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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文既是著名科学家，又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思想者与社会评论家: 热度 5 hillside 2015-1-10 19:57; —— 小文先生堪称“平等之态度，自由之思想”之践行者、倡导者思想者（照片取自黄秀清博友博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80705-860093.html ）我认为，李小文先生既是成就卓然的科学家，又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思想者与社会评论家。 “平等之态度，自由之思想”是我仿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而作的并列。小文先生不以院士之位现身，而以平民之心态在科学网广交朋友，切磋学问。我认为，“平等“是“自由”的根基。民主之花开放在平等之沃壤。当下的中国，“平等”由纸面走向现实可能仍有艰难而漫长的历程。我觉得，小文先生的思想深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与科学深度并驾其驱的。不过，由于出言谨慎与专业取向，小文先生并没有思想方面系统的理论建树。在他自由挥洒，或语重心长、或嘻笑戏问的博客文字中充满着对于人类、社会、环境的关切。使我作出“思想者”断言的基石是小文先生早年批驳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旧作。我很希望见到这篇文章的一鳞半爪。作出“社会评论家”判断，是由于他仗义直言、热心社会事务。得出“思想者与评论家”更主要的参照系是小平同志尽管没有大部头的理论专著，但并不妨碍他的“讲话”成为“邓小平理论”。先贤孔子的谈话集《论语》也被后世演绎出诸多煌煌巨著，形成思想理论之源、中华文化之泉。我很赞同林中祥博友所说的“李小文博主的博文中显示出来的‘清高’与‘自由之思想’才是我们最最要学习的精神。而不是他院士的身份与穿布鞋的新闻。”（见林中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177-858243.html ，假如李小文不是院士）从李小文先生对周可真博友有关博文的点评也可见一斑。（见周可真：我与小文老师在科学网的“论交”，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6-858274.html ）。吕喆博友在《追忆李小文老师》将小文先生称作“一个博学而有思想的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1635-858269.html ）卫军英博友在《悼李小文院士并作七律一首》中说：“李小文院士是那种有大智慧的科学家，极具个性而富有社会责任感，渊智博学却又平易浅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418-858321.html ）张志东博友在《悼念老邪，追忆与小文老师交往二三事》中说：“他不但平易近人，而且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忧国忧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344-858300.html ）李侠博友在《爱，又一次可怕地艰难起来——纪念李小文老师》中说：“小文老师，帮助过很多人，也热心公事，不论遭遇怎样的压力，坚持自己的良心，其实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朴素的外在形式与丰富的内心质料的完美结合。久而久之，他成为一种路标，成为很多人的精神依恋。科学网、甚至中国科学界因为有他，守住了自己应有的高度，知识也因它的承载者衍生出一种伦理的光芒。他的灵魂由于贴近地面，而听到了大地的沉默心跳。”（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858404.html ）孟津博友在《怀念岛主，平凡和与众不同》中写道：“李博主的博文风格，就不用我介绍了。但我觉得一个基本点，就是他以一种平等心态来和网友交流。如果我们要念他一点好，就多推崇在这个网上的平等对话。无论老幼、出身，作为网友，大家能平等相待和相处。这应该是常态，但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这大概是李博主起到表率的一个地方。”（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99-858381.html ）田青博友在《传播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意识，李小文院士，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中感言：“李院士被传写博文的这种‘不务正业’，在我看来，不但不是‘不务正业’，而是超级务正业——他在大胆地承担和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广泛传播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且以他自己的行为在引导和感染像我这样的其他小知识分子们也要去懂得、记得并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从李院士的博文中，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发现他专业学术以外所关注议题的维度：社会正义的议题，是李院士博文的一个维度。国家、地区发展的议题，是李院士博文的一个维度。对后学循循善诱的议题，是李院士博文的一个维度。对科学网学者共同体成员的关心，是李院士博文的一个维度。与科学网学者共同体成员平等诚恳讨论，是李院士博文的一个维度。......知识分子的正业是什么？李院士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和博文，身体力行地向广大科学网学者共同体成员们进行了直观、生动的演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786-858259.html ）窦杰博友在《惊讶，李小文院士驾鹤西游》中赞叹道：“李院士向全社会传送一种积极的科研精神：淡泊名利、执着科研，追求简单。