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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林可胜：中国近代生理学的奠基人: fqng1008 2019-4-28 17:22; 撰文 /王志均（中国科学院院士）要多给人们留下一些不能忘却、也不应忘却的美好人物形象；研究他们以什么样的精神和品德，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 1925年秋，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美国纽约的董事会做出一项争论热烈的艰难决定：聘请28岁的华人科学家林可胜博士为协和医学院生理系的主任教授，一个传奇式人物登台献技的帷幕揭开了！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原是由美国洛克菲勒（俗称 “煤油大王”）基金会资助的由美国人在华办的学校，学术水平很高，当时该校副教授以上教师和系主任全由外籍人担任。生理系是由一个英国人负责，他既不善于讲课，科研成绩也平平，而且对培养中国教师很不热心。林可胜是第一个中国人在该校任主任教授，而且又那么年轻。他的任命，在协和引起很大反响，一些美国教授也不以为然。林可胜到任后一改生理系萎靡沉寂的状态，奋发图强，锐意革新，在科研、教学、培养人才等方面，很快都做出突出成绩，以铁的事实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华。林可胜早年即在英国开始消化生理的研究，后来又到美国进修，主要研究着重在胃液分泌方面，回国后，又在同一领域继续深入研究。他的最突出的成果是发现进食脂肪后，由小肠粘膜释放一种物质，这种物质经由血液循环到达胃，抑制胃的分泌和运动。林可胜为这个物质创制了一个新词，名为 “肠抑胃素”，它是一个本质为蛋白质的激素，这一发现被国际上公认为一项经典性工作，也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个激素，现在看来，它不像是一个单独的激素，而是具有共同作用的几种胃肠激素的总称。这里记一个小插曲：当时和林可胜为发现这个激素一起发表论文而署名的日本年轻进修员小坂隆雄，因为该项工作，在 70年代末被日本胃肠学界誉为日本胃肠激素之父。林可胜还和他的同事们、学生们进行过系统的血管中枢定位的研究，发现在延脑第四脑室的下部分别存在称交感（加压）中枢和交感抑制（减压）中枢，获得的显著成绩。一个典型的创业者林可胜祖籍福建厦门，他的父亲林文庆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回国后曾任孙中山的机耍秘书和随身医生，后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林可胜 8岁时就被送至英国学习，直至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双重学位，于28岁时学成归国。林可胜是一个典型的创业者，具有极强的开拓能力，他在任何舞台上都能演出威武雄壮的剧目来，他到协和医学院后，很快就组织起一支进行科研和教学的班子，包括倪章棋、林树模、张锡均、冯德培等教授，这在当时是全国高等学府中生理专业的最强阵容。林可胜对教学也极认真，特别重视实验课及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基本功训练，还培养出一支具有高超实验技术的教学和科研辅助人员。他主编的生理学实验讲义一直为当时及以后若干年我国生理学专业的楷模。他曾大力培养生理学人才，包括由各医学院校及综合性人学送来的年轻教师作为研究生和进修生，订有一套完整的培养计刘，现今国内老一辈生理学家中，很多出自他的门下，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一代宗师，大大促进了我国生理学的发展。林可胜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生理学的奠基人。在 20年代中期以前，有少数外籍人士及我国学者进行过一些零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我国人的生理正常值。因此，该时期只可认为是我国生理学的萌芽时期，林可胜归国后，就意识到找国生理学应该有自己的学会组织和学术刊物，他于 1926年初刚回国几个月，就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当选为首任会长，这样，生理科学（实际包括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营养学等学科）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可以加强相互联系，促进学术交流。翌年他又发起由学会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并被推举担任主编，他对这个刊物花费了大量心血，把它办成我国最好的几种杂志之一。有人说：办好一个期刊就是建设一个学术中心。由林可胜创办的这个杂志（解放后改为 “生理学报”，用中文出版），迄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真正起到了学术中心的作用，它对于发展中国生理学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因此，1926年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一年，是我国生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37年“七·七”事变，林可胜义愤填膺，毅然奋起抗日。他先南下参加西南大后方红十字会工作，担任救护总队队长。由于他的国际声望，得到国外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侨胞捐助的大量财物，他还赠送给新四军不少药品器材，得到宋庆龄、周恩来的嘉许。林可胜在贵阳建立的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吸收了大批高级医护人员，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医学院，说明他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领导才能。 1944年林被任命为中将衔军医署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把所属医药卫生人员统统编入在上海新成立的国防医学院，他担任院长。但由于他为人正直，不善逢迎，不能适应国民党政府内的官场习气和复杂的人事关系，曾多次遭到忌妒和排挤，终于被迫于 1949年“解甲归田”，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再次进行痛觉生理学与药理学的研究，一改过去十余年的戎马生涯，回复科学工作者的本来面目。由于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杰出贡献，美国政府曾授予他高级勋章，并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林可胜天资聪慧，才思敏捷，有极强的事业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性情豪放无拘，敢想敢干，雷厉风行。他不贪图安逸，能不知疲倦地连续坚持工作。这些都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林可胜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尤其擅长绘画。他画的胃粘膜的显微结构，异常精美。