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昨天下午在市中医院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五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交待。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慢性HBV携带者肝细胞内HBcAg分布状态及补肾法的干预效应。 1 2 3 4 5 6 7 论文摘要 背景和目的 众所周知，慢性HBV感染有四个阶段：免疫耐受期、免疫清除期、非活动复制期和再活动期。很多学者认为，慢性HBV感染四阶段与肝细胞内HBcAg分布状态密切相关，而肝细胞内HBcAg分布又与病情轻重、病毒载量、治疗应答相关联，并影响着慢乙肝的进程和转归。目前在临床上，人们依赖病理学家的知识和经验来判断HBcAg的表达和分布，然而，由于病理切片自身的问题和主观经验的限制，常常出现主观偏倚。而且，肝细胞内HBcAg分布临床意义的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基本达成共识，但进一步深入探讨，存在学术分歧的地方仍然很多。分析其原因，一是如上评价方法的客观性尚有不足，二是研究者采用的评价方法并不统一，三是病例选择差异较大。此外，从中医理论看，肝细胞内HBcAg分布与前人的“伏邪”学说能否汇通和结合？中医补肾法为主是否有一定的疗效？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有4个目的：①从理论上探讨肝细胞内HBcAg分布状态引入中医伏气温病学说的可能性；②设计和验证一种较为客观的，定量的肝细胞内HBcAg分布的分层评价方法；③探讨肝细胞内HBcAg不同分布状态的临床意义（各病毒学、免疫学指标以及肝脏病理在HBcAg不同分布状态的表达情况）；④探讨补肾法治疗对肝细胞内HBcAg不同分布状态及各病毒学、免疫学指标的影响。 研究方法 1. 资料来源：来自导师领衔主持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证候规律及中医药治疗方案研究” 中429例患者的病例资料。 2. 切片成像与图像处理：从深圳市中医院获取免疫组化染色切片，在第三人民医院病理科进行切片拍照，判断HBcAg阳染情况，并进行图像编号、标示。应用Image-Pro-Plus图像处理软件，在HIS 模式下，分别测出平均每个视野内的阳性细胞核个数、染色面积、平均光密度值，以及整个视野背景的平均光密度值。根据不同色度参数，可以得出阳性细胞浆HBcAg免疫组织化学阳性面积，亦可以分别计数HBcAg免疫组织化学阳性与阴性的细胞核。最后，分别获得HBcAg胞浆阳性面积和胞核阳性个数的数据。 3. 肝细胞内HBcAg分层评价方法：通过胞浆、胞核阳染率的计算公式，统计所有病例胞浆、胞核阳染率，待统计完毕，根据胞浆、胞核阳染率数据分布特点，定量划分HBcAg表达的不同层级，并探讨HBcAg分布与一般情况及病理学、病毒学、免疫学指标的关系，从而判断其临床意义。 4. 血清学指标检测：血清HBV DNA定量检测采用PCR ELISA全自动内标法（Roche公司COBAS AmpliprepTaqMan48系统），分别在治疗开始及第24周、52周各检测1次；血清乙肝标志物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采用Abott Laboratories ARCHITECT i2000sr系统化学发光免疫法进行检测；血清Th1/Th2型细胞因子；IL-2、 IL-4、IL-10、IFN-γ、TNF-α，采用ELISA方法检测。 5. “补肾法”疗效观察：“补肾法”是以补肾为主兼以健脾和清透的治疗方案。补肾健脾方由仙灵脾30g、菟丝子10g、杜仲15g、怀牛膝15g、枸杞子15g、黄芪15g、白术15g、茯苓15g、猪苓10g、枳壳10g、印度叶下珠15g、丹参20g、三七5g、郁金15g组成。补肾清透方由印度叶下珠30g、菟丝子10g、仙灵脾30g、女贞子15g、旱莲草15g、柴胡10g、白芍10g、枳实10g、桃仁10g、甘草5g、虎杖15g。均每日一剂，分两次服用。进行治疗组和对照组HBcAg分布情况及病毒学、免疫学、病理学指标的对照研究，以评价其疗效。 研究结果 1. 肝细胞内HBcAg分布特点及其临床意义 （1）429例患者HBcAg胞浆和胞核阳性分布：0-2.5% HBcAg胞浆阳性表达的患者病例数最多，随着胞浆阳性表达升高，病例数逐渐减少，高于40%的阳性表达以个例情况为主；0-2.5%胞核阳性表达的患者病例数最多，超过总体样本40%，2.5-5.0%阳性表达病例数明显降低。 （2）HBcAg胞浆与胞核分层情况：HBcAg胞浆阳染显示，胞浆HBcAg阳染率0.05% 设为0级，基本代表胞浆HBcAg表达阴性；0.05%＜胞浆阳染率＜5%设为1级，5%＜胞浆阳染率＜10%设为2级，10%＜胞浆阳染率＜20%设为3级，胞浆HBcAg阳染率20%以上者设为4级。