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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徽农民工的对话: 热度 1 scich 2010-10-14 09:21; 早上上班，为了赶时间，打了一个摩的。跟他一聊，知司机是安徽人。于是，便随口一问：国庆节忙吗？回家干了半个月农活。他说。把黄豆收了，再种小麦。你有几亩地？我问。十来亩。那会很累吧？不累。现在除施肥还要手工劳动，其他都靠机器。他说。我也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尽管没种过地，但上辈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还是见过不少的。现在农业机械化大大解放了劳动力，真的是可喜可贺。但转念一想，既然已实现了机械化，这些农民工已完全没必要参与农业生产。如果他们把地作为股份授权给一家公司，让公司来从事农业生产，这岂不更好？这样，一是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二是农民工也不要老牵挂着他的地，可安心在城市打工。我看，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农业产业化的时代即将来临。; 个人分类: 未分类|2345 次阅读|1 个评论

城乡差距为什么越拉越大？: 蒋高明 2009-8-28 00:08; 李宗奉蒋高明　本文2009年8月28日以《缩小城乡差别三策》为题发表于《科学时报》，有改动上世纪中叶，我国社会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简称三大差别)。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为缩小三大差别做了不懈的努力。到七十年代末，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在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文化夜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活动促进下得以逐步缩小，农民与工人的收入差别也基本控制在两位数以下。遗憾的是，由于城乡不平衡发展，三大差别重又抬头，其中城乡差别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1978年，我国城乡人口分别是1.7亿和7.9亿，城乡人均年收入分别是343.4元和133.6元，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209.8元；1995年，城乡人口数量同步增长，分别是3.7亿和8.5亿，城乡人均年收入分别是4283.0元和1577.7元，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2705.3元；2007年，城市人口达到6亿，而农村人口减少到7亿，但城乡人均年收入分别为13785.8元和4140.4元，相差9645.4元。30年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拉大了46倍！　　　　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城乡差距不但没缩短，反而越拉越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　　　　中国农民是基于195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理》及其后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而形成的身份等级概念。城乡两大系统之间的公民在享受公共利益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城乡发展失衡。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城市，在国家事务管理中的具有强势话语权，而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只有迁徙到城市，成为市民，才能够享受到优厚的公共权利。人往高处走，这一生态学上趋利避害的生物学本能，变成农民脱离农苦进入城市的强大动力。然而，那些把守高处的人设置的准入条件高，低处的人为满足那些条件的所付出的代价昂贵，最终导致大量财富由低处往高处逆向流动。　　　　目前，一对农村夫妇平均1.5个孩子，而城市是1个。以此推算，城市人口应该出现负增长，但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实际数字却是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农村人口反而减少。其原因在于至少4亿农民转为城市户口。无疑，是这4亿多农民进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巨大商机。　　　　让我们以城市房地产的发展趋势来说明这个问题。1990年房地产开发竣工面积3527万平方米，2000年为20603万平方米，2007年达到了47767万平方米，较1990年提高了12.5倍。新开发的房地产，除一少部分满足原有市民住房外，绝大部分提供给新增加居民的，即卖给了迁徙到城市的农民(或其后代)。以2006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7.1 平方米，平均以3000元/ 平方米计算，4亿多进城农民进城的成果是，32.5万亿元财富由农村流向城市。　　　　由此可见，城乡差别问题的实质是由于存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连带的城市户籍福利诱惑，加上几十年的工农商品剪刀差造成的。工业的生产效率，由于不考虑环境污染，可提高10倍甚至100倍；但农业的生产效率，30多年来是变化不大的。当城市居民工资在大幅上涨的时候，农业收入基本不变，但支出却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增加，农民相对收入是下降的。发达国家农民享受有很高的农业补贴，中国农民没有，只有进城出卖力气赚一点钱。　　　　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政府既已确立了关注民生、关注三农的4万亿投资计划，就应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农民职业化，消除城乡系统隔离。缩小城乡差别，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让现有身份概念上的农民群体消失，农民不再是一种户籍等级身份。