忆父亲：习近平曾在他身边担任秘书3年外媒：习近平因严查腐败和善待企业而赢得良好的声望早前报道：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全文发表论三观提权为民所赋习近平提三珍告诫官员抗拒诱惑三月内两提官员选用四有论习近平强调：以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习近平：坚决反对任何歪曲丑化中共历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以平常心看待奥运杂音(视频) 习近平：愿同朝鲜劳动党新领导集体一道发展中朝关系; 个人分类: 名人传记|2108 次阅读|0 个评论

“知识青年”与大学生“村官”: wangxh 2010-7-25 23:30; 昨天晚上偶尔看了一下电视，听见了大学生当村官的事儿不但前/钱程似锦，还顺带收获爱情。想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因素。回忆那段往事，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都在骂！看今朝，大学生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到西部农村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既有中心城市就业的压力，又有政治上的某种考虑我敢说，绝对没有当年知识青年战天斗地斗严寒的豪情与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壮志。不是他们天生没有，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教给他们树立这样的志向。可是政府在大肆褒奖，媒体在吹捧，参与者在窃喜，旁观者是什么心态呢？反正俺是小人之心呐！人们常说：世上的事本来没有对错，只是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错位而已；让俺说，只是旁观者的心理错乱而已！; 个人分类: 未分类|3248 次阅读|5 个评论

他们把“青春”交给“广阔天地”: cherrylu1960 2010-6-30 23:36;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本来，既没有当过“知青”，也不是“知青”子女，甚至家里也没有人当过“知青”的俺，在这里谈“知青”的话题，的确有些不靠谱。但今晚看过《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图集》，还是被一张张反映知青“青春迹痕”的历史图片所震撼、所感染。忍不住将抗衰老问题先放在一边，针对这一代人在“广阔天地”逝去的青春岁月说点什么。近年关于知青题材的影视等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相信大家对这段历史的存在并不陌生，何况”知青情节“，“知青后遗症”可能就存在于我们身边。但真正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未的可能并不多，不过还好，相关的权威出版物已经存在，想了解的随时可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尽管没有亲身经历，但对于诸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听毛主席的话，到贫下中农中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政治口号，对于刑燕子、侯隽、董加耕这些模范知青却是耳熟能详。人们关注更多的可能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中演变为政治运动的这段历史，少有人关注作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50年代就开始了。缘起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促进农村边远地区的发展和巩固边疆。是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文革开始前，应称下乡上山）相信“文革”前那个年代，有理想的百万“知青”，在“广阔天地”，用他们作为知青老前辈的艰苦付出，曾经将“文明”播种在祖国的山乡。从1968年到1980年，不管是作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也好，作为缓解城市压力的一剂良药也好，事实上，有高达1500万的“知青”将他们的青春交给了“广阔天地”，引用原国务院知青办的基本看法：“对于广大知青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所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当给予鼓励和宣传”。前半句俺高度同意，后半句相信许多知青同俺一样感受，所谓志在四方，不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即使伴随狂热政治浪潮曾经有过的激情和理想，最终也被无情的现实击垮了。非常理解这一代“知青”所经历的苦难，少数后来的成功者并不能掩盖曾经有的并且今天还在延续的悲剧。无疑，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补尝。 “不堪回首，也要回首”，这倒是俺接触过的知青哥哥姐姐们的真实情节。看到他们怀着这么高的热情，纷纷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聚首，真的还有点羡慕呢。那一代的“知青情节”也是客观存在的。空前的人口大流动，空前的人口大重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成为翻过的一页历史，然其中深刻的政治、经济、历史渊源值得深思。复杂的历史问题，首先需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客观的评价，“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恰当的”，俺同意这一点。记得上小学时，老师给出的一道作文道“你的理想是什么”，俺写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是上山下乡，当一名光荣的知识青年”，可见，这一场运动，在俺幼小的心灵，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可惜俺无缘经历这一段苦难，无缘积累到这一份宝贵财富。曾经问过几个知青哥哥姐姐，对当年的选择是否后悔，多数人的回答是“无怨无悔”。相信人生曲折的经历的确是一笔财富。在"广阔天地",他们真正了解到了中国的国情。