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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耦合及其演变: 热度 7 lvnaiji 2016-7-8 08:11; 吕乃基科学的成果不仅用于解释自然，而且常常借鉴到社会领域。例如牛顿力学对于启蒙运动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不仅影响到19世纪的欧洲，而且波及遥远的中国。20世纪的“三论”与“新三论”更是如此，功能耦合与耗散结构理论是讨论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有效框架。一、功能耦合：经济、政治、文化一个稳定存在的社会一般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组成。经济提供社会物质支撑，如物质设施、税收或财政收入，提供人力资源，以及提供制度和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政治规定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如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民主或集权，人与人的关系如契约或伦理，以及规定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论证经济和政治子系统的合理性，以使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感到当下生存状况的安适和提高境遇的可能性；或是揭示某些不合理现象，提出建议，敦促经济和政治子系统调整。于是，在社会三大子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输出是另外两个系统的输入，而后者的输出又正好是该子系统的输入，三个子系统彼此之间形成功能耦合。下面以罗马共和国和中国封建社会为例加以说明。公元前3世纪至纪元前后的罗马共和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化富于活力。社会三大子系统之间形成良好的功能耦合。当时罗马共和国是自由民和奴隶共存的商品经济，这样的商品经济的输出是提供人力，自由民在平时从事经济活动，提供税收，支撑罗马社会的运行；战时则当兵打仗。商品经济还有助于形成民主的政体和个人本位。这样的商品经济的输入是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和对奴隶的控制，稳定的社会和对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的机制，以及充沛的硬通货和发达的交通。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是共和制，其输出是强大的罗马军团，战时打仗，保卫和扩大疆域、俘虏奴隶和镇压奴隶起义，以及掠夺硬通货，平时修建大道，以供军团调遣和经商；制定法律，保护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以维持社会各方面的正常运行。共和制政治的输入是稳定的兵源、税收、自由民的爱国热忱和对共和政体的参与精神。最后是文化。罗马共和国的文化是神人同形宗教和城邦爱国主义。这种文化的输入是繁荣发达的城市生活——在其背后是奴隶的劳动和税收，法律和军团对此的保护。正是这样繁荣发达的城市生活哺育了城邦爱国主义，养成了为共和国而战的尚武精神，养成了积极参与的精神。现在中国城市热衷于修建的“市民广场”，多半指望市民的参与而爱我某某。于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子系统彼此功能耦合，社会稳定运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对此提供了例证。虽然不同朝代会有所差别，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是自耕农和地主共存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输出是税收、人力——服兵役和服劳役，如开挖大运河、修建万里长城。小农经济再加上大规模的灌溉是中央集权的基础；小农经济也是儒家文化的温床。在这样的小农经济中，各个农户、村庄彼此间在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是无关的，自给自足，没有彼此间的功能耦合，因而必须靠大一统的强权、血缘关系和伦理来维系“凝聚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其输出是法律和军队，对外用于征战和卫国，对内用于镇压农民起义，遏制贵族化倾向和扫荡割据。封建统治的政令是重农抑商、重本轻末，以保护小农经济，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其输入是各种人力资源（劳力、兵役和各级考生）、税收和儒家文化的歌功颂德或诤言力谏。得到来自小农经济和封建统治的支撑，儒家文化的回报是，在政治上要忠君、维持统一反对分裂，在经济上要重义轻利，经商者十商九奸。要遏制对财富的追求，遏制自发的资本主义，提倡“融四岁，能让梨”以及“不患贫，患不均”等等。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处于功能耦合之中。这种功能耦合所形成的凝聚力的最大特点是，各个农户之间的惟一功能或许就是彼此制约，制止一切变化和个性，以维持稳定和一律，也就是“死水微澜”。此外，中国古代社会还有一项独特的措施——科举考试。在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中，科举考试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科举考试从社会底层选拔人才，从而一方面组织和引导人们的精力流向当局设置的道路而不再随意发泄，另一方面是给出路，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看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往往是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这一习见的事例从反面说明了科举考试的这一功能。抚今思昔，要是当年统治者也扩招，就不会有那么多农民起义了。其次，从社会底层选拔的人才一般与地主不属于同一阶层而属于另一阶层，统治集团就以刘墉等官僚阶层来对抗地主阶层。第三，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正统，应试者都得烂熟于胸。不论这些应试者的本意如何，由此即强化了儒家文化的地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二、功能耦合的演变 1 ．功能耦合的演变功能耦合并非万无一失，社会结构处于演变之中。还是以罗马共和国为例（主要见金观涛与刘青峰的著作）。由于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所以着眼点从那一个环节开始其结果是一样的。罗马共和国在运行历经300余年后发现，有资格当兵的自由民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是因为自由民在与奴隶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自由民去打仗就耽误农时，打胜了俘获更多的奴隶，就面临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奴隶主；打败了则一无所有。久而久之，自由民的少数成为奴隶主，多数破产，造成兵源枯竭。但总得有人来当兵，接下来就是马特乌斯的改革，变兵役制为募兵制，从无业游民中招募兵员。这一步又引发了日后的一系列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由自由民和奴隶主共存的商品经济演变为单一的奴隶制商品经济，政治也由共和演变为帝制。由无业游民构成的军队不再忠于共和国，而是忠于带领他们的将领，例如恺撒，甚至“忠于”钱财。同时，文化中的城邦爱国主义演变为泛城邦爱国主义，参与精神下降。自由、独立和民主让位于对权力的渴望、膜拜或顺从。