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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新论（英文版）: geneculture 2018-12-29 23:11; A New Theory on the Subjects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Download as PDF ICECBN122828.pdf DOI: 10.25236/icecbn.2018.028 Author(s) Shunpeng Zou, Xiaohui Zou and Xiaoqun W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Shunpeng Zou Abstract The purpose is to discuss the subjects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The method is to adopt two strategies: First, dig deep into the inter-subjectivity contain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ersons; second, examine the co-subjectivity contained in the multiple relationshi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herence. The key point is to distinguish two main categories between people and knowledge systems. Independently thinking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re than th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nd less than the citizens, so that has the role of linking up and down; the subject text of knowledge center not only contains standardized speech, but also contains a localized and personalized speech, in which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its form will chang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he result is that the discovery of the multiple attributes of general education subjects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can be understood by the constraints of nature and morality, cognition and behavior, freedom and restraint. The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 dynamic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of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Once this attribute is clear, it can correctly explain the new, and put people and their though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better integration. Keywords Subjects of Politic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Subjects of Political Behavior Management, Multiple Attributes of General Education Subjects http://webofproceedings.org/proceedings_series/article/artId/4439.html Table of Contents A New Theory on the Subjects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182 by Shunpeng Zou, Xiaohui Zou and Xiaoqun Wang http://webofproceedings.org/proceedings_series/proceeding/ICECBN+2018.html; 个人分类: 高等教育学|111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郭于华教授演讲：建设作为主体的社会: animalfarmer 2016-1-25 22:33; 【明德讲堂报道】M329：建设作为主体的社会讲台上的郭老师 2016 年1月15日晚，第329期明德讲堂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举行，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以“建设作为主体的社会”为题演讲，并与同学们展开热烈讨论。人文学院熊卫民老师主持了本场讲座。郭老师首先从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谈起“什么叫主体的社会”,进而提出“何为社会？社会何为？”的问题。将生态学的理念用于社会学的研究，生态社会的概念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状态，公民有自由选择文化差别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资本、社会的关系，三者的平衡才能造就良性的社会生态。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即形成制度、文化、人性的良性循环，必须认识到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社会。尊重公民个人选择的自由，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实现文化的多元共存，达到制约权力、控制资本、生态社会的建设目标。毫无疑问，有组织、懂法律、富有理性的公民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培育公民，形成健康的社会力量，是建设社会的题中之义,每一个公民在参与中学习如何成为真正的公民，才能凝聚社会的力量。【文 / 杨海伟，图 / 熊卫民】主讲人简介：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等。重点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 - 社会关系、农民工权益保护、社会公正和公民社会建设等问题。著有《受苦人的讲述》、《倾听底层》、《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等，编有《居住的政治》、《仪式与社会变迁》等。延伸阅读：明德讲堂创办于 2012 年 9 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为培育研究生人文素养而设置的系列讲座，包括思想、社会、历史、文艺和人生五大系列，每学年举办 100 场。讲座邀请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做主讲人，从各个侧面透视思想世界、社会万象和冷暖人生，致力于国科大研究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1587 次阅读|0 个评论

政府还是企业：谁是参与一带一路的主体: 热度 3 lvnaiji 2015-7-18 21:15; 吕乃基中国特色之一是，政府一声令下，民间，无论是企业还是大众，纷纷响应，一带一路是中国化解种种矛盾走向世界，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无疑要较之其他事项更强调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亚投行更需要国家的担保。然而由此也就引发了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问题一：地方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国家层面发令枪未响，各地已利用自以为的优势“抢跑”。陕西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计划利用经济带建设国家高端能源化工基地；新疆要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计划加快建设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以及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甘肃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宁夏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重庆呼吁国务院将其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河南认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放在郑州最合适。同质化竞争造成资源浪费。丝路沿线现有渝新欧、郑新欧等八条国际货运班列同线竞争，出境时满载，返回时严重缺乏货源。有些班列互挖货源墙脚、恶性竞争；有些要政府出价补贴才能维持发展。问题二：如果国家顶层设计出面协调，难免厚此薄彼，一碗水端平。于是地方、企业，不是拼实力，而是比与国家“有关部门”的关系。由此可能发生权力寻租，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主体地位被削弱，市场经济未能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再者，“一带一路”项目过于倚重国家意志，参与的相关企业有可能因此而违背经济基本规律，强行上马。由于基本建设涉及面广，资金量大，建设和回款周期长，以及风险大等因素，相关项目多半以央企等国有企业为主体，从而进一步加深国企在社会经济中的分量，加深“国进民退”，长远来看可能导致国内经济活力下滑。问题三：为防止面对一带一路上的同一个项目发生国内企业，譬如南车与北车之间的互相压价恶性竞争，国家出面整合为“中国中车”，以此作为整体与国外相关企业竞争，以充分发挥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然而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在国外企业看来，与之竞争的中国企业未必是完善市场经济中的主体，而是笼罩在巨大的国家身影之下，所谓“每一家中国企业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中国的官员”，给他人以不公平竞争之感。后果之二是，合并后的中国中车在国内的垄断地位。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企业联盟。企业在国内保持相对独立，以联盟的方式走出去，增强国际竞争力。一开始可以基于双方或多方商议的契约合同，一旦建立彼此的信任，就可以走得更近。