他讲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能用双手在黑板上作图，既快又好，深得同学们敬慕。林可胜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他在美国人统治的协和医学院，经常为中国人争权利，争待遇，争荣誉。有的美国教授故意与他为难。有一次他在作一个有关神经功能的报告时，当场一位美国神经学教授提出一个有意刁难的问题，语气甚为轻慢。林教授立即拿出几种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绘出大脑结构，针对问题作了详细解答，随即提出一个旁类问题反问，该教授却无言对答，十分狼狈。从那时以后，美国人再也不敢小看他了。林可胜具有高度正义感和爱国激情。他虽长期在英国受教育，但在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全国爆发反英游行时，林可胜手执“打倒英帝国主义”标语牌，参加抗英游行。在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的喜峰口战役，林可胜曾带领一支医护队伍前去战地救护，深为日寇所忌，把他列在黑名单中。“七·七”事变后，他愤而参加红十字救护队并投笔从戎了。林可胜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他推动了中国生理科学历史车轮的进程，使其提早达到近、现代水平。他的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69年，林可胜不幸因患食道癌逝世，结束了他传奇式的一生。人们永远怀念他。作者简介：王志均院士，山西昔阳人，生理学家。 1910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50年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他关于不同类型食物促进胰液分泌促胰液素和促胰酶素的研究Z--作被认为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于1950年回国，在北京医学院生理系任教，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2000年12月王志均教授辞世。王志均教授是国际著名生理学家，他的成就享誉国内外，堪称一代宗师。王志均教授晚年十分关注中国的生物医学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为《生物学通报》撰写了一系列科学史和高级科普文章，如 “内分泌概念的衍变和发展”、“班延的奇迹——胰岛素的发现”、“巴甫洛夫：一个从神坛上走下来的人”、“摘取下丘脑皇冠上明珠的一对竞赛冤家”、“雌雄外激素趣谈”，等等，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本刊在55年前创刊之际，就提出 “源于科学、服务教育”的宗旨。许多知名科学家纷纷撰文，将他们对科学的真知灼见，与读者分享作为一代科学宗师，王志均院士身体力行，亲自为本刊撰写系列高级科普文章。今天重温这些文章，他的高尚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令人感动。本刊重新发表这一系列文章，读者可以重温科学发现的故事．以此作为对一代名师的缅怀和纪念。文章来源：王志均 . 林可胜：中国近代生理学的奠基人 . 生物学通报,1994, 29(1) : 40-41.;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954 次阅读|0 个评论

应该记住我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 热度 31 葛肖虹 2014-2-27 19:30; 最近《南方周末》发表了樊洪业的文章《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其中提到李四光解放前后对丁文江的评价有180度的转折，有些评价有悖伦理和人性。我想如果认真读过我前些时候转载过的博文“ 资中筠：《新中国 60 年文场士风怪现状》”，了解了解放后到 1952 年期间高级知识分子所处“思想改造”的时代、环境大背景，也就能够理解李四光对丁文江、翁文灏那些有悖人性、不近情理、极“左”的评价了。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都是有巨大学术贡献，值得我辈永远学习的一代大师。王鸿祯 2007 年在《地质论评》 53 卷第 6 期上发表的《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文中称丁文江为“地学宗师”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为此，我把刚刚编完的《中国区域大地构造学教程》“绪论”中的一段摘引给大家，提供参照与思考。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包括地学在内的文化、科技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在七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1975) 中说‘中国在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17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兴起，我国在封建皇朝统治下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逐渐落后，跌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民族屈辱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现代地质学最早是由来中国旅行考查的国外学者引入的。自 1862 至 1912 年，来中国考查的德、美、俄、奥、英、法等国学者达数十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德国的李希霍芬 (F.Von Richthofen, 1868-1872) 和美国的维理士 (B.Willis, 1903-1904) 。李希霍芬的工作地区遍及华北和东北，他建立了概略性的区域地层层序和构造轮廓 , 自 1877 至 1907 年出版了五卷本《中国》，其中凝聚了他对“中亚人与环境”的贡献，并首次提出黄土的风成成因。维理士的研究成果则初步奠定了中国东部地质工作的基础， 1907 至 1911 年出版了三册《中国之研究》。此外还可提到俄国的奥布鲁契夫 (V.A.Obrutchev) 、匈牙利人洛采 (L.V.Loczy) 、瑞典斯文赫定 (A.Sven Hedin) 、法国勒克莱 (Leolere) 、日本的小藤文次郎 (S ． Koto) 和矢部长克 (H.Yabe) 等人 1875-1901 在我国东北和西北的考察。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翌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章鸿钊为科长的地质科，标志着我国地质事业的真正开始。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这三位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地质研究（班）所 (1913-1916) ，自己培育地质人才，北京西山地质培训班一开始仅 21 人，其中叶良辅、谢家荣、王竹泉、李捷、谭锡畴等后来都成为我国最早的著名地质学家，他们开展矿产调查和地质填图工作，并出版了各种专报。