罗马共和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演变为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中，军队和皇帝是一切的主宰。经济、政治和文化最终都归结为两极：失去制约、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或觊觎权力或顺从权力的另一极。顺便说，一些非洲拉美国家之所以政变频发，根本原因就是权力没有制约。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并未延续多长时间。随着分给得胜将士的土地、财富和奴隶越来越多，逐步形成大大小小的庄园，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关税，自给自足，于是商品经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庄园内的自然经济。随着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法律甚至军队，统一的罗马帝国不复存在。有财有势的人纷纷搬到庄园去管理他们的家业，繁荣发达的城市走向衰落。“雅典文明，亚历山大城的文明和罗马城的文明不可能在田野上继续存活，正是在城市社会的衰落中我们找到了政治崩溃和文化转变之间的关键性联系”。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兴起中可以进一步看到，城市对于文明的意义。想起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禁哑然失笑。中国，不知还有多少此类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例。除了罗马帝国社会内部的因素外，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期间，也受到所到之处文化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宗教的影响主要在以下方面：人们（主要是下层）感到今生今世无望，唯有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拉丁教会诸博士”之一圣安布罗斯说，“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于实现来世所怀的希望”。宣扬“普天之下皆兄弟”，于是不必爱国；“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也给他打”，所以不要尚武。对神秘主义的迷恋和盲目信仰导致理性衰退，到4世纪，愚昧已成为人们恭维的德行。“从市民神向拯救神的转移，从现世向来世的转移，构成了社会基调的深刻转变”。 2 ．演变的原因耦合起来的功能何以会发生演变？原因在于以下四方面：功能耦合的局限；功能异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以及环境的影响。首先，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把子系统的功能完全耦合起来，总有多余或缺少的部分。这些多余或缺少的部分在社会结构刚刚生成因而有很大空间时无足轻重，但正因为这些功能无法被耦合，因而久而久之就积淀下来，最终影响乃至破坏系统整体的运行。上述由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演变过程中，有资格当兵的人数减少，最终导致马特乌斯的改革即是一例。其次，任何功能，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必然也有负面作用，这就是功能异化。马特乌斯的改革解决了兵源问题，但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甚至罗马大道，享有“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美名，平时用于通商，战时调遣军队，也会发生异化。到罗马帝国末期，盗贼沿大道横行，外族沿大道入侵。平民百姓纷纷远离城市，远离大道，到庄园寻求庇护。这一点类似于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第三，社会结构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为了能正常有效的生活而构建起来的一个“桶”，一个框架，以容纳社会生活的日常运行。在一个社会结构形成之初，新的框架能够容纳丰富的社会生活，但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变迁和愈加丰富，慢慢地这个社会结构之桶就装满了。于是就会发生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桶的限制，社会生活本身冲突起来，例如罗马帝国末期频繁发生的政变；二是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冲突，要求拆除已经装满的桶，构建更大的桶，例如马特乌斯的改革。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社会生活是内容，社会结构只是形式。社会结构一旦构建起来，就相对稳定不变，而社会生活则日益丰富，不断更新。因而社会生活如同不断焚烧着的火，必将推动社会结构演变，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社会结构。最后，没有孤立的社会结构，任何社会结构都处于某种环境之中，必然受到环境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基督教传入引导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而外族入侵则给予这摇摇欲坠的帝国以最后的一击。 3 ．演变的阶段与类型社会结构的演变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社会结构之桶中出现越来越多无法耦合的功能，它们在社会中游荡，破坏社会的稳定。由此自然会联想起，当代中国又有多少功能在游荡？第二阶段，这些游荡着的功能彼此耦合起来，形成潜结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潜结构生成的标志。需要指出，这些潜结构未必都是“正能量”，譬如当前中国的利益集团。第三阶段，潜结构成为显结构，原有结构被取代。自然，在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无界线，特别在前两个阶段间常常会有交叉和重叠。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有以下类型：其一，长期停留于第一阶段，社会陷于动荡混乱之中。其典型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游荡的功能长期得不到耦合，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就是指这数百年。其二，突变。原有的结构不愿自行退出舞台，新结构推翻原有结构。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其三，渐变。原有的结构顺利平稳地让位于新结构，如由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甚至有时新结构就是在原有结构的呵护下诞生，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渐变的典型。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社会结构转型的第四种类型——超稳定结构。在一个朝代的末期，未被耦合的功能已经积淀到了极限。农民破产，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加深；地方上的贵族化倾向抬头，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官僚集团膨胀，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以及本来应起遏制作用的官僚反过来与地主同流合污，可以认为是古代的权钱合一，利益集团；再加上几个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于是或群雄割据，或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朝廷。问题在于推翻朝廷之后怎么办。无论是群雄还是起义领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按原有朝廷再搭一个新朝廷。新朝廷扫除了上一个朝代所积淀下来的功能，倒掉了社会结构之桶中的垃圾，生活重新开始。改朝换代，改掉的是朝和代，没换掉的是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是构建一个更大的桶以容纳新的丰富的生活，而是周而复始，形成所谓的超稳定结构，五千年如一日，直至近代为外力所打破。;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7662 次阅读|14 个评论