尤其为当今充满浮躁的功利的科研界重树了榜样和信心，李院士代表着低调，沉默，同时他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遥感技术），对科学技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时他又心怀天下，敢于说真话，是业界的良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71463-858472.html ）袁贤讯博友在《记与老邪二三事》中指出：“经常读老邪博客的人都会有一个体会，老邪是一个真的有大爱的人。他爱这个国家，但他的话语总是那些平实。他期待改革，但他没有不切实际的愤青。”（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3568-858422.html ）附1： http://www.bnu.edu.cn/xzdt/75115.html 记者：你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什么时候？　　李小文：出现在1965年的一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心里很不服气，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给《光明日报》寄去，并很快收到他们的用稿通知。可没想到，形势突然变了，那篇稿子不但不准发表，还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被退回大学，成为批判我的罪证。注：小文博友批驳姚文元的文章还有底稿或有关文字留存吗？附2： 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4/06-04/6241335.shtml 事实上，半天的访谈时间里，几乎没有一句称得上犀利的言论，从这位被描述为“仙风道骨”的专家口里吐露出来。李小文对遥感领域之外的话题，表现出惜字如金的谨慎，“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不便多作评价”。如果请他谈谈“如何看待社会对院士问题的热议”，他以一句“你说得很对”作为回答。　　而在4年前，有关“院士”的话题还未像如今喧嚣尘上时，评委会将李小文列为“科学网年度人物候选人”的推荐理由是：言冷心热、心怀天下的他，是不把“院士”头衔异化的最好注释。　　在李小文看来，自己的“慎言”跟年轻时的特殊经历有关。读大学时，他写了一篇批驳姚文元的文章“惹下麻烦”，从而总结出“假话不要说，真话也不能随便说”的人生经验。不过，他有意识地自我克制，有时也似乎拧不过骨子里的率直。注：通观李小文先生的博客，思想者与社会评论家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对于记者的“出言谨慎”一定程度上是担心记者的张冠李戴、郢书燕说。附3：陈寅恪先生提倡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附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fcf71001014d4e.html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之首倡者何许人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之首倡者，并非王观堂先生，亦非陈寅恪先生，而另有其人。这个人叫陈溥先，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晨报》的负责人之一。 1919年4月13日的《每周评论》“特别附录”栏中的“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版的录自《晨报》的题为《警告守旧党》的头条里，有如此一段话----“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为吾人类社会最有权威之两大信条，有敢蹂躏之者，吾侪认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必尽吾侪之力，与之奋战苦斗，以拥护之。在昔帝王专制时代，往往因个人之爱憎，滥用权力，压迫思想。然其结果，反动愈烈，卒莫之何。试问今日何时，旧派乃欲以专制手段，阻遏世界潮流，多见其不自量耳！” （摘自《随笔》2012年第三期段怀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考》附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84-261144.html （李小文博客）百家争鸣的机会，历史上不多 2009-10-10 10:31 | 个人分类: 历史杂谈 | 系统分类: 人文社科 | 关键词:百家争鸣黄老邪上科学网花时间不少，经常有朋友问我，值吗？点击率能换钱吗？我觉得值。老邪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百家争鸣的机会，真的很少。 1）像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那两三百年，诸子百家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撞击出的思想火花，到现在很多还难以超越。百家争鸣时代的终结，其实并非终结于秦始皇，终结于部分学者发现利用权势杀掉争论对方，比论战效率更高，从而破坏了稷下学宫以来的传统。 2）新文化运动期间，有那么几年百家争鸣吧，也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可惜时间太短，来不及出什么大成果。 3）1956、57之交，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算百家争鸣。可惜时间更短，没有成果，除非55万右派分子也算出人才。 4）再就是科学网给我们的这一个平台了。可以比较自由的争论。通过自由的争论，大家能讲清楚道理，增长知识，繁荣学术。