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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有发言权？: 热度 1 andydong 2015-5-1 11:14; 当然学术死磕派会认为这是伪命题。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换句话说，人人都有发言权。这里我不想涉及一些敏感词，想说说在当前媒体信息传播迅速的年代，有时流言和谣言满天飞，“有关部门 ” 和 ” 明星专家 ” 的话语也被批驳、误解或者嗤之以鼻时，什么样的人发出的声音才有更高的可信度或者影响力。一般来说，当某种资讯为公众关注时，如果定义为流言或谣言，为了防止以讹传讹，在相关领域里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是最有发言权的，比如转基因安全、比如大气污染、比如地震预测。然而当今的学科门类愈加精细化，每个人包括每个专家都不可能做到 “ 老百晓 ”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们常说隔行的教授也不过是高中水平，因为你懂卫星上天不一定懂得田间管理，你懂汽车原理不一定懂电商运行。求道于对应的领域内专家相对于公知、媒体、官员是更靠谱的。然而无奈的是，除非记者上网搜到专业研究，钻进实验室找到这些研究论文作者，“逼迫 ” 他们作为业界行家发声解读或辟谣，否则，教授们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除了同行评议，还是处在 “ 养在深闺人未识 ” 的境地。再者，同一学科门类的研究方向也是更加精细化，隔行更如隔山。我常被朋友问及：你不是食品专业教授吗，怎么不知道吃什么好呢？我无法对自己研究方向以外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鉴别，只对一种食品、一种工艺，甚至一种细菌、一种操作熟悉，术业有专攻，我只对自己在研的课题相对自信，稍敢于发声评论外，其余的都只能模仿官方式的回答“无可奉告”。然而，当媒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能够迅速找到最适合的专家教授去求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时候媒体找到的貌似专业的教授、研究员——他们虽以频出境、频发声、粉丝甚众而走红 —— 其实在业界并非学术大牛，也许他们依靠的还是好口才、好文采或者强大的某百科。再次，有发言权的专家因为怕拍砖，怕记者和主持人曲解，怕发表科研界尚无定论的观点，甚至怕被某些打假斗士们盯上，宁肯选择息声，宁肯回到实验室管好自己科研的一亩两分地更安全，本来吃苦耐劳、甘愿坐冷板凳就是科学家的基本素养呗，于是，又坐实了媒体和公众对专家不发声而显得自恃清高、拒人以千里的外在印象。在这一点上，最近网上热议的复旦教授与某知名前主持人辩论，视频中这位教授怯生生地说出一个自己并不很有把握的转基因问题的答案时，值得大大的点赞！其实这才是最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真实状态：严谨、务实、负责，或许再加上一点不善言辞和较真，当媒体、公众甚至大学生为某些化身正义和责任代言人的非科学家欢呼时，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明星光环和诡辩擅长者的趋同，是对真正献身科研的专家教授们的藐视和无知。并无真正发言权的人引导了公众认知趋向，有专业背景发言权的人反而无言的沉默，是造成很多流言和谣言盛行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我们尊重每个公知、民科、网络大 V 、网民们发出声音，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话语权并不一定代表着权威和公正，点击量也不一定代表着可靠和正确，没有高大上更无永远伟光正，更多时候有对应研究方向的主流科学家，他们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更高些，只是各位砖家看客少些拍砖和喝倒彩可否？; 3927 次阅读|1 个评论

导师给研究生的不是指导的问题，而是科研环境与思维的问题: 热度 1 liuhuan0216 2010-12-17 14:18; 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导师指不指导、如何指导研究生的话题，我作为一位看客看着大家在热烈的讨论着，我也凑过来凑一下热闹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导师带给学生的最重要的是给学生创造什么样的科研环境及氛围、培养学生什么杨的科研思维，而不是具体的什么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可以考学生自己去学习。关于科研环境及氛围问题：如果导师带的是一个国际顶尖的研究团队或者是在一个国际顶尖的研究团队里，那么老师做的课题一般来说都是世界最前沿的，学生参与的、学生攻克的也就是国际高度世界前沿的科学问题。从环境科学及生态学问题来举个列子，09年在中科院动物所参加整合动物学会议的时候听了一位来自瑞典科学家的学术报告时让我感觉到他的伟大之处，此次报告的主题是气候变化，他研究气候变化对生物的影响的范围和对象是：天空陆地海洋、从动物植物微生物，当然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这是一个团队来完成的，能对全局把握的虽然只有少数几个领头的导师，但是如果说学生处在这样的团队里，接受者这样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思维的熏陶出来的学生会差吗？在比较中国很多导师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局限于XX地区XX物种，来研究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这样的老师也在带着学生研究，这样的学生即使老师天天在给他指导又有什么用，指导出来的学生再去做研究也是XX地区XX物种，能有什么思想高度可言（并不是说某地区某物种的信息就没有价值，而是不要局限于此来分析问题）。再举个微观生物学的例子：如果一个老师是在一个先进的实验室搞前沿的生命科学研究，比如说克隆多利的实验室，比如说攻克iPS的实验室，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并不需要导师具体的去指导他什么，他的视野自然而然就是国际前沿的。果如一个学生是在一个极其普通连专门实验室都没有的老师门下，做的是10年前的一个简单的技术而已的话，即使老师天天给他指导，他出来又能有什么思想高度，可想而知。不是名师不是说就不能做前沿科学和培养牛人学生，关键是要开阔视野，积极进取，科研可以与前沿靠拢，或者与好的实验室或老师合作，不要极限于现状，这样对老师本人和学生都是好事。并不是说不是名师就带不出牛人，关键是要视野开阔，思想开明，积极进取，靠拢前沿。绝大多数老师都希望希望自己的弟子将来超过自己，与自己的弟子桃李满天下而荣！研究生最主要的是一种思维高度的培养，而不是具体专业技术的学习，仅是专业技术的话只要一个稍微有点专业背景的人经过训练都可以获得。我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展板上看到所长蒲慕明对学生的一个讲话稿，让我深刻记住的一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你们最主要任务与职责并不是专业知识，而是思维能力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系统思维，你们今天读硕士博士并不代表你们每个人将来都要做科学研究，而唯独思维能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能力。所以导师学生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指导与不知道的关系，老师带给学生最重要的是科研环境和思维能力。当然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作为一名学生，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就选择确实非常好的实验室和老师或是你认为很好的实验室和老师去读。如果你没有能力选择那些最好的，只能选择你所能够去的实验室和老师，那么就不要嫌弃你所就读的实验室和老师，请在你所在的实验室和老师手下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有能力就超越自己的导师，因为导师最荣耀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学生比自己还强。; 个人分类: 科普科学|9757 次阅读|7 个评论