续：金融危机之“危”与“机”: 热度 1 lvnaiji 2009-4-20 22:04; 四、解构，还是继续被锁定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解构了维系了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所建立起来的全球产业链，瓦解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耦合关系。当美国人被金融危机逼迫着减少消费、开始储蓄时，当中国农民工因失业而被迫提前回家时，这样一种共生关系就开始调整了。这次金融危机将给世界，同时也给各国带来深远影响，同样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对外依存度在 GDP 的贡献达到 60 ％之时，外需突然抽身而走，建立于此基础上的近 2/3 的经济和社会的构架及其功能，不论是输入还是输出，一夜之间失去了耦合的对象。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果说美国所遭遇的主要是金融危机，那么波及到中国所引发的主要就是实体经济危机。通常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当前之机在于去美国抄底，无论是房地产、公司，还是金融人才；在于重建金融秩序，以及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如此等等。然而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危机之机在于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位置的反思，对于各项要素及其功能耦合与未被耦合状况的反思，重新考虑其合理与否，以及审视被锁定和被遮蔽的因素和路径。舆论认为，外部经济形势严峻，会对经济调整产生倒逼作用，从而为新一轮增长打开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整同样意味着机会。危机之机在于解构。国都证券研究所所长许维鸿在 1 月 16 日的一次讲演中表示：出口国家的过度生产，和美国的过度消费，让之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看起来比较平衡，但这种体系维持的时间越长，累积的风险就越大，万幸的是，金融危机来得早了，过度的风险提前被释放出来，这次之后，我们反而安全了。在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实体经济危机中，原有产业链上耦合的各种关系被破坏或瓦解，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就是得以解构。正是这样的解构，原来被锁定的一切得以释放出来，可能进入新的耦合，形成新的产业链，构建新的全球关系。金融危机通过三种渠道影响我国就业：一是国外需求下降，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导致企业破产或裁员；二是影响投资信心，导致就业岗位增长减缓。三是影响消费信心进而影响就业。由于订单减少，以制造为主的外向型企业陷于困境，若换位思考，就是为产业提升和创建自己的品牌提供了机会。其一，金融危机来临，有钱人会调低消费层级，原本打算购买法国、日本、德国品牌的就有可能转而购买中国品牌。这时候如果放弃一味的代工贴牌，抓住机遇推出自己的品牌，就会比较容易获得认可和接受。其二，抄底收购一些处于谷底的国际品牌，其三，以入股或控股的方式夺回中国品牌自己的话语权，定价权。广东省正在借机转型，在 2020 年前发展为中国重要的创新中心。国家发改委在年初宣布，未来三年将把约 100 家国家工程创新与研发中心集中到珠三角，创造 1000 亿元的产值。若是不再被廉价的订单牢牢锁定，真正的制造本身既包含着研发也包含着品牌。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 ( 虽然只是寓于制造中的研发 ) 和品牌实力 ( 虽然是 B2B 品牌 ) 的富士康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失业，将大量的培训和职业教育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将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理念、制度和格局。近日，人们关注农民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下降，问题不在于农民是否上得起大学或大学是否应该招更多的农民子女，在中国的现阶段，出路在于发展职业教育，培养蓝领工人，培育蓝领中产阶层。随着农民素质的提高，整个中国国民的素质也就得到了提升。成都市日前宣布向 15 万名失业市民每人发放 500 元就业培训券，让他们接受培训、提升就业技能。早在 2006 年，江苏省就曾经推行过类似的计划，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但每名农民只有 200 元的补助，效应不很明显。新加坡有两位教授建议，中央财政出资培训 1 亿农民工，提供人均 2000 元的培训补贴。这笔开支仅占 4 万亿财政扩张计划的 5% ，这是为全国提供公共物品。他们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农民工培训的一大机遇，在短期可以刺激经济、增进社会稳定，在长期可以提升劳动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而不仅是应急和舒缓外出务工返乡上升的压力。农民工在家乡创业，与乡土紧密结合，由此关系到所有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以及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再加上由城市化到城镇化一字之差的战略转变，中国的根本问题城乡二元社会有可能在此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站在这一视角来看，党的 17 届 3 中全会深谋远虑。只要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社会结构转型，那么再严重的金融危机也不在话下。有人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农民已经多次拯救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后城乡二元、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政府征地发展房地产。上述各项中，除了包产到户外，农民都是在不同意义上做出了奉献。现在是全社会帮助农民自救的时候了，最终，只有农民的自强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推进中国继续发展。中央和国务院 2009 年的一号文件明确了这一点。大量的资源从世界工厂中解放出来，可以投入到之前被遮蔽的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到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发展节能和环保技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可以得到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最近通过的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实施方案并为此投入 8500 亿元资金，就是沿着这一方向所迈出的一步。