如果科学网能办长久一点，我相信能出成果，能出人才的。上网两年多来碰撞过的青年才俊，自己说过的真心话，超过这一辈子上网以前的总和。所以我个人非常珍惜这样一个机会。我个人在争论中力求做到：只讲道理、不争输赢；对比自己年青、资历浅的争论对方，尽量不挤压别人自尊的空间。也许没做到？欢迎网友拍砖，老邪坚决改正，为科学网越办越好尽自己的义务。附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80705-859481.html 再次拜读老邪的绝笔《【地图之问】答田青博主》，意外发现老邪对田青博主的一条回复（14楼）：恐有“抛砖引玉”之意，实无“引蛇出洞”之心。田女侠垂鉴。这个回复的时间是2015-1-8 09:42（距离老邪远行仅两天之隔），老邪在科学网的最后回复，也无意中暴露了老邪来科学网的真实目的：抛砖引玉！但我相信，老邪7年来多抛出的1878块“砖头”，已凝聚成一座由老邪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构成的金矿。附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1711-859538.html 已故的遥感李院士有思想，敢说话，但囿于各种顾虑不便直言，多采用春秋笔法，引经据典，含沙射影，隔靴搔痒，点到为止，致使古文历史素养不高的年轻一代几乎难以猜测其真意。; 个人分类: 人物沧桑|3030 次阅读|8 个评论

思想者权势者必然存在矛盾: lzxun123 2013-8-15 16:32; 莫言与叙利亚诗人对谈：思想者权势者必然存在矛盾来源：京华时报作者：田超日期： 2013-08-14 莫言(左)、阿多尼斯谈文学创作。 8月13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来到北京与中国文学家莫言展开了一场主题为“从伤口长出翅膀：文学在古老东方的使命”的对谈。阿多尼斯与莫言都认同一个创作原则——站在人性的角度写作。阿多尼斯简介阿多尼斯本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阿斯巴，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一个阿拉维派家庭。他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等。他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巨大争议。他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文学史的巨著《稳定与变化》，被公认为研究阿拉伯文学及文化的经典著作。 □谈文学使命作家诗人通过文本表达阿多尼斯认为有关文学的使命、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他更愿意去谈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体验。在对谈伊始，莫言谦虚地称，他并没有做好和一位伟大的诗人对话的准备，他称作家和诗人很相似，最隐秘的应该在他的诗歌里面，在他的文章里面已经讲了。阿多尼斯说：“不存在一种预先设定的使命。对于作家也好，诗人也好，他要表达的思想是通过文本来表达的，如果说有使命的话，我不喜欢使用‘使命’这个术语，它是后来生成的，是读者从文本中得出来的。” （阿多尼斯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理想写作，或者说是针对一些优秀和伟大作家而言。中国近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那些预先设定使命的创作是缺乏生命力的。实际上，不独文学，其它应时性的作为也往往短命的） □谈文学创作好的诗歌可以超越时空阿多尼斯称，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愿意使用“人民”“祖国”这样的字眼，而更愿意使用“人”，诗歌应该是诗人与读者的一种相会。同时，阿多尼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说很了解自身，这点恰恰是人的幸运，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诗人的写作目的首先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他人、世界。对于他来讲，写作意味着一种探索，一种对自我、对他者、对世界的探索。（“ 写作意味着一种探索，一种对自我、对他者、对世界的探索。”我喜欢这话，我觉得科学网一些博友自觉不自觉地也是把写作博文当作了解自身、他人和世界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探索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一种途径。）对于这种观点，莫言十分赞同，他说：“一个诗人的写作，不会说是我要为人民来歌唱、我要为祖国来写作，这样的话就把诗歌给看小了，也会把文学看小。”莫言认为，站在人的角度上的写作，毫无疑问是小说家和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必须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旦诗歌、小说具体到跟意识形态等量齐观一样高的层面上，我想这种艺术就失去了它超脱于现实的意义。所以好的诗歌应该是超越时空的。” （其实，优秀的博文也往往超越意识形态，能够超越时空） □谈作品的翻译写作时不要去考虑翻译在谈及作品的翻译时，莫言幽默地说：“我特别钦佩懂外语的人，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时没有考虑过我的作品要翻译成外文，那时我所面对的就是中国读者。”莫言分析说中国的诗人很少有能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很多作者在面对翻译的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他甚至称在选择翻译家的时候是撞大运。莫言称中国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的关注，所以作品的翻译是整个作家人群面对的一个问题。