教授们，你有发言权吗？: lin602 2010-1-3 21:28;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题目会不理解，每个人（只要是公民）都有发言权呀？教授们自然也有呀！我指的是，作为教授，在高校的教学与科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学校的管理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甚至有没有领导们听你的。一般教师们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主动去找校领导们的，一是他们太忙，二是没有大事也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是提建议嘛，他们有时候听，有时候说没有时间，有时候说，找有关部门提。有的知名教授甚至卸任校领导们提意见都没有多大用的。（当然有一小部分意见是有点用的，呵呵，看人的，但这前后并不矛盾哟）。党代会及教代会，大家知道，都基本上是程序上的事情了，开幕式，领导主题发言，代表团讨论半天（有时会有个校领导来听会），一个晚上团长汇报（一人多长时间，所以只能汇报一部分内容，还要看团长是怎么想的）。最后半天通过决议，让一些事先选好的人到台上发言（其他人是不能够发言的哟），闭幕。完了。提案嘛，说起来都落实了，但许多实质性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落实的。一般的会，都是院长、书记及处长们的会，没有教授们的事情。校学术委员会，大部分还是校长、院长、院士、处长们，只有少量的老教授及普通教授，但人数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写建议与意见交上去？经常是交给下面人回答你一下，甚至都不一定回答你。有一个二十多教授副教授们签名的买仪器的建议，最后学校只是给相关院的领导打个电话，都没有直接给提建议的教授们说一句。哈哈，上课，带研究生，写论文，申请课题。有这些，教授们就达到要求了。; 个人分类: 未分类|2774 次阅读|4 个评论

莫把发言权当作领导权: 黄安年 2009-4-8 08:19; 莫把发言权当作领导权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4 月 8 日发布围绕伦敦 G20 国际金融峰会 , 有关中国争取国际领导权的议论越来越多 , 其实仔细研究我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有关言论 , 说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 中国应该拥有相应的发言权 , 从未说过要争取国际领导权之类的话。发言权和领导权根本不同一个概念 , 两者不可等同。中国作为一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理应有自己的发言权，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中国的地位并不相称。这次 G20 伦敦金融峰会取得了一些成果 , 最重要的再次承诺国际合作、尊重发展中新兴国家的发言权、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且在事实上使 G20 峰会常态化 , 确定 2009 年 9 月再次在纽约举行 G20 峰会。尽管 1975 年以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七国集团会议依然保留 , 但是对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产生更大影响的已经不是 G7 会议 , 而是 G20 会议 , 谁都明白这 G20 和 G7 的最大不同在于增加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 就是说这些国家拥有了平等的发言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变化。至于国际领导权问题 , 笔者以为，不是早和迟的问题 , 而是中国即使在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 , 甚至在半个多世纪后人均经济总量超过美国 , 也不争领导权 , 中国永远不称霸。 21 世纪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世纪 , 不是美国世纪 , 也不是中国世纪 ,21 世纪是世界各个同舟共济、共同繁荣的世纪。附文 : ******************************** 联合早报：中国没有必要过早争取国际领导权 2009 年 04 月 07 日 11:34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 4 月 7 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 7 日刊出署名文章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承担国际责任还是国际领导权，都包含有巨大的代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可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没有必要去作过度的国际承诺，更没有必要过早地去争取国际领导权。在没有实质性的能力对现存国际体系作具有实质性的改革之前，中国的重心还应当是自身的建设。　　文章摘录如下 : 　　经过很大的努力， 20 国集团 (G20) 终于有了一些收获，各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和经济问题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一些人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面临危机，各国都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没有一个能够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须仅自己的一份责任。　　但 G20 峰会所透露出来的信心远远不止这一些。这样一次高调的并且具有实质性的国际峰会，在很多方面是对现存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大检验。　　从这次峰会上，人们可以看到老霸权如何接纳新兴力量及其新兴力量如何在现存体系中崛起的问题。这尤其表现在中国身上。很多人认为 G20 的核心是 G2 ，即中美两国的互动主导了会议的议程。也有人更进一步说实际上是 G1 ，即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峰会的成效。　　上一次国际权力的大转移发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代，即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当时，殖民地英国因为战争已经筋疲力尽，美国对是否接下英国的金融和政治领导地位犹豫不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认为，国际机构与前世界霸主英国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美国最终还是从英国那里接下了这个国际责任和领导权，实现了经济霸权的和平转移。此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组织了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一直主导这个体系。　　中国没有强烈意愿进行权力转移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准备建立一个其国际机构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这样做。　　这次 G20 峰会前，中国对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极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主管财经的副总理王岐山等先后发表文章，主张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并且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方案，例如发展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中的作用等等。　　