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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现代神学？: 热度 9 xie44025 2015-2-10 08:21; “医学是现代神学？”：洛氏基金会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近代以来，在“医学传道”理念的引导下，加速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见本人博文“医学传道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于医学传教事业的扩张和发展，教会资金不足的问题日惭突出，原来分散的、以个体宣教为主的小差会医学传道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日益扩大的医学传教事业的需要。在华各大差会（ Missions ）认识到，为开展其在华的“医学传道”事业有必要联合起来，集中使用各教会的经费和人力资源。 1902 年在华教会联合组织提出了著名的“协和”（ Union ）理念，即突破各差会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教派组织联合起来，在财力，人力以及行医办学的布局上采取“协和行动”，统筹利用资源。在科龄（ Thomas Cochrane ）的提议下，由英国伦敦会（ LondonMissionary Sosiety ）联合美国长老会，（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和美国公理教海外传道部（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ionersfor foreign missions ）成立了华北教育联合会（ North china education union ），并于 1906 年 2 月 12 日由六教会（伦敦医学教会联盟“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London ”，海外福音传教会“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 ”，卫理公会海外传教会“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长老会海外传教会“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美国海外传教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tioners of foreign missions ”）联合开办了北京协和医学堂（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Peking ），并获得了清政府的承认。此后，教会联合组织又在济南、奉天、汉口、南京、杭卅、福卅、成都等都建立了以“协和”冠名的医学机构。美国医学史家鲍尔斯认为，“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开办，标志着医学传教在其兴起的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要在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如此广阔的国度里传播和实践，西方的“科学医学”，仅靠教会组织募资的那点资金显然是不够的。隨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教会医学院校运行的主要经费来源（向西方国家募捐，及清政府的少量拨款）几近枯竭。正当教会医学校办学陷入困境之时，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于 1913 年 7 月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洛氏家族的慈善财务首席顾问格池（ Friderick T Gates ）的推动下，注重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慈善事业，并开始把眼光投向了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格池（ Friderick T Gates ）是一位浸理会牧师，他的博学和独到的眼光使他深得洛氏家族的信任。 1901 年在他的提议下，洛克菲勒出资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研究所卓有成效的医学研究成果，部分地洗刷了洛氏家族血腥的发家史，使它获得了社会上的良好的评价。格池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在阅读了著名医学家奥斯勒（ William Osler ）《医学原理与实践》一书，深受其的影响。在经营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过程中，格池对现代医学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此而对医学产生了宗教般的信仰。“在他心目中，医学被视为现代神学，是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治疗。”；格池认为，“上帝和医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医生是上帝的宠儿，因为他们用有限的知识，日以继夜的研究以上帝为原型制造的人类，拨开迷雾，寻找真理，并由此而接近上帝的心灵。”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神学院”。格池这种“医学是现代神学”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洛氏家族慈善事业的方向。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成功，使洛氏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国外医学和医学教育的投资。 1909 年，在格池的建议下，洛克菲勒资助和派遣了一个由芝加哥大学校长伯尔顿（ Ernest D.Burton ）带领的“东方教育考察团”，考察了印度、朝鲜、日本以及中国的教育和医学需求。考察团对中国的医疗状况给予了重点关注。考察完成后，考察团提出了一份《远东地区的教育和其他需求》的备忘录。在此基础上， 1914 年 1 月 29 日格池向洛氏基金会提出了一份“循序惭进地发展中国全面高效的医学系统”的报告。董事会采讷了格池的建议，并立即组建了一个以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 Harry P. Judson ）为首的“第一次中国医学考察厂团”，于 1914 年 4 月赴中国重点调查中国的教育和医学需求。 10 月 21 日考察团提供了一份题为《中国医学》的关于中国医疗卫生及医学教育的内容详尽的报告，报告对在中国开展西方医学的推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最强调的是收购北京协和医学堂，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高质量的医学院。洛氏基金会采纳了考察团的建议，并于 1914 年 11 月 30 日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 China Medical Board ， CMB ），专门负责具体实施在中国的项目。 1914 年 12 月 11 日在洛氏基金会总部纽约召开了 CMB 第一次会议，决定启动与六教会联合组织协调收购北京协和医学堂的事宜。此项交易于 1915 年 6 月 2 日正式完成， 7 月 1 日 CMB 全面接管该校。这样，一所在中国由教会联合团体经营的教会医学堂就转身成了一家实力雄厚的私人慈善机构资助的私立医学院。为了具体落实第一次考察团确定的目标， CMB 组建了一个极具权威性的第二次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团于 1915 年 8 月 7 日动身前往中国，经过在中国近半年时间的考察，考察团于 1916 年 1 月 28 日向 CMB 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报告确认了第一次考察团的结论，重点提出了有关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意见。确定按美国约翰 . 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模式重建北京协和医学院，其“目的是创建一所和欧洲或美国的医学院一样优秀的学校…拥有一流的教师，配备良好的一流实验室和一流的教学医院。”医学教育与医学研究相结合的精英教育是其办学理念，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校长麦可林（ Franclin C. McLean ）毫无顾忌地宣称：其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优秀的中国医学中心，培养少数精英，成为未来的中国医学领袖。” 