看到现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如此之大，许多年青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宁愿在家里“啃老”，也不愿意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想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不能简单用没有理想去评判他们。我们不可能再掀起新的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一代“知青”曾在祖国偏僻的山山水水“播种文明”“创造文明”的历史，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些什么呢。共产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其中消灭城乡差别也正是中共当下正在考虑的，城乡兼并农村的所谓“城乡一体化”，在今天对大部分地区来讲，只能是个遥远的梦。除了让大量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下人到城里充当廉价劳动力，难道“富起来”的国家就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新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播种更多的“现代文明”吗？; 个人分类: 时事浅谈|4938 次阅读|18 个评论

《立委随笔：上山下乡》: liwei999 2010-4-12 09:16; 上山下乡女青年是高压线，想吃豆腐的是玩火，有杀头的危险 (9132) Posted by: liwei999 Date: May 20, 2006 10:54AM 当年，毛主席一挥手，下放大军铺天盖地席卷全国农村农场。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一是男女问题。经济问题由李庆霖冒死上书，毛主席邮寄几百元，聊助无米之炊，结果知识青年开始享受政府的一些津贴。我是最后一届下乡，也得到安家费几百元，加上另外两位的安家费，村子拿它买了建筑材料，全村动手给我们盖了冬天透风奇冷、象个仓库一样的大瓦房。男女问题比较复杂。文革作孽，多少家长眼睁睁把姑娘往火海里面送。主要是城里女青年比较水灵，是乡村干部没有见过的，自然垂涎三尺。各种诱奸的事情多有发生，乡村干部利用上调（推荐知青去工厂、参军和上工农兵大学等离开农村跳龙门）作为诱饵，使很多如花似玉的女青年自愿献身，严重影响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中央决定用重典：诱奸女知青属于破坏上山下乡重罪，多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后来，风声鹤唳，基层干部不敢胡来了，见到女青年，就自警：高压线，勿接近。当然，还是有拼死吃河豚的，不过收敛多了。下面是一个真实故事：有个女知青跟农民谈恋爱，两口子拌嘴，女的一气之下跑去告官，说男的试图强奸她，结果男的很快被五花大绑抓进局子。女的看事情闹大了，赶紧去求情说明，要求撤诉。那哪里成，正赶上中央有一个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任务下达下来，于是三下五除二，割了头。; 个人分类: 立委随笔|248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两次”上山下乡与“两次”农民工进城: cwhm 2010-2-1 17:10; 中国的最近五十年的人口流动都是跟农村城市联系在一起，我们通常理解的上山下乡指的是那场六七十年代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扎根农村支持农村建设。那么2000后，由于西部大开发，大学生毕业人数激增，党中央国务院又开始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去，到边远的农村去，到那里支教，做村官，支持那里的建设，这是不是又一次的上山下乡呢？现在三农问题，让我们想到了农民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到城市里打工，那么60年前，人民解放军进城，当时的军人大都是在旧社会中受苦受难的贫下中农，由于无产阶级政权，他们进了城，那么这应该更是一次农民工进城？相比两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工进城，在心态上，知识结构上，社会地位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往往带有抵触情绪，但是当今大学生确实争着，抢着要去西部，去农村。五十年代的革命军队进城成了城市的主人，但是改革开放的农民工成了城市的弱势群体。但不管怎么说，当今进城的农民工，还是支援西部农村的大学生，他们的知识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几十年前的那次，这不能不归功于教育。; 个人分类: 我思故我在|1569 次阅读|0 个评论

上山下乡与大学生就业: liangjin 2009-3-26 17:38; 我的一篇博文乡教（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21718 ）被发发看成是上山下乡的动员令，着实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上山下乡是一代人心里永远的痛，轻易碰不得。后来看到中国青年报的署名张鸣的文章：上山下乡解决不了大学生就业，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把上山下乡与大学生就业挂钩的不是发明家发发的发明。通读该文，我觉得张鸣的几种说法有必要讨论一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山下乡的历史。第一阶段，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批城市知识青年中学毕业后自愿赴农村务农。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邢燕子、董加耕。他们的行为正中中央下怀，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在媒体大力赞扬，成为当时青年的楷模。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这期间也包括一大批去边疆农垦军团的城市青年。如果说开始去还是自愿，后来就难说自愿了。即反复动员，不停开会，车轮说服，直到你自愿报名为止。但应该说，当时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运动。