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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国引进的最有用人才（转自蔡天新）: 热度 7 sivaxin 2011-2-23 19:31; 我们国家正在花几十亿甚或几百亿元人民币引进人才。我所知道的两项引进计划是这样进行的：清华大学花200万引进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浙江大学花200万引进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结果这两个人得到400万，人事部门完成两项业绩。至于总体效益多大，大家都很明白了。这让我想起冯·诺伊曼，20世纪美国所引进的最有用的人才。他本是东欧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公子，放浪不羁喜欢逛夜总会，却成了20世纪举足轻重的人物。二战以前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是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批聘请的五位终身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29岁，最年长的爱因斯坦54岁)。二战期间盟军离不开他，无论陆军还是海军，美国还是英国，因为他是最好的爆炸理论专家，也是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师和助推人。二战以后，他创立的博弈论极大地开拓了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至少影响了1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工作。而他贡献最大的则可能是在计算机理论和实践方面，被誉为“电子计算机之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本文的主人公，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犹太人约翰·冯·诺伊曼。冯· 诺伊曼身材敦实，有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和一张随时可以咧嘴一笑的脸。这些都寻常可见，可是，要取得如此丰富伟大的成就，必然有一颗奇异的大脑。首先，他对自己专注的事情，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够整页背诵15年前读过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和《大英百科全书》中有启示性的条目。至于数学常数和公式，更是塞满他的大脑，且随时可以提取出来。其次，他的阅读速度和计算能力也同样惊人。据说在少年时代，上厕所时他有时也要带着两本书，成名后他的助手或研究生经常会觉得自己像是在“骑着一辆自行车在追赶载着冯·诺伊曼博士的快速列车。”当他做计算时，样子有些古怪，往往眼睛盯着天花板，面无表情，此时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着。如果是在快速运行的火车上，他的思想和计算速度也会加快。如果说上述几种能力显示了他神奇的一面，那么下面一种能力并非那么高不可攀，那就是不断学习新事物的愿望和行动。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一个暑假，化学系本科生冯·诺伊曼返回布达佩斯家中，结识了一位准备去剑桥读经济学的小老乡，立刻向他咨询并要求推荐经济学的入门书籍，从此开始牵挂这门对他来说全新的学科。还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伦敦，指导英国海军如何引爆德国人布下的水雷，却在那里学到了空气动力学的知识，同时对计算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前者使他成为研究斜冲击波的先驱，后者让他开数值分析研究的先河。而他对电子计算机的直接介入，则起因于月台上的一次邂逅，他在旅行途中尤其多产。让人惊叹的是，他的所有成就都是在他主要从事别的工作时取得的。当然，冯·诺伊曼天才的大脑也存在着不足。最主要的是，他不像同事爱因斯坦和牛顿那样有独创性。但他却能抓住别人原创的思想火花或概念，迅速进行深入细致的拓展，使其丰满、可操作，并为学术界和人类所利用。爱因斯坦来到美国之后，只是个象征性甚或装饰性的人物，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而冯·诺伊曼的所作所为却是无可替代的。鹰派成员、海军上将斯特劳斯认为，“他有一种非常宝贵的能力，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把它分解开来，最困难的问题也会一下子变得简单明了。我们都奇怪怎么自己没能如此清晰地看穿问题得到答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格纳在被问及冯·诺伊曼对美国政府制定科学和核政策的影响力时也曾谈到，“一旦冯·诺伊曼博士分析了一个问题，该怎么办就一清二楚了。” 当所有这些素质都加在一起，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他的优势便显得非常突出了。维格纳从小与冯·诺伊曼在布达佩斯一起长大，他承认在这位比自己低一届的中学校友面前怀有自卑情结，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接受了著名的科学史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作者库恩的采访。“您的记忆力很好，是吗？”“没有冯·诺伊曼好。不管一个人多么聪明，和他一起长大就一定有挫折感。”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德裔美国物理学家贝特和维格纳一样，都是冯·诺伊曼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老同事，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冯·诺伊曼这样的大脑是否意味着存在比人类更高一级的生物物种？”在人类历史上，他属于那种在黑板上写几个公式就能改变世界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法国数学家、布尔巴基成员迪厄多内甚至相信，冯·诺伊曼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数学家”。; 个人分类: 读书阅史感悟|2552 次阅读|14 个评论

费曼如何把数学当成工具，甚至当成游戏来学: 热度 1 josh 2011-2-22 16:15; 数学对很多学科的研究而言，是工具：你不会使用时，它很重要；当你熟练使用时，却又不那么重要。而当你真正熟练时，会觉得它很好玩。且看费曼如何把数学当成工具，甚至当成游戏来学。原文如下：跟数学家抬杠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物理系和数学系共用一间休闲室。　　每天下午4点钟，我们都在那里喝茶。这一方面是模仿英国学校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是放松情绪的好方法。大家会坐下来下下棋，或者讨论些什么理论。在那些日子里，拓扑学是很热门的话题。　　我还记得有个家伙坐在沙发上努力思索，另一个则站在他面前说：“所以，这个这个为真。” 　　“为什么？”坐在沙发上的人问。　　“这太简单！太简单了！”站着的人说，接着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连串逻辑推论，“首先你假设这个和这个，然后我们用克科夫理论的这个和那个；接下来还有瓦芬斯托华定理，我们再代入这个，组成那个。现在你把向量放在这里，再如此这般……”坐在沙发上的家伙勉力挣扎要消化这许多东西，而站着的人则一口气又快又急地讲了15分钟！等他讲完之后，坐在沙发上的家伙说：“是的，是的！这真的很简单。” 　　我们这些念物理的人全都笑歪了，搞不懂这两个人的逻辑。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简单”等于“已经证实”。　　因此我们跟这些数学家开玩笑说：“我们发现了个新定理——数学家只懂得证明那些很简单的定理，因为每个已被证明的定理都是很简单的。” 　　那些数学家不怎么喜欢我们提出的定理，我就再跟他们开个玩笑。我说世上永远不会有令人意外的事件——正因为数学家只去证明很简单的事物。　　　　　　　　　　　　　　　　　　　　　　　　　　　　　　　　　　　　找数学家麻烦　　　　　　　　　　　　　　　　　　　对数学家来说，拓扑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学问，其中有一大堆千奇百怪的可能性，完全“反直觉”之道而行。于是我又想到一个主意了。我向他们挑战：“我跟你们打赌，随便你提出一个定理——只要你用我听得懂的方式告诉我，它假设些什么、定理是什么等等——我立刻可以告诉你，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会出现以下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假设你手上有个橘子。那么，如果你把它切成N片，N并非无限大的数。　　现在你再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结果它跟太阳一样大。这个说法对还是错？“ 　　“一个洞也没有？” 　　“半个洞也没有。” 　　“不可能的！没这种事！” 　　“哈！我们逮到他了！大家过来看呀！这是某某的‘不可量测量’定理！” 　　就在他们以为已经难倒我时，我提醒他们：“你们刚才说的是橘子！而你不可能把橘子皮切到比原子还薄、还碎！” 　　“但我们可以用连续性条件：我们可以一直切下去！” 　　“不，不，你刚才说的是橘子，因此我假定你说的，是个真的橘子。” 　　因此我总是赢。如果我猜对，那最好。如果我猜错了，我却总有办法从他们的叙述中找出漏洞。　　其实，我也并不是随便乱猜的。我有一套方法，甚至到了今天，当别人对我说明一些什么，而我努力要弄明白时，我还在用这些方法：不断地举实例。　　譬如说，那些念数学的提出一个听起来很了不得的定理，大家都非常兴奋。当他们告诉我这个定理的各项条件时，我便一边构思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当他们说到数学上的“集” 　　时，我便想到一个球，两个不相容的集便是两个球。然后视情况而定，球可能具有不同的颜色、长出头发或发生其他千奇百怪的状况。最后，当他们提出那宝贝定理时，我只要想到那跟我长满头发的绿球不吻合时，便宣布：“不对！” 　　如果我说他们的定理是对的话，他们便高兴得不得了。　　但我只让他们高兴一阵，便提出我的反例来。　　“噢，我们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是豪斯道夫的第二类同态定理。” 　　于是我说：“那么，这就太简单，太简单了！”到那时候，虽然我压根儿不晓得豪斯道夫同态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我也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了。虽然数学家认为他们的拓扑学定理是反直觉的，但大多数时候我都猜对，原因在于这些定理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难懂。慢慢地，你便习惯那些细细分割的古怪性质，猜测也愈来愈准了。　　不过，虽然我经常给这批数学家找麻烦，他们却一直对我很好。他们是一群快乐的家伙，构思理论就是他们的使命，而且乐在其中。他们经常讨论那些“简单、琐碎”的理论；而当你提出一个简单问题时，他们也总是尽力向你说明。　　跟我共用浴室的就是这样的数学家，名字叫做奥伦（Paul Olum）。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一直想教我数学。我学到“同伦群”（homotopy group）的程度时终于放弃了；不过在那程度之下的东西，我都理解得相当好。　　我始终没有学会的是“围道积分（contour integration）”。　　高中物理老师贝德先生给过我一本书，我会的所有积分方法，都是从这本书里学到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课之后，他叫我留下。“费曼”，他说，“你上课时话太多了，声音又太大。我知道你觉得这些课太沉闷，现在我给你这本书。以后你坐到后面角落去好好读这本书，等你全弄懂了之后，我才准你讲话。” 　　于是每到上物理课时，不管老师教的是帕斯卡定律或是别的什么，我都一概不理。我坐在教室的角落，念伍兹（woods）　　著的这本《高等微积分学》。贝德知道我念过一点《实用微积分》，因此他给我这本真正的大部头著作——给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念的教材。书内有傅立叶级数、贝塞尔函数、行列式、椭圆函数——各种我前所未知的奇妙东西。　　那本书还教你如何对积分符号内的参数求微分。后来我发现，一般大学课程并不怎么教这个技巧，但我掌握了它的用法，往后还一再地用到它。因此，靠着自修那本书，我做积分的方法往往与众不同。　　结果经常发生的是，我在麻省理工或普林斯顿的朋友被某些积分难住，原因却是他们从学校学来的标准方法不管用。　　如果那是围道积分或级数展开，他们都懂得怎么把答案找出；现在他们却碰壁了。这时我便使出“积分符号内取微分”的方法——这是因为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工具箱。当其他人用光了他们的工具，还没法找到解答时，便把问题交给我了！ SurelyYou'reJoking,Mr.Feynman! Ｒ·费曼／著，吴程远／译; 个人分类: The Art of Learning and Research|7388 次阅读|2 个评论

你花了几年学习某样东西，费曼能不能一下子追上你的程度呢？: josh 2011-2-22 16:06; “哦，”费曼说，“你们都知道？难怪你们念了四年的生物，我却还是一下子便追上你们的程度了。”他们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死背名词上了，而这些东西只要花个15分钟便全部可以查出来。你花了几年学习某样东西，费曼能不能一下子追上你的程度呢？原文如下：有猫体构造图？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餐厅里吃饭、聊天时，大家总喜欢物以类聚地坐在一块。开始时我也跟物理学家坐在一起，但不久我就想：看看世界其他人在做些什么，一定也很好玩。因此，我轮流和其他小组的人一起用餐，每一二星期转移阵地一次。　　当我转到哲学家的小组时，听到他们很严肃地在讨论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著《过程与实相》（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他们的用语很奇怪，我不大听得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不想打断他们的谈话，唠唠叨叨地要他们为我说明。其实有几次当我真的问问题，而他们也试着解释，我还是摸不着头绪。最后他们干脆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　　他们的研讨会很像在上课，每周固定一次，讨论《过程与实相》的其中一章，方式是由某些人报告读后心得，之后再进行讨论。在参加这个研讨会之前，我拼命提醒自己，我只不过是去旁听，千万别开口乱说话；因为我对他们的题目一无所知。　　研讨会上所发生的事，却是很典型的——难以置信的典型，但千真万确地发生了。首先，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这也是很难置信的事，但也是真的发生了。接着一位同学就讨论的一个章节发表报告。在这一章内，怀海德不停使用“本质物体”这个名词，用法很专门，也许他曾在书中对这个词下过定义，但我完全搞不懂那是什么东西。　　略为讨论过“本质物体”的意义之后，主持研讨会的指导教授讲了一些话，意图澄清观念，又在黑板上画了些像是闪电的东西。“费曼先生，”他说，“电子是不是一种‘本质物体’呢？” 　　于是，我又惹上麻烦了。我解释说，由于我没有读过那本书，因此我压根儿不晓得怀海德所指为何，而且我只是来旁听的。“不过，”我说，“如果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让我多了解‘本质物体’这个概念，我就可试试回答教授的问题了。请问砖块算不算是一种‘本质物体’呢？” 　　我想弄明白的，是他们会不会将理论上的构想归为本质物体。其实电子只不过是我们使用的一种理论，但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宇宙运作十分有用，有用到我们简直认为电子是真实无讹的。而我当时是想用对比的方法，来说明“理论”这个概念。在砖块的例子中，接下来我要问的是：“砖块的内部又如何呢？”然后我会指出，从来没有人看过砖的内部！每当你劈开一块砖，你看到的只是另一个表面，“砖块有内部”只不过是个可以协助我们了解事物的简单理论。电子理论也有类似之处。因此我问：“砖块算不算是一种‘本质物体？’” 　　答案倾巢而出。有人站起来说：“一块砖就是单独的、特别的砖。这就是怀海德所说的本质物体的意思。” 　　可是又有人说：“不，本质物体的意思并不是指个别的砖块，而是指所有砖块共有的普遍特性，换句话说，‘砖性’才是‘本质物体。’” 　　另一个家伙站起来说：“不对，重点不在砖的本身。　　‘本质物体’指的是，当你想到砖块时，内心形成的概念。“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起立发言，我发现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那么多关于砖的天才说法。后来，就像所有典型的哲学家一般，场面一片混乱。好笑的是，在先前那么多次的讨论中，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究竟像砖块这类简单物体是不是“本质物体”？更不要说电子了！　　　　　　　　　　　　　　　　　　　　　　　　　　　　　　　　　　　　外行人问内行话　　　　　　　　　　　　　　　　　　　之后，在吃晚餐时，我转移到生物学家那一组去。我一向对生物学深感兴趣，而他们的话题也十分有趣。其中一些人还邀我去旁听即将开讲的“细胞生理学”。虽然我学过一点生物学，这却是研究院程度的课呢！“你们觉得我听得懂吗？教授会让我旁听吗？”我问。　　他们替我问主讲教授哈维（E. Newton Harvey），他曾经做过很多关于“发光细菌”的研究。哈维答应了，条件是我必须跟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完成所有的作业及论文报告。　　上第一堂课之前，邀我听讲的几位同学要我看一些植物细胞。