1951 年 1 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从 1914 年创立中华医学基金会（ CMB ）到 1951 年撤离中国的 37 年间，其最重要的、也是它最以为豪的成就就是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洛氏基金会对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做了许多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医学人才，他们作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军人物，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内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它慈善组织（包括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的评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新中国建立初期，评价主要是负面的。但近几十年来，评价也出现一些过份溢美的倾向。不能否认洛氏基金会在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也不能全然否认那些慈善家和传教士们的真诚和奉献精神，但如果认为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一种纯粹的行善动机，那就有点简单化了。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研究课题。参考资料 1，约翰 . 齐默尔曼 . 鲍尔斯：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蒋育红、张麟、吴东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第一版 2，曧之：《协和医脉》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第一版本文部分内容曾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 . 科学”版发表; 个人分类: 医学史|10058 次阅读|10 个评论

医学传道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xie44025 2015-2-5 16:15; 医学传道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科学医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传教士起到重要作用。但在中国传教工作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主要对西方的天文、数学和制图的传播感兴趣，而对西方医学的传播着力很少。其主要原因是， 19 世记前西方临床医学水平不高，还不足以撼动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医学的根基。另外，教会方面也担心传教士们对“医疗”的热衷会影响他们对“传教”的热情，因此对传教士行医虽不明令制止，但却采取冷淡的态度。以后的事实证明，教会组织的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医学史家一般认为， 1805 年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皮尔逊（ Alexander Pearson ）成功地将牛痘苗引进中国，可以看作是西医进入中国的标志。此后陆续有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开展医疗活动。 1828 年，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郭雷枢（ Thoma R Colledge ）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眼科诊所。由于当时国人眼疾患者多，中医无有效的治疗方法，西医外科治疗眼病（如白内障）的效果明显易见，因此大受欢迎。郭氏由此悟出：以往的传教士们仅凭信仰和宣道热情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方式，不适合中国本土的特点，因此传教效果不理想。郭雷枢认为，中国人比较注重实际，他们对抽象的真理兴趣不大，但对世俗的利益非常关注。因此，传教士通过治愈疾病展示出的慈善和人道，可以更有效地引导他们产生出对上帝的信仰。 1835 年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 “关于雇请开业医生作为传教士来华的建议”的文章，在此文中郭雷枢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医学传道”（ Medical Mission ）的理念。 1836 年，郭雷枢、伯驾（ Peter Parker ）发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传教协会”（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即博医学会，对医学传道的理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教会组织在中国的传教方式。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教会医学在中国大肆扩张。据统计，到 1915 年，当时中国已有西医医院 330 所，在华教会医生 383 人，西医医护人员已逾千人，年治疗病人约 150 万。为适应西医临床的迅猛发展，教会医学教育也几乎同时发展起来，到 1915 年中国已有 23 所教会医学院校。“医学传道”的最终目的是向中国传播基督教义，输出西方文化。教会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基本方针就是要灌输宗教思想，从事医学活动只是手段。但在实际活动中，由于医学治疗和医学教育工作的繁忙，传教医生无暇专注其“传道”的使命。伯驾就曾抱怨说：“每周有成百上千的病人来就医，我急于治好他们的病体，而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他承认，“重温了传道部的训令，我不由痛苦地发现，…我已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训令。”伯驾的苦恼几乎是医学传教士们的共同感受。同时，随着教会医学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发起了对教会医学校的“非基督化”运动。传教和行医必然要发生分离，教会医学世俗化已不可避免。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建的一所教会大学， 1879 年建校时，其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宗教第一，教育第二，严格实行强制性的宗教教育。但隨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学校学术声誉的提高，教员都把主要精力投入教育工作上；学生们入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学习医学知识和技能，对宗教课程了无兴趣，最终使宗教教育日惭流于形式。如背诵圣经是学校宗教教育的主要方式，但学生们则把这种方式当作学习英语的途径，他们进教堂的一个动力是可以领取一本英文版的圣经。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则是，“文凭到手，宗教变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证明，教会学校教育功能的强化是以宣教功能的弱化为代价的。马克思说过：“历史喜欢和人们开玩笑：本来想进入这一个门，结果却进了另一扇门。”医学传道理念提出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宗教教义的传播，但其实践的结果却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参考文献 1，慕景强：西医往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第一版 2，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爭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第一版 ?�d-h��xN�ht:normal'; 个人分类: 现代医学|301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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