这个阶段，下乡的知青约129万。后来中央正式把上山下乡提到议事日程，其中当然有解决就业的因素。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第一波冲击波后，政府部门基本瘫痪。所有机构陷入停顿。在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被老毛动员起来的红卫兵却没了去处。他们派系纷争，都称自己是站在毛主席一边，并开始了愈演愈烈的武斗。他们过剩的精力使社会动荡不安。老毛于是发动工人组成工人宣传队进驻各院校，以此控制局面，然而扬汤止沸，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红卫兵的体制没有打碎，人群依然集中在城市里，隐患依在。于是老毛再祭一招，实行釜底抽薪，把这些红卫兵打散了并送到农村去。这就是大规模上山下乡的背景，不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即便是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提到这场运动的目的也是要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文革10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人。当时由于没有完整的政府体系操作这件事，这场运动是直上直下的，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高指示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出，人们已被通知集中起来等待收听。一旦播完，立即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响应最高指示。然后就是踊跃报名，奋勇争先。没几天第一批上山下乡的车队就出发了，效率极高。当时，因为文革，有66，67，68三届毕业生（称为老三届）成为上山下乡主体，他们小到十几岁乳臭未干的初中毕业生，大到刚刚大学毕业的宝贵专业青年，统统一锅端，发配到广阔天地。后来下放蔓延到城市干部，城市居民。当时流行一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这种大气候下，是没有人敢说不的。当然也有高人以巧应对。我们那儿有一对青年夫妻，在动员会前夜，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吵一架，各自手执菜刀擀面杖，要死要活，盆盆罐罐全部砸碎，被子窗帘撕成条状。闹得邻里隔壁鸡飞狗跳。当晚敞开家门，各自跑回南北两方的娘家婆家。弄得工宣队哭笑不得。数月后，下放风头过了，他们回到家中，收拾残局，和好如初，成功躲过一劫。对于被上山下乡大浪裹挟到农村去的知青大军，无论是头脑发热的领袖，送他们下乡的城市，还是接受他们的乡村，抑或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于是一系列的问题在热情过后随之如排山倒海般袭来。知青在农村生活困难，精神苦闷、境况凄惨，前途茫茫。后来福建莆田有位当小学语文教员的叫李庆霖的家长斗胆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大倒苦水，信奇迹般被毛主席读到，直把毛主席说得潸然泪下，掏出300元钱寄给李庆霖聊补无米之炊。知青的状态可见一斑。最终，文革后，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以知青们拖儿带小的返城而结束。但知青们惨重付出的却是最宝贵的青春和深造教育的机会。上山下乡已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记载入历史。成为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好了，回到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大学生整体与当年的知青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和环境。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两种对象就失去了类比性。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思想独立，聪明优越，知识面宽，却不能吃苦，生活能力差。我曾经英语面试过一名上海籍的研究考生，他一路书念下来，连上海也没出去过。问他为什么，他竟然用了一个词dangerous（危险）。我差点当场晕倒。那么看看农村，如果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变化翻天覆地，农村变化相应要慢很多。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如果大学毕业生能到农村去工作一段时间，对双方都有好处。我同意大学生就业问题来自大学的与社会脱节的盲目扩招，其结果既影响了高端人才的培养，又不能造就社会产销对路的人才，形成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个麻烦事。但是，就像我不赞成扩招研究生来解决就业问题一样，我不赞成大学生到农村去解决就业问题。所以不要指望大学生在农村扎根，张鸣文中提到的抢饭碗的事就不会存在。让大学生大学毕业后自愿去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就像很多国家实行的大学毕业生服兵役一样应该是可行的。大学生本身的弱点决定了他们不适合当村官。但就像我在乡教一文中所说，他们应该能够胜任村教，村医。当地的教师当然应当尊重，大学生们可以轮流去他们那儿，给他们带去新鲜的理念，同时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使更多的农村孩子也拥有城市孩子一样的机会。大学生们也可以从这样的经历中得到成长。现在有些当地老师不欢迎大学生应该多在大学生本身找原因。从我的经历看，没有不欢迎的事。不是还有很多希望小学，希望中学成为空壳的报道吗？这件事是一件大工程，做好不容易，需要国家，乡村和大学生自己统筹安排，共同努力。可喜的是，已经有人在做了。参考文献： 1. 张鸣：上山下乡解决不了大学生就业，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3/217398.html 2.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原载《北京日报》1998年7月26日; 个人分类: 问题讨论|4149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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