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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刘绪贻先生在一起的合影
黄安年 2012-5-12 16:55
和刘绪贻先生在一起的合影
和 刘绪贻先生在一起的合影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5 月 12 日 发布 明天（ 5 月 13 日 ） , 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美国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的百岁华诞（ 1913~ ）。笔者将和先生在一起的部分照片发布在我的博客上。 1 ， 1990 年 11 月 15 日 拍摄于开封龙亭，自左至右：黄安年、张友伦、刘绪贻、潘迎春 2 ， 2002 年 10 月 20 日 在西安半坡，和刘绪贻先生合影 3 ， 2002 年 10 月 20 日 在西安半坡，和刘绪贻先生合影 4 ， 2002 年 10 月 20 日 在西安半坡合影（黄安年、刘绪贻、叶凡美） 5 ， 2001 年 4 月 27 日 在杨玉圣家中合影（自左至右：齐文颖、刘绪贻、周颖如、黄安年） 6 ， 90 年后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前 , 和刘先生合影。 7 ， 1990 年 6 月 18 日 , 在我家中合影（自左至 : 黄安年、刘绪贻、杨玉圣） 8 ， 1999 年 9 月 24 日 , 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刘绪贻先生在为学生讲课 9 ， 1999 年 9 月 24 日 , 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会议室合影（黄安年、刘绪贻、杨玉圣） 10 ， 1999 年 9 月 24 日 , 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会议室合影（黄安年、刘绪贻、晁福林系主任）
个人分类: 美国问题研究(07-11)|3544 次阅读|0 个评论
老骥伏枥志千里 龟蛇烟雨观五洲——贺刘绪老百岁华诞
黄安年 2012-3-17 07:44
老骥伏枥志千里 龟蛇烟雨观五洲 —— 贺刘绪老百岁华诞 黄安年推荐黄仁伟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3 月 17 日 发布 黄仁伟先生的文章回忆了 30 年来和 刘绪贻学术老寿星的交往 , 其中谈到中国美国史 “ 研究会事实上的 “ 精神领袖 ” 就是刘先生，他从思想上打开了美国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这个新领域就是从 1980 年第二届美国史学会年会刘先生开始发表有关罗斯福新政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启了研究会内部的第一场学术大辩论，逐渐发展为国内史学界乃至理论界的一场重要论战。 ”;” 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刘先生在研究罗斯福新政的过程中逐渐得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经济的成分。推而论之，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这个观点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似乎已经是定论、常识了，但在三十年前确实十很有风险。因为 “ 计划 ” 和 “ 市场 ” 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的基本特征，这等于是颠覆了社会主义正统模式（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的理论根基。 ”” 从罗斯福新政研究的突破开始，美国史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例如，关于美国内战和南方重建史的研究、关于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研究、关于美国独立战争和制宪时期的研究、关于进步运动和改革时代的研究、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战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既有的苏联式的美国史体系，为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美国通史奠定了基础。 ” 刘绪贻先生坚持不懈的学术创新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 是我们学界的宝贵财富 , 黄仁伟先生的文章值得一看。 *********************** 黄仁伟：老骥伏枥志千里 龟蛇烟雨观五洲 —— 贺刘绪老百岁华诞 时间 :2012 年 3 月 16 日 作者：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来源 : 野老丹心一放翁 值此庆贺刘绪贻先生九九华诞之际，感悟其思想之敏锐、精力之充沛、治学之勤奋，实为我等后辈望尘莫及。回想三十年来，拜教刘先生之所得所思，每每敬佩不已。在此仅拾取记忆深处之留存，略现先生之学术人格。 首次拜识刘先生是 1981 年 5 月在苏州举办的第三届美国史研究会年会。那时刘先生已年近古稀，却一头黑发（绝非当下时兴的染发），全然是五十岁上下的中年模样。这不是溢美之词。那次会议期间，游苏州天平山，刘先生健步如履平地，几分钟就登上山顶，足以证明他的精力非凡。正是刘先生的精力和智慧，使他能够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担任美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把研究会打理得生气勃勃又井然有序。当时研究会不断给全体会员寄发《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字饱含着刘先生和武大美国史研究室老师们的多少心血。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在《通报》抚养下长大的，这是研究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有价值的工作。 出席那届年会的有许多老先生，如复旦大学靳文翰、苏州大学张梦白、山东师大刘祚昌、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等名师。还有一批中年学者，也都是研究会的顶梁柱，如张友伦、严四光、黄安年、黄柯可等老师和稍年轻一些的谭君久等师兄。当然，最有威望的还是几位创会元老，会长黄绍湘（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副会长杨生茂（南开大学）、刘绪贻（武汉大学）、丁则民（东北师大）。四位元老中，思想最为解放的是刘先生，而最坚守革命史学的是黄先生。杨先生和丁先生在观点上都是支持或倾向刘先生的，只是在辩论中不公开 “ 选边站 ” 。我们这些刚刚入学的硕士研究生，有武汉大学的徐以骅和李洪山、南开大学的倪亭、南京大学的时殷弘以及东北师大的王旭和我。对这一代 “Founding Fathers and Founding Mother” ，我们只能目仰视之，心向往之，行效仿之。美国史研究会一代学风由此形成，且历久不衰。 从这个研究会人员构成可知，这是一个既有严肃治学规范、又有活跃思想交锋的学术团体。在八十年代初期，它不仅开创国内美国研究之先，而且在国内各个学会中也是出类拔萃的。研究会事实上的 “ 精神领袖 ” 就是刘先生，他从思想上打开了美国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这个新领域就是从 1980 年第二届美国史学会年会刘先生开始发表有关罗斯福新政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启了研究会内部的第一场学术大辩论，逐渐发展为国内史学界乃至理论界的一场重要论战。 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其代表人物就是黄绍湘先生和刘绪贻先生，其核心问题就是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两位老先生在《世界历史》和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两位长者一时间居然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 现在看来，两位老先生争论的细节已经不很重要。但是，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刘先生在研究罗斯福新政的过程中逐渐得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经济的成分。推而论之，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这个观点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似乎已经是定论、常识了，但在三十年前确实十很有风险。因为 “ 计划 ” 和 “ 市场 ” 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的基本特征，这等于是颠覆了社会主义正统模式（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的理论根基。当时，邓小平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 1979 年同外国来宾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了 “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搞计划 ” 。即使如此，邓小平的这个论断也迟迟没有公开发表，直到 1992 年南巡讲话后才公开发表了这个观点。这时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实践需要这样一个理论突破。而刘先生的相关论文发表早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十年以上，比经济学界吴敬琏等人也早得多，大概只有孙冶方甚至是匈牙利学派比刘先生更早一些提出类似观点。他们是从经济学领域，而刘先生则是从史学领域，二者殊途同归，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这么重要的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是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中取得的，其代表人物正是刘绪贻先生。 1993 年，武汉大学庆贺刘先生八十寿辰，我当时写了一份贺信。其中突出表达了对刘先生在罗斯福新政研究中所体现的理论创新精神的崇敬，并认为这个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是有贡献的。刘先生对此短信倍加赞赏，在庆贺大会上让陶德麟校长全文宣读。据说这是唯一获得全文宣读待遇的贺信，可见罗斯福新政研究在刘先生治学生涯中具有至高的地位。后来在其他场合，我遇到陶校长，他还多次提及刘先生对那封贺信 “ 情有独钟 ” 。我也为自己能成为刘先生的 “ 忘年知交 ” 而感慨无限，因为刘先生的学术精神让我终生受益。 从罗斯福新政研究的突破开始，美国史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例如，关于美国内战和南方重建史的研究、关于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研究、关于美国独立战争和制宪时期的研究、关于进步运动和改革时代的研究、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战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既有的苏联式的美国史体系，为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美国通史奠定了基础。 说到《美国通史》六卷本，我与刘先生的神交由此而来。撰写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的计划始于 1981 年，由邓蜀生先生最早提议和策划。杨生茂、刘绪贻两位老先生担任全书主编，齐文颖老师是第一卷主编，张友伦老师是第二卷主编，丁则民先生是第三卷主编，顾学稼老师是第四卷主编，刘先生直接担任第五、第六卷主编。从这个分工中，就可知刘先生对这部通史的贡献无人可及。我和王旭跟随丁先生一起撰写第三卷。从 1982 年草拟提纲开始，到 1987 年基本完成初稿，历时五年。其间，丁先生和杨、刘两位老先生书鸿往来几十封，切磋琢磨，呕心沥血，其中甘苦，自不待言。那时根本没有电子邮件，也不可能下载电子文档，每一张卡片、每一段译文都是一笔一画手书写就的。这三位前辈大师担任的主编工作，可谓一丝不苟，其投入之多，足以让当下的挂名主编汗颜。而他们所得的物质回报，几乎是零，甚至是负数。当时整个六卷本的项目经费仅两万元，平摊到各分卷只有 2500 元。仅第三卷的各章作者研讨会就开了五次，到北图查询原版书十余次，这些经费真是杯水车薪。如果不是老先生们的牺牲精神，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读到这套六卷本，至多是一本东拼西凑的教材。 1988 年暑假，我有幸和杨先生、刘先生、丁先生一起讨论修改通史第三卷初稿。当时，三位前辈会聚于南开美国史研究室，逐字逐句地修改着初稿。我在旁边记录他们的修改意见，听着他们娓娓道来的学理，如沐春风，恍然有古人书院解疑释惑之感。许多复杂的学术争论、历史疑点、断文辨字，在老先生们的笔下，仅寥寥数字就解决了。这种 “ 化繁就简 ” 的本领，让我心中惊叹不已。后来有人讲起学者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把简单现象演化为复杂理论，后者把复杂事务归结为简单处理。这是不懂学术的人所云。真正的学者可以把复杂问题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述，所谓 “ 深入浅出 ” ，学道至尊也。 三老在一起讨论了三天以后，丁先生有事先回长春。留下我和刘先生两人继续修改。这是我与刘先生单独在一起的一个星期，对他的了解已不是 “ 学问 ” 二字，更是 “ 为人 ” 。学问讨论也更加细微深入了。举个简单例子，刘先生把文字简练作为改稿的基本要求，力争全稿没有废话，甚至没有多余的字。他告诉我一个如何判断文字是否简练的秘诀，就是 “ 的 ” 、 “ 了 ” 二字是否太多，如果能删去无用的 “ 的 ” 、 “ 了 ” ，文章就会显得很精神。如此一试，果然见效。以后我改文章一直用这个方法，屡试不爽。 刘先生改稿的效率很高，一般每天改一章，一周时间，居然把第三卷初稿通读，并修改完毕。我和刘先生每天改完一章文字，就对该章主题再深入讨论一番。这卷美国史覆盖内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时间，既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阶段，又是美国下层社会抗争向上层体制改革的转变时期，对 20 世纪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乃至新政改革都有深刻影响。我们每每讨论到这个历史脉络，就感觉其意义重大，就会得出一些过去所没有的观点。这次改稿以及反复讨论，对我后来写博士论文大有裨益，历史的纵深感和理论的创新感都获得一次飞跃。 当《美国通史》六卷本在九十年代初基本出齐时，我已经到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工作，研究领域从美国历史转向美国经济。期间不时听到学界对六卷本的好评，认为国内的外国国别史研究至今没有超出六卷本美国史的水平。时隔十年，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了精装本的六卷本《美国通史》，证明了这项成果的学术生命力。 这个评价又可以从两件事中得到佐证：一是这部《美国通史》获得全国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这可以说是很高的荣誉了。当颁奖大会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我看到刘先生坐在代表席上神态平静安然 , 一瞬间泪水滚动在我的眼眶里。尽管刘先生并未发表获奖感言（当下这类感言已经太滥），但我相信他在心里述说着这个成果的艰辛历程。作为通史研究团队的代表，也是美国史研究会的代表，乃至整个中国社科理论界的代表，刘先生当之无愧。 另一件事是汪道涵先生对《美国通史》六卷本的评价。在研究美国全球战略和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汪老曾多次向我说道：杨生茂、刘绪贻两位教授主编的《美国通史》很值得一读，从中可以了解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也可以了解美国制度和外交政策的本质。他还清楚地知道杨先生的南开美国史研究室和刘先生的武大美国史研究室，认为国内这类研究室太少了。汪老在八十年代就想见见杨、刘两位美国史大家，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如愿。后来，汪老反复提及六卷本时，我终于忍不住告诉汪老，我曾经在杨、刘、丁三位老师的指导下参加六卷本《美国通史》撰写工作。汪老微笑着说，这说明我和美国史老专家们有缘啊。我顿时感觉美国史的老先生们就在身边，就在与汪老一起探讨美国历史。 那年夏天改稿之余，我还听刘先生讲一些他的人生经历。每天晚饭后，我们在南开校园里散步，边走边聊。从刘先生的黄陂老家谈到清华官费留学，从一二九运动谈到武大地下党，从辞去市教育工会宣传部部长谈到组建美国史研究室，以至谈到他的美国女友等感情经历。以今天眼光来看，若将这些故事写成一部电视连续剧，一定会有很高的收视率。当时囿于经费，我和刘老先生二人合住一间房，使我能够更近地了解刘老。我手边带了一本《宋词长短句新注》，刘先生见后爱不释手，竟然每天清晨诵读不已。他读词的调子是我们这代人从未听过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有时一个字拖腔十几秒钟，有时数句急促连读。原来这是刘先生少年时候就学会的词牌曲调，据说是从宋代相传至清末。可惜我们这代人对此几乎毫无所知，却在那里大侃中华文化，还要比较中外文明。老一代学者学贯中西，却不为利禄所动，不为浮云遮蔽，不为艰难困扰，学术和人格得以高度统一。刘先生就是这种高风亮节的代表。 1990 年初，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接近完成。丁先生问我请哪位老先生来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我毫不犹疑地回答 “ 请刘先生 ” 。因为刘先生在 1984 年底就是我们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六年来我又受到刘老师的多次教诲，相互的思想交流可以说超过许多师生关系。那篇博士论文写的是美国西部土地制度，以事实证明列宁 “ 美国式道路 ” 的论断有待补充和修正。在 1989 年底的背景下，这个结论是有风险的。我相信，刘先生来做答辩委员会主席，就能使我的论文和观点得到公正的评价。然而，刘先生来到长春后并没有马上表示支持我的观点，而是在答辩前多次与我探讨，要求我把整个研究过程和主要资料来源加以详细介绍。接着在答辩过程中，又让冯承柏老师、黄安年老师、刘传炎老师和王贵正老师先发表评论和提问。在各位答辩委员都充分肯定我的论文观点后，刘先生才以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充分肯定了论文的理论价值和史学价值。仅仅从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刘先生对学术价值不是以自己的观点偏好和关系远近为评判标准，而是以事实为根据，以学术界公论为基础，以学术长远发展为目标，来确定他的评判和取舍。此后若干年间，刘先生还捎信来问那篇论文的观点有没有深化和发展。我很惭愧，无言以答，因为与论文相关的几箱子卡片已是灰尘封顶，二十年没有碰触。 “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 。刘先生在九十高龄后，依然笔耕不辍，视野宽广，思维锐利，全然没有垂垂老矣的感觉。作为学者，当以刘先生为楷模，力争达到他所具备的思想境界，不求虚名，不贪小利，坦坦荡荡，所向披靡。 在此，遥祝刘先生生命之树长青，思想之花长开，学术之果长存。 记于 2012 年 2 月上海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 —— 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5 月版）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发布 2012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706type=1002
个人分类: 美国问题研究(07-11)|2350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界之幸 人间之福——祝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黄安年 2012-2-11 07:55
学界之幸 人间之福 —— 祝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11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 *********************************** 黄安年：学界之幸 人间之福 —— 祝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时间 :2012 年 2 月 10 日 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 : 学术批评网 到今年 5 月 13 日，刘绪贻先生就要 99 周岁了。我比刘先生小 23 岁。最初结识刘先生，是在 1979 年 4 月 21-26 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期间。 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和师生友情一直延续至今。 三十多年来的学术实践和美国史研究会活动，使我深感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对我国美国史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研究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及其学术探索、学术创新的历程，将有助于中国美国史研究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刘先生是我国学术界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学习的榜样。我们为有刘先生这样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学者而感到骄傲。 一 1979 年，我两度幸识刘绪贻先生。除 1979 年 4 月外 , 还有 197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初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和世界史年会上。当时，我是刚刚由世界现代史教学转入专攻美国史研究的入门者。在我的印象中 , 刘先生不仅是知识渊博的研究者、拨乱反正的改革者，而且是精明强干的组织者。我很庆幸中国美国史学会有这样一位开拓者、饯行者和组织者，他时任第一届美国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而研究会的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历史系直到 1990 年。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是 1964 年经中央批准成立的仅有的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人称南有武大，北有南开 , 刘先生正是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掌门人。 自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 , 除特殊原因外我几乎参加了每一届的年会 , 和先生有较多学术上和学会工作上的接触，亲身体验了他的人格魅力。 在学会长期的共事中 , 我直接感受到先生以身作则、不计报酬、积极服务、不争名利、踏实干事、顾全大局的胸怀和优良作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身体力行。 例如 , 在刘先生的直接领导下 , 研究会大力组织各高校从事美国史教学和研究者翻译美国历史的基本资料，这对于推动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校美国史教学和研究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我记得，为推动组织北京师大和河北师院两校美国史教学和研究者的美国史资料翻译，刘先生从策划到组织落实、封面设计、印刷、寄送、经费处理等，均加以具体指导。迄今我手头保存了 1982 年 1 月 28 日 —1984 年 5 月 3 日 间 , 他写给我的六封亲笔信。时已 70 岁高龄的刘先生的细致入微的指导 , 使得我们编译的《美国史译丛》（美墨战争专辑）（ 1984 年第 1 期 顺利地在 1984 年 5 月编译出版。 从 1979 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起 , 刘先生即倾注全力组织和写作六卷本《美国通史》。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作为总主编、邓蜀生先生为责任编辑组织编撰的《美国通史》，凡 24 年，经过三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 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中国美国史学界在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成果 , 其中刘先生领衔主编的第五卷《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及第六卷《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成为中国的当代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笔者有幸和冯承柏教授一起，应刘先生之邀，于 1986 年 3 月 6-15 日 , 为刘先生主编的《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第 1-11 章试写稿，逐章阅读和讨论。在刘先生主持下，加之韩铁、李存训先生的共同参与 , 初编工作进展顺利。刘先生全程参加了讨论 , 还就不同意见展开开诚布公的讨论，如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不同意见等。这种组织少数人参与对编写稿阅读讨论的做法，确是改进和提高编写质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1989 年人民出版了正式出版了《美国通史丛书》中的《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编者说明说： “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 : 南开大学冯承柏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同志对本书的第 1 至 11 章进行了仔细阅读，并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 ” 。这里说的 “ 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 ” ，主要是冯承柏先生的贡献。 刘先生亲自培养的一批中青年美国史研究骨干已经成为美国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刘先生领导的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团队发挥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排头兵作用 , 虽然武汉大学在九十年代痛失美国史博士学位点授予权 , 富有学术创新实践和许多学术成果的刘先生居然没有博导头衔，武大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 但这些都无损于刘先生的崇高学术地位。刘先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尊重 , 依然积极活跃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对于美国史研究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 尤其是关于罗斯福新政和当代美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成果 , 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发展同样倾注了刘先生多年的心血。在刘先生的具体领导和精心组织下 , 秘书处在武汉大学时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非学术因素， 1989 年后秘书处被迫由武汉大学迁往南开大学 , 尽管刘先生主持的武汉秘书处终止了运转，但我作为新一届秘书长深深感受到先生对于研究会工作始终如一的无私奉献。 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由武汉大学迁往南开大学的细节，相信在刘先生自述（下卷）中会有他自己的回忆。就我所知 , 由于有关人士对于研究会学术自主和学术问题不同见解的非学术性的粗暴干预 , 迫使秘书处改址，使学术问题政治化 , 这既非广大会员的愿望 , 也实际上造成了对刘先生和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集体的感情伤害。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管单位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相关负责人曾暗示我 : 他们深感沉重压力，如果研究会秘书处不迁往南开 , 那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能否存在都会成为问题。我感到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 , 非学术因素的思考一时让我们难以清醒、自主和抗命。 我钦佩刘先生既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又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 还以大局为重 , 积极支持新一届秘书处的工作 , 颇有忍辱负重之感。在南开秘书处工作期间 , 我们延续武大秘书处的学术风气，主张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就学术观点而言 , 我赞同刘先生有关罗斯福新政评价上的基本观点，同时主张不同学术观点兼收并蓄，扬长避短，相互包容。在美国史学界并不存在所谓一条什么线的问题。 二 刘先生对于新一届秘书处全力支持 , 亲自促成了中国美国史学会万心蕙奖学金的颁发。我保存有 1992 年 9 月至 1993 年 1 月间刘先生给我的五封信，均谈及此事。 1992 年 9 月 5 日 , 刘先生写信给严四光和我 ( 当时的张友伦理事长在美国，严任代理事长，我任秘书长 ) ，信中说： “7 月上旬，我和四光同志提到动员万心蕙教授给美国史研究会捐奖学金事 , 在从九江到武汉的船上 , 我向万教授提出了。我是这样说的： ‘ 给美国史研究者捐奖学金，可以和全国美史研究者取得联系。 ’ （因为万希望有此机会）她说 , 问题有二 : 一是她没有很多钱 ; 二是怕美史研究会不一定接受。我说 , 不要很多钱 ,1-3 万元人民币就可以 ( 每年以 1-3 万人民币利息奖优秀博士、硕士论文 ) ；美史研究会只会欢迎 , 不会不接受。她说可以考虑。昨天，我收到万的来信。她说 ,‘ 你在船上提到给全国美史学会捐赠奖学金事 , 是很好的建议 , 我还可以捐一些 , 只是他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倒是问题。 ’ 我想这是好事 , 我们应该接受。如果万有信给你们提到此事，希望你们能表示欢迎。不知以为如何。 ”(1992 年 9 月 5 日 ) 同年 9 月 5 日 , 我收到万心蕙先生的亲笔信 , 信中写道 :“ 在与刘绪贻同船去武汉时 , 他提到严四光老师曾与他谈及 , 我应当捐奖学金给全（美）国史学会，他也觉得很有意义。我回来和王霈谈 , 霈也赞同。如果你们全国美国史学会肯接受的话。我们俩也可捐一个奖金 , 约与给师大的数目差不多。少给名数 , 每名钱可多些。当然，这先得看你们史学会的态度。因立奖金也得有人专管 , 评审给全国博士或硕士生，对你们来说 , 是不是太麻烦。如果你们基本同意，我们再商讨条件。明年我去北京时，可寄个公证书。请你与各位商讨后给我个回信。 ” 1992 年 9 月 23 日 , 我收到刘先生写给我的信 :“9 月 17 日 大札收到。你和四光同志商量的处理万心蕙女士捐赠奖学金的办法，我基本同意。我希望看到这件事能尽早落实。 ”10 月 11 日 , 刘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说 :“ 万心蕙教授为研究会硕、博士生优秀论文设奖事 , 现在看来大体上是可以成为事实了 , 令人高兴。我有两点建议 :1 ，每篇论文奖金不必太多 , 诺贝尔奖金比较起来并不算高 , 但有份量；美国的普利策奖的奖金也不是很高的。这样，得奖面还可以宽一点。 2 ，评奖委员会的人选不必多 , 最好是老中青结合；评奖委员必需正派、有胸襟、有学力、有权威、有对公益事业热情。不知以为如何？ ” 1992 年 10 月 21 日 ，我又收到万心蕙先生的回信 :“ 谢谢你们接受我与王霈捐赠奖学金事。关于捐赠基金 , 我们定为一万美元。前几天已寄信给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以我们的名字 , 存了个一万元一年定期存款，以后利息发奖 ……” 。 11 月 15 日 , 我收到刘绪贻先生写给我的信 :“ 接 11 月 4 日 大札及所附万心蕙女士函，甚为高兴。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奖学金的心愿，总算完成了一半。我希望有一天能意外地赚到一笔钱 , 也能在研究会设一个刘绪贻奖学金，那就更好了。不过 , 中国知识分子太穷 , 谈何容易？！ ” 信中还就发放奖学金的面、评奖委员会人数及代表性、评选出真正优秀的论文等提出了建议。 1993 年 1 月 4 日 , 刘生写给我的信中谈到评奖委员中的武汉大学人选。他说 :“ 我是应当按理事会要求答应任万心蕙奖学金评审委员的 , 但我目前工作实在太忙 , 头绪太多 , 怕误了事。经过仔细考虑后 , 还是想推荐李世洞同志。 ” 由于刘先生的积极倡议和热心推动 , 经万心蕙先生和秘书处多次磋商， 1993 年 8 月 5 日 ，正式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设立万心蕙奖学基金的议定书。 作为万心蕙奖学金的代理人 , 我欣慰地报告 , 迄今奖学基金已经有 11.3 万元人民币以上存款 , 并成功举办了四次评奖活动。 刘先生十分关注美国史研究会在新时期开展对美国史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 并不断对秘书处的工作提出宝贵建议。例如：在谈到将于 1993 年召开的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国际会议时 , 他在给我的信中提出 : “ 作为美国史研究者，似乎应该学习美国早期移民和西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开拓精神 , 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 ” 他引用杜甫诗云 :“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 后写道 :“ 最近，我读小平同志讲话，深有感触，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姓社姓资议未休，良辰如水自空流。应防一觉黄梁梦 , 放眼周边尽上游。 ” （ 1992 年 5 月 3 日 ） “ 我希望年会能创造一种辩证地认识美国和美国史的气氛：既批评美国资本主义的消极面 ; 也敢于公开地倡导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利用美国的资本主义。 ” （ 1992 年 9 月 23 日 ） 在谈到研究会刊物《美国史研究通讯》时 , 刘先生提出： “ 学术视野要开阔 , 要为社会主义长远利益着想，要敢于发展马列主义，要尽可能避免 ‘ 著书都为稻梁谋 ’ ；报道可有重点 , 但不能集中 , 要照顾小单位、边远地区。 ” 在谈到信息网络的组织时 , 他写道： “ 主要在于 ‘ 人选 ’ ，只要能找到责任心强、办事公正、作风严肃认真、有长远眼光的人就好办。 ” （ 1992 年 6 月 8 日 ） 在谈及理事、顾问职责时，他写道 :“ 不能像有些学会那样，名人一大堆 , 实际与学会无补 , 只养成了一批学会绅士。从前胡耀邦同志是反对这样做的。 ” （ 1993 年 8 月 17 日 ) 在谈及秘书处迁址时 , 他写道： “ 我从大局出发 , 或者沉默 , 或者解释。我主要想的是：只要大家今后处以公心。努力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办好 , 使我们老一辈同志辛苦创建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对待美国史研究会的问题上 , 就应从团结愿望出发。 ” （ 1993 年 7 月 22 日 ） 1993 年 11 月 16 日 , 刘先生写一封长信给秘书处。在这封用小字写得密密麻麻的信件中，刘先生详细说明了研究会初创时期的对外学术交流工作，说明自筹备开始时美国史研究会就和美国的两大历史学者组织保持着联系。先生的信件中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学术界的某些不正之风。 在谈到学术是非和坚持真理时 , 他写道 :“ 我今年已年届八旬，也许未免太天真。但是，作为一个有 40 年党龄的共产党人 , 差的却就是这种天真 , 因而常被虎皮吓倒 , 难以坚持正义。 ” （ 1992 年 7 月 13 日 ） “ 坚持真理与正义往往容易得罪人 ” ， “ 但我并不后悔 , 我在八十寿辰学校纪念会上致答词时用了两句古诗表达了这种心情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且古往今来事实证明 : 从长远来看 , 这样一来也不一定吃亏。当今教皇不是给哥白尼平凡了吗？前些时考察了一下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学史，发现制度学派创始人维布伦在世时 , 由于坚持己见 , 批判资本主义 , 加上性格孤僻，在各个学校处不好关系 , 的确吃亏不小 , 但是，他的生命力却比别人的强得多。