HBcAg胞核阳染显示，胞核阳染率=0%设为0级，代表着细胞核HBcAg表达阴性；0%＜胞核阳染率＜2%设为1级，2%＜胞核阳染率＜10%设为2级，10%＜胞核阳染率＜20%设为3级，胞核阳染率＞20%设为4级。 （3）不同性别HBcAg分布表达：男性与女性无论在HBcAg胞浆还是胞核中表达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4）不同年龄段HBcAg分布表达：HBcAg胞核的表达主要集中于25-47岁，胞浆则集中在26-47岁。 （5）血清HBsAg在HBcAg胞浆、胞核分布中表达：血清HBsAg滴度在0级HBcAg胞浆分布明显高于3级、4级（ P 值分别为0.05，0.01），1级、2级滴度表达皆高于4级（ P 值分别为0.05，0.05）。它在0级HBcAg胞核分布明显低于1、2、3、4级（ P 值分别为0.05，0.001，0.001，0.001），1级的表达明显低于2、3、4级（ P 值分别为0.01，0.05，0.05）。 （6）血清HBeAg在HBcAg胞浆、胞核分布中表达：血清HBeAg滴度在1级、3级HBcAg胞浆分布明显高于4级，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分别为0.01，0.05）。它在0级HBcAg胞核分布明显低于1、2、3、4级（ P 值分别为0.001，0.001，0.001，0.001），1级中表达低于3级（ P 0.05）。 （7）血清HBV DNA在HBcAg胞浆、胞核分布中表达：血清HBV DNA载量在HBcAg胞浆分布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它在0级HBcAg胞核分布明显低于1、2、3、4级（ P 值分别为0.01，0.001，0.001，0.001），1级低于2、3、4级（ P 值分别为0.05，0.01，0.01）。 （8） IL-2在HBcAg胞浆、胞核分布中表达： IL-2在0级HBcAg胞浆分布明显高于1、2、3、4级（ P 值分别为0.001，0.001，0.001，0.001），1级高于2、4级（ P 值分别为0.001，0.01）。它在HBcAg胞核分布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9） IL-4在HBcAg胞浆、胞核分布中表达： IL-4在0级HBcAg胞浆分布明显低于1、2、3级（ P 值分别为0.05，0.01，0.001），1、2级皆低于3级，高于4级，有统计学意义（1级 P 值分别为0.001，0.01；2级 P 值分别为0.01，0.01），3级中表达高于4级（ P 0.001）。它在2级HBcAg胞核分布明显高于1、3级（ P 值分别为0.05，0.05）。 （10） IL-10在HBcAg胞浆、胞核分布中表达：IL-10在0、1级HBcAg胞浆分布皆高于3、4级，（0级 P 值0.001，0.05；1级 P 值0.001，0.01）2级低于1级，高于3级（ P 值分别为0.01，0.01）。它 果2.6 它它在0级HBcAg胞核分布低于1、4级（ P 值分别为0.01，0.05）。 （11）IFN-γ在HBcAg胞浆、胞核分布中表达：IFN-γ在0级HBcAg胞浆分布明显低于1、2、3、4级，（ P 值分别为0.01，0.01，0.01，0.001）2级低于4级（ P 0.05）。它在HBcAg胞核分布表达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12）TNF-α在HBcAg胞浆、胞核分布中表达：细胞因子TNF-α在0级HBcAg胞浆分布明显高于1、2、3、4级（ P 值分别为0.05，0.001，0.01，0.001），1级高于2、4级（ P 值分别为0.001，0.01），2级低于3级（ P 0.05）。它在0级HBcAg胞浆分布低于2、3级（ P 值分别为0.01，0.01），1级也低于2、3级（ P 0.05，0.01）。 （13）肝组织病理在HBcAg胞浆、胞核分布中表达：423例患者炎症活动度分级与胞浆HBcAg的分布率呈正相关，G0组患者HBcAg的分布率明显低于G1、G2和G3组（ P 0.01，0.001和0.01），G2组明显高于G1、G3组（均 P 0.05），但达到G2后有下降趋势，值得进一步验证。胞核HBcAg的分布率也以G2组明显高于其他各组（均 P 0.05）。肝纤维化分期在HBcAg胞浆、胞核中的表达率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2. “补肾法”治疗后HBcAg表达、病理学、病毒学、免疫学指标变化 （1）HBcAg胞浆、胞核阳染率变化：胞核阳染面积百分比均数下降了1.0006，但 P =0.5390.05，没有统计学意义；而胞浆阳染率百分比均数上升了5.2241， P =0.0020.01，治疗组治疗前后，以及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2）肝组织病理学表达：肝组织炎症分级、纤维化分期改善（ P 0.05），无统计学意义。 （3）HBsAg滴度的变化：80例患者HBsAg阳性滴度下降了21632.51IU/ml，且 P 0.05，有统计学意义；与93例安慰剂对照组治疗后相比，中药治疗组治疗后HBsAg阳性滴度下降了20689.3867 IU/ml，且 P 0.05，有统计学意义。 （4）HBeAg滴度的变化：HBeAg阳性表达水平下降了134.3548IU/ml， P 0.05，有统计学意义；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中药治疗组治疗后HBeAg阳性表达水平比对照组低115.0866IU/ml， P 0.05，有统计学意义。 （5）HBV DNA载量变化：HBV DNA指数下降了0.5638 log， P 0.05，说明DNA有所下降，且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安慰剂对照组治疗后相比，中药治疗组治疗后HBV DNA指数下降了0.483 log，且 P 0.05，有统计学意义。 （6）IL-2表达水平的变化：IL-2均数上升了22.5121 pg/ml， P 0.05，有统计学意义；与安慰剂对照组治疗后相比，中药治疗组治疗后IL-2上升了21.3036 pg/ml，且 P 0.05，有统计学意义。 （7） IL-4表达水平的变化：IL-4下降了42.5714 pg/ml， P 0.001，有统计学意义，与安慰剂对照组治疗后相比，中药治疗组治疗后IL-4下降了42.0477 pg/ml， P 0.01，有统计学意义。 （8）IL-10表达水平的变化：IL-10下降了1.7844 pg/ml，但没有统计学意义（ P 0.05），与安慰剂对照组治疗后相比，中药治疗组治疗后IL-10下降了0.962 pg/ml，无统计学意义。 （9）TNF-α表达水平的变化：TNF-α下降了15.3377pg/ml， P 0.05，有统计学意义；与安慰剂对照组治疗后相比，中药治疗组治疗后TNF-α下降了13.3355 pg/ml， P 0.05，有统计学意义。 （10）IFN-γ表达水平的变化：IFN-γ上升了1.1039 pg/ml， P 0.05，无统计学意义；与安慰剂对照组治疗后相比，中药治疗组治疗后IL-2上升了1.6257 pg/ml， P 0.05，无统计学意义。 结 论 1. 建立在肝细胞内HBcAg胞浆、胞核阳染分布数据基础上的量化分层评价，为探讨病毒学、免疫学、病理学指标与肝细胞内HBcAg不同分布状态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较为客观的方法。 2. 随着肝细胞内HBcAg分级的递增（胞浆、胞核阳染率的增高），HBsAg、HBeAg、HBV DNA、IL-10、TNF-α以在HBcAg胞核中的表达为主，免疫细胞因子IL-2、IL-4、IFN-γ则以在HBcAg胞浆中的表达为主。 3. “补肾法”可以通过上调IL-2，下调IL-4、IL-10 、TNF-α的表达水平，调整机体免疫状态，降低了血清HBsAg、HBeAg的滴度和HBV-DNA的载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慢性HBV携带者的免疫耐受状态，阻止了病毒对肝细胞的继续侵蚀，包括HBV DNA载量的降低。 4. 根据肝细胞内HBcAg胞浆阳染率与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呈正相关，胞核阳染率与HBV DNA载量呈正相关的定量分析，以及补肾法治疗后HBcAg胞浆阳染率上升的表现，符合伏邪“由里出表”的临床特点，说明肝细胞内HBcAg分布状态可以作为伏邪部位引入中医伏气温病理论。
中国博士毕业工作不好找，其实在北美博士毕业之后更难找，请读扭腰时报这篇文章。科学网不久前就国内国外博士待遇还有不少讨论， 一些人还不相信蒋继平博士的叙述。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全世界公开招聘，往往上百博士申请。助理教授并不是都能拿到终身教职的，有人一辈子做副教授，反复申请晋升正教授，反复被拒，退休时还是副教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30年出国留学超过200万，在海外做到正教授还不过1500人,那可不像国内有些大学发几篇SCI文章就直接为教授，博士毕业归国一二年就是教授。王天旭这样的人好高骛远，不做教授就不搬离大学校园。更有个别土鳖甚至土硕士、土讲师，还不知天高地厚，整天伸着舌头对海外教授与屈指可数几个海龟正教授评头品足，似乎统统不如他，大概他们从来不照镜子。 扭腰时报： 在美国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海外教育 REBECCA TUHUS-DUBROW 2013年12月07日 最近一个星期天下午，在曼哈顿上西城一家全食餐厅(Whole Foods)的长桌旁，一场月度会议如期举行。