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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邓稼先还活着也在清华大学任职，会有杨振宁一样的待遇吗？: 热度 11 陈安博士 2012-4-5 10:06; 　　邓稼先先生大家都知道，这里不多说。　　杨振宁先生大家更知道，所以也不多说。　　关公战一下秦琼。　　如果邓稼先先生今天还活着，甚至和杨振宁先生一样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清华大学会对邓稼先和对杨振宁先生一样吗？　　我个人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做梦去吧！！　　我们中国的官人（倒不只是清华大学的官人了）看人，主要还是看光环的大小。邓稼先先生只是为国家勤勤恳恳地干了Ｎ多年的工作罢了，算得两弹元勋中比较重要的一位，但是他的光环却远远不如杨振宁先生的“华人第一份诺贝尔奖得主之一”那么显著。　　按照我对清华大学行事逻辑的基本了解，他们先要看是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然后再看是不是图灵奖，是不是沃尔夫奖，等等，这些国际一类的奖项看完，才会看次一等的荣誉，国际的荣誉看完，才会看在国内是不是院士啊，得没得过国家奖呀，等等。而每个人的具体工作，是不看的。　　所以，邓稼先即便对中国有巨大的贡献，可是在清华大学的眼里，其实是不值钱的，当和杨振宁先生比的时候，杨先生可以住校内的别墅，邓先生至多分个大一点的教师楼里的房子。　　这个推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个人分类: 人论|11156 次阅读|20 个评论

[转载]杨振宁和邓稼先哪个该学？续篇: 热度 5 葛肖虹 2012-1-15 21:45; 《杨振宁和邓稼先哪个该学？》的博文发表后看到一些折衷的评论，以下这篇文章和清华学生怒批杨振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博文，应该可以让人分清是非、真伪。杨振宁 50 年骗术的最后结局！ 1. 杨振宁自称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第二个。在瑞典诺贝尔奖记录中，获奖人是李政道，杨振宁，国籍：中国 (R.O.C.); 获奖论文的作者是李政道，杨振宁。 2. 杨振宁到 1997 年被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杨振宁不得不在 1997 年之后到香港来混混，现在在清华大学，由全国纳税人给他享受部长级待遇，住 1000 万元的别墅（二层楼，有电梯），每年消耗全国纳税人几百万元。再看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 30 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 “ 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 ” ，奖励中国 5 所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 3. 杨振宁的谎言成了习惯，居然在全中国人们的面前出世了天大的谎言：“中国人即将获得诺贝尔数学奖”，但是诺贝尔奖中并没有数学奖。他在美国骗不了这个，只有到中国来行骗。 4. 杨振宁讲清华大学的学生质量比美国哈佛大学（世界排名在一二之间）好。获得一些领导青睐 √√ ，但是丘成桐则否定这个结论。 5. “知子莫若父” 杨振宁父亲谈杨振宁：杨振宁父亲谈杨振宁：“很清楚，你和振宁 62 年破裂当然是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请你原谅他。” “我不因振宁是我儿子而袒护他，我已责备过他，”。 6. 杨振宁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居然又出来説谎，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讲话。幸而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人。 7. 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朱永行先生的回忆：“ 由于当时周总理和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您和杨振宁先生，所以对您和夫人去探望杨武之先生以及杨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紧紧握您手说的，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印象很深。 ” 朱永行 2005 年 3 月 16 日 8. 科学院周总理也知道杨振宁父亲讲的话：“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 ” 9. 李政道在 1959 年就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这不仅要讲学术水平，还要讲人品的！杨振宁至今还不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可见在美国科学界对杨振宁的人品评价不好。 10. 李政道在 1963 年就升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而杨振宁恰没有著名大学聘请他为讲座教授，这是客观事实。杨振宁只有 1966 年到刚组建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这样的新学校才当上了讲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办之时，原本是为了培训能教授中学数理知识的师资而成立的一所学府。初建校时学生仅有一百人。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学校就比哥伦比亚大学差很多 , 2010 年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大学排名第 8 ，世界排名第 10 。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世界排名在 200 之外。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和教授中一共有 87 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三位美国总统是该校的毕业生。是世界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之一。在哥大的校友中还有中国的名人顾维钧、蒋廷黻（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马寅初（原北京大学校长）、宋子文、冯友兰、吴健雄（前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徐光宪（著名物理化学家， 2008 年荣获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石溪分校在美国大学排名都在 100 名之外。 1966 年引进了还没有当上讲座教授的杨振宁，算是有了一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人（中国很多人不知道，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就像中国一所地方大学的某一分校一样。清华大学到这样的大学去引进人才，又是被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的人才，又是高价收购，实在是在清华大学自己在贬低清华大学。现在中国前 10 位的大学引进人才也要求是世界 100 强的大学的教授。清华大学自己的排名也远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之前，何苦为之）。杨振宁 1997 年被退休以来 10 多年，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有所发展， 2010 年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在美国排名 100 位左右。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台湾台湾大学等这些大学的世界排名都远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之前。 11. 即使这样，杨振宁到 1997 年也被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而李政道至今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 12. 杨振宁的人品不好在美国是公认的。不仅美国科学界对杨振宁的人品评价不好，杨振宁至今还不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连美国的研究生也不报考杨振宁的博士研究生。杨振宁在 1997 年被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之前，共 33 年，只有 11 个研究生，每 3 年才有一个。杨振宁恼羞成怒又来编造故事。只好到中国来混混。（脑博士春秋中文社区）其实之前很久，我早就对杨博士的人品很不以为然了。我对杨博士的人品不以为然倒不是因为杨博士只是把 “ 爱国 ” 的空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在退休之后回国来捡便宜养老也拒不放弃美国国籍；甚至也不是杨博士对中国的建设寸功未立而恬着脸退休以后到中国来捞厚票子、大房子、高帽子、神位子的 “ 四子登科 ” （；而是因为杨博士在他的看家本钱 ───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上采取的卑劣手段。　　 “ 宇称不守恒定律 ” 的获奖，外界一般认为这是杨博士和李博士出于共同的合作的成果。其实根据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的美国物理学界泰斗级老前辈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和美国物理学家史瓦兹（ 1988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等许多科学家的回忆录和实验报告记述，第一个革命性地提出 “ 宇称不守恒定律 ” 证明新思路的是李政道博士而不是杨振宁，对此激烈反对的杨振宁被李政道博士说服之后，就怀着摘果子的心理马上劝说李博士不要立即公开发表，而表示愿意和李博士合作进行完善后再发表，李博士对此表示赞同，并大度地以李杨两人的名义共同发表研究成果，杨振宁在这个问题中只是按照李政道的思路，花了二个星期的时间，由李政道写出论文，杨振宁为第二作者。次年遂以李杨两人的名义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在李政道指导下工作二个星期而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杨振宁个人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论文，应该也是世界上个人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论文。而同时的李政道和吴健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投入比杨振宁至少多了 100 倍。（注：以下为历史资料综合，可能有部分重复。）美国物理学界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颇有微词的原因。美国物理学界相互交流是非常频繁和清晰的。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和尊重。李政道关于 “ 宇称不守恒 ” 的思想在此之前与很多美国物理学家交流过，大家都认为这是 Good Idea. Idea 是科学创新最重要的。杨振宁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研究中只是按照李政道的思路，花了二个星期的时间作了一点分析，就得了诺贝尔奖。实在是太容易。实际上，按照李政道的思路与李政道一起做，我们中国很多物理学家也能够做出杨振宁的工作。这是因为有了李政道创造性的 Idea 和已经开始了的基础。另一方面，李政道与自己的校友和系友吴健雄（浙江大学物理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就比杨振宁参加早得多，吴健雄作出实验结果花的时间也比杨振宁多得多，实验的难度也大得多。在美国的物理学家对李政道的研究过程都是十分清楚的。也为吴健雄没有获奖而不平。对杨振宁获奖太容易也颇有微词。杨振宁捞了一个大便宜，这本来就是事实。杨振宁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居然还不满足，杨振宁为人之卑鄙可想而知。美国的物理学界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确颇有微词，但是杨振宁也不应该去攻击给杨振宁带来这么多好处的李政道啊！杨振宁有本领就去同这些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颇有微词的美国人较劲，不要与那时同是中国人李政道较劲啊！（注：杨振宁首次对李政道发难是 1962 年，那时李、杨都是中国国籍的中国人，杨振宁只会窝里斗。那时杨振宁对美国教授的文章不满意，就将不满发泄到李政道，并且一定要李政道出面对美国人讲，这是什么道理？例如，美国人的论文谈到李政道 - 杨振宁，杨非要李政道去改为杨振宁 - 李政道，这不是为难李政道吗！在美国是没有这个权利去改动他人的论文的）。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颇有微词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教授的打抱不平。美国物理学会在 1957 年 12 月的《今日物理》杂志将李政道 1956 年关于 “ 宇称不守恒 ” 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是因为美国教授看到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大典上抢先上台领奖十分奇怪、也十分不满。 1956 年，李政道应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邀请，在那里做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学者。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办公桌上，都放了一本 “ 拍纸簿 ” （打草稿用的纸本），白纸大约有 4 张 A4 纸那么大，供科学家随手写用。有什么灵感或想法随手记录下来，在与同行讨论时也会随手演示。李政道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会随手将它们撕下扔在废纸篓里。有趣的是，李政道办公室隔壁有一位 Church 教授，每晚都将李政道涂写的那些草稿纸从纸篓中收集起来并加以保存。第二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来后， Church 教授看到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大典上的不正常表现后，就把他保存的李政道在 1956 年涂写的那些手稿赠送给了美国物理学会。 1957 年 12 月，《今日物理》杂志将其中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是杨振宁 50 年来最害怕的事实。但是不敢讲。这是一个铁证。杨振宁不高兴的事实还有：李政道 1957 年获得爱因斯坦科学奖，杨振宁没有； 1953 年，李政道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 29 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李政道 1959 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杨振宁没有； 1958 年吴健雄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杨振宁不是。这些都是很正常和合理的事。杨振宁直到 1980 年才独立得了拉姆福德奖（ Rumford Prize ）。杨振宁水平低一些不要紧，去攻击给杨振宁带来这么多好处的李政道实在不应该，也带来的是负面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杨振宁一直没有被任何一所美国著名大学聘请为讲座教授的原因。直到 1966 年杨振宁只是到那时刚刚成立的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是一个地方大学的分校才聘为讲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办之时，原本是为了培训能教授中学数理知识的师资而成立的一所学府。初建校时学生仅有一百人。多年来这所地方大学在美国的排名都比哥伦比亚大学差得太多。就是如此，杨振宁于 1997 年也被石溪分校退休了；而李政道 1984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大学教授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如今耄耋之年的李政道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新的科学论文。善良的李博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杨博士竟亲自找来了记者江才健面授机宜，颠倒黑白地说是自己 “ 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证明 ‘ 宇称不守恒定律 ’ 的思路，而李博士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我的说服后才同意的 ” 云云。呜乎！一个人在关系到人格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竟能如此颠倒黑白、恩将仇报，真让人叹为观止！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算领教了杨博士的人品 ─── 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虚伪的小人。但是，杨博士还嫌对中国的建设寸功未立而恬着脸退休以后到中国来捞人民币票子、上千万元的 “ 归根居 ” 别墅楼的大房子、 “ 为人师表 ” 的高帽子、 “ 爱国学者 ” 的神位子的 “ 四子登科 ” 不够过瘾，还要在 “ 四子登科 ” 之后以 82 岁高龄娶 28 岁女郎 ” 而搞 “ 五子登科 ” 的时候，这种极端自私自利、不顾及最起码的伦理道德的祖孙配丑行才将那仅存的垂垂老矣的长者的形象击得粉碎。尽管杨博士还在那里油嘴滑舌、自欺欺人地胡说什么他搞的这个祖孙配是什么 “ 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 ” ，我们每一个有起码良知的人除了让他闭嘴不要再亵渎上帝之外，还要他听听一个义愤填膺的父亲和一个胆战心惊的母亲发自肺腑的心声。这位父亲会质问杨博士： “ 二十八岁的女孩子如果因为天真、浪漫，被 ‘ 诺贝尔奖获得者 ’ 、 ‘ 精神交流 ’ 、 ‘ 陪伴晚年 ’ 、 ‘ 甘作牺牲 ’ 这样一些东西冲昏了头脑，那么你作为有过八十二年人生阅历的老人看到的是对自己生命即逝的恐惧、对尘世虚名的贪婪、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和不负责任。你凭什么接受这样一个你所说的 ‘ 没有心机而又体贴人意，勇敢好奇而又轻盈灵巧 ’ 的孙女辈的二十八岁女孩子的牺牲？ ” 这位母亲会质问杨博士： “ 哪一个母亲舍得自己花样年华、疼入心坎、辛苦栽培的女儿成为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生命尾声的 ‘ 礼物 ’ ？哪一个母亲不希望和自己女儿相知相惜相亲相爱的是和女儿同样年轻的灵魂？哪一个母亲不衷心祝福女儿和她的另一半白首偕老？你这样的祖孙配是所有天下母亲的噩梦！ ” （脑博士春秋中文社区）。杨博士的德行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在我们面前轰然倒下！这也许才是杨振宁祖孙配对我们的社会道德造成的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损害！杨振宁凭着无数的谎言和自我吹嘘，享尽最高荣誉和无数人的特别关照，而这样的谎言，并不难揭穿。就像我这样，花费几天时间，仔细去推敲一些事实，就可以彻底揭穿他无数的谎言和骗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国家有 13 亿多亿人，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努力去戳穿这些谎言呢？一个毫无廉耻的人，仅仅是由于沾了别人的光才获得了诺贝尔奖。仅仅由于拥有诺贝尔奖的光芒，就全国通吃，畅通无阻。（脑博士春秋中文社区）一个完全只顾自己的私利的人，却享尽如此多的养老优待，而真正的为国家的发展和贡献奉献了无数时间和精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为代价的两弹一星元勋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却长期以来只能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世间不公平、不合理之事，有甚于此吗？（脑博士春秋中文社区）杨振宁与李政道同时获诺贝尔奖，为什么李政道先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呢？如果杨振宁水平和总体贡献大即使不是比他前当选，也至少该同时当选，可是杨振宁次年才当选。我认为，这说明，李政道当时的学术成就比杨振宁大，是美国学术界承认的。杨振宁吹虚自己的水平比李政道大，毫无根据，纯属吹牛。（脑博士春秋中文社区）为什么杨振宁到了当选美国国家学院院士开始的当选时间就不写了呢？纯粹是随意的吗？并不是那么简单。这主要是这些信息会暴露出他为什么加入美国国籍的真正的原因，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 1965 年，比李政道迟了一年。不仅如此，李政道在 1959 年就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这不仅要讲学术水平，还要讲人品！杨振宁至今还不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可见在美国科学界对杨振宁的人品评价不好。（脑博士春秋中文社区）杨振宁告诉全球华人公众的，都是经过部分隐瞒、筛选，部分过分夸大的、言过其辞的吹嘘，其目的始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是，杨振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如此不择手段，世所罕见，鲜有其匹。