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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郑洪，陆金国：提倡国医科学化的谭次仲: fqng1008 2019-7-2 16:13; （转自：南方都市报） 1931 年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全国中医药界倍感欢欣鼓舞。广州《医林一谔》杂志连续出版2期“医药生机”专号，以示庆祝。广东中医药界陈任枚、卢朋著、管季耀、梁湘岩、梁翰芬、冯瑞鎏、陈道恒七人作为广东代表参加了3月17日召开的成立大会，陈任枚当选为理事。回粤后向省港中医药界报告出席大会经过时都很兴奋，陈任枚表示了“极乐观”的心情，卢朋著也说国医可望有“出身之路”，“国药有中兴之望”了。国医馆出台“科学化”整理学术大纲然而，人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央国医馆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医药生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有根本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依然是“科学”至高无上的时代，政府和学界还曾联手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提倡“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实际上，成立国医馆，并非意味着对政府和社会对中医原有体系的真正认可。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是政府为缓解中医抗争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对策，同时也是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等笃信中医的党国元老推动的结果。在这种环境下，所谓“国医”，如何才能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中央国医馆的答案就是“科学化”。各委员向政治会议提议设立国医馆时，理由正是“以科学的方式整理国医国药”，否则不可能通过。而中央国医馆成立之时，馆长焦易堂还特别强调：“现在兄弟可以用一种最郑重的表示，要世界及全国人民注意的，就是中央与各方面设立国医馆，整理中国医药，绝对不是守旧，是维新；不是复辟，是革命；不是开倒车，是开快车。换言之，就是要使国医由复杂的东西变成有统系的、能普及的科学。” 怎样才叫“科学化”呢？中央国医馆成立不久，立即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明其目的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具体做法，则是为理想中的“科学化”国医拟定了体系纲目。按此纲目，首先，“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然后，两类学科中要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中医原来没有的内容，例如基础学科要设立“解剖生理学”，“仿近世解剖生理学之通例，分骨骼、筋肉、皮肤等项及各脏器系统叙述之”；原有的临床应用学科，则应参考近代医学知识加以革新，例如外科学“尤须参加种种消毒手续”，针灸学的“经穴、孔穴各部位，须与近世解剖生理互相参照”等。这份大纲公布后，各方面意见不一。有的中医直斥其为“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名医祝味菊说其中不少术语并非中医所有，“将来据此整理国医，必致引起无穷纠纷”。出奇的是，反中医的主将余云岫却肯定这份大纲说：“思想见解超轶时辈，先决问题诸条，尤为扼要。寻此以进，则去伪存真，黜非求是，我国医学之科学化始有阶梯可循。” 广东医家积极响应“科学化” 2007 年3月，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落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卫生部、科技部等主要领导亦专程出席揭牌仪式。这一系列动作，一方面表明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主体的广东中医药界在中医药临床研究、基础研究、新药开发等领域成就卓越，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对中医科学性的郑重确认。相对于当今政府的明确肯定，民国时期，中医的科学化讨论始终在台面下进行，而且中医界自身亦多有疑惑。1933年中央国医馆提出了中医科学化大纲，尽管大纲有许多不足，但各地响应“科学化”提议的中医也有不少。其中，广东中医林昨非的“科学化”中医版本就很有代表性。林昨非，字尧钦，广东新会人。任新会仁安医院医席28年，后又主仁育堂医席，另设有“维新医学研究所”。对于中央国医馆的“科学化”之举，他著有《改进中医刍言》以响应，认为中央国医馆的整理大纲有积极意义。他认为古代中医学“尝百草，制医药，与作《内经》，均属破天荒之创举”，但当时条件所限，其理论“间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在所不免”，所以当前改良中医，“务宜本前人之发明而光大之，择其陈腐者删改之，认为不背于近代学理者保留之”。他提倡“取新医之长，补旧医之短，又能用旧医之长，补新医所不逮”，而若“闭关自守，复古救之之说，必成笑话”。林昨非具体谈到在哪些方面要吸收现代医学的知识。