合同可以防止各方犯规，然而也可能遏制创造性。建立在诚信而不是合同基础之上的联盟才有创造性。李克强总理最近表示： “ 要抱团出海，抱团取暖，在这么一个不同文明国度，体制文化差别很大的国度，我们要发展，一定要抱团，从矿业、装备业，大家也都要抱团，金融业也要跟你们抱团，国家会逐步制定政策，制止恶性竞争，自己和自己打内战。 ” 借一带一路之东风，企业或联或合，在这一过程中做大做强，回过头来带动在国内市场的发展。一带一路强调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并不是什么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虽然如此，当年马歇尔计划实施的细节依然值得探究，其间的经验教训更值得汲取。从根本上说，在一带一路的号角声中走向世界舞台的主角是企业，国家要做的是在一开始搭台，在过程中为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以及解决所引发的国际事务，而不是自己登台竞技。上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业链上的一环，企业一头接过外商的图纸无需设计创新，另一头按时交货无需品牌和营销，躺在微笑曲线价值最低的谷底不思进取；看似走向世界，实际上只是跨国公司的一个车间。消耗中国和世界的自然资源，掠夺本国的人力资源，污染留在中国。一旦企业作为一带一路的主体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必然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一头重视研发和自主创新，另一头培育自己的品牌，进而从整体上提升微笑曲线，推行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标准，成为由一带一路所构筑的产业链的链主。有人说，前30年中国赚的是血泪钱，后30年才是发展的黄金时期。一带一路，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之际也就成长为跨国公司，弱化乃至摆脱国企和央企的身份，更无需中国官员为之站台。显然，这一发展过程的关键是，企业是一带一路的主体。本文是“关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冷思考”其中的一部分，全文刊于《太湖春秋》2015，2 刘勃良：“一带一路”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50427-473259;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2154 次阅读|8 个评论

若干年后中国的科研主体将在企业: 热度 2 jiangjiping 2015-6-2 00:04; 若干年后中国的科研主体将在企业蒋继平 2015 年 6 月 1 日纵观当今中国的科技领域，科研的主体在大学和国有的研究院所，企业的研发队伍规模很小，实力不足，经费投入更是微不足道。这个现象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的发达国家，私人企业的科研投入是很大的，一般占企业毛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科研队伍实力雄厚，自主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实行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竞争空前激烈，企业的竞争力全靠产品的质量。而要获得产品的高质量，首先要研发具有适应市场需求的特色产品，这就需要独立自主的产品研发创新团队。我所在的一个小小的农业公司，一个由家庭成员为主的农场主，就花重金聘用了五位博士做研究。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的故事。也正因为这种具有战略远见的目光，使这个公司在业内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自从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研发机构后，市场占有率一路攀升，现在已经稳居业内第一的位置。现在中国在科研方面的动态令我感到担忧。我担忧的主要原因是，这样的安排很难与国际接轨，很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参与平等的竞争。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中国的科研产品只会是二流的，甚至是三流的，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缺乏高度竞争力。不过，我乐观地估计，中国将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出现科研的主体向企业倾斜，也就是科研人员的大部分会主动走向企业的现象。我这么认为的主要理由如下。社会体制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猛步挺进。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流，私人企业遍地开花。市场经济靠的是产品竞争力，产品的竞争力必然通过产品的质量来提升。所以，私人企业为了确保市场竞争力，必然加大研发的投入，尽力开创适应市场的新产品。大学和国有研究单位几乎已经成饱和状态，接纳新的科研人员的空间很小，而每年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大学或者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这些人的就业趋向必然是具有一定实力的私人企业。有的人成为大型私企的雇员，而一些人更可能自己创办私人公司。在全球化时代，要适应国际性的竞争，必然要采用与世界接轨的方法和程序，这是自由平等竞争的前提条件。中国人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依靠外国人的核心技术来制造大多数产品。这实际上等于加工商，没有独立的产品拥有权，因而，产品的大部分利润被外国人拿走。要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是建立自己独立的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开创出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新产品。虽然现在国内的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去企业做研究，主要是体制上的顾虑，但是，随着社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变动，尤其是政府部门积极主动地鼓励开办私人企业，推动市场经济的进程，我估计今后这种现象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进程的快慢主要取决于政府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以及民间有识之士的勇气和战略眼光。我殷切地期待着中国的年轻人主动地选择到企业发挥才能的那一天尽快到来。; 个人分类: 国家时事|2905 次阅读|2 个评论

大学综合改革关键第一步：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 热度 1 wangdongsheng 2015-5-30 11:25; 最近国内的大学都在讨论或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综合改革。教育部的网站有袁贵仁部长的“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文章，比较详细这里就不去讨论了。我所关注的是大学的综合改革，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没有活力？为什么我们的青年学子没有朝气？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大学的主体是什么？大学最初的定义据百度: 大学 ” 一词是从拉丁语 “UNIVERSITAS” 派生，大致意思是 “ 教师和学者的社区。国内最常引用的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从这些我们都可以概括出大学的主体:老师和学生。回到我的问题中来，那么大学综合改革的主体对象是什么呢？参与对象是什么呢？若站在历史上看，19世纪初毛泽东同志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实际上就解决了革命的主体问题，最后通过“农村包围城市“ 　建设成立了新中国。以史为鉴，大学综合改革首先要确定主体对象问题，在我看来无疑是老师和学生。纵观国内大学至目前的所有举措或称改革也好，无一例外是在老师身上”开刀“，而学生则一次次的被忽视，也许应了毛泽东同志的话 : “ 没有农民办不成大事, 光有农民办不好大事。强调一点这里并不表示学生和农民等价或者含有其它歧视性含义，大家不要误解。所以直至今日仍然看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子。如果将我们的大学比作国企，我以为它仍然要走完自1978年后国企改革的路子，如果做一个”简单”界定，可能目前也就是处于80年代初“简政放权”的路子。因为中国人口红利和经济快速发展使近20年来大学太好过了，以至于我们忘却了“忧患”：生源枯竭的时候到了，大学该怎么办？现在高校最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学生（90%以上？）没有专业选择权，茫然中渐渐迷失理想与追求”，而（一些）老师则在“安乐”中一点点死去。这是大学综合改革最应该打破的。我想若给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权利面扩大到40%，则一定程度可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和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对“部分所谓的专业和大学教师”也会充分产生危机感，通过反向机制不得不逼迫大学“综合改革”。记住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型社会，实际不会造成所谓的“高级人才”大量下岗，这些人实际上可充实管理岗位，进而激活行政改革。事实上若真有下岗，也是优胜略汰，最后逐渐结合“放开和多次高考”政策，可见世界一流大学之雏影。作者的观点：没有学生作为主体（积极）参与的大学综合改革，其前途是堪忧的。; 1632 次阅读|1 个评论