这样的例子多得很 , 我担心的不是别人嫉妒和倾轧，而是自己坚持的是否真理；如是真理，自己是否够坚定。 ” （ 1994 年 4 月 30 日 ） 刘先生的一些论文，由于观点 “ 敏感 ” 而被某些杂志婉拒。 2000 年 10 月 14 日 , 刘先生寄给我《 20 世纪世界史中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一文的复印件，特地说明： “ 这篇许多杂志不敢刊登的论文 , 总算由《太平洋学报》发表了。 ” 刘先生十分关心关怀后学的成长，积极鼓励和推荐中青年学者走向海外，跟踪研究美国史。 1987 年 6 月 15 日 , 刘先生写信给我 , 答应为我去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或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联系学术进修和访问。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接受了我为期两年的学术访问申请 , 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风波而未能如愿，但我还是一直感念先生的热心推荐和指导。刘先生没有专家学者架子 , 他来北京期间 , 只要有空，还来家中小坐聊天，给后辈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 需要着重提到的是 , 刘先生作为《美国历史杂志》（ JAH ）的中国特邀编辑，和杨生茂先生一起做了许多工作。自 1992 年以来迄今，刘先生、杨先生和我一致联名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了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百多篇、著作二三百部、学术论文上千篇。这对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美国史研究者了解我国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史研究成果，有着积极的作用。刘先生和杨先生一样 , 对此工作采取了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如对于译文的一丝不苟，对一票否决权和保密原则的坚决信守，对工作进度的积极配合，对国际合作中我方的自主立场的坚决维护，对我辅助他们工作的全力支持 , 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现在手中保存着刘先生给我的几十封亲笔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进程。 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 蜀生同志推荐你代他 , 我没有意见 ” ； “ 我们准备给 Thelen 回信 , 这封信有杨、邓、我回。俟 Thelen 同意你代邓后 , 以后再回信时，则由杨、你、我回信。 ” （ 1992 年 7 月 1 日 ）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对于美国史编目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 “ 我们编目是 ‘ 择其优者而编之 ’ ，并非 ‘ 有见即摘编 ’ 。这就需要进行大量而慎重的阅读，因为不阅读就无法 ‘ 择优 ’ ，就有可能 ‘ 遗珍漏珠 ’ ，或使 ‘ 滥竽充数 ’ ，以致 ‘ 选非其当 ’ 。 ” （ 1992 年 7 月 18 日 ） 刘先生身负撰写美国通史两个单卷本和统筹《美国通史》多卷本的重任，对于我每次向杨、刘两位提出的论著及博士学位论文的初步意 见 , 都极其认真地仔细审读，并逐一提出自己的建议，有时对于不同意推荐的书 , 还用很大篇幅说明理由，往往一次推荐经过几过来往取得共识三人一致签名后 , 再由我负责寄往美国历史杂志，这每一次推荐都倾注了刘、杨二老的巨大的辛劳，也使我受益匪浅。自 1992-2002 年间，刘先生给我的六七十封亲笔信件大都围绕这一内容。 按照 JAH 编辑部的要求，我们要定期向 JAH （《美国历史杂志》）推荐少量优秀论著和博士学位论文 , 还要推荐书评人。自 1992 年以来，我们没有任何项目费也从不计算工作量，不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 而且还一直是自己掏钱，编辑、打印、复印、往来通信等 , 长此以往，开支上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 尤其在九十年代初的低工资待遇和高国际邮资情况下 , 更显得经费的拮据，所以曾希望美方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赞助经费 , 以专门用于从事推荐工作所必需的邮资等费用。对此杨先生、刘先生 1992 年 6 月至 1994 年 7 月间就争取国际特邀编辑赞助经费事宜有二三十封给我的信涉及这个话题。几经交涉，最后美方答应给予一次性 300 美元补贴费，但又不断提出新的需要更多投入时间精力和费用的任务。我们则依我方实际情况，独立运转，量力而为，不给美方牵着鼻子走 , 维护自身权益。 刘先生在信中明确表示 , 美方主编 “ 不知道中国教师的贫穷和辛苦 ” ，主张 “ 申请一点钱 ” ， “ 万一这些都办不成功 , 我们就和他们说明白解约 , 我们不再承担此任务 ” 。（ 1993 年 2 月 23 日 ） 1993 年 5 月 , 我综合了刘、杨二老的意见，起草了一封三人联名写给《美国历史杂志》主编 David Thelen 的信 , 信中最后提出： “ 我们提供一个这次为完成 The list of Recommended 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in American history （ 1990-1992 ）（ Books ， Articles ， Dissertations 项目所花费的清单 ” ， “ 已支出 RMBY2900 （合 US$500 ）我们想在美国这笔费用对于中产阶层是不足道的。然而对没有任何资助，现代信息缺乏，又一切自理的低薪教授（每人每月工资不足 100 美元）的我们来说 , 长此以往，无疑是难于长期负担的。若使这一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 须有基本的财力保障。 ” 杨先生和刘先生对这封信的英文稿作了精心修改和润色。刘先生在修改后专门注明： “ 这最后一段话 , 我的语气重些，因为我觉得 Thelen 太吝啬。不过 , 我不坚持。如果你们二人认为语气缓和一点好 , 就用你们原来语气也可以 ” 。（ 1993 年 5 月 28 日 ） 刘先生曾告诉我： “ 打算从今天起校阅你花大力气整理的书目、博士论文和论文目录。碰巧，今天早晨收到生茂同志的信 , 知道他花了 10 天时间校改这份目录。有了他的把关 , 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因此，我这一次想偷点懒 , 只浏览一番目录，没有仔细去核对，总的印象是 : 如你信中所说 , 收录过宽 ” 。（ 1993 年 3 月 21 日 ） 在我们看来，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不是美国化 , 而是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美方曾要求我们提供推荐的图书 , 对此刘先生表示： “ 请他直接向作者写信索书。我以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无力付此邮费。 ” （ 1993 年 3 月 22 日 ）对于《美国历史杂志》主编提出的一些诸如国际著作和论文奖问题 , 刘先生有自己的看法 :“ 有个评审标准的重大问题。西方标准和我们不同 , 所以鲁迅都未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评审标准基本上根据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原则 , 歧视马、列、毛思想 , 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 很难引起我国美国学者对此事的兴趣。 ” （ 1994 年 4 月 9 日 ） 刘先生在信中对我多有鼓励赞扬，如称 :“ 你在此商海横流的时代 , 仍保有一颗宝贵的心 , 珍视人世间除金钱之外更有价值的东西 , 可佩也。 ” （ 1994 年 8 月 28 日 ） “ 所附 1993-1994 年出版的有关美国史部分著译作也收到，很有参考价值。你做了好事。 ” （ 1995 年 2 月 27 日 信、） “ 再一次谢谢你 , 本来是我们三人的工作 , 由你一人负责 , 实在是偏劳了。 ” （ 1995 年 11 月 6 日 ） “ 给美方的推荐材料 , 你担负了几乎全部责任 , 我和杨先生都应该感谢你。 ” （ 2001 年 6 月 30 日 ） “ 实在抱歉！一则这些时候赶任务太忙，一则年老易忘事，竟将你给我的这个重要任务忘了 , 没有按期完成。接到电话后 , 已经赶完 , 先寄上请查收。 ” （ 2002 年 4 月 17 日 ）但有时在信中也直言不讳地批评我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如刘先生曾说过： “ 十余年相识，我们已是老朋友了。有话明说 , 希勿见怪。你的长处在于做事雷厉风行，勇于负责 , 工作量大，毫无怨言。但如鲁迅先生那样，无论写什么东西 , 写好后仔细核对，务期除尽讹误，那就更完美了。 ”“ 你的大作很多 , 内容也不错 , 只是仔细核读时 , 也往往发现小毛病。 ” （ 1992 年 11 月 11 日 ） 刘先生在信中也多次谈及拟辞去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一事 ,“ 我和生茂同志一样，因年老精力不足 , 拟坚决辞去 JAH 的国际特约编辑；而且这还不仅是我们年老的问题 , 换换新人 , 对工作也有好处。我和生茂同志也考虑到 , 为了工作的连续性，你最好连任一届，不过既然 JAH 编辑部决定 ‘ 国际特约编辑 ’ 任期只 4 年 , 我们已任两届，不知他们是否同意，因此需要和他们商量。 ” （ 1999 年 7 月下旬） “ 今天接 JAH 新主编 Joanne Meyerowitz10 月 19 日 信 , 谈她像 Thelen 一样，仍积极致力于 JAH 的国际化，并希望我们作为该杂志的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ng Editor 能经常和该杂志联系 , 按期（每年 5 月 1 日和 12 月 1 日 各一次）给它送论文 ( 包括博士论文 ) 和书籍目录，提出改进工作建议 , 还附有一说明 ( 关于如何制订目录的 ) 。不知你接到此信否 ? 我预备回信 , 同意继续担任 ICE （因她上一信问我是否愿意继续担任该杂志的 ICE ），如果你也同意继续担任此职的话。关于此事，你有何想法 , 请赐告。 ” 在十多年的 ICE 工作中 , 尽管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都已八九十多岁的高龄，依然恪尽职守，极其认真负责 , 一丝不苟地做好推荐工作 , 令人敬佩。 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 , 刘先生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组织编著单卷本美国断代史和和六卷本《美国通史》，以至 1990 年美国史年会后的威海会议 (1993 年 ) 、长春会议 (1996 年 ) 均未参加。刘先生在几封信中一再向我解释迫于撰写书稿的无奈，以免引起同行不必要的误会。 2002 年 10 月 19-22 日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年近九十岁高龄的刘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恰逢 2002 年 10 月六卷本《美国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刘先生和与会代表分享了该书出版的欢乐和喜悦。在开幕式会上， 89 岁高龄的刘先生讲了话。我在开幕词中特别提到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从 1979 年正式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 23 个年头。 ”“23 年可以塑造一代人，今天和我们聚集一堂的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德高望重已年近九十高龄的刘绪贻教授，有一批活跃在美国史各个研究领域前沿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还有刚刚迈入美国史研究门槛的年青研究生。这是一次老中青三代中国美国史研究者的大聚会。 ”“ 出版一套集学术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中国学者编著的《美国通史》，是我国美国史学者多年来所追求的，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了解和认识美国的需要，又是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美国史研究自成立以来一直提倡、鼓励和支持编著《美国通史》。为此，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和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等美国史研究者花费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精力，现在经过几十名中国美国史老中青研究者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夜以继日的学术攻关，这套六卷本共 300 万字的《美国通史》终于在 2002 年 10 月正式出版了。这部巨著的出版，将有助于国人对于美国的历史和社会有更多、更深入、更符合实际的了解和认识；也有助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这说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后继有人的。 ” 三 完成六卷本《美国通史》后 , 刘先生的学术生涯步入颠峰阶段，他一直没有停止开拓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路的步伐，依然笔耕不綴，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继续探索。 刘先生是迄今我国美国史学界年龄最长的老前辈。在临近期颐之年，仍然领航学术前沿，与时俱进 , 运用电脑撰写文章和电邮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刘先生的老伴周先生今年也是白寿之喜 , 可谓双喜临门，学界罕见，令后学敬仰不已。先生仅仅和我的电子邮件交往就数以百计，单是通过学术批评网、学术交流网转发的刘先生的文章，也不下几十篇。 刘先生延年益寿，是学术界的幸事。记得 2001 年 4 月 27 日 , 趁先生参加他母校清华大学校庆 90 周年活动前夕，在杨玉圣家为先生举行了一次 88 寿辰聚餐活动 , 齐文颖教授、周颖如编审和我都到场祝贺。 为祝贺刘先生九十华诞，由玉圣发起 , 我和任东来教授、杨玉圣共同主编，在中国法制出版社祝立明社长的支持下。于 2003 年在该社出版了《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 —- 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 该书收录了先生的短文《八十九岁断想》（《中华读书报》 2002 年 4 月 24 日 ），他写道 :“ 多少年来，我老骥奋蹄，几乎没有寒暑假和星期天，写作和发表了约 900 万字。大体可以说，这些文字的许多内容，也都是抵抗那些我所痛恨厌恶的非正义、反社会事物的；它们抵抗 ‘ 左 ’ 倾教条主义，抵抗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抗世界上的霸权主义，抵抗我国社会上贪污腐化、假冒伪劣等各种不正之风。然而，正如有的亲朋所说： ‘ 年纪大了，不要那么执着吧！这些恶势力岂是你那些区区文字所能抵抗的？何况你人微言轻！ ’ 这就使我的抵抗也有些悲壮的味道。不过，尽管亲朋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已年近九十，积习难改；说得好听点，既然是人民的儿子，就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不能只为自己着想。继续进行悲壮的抵抗，乐在其中。 ” 2008 年 5 月，我参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 12 届年会开幕式暨刘绪贻教授 95 岁华诞庆典。记得刘先生在讲话中谈到 : 他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很快 , 新的人才辈出 , 一代代的新人都超过了我们的老一代，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他说，从 2002 年后 , 他对于美国史研究做得比较少 , 研究有点改变。关于美国研究，他认为美国国家的内政是民主的、法治的 , 从中国当前的情况看应该向美国的民主化、法治化学习。 5 月 27 日，我到先生家中再次祝愿先生和同龄的师母健康长寿，并且建议先生千万不要把时间绷得太紧 , 注意休息 , 有了健康的身体 , 就是学术生命的延续。刘先生对于这次武汉会议很满意，我说 , 大家期望 2013 年为您举行祝贺百岁华诞的活动。刘先生告诉我 , 他有一篇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的文章，原来某杂志准备发表 , 但被要求删节，他没有同意，于是杂志没有采用。我告诉他如果其他杂志和报刊不发 , 我设法联系香港杂志发表。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2009 年 7 月 9 日 , 我收到刘先生寄来的文章（该文原载香港《领导者》杂志 2009 年 6 月号）。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 为祝贺刘绪贻先生 96 岁华诞， 2009 年 5 月 12 日 ，我和刘先生通话，先生说他最近在《读书》杂志和湖北、湖南的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几篇近作 , 他的口述回忆录即将面世。可以说，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刘先生是年龄最长且迄今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不断著书立说的老寿星。 2010 年 3 月，刘先生告诉我繁体字版的《箫声剑影 ----- 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已经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先生还给我发来书稿电子版。刘先生在前言中写道 :“ 写口述史必须绝对说真话，还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我觉得我是基本上做到这一点的。说 ‘ 基本上 ’ ，是因为我担心伤害他人、忤逆他人，在极个别问题上还是有所省略、有所禁忌的。 ”“ 完成这本口述史上卷后，我已 95 岁半。虽然想继续写下卷，但下卷内容主要涉及我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复杂演变过程，主观客观的困难和障碍不少，加上年老力衰，而又不能忘情于国事、天下事，不能专心一志，所以要完成下卷，还是要自己下大决心并得到家人和朋友的大力支持的。 ” 余坦坦在后记中写道 : “ 绪贻先生的一些事迹，令我印象殊深，充满敬佩：其一是记忆超人，九十年前学诵的诗文随口就能背诵；其二是毅力惊人， 95 岁高龄仍每日笔耕不辍；其三是极其严谨，毫厘不爽，比如为了查找第一次与我交往的日期，竟然翻遍他数年写的日记，等等。 ” 先生在电话中还告诉我，下卷正在撰写中 , 已经进行到第四章。 在刘绪贻、周世英老人 98 岁诞辰前夕，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 日前 , 武汉大学校长专程登门拜访，表示明年将为他们夫妇举行隆重的百岁寿辰庆祝活动。笔者建议 , 中国美国史学家届时举行纪念刘绪贻先生学术思想和精神的研讨活动。 ” 刘先生 74 岁那年离休 , 我在《读 刘绪贻著译总目 有感》博文中感叹： “ 说刘绪贻先生著作等身，一点不假；说刘绪贻先生著作与日俱增，一点没错；说刘绪贻先生活到老、写到老，完全准确。细看刘先生著译总目发表的时间顺序，我们不难发现，在先生 75 岁以后也就是 1988 年以来所发表的著译总目大大超过了 75 岁以前的数量。刘先生退而不休，笔耕不缀，退休后的研究领域不仅继续深入美国史，而且扩大到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时论、散文、随笔、杂文等，进入学术自由王国阶段 ” ； “2003 年《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文集附有玉圣初编的《刘绪贻教授主要论著目录》，当时辑录到 2002 年 , 其后刘先生不断增补，我每次收到他寄来的总目，就感到又丰富和增多了不少，这些都记录了这位令人敬佩不已的年过九十的学术老人辛勤耕耘 ” 。 “ 刘先生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固然是由于他终日伏笔的惊人毅力、活力和创造力，也和他坚持健身强体、科学用脑，健康长寿的生活规律有关。就在最近和他的几次通话中 , 我明显感受到这位快到 97 足岁学术老人的听力、表达力、关注点均惊人的好，他收发电子邮件运用自如，今年 3 月出版《萧声剑影 —97 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出版后，现正有条不紊地从事下卷的口述自传写作。在刘先生身上，我们看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的精神境界，健身强体、科学用脑乃是延续学术生命的必要前提，谱写学术生命的新篇章需要老有所为的奋斗不息精神 , 有了这种精神、学无止境、奉献无终点 ” 。 “ 刘先生没有梯队、没有项目费、没有培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指标、没有助手、没有目前许多在职研究者的种种优惠待遇，然而，刘先生后续的成就却远非目前许多掌握优越资源学者所能比拟，两相对照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 虽然我们不忍心看到刘先生还如此辛勤耕耘，但是每每看到先生新作面世，我们总是倍受鼓舞，和先生相比 , 我们这些 “70 岁后 ” 小字辈，为何不紧随其后呢？ ” 从刘先生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中 , 我始终感受到这位学术老人对于祖国命运和前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深度关注，对于封建影响和学术腐败的深痛恶绝 , 对于社会问题的观察细致入微，对于青年学子关怀备至，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深邃见解。刘先生是一位忧民忧国的始终站在理论前沿跟踪社会实践 , 胸怀人民、服务人民奋斗不息的学者。我们的学术队伍中以有这样的学者而深感自豪。 刘先生的学术生命将跨入第二个百年 , 我们衷心祈望刘绪贻老人和周世英师母健康长寿。百岁老人童言无忌，先生在自由学术空间里抒发学术心声，是学界之幸、人间之福。 刘先生和周师母 , 多保重！ 注释： 见《补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筹备会议》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8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10052 ） 见《贺刘绪贻先生 95 华诞》，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7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 第二届年会到第六届年会 (1980-1990) 的活动见：《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1980 年年会（烟台）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133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苏州年会 (1982) 合影》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0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4728 ； 1982 年 6 月苏州之行补记，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2 日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211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 ( 成都 ) 合影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3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512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 ( 兰州 ) 合影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795 ； 西安、兰州、丝绸之路敦煌汽车行记事（ 1986 年 8 月）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904 ； 请见《《美国史译丛》（美墨战争专辑）和刘绪贻先生》，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5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4430 参见《忆 1986 年武汉之行》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9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10342 对于组织出版六卷本《美国通史》，请参见《社会科学论坛》 2011 年第 8 期第 115-132 页，发表署名邓蜀生、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全文见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8 月 19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77330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 (1990 年开封 - 郑州 ) 合影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5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6075 1989 年 11 月 8 日 , 刘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说 :“ 去年下半年，《世界历史》编辑部约我 ( 还让我找几个人 ) 写了一系列 “ 重新认识 ” 的论文 , 我们订了计划 , 而且也写出了两篇 , 他们原准备用专栏在《世界历史》发表。 ”“ 以后，他们经过慎重研究 , 认为我们的文章是在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仍然准备发表 , 但不用 “ 专栏 ” ，免得刺激。后来有人糊里糊涂地、笼统地批评 “ 重新认识资本家 ” 。他们为了保护刊物和作者，只发了李存训同志的一篇 , 我的一篇暂未发表 ( 我完全理解 )” 。 1990 年 3 月 9 日 , 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 :“ 从心理上说 , 我对研究会有感情 , 秘书处留在武大我或许感到安慰。但是，我只是研究会 5 个顾问之一，我只愿意就如何加强研究会的工作提出建议 , 我不能、也不会干预你们理事会的任何决策。下届理事会为了加强研究会的工作 , 决定把秘书处放在哪个学校，我都没有意见。超过以上范围的话 , 就不是我说的。 ” 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学金议定书和第一届评审委员会》，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4 月 27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3213 并见心蕙精神 永载史册 —— 纪念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 , 黄安年的博客 ,2007 年 11 月 25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11600 ；《深切怀念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487 ；《坚持办好万心蕙奖学金》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6625 请见《刘绪贻教授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学金》， 黄安年文本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6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4641 见《读刘绪贻先生 1993 年 11 月 16 日 给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信有感》，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1 月 2 日 ( 美东时间 )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24926 见《与刘绪贻、杨玉圣在寒舍的合影照片（ 1990 年 6 月 18 日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7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4972 见《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史研究通讯版）》，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14 日 发布，文章提到： “ 邓蜀生先生和杨生茂、刘绪贻先生一起于 1992 年受聘为美国著名的《美国历史杂志》的中国特约编辑，我国美国史研究者担任这一职务还是第一次，无疑是邓先生的学术荣誉，但是考虑到保障这项工作及时有效的运转，邓先生提出了他自己退出中国特约编辑一职，并且郑重推荐我来承担这一工作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了杨、刘两位老先生的一致同意和美国历史杂志主编的认可，从 1992 年 12 月一期 (Vol. No.3) 起我取代了邓先生出任中国特约编辑。我自知水平有限，惟有在老先生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兢兢业业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并见 “ 为《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 杨生茂先生 1992 年给我的几封信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7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25286 杨生茂先生就国际特邀编辑一次性赞助经费的通信，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8 日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5906 见 “ 刘绪贻先生和《美国历史杂志》（ JAH ）的中国特邀编辑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7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5108 同上，上引信件均保存在我的信箱专柜中。 ] 全文见《美国研究通讯》， 2002 年第 2 期 , 第 17-18 页。参见《刘绪贻先生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西安年会（ 2002 年 10 月 19-22 日）》，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7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5002 见《刘绪贻、齐文颖、周颖如、黄安年合影（ 2001 年 4 月 27 日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09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5528 请见《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提要，黄安年文 2007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518 为刘绪贻先生九十五华诞 重温《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4 月 29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3575 见《推荐刘绪贻文 : 八十九岁断想》 黄安年推荐 发表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4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4201 《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开幕式暨刘绪贻教授 95 岁华诞庆典》（ 2008 年 5 月 24 日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28 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7046 《在刘绪贻先生家祝贺他 95 岁华诞》，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6 月 1 日 发布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quickforward=1id=27507 见《值得一读 刘绪贻文 : 极应尊重创建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7 月 10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42770 见《祝贺刘绪贻先生 96 岁华诞》，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5 月 12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31340 ，博文附有刘先生 2008 年 12 月 14 日 寄给我的照片，刘绪贻、周世英夫妇 11 月 29 日 拍摄于矮晚亭的合影 , 蒙先生同意在网上发布。 见《祝贺 97 岁学术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 ( 上卷 ) 出版》，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31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07635 《祝贺刘绪贻、周世英夫妇 98 岁华诞》，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7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1391 请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quickforward=1id=309820 ；我在 “ 再读《刘绪贻著译总目》有感 ”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1 月 4 日 （美东时间）发布）中感慨 “ 《刘绪贻著译总目》的截止时间在 2008 年底，迄今三年过去，刘先生又有不少新作不断问世， 2009-2011 年间正是他 96-98 年高龄之际。 ”“ 当前学术界总体说来 , 过于功利化，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尤其需要认真地学习刘绪贻先生的崇高精神境界 , 不谋私利，追求真理，奉献终身。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25861 参见 * 《时代周报》专访 98 岁高龄的刘绪贻教授，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 黄安年推荐《时代专刊》专访刘绪贻文章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1 月 6 日 发布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1659 * 对话刘绪贻：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推荐马国川专访刘绪贻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1 月 21 日 发布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6478 * 刘绪贻文 再论把 “ 民主 ” 与 “ 民本 ” 区分开来，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4 月 11 日 发布 *2011 年 4 月 1 日 《同舟共进》上的文章《再论把 “ 民主 ” 与 “ 民本 ” 区分开来》。，该文 2003 年 7 月 5 日 初稿， 2008 年 9 月 1 日 4 稿。 2011 年 4 月 7 日 人大与议会研究网转发了该文并附编者按：刘绪贻教授早在 1984 年就在上海《时与文》周刊上撰文论述民主问题，提出 “ 民主 ” 是让人民自己作主，与 “ 民本 ” 有本质区别； 1998 年，刘教授在《长江日报》上发文再次论述了 “ 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 ” 的观点。本文已是作者第三次论述 “ 民主 ” 与 “ 民本 ” 的区别。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32033 * 推荐百岁学术老人刘绪贻《辛亥百年反思录》序，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10 月 31 日 ( 美东时间 )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03122 完稿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 （本文收入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 —— 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发布 2012 年 2 月 10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439type=1013