从我努力寻找真相过程中的发现来看，李政道的人品是无可指责的，在很多时候，其人格之高尚，堪称全社会的楷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广大的媒体工作者、知识分子以及老百姓所不了解。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媒体工作者或是学者，花费短短的 10 来天时间，去努力揭穿杨振宁的骗局呢？（脑博士春秋中文社区）我们的媒体工作者，不仅不去仔细思索并寻找语言假相背后的真实，从而揭穿杨振宁的骗局，还轻易相信杨振宁的谎言，让杨振宁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中国最大的媒体上大发厥词，放肆地攻击李政道，结果无形中充当了吹捧杨振宁的吹鼓手，这不仅是媒体的悲哀，也是全社会的悲哀。（春秋中文社区）这确实是杨振宁的悲剧，一旦撒谎，必然要撒的慌越来越多。而在大家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之后，都会发现杨振宁这个人完全是谎话连篇，人品极差，完全不配为人师表，连做人的最基本的品行也欠缺，因此，必然因此而身败名裂，而这件事情，必然发生，而且很快就会发生。春秋中文社区 http://bbs.cqzg.cn 脑博士研究结论美物理界精英聚会哥伦比亚大学庆祝李政道 80 寿辰日期： 2006-10-14 15:16:04 作者：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闻网　　来自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物理学精英，日前聚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演讲会，庆祝哥伦比亚大学物理教授李政道博士 80 寿辰暨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 50 周年。李政道 1926 年 11 月 24 日出生于中国上海， 1946 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 1950 年获博士学位。 1956 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发表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两人因此获得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目前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注：杨振宁已经在 1997 年被美国排名 100 之外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当日，可容纳近 300 人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梯形大教室内高朋满座，座无虚席。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的安迪。米立斯（ Andy Millis ）教授首先致欢迎词，揭开了演讲会的序幕，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曼 . 拉姆西、里昂 . 雷德曼和弗兰克 . 维尔切克等 8 位物理学家做学术报告。在美国没有听说有什么庆祝杨振宁 80 寿辰的活动。事实上，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也没有把杨振宁选为院士，因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很看重一个人的人品。杨振宁在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 33 年，只有大约 10 个研究生， 3 年才有一个研究生，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历史，在中国简直难以想象。没有人报考杨振宁的研究生，因为杨振宁为人的口碑很不好。清华大学引进美国石溪大学纽约分校的退休教授，实际上是自己贬低了自己。因为清华大学的世界排名远高于美国石溪大学纽约分校。 2006 年 11 月 10 日晚，北京大学为李政道教授庆祝八十寿辰。许智宏校长、林建华副校长等都对李政道先生的寿辰表示祝贺，并对他在科学研究、推进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对国内高等教育的支持和对学生的培养以及促进中日科学技术交流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赞赏。北大学子才艺表演、赠送寿联及北大赠送礼品等一系列庆祝活动使会场气氛变得极为融洽、和谐。正如许校长在发言中提到： “ 虽然正值初冬时节，但李先生的寿辰却为我们带来了春天般暖的气息 ” 。李政道教授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以及其一些对称性不守恒的发现，是极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为此，李政道教授和杨振宁教授共获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从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李政道教授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工作：除去宇称不守恒定律，还有二分量中微子理论、两种中微子理、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 K 介子衰变中的 CP 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 70 和 80 年代，李政道教授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方面的研究，具有经典意义。量子场论中的 “ 李模型 ” 对以后的场论和重整化研究有很大影响。 “KLN 定理 ” 的提出，为分析夸克 — 胶子相互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 反常核态 ” 概念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真空的认识，推动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用随机格点的方法研究量子场论的非微扰效应，并建立离散时空上的力学，理论上受到广泛重视。从 70 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和安排下，建立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BEPC ）、北京谱仪。 1982 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 BEPC 方案，并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使 BEPC 工程在选择方案、进行设计和建设中都得到了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帮助和支持，对撞机之能如期建成，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 c -τ 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这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年轻人的尽快成才，李政道教授除在国内开设长期座外，还倡议并创立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 (CUSPEA) ，北京大学组织，在 1979 年到 1989 年的十年内，共派出了 915 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 1985 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1986 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CCAST) 并担任主任，每年回国亲自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并指导 CCAST 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对提高科技人员的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 在北京大学建立了北京现代物理中心 (BIMP) 。脑博士：杨振宁 50 年骗术的最后结局！ 2007 年 12 月初，中央电视台以及上海东方卫视都转播了 2007 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盛况。瑞典王室主要成员、政府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２０００余人出席了颁奖仪式。人们看到了熟悉的李政道先生坐在嘉宾席中。 1957 年，也是在这里，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那时，李政道只有 31 岁。 2007 年，李政道受邀参加诺奖的颁奖仪式，是为了纪念他获奖 50 周年。这是国际学术界最高殿堂对李政道在 1957 年获奖的贡献的肯定。也是关于杨振宁的不断制造谎言的表态，是大力度的对李政道的支持。这个会场上没有杨振宁， 2007 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没有邀请杨振宁，一切事实尽在不言中。这是杨振宁 50 年来不良居心地对李政道的攻击和杨振宁骗术的彻底破产。（资料）其实根据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的美国物理学界泰斗级老前辈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和美国物理学家史瓦兹（ 1988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等许多科学家的回忆录和实验报告记述，第一个革命性地提出 “ 宇称不守恒定律 ” 证明新思路的是李政道博士而不是杨振宁。这是二个铁证。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史瓦茨（ 1988 年的诺奖得主）的文章表述很清楚，因为在史瓦茨的文章中回忆了有关哥伦比亚大学的事情，其中重点谈到了李政道，说李在科学上给了他很多帮助，其中包括在 “ 宇称 ” 实验上的建设性意见，说李在与斯坦伯格（ 1988 年的诺奖得主）讨论有关二面角的分布（即赝标量的问题）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并通过斯坦伯格告诉了他史瓦茨本人，之后他们正是在李的建议下做的相关实验分析，得出了在奇异粒子上 “ 宇称 ” 不守恒的迹象。证实了李关于 “ 宇称 ” 问题上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这是最为关键也最为重要的旁证，同为诺奖得主的史瓦茨作为第三证人，分量是非常充足的。 1957 年 12 月，美国物理学会《今日物理》杂志将李政道在 1956 年涂写的关于 “ 宇称不守恒定律 ” 手稿中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是证明李政道的主要贡献的又一个铁证。杨振宁 50 年来最怕的也是这个公开的铁证。又一铁证。“知子莫若父”，杨振宁父亲谈杨振宁：“很清楚，你和振宁 62 年破裂当然是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请你原谅他。” “我不因振宁是我儿子而袒护他，我已责备过他，”。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朱永行先生的回忆：“ 由于当时周总理和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您和杨振宁先生，所以对您和夫人去探望杨武之先生以及杨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紧紧握您手说的，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印象很深。 ” 中国科学院朱永行 2005 年 3 月 16 日永行先生：十几年未见，甚念。 1972 年我和惠君自 1946 年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到祖国。您当时是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负责我们在国内旅行和访问的接待和安排。光阴似箭，虽然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但那时的很多事至今难忘。那次回到阔别 26 年后的祖国，承蒙安排，在国内参观了不少地方，看到了祖国的巨变，收获甚大。 1972 年 10 月 14 日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百忙中接见了我和惠君。周总理和很多朋友对我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非常关心，希望我们和好，使我很受感动。因此，我们到上海后，听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患病住医院，当即就向陪同人员提出是否能去探望他老人家。当时陪同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武之先生也很想看到我。 10 月 27 日下午，我到医院见到武之先生时，他老人家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武之先生每一句话，均需女儿杨振玉女士重复。他老人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很想看到您，很清楚，你和振宁 62 年破裂当然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请你原谅他。我不因振宁是我儿子而袒护他，我已责备过他，他很听我的话，相信他会照我的话做的。可惜你们没能在这里见面，你们两人应该和好，你们都是天下奇才，都是中国人，你们都见了总理，就应该以国家为重，个人应该放在一边。我有千言万语要讲，虽振宁对不起你，但为中国下一代学子，很希望你们能很快和好。听了武之先生这些话，我当时很激动地对武之先生说：请您好好休息，我牢记您的话，我和振宁之间的矛盾一定会解决的，请您放心，盼望您很快恢复健康。随后，我和惠君又到杨家探望了杨振宁的母亲和弟妹。当时陪同我们的国家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也对这次我与武之先生的会见十分重视，也很感动。他向我表示，由于周总理和中央很多领导十分重视及关心我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他将把这次会见情况报告上去，让总理知道。您当时作为科学院外事部门负责人一定知道他对这次会见情况的报告。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在回答 “ 科学时报 ” 记者杨虚杰女士问题时讲了这件事。但近日香港 “ 明报月刊 ” （ 2004 年 11 月）上登了杨振玉女士的一篇文章（附上）称， “ 李所描述的（指我对这事的回答）主要点与事实不符 ” 。她不承认武之先生讲过这些内容，甚至连武之先生与我紧紧握手都不承认。好在，在场不仅有杨振玉女士和我们夫妇，还有陪同的工作人员，而且根据当时情况，他们当时会有记录。事隔三十多年，我今天把我对这件事的记忆，向您述说。我相信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同时我想烦请您帮助回忆和在您手头能有的记录中核对一下。敬祝安康李政道二 OO 五年三月九日尊敬的政道教授：谢谢您三月九日的来信。正如您所说，三十年过去如同一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有幸参与了在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下，接待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回来探亲访问的杨振宁先生、您及其他几位国外著名华人学者的工作。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信中谈及的，您和夫人 1972 年 10 月 27 日去医院探望杨武之先生的情况，从我手头有的当时的材料看，您的回忆是符合那天实际情况的。由于当时周总理和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您和杨振宁先生，所以对您和夫人去探望杨武之先生以及杨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紧紧握您手说的，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印象很深。敬颂大安朱永行 2005 年 3 月 16 日 “清华学生努批杨振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网上搜索就有。; 5040 次阅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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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时代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 热度 3 dongzengshou 2011-10-31 08:36; 毛泽东时代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国家都无法具备的。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充分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2041 次阅读|3 个评论

走近“两弹一星”元勋（2）做人当如邓稼先: 热度 7 sqdai 2011-7-1 13:22; 做人当如邓稼先！做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做一个忠心报国的伟丈夫！这是我看了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又重读邓稼先传记后，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话。这一电视连续剧忠实地再现了“两弹一星”元勋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最为鲜活出挑的人物是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1924 ～ 1986 ）（见链接）。这里，仅采撷邓稼先 62 年人生历程中最精彩的片断： 14 岁那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少年邓稼先当众撕碎了为日寇庆功的纸旗，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上一脚！为了避祸，他随大姐南下四川、云南。 17 岁那年，他赴重庆考大学，途中险些被空袭的日机炸死，进一步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志向。而后进入西南联大，发奋用功，决心“救同胞于水火中”！ 24 岁那年，负笈西渡，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特尔哈尔（ Ter Harr ），两年完成博士论文《氘核的光致蜕变》。 26 岁那年，他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 1950-8-29 ）搭海轮回国，进入中科院原子能所，在彭桓武先生的指导下，踏上开拓我国核物理学研究及其应用的征程。 34 岁那年，他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他的顶头上司钱三强先生问他：“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邓稼先心领神会，立即允诺，出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主任，从此踏上了研制“两弹”的 28 年艰辛路。历史正确地选择了邓稼先，而邓稼先则不辱使命，为“放大炮仗”的宏大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从 34 岁那年开始，邓稼先隐姓埋名，舍弃天伦之乐，成天钻在荒漠、山沟里，甚至有意识地把性格从爽朗外向转为沉默内敛。风华正茂的邓稼先作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率领 28 个“娃娃兵”（平均年龄 23 岁），在攻克两弹基础理论方面所向披靡！他们从无到有，白手起家，从基础理论上攻克了三大难关：原子弹核反应关、中子点火关和引爆关。邓稼先率领他们用简陋的手动计算器和计算尺通宵达旦地进行计算，计算草稿用麻袋来装，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了一房间。有一次，邓稼先刚休息不久，一听说试验出故障，他冒着风雨，搭吉普车前往，车抛锚了，他下车推行；到了试验场，司机累趴下了，他却精神抖擞地潜心参与排除故障，终获成功。三年困难时期，他们饿着肚子苦干，他省下自己的口粮，用馒头招待开夜车的“娃娃兵”。领导不准开夜车，他与伙伴们钻在被窝里打手电筒钻研问题。在原子弹引爆试验中，装雷管是最危险的事情，邓稼先总是到现场在技工旁边为他们壮胆，为他们遮风挡雨。为了原子弹试验成功，他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 40 岁那年，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罗布泊上空终于升起了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奏响了凯歌，在现场不远处的邓稼先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 …… 。然而邓稼先没有停住脚步。 39 岁那年，在聂荣臻的安排下，邓稼先着手为研制氢弹做基础研究，他开始了新的跋涉。他和他的战友们，群策群力，日夜奋战，经过三年努力， 1967 年 6 月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接着，邓稼先为核武器小型化倾注了大量精力。不幸的是，在一次核试验事故中（事后查出是降落伞问题），邓稼先身先士卒，坚持进入事故发生地区，找到了碎弹，却经受到了超强核辐射，他的身体遭到致命的损伤！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醉心于二代核武器研究，拼尽全力，奔波于试验场所。 60 岁那年，他参加了突破中子弹原理的核试验。那时他已经精疲力竭，趴在两位年青人身上才到达目的地。试验成功使他再次忘形地欢呼。 61 岁那年，确诊罹患直肠癌，动了大手术。但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息。他把病房变成了实际上的办公室。 62 岁那年春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转移到全身，疼痛剧烈。他深知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却在思索着我国核武器发展的重大问题。 1986 年 4 月 2 日，他与于敏联合署名，向领导递交了极其重要的建议书，画出了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新蓝图，对国家现代化国防建设做了最后一份宝贵的贡献。 1986 年 7 月 29 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民族进步的永恒！他用他的纯真高尚、无私无畏、献身热诚，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做人当如邓稼先！育人当如邓稼先！参考资料宋健（主编），“两弹一星”元勋传，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 257 － 304. 写于 2011 年 7 月 1 日【链接】邓稼先简介邓稼先，安徽怀宁县人， 1924 年生，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5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 1948 年 10 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 1950 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中共 12 届中央委员。 1986 年逝世。在原子弹、氢弹研制中，组织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字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的研究，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了 1967 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同时，在组织领导与规划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85 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6 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7 年和 1989 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个人分类: 名人纪实|4020 次阅读|8 个评论