我国城市在数量上会以10-20万人的中小城市为主体: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4-2-23 17:46; 实际上，10-20万应该是我国未来城实规模的基本形态。因为谁也无法阻止县城长大目前全国有2000多个独立的县（县级市，区，旗），县的人口规模大体在20万—100万，以50万左右为众数。目前看来，县域人口的20%-30%可能集中在县城，因此以县域为基础，未来10-20万的中小城市在数量必然是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因为其数量上至少在1000个以上。目前看来，以都市区（1000-3000平方公里，也就是一个县的平均规模或者局面的基本通勤圈）范围内城市化人口计算，300万以上人口特大城市总数应该会有20几个，主要是省会城市和传统的大区中心城市，总人口在2亿左右。 100万-300万的特大城市，大概会有100个，也有2亿以上的人口，大体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地级市。剩下的200个左右地级行政中心以及比较大的县级市，人口规模大约为50-100万的大城市和20-50万的中等城市，总数会在300余个，总人口也有1到2亿。剩余独立的县城（或相当于县城的镇）中可能有1000多个左右人口在10到20万，总人口或许也有2亿，以上合计大约有7-8亿，构成了我国城市化人口的主体。西部还有几百个县的规模较小，县城人口也不会太多，只有几万人、甚至几千人。全国农村有四万个乡镇，有一定规模的乡镇政府驻地或非驻地的较大农村集镇大约有2到3万个，镇中心区和与其连接的村视为镇区人口，每个镇区人口大约在5000左右，加上上述不太大的县城驻地所在的镇，这可能又要有将近2亿人口。以上城镇化区域总人口约9-10亿，而我国未来均衡人口规模在12亿左右，城镇化将基本完成; 个人分类: 人口与城市化|3011 次阅读|3 个评论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离不开人的主体性: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3-11-4 17:54; 价值在哲学上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即满足主体需求的能力。离开了作为主体的人，作为客体的生态系统也不会有价值。否则，按照某些评估，没有人类干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 个人分类: 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2872 次阅读|2 个评论

当代中国的产业生态 ——技术理性的视角（一）: 热度 5 lvnaiji 2013-10-8 08:04; 吕乃基学术界提出“技术理性”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自西方社会逐步进入后现代之时，各路后现代思潮即纷纷经由批判技术理性来阐述自己的立场。随着改革开放，各种学术思潮一起涌入中国，技术理性甫一引入便成为学界批判的对象。本文无意陷入关于技术理性的褒贬之争，而是要阐明一点，技术理性是特定语境，也就是18、19世纪西欧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中国不具备这样的语境，因而学术界所批判的实际上是中国不存在的技术理性。由于缺乏技术理性的限定，当代中国的产业生态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全文分三部分上载。一、技术理性提出的语境；二、博弈，技术理性的要义；三、中国语境下的技术理性。原文：技术理性在中国——一种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东北大学学报》2011，6。请引用者注明出处。一、技术理性提出的语境技术理性提出的语境，其一是科学技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表明科学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范围和深度；其二是初生的市场经济。“初生”之意，一方面是摆脱僧侣和王公贵族等形形色色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变化，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摆脱传统社会，不论是血缘宗法还是强权，不论来自教会还是世俗，对社会资源，在当时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和控制，去除来自市场外权力等的干涉，搬开一切障碍，扫除束缚，让所有资源自由流动，主体自由选择。到了亚当 • 斯密的时代，摆脱了束缚的个体，终于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独立自主地展开与自然的博弈。另一方面，西欧社会还没有发展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没有长出“看得见的手”。一方面是从零开始，另一方面是还没有从零迈出一步。因而此时的市场经济如同“理想气体”一般，只由得“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上下其手。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二者都涉及博弈。前者表明人与自然博弈的广度和深度；后者的要义是，市场的重复博弈，以及博弈规则的有限和相对稳定。工业革命较易达到，如果不是如英国这样的内生，也可以引进，且各国差异不大，市场中的博弈却会有很大障碍并千差万别。正是18至19世纪西欧社会在较为广泛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一致和稳定的博弈，才可能培育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反过来说，正是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以及科学理性的共同作用下，才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社会，才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这一特殊的语境，是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的前提，也是学界提出技术理性的前提。韦伯和马尔库塞等提出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具有以下根本特点：其一，蕴涵了人的本性：以最小代价或成本获得最大收益，这就是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也就是亚当 •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与自然界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一致。技术理性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其二，将“经济人假设”限定于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顾名思义，意在使用工具，主要旨在应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特点在于，自然对于各色人等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参见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成为技术理性之所以成立的基础。其三，这样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延伸到围绕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将后二者建立于前者的基础之上。上述三方面——人与自然、人际，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一致和延续，构成了类似于自然界那样客观的研究对象，这是技术理性之所以在实际上存在，在认识上得以被韦伯等人所抽象的前提。;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5682 次阅读|12 个评论

如何看待技术创新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 热度 3 伊彤 2013-8-21 14:21; 当前面临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应当是一个解决体制内系统失效的变革过程，其首要前提在于，必须更加深入地理解技术创新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 1. 企业应主导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全过程长期以来，通过大学办企业、企业建院所、院所转企业等手段促进产学研合作，效果一直不够理想，所谓的“高校院所出成果，企业负责成果转化”的链条实际上并未构建成功。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对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认识始终不够深入和透彻。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效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活动的需求主体、投入主体、活动主体及成果应用主体，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阶段主攻什么技术、何时转化、怎样转化等应该是企业自己的事，只有企业真正主导了整个技术创新全过程，技术创新才能少走弯路，取得市场成功的可能性才最大，创新效率才最高。不管是由政府主导的产学研合作，还是由高校院所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如果不符合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让企业为了争取政府项目而“被产学研合作”，或者被动接纳、费力转化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效果从来都是差强人意。企业的立足点应是培育和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而不应依赖政府的保护政策。因此，必须尽快形成鼓励以企业为主导提出科研方向、筛选主攻技术、寻求合作伙伴、开展后续开发、评价最终成果的有效机制，从根本上扭转以往由政府主导产学研合作的错误倾向。 2. 高校、科研院所并非唯一的知识技术源泉由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研发能力还很有限，当出现依靠自身研发团队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时，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主动向本领域具备较高研究水平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寻求支援，通过联合开发、委托开发、专家聘用等多种方式，提炼技术需求，明确创新方向，实现技术瓶颈的突破。因此，可以说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技术支撑或技术补充。但这并不等于高校院所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唯一源泉，甚至可以代替企业的研发活动。这是因为，首先，高校院所与企业的考评体系完全不同，做科研需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而企业最终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市场认可程度。对于产业化而言，“高”、“新”并不是最重要的，能用、低成本才是关键。第二，不同类型的项目研究其承担主体应有所不同，甚至于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主体应发生相应的转移，由科研机构一包到底的现象只能证明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着缺陷，是扬短避长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实际上，大部分高校院所缺乏工业生产中必须的工程、工艺和机械制造能力，也没有必要花重金建立工业过程需要的大型设备。第三，优秀的专家学者并非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企业家，教授创办企业的成功率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高。高校的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不能期望教师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同时，还担任向企业传播适宜性技术的责任。