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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并非外来语: 热度 3 fdc1947 2014-11-3 07:51; “胡同”并非外来语胡同就是小巷子，北京的小巷称巷的不多，绝大多数都称胡同，可是离开北京，称胡同的就不多了，因此，胡同可以说是北京的特产。那么，为什么小巷子被称为胡同呢？用胡和同这两个字的意思去解释是说不通的。明代的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中说：“胡同本元人语。”由于元代的统治者是蒙古人，而胡同这个词确实是在元代才开始有的，于是有人便提出胡同是蒙古语的音译，时间一长，也就被大家所认可。而究竟是哪个蒙古词呢？主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是蒙古语水井（hvddvg）（v的发音接近u）的音译，而且撰造出“在历史上，北京吃水主要依靠水井，因此水井成为居民聚居区的代称进而成为街道的代称，由此产生了胡同一词”的道理。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蒙古语浩特（hot）的音转。浩特是城镇，与城市里面的小巷子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两种说法，都说不通，提出这样的说法，脑筋都太死，其实，问题很简单，胡同就是巷，是汉语，不过是蒙古人学汉语的结果。中间是如何一回事，听我慢慢道来。巷，古文的写法是左右两边各是一个邑，中间是一个共，《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里中道”，段玉裁注曰“邑里通称”，就是城邑里的道路，在《尔雅》中写为衖。发音为胡绛切，共声。其古音写为现在的汉语拼音差不多就是hong4，与如今的广东话差不多。以后，这个音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声母逐渐向前移，成了long4，写成了另一个字，弄，就是里弄的弄；另一个方向是韵母把嘴长得更大，读成了hang4，北京话在近代又变成了xiang4。如今普通话的巷是xiang4，南方方言则几乎都是读成hong4或hang4。普通话中“巷道”（hangdao）一词还残留着一些古音。这些都是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学术界的共识。我们现在教外族人学习汉语是借助于汉语拼音的，古代没有拼音，用的是反切。一般地说，人们总是用容易认识的、较为简单和常用的字去“反切”较为不常用的字。因此，对于蒙古人，教授他们汉语的用较为常用的“胡”和“同”去切不常用的“巷”字应该是在常理之中的事情。巷的读音hong就是“胡”的声母加上“同”的韵母，把“同”读成去声，“胡绛切”也就等于“胡同切”。今天北京话中胡同的同读成了去声，就是一个旁证。古人对于声母、韵母这样的说法并不像今天这样的清楚，他们会说,“急言之”（说得快些），胡同就是巷。在这种情况下，学汉语的蒙古人把“巷”读成“胡同”就理所当然。因此，胡同不是蒙古语，而是蒙古人学说的汉语。建北京城的时候，蒙古人是统治者。当时，他们在文化上还是崇拜汉人的，建城市也是仿照金朝和宋朝人的样子。城里也总要有街巷。下命令的是蒙古人，实际建造的人还是汉人。当汉人把“蒙古人说的口头汉语”再写成书面汉语时，“巷”就成了“胡同”。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把反切说成了新词，这是不是孤例呢？不是的。举两个例子吧。写字用的筆（笔），据《说文解字》称：“吴谓之不律”。我看就同上面的情况相似。当北方人拿着笔告诉尚处在“祝发文身”的“夷蛮之国”吴国人时，“笔”字就成了“不律”。再就是讲一个故事了。《太平广记》里有一个《三史王生》的故事。说是一位姓王的书生，自称研究“三史”即《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其人“ 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 ”。一天，王生多喝了几口黄汤，跑到沛县的汉高祖庙里，作了一副对子，上联是“ 提三尺剑，灭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 ”。《史记·高祖本纪》中说汉高祖“母曰刘媪”，“媪（ao3）”字后面后人注音“乌老反”（古书上往往把一个字的读音用较小的字写在该字的后面）。所以他说“ 其母乌老之称 ”。当然，如此的不敬神灵和尊长，最后的结果是被“汉高祖”的神灵让“手下人”给了一个王生大耳光，打醒了。总而言之，胡同不是外来语，是汉语的另一种表达，绕着圈子去蒙古族语言中寻找什么“井”、“浩特”，都是无稽之谈，说一句笑话，这就叫真正的“数典忘祖”。; 个人分类: 汉语言|4767 次阅读|3 个评论

