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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报的记者应该略懂一点科学常识: 热度 16 fdc1947 2013-4-13 09:27; 记者应当懂得一点科学常识，否则，写文章、作报道时容易讲错话，从而误导老百姓。科学报的记者更应当懂一点科学常识，科学报讲违反科学常识的话，就更不应当。《中国科学报》的记者尤其要懂一点科学常识，因为《中国科学报》是科学类报刊的“国家队”，更不能随便讲违反科学常识的话。可是，上面讲的只是“应当”，实际上不一定如此。《中国科学报》 2013 年 4 月 12 日第 20 版《 “非典”十年：SARS让我们反思科学》的作者“本报记者”似乎在科学常识上就有所欠缺。文章提出一个不存在的“事实”，然后在这个不存在的“事实”的基础上，发表议论。该文说：“ 原本人们认为细菌病毒在抗生素时代完全是有克星的 ”，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人们”是什么人，从上下文看，应当是指全体科学界，但是，略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这里的“人们”只能是那些不懂任何科学常识的文人。该文把SARS的产生归罪于科学、归罪于人们要“消灭细菌”、归罪于抗生素，是十分荒谬而可笑的。事实上，由于一开始人们不知道“非典”是怎样引起的，就我这个外行的记忆，一开始有人以为是衣原体或支原体感染，所以用过抗生素治疗。后来知道了SARS病毒，就有了正确的治疗方向。但这并不是说SARS是抗生素治疗引起的。该文说“ 在控制SARS疫情的发展上，最先进的技术没有派上用场，真正让SARS得到控制的是传统的隔离方法”。对于所有病毒性的传染疾病，最有效的方法一直是隔离，即，阻止病毒的蔓延，这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实际上，治愈被感染的病人，也是控制SARS疫情的发展的重要方面，怎么能够说“先进的技术没有派上用场”呢？文章说：“对于SARS这场灾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恶毒的效果？思考结论还是因为人类自己。” 文章认为正是抗生素的应用破坏了微生物的平衡，这才造成了SARS病毒。科学是要靠证据说话的，说抗生素造成了SARS病毒，拿证据来！中国科学报的“本报记者”说话要有权威的根据，不能无根据的乱说。文章无中生有地说：“不要妄想把细菌全部消灭。”科学家，无论是中国科学家还是外国科学家，从来就没有想把细菌消灭。因为谁都知道，在我们人体，无论是体表、还是在消化道，都存在数不清的细菌，有许多细菌对于我们人的健康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任何科学家怎么能够“妄想把细菌全部消灭”呢？我想，只有那些完全不懂科学的文人才有能够想出这样的问题。文章引用著名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的话：由于疫苗的产生、特效药的产生和我们对病原体的认识，传染病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实际上在近30年，依然产生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作者企图给人的印象便是：旧的传染病消灭了，又产生了新的传染病，人们“白努力”了。这完全是歪曲。旧的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灾害的传染病被消灭了，原先没有被重视的传染病就凸显出来了。这正是全人类的科学家能力的结果。正由于疫苗和包括抗生素在内的许多药物等等现代医学的进展，使全世界和全中国的人们的平均寿命，在一百来年的时间里，延长了一倍多。这是科学和技术的巨大成就。在我们的父母辈，谁家不死几个孩子？哪一个女人不每生育一个孩子就上鬼门关上去打个转？哪一个人不是到了六十岁就置起了棺材板？现在确实还存在我们尚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和我们必须要认真对付的传染病，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努力是白费的。在人类面前永远会存在许多问题，这正是科学与迷信的分水岭，只有迷信才告诉我们他们的办法能够一劳永逸。科学和技术已经而且必将进一步造福于人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在前进的过程中，科学从不否认还存在问题。例如，只有现代医学才承认有许多没有被认识领域和治疗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承认不能包治百病。科学也正在不断修正已有的认识和理论，不断地在实践中前进，这正是科学的特点。十年前，SARS之所以没有造成人口如此密集的中国人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没有造成更大的灾害，应该说正是科学的胜利。鉴于这次抗争的经验和教训，十年来，科学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又有了极大的提高。可是，《中国科学报》的“本报记者”却根据某个“人文学者”的意见，认为SARS引起的反思却是科学的无用和只能起到破坏作用，真是有趣得很。中国是一个缺乏科学传统的国度，有些挂着“哲学家”招牌的文人，由于搞不清楚科学是些什么，在抽完两包烟、喝完几两酒之时，说说科学的坏话，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但是，中国科学报的记者，却应该有一点科学常识，不能跟着人家乱喊。附：《中国科学报》 (2013-04-12 第20版文章 “非典”十年：SARS让我们反思科学 ■本报记者温新红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中几次大的传染病深远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文明史。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进一步解释这一关系：“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2003 年突如其来的SARS，让国内学者从不同领域作了反思，同样的，科学人文学者也对科学技术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细菌、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了反思。时隔10年，我们回顾当时，再次听听身在其中的科学人文学者的思考。自然的报复 SARS 带给人们最大的提示莫过于科学技术的局限。原本人们认为细菌病毒在抗生素时代完全是有克星的，结果SARS来无影去无踪，没有克星，不知道其发病机理，也没有有效办法去应对。在控制SARS疫情的发展上，最先进的技术没有派上用场，真正让SARS得到控制的是传统的隔离方法。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以致有一部分人就把科学当成万能的，把技术当成万能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在谈到SARS时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有一种幻觉，以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即使碰壁了，人们还会认为‘我们终将超越障碍’，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现代技术是一个网，让我们想从中反叛都无可凭借。”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在谈到现代技术的本质时说，“现代很多技术哲学家一再呼吁技术时代的危险，但危险并不在于环境灾难、核电站泄漏、飞机失事，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对于危险本身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有危险。”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曾撰文说要反思科学：“抗击SARS、防治传染病是用科学知识来救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科学一时还跟不上。人类要反思，科学的进步到底该落到哪里，是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关系到文明的前途。” 对于SARS这场灾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恶毒的效果？思考结论还是因为人类自己。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说原因就有两个：一是对环境的侵入，二是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尽管不清楚SARS病毒来自哪里，但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而导致原始自然环境的日益缩减，生物物种的减少，人类势必侵犯了许多病毒的藏身领地，迫使它们显露出来，从而侵袭人类。这再次促使人们反思人类与动物、微生物之间的生态学关系，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想到“敬畏自然”。美国思想史家纳什撰写的《大自然的权利》，清楚地讲述了许多思想家是如何一步一步扩大伦理主体范围的，虽然纳什本人持保留意见，但他的思想史著作启发人们尊重外物，敬畏自然。刘华杰认为，站在“非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类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能够超越自己，更好地倾听自然的箫声，理解大地的意图，使我们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而过分强调“人类中心论”，人类不会因此而伟大起来，相反人类的狂妄要受到自然的“报复”。 “20世纪的人类科学提示我们，对于不可预测或者尚未预测的东西，人还是要谦虚一些为好。这也是敬畏自然的一条重要理由。与未来、与自然打赌，谦逊一点，就相当于多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刘华杰说。共生还是战胜除了敬畏自然，“对待病毒也好，对待生物也好，也要有敬畏感。这种敬畏，不仅仅是对病原的敬畏，实际上它本意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生命丰富性的敬畏，对疾病、对痛苦的敬畏。”王一方加深了对“敬畏”的理解。其实人和细菌、微生物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破坏了这一平衡。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刘易斯曾说，其实微生物的世界跟人类完全是和平共处的。它对人类发生攻击的那一部分很小，结果我们恰恰用大量的抗生素、消毒剂把那些正常的细菌的群落给杀灭了。我们没有重视的细菌到底是什么？学者给的答案是：不要妄想把细菌全部消灭。著名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谈到“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时说，“人类、微生物及其他生物都是在这个自然界共存的，它们之间是一个相生相克的、互相制约的关系”。他说由于疫苗的产生、特效药的产生和我们对病原体的认识，传染病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实际上在近30年，依然产生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因此，“在自然界，这个病毒可能寄生在某一部分的生物体里边，但是它又不侵袭另外的一些人体，当所有这些生态改变的时候，必然要产生新的疾病，所以说传染病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符合自然辩证法的实际情况”。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SARS后，谈到过细菌的启示，认为“细菌的不可毁灭性”是其特征之一。因为“细菌具有别的生物不可匹敌的生命力。它们对生存条件的要求很低，地上天上水中土中无所不在”。即使“发生核战争，在毁灭人类的同时还将毁灭脊椎动物，但是大多数的昆虫能够幸存下来，核武器更奈何不了细菌”。面对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刘华杰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要学会与自然共生，学会化敌为友，‘疫苗’就是这个道理。共生是进化的策略和智慧”。也就是说，要调动人自身的免疫力。既然是共生关系，那么抗击SARS疫情时，我们把“微生物世界的病毒”当成中华民族面临的共同敌人，这矛盾吗？王一方认为不矛盾。他说这是事情的两面性。