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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吴健雄与鲁桂珍的合影: 热度 10 Einstein 2019-3-8 01:24; 按：谨以此文献给2019年的三八妇女节！拙文提到了杰出了华人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鲁桂珍（直接促使李约瑟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人，并是他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记得2016年的一天，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浏览，发现一本中文的《走见健雄——纪念吴健雄诞辰一百周年》，其中一张照片标识有误。其实此照我之前读台湾江才健的《吴健雄传》时也留意过。凭经验，我发现照片的标注中遗漏了一位女性，她便是鲁桂珍。然后我对比了合影中的鲁桂珍与她中年的照片，以及当年她在美国的行迹，可以确定是她。这样，重新考证了她们二人结识的时间与地点。大致2016年已经完成文稿，去年曾投《现代物理知识》，编辑让改了多次（其实是让加一些对吴健雄科学贡献的介绍，完全没必要），最后拖得时间太久了，索性撤稿了，发在这里吧（下文为初稿）。全文考证的内容可能无趣，总之结论就是一句话：这张照片中的两位华人是吴健雄和鲁桂珍，也是迄今她们唯一的合影（若另有，烦请方家赐教）。近日，笔者发现一张物理学家吴健雄与科学史家鲁桂珍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很可能是她们唯一的合影。吴健雄是蜚声中外的物理学家，特别在实验物理学领域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李政道曾评价她一生最重要的四项工作，其中两项与β衰变的理论有关，一项是用实验否定了宇称守恒定律，一项是发现了“弱 - 磁”说。第三项实验是李政道、杨振宁 1956 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验证实验，已广为人知。鲁桂珍 1904 年生于南京， 1937 年因抗战到达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李大斐（ Dorothy Needham ），也即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的第一位妻子。鲁桂珍和一同到剑桥的沈诗章、王应睐对李约瑟从生化学家转变为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鲁桂珍的影响。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致谢”中写道：我首先应当感谢他们三位，特别是最后一位（引者注：指鲁桂珍），对笔者的推动和鼓励。他们从剑桥大学带走了什么，这里姑且不提，但他们在剑桥留下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到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这一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桂珍博士。 1989 年，鲁桂珍和李约瑟结为伉俪，当时鲁桂珍 85 岁，李约瑟 89 岁。新发现的这张照片（图 1 ）收录于《走进健雄——纪念吴健雄诞辰一百周年》，照片题注写着：在伯克莱（注：现一般译作伯克利）时，吴健雄（右三）与奥本海默（右四）、她的指导教授塞格瑞（右一）在一起图 1 吴健雄和鲁桂珍在伯克莱的合影该题注写得有些奇特，因为吴健雄被认为是右三的话，显然是把吴健雄身后背对向的男子作了右二，这样才可以解释右四的奥本海默（ Julius RobertOppenheimer ，最前者）。但若如此，吴健雄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塞格瑞（ Emilio Segre ，也译作塞格雷）怎么会是右一？除非意思是说在吴健雄的右一位置，但在一幅题注中怎么能不加说明地变换顺序。其实这张照片也出现在江才健的《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中，题注写作：吴健雄（右二）在伯克莱时，与奥本海默（右三）、她的指导教授塞格瑞（右四）、好友玛桂特（左）等人合影。奥本海默，不用多介绍，因为他后来组织和领导了原子弹的设计和制造工作（曼哈顿计划）。塞格瑞，后来因发现反质子和张伯伦（ Owen Chamberlain ）而分享了 1959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里的玛桂特对判断这张照片比较重要，因为她是 1937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得到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到伯克利做博士后研究的，因此这张照片肯定是在伯克利拍摄的。在两本书的题注中，均没有指出左二和右一，右一目前无法考证，但左二正是鲁桂珍，如何确认呢？首先是从面貌上对比，图 1 局部放大（图 2 ）与中年时期的鲁桂珍照片（图 3 ）做对比，可以认定是同一人；其次从时间、地点机会上判断，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她们认识并成为好友就是在伯克利期间，而非目前学界的认识。潘吉星在《杰出的女性鲁桂珍博士》中写道：鲁桂珍博士学成后（引者注：指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家乡沦陷，无法返回。正好 1939 年 8 月她和旅美语言学家赵元任博士受中研院委托，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美国加州召开的第六界太平洋科学会议。……但她抵美后不久，便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年 9 月英、法对德宣战，英国进入战时体制，她未能于会后返欧，而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医学院落脚。不久又来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如前所述，她作为圣约翰大学讲师可用注册关系来此进行研究。在这里她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成为好友。可见，潘认为吴、鲁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为好友的。可是据上幅照片，如果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话，那时奥本海默、塞格瑞、玛桂特便不可能出现。吴健雄是 1944 年 3 月才到哥伦比亚大学任职，而奥本海默于 1942 年已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参加曼哈顿计划了。因此，吴健雄、鲁桂珍不可能在哥伦比亚大学才成为好友。何丙郁在《鲁桂珍博士简介》中只是简单提到，鲁在剑桥毕业后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医学部从事研究工作，后来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服务，是在美国认识的吴健雄博士。