其中 1922 年在瑞典安德生 (J.Anderson) 协助下创办的《中国古生物誌》短时期内即饮誉中外。 1920 年经丁文江向蔡元培校长力荐聘请李四光和美国葛利普 (A.W.Grabau) 同时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大大加强了地学教育，使北京大学地质系在 1923-1928 年间出现了第一个辉煌时期。李四光 1926 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和 1929 在英国《地质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东亚和全球构造的文章可能是第三世界地质学者涉及全球问题的第一人。翁文灏 1926 年在第三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东部的地壳运动》，首次提出我国东部侏罗、白垩纪时有大规模的造山运动并命名为燕山运动，在国际地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巧的是李四光、翁文灏时年都是 37 岁。葛利普来华后汲取中国地质界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地质史》 (1922-1928) ，实质上是对亚洲地质史的总结。抗日战争年代地质工作相对局限于西南和西部大后方，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在地质学人的艰苦努力下，研究工作还是取得了显著成果。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 (1939) 既奠定了地质力学的基础，又包含大量地层和区域构造资料。黄汲清的《中国主要构造单位》 (1945) 是运用当时先进的槽 - 台理论对中国构造所作的全面分析，他创立多旋回构造理论并成为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这一阶段后期在黄汲清的领导下，还编制和重编了基本覆盖我国东部的 14 幅 1 ： 100 万分之一地质图和 1 幅 1 ： 300 万分之一中国地质图。但截至 1949 年，全国从事地质工作的只不过才约 300 余人。当时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属下和北大、清华等院校的这 300 余人中，聚集了世界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者等一批地质学界的精英，他们和当时国际地质学界的主流联系非常密切，当时我国出版的学术刊物如《中国地质学会志》、《地质论评》、《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专报》（英文版，即《地质学报》的前身）、《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中国古生物誌》都是享誉世界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刊物。翁文灏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任期最长的所长， 1948-1949 虽然被选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相当总理），但却是最清廉的一任行政院长，而且他暗中支持和保护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把所有资料档案、人员留存在南京等待解放。他的学术贡献和人文威望是不容埋没的，历史会给他公正的评价。附件于洸，何国琦在《丁文江先生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一文中提到两件事： 1. .1931 年 3 月 15 日丁文江先生应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之邀 , 做了“中国地质学者的责任”的演讲。丁先生强调指出：“我们的责任很重大，很复杂，所以，训练越彻底，工作的效能越大。凡要自欺欺人的人，断不能成为地质学者，断不能负起地质学者的责任。” 2. 丁文江先生对野外实习工作非常重视，凡预定实习的地方，他一定自己先弄明白。吃饭、住宿、登山等等一概与学生完全一致。他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他认为，带领学生必须一切均照规矩，以身作则。不如此，学生不能有彻底的训练，且有愧于我们的职责。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作者：樊洪业 2014-01-30 09:51:18 来源：南方周末李四光、丁文江、尹赞勋地质考察中的李四光（中）。（樊洪业供图 / 图）从尹赞勋的诗说起章丁翁李四大家，今后地质遗响大。万人敬仰章夫子，戡乱战犯脚下踏。一分为二是规律，评人不要简单化。四人评价不定案，妄想地质向前跨。名列第四李四光，建国前后不一样。前尊后敬我有变，不知同行怎样讲？地质创业第一人，遍查历史无与伦。丁翁地阀两头目，莫惜笔墨赶著文。这首 “ 无题 ” 诗作，是地质学家尹赞勋（ 1902-1984 ）先生 1983 年在患病住院期间写下的。尹赞勋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第四任所长（ 1940-1942 ）， 1957 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史上的一位要角。尹氏晚年为总结一生得失，根据自己的日记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成书于病榻之上，名为《往事漫忆》（海洋出版社， 1988 ）。这首诗很可能是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反复修改后才附录于书末的。未久， 1984 年 1 月 27 日，尹先生与世长辞。这本小册子不到 10 万字，内容很丰富，极具史料价值，但用纸、插图的质量都很差。 1983 年就写完了，不知为什么到 1988 年 8 月才出版，难免令人觉得有些蹊跷。这首诗写了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但表述得略显隐晦。要读懂这首诗，需要更多了解一些与诗中所涉地质学领域章鸿钊（ 1877-1951 ）、丁文江（ 1887-1936 ）、翁文灏（ 1889-1971 ）、李四光（ 1889-1971 ） “ 四大家 ” 相关的历史内容。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和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他们携手打造的地质调查所，硕果累累，人才辈出，闻名中外，是中国地质学领域的重镇。稍后回国的李四光，先后主持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亦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重要奠基人，在研究、教育和组织管理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丁文江早于 1936 年初去世。翁文灏于 1948 年底被列为战犯。新中国成立后， 1950 年 8 月 25 日，政务院决定成立 “ 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 ” ，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章鸿钊为顾问。 