这次病毒闯了祸，就必须要减毒，必须限制它。“大趋势是共生，个别问题上是抗击。或者说，从整体来讲，大的关系人与自然、微生物是要共生的，但具体到这次SARS病毒的出现，那就是我们要战胜的敌人。”;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4841 次阅读|52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忆侯学煜院士: 热度 2 蒋高明 2012-11-1 23:45; 侯学煜院士 http://www.uux.cn/viewnews-40203.html 最近，中国科学报发表记者王剑回忆恩师侯学煜先生的文章《忆侯学煜院士》，该文作者应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的“侯学煜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11日，北京)邀请而作。作为侯先生的博士生，看到该文发表内心非常激动。当年，侯先生在三峡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荒漠开垦等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上仗义执言，他早期的担忧今天陆续暴露出来，人们陶醉在战胜自然的胜利后也尝到了生态破坏造成的苦果。曾有人将马寅初、梁思成、黄万里、侯学煜称为上世纪的“悲剧预言家”，如果决策者当年多听听那些反对声音，今天就少走不少弯路。可惜，人们很快将他们遗忘了。我们不该过早忘记他们。忆侯学煜院士学术名片：侯学煜（1912～1991），安徽和县历阳镇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生态学家、地植物学家，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研究领域：地植物学、植被科学和环境科学。提出“大农业”思想，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与植被图300余篇（册）。其著作《中国境内酸性土、钙质土和盐碱土的指示植物》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中国植被地理及优势植物化学成分》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中国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的综合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植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生态学与大农业发展》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中国植被图（1：400万）》和《中国植被图（1：1400万）》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于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奖章。 “听说纪念侯学煜，一早我就过来了。”84岁高龄的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许冀泉辗转换乘了两次公交车，从双榆树的女儿家来到坐落在北京香山附近的中科院植物所，参加在仲秋十月举行的“纪念侯学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学术报告会”。虽然没有正式的邀请函，而且开会时间正是在北京交通的早高峰，但是许老先生还是如期而至。当天来开会的人当中，这样的老先生不在少数。许冀泉细数着与侯学煜的交集和过往：“我在上世纪50年代结识的侯先生，那时我在念大学。他平时穿着像个农民，个子不高。因为长时间在野外工作，真的是很苦，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所以能够坚持。”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土匪斗争、掩埋同事的遗体，那段经历真的是不容易。”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眼圈也微微泛红，“我是很崇拜他的，大家都说他脾气倔，但是他很关心人……” “对读写作下功夫，和书笔墨做朋友” 侯学煜1912年出生在安徽和县历阳镇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那时的中国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成熟，在高小一年级作文时就写下了“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留学”的志愿。求学期间，陶行知的“行以求知知更行”、“遍览已知求未知”、“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以及在英文教师王佐周影响下，侯学煜自编对联“对读写作下功夫，和书笔墨做朋友”自勉……大师的思想浸润和环境的影响，为他今后走上科学研究道路打下了基础。然而，侯学煜的父亲在1933年突然病逝，使他的经济难以维持，不得已辍学回乡。一年之后复学，转入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土壤专业，从此真正踏上了土壤科学研究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侯学煜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其间，他考察了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土壤。伴随着中华全民族抗战，侯学煜涉足土壤科学研究领域也有8年时间。野外工作期间，两次遭遇土匪，差点丢了性命。 1945年，侯学煜考取了中华农学会主办的留美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深造。途经印度在加尔各答候船期间，还曾到加尔各答大学地理系作学术报告和短期野外考察。1947年和1949年分别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和老一代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一样，侯学煜怀揣报效祖国的热切心情，于1950年回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植物生态学研究几乎是空白，1953年，侯学煜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先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室并任主任，填补了新中国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空白，成为新中国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回国后，他曾多次代表国家或我国科学界到国外出席会议和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全世界。他先后当选为第三届中国科协委员，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土壤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土壤学会委员。1980年侯学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被选为学部常委。最早研究发现土壤指示植物 20世纪30年代后期，侯学煜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就深入西南山地进行植物与土壤关系研究。在美期间，对植物化学元素成分进行了研究，发现一些酸性土指示植物富集锰和铝，土壤性质明显受母岩性质的影响。 1950年回国后，侯学煜带着盐酸和pH值试纸，在贵州考察三年，研究了土壤和植物的关系，是最早研究和发现中国的土壤指示植物的科学家，并发现了若干富集某些元素的植物分布与土壤酸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南方酸性土壤上分布有酸性土植物铁芒箕，在南方碱性土上就分布蜈蚣草；在海滨分布有碱地植物翅碱蓬；在含盐量较高的土壤中分布有盐生植物猪毛菜；在沙质土壤上分布有沙生植物油蒿。侯学煜很早就注意到植物分布会受土壤因素控制，认为植物群落不是单纯取决于气候，土壤因素具有同等重要性。后来，提出了土壤指示植物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单纯气候决定土性论的观点。美国植物生态学家Whittaker1951年发表的《评论植物组合和顶极概念》文章中，将侯学煜的观点归为了土壤顶极学派。侯学煜在《指示植物》一书中提出，有铁芒箕分布的土壤是酸性土，有蜈蚣草分布的土壤是钙质土的论断；1959年出版的《中国150种植物化学成分及其分析方法》一书，填补了国内植物元素地球化学研究的空白。晚年执笔编写《中国植被地理及优势植物化学成分》一书，成为国内植物化学成分和元素背景值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这（指示植物）是他早年的一项工作，开创了植物化学计量学的先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方精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植物叶片的化学元素含量及其元素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生态化学计量学工作，侯先生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说明侯先生当时从事的工作是非常先进的，从科学上走在了前面，我本人和我的课题组也用了他的很多数据在作更深入的分析。” 编制中国植被图的先驱在研究植被地理分布的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山地垂直地带性方面，侯学煜为中国植被分区建立了理论基础，方精云介绍：“侯先生根据植被地带性的原理，把中国的植被划分为八个大区域，即‘八大块’，后来不仅成为植被划分，也成为气候划分、自然地理划分的重要基础。”侯学煜本人也成为编制中国植被图的先驱，并开创了编制农业植被图的世界先例。上世纪50年代以来，侯学煜领导了由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有关部委和各省区有关部门、高等院校等53个单位250多位专家，历时30多年对全国的植被分布状况进行了“家底”清查。该成果就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中国植被》和《1：100万中国植被图》。作为编制中国植被图的领军人物，侯学煜同时开创了农业植被制图的世界先例。1959年，出版了《中国的植被》，其中包括1：800万中国植被图和中国植被分区图。上世纪90年代初，他领导主编的《1：100万中国植被图集》“完成了早期的开创性工作”。1991年，侯学煜因病辞世，带着未竟事业的深深遗憾离开了。后来“由时任植物所所长的张新时院士接替这项工作，带领大家完成了《1：100万中国植被图集》”，并于2001年和2007年正式出版，于2011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告慰了先生的在天之灵。这部植被图集是侯学煜一生最后的重大成就，也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侯先生主编的另一比例尺的植被图——《1：400万中国植被图》在国外也是蛮有影响的。”方精云说，“那时候经常有日本教授或者在美国工作的教授托我买该植被图给他们。” “大农业”观点的提出与发展侯学煜最著名的学术贡献之一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姜恕、陈昌笃、胡式之提出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综合规划，提高农业收入，解决粮食问题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重视。他们合写的《以发展农林牧副渔为目的的中国自然区划概要》一文，是侯学煜提倡“大农业”思想的开始。主要内容是呼吁国家要充分利用15亿亩耕地以外的大农业自然资源。毛主席、周总理看后指示加印4000册分发给各省领导参考学习。 1979年初，侯学煜受中国科学院学部邀请作报告，他用在全国各地拍摄的彩色幻灯片说明中国农业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并指出中国山多虽有不利的一面，但可以发展立体大农业，搞多种经营，按生态规律合理利用南方的丘陵和有计划地营造西北防护林体系。