他说：“改进中医办法，以讲求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为第一要义。其次则最低限度，每一医生亦要置时表一个，体温表一枝，听症筒一件，洗肠带一条，以刷新中医耳目，而洗从前简陋积习，破除旧医不得用新医器械的成见。”临床上，提倡研究中药的药理作用，“按照新学医理，配用中国药方”，认为应将中药逐一化验，提取有效成分，而不是光谈中医的“五色五味”，“泥古不变，至令卫生当局常常指为非科学，而有取消中医中药的提议”。广东另一个更有影响的提倡“科学化”医家是谭次仲（1893-1955年），广东南海人。他认为中西医学应当统一于“科学”之下：“一国而有二医，孰得孰失，何去何从，于国民生死祸福为何如？医学统一之不容或缓也，不愈彰彰明甚哉！统一奈何？曰使同归于科学，换言之，实行中医科学化而已矣。” 他的多本著作定名为《中医与科学》，自述原因有三：“一、中医必当科学化。二、中医实质与科学必有同化的可能。三、欲中医能臻科学，必当研究妥善之途径是也。”他指出“科学”的原则说：“然则科学者，乃以精确之知识，有效之方法，寻得其实物与实象之谓也。” 但是，中医与“科学”的融合并非那么容易的事，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置中医基本理论于何地。在提倡国医“科学化”者眼中，阴阳、五行、六气等中医概念都是“不科学”的。从科学的角度，谭次仲将中医知识划分为三类：玄理、经验与药物，“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而中医所说的“气化”等观念，“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他认为就属于“空想之谬所”。谭次仲认为中医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药，但传统中药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大都经纬之以气化生克之说，玄谬无稽”，“必取其有效之药物，加以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理，确定其效途，更提取精华以施于用”，才合乎科学。谭次仲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废医存药”。当时人们受西医药理学影响，认为中药治病有效的原因，应该是其中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谓“科学化”就是要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实验说明它对人的作用，以后就不需要用传统的寒热温凉等理论去解释了。但这种思路一直走不通，许多从药材中提取出的化学成分，在临床上作用并不明显，结果反而被西医用来作为否定中医的证据。脱离了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中药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说明当时常规的科学思路并不足以完全阐明中医的科学道理。中医“科学化”运动处于尴尬境地中。 “ 统一病名”惹争议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第一步是要统一中医病名。中医古代对疾病的命名没有一致的规则，名称比较杂乱。委员会认为，这些病名均与现代社会脱节，不如统一向西医病名看齐。委员陆渊雷说：“欲厘定病名，不出两途：一、择用古书原有病名；二、根据科学，别立病名。……馆章明定以科学方式，整理改善国医药，则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似为当然之事矣。既须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则与西医之译名，当然多数相同：何则？西医亦据科学以立名，科学无中西之异故也。” 按此原则，委员会制定了《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1933年6月，由中央国医馆颁布，向各地征求意见。这些文件明确提倡采用“西医所通行之华译病名”为主，将历代医著中的病名与之一一对应，并要求将来“颁行全国医士，限日一律用此统一之名，违者处以相当惩戒，惩戒后再不从，则禁止其业医”。如果说适当吸收西医解剖生理知识人们还能接受的话，取消中医病名，肯定使中医临床无所依傍，因此这份病名方案激起的反响远远超过《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而且基本是骂声一片。如浙江省国医分馆杨则民认为，中医病名行之千年，世人共晓，有其独到之处，“一切学术名词之合理与否，不在名词本身，而在其所赋之定义”，不能轻易废除中医病名。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认为此举过于仓猝，他说：“欲统一中西病名，先须以两方病名对照，而此对照之前，先须以中国古、今病名对照……次以西土本名、译名二者对照，然后可以中西相对择取其是。”“要之此事必须聚集中西良工比较核实，方可出而行世”。病名是与医学各方面的知识相联系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西医病名“肺炎”，既然是炎症，就要查明是什么病菌引起的，什么药物能杀菌……中医临床完全不是这种思路，同样的病人可能根据其最主要的症状命名为“咳嗽”或“喘证”，然后辨明是寒性还是热性，采取不同的中药来调理。这些中药不一定具有直接杀菌作用，但正像民国时东莞中医卢觉遇所言：“中医虽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补助人体自然疗能，以透彻病根，排除病毒，使生理机转归于正规状态，故能收根本治愈之功。” 