透过显微镜，我看到许多不停在移动的绿色斑点，那是在光照之下制造出糖的叶绿素。我抬起头问：“它们如何运行？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它们？” 　　没有人晓得答案。后来我才知道，这在当时还是个未解之谜。就这样，我学到一点关于生物学的特性：你可以很轻易便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没有人知道答案。　　但在物理学，你必须先稍微深入学习，才有能力问一些大家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上第一课时，哈维教授首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细胞图，并且标示出它的内部结构，然后逐一讲解。　　他说的我大部分都听得懂。　　下课之后，邀我旁听的同学问：“怎么样？你喜欢这堂课吗？” 　　“还不错，”我说，“唯一没听懂是有关卵磷脂（lecithin）的部分，什么是卵磷脂？“ 　　那家伙就用他那单调无味的声音说：“所有生物无论是动物或植物，都是由小小砖块一样的东西，叫做‘细胞’所组成的……” 　　“ 听着，”我不耐烦地说，“你说的那些我统统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听课。卵磷脂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跟其他人一样读论文、做报告。第一篇指定给我读的是压力对细胞的影响，哈维教授特别挑了这篇论文给我，因为其中牵涉到一点物理。我完全理解这份论文的内容，可是当我在班上宣读我的读后心得时，却把所有的专有名词都念错了；当我心中想的是“分裂球”（blastomere），口中却念出“胚球”（blastosphere）时，班上同学简直是笑得人仰马翻，直不起腰来。　　第二篇指定给我的是艾吉瑞恩（Edgar Adrian）和布朗克（Detlev Bronk）的论文。他们证实了神经冲动是尖锐的单脉冲波现象。以猫为实验对象，他们测量了神经间的电压。　　我开始研读这篇论文。它不停地提到伸肌、屈肌或排肠肌等等。这个肌、那个肌我都念得出口，可是我完全不晓得它们位于猫的什么部位，或者跟其他神经线的相关位置。因此，我跑到图书馆放生物图书的部分，随便抓着一个馆员，请她替我找一幅猫体构造图。　　“猫体构造图？”馆员花容失色地说，“你指的是生物分类表吧？”从那时候开始，话就传开了，说有一个生物系的笨蛋研究生，跑到图书馆去找“猫体构造图”。　　轮到我做报告时，我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只猫，并开始将各部分肌肉标示出来。很多同学打断我的动作：“那些我们都知道了。” 　　 “哦，”我说，“你们都知道？难怪你们念了四年的生物，我却还是一下子便追上你们的程度了。”他们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死背名词上了，而这些东西只要花个15分钟便全部可以查出来。　　　　　　　　　　　　　　　　　　　　　　　　　　　　　　　　　　　　到加州理工洗碟子　　　　　　　　　　　　　　　　　　　二次大战后，每年暑假我都会开车到美国各地旅行。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之后，有一年我跟自己说：“这个暑假我不要换另一个地方玩了，不如试试换另一门的学问来玩玩。” 　　那时候刚好是华森（James Dewey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去氧核糖核酸（DNA）之后不久，而由于戴尔布鲁克（Max Delbruck，著名的物理兼生物学家）的实验室就在加州理工学院，许多极为优秀的生物学家都聚集在那里。华森也应邀到加州理工演讲，讨论DNA的密码系统；他的演讲我都去听了，也参加了生物系的许多研讨会，对生物充满浓厚兴趣。对生物学而言，那是个很令人兴奋的年代，而加州理工则是做生物研究的极佳所在。　　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能力应付真正的生物研究，因此，当我计划将那个暑假花在生物学上时，我只不过打算在生物实验室内走动走动，帮他们“洗洗碟子”，在一旁看看他们做些什么，可是，等我跑到生物实验室向他们说明意愿时，一位年轻的博士后研究员、同时也是实验室的主管艾德加（Robert Edgar），说他不会让我那样游手好闲。　　他说：“你应该跟其他研究生一样，做些实实在在的研究工作，我们也会给你一个题目去研究。”这样的建议，我当然乐于接受！　　我选了一门讨论噬菌（phage）的课。噬茵是一种含有DNA的滤过性病原体，它会攻击细菌。而在这门课中，我们学习如何做有关噬菌体（bacteriophage）的研究。　　很快我就发现，由于懂得物理和数学，学习生物时轻松多了。例如，我知道液体中的原子如何运动，因此离心机的工作原理对我而言，不算高深莫测。又由于具备了统计学上的知识，我很清楚在盘点培养皿上的斑点时，所牵涉的统计误差。换句话说，正当其他生物系的同学努力了解这些“新”观念时，我却可以专心学习真正跟生物有关的学问。　　在实验室里，我学会了一项很有用的技巧，到今天还经常用到。他们教我们如何单手拿着试管，而同时用中指和食指把管盖打开，让另一手自由活动，做其他事情——像拿着吸量管，小心翼翼地把氰化物溶液吸进管中……等。　　现在，我能够一手拿着牙刷，用另一手拿着牙膏，并把盖打开、挤牙膏，再把它旋紧。　　　　　　　　　　　　　　　　　　　　　　　　　　　　　　　　　　　　实验毫无所获　　　　　　　　　　　　　　　　　　　当时，生物学家已经发现，噬菌可能发生突变，以致影响到它们攻击细菌的能力；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突变。不过，部分噬菌会发生二次突变，重新恢复攻击细菌的能力，其中一些经历两次突变的噬菌跟突变前一模一样，好像什么突变都没发生过一样。另外一些却有不同的变化：它们攻击细菌的速度比正常时较快或较慢，因此细菌的繁殖也较正常速度稍快或略慢。换句话说，“负负得正”的“反突变”（back mutation）会发生，但噬菌恢复正常的情形不一定很完美，有时候它们只能恢复一部分的能力。　　艾德加建议我做个实验，看看反突变是不是在DNA螺旋结构中的同一位置上发生。我非常小心地做了很多繁复实验之后，找到了三个反突变的例子，发生的位置都很接近——事实上，比大家曾经观测过的例子都更为接近——噬菌原有功能也回复部分。这是一项冗长的研究工作，整件事情也要靠点运气，因为你必须耐心等待二次突变的出现——而那是十分罕见的。　　我不断思考如何使噬菌更常发生突变，以及怎样能够更迅速地观测到它们，但还没有想到方法，暑假已经过完了，我也逐渐对这个研究题材失掉兴趣。　　这时，我的休假年快到了（注：美国的大学教授每授课若干年——一般是6年——便可休假一年。在这一年间，他们可随意进行自己喜欢的活动），我决定把这一年花在同一个生物实验室上，但选择不同的研究题材。我跟梅索森（Matt Meselson）做了一些研究，再和一位来自英国、人很随和的史密斯（J.D. Smith）合作。我们的研究题目跟核糖体（ribosome）有关，那是一种在细胞内的双球体，含有大约50个蛋白质，能够从“信使核糖核酸”（mRNA，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制成蛋白质。　　利用放射性追踪剂，我们证实了RNA可以从核糖体分离出来，也可以被放回去。　　我很小心地进行每个步骤、测量数据，尽力控制所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可是过了8个月之后，我才想到其中一个步骤做得太不周密了。在那个年代，从细菌取得核糖体的方法，是将培养好的细菌跟铝氧土（alumina，又称矾土）放在研钵内研磨。其余的步骤都是跟化学作用有关的，全都在控制之下；但重点是我们研磨细菌时，推动研杵的动作是无法重复的，因此我的实验什么成果也没有。　　　　　　　　　　　　　　　　　　　　　　　　　　　　　　　　　　　　业余的半吊子　　　　　　　　　　　　　　　　　　　我也必须提一提那次跟兰夫罗姆（Hildegarde Lamfrom）　　一起尝试的实验。我们想研究的是，豌豆和细菌所使用的核糖体是否相同？换句话说，细菌的核糖体是否能制造出人体或其他生物内的蛋白质？　　那时兰夫罗姆已经设计出一套方法，能够从豌豆分离出核糖体，加入信使核糖核酸，让核糖体利用信使核糖核酸制造出豌豆蛋白质。我们意识到，“把豌豆的信使核糖核酸加到细菌核糖体中时，究竟制造出来的会是豌豆蛋白质还是细菌蛋白质？”这将是个众所瞩目、意义重大的问题；而我们的实验也同样会是众所瞩目，将对遗传生物学的基础带来巨大影响。　　兰夫罗姆说：“我需要大量的细菌核糖体。” 　　梅索森和我为了其他实验，曾经从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提取了大量的核糖体。我说：“算了，我就把我们的核糖体拿给你吧，我们实验室的冰箱里多的是。” 　　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生物学家，那将会是一项十分惊人和重要的发现；可惜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生物学家。我们的想法很好，实验构想很好，设备也很齐全，却全让我搞砸了；因为我给她的是受到感染的核糖体，那是在这种实验中所可能犯的最严重错误了。我们的核糖体放在冰箱里将近一个月，早已被其他生物所污染了。如果我重新准备一些核糖体，很认真和小心翼翼地拿去给兰夫罗姆，严格地控制一切，那么实验将会很成功；而我们也将成为首先证实生命的普遍性质的人。我们将证实了在任何生物中，制造蛋白质的机制——核糖体——都是一个模样的。当时我们在恰当的时机做着正确的事情，可是我的做事方式和态度完全像个业余的半吊子，愚蠢而草率。　　你可知道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想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书中包法利夫人的丈夫，一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医生。他想出一套如何医治畸形足的方法，可是结果却只令人活受罪罢了。我就像那位没经验的医生！　　我始终没有动笔把噬菌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尽管艾德加不停催促，我却一直抽不出空来。这也是从事跨行工作的毛病了：我不会认真地看待它。后来，我总算写了个非正式的报告给艾德加，他一边读一边笑了起来，因为我没有依照生物学家惯用的标准格式——先写实验程序，再写……等等，而写了一大堆生物学家早已知道的东西。艾德加把我写的改成较为简洁的版本，我却全看不懂。我想他们始终没有拿去发表，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直接发表那些实验结果。　　　　　　　　　　　　　　　　　　　　　　　　　　　　　　　　　　　　最爱的还是物理　　　　　　　　　　　　　　　　　　　另一方面，华森认为我的噬菌实验颇有价值，因此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一趟。我在哈佛生物系做了一次演讲，讨论位置十分接近的突变及反突变。我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是：第一次突变使蛋白质发生变化，例如改变了某个氨基酸的酸碱度；而第二次突变则改变了同一蛋白质内的另一个氨基酸，但酸碱度的改变跟第一次突变时刚好相反，因而抵消了第一次突变的部分效应——没有完全抵消，但足以让噬菌恢复部分的功能。用另一种说法，我觉得那是在同一蛋白质内出现的两次变化，它们的化学效应却刚好有互补作用。　　然而事实却不是那样。几年之后，有人发现——很显然这些人找到了能迅速引发和观测突变的技巧——真正发生的是，在第一次突变中，整个DNA盐基不见了，如此一来DNA内的密码顺序与前不同，而无法“解读”了。第二次突变则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一个盐基被嵌回去，否则就是另外两个盐基又被拿走了，总之结果是密码又可以解读了。因此，第一次和二次突变发生的位置愈是接近，DNA内被破坏的信息便愈少，噬菌的功能就回复得更完整。　　连带的，每个氨基酸的密码有三个“字母”（即三个盐基）的事实，也获得证实了。　　在哈佛大学的那个星期里，华森提出了些构想，我们一起做了几天的实验。那个实验没有做完，但我已从这位生物界的顶尖高手那里，学到了许多实验新技巧。那也是我很得意的时刻！我居然在哈佛大学的生物系里发表演讲呢！事实上，这可以作为我一生中的写照：我永远会一脚踏进某件事情中，看看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在生物学这领域里，我学到了很多，得到很多宝贵经验。我甚至连那些古怪的生物名词也会念了，更不用说写论文或做演讲时应该避免的错误，又或者是醒悟到某项实验技巧的缺失等等。　　可是我真正热爱的是物理，我总是会回到物理的世界里去！ SurelyYou'reJoking,Mr.Feynman! Ｒ·费曼／著，吴程远／译; 个人分类: The Art of Learning and Research|7251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们有时间，也想创造，但为什么就是没有想法，也享受不到乐趣呢: 热度 2 josh 2011-2-21 09:47; 我们有很多空闲时间，不论对着电脑、坐在图书馆，还是出去溜达；也有创造的欲望，不论是为名、为利，还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但为什么就是没有想法，“一个星期憋出三字”？更不要说什么“好玩”、“乐趣”了。带着这个问题，我再次翻开了《别闹了，费曼先生》，读到了他的答案，不禁汗颜。原文如下：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的。　　４０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选拔进来，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出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这时教书就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式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高兴。　　学生的问题常常是新的研究课题的源泉。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不时考虑过，而后暂时放弃了的。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问题，看看我现在是否有进展，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学生也许不能理解我想回答的内容，或者我所要考虑的更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提出的与之有关的某个问题启发了我。而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这种启示的。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３２００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的年薪增加到４０００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１１月６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来讲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４年中，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象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自己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但一转念又思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并且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间。我对司机说：“不要再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　　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寻找房子也在周围转。这就表明了旅馆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们信步走上一个小山，并且逐渐地知道了我们正走在校园附近。　　我们看到了一幢宿舍似的建筑，由一扇打开的窗子可以看到里面有双层床。那时已是晚上了，我们想问问是否可以睡在那里，门是开着的。但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个小伙子说：“过来，我们就睡在这儿吧！” 　　我认为那样不太好，看来不是很光明正大。别人已铺好床，完全可能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那就麻烦了。　　因此我们出去了。又走了一会，在一盏路灯下，看见从草坪上收集起来的一堆树叶——当时是秋天。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树叶上，就睡在这儿！”我试了一下，树叶相当软，我来回走得太累了，要是这堆树叶不正好是在路灯下，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不想再自找麻烦。回想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人们曾因我敲鼓和其他事取笑我，这回他们认为，由于我做的某些蠢事，已经名声在外了，所以我得放尊严一些，这才勉强地打消了睡在树叶堆里的念头。　　我们在周围转悠了一会儿，来到一座大楼前，这是校园内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我们进去了，门厅里有两个长靠椅。　　我不想引起麻烦，在楼底层我见到一个看门人，问他我能否睡在长靠椅上，他说：“可以。” 　　第二天早晨醒来，找到一个吃早饭的地方，然后开始决定四出查找我的第一节课是什么时候开。我跑到物理系问：“我的第一课是什么时间？我错过了吗？” 　　那里的人说：“你一点也不用着急。８天内课程不会开始。” 　　这使我大为震惊：“那为什么告诉我提前一星期到这里？” 　　“我想在上课以前，你会乐意认识一下周围环境，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我回到了文明世界，但却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吉布斯教授把我送到学生俱乐部，以便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场所，有许多学生在里面转来转去。