11 月初，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主持会议的李四光，在恭请章鸿钊老人致词之后，即讲话高度赞扬这位老人，还特别说明 “ 这次会议确是章老先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的会议 ” 。翌年 9 月 6 日，章鸿钊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北京中国地质学会为章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致词中进一步明确地强调：（章鸿钊）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 “ 不是别人 ” 这四个字，是在断然明确地论定 “ 创始人 ” 的地位，是要 “ 罢黜丁、翁，独尊章氏 ” 。在政权更迭的历史关头，李四光乘势改写了中国地质学的历史。在政治强势之下，原居主流的地质学人失去了话语权。此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 30 年中，李四光的历史定调成为陈述中国早年地质学史的不二准绳，同时也长期构成了中国 20 世纪科学史上的一大公案。 1980 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长期噤声而心怀隐痛的老辈地质学家们，追寻历史真相的科学史研究者们，不断突破原有的无形禁区，逐步将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这些被埋没的真实形象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因为吃够苦头而心有余悸的人们，在 “ 翻案 ” 的路上一步三回头，走得小心翼翼。 1983 年下半年卧于病榻、预感到来日无多的尹赞勋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回顾平生的回忆录中，为了追求历史的公正，为了地质学在中国今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他临近生命终点时的心中呐喊。尹赞勋诗释读再来说尹赞勋的诗。全诗可分四节，每节四句。第一节，说对中国现代地质学发展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章、丁、翁、李四大家。但这四个人的命运却很不相同。其中章鸿钊受到敬仰，翁文灏却因 “ 战犯 ” 获罪而被人踩在脚下，不得翻身。第二节，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这样简单化，应该一分为二。如果对这四位没有公正的评价，会影响中国地质学未来的发展。第三节，李四光应该名列第四，我尹赞勋对他的看法，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不同的。成立前是从内心 “ 尊 ” 他为师长的，以后则只能说是心存 “ 敬 ” 畏而远之了。不知同行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为明知故问）。第四节，名列第一位的章鸿钊老先生，主要成绩是在地质学史研究方面，但没有多少现代地质学研究成果。被李四光称为 “ 地阀 ” 的丁文江和翁文灏，才真正是中国地质学界的两位领袖。最后的 “ 莫惜笔墨赶著文 ” ，一个 “ 莫 ” 字，分明是要人们赶紧著文为丁、翁洗冤。对同期的诗作，作者都注明了写作的时间在某月某日，甚至是某时，唯独这首诗只署 “1983 年患病住院期间写作 ” 。持续时久而不能定稿，表明他难以用文字说清心中的纠结。总而言之，他表达了对在中国地质学史上 “ 四大家 ” 地位的评价：真正居于最前列的是丁文江和翁文灏。根据笔者阅读的历史文献判断，理清现代科学史上的悬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只考察 “ 四大家 ” 中丁文江与李四光的关系史，其他问题，且待后述。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丁文江是一个 “ 百科全书式 ” 的人物。丁文江，字在君， 1887 年出生于江苏泰兴，自幼受读经求仕的传统教育，曾参加过秀才考试。 16 岁时被人带到日本，但政治热情使得他不能安下心来读书，更因受不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 18 岁时（ 1904 年）转赴英国。经过两年预备学习，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进入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的资格，但又因为经济拮据而很快离开，转入格拉斯哥大学， 3 年后获得了地质学和动物学的双学位，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 1911 年 4 月，丁文江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回国。按当时清廷的规定，留洋学生归国后要到北京参加考试。丁文江参加了以皇帝名义在紫禁城举行的殿试， 1911 年 10 月 4 日发榜，丁文江名列最优等，被授赏 “ 格致科进士 ”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榜的 “ 海归 ” 进士， 6 天之后，就爆发了埋葬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民国之后，丁文江很快就成了中国早期地质学界的第一号领袖。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之下设立地质科，以章鸿钊为科长。后政府北迁。 1913 年 2 月，丁文江应召做了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不久，上司采纳他的提议，决定成立地质调查所。当年 9 月 4 日，丁文江被正式任命为该所所长。屈指算来，距今整整 100 年。在中国现代地质学整体发展的历程中，相对于地方的多数地质调查机关而言，地质调查所处于宗主地位；相对整个中国的地质学界（含研究、教育、调查和学术团体）而言，地质调查所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蔡元培、任鸿隽等都对地质调查所在中国科学事业全局中起到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对其领导人丁文江的超凡才识和卓越成就，给予过高度评价。在地质调查所初创之时，为了迅速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丁文江主持开办了以培养地质调查员为目标的 “ 地质研究所 ” ， 6 月招生， 10 月开学。然后交给了比他年长的章鸿钊负责。 1916 年，学员毕业后大多被留用，地质调查所的工作蒸蒸日上。着眼学科的长远发展，丁文江继续关注地质学人才的培养。他发现北京大学在 1917 年恢复地质学门（后改为地质系）之后，限于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很差。丁文江为此曾向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当面提出批评意见。蔡氏虚心接受，并请他代为物色人才。 1919 年 5 月，丁文江随梁启超到欧洲考察，他在途中了解到，有一位已于 1918 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取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就设法与其联系，动员他回国到北大任教。