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科学家应以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主，专注于新原理、新技术的研发，并通过合理的机制与企业进行及时交流，针对企业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提供技术服务。政府可以倡导和鼓励高校院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但“高校、院所→企业”并不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唯一和最主要路径，更应包括企业自行研发和转化、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转化、企业主动寻求和选择承接高校院所成果并进行转化等多种方式和路径。将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简单归因于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失公平，要求教师、科学家直接推动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并不符合高校院所的职能定位，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弥补产业核心技术的欠缺。只有形成企业整合最新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机制，才能切实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3. 政府科技管理必须遵循技术创新内在规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需要的是一个“该出手时才出手”的政府管理者。在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市场一定可以比政府更好地组织生产，更快地促进科技创新，政府不应直接参与，更不应企图代替市场。即使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干预也应十分慎重。实际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靠政府直接支持和给予优惠政策等外在方式是难以持续的，自主创新政策必须注重对企业内生创新动力的刺激，将外生政策内化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使企业创新行为成为一种能动、自主的、利益驱动下的市场行为。同时，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对科技成果的评价、技术真伪的辨别、市场前景的预测等，都是成果持有者与成果接受者容易产生分歧的关键所在，政府政策和法律难以全面涵盖和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又如，成果中试环节往往涉及企业技术秘密，政府不便过多介入。政府只能在企业创业阶段进行扶持，以后必须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来决定技术发展方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一方面应从目前广泛参与科技创新中逐渐淡出，从直接支持企业转向为企业优化技术创新环境、分担创新风险，实现从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另一方面，还应努力实现从研发管理到创新管理的转变，按照创新活动的内在规律，有机整合参与创新系统行为的多种主体和多种要素资源，形成机制性的分工与合作、社会化的创新氛围和千军万马参与创新的局面。为此，政府一是要完善统筹机制，加强创新活动各要素、各环节之间的协调互动；二是要强化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三是要着眼长效机制，建立和完善鼓励企业创新的稳定支持方式和投融资机制，营造创新氛围等；四是要提高管理绩效，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政府在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产业领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特点和需求，避免政策“一刀切”。; 个人分类: 科技工作|2709 次阅读|4 个评论

[自我精选]人类才是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的主体！: 热度 4 jiangjinsong 2013-6-30 20:07; 关于恶狗伤人事件的讨论中，许多朋友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他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在此悲惨事件中，藏獒本身是无辜的，没有什么错，错的是藏獒的主人，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只有他们才应该承担相关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许多人认为应该处死那条藏獒。我认为这是缺乏理智的态度，无法得到一种理性的辩护。这种态度，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可以理解，很不应该发生在科学家身上。可见广大中国科学家对相关动物伦理学理解还是不够。藏獒这种动物本来就不该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而应该生活在西藏那种地方。养狗的人把它养在城市中，今天发生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当然令人痛心，即使没有这种悲剧，从动物福利的角度也是很不合适的。有关方面的监管很成问题。许多小老百姓，养一条狗，仅仅因为付不起高额的年费就会被抄走，最后处死。而这样凶猛，极有可能对人身构成伤害的动物，却任其随便饲养，严重失职，应该下台。这条藏獒生活在这种地方也是受害者。它的福利和权利也受到了伤害。这种悲剧令人痛心，但是，对于这条动物来说，它没有道德反省能力，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即使它造成了严重人身伤害乃至于夺走了人的宝贵生命，我们也不能说藏獒犯罪，甚至不能有意义地说它做错事了，如何“惩罚”它？虐待这条藏獒是错误的，而且这样做，不仅不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放过了真正的罪人，误导我们忘掉了问题的根源。如果一个精神病人不幸杀害了一个公民，我相信有理智的人不会说精神病人犯了杀人罪，不会要求判处这位本身也很不幸的病人死刑的。因为，很简单，这位病人已经不是一个具有法律和道德责任的行为主体了。但是，他仍然是我们必须保护其人权的公民。我们哪个理智健全的人如果杀害了他，仍然是犯了杀人罪的，仍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的。这个道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应该是会明白的。延伸阅读：藏獒是无辜的！有責任的人應該受到處罰！关于恶狗伤人答客问; 个人分类: 敬畏自然|3324 次阅读|17 个评论

内需，不仅是经济: 热度 11 lvnaiji 2013-1-13 19:40; 吕乃基摘要：从外需到内需，需要做的不仅是经济，关键是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其影响所及也不仅是 GDP 。内需拉动，投资填空，关注外需。以内需为中心，三驾马车重启。这是在转向市场经济后，在市场经济框架内的一次重大乃至根本性的转向，必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内需，是国内目前炙手可热的关键词。金融危机后，中国陡然失去拉动 GDP 近 2/3 的外需，为此，国家一下子拿出 4 万亿、各省市拿出 18 万亿救市。然而强心针不可持续。上上下下逐步认识到，必须转向内需，由内需拉动。目前对“内需”的理解主要限于经济层面，至多扩展到民生。实际上，内需涉及到方方面面，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前景和中国社会的走向。由外需到内需，看似一字之差，实则重逾千钧。一、消费者主体内需拉动，首先要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这里的主体地位不仅在市场，而且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消费者不仅在市场是上帝，而且在社会中也是上帝；不仅面对企业和商家是主体，而且面对国家和政府而言也是主体。这两个“主体地位”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二者之间，后者更基本，更重要。只有确立起消费者在国家和政府心目中的主体地位，才可能有消费者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经济地位，是消费者主体地位的基础。仅就内需的“拉动”而言，消费者“买得起”是起码的条件。所以在经济上，首要的条件就是保证消费者有足够的收入。改变多年来“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观念，藏富于民。这本身就颠覆了“大河”与“小河”的位置，赋予“小河”以更大的权重。近年来，居民的收入跑不赢 GDP ，大河小河倒挂，说明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次，“小河”的水源是否稳定持续。目前，在消费者的收入中，基本工资收入的比例偏低。也就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基本和稳定的劳动收入偏低，而相对不确定的“绩效”，以及例如在高校中的奖项、课题费、特殊津贴之类的收入，在个人总收入中的比重过大，已经不只是作为锦上添花的奖项，而是成为某种初次分配之外的二次分配。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所谓长期前景，大致就是“旱涝保收”的基本工资，乃至退休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持续。如果某年收入的增加是临时性的，朝不保夕，那么，所增加的相当部分就会存入银行。简言之，消费多少主要视基本工资而定。再次，即使基本工资增加了，也未必全拿出来消费。生病、对社会、家庭和自身未来的预期，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善等，都将影响由倾向到行动的转变。央行以准备金调控金融和经济，其实，家家户户人人都有“准备金”。兔子不吃窝边草，“窝边草”就是准备金。有备无患，在必要时随时可以“出手”，这就是所谓“流动偏好”。人们的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越增加，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越大。这就进一步提示，为扩大内需，在消费主体中有必要作进一步分析：东部还是西部，城市还是农村，高端还是中下层。显然，为了扩大一般日用品的消费，在现阶段应主要提高西部、农村，以及中下层的收入水平。对于这些群体来说，在相对低工资的水平上，增加的每一个铜板几乎（至少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雪中送炭，都会马上拿出去消费。因为个体对财富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那么超出个人消费能力的财富，就会变成了 “ 凭空消失的财富 ” ， “ 拥有者 ” 用不着， “ 其它人 ” 用不到。