我走到安排住宿的大办公桌前，说：“我是新来的，要找一间房。” 　　那小伙子说：“朋友，伊萨卡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事实上，居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不论您是否相信，昨天晚上一个教授不得不也睡在这个门廊的长靠椅上。” 　　我看看周围，果然就是那个门厅！我转向他说：“嗯，我就是那个教授，这个教授并不想再这样来一次。” 　　作为一个新教授，在康奈尔的头些日子很有意思。而有时是可笑的。我到那儿几天以后，吉布斯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对我解释，在学期末我们本来不接受学生，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当申请者是非常、非常好时，我们也可以破例。他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请我审阅。　　他问我：“嗯，您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他是第一流的，我们应当接受他。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让他来这儿。　　“是的，但是您看了他的照片吗？” 　　“看不看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大声地说。　　“绝对不会，先生！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想看看，来了个什么样的人做我们的新教授。” 吉布斯喜欢我不加思考就立即回答他，而没有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我说什么最好小心一些。”我还没象他那样思考的速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截了当，而我说的就是进入我脑子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另一个人进到我的办公室。他想和我谈论哲学。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印象不深，但记得他要我参加某个种类的教授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是反犹太人的组织，他们认为纳粹并不是那么坏。他努力向我说明有许许多多犹太人如何做出这样那样的蠢事。所以我一直等他都说完了，才对他说： “您知道，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是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出去了，这使我开始对康奈尔大学的某些教授在人格和其他方面失去了尊敬。　　不久，大学里举办了一场舞会。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三四年我都没有跳过舞，甚至没有社交。所以我参加这次舞会，要尽可能地跳好，我想那是相当成功的。你可能常会说起，某人什么时候和你跳舞，以及他们觉得十分满意。　　跳舞时我和一个姑娘谈了一会；她问了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也问了关于她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再想和那个姑娘跳舞时，找到了她：　　“您是否还愿意跳一次舞？” 　　“不，对不起，我需要换换空气。”或者，“嗯，我得去洗手间。” ——就这样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了，而且同一排的两三个姑娘都如此。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跳得很糟？我的人品不好吗？　　我又和一个姑娘跳舞，她也提出了通常的问题：“你是学生，还是研究生？” 　　“不，我是一个教授。” 　　“啊？什么教授？” 　　“我曾研究过原子弹。” 　　她说：“您是一个该死的骗子。”——然后走开了。　　这件事大大地解救了我。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对每个姑娘所说的都是未经思考的，愚蠢的实话，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非常清楚，正是当我样样都做得很好，很自然，也很有礼貌，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姑娘们却一个一个地避开了我。似乎每件事开头都是令人高兴的，而后，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亏这个女孩子称我是一个“该死的骗子”，才使我恍然大悟。　　所以从那以后我试着回避所有的问题，这却有了相反的效果：“你是新生吗？” 　　“嗯，不。” 　　“您是个研究生？” 　　“不。” 　　“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愿意……”——她们却继续和我谈话！　　有两个姑娘到我房里来聊天，谈话结束时其中的一个对我说，不应当由于是一个新生而感到不安；有很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刚刚步入学院学习，这的确没关系。她们是二年级的学生，两个人都相当和蔼可亲。她们努力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不愿意被她们如此地误解，所以让她们知道了我是一个教授。她们很不安。还以为我欺骗了她们。作为一个康奈尔的年轻教授，我碰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麻烦。　　不管怎样，我开始教物理学。除去这门课，我还考虑教上些其他课程 ——可能的话，教电磁学。也打算做点研究工作。在战前，我攻读学位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想法：我曾发明了一种用微积分做量子力学的新方法，还积累了许多要进行研究的资料。　　在康奈尔，我除了备课，还常到图书馆去，在那儿读《天方夜谭》，并向我身边的姑娘们送秋波。但是当到了要做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却不能全神贯注。感到累，也没兴趣；我不能做研究！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　　现在我才对那种状况有了较好的理解。首先，一个年轻人还体会不到准备好一门课程得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备课，出考试题，检查他们理解的程度。当时，我的课讲得很好，把许多思想都安排进了每节课中。但是我没体会到那也是大量的工作。还以为耗尽精力是读《天方夜谭》和心情郁闷所致。　　在这期间，我得到一些大学和工业部门等地方的邀请，答应给我高于目前薪金的报酬。而每当得到像那样的邀请时，我就更郁闷。我会对自己说：“瞧，他们要给我这么丰厚的报酬，但是他们不了解我已是江郎才尽了，我不应该接受它们。他们期望我完成某件工作，而我却什么也不成！我现在没有一点创见……” 　　最后从高级研究所邮来了一封邀请信：爱因斯坦……、冯纽曼……、韦尔……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给我写信，邀请我去那里作教授。他们知道我对研究所的感受：它太理论化了，没有真正的活力和挑战。所以他们写道：“我们尊重您在实验和教学方面的相当浓厚的兴趣，所以安排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授，一半时间在研究所。” 　　高级研究所！特别例外的优待！甚至于比爱因斯坦的位置还好！这是理想的、完美的，却是荒唐的！　　真是荒唐！以前的一些任职已使我觉得糟糕透顶。他们希望我完成某件工作。但是这次的提议是如此可笑，竟到了我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如此出格的荒谬。那些人确实犯了错误；多愚蠢的事情！当我刮胡子时，想到这件事，就笑了起来。　　然后我自己想：“你知道，他们把你想得如此神气，实现它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它。”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别人认为你应当完成的事情。我不能按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做。” 　　高级研究所将我想象得那样好，这不是我的过错；那是不可能的事。它明显的是一个错误——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完全可能弄错，而且所有其他部门也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学校在内。我就是我，他们指望我很好，为此他们提供我一些钱，这是他们不走运。　　正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康奈尔实验室主任博布· 威尔逊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那件事，或者他刚刚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就打电话叫我上他那儿去。他以一种严肃的声调对我说：“费曼，您的书教得很好，您正在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期望都是靠运气。每聘请一个教授，我们都得冒极大的风险。如果他教得好，那就行。要是教得不好，就太糟糕了。但是您不应当为您已经做了的或者还没做的事担心。”他说这些话比那些做法好得多，而且解除了我的负疚感。　　后来，我又有一个想法：现在物理学使我有点厌烦，过去我一直喜欢物理。我为什么喜欢物理？我习惯于从事物理，我习惯于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不想管它在核物理的发展中是否重要，而只考虑我对它是否有兴趣，是否会让我高兴。上高中时，看到从一个狭小的水龙头中流出的水，我就想是否可以描述出那条曲线。尔后发现这是相当容易的，我无须去做它，对于科学的未来，它并不重要，别人已做过了。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我发现了某些东西，我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于是，我有了这个新的看法。现在我正是精疲力尽，绝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不过，我已经在大学里得到了我所喜欢的教课的好位置，正像乐于去读《天方夜谭》一样，我准备在我愿意的时候去做物理，而不必为什么重要性而担心。　　有一个星期，我在食堂旁边看见一个傻小子把一个盘子抛到空中。当盘子在空中上升时，它震荡起来，而我注意到盘上的康奈尔校徽也在转来转去。我注意到，徽章明显地转动得比震荡快。　　我穷极无聊，所以开始计算旋转盘子的运动。我发现当角度很小时，徽章的转动是震动速度的两倍——二比一。这产生出一个复杂的方程！然后我想：“根据力或动力学，是否可能用一种更基本的方法找到某种思路，弄清为什么它是二比一？” 　　我不记得我如何做这件事，但是最后我解出了带质量的粒子的运动，以及推导有加速度如何平衡以使它得出二比一。　　我还记得去汉斯·贝特那儿，对他说：“嘿，汉斯！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盘子这样转，二比一的原因是……”我给他讲那些加速度。他说： “费曼，那是相当有趣的，但是它很重要吗？您为什么研究它呢？” 　　“哼！”我说，“一点也不重要。我做它恰恰是好玩。”他的反应并没使我气馁；我坚定了自己喜欢物理并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想法。　　我继续算振动方程。然后考虑在相对论中电子如何开始进入轨道运动。接着有电动力学中狄拉克方程。而后是量子电动力学。在我了解它以前（这是很短的时间）我是在“玩”——实际上是工作——在同我如此喜爱的老问题打交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我停止了对这类问题的工作：我的论文式的题目、所有这些发人深省的、很美妙的现象。　　实际上，这些事情很容易，毫不费力。这就像拔出一个瓶塞：里面的东西都不费力地流出来了。我几乎试图阻止它！然而，做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后有什么。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图形和全部理论也得益于晃动的盘子之类不起眼的小玩意。教授的尊严《爱开玩笑的科学家——费曼》 SurelyYou'reJoking,Mr.Feynman! Ｒ·费曼／著，吴丹迪／等译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２月; 个人分类: The Art of Learning and Research|3841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日子-施一公: nanofeifei 2011-2-20 09:53; 转摘：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212do=blogid=411102from=space 来自清华大学施一公老师的科学网博客，非常有借鉴意义。 - 与国内年轻PI共勉　　　【序：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PI（Principal Investigator），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把自己当成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地在实验室做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tenure！】　　普林斯顿的offer 　　1997年3月27日下午，在纽约市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实验室里，我接到了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Tom Silhavy的电话，“Yigong, I am calling to tell you a piece of good news. Our faculty voted unanimously to offer you a position, at the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我喜不自胜，“Great！” Tom接着说，“We will be happy to discuss with you about what you may need to set up your independent lab. We hope you will let us know whether you accept our offer by July 1st”我想也没想地就马上回复，“I am very happy to accept your offer.” Tom似乎很意外听到我直截了当的当场回复，竟不知如何反应；他迟疑了片刻，才提醒我，“Well, Yigong, please think it over. You may use this period to negotiate with us about your start-up package.”那天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我把好消息与Nikola Pavletich（我的博士后导师）以及实验室的同事们分享。Nikola善意地告诫我，“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tell them that I would accept their offer now. This is your time to cut a better deal!”Nikola故意在“NOT”上加重了语气。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拿到offer后争取更好待遇的重要性，但普林斯顿大学是我梦幻中的学术圣地，怎能在这种地方讨价还价呢？！这是我的性格。更何况，拿到这个offer实在是惊喜，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工作面试，事先是做好了失败准备的！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1997年共有两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位置，但却有四百多名年轻的博士后科学家申请。经过层层筛选，确定了六个面试人。我作为六人中的一员在2月27日最后一个到普林斯顿面试。去世界著名的普林斯顿，心情既紧张又激动，26日一晚上基本没能睡着，脑子里一遍遍地全是精心准备的介绍我的科研进展的幻灯片。早晨6点起床，赶上了七点从纽约Penn Station开往南方的火车，七点五十抵达普林斯顿。九点整开始面试。　　27日上午分别与四位教授举行一对一的每人45分钟面谈，其中一人是2001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Shirley Tilghman。因为我已经对他们的科研事先有所了解，所以面谈还算顺利；但Shirley在认真讲述了她的科研进展后很意外地考了我一个相关问题，我极为紧张地思考后做了还算得体的回答，她点头称对，我才收了一身冷汗。中午与几位博士生一起午餐。下午一点半午餐后，又与三位教授进行面谈，其中第一位是时任系主任的Tom Shenk，第二位是前系主任、后曾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Arnold Levine。下午4点整，我在系报告厅LTL003给了50分钟的学术报告。我发挥得很好，效果出乎自己的意料，回答问题时已经完全自信。原定晚餐由Tom Silhavy及另外两名教授参加；我的学术报告后Tom Shenk和Arnold Levine两位重量级教授临时决定共进晚餐，而且Shenk很有暗示意味地对我说，“I think you will become a superstar at Princeton.” 　　晚餐安排在普林斯顿小城著名的法国餐馆Lahiere’s Restaurant。 