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在小学一年级顺利度过了第一个月。 9月1日上学那天，出发前的心情就像面对一个仪式。如果不是恰逢周一早上有例会，我 愿和妻子一同看着儿子走进教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一天。在饱受正统教育的人的心里，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成为一生中无法解开的结。 我隐约记得自己刚上小学时的情景。那还是70年代，教室很简陋，课桌是像门板一样的东西，每个孩子都要自己带着板凳。我们是走着上下学。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本田字格是姐姐跑去给我买的。开始几天我很不乐意去，但很快情况就有了巨变，我 成了人人夸奖的好学生。那时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我几乎不太费力就能考双百分，我觉得上学很自然、很简单。那一段有着我此生中不会再有的简单和欢乐。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年级的装备及书包的重量都在跟着GDP一同增长。 余光中在《日不落家》中写道：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话时代，将信将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难考古。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觉得我的这半个童年虽然不再如30年前那般简朴，但同样充满欢乐。我相信儿子的欢乐远不会少于我。 许多家长在感概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大、社会干扰多、游戏和交往匮乏，等等，似乎只有自己所经历的那种童年才是幸福的。这完全是成人掺杂着怀旧的一种偏见。 我曾经拜读过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的那本《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After the Death of Chil dhood: Growing Up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Media）（张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书的中文题目也许正迎合了上述想法，但其实它并不是这本书的结论。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是它的精辟并保持了中立与严谨的态度，它更像一本严肃的专著，而非不负责任的煽情。就如一场辩论会，书中给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研究论据。 关于电子媒体时代对儿童的影响，书中引述了艾尔凯德的一个观点，这也成为全书的一大亮点：书报这些旧媒体需要识字才能阅读，这是一种天然的知识障碍（intellectual barrier），而电视的普及消解了这一障碍，让儿童早早地接近了原本属于成人的世界，这对儿童的成长是催赶式的。或者说，当初印刷品将儿童和成人分开，如今重新整合到了一起。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童年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ldhood）问题也出现了，儿童的教育成了固化的机构按照固化的程序所进行的一种职业化的行为。还有，儿童作为一个新的市场目标，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商业化的围追堵截。等等。这些认识是深刻的，但只代表了一个方面。 书中同样也展示了另一方面，认为电子媒体的出现对儿童是一种解放。我更相信这一点。这不仅是面对现实的积极选择，也是事实。 有MP 3播放装置，即便我们再忙，也可以保住儿子听故事的乐趣；当儿子痴迷于电视《哆啦A梦》的想像力时，我们会引导他读书，告诉他更多有趣的故事是在文字里；在电脑上玩了游戏之后，儿子发现去室外和伙伴们嬉戏更有魅力，从此对室外活动更加迫切也更加珍惜，每天都想着出去。玩是人的天性，儿童对快乐的单纯诉求得到了更丰满的满足，这有什么不好吗？每天下班回到小区，看着一群满嘴新词儿的孩子满头大汗沉浸在玩沙包的传统游戏中，我绝不会相信这一代孩子会有什么变异。 如果我们成人能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突破传统的价值理念，就会发现，电视电脑电玩的普及只是有限地改变了游戏的形式，知识障碍的消除莫不是让儿童在更公平的平台上成长。我相信，如果我们真能透彻把握这个娱乐时代的特点，就总会有办法利用电子媒体所提供的可能性，引导孩子全面发展。 媒体对童年之死的话题乐此不疲的夸大，利用话语权咬住所谓典型案例死死不放，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这是成年人的自扰，与儿童无关。 《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第13条规定儿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第17条规定儿童有接近各种媒体的权利，第31条中确定儿童有休闲以及参与文化生活的广泛权利。让我们一起回味《童年之死》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必须有勇气准备让他们来对付这个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按照自身的特点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 电子媒体时代，童年正得到解放。我们不如将担心搁置一旁，以饱满的好奇心看着孩子如何青出于蓝。