待所有人坐定后，组织者拿出一袋薯片放在桌子上，随即开始处理内部事务，比如募集捐款，但她并没有执意要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的处境不太好，”她说。 一位与会者回忆说，有一年她的年收入只有9000美元，日子过得很苦。“多年的贫困生活让我精疲力竭，”她说。她的邻座插话说：“阿门，我的姊妹。” 如果碰巧偷听到他们的谈话，或许你会惊讶万分地获悉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点：令人敬畏的学术造诣。围坐在桌子四周的，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学家、一位语言学家和十几位其他领域的学者。大多数人拥有博士学位，还有几位或即将完成，或中途放弃。所有人都在研究生院苦读多年，但要么是出于个人选择，要么是因为客观环境，几乎所有人都未获得他们孜孜以求的终身教授席位，一位获得教职的幸运儿也萌生退意。现在，一个名叫“多面手博士”(Versatile Ph.D.)，旨在支持博士生寻求非传统职业的团体让这些博士生齐聚一堂。 一轮自我介绍结束后，与会者三三两两地聚拢在一起，互相交流求职故事和技巧。一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研究古代宗教的32岁男士，身穿一件印有其雇主（一家财经网站）名称的T恤衫；他向一位即将完成论文的女物理学家宣扬这份工作的种种好处。目前在一家私立名校任教的历史学家，给一位最近获得美国研究学位的博士提供在哪里寻找招聘广告、如何包装自己的建议。这位毕业于2012年的年轻博士名叫亚当·卡皮塔尼奥(Adam Capitanio)，近三年来一直在美国东北部寻找学术性工作，他至少已经申请了60份工作，但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争取到。卡皮塔尼奥目前在一家学术性出版机构当助理编辑，正尝试着制定一项长期计划。“在获得这份工作前，我几乎快绝望了，”他说，“这份工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让我有时间弄清楚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事情。” 卡皮塔尼奥博士的经历绝非特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1年的一项调查，35%的博士学位获得者——43%的人文学科博士——在完成学业时没有签下就业意向书。有望走上追求终身教职这条路的博士预期不到一半。许多人自愿选择另一条路径，因为他们希望获得更高的薪水，更直接地接触世界，而这些东西似乎是撰写专著和终身教职委员会所不能给予的。 亚当·卡皮塔尼奥，密歇根大学美国研究专业博士。工作：博格翰图书公司助理编辑。卡皮塔尼奥博士读硕士时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研究，总共在研究生院学习了九年。他说：“读到一大半时，我才意识到就业市场有多惨淡。” Kirsten Luc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尽管博士毕业生数十年来一直面临类似的就业形势，但在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着把博士学位和令人满意的非学术性工作挂起钩来，甚至开始反思博士生教育的目的。“这个问题本身不那么新鲜，”研究生院理事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会长黛布拉·斯图尔特(Debra Stewart)说。“但我想说，出现现在这种反应肯定是前所未有的。” 除纽约以外，包括费城、芝加哥和洛杉矶在内的其他7个城市也组建了多面手博士小组。丰富的在线资源帮助博士们把他们的学术资历转化为个人履历，然后向非学术类雇主推销自己的技能。这些曾经的学者可以在 《学术复苏编年史》 (Chronicles of a Recovering Academic)和《前博士汇聚地》（Dr. Outta Here，需警惕淫秽内容）等博客上找到同道中人。 变革的精神甚至已经开始在象牙塔内部扎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去年春天举办了一个名为 “超越学术界” 的会议，邀请从咨询到生物技术等各类领域获得成功的博士发表主题演讲。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生中心也计划举办类似活动，该中心于今年2月份成立了一个 职业规划和专业发展办公室 。 在人文学科，这一问题尤为迫切。