Levine介绍说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22年中最喜欢的餐馆；Shenk则指着一张爱因斯坦挂像下面的桌子说，“In a few years, if I invite you to dine at that table, then you will soon receive tenure at Princeton.”。晚餐聊得很开心，根本不象是面试的一个环节。当天晚上我下榻Nassau Inn，由于白天面试的顺利进行，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直到凌晨4点多才入睡。第二天继续与8位教授的一对一面谈，包括后来接Shenk做系主任的Lynn Enquist和199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Eric Wieschaus。由于连续两天没休息好，午餐后我已经筋疲力尽，居然在与Wieschaus面谈时差点打盹，害得我红着脸坦白没有休息好。面试直到28日下午4点结束，也结束了持续整整两天的面试。老实说，第二天的感觉远不如第一天，心里也有点儿忐忑不安。还好，最终拿到了offer。　　创业：做个超级博士后　　尽管我可以在1997年的夏天开始普林斯顿的独立实验室，我选择推迟六个月，在1998年1月才正式报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完成我博士后阶段的科研工作，也让自己做更充分的准备。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觉诚惶诚恐，不知今后几年的学术生涯能否继续自己博士阶段和博士后训练的辉煌。　　Shenk和Levine对我各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至今想与每一位年轻PI分享的忠告。和每一位刚刚开始独立实验室的助理教授一样，我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申请到科研基金，尤其是NIH的项目经费；这种担心对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尤其真实和迫切。1998年1月，初到普林斯顿，我对Shenk表达了这种担心；Shenk回答道，“Yigong，please focus on your research and apply for NIH grants only when you have significant preliminary results. If you fail to obtain any external funding but are doing fantastic research, we will support you! Please don’t worry.”Shenk的这句话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只要我的科研出色，即使拿不到外面的经费，系里也会支持我！　　不可否认，每一位助理教授都对能否拿到tenure耿耿于怀；我也一样，从在普林斯顿正式报到的第一天起，就常常想这个问题，而且常常想得很紧张。在1991至1997的六年中，七位年轻的助理教授试图在分子生物学系拿到tenure；可惜，只有一位成功，其他六人都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另谋它职。Levine看透了我的担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Yigong, think about it: getting tenure is not so difficult. If you can reproduce your track record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a postdoc in the next 5 years, you will get your tenure at Princeton or any other top-notch university in the US.”如果说Shenk的表态打消了我对申请基金的担心，Levine的忠告则让我看清了为拿到tenure而需要努力的目标。Levine进一步提醒我，“The difference is that you were alone as a grad student or postdoc. But now you have a lab full of people to help you. That’s why it sh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get tenure.”这句话让我信心充足！是啊，我至少会有三、四个人的实验室，加上我，如果这么一批人在一起还不能重复我一个人做博士生和博士后期间的工作分量，我也太笨了，不值得普林斯顿的tenure！　　Levine又对我做独立PI提出了具体建议，“Treat yourself as a super-postdoc in the lab during the first 3 years. You must work on your own projects at the bench and supervise your students. This way, you will get your research take off immediately.”我完全接受Levine的建议，不仅天天在实验台上做自己的课题、还尽全力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做研究，科研工作很快形成局面，仅用三年就顺利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庆祝我顺利tenure的party上，Levine又一次忠告我，“I know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on the bench for 3 years. Now your lab is fully established, and you need to shift your focus from bench work to supervision. Some people believe, and I agree, that spend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your time on the bench work after being a PI for 5 years won’t make you fantastically successful.” 当时对这条建议我从心里有点不认同，但回望过去十几年的科研经历，这个建议是很有道理的。　　我对清华年轻PI的忠告　　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PI，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立足于自己是一个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在实验室做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帮助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tenure！当然，我也有信心自己可以像Shenk和Levine一样做好对年轻人的支持工作。只要你们做的研究工作出色，即使在外面拿不到经费，清华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你们！　　我还告诫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包括一些他拉过关系、关照过他的人）从心里看不起。在学术界，这永远是真理！在美国是，在中国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　　与所有的年轻PI共勉！;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27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清华教授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日子(转): BTZHUANG 2011-2-17 19:27; 清华教授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日子 ——与国内年轻的独立研究员共勉来源：科学时报 2011-02-11 普林斯顿的职位　　1997年3月27日下午，在纽约市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我接到了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汤姆•西尔哈维（Tom Silhavy）的电话：“一公，我打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全体教授一致同意为你提供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 　　我喜不自胜：“太好了！” 　　汤姆接着说：“我们将很高兴与你讨论如何建立你的独立实验室的问题，我们希望你能在7月1日前回复你是否接受这个职位。” 　　我想也没想地马上回答：“我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个职位！” 　　汤姆似乎很意外听到我直截了当的当场回复，竟不知如何反应。他迟疑了片刻才提醒我：“好的，一公，请再考虑一下。你可以用这段时间来与我们谈判有关你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等问题。” 　　那天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我把好消息与我的博士后导师尼古拉•帕瓦拉蒂奇（Nikola Pavletich）和实验室的同事们分享。　　尼古拉善意地告诫我：“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就接受这个职位。你要利用你的这段时间来达成最好的协议。”尼古拉故意在“不”上加重了语气。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拿到职位后争取更好待遇的重要性，但普林斯顿大学是我梦幻中的学术圣地，怎能在这种地方讨价还价呢？！这是我的性格。更何况，拿到这个职位实在是惊喜，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工作面试——我事先是作好了失败准备的。　　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共有两个助理教授的位置，却有400多名年轻的博士后科学家申请。经过层层筛选，普林斯顿确定了6个面试人。　　2月27日，作为6人中的一员，我最后一个到普林斯顿面试。　　到世界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我既紧张又激动，2月26日一晚上基本没能睡着，脑子里一遍遍全是精心准备的介绍自己科研进展的幻灯片。　　2月27日，我早晨6点起床，赶上了7点从纽约宾州火车站开往南方的火车；7点50分抵达普林斯顿；9点整开始面试。　　上午，我分别与4位教授举行一对一的每人45分钟的面谈，其中一人是2001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因为我已经对他们的科研事先有所了解，所以面谈还算顺利。但在认真讲述了她的科研进展后，雪莉很意外地考了我一个相关问题。我极为紧张地思考后作了还算得体的回答，她点头称对，我才收了一身冷汗。　　中午，与几位博士生共进午餐。　　下午1点30分，又与3位教授进行面谈。其中，第一位是时任系主任的汤姆•申克（Tom Shenk），第二位是前系主任、后曾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阿诺德•勒文（Arnold Levine）。　　下午4点整，我在分子生物学系报告厅作了50分钟的学术报告。我发挥得很好，效果出乎自己的意料，回答问题时已经完全自信。原定晚餐由汤姆•西尔哈维和另外两名教授参加，在我的学术报告后，汤姆•申克和阿诺德•勒文两位重量级教授临时决定与我共进晚餐。而且申克很有暗示意味地对我说：“我认为你将成为普林斯顿的一颗超级新星。” 　　晚餐安排在普林斯顿小城著名的法国餐馆Lahiere’s餐厅。勒文介绍说，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22年中最喜欢的餐馆。申克则指着一张爱因斯坦挂像下面的桌子说：“几年后，如果我邀请你在那张桌子上共进晚餐，意味着你就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了。”晚餐聊得很开心，根本不像是面试的一个环节。　　当天晚上我下榻拿索酒店（Nassau Inn），由于白天面试的顺利，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直到凌晨4点多才入睡。　　第二天，我继续与8位教授一对一面谈，包括后来接替申克做系主任的林恩•恩奎斯特（Lynn Enquist）和199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威萧斯（Eric Wieschaus）。由于连续两天没休息好，午餐后我已经筋疲力尽，居然在与威萧斯面谈时差点打盹，害得我红着脸坦白没有休息好。面试直到28日下午4点结束，也结束了持续整整两天的面试。　　老实说，第二天的感觉远不如第一天，心里也有点儿忐忑不安。还好，最终我拿到了这个职位。　　两句终生难忘的忠告　　尽管我可以在1997年夏天开始在普林斯顿的独立实验室工作，但我选择推迟6个月，在1998年1月才正式报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完成我博士后阶段的科研工作，也让自己作更充分的准备。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觉诚惶诚恐，不知今后几年的学术生涯能否继续自己博士阶段和博士后训练的辉煌。　　申克和勒文对我各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至今想与每一位年轻独立研究员分享的忠告。　　和每一位刚刚开始独立实验室的助理教授一样，我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申请到科研基金，尤其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项目经费；这种担心对英语为非母语的外国人尤其真实和迫切。　　1998年1月，初到普林斯顿，我对申克表达了这种担心。申克回答道：“一公，请专注于你的研究，只有当你有重要的初步结果时，你才去申请NIH的经费。如果你没能获得任何外部经费，但在作出色的研究，我们会支持你，请不要担心。”申克的这句话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只要我的科研出色，即使拿不到外面的经费，系里也会支持我！　　不可否认，每一位助理教授都对能否拿到终身教职耿耿于怀。我也一样，从在普林斯顿正式报到的第一天起，就常常想这个问题，而且常常想得很紧张。　　在1991年至1997年的6年中，7位年轻的助理教授试图在分子生物学系拿到终身教职，可惜，只有1位成功，其他6人都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另谋他职。　　勒文看透了我的担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公，你这么想：如果你能在未来5年中重复你在研究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记录，那么你就能在普林斯顿或任何美国其他顶尖大学获得终身教职。” 　　如果说申克的表态打消了我对申请基金的担心，那么勒文的忠告则让我看清了为拿到终身教职而需要努力的目标。勒文进一步提醒我：“不同之处是，你过去做研究生和博士后时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但现在你有整个实验室的人在帮助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获得终身教职并不是那么难的事。” 　　这句话让我信心充足。的确，我至少会有三四个人的实验室，加上我，如果这么一批人在一起还不能重复我一个人做博士生和博士后期间的工作分量，我也太笨了，不值得成为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　　勒文又对我做独立研究员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前三年中，把自己当成一个超级博士后。你必须在实验台上做自己的科研课题，同时指导你的学生。这样，你的研究就能立即起飞。” 　　我完全接受了勒文的建议，不仅天天在实验台上做自己的课题，还尽全力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作研究，科研工作很快形成局面。　　仅用三年时间，我就顺利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庆祝我顺利晋升终身教授的聚会上，勒文又一次忠告我：“我知道，你在实验台上努力工作了三年。现在，你的实验室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你需要转换重心，从以在实验台研究为主转到以指导管理为主。有些人相信，我也同意，在做独立研究员5年后，如果你还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实验台上，那么这并不会让你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 　　当时，对这条建议我从心里有点不认同，但回望过去十几年的科研经历，这个建议是很有道理的。　　我对清华年轻独立研究员的忠告　　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独立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PI），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在实验室作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帮助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终身教职！　　当然，我也有信心自己可以像申克和勒文一样，做好对年轻人的支持工作。只要你们做的研究工作出色，即使在外面拿不到经费，清华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你们！　　