个人分类: 民生问题小议(10-11)|25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刘绪贻、齐文颖、周颖如、黄安年合影（2001年4月27日）
黄安年 2012-2-9 06:44
刘绪贻、齐文颖、周颖如、黄安年合影（2001年4月27日）
刘绪贻、齐文颖、周颖如、黄安年合影（ 2001 年 4 月 27 日）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2 月09 日 发布 刘绪贻先生 2001 年 4 月下旬来北京参加母校清华大学校庆 90 周年活动 , 并看望美国史学界的同行。 据我当年记事本记载， 200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 , 杨玉圣来电话说，刘先生后天（星期五）上午到京，住在挂甲屯邮电疗养所。若可能，我们在晚上请先生吃饭。 4 月 27 日 , 星期五 , 上午 刘绪贻先生到达邮电疗养所 , 并打来电话，要和杨玉圣取得联系。我说已经和杨玉圣联系上了，准备今天晚上在杨家聚餐宴请您。下午 4 ： 40 分，我动身去杨玉圣家，参加聚餐的除刘先生外 , 还有齐文颖教授、周颖如教授及杨玉圣的几个研究生。大家一起为刘先生提前过 88 岁生日。刘先生身体非常健康，正为 6 月份交人民出版社的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叙述时间延续到 2000 年的书稿紧张地工作。我带去了红葡萄酒和一盒新茶。刘先生送我一本新著《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 — 1948 年文集》。 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 平时能和齐文颖教授、周颖如教授聚在一起就很少，这次借刘先生北京之行在杨玉圣家祝贺刘先生 88 寿辰，别有一翻情趣，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离不开美国史研究。 这里发布的是刘绪贻教授和齐文颖（北京大学教授，左一）、周颖如（商务印书馆编审，右二）、黄安年合影照片，时间在 2011 年 4 月 27 日 , 地点在家住西三旗育新小区的杨玉圣家。 附合影照片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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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先生和《美国历史杂志》（JAH）的中国特邀编辑
黄安年 2012-2-7 16:26
刘绪贻先生和《美国历史杂志》（JAH）的中国特邀编辑
刘绪贻先生和《美国历史杂志》（ JAH ）的中国特邀编辑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7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 《美国历史杂志》（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JAH ），是美国最重要的历史杂志之一， 1992 年初《美国历史杂志》邀请刘绪贻、杨生茂、邓蜀生三位先生出任中国特约编辑 ，由于刘、杨两位同意邓蜀生先生提出以我取代他出任中国特约编辑的建议 , 并获美方同意，自 1992 年秋起 , 黄安年接替邓蜀生任《美国历史杂志》（ JAH ）的中国特邀编辑。 刘先生作为《美国历史杂志》（ JAH ）的中国特邀编辑和杨生茂先生一起做了许多工作 , 自 1992 年底以来到 21 世纪初期 , 刘、杨和我三人联名一致，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了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百十篇、著作二三百部，学术论文上千篇，这对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美国史研究者了解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美国史研究成果，有着积极的作用。刘绪贻先生和杨先生一样 , 对于这件工作采取了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如对于译文的一丝不苟，对一票否决权和保密原则的坚决信守，对工作进度的积极配合，对国际合作中我方的自主立场的坚决维护，对我辅助他们工作的全力支持 , 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现在手中保存着刘先生给我的几十封亲笔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进程。 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 “蜀生同志推荐你代他 , 我没有意见。”“我们准备给 Thelen 回信 , 这封信有杨、邓、我回。俟 Thelen 同意你代邓后 , 以后再回信时，则由杨、你、我回信。”（ 1992 年 7 月 1 日 信） 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对于美国史编目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我们编目是‘择其优者而编之’，并非‘有见即摘编’。这就需要进行大量而慎重的阅读，因为不阅读就无法‘择优’，就有可能‘遗珍漏珠’，或使‘滥竽充数’，以致‘选非其当’。” （ 1992 年 7 月 18 日 信） 刘先生时 80 高龄，身负撰写美国通史两个单卷本和统筹美国通史多卷本的重任，对于我每次向杨、刘两位提出的论著及博士学位论文初步意见 , 都极其认真地仔细审读并逐一提出自己的建议，有时对于不同意推荐的书 , 还用很大篇幅说明理由，往往一次推荐经过几过来往取得一致意见后 , 再以三人一致签名 , 并由我负责寄往美国历史杂志，这每一次推荐，都倾注了刘、杨两老的巨大的辛劳，也使我从受益匪浅，自 1992-2002 年间，刘先生给我的六七十封亲笔信件大都围绕这一内容。 按照 JAH 编辑部的要求，我们要定期向 JAH （美国历史杂志）推荐少量优秀论著和博士学位论文 , 还要推荐书评人。自 1992 年以来，我们没有任何项目费也从不计算工作量，不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 还一直是自己掏钱，编辑、打印、复印、往来通信等 , 长此以往开支上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 尤其在 90 年代初的低工资待遇和高国际邮资情况下 , 更显得经费的拮据，所以曾希望美方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赞助经费 , 以专门用于从事推荐工作所必需的邮资等费用。对此杨生茂先生、刘绪贻先生 1992 年 6 月至 1994 年 7 月间，曾就争取国际特邀编辑赞助经费事宜 , 有二三十封信涉及这个话题。几经交涉，最后美方答应给予一次性 300 美元，但是不断提出新的需要更多投入时间精力和费用的任务。我们则依我方实际情况，独立运转，量力而为，不给美方牵着鼻子走 , 维护自身权益。当时我们是在经费十分拮据情况下 , 履行我们的国际特邀编辑职责的。 刘先生在信中明确表示 , 美方主编“不知道中国教师的贫穷和辛苦。”主张“申请一点钱”，“万一这些都办不成功 , 我们就和他们说明白解约 , 我们不再承担此任务”。（ 1993 年 2 月 23 日 信） 1993 年 5 月 , 我综合了留、杨二老的意见，起草了一封以三人联名写给美国历史杂志主编 David Thelen 的信 , 信中最后提出“我们提供一个这次为完成 The list of Recommended 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in American history （ 1990-1992 ）（ Books ， Articles ， Dissertations 项目所花费的清单 ” “已支出 RMBY2900 （合 US$500 ）我们想在美国这笔费用对于中产阶层是不足道的。然而对没有任何资助，现代信息缺乏，有一切自理的低薪教授（每人每月工资不足 100 美元）的我们来说 , 长此以往，无疑是难于长期负担的。若使这一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 须有基本的财力保障。”杨先生和刘先生对这封信的英文稿均作了精心修改和润色。刘先生在修改后专门注明“这最后一段话 , 我的语气重些，因为我觉得 Thelen 太吝啬。不过 , 我不坚持。如果你们二人认为语气缓和一点好 , 就用你们原来语气也可以”。（ 1993 年 5 月 28 日 信，对于三人信的修改稿） 然而，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 除了仅有的一次性 300 美元用于国际邮资外 , 全部自己掏钱包括微薄工资所得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不计报酬地做下去，其中包括初期杨玉圣参与的大量基础资料整理工作。 一次刘先生告诉我“打算从今天起校阅你花大力气整理的书目、博士论文和论文目录。碰巧，今天早晨收到生茂同志的信 , 知道他花了 10 天时间校改这份目录。有了他的把关 , 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因此，我这一次想偷点懒 , 只浏览一番目录，没有仔细去核对，总的印象是 : 如你信中所说 , 收录过宽”（ 1993 年 3 月 21 日 信） 美方曾要求，我们提供推荐的图书 , 对此刘先生表示“请他直接想作者写信索书。我以为这主要是由经济上的原因，我们无力付此邮费。”（ 1993 年 3 月 22 日 信） 对于美国历史杂志主编提出的一些诸如国际著作和论文奖问题 , 刘先生谈到自己的看法，他写道 : “有个评审标准的重大问题。西方标准和我们不同 , 所以鲁迅都未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评审标准基本上根据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原则 , 歧视马、列、毛思想 , 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 很难引起我国美国学者对此事的兴趣。”（ 1994 年 4 月 9 日 信） 刘先生信中多有鼓励赞扬，如一次信中称 : “你在此尚还横流的时代 , 仍保有一颗宝贵的心 , 珍视人世间除金钱之外更有价值的东西 , 可佩也。”（ 1994 年 8 月 28 日 信）“所附 1993-1994 年出版的有关部门美国史部分著译作也收到，很有参考价值。你做了好事。”（ 1995 年 2 月 27 日 信） “ 再一次谢谢你 , 本来是我们三人的工作 , 由你一人负责 , 实在是偏劳了。 ” （ 1995 年 11 月 6 日 信） “ 给美方的推荐材料 , 你担负了几乎 全部责任 , 我和杨先生都应该感谢你。 ” （ 2001 年 6 月 30 日 ）“实在抱歉！一则这些时候赶任务太忙，一则年老易忘事，竟将你给我的这个重要任务忘了 , 没有按期完成。接到电话后 , 已经赶完 , 先寄上请查收。”（ 2002 年 4 月 17 日 信） 但有时在信中也从爱护出发直言不讳地批评我工作中的不仔细。如“ 10 余年相识，我们已是老朋友了。有话明说 , 希勿见怪。你的长处在于作事雷厉风行，勇于负责 , 工作量大，毫无怨言。但如鲁迅先生那样，无论写什么东西 , 写好后仔细核对，务期除尽讹误，那就更完美了。”“你的大作很多 , 内容也不错 , 只是仔细核读时 , 也往往发现小毛病。”（ 1992 年 11 月 11 日 ） 刘先生在信中也多次谈及拟辞去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一事 , “我和生茂同志一样，因年老精力不足 , 拟坚决辞去 JAH 的国际特约编辑；而且这还不仅是我们年老的问题 , 换换新人 , 对工作也有好处。我和生茂同志也考虑到 , 为了工作的连续性，你最好连任一届，不过既然 JAH 编辑部决定 ‘ 国际特约编辑 ’ 任期只 4 年 , 我们已任两届，不知他们是否同意，因此需要和他们商量。”（ 1999 年 7 月下旬）“今天接 JAH 新主编 Joanne Meyerowitz10 月 19 日 信 , 谈她象 Thelen 一样，仍积极致力于 JAH 的国际化，并希望我们作为该杂志的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ng Editor 能经常和该杂志联系 , 按期（每年 5 月 1 日和 12 月 1 日 各一次）给它送论文 ( 包括博士论文 ) 和书籍目录，提出改进工作建议 , 还附有一说明 ( 关于如何制订目录的 ) 。不知你接到此信否 ? 我预备回信 , 同意继续担任 ICE （因她上一信问我是否愿意继续担任该杂志的 ICE ），如果你也同意继续担任此职的话。关于此事，你有何想法 , 请赐告。” 在十多年的 ICE 工作中 , 尽管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都已八九十多岁的高龄，依然恪尽职守，极其认真负责 , 一丝不苟地做好推荐工作 , 令人敬佩。 附照片 7 张。 注释：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79 No.2 , September 1992,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ng Editors, CHINA: Deng Shushe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Liu Xuyi, Wuhan University; Yang Shengmao, Nankai University 。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79 No.3, December 1992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ng Editors, CHINA: Huang Annia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Liu Xuyi, Wuhan University; Yang Shengmao, Nankai University 。 见《 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史研究通讯版）》，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14 日 发布，文章提到：“邓蜀生先生和杨生茂、刘绪贻先生一起于 1992 年受聘为美国著名的《美国历史杂志》的中国特约编辑，我国美国史研究者担任这一职务还是第一次，无疑是邓先生的学术荣誉，但是考虑到保障这项工作及时有效的运转，邓先生提出了他自己退出中国特约编辑一职，并且郑重推荐我来承担这一工作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了杨、刘刘两位老先生的一致同意和美国历史杂志主编的认可，从 1992 年 12 月一期 (Vol. No.3) 起我取代了邓先生出任中国特约编辑。我自知水平有限，惟有在老先生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兢兢业业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并见“ 为《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 杨生茂先生 1992 年给我的几封信”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7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25286 见《 刘绪贻先生和《美国历史杂志》（ JAH ）的中国特邀编辑》，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2 月 7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所附照片影印件。 杨生茂先生就国际特邀编辑一次性赞助经费的通信，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8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5906 见《 刘绪贻先生和《美国历史杂志》（ JAH ）的中国特邀编辑》，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7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所附照片影印件。 以上注明信件日期指写信日期，收信时间有四天到七八议案左右的时间差 , 这些信件保留在我的信箱专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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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先生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西安年会（2002年10月19-22日）
黄安年 2012-2-7 10:19
刘绪贻先生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西安年会（2002年10月19-22日）
刘绪贻先生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西安年会（ 2002 年 10 月 19-22 日）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2 月 7 日 发布 2002 年 10 月 19-22 日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近 90 岁高龄的刘绪 贻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刘先生集中精力撰写并和杨生茂先生一起统稿六卷本《美国通史》， 1990 年美国史年会后的威海会议 (1993) 、长春会议 (1996) 、南京会议 (1999) 均未参加。 2002 年 10 月 , 六卷本《美国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刘绪贻先生参加了西安会议 , 并和与会代表分享了欢乐和喜悦，与会代表向刘绪贻、杨生茂、邓蜀生及该书的编撰人员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10 月 17 日 ， 我去邓蜀生处取来刚刚出版印出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并带来他给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的一封信。 10 月 18 日 ， 下午 5 点多，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会址，我拜访刘绪贻先生。 10 月 19 日 8 ： 30-10 ： 10 举行开幕式。黄柯可主持，我致开幕词，会上刘绪贻先生讲话。我在开幕词中谈到 :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从 1979 年正式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 23 个年头。这是令人难忘的 23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步伐的 23 年，是中美正式建交以来的 23 年，也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大发展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不断壮大的 23 年。 23 年可以塑造一代人，今天和我们聚集一堂的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德高望重已年近 90 高龄的刘绪贻教授，有一批活跃在美国史各个研究领域前沿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还有刚刚迈入美国史研究门槛的年青研究生。这是一次老中青三代中国美国史研究者的大聚会。”“在这里，我要借此机会特别提到出版一套集学术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中国学者编著的《美国通史》，是我国美国史学者多年来所追求的，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了解和认识美国的需要，又是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美国史研究自成立以来一直提倡、鼓励和支持编著《美国通史》。为此，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和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等美国史研究者花费了将近 1/4 世纪的精力，现在经过几十名中国美国史老中青研究者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夜以继日的学术攻关，这套 6 卷本共 300 万字的《美国通史》终于在 2002 年 10 月正式出版了。这部巨著的出版，将有助于国人对于美国的历史和社会有更多、更深入、更符合实际的了解和认识；也有助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这说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后继有人的。” 会上展示了这套六卷本巨著，当时一些著者尚未收到此书，与会代表先睹为快。 10 月 20 日 ，星期日 ， 上午参观半坡博物馆。随后参观世界第八奇迹秦兵马俑博物馆，其中包括新的博物馆（内有铜车马、彩陶俑等世界级文物）、一、二、三号墓遗址等。这里发表的四张照片是我和刘先生在半坡参观时的合影照片 其中三人照中右侧是叶凡美。另一张照片是大会合影 全文见《美国研究通讯》， 2002 年第 2 期 , 第 17-18 页。 （详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0877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 08 730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 (2002 西安 ) 合影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4 月4 日 发布 　　 2002 年 10 月 19 至 22 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承办单位是陕西师范大学。与会代表 50 余名，提交论文 43 篇。此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九届理事会，由 37 名理事、 15 名常务理事组成。理事长为李剑鸣，副理事长为王旭、王玮、白建才、任东来、何顺果、黄安年、黄柯可、梁茂信，王旭兼任秘书长。法人代表为黄柯可。常务理事会聘请黄华为名誉理事长方生、邓蜀生、刘祚昌、刘绪贻、齐文颖（女）、华庆昭、李世洞、严四光、张友伦、武文军、杨生茂、顾学稼、黄绍湘（女）等 13 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为本会顾问。组成新一届《通讯》编委会。秘书处办公地点由南开大学迁至厦门大学。常务秘书长：胡锦山（女）；副秘书长：赵学功、孟庆龙。 理事（以姓氏笔划为序）：孔庆山、王旭、王玮、王希、王琛、王立新、王春来、王建华、白建才、任东来、刘国柱、肖军、苏格、李剑鸣、余志森、何顺果、时殷弘、陈海宏、吴金平、杨玉圣、孟庆龙、周祥森、胡国成、金卫星、侯文蕙（女）、胡锦山（女）、祝立明、赵学功、高春常、黄安年、黄柯可（女）、黄贤全、梁茂信、董小川、潘迎春（女）、熊伟民、戴超武 　　常务理事（以姓氏笔划为序）：孔庆山、王旭、王玮、白建才、任东来、何顺果、李剑鸣、余志森、杨玉圣、孟庆龙、胡国成、赵学功、黄安年、黄柯可（女）、梁茂信。 　　 合影中第一排蹲坐的是与会研究生和年轻会员。 第二排中坐着的有 : 李剑鸣（左二）、王晓德（左三）、王玮（左四）、王旭（左五）、白建才（左六）、黄安年 ( 左七 ) 、曹德谦（左八）、方生（左九）、刘绪贻（左十）、何顺果（右八）、黄柯可（女，右七）、杨令侠（女，右六）、郝克路（女，右五）、陈海宏（右三）、李其荣（右二）、叶凡美（右一）。 第三排中有 : 王淑丽（女 , 左十）、孔庆山（右九）、高春常（右八）、张爱民 ( 右七 ) 、戴超武（右六）、梁茂信（右六）、王立新（右四）、张敏谦（右三）、胡国成（右二）、金卫星（右一）。 第四排中有 : 肖军 ( 左十一 ) 、韩宇（左十二）、赵学功（右十）、孟庆龙（右九）、孙郎群 ( 右八 ) 、刘国柱（右六）。 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议程情况请见笔者另文。 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0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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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绪贻、杨玉圣在寒舍的合影照片（1990年6月18日）
黄安年 2012-2-7 09:16
与刘绪贻、杨玉圣在寒舍的合影照片（1990年6月18日）
与刘绪贻、杨玉圣在寒舍的合影照片（ 1990 年 6 月 18 日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2 月 7 日 发布 这里发布的两张照片是 1990 年 6 月 18 日 刘绪贻先生、杨玉圣老师和我在寒舍的合影，时刘先生 77 岁。在我的记事本上记有 : “ 6 月 18 日 ( 星期一 )10 ： 00-14 ： 00 ，刘绪贻来访 , 宴请刘，杨玉圣作陪”。“下午陪刘先生去黄启芳处”，时黄启芳是世界历史杂志美国历史专栏编辑，住北太平庄中国政法大学宿舍。 附照片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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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刘绪贻先生来北师大做学术报告(1999年9月24日)
黄安年 2012-2-7 08:43
记刘绪贻先生来北师大做学术报告(1999年9月24日)
记刘绪贻先生来北师大做学术报告 ( 1999 年 9 月 24 日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2 月 7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 最近翻阅老照片 , 看到一张刘刘绪贻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史楼 305 教室为历史系学生作学术报告的照片 , 时间是临时安排的 , 记得是利用杨玉圣老师开设的美国问题课程的时间向听课学生讲座《美国的社会、社会结构与阶级斗争》，听课学生既惊喜又略显拘束。 110 分钟的时间里 , 刘先生用约 75 分钟时间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在提问阶段 , 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在主持讲座开始时向同学们简要介绍了刘绪贻先生的学术成就，这位中国美国史学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美国史、社会学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时已 86 岁高龄，在三尺讲坛上依然精神抖擞，谈笑风生，思维敏捷，见解独到。 这是刘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唯一的一次讲座。讲座的具体时间我一时记不起来了，照片后面也没有注明时间。从和时任系主任的晁福林教授合影的照片来判断是在 1999 年前后。昨天在翻阅刘先生给我的信件时 , 我欣喜地看到了刘先生 1999 年 9 月 16 日 写给我的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 “学校通知我到北京领《战后美国史》的奖，本来 , 如仅因此故 , 我不想来京。但是，我现已编好一本《美国史论文集 ----30 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共收文章 38 篇），正好乘此机会带交中华美国学会，同时多年来未来京 , 很想看看在京的一些亲友，决定于 21 日 ( 下星期二 ) 乘车来京 , 得便请用电话通知一下黄柯可同志和杨玉圣夫妇。”信是 9 月 21 日 收到的。我随即翻阅 1999 年记事本。里面清楚记叙： 9 月 22 日晚 与刘绪贻通话，约请 24 日上午刘先生来北师大。 9 月 23 日晚 , “准备明早接待刘绪贻”。 9 月 24 日 （星期五），上午在系接待刘绪贻，并主持刘绪贻为学生的讲座《美国的社会、社会结构与阶级斗争》，会后刘、杨（玉圣）在我家吃饭，刘在我家休息。下午 4 ： 30 陪刘去杨玉圣家 ( 时住西三旗育新小区 ) 。晚在玉圣家吃饭，聊天。 11 时回到家。 附照片四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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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教授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学金
黄安年 2012-2-6 06:40
刘绪贻教授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学金
刘 绪贻教授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学金 黄安年文本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2 月 6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于 1993 年设立了万心蕙奖学金，这和刘绪贻教授的积极推动促成是分不开的。 1992 年 9 月 5 日 , 时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顾问刘绪贻先生写信给严四光和我（时张友伦理事长在美国，严四光任代理理事长 , 我时任秘书长 ), 信中说：“ 7 月上旬，我和四光同志提到动员万心蕙教授给美国史研究会捐奖学金事 , 在从九江到武汉的船上 , 我向万教授提出了。我是这样说的：‘给美国史研究者捐奖学金，可以和全国美史研究者取得联系。’（因为万希望有此机会）她说 , 问题有二 : 一是她没有很多钱 ; 二是怕美史研究会不一定接受。我说 , 不要钱很多钱 ,1-3 万元人民币就可以 ( 每年以 1-3 万人民币利息奖优秀博士、硕士论文 ) ；美史研究会只会欢迎 , 不会不接受 . 她说可以考虑。 昨天，我收到万的来信。她说 , “你在船上提到给全国美史学会捐赠奖学金事 , 是很好的建议 , 我还可以捐一些 , 只是他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倒是问题。” 我想这是好事 , 我们应该接受 . 如果万有信给你们提到此事，希望你们能表示欢迎。不知以为如何。 此信四光同志看过以后请转安年同志。 今夏奇热 , 诸希珍重。顺颂时绥 刘绪贻 1992 ， 9 ， 5 ” 同年 9 月 5 日 , 我收到万心蕙先生的亲笔信 , 信中写道 : “在与刘绪贻同船去武汉时 , 他提到严四光老师曾与他谈及 , 我应当捐奖学金给全（美）国史学会，他也觉得很有意义。我回来和王霈谈 , 霈也赞同。如果你们全国美国史学会肯接受的话。我们俩也可捐一个奖金 , 约与给 ( 北 ) 师大的数目差不多。少给名数 , 每名钱可多些。当然，这先得看你们史学会的态度。因立奖金也得有人专管 , 评审给全国博士或硕士生，对你们来说 , 是不是太麻烦。如果你们基本同意，我们再商讨条件。明年我去北京时，可寄个公证书。请你与各位商讨后给我个回信。” 1992 年 9 月 23 日 , 我收到刘绪贻先生写给我的信 , 信中说 : “ 9 月 17 日 大札收到。你和四光同志商量的处理万心蕙女士捐赠奖学金金的办法，我基本同意。我希望看到这件事能尽早落实。” 1992 年 10 月 11 日 , 刘绪贻先生写给我的信中写道 : “ 10 月 6 日 大札收到。万心蕙教授为研究会硕、博士生优秀论文设奖事 , 现在看来大体上是可以成为事实了 , 令人高兴。我有两点建议 :1 ，每篇论文奖金不必太多 , 诺贝尔奖金比较起来并不算高 , 但有份量；美国的普利策奖的奖金也不是很高的。这样，得奖面还可以宽一点。 2 ，评奖委员会的人选不必多 , 最好是老中青结合；评奖委员必需正派、有胸襟、有学力、有权威、有对公益事业热情。不知以为如何？” 1992 年 10 月 21 日 ，我又收到万心蕙先生的回信 , 信中写道 : “谢谢你们接受我与王霈捐赠奖学金事。关于捐赠基金 , 我们定为一万美元。前几天已寄信给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以我们的名字 , 存了个一万元一年定期存款，以后利息发奖，但每年利率变动，故不能有定额数目。只得随其高低而定。按美国现行利率估计 , 明年也只能拿到三百元美元利息，并写一正式捐赠函件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当然我们总希望北京中行有存储教育奖学金办法，但至今问过教育部及中行，都无回音。九江的奖金 , 也只是用我个人名字存在中行，然后给他们写了份公证书，算以后遗赠。当地中行说 , 以后如我去世，仍可用我名字存，拿利钱。师大的基金 , 是我前年过香港时 , 与中国银行香港支行侨务部谈判 , 他们说律师写个公证书，他们可以永久代理。当时我办了 , 因为那时利率高 , 基金数存得少。 ….. ” “至于评审发放 , 怎么组织 , 我没有意见。三年一发很合理 , 只是明年即开年会 , 可否以最近一年的评审，发放一下。我们都是 74 ， 75 岁的人了 , 当然也希望能早日见到此事施行。至于发放对象，可否以博士论文为限，那样就少得多 , 也发给硕士，那就要多得多 , 是否博士又不能太少 ? 国内情况我不太清楚，请你们斟酌吧！基金数不大 , 名额以少为好。” 1992 年 11 月 15 日 , 我收到刘绪贻先生写给我的信 , 信中说 : “接 11 月 4 日 大札及所附万心蕙女士函，甚为高兴。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奖学金的心愿，总算完成了一半。我希望有一天能意外地赚到一笔钱 , 也能在研究会设一个刘绪贻奖学金，那就更好了。不过 , 中国知识分子太穷 , 谈何容易？！”信中还就发放奖学金的面、评奖委员会人数及代表性、评选出真正优秀的论文等提出建议。 1993 年 1 月 4 日 , 刘绪贻先生写给我的信中谈到评奖委员中的武汉大学人选，他说 : “我是应当按理事会要求答应任万心蕙女士评审委员的 , 但我目前工作实在太忙 , 头绪太多 , 怕误了事。经过仔细考虑后 , 还是想推荐李世洞同志。” 由于刘先生的积极倡议和热心推动 , 经万心蕙先生和秘书处多次磋商，在 １９９３年 8 月 5 日 正式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设立万心蕙奖学基金的议定书。 作为万心蕙奖学金的代理人 , 我欣慰地报告 , 迄今奖学基金已经节余 11.3 万元人民币以上存款 , 并成功举办了四次评奖活动。 附信件摘要影印件 12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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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杨生茂（黄安年博文目录，2007-2011）
黄安年 2012-1-31 07:30