这篇报告以《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意见》为题，发表在1979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这也是《人民日报》开展“农业思想讨论”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侯学煜提出的大农业生态原理，不仅为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对农业生产的稳定、持续发展和环境改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主张凡食物都应该称作粮食，玉米、小麦、花生、豆类、水果、蔬菜以及蛋、奶、鱼、肉、虾等都是“食物”（即“大粮食”观点）。因此，农业经营不能仅限于“种植业”的禾本科粮食作物，而应包括农、林、牧、副、渔（即“大农业”）。因此，那些毁林开荒、滥垦草原、围湖围海造田、填塘造田的做法应当立即禁止。这些观点发表在侯学煜的《怎样解决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的报告中。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听取了侯学煜关于维护生态平衡、发展大农业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人亲自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侯学煜的办公室就生态保护等重大问题向他咨询。1984年，侯学煜出版专著《生态学与大农业发展》，全面阐述了他的“大农业”、“大粮食”观点，为国民经济和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可以说“大农业”观点使当时的中央领导指导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不能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是不行的，对中国农业发展、扭转“以粮为纲”的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该过早忘记的科学家现在的年轻学者，尤其是学生们（甚至生态学的研究生）早就不知道侯学煜了。“每年我在研究生院讲授‘生态学’，在200多人的课堂上问‘谁知道侯学煜’，竟无一人举手，偶尔有两三个知道名字的，但对侯学煜是何许人也，也是不清楚。”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不无悲哀地说。 “人们对侯先生淡忘得太快了”，只有短短十几年……这并不奇怪——学生们的老师对侯先生的记忆也已经模糊了。“不该过早忘记侯先生”，如果过早地忘记了他为挽救中国生态环境作出的努力，忘记了他铮铮有声的言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大自然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天书”，这是侯学煜勉励同事和弟子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至理名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教导大家要到艰苦的一线去，收集第一手资料。他坚决反对抄过来抄过去的所谓研究方法，强调“到野外去，到大自然中去，去读大自然这本‘无字天书’”。侯学煜领导的植物生态室，在每年夏季除极少数确有必要留下的人外，几乎全部都开赴野外。植物所生态研究室的夏天是找不到一个人的…… 他提出“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的任务是去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破坏它，改造自然只能按自然规律办事”。把大自然比作天书，“这是他接触自然、经常跑野外得出的感悟，也是对大自然的高度凝练”，方精云对侯学煜的这个主张非常认同，他说，在国外，生态学也被叫做野外生物学，因为不到大自然中去就得不到生态本质的东西。和侯学煜共处并接受他教诲的学生很多，他也被许多人所不理解。但是在今天看来，他的工作和为人，以及他所倡导的理念——亲临实践、勤奋工作、为国为民、坦诚正直、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确是值得永远记住的。当今的科学发展观更体现了先生的科学事业。中国科学报王剑 TAG: 侯学煜延伸阅读：不该过早忘记侯学煜 http://bbs.science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6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774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7744.html; 个人分类: 科学人生|5069 次阅读|3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转基因安全之争应止于公开实验: 热度 5 蒋高明 2012-10-11 22:00; 中国科学报：转基因安全之争应止于公开实验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0/270308.shtm 转基因玉米饲料喂养的老鼠长了肿瘤。图片来源：科学网玉米实验。图片来源：昵图网 9月下旬，法国科学家发表文章称，经过为期两年的试验，发现食用转基因玉米或夹杂特用转基因玉米除草剂的实验鼠罹患肿瘤和内脏损伤比例非常高。由此得出结论：食用转基因作物容易患肿瘤。该结论引发科学界的关注和争论。什么样的科学试验结果才是可靠的？转基因作物的试验能否实现向不同种类动物的延伸？未来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如何获得外界认可？围绕这些问题，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多名转基因研究者。 ■本报记者彭科峰近日，法国凯恩大学的科学家公布的研究结果称，通过为期两年对200只实验鼠进行分类试验后，其中用转基因玉米NK603和被“Roundup”（商品名“农达”）污染的饲料喂养的实验鼠，容易患肿瘤及内脏损伤。试验结果公布后，围绕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转基因试验应如何进行等问题，国内外学者争论不休。有学者对于法国科学家的试验提出多项质疑，认为不排除其他因素导致实验鼠致癌，但也有学者坚持认为该试验可信度极高，为期两年的试验周期充分突破了之前转基因公司的封锁。对此，多名持对立意见的学者均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要彻底破除人们对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质疑，解开转基因阵营与反转基因阵营之间的僵局，多样化的试验必不可少。未来政府和市场应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两个类似试验结论相反 9月21日，法国凯恩大学的上述研究成果刊发在《食品化学毒物学》杂志上。研究强调，这是首次在长达两年以上只吃转基因谷物的实验鼠身上得出的研究成果，而通常在白鼠身上进行的试验往往只持续90天。研究人员将200只雄性和雌性实验鼠分成10组，每组10只。其中一组作为对照组，喂食含有33%转基因谷物的普通饲料和白水；有3组被喂食含有较大剂量草甘膦除草剂的饲料和水，目的是反映除草剂对食物链的影响；另外6组则被喂食含有不同比例NK603的饲料。试验进行到第14个月时，对照组的实验鼠没有一例发现患癌，而在被喂食含有NK603和草甘膦除草剂饲料的组别中，有10%到30%的实验鼠患上了肿瘤。试验进行到第24个月，在所有喂食含有NK603和草甘膦除草剂饲料的组别中，50%到80%的实验鼠长了肿瘤，而且平均每只长的肿瘤多达3个，而在对照组中，只有30%的实验鼠患病。《中国科学报》记者查询《食品化学毒理学》期刊在线网站时发现，刊载法国科学家此次试验的同一期期刊上，还有一篇论文同样与转基因玉米饲喂大鼠毒性试验有关，但结论与前者截然相反，其大意为“中国学者经3个月饲喂得出无毒结论”。这篇名为《用草甘膦耐性玉米对SD大鼠饲喂90天的研究》的研究者来自我国，署名作者共有5位，分别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和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记者发现，我国学者的试验有几点与法国学者的试验相同：一是都评价了转基因玉米对大鼠的毒性；二是所用的转基因玉米都是耐除草剂草甘膦的；三是都使用了SD大鼠；四是都分成雄性组与雌性组。但是，两者也有明显差异。首先是法国学者的试验为期两年，而我国学者的试验为期3个月；其次是法国学者选用孟山都公司育成的转基因玉米品系NK603，我国学者选用国内培育的含G2-aroA基因的转基因玉米品系。另外，法国学者同时评价了除草剂的毒性，而我国学者未做此试验。当然，两国学者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前者说转基因玉米致瘤而且致死，后者则说无毒。学界争议：严谨还是偏颇在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学者看来，法国科学家的这一试验无疑验证了转基因作物有风险。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顾秀林是国内知名的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激进者。顾秀林就这一试验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该试验结果首次突破了之前转基因公司对于试验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的限制，真实显示了转基因作物的危害。她认为，这一试验并不是个例，国内的研究者应正视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也是这一意见的拥护者。9月25日，蒋高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个人认为，法国科学家的这一试验应该是可信的。至于有人质疑该研究结果为何没有发布在《自然》等顶级科学杂志上，他表示，《食品化学毒物学》也是被国际广泛认可的学术杂志，权威性也很高，研究者的这一论文能够通过同行的评审，也证明了试验的可靠性。不过，国内外对于法国科学家试验的质疑也有很多。法国的毒理学家热拉尔·帕斯卡尔就表示，该研究只有10只老鼠，样本太少；试验所用的鼠群被认为容易自然罹患乳腺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学教授凯文·福尔塔特也表示，研究者观察到的可能是数量不大的鼠群中乳腺肿瘤正常发生率的变量。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常务副主任彭于发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最近两年，意大利和法国有一些科学家受到某些国际组织的资助进行这样的研究，试图证明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但这些研究都很不规范。“从2000年开始，都是拿老鼠做试验，不是做毒理学的，用的动物也不标准。” 彭于发认为，不排除有个别转基因作物对于老鼠、人体有影响。但同样是转基因玉米，转的基因不一样，使用的技术不一样，不能笼统地说转基因作物都会有害。从现在已知的能获得的试验数据来看，转基因作物的效益远远大于风险，转基因食物都是安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曾庆平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法国科学家这项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首次将转基因作物毒性评价的时间从规定的3个月延长到24个月，充分考虑了肿瘤发生和发展所需要的长期孕育的时间因素。但是，由于试验动物选择失当，实验设计不严谨，导致得出的结论存疑。曾庆平认为，首先，SD大鼠自发性肿瘤发生率太高。该论文显示，吃普通玉米的雄鼠出现肿瘤的比例为13/30，而吃普通玉米的雌鼠出现肿瘤的比例为19/30。相比之下，吃11%、22%、33%转基因玉米饲料的雄鼠出现肿瘤的比例分别是14/30、19/30、16/30，而吃11%、22%、33%转基因玉米饲料的雌鼠出现肿瘤的比例分别是26/30、19/30、25/30个。吃普通玉米喝自来水的雄鼠长出8个肿瘤，雌鼠则长出26个肿瘤。从统计学上看，对照组与处理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其次，SD大鼠寿命太短。Wistar白化大鼠在良好饲养条件及健康状态下，寿命可达2.5~3年，但因其易患慢性呼吸道疾病，通常寿命仅为1.5~2年。用大鼠培育而成的SD白化大鼠可抵御慢性呼吸道疾病，在SPF环境中可以生存3年（极限寿命）。该研究持续时间为两年，相当于人类从中青年到老年，老龄鼠长肿瘤难以排除自然衰老致瘤的可能性。另外，从试验设计方面来看，也存在很大问题。正如伦敦国王学院营养学院Tom Sanders在论文中表示，“（该试验）没有提供食物摄入量或生长数据。如果摄入量没有限制，这种大鼠很容易出现乳腺肿瘤”。根据常识，过度摄食导致肥胖可引起慢性炎症，长期炎症刺激就能诱发肿瘤。可是，文中清楚地显示大鼠是“自由取食和饮水”。曾庆平进一步表示，从论文的相关数据看，如果吃普通玉米也会出现高频率病变，难免让人怀疑普通玉米及转基因玉米是否被污染。