我还告诫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作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包括一些他拉过关系、关照过他的人）从心里看不起。　　在学术界，这永远是真理！在美国是，在中国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　　与所有的年轻独立研究员共勉！（http://news.tsinghua.edu.cn）; 个人分类: 科研方法|247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日子- 与国内年轻PI共勉 (施一公）: yuanxinzhang 2011-2-14 20:30; ? 施一公 ? 博文　　【序：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PI（Principal Investigator），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把自己当成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地在实验室做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tenure！】　　普林斯顿的offer 　　1997年3月27日下午，在纽约市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实验室里，我接到了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Tom Silhavy的电话，“Yigong, I am calling to tell you a piece of good news. Our faculty voted unanimously to offer you a position, at the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我喜不自胜，“Great！” Tom接着说，“We will be happy to discuss with you about what you may need to set up your independent lab. We hope you will let us know whether you accept our offer by July 1st”我想也没想地就马上回复，“I am very happy to accept your offer.” Tom似乎很意外听到我直截了当的当场回复，竟不知如何反应；他迟疑了片刻，才提醒我，“Well, Yigong, please think it over. You may use this period to negotiate with us about your start-up package.”那天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我把好消息与Nikola Pavletich（我的博士后导师）以及实验室的同事们分享。Nikola善意地告诫我，“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tell them that I would accept their offer now. This is your time to cut a better deal!”Nikola故意在“NOT”上加重了语气。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拿到offer后争取更好待遇的重要性，但普林斯顿大学是我梦幻中的学术圣地，怎能在这种地方讨价还价呢？！这是我的性格。更何况，拿到这个offer实在是惊喜，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工作面试，事先是做好了失败准备的！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1997年共有两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位置，但却有四百多名年轻的博士后科学家申请。经过层层筛选，确定了六个面试人。我作为六人中的一员在2月27日最后一个到普林斯顿面试。去世界著名的普林斯顿，心情既紧张又激动，26日一晚上基本没能睡着，脑子里一遍遍地全是精心准备的介绍我的科研进展的幻灯片。早晨6点起床，赶上了七点从纽约Penn Station开往南方的火车，七点五十抵达普林斯顿。九点整开始面试。　　27日上午分别与四位教授举行一对一的每人45分钟面谈，其中一人是2001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Shirley Tilghman。因为我已经对他们的科研事先有所了解，所以面谈还算顺利；但Shirley在认真讲述了她的科研进展后很意外地考了我一个相关问题，我极为紧张地思考后做了还算得体的回答，她点头称对，我才收了一身冷汗。中午与几位博士生一起午餐。下午一点半午餐后，又与三位教授进行面谈，其中第一位是时任系主任的Tom Shenk，第二位是前系主任、后曾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Arnold Levine。下午4点整，我在系报告厅LTL003给了50分钟的学术报告。我发挥得很好，效果出乎自己的意料，回答问题时已经完全自信。原定晚餐由Tom Silhavy及另外两名教授参加；我的学术报告后Tom Shenk和Arnold Levine两位重量级教授临时决定共进晚餐，而且Shenk很有暗示意味地对我说，“I think you will become a superstar at Princeton.” 　　晚餐安排在普林斯顿小城著名的法国餐馆Lahiere’s Restaurant。 Levine介绍说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22年中最喜欢的餐馆；Shenk则指着一张爱因斯坦挂像下面的桌子说，“In a few years, if I invite you to dine at that table, then you will soon receive tenure at Princeton.”。晚餐聊得很开心，根本不象是面试的一个环节。当天晚上我下榻Nassau Inn，由于白天面试的顺利进行，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直到凌晨4点多才入睡。第二天继续与8位教授的一对一面谈，包括后来接Shenk做系主任的Lynn Enquist和199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Eric Wieschaus。由于连续两天没休息好，午餐后我已经筋疲力尽，居然在与Wieschaus面谈时差点打盹，害得我红着脸坦白没有休息好。面试直到28日下午4点结束，也结束了持续整整两天的面试。老实说，第二天的感觉远不如第一天，心里也有点儿忐忑不安。还好，最终拿到了offer。　　创业：做个超级博士后　　尽管我可以在1997年的夏天开始普林斯顿的独立实验室，我选择推迟六个月，在1998年1月才正式报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完成我博士后阶段的科研工作，也让自己做更充分的准备。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觉诚惶诚恐，不知今后几年的学术生涯能否继续自己博士阶段和博士后训练的辉煌。　　Shenk和Levine对我各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至今想与每一位年轻PI分享的忠告。和每一位刚刚开始独立实验室的助理教授一样，我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申请到科研基金，尤其是NIH的项目经费；这种担心对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尤其真实和迫切。1998年1月，初到普林斯顿，我对Shenk表达了这种担心；Shenk回答道，“Yigong，please focus on your research and apply for NIH grants only when you have significant preliminary results. If you fail to obtain any external funding but are doing fantastic research, we will support you! Please don’t worry.”Shenk的这句话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只要我的科研出色，即使拿不到外面的经费，系里也会支持我！　　不可否认，每一位助理教授都对能否拿到tenure耿耿于怀；我也一样，从在普林斯顿正式报到的第一天起，就常常想这个问题，而且常常想得很紧张。在1991至1997的六年中，七位年轻的助理教授试图在分子生物学系拿到tenure；可惜，只有一位成功，其他六人都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另谋它职。Levine看透了我的担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Yigong, think about it: getting tenure is not so difficult. If you can reproduce your track record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a postdoc in the next 5 years, you will get your tenure at Princeton or any other top-notch university in the US.”如果说Shenk的表态打消了我对申请基金的担心，Levine的忠告则让我看清了为拿到tenure而需要努力的目标。Levine进一步提醒我，“The difference is that you were alone as a grad student or postdoc. But now you have a lab full of people to help you. That’s why it sh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get tenure.”这句话让我信心充足！是啊，我至少会有三、四个人的实验室，加上我，如果这么一批人在一起还不能重复我一个人做博士生和博士后期间的工作分量，我也太笨了，不值得普林斯顿的tenure！　　Levine又对我做独立PI提出了具体建议，“Treat yourself as a super-postdoc in the lab during the first 3 years. You must work on your own projects at the bench and supervise your students. This way, you will get your research take off immediately.”我完全接受Levine的建议，不仅天天在实验台上做自己的课题、还尽全力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做研究，科研工作很快形成局面，仅用三年就顺利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庆祝我顺利tenure的party上，Levine又一次忠告我，“I know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on the bench for 3 years. Now your lab is fully established, and you need to shift your focus from bench work to supervision. Some people believe, and I agree, that spend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your time on the bench work after being a PI for 5 years won’t make you fantastically successful.” 当时对这条建议我从心里有点不认同，但回望过去十几年的科研经历，这个建议是很有道理的。　　我对清华年轻PI的忠告　　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PI，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立足于自己是一个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在实验室做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帮助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tenure！当然，我也有信心自己可以像Shenk和Levine一样做好对年轻人的支持工作。只要你们做的研究工作出色，即使在外面拿不到经费，清华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你们！　　我还告诫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包括一些他拉过关系、关照过他的人）从心里看不起。在学术界，这永远是真理！在美国是，在中国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　　与所有的年轻PI共勉！; 2241 次阅读|0 个评论

旭日阳刚：从草根青年到名利场的新追逐者速度就是这么快: 热度 18 陈安博士 2011-2-12 00:49; 　　前几天本来想写一篇《西单女孩回河北老家与斯顿普林华裔教授回国》的文章来着，因为想到两者之间的共性实在是太强烈的。结果没来得及写，就又出现了汪峰发布关于《春天里》这首歌不再让旭日阳刚组合演唱的声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e66b50100p7wp.html?tj=1 ），两事叠加了，那就一起说两句吧。　　　　我们的TVCC终于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利场（陈佩斯语），甚至连那些《溜光大道》、《非常61》等也都已经不再纯粹是娱乐节目，多少人愿意花很多万的钱削尖了脑袋往里扎，一个组合后面就是一个炒作团队，而从这里登场之后，他们会再去其他地方获得更加现实的利益。　　　　旭日阳刚，一个挺好的名字，昨天似乎还是在街头有着理想和梦想的郁闷青年，在《春天里》的旋律之下发泄对于生活的不满和愤怒，怎么似乎转眼就成名利之徒了？我们（媒体？环境？）毁人的速度咋就这么快呢？　　　　魏敏芝在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出演主角成名之后，ＢＴＶ的田歌电视里诱导她说“愿不愿意演公主呀？”回答：“愿意。”第二天，报纸上纷纷用嘲笑的口吻报道：“魏敏芝想演公主啦。” 　　孩子本来是好孩子，可是，当她一旦有了一点机会发一下光，我们的各类利益相关者纷纷冲上去，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这些孩子，最后的结果是，魏敏芝再也看不上老家的一切，要出国留学，要学导演，要拍戏。　　当然，这是个人在正眼看世界之后的自发追求，也无可厚非。怕就怕这样做是损害别人利益（如旭日阳刚）或者干脆是给国家的人才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如某回国的斯顿普林美籍华裔教授）。　　　　糟糕的一是那些诱导者，就怕这些刚刚走出困顿的人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花花儿”，一定要让他们一步（连两步都嫌慢）踏入花花世界，然后，挣钱，挣钱，多挣钱；出名，出名，再出名。　　昨天我转载了一篇说为什么李云迪出名早却不如朗朗更有名的帖子，这篇文章很有趣，那意思就是李云迪太失败了。我只好疑问：难道这真是李云迪的失败？李云迪如果追求这个东西却没有达到今天朗朗的地步，那算是他的失败，如果他原本就没有去追求这类成功呢？　　可是，我们的中国媒体一定觉得李云迪太失败了，失败到简直应该撞墙自杀才是唯一的后续选择。　　　　糟糕的二是迷失者，按照姐涩死（Jesus）的教导，迷途的羔羊不可怜，但是不迷途的羔羊们要引领它回到正道上来。而实际上，一旦迷途，而且所迷的途上有好看的鲜花，一定就会走下去，至于是不是还会回到原来的道路上，管他娘的！先爽了再说！　　　　看汪峰的说法，那就是多次提醒旭日阳刚关于作品版权的问题并建议他们自己创作或者让团队为自己订做歌曲，可是，开始被汪峰提携时的谦恭与热情全部消失，到后来干脆就发展到就连理都不再理他。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斯顿普林的教授也有类似的情况，努力写paper（西单地下道卖唱），终于获得了教授职位（到了高级的TVCC唱歌），接着就该获取更大利益了，可是到哪里获取呢？美国能得到的也就那些东西了，不会再有另外的利益，总统也不经常接见接见（ＴＶＣＣ也不给个专门节目每天就宣扬俺这个农村姑娘），那就去接纳自己的地方吧，当然是回国（回家，或去其他地方开演唱会），因为那才会有领导接见和拥趸欢呼（村长握手，七八姑八大姨小侄子外甥女高喊），回国还能有爱国报告（回村里给上学的娃娃们做个怎么成功怎么爱村的报告吧），最后名利双收！（而在TVCC名利顶多也就体现为盒饭，连台长都见不到）。　　　　尽管家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付出了生命，自己甚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入了美国籍，今天这些都没关系啦，完全做到对当年的领导都能笑脸相对，更不要说领导还换了呢。（即便村长的儿子原来还欺负过自己，自己出走西单也许就是因为当时那霸王儿子的一脚，可是今天也不再有关系，大家完全可以做到笑脸相对。）　　　　这个类型的中国人衣锦还乡的梦从楚霸王那里就开始做，今天，依然在做着。　　即便到了斯顿普林，当了教授，那颗无趣的心也不曾有任何变化。; 个人分类: 人论|10549 次阅读|42 个评论