当年6月25日，上海国医分馆推举秦伯未、严苍山、张赞臣、吴克潜、盛心如组成研究会，专门研究国医馆统一病名草案。3天后，诸委员均以该草案殊多窒碍，全体辞职以示抵制，并在代表上海国医分馆拟具的意见书中，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治疗学及药物学，如何联络运用，有无充分预备？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诊断学如何运用，庶不致与西医之诊断发生歧异？”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具体临床操作的疑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当年11月中央国医馆只得通电全国中医团体收回建议书，同时将主要撰稿人陆渊雷等免职，另聘陈无咎、随翰英、周柳亭、黄谦等组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陈无咎草拟内科器官系病名草案，并特聘张赞臣、余无言分别拟定内科组织系和外科病名。这三部分都以中医病名为主。修改后的草案1934年11月公布，反应远较前次平静，获得不少赞同的声音。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至的。当时的一些做法，明显受到当时科学水平的局限，对中医自身的理论价值信心不足，因此遭到众多中医的反对。正像有的中医提出的：“窃疑世界学问除科学外，仍有他种学问否？世间学问仍有他种方式否？阴阳五行在科学之外仍有自立之余地。”真理，也许不止于当时所知的“科学”形式。而在另一面，“科学化”也并不能消弭反中医者的敌意。反中医的学者傅斯年对这种“科学化”就不以为然，他问：“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他断言：“国医根本没有谈科学的本钱”。像前述余云岫赞许国医馆的学术整理大纲也并非善意，而是视为他的“医学革命”主张胜利的结果。1934年余云岫发表文章说：“医学革命的理论方面大致已告成功，所号为中医者亦宣告科学整理矣。中医在报章发表之文，大半皆用西医之论矣，虽成为非驴非马之怪物，要亦过度进期必有之现象。”谭次仲虽然主张“科学化”，但总体上还是维护中医，结果被一些西医谩骂为“杂种医”。由此可见，以国医馆为代表的中医改良者向“科学”的妥协，并未换来自命“科学”的西医的青眼，相反却失去了不少中医的支持。在把握学术发展方向方面，中央国医馆陷入了彷徨之中。;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214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中、西医划分看传统医学的“现代化”陷阱（三）: 热度 2 fqng1008 2014-11-30 03:27; 三、从“国医科学化”到“中医现代化”为什么步履艰辛？ 1. “国医科学化”的尴尬 20世纪30年代是“科学”至高无上的时代，为了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刚刚成立的中央国医馆就提出了“国医科学化”的主张。第一件事就是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明其目的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具体构想是“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以期在两类学科中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大纲公布后，有的中医直斥其为“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名医祝味菊说其中不少术语并非中医所有，“将来据此整理国医，必致引起无穷纠纷”。另一方面，各地响应“科学化”提议的也有不少，其中如广东中医林昨非和谭次仲的“科学化”中医版本很有代表性。谭次仲从科学角度出发，将中医知识划分为三类：玄理、经验与药物。“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而中医所说的“气化”等观念，“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他认为就属于“空想之谬所”。谭次仲认为中医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药，但传统中药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大都经纬之以气化生克之说，玄谬无稽”，“必取其有效之药物，加以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理，确定其效途，更提取精华以施于用”。谭次仲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废医存药”，认为中药治病有效的原因应该是其中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谓“科学化”就是要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实验说明它对人的作用，以后就不需要用传统的寒热温凉等理论去解释了。但这种思路一直走不通，许多从药材中提取出的化学成分，在临床上作用并不明显，现实问题是如果不能完全用现代药理学的理论指导临床应用，传统的理法方药理论就不能抛弃，或者只能并立而行。正因为如此，中医“科学化”运动处于尴尬境地。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第一步是统一中医病名。因为古代中医对疾病的命名没有一致的规则，名称相当杂乱。