刘绪贻、杨生茂（黄安年博文目录， 2007-2011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1 月 31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 1082.3 ． 6 刘绪贻 * 《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7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518) * 《美国通史》 6 卷本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7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519) * 务实创新 富有时代气息——评新版《战后美国史》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8 年 1 月 2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15144) * 为刘绪贻先生九十五华诞 重温《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8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575) * 推荐李存训文 刘绪贻先生的学术道路 黄安年推荐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4 日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118 ） * 推荐刘绪贻文 : 八十九岁断想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4 日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201 ） * 推荐刘绪贻著译总目 ( 初稿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6 日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387 ） * 贺刘绪贻先生 95 华诞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7 日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463 ） * 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开幕式暨刘绪贻教授 95 岁华诞庆典（ 2008 年 5 月 24 日 )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8 年 5 月 28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046) * 在刘绪贻先生家祝贺他 95 岁华诞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8 年 6 月 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507)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08 年武汉年会图片选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8 年 6 月 3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718) * 祝贺刘绪贻先生 96 岁华诞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5 月 12 日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1340 ） * 值得一读 刘绪贻文 : 极应尊重创建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9 年 7 月 10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42770 * 祝贺 97 岁学术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 ( 上卷 ) 出版，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7635 *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 卷）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 307638 ’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 2008 武汉）（合影），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9626 *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 卷）提要 ( 图片版 ),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4 月 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9325 * 读《刘绪贻著译总目》有感，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9820 * 忆 1986 年武汉之行，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0342 * 出精品、育人才——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的启示 ,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9 月 28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67680 * 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0 月 28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77997 * 《时代周报》专访 98 岁高龄的刘绪贻教授 ---- 刘绪贻：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 ，图 11 ，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1 月 6 日 发布 http://www.sciencenet * 黄安年博客中关于刘绪贻先生的博文目录 (2008.4 — 2011.1.6) ，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1 月 12 日 发布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3607 * 对话刘绪贻：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推荐马国川专访刘绪贻 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1 月 21 日 发布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6478 * 刘绪贻文 再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4 月 11 日 发布 123, 推荐专访 : 对话刘绪贻：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态度，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4 月 29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3854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32033 * 祝贺刘绪贻、周世英夫妇 98 岁华诞 图 2 ，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5 月 7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1391 * 推荐百岁学术老人刘绪贻《辛亥百年反思录》序，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10 月 31 日 ( 美东时间 )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03122 1082.5 ． 2 杨生茂 * 看望 92 岁高龄的资深教授杨生茂先生，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5 月 10 日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0978 ） * 杨生茂著《探径集》提要，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4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4421 * 痛悼杨生茂先生仙逝，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5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9922 * 德高望重的资深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逝世，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5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9976 * 杨生茂先生绝笔盛赞历史研究手段变革，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5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0032 * 杨生茂先生和南开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 回顾 2004 年 6 月南开学术会议，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0397 * 《美国历史问题新探》，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0591 * 记杨生茂先生和《美国外交史》编写提纲讨论会 (1986 年 3 月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0926 * 敬请关注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的学术和道德遗产，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0980 * 杨生茂先生掂念万心蕙美籍华裔老人的三封信 (1996)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0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2321 * 缅怀杨生茂先生，人民政协报， 2010 年 5 月 10 日 C2 版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0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2380 杨生茂先生一直反对称他为“权威”，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2881 * 未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内情，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3059 * 再谈关注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的学术和道德遗产，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3182 * 重读杨生茂先生几封对赠书的复信，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4749 * 杨生茂先生为我晋升职称写推荐，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4781 * 杨生茂先生较真美国历史词典名称和译名，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4927 * 为《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 杨生茂先生 1992 年给我的几封信，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5286 * 杨生茂先生关心南开弟子论文的信例，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5430 * 杨生茂先生就国际特邀编辑一次性赞助经费的通信，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8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5906 * 三谈关注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的学术和道德遗产，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6116 * 杨生茂《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读后感 ,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6709 * 怀念设计师、领航人和铺路者杨生茂先生——在追思会上的发言 ( 2010 年 5 月 22 日 下午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7576 * 杨生茂先生请辞《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的几封信，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7603 * 参加杨生茂先生追思会随想：师生情（一），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7808 * 参加杨生茂先生追思会随想：师友情（二），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78097 * 南大举行著名史学家杨生茂先生追思会照片 ( 2010 年 5 月 22 日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7966 * 参加杨生茂先生追思会随想：父女情（三），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8100 * 从海归长江学者王希对杨生茂采访和追思会发言说开去，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8324 * 杨生茂先生请辞《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的几封信 ( 续 ) ，黄安年的博 2010 年 5 月 25 日 发布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8521 * 杨生茂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9273 * 看望杨生茂老先生——兼谈北京 -- 天津行印象记（ 2006 年 12 月 13 日 ） ,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6 月 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33783 * 记一次天津行（ 1992 年 3 月 19 日 ） ,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34066 * 和杨生茂先生合影 ( 1995 年 2 月 9 日 ),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34417 * 怀念设计师、领航人和铺路者杨生茂先生（社会科学论坛版） ,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8 月 1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54541 * 黄安年博客中关于杨生茂先生的博文目录，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1 月 11 日 发布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3192 * 纪念杨生茂先生逝世一周年，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5 月 3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39842 * 纪念杨生茂先生专刊目录，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5 月 3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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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刘绪贻、邓蜀生、方生先生电话拜年
热度 1 黄安年 2012-1-23 20:58
给刘绪贻、邓蜀生、方生先生电话拜年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1 月 23 日 ( 北京时间 ) 发布 今天是壬辰龙年初一，家中固定座机电话失灵，我通过手机分别打电话给在武汉的 99 岁学术老人刘绪贻先生、在北京的 88 岁的学术老人邓蜀生先生、在北京的 83 岁的学术老人方生先生，向他们拜年。他们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老顾问，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初创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他们身体健康。作为后学，我们衷心祝愿他们在龙年诸事顺遂 , 健康长寿，全家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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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推荐刘绪贻文 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
黄安年 2012-1-4 10:59
推荐刘绪贻文 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 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1 月 4 日 ( 美东时间 ) 发布 [ 按 : 今天 5 月 13 日 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奠基人之一、著名美国史、社会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白寿之喜。 这里发布刘先生的文章《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首发在 《书屋》 /2007 年第 2 期；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讨论栏目 2007 年 2 月 20 日 转发。］ 　　我发表过研究美国史甘苦的文章。承蒙《书屋》编辑部的信任，让我再系统地谈谈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我觉得《书屋》编辑部的这种意图必有其理由，所以乐于遵命。 　　　　　　　　　　　　　　　　 ( 一 ) 　　我在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学社会学的，开始研究美国史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希望并且计划以做学问作为自己终身职业。为此，除主观条件外，还必须有客观条件。那就是要中国民富国强，社会安定。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发扬科学与民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就成为我学术活动的主流。 1944 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后来，我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发现两千余年的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这篇论文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得到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中、美学者的赞同。上世纪 90 年代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王进及其中学同学叶巍读此论文后，认为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并且提出了一个批判儒学的崭新视角，于是花了两年时间将它译为中文本，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该社李艳辉编审的支持下，以专著形式出版，全书 18.5 万字，题为《中国的儒学统治 —— 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该书出版后，受到开明学术界的好评。另外， 1947 年 9 月，我到武汉大学教授社会学，承续我在硕士论文中形成的思想路线，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 1948 年在上海《观察》、《时与文》，南京《世纪评论》、《大学评论》，北平《自由与批判》等报刊上发表了 30 篇文章，引起广泛的共鸣，后来选了 23 篇，得到武汉出版社的支持，出版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 ——1948 年文集》。这两件事情说明，我的社会学研究是取得初步成果的，我是开始尝到做学问的味道的。如果不受干扰，我将继续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有可能取得更重要的成就。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 一边倒 ” 地学习苏联，社会学教研工作被取消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我的学术生涯不得不暂时中断，并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学校。一直到 1964 年，武汉大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从未忘情于学术研究的我，打听到我有可能参加这个工作，于是积极申请回到武汉大学，这就是我开始研究美国史的原因。也就是说，尽管我当时对研究美国史的重要意义有较清楚的认识，也不无兴趣，但我研究美国史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 二 ) 　　我的美国史研究工作开始于 1964 年 4 月，大体上可以说是开始醖酿 “ 文化大革命 ” 的时代，因此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缺乏切实可用的图书资料，我们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二是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作主；开始半年，我们还能为美国史研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到 10 月，我便被调到农村去参加 “ 四清 ” 运动，直到 1965 年 5 月才回到学校。此后一年，我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史，撰写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讲义，并应《光明日报》之约，写成 “ 黑人暴力斗争理论的发展 ” 一文 ( 因时局变化，该报只寄来清样，未正式发表 ) 。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2 年，我奉命参加 “ 文化大革命 ” 运动，美国史研究只能是在业余时间偶而干点私活。从 1973 年到 1978 年底，我又奉命从事世界史、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联合国文献的翻翻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多少对美国史研究有点铺垫作用，但到底不是美国史研究。因此这 13 年，对于我这个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乃是大好年华虚度。第三个问题是，当时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 “ 紧跟 ” 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作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独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引批判甚至祸灾。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根据，否则寸步难行。一般说，当时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的研究，似乎是存在一个公式的。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际是欺骗、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权很不稳；从社会方面说，是机会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骄奢淫佚，贫者无家可归；从文化方面说，是粗俗浅陋，腐朽墮落； 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之故，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列宁说的一个 “ 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 ” 国家。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要摆脱这个公式的束缚是极其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现在想来，由于有这种 “ 紧跟 ” 的负担，当时即使我能自己作主支配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我也是不可能在美国史研究中作出真正成绩的。 ( 三 ) 　　我的美国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这个春天是怎么来的呢？上面提到的那个美国史研究的公式，是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简称《帝国主义论》 ) 有关的。新中国不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吗？因此之故，列宁这本书中的所有论点都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既然这本书中说美国在 19 、 20 世纪之交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又是 “ 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 ，那么人们研究 20 世纪美国史，就不能不得出 “ 美国是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 ” 的结论。但是， 1972 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日渐松动，特别是 1979 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和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源源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甚至个别老资格的中共领导干部，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认识到：当代美国还不能说是已经 “ 腐朽的、垂死的国家 ” ，而是 “ 腐而不朽，垂而不死 ” ，甚至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虽然还是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总的趋势是经济不断高涨，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种官方书面上的美国和日益扩大的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国的鲜明对照，使我感到，冲破 “ 左 ” 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国史，这种学术活动是会越来越有市场的。 　　另一方面， 1978 年，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论文的发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又给我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研究美国史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从 1977 年 8 月 8 日 到次年 4 月 22 日，邓小平 4 次谆谆告诫国人，一定要重视科学和教育，否则四个现代化便是空谈。他还要求制订出具体计划予以落实。在这种形势下， 1978 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座谈会建议：成立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的问题，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个头。据此， 1979 年 4 月 21―26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 1979 年 1 月，被控制使用多年后受命主持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工作的我，负责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关于编写《美国史》的问题，与会者达成三点共识：一、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全面地、理性地、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形势，使得编写一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和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二、从当时情况看，我国没有一个学术单位有能力编写出这样一套《美国史》，但把各有关单位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联合攻关，是有可能的，这种组织工作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负责；三、成立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 ( 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 ) 、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有关教师组成的编写《美国通史》的班子 ( 后来北大、川大和南京大学退出了，华东师大加入了 ) ，并选举杨生茂、刘绪贻任总主编。同年 11 月 29 日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负起了组织编写工作的责任。后来因情况变化，我还不得不负起主编和主撰《美国通史》第 5 卷《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和第 6 卷《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的任务。 　　现在总结起来看，大体上可以说，在同僚和学生的协助下，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 1979 至 2006 年，我一共发表了美国史论文和其他文章 76 篇，译文 3 篇。 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一九 00 年以来的美国史》 ( 上、中、下 3 册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印行了我主持翻译的《新政》。 1984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刘末合译的《被通缉的女人》 ( 美国黑人女英雄塔布曼传 ) 。 1984―1987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 3 种。 1987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主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 —― 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 1988 年，该社又出版了我主译并总校的《注视未来 ―— 乔治 • 布什自传》。这两本书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据说美国有 4 份华文报纸为后一本书的出版发了消息 ( 我手头只有纽约《联合日报》剪报 ) ，老布什总统还给我写了感谢信。 1988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和刘末合译的美、苏学者合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一书。 198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 1990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多难的的旅程 —―40 年代至 80 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 1993 年，该馆又出版了我协助朱鸿恩翻译并由我总校的《罗斯福与新政 ( 一九三二 ― 一九四 0 年 ) 》。 199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存训协助我撰写的《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 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著的《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 1989―200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杨生茂任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 ( 《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收入该丛书作为第 5 、 6 两卷 ) 。 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世洞共同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撰的《战后美国史》增订本《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同年，人民出版社以这个增订本《战后美国史》作为第 6 卷，并请《美国通史丛书》其他各卷负责人对原书作了必要的修订，出版了共约 300 万字的六卷本《美国通史》。 2005 年，这套《美国通史》又由中国出版集团选入 “ 中国文库 ” ，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这套《美国通史》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我们全体参加编写人员，从制订编写这套书的计划起，就不断探讨这个问题。结合此前我国美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使这套书具有以下 5 个特点。首先，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又要克服 “ 左 ” 的教条主义，并结合美国历史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要写出中国美国史著作的特点，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纠正一些流行的对美国历史的错误和糢糊认识；既要借鉴美国一些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消除人们对美国存有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第三，要冲破虽未公开宣布但实际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界限，不能像以往美国史出版物那样只写到二战结束时止，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今的美国。第四，要全面论述美国历史，不能只写成简单而片面的政治、经济史。第五，要运用比较丰富而新颖的资料，要附有全面扼要的外文参考书目和便利读者的索引。我们全体编写人员在写作过程中是力图体现这些特点的，但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只能由读者作出判断。 　　 　　从我个人来说，我在学术上是否作出过什么贡献呢？外界的评论很多，大都过誉。比如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 3 位教授说：刘绪贻先生 “ 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 ”i 朱庭光、武文军两位研究员认为，我的美国史研究可以自成一个流派 ii 。这都是我不敢当的。 　　 　　具体而言，我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 一 ) 我和同僚、研究生一起冲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因为经典作家没有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作过系统的学术论证，人们难以找到 “ 根据 ” ，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我国学者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没有一本敢写到二战后的 ( 个别美国史著作略为涉及 20 世纪 50 年代初 ) 。 1979 年起，我就陆续发表二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的论文。 1980 年，我接受了主编并参加撰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从此，除我自己发表涉及战后美国史论文外，还鼓励同僚和指导研究生发表了一系列从杜鲁门到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史论文。这样，就如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长齐世荣教授 1984 年 4 月 5 日 来信所说： “ 现代史、尤其是战后的当代史，一向列为禁区，无人敢碰，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值得我学习。 ” 的确，不仅美国史研究的战后禁区，就是世界史研究的战后禁区，从此便被冲破了。 　　 　　 ( 二 ) 我成功地为罗斯福 “ 新政 ” 翻了案。解放以来、特别是 1960 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大都对罗斯福 “ 新政 ” 持否定态度。有的书说： “ 从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政完全代表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 ”iii 有的文章说： “ 新政摧残了人民民主权利。 ”iv 又有的文章说： “ 罗斯福新政与其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一样，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 ”v 我查阅许多有关资料，了解到这些论断大都是 “ 左 ” 倾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罗斯福实行 “ 新政 ” 的史实并不相符。比如，罗斯福 “ 新政 ” 是在 1939 年暂时告一段落的。这一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 1932 年增长了 60% ；按 1958 年美元计算，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1415 亿美元增长到 2094 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从 1933 年的 893 美元，增加到 1940 年的 1259 美元。垄断资本利润也增加了。因此，从 1981 年起，我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为罗斯福 “ 新政 ” 翻案，将它的作用定位如下：罗斯福 “ 新政 ” 是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迅速地、大规模地向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生产关系，限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缓和了阶级斗争，基本上克服了 1929―1933 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延长并加强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大约到 1987 年我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一书问世后，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出版物中，就再也难看到否定、特别是彻底否定罗斯福 “ 新政 ” 的论点了。　　　　　　　　　　　　　　 　　 　　 ( 三 ) 我提出了两个新概念。根据上述我对罗斯福 “ 新政 ” 作用的定位，罗斯福 “ 新政 ” 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只对资本家、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农民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vi ，也不同于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西方学者称为 “ 福利国家 ” 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称之为罗斯福 “ 新政 ” 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已被一些美国史和世界史出版物所沿用。其次，我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的 “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 ，但因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已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世界现代史中的许多现象，如果不考虑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引起的变化，是不可能认识和阐述清楚的。这个时代新概念的成立就意味着列宁时代概念的过时，所以有勇气接受的人还不多。 　　 　　 ( 四 ) 我提出了两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一条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另一条是：罗斯福 “ 新政 ” 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期，但是，这种大规模赤字财政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以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 —― 滞胀。 Vii 　　 　　 ( 五 ) 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要从总体上发展它们，谈何容易，但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只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密切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 19 世纪 ( 主要是 40 至 70 年代 ) 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著作中， “ 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 ” ，他们大都 “ 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 ” ， “ 国家不管他们，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 ” ；资产阶级则尽量榨取剩余价值，一般只习惯于原始的工业专制主义 —― 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进行血腥镇压。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一种 “ 你死我活的斗争。 ” 隨着无产阶级的逐渐强大和日益觉醒，马克思在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中说： “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剝夺者就要被剝夺了。 ”viii 恩格斯在 1847 年末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 “ 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 ”ix 后来，列宁、斯大林也一再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灭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爬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美国，工业、财富、生产力高度发展，为什么没有像经典作家们预言的那样，出现 “ 剝夺者被剝夺 ” 的革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中找到答案的；找到答案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后来，我通过钻研经典作家、经济学家们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论著，了解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早已从一般或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大多数已成为中产阶级，不再是机器的单纯附属品，不再是活不下去；资产阶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工人阶级也尽量不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 “ 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 ” 方法，而是一方面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一方面微妙地迎合工人的自我意识，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仍有矛盾和斗争，但已不是 “ 你死我活的斗争 ” ，而是 “ 争取活得更好些的斗争 ” 。这种斗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改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就出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 　　 　　以上所述，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的发展。 x 我是怎样发展列宁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呢？列宁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工人、农民将受到更严重压迫和剝削，资本家将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后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发展并非如此。我从罗斯福 “ 新政 ” 的研究入手，发现罗斯福 “ 新政 ” 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德、意、日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能减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延长并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目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都是罗斯福 “ 新政 ” 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我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 xi 总之，如不少评论者所说，我对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是有独创见解的，但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则有待于读者判断和时间考验。 　　 如果可以说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时间和精力有了保证。从 1979 年 1 月到 2002 年，特别是 1987 年离休以后，我放弃了一切节假日，这 24 年来，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美国史研究上。近 4 年来，我虽然热心于探讨民主和法治问题，反对儒学糟粕，但也没有放弃对美国史的关注。要是像以往那样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作主，那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其次是要对学术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增长知识，是为了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有益处，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才能具有学术勇气，敢于反对 “ 左 ” 倾教条主义。第三是要进行学术交流，扩大学术视野。我不独感到我原来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有些帮助，我特别觉得我对经济学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和美国一些著名美国史学家的交往，我到美国的访学和研究，我参加的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不仅使我获得许多有用的图书资料 ( 包括第一手资料 ) ，而且得以借鉴许多性质不同国家的美国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对我扩大学术视野是极为有益的，也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闭关自守、唯我正确的有害的为学之道。 ( 四 ) 　　最后谈谈我研究美国史得到的主要支持和帮助以及遇到的主要阻力。 1978 年，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和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 两篇文献发表后，尽管 “ 左 ” 倾教条主义的势力仍然雄厚，但逐渐有些比较开明的编辑、报刊、出版机构受到影响，愿意并敢于出来反对 “ 左 ” 倾教条主义，打破长期思想僵化的局面了。这就是支持和阻碍我的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基础。 1979 年，我承担编写《富兰克林 • 罗斯福时代》一书任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先把罗斯福 “ 新政 ” 的历史研究清楚，是写好这段美国史的关键。于是，我在和两位同僚拟订全书详细提纲的同时，还重点研究罗斯福 “ 新政 ” 。但到 1980 年我又接受编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时，除 “ 初生牛犊不怕虎 ” 的研究生外，愿意和敢于和我合作的同僚只剩一人。这也难怪，大家对闯禁区心有余悸嘛。 1981 年 5 月，我试写出第一篇为罗斯福 “ 新政 ” 翻案的论文 “ 罗斯福 ‘ 新政 ’ 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 ” ，在《历史教学》编辑部和杨生茂教授支持下，于同年 9 月问世，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这年 11 月，我又写出一篇观点更加鲜明的、为罗斯福 “ 新政 ” 翻案的论文 “ 罗斯福 ‘ 新政 ’ 的历史地位 ” ， 12 月寄《世界历史》，久久不见动静。 1982 年 6 月，《历史研究》严四光编辑读此文后为该刋约稿，但不知何故，后来又毁约。直到 1983 年，《世界历史》朱庭光主编向我详细了解情况后，此文才在是年该刊第 2 期刋出。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广泛共鸣，有些出版物全文转载。但是，由于此文对于 “ 新政 ” 的看法，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黄绍湘教授美国史著作中对于 “ 新政 ” 的看法很不相同，她就写了 “ 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xii 和 “ 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 ”xiii 两文，对我的观点进行批驳。 1985 年，《世界历史》又先后发表了我和黄先生争鸣文章。本来，学术争鸣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发展学术有好处。但是，可能由于支持我的观点的人较多，黄先生就不再遵循学术争论的正途，却写信给她的朋友、当时中央政治局宋平常委告了我的状，说我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得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宋平同志将此告状信批转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处理，该院长又将信批转给该院所属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挂靠单位。该所虽然并不支持黄先生告状信 ( 尽管黄是该所研究人员 ) ，但它顶不住那么大政治压力，只好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转到南开大学去了事。 　　 　　另一个重大阻力也很有来头。解放初年，武汉市是直辖市，李尔重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杨文祥是其下属，我任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彼此相识。 1983 年 1 月 14 日 ，杨约我往见卸任河北省长回武汉市定居的原湖北省委书记李尔重，说是他想与我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但在后来的谈话中，当我提到罗斯福 “ 新政 ” 曾有助于美国工会运动这一铁的史实 xiv 时，他却没让我把话说完，就疾言厉色地打断我说： “ 这个问题英国《大宪章》运动时就解决了。罗斯福是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他还会帮助美国工会运动？ ” 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后来我想，我们党内虽然有范文澜，李锐、顾准等这样一些真正的学者，但也有些老革命做学问忽视 “ 真理愈辩愈明 ” 原理，自以为真理在握，唯我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英国《大宪章》运动解决的主要是君主必须受宪法、法律约束的问题，罗斯福 “ 新政 ” 解决的主要是工人不受资本家约束自己组织工会的问题，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扯在一起？罗斯福总统是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史多年的老学者，这点常识当然用不着别人提醒，但是，根据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罗斯福这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其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是可以和其他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办法不同的。这个问题，我已在我的不少美国史著作中提醒读者了，此处不赘。据此情况，我乃请杨文祥转告李尔重前省长：过去你是市委宣传部长，我是市工会宣传部长，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你的话我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于今是合作做学术研究，你怎么能 “ 一言堂 ” 呢？这样，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事当然是不可能了。但后来李尔重前省长还是抓住我的美国史研究不放。现举两例。 1989 年，我经《湖北日报》理论部一再要求接受了采访，当我 “ 论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 ” 的谈话 2 月 23 日 在该报 “ 理论周刊 ”151 期发表后，当时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尔重前省长在列席湖北省委常委会时发言说：刘绪贻在《湖北日报》发表的言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95 年 5 月 12 日 ，《长江日报》周末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拙文 “ 罗斯福与中国抗日战争 ” ，他又在湖北省委、省人委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武汉大学有个刘绪贻，他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是个民主总统，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我说他是胡说八道。实际上，说罗斯福总统是民主总统不独斯大林在 1946 年论述过，中共《新华日报》 1945 年悼念罗斯福逝世的社论题目就是 “ 民主巨星的陨落 ” ；至于罗斯福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这是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位前省委书记、前省长，他还是有机会在一个重要的所谓学术会议上点名批评一位老学者 “ 胡说八道 ” ！ 　　 　　第三种阻力来自我工作的单位。现举数例。 1983 年 11 月 16 日 ，我在武汉大学校庆纪念会上以 “ 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 为题作了学术报告，很受欢迎，但因其中我提出列宁的 “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 这种时代概念已经过时，二战后应称为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 ，我所在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于 12 月 8 日 、 10 日、 19 日 3 次来我家劝我不要发表此文。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我犯错误，但其为我研究美国史的阻力，则是不争的事实。 1983 年，我接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两位著名美国史学家的邀请，准备 1984 年 6 月去意大利的贝拉焦参加一个名为 “ 外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史 ” 国际学术会议。为此，我写了一篇准备提交会议的论文 “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 ” 。根据当时规定，这种论文如未公开发表，就必须由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批。由于我投往的《历史研究》迟迟不发表此文，我就提交给武汉大学党委审查。但是，武大党委审查了 4 个月却毫无消息。经我催促，武大党委办公室才答复道：此文有悖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请慎重处理 ( 大意 ) 。这种模稜两可的答复，真令我啼笑皆非。 1985 至 1993 年，我所在的系总支硬是折腾得我的几位不大驯服但具有很大研究学问潜力的研究生，一个也没有留下，使得我们一度在国内美国史学界很有地位的美国史研究室后继无人，不得不解体。 　　 不过幸运的是，时代究竟有些不同了。阻力虽然很大，支持和帮助的力量也不小。黄教授的告状信尽管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秘书处搬了家，但我研究罗斯福 “ 新政 ” 的各种论文，还是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等重要刊物上源源问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在 2001 年出版拙著《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集中发表了我研究 “ 新政 ” 的 20 篇论文。李尔重前省长狠心攻击的我的两篇文章不独未作废，后来我还不断继续发挥此两文论点，得到各有关出版物的支持。一再被劝阻发表的 “ 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 一文， 1984 年第 5 期《世界历史》还作为头条论文，加了编者按予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 “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 ” 一文，虽被当时武大党委委婉地否定，但我 1983 年 12 月寄往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后，该刊于 1984 年第 2 期即予以发表。《兰州学刊》还于 1984 年第 3 期发表了我大加扩充篇幅的 “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资深编审邓蜀生任责任编辑的《美国通史丛书》和《美国通史》，基本上容纳了我所有的美国史研究成果。从我个人来说，尽管多次穿过小鞋，受过难防的暗箭的伤害，但没有被强大阻力吓倒，坚持将我认为正确的研究成果全部写入《美国通史》之中，这是我老来觉得差堪告慰、可以无愧于心的一件事情。 2002 年以来，我将可以自己支配的全部时间与精力，转用于跟着党中央呼吁加强民主与法治，反对儒学糟粕，但往往感到阻力太大，难以克服，这是几年来令我一直很焦急、很难安心的事。 ********************************* i 、 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 “ 编者前言 ” 第 1 页。 ii 、 见朱庭光： “ 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建议 ” ，《世界史研究动态》， 1985 年第 1 期；武文军： “ 祝刘绪贻先生八十寿辰 ”(1993 年 4 月 29 日 ) 。 iii 、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 ( 现代部分 ) ，人民出版社， 1979 ，第 155 页。 iv 、 陈玉珩： “ 关于罗斯福的评论问题 —― 批判世界现代史教学中关于评价罗斯福的错误观点 ”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1960 年第 4 期。 v 、顾学顺： “ 罗斯福新政的反动实质 ” ，《历史教学》， 1960 年 6 月号。 vi 、请参阅拙著：《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202 页。 vii 、关于这两条规律的论证，请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 —― 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第 22―49 页。 vi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1―832 页。 ix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1 页。 x 、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证，请参阅拙著：《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导论：战后美国社会阶级斗争新探。 xi 、详细论证请参阅刘绪贻 李存训著：《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5 章第 5 节： “ 新政 ” 的根本作用与历史地位。 xii 、载北京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 xiii 、载《历史研究》 1984 年第 1 期。 xiv 、请参阅拙文 “ 罗斯福 ‘ 新政 ’ 、劳工运动与劳方、资方、国家间的关系 ” ，《美国研究》， 1992 年第 2 期。 2007 年 1 月 11 日 于珞珈山求索斋 ( 原载《书屋》 2007 年第 2 期，但编辑将其中 “ 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 ” 改成了 “ 某领导 ” 。十分感谢刘绪贻教授惠寄 ) 转发时分 A 、 B 篇 学术交流网（ www.annian.net ） / 学术问题讨论 /2007 年 2 月 20 日 转发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0995cid=18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0994cid=18
个人分类: 美国问题研究(07-11)|1481 次阅读|0 个评论
读刘绪贻先生1993年11月16日给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信有感
黄安年 2012-1-3 04:44
读刘绪贻先生1993年11月16日给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信有感
读刘绪贻先生 1993 年 11 月 16 日 给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信有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1 月 2 日 ( 美东时间 ) 发布 这里发布的是刘绪贻先生 1993 年 11 月 16 日 给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信的原件，当时我任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 秘书处设在天津。在刘绪贻先生 97 岁高寿喜日前夕， 我将信件的影印件传给了刘先生。现在重读刘先生时已经 80 高龄的 1993 年的信件还是相当的感慨。 首先，刘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开创时期的实际组织者，秘书处一直设在武汉 , 直到 1990 年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移至天津南开大学。尽管刘先生对此决定感到不大理解，但是还是全力支持新的秘书处的工作 , 这风密密麻麻的亲笔信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 , 在这封信中 , 刘先生详细说明了研究会初创时期的对外学术交流工作，说明自筹备开始时 , 美国史研究会就和美国的两大历史学者组织保持着联系。 第三 , 先生的信件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学术界的某些不正之风。 我手里保存着几十封先生给我的亲笔信 , , 绝大部分是用来信的反面糊的信封 , 可以注意节俭之风。 期待回到北京后 , 细细翻看这些涉及学术交流的信件，从中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附有关 1993 年 11 月 16 日 信件的通信及信件的影印件 9 幅。 ************************* From:lxy1913 lxy1913@163.com Reply-To: To:annianh annianh@bnu.edu.cn Subject:Re: 信 Date:13May201016:25:50+0800(CST) 安年同志： 谢谢你发来的照片，我都已经下载并打印了，不必再麻烦你。顺颂 时绥 绪贻 在 2010-05-13 12:55:48 ， annianh@bnu.edu.cn 写道： 刘先生 : 现在将四页的每页分上下两张拍摄 , 附件照片 8 幅 , 看是否能够看清楚。 黄安年 ------------------ 原始邮件 ------------------ From:lxy1913 lxy1913@163.com Reply-To: To: annianh@bnu.edu.cn Subject:Re:Re:Re: 信 Date:Thu,13May201010:10:51+0800(CST) 安年同志： 发来照片上文字看不清楚，有无其它办法？不好意思，真大麻烦你了。绪贻 在 2010-05-12 23:26:54 ， annianh@bnu.edu.cn 写道： 刘先生 : 请看附件照片 5 幅 ************************8 From:lxy1913 lxy1913@163.com Reply-To: To: annianh@bnu.edu.cn Subject:Re:Re: 信 Date:Wed,12May201022:19:11+0800(CST) 安年同志： 非常感谢你美好的来信。我没有 1993 年那封信的复印件，请劳神（不管用何种方式）寄我一份。顺颂 俪祺。 刘绪贻 在 2010-05-12 20:24:59 ， annianh@bnu.edu.cn 写道： 刘先生 : 明天是您 97 岁高寿喜日，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请祝师母健康长寿，恳望您保持生活节奏 , 避免过于劳累。有了健康身体才有确保完成下卷宏愿实现的条件。 近因杨先生驾鹤西去 , 翻检过往信件，发现有一封是您 1993 年 11 月 16 日 给秘书处的信 ( 寄往南开李剑鸣处 ) 其中谈到您对关于研究会简介的修改意见，里面就有谈及当年 XXX （按 : 此处现在发布时略）告状一事。不知您是否保留复印件，如果需要我可以照相影印传给您或者复印寄给您。 后学 黄安年敬上 201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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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年有关刘绪贻先生的博文目录（2007-2011）
黄安年 2012-1-3 00:22
黄安年有关刘绪贻先生的 博文 目录（ 2007-2011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1 月2 日 ( 美东时间 ) 发布 今年 5 月 13 日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开创者之一，著名的美国史、社会史专家刘绪贻先生的白寿之喜，现在发布笔者有关刘绪贻先生的 博文 目录（ 2007-2011 ）。 * 《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7 年3 月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518) * 为刘绪贻先生九十五华诞 重温《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4 月2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575) * 推荐李存训文 刘绪贻先生的学术道路 黄安年推荐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4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118 ） * 推荐刘绪贻文 : 八十九岁断想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4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201 ） * 推荐刘绪贻著译总目 ( 初稿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387 ） * 贺刘绪贻先生 95 华诞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463 ） * 在刘绪贻先生家祝贺他 95 岁华诞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6 月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507) * 祝贺刘绪贻先生 96 岁华诞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1340 ） * 祝贺 97 岁学术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 ( 上卷 ) 出版，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7635 *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 卷）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3 月3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7638 ’ * 读《刘绪贻著译总目》有感，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9820 * 忆 1986 年武汉之行，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0342 * 《时代周报》专访 98 岁高龄的刘绪贻教授，图 11---- 刘绪贻：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 黄安年推荐《时代专刊》专访刘绪贻文章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1 月6 日 发布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1659 * 黄安年博客中关于刘绪贻先生的博文目录 (2008.4 — 2011.1.6)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1 月12 日 发布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3607 * 对话刘绪贻：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推荐马国川专访刘绪贻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1 月21 日 发布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6478 * 刘绪贻文 再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4 月11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32033 * 祝贺刘绪贻、周世英夫妇 98 岁华诞 图 2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5 月7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1391 * 推荐百岁学术老人刘绪贻《辛亥百年反思录》序，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10 月31 日 ( 美东时间 )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0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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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百岁学术老人刘绪贻《辛亥百年反思录》序
热度 3 黄安年 2011-10-31 18:32