将农民职业化，重新明确农民概念。只有那些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才是农民，而居住在农村的儿童、老人以及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应该从农民这一户籍身份中解脱出来，使他们不再依靠土地供养，而享受公民所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服务。　　　　第二，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产业的市场地位。提升农业产业化竞争力，不仅能够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也便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增强农业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可提高农业的市场地位，强化农民在市场流通中的话语权。　　　　第三，农村社区化，实现城乡一体化。新的农村社区，仅仅是地域特征上的称谓。农民是一类职业，不再是户籍身份象征；农村也不再是传统的农民聚居地，而是和其他城市社区一样的居民社区。农村社区应当享受和城市社区一样的教育、医疗、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福利，达到城乡基本一致的发展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想社会发展目标。　　　　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国家改革的目标。农村不该被社会所遗忘。那些认为农村问题应当由农民自己解决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最广阔的市场也在农村。我们强烈呼吁，国家各级财政的投资，应按国民人口的比例投入农村，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　　　　 (李宗奉为泰安市泰山科学院副研究员、山东农业大学博士生) 　　;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4729 次阅读|1 个评论

为什么只是村“官”？——由农业产业化说起: lvnaiji 2009-5-17 17:42; 农业产业化，是世界各国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 , 这就决定了它的特殊意义和特殊途径。一特殊意义目前，中国除了东部发达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或工业化比较成熟外，广大中西部地区还没有或刚刚开始工业化，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因而，农业产业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地位就特别重要。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农业产业化关系到中国十亿尚处于温饱和相对贫困状况的农民，要让他们致富和现代化。站在这一高度就可以发现，农业产业化与一般所说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除了共同点外还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在当前中国的实施主要还是官、产、学、（或研）结合，而前者还必须增加极其重要的一环 , 那就是农，要把农民结合到农业产业化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在于官、产、学、农的农上。这是因为，只有农民参加进来，农业产业化才会成功，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由农业产业化把农民结合起来，农业产业化才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发挥其特殊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那就是农民致富、农民社会化和农民素质提高。农业产业化是农民的致富之路。农民致富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这一点已很多人谈到 . 而且己有实践证明。目前，在中国 , 一头是巨大的变化和充满风险的市场，另一头是弱小而分散的农民家庭，二者之间缺乏组织和纽带。农业产业化就是连接二者之间的桥梁。农业产业化，就是不必每一个农民都去直接面对市场，都去掌握高新的技术 , 都要投入巨额资金和先进设备，这些事项可由企业和科研机构去完成。这样 , 农民的生产活动就降低了风险，降低了难度和起点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农业产业化能够夯实农业的经济基础，从而为农村社会结构改革和农民素质提高提供物质和行为层面的保障。农业产业化是农民社会化之路。 1978 年，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否定了脱离农业生产力水平乌托邦的人民公社之类的组织形式，把家庭这种与传统农业生产力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还给农民，仅此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但是面对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家庭这种形式就不适应了，它的负效应如规模小、起点低、难以抗击风险等就逐步暴露出来。农业产业化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 使农民由这种一家一户相对的封闭中解放出来，投身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中。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努力把农民组织起来。然而这次组织不同于 50 年代的合作化、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也不同于 1949 年前在解放区的类似运动 , 它在维持目前承包制的基础上进行 , 因而没有损害农民利益：它通过经济途径，按市场规律进行，例如各种各样的股份制 , 而不是强行推进的计划，这一点各地已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它在政府的协调下 , 调动农民、企业家、科技人员三方面的积极性，而不只是农民自己。