陆渊雷说：“欲厘定病名，不出两途：（一）择用古书原有病名；（二）根据科学，别立病名。……馆章明定以科学方式，整理改善国医药，则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似为当然之事矣。既须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则与西医之译名，当然多数相同：何则？西医亦据科学以立名，科学无中西之异故也。” 按此原则，委员会制定了《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1933年6月，由中央国医馆颁布，向各地征求意见。这些文件明确提倡采用“西医所通行之华译病名”为主，将历代医著中的病名与之一一对应，并要求将来“颁行全国医士，限日一律用此统一之名，违者处以相当惩戒，惩戒后再不从，则禁止其业医”。结果，这份病名方案激起的反响远远超过《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基本是骂声一片。浙江省国医分馆杨则民认为，中医病名行之千年，世人共晓，有其独到之处，“一切学术名词之合理与否，不在名词本身，而在其所赋之定义”，不能轻易废除中医病名。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认为此举过于仓猝：“欲统一中西病名，先须以两方病名对照，而此对照之前，先须以中国古、今病名对照……次以西土本名、译名二者对照，然后可以中西相对择取其是。”“要之此事必须聚集中西良工比较核实，方可出而行世”。而且，病名与临床过程密切相关。比如西医病名“肺炎”，既然是炎症，就要查明是什么病菌引起的，什么药物能杀菌等等，中医则可能根据其最主要的症状命名为“咳嗽”或“喘证”，然后辨明是寒性还是热性，采取不同的中药来调理。这些中药不一定具有直接杀菌作用，但如当时东莞中医卢觉遇所言：“中医虽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补助人体自然疗能，以透彻病根，排除病毒，使生理机转归于正规状态，故能收根本治愈之功。” 当年6月25日，上海国医分馆推举秦伯未、严苍山、张赞臣、吴克潜、盛心如组成研究会，专门研究国医馆统一病名草案。3天后，诸委员均以该草案殊多窒碍，全体辞职以示抵制，并在代表上海国医分馆拟具的意见书中，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治疗学及药物学，如何联络运用，有无充分预备？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诊断学如何运用，庶不致与西医之诊断发生歧异？”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具体临床操作的疑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当年11月中央国医馆只得通电全国中医团体收回建议书，同时将主要撰稿人陆渊雷等免职，另聘陈无咎、随翰英、周柳亭、黄谦等组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陈无咎草拟内科器官系病名草案，并特聘张赞臣、余无言分别拟定内科组织系和外科病名。这三部分都以中医病名为主。修改后的草案1934年11月公布，反应远较前次平静，获得不少赞同的声音。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至的。另一方面， “科学化”也并不能获得“科学主义者”的认同，著名学者傅斯年说：“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他断言，“国医根本没有谈科学的本钱”。像前述余云岫赞许国医馆的学术整理大纲也并非善意，而是视为他的“医学革命”主张胜利的结果。谭次仲虽然主张“科学化”，但总体上还是维护中医，结果被一些西医谩骂为“杂种医”。 2. 中医现代化渐行渐远也许，“国医科学化”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摆正“中医基本理论”的位置（倡导“国医科学化”者眼中，阴阳、五行、六气等中医概念都是“不科学”的），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四个现代化”而兴起的“中医现代化”则首先“摆正”了中医基本理论的位置，即中医理论是研究起点而不是抛弃对象。 “ 中医现代化”有各种说法，现归纳如下：一是理论现代化，即吸收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发掘、整理、阐明经典理论的科学精华，研究和解决经典学说提出而没有完全解决的理论问题，开拓和探讨经典理论所未包括的医学问题，把经典理论提高到现代水平，建立新的中医理论，逐步形成现代中医学；二是技术现代化，即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吸收现代技术，研制和发展新型中医技术，使中医的科研、诊断、治疗，医药品生产等方面的技术装备和技术工艺都达到现代水平；三是中药方剂现代化，即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中药方剂的经典原理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阐明中药方剂的疗效机制，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加工、管理，改革剂型，优化给药途径，实现疗效现代化。