[转载]余英时：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全文版）: freedom110110 2011-2-10 10:44; 作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来源:时代周报关键词: 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时代周报创办之际，余英时先生欣然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国学“大师”太多了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时代周报：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时代周报：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时代周报：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也经过许多演变，也有“国粹”的说法，同样是日本传来的。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章太炎提出，这些东西有所夸大了，所以改用“国故”，他有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胡适他们提出“整理国故”，整理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种种。这样“国学”就变成中性的名词。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词。包括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写过《国学概论》，他说“国学”这个名词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认为把“国学”变成某一种神圣、美妙的意义，让它发生精神向导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和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反对用“汉学”这个名词一样，不想把中国考古变成“汉学”的一支。时代周报：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余英时：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要恢复人的尊严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余英时先生始终在学院之中，任教多所名校，而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以中国史为主业，其专书和论文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观念有独到的看法。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的下篇，余先生阐述了“大学之理念”，也解答了“余英时不写通史”的问题。 “大学”：大学还得靠民间力量美国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时代周报：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讲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三个学校的关系特别有趣，像是祖父、儿子、孙子的关系，耶鲁是一群对哈佛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普林斯顿是一群对耶鲁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所以这三个学校有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是又有竞争的关系。你在这三所大学都任教过，这些第一流大学有什么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与借鉴的经验？余英时：美国各大学很难说哪一个是第一，最要紧的是看综合力量。美国常常有调查，没有一个大学每一个系都是第一流的，就看谁第一流的系比较多，大概就是在前几名的，所谓常春藤大学，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十几个。这些学校基本上水准都差不了太多的，要看你的兴趣是哪一行，刚好哪一个教授是你喜欢的。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很高水准，不能随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书，都要经过专家审核，不通过就不会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气，都不相干的。这种制度化是非常稳定的，大学出版社尤其守得很严，这样才能使研究传统不断。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学会。学报上的文章要靠同行互相监督，所以不可能有抄书的情况发生，一出现的话就会身败名裂。美国大学无论是公立的、私立的，都完全没有政治力量干扰。包括州立大学，它们由州控制预算，但不会因为政治原因遭受迫害，或者被削减经费，如果大学教授倾向于共和党，而州的领导人是民主党，想要削减经费，也是做不到的。在美国大学要进行迫害是不可能的，因为实行长期聘任制度，如果做五年助理教授，自己够水准，质与量都达到要求，就可能升成副教授，在美国一般就已经有长期聘约了。拿到长期聘约以后，当然还要努力，升到教授，要出版多少书，发表多少文章，其中学报的文章更重要，比书还要重要。写教科书，如美国通史之类，是升不了级的，因为在知识上没有原创性的贡献，只是综合一下作为一个教科书。教科书在版税上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在学术上，对升级一点用都没有。你不会因为教科书，学术地位就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写通史或哲学概论不会在现在的学术圈子里占什么位置。这也应该让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认识。时代周报：金耀基先生一直研究现代化与大学，认为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大学有很大的关系。余英时：欧洲大学开始是宗教机构，所以神学很重要，最早的大学都跟宗教有关系，长期聘任制度就是要保障教授不受宗教迫害，不受政治迫害。这个保障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更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如果没有这个保障，学术独立就很难了，而且出版书籍，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出版检查制度，谁也没有资格检查，这是最重要的。美国大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很大。美国就是靠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不是靠钱。钱是怎么运用到文化水准提高，学术研究进步上，人文方面还一时看不出来，最容易看的是科技。科技要是没有金钱，不可能发展，要花不知道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发明。这个东西如果还考虑思想上正确不正确，那就完了。美国的进步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就靠这一点。从前是英国领先，第二是德国，德国的研究院后来被美国搬过来了。哈佛大学最初只是大学教育，没有研究院，后来才按照德国的研究院发展高等研究。美国的国力跟它的教育成正比，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英国都是跟着美国走了。美国的教育经费非常多，英国的经费常常被政府掐得很紧。在美国，除了政府以外，还有许多有钱的私人基金会，甚至许多英国的研究院都要到美国来申请基金。时代周报：民间的力量对美国大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余英时：大学当然是靠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才是健康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头重脚轻，政治力量占第一位，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至少从现在看来，不是政治为主，而是以经济为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教会提供组织的能力，最早的私立大学都跟教会有关。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十七八世纪，中国商人阶级兴起以后，许多书院都是靠商人的钱。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政府是一个组织，组织是把民间想完成的事情尽量完成，这样在选举的时候民众才会投你的票。不是倒过来要靠领导的，在美国开任何一个学术会议，不会有什么领导人先讲话。没有人去找校长来训话的，大家会觉得很可笑，校长对这个东西不懂，讲什么话呢？ “通史”：以“专”济“通”，不写通史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时代周报：就历史研究而言，为什么写通史在西方没有受到特别重视？余英时：在今天西方，写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书。一般专家不大愿意写教科书，这是服务性质，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专家，要了解其他专家的意见。一般写通史几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识进步了，又要重新来过，写得再好，没有超过十年二十年的。总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视。在西方写通史的动机大概有两个：第一，写得好的话，市场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税，就发大财了，还可以设立基金会。第二，能综合一切历史知识写出一部大多数人接受的长篇叙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给人满足。但一般而言，写通史不算原创性的贡献。时代周报：可是在中国，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把写通史作为梦寐以求的事？余英时：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时代周报：不过一般人总希望买一本最好的通史，这样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历史。余英时：我完全同情这一看法，但不容易实现。希望只读一本通史便知道一切，是不现实的。只能期待多出现一些通史，可以比较。但这必须以完全的学术自由为前提，写通史一有顾忌，便写不下去了。时代周报：钱穆先生在抗战时写《国史大纲》有什么原因？余英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有作用，有选择点。第一，那是抗战时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要讲中国的许多好处。第二，他认为五四批判中国是过头的。第三，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大学要求中国通史是必修课。但是大家觉得没有一个人能教全部，所以第一年北京大学通史教学是在北平找各个专家，像钱穆先生讲春秋战国秦汉、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隋唐。钱先生讲，这个通史，各自为政，是不通的通史，通史就要一个人通下去，他就一个人通下来。钱先生在北大教书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通史，他是用一个人的观点大叙事。由于他的观点广阔，选材重要而全面，最后写出一部最好的通史。钱先生告诉我，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写的中国通史好多是运用《国史大纲》的材料，不过另外作解释就是，因为范文澜与钱先生从前认识，他是黄季刚的学生。这可见钱先生在取材上大有长处。《国史大纲》至少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地步，但此书采用纲目体，言简意赅，不容易读，教的人必须有很高的史学修养才能胜任。时代周报：吕思勉先生写的中国通史又有什么特点？余英时：吕思勉的通史很实在。第一，大段大段地引原文。第二，每一时代的政治叙事和制度变动分配得很平衡。吕思勉最早写的是《白话本国史》，那是很畅销的，第一次用白话来讲通史，但是也引起问题，就是提出岳飞并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军阀，因为他自己在军阀时代，他看到岳飞那么蛮横，认为就是当时的军阀，那就引起大家痛骂。后来他写了其他的中国通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史学家，他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二人做这样的工作，写这么多的专史，所以有人称他是通贯的专史学家。时代周报：在西方，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在学术上如何评价？余英时：汤恩比的《历史研究》现在差不多没有人看了，在中国是另外一回事。汤恩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史学家。他的一生最多的精力放在《历史研究》上。我看了几乎所有专家对汤恩比的评论，每个专家都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里错，那里错。专家指出错漏，某些大的东西不能成立，基础都被毁掉了。通史是建立在一些基础上，打开一看，基础不对。怎么办呢？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尝试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专长在希腊罗马史的范围之内，其他的像东南亚、美洲、墨西哥，他都要碰，那都是临时研究的，看看别人有些东西可以用。那就是很薄弱的基础，跟原来他自己的专长也不能比了。所以这个大屋建起来很堂皇，让外人看，都看不出哪一个房子好，哪一个房子坏，可是真正的专家一看就穿了。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十大本，一个是节本。我认为看看节本就足够了，节本在大致上就齐了。不过《历史研究》属于历史哲学一类，倒和中国原有的“通史”观念比较相近，而不是教科书。时代周报：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一生没有写过通史？余英时：陈寅恪想写通史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他的表弟俞大维所了解在德国时期的陈寅恪，当时他收集很多刚刚出来的剑桥欧洲史，想写一本中国通史。我认为陈寅恪中年以后也没有这个想法了，只有早期俞大维的记载认为他想写通史。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他既然知识这么渊博，应该写一部通史，比别人写得好。但这是理论，以陈寅恪的文笔、写法，写得兴起，对细节一点不肯放手，那种写法不是写通史的笔调，通史的笔调是执简驭繁，是有一套功夫的。真要写通史，要在文章上下功夫。从前崔述写《考信录》，花三年的时间学韩愈的文章，然后才能写，写通史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时代周报：有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余英时不写通史？余英时：通史很重要，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写通史的冲动。但是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不仅是综合已有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一再考虑，我还是觉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专题研究上，贡献较实在。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我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我决不是不重视写通史。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时代周报：你的唐代研究进行得怎么样了？余英时：我现在看唐代相关的书，看完以后再看看要不要写什么东西。因为春秋战国、汉、魏晋、宋、明、清、现代各种时代我都写过专书或论文，还没有写过唐代，我要把唐代补起来，这样就连起来。我想看看唐代的诗人和禅宗，这是两个精神界的领袖。中国唐代最高的不是理学家，也不是经学家，而是禅宗和尚，创造了宗教。另外就是在唐代引人注意的诗人，因为诗人是领导一代精神的。我也注重中国的精神史，希望用我个人的观点把中国精神史贯通起来。不是说人人要接受我的看法，而是我自己要求一个贯通性。也不能说中西贯通，只能说我个人贯通。我自己需要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为我自己。这是个人来讲，不然的话，就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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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今日美文: pony911 2011-2-9 13:21; 中国科学界：未来往何处去？