作者仅用两组对照数据作为雄鼠组和雌鼠组中6个实验的对照，对照大鼠的数目太少（各10只），所获得的数据远远不够，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学差异分析。此外，对于中法学者就同一课题进行试验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事，曾庆平认为，我国学者经过3个月的毒性试验没有观察到转基因玉米的致癌现象，而法国学者用不适当的实验动物得出了转基因玉米可能致癌的初步结论。他说，按照以往转基因食品的审批规定，只要求做3个月的毒性试验就可以。这次法国学者的两年毒性试验首次突破这个规定的期限。一般来说，只有新药审批要求做致癌试验，大鼠的给药时间应在24个月以上，小鼠、地鼠的给药时间应在18个月以上。也就是说，法国人的毒性试验是按药物毒理学评价标准来做的，并不是食品及转基因食品的评价标准。转基因食品毒性评价之所以沿用国际通行的3个月标准，是因为此前按该标准审批并未发现任何问题。如果此次法国人的研究结果得到重复验证，今后转基因食品的毒性评价试验可能要延长。事实上，针对国内外学者的质疑，包括法国课题试验组在内的多名学者也作出了相应的解释。9月26日，《中国科学报》记者获得该课题组Joёl Spiroux博士对外界质疑的证明回应。Joёl Spiroux博士表示，从样本来看，200只实验鼠，20只一批，与孟山都公司为期3个月的研究在数量上保持了一致，样本数量并不少；试验所用的SD鼠“Sprague-Dawley”以易患肿瘤闻名，但这是全球毒性研究都用的常用品种。它们具有生物学稳定性和性状上的优势，有基本相同的体型，从转基因研究一开始，此鼠类就被转基因的生产者用于研究。至于该试验结果是否需要鉴定和复核，Joёl Spiroux博士表示同意。“我们也希望作再次鉴定，但是必须由独立研究者来做，不能由曾为转基因生产者做实验的人来做。” 美国艾奥瓦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博士廖俊林也认为，有关学者对于这次试验的质疑是不成立的。他指出，该试验从设计上来说是比较经典的，试验者精心设计了对照组，每组又有雌雄鼠的试验；从实验用鼠来看并无不当，该研究中使用的是未育的斯—窦氏大白鼠，从五周龄开始实验。至于为什么不用医学实验研究中最常见的Wistar大白鼠，是因为相对而言，斯—窦氏鼠性格更加温顺。而且，斯—窦氏鼠也是最常见的医学研究用鼠之一，尤其是长期实验研究的首选。有关人士批评该试验用的是癌症易感鼠，这种说法缺乏科学常识，甚至是故意忽略科学常识的欺骗，因为医学上的确有肿瘤易感鼠用于肿瘤相关研究，但那是路易斯鼠（lewis Rat）。廖俊林认为，在样本设计方面，样本小才有利于安全结论，这属于基本统计学常识。统计学差异越小，在同样的变异度下，需要的样本越大。在试验设计中要进行样本量设计，是要计算每组需要多少只鼠的。由于Seralini等人首次做如此长期的实验，他们只能估计组间差异，如果高估了组间差异，就会导致样本量过小。争议如何平息：公开完整实验转基因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拥有自己的论据和观点，多名学者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是时候大力进行公开、独立的转基因作物实验了，有关部门应该按照传统科学实验的要求，实现从植物到动物，从昆虫、老鼠到兔子、猿猴乃至人类的整个过程的实验，以彻底消除争议。蒋高明认为，目前对于“转基因致癌实验”的质疑很正常，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允许质疑。以前的转基因实验，3个月的结果显示没问题。但时间更长一点，可能反映的问题更真实一些。“这个实验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以前做实验，转基因公司不愿意科学家做得这么长，它有自身的利益。而如果不经他们同意，去市场购买转基因公司的产品，得出结果后对方可能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东西。” 法国科学家的这一实验给中国科学家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转基因到底安全不安全，我认为现在不需要争论了，应该转向公开实验。”蒋高明建议，应该找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由国家一些部门、科研机构来出面组织并监督，找来各种转基因作物进行较长时间的、公开的对比性实验。“以前都是做老鼠，我觉得应该建立完整的实验链，这个实验必须经过小白鼠—大鼠—兔子—猴子—人这个实验顺序，且对人类进行的实验必须是自愿的，要让受试验者有充分的知情权。两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我们可以等待。” 蒋高明还表示，公开的转基因安全性实验势在必行，因为对于转基因公司来说，他们并不排斥争议，“如果一直讨论下去，专利也过时了，人家公司钱也挣够了，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可能会很大，还不如抓紧时间做实验”。曾庆平也表示，他本人是主张做转基因食品（尤其含有毒蛋白）致癌试验的，但由于该试验的周期长，建议在完成小鼠或大鼠初步评价的基础上，改用寿命更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如恒河猴、黑猩猩等）来做，这样可以避免自然衰老的影响。“虽然这样做投入的成本会大幅度增加，但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值得的。” 曾庆平认为，如果两年毒性试验结果被证明属实，那么当务之急是转基因食品审批部门立即修改审批规则，把转基因食品的审批标准从食品提高到药品或类似于药品，强制性规定转基因食品必须完成基因毒性试验（致癌实验）和生殖毒性试验后才能进入审批程序。相反，如果这项试验经不起反复验证，加之多年来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结论，转基因食品的毒性试验就没有必要延长到两年，也没有必要将转基因食品审批标准提高到药品审批标准。至于是否对转基因食品进行超过3个月的长期毒性评价，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维持或修订现行标准的决定。在曾庆平看来，转基因阵营与反转基因阵营之间形成的僵局旷日持久，由此导致政府的暧昧和民众的疑惑以及科学家的进退两难。解开转基因的“结”，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但可以找到妥协方案，那就是一靠政策，二靠市场。具体来说，在政策方面，为了杜绝某些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的生态危害，政府部门应该对目前大田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重新核查，一旦发现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转基因作物，应该立即禁止或限制这些转基因作物的大田种植。当然，最保险的方法是将一部分生产高附加值食品、药品、能源和材料的转基因植物改用试管苗快繁技术进行工厂化生产。转基因药品的审批必须走严格的新药审批途径，而转基因食品的审批标准可以从食品上升到药品。同时，为了消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隐患，研究人员最好不要开发直接食用的含毒蛋白的转基因主粮、蔬菜和水果，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更不要急于颁发转基因主粮、蔬菜和水果的种植和生产许可证。在市场方面，曾庆平认为，不管有没有政府监管，也不管监管到不到位，唯一决定转基因产品命运的还是市场。只要政府强制性规定生产厂家必须在转基因产品的外包装上明确标识“转基因产品”字样，民众就拥有了知情权和选择权，买还是不买，完全看他们自己喜不喜欢，不需要其他任何理由。《中国科学报》 (2012-10-11 A3 深度); 个人分类: 自然与社会|2615 次阅读|5 个评论

领稿费喽~~: 邵宇飞 2012-10-10 18:08; 前段时间写的小文有幸被《中国科学报》发表了，好心的编辑同志还告知有稿费。今天终于把稿费领了，90大洋，真高兴啊，嘿嘿。其实，钱还是小事，写的东西能被《中国科学报》看中，这才是大事——从来也没上过报纸呀。心里还真是激动了一阵子。衷心祝愿《中国科学报》和科学网越办越好~~~,（稿费越给越多：-D）; 个人分类: 未分类|3286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农民往地里打多少遍农药？: 热度 6 蒋高明 2012-8-11 13:33; 农民一年往地里打多少遍农药作者：蒋高明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8-10 5:46:34 一个喷洒农药的农民和其女儿。农民使用后随意丢弃的农药包装盒、农药瓶。 ■蒋高明农民向地里打多少遍药？不同地区种植不同作物打药次数是不同的，这里（是2011年夏天）调查的山东沂蒙山（某地）的数据。经向多位农民实地求证，得到下面的数据：玉米：除草剂1次，杀虫剂拌种1次，灭杀地老虎1次，向玉米心撒药灭玉米螟1次，共4次；小麦：除蚜虫2次，杀红蜘蛛1次，共3次；大蒜：除草剂1次，杀虫剂1次，农药灌根1次，共3次；土豆：除草剂1次，农药2次（蚜虫1次、地老虎1次），共3次；花生：除草剂1次，农药5次（浆虫1次，青虫2次，蚜虫1次，红蜘蛛1次），共6次；西瓜：除草剂1次，乐果灭蚜虫1次，除菌2次，共4次。从上面可以看出，如果一户农民家里种植上述6种作物，则每年至少打农药23遍，这些活儿多为农村妇女干，她们的健康因此受到严重的威胁。上述打农药的活儿中，风险最大的是喷洒除草剂。除草剂毒性非常大，我们建立的弘毅生态农场里完全杜绝农药除草剂，隔着墙，风吹过来含除草剂的空气，照样将（菜豆、黄瓜、核桃、大豆、繁枝苋等）敏感植物的叶片杀死。农民闻到除草剂的味道，经常是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待气味小了再出门。气味哪里去了？无非是稀释到环境中去而已。我们用生态学的办法，上述23遍农药可以不用打一次，虫子反而更少。但是农药贩子和靠农药除草剂搞植保的人不会甘心看到我们的成果，他们要靠农药赚钱，要继续忽悠农民用药。国家还补贴农药厂家、农药贩子，（使）农民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农药。（甚至一些不良）医院也欢迎除草剂等剧毒农药（的使用），（因为）得了绝症的农民会乖乖地将钞票送到他们的口袋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虫子是被农民使用五花八门的农药一遍一遍地打出来的，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的。关于这个问题，今后我还会介绍。顺手在农田里拍摄了一些农民抛弃的农药瓶、农药包装盒，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耕地质量面临严重的退化，城乡人群的健康危矣！（http://blog.sciencenet.cn/u/蒋高明）《中国科学报》 ( 2012 -08-10 A3 博客@科学网);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5270 次阅读|7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一线研究人员为什么不愿意做科普: 热度 23 蒋高明 2012-7-3 18:39; 一线研究人员为何不愿做科普最近，中国科学报推出一期关于科普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论坛，笔者发表在科学网上的一篇旧文被选中，这说明科学网已被主流媒体看好了。科学网需更努力，努力打造一个科普平台。尽管没有人给我们算绩效，但其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总不能患得患失吧，毕竟花了纳税人的银子。本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2/6/259801.shtm?id=259801 蒋高明科普，急需将一线专家的声音传递给公众，因为他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有义务为公众进行科普。遗憾的是，一线专家很少走出“象牙塔”，目前在科普讲堂上比较活跃的是退休专家或者一些资深院士。对于公众非常想了解的一些研究进展，很少有一线专家愿意来科普。一线研究人员为什么不愿意做科普？制度使然。目前，对于一线研究人员的评价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能够拿到的研究经费，研究经费越多得到的绩效就越高；二是发表SCI文章，且每年一评估，每年一排队。排名靠后的研究组可能被取消。这两个硬性指标，就决定了一线研究人员不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申请经费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当前科研环境下，不融于一定的圈子，不遵守“潜规则”就很难得到研究经费。一线研究人员所作的社会贡献，如科普报告和科普文章，乃至给政府决策部门或国家领导人的建议，都是不算绩效的。