此外，中医现代化还包括教育现代化、科研现代化、管理现代化以及其他民族医药的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的根基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医，其主要杠杆是现代科学技术，其基本方法是继承、移植、创新相统一，其根本方向是坚持相对独立发展，发扬特色和优势，提高发展水平，使中医逐步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提法甚至引起了英国《自然》杂志的兴趣，其记者Jane Qiu于2007年4月5日发表了述评文章 “中国计划实现中医现代化”（原文链接： http://www.100md.com/html/DirDu/2007/04/08/42/04/36.htm ）。当然，Jane Qiu不可能亲历“中医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他（她）只是随便的几个采访，不可能涉及深刻的理论分析。事实上，在系统提出“中医现代化”之前，许多尝试性工作已经做了不少。总之，前前后后提出了大量的学说（绝大多数没有达到“科学假说”的高度），中医药研究工作者和有志于中医学研究的哲学、自然科学工作者从哲学、经史学、天文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等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例如“气”的本质研究众多，有代表性的如“信息-能量-物质混合统一场说”、“人体气场说”、“熵流说”、“序参量说”等等；“六经”的本质有 “ 藏象模型说”、“ 病理层次说”、 “ 神经系统兴奋抑制说”、“ 病理神经动态说”、“ 全息说 ”、 “ 炎症反应综合征说 ”、“ 疾病规律说 ”、 “ 高度综合体说”、 “ 理想模型说”、“ 时空说”、“ 数学集合论说”、“ 关系说 ”、“ 层次说 ”、“ 模糊聚类说 ”等等；经络的本质上提出了“人体第三平衡系统假说”、“二重反射假说”、“外周中枢统一论假说”、“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假说”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大学派，即经络（生物）物理学派，经络实验生理学派和临床经络现象学派（或称高等临床神经学派），其代表著作有《千古之谜：经络物理研究》、《针灸经络生物物理学：中国第一大发明的科学验证》、《中医经络现代（实验生理学）研究》和《临床经络现象学》等等；证本质研究有 “症候群”、“病理过程”、“病理状态”、“病理生理过程”、“标准或准则”、“人体功能态”、“整体体质反应特征”、“异常机能状态”、“机能反应状态”、“定型反应形式”、“概念性的统一体”、“全身性调控反应的综合表现”、“体内各种生物活性物质相互作用的综合行为”、“疾病征象在某时间点上的空间分布”等等说法，涉及指标包括内分泌（包括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前列腺素、性激素、内分泌腺体形态学等等）、血浆环核苷酸、物质能量代谢（ATP、Na 、K 、儿茶酚胺、ATP酶、尿17-DHCS和红细胞酵解率等等），免疫功能（胎儿甲种球蛋白、淋巴细胞转换、玫瑰花环、补体C3、IgM、IgG等等），植物神经功能（体温、脉率、血压、冷加压试验以及某种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等）等各方面（参见博文“ 中医基础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发表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3（5）：4）。看起来，“中医现代化”是一项经过严格论证的系统工程，虽然拿到了多种国家项目的大力支持，也把当年的医学生、青中年中医工作者弄得热血沸腾。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这些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免唏嘘：那么多的项目支持，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和产出相称吗？就科研而言，问题会不会出在源头上，即将“中医理论”作为研究的原点？！当年“经络研究”的攀登计划，那可是“穷人的上帝”，也是当年攀登计划唯一资助的医学项目，甚至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项目。期望在古代医学里找到“诺贝尔奖”的突破口，但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结果？可能让有些人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倾注大量心血，而且提出了那么多的学说，编写了那么多的巨著。但是，真正的科学成就追求的是那一点“真”（客观性），而不在于除此之外的“丰富多彩”，也不在于我们自说自话的“理论成果”。值得反思的是，“经络”、“腧穴”那个神秘而深奥的名词究竟是不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概念”？传统的经络循行路线有多少事实依据以及多少臆测成分？我们提出的那些假说是否符合现代科学规范以及具备多少可检验性？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精髓”，也是“现代化”的另一“突破口”。如果“证”本质研究取得了突破，那也是与西医（现代医学）疾病诊断相辅相成的划时代成果。一般而言，该研究包括“规范化”和“客观化”两个方面。多少年来，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上上下下支持了多少项目？也发表了多少“低水平重复”论文？但最终仍然在“突破口”旁边徘徊，甚至越来越找不到路径，看不到曙光。