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483do=blogid=411217from=space 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日子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212do=blogid=411102from=space 谈谈年青研究者的迷茫和出路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09do=blogid=411063from=space 有骨头知识分子的生存底线：贫困是中国学术的敌人 http://news.sohu.com/20110210/n279261251.shtml; 27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对年轻PI的忠告（施一公）: oaiwqiyao 2011-2-9 10:25; 【序：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PI（Principal Investigator），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把自己当成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地在实验室做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tenure！】　　普林斯顿的offer 　　1997年3月27日下午，在纽约市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实验室里，我接到了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Tom Silhavy的电话，“Yigong, I am calling to tell you a piece of good news. Our faculty voted unanimously to offer you a position, at the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我喜不自胜，“Great！” Tom接着说，“We will be happy to discuss with you about what you may need to set up your independent lab. We hope you will let us know whether you accept our offer by July 1st”我想也没想地就马上回复，“I am very happy to accept your offer.” Tom似乎很意外听到我直截了当的当场回复，竟不知如何反应；他迟疑了片刻，才提醒我，“Well, Yigong, please think it over. You may use this period to negotiate with us about your start-up package.”那天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我把好消息与Nikola Pavletich（我的博士后导师）以及实验室的同事们分享。Nikola善意地告诫我，“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tell them that I would accept their offer now. This is your time to cut a better deal!”Nikola故意在“NOT”上加重了语气。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拿到offer后争取更好待遇的重要性，但普林斯顿大学是我梦幻中的学术圣地，怎能在这种地方讨价还价呢？！这是我的性格。更何况，拿到这个offer实在是惊喜，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工作面试，事先是做好了失败准备的！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1997年共有两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位置，但却有四百多名年轻的博士后科学家申请。经过层层筛选，确定了六个面试人。我作为六人中的一员在2月27日最后一个到普林斯顿面试。去世界著名的普林斯顿，心情既紧张又激动，26日一晚上基本没能睡着，脑子里一遍遍地全是精心准备的介绍我的科研进展的幻灯片。早晨6点起床，赶上了七点从纽约Penn Station开往南方的火车，七点五十抵达普林斯顿。九点整开始面试。　　27日上午分别与四位教授举行一对一的每人45分钟面谈，其中一人是2001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Shirley Tilghman。因为我已经对他们的科研事先有所了解，所以面谈还算顺利；但Shirley在认真讲述了她的科研进展后很意外地考了我一个相关问题，我极为紧张地思考后做了还算得体的回答，她点头称对，我才收了一身冷汗。中午与几位博士生一起午餐。下午一点半午餐后，又与三位教授进行面谈，其中第一位是时任系主任的Tom Shenk，第二位是前系主任、后曾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Arnold Levine。下午4点整，我在系报告厅LTL003给了50分钟的学术报告。我发挥得很好，效果出乎自己的意料，回答问题时已经完全自信。原定晚餐由Tom Silhavy及另外两名教授参加；我的学术报告后Tom Shenk和Arnold Levine两位重量级教授临时决定共进晚餐，而且Shenk很有暗示意味地对我说，“I think you will become a superstar at Princeton.” 　　晚餐安排在普林斯顿小城著名的法国餐馆Lahiere’s Restaurant。 Levine介绍说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22年中最喜欢的餐馆；Shenk则指着一张爱因斯坦挂像下面的桌子说，“In a few years, if I invite you to dine at that table, then you will soon receive tenure at Princeton.”。晚餐聊得很开心，根本不象是面试的一个环节。当天晚上我下榻Nassau Inn，由于白天面试的顺利进行，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直到凌晨4点多才入睡。第二天继续与8位教授的一对一面谈，包括后来接Shenk做系主任的Lynn Enquist和199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Eric Wieschaus。由于连续两天没休息好，午餐后我已经筋疲力尽，居然在与Wieschaus面谈时差点打盹，害得我红着脸坦白没有休息好。面试直到28日下午4点结束，也结束了持续整整两天的面试。老实说，第二天的感觉远不如第一天，心里也有点儿忐忑不安。还好，最终拿到了offer。　　创业：做个超级博士后　　尽管我可以在1997年的夏天开始普林斯顿的独立实验室，我选择推迟六个月，在1998年1月才正式报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完成我博士后阶段的科研工作，也让自己做更充分的准备。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觉诚惶诚恐，不知今后几年的学术生涯能否继续自己博士阶段和博士后训练的辉煌。　　Shenk和Levine对我各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至今想与每一位年轻PI分享的忠告。和每一位刚刚开始独立实验室的助理教授一样，我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申请到科研基金，尤其是NIH的项目经费；这种担心对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尤其真实和迫切。1998年1月，初到普林斯顿，我对Shenk表达了这种担心；Shenk回答道，“Yigong，please focus on your research and apply for NIH grants only when you have significant preliminary results. If you fail to obtain any external funding but are doing fantastic research, we will support you! Please don’t worry.”Shenk的这句话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只要我的科研出色，即使拿不到外面的经费，系里也会支持我！　　不可否认，每一位助理教授都对能否拿到tenure耿耿于怀；我也一样，从在普林斯顿正式报到的第一天起，就常常想这个问题，而且常常想得很紧张。在1991至1997的六年中，七位年轻的助理教授试图在分子生物学系拿到tenure；可惜，只有一位成功，其他六人都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另谋它职。Levine看透了我的担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Yigong, think about it: getting tenure is not so difficult. If you can reproduce your track record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a postdoc in the next 5 years, you will get your tenure at Princeton or any other top-notch university in the US.”如果说Shenk的表态打消了我对申请基金的担心，Levine的忠告则让我看清了为拿到tenure而需要努力的目标。Levine进一步提醒我，“The difference is that you were alone as a grad student or postdoc. But now you have a lab full of people to help you. That’s why it sh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get tenure.”这句话让我信心充足！是啊，我至少会有三、四个人的实验室，加上我，如果这么一批人在一起还不能重复我一个人做博士生和博士后期间的工作分量，我也太笨了，不值得普林斯顿的tenure！　　Levine又对我做独立PI提出了具体建议，“Treat yourself as a super-postdoc in the lab during the first 3 years. You must work on your own projects at the bench and supervise your students. This way, you will get your research take off immediately.”我完全接受Levine的建议，不仅天天在实验台上做自己的课题、还尽全力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做研究，科研工作很快形成局面，仅用三年就顺利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庆祝我顺利tenure的party上，Levine又一次忠告我，“I know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on the bench for 3 years. Now your lab is fully established, and you need to shift your focus from bench work to supervision. Some people believe, and I agree, that spend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your time on the bench work after being a PI for 5 years won’t make you fantastically successful.” 当时对这条建议我从心里有点不认同，但回望过去十几年的科研经历，这个建议是很有道理的。　　我对清华年轻PI的忠告　　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PI，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立足于自己是一个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在实验室做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帮助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tenure！当然，我也有信心自己可以像Shenk和Levine一样做好对年轻人的支持工作。只要你们做的研究工作出色，即使在外面拿不到经费，清华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你们！　　我还告诫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包括一些他拉过关系、关照过他的人）从心里看不起。在学术界，这永远是真理！在美国是，在中国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　　与所有的年轻PI共勉！读后感：老婆常说我不像搞学问的人，因为我杂念太多，欲念太多，导致我不能沉浸在工作中，效率不高。我感到羞愧，因为这些话一语中的。拿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不聪明的表现，愁grants，愁家人过得不够好，愁自己赚钱不多，还被自己的贪念困住，不得前行。读了这篇文章后，深受启发。只要自己的工作成效足够高，什么教授，收入等等都不成问题。另外，要发表好文章，自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bench上。同样，只要自己在学术上足够底蕴，就不要防自己的同事和学生，这是不够自信的表现。总结工作3年多来，我主要是在工作上不够用心，不够专心罢了。; 个人分类: 如何达到自由学术王国|0 个评论

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日子: 热度 181 施一公 2011-2-8 13:56; - 与国内年轻PI共勉　　　【序：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PI（Principal Investigator），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把自己当成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地在实验室做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tenure！】　　普林斯顿的offer 　　1997年3月27日下午，在纽约市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实验室里，我接到了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Tom Silhavy的电话，“Yigong, I am calling to tell you a piece of good news. Our faculty voted unanimously to offer you a position, at the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我喜不自胜，“Great！” Tom接着说，“We will be happy to discuss with you about what you may need to set up your independent lab. We hope you will let us know whether you accept our offer by July 1st”我想也没想地就马上回复，“I am very happy to accept your offer.” Tom似乎很意外听到我直截了当的当场回复，竟不知如何反应；他迟疑了片刻，才提醒我，“Well, Yigong, please think it over. You may use this period to negotiate with us about your start-up package.”那天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我把好消息与Nikola Pavletich（我的博士后导师）以及实验室的同事们分享。Nikola善意地告诫我，“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tell them that I would accept their offer now. This is your time to cut a better deal!”Nikola故意在“NOT”上加重了语气。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拿到offer后争取更好待遇的重要性，但普林斯顿大学是我梦幻中的学术圣地，怎能在这种地方讨价还价呢？！这是我的性格。更何况，拿到这个offer实在是惊喜，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工作面试，事先是做好了失败准备的！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1997年共有两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位置，但却有四百多名年轻的博士后科学家申请。经过层层筛选，确定了六个面试人。我作为六人中的一员在2月27日最后一个到普林斯顿面试。去世界著名的普林斯顿，心情既紧张又激动，26日一晚上基本没能睡着，脑子里一遍遍地全是精心准备的介绍我的科研进展的幻灯片。早晨6点起床，赶上了七点从纽约Penn Station开往南方的火车，七点五十抵达普林斯顿。九点整开始面试。　　27日上午分别与四位教授举行一对一的每人45分钟面谈，其中一人是2001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Shirley Tilghman。因为我已经对他们的科研事先有所了解，所以面谈还算顺利；但Shirley在认真讲述了她的科研进展后很意外地考了我一个相关问题，我极为紧张地思考后做了还算得体的回答，她点头称对，我才收了一身冷汗。中午与几位博士生一起午餐。下午一点半午餐后，又与三位教授进行面谈，其中第一位是时任系主任的Tom Shenk，第二位是前系主任、后曾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Arnold Levine。