如果发表不了SCI，就意味着他们很难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也永远得不到课题，更不会有什么奖励，永远招不到学生，工资永远最低。最糟糕的是，没有SCI文章，他们得卷包走人。这样看来，一线研究人员不愿去作科普报告、写科普文章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一线研究人员的科普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将自己最近的研究发现通过公众传播，让决策者了解，是能够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这样的工作是应当被社会承认的，更应当被科研院所的管理者认可。一线科研人员做科普的优势是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告诉公众，而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已有的知识。作为一线研究人员，笔者深知科普其实也是一种科研劳动，而且是更重要的劳动。2000～2010年，笔者带领研究团队在内蒙古正蓝旗连续进行了10年的生态恢复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果。“利用自然力恢复自然，无为而治”这个观点最初提出的时候，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首先是“嗤之以鼻”，然后是“不屑一顾”，最后竟是“刮目相看”了。而要说服不同观点的人，包括政府官员、普通公众、大中学生甚至科学家本身都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无为而治，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做，而实际上是比什么都做还要艰难得多的事情。解放自然力，就必须跟人打交道，这就跳出了恢复生态学或者自然科学本身的范畴了；而要和那些有着不同利益关系的部门或者个人打交道，难度就更大了。自从我们2000年开展试验，2001年提出“以地养地”和“自然力恢复”，2006年提出“畜南下、禽北上”恢复草原等观点，笔者几乎用了全部的业余时间告诉人们我们的发现。有时仅从理论出发说服力差，还要亲自带人下去参观和展示。仅2003年一年，笔者就17次带领不同身份的人进入浑善达克，介绍我们的试验。最终，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的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在目前中国学术界，写学术论文相对容易，做实际工作要难得多，尤其是将科学发现向公众普及，再遇到强大的利益冲突时，这是个相当困难的事情。在长达10年的生态恢复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这就是自然力。人们过分自信其拥有的技术，并乐此不疲，花费大量的资金，在屡次失败后依然我行我素，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恐怕许多读者也都明白，但大家不愿意说。有人认为，一线科研人员做科普的劣势是时间上会有冲突，把研究工作“翻译”成大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太累人了，有人通常是要招研究生时才到大学去做科普。其实，以笔者的切身体会，处理好了照样可以科研科普两不误。如果养成了好习惯，作研究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搜集一些图片、事例和数据，将来做科普时就能用得着。当然，对于一线研究人员做科普，搞硬性规定恐怕不行，因为很多科学家是“能做不能说”的。如果要科学解决一线研究人员时间冲突问题，实际上可以考虑请科普对象进入实验室，如让一些中学生参与科研，和硕士生、博士生一起做一些实验。2005年，笔者曾指导清华附中的侯荀同学从高一开始参与内蒙古治沙实验，她用实验成果参加全国中学生科技比赛，获得了全国“明天小小科学家奖”。侯荀是由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推荐到我们研究组的，这个俱乐部是由国家天文台的王绶琯院士发起的。面对不同类型的人，一线研究人员能把研究成果解释清楚了，这是需要一定“内功”的。科研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你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跟别人讲明白呢？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能用浅显的语言把复杂的工作传播给公众。像生态学这样的学科，和社会实践关系非常密切，更需要和公众拉近距离。国外同行比较关注科普工作。笔者的英国导师布莱德先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亲自参加中学生的野外活动，教他们辨认植物，还带研究生参加社区的活动。英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很好，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把最前沿的理念灌输到社区，告诉给决策者，避免走弯路。英国人搞大伦敦规划时，很多大学的学者都是非常活跃的。一线研究人员不愿做科普，现实的原因是做科普工作得不到绩效考评体制的支持，顶多是意见被决策者采纳后可能对科研项目产生一些推动作用。建议科研院所或高校，要么停止对研究人员无休止的评估，要么对一线科研人员的科普工作予以绩效承认，从而有力推动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http://blog.sciencenet.cn/u/蒋高明）《中国科学报》 (2012-06-26 A3 网谈); 个人分类: 科学人生|8765 次阅读|28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欧洲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在减少: 热度 2 蒋高明 2012-6-29 18:39; 欧洲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在减少在欧洲除了西班牙有大公司开展一系列转基因作物的田间试验外，转基因作物的田间试验面积越来越少。植物研发项目释放的具有新性状或改良性状的植物非常少。人们对转基因植物的普遍排斥使得研究和批准比较困难。因此，科学家和企业正采取不同的行动。 2012年的前5个月，欧盟仅提交41个遗传改良作物释放申请。2009年该申请数超过100个，但是从那时起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在2012年的41个新申请中，大约有30个来自西班牙，剩余的11个来自瑞典、爱尔兰、丹麦、德国、比利时、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另外，在41个新申请中，有27个种植试验来自早已经开发出转基因作物的巴斯夫和拜耳等国际大公司，并且这27个种植试验大部分在西班牙进行。申请测试的作物品种为抗虫或抗除草剂的玉米、棉花和甜菜。在其他申请中有一个来自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主要开展转基因作物的基础和安全性研究，这是一个例外。在41个申请中，只有10个具有新的或改良的性状，主要有：更高维生素含量的甜玉米、低氮需求的大麦、更高可密植的玉米、更高生物质含量的白杨树、更高蔗糖和淀粉含量的玉米和烟草、富含油酸的亚麻、富含植酸酶的大麦等。（张博）;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231 次阅读|2 个评论

俺被中国科学报曝光了: 热度 66 lixuekuan 2012-6-1 20:38; 科学网影响真大。我在科学网上的博客被《中国科学报》生活副刊麻晓东总编辑看到了，在电话里采访了我。很快就写出了稿件，给我要了一张照片，在今天的《中国科学报》第7版发表。不经意我被《中国科学报》曝光了。具体内容可以点击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2/6/258824.shtm 或者直接阅读今天的《中国科学报》今天到贫困山区与小学生过儿童节了，现在刚刚看到网络版。感谢武夷山老师在我之前的已经转载。;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6951 次阅读|207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弘毅生态农场“六不用”科学实验的生态文明诉求: 热度 3 蒋高明 2012-5-8 11:42; 弘毅生态农场：“六不用”科学实验的生态文明诉求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5/263746.shtm 蒋高明向参观者介绍诱虫灯。 ■本报记者李芸当弘毅生态农场有机小麦田每亩产量实测达480.5公斤时，蒋高明终于长吁了一口气。之前，该实验田有机玉米产量每亩达到547.9公斤。这样，实验田的年粮食产量达到了1028.4公斤，实现了吨粮田。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他带领科研团队，从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承包耕地，进行生态农业科学实验。时间一晃，6年过去。 “以前我呼吁发展生态农业，但类似‘中国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的反对意见不绝于耳，甚至一度成为压倒性意见。”蒋高明近日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我们的实践却证明，‘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在生态农业里同样能够实现。” “六不用”实验田蒋高明他们承包的土地是村里最差的低产田，土层厚度只有薄薄的20多厘米，下面就是岩石（当地老百姓称麻骨石）。蒋高明种地的秘诀被村民们认为“不是过日子的方法”——他坚决实施“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蒋高明告诉记者，承包之初，自己还是有些忐忑。 “前两年，农场的收成并不好。2008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才收1000来斤，2009年略高一些。不过，经过几年的努力，尤其是经过2009年冬季的土地整理，这些肥力严重下降和被化肥、农药、除草剂严重污染的农田已实现了生态修复。” 弘毅农场的核心是“牛粪”，原则是“循环”：把被农民烧掉的秸秆加工成牛饲料，产生的大量牛粪一小部分用于产生沼气，大部分牛粪用来堆肥给农田提供优质有机肥；害虫则通过“物理+生物”方法防治，在林下养鸡，将害虫变成鸡的饲料；杂草通过“人工加生物”方法控制，收获的无农药杂草直接作为鹅、淡水鱼等经济动物的饲料。在农场，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形成一个完整的、无污染的生态链。生态农业不是倒退 “不施化肥就不长粮食，不用农药就会产生虫害，这是偏见。有机肥料同样能肥田，消灭害虫最好的办法就是天敌。”蒋高明说，弘毅生态农场的实验证明，生态农业不仅不会降低粮食产量，不会饿死人，而且可以让人吃得更好。在弘毅农场，蒋高明团队饲养了110头牛，每头可获得1500～2000元的净效益，鸡、鹅、鱼等品种也不断丰富。同时，和现在的鸡、猪等通过工业化大规模养殖生产不同，因为有机粮食没受农药污染，生态农场里的肉类是真正绿色的。但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回到传统的精耕细作，这不是倒退吗？ “在很多村民看来，不打农药就意味着要捉害虫，不用除草剂就意味着要拔杂草。这会增加很多工作量，村民们难以接受。”蒋高明说，“生态农业肯定不是简单的倒退，机械化、水利化以及信息化已使现代农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何减少村民的劳动量是蒋高明正在做的工作。以捉害虫为例，每当夜幕降临，农场里发出特殊光谱的脉冲诱虫灯就会准时亮起。蓝紫色的灯光就像幽灵一样吸引飞蛾、金龟甲等害虫扑来，害虫触到灯管周围的金属棒，被电击后会落入灯下的集虫罩。农场的研究助理曾彦说：“最初用灯诱捕虫子，有时一晚上能捉到十斤虫子，现在虫子数量少了，有时一晚上只抓到二三两。这些小虫被捉住后，便成了鸡的食物。” “诱虫灯不能消除全部昆虫，但每年坚持诱捕，会逐渐达到生态平衡，即这个害虫物种还存在，但不会再对作物造成危害。这也是我们与打农药那种‘赶尽杀绝’做法的区别，讲究物种生态平衡和元素循环。”蒋高明说。对工业化农业的忧虑蒋高明对生态农业的执著源于对当下工业化农业深深的忧虑。在许多人看来，工业化农业是先进的、现代化的，美国式的大机械农业和高化学农业最具代表性。 “我们常引以为豪地说，中国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实际上我们用了世界上35%的化肥，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蒋高明表示。 2010年2月，环保部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水污染物的最大来源。