对于一个确定的群体及其所拥有的资源来说， “ 凭空消失的财富 ” ，如果是生活资料，会直接危及到除拥有者之外人的生存；如果是生产资料，则会同时阻碍 “ 生存 ” 与 “ 发展 ” 。除了经济实力，随着人的需求沿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提升，是否拥有足够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也成为一项重要因素，这一点对于旅游业等的影响更大。“我想去桂林”这首歌唱出了这一点。当公司要求加班，富士康的员工请求加班，很多文化产业也就失去了需求。政府为此也有举措，如出台带薪休假，只是屡屡得不到落实而形同虚设。另外的举措是围绕各种日子设置的或长或短的假，且不说其中煞费苦心的意识形态，在全国一致的假日中，例如选择登华山，凌晨排队坐缆车去看日出，最后是日落时分上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假期只得无奈地选择放弃消费，“宅”在家中。当下，与时间有关的还有一种特殊的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方式：突击消费。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以及只能进行某些特定的消费。这倒是与当代中国另一个专有名词“双规”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规定的消费。由此产生的扭曲的消费只会把经济“拉向”歧途。其中的问题依然是消费者缺乏主体地位，不能自主消费。经济实力，只是内需最基本的条件，在此之上，就是消费者权益。眼下发生的种种商家违规，对消费者的坑蒙拐骗，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没有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有关，未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一些场合，政府甚至与商家站在一起对付消费者。试想，消费者处于如此弱势地位，除非事关生计或万不得已，甚至只能在“饿死”和“毒死”之间作“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又如何会去消费？不要说实际的消费行为，恐怕连消费倾向也降低到冰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一条便是安全保障权。安全，仅仅高于生存需求，属于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如果连最基本的需求都得不到保障，还奢谈什么“内需拉动”？再以知情权为例。遗憾的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消费者总是“不明真相”，而商家和厂方或者有关部门，以及“专家”们说出来的“真相”，又与消费者的感受有天壤之别。自主选择权，其前提是，要有足够丰富的商品。如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又何从选择？面对垄断，消费者无从选择。对于水电煤气等则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保障消费者面对唯一的供应商时所应有的权重。政府有必要切实转变角色，由前一段时期偏向厂方和商家，转为消费者撑腰。还有一个隐蔽然而十分重要的问题，政府官员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是消费者，为何没有如普通消费者那样感同身受，在食品安全等侵犯消费者权益上没有切肤之痛？就在于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发生如普通消费者那样的消费。其一，三公消费覆盖了政府官员作为普通个人相当部分的消费，如餐饮、旅游，包括出国。其二，送礼。一句“工资基本不用”就说明了问题。其三，还有各式程度不一的“特供”。在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之时，有必要提升消费者自身的主体意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培育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千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没有“消费者”，计划经济配给制同样没有消费者，只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 1992 年后，消费者的角色才逐步清晰起来。一方面社会没有给予消费者应有地位，另一方面，消费者自身也未必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只有在理直气壮和实实在在的一次次维权中，才能逐步确立消费者自身的主体地位。消费者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还在于其消费的质量和水平能否起到正确的“拉动”的作用。奢侈品消费、盲目消费，还有攀比和超前（次贷危机的缘由之一）消费等等，不仅浪费资源和造成污染，而且误导生产，把产业和经济发展“拉向”歧途。内需拉动，需要提倡合理消费，提倡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以提升消费的水准。总之，从外需到内需，需要做的不仅是经济。二、立足本国，引领中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从外需到内需，影响所及不仅是 GDP 。当三驾马车之一，外需对 GDP 的贡献达到 2/3 时，相应地外需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影响也达到“ 2/3 ”（在定性的意义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不是一个正常和完整的社会。 2/3 的生产力要素被锁定于世界工厂，锁定于微笑曲线的谷底，一头不必创新，另一头无需品牌。有限的创新，或者与内需脱节，或者服务于跨国公司和外需。一旦内需拉动，被锁定于世界工厂的生产力要素得以解套和重组，构建基于内需的完整的产业链必然沿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一头呼唤创新，另一头建设中国的品牌。这才是中国企业的崛起之路。这样的创新与内需结合，符合国情，让科技的发展更紧密与中国社会的真实需求相结合。如所知，外需的拉动，由于产业配套、人才，交通便利，以及政府效率等因素，更多是拉动东部和城市，东西部和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转为内需拉动，主要是提高西部和农村，再加上城镇化，这样的发展方向和举措都将缩小及弥合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再者，内需拉动将有助于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成为世界工厂，未必是工业化现代化正在推进，在相当程度上（这里还可以说， 2/3 ）可能只是意味着本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在一次讲话自豪地宣称，资本主义最大的成就可能在于：将工作从程式化、无聊，变为一种变化、刺激、挑战、解决问题、探索甚至是发现。资本主义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在外部是因为他们把“程式化和无聊”的工作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后者所做的则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马克思）。不仅如此，中国的商品还时时遭遇反倾销等制裁。更重要的是选择权。美国等拥有知识产权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随意选择，而后者往往非他莫属，彼此间恶性竞争。表现在中国国内，就是各省各地之间在外商面前竞相压价，开出更优厚的条件，结果是“挤出”民企和劳方的生存空间。 21 世纪的世界，依然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内需拉动，意味着国家的自主发展，摆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依附地位，以我为主，重构全球产业链。鉴于在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在作类似的努力，因而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这就更加强了转向内需的紧迫性。内需拉动也为践行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新的可能。当中国以满足外需为主，以廉价商品供应发达国家，消耗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源，把大部分污染留在中国，企业主不思进取（没有微笑曲线的两端），劳动者“四低一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以及高劳工淘汰率）之时，科学发展观也就难以得到实践和落实。转向内需，得以回过头来反思“外需”之路，不再走廉价、掠夺性使用资源和不顾生态环境的老路，走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提升的新路。内需拉动，将为践行科学发展观开辟新的途径。最后，然而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内需，将深化改革开放。数千年来官本位的强大惯性到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或许唯有上世纪文革中的群众斗干部和五七干校，以及 90 年代短暂的“下海”稍稍有所改变。官本位在这两个正相对的时期发生消退，而且是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值得玩味，有待深究。百年来中国官本位有所消退的三个片段）在某种意义上，消费者主体可以说等同于“民”为主体，于是，内需拉动，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也就构成又一次对官本位的冲击。这一次的冲击有三层含义，执政为民，民生拉动，以及让官员自己站到消费者一边来。一旦官员正常消费，那么就不仅是“支持消费者维权”，而且就是自己在维权，维自己的权。当官员在维护自己的消费权之时，也就是在改革官员所拥有的行政权。同时，一旦官员成为普通的消费者，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干群之间的隔膜甚至对立。转为内需拉动，原来不起眼的国内市场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弊病，以及种种不完善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倍增而凸显出来，当前的突出问题可以说就是诚信缺失。这就需要政府把相当大的精力转向完善市场机制，政府的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当代中国的改革，说到底是权力性质的改革，从适应于计划经济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权力首先是法治。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底线，首先是制定市场经济的规则，监督执行，以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和透明。其次，削高填低，调节收入，维持社会的基本公平。第三，覆盖市场经济所达不到的领域，提供公共品（生态、环保、基础科学、公共设施等）。