生前身后的尊重李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祖父厍里是蒙古族人，通汉文，以在乡间设私塾为生，与汉族妇女结婚，后代取李姓。清末推行新政，张之洞在湖北兴学堂。小仲揆在父母的支持下，于 1902 年冬挑起行李到武昌求学。读了一年半，就被派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 16 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7 年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选学 “ 舶用机关 ” ，那时他是打算将来为国家造船的。 1910 年夏毕业回国。也于 1911 年 9 月到京师参加 “ 海归 ” 考试，以最优等成绩获赏 “ 工科进士 ” 。 1913 年再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是学采矿，后来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就转到理科的地质系。 1918 年 5 月，他以《中国之地质》的优秀论文获得了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接着到欧洲大陆做地质考察。 1919 年同时在欧洲考察的丁文江在得悉李氏情况后，及时向蔡元培校长推荐。李四光很快就接到了蔡元培的聘书。 1920 年 5 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四光进入北大校园，做了地质系的教授。 1920 年，丁文江又从美国请来了德裔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请他在地质调查所负责古生物学研究，同时在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古生物学课程。丁文江为北大请来这两位高手，北大地质系的教学有了明显改观，与地质调查所之间形成了密切合作的互补关系。丁文江对李四光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很关心，两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李四光对校系建设贡献突出，丁文江多有助力。李四光在校中主持修建地质学馆楼，就是采纳了丁文江出的主意。（《李四光年谱》， p104 ；以下简称 “ 《李谱》 ” ）地质调查所和北大地质系在几年之中聚集了一批人才，使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走上了轨道。 1922 年 1 月，丁文江主持筹建中国地质学会，他提议成立五人筹备委员会，将李四光名列其中。 2 月正式成立时，推选李为首任副会长之一。李在抗战胜利之前一直积极参与学会活动，担任过多届会长、副会长。（夏湘蓉、王根元编《中国地质学会史》，地质出版社， 1982 年，第 7 页。）丁文江对中国地质学的创始、奠基和持续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形成了他在地质学界中的 “ 共主 ” 地位。李四光对丁文江是尊重和钦佩的。 1923 年在他研究（ ting ）科化石分类时，曾将一新属命名为 “ 丁文江属 ” （《李谱》， p63 ）。 “ 九一八 ” 事变后，北京的知识界在国难临头时热议为国家尽力做事的聚会中，李四光曾热心参加以胡适和丁文江为核心的议政活动。胡适曾在《丁文江传》说 “ 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来参加讨论的聚餐 ” 。这样看，丁、李之间就不只是局限于地质学方面的关联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于 1933 年 6 月遇刺身亡，学者们 “ 百感丛生，悲愤无状 ” 。对研究院事业，他们有危机感的共识。对后继人选，他们也有唯丁文江是举的共识。李四光等老朋友积极劝说丁文江能允就总干事一职，初遭丁氏拒绝。 6 月 23 日，丁氏赴美国参加第 16 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会后在美访问。在此期间，丁燮林（代理总干事）与李四光、傅斯年等多人联名致函丁文江，极力劝丁出任总干事一职。他们在劝驾长函中，字斟句酌，如泣如诉，于公于私，于情于理，甚至用激将法迫 “ 丁大哥 ” 就位：目下研究院之局面，自有其困难处，非振作一下不易保得住。不保得住，则以前所费之国帑，吾等所用之心血，皆付流水矣。环顾学术界人士，更无他人有此魄力。见义不赴，非所谓“丁大哥”也。在信中还有几句话，显然出自李四光（地质所所长）和傅斯年（历史语言所所长）之肺腑。他们了解丁氏是以学术为重的人，因此说：地质、史语所皆在北极阁下建屋，地质所年底可成，史语所初春可成。……兄可在其中开若干工作之室，参考资料、辅助人员，皆易接近。总干事一职，初任时自然甚忙；数月之后，必能腾出甚多时间，自己作工。此吾等就事实考量之言，绝非虚语也。（转引自宋广波《丁文江年谱》，pp392-394页） 1934 年 5 月 18 日，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李由此同院共事。李于 1934 年 12 月赴英讲学，由丁文江代为指导地质研究所工作（《李谱》， p117 ）。 1935 年底，华北危机，丁文江为国家未来预作大西南备战准备，赴湘粤铁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途中因煤气中毒医治不力，于 1936 年初逝世。正是基于学术关联而形成的良好关系，当 1936 年初李四光在英国听到丁突然去世的消息时，他在刚刚完稿的英文《中国地质学》的 “ 自序 ” 中表达了对丁的敬意。回国后，曾到岳麓山左家陇拜谒丁文江墓（《李谱》， p126 ）；也曾特意嘱咐黄汲清及早整理丁文江的地质学遗稿（《李谱》， 156 ）。 1936 年 11 月，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选出 7 名成员，排序是翁文灏、李四光、章鸿钊、谢家荣、黄汲清、尹赞勋、杨钟健。这个名单传达出双重含意，一是表明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地位之重，二是它隐约表达了丁文江身后中国地质学界顶级人物声望地位的排序，翁文灏占据首位，李四光为第二位（《李谱》， p123 ）。 1940 年 3 月，第一届丁文江奖金授奖大会由李四光主持（《李谱》， p135 ），第二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则授予李四光本人（《李谱》， p146 ），他在先后的讲话和书面发言中都表达了对亡友丁文江的尊敬。至此，看李四光与丁文江之间的关系，曰情，深也；曰谊，厚也。早期地质学界的领袖丁文江（南方周末资料图 / 图） 1950 年的地质工作扩大会议在李四光 1945-1949 年间的活动中，未见涉及与丁文江有关的记录。 1950 年 6 月 20 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上，李四光以副院长的身份做了一个意近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的报告。他认为 “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们的学术界中充满了买办意识 ” ，并把这种意识的形成归罪于已经制度化了的 “ 买办教育 ” 。这是李四光走上院领导岗位后的第一次讲话，在此讲话的基础上继续扩充， 20 天后公开发表（参见《李四光全集》第 8 卷， pp181-182 ）。