[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4）: lxj6309 2011-6-8 09:56; 　　请科学家们吃肉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时，新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一方面要研究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另一方面却要忍受最原始的饥饿的折磨。　　长时间吃不饱，九所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彭桓武脚肿得穿不了鞋，只好用两只手拎着鞋上班。　　有一次，邓稼先跟同事们又饿着肚子干到深夜。忽然有人拿出来几个火烧，大家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一向含蓄的邓稼先不好意思跟年轻人抢，忍了半天，挤出一句：“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直到第二天上午，大家仍对那几个火烧回味无穷。　　虽说吃不饱，但在北京的日子还算能凑合。身处戈壁滩、深山高原的核工业职工，日子就更难熬了。　　1960年12月，酒泉电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地向北京发来告急电报。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粮食只够吃七天了！孤悬戈壁荒漠之中，即便是用卡车运，来回也要近百公里。更何况酒泉厂所在的甘肃省正是粮荒的重灾区，地方上哪儿有粮食接济他们呢！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零下25.5度，煤只够烧13天了！”一封封告急电报发到北京二机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搞原子弹。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找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酒泉厂拉来一列车土豆。　　包头的核元件厂同样面临着断粮的威胁。包头副市长把厂长张诚找去说，仓库里粮食也不多了，你们赶紧派人领走吧！不然真保证不了你们吃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知道核元件厂粮食困难，当即表态，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问题，当即拍板为核元件厂调来40头奶牛、500只羊和500口猪。　　主管两弹的聂荣臻元帅当时正在住院，当他得知科学家们饿着肚子搞两弹时，非常着急。为解燃眉之急，聂荣臻向各大军区求援。他从海军调来了鱼和海带，从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新疆军区调来了肉，从沈阳军区调来了黄豆和水果。　　来医院看望聂荣臻的陈毅听说了，风趣地说：“你这是搞‘募捐’啊！我举双手赞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都靠他们。” 　　1961年1月5日，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大家顺着红地毯走到了宴会大厅。许多人边走边打听，今天是什么活动呀？　　一会儿，周总理进来了，坐到钱学森和钱三强中间，幽默地对大家说：“吃肉补脑。你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吃肉！”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周恩来曾开玩笑说，一个钱学森，一个钱三强，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一语双关道出了当时人们最头疼的问题。　　原子弹刚上马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找来二机部部长助理张献金问：“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 　　张献金一问三不知。中国从来没搞过原子弹，更不知道要搞多少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上原子弹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东西真费钱。　　中美对抗，中苏交恶，中印战争，粮食减产……就在原子弹研制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中国却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分歧。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上马下马的争论发展到白热化。主张下马的一方认为，原子弹和导弹投入太大，又没有苏联的帮助，技术上有很多难题，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搞两弹花钱太多，反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人甚至说，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这种观点分析得合情合理，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主抓两弹的聂荣臻急得团团转。他深知，我们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正在关键时刻，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也处在攻坚阶段。两弹一旦下马，就可能前功尽弃了。要想重新捡起来，绝非易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陈毅是两弹的坚定支持者。他坚决地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他深知没有原子弹在国际上说话没分量。　　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拍板，先派人下去调查调查再说，政治局委员们都表示同意。这个重任落到了张爱萍将军身上。　　刚接到这项任务时，张爱萍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他说：“我哪懂什么原子弹？我只懂山药蛋！”陈毅说：“不懂就学哇！” 　　于是，张爱萍找来上过大学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陪他一起调研。张爱萍他们在各地调查了一个多月，发现虽然两弹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难题，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各项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回京后，张爱萍和刘西尧联名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国有50多个单位、3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这项工作，如果组织得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4.htm; 个人分类: 科技普及|156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杨振宁和邓稼先哪个该学？: 热度 15 葛肖虹 2011-4-1 16:37; 清明前朋友发来一篇让人深思的短文，对于今天的学子很有教育意义，人生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一个科学家该如何走完自己的一生？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两个榜样、两面镜子，读者自己去选择吧 ……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杨振宁杨振宁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作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他这样一语蔽之，掩盖了其言下之意，没有像邓稼先、钱学森等人冒死回国，是自己的幸运，因为这样才不会在国内艰苦的环境中早早过世，为祖国付出毕生精力而无法享受国家的富强所提供的优越条件和上帝最后的礼物。关于杨振宁为什么不回国，杨先生的回答是：在我之前的中国人赴海外求学，都是学成即回国。可是当我拿到博士学位之时，韩战爆发，美国不允许理工科博士回国，因此滞留在美国。而为什么加入美国国籍？杨振宁的回答是因为他所持的中华民国护照在出国旅游签证时非常不方便，所以加入美国国籍。　　但是，很多当时出国留学的杰出学者，拿的都是博士学位，他们也知道美国不允许他们回来，可是，国家正遭遇苦难，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人民并不能完完全全地站立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国家作为世界的唯一霸主，不肯放弃在亚洲的势力存在，所以，当摆脱八国联军、摆脱帝国主义铁蹄侵略的中华民族正有机会一统中华板块，而日本作为战败国在亚洲已奄奄一息无法实现在亚洲的实力制衡之时，巧妙插手朝鲜战争，试图在与中国东北接壤的地方建立一个傀儡国，同时牵制中国与日本，也牵制了中国统一台湾的步伐。也许此时，作为掌握世界先进物理科学技术的顶尖科学家，留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是一种“幸运”有一整套科研环境让其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也有优越的环境，在杨振宁七八年后获得诺贝尔奖即可拿到普林斯顿 50 万美元的年薪，可是杨振宁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美国在六十年代给他媲美国际巨星的待遇？为什么有同时赴美留学的钱学森与美国抗争一年零六个月，历经美国的软禁折磨直到周恩来用朝鲜战争的十名美国战俘把他换回国？为什么同样博士学位的邓稼先不顾当时禁止理工科博士回国的禁令一定要回国为国家完成原子弹研究的事业？没有这些掌握国际先进科研技术的学者回来为国家打下国防科技、核工业的基础，中国现在有杨振宁得以享受的环境吗？　　杨振宁回避并忽略了之前同一批出国留学人员的贡献，大大炫耀吹嘘自己在美的成就，并鼓励下一代科研人员走这种“有利于自己人生的选择”。对于祖国的认同因为国家的护照出国旅游不方便就抛弃了，他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宣扬自己的成就，更细致入微的比较和自己合作过的科学家在自己的科研成果中的投入，影射李政道是那种作出 30 ％的贡献，一定要说自己有 70 ％功劳的那种人。为了抬高自己规范场的地位，把和自己合作的米尔斯教授说成是所在的俄亥俄大学五十年来所有科学上的论文、无论、生物、数学、化学、还是其它物理学成就，都没有米尔斯教授和自己发表的这篇论文重要。以此类推，从来没有培育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清华大学，这一百多年来所有科研方面的成就，恐怕也没有杨振宁任何一篇小文章的贡献，所以，他选择 80 几岁后回国养老，让科研落后的中国见识一下国际级大师，也就怪不得顶着国人这么大的质疑，迎娶一位离婚在职研究生，因为以他所作出的贡献和人生抉择的成功判断，在任何时候都要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老年回国养老的杨振宁，不选择一位对自己追求不矣的年轻女人，还能作出什么体现其人生精明的判断和价值的呢？杨振宁这种回避重点的说法，在主持人挖掘 71 年回国听到邓稼先说原子弹是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研究做出来的成果时，杨振宁为什么落泪的原因，是否因为自己的祖国能作出这样自豪的成就，而作为搞这一行、物理研究的顶尖科学家，没有为国家尽一份力的遗憾？或是这项研究居然由自己的朋友、童年一起成长一起留学的邓稼先完成，而感到懊悔呢？杨振宁的回答是很多种感情参杂在一起，不是仅仅因为一种原因才止不住落泪。对于杨振宁这种和李政道争执了半个世纪的顶尖科学家，他怎么会不在意国家关键性的科研成就有没有自己的参与呢？可是作为因为旅游签证不方便就把自己的国籍放弃的一位所谓美籍华人，他来讲爱国，恐怕台独分子都要耻笑，试问台湾两千四百万同胞有多少人因为世界上只有二十个国家承诺中华民国，而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出现签证麻烦而放弃自己的中华民国国籍？杨振宁现在还用这个理由出来讲，是不是提醒国外留学人员，当你的中国护照不好用，赶快换一本美国的吧，管他爱国不爱国“有利于自己”才是优先考量。这是一位 80 多岁还回国养老享受中国国家特殊照顾的“伟大的美国科学家”，他身边是他晚年上帝所赐与的最后一个礼物，而这个礼物现在也属于美国（翁帆现在是美国国籍），清华所做出的巨大投入是为这一对美籍华人在中国的价值宣扬作全面背书。杨振宁对中国最大的价值体现是其一生在任何时候都做出对的选择——当然是对他自己。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翁帆，一位 28 岁嫁给 82 岁美籍华人的年轻女子。这恐怕是中国社会本年度最有社会价值判断的选择了。而现在，杨振宁为这一价值认定，作最完美的解释。杨振宁的人格一个人要想在这样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很不容易，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且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反观杨振宁，和他的同学邓稼先比较就差的太远了。可谓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 不忠：杨振宁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美国籍，父亲劝说也无效，不肯归国效力。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 ( 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 。不孝：加入美国籍，为此事杨的父亲到死也没有原谅他，是为不孝。不仁 : 在祖国富强时，又在与清华大学的互相吹捧炒作中，回国颐养天年，自从回国以来，东走走、西逛逛，忙着走穴炒作，不愿踏踏实实做工作。不义：剽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的将名字写在李政道的前边，并出书丑化李政道；杜夫人刚刚过世，大一的基础物理刚开课不到半个学期，就一心想着上帝的最后一个礼物 ... 　　想想学位毕业 7 天，不顾美国阻挠毅然回国的邓稼先，为中国的国防核工业呕心沥血，年仅 52 虽因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去世。　　想想同道的李政道先生早年毅然回国，从 70 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BEPC ）、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 1982 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 BEPC 方案，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 c- 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想想刚刚过世的陈省身先生，生活俭朴、出钱出力、培养弟子、呕心沥血，一心祖国科学事业，真泰山北斗。身为科学家，应当规范言行，树学人之楷模；　　从一些以往的传记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杨在人品上不及李政道，也不及大多数解放初回国的科学家。理由：从年龄上看，李比杨年轻而同时获奖，可以推知李更有创造力，而杨此后却经常纠缠于论文署名的事情，从中国社会传统可以知道 ?? 由李来完成（很难想象李不干什么事却去抢年长又干许多事的杨的功劳），奥本海默也调和不了。杨在得奖后首先访问了台湾，李同情红色中国，两人渐行渐远。此后中美解冻，杨回国见到老同学邓稼先竟然鼓动他到美国，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时出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邓稼祥说过，我不会在杨面前透露在干什么，因为杨何等聪明，只要我一说，他就可以推断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程度），周总理热情的请杨回来为祖国效力，竟被他以国内物理水平太差而一口回绝。而李、丁肇中访问大陆后积极为国内引进先进设备，亲自安排人才培训，造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受到杨的反对好像认为太浪费钱）、加速器、阿尔法磁谱仪等世界领先科技，李还积极帮助建立两岸骨髓库；即使李远哲这个现在认为是亲独分子， 78 年到大陆访问安排他参观景点，他却说时间紧张先看科研单位， 80 年代不辞辛苦为大连物理化学所引进了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部分先进的分析仪器。而杨呢，只看到他在到处演讲，唯恐人们不知道他除了第一个华人诺奖外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到处与各地官员会面（好像与现今搞“学术政治”的科学家有某种相似），也没听说捐助什么项目，不管是物理的还是人道的，倒是很会节约他自己的钱财， 80 年代经杨推荐到美国学习的物理苗子，其中有一个居然人格分裂杀了好几个同学，真是“慧眼识英才”。 50 年代没回来现在回来定居，领取“上帝最后的恩赐”，名利双收，果然是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佩服佩服。邓稼先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 10 年的单身汉生活， 15 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 　　 1986 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 party 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21 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26 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毅然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 年以后神秘地“消失”。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的最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中国人，就会有人记得岳飞文天祥，就会有人记得——邓稼先！！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辉煌的名字：　　两弹一星元勋：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院士; 6814 次阅读|13 个评论