下午4点整，我在系报告厅LTL003给了50分钟的学术报告。我发挥得很好，效果出乎自己的意料，回答问题时已经完全自信。原定晚餐由Tom Silhavy及另外两名教授参加；我的学术报告后Tom Shenk和Arnold Levine两位重量级教授临时决定共进晚餐，而且Shenk很有暗示意味地对我说，“I think you will become a superstar at Princeton.” 　　晚餐安排在普林斯顿小城著名的法国餐馆Lahiere’s Restaurant。 Levine介绍说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22年中最喜欢的餐馆；Shenk则指着一张爱因斯坦挂像下面的桌子说，“In a few years, if I invite you to dine at that table, then you will soon receive tenure at Princeton.”。晚餐聊得很开心，根本不象是面试的一个环节。当天晚上我下榻Nassau Inn，由于白天面试的顺利进行，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直到凌晨4点多才入睡。第二天继续与8位教授的一对一面谈，包括后来接Shenk做系主任的Lynn Enquist和199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Eric Wieschaus。由于连续两天没休息好，午餐后我已经筋疲力尽，居然在与Wieschaus面谈时差点打盹，害得我红着脸坦白没有休息好。面试直到28日下午4点结束，也结束了持续整整两天的面试。老实说，第二天的感觉远不如第一天，心里也有点儿忐忑不安。还好，最终拿到了offer。　　创业：做个超级博士后　　尽管我可以在1997年的夏天开始普林斯顿的独立实验室，我选择推迟六个月，在1998年1月才正式报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完成我博士后阶段的科研工作，也让自己做更充分的准备。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觉诚惶诚恐，不知今后几年的学术生涯能否继续自己博士阶段和博士后训练的辉煌。　　Shenk和Levine对我各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至今想与每一位年轻PI分享的忠告。和每一位刚刚开始独立实验室的助理教授一样，我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申请到科研基金，尤其是NIH的项目经费；这种担心对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尤其真实和迫切。1998年1月，初到普林斯顿，我对Shenk表达了这种担心；Shenk回答道，“Yigong，please focus on your research and apply for NIH grants only when you have significant preliminary results. If you fail to obtain any external funding but are doing fantastic research, we will support you! Please don’t worry.”Shenk的这句话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只要我的科研出色，即使拿不到外面的经费，系里也会支持我！　　不可否认，每一位助理教授都对能否拿到tenure耿耿于怀；我也一样，从在普林斯顿正式报到的第一天起，就常常想这个问题，而且常常想得很紧张。在1991至1997的六年中，七位年轻的助理教授试图在分子生物学系拿到tenure；可惜，只有一位成功，其他六人都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另谋它职。Levine看透了我的担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Yigong, think about it: getting tenure is not so difficult. If you can reproduce your track record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a postdoc in the next 5 years, you will get your tenure at Princeton or any other top-notch university in the US.”如果说Shenk的表态打消了我对申请基金的担心，Levine的忠告则让我看清了为拿到tenure而需要努力的目标。Levine进一步提醒我，“The difference is that you were alone as a grad student or postdoc. But now you have a lab full of people to help you. That’s why it sh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get tenure.”这句话让我信心充足！是啊，我至少会有三、四个人的实验室，加上我，如果这么一批人在一起还不能重复我一个人做博士生和博士后期间的工作分量，我也太笨了，不值得普林斯顿的tenure！　　Levine又对我做独立PI提出了具体建议，“Treat yourself as a super-postdoc in the lab during the first 3 years. You must work on your own projects at the bench and supervise your students. This way, you will get your research take off immediately.”我完全接受Levine的建议，不仅天天在实验台上做自己的课题、还尽全力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做研究，科研工作很快形成局面，仅用三年就顺利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庆祝我顺利tenure的party上，Levine又一次忠告我，“I know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on the bench for 3 years. Now your lab is fully established, and you need to shift your focus from bench work to supervision. Some people believe, and I agree, that spend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your time on the bench work after being a PI for 5 years won’t make you fantastically successful.” 当时对这条建议我从心里有点不认同，但回望过去十几年的科研经历，这个建议是很有道理的。　　我对清华年轻PI的忠告　　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PI，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立足于自己是一个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在实验室做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帮助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tenure！当然，我也有信心自己可以像Shenk和Levine一样做好对年轻人的支持工作。只要你们做的研究工作出色，即使在外面拿不到经费，清华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你们！　　我还告诫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包括一些他拉过关系、关照过他的人）从心里看不起。在学术界，这永远是真理！在美国是，在中国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　　与所有的年轻PI共勉！; 180255 次阅读|184 个评论

乳腺癌骨转移研究动态与信息分析: xupeiyang 2011-2-4 16:46; 乳腺癌骨转移机制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2/243583.shtm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揭开了乳腺癌如何向骨骼转移的“秘密”，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开发针对业已发生转移的乳腺癌的新疗法。 Tumor-Derived Jagged1 Promotes Osteolytic Bone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by Engaging Notch Signaling in Bone Cells http://www.cell.com/cancer-cell/abstract/S1535-6108(10)00531-3 http://www.gopubmed.org/web/gopubmed/WEB1kOWEB10O00h0010009000000h001000j100300.y 信息分析报告 Bone Metastasis and Breast Cancer.doc; 个人分类: 信息分析|2272 次阅读|0 个评论

为什么不能招偏才，怪才？: 热度 1 liuxiaod 2011-1-31 23:38; 北大决定不招偏才，怪才是一项正确的选择。招收偏才，怪才具有巨大的风险，将给学校带来灭顶之灾。试想现在北大每年招3000多学生，这些学生中能成为爱因斯坦级大师的人少于一个，但是这些学生可以成为律师，商人，政府官员，等等社会成功人士，如果招收3000名偏才，怪才，他们中成为爱因斯坦级大师的人仍然少于一个，而成为上述各类社会成功人士的机会也趋于零，这对任何一个学校来说都是一个无法想象的灾难。偏才，怪才还有一个特点是见光死，假设确实有一个偏才，怪才被发现了，招进大学，被寄予无限的希望，希望他本科阶段就能在SNC上发文章，GRE, 托福要考高分，要进哈弗，普林斯顿读博士，那么可以想象，偏才怪才将无所适从，上面的标准一样也做不到，成为废才。偏才，怪才是可遇不可求的，真的没有必要费心费力去寻找，只要在偏才，怪才撞上门的时候，不要拒绝就好。对于偏才，怪才来说，也没有必要一定要上北大，清华，因为自己本来就与众不同，何必打上正统的标签？当年爱因斯坦上的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就不是当时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大学爱老考不上。这个世界上偏才，怪才很少很少，像爱因斯坦，佩雷尔曼无疑是偏才，怪才，但是大多数学者，科学家并不是，即使是获得诺奖的学者，大部分也不是。; 个人分类: 教育|2087 次阅读|0 个评论

2010年全球大学的最新排名: TsinghuaNCC 2010-12-13 17:20; 由于之前有博友评论说我的网站给出的排名乱码众多，现在给出美国新闻周刊和英国泰晤士报的全球2010年大学排名链接如下。美国《新闻周刊》排名： http://www.usnews.com/articles/education/worlds-best-universities/2010/09/21/worlds-best-universities-top-400-.html 英国《泰晤士报》排名链接：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0-2011/top-200.html;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855 次阅读|1 个评论

美中药协年会即将在普林斯顿召开: chemicalbond 2010-7-16 11:52; 刚收到会议的通知，给协会做个广告。详细请看： http://www.sapaweb.org/2010/Event/18th_annual_conference_program_2010.pdf 做报告的人中间有不少是来自国内，包括药监局的负责人和清华大学的施一公等人。我就住在几乎是上班地点和普林斯顿的中点上，已经参加过好几次的会议。希望能有机会在会议上见到科学网的网友 :-);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674 次阅读|3 个评论

普林斯顿－－数学与计算及应用数学: 热度 1 metanb 2010-3-4 22:14; 我可以去普林斯顿吗？，学生试探地问。想都别想！，教授干脆地答道。－－－－－－－－－－－－－－－－－－－－－－－－－－－－－－－－－－－－－－－－－－－－－－－－【博主按：美国恢复与再投资行动新近资助普林斯顿大学24.9百万美元用于科学研究；下面是数学与计算及应用数学方面的资助情况】资料来源：普林斯顿大学 http://www.princeton.edu/recoveryact/math/ Robert Calderbank 和 Ingrid Daubechies 教授，以及 Amit Singer 助理教授被国家科学基金授予980，000美元，用于发展通过传统途径尚未解决的大规模计算问题的算法或方法。这些问题是在近年来伴随着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中令人兴奋的发展而产生的，从而开辟了计算数学的新的前沿。该研究包括网络分析，大规模信号分析以及数据挖掘，这些研究在生物医学研究以及其它科学与工程中有着潜在的应用。 Emily Carter: 600,000美元；分子及材料行为预测方法，有助于了解可选燃料的燃烧行为。。。设计高效能汽车，等。 Charles Fefferman，Elias Stein：959,000美元；Fourier分析以及偏微分方程。Fefferman用光滑函数拟合数据（CAD，机器学习）；Stein （国家勋章获得者），进一步发展奇异积分理论（调和分析之关键）。该项研究对生物模拟以及信号处理等领域有重要影响。 Michael Hochman：159，000美元；物理与人造系统模型；模型极限及子类。 Paul Seymour：220，000美元；图论，Rao猜想。 Christopher Skinner：120,000美元；代数数论，Galois表示，L-函数，Fermat定理（应用：生物，声学，计算）。 Micah Warren：146，000美元；Hessian及特殊Lagrangian方程；具有唯一性的极小表面；特殊Lagrangian子流形，String理论，优化传输。（医学成像，流体力学，气象学）－－－－－－－－－－－－－－－－－－－－－－－－－－－－－－－－－－－－－－－－－－－－－－－－－注： 2009年2月13日，在总统奥巴马的敦促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恢复与再投资行动，并四天后签署为法律条文。作为对经济危机的直接响应，恢复行动抱有三项紧急目标： * 创造新的岗位及挽救现有岗位 * 刺激经济活动及投资长远增长 * 将政府花费的可说明性和透明度提高到空前水平（http://www.recovery.gov/About/Pages/The_Act.aspx）; 个人分类: 前沿速递|3997 次阅读|5 个评论

20世纪物理学史上最幽默的一幕: gaoshan1900 2010-1-3 19:24; 爱因斯坦和玻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都为量子理论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然而，他们对于这个理论的含义却一直争论不休。这一争论被称为关于物理学灵魂的论战。尽管爱因斯坦和玻尔在物理问题的讨论上总是针锋相对，但在个人交往中他们却一直相互尊重，十分友好。下面这段戏剧性的情节就是一个例证。 1948年春天，玻尔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期间爱因斯坦将他的大办公室让给玻尔办公，而自己则在另一间小办公室里做研究。一天早晨，玻尔请派斯去他办公室帮忙，以答复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的反驳。不一会，玻尔就开始围绕办公室中心的椭圆形桌子飞快地踱步。根据派斯的回忆，在这样的场合，玻尔从来没有一句准备好的完整句子，他经常会花很长时间仔细琢磨一个单词。这次，玻尔停在爱因斯坦这个词上。他几乎是绕着桌子在跑，口中重复着：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在这一刻，爱因斯坦轻轻地打开门把头伸进来。他一明白情况就把手指放到嘴边，让派斯不要出声。然后，爱因斯坦踮着脚向桌子走去，他的目标是玻尔的烟盒。爱因斯坦的医生不让他买烟，但并没有说不能借烟。正在这时，口中正有力地念出另一个爱因斯坦的玻尔突然转过身来。他们面对面，好像是玻尔把爱因斯坦召唤来似的。霎那间，玻尔像凝固了似的站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来。停顿了一下后，这一戏剧性场面才结束，大家都禁不住大笑起来。在《上帝真的掷骰子》一书中我引述了这个有趣的故事。它出自A. Pais, Niels Bohr's Times, In Physics, Philosophy and Po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关于爱因斯坦-玻尔争论的比较深入的分析，可参考A. Whitaker, Einstein, Bohr and the Quantum Dilem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个人分类: 科普文章|4663 次阅读|2 个评论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MIT参观访问: webfun 2009-7-27 01:00; 2009年7月20日－24日，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个人分类: 国际交流|8339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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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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