（转载自本人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cb9a70100ahzd.html ） 英文meditation这个词有两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次是听Sting演唱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那首略显晦涩的歌曲Shape of My Heart，第一句就是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歌词很有挑战性，害得我反复品嚼，一度欲罢不能。 再一次，就是今年《沉思录（Meditations）》一书的热卖。这一回，我是彻底看不懂了。不是书的内容看不懂，是何以热卖没搞懂。 我记得三联书店2002年出过一版，也是何怀宏教授译的，却没多少人知道。这次中央编译出版社一口气出了《沉思录》、《沉思录-中英双语典藏版》、《沉思录-青少版》多个版本，在各大书店都被摆在了明显的位置。出版社很善于赶趟儿，三联的自然也就再版了，甚至连梁实秋先生翻译的版本也出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此外还有陕西师大版的《马上沉思录》等。同样的内容蜂拥而至，这样的景象在书界已是司空见惯。 中央编译版的《沉思录-中英双语典藏版》封面上有一行字：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这行字可不是放在腰封上、书签上或是什么附加材料上，而是真真地印在了封面上。看到这样的包装，我忽然想起在一期鲁豫有约里鲁豫坦诚敬告某位嘉宾的那句话：别拿总理说事儿！我觉得策划这本书的人是否也该沉思一下：这合适吗？领导人也能成为商业元素（和国际接轨？），也许只有中央编译社有这个底气。 不仅如此，在这行字的下面还有一句：每个人都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这行字让我一阵恶心。把话说到极点是不负责任的商家惯用的伎俩，没想到在如此严肃的读物上也出现了。后来听说这句是从何老师的话里引出来的，我看了上下文，方才有些理解。 照这样看，策划者大概试图把这本书定位在大众励志读物上，这让我颇为困惑。问题是，从市场表现来看它还真的火了，这让我更加困惑。我本以为这种书应该是小众读物。我在想，读者的独立意识都到哪里去了？这么容易被忽悠？我实在看不出这本书对大众而言有多少可读性，让它承载类似普及或启蒙的重任恐怕谈不上。 说心里话，我觉得何老师的译文应属上乘，但我对诸如译文准确简练，优雅凝神的评价仍不敢苟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帝王，马可奥勒留的原文我们不易看到也未必能看得懂，英文译本恐怕也不止一种，如今再转到中文，什么叫准确已经难以界定了。至于文笔，我看也不要期望能把它当成文学来读。这种古典作品，究竟有多少人有耐心去咀嚼它并且嚼得烂？网上已经有人在说看不太懂了。青少版当然读着省劲儿，但那已经不再是《沉思录》了。 我当然不否认这是一本好书，毕竟是伟人名著，密密麻麻的表述里满是真理和建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写道：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自省录》（注：就是《沉思录》）是他和邻邦交战中写成的。我的《自问自答》是我和自己的老、病、忙斗争中写成的。在斗争中挣扎着写，也不容易。拉一位古代的大皇帝作陪，聊以自豪吧！ 但是，宗教般的说教对自卑自责者是一种无上的精神营养，对不乏主见者不过是多余而分神儿的唠叨，而对凑热闹的却只能是一次走过场似的作秀。图书策划者非要不分高低地把大家都忽悠过来不可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它被越来越多的跟风购买者扔到一个角落并逐渐淡忘的时候，您是否觉得，对一本好书而言，有时候畅销也是一种伤害，相互的伤害。 出版者大可以因为商业上的成功而窃喜，但要真以为自己为民众提升智慧做出了贡献，那可就是太过自作多情了。 今天中午，我在书店又看到中央编译社出的《道德情操论》，和《沉思录》一样的包装风格，封面也印上了一句话，一样的火爆并且字体更大：温家宝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我当然还会翻翻看看，但这次仅仅是翻翻足矣。 下班的路上，我听着MP3，还是那首Shape of My Heart。Sting沧桑而不失细腻的嗓音配上优美的曲调，才是我当下的心情最需要的。 我一直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食粮，是多样性让我们的生活如此精彩。对于图书，在品种增长的同时，我们可否让每个品种都单纯一些、地道一些、独特一些，精英的归于精英，大众的归于大众，该厚的厚，该薄的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帮人用尽了智慧，结果却是让一些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充斥在我们的周围，甚至连严肃的话题也成了娱乐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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