与此同时，土壤肥力持续下降。实际上，对工业化农业的质疑一直存在。 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程存旺、石嫣翻译了100年前时任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土壤学教授富兰克林·金的《四千年农夫》一书。富兰克林在1909年对日本、中国、朝鲜三国进行了乡村考察。当时，美国农业的危害性已经显现，土壤流失严重，农耕体系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而东亚三国持续四千年的农业形态，不但没有使地力衰竭，反而在保持高生产率的前提下，地力不断增长，维持着农业体系的可持续性。石嫣说：“金教授分析出中国的小农经济形态是可持续的农业形态，但他同时看到，这种根植于中国农村文明形态的耕作方式是根本无法在美国复制的。中国人口密度如此之高，土地和环境资源的压力如此之大，基于这样的现实，才产生了这样的耕作形态。” 与西方国家地广人稀的地理条件相比，弘毅生态农场式的农业模式，更贴近中国的现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曾参观过弘毅生态农场。他说：“弘毅农场是蒋高明在对工业化农业产生怀疑的基础上实施的，而蒋高明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他的怀疑要通过实验来证明。弘毅农场实施的是生态学下的农业，与机械论下的工业化农业不同，它是整体的、有机的、环境友好的。” “生态农场通过生态学实现了与中国传统农业的对接。中国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农业相比，不是要征服自然，而是观照自然、尊重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良好关系。”田松说。中国传统农业的存在形态，与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是协调的。石嫣说，“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多元性和生态多样性，我们是否应该认为一种文明形态就应代替所有文明形态？” 《中国科学报》 (2012-05-08 A4 综合);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8738 次阅读|2 个评论

真已尘埃落定了?: 热度 1 陈龙珠 2012-4-23 13:06; 中国科学报：多位科学家解读沙尘暴今春为啥“低调”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4/263035.shtm 呵呵，今年农历闰四月，江南的油菜花开，大约比往年迟了半月余。对北国的沙尘暴今年是否低调，再等一段时间来定论，或许更靠谱些的。还有一点不明白，到北京的沙尘暴若真低调了，是防护林起的作用，还是因为老天爷没像往年那样刮大风了呢？又想起了一些年前，有人提出在沿海建防护林抗台风的“创新思想”了。; 个人分类: 防灾减灾|3428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转基因饲料安全性之争: 热度 3 蒋高明 2012-3-16 13:28; 作者：邱锐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3-16 8:44:40 选择字号：小中大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我国正逐年增加转基因生物的进口数量。图为转基因大豆。养猪如果全部使用配合饲料，每年将消耗粮食生产总量的40%左右。本版图片来源：昵图网目前我国所使用的饲料大多数都含有转基因成分。用转基因作物或者其加工副产品制作的转基因饲料是否会对动物乃至人类产生不良影响，科学家仍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支持方认为，在饲料中使用转基因作物，是基于我国高蛋白食品需求与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反对方认为，发展生态农业和提高农民积极性，才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解决转基因饲料安全问题的终极手段。 ■本报实习生邱锐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关注程度的提高，“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已经成为近年来科学界乃至民间广泛争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今年3月2日，农业部首次在官网上发布“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审批情况”（以下简称“审批情况”），又一次将这场“转基因安全性”之争推向了风口浪尖。据了解，农业部此次公布了自2004年以来中国进口的各类转基因农产品，种类涉及大豆、玉米、棉花以及油菜等多类农作物。其中，到目前为止共有79批产品获得安全证书，有37批产品的证书在有效期内。同时，“审批情况”显示，我国目前所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的用途皆为“加工原料”。据业内专家解释，“加工原料”是指这些进口转基因作物将被用于油料加工、动物饲料、食品制造等领域，而其中以作为动物饲料的比例最大。那么，用转基因作物或者其加工副产品制作的转基因饲料是否会对其所喂养的动物，乃至最终的消费者——人类产生不良影响呢？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风险有待长期观察 “目前我国畜禽所使用的配合饲料大多数都含有转基因成分。”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谯仕彦表示。他解释说，跟人的食物构成一样，蛋白质也是畜禽的必需养分。大豆经过浸提或压榨后的副产物，即行业内所说的豆粕和豆饼，是畜禽饲料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几乎所有的猪鸡配合饲料都要用到豆粕或豆饼。然而，目前我国国产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国产大豆却只占我国大豆总消费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都是从美国、阿根廷等国家进口的，美国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累计进口大豆5264万吨，2010年则高达5480万吨。而美国农业部去年1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预测，2011/2012市场年度，中国大豆进口量将达到5650万吨。 “只要是从国外进口的大豆，都为转基因大豆。所以，我们在饲料生产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掺有转基因的成分。”谯仕彦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而对于含有转基因成分饲料的安全性问题，记者所采访的许多专家皆表示，目前短期实验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转基因饲料会产生明显副作用，这还需要进行长期全面的观察与实验。 “我们所进行的短期研究表明，转基因饲料没有副作用，至于是否有长期风险，我还不能下结论。”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理事谭支良研究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梅曾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青岛市科技发展计划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名为“转基因作物监测及安全性评价方法的研究”的项目。在该项目中，刘梅团队利用进口转基因和国产非转基因豆粕制作饲料，喂养吉富罗非鱼，然后，分别于饲喂4周、7周以后称量体重，取其血液，检测其血液常规生理生化指标，用以评价转基因豆粕对罗非鱼生长和生理的影响。刘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通过研究发现，食用含有转基因大豆饲料的罗非鱼在一些生化指标方面，如白细胞数量、血小板体积与分布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同时，在罗非鱼的组织中，也发现了一些原先并非属于罗非鱼的基因片段，结果可以说明，转基因大豆对罗非鱼的一些生理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并未对其生长造成可见的影响，而且这种异常是否表明对罗非鱼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刘梅特别强调，因为这个结论还只是初步结果，实验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能以此得出转基因饲料有害的结论。谯仕彦则介绍，他所在的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两项测试抗除草剂草甘膦的转基因豆粕对猪饲喂安全性试验。其中一个试验为，用含抗草甘膦转基因豆粕的饲料喂养7到8公斤左右的断奶仔猪，一直持续到猪的体重增加到20公斤左右，观察记录这个时间段内猪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变化；另一个是对20公斤至50公斤的猪进行消化试验，检测是否对猪的消化功能有影响。 “从我们的试验结果来看，没有发现转基因大豆对猪产生不良影响。”谯仕彦说。但是，谯仕彦同时承认，目前的试验还不完善，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试验研究。比如转基因豆粕长期饲喂母猪后对后代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难度大，花钱多”。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军民则认为，只要是符合相关要求与研究流程的转基因作物以及饲料，其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研究人员在决定将一段基因转移到另一物种时，会对这一基因的作用与安全进行严格而仔细的评估，并根据有关转基因法规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各种风险评估，这一过程往往长达七八年。“因此，只要是严格遵照程序，转基因产品作为饲料的安全性是可控的，而且是可信赖的。”他说。不同的声音然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则坚决反对上述几位专家的观点。他认为，转基因饲料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已经有大量实验证明转基因饲料会对动物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这种不良影响又极有可能会通过食物链最终传递到人类自身。他首先从理论上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传统生物学认为，自然界中的基因交流都是纵向发生的，也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跨物种、跨界之间的基因交流，即“横向转基因”，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概率非常小。基于此，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通过“横向转基因”进入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的消化道的转基因成分是不存在的。这一理解在当初对于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评估起了根本性的作用。而现在，科技发展出了更为精密的检测技术，发现有部分DNA并没有被消化系统摧毁。英国学者在食用转基因食物的志愿者的排泄物中已经发现了被转入的DNA片段。正常的基因可分为内含子和外显子两部分。其中，外显子负责编译蛋白质，而内含子目前的深入作用还在研究中，但是能够确认的一点是，它不参与蛋白质的编译。正常的植物基因含有内含子，因此其基因长度较长，动物食用该植物后，就不容易转移到动物肠道细菌中。即便偶然进入了肠道细菌中，细菌也没有功能除去它的内含子段，因而这个偶然进入的基因也不会被表达。而转基因作物在插入基因的编码段却没有内含子，这使得转入的基因更容易在细菌中被表达。 “这就意味着，人为转到植物中的基因，会被转染到动物肠道细菌中，也可能被表达。如果这种基因是产生某种具有毒性的抗虫蛋白，那么，一旦被其转染的肠内细菌所表达，则该动物肠道细菌岂不成了制造毒性蛋白的‘车间’？” “动物都有毒了，你说能不影响吃动物的人吗？” 