推荐百岁学术老人刘绪贻《辛亥百年反思录》序 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10 月 31 日 ( 美东时间 ) 发布 百岁学术老人 刘绪贻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实事求是 , 与时俱进 , 笔耕不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前辈和著名学者。昨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辛亥百年反思录》序，该序就是 马国川记者新著《没有皇帝的中国》 (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 一书写的序，书中加了一个题目 “ 辛亥百年之我见 ” ？ 征得先生同意，在我的博客和学术交流网上发表。 先生信中还提到根据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箫声剑影》中卷本应在 8 月出版。凤凰网 10 位百岁老人 ( 包括刘绪贻和挚友叶笃正 ) 谈辛亥百年史的视频播出。《书屋》今年第 12 期将发表刘绪贻一篇新作。 一位百岁老人还思维敏捷，新作频出 , 可喜可贺。先生 1913 年 5 月 13 日生 , 明年学术届将为他和夫人举行百岁寿辰纪念活动， 衷心祝愿 刘绪贻和夫人健康长寿。以下是先生的序全文 ***************************** 序 刘 绪 贻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北京《财经》杂志的马国川记者为了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纪念活动，不辞辛劳，采访了大陆、台湾和海外的 12 位著名学者。大陆的是周有光、李泽厚、章开源、袁伟时、杨天石、高全喜、雷 颐、朱维铮和萧功秦；台湾的是许倬云；海外的是余英时和林毓生。这些学者大都是对辛亥革命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研究并有所建树的专家，而且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国川同志把这些很有分量的采访录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大作，题为《辛亥百年反思录》，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蒙其信任，索序于余。开始我感到，我虽对辛亥革命有所了解，但究非我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难以应命。但旋又想到，对我而言，这个任务是一种光荣，一种责任，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老年再学习的机会，便慨然应允了。不过，即使我会尽力而为，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的想法是谈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一是在我原有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和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我对这些专家的评论的学习和体会，对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的浅见，请专家们指教，供读者参考。 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 马国川采访朱维铮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百年间，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哪些教训？朱教授在正面作答前首先指出：谈历史教训，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真相。他的意思是，凭“以论代史”的历史是找不出历史教训的。我同意此说。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要澄清。历史真相是可以弄清楚的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历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从国际层面看，认为历史真相弄不清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罗斯福时代史学界领袖查尔斯 · 比尔德 (Charles A.Beard) 。他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曾一度服膺经济史观，但后来不独从经济史观转而相信多元史观，还大力宣扬历史的相对主义。“他总结说，成文史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信仰行为’；历史学家不可能了解过去，只能把碰巧弄到手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史料根据支离破碎的计划重新构筑一番，而他这个计划反映的又是他那逃脱不掉种种限制的头脑。” 他还说：“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够把过去描绘成实际那样，每个历史学家的著作 ---- 对事实的选择、强调、省略、组织和展示方法，都相对于他自己的个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所有的历史解释都相对于时间、地点，都注定要隨着它们产生的环境 ---- 思想及利益的消失而消失。” 我曾一度为他的这种论点所迷惑，但经过反复思考和广泛阅读，我不同意他的这种相对主义历史观。我认为，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阐述，虽会受其个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使其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具有局限性，但不能说所有严肃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都会因时势的变迁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历史是有其本体和和客观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被弄清楚的。但是，构成历史本体的因素，非常复杂多样，历史学工作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全面地掌握这些因素并分清其主次；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含蕴和隐藏在历史本体成长过程之中的，历史学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对构成历史本体的诸因素复杂内部关系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发现这种客观发展规律。所以，历史学者研究和探索历史本体和发展规律的功底，就决定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与历史实际接近的程度。我认为，要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长期艰苦的努力，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接近历史的实际。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进一步接近历史的实际，那他就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 我仔细阅读马国川记者的这些采访录后，感到每一篇都是辛亥革命史专家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研究的成果。首先，它们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没有以论代史；其次，它们的论证，都有充分史实作根据；第三，它们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不是人云亦云。因此，它们对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探索和研究，尽管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进一步接近辛亥革命史的实际。更值得提出的是，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一家之言，而是 12 位专家各有特点的名言谠论。这就是说，本书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多达 12 项新内容，为更接近辛亥革命史实际推进了长足的一步。 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对有志于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人，和涉猎辛亥革命史有业余爱好的人，尤其如此。 我对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 关于晚清新政 。 所谓晚清新政，一般指 1901 年 9 月辛丑条约签订后， 到 1911 年为止，大约 10 年间，慈禧和清庭实行的一些改革。余英时教授认为：清庭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这 10 年改革也一样未触动政治体制，无所谓“新”，有什么值得标榜的！我基本认同余教授的意见，认为对晚清新政不能、也不应评价过高。首先，由于实行和掌握这些改革的是慈禧和清庭，他们有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危及他们的君主专制统治。 1901 年 1 月 29 日宣布变法的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 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这就说明，他们的变法，和要求立宪的维新变法不是一回事，清庭的君主专制统治是永远也不能变、不能触动的。然而，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废除清庭的君主专制统治，乃是中国救亡图存的首要条件。其次，对他们所谓能变的，也就是他们进行的改革，慈禧和清庭又是什么态度呢？尽管他们大概意识到这些改革是延续清庭统治的必要措施，但究竟不是他们自愿、主动采取的，而是列强和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逼出来的。因此，他们在实行这些改革时，不会有真正的积极性，坚决要求其有实效。特别是这些改革，比如提倡和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改变军制，废科举、办新学、派人出国留学，改变法系、政府机构和官制，设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甚至筹备立宪等等，当然都是促进中国现代化、有助于救亡图存的重要事业。但是，它们又都是有损于清庭君主专制统治的根基的。比如，允许私人资本办工业，便摧毁了清庭对工业的垄断；改革军制，便冲淡了军队对清庭的忠诚；废科举、办新学、派人出国留学，便大大缓解了清庭对知识分子的笼络与控制；改变法系、政府机构、官制和设资政院与省谘议局等，更是直接削弱清庭君主专制制度的措施。至于筹备立宪，则意味着清庭君主专制制度的最终庞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能想象以维持清庭君主专制制度为底线的慈禧和清庭，能真心诚意实行这些新政吗？能不断加强这些改革吗？显然不能。为节省篇幅，我这里只举派遣留学生这项新政的例子加以说明。 大约是 1870 年末，曾国藩和李鸿章接受第一位受过完全美国教育的中国人容闳的建议，每年派 30 名精心挑选、年龄在 12 至 16 岁之间的青年赴美留学 15 年。这就是赴美留学教育使团。为确保这些青年不为“西学所蔽”，保持儒家的忠君思想，清庭任命虔心儒学、坚持儒礼而知名的儒生陈兰彬为监督，和容闳共同管理、指导这些青年；另外还派遣一批中国教师教授中文和儒经。根据规定，这些学生必须时常聚会，聆听圣旨，并朝向北京皇帝所居地朝拜。 但是，这些学生以令人难以置信速度日益美国化。容闳表示赞同，陈兰彬则坚决反对；他不断发回国的反对报告在国内引起对使团的猛烈批评。于是，清庭又指派了一名新监督，容闳则被改任中国驻美公使，协理使团事务。现在，让我引述两段关于这位新监督的记载，看看清庭及其官吏是怎样对待“派遣留学生”这项新政的。其一是：“从他抵达之初 …… 便就使团的管理和学生的非中国化的行为向北京发送了一连串不利的报告。 …… 他深感他们已经丢掉了构成中国官吏阶层的儒家学者所具有的全部品质。 ……他们对构成中国整个教育基础的中国经典，所知甚少，也毫无兴趣。 ” 其二是：“光绪 六年，南丰吴惠善为监督。其人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接任之后，即召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 …… 但无敢言者，独容闳力争无效，卒至光绪七年，遂将留学生一律撤回。”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项具有典型意义的清末新政。这就是政府机构和官制的改革， 10 年改去改来，最后在 1911 年却改出了一个“皇族内阁” ----- 变相的君主专政制度。 这就是清庭对待新政的态度。诚如张之洞所言，慈禧和清庭实行新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就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以维护清庭的君主专制统治。违反此根本目标的新政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还不仅如此。清末每实行一项新政，就要筹集经费，实际上就是加捐派税，剝削、压迫老百姓，不断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到 1910 年，这种反抗新政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综上所述，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让人们看重晚清新政。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如果慈禧晚死十年，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行宪政了。”对这种观点我很反感。本书中，余英时、章开源、杨天石、朱维铮、雷 赜、周有光等已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驳。我这里再提供一个有力的反证。这就是慈禧临终前的一番肺腑之言。“恽毓鼎《澄斋日纪》云：‘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项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 本来清末立宪，已回到皇帝改制路线，可她临终一悔，又将立宪全盘推翻 ……古人有‘一言丧邦’说，从历史上看，秦桧‘莫须有’算一句，还有就是慈禧的这句‘不当立宪’了。 ” 怎么能说慈禧晚死 10 年中国就早已立宪了呢？真太离谱了。 关于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 辛亥革命的发生，一般学者大都认为是必然的，也有学者认为是偶然的。我从来不相信偶然论，理由如下。当然，理由很复杂，我这篇短文不能详述，只能谈个轮廓。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实行外儒内法的君主专制统治，成为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组织严密稳固、生命力很强的国家。虽几度被北方游牧民族所灭亡，但因有较高文化水平，这些文化水平低劣的游牧民族，反而被同化，凝结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的国家，一直屹立于东方，曾长期“东风压倒西风”。但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陆续产生一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化，它们创建了较先进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而且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扩张性。从 16 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侵略中国。到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实行外儒内法的君主专制度的农业中国，显然落后于工业化的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它们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 19 、 20 世纪之交，瓜分或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且，这些具有瓜分或灭亡中国能量的列强，与曾经灭亡中国的游牧民族不同，它们具有比较先进的、成熟的文化，不可能被中华民族文化所同化。面临这非常的危机，无数中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大家最后认识到，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翻清庭继承的、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外儒内法的君主专政制度，最低要求是实行立宪制。但如前所说，这是慈禧和清庭坚决反对的。在这种情形下，绝对不愿意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被瓜分或被灭亡的中国人民，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辛亥革命必然会发生的原因。 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看法颇不一致。有持否定态度的。比如，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躭误了中国立宪制的建立，是乱中国之源，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造成了一个弱政权，结果导致袁世凯专政，意义不大，也不那么美好，不是什么成功。持肯定态度的人较多。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功劳很大，推翻了秦以来建立并维持两千多年、到 19 世纪使中国面临瓜分或灭亡危机的君主专政制度，证明了中国人可以自己搞民主，建立民国。它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革命不能“告别”；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作出了贡献；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所走的道路，尽管曲折多歧，但总的趋势是沿着孙中山提倡的民族、民主、民生三大目标前进的；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肯定、鼓舞、加强、发扬了中国地方和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现代化的自发性，尽管这种心理进步见效缓慢，但却具有根本意义；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东方第一个共和国，对整个东亚、东南亚是有极大效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万隆会议时，中国已俨然是第三世界领袖，所以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中国无形中在世界上起一种标竿的作用。 我可能受父亲影响，从少儿时代起，就对辛亥革命产生一种模糊的支持态度。经过近一世纪，我没有发现有说服力的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事实和理由。我认为不能把 20 世纪中国的混乱局势归因于辛亥革命，因为中国的每一个政权灭亡后，都曾出现过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的时期。滿清灭亡后，无论是否经过辛亥革命，总是会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当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而且坎坷多歧，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多痛苦。但这也不是辛亥革命之过错，而是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政制度的余威，和斯大林模式的入侵强制施予的巨大阻力造成的。 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 先谈经验。我认为，从中共成立起到 1949 年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前 3 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毛泽东在 1940 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含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 这是符合当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到 1945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又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表述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这更明确地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就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现在人们似乎已有一个共识：要是 1953 年毛泽东不个人专断地迫使中国社会转型，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像刘少奇等人所主张地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国的现代化是会取得重大成就的。综上所述，所以我认为中共进行的新民主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根据类似的理由，我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是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也是一种现代化经验，但因改革开放初期提倡的加强民主的诺言迄未兑现，所以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或半个现代化经验。 再谈教训。我认为从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走上了歧途，犯了两大错误，教训深刻。一个是对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 ( 注：左倾教条主义者将之误为封建制度。为叙述和引用材料方便起见，我这里也暂称为封建制度 ) 的批判和改造还很不彻底时，过早地进行了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如胡绳所说， 1957 年 9 － 10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这样，从 1957 年年末起，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就放松了对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余毒及其理论基础的儒学，进行必要的、不懈的批判和斗争，而只是集中地致力于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失误，邓小平在酝酿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深深体会到。他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字眼，但其主旨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深感封建主义的影响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严重阻碍作用，并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活，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着的主要弊端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多少少都带有些封建主义色彩。”他还进一步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中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由于清晰地看到、体会到封建主义余毒的惊人泛滥，他紧接着提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尽管邓小平认识了这个问题，但他对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所以，人们只要留心，就会从日常生活中，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的实际运作中，从报纸、杂志上，从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里，看到、听到、体会到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指出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还十分流行，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很猖獗，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和有识者的深深忧虑，认为大有害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这样的事例很多，我这里只举一二件。 1997 年 7 月 30 日，《中国经济时报》上王干才的文章指出：反对封建主义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时，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封建主义的武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典型的例证；另一方面，当与封建主义作斗争时，又往往拒绝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较优越的事物，而且将许多不属于某一社会形态而属于全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优秀遗产，看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致使封建主义至今还根深蒂固、顽强而广泛地表现自己。该文还指出，封建主义还宣扬大多数人对于个人的依附和顺从，并已积淀为民族心理的深层成分，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既定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这是和建设、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公正、平等、竞争、进取等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极有害于改革开放事业的。 2000 年，杨春贵在《半月谈》第 17 期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其影响不可低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最初的 20 年，我们在思想战线上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严重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有时还不自觉地用封建思想去批判资本主义，甚至用封建思想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文章还指出，在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在基层，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例如，个人专权擅权、滥施淫威的“霸王”现象；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官本位”现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现象；“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血缘宗法现象；装神弄鬼、算命测字、神秘气功的迷信现象等等，随处可见。 综上所述，足见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只集中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思想，忽视批判封建思想 ( 实质是君主专政思想 ) ，乃是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留下大量难以撼动的绊脚石，教训是极其严重的。 1953 年，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走上的另一个歧途，是毛泽东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抄袭了斯大林模式。有时候，毛泽东也意识到斯大林模式的缺点，但他权欲极强，野心太大，始终对这个模式情有独钟。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表演的专制作派，甚至超过了斯大林和秦始皇。这就是说，毛泽东把中国的政治体制倒退到了两千多年前的秦代，离现代化十万八千里。我们今天想想，这个教训多么令人痛心，多么值得所有国家领导人吸取！ 未来中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 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如前所说，从总的趋势看，这一百年来中国是有进步的。但曲折不少，中国人民曾经遭受苦难，甚至大苦大难。时至今日，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但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权不张，法治不行，言论、出版自由有限，贪污腐败横行，贫富悬殊严重，群众性事件日益频繁而剧烈，决非长治久安之计。这就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至今仍未纳入正轨。那么，根据辛亥革命以来百年的经验教训，参考世界潮流，中国未来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参考恩格斯晚年看法。 1893 年 5 月 11 日，恩格斯 73 岁时，根据他和马克思半个世纪从事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经验教训，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这里，恩格斯否定了 1847 年 10 月他 27 岁时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勾画的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不再相信类似于基督教“天国”思想的共产主义大目标了。这种看法完全正确，历史已一再予以证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卡斯特罗等人花那么巨大代价建设的共产主义，不都已成为泡影了吗？我同意顾准同志的想法，认为不要再为中国提出什么理想的大目标，只需要探寻使中同社会不断进步的方法便行。由于节约篇幅，我这里不想详述理由，只直白地提出我的意见。 我同意谢韬在《炎黄春秋》 2007 年第 2 期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和辛子陵在其所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 香港：书作坊 2009 年版 ) 一书中提出的意见。当前，中国要进步，要解除目前面临的重大危机，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纳入正轨，就应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大彻大悟后的思想学说，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宣布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这里还应提出的是，由于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信息交流日益增量增速等原因，全球化进程尽管会不断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此情形下，中国不能也不应独善其身。中国应该在谋求自身进步的同时，尽其所能地参与全球化进程，防止其成为一种各国互相竞争、用以利已排他的运动；促使其成为一种所有国家互利共嬴的运动。中国不仅应该教育自己的国民成为坚决维护自己权利、严格遵守自己义务的好公民，还应预备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政治共同体的好公民。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谋求和维护自己进步的同时，也有助于全人类逐渐走向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境地。 2011 年 8 月 20 日 于珞珈山求索斋 、亨利 · 康马杰：《美国精神》 ( 中译本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第 448 页。 、 以上两段引文俱见武剑榕：《比尔德经济史观初探》 ( 武汉大学历史系 1990 年硕士论文 ) ，第 40 页。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914 页。 、托马斯 · 拉法尔格：《中国的首批百人留学生》，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 1942 ，第 3 章， 44 页。 、柳治征：《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 1935 ，下册， 447 页。 、较详细情况参见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下册，第 754-758 页。 、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同舟共进》 2011 年第 8 期，第 41 页。 、这两段引文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二卷，第六六四 － 六六五页。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1 ，第 33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中译本 ) ，第 22 卷，第 628 － 629 页。 、希望了解详细理由的人们，请参阅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和辛子陵的专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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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年博客中关于刘绪贻先生的博文目录(2008.4—2011.1.6)
黄安年 2011-1-12 09:58