同时，随着污染的减少，不仅奥运会期间北京的上空，而且更广阔的国土，将重见久违的青山绿水。五、中国需要发展什么样的内需目前，中国正在两方面应对危机。一方面在原有道路上尽力减少损失。诸如出口退税、投资拉动等即属此类。房地产和业内人士对此实在有比业外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北京大学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冯科直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信贷紧缩政策直到 2008 年 9 月 15 日才反转， 9 月 15 日正是雷曼兄弟倒闭的日子。如果说美国当年是发动房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网络经济泡沫的话，中国则启动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来掩盖制造业碰到的麻烦。雷曼兄弟救了发展商。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暑平说。船大难掉头。农民工也要有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眼下已有二千万农民工返乡后不能回城，而社会依然稳定，这是农民工的一大贡献。温总理感谢农民工，并称此为中国劳动力的一个大的蓄水池。实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还必须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扶持中小企业。同样，扩大内需和现存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有关联。而这些制度性的改变和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则是长远战略。蓄水池的含义依然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素质没有改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张斌认为，仅靠财政刺激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揭示危之根源强约束下的弊病和遮蔽，改造权力，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中国就能化危为机。具体而言，当 60% 的外需抽身而走，最需要发展的自然是能填补这一空白的内需。这里关系到以下环节：其一，能否唤起市场，主要来自民间的需求。家电下乡，发放旅游等各种消费券，补贴购房购车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后顾之忧也能释放消费能力。其二，外向型企业的转向，由满足国外转向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其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政策制度。依然以温州为例。红蜻蜓鞋业的董事长钱金波感叹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温州商人 20 多岁创业； 30 多岁，开始经营前店后厂的营销系统、代销店，小有成就； 40 岁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外销商、生产商、 OEM 代工商；八年以后，国际市场收缩了，订单没有了，他已经快满 50 岁了，还能重新做回前店后厂吗？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已经干不动了。很多出口企业也试图转战国内市场，并不轻松，甚至苦不堪言。干吗见人要作揖，要送礼？这些企业已经不适应中国文化了。在国内做生意比做国际代工难得多，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际市场要高得多。政府的服务，在行政审批、金融支持等方面都做得不够。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就说，在远大， 6 个国际业务员做成的业务量等于 220 个国内业务员做的业务量。所以，很多商人宁愿做毛利低的出口生意。中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让做国内的生意与做出口生意一样容易，中国就进了一大步。由此可见，发展内需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制度层面，涉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改造。如所知，中国是一个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压力。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岁月，中国的实力迅速壮大， G2 、 Chimerica 之类的鼓噪之声不绝于耳。在外部压力减小之时，有可能减缓改革的步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转型中的企业（最终是个人）对自己合法权益的坚守，对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呼唤，就成为中国深入改革的自下而上的动力。由此，中国也就从一个外生型转轨为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孙立平将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与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大萧条进行类比，指出在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制度调整的必要性。在贫富差距悬殊、缺乏社会保障和信贷体系的情况下，过剩的生产能力与低下的消费能力之间不耦合必然引发经济危机。由此看来，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由美国金融危机所波及的实体经济危机，而且是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固有的坎儿，是二者的叠加。因而，应对金融危机，不仅考虑外部和一时的情况，不仅是经济，而且应顾及内部和长远的发展，顾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来自内部、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是中国最为迫切的内需。六、重建全球产业链某种程度上看，次贷危机是美国经济、金融，乃至世界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次贷危机通过出清风险要素，将起到再平衡各类市场的重要作用。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较之前阶段的有序（虽然非均衡），在一定程度上陷于某种混乱之中。各国之间争吵、指责，推诿责任。在金融危机的严冬考验中，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在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自由贸易在这场混战中则被人们远远地抛在了脑后。这种混乱局面正是原有的耦合被打破后，系统的功能如蜘蛛吐出的丝飘在空中没有着落。随着各国都做出相应的调整，新的全球化正在塑造之中。