外需旺盛，民生即边缘化。最后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如治安、控制通货膨胀和紧缩、控制失业率，以维持社会稳定。改革和现代化，最终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消费者的主体地位、维权意识，以及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的提高，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三、内需拉动，三驾马车重启实际上，上世纪 8 、 90 年代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主要就是内需拉动，当时没有多大外需，投资的规模也不大。对于内需拉动的重要性和三驾马车关系的认识基本上停留于模糊的混沌状态。本世纪来，一方面外需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钱越来越多，投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而内需则日渐萎缩。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内需在三驾马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时机。可以认为，这是对于内需及三驾马车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本文讨论内需拉动，并非意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仅内需即可，内需、外需，以及投资，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只是要重新认识和设定三者的关系，把内需放在首位，不仅是份量的大小主次，而且在于引领和统辖。外需和投资，都围绕和服务于内需。转向内需，并非全然否定在外需拉动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更不是排除外需对中国的贡献，诸如资本和先进技术、管理制度和理念的输入等；而是在于重新审视这些年的发展道路，认清楚外需应纳入内需的轨道上来。中国不应再把外需定位于提供低端廉价商品（还有稀土），而是旨在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例如承接发达国家的知识流程外包，接受高端外需的拉动，以及遵循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简言之，外需，不是锁定，更不是锁定于低端，而是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理念来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内需。在转向内需之时，始终坚持开放，总有一只眼睛盯着发达国家，盯着科技和产业的前沿。投资拉动同样必不可少。然而投资也要围绕内需展开，而不是仅仅为了 GDP 。金融危机后的 4 万亿救市，以及各地随后 18 万亿跟进，虽说有应急之需，但毕竟没有转到内需的轨道上来。随着转向以内需为中心，投资就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例如投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以适应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提升，投向三产和文化产业，投向民生、医疗，投向西部地区，以及投向多年来“欠债”之处（如京津等地的排水系统）。投资，投向内需空白之处。内需拉动，投资填空，关注外需。以内需为中心，三驾马车重启。这是在转向市场经济后，在市场经济框架内的一次重大乃至根本性的转向，必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文发表在：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2 ， 5 ， 96-99 ， 125 。此处有删节。; 个人分类: 经济|5814 次阅读|33 个评论

“语言腐败”杂论: 热度 43 lvnaiji 2012-6-29 09:14; 吕乃基近日，兰州大学周振肖老师给我留言： zhoumo01 吕老师，今天在凤凰大讲堂看到张维迎教授讲的语言腐败的问题，第一次看到这个概念，感觉启发特别大，里面涉及了很多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问题。比如说语言腐败会导致人的逻辑分析能力下降等等。从讲座里面看，张维迎教授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语言腐败的。我想，其实在科学和哲学的领域，也存在类似语言腐败的事情，就是自己积淀不够，想不清楚。我想吕老师很可能对这个概念会感兴趣，推荐您有时间看一下。更希望您就您的理解，写一篇博文，给大家一些启发。这是讲座的链接： http://phtv.ifeng.com/program/sjdjt/detail_2012_06/11/15198876_0.shtml 感谢周老师提供的信息。张维迎教授的讲座确实视角独特，而且与我所涉及的知识论也有交叉之处。此文谈不上“给大家的启发”，只是对我的启发吧。核心问题大概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Knowledge is power, 以前“ power ”都是译为“力量”，现在成了“权力”。在当代社会，似乎后者更为贴近现实。所谓“语言腐败”，简单说，就是能指有意背离所指，或者说，名不副实。无疑，能指与所指永远不可能合一。这里既有不可避免的认识上的缺陷，也有有意为之。后者即“语言腐败”。一、语言腐败的类型其一，在基本上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概念之下贩卖私货。“ 没有人敢于公开地对这些善的，描述善的好的行为呢进行直接的这种抵制，所以他又变相的用语言腐败呢来抵制它。 ” 罗兰夫人的名言是，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中国的阶级斗争年代有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的情况是，形形色色的事项，例如放在“科学”的限定词之下，也就有了合法性甚至耀眼的光环。在形式逻辑中，概念需有明确的外延和内涵。此类语言腐败的特点是，扩大原有概念的“外延”。与此同时，原来清晰的内涵也就变得混浊不清。其二，反过来，缩小外延。在一些普遍适用的概念如市场经济等的前面加限定词，如“某某”特色、阶级、主义，等等，使之嵌入于特定语境之中。于是本来属于特定语境的特殊性便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具有了普适的光辉。譬如张维迎教授所举的“ 有资产阶级民主，有无产阶级民主 ”。看似外延缩小，实则因嵌入于特殊语境而塞进了私货，其目的是以特殊性来抗衡普遍性。其三，外延不确定。如果说上两点主要是当代所为，那么这一点确实是中国数千年的特色：道可道，非常道。要的就是说不清楚。托福考试要掌握数万词汇，而中文掌握区区数千词汇，大致就能在中国社会上“混”，靠的是一词多义，譬如说，风月，江湖，意义之广之模糊，你懂吗？还有中国人念念不忘，也是张艺谋顶礼膜拜的“天下”。既然外延不确定，那么内涵就随意而为。如果评选当代中国最不确定的词汇，名列前茅的当属“有关部门”和“原则上”。前者，是如此捉摸不定，“ 像雾像雨又像凤 ”；后者，再配上“解释权归……”，即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矩”，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实用主义，是“随心所欲没有矩”。其四，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其典型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没有信息量。博主日前发的博文“ 新编2013 年语文高考题 ”涉及这一类型。二、张维迎教授分析了语言腐败的后果，此处博主再综合自己的观点。首先，语言腐败若不加以制止，具有自我生长的机制，或者说，自催化。“ 一旦说了第一次谎，就要用 100 个谎言来圆它 ”，乃至形成一张“谎言之网”。然而不论编织，最后必然是“ 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其次，失去做人的底线。“ 100 个谎言都能说出来的孩子以后什么坏事都敢干 ”。“ 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他的思想的纯净，从而宣传他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所以简单的说语言腐败可能是最大的道德堕落 ”。 80 年代初大学的政治课教室时有这样的故事。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学生打断说，老师，你说的这些，你自己相信吗？第三，在人际之间难以正常交流。“ 文件越来越厚，但是里面包含的信息量是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开某一次会以后，有什么文件，然后又组织好多人去辅导它，按道理说一般有文字读书的人，有知识的人呢都应该能明白。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因为这里边包含着好多的这种词汇，它与它本身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与此相关呢，就是说语言腐败呢它会导致的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者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的退化 ”。博主在“ 壮丽的死胡同？ ”、“ 空洞自足，没完没了—— 列维－布留尔述及中国古代思维方式 ”，以及“ 新编2013 年语文高考题 ”，涉及到这样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及其后果。第四，假作真来真亦假。“ 当你这个语言腐败严重的时候，所有的明的规则大家都知道，那已经是废纸，只是说给一个人听的。譬如说，袁世凯的儿子给他订的那张只有他一个人看的那张报纸。所以我们实际的行为呢一定是按照潜规则来做的，纸上说的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它不代表真实要做的东西，反过来说真实想做的东西呢，我们并不在纸上说。 ” 当谎话说上一千遍时，即真假难辨。不要说受众，造假者本人也不辨真伪。问题还在于，谎言真的会说上一千遍？谎言没有原则。当用一百句谎言来“圆”第一句谎言之时，当每句谎言都是出于实用主义，都有林林总总之“特色”之时，社会就会变得“ 高度不可预测 ”。要命的是，还有受众对难辨真假之言的形形色色的误解、误读，例如首套房贷 7 折…… 一句话，语言腐败的后果是全社会的停滞、堕落，分崩离析，以及（包括陈安博士在内都）难以预料和应对的风险。三、既然如此，为何会发生语言腐败？ “ 制造语言腐败的人，他一定是有目的的，否则的话他不会制造语言腐败，这种目的可能是为了权力，也可能是为了利益。”这里的“利益”包括安全或自我保护。记不起自己在孩提时期的第一句谎言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在外部的压力或诱惑之下，为了私人的利益。为了得到或者不损失什么，为了确立自己的某种形象，等等。真话，其背后也有利益，不过是全人类的利益。不会有谁因说了真话而独自获利，相反，在不正常的社会，说真话的个人往往还要为此付出代价。真话因其真而无需权力的维系，以其迟早会被接受的姿态蔓延至全世界。真话在揭穿谎言的同时，也就打破了由谎言维系的权力。反之，谎言因其假而需要权力的支撑。权力对谎言的维系，其一是压制真话。正因为此，才有多少革命志士，为讲真话而“抛头颅洒鲜血”；其二是以权力推行谎言，制造语言腐败。“ 每一种腐败的语言，你看它是都有一种很强势的力量在背后。 ”“ 要树一种主流的文化的时候，不是通过自然的形成，而是通过强权去树立这种主流的文化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语言腐败。 ”在另一侧，面对强悍的权力，个人“ 第一要保护自己，第二是为了获得对他个人来说最大的利益 ”，于是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卷入语言腐败，推波助澜，终于使语言腐败“蔚然成风，推向全国去”。在上述意义上，本文，也或多或少存在语言腐败。权力维系谎言，谎言则为权力辩护，论证权力的合法性。从当年希特勒“雅利安人种”的叫嚣，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无不说明这一点。当代中国，重建诚信，从反对和清除语言腐败做起。参见：文明的冲突，还是知识的冲突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0335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6327 什么是非嵌入编码知识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6138 博主稍迟会上载对 17 世纪西欧知识之争的文章，以供参考。;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8577 次阅读|44 个评论