反切注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热度 8 fdc1947 2014-10-21 07:46; 反切注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国是一个地缘辽阔的国度，由于面积大，人口多，自古以来各地方言众多，直到现在，大多数北方人要在短期内听懂广东话或福建话都是非常困难的。我懂得的外语很少，了解方言也不多，但是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南北方言在语言上的差别，比许多不同欧洲国家语言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但是，他们分成了许多民族、许多国家，我们却仍然是统一的民族、统一的国家。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我们的汉字“功劳”非凡。在我们国家，假设三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家乡的古代北京人、广州人、苏州人，如果他们碰在一起，可能相互听不懂别人的话，但是只要他们是读过书的，他们作书面交流就不会有大的困难。因为他们用的是同样的文字、同样的书面语言。同一篇文章，用北京话读给北京人听，与用广东话读给广东人听、用苏州话读给苏州人听，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字的音和义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同样的一个字，北京人、广州人、苏州人可以读不同的音。一个字可以读不同的音，对于今天搞教育、编字书的人来说，似乎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诸位看一看如今的英语字典，一般都注两种音，一种英国音，另一种美国音。如果我们的字典要注上各处方言的读音，这几十种读音怎么注？但是，我们的祖先却较为轻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的方法一开始是直音法，后来便是反切法。所谓直音法就是找一个同音字来注音，说某字“读如某”，如“妻，读如凄”。很简单，但是有时候找不到同音字或者同音字非常生僻，就比较麻烦。而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来注明第三个字的发音，称为“某某切”（唐代及以前多用“某某反”），这个字的发音取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例如，波，博禾切；这就是说波的读音是博的声母与禾的韵母相拼，声调与禾一样。由于各地方对博、禾的读法可能各有差别，致使对波字的读音也有各地方的读法。这样对于成千上万个字的反切在各地方形成当地的语音体系，也就是当地的方言。虽然各地的语音不同，但是，书写、语法、语汇却基本相同。从现代语音学的观点看，反切法是不够严格的，不够精密的，但是，它是对直接“读如某”这样的直读方法的巨大进步。也许正因为它的不严格、不精密，使得它对于各地都能够马马虎虎使用。这一点，我想起来我们化学家使用的价键理论，它就是不严格、不精密的，但是，它能够最广泛的解释化学现象。推而广之，一切可以广泛使用的方法，似乎都是不严格、不精密的。适用面越广，越是不严格、不精密。越是精密的方法，适用范围就越小。反切法诞生至今的一千七、八百年里，汉字的使用地域和人数增加了许多倍，但是其形和音的稳定性却好于过去，它使得中国的各地方为数极其众多的读书人都非常好地活动在汉字系统中，而且非常好地发展了汉语言。辛亥革命以后，有许多学者企图用拼音来书写各地的方言。而结果是很精密表示当地读音的方案，写出来的拼音就只有很小一块区域的人能够读懂。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将诞生比欧洲多得多的语言。如果我们的古人早就这样做了，在漫长而政治多变的近两千年岁月中，恐怕我们这个大一统的中国将很难存在。自从民国初开始推行注音符号，反切法就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中国大陆用汉语拼音注音，台湾用注音符号注音，此二者基本上大同小异。它们比反切法都要精密得多，在推广普通话和国语方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然而，它们都不适用于方言，在数十年来国语特别是普通话的冲击下，大多数方言都处于岌岌乎危哉的局面，有些已经濒临消亡。在现今中国的各方言区，绝大多数人已经不会用方言朗读。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人们不能很好地用语言交流，当然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许许多多精彩的原有文化都消失了，这无疑是无比巨大的悲剧。我们文化的多样性是建筑在各地不同的地域特点基础之上的。我们各地的戏曲、曲艺、地方文学的根基都在于方言，方言消失了，这些艺术也就随之而消失。如果这些已经有千百年历史的文化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我们怎样向历史交代？我们必须像抢救其他物质的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甚至更加紧急地抢救我们的各地方言。我们的学校特别是中小学绝不应该再延续不允许讲方言的规定，要让出一部分语言空间给各地方言，要适当地教会人们用方言说话、用方言朗读。我们的字典也应当为此做出工作，希望在字典上在汉语拼音、注音符号注音的同时，列出反切注音。当然，历史上的许多反切注音如今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的语言工作者应当研究出新的反切注音，给各方言区的人们做参考。总而言之，这是一件有关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大事，事关历史责任，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 个人分类: 汉语言|10250 次阅读|2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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