但没有说明认识的时间和地点。即使是李约瑟本人的回忆，也说是在纽约。鲁桂珍先在加利福尼亚州工作，但她由于对开花的洋槐树过敏，被迫离开那里，因此去纽约市哥伦比亚医学中心，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汤姆·斯皮斯（ Tom Spies ）的实验室呆了几个夏天。在纽约，她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的最好朋友。和前述原因一样，可以说明吴、鲁是在伯克利而不是纽约成为好友的。当然，成为好友、最好朋友没无需再仔细区别，因为如果不是好友的话，鲁桂珍怎么能和奥本海默、塞格瑞等一些物理学教授坐在一起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时她和吴健雄已经是好友，是吴邀请她参加那次活动的。现在可以分析这张照片的时间了，由于鲁桂珍是 1939 年 8 月赴美参加会议，她后来何时去的美国东岸并无确切时间，但吴健雄是 1942 年下半年离开伯克利到美国东岸的（先到的史密斯学院），再考虑到鲁桂珍是由于洋槐花过敏而离开的，所以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在 1940-1942 年间。这张照片弥足珍贵，它见证了吴健雄、鲁桂珍的友谊，一位是杰出的华人科学家，一位是变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科学史家，她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晚年。 1990 年 7 月，何丙郁初次见到吴健雄，两人谈起鲁桂珍，吴健雄还请何转达她对鲁的问候（当时何是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参考文献：李政道 . 吴健雄与宇称不守恒实验 . 科学 ,1997(5):3-4. 何丙郁 . 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 .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419,418,418. 走进健雄——纪念吴健雄诞辰一百周年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9. 江才健 . 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66,62,106. Robin Hesketh. A great adventure: from quantitative metabolism to the revel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The Biochemical Journal, 2012(1):1. 潘吉星 . 杰出的女性鲁桂珍博士 . 中国科技史料 ,1993(4):58. ( 美 ) 罗伯特·奥本海默 . 真知灼见 : 罗伯特·奥本海默自述 . 胡新和 , 译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1998.183. 潘吉星 . 李约瑟集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575.; 个人分类: 图像证史|7719 次阅读|24 个评论

新发现的吴健雄与鲁桂珍合影: Einstein 2016-4-10 15:08; 说明：吴健雄，应该不用解释了，是一位20世纪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台湾江才健写有一本她的传记《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鲁桂珍，有的读者可能不熟悉，她是影响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而使其转变为一位中国科学史家的关键人物，并且长期担任李约瑟的助手，可以说李氏《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有鲁桂珍很大的功劳。当然，后来1985年他们两人结为夫妻，那时李约瑟89岁，鲁桂珍85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下温契斯特的《李约瑟传——爱上中国的人》。吴健雄和鲁桂珍有什么关系吗？这得从一张照片谈起。翻看到一本《纪念吴健雄诞辰一百周年》，第19页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题记写得有些怪： “在伯克莱（Berkeley）时，吴健雄（右三）与奥本海默（右四）、她的指导教授赛格瑞（右一）在一起。” 为何说起怪呢？因为如果右三是吴的话，显然是把后面桌上背对的那位男子算作了第二人，这样才能理解做在最前面的奥本海默是右四——这没错。但是赛格瑞怎么能是右一呢？赛格瑞是大名鼎鼎的因发现了反质子而获得1959年诺奖的物理学家。他当然是真对我们的那位，不过，如果“右一”是指吴健雄的右一也可以说通，但这也太吊诡了吧，所以说当时写这个题注的人脑子进水了。左二是一位中国女性，题注上没标注。在江才健写的传记中，指出了左一是吴在伯克利的好友玛桂特，左二也没指明。笔者判断，她就是鲁桂珍。由于江已经指出由玛桂特在场，这应该是在伯克利，而且肯定是在1942年之前，因为吴健雄是在1942年5月与袁家骝完婚之后才离开伯克利的。那么，鲁桂珍为何到了伯克利？在科学史家何丙郁先生写的《鲁桂珍传》（《穿越剑桥》一书收录）中提到，鲁桂珍在剑桥读完博士后（导师是李约瑟的第一任妻子李大斐），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医学部从事研究工作，后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并说她和吴健雄是在美国认识的。可惜，具体时间没说明白。尽管哥伦比亚大学也在纽约，她们可能在那认识，但因为合影中有玛桂特在场，可以认定是在伯克利认识的。那时，奥本海默和赛格瑞均是物理系的教授。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提到了具体时间，说1939年鲁桂珍离开剑桥，同赵元任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代表，被中央研究院派往美国加州参加第6界太平洋科学大会。会后，由于战争原因，鲁桂珍留在了美国，先后在伯克利、哥大、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工作。王在这本书也只是说她们在美国认识的，具体在哪里没说。但我们经过上面的分析，可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鲁桂珍抵达伯克利之后，1942年吴健雄离开伯克利之前（同年，奥本海默参加到了曼哈顿计划，地点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或者大致说1940年前后。有趣的是，李约瑟写的《鲁桂珍博士小传》（收录于王国忠《鲁桂珍与李约瑟》），也说鲁桂珍与吴健雄是在纽约认识的。潘吉星也错了; 个人分类: 科技史教学|2 次阅读|0 个评论