莫言提出“写作的时候就应该忘掉翻译，痛快淋漓地表达内心的想法，不能够为了方便翻译而减低对语言的追求，这样的损失是巨大的，不值得的。”同时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高明的翻译家无论多难的作品也会翻译得很好。而同时身为翻译家的阿多尼斯则从更加专业的角度分析了作品的翻译问题。他说：“文学作品中，诗歌的翻译相对于小说更难。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诗歌的翻译者要破坏原有的结构去建立一种相似的结构，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意味着叛逆，为了忠实原则而叛逆。诗歌的翻译者必须是诗人，但是小说的翻译者不一定是小说家。” □谈文化思想者权势者必然存在矛盾中国和阿拉伯民族有近似的文化背景和近代的命运，不但有古老的东方的久远的文化，还有被殖民的近代历史。这一点体现在文学上会有什么相似处？两位作家也说出了他们的观点。阿多尼斯用穆罕默德的一句话“知识虽然远在中国，也当求之”，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总结说：“对于阿拉伯的诗歌，我了解一个情况，阿拉伯古代诗歌没有一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是所谓的讴歌人民，相反，阿拉伯大诗人对于我们所称的人民持批判的态度，也可以说批判人民体现了阿拉伯诗歌有史以来的特点，不知道中国诗歌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莫言说：“创作者和权势的较量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方面，但是不能代表整个历史的全部，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非常复杂、立体，伟大的思想家不屑于跟他们斗争。我们看到每个时代，权势者总是和思想者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每个朝代都没法改变的。当然把历史简化成单线条或者简单的表述是难以概括的。” （如果与权势者总是保持一致，就不配称之为思想者。当代中国多的是做阐释工作的理论家，而缺乏特立独行的思想家。）阿翁未停止质问与思考活动当天，已入耄耋之年的阿多尼斯身穿粉色衬衣，眼神中充满了活力，双手一直配合着他的讲话比划着，他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老人的睿智、生命的思考、人性的经验，还有可贵的精神活力。从阿多尼斯的发言中，我能感觉到这位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质问和思考，这也许才是一位诗人的状态。; 个人分类: 读书|224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到底有没有思想家: 热度 11 fanxiaoyingz 2013-4-20 11:03; 中国到底有没有思想家我一直在问自己：“樊晓英是不是思想家？”，“思想家有没有标准？”，“思想者和思想家有什么区别？”。在网上，平民和专家也许可以平等地交流，你不同意我的意见你可以不理我，你认为我可以你可以加我为好友，我们可以深入交谈。你摆专家架子想高高在上教训我，我可以不理你。——所以这样的环境为民间真正的思想家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没有人为的或者官僚的评价体系来干扰，来抹杀，很客观。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看达尔文的书，喜欢看恩格斯的书，那耽误了我不少时间——在那个高考决定一切的日子里，真是浪费了青春。可是我不后悔，到现在我才明白，我真正想当的是一名思想家，所以我当年才希望和马克思有相似之处。时间真快，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思想家是能够自我认知的吗？这是我的有关思想家的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是思想家，那么我的身上表现出了什么样的思想家必要的特点和性格？第一，思想家有超然的心态。什么是超然的心态？就是能够随遇而安，不为生活的杂碎事情所困扰，不因为自己的困难和苦难或者别的而放弃思考，不为自己从事的事业而干扰兴趣和思维，就是说职业、境遇、贫富和社会地位都不能严重影响思想。我有没有这种品格，我认为是有的，我的事业是林业，可我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对自然的思考，多少年来一直如此，成为不屈的灵魂。第二，思想家必须有很强的发散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后两个是思想者必备的能力。发散思维能够联系到许许多多的现象，能够从中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找到事务的本质。而不能发散思维的人应该是专家。第三，思想家考虑问题应该特别的客观，但是不一定公正，体现出多样性，同时能够抓住实质。能够在很高的层次上，很新颖的角度，很深的深度，普遍的联系点上找到思想的火花。第四，思想家必须有着广泛的浓厚的兴趣，和持续的思考热情。只有这样思考才有结果，也才能更广泛，更正确。第五，思想家的思考结果应该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特定点，不是一个片面。当然必须有这个系统的中心点、重点和着眼点。第六，思想家思考的结果不一定是真理，但是绝对有其新颖性、独创性，预见性。第七，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首先是一个思想家。他必须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很敏感，很能够归纳，这样才能从社会中看出社会的疾病，医治社会的手段。第八，思想家既要能够有效地吸取别人的学问营养，又能能够保持自己思维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排除其他专家的干扰，形成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所以，他们能在书本上学习，又排斥书本知识，又有能耐在社会上学习和感知，从而贯通社会，找出社会的症结。