两弹元勋方鸿渐: liuxiaod 2011-3-21 22:02; 为长者讳，这里就称老方吧。老方数学系出身，1946年到法国留学，改学理论核物理，积极进步，与组织取得联系，并结识钱三强，1949年回国，未完成学业，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云云。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时候，钱三强委托老方和邓稼先先期理论研究，邓稼先脱颖而出，成为领军人物。老方和善，喜欢与人合作，留过洋，辈分又高，大家都称老方为神仙。后来老方又与于敏合作研究氢弹原理，于敏成为氢弹之父，老方亦不介意。后来老方改行教书，学生反映不知所云，老方资格老，无可奈何，面对学生的提问，老方永远只有两个回答，一是：“这个问题很简单，回去想一想就明白了”。如果学生还是想不明白，就会得到第二种回答：“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知道？”把学生吓得屁滚尿流，总之，从老方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老方的辈分应该位列两弹元勋的，微鸿渐去，夫复何秋？; 个人分类: 历史|1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到底谁是中国的“奥本海默”: 热度 5 pukin 2011-2-28 12:17; 2011年2月26日，又一位科学大师、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这两天在看有关朱光亚的一些新闻报道里，有人把朱光亚比作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我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但是以前在报道邓稼先的新闻里，更多的是把邓比作中国的“奥本海默”。不知道哪位大师是中国公认的“奥本海默”？; 个人分类: 博客新闻|11783 次阅读|10 个评论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热度 11 wangxh 2011-2-21 17:10;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这是被美国媒体称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邓稼先临终遗愿，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是邓稼先们用命赶抢出来的。其实那时我们不仅仅搞出了“两弹一星”，还有人工合成的结晶牛胰岛素，还有南京长江大桥……只有在那个时代我们才能够依靠自力更生，为新中国创造“无中生有”的奇迹。不经历苦难，就不会产生高深的思想认识，也就做不出惊世骇俗之举。邓稼先们是亲眼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的惨象的，也亲历了被专制的封建思想统治、奴役的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的度日如年。所以邓稼先学成回国后立志报效祖国，隐姓埋名 28 年、默默地为祖国的核事业贡献着青春、智慧和生命，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的确应该是现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在做出了无论如何称赞都不为过的卓越贡献之后，得到的奖金竟然仅仅十块钱！临终的愿望只是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四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们在农家小院指挥了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推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邓稼先们也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炸响了我们的原子弹和导弹，升起了中国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云霄。这就是一种为祖国、为民族奉献的精神，是一种值得我们后来人尊重与效仿的科学精神！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一位学贯中西的集大成者。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之一就是力争将西医引进中国，在一个闭关锁国成为主流文化思想意识的国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何等的艰难。在生命的晚期， 1926 年 3 月 8 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施行切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一种为科学、为国家而不记个人得失的学者精神！ “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的话言犹在耳，那么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在别人后面呢？从鸦片战争以来，许多志士仁人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都在探求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出现了“实业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逐渐形成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其实这些思想仅仅反映了表面现象，实质是思想的落后，一种被奴役思想的惯性使然。直到 21 世纪的现在，我们意识形态的主流不仍然是“唯长官意志论”吗？虽然到处张贴着“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依法治厂”等口号标语，实际上我们的“法”在哪里呢？还不是在长官的头脑里吗？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是传授道理、思想，人类社会进步之思想，也许这是我们这个积弱的国家更需要的。教师不仅仅要教会学生具体科学知识、教会学生写科技论文，更使他们懂得为了什么去学习、去创造。另一方面，年青的学生也不都是仅仅为了获取功名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而学的，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很想为祖国、为这个民族做些事情，但他们需要正确的引导与辅佐，需要领路人，这正是我们为教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鄙人在教学实践中得到的最大的收获，也因此得到了学生们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此言不假。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其利，必有其弊；而且往往利愈强，弊亦愈强矣，我们的文化亦然。看看随手拈来教育界的荒唐事吧：《徐林林：破格提拔 24 岁女副院长》，《视频：小学教师胁迫数女生轮换陪睡》。是故，为了“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力争在国防、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我们必须更要注重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方面的追赶与加强，这只有靠教育！; 个人分类: 科研|7586 次阅读|16 个评论

我能为国家做什么: 热度 6 hcrm 2011-2-21 10:44; 央视最近播出了一部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生动纪录了上个世纪跨越五、六、七十年代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发历程，凸现出了一批诸如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毕其一生为之而奋斗的感人事迹。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宏扬的当然不会是“小我”的感情和精神，它必然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唱出时代和历史的强音。我们现在有一股社风，总在问一个问题：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家给了我什么？是啊，民乃国之本，国是民之家。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没有百姓就不称其为国。然而，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没有任何国家的国籍，被叫做世界公民，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民族归属。没有家的感觉是什么呢？那就是四海为家、且把他乡做故乡。一个国家，它或许有政体的不同，或许有宗教信仰的差异，或许有民族种族的区别，但它都是一国百姓物质和精神的家园。当然，随着时代和人类社会的变迁，国家也在不断革新与发展之中，除了疆域和历史沿袭相对稳固之外，其他的一切似乎总在动态地变化着。我们就是在这种变化中求生存寻发展，支撑着这个庞大家园的生命与活力。我们问：国家给了我什么？前提仿佛是我们为这个国家奉献了许多，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有功之臣。姑且不说这一前提是否成立，单说历史的功绩应归功于谁？我们过去常说的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今天这一观点似乎有争议，可好象还没被否决。我们即使是为了宣传，也不宜夸大个人在历史当中的贡献，就象马克思从来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一样。一些历史人物经常反问自己：我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或许便是钱学森等人回国的原因所在吧。今天发展的时候，国家给予了他们荣誉，可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当初就是为此而奋斗的。如果时下也有人愿意“如此奋斗”，我想国家也是欢迎的，我本人大抵也是赞赏的，因为我知道“小志向”需要努力，“大志向”则更需要不懈地努力。 “两弹一星”的成就，显然不是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等人个人努力的结果，它是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奋战的收获，仅我知道的身边的人就有当时参与原子弹项目建设的。可以说，无数的人都曾为之流过血流过汗，甚至奉献了毕生。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公民，现在仍默默地躬耕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和各个角落，他们只是安居乐业地生活着，然而他们所做的是筑牢国家的基石，助推科学的发展。我能为国家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国家做很多很多，事无巨细，大凡有益于社会的，有益于文明的，有益于今天和明天，甚至过去历史的，我们做了就好。国家的希望在于人民，我们的希望在于行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2011 年 2 月 21 日; 个人分类: 科学论剑|3089 次阅读|10 个评论

邓稼先（1924--1986）与“尽忠报国”四个大字: livingfossil 2010-11-27 02:11; 邓稼先（1924--1986）与“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关键词：邓稼先；尽忠报国孙启高 2010年11月26日编写 1986年7月29日中国核武器研究著名专家邓稼先在北京不幸病逝，终年62岁。同年8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讣闻专栏”(Obituaries) 报道了邓稼先在北京病逝的消息，全文如下： Deng Jiaxian, China Scientist; Developed Nuclear Weapons （Published: August 4, 1986） PEKING, Aug. 3— Deng Jiaxian, a physicist educated in the United Sates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developing China's atomic and hydrogen bombs, has died of cancer, the official New China News Agency reported Sunday. He was 62 years old. The press agency said Mr. Deng, who died Tuesday, was honored today in Peking at a memorial ceremony attended by several Chinese leaders, including Premier Zhao Ziyang and Defense Minister Zhang Aiping. At the service, Mr. Zhao described Mr. Deng as ''the pride of the Chinese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sts.'' Mr. Deng, who was born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Anhui in 1924, graduated from the physics department of China's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 1945. In 1948, he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and received a doctorate in physics,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said. It did not say where he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50 and did pioneering work in China's nuclear theoretical research. (以上英文出处： http://www.nytimes.com/1986/08/04/obituaries/deng-jiaxian-china-scientist-developed-nuclear-weapons.html ) 这篇报道对邓稼先的称谓“Mr. Deng”不够严谨，应该是“Dr. Deng”，他于1950年毕业于美国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6岁。深受世人敬仰的邓稼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用“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概括他的一生恰如其分。在美丽的杭州西湖边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岳庙。如果朋友们有机会游览岳庙，请留意岳坟正面的照墙上有四个震撼人心的大字----“尽忠报国”！这四个大字系明代著名书法家洪珠敬题。（孙启高摄于杭州岳庙）邓稼先生平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4.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ng_Jiaxian Deng Jiaxian ( simplified Chinese : 邓稼先; traditional Chinese : 鄧稼先; pinyin : Dèng Jiàxiān; Wade–Giles : Teng Chia-hsien) was born on June 25, 1924, in Huaining , Anhui province, and died on July 29th, 1986 in Beijing . He was a nuclear physics expert and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He was a leading organizer and key contributor to the Chinese nuclear weapon programs.; 个人分类: Behind palaeobotany|690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没想到《邓稼先》这样的电影写出了真实的文革: 热度 1 liqingchen 2010-8-14 17:49; 下午偶尔打开电视，里面电影《邓稼先》演到一半。这种电影我一般是直接打走，不愿意看那些对英雄人物歌功颂德的扭曲影片，但这回我没打走。把后半截子看完了。因为场面吸引了我。那是一个检讨会，核弹研究小组的项目失败了，全体被拉到青海山上集体检讨，挖政治问题。主持人是个军人，大谈外行就应当领导内行，然后让邓稼先发言，邓说：查了，不是政治问题。军人说：怎么可能！邓说：这种研究，失败是难免的，我们不是研究出氢弹、原子弹么。人家根本不尿。让挖根源分析政治问题。其间一个怀孕的女职工跑出去吐，军人说：知识分子就是这样，都来好几个月了，还这么娇气。还有一个研究炸药的课题组，中间失误爆炸，也没什么损失，研究员被隔离审问，最后被打死。邓和杨振宁是好朋友，应当也是同门师兄弟，在这期间他看到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检讨会上那种让挖根源又说不出什么来时的表情，也是极其难受，这样的科学研究和试验，不就是要建立在不断摸索，不断失败的基础上么，有什么政治原因。杨振宁回国，指名要见邓稼先，他被总理办公室的人招回北京。回来的路上他悄悄在内蒙下车，去看望长时间未见的在兵团插队的女儿。从窗户看到女儿时，他站起来，拉拉衣服，把表情整理得和蔼灿烂，给女儿一个笑脸。即便这样，他的样子也是很不精神的。女儿很高兴，抱着爸爸哭了，爸爸忍着。看到爸爸给她带的水果罐头，女儿说：这个是高级食品，我带回去，人家会批评我的。爸爸说那你就悄悄吃。女儿说东西可以悄悄吃，瓶子怎么办？最后俩人只好当时打开罐头直接给吃了。见到杨振宁，杨问邓为什么没有在任何学术杂志上见到他的论文，邓无话可说，一方面因为当时国内不鼓励研究，另一方面因为他研究的课题是国家秘密，无法发表。分手时杨最后下决心问了邓一个问题：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两个美国人帮助搞的，是真的吗？邓被事先下过命令，什么也不能说，所以他只能跟杨说：这个我以后再告诉你。实际上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通话渠道。杨很失望，走了。边上的人员马上过来问邓当时杨说了什么，他是怎么回答的。邓如实说了。晚上，邓接到总理办公室人员的电话，说杨振宁问的问题，可以回答，说是我们中国人自主研发的，让邓写一封信，会有人送到上海给还在那里的杨振宁。信到时，杨振宁在宴会上，当时激动得失态离开，到卫生间哭泣。他作为一个华人，一直被这样的传闻压着，无法为祖国的成就欢喜。没想到，这样一个写英雄人物的电影，把文革的那种压抑的感觉传达得非常到位，演员演得很好，那种小心翼翼，有口难言，忍辱负重等等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又不过分。把那个没有道理，没有人性，没有理性，让科学家浪费生命，面对尴尬，让亲人之间象地下党一样联系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象邓稼先这样的科学家，从美国回来报效国家，完成了那么多对中国有历史贡献的研究，是国家权利保证保护的项目，在文革种没有受到外界的直接冲击，也吃了这么多苦，被压抑了那么久。当时的时代就是那这个样子，那种不断强化的思维定式，谁也逃不掉。如果不被那个时代浪费那么多精力，完全可以作出更大的成就。那个可怕的时代，至今没有被反思到位。只能为我们的国家可惜，为我们的国民可惜。原文地址： http://www.bullock.cn/blogs/tuchi/archives/121480.aspx; 个人分类: 未分类|392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科人往事: xuehy 2010-5-17 08:43; 未必是多大的事儿，都是些名人轶事，甚至有些带点儿八卦。有一位老先生和我说起，他把所有的书都卖了，以前的事情，准备都忘记。可是他真能忘记么？我们聊了整整三个小时，连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罢课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些内容，担心不下笔会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影子里，而让我们忘记了科学界曾有过这样的一批中国人。下笔的原因是为了祈祷，祈祷上苍对他们这些一生奉献给科学，奉献给真理的人，以特别的恩赐，使他们得平安，得快乐，得健康。若真有上帝，祈求他听到这样的声音。工资比毛泽东还高的科学家我们平常人的眼里，科学界的人们在1949年后好长时间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着的。因此，当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有的科学家工资比毛主席还高，萨着实是有些不能相信。然而老先生说这是事实。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叶企孙先生。老先生五十年代开始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工作，担任秘书，而秘书们的总管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也会有很多人熟悉，那就是邓稼先。数理化学部是科学院当时的第一大部（似乎还有一个科学技术部），在这里做秘书，最低，也是当时全国十大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老先生告诉我，当他毕业的时候，全中国只有五万名大学生，今天，有五百万，是他想不到的。似乎也有为自己是那五万分之一有些得意的样子。因为做这个秘书，教授们的工资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数。当时，叶企孙先生的工资，是三百六十元。毛泽东呢，则是四百零四块八。如果是这样，怎么能说叶先生比毛公工资还高呢？因为叶还有一个固定收入，他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每个月要补一百元钱的。所以叶先生的固定收入是四百六十元。四百六十元是什么概念呢？老先生说，当时他的师兄在清华教书，每个月拿出八块钱来当伙食费，可以天天吃水鱼王八的。所以叶企孙先生当时实在阔得很。叶先生还不是最有钱的，当时工资最高的，既不是国家领袖，也不是科学家，而是梅兰芳梅先生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比他少一点的是马连良，马先生一个月一千八。所以抗美援朝梅先生要捐就捐飞机，连大炮都不放在眼里，那才是大手笔呢。不过叶先生的钱，多半是接济学生和给穷亲戚花掉了，有些积蓄，也在文革中被抄家一空。那位在数理化学部当秘书的老先生，当时经常为了审稿的事情去叶先生家那时候没有传真和电子邮件，重要的稿件只能秘书自己跑，今天想来倒也别有一种古风。