从文中可以看出，第一，他把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制度整体地定性为买办教育制度，所有留学归国服务的留学生都是这种制度的产物；第二，把归国服务的留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外国人为后台老板而在中国学术界中得势的人，是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一切集大成于一身的 “ 聪敏者 ” ，另一类则是得不到外国人支持，或是不接受他们的指导而单独工作的 “ 倒霉者 ” 。还说 “ 在这样买办选拔的制度中，也曾造出一些很能干的人才，可惜那些人才多半是为了外国服务而忘却了祖国 ” 。这里摆出了两面镜子， “ 聪敏者 ” 照出的是丁文江； “ 倒霉者 ” 照出的是李四光。下一步，李四光的论述，从整个科技界具体落实到了地质学界。 1950 年 8 月 25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出任主任委员。 11 月 1-7 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李四光主持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笔者从 1984 年出版的《李四光传记》中了解到一些有关会议的情况（陈群等《李四光传》， pp207-208 ）： 1. 到会六十余人，由李四光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 1951 年工作计划和地质教育等问题。 2. 由章鸿钊致开幕词，表达了到会的高兴心情，赞扬会议 “ 是开地质界的新纪元 ” 。 3. 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应当是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到会）讲话，表达了中央政府对会议的支持，强调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是大家的要求，也是经过政府考虑过的。 4. 李四光在讲话中用一大段话赞扬了章鸿钊，称 “ 这次会议确是章老先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会议 ” 。含义有二，一是对本次会议评价，可以理解为是自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的最重要的会议，也可以理解为自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直至本次会议之前，没有开过任何一次重要会议。二是说中国现代地质事业是由章鸿钊开创的。一年后的 1951 年 9 月，章鸿钊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致词中声称 “ 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 ” 。本文开头已经指出，其立意在于明确否定丁文江和翁文灏为创始人。 5. 李在会议闭幕词中认为： “ 会议开得很好，并且皆大欢喜，大家团结起来了。 ” 同时，他要大家还须时刻提高警惕： “ 有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有反团结的力量。 ” 李还表白自己只想做点研究工作，不愿负行政责任，但客观环境不允许这样。他说： “ 经过考虑，斗争，认为只顾自己的兴趣，就是自私。所以才决定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 ” 我们至今不了解这次会议的全程实际情况，看不到有关这次会议的基本文献，尤其是李四光的大会报告和期间讲话记录的文本。在 1996 年出版的《李四光全集》中竟然没有收入这篇 “ 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会议 ” 上的最重要的讲话，甚至在全书附录 “ 李四光著作总目录 ” 中也没有列目，实在令后人难以理解和失望。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根据对一些当事人采访写出的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载《新生界》， 1995 年第 3 期，地质出版社）中，披露了会议情况的一个细节：后来是分组讨论，有一天，李四光在发言时，突然双手举起一张丁文江的像，“‘非常激动的样子”（当时目击者都这样说——何建明注），开口大骂丁文江是“地阀”（指地质学界的学阀——樊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走狗”云云。参会的代表像是晴天遭了一声霹雳，你看我，我看你，惊愕得半天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会一散，好几位胆小的代表，围过来问他们尊师章鸿钊老先生。 “可怕！政治可怕噢！”章老先生躲到一边，胆怯地小声说道。从史学研究规范看，何建明先生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一文有些不确或失实之处，但据多种史料参照，这里引述的一段内容应是可信的。大概是属于杀 “ 猴 ” 儆鸡之举，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开山宗师，骂丁文江，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李在会议结束前撂下一句： “ 有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有反团结的力量。 ” 是在警告尔等小心：看清形势，不要做 “ 反团结的力量 ” 。另撂下一句，在行政工作位置上，只要人民需要，就要做到 “ 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 ” ，这也是意味深长的。地质学界，可能也只有地质学界，就这样实现了改朝换代。实现大一统的中国地质界升起了 “ 李 ” 字号帅旗之时，竟然把死去 15 年的 “ 丁大哥 ” 拉出来献祭。 1951 年说 “ 良心 ” 1951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年会，李四光以学会理事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后以《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为题，发表于多家报刊（此文改入《李四光全集》第 8 卷， pp236-259 ）。他在讲话一开始便营造了一个极端政治化的语境，从政治到学术，把 “ 三座大山 ” 的阴影投射到地质学界。列出了帝国主义进行 “ 科学侵略 ” 的各种方式，指认在地质学界已形成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 “ 买办学者集团 ” ，完全抹杀了以地质调查所为标志的地质学界 40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他要求每个地质学工作者须以对革命的正、反作用为标准，来检讨每个人以往的工作，由此引出了他自己虚晃一枪的检讨，又从 “ 自我检讨 ” 的隧道穿越到控诉丁文江。他是从自己在 1936 年 1 月完稿的英文《中国地质学》一书说起的：我那一本用讲演稿子凑成的《中国地质学》，匆忙地在伦敦出版，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用中文写成在中国出版，就是现在我检讨自己，必须举出的一个实例。……这本书序文里，我提到丁文江。有一些地质工作者都明了，我自己尤其明了，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地质学的原因，欺负我最厉害的人，就是这个人。