这里的原因与近年来印度的“阿育基因组学”研究有些相似：企图将整体的“证候学”研究赋予现代科学的内涵，就相当于试图用一组精确的数据去揭示不可能精确而且歧义重重的虚构性学说，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证候规范化”研究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与早年“病名”科学化研究一样，中医的证候名称相当杂乱，原因是曾经的证候命名也没有一致的规则，充满了随意性。于是，人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规则，进行各分科广泛搜集整理并厘定新名称。但问题是仍然有“不伦不类”之嫌（背离了古往今来的“约定俗成”），难以得到广大临床中医的认可，甚至采用行政手段也奏效甚微。这是个涉及到是否严格定义（可操作性）、严格分类的逻辑学问题。古人没有这方面的深思熟虑，今天的研究者也缺乏严格训练，事情只能不了了之。而且，如果采用现代科学的“可操作性定义”，那它还是“中医特色”吗？在“证候客观化”研究的早期，那时的人们相当的欢欣鼓舞，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地就找到了诸如“脾虚证”、“肾虚证”、“心气虚证”、“肝阳上亢证”、“肝郁证”等一系列证候的一系列诊断指标，随后的工作似乎就成了在研究手段上追求先进，研究指标上追求新颖，研究范围上追求广泛，研究层次追求尖端。后来，问题一个个地出现了：首先是敏感性和特异性，几乎所有的指标并不构成证候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而敏感性和特异性均等于或低于50% 的指标，对于临床诊断不仅没有帮助，而且会干扰诊断；其次是重复性，一项“证据确凿”的研究却得不到别人的重复，甚至自己也重复不出来。于是不得不进一步寻找原因，我的看法：（1）证候与生俱来的模糊性，中医学的辨证方法不一而足，医者完全可以随意而为，说明“客观化”必以“规范化”为前提（实际上，规范化也必须以客观化为前提）。（2）从现象学看，证是外在的疾病征象的某种排列组合，并且因人、因地、因时而变动不居。这些外在征象虽然直观丰富，但有时夸大（情感敏感的低阈值者），有时缩小（反应迟钝的高阈值者），有时与内在的疾病征象（实验室结果，较稳定可靠）一致，有时不一致，受医生和患者主观意志支配，很不稳定。证本质研究得出的指标为什么离散度大、稳定性差？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外在征象可以是疾病的本质表现（反映主要矛盾），也可以是非本质表现（反映次要矛盾），也可能片面甚至颠倒地反映本质。它们与疾病本质并无一致的根本联系。（3）在临床上，没有规范的逻辑严密的证候学分类体系，就不会有纯粹的单一证型；没有单一纯粹的证型对照，就不能研究出具有诊断意义的临床指标及其证候学特征。总之，证候“客观化”与“规范化”研究互为前提，没有客观化的指标体系作为支撑，规范化研究也成了折断了一只翅膀的老鹰，花费十倍气力也只能在原地拍打。因为只有客观真实存在的现象差异里，我们才能进行规范化的分类研究。因此，尽管我们做了大量工作，证候学的现代化研究仍然是隔靴搔痒，不得其要。 “复方药理学 ”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一大奇观，虽然仅仅只是“中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铺天盖地之势却构成了“低水平重复”主力战场。我曾在“ 申报FDA临床试验：传统中药做好准备了吗 ”一文中将其称之为“陈竺式机理阐述”（他最近仍然推崇 “中医现代化就是要让中医讲现代的话”，见 “ 陈竺：汇聚中西医学构建现代医学体系 ——在首届中医科学大会上的主旨演讲，2014-11-28《中国中医药报》）认为这种研究策略“既不能提高中医药理论水平，也无法提高其临床疗效”。事实上，陈竺院士把“复方青黛片”替换为三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是否就说清楚了复方的作用原理？说清了作用原理的价值在哪里？首先，三种化学物质丧失了与原方的等效性；其次，三种物质存在协同性但有否拮抗性？那么其中还有那么多的成分，怎么就已经说清了？再者，即使你解释了复方的作用原理，对进一步提高疗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复方青黛片”的治疗能够纳入“上海方案”吗，还是该方本身就是一种方案？“复方青黛片”的进一步研究，比如说四硫化四砷-A与三氧化二砷比较疗效有什么差别？如果用三氧化二砷替换四硫化四砷-A会有什么效应？等等等等，难道我们能够仅仅止步于此？总之，国内大多数中医药实验研究都是“陈竺式阐明”，对数以万计的自拟复方作用机制研究，而不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探讨，止步于此即与“中医现代化”的“说清楚”思路密切相关。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中医现代化”渐行渐远，其重要标志是“纯中医”思潮的复兴，因为很多人已经看清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的捉襟见肘。（待续，接下来要探讨的是“‘印度医学现代化’是否会重蹈覆辙？”）;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079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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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国医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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