对于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博士生来说，产业界早已是一个可行的就业选择。但研究俄罗斯文学或中世纪历史的学生在其专业领域并没有多少显见的职业选项。甚至在大学校园内部，他们也经常面对各种质疑其专业意义的问题，更遑论校园以外了。 卡伦·尚顿，罗格斯大学哲学博士。职业：全美洲议会联合会分析员。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尚顿发现自己对从政的兴趣比谋求教职更大。 Matthew Stav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8月份， 学术交流研究所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题为《脱离束缚的人文学科：支持终身教职之外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研究》的 报告 。首席研究员卡蒂娜·罗杰斯(Katina Rogers)在这份报告中探讨了一个方兴未艾的概念——学术替代性职业(alt-ac)。这一术语及其Twitter话题标签已经获得广泛传播，除了受聘于政府机构的历史学家和博物馆馆长等非学术性工作之外，它还可以指代非教学岗位的校内工作，比如行政人员和图书管理员。 罗杰斯博士认为，学术替代性职业与其说是一个在哪里工作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如何工作的问题——“如何凭借最初让你产生读研冲动的那股求知欲，运用诸如研读文本、探究历史和书面论证这类与从事学术研究相同的技能，完成手头的任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称赞这个新词为通常悲观的替代性职业讨论注入了一股“正能量”。学术替代性职业风潮认为，非学术性工作并非万不得已的备用计划，而是双赢选择：博士生能够依凭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技能应对一切挑战，而不是继续蛰居在象牙塔之中。 卡伦·尚顿(Karen Shanton)曾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sity)探索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她目前就职于为议员提供超党派分析的 全美州议会联合会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给予她一份为期两年的研究员职位。该协会在2011年创建了一个公共研究员计划，以帮助人文和社会科学博士生进入非营利性和政府机构工作。 尚顿博士表示，博士教育经历“绝对”有益于她的工作，因为除了熟稔大脑运行机理知识之外，她还可以发挥自身的写作和思维技能。“这的确是一份非常棒的工作，因为它具有学术性工作的许多好处，”她说。但“政治类工作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她目前的工作重点包括拟定选民身份法律。 卡罗·于维安科，纽约大学理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博士。职业：创业。于维安科在攻读博士期间，建立了初创公司InSchool Apps，在学校孵化器的扶持下，他开发了一个用于解释路易斯电子式的应用软件，该应用已被下载4万次。 Michael Apple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虽然学术替代性职业的前景相对乐观，但一些心灰意冷的学术界难民欣然接受了他们所称的“后学术职业”身份。一家名为 “如何离开学术界”(How to Leave Academia) 的网站最近发布了一份 《后学术职业生涯宣言》 ，其基本取向是，“坚信目前的体制是有缺陷的、残忍的、不可持续的，因此不可能直接参与其中。”这种观点认为，博士项目使用虚假的承诺，引诱学生充当廉价劳动力，最初是助教，然后是收入微薄的副教授，而所谓的终身教职只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 “后学术职业生涯前景劝阻人们不要攻读研究生课程，”这份宣言的作者劳伦·怀特海德(Lauren Whitehead)和凯瑟琳·米勒(Kathleen Miller)如是写道。此外，米勒博士还以笔名“神经衰弱的劳伦”(Lauren Nervosa)和柯勒·贝尔（Currer Bell，这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曾使用过的笔名——译注）撰写了一篇博文《我憎恨我的后学术职业：当你无法获得完美的后学术职业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在文章中写道：“毕业，离开学术界，搬到一个新城市，开始一份新工作，然后憎恨它？