黄安年博客中关于 刘绪贻 先生的博文目录 (2008.4—2011.1.6)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1 月 12 日发布 现在辑录的是我的博客中有关我国著名美国史、社会学专家、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创始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 刘绪贻 （ 1913.5.13---- ）教授的博文目录。 * 《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 2007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518) * 《美国通史》 6 卷本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2007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519) * 务实创新 富有时代气息——评新版《战后美国史》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1 月 2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15144) * 为刘绪贻先生九十五华诞 重温《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575) * 推荐李存训文 刘绪贻先生的学术道路 黄安年推荐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4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118 ） * 推荐刘绪贻文 : 八十九岁断想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4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201 ） * 推荐刘绪贻著译总目 ( 初稿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387 ） * 贺刘绪贻先生 95 华诞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463 ） * 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开幕式暨刘绪贻教授 95 岁华诞庆典（ 2008 年 5 月 24 日 )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5 月 28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046) * 在刘绪贻先生家祝贺他 95 岁华诞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6 月 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507)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08 年武汉年会图片选 ,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6 月 3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718) * 祝贺刘绪贻先生 96 岁华诞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1340 ） * 祝贺 97 岁学术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 ( 上卷 ) 出版，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7635 *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 卷）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7638 ’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 2008 武汉）（合影），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9626 *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 卷）提要 ( 图片版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9325 * 读《刘绪贻著译总目》有感，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9820 * 忆 1986 年武汉之行，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0342 * 出精品、育人才——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的启示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9 月 28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67680 * 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提要 ,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0 月 28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77997 * 《时代周报》专访 98 岁高龄的刘绪贻教授 ---- 刘绪贻：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1 月 6 日发布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40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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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提要
黄安年 2010-10-28 17:24
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提要 　　 　　黄安年辑 刘绪贻主编，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0 月 28 日发布 　　 书名 : 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　　 　　主编： 刘绪贻 　　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 王建辉 　　封面设计 : 范汉城 　　印刷 : 湖北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日期： 198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 850X1168 毫米 1/32 　　印张 : 9.75 　　字数 : 234000 字 　　印数： 11600 册 　　页码 : 302 页 　　定价： 2.25 元 ISBN ： 7-216-00141-9/K 23 统一书号 : 11106 225 著名美国史专家刘绪贻在 1986 年 10 月所写的序言中写道 : 这本书作为一个整体 , 既是美国垄断资本家发展史，也是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既可以用作高等学校辅助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第 1 篇《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这本书的楔子 , 它从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以及现代世界史的角度，提出了二战以来世界已逐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新概念 , 论证了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这个时代的重大意义。第 2 篇《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个新规律》，全面勾画了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轮廓，提出了三十年代以来它的新的发展规律。第 3 篇《赫伯特胡佛及其政府对付 1929-1933 年经济大危机的政策》，阐明了胡佛及其政府对付大萧条政策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这些政策违反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第 4 篇《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论述了罗斯福新政由于适应这种必然发展趋势，取得了相当成功 , 奠定了当代美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和特色，并据此提出了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第 5 篇针对读者对第 4 篇提出的问题，专门论述了罗斯福新政的寿命问题，并阐释了我们采用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的理由。第 6 篇《新政与美国民主党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演变》，从美国两党制演变的角度，补充阐述了罗斯福的历史地位和新政式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第 7 至 14 篇，除第 8 篇《哈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是新政的继续和扩大》是针对读者提出的问题，专门论述公平施政是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外。其余诸篇，则是结合战后各个时期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 论述从哈里杜鲁门至罗纳德里根等政府时期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情况及其特点。最后一篇研究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的美国社会阶级的新情况 , 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的必要性。 附照片 15 张为笔者翻拍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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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 刘绪贻文:极应尊重创建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黄安年 2009-7-10 08:45
值得一读 刘绪贻文 : 极应尊重创建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7 月 10 日发布 黄安年按 : 7 月 9 日 , 笔者收到已经 96 岁高龄的我国资深美国史专家和社会学专家刘绪贻教授寄来的文章 , 该文原载香港《领导者》杂志 2009 年 6 月号。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感谢刘绪贻先生惠寄并同意在学术交流网上发表。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是随时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和修正的 ,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 , 他们的学术见解要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实践的反复检验 , 也在历史和社会的实践进程中不断修正的自己的看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构建。有些重要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已经作了修正和发展 , 我们应当珍重他们的修正后的见解。在他们逝世后 , 世界历史进程又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如果他们健在，相信也会与时俱进地对于新情况和新变化作出新解释、新说明、新概括的。以下是刘绪贻先生文章的全文： *********************************** 极应尊重创建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绪贻文 　　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列主义究竟是不是永远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列主义，历来是有争论的。这种争论的胜负影响极大，不仅牵涉到个人而且牵涉到国家、民族的命运。 19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历历可数。我这篇短文不准备讨论这些复杂的大问题，只想探索一下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列主义的创建人，是怎样看和怎样对待他们的学说的；同时说明，人们在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列主义时，绝对应该尊重这些创建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 一 )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发展的科学，它认为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永远不变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不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具有可以超越历史局限性和地区局限性的能力，而是因为它是隨着历史的前进和地区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担心人们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教条，对这种道理反复作过说明。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 25 年，恩格斯在 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最近 25 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 1891 年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导言中，恩格斯又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 (1859) 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 1859 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 i 　　恩格斯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ii 他对《资本论》就是如此。他在赞扬了《资本论》的伟大成就后指出：贯串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使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成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 iii 所以，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时，都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作了修正和补充。仅以第 3 卷而论，他就写了 60 多处注释、插语和增补章节，并加了两个重要附录：《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交易所》。他还告诫读者，不要期望在《资本论》中找到什么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灵药，也不可能在书中看到共产主义千年王国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 iv 恩格斯为什么这样慎重呢？因为他是有切身体会的。在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提出了他也认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并且认为，这种基本矛盾除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以外，没有其它办法解决。但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到他整理、编辑《资本论》第 3 卷时，他认识到《资本论》第 1 卷中的那些理论，是根据 1867 年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总结出来的，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变了，那些理论已经不适用了。 1893 年，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逐年增多，恩格斯说：如果选举到 1895 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一千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七百万。如果在总数七百万选民当中有三百五十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这个样子存在下去。 v 工人阶级通过议会道路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 19 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这就预示看，资本主义可以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资本论》第 3 卷否定了第 1 卷的结论。既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的变化， 1894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3 卷可以改变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1 卷的结论，那么再过一定年限，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又有变化，《资本论》第 3 卷的结论不是又要改变吗？因此之故，恩格斯劝说人们不要在《资本论》中去找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灵药，乃是一种非常诚实而绝对应该遵守的告诫。 　　 1917 年 4 月，列宁告诫那些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的人们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vi1916 年上半年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即《帝国主义论》 ) 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只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但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日益广泛而深入，到 1917 年 12 月，列宁根据这种情况指出：发展成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vii 情况变了，他担心人们死抱住他在《帝国主义论》中的理论不放，于是在 1920 年 7 月 6 日为该书写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说明 20 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这就是说，《帝国主义论》一书并不能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以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可叹的是，尽管列宁作了这一说明，但后人不肖，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认为《帝国主义论》中的论点丝毫也不能改变。这就必然误将《帝国主义论》看成永远不变的真理，而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试举一例。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是《帝国主义论》的基本理论，至少是它最重要的基本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永远正确呢？我们认为，至多也只能说它直到 1929 － 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经济大危机为止是正确的。 viii 但从 1932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后执行的政策， 1933 年起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凯恩斯主义陆续实行的内政政策，都是列宁所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欧、美学者一般称为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列宁在一战期间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是不相同的。列宁在一战期间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类似于后来德、意、日实行的法西斯主义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内专制独裁，对外侵略扩张，失道寡助，是资本主义垂死前的回光返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福利国家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在保存资本主义民主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缓和阶级斗争，缓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从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看，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从 1950 － 1969 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都比较高，美国为 5.4% ，日本为 15.45% ，法国为 5.75% ，联邦德国为 8.6% ，英国为 3.15% ，意大利为 8.4% 。 ix 另据有关资料统计，从 1948 － 1976 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 3 倍以上，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6.6% 。 x70 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出现难以对付的滞胀危机，有的国家还出现高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但大体上说， 1976 到 1987 年美国、日本、西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除美国在 1982 年有所降低、西欧在 1981 年增长为零外，其余各国历年都是在低通货膨胀下保持低速增长的。 1988 年还是近几年来增长较高的一年。到 20 世纪最后 10 年，美国还出现最长经济扩张周期 ( 从 1991 年到 2001 年 3 月 ) ，西欧 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3.4% ，日本虽跌入失落的十年，年均增长率仍达 1.75% 。不仅如此，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改变了这些国家的阶级论结构，使它们的中产阶级在二战后逐渐占总人口的多数，最富的和最穷的都只占少数；而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因此，二战后以来，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都逐渐进入低潮，社会上不存在有份量的要求推翻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已经被包括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内的人们接受了。 xi 由此可见，直到 20 世纪末，资本主义仍处于相当稳定的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垂死论早就过时了。目前虽然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人们还很难看到福利国家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垂死形态。 　　除垂死论以外，《帝国主义论》中的许多论点都早已过时，我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1 年第 1 期上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及时代局限性一文中，曾作过比较详细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 二 ) 　　 　　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不仅是发展的科学，时代变了，它的某些内容可能就不正确，需要发展，需要改变。再者，由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非常复杂，而且愈来愈复杂，不容易完全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在其产生时，可能有的内容就不正确。列宁就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有许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 xii 马、恩不仅在估计革命到来时机方面犯错误，他们在判断革命首发地区上也犯错误。比如，恩格斯在 1847 年末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这种剝夺者被剝夺的革命，亦即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 xiii 后来的事实证明，恩格斯的这个估计显然是错误的。共产主义革命首先不是出现在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生产力较高的英国，而是出现在工业、财富积累、生产力较落后的俄国。即使有人把 1871 年生存了两个月的巴黎公社搬出来，也不能为恩格斯的估计错误辩护，因为 1871 年的法国，其工业、财富积累和生产力，都赶不上英国。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不承认俄国十月革命 ( 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 ) 是马、恩论述的共产主义革命。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恩格斯的估计正确。仅举一例。 1929 － 1933 年，美国的工业、财富积累和生产力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当时面临空前严重经济危机，按照恩格斯的论点，它就应该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但是， 1933 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实行的新政，却基本上克服了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出现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的理论是错误的吗？ 　　列宁说马、恩在估计革命到来时机上常常犯错误，其实他自己也是如此。 1916 年初，他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剝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使群众的处境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日趋恶化。 xiv1919 年，列宁又说：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已开始崩溃。 xv 这些判断，历史事实不都已证明是错误的吗？列宁不仅在估计革命到来时机上犯错误，他在《帝国主义论》中对一战前夜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也有不确切的地方。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内力在肯定这部著作重大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它的几点缺陷。 1 、 列宁论述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过渡，是以生产关系的变化、即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或私人资本家竞争转变为集体资本家垄断为尺度的。实际上，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虽有程度的不同，但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现象，并非 19 世纪末欧、美社会的特点。为什么到 19 世纪末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才导致垄断呢？大内力教授根据另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宇野弘藏的理论，认为只有发展到产业结构以现代钢铁业 ( 不是以搅拌法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的钢铁业，而是以西门子－马丁、贝氏、托马斯等炼钢法为基础的钢铁业 ) 为中心产业的 19 世纪末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才必然导致垄断。这也就是说，只有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时，才必然导致垄断。因为这种新钢铁工业以及由它引起的铁路业、机器制造业、造船业等，都需要巨额投资，个人企业难以承担，不得不采用股份公司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才逐渐形成垄断。而《帝国主义论》中论述形成垄断原因时，却忽视了这种生产力变化的原因。 2 、 在《帝国主义论》的第 3 章中，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 ---- 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大内力教授认为列宁对金融资本下的这个定义是不完整的。列宁在解释工业与金融结合、定义金融资本的时候，吸收了希法亭不少有用的观点。但对希法亭所强调的对形成金融资本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股份公司的作用，却十分轻视。实际上，金融资本只有利用股份公司才能建立起来，因为只有股份公司才能集中社会资金，可以使投资资金迅速流动，可以使垄断组织有充分的结合力和统制力；只有通过股份公司才可以形成金融结构和垄断大企业相结合的组织体。 3 、 列宁关于资本输出的理论，大内力认为有两方面的缺点。第一是列宁对国内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与资本输出关系、即用于输出的过剩资本形成机制，未作出令人信服说明。列宁认为，如果没有落后的农业和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劳动大众，就不会有过剩资本用于输出。但是，农业落后和劳动大众贫困是自有资本主义以来的一般现象，并非 19 世纪末以来特有现象，不能以此来作为帝国主义阶段输出资本的根据。而且 19 世纪末是西欧国家工人实际工资迅速增长时期，工人阶级即使仍然贫穷，也比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有所缓和。因此，用这种论点作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根据是有困难的。其次，列宁认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以商品输出为主，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资本输出为主，这种分法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英国早在重商主义阶段就输出资本，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还大规模输出资本；而德国在帝国主义阶段输出资本，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扩大商品输出。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的某些内容，不独会过时，有的原来就有错，或不确切。 ( 三 ) 　　综上两节所述，足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作为革命者，虽然为了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集中力量推动革命进程时，经常批评异见，强调唯有自己的理论正确，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们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内，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 xvi 马克思说：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 xvii ，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 xviii 恩格斯在答复考茨基关于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的问题时说：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 ( 指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 ---- 引者注 ) 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你笨。 xix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教条主义者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在《共产党宣言》第 3 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指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某些信徒说：虽然这些体系 ( 指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观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时指出，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 xx 马、恩不仅严厉批评教条主义者，也非常认真纠正自己错误，防止自己陷入教条主义，特别是到了晚年。 1893 年 5 月 11 日， 73 岁的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纠正了他 27 岁时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设计的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也是最终模式。他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你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xxi1895 年 3 月 6 日，恩格斯在《 法兰西阶级斗争 导言》中，对马克主义的整个体系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xxii 　　综上所述，足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是坚持他们的学说只是一种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的产物，决不是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我认为，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极其应该受到人们尊重的，因为他们的学说是结合革命实践创建的，是受过革命实践检验的，不是假想，不是空谈。人们在学习、特别是运用他们的学说时，应该牢记他们的这种谆谆告诫。如果到今天还将他们的学说用作治国的指导思想，实在是非常荒唐的。 注 释： 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中译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第 1 卷，第 340-341 页。 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中译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第 27 卷，第 433 页。 iii 、同上，第 16 卷，第 234 页。 iv 、同上，第 243 页。 v 、同上，第 22 卷，第 629 页。 vi 、《列宁全集》 ( 中译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第 29 卷，第 139 页。 vii 、 同上，第 33 卷，第 171 页。 viii 、请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第 2 章，第 1 节：二十世纪前 30 年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向垂死阶段的发展。 ix 、宋涛、陈耀庭编：《当代帝国主义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第 245 页。 x 、同上，第 420 页上表格。 xi 、约翰加尔布雷思、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共存 ---- 从辛酸痛苦的过去到较美好的未来》，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 1988 ，第 58 页。 xii 、《列宁全集》 ( 中译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第 12 卷，第 362 页。 xii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中译本 ) ，第 1 卷，第 221 页。 xiv 、《列宁全集》 ( 中译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第 22 卷，第 137 页。 xv 、同上，第 29 卷，第 269 页。 xv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中译本 ) ，人民出版社， 1956 ，第 3 卷，第 186 页。 xvii 、同上，第 1 卷，第 416 页。 xviii 、同上。 xix 、同上，第 35 卷，第 145 页。 xx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中译本 ) ，第 3 卷，第 129 页。 xx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628 － 629 页。 xxii 、同上，第 595 、 597 、 603 、 607 页。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房， 2009 ，上卷， xxii － xxiii 页。 　　　　 2009 年 6 月 10 日于珞珈山 ( 感谢刘绪贻先生惠寄 ) 学术交流网 (www.annian.net)/ 学术问题讨论 /2009 年 7 月 10 日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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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刘绪贻文：忆挚友史国衡教授：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