然而他死了以后，我还要瞒着我的良心恭维他：说什么他一生苦心为了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来表示我的宽宏大度，我这种虚伪的态度，岂不是自欺欺人？可能是习惯了英文写作，后边部分说得有些拗口。他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丁文江是欺负我最厉害的人，他死后，我在《中国地质学》的序言中提到他，恭维说他一生苦心为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我的宽宏大度，这是瞒着我的良心的，是虚伪的，自欺欺人的。我们把历史镜头回放到 1936 年初，李四光在英国听李突然去世的消息时，他在 “The Geology of China” （《中国地质学》）一书的 “ 自序 ” 中写下最后一段文字： As the preparation of my manuscripts drew to an end there came the sad news ofthe loss of a friend and highly valued colleague ， Dr. V. K. Ting. It is perhaps not out of placeif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a tribute to this mand who worked so loyally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笔者仿旧时书面行文风格试译为：正当拙著整理脱稿之际，惊悉吾友贤僚丁文江博士谢世之噩耗。本书作者若假此时彰颂为中国地质科学发达而鞠躬尽瘁之丁君，或无不妥。当初以学者特有的方式深情悼念自己的朋友和尊敬的同事， 16 年后却又痛心疾首忏悔自己当年曾表达过的这份感情。人们不禁要问：李氏所说的 “ 瞒着我的良心 ” ，究竟是发生在 1936 年，还是发生在 1951 年？ 1952 年说 “ 进攻 ” 中国科学院从 1951 年 11 月起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按统一部署，李四光在院部人员小范围内做过 “ 检讨 ” 。据《竺可桢日记》，李四光在 3 月 20 日下午的检讨中，谈到他 “ 回国时受丁文江两次进攻，第一次要他到北大并兼农商部行走（行走，指旧时宫廷官府中无明确官职而承办具体事务工作的人员 —— 樊注），第二次做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事。 ” 翻一翻历史旧账。丁文江关心朋友，很有 “ 大哥 ” 的风范，因此在朋友圈子中尊称他为 “ 丁大哥 ” 。李四光家中经济情况不好，回国之初，有学期交替的时间差，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到学校教课领薪。丁文江此时在农商部矿政司兼第四科科长职（《丁文江年谱》， pp145-146 ），安排李四光到科里工作，让他在北大开学前能拿上几个月的薪水。李到北大开课后，工作勤奋，但生活寒苦，丁又为他找一份兼差，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梁启超为馆长），即使取半薪 250 元，收入也有很大增加。关于后一件事，鲁迅在 1925 年底和 1926 年初的杂文中曾先后两次用以揶揄李四光。在双方论战中，李曾于 1926 年 1 月 30 日致函《晨报副刊》编辑徐志摩，声明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每月只取半薪 250 元。（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pp70-71 ）。撇开各说各话的争辩，丁大哥对李四光出以援手是没有问题的。不晓得当年李是如何表达感谢的。弹指一挥， 33 年过去，两次援手变成了 “ 两次进攻 ” 。 “ 进攻 ” 一词，有其时代政治的语境。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告诫一些革命队伍的人从战场转向城市工作时会 “ 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 。 1952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和 “ 三反五反运动 ” 穿插进行的。在 “ 五反 ” 中，常说有革命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 “ 糖衣炮弹 ” 的进攻而倒下去了。这就是说，李四光认为，他在历史上曾遭到过丁文江两次糖衣炮弹的进攻。 33 年前吞下了送服的糖衣， 33 年后，要打退进攻的炮弹。回望历史，在丁、李关系的履历表中，如果李四光在 1950-1951 年间讲的是真心话， 1944 年之前那些命名 “ 丁文江（ ting ） ” 、劝驾出山、书序志悼、长沙谒墓、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授受活动等等，就显得虚伪；如果当年的那些行动是真情表达，则李四光在 1950 年后表现就极为费解。后来，丁文江这个名字似乎消失了许多年，偶尔会以 “ 买办学者 ” 的头衔出现在批判性文章中。李四光在后来的谈话中，有时说到丁文江，都与第四纪冰川有关。或许 “ 庐山论冰 ” 是埋在李 - 丁关系史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引爆在 1950 年，笔者拟另文考述。（作者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原中科院院史研究室主任）上一页 1 下一页网络编辑 : Ashley 责任编辑 : 刘小磊; 11315 次阅读|36 个评论

卡诺遇到了正人君子: 热度 1 jitaowang 2013-3-3 08:30; 作者 : 王季陶 2010 年 1 月的一篇博文＜戏说Great 卡诺＞ , 因为是＜戏说＞ , 早已被我自己忘掉 . 却被 yf9988 发现转贴于我的最新博文的评论中 . 看来也似乎新鲜 , 再转摘于此 . 如果不是遇到正人君子 , 热力学学科的最早的一位奠基人 ( 还有开尔文 , 克劳修斯都是奠基人 , 甚至克劳修斯还是最重要的奠基人 ) 就可能不是卡诺 . 其实这可能也不重要 , 特别是卡诺当时已经去世 , 早就不知道了 . 删除回复 yf9988 2013-2-28 20:50 王教授在 2010-1-3 ＜戏说 Great 卡诺＞博文中说：不幸中的大幸是卡诺一生中唯一的自费印刷 600 份的一本科学著作遇到了 600 分之一的机遇。终于有一本落到了比他小三岁的正人君子克拉普隆 (Emile Clapeyron, 1799-1864) 手中。克拉普隆发现并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意义后，没有剽窃卡诺的成果而是如实地在杂志上转述了卡诺的贡献。－－－－－－－－－ yf9988 的评论：我上科学网不久，大部分时间都在研读王教授的相关博文，对我的研究极为有益． “ 戏说 Great 卡诺 ” 中的原文 : 不幸中的大幸是卡诺一生中唯一的自费印刷 600 份的一本科学著作遇到了 600 分之一的机遇。终于有一本落到了比他小三岁的正人君子克拉普隆 (Emile Clapeyron, 1799-1864) 手中。克拉普隆发现并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意义后，没有剽窃卡诺的成果而是如实地在杂志上转述了卡诺的贡献。然后再被开尔文 (Lord Kelvin, 原名汤姆孙 William Thomson, 1824-1907) 和克劳修斯 (Rudolf Clausius, 1822-1888) 看到，才得以流传至今。; 个人分类: 科学发展|3213 次阅读|2 个评论