蒋高明表示，上述危害只是转基因饲料危害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其他方面以及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他还向记者透露，中国科学院某课题组也曾做过转基因饲料安全性的实验，初步的实验结果也与上述专家的看法大不相同。据介绍，该课题组选取出42只基本等重的实验鸡，分3组（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普通玉米、有机玉米）自由散养于同等环境条件的露天养鸡场内。每组14只，其中母鸡13只、公鸡1只。实验历时263天后发现，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的鸡群共产蛋121个，喂食常规玉米的鸡产蛋349个，喂食有机玉米的鸡产蛋449个。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每只鸡的产蛋量，分别为喂养常规玉米和有机玉米的34%和27%，产蛋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仅为常规玉米或有机玉米的三分之一左右。“实验结果说明，转基因饲料对动物的生殖系统会产生不良影响。” 该课题组成员则向记者解释，之所以选择“疑似转基因玉米”，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公开渠道从转基因作物公司获得需要的产品。“一听说我们是做转基因安全性的实验，许多公司都拒绝卖给我们样品，我们只好在出现动物异常的地区自行购买。这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实验结果最终证明该转基因作物不适合作为饲料，这些公司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产品是他们生产的。”该课题组成员称。粮食问题是根本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与面对目前对于转基因饲料安全性的争议呢？一些专家认为，在饲料中使用转基因作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因为我国面临着民众对如肉类、蛋类等高蛋白食品需求不断增加，与紧张的粮食供应状况之间的矛盾。谯仕彦介绍，以前农户养猪，基本上是每家每户散养，一家一年才能有一头猪出栏，其喂猪的饲料除了粮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植物以及餐厨剩余物。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目前这种养殖方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化养殖。这种养殖方式讲求经济效益，对猪的生长速度要求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配合饲料。谯仕彦曾经计算过，如果我国的猪全部采用配合饲料，那么每年将消耗粮食生产总量的40%左右。 “这么大的需求，在粮食单产没有革命性突破的情况下，饲料中很难不使用转基因作物的加工副产物。” 谯仕彦说。由此可见，粮食供需的矛盾问题才是导致转基因饲料安全之争的关键问题。为此，一些专家建议，国家还是应当加大对转基因作物与饲料安全性研究的支持力度。然而，在蒋高明看来，这种通过发展转基因技术与进口转基因作物的方法来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不但不能治本，还将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他解释说，一方面，除了对食品安全造成潜在影响外，转基因作物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他举例，江苏盐城大丰市从2001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近年来优势逐年下降。不但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而且棉铃虫被基本控制后，盲蝽蟓、烟粉虱等刺吸式次生害虫集中大暴发，使得总用药量不减反增。另一方面，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作物，尤其是那些跨国公司控制的转基因作物，将会对中国粮食生产主权乃至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以转基因大豆为例，现在国际上有低价向我国倾销转基因大豆的趋势，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我国农民无法种植本土大豆。“一旦我国真的无人种植大豆，那这些公司的大豆价格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低，到时候肯定会‘坐地起价’，我们的粮食主权也落在了他们手上。” 蒋高明认为，发展生态农业和提高农民积极性才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解决转基因饲料安全问题终极手段。“最近，欧盟和美国合作进行一个价值500亿美元的项目——发展天然有机食品的贸易。可见，回归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才是真正的趋势。” 为此，自2007年起，蒋高明带领研究团队，在山东租用40亩耕地，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全面停止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不使用转基因技术，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据蒋高明介绍，到2010年，由于采取严格的农田生态保护措施，辅之以先进的生态技术，该地由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生物多样性也大大提高；地里的作物不但很少受到害虫侵害，而且产量也已超过常规产量。 “生态田中种植的作物无论作为食用粮食，还是喂养饲料，根本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安全争议。”他说。《中国科学报》 (2012-03-16 A3 深度); 个人分类: 自然与社会|2345 次阅读|5 个评论

我的《科学报》情结——读复名后的《中国科学报》有感: 热度 4 sqdai 2012-1-10 08:35; 新年伊始，《中国科学报》为科学工作者送来了饕餮精神大餐：创纪录的整整一百版！ ABC 三辑都有三十多版，综合新闻着实丰富，各种专题版面集体亮相，美不胜收。我特别关注了回顾该报发展 53 年历程的 C 辑“足迹”编，使我想起了当年与《科学报》相识结缘的情景。我进中科院力学所的第一周就见到了《科学报》，那年它 4 岁，是一张四个版面的不起眼的小报，内部发行，每周一期。作为初来乍到的新人，我渴望了解科学院和本所的信息，因此，就把这份报纸当作“引路人”。我发现报纸虽小，信息量不小，而且办得严肃认真，从此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久之后，我当了研究室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负责出室里的黑板报，《科学报》成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它紧跟形势，着力宣传院里贯彻的政策和各种学术成就、先进事迹。当时政治氛围较为宽松，对如何发展科学和从事科研有可以畅所欲言，《科学报》上发表的言论，常常成为“导向标”，我有时就干脆把其中的社论和文章摘登在我们的黑板报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报上关于“安、钻、迷”的宣传。当时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同志大力倡导科研人员安心、钻研、入迷，总结成“安、钻、迷”三字，《科学报》上不仅刊登了张劲夫风趣的讲话，还集中宣传了院内几位“安、钻、迷”典型人物，例如，巢纪平、周秀骥、郭汉彦等等，对年青科研人员立志成材、潜心治学、端正学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红专大辩论”中，《科学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年我到南方探亲，回京后正要找《科学报》补读，我的一位师兄拿来一首手抄诗，让我修改。我一看，是关于科学电影的，头几句是：放电影的叔叔阿姨们， / 我们爱科学， / 我们爱看电影， / 我们更爱看科学电影。 …… 我一看，就说，这算什么破诗！提笔就把它改得面目全非了。我师兄说：“你改的诗是《科学报》上才发表的。”我将信将疑：“《科学报》会发这样的诗？”我师兄假装正言厉色地说：“你好大胆！竟敢改院长的诗！”原来如此！曾写出《女神》等美妙诗歌的大诗人果然已经风光不再了！调离中科院后，离《科学报》（及后来的《中国科学报》、《科学时报》）远了点，但仍然时不时地关注着它，还曾向它投稿，特别是在 2005 年 5 月 25 日的“学者视野”栏目发表了整版文章《科学引路畅通有日》，在交通科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来沪后，家里经常订的报纸是《新民晚报》、《扬子晚报》，虽说这两份报纸办得不错，但是相关的科技新闻和言论实在太少，读来感到不过瘾，决定 2012 年开始家里改订《科学时报》和《文摘报》来取代晚报。恰逢新年里《科学时报》复名为《中国科学报》，十天里的读报享受，证明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今后将陆续发表读《中国科学报》文章的随感。衷心祝愿《中国科学报》越办越好，成为我们科技工作者的真正知音。写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晨; 个人分类: 灯下琐语|3613 次阅读|9 个评论

还是叫《科学报》好！: 热度 12 Majorite 2012-1-6 10:48; 还是叫《科学报》好！嵇少丞几年前中国盛行大学改名风，最好在校名前寇上“中央”或“中国”，退而求次也要加上“南方”、“北方”， “东北”、“东南”、“西南”、 “西北”、“华北”、“华南”、“华中”、"华东”、“东华”等。总之，名字越改越大，虽然大学的主要角色——教授还是哪个水平, 依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管理。这样的大学改名之风为什么不会出现在美国？历经几百年，哈佛还是哈佛，没有改成美利坚大学，MIT还是麻省理工学院，没有改成美国东北大学。北美和欧洲大学之所以不改名，大概因为人家为自己的光荣历史骄傲、因为他们为国家培养了真才实学的公民，也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如同一个人，好端端的是不会轻易改掉自己沿用已久的名字，除非这个人特别想隐藏过去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就像宋彬彬（文革前）先改宋耀武(文革中)再改宋岩(文革后)一样，否则就不会瞎折腾。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报纸，为什么要多次改名呢？文革前，她叫《科学报》，1959年1月1日由郭沫若倡导创办。“文革”期间停刊，1979年11月2日复刊还叫《科学报》。1982-1983年，我在北京玉泉路甲19号读研究生时，还认识《科学报》编辑柯茉莉阿姨，她是印尼归国华侨，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影响。1987-1988年，我留法归国之后，还给《科学报》写过稿。1989年1月《科学报》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99年1月1日再次改名为《科学时报》。2012年1月又恢复为《中国科学报》。一份报纸的名字如此改来改去，有这个必要吗？很难想象《纽约时报》会这样做。本来由老院长郭沫若起的名字——《科学报》，就非常好。本来科学就是科学，没有国界之分，没有民族之分，没有东西方之分，只有真科学伪科学之别。没必要在科学报之前再加上“中国”二字，就如英国人办的《Nature》期刊没有叫《English Nature》，美国人办的《Science》期刊亦没有叫《American Science》一样。同样，《人民日报》不会改成《中国人民日报》。在《科学报》加上“中国”二字反而不好，有些自贬身份，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式的科学”，对科学的尊敬一下子就会少了几分。就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一样。中国制造也一直给人留下价廉、质量差的影响,连国人也尽量买西方或日本进口原装,而不用国货。总体说来，中国教授一般不如西方国家的教授（上世纪80-90年代海外博士、博士后归国后直接升教授），中国院士也不如西方国家的院士水平高（至少饶毅教授这么认为），中国科学远没有达到西方科学那个境界。许多在西方国家好好的东西一旦引进到中国立马异化变质，例如，院士制度和博士学位制度，没有学术论文的官员照样戴上博士帽，一些造假+包装的人亦可以做上终身不退休的、控制科教资源、打压同行学者的院士。其实，报纸好坏，真不在乎其的名字，而在乎其内容。