孙立平分析美国当年应对大萧条的措施，第一阶段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更重要的是第二阶段罗斯福新政，为美国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转变，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建立起社会保障和信贷体系，培育了蓝领中产阶层。近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是在这样的自组织中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将在去杠杆化和加强监管的过程中缩减信贷，增加储蓄，减少对外资的依赖，重建金融产业链。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在 2009 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从长远来讲，美国的消费结构将因为这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变化，进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继续，美国消费会继续走下坡路， 3-4 年之后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减少对能源的需求。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不会退回贸易保护主义，而是改变在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中的功能，改变其输入和输出。近日的一个案例就是，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关于经验证最终用户现场访问问题的换函》，美国商务部就此发表声明称，中美两国已经消除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不必要的障碍，在双边高技术贸易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温总理与欧洲多国达成的协议也说明这一点。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任后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废除布什政府禁止资助堕胎或者方便堕胎行为的海外组织，认为禁令破坏了发展中国家有效和安全推行自愿性家庭计划的努力，等等，这些不同于上届政府的措施也为构建新的全球化营造了较为适宜的氛围。美国的再次崛起，不可能择选金融业为主体的危机产业，低端消费品经济也不是美国爆发转型的救命点，需要造就一个超过二三十万亿美元价值的大产业作为美国经济结构的基轴和美国经济崛起的本钱。这个产业就是绿色能源产业。奥巴马新政府正在以此为突破口，近 8000 亿的救市方案中有一半以上涉及能源产业投资，如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提供短期退税。不仅应对金融危机，改变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且在世界上重新确立美国的核心地位。通过能源改造、转型，使得美国大幅减少中东、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依赖，较少依赖化石能源，进而实现国际秩序的重建，促使全球经济转型（请见笔者美国的救市方案一箭七星，中国的 4 万亿呢？）。除了能源产业外，在救市方案中，教育和医疗也居于重要地位，前者面向未来，后者注重民生；二者都着眼于人力资源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在应对金融进而经济危机压倒一切之时，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地位变得相对强大，对世界的影响增强；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或主义之争淡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外部压力变小，这就为中国转而集中考虑和解决自身的问题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时机。一旦深化社会结构转型即实现对权力的改造，调整发展道路和模式，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如同当年罗斯福对社会的改造，中国将更具活力，以一种新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在以往的技术和经济发展中，一招领先者往往就能制定游戏规则，进而招招领先。这次的金融危机同样将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在此过程中，率先转型成功者就有机会在全球产业结构中占据制高点。中国将不仅像过去那样接受国际惯例，而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参与建立新国际秩序。; 个人分类: 特别推荐|7066 次阅读|13 个评论

金融危机之“危”与“机””——全球产业链与功能耦合的视角: lvnaiji 2009-4-19 23:15; 全文约 13000 字（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 2009 年第 2 期，此处有所修改）。为方便阅读，分２ - ３次上载。其标题分别是：１ . 全球产业链， 2. 中国，什么被锁定， 3. 中国，什么被遮蔽， 4. 解构，还是继续被锁定 5. 中国需要发展什么样的内需， 6. 重建全球产业链由次贷危机肇始的金融危机仍在延续，并且沿着全球产业链不同程度和日渐深入地影响各国的实体经济。中国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应对危机。虽然原有的全球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仍将延续并依然还有其价值，但是如果把未来的宝押在这一路径上，就不仅会在危机中越陷越深，而且丧失解套以改弦更张的时机。金融危机之机在于促使各国反思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于原有全球产业链的解构，以及在于重建全球产业链乃至重建全球化。只有这样理解并把握金融危机之机，才能化解危机之危。一、全球产业链当前，全球化的一个标志是产业链的全球化。各国各地区（为简洁起见，下文述及各国，在一般情况下同时也指各地区）按其比较优势参与其间，承担其中一个或数个环节，在由此对全球产生影响之时，也在改变、规定着自身。 WTO 旨在制定产业链上各环节间基本的游戏规则，让各参与方在同一个规制下运行并交往，对各国产生实质影响的是在产业链上发生的关系。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深入到制度和观念层面，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包括美国，也包括中国。当前，全球产业链主要大致为以下类型：就产业整体而言，由一二三产共同构成，中东等国输出能源、美国输出粮食、澳大利亚输出矿砂等即构成了产业链整体的上游，接着是二产制造业和三产服务业；就某个产业而言，在当今高技术时代，表现为微笑曲线上的各个环节。此外，次贷危机引发了公众对金融产业链的关注。各个层次的产业链彼此间相互作用。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参与不同层次的产业链。例如，美国在高技术产业链上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中国在制造环节，为此，需要由中东和澳大利亚等国输入原油和矿砂，产品销往欧美，所积聚的外汇由全球金融产业链购买美国国债及金融衍生品又流入美国，如此等等。类似于自然界中的生态，各国按其在产业链上的不同位置也构成了某种生态，彼此间形成或强或弱的功能耦合关系。在一个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输出就是其他子系统的输入，而其他子系统的输出，又正好是该子系统的输入。各子系统的功能彼此间耦合。前些年颇有影响的小说《狼图腾》描绘了人与自然之间特定的联系方式，竞争与合作方式，以及在特定自然环境和条件下的生活样式。