他说叶先生家在北大，老院子，周围环水，给人感觉像个岛，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地方，但先生偶尔留他吃饭，一起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饭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东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先生看他送稿来，就招呼他说来得正好，于是送给他四个苹果。当时的情况全国都在挨饿，先生也很消瘦，却有苹果给自己吃，还能带回家！小秘书喜出望外，那苹果的滋味和带来的快乐，一直记到了几十年后。后来才知道叶先生是政协委员，有权利到政协的内部商店买东西十次（估计是一年十次）。当时学生们没有东西吃，叶先生就把能买的配额都买了苹果，放在家里，来的学生、同事就一人送四个，送完了，自己再去买。先生自己吃过没有，就不知道了。叶企孙先生何许人也？老实说听到他的工资比毛主席高的时候，我对先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物理学家。当准备整理这段文字的时候，才查找叶企孙先生的情况，恍然发现突然看到了一位大师的影子。叶企孙，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他的门下，走出了中国科学院七十九名院士。他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科学研究院干事长，而在学术上，他在世界上为精确计算巴朗克常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不懂巴朗克常数，讲此事的老先生口音很重，说的是布莱克常数，它的内容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但我记得有了这个常数以后，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计算就变得迎刃而解。对叶先生的事迹，我就不必多言了。叶先生晚年凄凉，在文革中被作为特务嫌疑关押而后监督劳动。他的一位学生，我的师长曾亲口告诉我：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这不是事实，但是因为我的这位师长曾亲眼目睹叶先生晚年的惨景，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叶先生死于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让他的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中，曾描述穷途末路的先生。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而叶先生的侄子回忆，在那样的时刻，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小便失禁的叶先生，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87年，叶企孙先生平反昭雪，重还清白。写下这段文字后不久，有位老友来信，这样写道：看着你写叶先生暮年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同时让我想起另一个老先生，王淦昌。记得那是夏天，我和我父亲晚饭后出来遛弯，途径三十三中门口，碰见一老先生迎面走过来，乍一看和一般北京老人一样，老头衫，短裤，脚上一双拖鞋，背着手在散步。当时木樨地那段长安街还没拓宽，人行道也不宽。我记得当时我爸一把拉着我给这位老人让路。等老人过去以后，我爸悄声对我说，你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那就是王淦昌先生！我虽然当时年少，不太了解王淦昌先生在中国核物理界威名，但知道他是863计划的倡导人之一。回头看看王先生背影，不由问我爸一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科学家？我爸当时笑笑不说什么。后来在《北京晚报》看到，王先生就在他散步路上被骑车的撞伤，再后来就是他逝世的消息。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回到先生雄姿英发的时代吧。英俊的叶企孙先生有一个谜，先生才华过人，侠肝义胆，却终身未娶，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另一位老先生和我谈起的叶企孙先生，让我想起了和他同时代的金岳霖，一样的才子佳人，一样的重情如斯，故事竟然仿佛雷同。三角八卦对叶企孙先生的了解，是通过文字才更多一些的。物理知识的贫乏，使我无法理解先生的才华和贡献，然而我记住了叶先生的学生李政道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和许多纸上谈兵的教授不同，叶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去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抵抗力量的兵工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人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他用乱刀劈死。不过，叶先生自己的冤案，也正源于他的学生熊大缜（曾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1986年平反昭雪）被作为国民党特务冤杀的事情，这却是大家都始料不及的了。叶先生在困难时期，利用自己的身份给来送稿件的后辈苹果似非特例，在有关文献上曾经记载他类似的事情：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但另一件有关叶先生的传说，就让我有些真伪难辨了。那就是叶先生终身未娶，缘于在一次恋爱中的失利，在和一名同僚同时钟意于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做了个君子协定。结果女孩子的红绣球打中了他的对手。先生就此淡泊于感情，专心治学一生。这件事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因为叶先生是如此优秀书香门第，哈佛大学的博士，清华物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卓越的成就，崇高的气节，加上英俊脱俗的外表，如此人中之杰，有谁做得起叶先生的情敌？有谁敢做叶先生的情敌？又有哪个女孩子会舍得放弃叶先生呢？！据说，这个女子，就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花王蒂澂女士。而叶先生的情敌，就是被称作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的周培源先生。这段历史，文革中曾被红卫兵组织附会到与周先生关系密切，也是终生未婚的陈岱孙先生身上。要是按给我提供这个传说的老先生的说法，假如真是陈岱孙，也许周培源先生会败下阵来呢。这个说法我最初是不大相信，因为周培源先生是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的，1932年与王蒂澂女士结婚，假如和叶先生有这样一段三角八卦，则当时的叶先生已经三十岁了，以其时社会风俗而言，似乎有些过晚。然而，和我讲起这件事的那位老先生，却是和周先生、叶先生一起工作过的，今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在我国今天的物理学家中，可以排在前十位之中，说话一向十分可靠。我不好提老先生的名字，但可以给个线索老先生曾经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支发光二极管。所以，这个传说显然有一定的可靠性。更为可靠的是，老先生说起了叶先生败北的原因，看来很合逻辑。据说叶周之间有了君子协定之后，就等王蒂澂女士自行选择了。结果虽然叶先生是系主任，薪水也比当教授的周先生高，但王蒂澂女士最终选中了周先生。其原因，知情者说是有两条。一条是叶先生略带口吃，因此交往的时候惜字如金，表达的时候不那样清楚明白。叶先生不是教授么？口吃怎么当教授？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我见过的好几位科学工作者生活中都有一点口吃，但是在讲台上却侃侃而谈，看来无非不紧张这三个字。谈爱情的时候，很少有人不紧张，教授也罢。另一条是王蒂澂女士一直倾向找一个身材较为高大的伴侣，周培源先生恰好是又高大有英俊。叶企孙先生虽然英俊却不够高大，于是这件事的真伪依然不得而知，然而，周先生夫妇，确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模范夫妻，假如叶先生有灵，显然也会为他们而感到欣慰吧。年龄？年龄对当时的学者来说不是大问题。先成名后成家是他们的传统，周培源开始谈恋爱时，也已经二十八岁了。同样的还有关兆直先生。关先生有红色数学家的美誉，事母至孝，因曾见恶媳欺负婆婆，所以一心想找一个能够真正体贴母亲的妻子，加上先成名后成家的传统，其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有余。结果却是出人意料，关夫人不但才貌双全，而且比关先生小了二十岁。在当时社会，对夫妻居然相差二十岁，一些人的看法颇有类似今天对杨振宁先生晚年婚姻的看法，然而关先生夫妇始终相敬如宾，恩爱非常，最后大家也信服了为二人祝福。看来爱情没有年龄区别，倒也有些道理。文学界有金岳霖先生为了林徽因女士终生不娶，理科就算能出一个在两个学部委员之间作选择题的女士，有什么希奇？然而，周先生为何被称作当时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呢？原因是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们都是配汽车待遇的，其中颇有几位风流潇洒，帅气冲霄汉的人物。周培源先生是代表之一，的确很帅，但是还有两位比他更帅的。排名第二的，是钱三强。娶了个工科美人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数理化学部的第二帅，大约和评价人的立场和审美观有关系。这里说的帅气，指的是什么呢？老先生解释说，那叫气派。气派这个东西，并不是架子，像周培源先生，钱三强先生，走在哪儿都如同鹤立鸡群，这就是气派。也有的虽然看来并不气派，但大家都怕他，比如钱学森先生。钱学森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人，前几天电视里播放国家领导人看望耄耋之年的钱先生，有数理化学部的老人一看就感慨万分。因为钱先生住的，还是五十年代在中关村住的那所老房子。五十年代钱先生的房子很不得了，是国家专门拨给，带警卫的。而今天看来，这所房子虽然有四五间屋，但每个房间都很小，住了五十年，钱先生的房子早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陋室。先生身肩国家要职与民族重任于一身，名扬四海，晚年不过尔尔。在我看来，这就叫做清白。在数理化学部，钱先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虽然待人和蔼亲切，却有很多人怕他。怕他的，大体都是后来我国科技界的栋梁人物。为何怕他？只因为这位钱先生待人温和，待学术却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在数理化学部担任秘书的这位老先生举了个例子。一次，在某个学术交流活动中，一位副研究员在台前给大家讲自己的成果。当时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可不是好惹的，比如，新华社1978年2月21日向全国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青年数学家张广厚在函数理论研究中又获得具有世界水平的重要成果。张广厚成功地找到了整函数或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位早已因为张杨定理而蜚声中外的青年数学家，当时就不过是副研究员而已。所以，现在弄个正教授未必顶得上当时的一个副研，主要还是因为选拔和培养机制的不同，毕竟现在教授的数量比当年副研多了百倍不止。这位副研究员在黑板上写算式，内容很深奥，总之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长江黄河，密西西比。看得当时大学毕业不久的老先生目眩神迷。钱学森先生也来了，就坐在后排，静静地听。听到后来，眼看算式已经快出了黑板，钱先生忽然拍了一下座椅的扶手，站起来，指着那位副研究员的鼻子道：你啊，这是狗咬尾巴！一句话出口，副研究员的脸腾就红了等人都散了好久，老先生细细地品味黑板上的算式，才算明白了钱先生的意思。狗咬尾巴转圈子啊。所以，很多人当时都怕钱学森先生，虽然他并不像另一位钱先生那样有气派。同样貌似温和但让未来栋梁之材们害怕的还有一位，则是中科院物理所所长黄昆。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有气派，是因为他长期和军人一起工作，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军旅与儒雅相结合的风度。钱先生帅气出名，还因为他与夫人何泽慧女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其实，院士里面帅气的不胜枚举，比如，上面照片中的高能所第一任所长张文裕先生，怎么说呢？看这张中国人的面孔啊。有趣的是钱先生的夫人何泽慧虽然是公认的美人，但当时给人的印象却是钱三强先生很气派，他太太何泽慧则有些邋遢怕我听错了，再问，回答还是邋遢。何女士不是美人么？怎么会邋遢？老先生苦笑一声，说当时何泽慧女士来部里办事的时候，的确经常头发蓬蓬松松的，一看就没有好好梳过，再与钱三强先生对比一下，反差就出来了。老先生给何泽慧女士的评价是工科美人。听到这个评价，忽然想起了王国维评李后主的词：粗头乱服，不掩国色。钱三强先生是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女士是居里实验室出来的才女，从云室中发现了正电子和负电子间几乎全部能量交换的弹性碰撞现象，也是科学院院士。有趣的是何泽慧女士的姐姐何怡贞女士（门出麻省蒙脱霍育克学院，在我国最早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领域）也也是院士，而何怡贞女士的丈夫葛庭燧先生（门出麻省理工学院，他发现的晶界内耗峰被称作葛峰）也是院士。想来，这一家人若是开个家族科技企业，足以把任何一个大公司的科研部打得鼻青脸肿。这几位郎才女貌，才女佳男的婚姻并不是让老先生印象最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学部里面苏步青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黄昆先生的夫人是英国人还有就是上头的院长郭沫若，娶了个太太于力群也是才女。郭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文字功底自然过硬，不料于力群女士的字比丈夫更漂亮，这是大家私下认为的，郭先生知道了，也不能否认。老先生第一次从郭先生那里知道了太太原来可以叫内子，因为郭先生有一次题词，写道偕内子如何如何，这个内子，老先生问过知道指的是于力群女士。郭沫若曾抛妻弃子回国抗战，可算坚定决绝，但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工作人员觉得郭沫若先生对家人蛮有感情的。据说有一次郭老到大连出差，郭老有个儿子在大连部队上工作，郭老特意绕道去看他，但这个小郭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居然闭门不纳。郭老因此很惆怅，回北京路上都一直闷闷不乐。想来是当时也有代沟一说吧。钱三强算是第二帅，那么，一定有人会问，数理化学部的第一帅，是谁呢？答案是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先生。院士和学部委员吴有训先生，身高一米九零，在国民党时代曾主持中央大学，要从历史上算，或许可算是中国第一个全国科研机构的负责人，资格比郭沫若还要老，而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则彰示着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吴有训先生担任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中国科学院当时对顶级老大们的称呼，堂堂的吴有训先生不过是主任，而他下面的各路诸侯如严济慈之类，则称为学部委员，若对比今天动不动C什么O的称呼，颇有些小家子气。这个小家子气，却是总理当时定下来的。最初，数理化学部的最高职称，是按照苏联的做法定为院士的。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在向周恩来进行筹组汇报的时候，周总理说我们的水平现在没有人家那样高，不要招摇，还是不要称院士吧，叫做学部委员好了。结果就是，其他学部也按照这种编制处理，大家都没有做成院士，吴有训和恽子强的主任、副主任也一直叫了下去，否则也许可以做院长、副院长的。可是大家都很服气，因为这直接影响了科学院的风气，使它在较长时间里能够坚持名副其实，踏实严谨的学风。所以九十年代改设院士以前，科学院的学者们都是学部委员，好像唯一的特例是个外国人，因为坚持要得到中国授予的院士称号，特别发给他的。恽子强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化学家，精干聪颖的行政领导，善于科研管理。这个善于管理可不是说空话，第一，平时要甘于自处助手和服务的地位，恽在后勤方面也是难得的好管家；第二，关键时刻要能够站出来拿主意，承担责任，甚至保护人。也就是说，好事儿、出成绩的事儿，要躲得远一点在二线，倒霉事儿、逆龙鳞的事儿、知识分子搞不定的事儿，你要出面打先锋。这些方面，恽都做得响当当。科学院颇出了几位这样的优秀领导人物，最出色的大概还有胡耀邦和张劲夫。恽子强能够戳得住站得直，说句笑话还有一点裙带关系。他是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英何许人也？中共早期领导人，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哪个领导人对他的意见能不另眼看待一点？恽子强的副主任职务体现着党领导枪的原则。吴有训是数理化学部的当家人，也是被大家称作最有气派的。如此看法首先是因为吴有训先生学识服众，另一方面吴也确实有气派的本钱吴的身材高大，形象威严，让人望而生畏，想想李政道、邓稼先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吴老的威风可不是摆出来的。此外，吴老的气派还表现在其他地方，比如汽车。根据回忆，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根据国家规定都有配车，而吴有训的车是最漂亮最新型的，他的司机也十分勤快，把吴老的车总是擦得锃光瓦亮。所以吴有训一出门，大家看车就都会知道。然而，没有人有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吴老代表的是中国科学界的脸面。吴老的威严的确镇得住场。然而也有在吴老身边工作过的小字辈回忆，一到讨论技术问题，吴老就会原形毕露，忘掉身价全神贯注。这时候他有个坏毛病吴老的消化不太好，经常在会上放出若干有害气体，而且吴老这人还光明磊落，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要把屁股向某一侧掀起来，在座的不是他的学生便是学生的学生，于是在那一侧落座的学者们表情就精彩得紧了。说吴老气派的时候，大家会自动过滤掉这个细节。能够做到数理化学部主任的位置，吴老的确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吴先生主持理学院，忽然学生闹起了罢课。这次罢课应该说值得记入史册，因为当时闹事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个几十年后大名鼎鼎，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杨振宁先生闹学潮并不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是因为有个物理教授上课照本宣科，大家觉得学得没有意义。西南联大的学风活跃，大学生中才华横溢者不少，勇于闹事的更多，顿时不干了，罢课要求换老师。教授中认为学生过分、无理取闹的不在少数，因为这位先生的学术水平公认不错，然而吴有训先生认为错误在老师，因为这位教授虽然会搞科研，但不会讲课。吴有训先生于是给罢课学生亲自讲课，用婚姻关系讲电子学，学生们大为倾倒。那位教授原来有些不服气，这时也心悦诚服。有很多人记得吴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傲。这个傲的含义不是傲慢，而应该是傲骨，比如吴有训先生出席叶企孙先生的追悼会，听到悼词说得轻描淡写，先生不顾满堂宾客，拂袖而去。学术上先生并没有这种傲气，有人用苏联说法讲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先生说这主要是康普顿搞的，直接叫康普顿效应就好。倒是吴先生的弟子中出了一个余瑞璜余先生（后来科学院院士，中国X光事业的开拓者），是真正傲气的。文革的时候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余先生被打倒。批斗余先生时，红卫兵拳打脚踢，把先生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余先生醒来，听到红卫兵正在讲三个臭皮匠，凑一个诸葛亮，先生挣扎着说这话不对，不要说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三十个凑在一起，他不学还是不如我一个人对物理懂得多！余先生的骨头硬，所以吃了不少苦。余先生有个儿子，经常被抓去陪斗。一天批斗完毕，余公子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在一座大楼的楼顶上发现了他。你到这儿来干嘛？发现他的学者大吃一惊，生怕这孩子要想不开。余公子放下手中一本书，抬头道整天批斗，我都没个地方念书了原来他是躲到这里看书来了。后来，余公子成了杨振宁教授的高足，因为成就斐然，人称金牌研究生。看来杨振宁先生虽然对老师不满，自己做先生还是很称职的。顺便说一句，余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有他的学生回忆，余先生后来得了糖尿病，不能吃甜的。一次新生入学的欢迎会，余先生看到苹果就两眼放光。当主持人让老先生讲两句时，他手里还拿着半拉苹果呢倒是有另外一位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差点儿被哄下台，此人就是严济慈。严济慈先生的课严济慈先生是1955年数理化学部物理方面的学部委员之一，论水平那是没得说。且不说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当时一家大报对严先生的采访，就可以让人对他有一些感性的认识。那是1955年夏天，有家报纸要针对各位科学家进行介绍，对学部委员们分别进行采访。采访到严济慈先生的时候，那位记者问了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您做学生的时候，怎样看待比您成绩好的同学？严先生却瞠目结舌，半晌无法回答。事后才知道，严先生从上学开始，从来都是第一，他就没尝过当第二的滋味，这个问题他如何回答才好呢？就是这样厉害的严先生，在中国科技大上课，却有学生不满，找另一位学部委员施汝为反映问题，要求换老师。谈起严济慈先生在科大受窘的事情，得从科大的建校说起。科大是五十年代后期建立的，它的建立，和早些时候吴有训先生等人应邀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科研发展有关。这次考察，根据随行的一位胡老先生回忆，是在1954年。