有了科技的推动 , 企业家的组织和导向，以及政府的协调，农民就被更深入更广泛地纳入社会之中；它是由农民、科技人员和企业由下而上自发的组织起来 , 是一种自组织，是在科技、需求和市场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 , 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只是起宏观调控和指导的作用，而不是由上而下通过行政命令，不是背离生产力的空想；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民、科技人员和企业的责、权、利，通过合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不是随意的或服从于长官意志，因而这是一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自组织。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必然深刻改造中国传统上以血缘和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组织格局，由此必然带来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深刻变化，使之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而城镇化不是整齐划一的规划、街道、商店和住房，更不是观念和口号，而是建立于实实在在的产业的基础之上。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应该承认 , 中国农民所缺乏的主要是法治意识和科技意识 , 而农业产业化的一大功能就是提高农民的这两项意识。在农业产业化中 , 科研机构或个人、企业以及农民 , 这三方之间的关系以具有法律效果的合同来规定各方的责、权、利，明确风险承担、科技投入和环境保护等。这样 , 农民处处、时时、事事想到合同 , 按法律办事 , 就会逐步形成法治意识。在农业产业化中，农民自然而然地学习科技、依靠科技、应用科技，接受科技方法的训练和科学思想的熏陶，培育科学精神。在这一过程中 , 传统的经验将得到改造提升，而迷信和伪科学之类则将被揭去面纱，暴露于科学的光芒之下。由此可见 , 农民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不是靠单纯的教育，更不是靠灌输，而是靠农业产业化。致富、社会化与素质提高这三方面正相应于广义文化的三个层面，即物质、体制和精神三个层面，它们紧密结合 , 共同推进农民现代化。致富是物质基础 , 由此加强社会化的信心 , 加快其进程，信服和感受到法治和科技的力量。社会化是体制的改革，由此拓宽和缩短致富之路 , 培育法治和科技意识。素质提高是精神指导 , 由此明确致富和社会化的目标和方向。总之 , 农业产业化因其把农民结合进来而必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二、三项质疑农业产业化在金融海啸袭来之际更具迫切性。本来在十余年前就应该扎扎实实开始农业产业化，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外向型经济再加上世界工厂，大量农民突然在一夜之间变身为农民工。不错，农民工因此而迅速致富，但是这样的致富是建立在对外商的依赖上而缺乏自主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农业并未因此而强大起来，甚至因为大量相对有知识的青壮年的流失而变得更加薄弱。在农民工打工的日子里，他们既没有为城市接纳而成为城里人，又游离于自己的家乡邻里，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既离开了自己的阶层，又未能融入新的阶层。因而不仅没有社会化，而且带来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家庭、子女就学、医疗保障，以及农民工的性生活等。还有带了工资在回家途中的一路追杀，电影天下无贼就描绘了这一场景。无疑，在城市的打工生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工的素质，如遵守规章制度和时间观念等，但由于从事的是作为微笑曲线低端的加工制造，基本上没有知识含量。实际上由于在各方面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已经在他们，继而在他们子女的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笔者已在全球化中的资本流和中国的民工潮初步涉及上述问题，一旦与中国本应推进的农业产业化相比较，问题就进一步暴露出来。金融危机提供了改弦更张的机会（请见金融危机之危与机）。是时候了。固然，农民工之路依然有其惯性，但在决策上应该坚决走出来，坚定不移地走农业产业化之路。眼下还有几个情况值得思考。其一，有些领导依然把农民工当作蓄水池。蓄水池的含义就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持这样的观念，上述弊病依旧，而农业产业化也只是一句空话。农民工不是蓄水池，农业产业化才是蓄水池。其二，家电下乡。搅动了些许内需，解了一些家电企业的燃眉之急，却汲取了农民十分有限的资金。设想，如果农民将这些宝贵的资金用于创业，用于培训，则将如何？城市是要下乡。更为迫切的是科技下乡、医疗下乡，以及重中之重：政策下乡。其三，村官。近日大学生竞聘村官成为热点，在某种意义上将村官作为大学生就业的一个出路。没错，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可村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极小的一部分。为什么不看到更为广阔的部分，或者说，只看到极小部分的官呢？现在农民工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方面，多年的打工生活已让他们意识到打工没前途，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而感到回乡没意思，他们的第二代更是如此。中国可能已经错过了农业产业化的最佳时机。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只要充分认识到农业产业化的意义。那就是农业的腾飞和农村的改造，是农民奔小康和农村现代化，是整个产业结构的融合提升和东西部协调发展，从而大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3621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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