《光明日报》前主编、中央电视台现任台长胡占凡先生说：“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宣传工作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一些人认为强调党性和喉舌作用会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会影响按新闻规律办事……这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十分片面的。”胡占凡的上述语录或许也是中国所有其他报纸包括《中国科学报》办报的统一的指导方针。本人不太同意胡占凡的观点。本人认为，办报关键是求真求实，为社会的大多数讲真话，而不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或集团谋利益、讨好抬轿、卑躬屈膝。办报也不能仅仅为钱，否则就沦为钱的奴隶，谁给钱就为谁做宣传，帮助其掩饰错误。写到这里，读者不妨去看看科学时报社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于2011年5月11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现发现已删除），以及本人对其的评论： http://bbs1.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1597do=blogid=488983 。这样“战略合作协议”是不会在美国某大学与纽约时报之间签署的，因为它不仅丢了大学的脸，而且媒体因见钱眼开而失其独立性而遭人詬病。其实，只要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无拘、异见的碰撞、争辩的启迪，才能充分展开新闻从业人员创新的翅膀，就一定能办好一份读者喜欢的报纸。相反，一个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且学术屈从于权力的环境，只能泯灭个性、桎梏心灵、鼓励平庸、淘汰精英。其实，这正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国家总是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在世界上领引科学潮流、执高新技术之牛耳，而中国人总是望其项背、老在后面紧赶慢追! 我相信这不是钱学森之问，而是钱学森给出的答案。作为一个聪明过人的科学家，一辈子在思考这个问题，临终时终于不顾一切地向共和国总理真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钱学森不会只问那么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最可能是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尽管这个答案也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的精髓是民主与科学，两者有机联系，不可分离。民主与科学是普世价值。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只是口头上、形式上、表面上、枝节上高谈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帜，行升官发财之实，而无意真正发展科学，这就是假科学。这种假科学，浪费纳税人的银子，可以蒙蔽人们一个时期，乃至一个时代，但不能永远凑效。因为假的就是假的，一旦伪装被剥去，真的就会到来！; 个人分类: 中华民族|2983 次阅读|10 个评论

报纸名字有那么重要吗？聊聊《科学时报》复名为《中国科学报》: 热度 6 lionbin 2011-12-28 11:02; 【2011年12月28日新闻】昨天，《中国科学报》复名仪式在京举行。......《中国科学报》无线终端手机版当日正式上线（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但上网后没有找到入口）。领导讲话说，自1959年正式出版以来，《科学时报》始终践行着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神圣使命。此次复名为《中国科学报》，更能体现中国科学报社的中国立场和世界眼光，更好地履行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国家队”职能，更好地完成“向世界说明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光荣使命。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陈鹏主持复名仪式。他在讲话中表示，复名为《中国科学报》后，中国科学报将顺应时代发展，直面困难和挑战，利用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坚定走全媒体发展道路，打造报纸、杂志、网络、音视频的媒体传播链，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用实力来确定《中国科学报》在中国科学界、新闻界的地位。关于中国科学家自己的这封报纸在历史上已经多次更名了，每次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这封报纸最早于1959年1月1日由郭沫若倡导创办，定名《科学报》。“文革”期间停刊，1979年11月2日复刊《科学报》，1989年1月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99年1月1日更名为《科学时报》。2012年1月恢复以《中国科学报》报名出版。大家发现没有？这份报纸的名称很难保持10年，而且似乎是奉9必改呀，这一次时间稍长，有13年了。从《科学报》开始，应该就确定了其办报的宗旨，目前这个宗旨也应该没有太大变化。1989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报》，虽然只是加上了中国两个字，但却表达了中国人民进入世界大家庭的姿态，体现了当时“让中国融入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自信。1999年，更替为《科学时报》，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并对建议改名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呀。用“时报”这个词，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色彩呀！这次再次复名，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其理由，我估计与我下面的一个故事有点关联，是不是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误解呀？记得我当年读大学本科的时候，进入报刊阅览室，首先要读的报纸就是《中国科学报》，工作之后，我们研究所也订了这份报纸，也是每次到阅览室必翻的——工作之后，耐心不足，只能从阅读变成翻阅了，之后到了大学工作，虽然大学图书馆很大，但很少光顾了，因为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途径更方便一些。记得最后一次到图书馆阅读《中国科学报》是98年暑假的某一天，我们实验楼停电。2000年之后出国3年，回国后的某一天突然想到了要到图书馆看看，传统媒体是否有了什么新的气象，顺便进了趟报刊阅览室，依然首先寻找《中国科学报》，当时不知道这封报纸已经更名，找了几圈，也没有找到，我不甘心，怎么可能呢？我们大学不可能停订《中国科学报》呀！我去问管理员，她态度很好，说帮我在数据库中查查。很快，她告诉我，我们学校确实没有订《中国科学报》。当时一听，我马上就火了，劈头盖脸地对她发了一通牢骚，“你们图书馆是根据什么规则决定订阅或者取消一份杂志和报刊的？请转告你们的馆长，如果连《中国科学报》这样的报纸都不订的话，你们图书馆干脆也别办了！”我好不容易到图书馆来一趟，我习惯看的第一份报纸居然还不续订了，我能有好心情吗。我记得她当时一脸的无辜，似乎也觉得理亏了，连说，“对不起，老师，我将您的意见尽快反映上去，争取明年补订，因为我们订阅报纸是有年度计划的。另外，您能否声音小点儿，别影响其他人。”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我刚才可能失态了，声音也确实大了点儿，现在才发觉大家都抬头看着我，而且那个眼神似乎在说：“至于吗？不就是份报纸吗，有什么小题大做的。”我自觉理亏，愤愤离开了阅览室。后来，我到网上，想查询一下是否有《中国科学报》的电子版，这时才知道，原来《中国科学报》更名为《科学时报》了！看来我完全错怪图书馆了。几天之后，我又偷偷溜进阅览室，看看是否有《科学时报》，果然有。我像做贼似的，那天总是偷偷地躲到很远的位置，我怕那位管理员认出我来。当时更名的时候，估计没有目前这么大的宣传力度，否则也不会这样一个误会了。这则故事被《中国科学报》记者相中，说想引用，问是否可以。我爽快答应了。他又询问对未来这封报纸发展一些建议，问得这么急，也来不及细想了，只好根据以前对这个报纸的理解说了一通话，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最近几年由于网络媒体太多、太方便，倒是很少看《科学时报》了。所以，我还说到，作为传统媒体，应该考虑到如何与网络媒体互补，而不是竞争和取代。报道链接：“围观”中国科学报（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2/1/253028.shtm ）【附】互动百科对《科学时报》的释义估计这个词很快就会被《中国科学报》代替，特拷贝过来留存。　《科学时报》是一份全国性的大型科技类主流媒体，创刊于1959年1月1日。四十多年来，《科学时报》一直背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一千多名院士，密切联系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高层次专家学者，是依靠科学家与专家学者创办的高品位报纸。科学时报社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同时还出版有《网络报》、《科学新闻》杂志和《科学新生活》杂志，，主办科学网承办中国科学院网站中文版，并主办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科学时报社是中国较早与国际科学传媒界展开合作的中国媒体。早在1995年5月，《科学时报》（当时为《中国科学报》）就与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Science）达成合作协议，作为《科学》在大陆地区唯一一家得到合法授权的媒体，译介每周最新一期《科学》上发表的重要成果，刊登在“科学快讯”栏目中。该栏目当时迅速成为中国科学界了解世界科学最新进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后，《科学》进一步授权《中国科学报》可以免费使用和选择编译《科学》的在线内容，刊登在“科学此刻”栏目中。由于这两个栏目的巨大成功，《科学时报》社与《科学》杂志社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从1998年初开始，另一家世界领先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也开始与当时的《中国科学报》开展合作。目前，《科学时报》开辟有两个栏目“ 自然要览”与“自然子刊综述”，每周介绍《自然》及其系列杂志发表的重要科学成果。2003年12月和2004年11月，科学时报社协助《自然》杂志出版发行了名为《中国之声》的两期特刊。　　近几年来，科学时报社开展了与国外科学传媒界的诸多合作，努力拓展报社的国际视角。报社记者除了经常活跃于有关科学传播和科学新闻的国际学术场合，还先后了采访和介绍国际大型的科学出版集团，如爱思维尔（Elsevier）、斯普林格（Springer）等，以及出版有SCI的科技信息所（ISI），对各个国际科技组织负责人、世界著名科学家进行了重点报道。应该说，科学时报社已经成为国际科学传媒界寻求与中国合作的首选伙伴之一。究竟哪个看起来更顺眼呢？; 个人分类: 其他杂项|6347 次阅读|13 个评论

中国科学报博客版欢迎各位围观、自荐和推荐博文: 热度 25 sciblogatstimes 2011-7-31 17:43; 各位博友：大家好！中国科学报自2011年8月起推出每周一期的博客版“博客@科学网”，选取科学网博客中适合刊发的原创文章及图片在中国科学报刊发，所设栏目如下：科研ing——科学研究的酸甜苦辣，对科学本身的感悟和思考。 @科普——科普文章。 i视点——对科教领域公共问题的探讨。网罗天下——社会话题。书生e见——对公共话题的个性化表达。妙键生花——随笔、散文。巭学人——科教人物。博友cool图对所发博文，我们会在刊发之前征得作者出版许可；由于版面容量有限，我们会对超过1500字的博文进行删减，对博文中不符合报纸出版规定的内容也会进行编辑加工。欢迎各位围观、自荐和推荐。博客@科学网编辑：张其瑶邮箱： qyzhang@stimes.cn; 个人分类: 广而告之|3997 次阅读|29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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