七十年代后期，胡老随另一个中科院的考察团再次出访，同样是去考察科技发展方向，这次去的，则是西欧各国，这次考察同第一次一样，也对我国科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有机会先后参加这两次考察，胡老可谓幸运。两次考察团都是在国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成行的，参加者皆是有一定地位的专家和科研领导干部。但是考察团所花的钱很有价值。第一次，是考察了怎样学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对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第二次，则是根据当时形势，改弦更张，考察了更加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成为文革后重建科研体系的重要依据。胡老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最年轻的随员，第二次，则成了负责管钱管物的大管家。有趣的是，两次考察，他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德国。第一次是到东德，胡老印象中东德的人彬彬有礼，素质很高，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颇有不同。到其他国家，从东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来的客人，总是受到热情的招待，每天的访问，宴会如流水不断，多少还有点儿物以稀为贵的意思。到了东德，发现德国人虽然礼貌，但并没有安排什么沟通感情的行程。据老先生后来的看法，这大概和德国人骨子里严谨而情商不高的民族特点有关，他们想不出吃吃喝喝对科技交流有什么好处（我们也想不出）。于是，在东德访问的时候，考察团出现了难得的清静时刻。特别是周末，德国的商场餐厅处处关门，大家就算想出门也无处可去，只能躲在宾馆里。这时候，某位先生带的一套《三国演义》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那么，是不是东德之行有点儿乏味呢？胡老说那可不是，有趣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到柏林。柏林当时是国际共管，同一条街上也驻扎有不同国家的军队，服装不同，武器不同，风格也不同。在柏林考察的时候，他们宾馆门外的路上热闹得很，一会儿是这家的坦克出来了，一会儿是那家的坦克出来了，跟随的部队或正步前进，或军乐悠扬，有人把指挥刀玩得象杂耍。军服灿烂，花样翻新，让人目不暇接。原来，当时占领柏林的各国，都要进行巡逻。这既是炫耀武力，也是彰扬国威，结果让一帮中国科学家免费欣赏了国际阅兵式。第二次则是到西德。这一次，已经多少年没有接触过西方社会，即便是曾经在欧美生活过多年的几位老先生，到了这里也不免露怯。在法兰克福机场，想上厕所的几位老先生找胡老要钱，原来这里上厕所居然也要投钱的！在当时这实在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考察团在西德成绩斐然，双方协定了几项重要的合作项目。公务之余，大家普遍感觉吃得不习惯，德国菜大约是天下最可怕的食物。每三天大家都要到当地的中国餐馆吃一次饭，餐馆老板很是热情，每次都给对折优惠，基本就是个成本价。久而久之，才知道这位老板原来是老复旦，1957年反右的时候流落国外，境遇很是坎坷。他年轻的时候给一个德国餐厅打工，敏锐地发现了一笔严重的错帐。这笔错帐十分要命，大约是算错了整个餐厅都会垮掉。德国老板十分感激，认为这个中国人有才华，于是鼓励他自己开业。这中国人觉得简直天方夜谭，说我哪里有钱租房子呢？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租啊。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装修呢？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装修啊。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启动呢？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贷给你啊喝着德国啤酒，这位老板自嘲地对故乡来的科学家们感叹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若不是这个山东德国人（形容其热情实在）一步一步逼着，我是绝对不会开得了这个餐馆的。此时他的餐馆在整个城市都是一道风景线了。只是当年的学问，也早随着啤酒喝掉了。这算不算是一个黑色幽默呢？胡老说他听了是很受启发的钱都不敢赚，不会赚，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读书读呆的。当地有一些中国学者在交流或者考察，见到家里来人，十分激动，于是凑钱请老师们吃饭。吃饭的地方在公园里，架了炉子烤肉，大家吃得尽兴而归。事后才知道，这些学者是没有钱请老师们上餐厅吃饭，才用了这样的方法。因为德国公园里面烤肉是没有费用的，只要购买原料就可以了。那次考察有个物理所的所长在团里，回国后作了个报告，大意是有些同志觉得出国工作的人员回国都带几大件回来，让人眼红。大家不要眼红，上厕所都要收费，人家那是从牙缝儿里面省出来的。 1954年第一次考察回来，大家的共同意见是科学院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这是因为对比其他国家，我国当时的科技人才比例太低，教育水平跟不上。几所大学毕业的人数是有限的，自己要留一批，给各个部委和科学院输送一批，地方上能够留下的就凤毛麟角了。这种体制下，科学院即便有研究成果，也难以推广下去，所以，应该办自己的大学，利用科学院人才优势，生产人才。科学院不但应该是科研基地，还应该是教育基地。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大约是195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当时科技大的教授团队十分耀眼，都是科学院的各个学部委员。这些学部委员当然不能每天去讲课，但他们总是尽力抽时间去上课，其中也包括严济慈先生。但学生们反映，说严济慈先生的课听不懂。施汝来先生装模作样地听意见，开始不置可否，其实心中早有计较。等到反映的多了，施先生把有意见的学生们召集起来，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学生们将信将疑。结果一个月后再去问，大家都说，严先生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施先生大笑。后来施先生说，这些学生反映严先生讲得不好，无非是两条原因。第一，严先生的口音比较重，有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课，这非要慢慢适应不可；第二，严先生讲课不按教材，常常是从中间开讲，或者从末尾开讲，总之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然而，他的特点是知识特别渊博，所以，从哪里开始讲，都能渐入佳境，越讲越有意思。严先生家的甘蔗，从哪头吃都是越吃越甜。所以施先生认为只要肯听一段课，学生们对严先生的意见就会大为改观。那么，施先生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施先生当年也是听严老讲课的，也有过同样从不满到钦佩的经过，他给学生们讲的，无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而已。严老其实课讲得很好，而且对于科技教育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能够装到自己口袋里多少，如果学到的知识能够像口袋里的钱一样想花就花，这知识才算学到手了。另外一条就是不能弄虚作假。今天科技界弄虚作假的现象不少，但是我们最早接触的一起造成国际影响的科技弄虚作假，大剽窃案，却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有外国人剽窃我们的成果。干这个的，是苏联人。世界先进水平所谓学术上的弄虚作假，最多的就是剽窃。 1977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给中国方面发来一份邀请函，邀请陈景润教授前去做关于歌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今天我们对邀请函已经习以为常，出国之前常常要给对方发个信请速发邀请函来，以便我办理签证。我看这是邀请函的异化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礼节，哪有催着人家邀请自己的道理？陈景润先生的这个邀请函，则是货真价实的，对方连陈景润的具体身份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就发来了邀请函，是诚心诚意希望有机会和这位数论研究的高手进行切磋的。根据一些前辈的介绍，国际数学联合会的这个邀请背后，还有一段和剽窃有关的小故事。被剽窃的，正是陈先生。陈景润先生八十年代以前为歌德巴赫猜想做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2的问题上。但是，在1971或者1972年，苏联的数学研究院却有一则消息传出，说是他们攻克了1+2的证明。当然了，苏联方面颇以这个成绩为傲，内部的表彰、宣传都搞得轰轰烈烈。不料，第二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年会上，这个成果遭到当时国际公认的一些数学大家共同的怀疑。苏联方面十分不满，索性派出研究出这个成果的科学家前往对质。对质的结果，苏联方面惨遭挫败。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苏联人是使用了陈景润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陈景润先生研究1+2问题，成果是分为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对1+2问题的论证，但方法极为繁琐，在关兆直先生的支持下，陈将这部分成果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在国内数学界颇为轰动，但大家基本没看懂不过也来不及看懂了，因为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展开，华罗庚、关兆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面停车；第二个阶段是1972年前，陈研究出了新的证明方法，并进行了广泛的验证，但是，这套方法不够系统，也很是晦涩难懂；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后，陈景润找到闵嗣鹤先生，通过闵先生的艰苦工作，终于把这套方法理顺了头绪，这可是个艰苦的工作，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才弄明白陈先生的证明方法，自叹这次审稿三个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陈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闵先生1973年冬天去世，说起来，要是没看这篇稿子，也许能够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欢庆粉碎四人帮呢。苏联方面这个学者，是借助了陈景润1966年，也就是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成果拿出来。而如传闻所说，陈先生第二阶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将部分成果写成论文，投交瑞士的某国际数学期刊。这在当时的研究工作中是有先例的，不过弄不好就会成为斗争的尾巴，所以陈对投稿这件事没有声张。这份稿件，瑞士那边基本上是没有看懂，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发表。即便看不懂，参与审稿的有关科学家确实深受启发，从中受益匪浅。不发表不是水平不够，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说。这时西方数学界已经有了陈景润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对他的研究颇有兴趣。就在这时，苏联人的成果公开了。这种改头换面的东西，蒙外行可以，内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当然，在知道陈景润第二阶段研究成果的大家看来，这个剽窃就太明显了。于是，在对质中，只要对一些细节问题深入下去，苏联学者就瞠目结舌，因为陈景润1966年的成果，毕竟只是在《科学通报》中发了一个简报，其内容并没有完全发表，其中细节可不是通过一个论文就能推断出来的。苏联人很丢面子。那么，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脚，还要拿出来对质，苏联科学界怎么会作这样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负责科研的苏联官员，也不知道这是个剽窃的成果。如果归纳一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苏联学者为了完成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务，不得不利用了陈景润先生的早期研究成果，弄虚作假。这个弄虚作假搞得很科学，因为陈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当时中苏两国学术交流早已冻结，这个剽窃无疑没有人会到苏联来抗议，而苏联国内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中国人在几年前取得的这个成果。应该说苏联学者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当时苏联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也很少，陈先生寄到瑞士的稿件，苏联数学界自然也无缘得知。所以，当国际数学联合会的专家们产生怀疑的时候，苏联官员是理直气壮而且深感不平。至于具体做研究的学者，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有勇气来说明真相了，只有硬着头皮来对质，期望侥幸过关吧。这次对质的结果，是陈景润教授的影响骤然增加，其消息传回国内，直接促进了对他的研究的重视，成了陈景润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开的催化剂。苏联人这种弄虚作假，和我国后来学术上经常出现的某些问题，如出一辙。关于陈景润先生，可以多说几句。我还记得年少时听说的一件有关陈先生的趣事，这件事和陈先生的夫人有关。大家都知道陈景润先生的夫人是由昆女士。应该说陈先生能够与由昆夫人组成家庭，是他生活中一件极大的幸福事情。生活中的由昆夫人有着鲜明的个性，不但富于女性的温柔典雅，而且遇事干练果决，不让须眉。我想这是和她的军人出身有关。所以，与由昆夫人成家，使陈先生长期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堪称夫唱妇随，良好互补。与由昆夫人结婚后的那段时间，是陈先生身体最好，也最安定愉快的时光。然而，我记得的这段事情却和由昆夫人无关，而是在他们认识之前发生的。当时陈先生因为科学方面的成就成为大家的偶像，一时外人看来星光灿烂，今天所说的粉丝遍布全国。结果，就有个很漂亮的女的从某地找了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太太上京寻夫。陈先生一直单身，哪儿来的太太呢？大家都不相信。然而这位太太却坚定得很，说得头头是道，言之凿凿，一点儿不像在说谎。那时候来找陈先生PK歌德巴赫猜想的科学狂人很多，都有自信自己的成果比陈先生厉害。但是敢自称陈太太未免太过分，这玩意儿可不是有自信就能胡来的。但是，她说的很多内容，和陈先生的经历并不吻合。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她在说谎，可作风问题当时又不是一件小事。怎么证实真假呢？当时的某位老大非常聪明，很简单就解决了问题。他一口气叫进来六七个戴眼镜的研究人员，让这位太太认哪个是陈景润。结果，就是乱指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在学问上弄虚作假，和冒充陈景润夫人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干这个的也不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好好的学者，做这种事情不丢人么？有趣的是，一些老科研工作者，对国内发生的一些类似现象，还有一点同情。黄昆先生曾经审查过一起严重的弄虚作假事件。当时，某大学自称做出了某种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芯片，也通过了鉴定。但黄先生十分狐疑，看了结果总觉得不踏实。于是要求对其进行检验。这件事后来经过反复的追踪，最终证明，这份成果不过是利用买来的芯片造假而已。最终结果出来，似乎已经是黄昆先生去世以后的事情了。参加对这次骗局审查的学者，当时提到其中体制方面的问题当我们申请课题的时候，总是要把很大精力放在写报告上，报告写得越花哨漂亮，取得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科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钱恐怕是问题很大的，但仅仅有钱也不表示就能出成果。为了申请经费，有些人只好违心吹牛，到时候要成果了怎么办？有时候就给逼得弄虚作假了，苏联人在歌德巴赫猜想上是这样，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样。黄昆先生自己申请课题的时候，就碰上过这样的事情，审批课题的是黄先生的学生，然而不能不秉公办事，看完申请报告，问黄先生：您这个课题，批了您这一百万能不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呢？黄先生何许人也？全国第一批科技重奖仅仅四个人，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钱学森、袁隆平和王选），黄先生怎么回答呢？黄昆先生听了问题，笑笑，很实在地回答说：你给了我这一百万，我能看到外国人跑到哪儿了，但是要追还是追不上的。你要是不给我这一百万呢，我连外国人跑到哪儿都弄不清楚。黄先生的课题，最后还是批了，但也就是黄先生吧。换一个人，如果不写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怕这次申请只有告吹。世界领先水平，可不是上下嘴唇一碰就能达到的，有时候明知这是要求过高，还不得不逼着自己胡说八道，这就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了。黄先生在朋友间说过，如果让我来分配科研经费，我不按课题的，我就只管选人，选一百个人，每人给他五万经费，你就自己研究去吧，这样，可能倒真的能出成果了。黄先生在西南联大是长杨振宁两岁的学长，三十六岁成为学部委员，是中科院学部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杨振宁的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名人，就是邓稼先。我问一位和邓稼先一起工作过的老先生：邓稼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老先生没有回答，却上下开始打量我，弄得老萨有点儿发毛。您看我干吗？萨问。答案让我受宠若惊。鸡兔同笼老先生的话是：你和邓稼先有点像。吓了一跳，年轻邓稼先的照片我也看过，那叫风流倜傥，照照镜子，很不自信。幸好老先生后面的话还不太离谱：脸型像，身材也像，不过他比你高一点。方脸，宽肩，体格高大厚实，坐在沙发上思考时喜欢歪过头来，将左手握成拳，虎口向自己抵在上颌上，大体就是邓稼先当年的样子。回忆在邓稼先身边工作的日子，老先生印象中他总是一身中山装，精力充沛。数理化学部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和事，邓稼先这个秘书长正是各种矛盾的中心，而他总能够应付裕如。老先生猜测，以邓稼先的特点，在真实的两弹世界，邓稼先的角色或许会更接近费米（或许老先生想说奥本海默，我推测），而不是爱因斯坦。写邓稼先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在担任数理化学部秘书长日子里的工作，涉及很多恩怨矛盾，写来不经意间就会伤害人。学者并不是超脱凡人的，一如英雄。看过一段老兵的回忆，在上甘岭宁死不屈的孤胆英雄，走下战场后一样会为了给孩子吃饱饭去偷老乡的苞米。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是儒家出身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习惯带来一个不好的习惯，凡是提到英雄二字，便应该完美无缺，所以我们总是用放大镜在被人们称为英雄的人物身上寻找污痕。其实，英雄和我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拿破仑打得赢奥斯特里茨战役，也一样会生牛皮癣。我的看法，正因为他们和我们的条件一样，都只有一双手一颗头，他们在我们无法做到的地方做到了，就是可以被称作英雄的原因。学者也一样。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位在科学院院部工作的老人对我讲，共产党执政以后公字当头，结果引发个不好的毛病人既然是公家的了，饭自然也要吃公家的。于是公款吃喝之类的事情无法禁绝，还理直气壮。要说行政人员，有些这种毛病大家并不奇怪，历次整风他们吃的苦头也不小。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学者之中也有人占这种便宜为乐，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他们似乎都应该是道德绝高的人。不幸的是这却是事实，有些学者发现这个漏洞后很快就学会了。事情变得愈演愈烈以后，院部就给不少研究所的领导提醒了，结果纠正最快的是数学所。数学所的老大是华罗庚。华罗庚先生是个很有特色的人，早年在中关村南区的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老人散步的身影。他的身材微胖，走路速度慢，柱着拐杖，左腿迈出去总是一弯一弯的。后来听人讲，华老早年生过重病，后遗症是腿瘸了。他当年腿上的毛病还要重，走一步腿需要划一个圈子，自称是圆和切线运动，在美国动了手术，才治得好一点。那时候路上的人见到华老，都会自觉地让出条路来。我记得一次看到华老散步的时候是一个人，随口问是不是华老在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人家说华老的夫人在住院；还有一次我看到他可能是遇到了熟人，就和那个人站下说话，笑眯眯的，说着话用拐杖朝上指指天，这时候他的大衣就滑下来，于是用手拉住重新披到肩上，过了一会儿又指指天，大衣又滑了下来后来有好久不见老先生散步，问起来，才知道华老已经去了。华老是在出国访问的时候走的，当时刚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演讲，比预期的要长，走下讲台就猝然离世。华罗庚曾说过，自己唯一的愿望是工作到最后一天。他做到了。那一段时间，出国访问的中科院专家在外面猝然离世的不在少数，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钟家庆先生，也是倒在讲台上。而我还知道一位人们不太熟悉的研究员，名字和《北京人在纽约》的主角相同，叫做王启明（不是今天的王启明院士，那位是研究物理的，我认识的这一位是研究数学的）。