一时间，中国似乎成为国际体系改革派的领导力量。当然，中国的呼声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很大，希望中国能够领头来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　　但是，现在真的可以谈论国际权力的和平转移了吗？美国真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国力衰落而准备放弃其霸权地位了吗？中国真的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从美国那里接过国际责任了吗？　　至少从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行为来说，历史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进行所谓的权力转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和现存制度的和平相处。　　 G20 之前，中国充其量是表达其对现存体系没有能够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满。用赫希曼 (Albert O. Hirschman) 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对现存体制的抱怨或者牢骚，表现的仍然是对现存体系的忠诚，是希望改进现存体制，而非退出现存体制。　　 G20 峰会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抱怨和牢骚得到了回应。美国和西方答应中国在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代表权。当然这是以中国向 IMF 出资为条件的。中国强调的 IMF 特别提款权 SDR 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也得到了回应。　　大国责任论呼声会越来越高　　这些当然有助于中国在现存体制上往上爬一些，就是说有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和美国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无疑在消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外部挑战的同时强化现存体系的能力。就是说，这种结局可以解释成为中国和西方的双赢。　　中国和新兴国家通过在现存国际金融体制中提升自己的做法相当理性。一则这些经济体没有其它的体系可作选择，二则这样做有助于他们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崛起。　　在国际层面，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还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临相同的情况，作出类似的决策。就是说，中国会长期面临只有国际责任而无国际领导权的矛盾局面。因为美国和西方主导现存国际体系，他们就很容易通过修正体制来消化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压力。　　也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发展，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关中国大国责任论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很显然，中国的这种被动责任的代价极其高昂。　　国际空间不等于实质领导权　　美国在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权之后，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力改造，使之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当时美国面临独一无二的优越条件。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了西方的天然领导者。又加上冷战，西方世界需要美国来领导西方世界和前苏联阵营竞争。这些都为美国改制国际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美国通过这一机制要么聚财，通过各种方式从全世界转移财富，要么向其它国家转嫁负担。美国建立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制是美国长期占据领导世界权的最重要机制。其它西方国家则是搭便车，也从这一体制中获得不少利益。最吃亏的当然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　　无论是中国的实力还是中国领导层所坚持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信条，都不容许中国另建体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选择是接纳现存体系，并改革自身和国际接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现存体系，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因为美国和西方是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中国改变不了受支配的地位。　　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因为这种局面不易轻易改变，就要求中国反思和重新考虑和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中国可以脱离现存体系，或者另立体系，而是说中国要考虑其政策重点到底在哪里？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在自身的制度建设。　　在国际层面，如果中国乐意，的确有很多的责任空间。但是，这种国际空间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得到具有实质性的领导权。　　没必要作过度国际承诺　　从长远来看，如何在不回避国际责任的同时来获得真正有意义的国际领导权，并且是可持续的领导权？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分权。因为全球化，各国需要一个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　　现存秩序是美国西方建立和维持的，也是由这些大国所操纵的。这对很多国家非常不利。分权就是要把国际权力分散到各个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的区域化也有更具实质性的发展。　　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部各种制度建设。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承担国际责任还是国际领导权，都包含有巨大的代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可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没有必要去作过度的国际承诺，更没有必要过早地去争取国际领导权。　　在没有实质性的能力对现存国际体系作具有实质性的改革之前，中国的重心还应当是自身的建设。 ( 作者 :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904/0407_23_1094737_1.shtml;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研究(09)|2914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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