黄安年 2009-5-12 16:17
推荐刘绪贻文：忆挚友史国衡教授：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 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5 月 12 日发布 黄安年按 : 明天是我国资深美国史学家和著名社会学家刘绪贻先生的 96 岁华诞。今天上午，我和刘先生通了电话 , 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先生告诉我 . 他最近又发表了一些文章，他的口述史也即将出版。如此高龄还新作不断 , 活跃在学术前沿，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其中一篇《忆挚友史国衡教授：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长文，经先生同意在我的学术交流网和博客上转发。先生告诉我 , 最近《读书》 2009 年第 4 期发表他的这篇长文 , 他收到后发现与原稿相比 , 其中有些错漏和删节。经先生同意，现在发布的原稿全文。为了清晰原稿和《读书》的某些改变 , 凡是用红字标明的是原稿上有而读书版去掉的 , 凡是用绿字标明的是读书版编辑所加的。 读了刘先生这篇长文感受颇多 , 在我国一个时期里被一度扼杀的不仅仅一两是有创新潜能的社会学家 , 而且是整个社会学学科，刘先生最初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 , 后来转而从事美国历史研究 ,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学的研究 , 如今在两个领域取得了巨大学术成就。 先生的文章谈到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共同体精神： 这就是他们这个学术共同体为学术而献身的纯真精神。他们为了学术研究经受着艰苦生活，却不以为苦，反而感到乐趣，认为生活充实；他们为了学术研究，放下架子甚至尊严，千方百计地去接近和说服那些对他们工作的性质和价值毫不理解和同情的工农群众，锻炼了他们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工作的智慧、技能、耐心和毅力；他们为了学术研究，完全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只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费先生为此提供了很好榜样，他不独帮助大家提高学识和研究方法水平，还负担一些具体的事务工作如刻钢板、印油印等，甚至代青年学者将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他们为了学术的发展，坚持学术自由原则，每个人都注意创新，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但对别人的异见都能宽容，而且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他们还为发展学术不断进行讨论和争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不损伤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队的和谐与合作。总之，魁星阁以费孝通为首的这群研究人员，是个完全为学术研究而存在的纯粹学术共同体，基本上摒除了古今中外有害于学术研究和发展的学术界的一切恶习。，今天在纪念五四 90 周年之际，重温这种精神 , 时间这种精神是必要的。 *********************************** 忆挚友史国衡教授：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 刘 绪 贻 一、初建交 1929 年初，我随父亲刘伯秋从湖北省黄陂县北乡的一个小山村罗家冲来到武汉市。同年 9 月，考进了湖北省立汉阳第十二中学。高我一班有个也是刚从农村来的同乡同学柳届春，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相识，他的亲叔伯妹妹和我婴幼儿时期订有婚约。他思想开朗，品学兼优，学习成绩冠全班，还在当时报纸上发表过很不错短篇小说。我的学习成绩虽也是全班之冠，但自觉有逊于他，而他却与我惺惺相惜，关系很好，还帮我解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和他同班的，有个学习成绩仅次于他的同学，这就是刚从湖北省随县洛阳店的一个小山村来的史国衡。由于柳届春的中介，由于我们家庭背景相似，由于都在私塾读过经书而又多少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由于我们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我们 3 人成为志趣相投的好友。 初中毕业后，柳届春考取了黄埔军校，离开了武汉市，和我们很少来往。十分令人惋惜的是，据说他后来牺牲于内战之中。史国衡考取了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我进了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同在一个城市，仍然有所联系。 1935 年，他考取了请华大学物理系； 1936 年，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两人又成了同学。尤其有意思的是，因为清华一、二年级基本不分系，转系非常自由，各种机缘凑合，最后使我俩都成为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毕业生，并成为终生挚友。 二、成为挚友 1936 年 9 月至 1937 年 6 月， 我们两人都在清华园。 凭人之常情， 两个同气相投的故友重聚，应该是来往密切的。但记不清是什么原因， 这个时期 （开始） 我们交往并不多。 据 我回忆，可能是由于我们两人当时都深深为恋爱问题所困扰，而彼此对对方恋情不理解之故。 1938 年 5 月 ，我们又在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重聚。国衡在历史社会学系 ( 注：西南联大成立时，因北大、南开均无社会学系，故暂将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合在一起，称为历史社会学系，到 1940 年两系才分开 ) 三年级学习。我因想提高外语水平，暂读外文系二年级。两人虽不同系，但来往比较频繁。特别是我准备从三年级起转入社会学系，要向他了解情况、学习的地方很多。我对他为写毕业论文到个旧锡矿区进行的深入艰苦而有成效的调研工作，很是钦佩。 1938 年 8 月下旬 ，蒙自分校迁回昆明总校，我 从 1938 年冬三年级起 （亦） 顺利转入历史社会学系，两人同系一年。国衡 1939 年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我因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和向导师 ( 该所所长陈达教授 ) 请教经常去该所，所以这两年我们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挚友。 现在回忆起这段友谊，仍然感到愉快和温馨。从学习方面说，除常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外，当时我们都对在西南联大兼课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 费孝通 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很感兴趣。 为了说明我们的这种兴趣，先得介绍一下 费 先生教学和研究工作情况。 费 先生 1930 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正是他的恩师吴文藻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事业的初期。他在 跟着老师 （费先生当时跟着他的恩师吴文藻在） 从事社会学中国化时，接触了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最有力的功能学派及其社区研究法，而且极其投入。这个学派和这种研究法的开山人物，是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 不过， 功能学派原来是用这种研究法调查研究野蛮、原始社会的。马林诺夫斯基用此法调研美拉尼西亚一个小岛上的野蛮部落而写成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 1922 年出版后，震动了人类学界，成为功能学派的代表作。但是不到 10 年，类似的研究日益公式化，而且未经调查研究的这类社会迅速减少，几近枯竭。因此，马林诺夫斯基急欲将此研究法转用于研究文明社会。 1936 年夏， 费 先生回老家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休养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他用功能学派的社区研究法调查研究开弦弓村取得成功，其研究成果能得到人类学界的承认，那么，他就使人类学从野蛮、原始社区研究转入文明社区的研究跨出了第一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于是，他就用此研究法在开弦弓村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资料。同年 9 月，他在前往英国留学的航轮上，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书稿，题为《江村经济》。后来，他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马林诺夫斯基主动要求任他的导师，并以《江村经济》书稿作为他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 (Peasant Life in China) 的基础。该书稿在马林诺夫斯基主持的讨论班经过一章一章地讨论修改，历时两年定稿。马林诺夫斯基对此论文高度赞赏，在论文答辩通过的该晚，将论文推荐给伦敦劳特利奇 (Routledge) 书局出版，并由他作序，云：我敢于预言 费孝通 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推荐和赞誉， 后来费 先生的《中国农民的生活》 ( 亦称《江村经济》 ) 一书蜚声国际，几乎成为全世界各大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参考书。 1938 年初秋，费先生回国，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燕京大学 － 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 ( 亦称社会学研究室 ) ，从事社区调查。回国两周后，他就一头钻进了云南禄丰县农村进行了近 40 天的调查研究。 1939 年上学期，他到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兼课，讲授《生育制度》，我和史国衡都选读了这门课程。不过据我体会，比起教学来，费先生的兴趣更倾向于研究工作，他的精力主要也是用于社区调查研究，他还计划吸收和培养一批有志于此的同学和他一起干。他经常在课内课外向我们宣传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及其社区研究法，激发我们兴趣。与此同时，费先生当时很年轻，大我不到 3 岁，大史国衡不到两岁，另外两个清华社会系同学张之毅和张宗颖，也都和我们年龄差不多。费先生初为人师，很是随和，师生间无拘无束，既是师生，也像朋友。我们几个经常到他家去请教，和贤良好客的费师母孟吟也很熟悉。这就是说，费先生具有一种吸引我们的人格魅力，再加上他当时在社会人类学界已取得的成就和声望，使我们感到，跟着费先生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在中国从事社区调查研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很有前途的事业。我们不禁心向往之，而且是互相鼓励的。 1940 年我毕业后，可惜因婚恋关系不得已离开了昆明，而国衡则如愿走上了这条路。 除学习方面的共同兴趣外，在西南联大同学期间，我和国衡的政治态度是基本相同的。首先，我们都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参加任何带政治性的组织。其次，由于我们对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反感，在学校左派 ( 即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 ) 学生和右派 ( 即受国民党领导和影响的 ) 学生的明争暗斗中，我们思想上总是靠拢左派学生的，尽管我们一般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另外，虽然我们不参加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但我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还是非常关心的，往往在一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把我们的学习生活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常常以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段歌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来自我警惕。 在生活态度方面，我们也大体相同。由于家境影响，我们既无纨绔恶习，也不讲究苦行；我们无力乐善好施，也不愿作守财奴、吝啬鬼；我们不敢、不愿纵欲，也不想做宋儒标榜的灭人欲的假正人君子。课余之暇，我们喜欢在耗费无多的前提下，到蒙自、昆明四郊游山玩水。能力所及时，也上小馆子打打牙祭。不花钱或花钱很少的娱乐活动我们经常参加，但比较起来，国衡却不像我也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我们当时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当然对恋爱问题不能无动于衷。我有一个女友在重庆工作，两人认识已四五年，但从未相聚，有时还意见相左，音信断绝，关系一直未明确，国衡则尚无对象。关于这方面的隐私，我们是互相交换的，互相同情和关心的。国衡曾经喜欢一个原北大的女同学 ( 也是湖北同乡 ) 和一个与我同级的清华女同学，我也帮他出过主意，想过办法，但都未起作用。为这些事，我们偶而也感到压抑，再加上国事艰危，人民涂炭，有时不免心情沉重。记得有一次，我俩借跑警报的机会，爬上昆明郊区一座长满松树的山顶上，四顾无人，我们放浪形骸，脱得一丝不挂，仰面朝天，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喊叫，好像要把人世间一切令我们不能心安理得、乐意畅怀的事物喊叫得烟消云散一样。那个短暂的时间，我们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也确凿地见证了我们两人间真挚的友谊。 三、国衡深厚的社会学功底及其重要的研究成果 1940 年暑假前，我获得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学士学位 ( 在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前考取清华、北大、南开的西南联大毕业生，其学籍仍属原校，称清华、北大、南开毕业生 ) 。如前所说，我因婚恋关系不得已去了重庆，暂时离开了原打算终生从事的社会学研究事业。国衡则如愿留在昆明，跟着陈达教授和费孝通教授，打下了深厚的研究社会学的功底，并作出了重要研究成果。这里，首先谈谈他的毕业论文。 云南个旧锡矿历史悠久，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它开创于 2700 余年前的春秋时代。清朝 时期， 光绪 31 年 (1905) 前，完全由私人经营。经营者称锅头或供头，其采矿、选矿场所称厂尖，大都规模很小，一般雇矿工 ( 称砂丁 )100 人左右 ( 多者上千人，少者几个人 ) ，资本数千元。少数大规模经营者称为尖子，其投资人多为资本家、大地主、军政权贵、士绅。光绪 31 年起，虽有官商合资公司参与经营，但直到民国时期，矿产量的 90% 以上仍由私营厂尖生产。它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非常落后。砂丁一般为云南内地无地或少地农民，有自愿来的，但大多是被骗或被迫来的，所用生产工具极其原始、笨重，生产条件十分简陋、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惨劣，还经常遭受镶头 ( 资方代理人 ) 欺压打骂，时刻面临着伤残和死亡。正如他们自己创作的歌谣所描述，他们的处境是：可怜可怜真可怜，可怜莫过走厂人。下班好似山老鼠，出洞好像讨饭人。人人都说黄连苦，更比黄连苦十分。处境悲惨如此，然而所得报酬，一年不过十几元或几十元。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砂丁的逃亡事件。因此，矿区各个路口都有武装人员把守，砂丁如果企图逃亡，一经抓获，就被带上脚镣劳动。 个旧锡矿砂丁的这种奴隶式悲惨处境，直到上世纪 30 年代以前，似乎未见报道。 1929 或 1930 年暑假，云南省玉溪县进步青年黄子方因访友前往个旧，亲眼所见，深表同情。 1931 年夏，他在上海会见巴金，两人立即成为好友。巴金翻译克鲁泡特金著作时，他一面帮助校对，一面向巴金描述个旧锡矿工人的悲惨处境，巴金听后久久不能忘怀，说是逼着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这样，他在 1932 年创作了中篇小说《砂丁》，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描写并向世界介绍个旧锡都的中国作家。但是，巴金创作《砂丁》时，并未到过个旧，所以他说：我没有实际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悉，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死城来。 我不知道国衡是否读过巴金的《砂丁》，并受到它的激励，但是我知道，要深入到个旧锡矿区去亲自调查研究砂丁的生活、劳动的实际情况，不独要准备吃大苦，还得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冒险精神，因为那些唯利是图的锡矿资方及其代理人是很敌视并严防这类调研人员的。但是，国衡不独进入了虎穴，还收集了相当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受到导师和社会学界重视的毕业论文：《矿山与矿工：个旧锡矿工人生活调查报告》，成为中国第一个根据自己深入社会调研成果描述并向世界介绍个旧砂丁生活的第一人。这就说明，国衡在大学时期，便已打下运用马林诺夫斯基创造的社区调查法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初步功底。 1939 年大学毕业后，他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了一年，参加了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进一步加强了他从事社会学调查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经验。 1940 年冬，国衡步张之毅的后尘，和张宗颖一道，参加了费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亦即燕京大学 － 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于日寇轰炸昆明之故，这个工作站此时已迁往呈贡县古城村南门外的一座古庙 魁星阁。从外形看，魁星阁是一座四面八角挑檐出厦的阁亭，分为 3 层，颇有点气象，但整个建筑已十分陈旧，有些木板很松动，风一吹就会晃动碰撞，发出声响；每层楼面积都不大，有些书籍和资料上不了书架，只好放在箱子里，研究人员做案头工作时很拥挤；晚上照明用植物油灯，自己用棉线做灯芯。 工作站将第一层用作厨房、饭厅和洗脸间，第二层作工作室和图书室，摆有 6 张书桌，第三层作宿舍，国衡和田汝康、谷苞等人住在那里。 1995 年 6 月国衡逝世后，谷苞在写给国衡女儿秋明致哀信中回忆：从 1941 年到 1944 年，我和你爸同在云南大学与燕京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我们的研究室设在当时呈贡县大古城村的魁星阁里， 顶上的第三层是你爸和我的宿舍，还有一个泥塑的鬼怪一样的魁星给我们作伴。那时没有电灯，夜晚就在菜油灯下读书或写作，虽然生活很苦，但在当时我们并不以为苦，还是很用功的，生活也是很充实的。 据费孝通先生回忆，前后在魁星阁参加研究工作的有 10 多人。这些人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学毕业生。费先生自称为总助手，实际上他是这群人精神上和研究工作的领袖。他们的总目标是研究中国各种类型的社会，从而了解、认识整个中国社会的总情况，以便提出改革中国旧社会、建设现代中国社会的建议和方案。他们所用的方法，一般说是功能学派创造的社区调查法，具体而言，他们主要参考了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所领导的席明纳 ( 即讨论课 ) 今天的人类学所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由参与研究各个成员，根据他们研究的总目标，自己选择社区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将初步成果拿回魁星阁，向全体研究人员报告，供大家充分讨论，尽量提批评建议，然后再由报告人参考大家意见，写出调查研究的论文或书稿。这种研究方法既能发挥个人创造性，又能集思广益，是很有成效的。这是他们在短短四五年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这个学术共同体为学术而献身的纯真精神。他们为了学术研究经受着艰苦生活，却不以为苦，反而感到乐趣，认为生活充实；他们为了学术研究，放下架子甚至尊严，千方百计地去接近和说服那些对他们工作的性质和价值毫不理解和同情的工农群众，锻炼了他们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工作的智慧、技能、耐心和毅力；他们为了学术研究，完全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只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费先生为此提供了很好榜样，他不独帮助大家提高学识和研究方法水平，还负担一些具体的事务工作如刻钢板、印油印等，甚至代青年学者将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他们为了学术的发展，坚持学术自由原则，每个人都注意创新，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但对别人的异见都能宽容，而且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他们还为发展学术不断进行讨论和争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不损伤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队的和谐与合作。总之，魁星阁以费孝通为首的这群研究人员，是个完全为学术研究而存在的纯粹学术共同体，基本上摒除了古今中外有害于学术研究和发展的学术界的一切恶习。他们的优秀学风和重大成就，使他们以魁阁之名，流传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并通过美国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教授夫妇的介绍，为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界所知。 史国衡在魁阁从事社会实地调查研究工作约 5 年，深受这种优良学风的感染，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他从事社区调查工作的功底。他选择的是调研昆明工厂的劳工，进驻一个国营军需工厂，和工人同吃、同住并一同活动。他将收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整理成初步文稿，经过费先生指导和魁阁同僚的讨论提高后，写成了论吸收内地的劳工、内地新工业中劳工的地域来源、内地工业中的工人管理等论文，和一本很有份量的专著《昆厂劳工》。 1943 年，主要由于其显著的学术研究成就，费先生被邀请访问美国， 6 月 5 日启程。在美期间，费先生发现《昆厂劳工》与哈佛大学在西屋电气公司霍桑工厂所进行的调研成果是相辅相成的。 1944 年 2 月和 3 月，他访问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霍桑实验室主任埃尔顿 梅奥 (Elton Mayo) 教授帮助下，将《昆厂劳工》译为英文本，书名 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 。该书由吴文藻教授作序，梅奥教授为其写了编者按语， 1944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 1946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昆厂劳工》。由此可见，该书多么受到的中、美社会学、人类学界的重视。 四、声气总相通 1940 年暑假我离开昆明后，我和国衡有 6 年没有见面，但我们鱼雁常通，彼此的情况基本上是互相了解的，彼此的志趣也基本相同，即继续从事社会学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上所说，国衡留在昆明，追随费孝通师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水平，并取得了重要成绩，而我在重庆，虽然也在专业对口的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工作了两年，但完全不能用其所学，主要只是从事一些官僚文书的撰写工作。唯一能与社会学研究工作搭上关系的，只有 3 件事：一是我翻译了一批英国政府的劳工立法；二是我为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写了一些中国劳工情况的报告；三是我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两篇引起相当反响的社会学论文：智识阶级与人口问题和文化脱节与民主政治。 由于我的生活旨趣和事业追求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官场意向与习气不能相容，我几致失业。于是，我参加并通过了 1943 年 12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并于 1944 年 11 月底前往美国社会学重镇之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进修社会学。史国衡因其在魁阁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获得哈佛 －燕京学社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研究员奖学金，于 1945 年 10 月，前往美国另一社会学重镇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进修，并参与埃尔顿梅奥教授领导的研究班和另一教授的讲习班学习，为时近 3 年，对当代世界社会学的各种新理论和新研究方法有所接触和了解，成为一个装备一新的、更加成熟的高级社会学研究人员。在此期间，我们不独经常互通声气，国衡还于 1946 年暑假到芝加哥大学来，与我同住在国际大厦 (International House ，这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建的一座供美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共同居住的宿舍，其标榜目的是促进美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的了解和友谊 ) ，朝夕相处，除交流社会学的学习心得外，还经常讨论我们下一步要走的道路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中学时代共同抱有的一个梦想，长大后在一个中国名牌大学当教授，从事教研工作，凭我们当时的学历以及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情况，实现这一梦想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又一致认为，要长期、稳定地在大学从事教研工作，取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研究成果，中国就必须现代化，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当时腐败无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是不能实现这个任务的。这样，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大学里长期、稳定地从事教研工作便没有保证，而且没有意义，不过是为蒋介石政权的高等教育装点门面。考虑到这种尴尬处境，一向不愿意而且也不曾参与政治活动的我俩，却不谋而合地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兴趣，而且一致认为，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唯一有可能取代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天真地、不切实际地想到：回国后选择的道路，很有可能是去跟着共产党打游击。 五、回到清华大学当教授的史国衡 1948 年 7 月，史国衡回到已受共产党势力支配的清华大学当了副教授 ( 后升为教授 ) ，同年 12 月中旬，清华大学先于北平得到解放。他心情振奋，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不多时还争取参加了党组织。 1952 年，中国学习苏联，对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将作为中国少有的优秀综合大学的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同时还在全国取消了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就使史国衡又一次面临一个未来走什么道路的重大问题。后来，他选择了转行，放弃他 10 年来努力为之打好功底并准备终生为之献身的社会学研究，留在清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短期任校人事室主任，旋即转任总务长直至 1960 年底，为期 8 年。 1961 年 4 月起，又改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直至 1983 年退休，共 22 年。对于这种选择，据国衡次子史际平博士猜测，是由于国衡留恋清华，而且与幼年时曾希望能管理一个县的志愿有关。但据我的了解，国衡当时自已还是想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他在和我的私人通信中，曾对费孝通老师解放后参加政治、社会活动过多，耽误了学术研究就颇有微词，能管理一个县那样的幼稚志愿早已烟消云散。不过，作一个新入党的共产党人，他是难以摆脱作驯服工具思想的束缚的。他在当时给我的信中，就一再强调要脱胎换骨，消除清高思想，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应该承认， 1952 年以后的经历证明，史国衡教授当时的确是一个党所要求的优秀共产党人。他不独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免费提供英语教学和国学知识，时常帮助经济困难的同事和朋友；他尽力推荐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但对自己子女留学问题则要求他们自己创造条件解决； 19 70 年代初，他将五六十年代省吃俭用存储下来的近万元积蓄上缴，并将工资绝大部分交了党费。 1983 年，党中央关于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决定作出之后，他就多次向校领导表示，愿意在教授离退休工作中带个头，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当学校批准他离休后，他精神愉快，并开始拟订离休后发挥余热的计划。而大批老教授的退休，则是从 1986 年才开始。他忠于党，维护党的威信和声誉，热爱新中国和新社会。在我们的交往和通信中，他经常表现出这种激情，这里仅举两例。 1964 年 5 月间，他以清华图书馆馆长身份到武汉市各大学图书馆参观访问。公余之暇， 5 月 29 日我俩一同前往东湖风景区游览，在行吟阁、屈原纪念馆看到古今吟咏，大都为屈子惋惜，其甚者 叔 （淑） 世情怀，溢于言表。国衡认为新中国欣欣向荣，社会进步，这种消极文字既不适宜，也不相称。我受他的情绪感染，写了一首词忆江南：行吟阁，何事忆当年？倘得灵均来阆苑，诗人兴会更无前，新颂万千篇。 1975 年 7 月 20 日，接国衡信，说是白首红心，还要为党的事业战斗到两千年。我读后心情激动，夜不能寐，凌晨 1 时半，起来写了一首七绝：花甲天教两鬓青，每思碧血献黎民。锦书喜报清华客，椽笔时时写激情。 ( 注：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我俩表现出的这种对当时党的忠诚，乃是一种愚忠， 是执迷不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害无益，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 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这是当时历史事实。 ) 作为高校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国衡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仅以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而论，由于他的人品、作风和取得成绩， 1980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选聘他为团长，率领中国大学图书馆代表团，于六七月间赴美国参观访问。他们不像有些出国访问的代表团那样乘机游山玩水、寻欢作乐，而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别人有用的经验，回国以后，由他执笔写的访问报告，提出了 5 项具体建议：建立计算机网络，加强图书馆学教育，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素质和业务等，对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的问题是：当 1952 年史国衡教授对自己未来道路作选择时，清华要找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事室主任、总务长、图书馆长，是有可能的，但要想找出另一个像他那样具有深厚社会学研究功底和成为杰出社会学家巨大潜力的学者，则不大可能。对史国衡教授本人而言，虽然成就了一个党认为的优秀共产党人和高教行政管理人员，但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社会学家的潜力，则被扼杀了。我们国家也失去了一个产生杰出社会学家的机会。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事。 2008 年 12 月 8 日于珞珈山 （载《读书》 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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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刘绪贻先生96岁华诞
黄安年 2009-5-12 09:04
祝贺刘绪贻先生 96 岁华诞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5 月 12 日发布 明天是刘绪贻先生的 96 岁华诞。刘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资深美国史专家 , 中国美国史历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先生身体健朗，思维敏捷，声音宏亮 , 迄今一直笔耕不缀。在今天通话中 , 先生告诉我最近读书杂志、湖北、湖南的一些刊物上发表他的几篇近作 , 更为可喜的是他的口述史即将出版面世。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刘先生是年龄最长且迄今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不断著书立说的老寿星，先生的健康长寿是学界同仁的共同期盼 , 衷心祝贺刘绪贻先生喜迎 96 岁华诞，同贺师母健康长寿。 附 2009 年初收到 刘绪贻夫妇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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