王启明研究员曾住我家对门，八十年代访问美国时急逝。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在经过十年浩劫的束缚后，这些科学人在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是怎样的激动和痛苦激动，是因为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痛苦，是因为睁开眼睛，人家已经跑到了我们前面那么远。人们或许还记得当年在整个科学院奔腾的《祝酒歌》歌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情，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之后，我们也已经好久没见到了。终于有机会做事业了，他们能不拼命么？那个时代科学院不断地重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那一张张死神的请柬，背后是中国科学人不甘人后的尊严。犹忆八十年代初期，数学所苏式灰楼里不灭的灯火。前些天回国，在科学院软件小区的院里散步，已经夜深，忽然看到大楼虽然盖了新的，里面依然是不灭的灯，一如日本大阪御堂筋两侧深夜的写字楼。那时，我的泪，一下就涌了上来。跑题了，让我们回到华罗庚先生怎么对付学者们的公款吃喝。学者是知识分子，华老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办法。于是，各个研究室的头头脑脑们（都是学术骨干）有半个月等不到公款吃喝的报销了。正在狐疑中，华老忽然传话来：某日某时到四不要礼堂餐厅，我和大家一起吃馆子。啊，华老请吃饭，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到通知的人个个脸上飞金。为什么不得了呢？原因是华老极少请客，如果请，必是钱学森、吴有训等数理化学部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这是因为数理化学部的上层有个传统，大家经常聚餐，借以讨论问题，饭费则轮流坐庄，简直是个科学界的超级沙龙。华老虽然不喜欢请客，但这种交流他是必要参加的，吃了人家的只好回请。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华老的大菜，是何等的荣耀。从辈分和学术水平来说，这次被宴请的都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学者，收到请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难道我，我的水平也达到能和华老他们一起吃馆子了？！估计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骄横几分。果然是水陆杂陈，边吃边谈，宾主尽欢。吃到快算账的时候，拿着服务员的账单，华老说我出个数学题啊，大家算算邻座吃的喝的，折合起来能有多少钱。都是每天数数都数不清了的主儿，这个话题俏皮又让人觉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来，方程，微分，什么招儿新鲜上什么。算出结果和账单一对，还差十三块两毛。华老说算得对么？那还能不对？数学所的大拿连帐都算不清还混么？华老掏出十三块两毛，放在账单上飘然而去。大家教训给了，态度给了，方法给了，面子也给了。数学所的学者们公款吃喝的风气，好长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就算大家为了工作出去吃饭，也多用AA制。然而文革里就有人为这事儿贴华老的大字报，说华老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出身，抠门，请钱学森吃饭钱老有事没到拉部下付账。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不能不佩服国人想像力丰富。因为身份特殊，邓稼先的事情不好写。他的老部下回忆，说他们是和邓稼先一起工作中，邓突然失踪的，那么大的数理化学部秘书长突然说没就没了，而且谁也不能打听他去了哪里。然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相信他不是因为特务之类的事情失踪的，因为他的家人一切正常。一直到七十年代，他们才有机会重新与邓稼先见面。邓虽然依旧和气精干，与大家相谈甚欢，却对他多年失踪的经历，闭口不谈。大家也心领神会，普遍认为邓稼先是口很紧的人。直到那一篇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告文学出来，他们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和学长的行踪。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写的，这件事还涉及毛公。有一位老先生和邓私交很好，所以邓会见杨振宁之后，两人曾会面并在科学院的某个食堂一起吃了顿饭，提起那次会面，邓似有遗憾，而又莞尔。老先生看出来，他也是绝顶聪明的人，觉得其中必有古怪之处。好奇之下问，再问，大约因为不涉什么保密问题，邓终于开口。他说，杨振宁问我是不是多次见过毛主席，我说是。他问我对毛主席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一件事，当时应该对他说的。现在想来，杨振宁先生只见过毛公一次，大约是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吧。邓稼先想起来的是怎样一件事呢？他说，那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有点紧张，在座的很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有点紧张。毛主席出来的时候和大家握手，旁边有人给介绍。介绍到一位著名数学家，毛公停住了，目不转睛看他半天，说我知道你啊，你是数学家，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这位数学家一愣，因为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谈何害怕？毛公接着说，我上学时候的数学学地不好啊，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害怕。这时候大家都笑了，而毛公还意犹未尽，拉着这位老数学家接着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数学家啊。我的数学不好，老师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数学不好呢？给我出了很多题目让我做。我就是不肯做。他发了脾气，于是我说，你的题目我不明白，你要是能给我解释明白了，我就做。他说你哪里不明白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也解释不清，于是我不做他的数学题，他也没办法了。是怎样的一个题目呢？大家都很好奇。毛公带点顽皮地对大家说，我就问他，你这个题目叫鸡兔同笼，你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养在一个笼子里呢？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兔子地，你不怕它们打架么？哄笑声中，毛公还在讲，你解释地清楚，我就做你地题，你解释不清楚，对不起他解释不清楚。气氛顿时活跃。那一天，听邓先生讲这件事的老先生也是大笑。回来以后，老先生的太太却吓得汗流浃背，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讲啊，要说毛主席数学才六十分，不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老先生一吓，从此不敢提这件事情。今天，大概是不要紧了。外一篇：生死胡耀邦胡耀邦当然不是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但是他在科学院很有威信。与他同样有威信的，还有一位张劲夫。有位在院部工作的老人回忆张劲夫，说他的特点是鼓动性强，为人正直。他曾经坐张劲夫的车在路上汇报工作。中途张忽然让停车，原来他看到路边有个病人，大家围着看正在想办法。张当即让司机开车送病人去医院，自己站在路边继续谈工作，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听到有些长辈谈张劲夫当年在科学院的种种，我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不禁插话，你们干吗不向中央建议把张劲夫调回来呢？长辈之一莞尔，把张劲夫调回来？你怎么不说把胡耀邦调回来呢？哦，我忘了级别的问题了。胡耀邦1975年开始担任科学院副秘书长，是因为五子登科受到大家的热爱。这个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提到过，认为五子登科是指妻子问题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房子问题优先分配给科技人员；车子问题为科研人员开班车；孩子问题扩大科学院幼儿园；帽子问题增大了每年提职称的比例。老先生告诉我，错了一个，是那个妻子问题，解决科学院五百骨干妻子进京指标，是1978年的事情。我漏掉的，是炉子问题，为大家解决炉子用煤和开始使用液化气罐。这位老先生，曾经参加过胡耀邦去世后的治丧委员会，当时，他听到胡的家属有这样的要求胡耀邦要把自己葬在江西德安共青城，理由对外公开的是我死之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地点就是共青城，有一点补充。胡耀邦要求葬在那里，是因为他长期从事团的工作，而德安是共青团诞生的地方。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点考证，发现共青团是1920年在上海诞生的，所以老先生的记忆可能有误，德安不是共青团的诞生地，而是红军少共国际师的诞生地。胡耀邦长期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委（由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转任），可能这才是他选择德安作为埋骨之地的原因。当时就胡耀邦的具体葬址还有一个斟酌的过程。最初，是准备葬在当地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中。家属不同意，他们根据胡耀邦一贯的习惯，说这个不是好地方。因为德安是个不大的城市，公园也不大，如果放一个墓，要占去好大一块地方。公园是老百姓休息玩乐的地方，放一个墓占好大地方，人家什么心情么。第二个建议是放在林场，这次家属接受了，但是又不主张砍树。胡耀邦生前很重视种树，为他修墓把树砍了，他不会高兴的。结果家属去勘察，不占林地农地，选了个光秃秃的小山包作墓址。按照风水说法，孤山于子孙不宜，但胡家人对此好像不怎么在意。于是将小山包顶部平整，改为墓地。这时候胡家提了一个唯一的额外要求，请求在胡耀邦墓的旁边修一个亭子。理由是如果有人来看，当地气候很热，希望有个让人休息乘凉的地方。过了很多年，这位老先生出差去江西，顺便去祭扫一下胡耀邦的墓地。这一去感慨甚多。胡耀邦的墓并不大，但是由于他的墓在这里，当地人便在周围种了很多树，几年过去郁郁葱葱，将墓地所在的小山和身后的山岭连成了一体，俨然一个风景区。在墓地上看小丘是孤立的，但略远一点看来，前面是浩荡的鄱阳湖，后面青葱的山岭环抱，墓地正在山水之间的交融之点，气派端的非凡。孤山的孤根本就看不出来了。幸好胡耀邦是无神论者，否则大家不免猜测这难道是传说中对风水的改格？老先生祭扫了胡墓后，感到墓地颇有些奇怪，转了一圈以后，终于根据他的职业习惯找到了感觉这个墓从空中看，分明是个问号的形状么。胡耀邦的墓做成问号形状，是什么意思呢？他要问什么？吃饭的时候，当地的同事见他若有所思，忍不住询问一番，老先生就把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那位同事大笑，说果然是从北京来的，见识不凡，不过啊，你还是没看懂啊。你再看看，这问号有毛病没有？老先生再看，道：是有毛病，没有下面那个点啊。对了，那位当地同事告诉他，这墓地的确像个没有尾巴的问号，其中自有一份含义。这是因为很多干部都有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种种问题。那么，胡耀邦生前有没有这类腐化问题呢？人家说，答案就在他的墓地里。他的墓设计成这个形状，就是告诉大家这句话盖棺论定，我这里问题一点没有。我不是要问什么，我是要告诉你我的风骨。这份清廉，或许就是胡耀邦一生最值得宽慰与荣耀的事情吧。作者：萨苏来自：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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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一个埋藏28年的秘密: xupeiyang 2010-4-16 12:10; 请见 http://news.163.com/10/0416/11/64D02L6Q000146BD.html 看完了，感动、震撼！ 1965年年底，邓稼先和于敏共同拿出了一个氢弹理论设计方案。经过1966年两次热核试验，证明了这个方案的正确。1967年6月17日，中国顺利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氢弹的研制，我国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原子弹制成到氢弹爆炸：美国的间隔是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的间隔是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呢，两年零八个月。而邓稼先因成功研制原子弹和氢弹获得特等奖之后，很多人问邓稼先，搞两弹得了多少奖金，憨厚的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 1986年，老朋友杨振宁来北京看望邓稼先，问起这个问题,邓稼先夫妇最后终于回答了他。一张，十元。不对，是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当时杨振宁不信，许鹿希严肃地说，这是真的，不开玩笑。; 个人分类: 历史事件|2278 次阅读|0 个评论

给他们建一个永久的国家纪念公园【转载】: 热度 1 wangxh 2010-1-4 21:21; 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是： *********************** 1，邓稼先：原子弹，氢弹之父。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是个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左派学生。　　在美国得博士的第5天，就回国。　　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祖国。　　为了核武，受辐射，过早去世，他夫人拒绝任何人采访。　　他夫人的理由是：　　现在的年轻人受了不良思想的教育，骂邓稼先是大傻瓜，大白痴，在美国有钱，为啥回到贫穷的祖国？　　他夫人说：他是一有信仰追求的人。　　　　 2，钱学森：航天之父。　　这个加州理工冯卡门的弟子，顶住巨大压力，从美国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创立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祖国。　　终生在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3，郭永怀：核武功臣。　　这个加州理工冯卡门的弟子，从美国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祖国。　　为了中国的核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英年早逝，是位烈士科学家。 *********************** 　　上面三人是那个时代无数科学家的杰出代表。　　他们德才兼备。　　他们不为权，不为名，不为利，不为金钱。　　为了保密，他们有的还埋名隐姓许多年，只为报效祖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大。　　建议国家应该像俄罗斯那样：给他们建一个永久的国家纪念公园。以便鼓励全民尊重科学，而不是只追求金钱和利益。转自：深圳快女【后记】估计国家不能这样做，没人出道儿。我们的皇帝、宰相都没有在国家纪念公园立碑塑像，他们算老几？; 个人分类: 心之悟|3338 次阅读|2 个评论

我们追求什么？: 等离子体科学 2009-7-23 22:17; 前几天出去开会，听说一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为了旅馆房间问题和会务人员、旅馆工作人员吵，搞得不愉快。今天有朋友推荐《文摘报》这篇文章。读后感触很深。我们年轻的一代到底比什么、追求什么？物质享受、待遇，还是另一种东西？将《文摘报》的报道摘录如下：邓稼先夫人:我们所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 2009年07月22日11:58文摘报　　（摘录：）　　。。。　　。。。我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我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全文在： http://www.hjcz.cn/bbs/read.php?tid=199703 下午是暑期夏令营面试。听说来的这批学生不错，九院的一位老先生专程赶过来参加。提出一个一个既有深度、又是物理学中基本的问题，并认真给那些回答得不清楚或者不完整的学生们讲解。在整个过程中都可以感到他对年轻人才的珍惜和爱护。而这些被珍惜、被爱护的年轻人，应该追求什么？在学问上、贡献上拔尖儿？还是在享受、待遇上争尖儿？也许有人会觉得笔者说得不合时宜，但作为年轻人，应该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他们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正是这些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顶起着民族的脊梁，使我们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个人分类: 假语村言|5312 次阅读|3 个评论

张爱萍与邓稼先: confucian 2009-6-2 23:50; http://www.tektalk.cn/2008/07/16/%E9%82%93%E7%A8%BC%E5%85%88%E4%BC%A0-%E9%82%93%E7%A8%BC%E5%85%88%E5%A4%AB%E4%BA%BA%E8%AE%B8%E9%B9%BF%E5%B8%8C%E8%AE%BF%E8%B0%88/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12/26/content_7313266.htm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的那一天，正在外地的张爱萍将军接到电告后，满怀悲痛地亲笔写了一首情深意切的挽诗。? 　　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张爱萍 ? 　　1986年7月29日? 　　生前，有不少人问邓稼先：原子弹成功后，你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直到 1986年6月他病危时，杨振宁先生到医院去看望，提起此事，我回答：人民币十元。杨先生又看看邓稼先，稼先说：是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杨先生问：不开玩笑?我们回答：是真的，不开玩笑。并连忙解释：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一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下去了。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 1985年首次颁奖，这21年中，没有颁发过奖状也没有一分钱奖金。邓稼先去世后，国防科技成果办公室曾经追授《原子弹的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个特等奖的奖金共1000元以及突破中子弹等另外两项特等奖各1000元给邓稼先，我们家属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九院的科技奖励基金会。? 　　邓稼先他们在不发奖金、没有好处的情况下，长期隐姓埋名、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做研究，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虽然营养很差，但依旧拼命干。这是什么原因呢?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看到张将军这样的老革命家在领导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显示的民族英雄精神，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使得邓稼先他们向张爱萍学习，为了祖国强盛，个人的一切在所不惜。? 　　而且，在组织领导全国上千个单位大协作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张爱萍将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并担任首次原子弹爆炸核试验现场的总指挥。在核试验成功、众人狂喜跳跃之时，张将军一方面用电话向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报告，一方面冷静地要求科技人员认真判读检测取样数据，用以确切证明是原子核分裂的核爆炸，而不是其他。当年只有40岁的邓稼先立即从喜极而泣的状态下稳住心神，投人工作。同时也深受教益。张爱萍将军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本人没有获得奖励和奖金。他的高尚人品和领导才能是一种凝聚力，深受科技人员的景仰而众心所归。? 　　1964年秋，新疆罗布泊的上空经常有外国的侦察卫星掠过，它的红外线相机拍摄到了地面上一百多米高的铁塔和坦克、大炮、兔、鼠等效应物。在中国的首次原子弹核爆试验近在眉睫之际，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让国务卿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题目是：动外科手术。也就是想两国联手，把中国的核武器基地从地球上整个儿挖走。更明确地说，就是全部炸掉。不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低估了中国的力量，他认为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单靠自己搞不出原子弹来。? 　　上述动外科手术的绝密资料，过了20多年之后得以解密，由美国格伦西博格和本杰明洛布二人合写《逆潮流而进》一书披露，在1987年出版。? 　　在我看到这本书后，很想知道对于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国是否有所觉察，是否做了相应的准备，所以给张爱萍将军写信询问。承蒙他在百忙中于1988年4月8日亲笔回信答复，信的全文如下：鹿希同志：? 　　久未见了，想一切均好。