在各个要素间如游牧民族对于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如草原和狼的深深嵌入，这样的关系越是牢固，越是特异，对其中各方的束缚也越严格。人和狼的功能在发挥得淋漓尽致之时，彼此间以及对草原的依赖也就难以割舍。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头一个按钮是次贷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开发出一系列经杠杆化放大的衍生品，构成了紧随其后的多米诺骨牌。金融高管和购房者的贪婪之罪，以及监管失控之过不容抵赖。但是，这些牌，以及在牌的背后，有更深的历史背景，全球化的影响也清晰可见。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高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提升，整个世界市场在制造和消费阶段之外又增添了一个环节：创新和研发。同时，为让消费者知晓高技术产品的功能与使用，以及在西方社会走向后现代之际，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特别是情感的需要，销售服务环节得到了极大发展，品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形成微笑曲线的原由。在工业时代，制造在发达国家，消费在发展中国家，世界由生产和制造主导；在产业链如此拉长和变化之时，制造环节逐步由发达国家移到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消费则由发展中国家回到了发达国家。世界由创新和消费共同主导。由此可见，全球化中的国际分工是高技术和发达国家走向后现代的必然产物。各国根据其比较优势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一个或若干位置，彼此间即形成类似于《狼图腾》所描绘的生态关系。这样的生态关系因美国的低利率、低储蓄和超前消费，因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和庞大的就业队伍而得以定向强化。中国的巨额外汇由购买美国国债等回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某种意义的循环，维系了全球产业链。各国都按各自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在全球产业链中分担自己的角色，获取自己的利益。正如草原上的牧民、狼群和黄羊，在彼此环环相扣的耦合关系中，无所谓对错之分。或者如同博弈，各方手上拿的牌是给定的，各自努力取得局部和整体，眼前和长远的最佳效果。然而，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将其子系统的全部功能完全耦合起来，不能耦合的功能就会积淀，功能还会发生异化，系统也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系统必然发生演化。相对而言，草原上的狼、羊和牧民，他 / 它们的生理和社会结构及其在生态中的功能几乎完全一致，也就是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完全一致，因而彼此间的耦合相当稳定。然而，上述全球化的耦合却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而且类似于回旋加速器，在全球的循环中愈演愈烈。有人把这样的全球化概括为一句话：中国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和个人消费，客观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哈佛大学金融史学家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创造了一个词，称这种关系为 Chimerica 。而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称之为经济上的恐怖均衡，即每一方都握有足以摧毁对方经济的武器，中国的储蓄和美国的消费。格林斯潘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基本上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的结果。这类似于金融危机的外因说，中国的有关部门已批驳了这一说法。外部因素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实际上，金融危机及其所波及的实体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在于各国内部的诸要素与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功能之间，或者说，一国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之间未能耦合。二、中国，什么被锁定处于如此这般的生态关系中，被如此强烈和牢固的锁定，由此必然会对一国的内部产生深刻影响。即使在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例如美国，其产业结构、消费方式、就业环境和金融政策等都被锁定并定向强化。由次贷肇始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就是在美国特定环境中的定向强化。这种定向强化一旦走到极端，随后发生的必然是泡沫的破裂，蝴蝶的翅膀最终在全世界掀起风暴。 1978 年中国开始了现代史上蔚为壮观的社会转型之路，其标志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与开放紧密相关。本世纪以来，中国开放的力度更大，反过来对改革的影响也就越大。其一是 2001 年加入 WTO 对中国的影响，对此已有大量论述，在实际上的影响也已经在这些年比较充分显示出来。其二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虽然主要是作为世界工厂，但由此对改革产生远为巨大的影响，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说， WTO 规定了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游戏规则，那么在全球产业链上所承担的功能就是各国的手上所握有的牌。无疑，牌的好坏较之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对于各国具有基础的作用；或者说，规则是上层建筑，而牌则是经济基础。如果说，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并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主导地位，在外部的约束之下依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那么在全球产业链中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外部环境的强约束更为严厉。固然，中国由此也分得一杯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工业化，管理水平提高，接受先进理念，以及解决农民工就业等；然而其中的诸多弊端正在日渐暴露出来。从根本上说，在这种强约束中，中国被锁定了相对落后的格局，锁定了被支配的地位，并且被固化及不可持续，不可能长期执行作为全球产业链之世界工厂的功能。依然以《狼图腾》为例。有人认为，《狼图腾》所描绘的场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科学发展观。然而，小说的主人翁每天总有苏武牧羊那种孤独苍凉，陈阵常常觉得自己老了，很老了，比苏武还要老。千万年的草原一点都没变，人还在原始游牧，还在与狼争食，争得那样残酷，那样难分胜负。如果那天在草原晨雾中，手持节杖的苏武，或是披着兽皮的猿人向他走来，他都不会吃惊。狼剥夺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强迫人与之彼此嵌入，与狼共舞，与狼为伍，牧民被锁定了落后。相反，未被锁定的民族倒有可能发展起来。