创新: caoman 2010-8-16 10:11; 创新已成为社会公知的词语，若多问一句：创新一词最早是谁提出的？什么意思？还真的难说清楚。创新的起源。创新一词源于经济界，并发展成国家创新系统和部门创新体系，至今已近百年。早在 1912 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Josep A. Schumpeter) 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于 1987 年英国经济学家科里斯托弗弗里曼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于 1997 年 Franco Malerba 提出部门创新体系，创新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拓宽和丰富。创新的定义。给创新一个更明确具体的定义至今没有达成，最早的定义是：所谓创新就是对现存生产要素组合进行创造性的破坏 ,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新组合。标准定义要有内涵和外延，显然二者均需要进一步明确，如创造性和新组合指的是什么？创新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系统（有正反馈回路）？创新的障碍是什么（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起点和结果是什么（研发投入是创新的基础和起始点，市场化收益是创新的最终目准）？创新的内涵。创新的内涵在不断丰富中，包括产品的研发到市场全过程与各关联主体及外部环境间的相互关系，主要理论有 2 个：线性创新过程模型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始于研究开发活动，序贯经过设计、制造和营销等阶段，最终实现研究成果的商品化；链状创新过程模型理论认为，在创新主体内部的各个环节之间以及创新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反馈，各种活动主体之间能否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创新的主体。若将社会分成政府、企业、公众三个方面的话，政府是创新的推动者、企业是执行者、公众是需求者。不同阶段创新的侧重点有别：起初，以产品创新为主，创新活动的重点放在增加研究开发的资源投入，政策作用对象以大型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为主。后来，以能力创新为主，发现市场需求在许多场合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创新政策的重点放在促进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各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创新的分类。分类方法有多种，依据创新概念可分成：广义创新包括产品、流程、组织、管理、市场创新等多方面的内容，狭义创新指技术创新；依据创新环节可分成：观念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前提，政策创新包括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技术创新包括产品、服务和工艺，管理创新包括所有权关系和规章制度；依据创新主体可分成：社会或国家创新、政府创新和企业创新；依据创新的层次可分：企业创新（微观）、产业创新（中观）和国家创新（宏观）等。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新，每个人都要参与创新，每个人都能为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兴旺发达贡献应尽的一份力量。; 个人分类: 社会学|3166 次阅读|1 个评论

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真（一）: h123xq 2010-6-22 09:47; 人们常说，现实总是很残酷。其实知道现实比现实本身更残酷。正如鲁迅在《呐喊》中所言，第一个发现所在的铁屋出不去的人最恐怖。对所有的人而言，混混噩噩地过日子最幸福。反而是越清醒得人越痛苦。所以才有人把哲学称为是寻找痛苦的学问。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的动物，其实他只是在描述哲学家。大部分人只是在等待死亡。自从古希腊开始认识你自己的呐喊之后,人们从未中断过对真的求索，不论是在黑暗的中世纪，还是辉煌的启蒙时代，在人类思想史中，真是一个永恒却又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当下生活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归功于此。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界完成了对真的科学追问。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当诸多思想者围绕科学何以为真，如何为真展开讨论的时候，我的思绪却跳到了另一个世界。在我看来，对真的思考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一方面，用科学的标准来验证科学的真是一个自我循环、自我指涉的非法论证。另一方面，用否定科学的思路来否定科学的真又缺乏现实的支撑。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到最初的起点。在古希腊时期，人们通过论辩来裁决真与假。宁愿相信（语言）文字也不相信眼睛，创造了所谓的逻格斯精神。近代以来，经验科学的崛起，让人们开始怀疑的历程。但是如果仅仅将认识的历史归结于观念的冒险又似乎过于简单化。认识问题即指向自我，又指向他人。关乎人类的命运，决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从笛卡尔的缸中之脑，到胡塞尔的纯粹直观，再到罗蒂的自然之镜，费耶尔本德的怎么都行，一路走来，真的命运崎岖坎坷。; 个人分类: 哲学片断|3359 次阅读|1 个评论

不仅仅是看笑话！: llgkyy 2010-5-23 00:22; Already for decades, a classic joke is circulating among Lacanians to exemplify the key role of the Others knowledge: a man who believes himself to be a grain of seed is taken to the mental institution where the doctors do their best to finally convince him that he is not a grain but a man; however, when he is cured (convinced that he is not a grain of seed but a man) and allowed to leave the hospital, he immediately comes back very trembling of scare - there is a chicken outside the door and that he is afraid that it would eat him. Dear fellow, says his doctor,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you are not a grain of seed but a man. Of course I know that, replies the patient, but does the chicken know it? Therein resides the true stake of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it is not enough to convince the patient about the unconscious truth of his symptoms, the Unconscious itself must be brought to assume this truth.; 个人分类: 未分类|4276 次阅读|0 个评论

生命究竟是什么(转贴): sheep021 2009-4-19 15:18; 生命究竟是什么 ——兼论生物物理观邵开峰杨瑞芳蔡绍皙邹开峰：重庆大学97级细胞流交学博士研究生杨瑞劳：教授博导蔡绍皙：教授博导重大生物工程研究院院长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生命是什么”？所有这些疑问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探索生命的动然而，只有在近代经过几次科技革命，奠定了以物理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体系后，人类才有可能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有所认识。在取得对无机世界的一些理解后，一些物理学家开始了解释生命的尝试。1943年，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Schrodinger，1887—1961）在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发表了题为《生命是什么》的演讲，这位波动力学理论的创始人以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理论解释生命的本质，以“非同期性晶体”、“负熵”、“密码”传递、“量子跃进”或突变等概念来说明有机体的物质结构、生命活动的维持和延续、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等生命现象，他“力图把介于生物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基本概念向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讲清楚”。这次演讲直接启发了50年代克立克（Crick）和沃森（Watson）提出DNA的“双螺旋模型”，促进了1961年雅各布（F。jacob）和莫诺（J。Monod）提出的基因调控的操纵子学说，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基础。