鲁桂珍要李约瑟为中国争光！: 热度 9 keyuanwangshi 2015-4-20 00:12; 王扬宗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本来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生物化学家，但他在 37 岁之后开始学习汉语，转而研究中国科技史。个中缘由，李约瑟本人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多次，这就是南京人鲁桂珍的决定性作用。 1954 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把这一卷题献给鲁桂珍的父亲鲁仕国，说明没有他的女儿，就不会有这卷书。200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终卷（即第七卷第二分册）中，收入李约瑟在垂暮之年为该卷准备的文稿“结论”（即全书总结论）。在“结论”的开头，李约瑟最后一次回顾了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剑桥对他的影响。他说：“同这些青年生化学家一道工作，我发现他们的头脑几乎跟我没什么两样。这就引起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源自中国？” 近 30 年来中外学术界聚讼纷纭的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直接缘由就是如此简单。聪明人哪里没有呢？如果那时到剑桥生化实验室的不是鲁桂珍等中国人，而是埃及人，或者印度人，或拉丁美洲人……结果又会怎样？历史无法假设。然而正是这个来由没道理可讲的问题促使这个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的生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走上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之路。这种几乎失去理智的行为，只能说是爱情的力量所致吧。鲁桂珍（ 1904—1991 ）于 1937 年 11 月底到达剑桥，在李约瑟夫人 Dorothy Needham（1897—1987 ）指导下从事肌肉生化研究。出生于医药世家鲁桂珍不仅以自己的聪慧美丽打动了李约瑟，她还向李约瑟介绍中国人在医学和科学史上的贡献。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二人以兄妹相称。李约瑟称鲁桂珍为“小妹”、“珍妹”，鲁桂珍则称李约瑟为“大哥 (Ta-go)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一角保存着鲁桂珍生前藏书，其中有一批李约瑟赠送给鲁桂珍的图书。最早的赠书是一本关于人类食物史的书 Man, Bread and Destiny，（ London, 1937 ），题赠于 1938 年 6 月，李约瑟题写着“ Lu Gwei-Djen with love from Joseph Needham ”。这里的“ love ”如果不单指爱情的话，至少也是包含着情爱的。 1939 年，鲁桂珍离开剑桥赴美之后，李约瑟赠书上的题字更直截了当，如“爱的女友”、“伦敦相思”（原为中文）等等。李约瑟与鲁桂珍的私密关系不是本文的话题。实际上，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大量来往函件和其他李约瑟私人文书一道，保存在剑桥的大学图书馆档案部，李约瑟遗嘱需在其逝世 50 年（即 2045 年）之后方可阅览利用。要探究李约瑟的私人生活，只有3 0 年后才具备必要的条件。这里要介绍的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所藏李约瑟个人藏书中的一本书，它是李约瑟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见证。这就是 1938 年圣诞节时（见该书扉页李约瑟的注记），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一本英译《三字经》。这个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 ， 1845~1935 ）翻译的， 1900 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该书原是剑桥另一位汉学教授慕阿德（ A.C. Moule, 1873~1957 ）的藏书。 1938 年慕氏从汉学教席上退休，大概正是那时候这本书被处理了，为鲁桂珍所得。她把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转赠给李约瑟。鲁桂珍写在书上的题赠之语是：恭祝约兄新年进步为民族争光鲁桂珍赠为了强调她的意图，鲁桂珍特意把“为民族争光”几个字写得大了一些。由此看来，那时李约瑟已经决定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刚学汉语的李约瑟把这几个字一笔一划抄写在对面的书页上，注上音，并标注了“民族”和“争”、“光”的英文翻译。李约瑟将“为民族争光”译为“ 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 ”（为了人类的相互理解）。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揭示迥异于西方的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的成就，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正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初衷，也是他后来主张的一个中心论题。而对于鲁桂珍来说，向西方人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打破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自然是为中华民族争光的事业。他们两人的理解，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并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赠书半年后，鲁桂珍从剑桥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离英赴美。李约瑟曾说，在鲁桂珍离开剑桥之前，他们相约在中国科技和医学史上作一些研究。从这本书上鲁桂珍的赠言看来，这个约定应当更早，也就是 1938 年年底之前。这正是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这时，李、鲁相识不过一年。李约瑟就欣然听从鲁桂珍的“闺”劝，转而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这就是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缘起。鲁桂珍生前多次说过，如果没有她，就只有生物化学家Joseph Needham，而没有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奥妙就在于此。（原稿匆就于2005年5月，发表于2005年6月）; 8496 次阅读|1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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