牙形石奠基人—C. H. Pander潘德尔简介: conodont 2012-3-21 22:07; Pander于1794年7月23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市，父亲是非常富有的银行家。他有三个兄弟和四个姐妹。早期他在里加一个讲德语的体育学校学习。1812年，18岁的他毕业了。 1812年到1817年，他开始在Dorpat（现塔尔图，爱沙尼亚）学习医学，随后在柏林哥廷根大学、维尔茨堡大学学习。 1817年，他获得了维尔茨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小鸡在鸡蛋中的发育，被广泛认为在胚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1818年到1820年，Pander在欧洲博物馆游学研究动物骨骼，准备与爱德华·德奥尔顿一同开展脊椎动物解剖研究。期间短暂担任了塔尔图一个科学杂志的编辑。 1820年，潘德尔成为圣彼得堡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而且他加入了俄罗斯的外交部，负责联络中亚地区阿联酋的布哈拉。 1821年，他和德奥尔顿共同撰写的一系列14本专著中的第一本“比较骨骼学”在波恩出版。在此期间，潘德尔研究的重点主要是活体和化石脊椎动物的比较解剖学研究。 1824年，潘德尔“不间断的变化与质变”思想指导下的“有关动物机体发展的外部影响的一般规律”一文出版，因此他被认为是达尔文进化假说的先驱之一，他认为生物体进化是在自然选择的指导下进行的。 1825年，他和利亚·冯·舍雷尔结婚了，育有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他结婚后不久，在科学院请了病假，对俄罗斯南部进行了野外考察，并于1826年回国后到圣彼得堡，成为了科学院的正式研究员。然而，一年后由于不满科学院的规则和惯例他辞去了科学院的职位。 1827年到1833年，潘德尔在圣彼得堡周围地区进行独立研究。 1830年，他自费出版了165页的圣彼得堡区域地质报告。这份报告包含了地质图和三十二个彩色化石图版，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地质研究，奠定了他波罗的海地区的权威地位，也为他赢得了俄罗斯古生物之父的称呼。 1833年，他被父亲说服返回家乡，里加市附近的Zarnikau，在那里他和家人一起生活到1844年。在这11年期间，潘德尔在波罗的海的广泛进行了考察，扩展了他的地质知识，在早古生代出露的地层中他收集了大量的化石。他作为本地区的地质权威的名声在1841年树立的，当时Murchison, Verneuil和Keyserling三人在乌拉尔地区研究返回途中路过Zarnikau，潘德尔向他们展示了后来被命名为Conodonten的化石，并征求了他们三位的意见。 1842年，潘德尔的父亲去世了，这极大改变了潘德尔的财政状况。因此，两年后的1844年，潘德尔返回圣彼得堡，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专门负责矿产科学部就业的“特殊任务”。这一时期潘德尔出版了各种地质和古生物学的，包括圣彼得堡地区的基岩地层的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报告和论文；诺夫哥罗德附近存在盐的可能性；乌拉尔山两侧斜坡的煤炭；当然也包括他广泛报道的古生代的四个鱼类化石。这些专著中的第一卷在1856年发表，包括对牙形石的首次报道。牙形石专著的完成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因为潘德尔的眼睛方面的疾病限制了他对显微镜的使用。 Pander在1865年9月22日肾结石手术后逝世，被安葬在圣彼得堡的Smolenska路德教会公墓，但他的坟墓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潘德尔中年照片; 个人分类: 名人轶事|4777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科该如何建设？: 李丕鹏 2010-1-13 23:54; 高莉老师在博文中介绍了河北师范大学召开学科建设研讨会暨孙大业院士从教50周年庆祝大会，作为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不仅重视如何建设好学科，更重要的是对学科奠基人-孙大业院士从教半个世纪的庆祝，就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作为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的学科带头人和负责人，近年来我一直思考如何开展好学科和实验室建设，并能为社会发展真正做出贡献。今天，看到高老师的博文，更加坚定了我在近期开展专门的学科建设和纪念学科奠基人的活动。没有这些老先生，就没有我们学科和实验室的今天。不管我们到任何时候，饮水思源，都不能忘记了他们对学科和实验室建立做出的开创性的贡献。谢谢高老师！; 个人分类: 研究生教育|3483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植物学奠基人之一胡先骕先生的《水杉歌》: liuxiuqun 2009-4-17 12:32; 水杉歌胡先骕纪追白垩年一亿，莽莽坤维风景丽。特西斯海亘穷荒，赤道暖流而温煦。陆无山岳但坡陀，沧海横流沮洳多。密林丰薮蔽天日，冥云玄雾迷羲和。兽蹄鸟迹尚无朕，恐龙恶蜥横婆娑。水杉斯时乃特立，凌霄巨木环北极。虬枝铁干逾十国，肯与群株计寻尺。极方季节惟春冬，春日不落万卉荣。半载昏昏黯长夜，空张极焰光朦胧。光合无由叶乃落，习性余留犹似昨。肃然一幅三纪图，古今冬景同萧疏。巍升珠穆朗玛峰，去天尺五天为眩。冰岩雪壑何庄严，万山朝宗独南面。冈达弯拿与华夏，二陆通连成一片。海枯风阻陆渐干，积雪冱寒今乃见。大地遂为冰被覆，北球一白无丛绿。众芳逋走入南荒，万果沦亡稀剩族。水杉大国成曹郐，四大部洲绝侪类。仅余川鄂千万里，遗孑残留弹丸地。劫灰初认始三木，胡郑揅几继前轨。忆年远裔今幸存，绝域闻风剧惊异。群求珍植遍遐疆，地无南北争传扬。春风广被国五十，到处孙枝郁莽苍。中原饶富诚天府，物阜民康难比数。琪花琼草竞芳妍，沾溉万方称鼻祖。铁蕉银杏旧知名，近有银杉堪继武。博闻强识吾儒事，箋疏草木虫鱼细。致知格物久垂训，一物不知真所耻。西方林奈为魁硕，东方大匠尊东壁。如今科学益昌明，忆见泱泱飘汉帜。化石龙胲夸绿丰，水杉并世争长雄。禄丰龙已成陈迹，水杉今日犹葱茏。如斯绩业岂易得，密辞皓首经为穷。琅玉宝笈正问世，东风伫看压西风。; 个人分类: 诗词雅集|6234 次阅读|2 个评论

献给敬爱的夏老先生: gazelle 2009-3-30 23:23; 2009年3月27中午，得知师爷夏先生不幸仙逝的消息，感觉非常沉重。去年有缘，见过夏老先生一次。因为导师开会没有时间，师母、忠秋师兄和我一起去夏老家给老先生祝寿。在夏老家里还遇到了所里的另外两位老师。对于我们的到来，夏老很高兴。虽然眼睛不方便，还热情地招呼我们就坐。席间，不断向我们打听现在的有关研究情况，和钟老师一起给我和师兄两个小辈讲动物说和西北生物所的过去的事。格外亲切慈祥。夏老和我们一起打开生日蛋糕，和我们一起唱生日歌，然后亲自吹灭蜡烛，品尝了一小块蛋糕、、、在科学网开博的首篇，谨以几张保留的照片献给夏老，深表悼念，愿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350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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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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