嘘！让我告诉你——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个成功故事。”2012年完成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后，米勒博士无法获得一份学术性工作，她目前正准备创业，开展生涯培训事业。 在斯坦福大学，一些教授敏锐地意识到研究生院的开发潜力，但坚信它的价值。他们目前正尝试着鼓动有意义的变革。去年，该校六位教授撰写了一份引发热议的 白皮书 《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的未来》，建议重新设计课程，从而让人文学科博士为“学院内外各种有意义的，对于社会生产和个人都有益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同时建议减少攻读学位的时间——目前获取博士学位往往需要近十年光阴。 在这份白皮书的作者之一、德语教授拉塞尔·A·伯尔曼(Russell A. Berman)看来，承认这些切合实际的迫切需要是一种责任。“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一种智力事业，”他说，“但大多数参与者都处在一个他们也不得不做出职业选择的年龄。”他补充说，“学术性就业市场非常羸弱，以至于各个院系的教职员工根本就不可能一切如常地开展教学工作。” 但他并不认同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博士生太多了。“我认为，对于那些热衷于钻研某个主题的人来说，接受博士教育是有益的，”伯尔曼博士说，“我认为它也有益于社会。博士生能够以多种方式为社会做贡献。” 这些教授呼吁斯坦福大学资助各院系设计替代性职业准备计划，并缩短攻读学位的时间。人文与科学学院征集相关建议，但予以响应的院系寥寥无几。与此同时，一些新建立的项目开始帮助人文学科博士在硅谷和高中寻找工作。 其他院校也在酝酿一些举措。整体来说，这些举措或许会逐渐改变博士生的预期。 虽然 纽约大学理工学院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无需应对与人文学科博士项目同样惨烈的存亡问题，但他们也开始尝试拓宽其博士候选人的职业选择。在过去几年里，这所学院已启动了两个孵化器项目，第三个项目也即将开启。这些项目为博士生提供场地、法律服务和营销咨询以促进创业。负责研究和技术事务的副教务长库尔特·贝克尔(Kurt H. Becker)表示，“相较于职业生涯基本上已经明确的博士后或助理教授工作，”这是“一条让博士生拥有更多掌控权的职业路径。” 实践网络项目 (Praxis Network)由八所大学的“数字人文”倡议行动组成，主要侧重于研究生教育。该项目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合作、技术和项目管理技能，以帮助他们做好担当教授职位以外角色的准备。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 数字研究员计划 (Digital Fellows Program)的学生在第二学年，每星期需要花费15个小时参加一个选定的项目和相关活动。一位历史学家完成了一个名为“ 数据挖掘外交 ：对国务院外交政策文件的计算分析”的项目。研究员还设计网站，并面向其他学生组织系列研讨会，所有这一切都与传统的人文专业学习体验——独自一人在书籍成堆的房间里埋头苦学——大相径庭。 “我们的确打算通过这些实验重塑博士生教育，反思我们传授给学生的技能，”该项目负责人，英语教授马修·戈尔德(Matthew K. Gold)这样说。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伊桑·瓦特拉尔(Ethan Watrall)负责运营隶属于实践网络项目的文化遗产信息计划(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cs Initiative)。“我尝试着消除博士生因无法获取终身教职而背负的污名，”他说，“这并不重要——谁在乎呢？开开心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真正了不起的。” 他认为，研究生院的文化已经开始改变：“主要是因为对于改变，大家有着迫切的需求。” 不过，变革才刚刚开始。“学院是一艘大船，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调转方向，”他说。 丽贝卡·图赫斯-杜布罗(Rebecca Tuhus-Dubrow)为纽约时报书评和《Slate》等媒体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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