同时，这次演讲也影响了一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进人生物学领域，以物理学和化学的思辩方法去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生物物理学科，忽如一夜梨花，突然盛开，其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到生物学的所有问题，在本世纪中期取得许多憾世的成就，这一切都增强了以解释一切为己任的物理学家企图使用数理逻辑方法统一理解生命的信心。然而，物理观解释不了生命！一、理论的低层次是物理观解释生命的困难从物理学原理上看，物理思想和生命现象相悖。生命是不断进化的，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却认为事物变化趋向热力学的平衡；生命的运动总是有着某种目的性，也就是说现在的运动方向是被将来的某种结果所规定的，而物理学则认为运动方向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尽管薛定谔提出“负熵”的概念来解释物理原理和生物现象的不相容，但问题是：“负熵”是怎么一回事？从认识对象上看，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常是永恒的、固定的简单性事物。在人们研究物质的特性时，物质结构（或体系）中事物的联系往往较为直观，还原论和决定论在解决这类“周期性晶体”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而生命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环境下的有机复杂性事物，其复杂性有三个特点：其一在复制生物结构的过程中，存在指令和控制，并由此呈现出生长性和自主性，其二是生物具有无双性，这导致不同层次，不同类群，甚至不同个体生物的复杂性，其三是生物复杂程度的超巨性，从分子-细胞-组织一器官一个体的每一个层次本身都包含着复杂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而层次之间又嵌含—厂人们无法想像的普遍联系。所以，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只能研究自然界中的一些简单事物”：“物理学家对于他的主题必须极其严格的加以限制，他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的经验领域内最简单的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能及的”。这些话尽管说得比较偏激，但我们认真地从哲学思想、逻辑———演绎和实践操作上仔细审视生物研究对象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位天才的物理巨子说的并非不负责任。生命现象的运动是整体的行为，远非组成部件性质量的叠加所能锚述。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看，现代科学不是一个对生命体进行实践的有效工具。首先，解释生命，必须正视遗传物质的起源问题，必须从实验上证明生命来自于无机界。这意味着在实验室用无机离子合成生命。然而，生命的进化由于是一个历史的、随机的、唯一的过程。它的产生和演化是在无数次突变的条件下选择了唯一快捷的途径发生的。以人类的有限生命和历史是否能进行这样的循环验证操作呢？一个简单的推销员问题，即正确确定出推销员访问100个城市的最短引程可能需速度最快的计算帆花费数十亿年才能完成，何况人类的进化？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很难想象如此璀璨奇妙的生命世界能从柑锅和曲颈瓶中获得”。其次，研究生命结构的现代科学也已到了尽头。过去物理学在生物学的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因为认识客体在当时的结构层次上符合现代科技所能达到的认知能力，而当物理手段、思路所能辐射的范围渐渐完备后，当人们对生命运动的认识进入更深的层次，物理手段已无能为力了。测不准原理告诉人们，如果你要知道的结构越来越小，你就需要越来越大的设备，如果你需要知道越来越快的过程，你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能量，而物理手段在这个问题上差不多已达到极限了。所以，面对生命中大量的未知：信号转导，意识存储等高级运动方式，远非现代科学进行可测性分析所能胜任。最后，生命体中的一些特异现象常令现代科学陷入尴尬的境地，例如蛋白质的折叠问题，蛋白质正确的构象是其体现生命的基础。构成每一种生命体的蛋白质全部都由大量氨基酸组成的序列而形成，一旦氨基酸被接人正确的序列，蛋白质便立即迅速折叠成具有生物活性的唯一的三维结构。而用计算机寻找仅由100个氨基酸组成肽键的最终折叠形成，大约要花上10^127年的时间，这与“推销员问题”一样困难。再如人的贤与愚的问题被证明与遗传有关，然而，在可测的范围内，贤者和愚者的生理结构却是“相同”的。以上这些生命现象都与数学、物理和逻辑世界中的人类的认知能力相抵触。面对这些“悖论”，反思我们的思维，只能说，要么人类所积累的科学有缺陷，要么自然界本身是不完全的。而马克思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连结成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物质和运动状态的链条，其中没有任何一种物质和运动状态可以由“非物质”或“虚无”中产生，也没有任何一种物质和运动状态可以转化为“虚无”，在“消除了对造物主的最后一次回忆”后，提示了自然界是一致的、完备的。所以，以物理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面对生命的“悖论”，只能说明人类社会积累的现代科学有缺陷。二、人类认识的缺陷导致现代科学的缺陷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构建在：人类感官所感知的事实材料和由事实材料的启示而提出的基本公理（或假设）。这形成该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和解释起点，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东西。而一个理论体系的缺陷，常在于基本假设的谬误，基本假设的谬误又常起于对事实材料的东西“感知”（包括自然感知和借助仪器的辅助感知）的不确。这象牛顿力学中由于“感知”时间和空间是独立的，以此建立的“经典时空观”最终导致谬误一样，就是因为感知的错误。那么，以物理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对生命解释的矛盾，是否出自对生命感细有缺陷呢？让我们暂时抛开人类已积累的文明，从人类认细的原初分析：人类认知起于且仅起千感官系统、例如，当考察一棵树，正如薛定谔所言“在我的窗外有一棵树，但我并没有看到这棵树，这棵真正的客观的树通过一些巧妙的设置使它自身的映象投入我的意识之中，那就是我所知道的东西。如果你站在我旁边，树也设法把一个映象投入你的知觉，我看到的是我的树，你看到的是你的树，而客观的这棵树自身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与我们感官有关的这棵树的一些现象和联系。从这棵“树”的认识过程来看，主体对外界客观事物的反映存在三个天然缺陷：1、认识的局部性；I、认识的主观性；3、认识的独立性（主体感官不同，认识不同）。这些缺陷直接导致我们丢失了那些与‘‘感官’’无关的现象和联系，就好象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居住的先天盲人永远不能理解白天和黑夜，永远不能全面描述高山和平原一样。同时，我们用感官能感知的那一部分也不是真正的客观世界中的树的那一部分，而是“那一部分”经过感官“翻译”出来的“映象”，就象可见光被人的视觉系统翻译成“颜色”一样。尽管，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存在着普遍联系，同一事物人类不能感知的现象和联系与人类能感知的现象和联系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链，彼此作为原因都能在对方部分产生结果，以此提供了相互认识的途径。然而，对于人类认知来讲，一方面，可感知的部分作为原因在不可感知部分产生的结果由于不可感知而不可知；另一方面，不可感知的部分作为原因在可感知的部分产生的结果却形成了人类对其产生无法理解的事物或状态因而不可识（也许，蛋白质三维构象的折叠和对称破缺现象等就是不可识的例子）。这样，两方面的联系由于认识主体的“天然缺陷”而割断，不可感细的部分因此难以把握。进一步看，现代科学框架是建立在事物可感知的部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认为，事物的不同部分或层次存在质的不同：“企图用一个部分或层次的语言和理论来表达各个部分或层次的规律是不会成功的”。从根本上揭示现代科学的局限性，这也正是它在解释生命的“核心问题”与“异常现象”时的尴尬之因。三、生命究竟是什么如前所述，现代科学的局限性，是认识主体的认知缺陷造成的。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存在天然不完备性，当人类审视自己的时候，人类自身其实也变成了“我们窗外的那棵树”，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必然存在与感觉相对独立、客观存在的“盲区”。也应包括可被感知和不可感知两部分。因为没有看清这一点，伟大的牛顿穷其二十七年的时间研究上帝是否存在，著名的物理大师薛定谔则从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出发，认为生命是一个纯粹的原子集合系统，人不过是“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在控制着原子运动”的人，二人都陷入唯心论。而天才的爱因斯坦凭直觉认为：“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的精密性和逻辑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不是人类智力所及”而对生命的本质退避三舍。在认识到现代科学的逻辑体系不能全面解释生命后，同时代美国科学哲学家恩斯持。迈尔力求摆脱物理哲学的影响，他放弃对生命本质规律的追求，用“概念”和目的论对生命进行朴素的描述。以上这些，就是现代科学对生命的初步认识。那么，生命到底是什么？也只能从哲学上得到一个普遍的理解。生命，作为认识的客体，是自然界的一种客观存在，与一切客观存在一样，是自然界矛盾运动的产物，即“我”从自然中来；同时，生命作为认识的主体，是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主观世界里（客观自然界部分对主体的映射），不自觉的受到真实世界的约束而运动的“我”。 “我从哪里来”和“我是谁”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内涵。然而，由于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局限性，生命内涵的两个方面却永远无法完全沟通，这恐怕是“我”永生的遗憾。文献参考1）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2）徐京华，未来的物理学与生物学，《走向21世界的生物学》，华复出版社，1992。 3）局守仁，现代科学意义下的复杂性概念，大自然探索，1997（4）：103。 4）郭垒，解释生命的逻辑之路，大自然探索，199了（4）：113。 5）李建会，生物科学为当代哲学提供了什么，大自然探索，1996（3）：106。 6）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2），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个人分类: 时间空间|3042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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