中国被锁定之落后主要体现于在整个产业结构中以二产为主，体现于在由高技术推进的产业链上位于没有多少技术和知识含量的低价值环节，再加上在金融产业链上位于击鼓传花的末尾甚至最后一环。处于这样的地位，世界工厂中的工人也就被锁定了四低一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以及高劳工淘汰率。他们的知识水平难以提高以适应产业结构的提升，生活水准难以提高以扩大内需。他们既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似乎实现了劳动力的转移，又不享受城市的各项待遇，没有成为城里人。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被锁定的不仅是一代农民工城市呆不下去还可以回乡务农，而且是第二代：他们还回得去吗？既不具备相应的技能，而且在心灵上已经或多或少背离了农村。世界工厂掩盖并锁定了中国的二元社会，掩盖并锁定了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状况。与此同时，企业因用工成本的低廉而不思进取，不考虑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输出，更不投资技术创新；再者，满足于贴牌生产也就不会有品牌意识。因而缺乏动力沿微笑曲线向两侧高端攀升，而是安于现状，躺在价值链的低端。锁定落后，而且锁定了被支配的地位。被支配体现于发达国家在上游拥有知识产权，在商品端处于检查者的有利位置，制定苛刻的质监和安全标准，即使在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环节，也既掌握技术标准，又占据道德的高位和话语权：经过长期博弈所形成的劳工标准，以及限制 CO2 的排放等。此外，还可以随时举起反倾销的大棒。世贸组织的统计披露，仅 2008 年上半年，全球就新增了 85 起、牵涉 16 个国家的反倾销案件，其中 50% 的目标都对准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居高临下的支配下，中国及其企业往往在各个环节疲于奔命。被支配的含义还在于，在全球产业链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依存双方的选择权不对等。拥有知识产权和全球品牌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是众多如中国、印度、南美各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争先恐后攀附的对象。这种情况缩小到国内，是各省面对外资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广交会上，外商往往后悔所签下的单子，因为接下来可能遇到更划算的。正如男女双方，一方声称非某某不嫁或不娶，而另一方却普遍撒网，重点捕鱼；那么双方的支配关系高下立判。锁定的状况还与投入到全球产业链的要素有关。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投入的要素主要是知识和资金，其特点是流动性强，随时可以方便地撤离或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入的则是土地、厂房和设备，甚至打下了作为地基的钢管？一旦风吹草动，外资轻而易举撤离，留下的是废弃的厂房和流水线，以及失业的员工。被锁定的要素转化为牢不可破的钢筋水泥，锁定的要素被固化、沉淀。此处还可以温州企业为例。之前，温州老板主打国内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大品牌拿着大额订单主动找代工企业，企业把自己的业务停下来，按照他们的设计做产品。红蜻蜓鞋业董事长钱金波说，毛利率虽低，可是利润总量很大，做代工不费劲。久而久之，温州商人逐渐放弃了后厂前店的老路，靠订单生存，日子过得不错，做起来也轻松。 2001 年左右完成了转型。中国很多企业已经被拴在国际商业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上，多数都是借用已经形成的网络。当危机来临时，不知所措。做世界流水线上的一环，远远比自己搭建一条流水线容易。中国商人开拓商路的能力在退化。耦合中的关系不对等，以及所锁定要素的流动性不同，负担较轻的一方若因各种原因撤出，中国就面临巨大的风险。过高对外依存度好比巨大堰塞湖，当国外发生经济增速下降或衰退之类溃坝事件时，国内总需求会面临更大冲击和威胁。当年春秋第一相管仲为拿下鲁梁二国，先令齐国老百姓全都穿上了丝制衣服 ( 服绨 ) ，齐国丝价大涨。管仲还特意对鲁梁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匹，给金三千斤。吸引得两国国君都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以赚取高利润，从而放弃了农业生产。一年后，管仲又不让百姓再穿绨，并不准卖粮食给他国。十个月后，鲁梁粮价高涨，人民饿馁相及，即使两国国君急令百姓返农，也为时已晚。齐国不费一兵一卒即令两国归顺。此即所谓管仲制鲁梁之谋。而今，齐国人已经不穿绨，堰塞湖已经溃堤。如果没有次贷及而后的衍生品，如果保持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在全球产业链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尚可维持。只需在一端保持创新的势头，另一端维护好品牌并加强其影响，即可长期攫取全球产业链上的大部分利益。不可持续的是中国。为了世界工厂的正常运转和扩建，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和能源，耕地日益减少，变成了厂房、仓库、道路，甚至高尔夫球场。中国为全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制造过程产生的污染却留在了中国。中国的这部分功能因没法耦合而积淀下来，日渐干扰系统的正常运行。数据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前，原材料和能源等要素已经大幅涨价，专家原来预计到来的时间是 2015 年，结果却早来了差不多十年。污染加重，已呈现出不可持续之势。中国本身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资源耗竭性模式不仅给本国的环境和资源带来了压力，更给世界资源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消耗的资源，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起来的总和还大。钢材消费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 30% 。水泥消耗超过世界水泥消耗量的 50% 以上。正是在上述不尽合理的开放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重。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比重从 1999 年 27% 上升到 2008 年 1 季度 64% 。无论对于中国自身还是世界，很难再承担下一个三十年如此的消耗。还有一个显而易见未能耦合的功能就是每年以农民工为主的春运。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旨在扭转这一势头。而科学发展观之所以难以落实和奏效，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受制于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处的特定位置的强约束。吴敬琏认为，必须注重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调整，这是标本兼治的方法，是根本出路。成为世界工厂，未必是工业化现代化正在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只是意味着本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只有当外资服务于国内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时，而不是反过来，才意味着外资为国民经济作出了更大的贡献。锁定的不仅是落后、被支配、固化，以及不可持续。