来函所询之事，简告如下：记得是1962-1963年间，曾获悉肯尼迪要以可能的手段破坏我兰州核燃料扩散工厂，当时中央研究对策时，有两种意见：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意见(是直接主管者们)是加速兰州厂建设(当时快建成了)，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同时在西南择地另建一扩散厂，力争美未破坏前能拿到手铀235，到那时即使炸毁了，我已得到足够的核燃料。同时，如敌先在我生产燃料前炸毁，我还有新建厂可再生产，只不过延缓我试验时间而已，中央采取了后一意见。以后肯被刺，就未得到美采取直接破坏的消息。至于美是否与苏合谋过，我不得而知。其次，在兰州和221尽可能加强防空力量。同时，试验场区则采取大分散基区布置，而核装置要到临试验前不过早运至试验场区，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主要核装置)。在 1964年八九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常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直到试验现场的一切情况，都是如此。这是一开始研制和试验前总理制定的。总理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亲自直接主持研制与试验工作的，我们的一切事，都是直接报告总理的。这一点，你的记忆是对的。谨此简告，如还有其他问题，请直接来信，不必客气。顺祝健康，又兰同志嘱候。? 　　张爱萍?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1985年邓稼先患癌症时，他很平静地对我说：早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没有料到这么快。这年他61岁。此时，张爱萍将军给予了有如长辈亲人般的关怀。7月31日那天，刚一见到从外地赶来开会的邓稼先，张将军便发现他瘦了，气色也不好。他亲自打电话给301医院领导，安排医生接诊，并从会场直接送邓稼先去医院。有经验的专家检查后怀疑是恶性病变，张将军要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他亲自听方案汇报。8月6日活体取材检查时，张将军坐在旁边等侯结果，医院仅有20分钟就送来了报告，确认为恶性的直肠癌，而常规这需要一个星期。四天后，邓稼先做大手术、清扫肿瘤。那天瓢泼大雨，身负军委、国防部重任，公务繁忙，而且年已75岁高龄的张将军，一早就来到医院，仔细询问术前各项准备。他拄着拐杖、忍着伤腿的疼痛，在手术室静侯5个小时，随时了解术中情况和病人安危，直到手术做完。可想而知，有张将军坐在手术室，对忧心如焚、焦虑不安的亲属们和邓稼先本人，是多么大的精神依靠和支持。其后，在化疗、放疗、中药等各种治疗控制不住病变，痛苦煎熬的 363天里，张将军亲自审阅医院送呈的病情报告，并数次来到病房看望邓稼先，给予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邓稼先也是好样的。他明白，1986年是我国核武器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的当口，如果受到外力的干扰，丧失时机，就会产生多年努力功亏一篑的后果。他不顾重病缠身，忍住疼痛，头上冒着虚汗，血管内滴着药水，亲自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写出了给中央的报告，申述对我国今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建议书可贵的是，它详细地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在他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此继续前进10年，使我国在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那天)，做了最后一次(第45次)核爆试验，并立即在报纸上刊登政府声明，自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在邓稼先逝世之后，张爱萍将军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追悼会，并宣读《无私无畏贡献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建立国防殊勋》的悼词。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和夫人也总是记挂着我们，使我们感到他俩的心地真好。（许鹿希文，军事史林供稿）（本文作者为邓稼先先生的夫人）?; 个人分类: 大师之谓|5492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怀念中国知识精英的楷模邓稼先: livingfossil 2009-4-4 02:58; 清明特别转贴：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怀念中国知识精英的楷模邓稼先 2009年清明节前 ----------------- 原题：邓稼先对新疆的深情眷恋 http://tieba.baidu.com/f?kz=111094875 许鹿希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喜庆日子，北京大学新疆校友会要出版《北大人在新疆》一书作为向庆典的献礼。知道这个消息后，不免心中波涛涌动，思绪万千。我的丈夫和我自己都是接受过北京大学培育的人。邓稼先在1941---1945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毕业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两年。我在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读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干到退休，整整工作了五十年（1953—2003），专长神经解剖学。从1958年邓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算起，到1986年他离开人世的28年中，我也搞不清楚他到新疆去了多少次、总共呆了多长的时间了。但是我知道，在邓稼先一生中最激动心弦、最兴高采烈、最担惊受怕、最绞尽脑汁的时光，都是在新疆，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度过的。令他、令我们全家，终生难忘。很多人问我，1964年10月16日晚上，你是不是和大夥儿一样，手里举着红色号外，高兴得又蹦又跳，欢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如实地回答说：不是，我当时只觉得提到嗓子眼儿处的心，落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搞成了！那年，我父亲许德珩已是74岁的老人，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号外，站在客厅里，高兴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并对正在家中探访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问道：“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严伯伯立刻笑了起来，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的女婿呀！”一语道破，许德珩恍然大悟：“稼先？”于是两位老朋友都哈哈大笑起来了。研究制造核武器属于国防军事绝密的事业，参与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遵守的保密制度真是严格。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干。必须隐姓埋名，一走出家门就好像消失了似的，不能随意通信联系。可以说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谁都明白，遵守这样严格似铁的纪律约束，必须靠自觉。一天，张爱萍将军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保密的讲话，周总理插了几句他和邓大姐之间的事，大意是说，邓颖超同志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是他的夫人，但她与制造原子弹这事儿无关，所以总理也不告诉她。张将军向研制人员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传达完周总理的话以后，也表达了同样明确的态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研制工作者们都被深深地撼动，铭刻在心，自觉遵守. 正当两位老人在北京家中大笑的时候，邓稼先在哪儿呢？他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现场，和许多科学家一起，紧张地判读着爆炸后各种取样数据，以明确无误地证实是原子核分裂的核爆炸，而不是其他。邓稼先是前几天才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位老一辈科学家一起被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从北京接到罗布泊来的。六年前接受任务后，他对妻子表态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六年来,邓稼先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这一颗即将爆炸的小小的弹体上，他们下过的功夫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但是在倒数阿拉伯数字9、8、7、6、5、4、3、2、1、的震憾下，邓稼先突然紧张到了极点，他全身冰凉。猛然间，与一声巨大的轰鸣同时，120米高托着原子弹的铁塔顶端处，烟云腾空而起，人们最期望也是最担心的伟大时刻到来了。在这一刹那，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分布在不同距离，差不多同时听到了轰鸣声，同时看到了上升的蘑菇状烟云。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无反应，他们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多数人是看到烟云形成蘑菇状大火球的时候才突然欢呼雀跃。远处观测的人们举起双手，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着沙石。这种时刻，一切常规的鼓掌和踊跃都无法泄出胸中兴奋的激情，只有在满地石头的戈壁滩上打滚，才能稍微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平衡。邓稼先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终于，滚烫的眼泪夺眶而出。此时，担任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一方面用电话向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报告，一方面冷静地要求科技人员认真判读检测取样数据，用以确切证明是核裂变的原子弹爆炸。当年只有40岁的邓稼先立即从喜极而泣的状态下稳住心神，投入工作。同时也深受教益。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前16次核试验用的核弹头，都是在青海省的原子城制造的。1971年以后，九院（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院）就搬到大西南去了。在每个核弹制成之后，再次检查完毕各项参数、各个部件，插好雷管，准备用飞机或火车运去新疆进行空爆或地下核试验之前，要有一个科学家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一枚核弹已经一切搞好，可以点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非同一般。在邓稼先院士生前，这副千钧重担大多数由他来挑：签字。每次在新疆核爆试验之前，对于签署姓名者的煎熬是异乎寻常的。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的问题搅着签字者的心。邓稼先在每次签字之后，沉重的心理压力使他坐立不安，天天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曾开玩笑似地说过，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有一次睡到半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于是从自己的铺位上一跃而起，叫醒了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对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准备核试验之前，有时他们要住在罗布泊的帐篷里等待。天性活泼的邓稼先有一回和李医生一块到戈壁滩上去抓呱呱鸡玩。这种灰色的尾巴很长的鸡，样子并不美。但对于整日里提心吊胆和数字打交道的人来说，能去追着呱呱鸡连飞带跑，就是极大的快乐，觉得能稍微放松一下。但是他们这种梦境般的欢乐，突然被后方传来的一个惊人的消息给搅掉了。后方急报说计算机的结果中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应该停止这次核试验。这不啻是青天霹雳，猛然轰击到邓稼先头顶。他的心好像从轻松的高处直线下坠，只觉得大事不好。邓稼先和同事们很快乘吉普车来到竖井处，再次检查完应该检查的一切，他便回到帐篷里沉思起来。轻易地停止核试验，问题可就大了。但如果核爆试验出了问题，后果更不堪设想。现在是一个需要深厚科学功底的当口。为了此事，邓稼先又在井上井下来来回回地忙了两天两夜。这两天，由于紧张，他几乎隔一小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他用各种办法去推算，从多种角度去核查，拼命想寻找出一种证据，证明能够继续核爆炸试验。因为要是停止这次试验，起吊装好雷管的核弹本身就是极危险的事，何况还要卸去已拧死的螺丝钉，才能改动装置。但是可靠的证据一时寻找不到。邓稼先又躺在了铺上，两眼望着帐篷顶子，经过再三深思，他用纸笔又一次作了“粗估”，判明计算虽然有错，但是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的成功。最后，他得出结论并拍板：核试验可以照常进行。结果是这次试验完全成功。深受“文革”十年动乱破坏的军工事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核试验时,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在核弹应该飘到的预定爆心处，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去寻找，由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哪个国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来这么一下。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科工委主任陈彬同志阻挡他，出语是非常感人的。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但他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决定立即上车。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乘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滩深处驶去。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迅跑。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九院生产的宝贝，摔碎的弹片散落在半个足球场大的一片地方，他马上就认出来了。到了事故地区的边缘，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感。他大声对别人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一个人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了。邓稼先已将钚239对人体的伤害忘得一干二净。他完全和平时一样,，只不过有些急切和焦虑，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锐利的目光四处扫视，边走边找。终于，碎弹的主要部分被他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的放射物。他立即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的精神骤然松弛，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远方的吉普车走去，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是有事了。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这是一张只见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的紧张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内行的人明白，必须有三米厚的水泥墙才能防护放射性钚239。不言而喻，邓稼先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核辐射伤害，这将是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1984年底，邓稼先在新疆罗布泊指挥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当时的乌鲁木齐已是银装素裹。邓稼先在严寒中又一次来到罗布泊。他拖着极为虚弱的身体来到基地，因为国家对这一次的核爆试验有重大的期待。这是一次突破第二代核武器的关键性核爆试验，在地下深井中进行，结果非常满意。曾任二机部部长的刘西尧同志写诗一首相赠：《二十年前春雷响，今朝聚会盼新雷。喜闻戈壁传捷报，敬贺老邓立新功。》邓稼先自己也高兴地在庆祝会的签到本上写了打油诗：《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为此，邓稼先第四次获得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个二代轻舟，虽然某些外国当时立即监测到了，但是我国一直保密了十几年。在邓稼先逝世多年后的1999年，才第一次公布于报纸上说，中国早已掌握了中子弹。诚如俗语所说，月圆之后便是月缺，邓稼先特意去看了看那个留做永久纪念的铁塔和已经废弃的竖井平洞。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与罗布泊、与新疆永别了。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因患直肠癌住院，8月10日清除肿瘤手术时，年已75岁高龄、担负着国防部长、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重任的张爱萍将军来到301医院，坐在手术室内的医生办公处五个小时，直到手术做完。手术后的诊断是：“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邓稼先的生命只有363天了。他是怎样度过的呢？其间经过两次大手术和两次小手术、化疗、放疗、中药等等，都未能控制住癌症的恶化。在这一段日子里，邓稼先显示出贯串他一生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向中央提出一份关于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 1986年时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以外，另外的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的高度。因此，他们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必须也在达到这个高度以后，才能停止核试验和在此条约上签字。否则，多年的努力必将功亏一篑。领导上和九院的人对此都十分明白，所以，虽然重病缠身，邓稼先也一定要留下这份建议书。手术后不久，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因为医生护士不允许他工作。在起草这份重要的建议书时，邓稼先已经知道癌症病魔缠身，自己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他几乎是和生命赛跑，感到时间紧迫，他置一切于不顾。那时他疼痛剧烈，不断地注射止痛针，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烂了，满头虚汗。在此情况下，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顽强的意志在病榻上思索、工作，拼命要做完这一件事。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来商量，亲友们在探视时遇到这种情况，便懂事地告辞了，病房立即变成了会议室。经过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多次修改，在邓稼先逝世前三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难能可贵的是，它详细地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及措施。在他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此继续前进十年，使我国也达到了那个高度。因此，当时的组织领导者，特意选定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即1996年7月29日，进行我国的最后一次（第45次）核爆试验。并在试验成功的当天，在报纸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它显示中国与其它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等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寂静的罗布泊将被人们永远怀念。文章来源：《北大人在新疆》; 个人分类: 杂集Others|309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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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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