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ChinaAccess4EU 研讨会 自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比较关心欧盟国家的情况。今年11月1日应邀参加了在紫光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召开的题为ChinaAccess4EU的研讨会，其主题是关于“支持欧盟进入中国的研究与创新项目”（Supporting the EU to access to the Chinese research innovation programmes）。据我在清华工作的小朋友讲，这次的会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成功，因为他们没能请到中国的“腕儿”级官员。虽然这个研讨会是由欧盟赞助的，但重点就是清华大学和葡萄牙创新学会（SPI）的一家咨询公司在操办。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没有官员到场，这根本就不算是个什么会。欧洲人很讲实际，他们认为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门只开了很小的缝，理应开得更大些。我对这个题目是没有兴趣的兴趣，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能定夺的。 上午的话题就是向像我们惯常开会那样，上面有人讲，下面大家听，然后提问。以前也开过这样的研讨会，曾经请来科技部的某司长，欧盟国家的人对该司长很不客气，提了若干非常直接而尖锐的问题，让该司长很难堪。我想自然会是这样，首先，司长级的官员在北京大概不少，欧盟提出的诉求绝对不是科技部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其次，这种会又是面向企业的，那科技部就更难协调了。第三，我想司长这一级的官员恐怕更担心的是说错话而丢掉帽子。因此，科技部这回只派来了个处长，我看他讲完就走了，完全是应付一下而已。研讨会到了下午基本就没什么人了。我作为旁观者很希望了解欧盟国家为什么那么想进入中国的研究与创新项目，为什么又进不来。我下午参加了几个圆桌会议。这些圆桌也基本上是务虚的，例如，信息通讯技术；医疗和生物化学；纳米技术与新材料；清洁能源；技术转移。 这些话题都是漫无边际得大，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种会议上解决。我最感兴趣的是“技术转移”因此就重点参加了这个圆桌的讨论。发现他们担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害怕他们的知识产权（IPR）在华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对于企业而言，某知识产权恐怕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而言。在担心IPR遭到侵权的情况下，同时又抱怨中国在这方面的口子开得不大，因而陷入前怕狼，后怕虎的二难境地，使得欧盟国家的企业很难进入中国，当然也不乏成功的合作范例，但毕竟不是很多，或许有很多我不知道。其他各个圆桌似乎应该找到更加对口的单位去谈，因为这里来的都是些学者，他们对中国的企业了解不多。但他们希望了解，可是却又无法得到更准确的信息。给我的感觉是那次会议也就是浮皮潦草，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 二、 Mobility of European Researchers to China研讨会 昨天（12月7日）我又应邀参加了在欧盟驻京办事处召开的Mobility of European Researchers to China的China Links Meeting。这次的主题是关于如何调动欧盟国家研究者的积极性，让他们来中国找到相应的资助并进行相应的研究。我倒是认为，这次会议有点儿意思。欧盟国家也面临人才的流失的问题，他们培养的学生大都流向美国、日本甚至韩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现在他们发现，中国也是个不错的出路，而且可能未来还是不错的出路，只是他们以前没有认识到（known）。还有就是欧盟国家似乎也有一套他们的“潜规则”，就是年轻人在正式进入研究圈子之前，必须有个历练的过程，或是做博士后，或是做其他与研究相关的研究。当然那些出类拔萃者另当别论。这个“潜规则”，如果是的话，倒让我想起爱因斯坦对年轻人的忠告，大概是说，毕业之后不要急于到研究单位谋职，最好在其他地方做些工作，然后发现一下自我，看看是否是块做研究的料，最后决定是否献身科研事业。 俗话说，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次便请来一些远来的年轻和尚，让他们谈一下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这个Workshop分为三个session。第一个是关于鼓励更多的欧盟国家的研究人员来中国做研究。这当然主要是指，年轻人。其主旨有二个，其一是获得项目资助的动力：给力的的地方；吃力的难处；未来的趋势等。其二是让欧盟国家的研究团体了解中国：是缺乏信息还是没有机会。这个session来了二位中国的相关部门的人，一位来自国家留学基金委；一位是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向国外开放的政策以及研究经费的资助等具体细节，我看与会的年轻人都听得很来劲。另外二人则是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北京办事处主任Stefan Hase-Bergen，另一位是个女孩子，Kate Woodcock是Marie Curie Fellow，来北京大学做有关心理学研究。这些都是政策层面的东西，中国讲得更加宏观，而西方人则更加微观，尤其是Dr. Woodcock，讲的就是她个人的经历。 第二个session我认为对外国人有些益处。重点讲如何让欧洲的研究人员成功到融入到中国的研究环境。包括四个方面：一、研究系统的结构与运作方式的不同；二、欧洲与中国在研究优先性上的不同；三、在研究团队中所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四、与想要来中国的人的支持和个人事项等。这个session请来了三位成功者，一位中国女士，来自中国科学院纳米科技中心的纳米材料与纳米安全性的生物效应实验室；专门讲了这些年该实验室与国际同行的合作，这次研讨会上只有她采用了ppt来展示该实验室的研究活动。另一位是法-中粒子物理实验室法方主任Olivier Martineau-Huynh，此人年龄也不大，但对中国颇有了解，说如果你申请一个小的，很具体的课题的话，没人会理睬你。你必须申请一个大课题，组织庞大的班底，才能说服政府掏钱。我想他这种invent a big story的办法，的确说到了点子上。但话又说回来，就是有宏大叙事，果真能弄到钱吗？最后一位是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Andry Godfrey教授。我看他倒是顺风顺水，在中国搞科研还是比较滋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session的主持人David G. Evans在中国已经有15年的工作经历，虽然不能说他是中国通，但我想他一定属于外国专家局的贵宾。 最后一个session讲的内容是欧盟国家在中国继续进行研究人员的事业流向的问题。说白了，这个session讲的净是所谓的sad stories。也就是说，这些人希望在中国发展，却发现很困难。具体而言有二个方面，首先，打道回府或到其他地方去；其次，在中国克服困难并激励自己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先从年纪较大的Josef Reinhard Wählen讲，他现在供职于华为集团公关部，已做到集团的高级主管层，他就是几次转行找到了华为的，例如，最初是做研究，其次又到摩托罗拉任职，最后由于女儿来中国，才把他也带进来了。我觉得他就是面临曲折而不放弃的人之一。另外二位则不那么让人乐观，一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前博士后人员，Cedric Larricq，来自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AC），他觉得这清华的日子挺不好过，我就听他说骑车在清华转悠，我估计他要到其他地方去了。最后一位我深表同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便到了中国，现在供职于德国卡尔斯鲁尔Frauhofer系统与创新研究所，是位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目前在中国科学院政策所负责国际合作项目的管理。她的最大一个困惑就是非常难以融入中国的科研体制中，我觉得她说的是实话，我对她提了一个问题，问她能否举例说明她的最大困难，她就是说，有一年我带着丈夫和二个孩子来中国，大家对他们全家都客客气气，吃饭时也都到他们的桌旁坐坐，然后说，“嗨，好久不见你了，最近还好吗？”然后就把她全家撂在一旁，到其他地方去应酬去了。她的挫败感很强，估计她果真要打道回府了。 欧盟这次主办的研讨会的目的达到了，至少从它设定的主旨来看。我在会上还结识了新朋友，会见了老朋友。算是有收获。研讨会之后的Buffet由欧盟驻中国办事处副主任Carmen Cano女士的良好祝愿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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