更重要的是，十几年来被锁定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三、中国，什么被遮蔽遮蔽，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专用词汇。此处的含义是，任何个人或群体在作一种选择之时，也就遮蔽了另外的可能。在发展道路被定向强化之时，其他的可能性即被遮蔽。目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过 60% ，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引擎三驾马车 ( 即出口、消费和投资 ) 中的头马。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不仅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而且严重影响中国改革的路径，令人担忧的是，后者尚未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曾经认为，加入 WTO 后，由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所代表的市场经济规律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方式，推进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事实证明是过于乐观， WTO 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有限。其原因在于， WTO 只是规范了国家间、企业间在贸易中怎么做，但并未、也不可能制约在实际上做什么现在看来，做什么比怎么做影响更大。 WTO 更不可能制约政府对内的选择和行为。任何个体都会选择当下阻力最小的路径。为了迅速而便捷地解决就业，提高 GDP ，增强国力，籍 WTO 进一步为中国打开走向世界之门之际，中国选择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了迎合企业（主要是外向型）的需要，政府往往在资本与劳动力的博弈中偏向资本，在各种资本的博弈中偏向国资和外资，在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的关系上偏向投资。在如此的偏向之中，自然此消彼长。劳动力的权重偏低导致其生活水平和素质难以提高；偏向国资和外资，一是强化垄断，二是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而重投资轻消费，不仅不得不扩大对外依存度，增加国际风险，制约内需和内需拉动；而且必然强化权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承担两项重任，首先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调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核心是对由计划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权力的改造。其次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这两项任务密切相关，只有完成对权力的改造，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成果，又为对权力的改造提供更大的空间和动力。然而，当中国全面深入介入全球化，将自己的国土越来越多地建成世界工厂，越来越多的国民（其中大部分并未享受国民待遇）在世界工厂就业，越来越多的企业攀上全球产业链，以及 GDP 外贸在其中占越来越大比例在世界上的排名节节上升到破纪录的第三位时，社会结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还有上文已提及的二元社会、相对落后的劳动力素质、东西部差距、滞后的城市化等。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兴建厂房和道路，资源和能源投入生产外销商品；这些发展遮蔽了政府的本职工作：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如医院、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更为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世界工厂开足马力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之时，科学发展观难以落实，以人为本在一些场合几乎成为一句空话。社会结构转型既然被遮蔽，权力的改造也就放慢了脚步，甚至停滞不前。表现在权与钱的结合，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事例，以及中央和政府权力的扩张，致使所谓国进民退。上述问题与两个领域改革滞后有关。一是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改革相对滞后：税收超常增长，民生性支出比重增长相对滞后，具有提升储蓄率作用。二是近年垄断改革乏力，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准入限制，导致国有企业垄断利润超常增长和储蓄率过高。数据显示，近年国有企业利润七成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热力等四个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较多部门。凡此种种，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拜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被锁定的地位所赐。遮蔽进一步强化了锁定。有学者说，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如果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定向强化及其对发展道路的遮蔽具有很强的惯性。这一点在中央 4 万亿和随后各省 18 万亿人民币应对金融危机的决策，无论在程序还是内容上都有所体现。例如，出口减税显然依旧寄希望于原有的全球产业链，修建铁路的 2 万亿则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了外需，而购买美国国债则依然将中国绑定在由美国领衔的金融产业链上。在一定程度上，在原有路径上应对短期困难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有可能成为长期转型的障碍。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创新，长期的转型很难实现。选择往 GDP 增长的方向走，对于社会结构转型具有很强的抵制作用。在被锁定和遮蔽上，俄罗斯的境遇也具有借鉴意义。其一，类似于中国的农民工，俄国则是能源。普京上任之后，尽管确立了摆脱能源附庸的产业振兴计划，然而随着世纪初大牛市的到来，原油价格从 30 美元起步，狂飙至近 150 美元。在如此疯狂的能源牛市历程中，普京以及俄罗斯民众忘记了当年的新产业振兴规划，陶醉于能源美元的美好之中。然而，随着牛市的终结，这种美好注定是遗失的美好。时至今日，俄罗斯仍旧难以摆脱能源附庸的绰号。其二是集权。普京十年，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被国家并购，使得俄罗斯的产业急速垄断至少数大资本手上，结果是产业竞争不足。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早就证明，促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充分的市场竞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个人分类: 特别推荐|9012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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