我很崇拜马克思的作品，但是我认为应该首先去感知社会问题，有所感知和结论，然后才去学习马克思的作品，两项比照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结论，所以一直以来我在思考着许多社会现象，思考着和马克思同样的问题，却没有急于去读懂马克思的原著。思想家的作品应该具备八个特性：“层次性，客观性，广泛性，系统性、新颖性、独创性，预见性、全面性”。思想家的性格素质应该具有超然心态、理智思考、发散辩证、逻辑性强、兴趣广泛而浓厚等特点。用以上标准来考察一下，中国有没有思想家？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专家和思考者，却缺乏思想家。因为许多人的文章缺乏层次性，客观性，广泛性，系统性、新颖性、独创性，预见性、全面性。所以，我很鄙视很多博文作者，因为他们只是思想者，而不是思想家，当然专家除外，因为他们的文章总是缺乏上述“八个性状”的两三个。在古代中国，奴隶社会末期是中国思想家活跃的时代，一个思想大发展的时代。有好多文明和璀璨思想发源在那个时代——百家争鸣时代。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虽然可能出现过几个杰出的思想家，象王充、慧能、范缜、朱熹、王守仁、，但是总的框架没有突破——导致中国文明逐渐衰弱，文明失去了方向。到了近代，出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开始反思封建社会，有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龚自珍、魏源等，逐渐出现爆发的态势，到了清朝末期果然出现了总爆发，出现了梁启超、严复、孙中山、李大钊等，而真正达到质变的思想家只有毛泽东，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政治家中几乎没有思想家。而当代思想家在我看来的确没有几个，为什么？从建国思想治国思想上一直是左右摇摆，从社会的变迁上一直停滞不前，这怎么能够说明有思想家呢？当然，在经济领域的确活跃着一批思想家。当代网络的普及让广大人民获得了新思想的有效途径，也有了自己思想的表达途径。所以当代中国有了思想家表现的舞台，有了被人民群众知晓和评价的途径。在网上，根据我的阅读，我比较认可和佩服这样几个思想家：第一个是郎咸平，他的视野广泛，观点独特，自成体系。这个人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具有十分的敏感性，不但具有诊断性，同时更有预见性。他提出的“固化社会”“产业链六个环节”等思想甚合我心。第二个是宋鸿兵。这个人对金融战争提出了系统的深刻的思想，从另外一个视野看世界，增强了人们的警惕性，唤醒了人们经济领域的麻痹。第三个是温铁军。我很佩服这个人，这个人把建国以后的经济事件和政治事件以及其理智的视野去研究，得到了很多有用的结论。他不唯书不唯上，使我很受启发。也许象李敖、张宏良、何新、叶檀等也算思想家，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的思想要么不够独特，要么不够公正，要么不够系统等等，所以还算不得思想家，算一个思想者吧，当然是不错的思想者。任何社会杰出的思想家都是很少的，远比专家少，但是社会上的思想者确实很多。思想者多了才会出思想家，思想家多了才会有集大成者的伟大思想家出现，网络的出现为思想家的脱颖而出提供了绝好的条件，思想家不再被埋没。中国目前迫切地呼唤伟大思想家再次出现，但是人们认识他吗？中国人的媚俗心态和中国人的草食性决定了，中国人很难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人！思想家其实不仅仅有社会思想家，而且在一个大的研究领域应该而且具有大思想家。例如在牛顿、爱因斯坦、霍金、卢瑟福都是物理届的大思想家；达尔文、拉马克、林奈等是生物界的大思想家；黑格尔、尼采、康德、伏尔泰、亚当等社会经济的思想家；还有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大思想家。总之，思想家是分门别类的，一个人相当思想家应该有个定位才好。中国目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还是民族社会上，还是文化上都呼唤思想家出现，积累了太多的问题使人民迷惑！我在故我思，我思所以忧！; 3374 次阅读|20 个评论

[转载]杨福家院士：年轻人怎样成长: liyibo666 2013-1-28 21:51; 杨福家院士：年轻人怎样成长思想者小传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核物理学家。 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3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Chancellor），也是出任英国著名院校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代表著作有《原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等。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各位青年朋友们交流些看法。关于科学，有一种说法我非常赞成——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我查了下《大英百科全书》，其中对文化的定义很清楚：人类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整体。这三点都与科学有关。中国的《辞海》对文化有广义的定义，也有狭义的定义，意思都差不多。但是我今天不想从理论到理论地讨论定义，我想用一些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我心目中的好大学可以说， “美丽心灵”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大学称不上是一流的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有一组雕塑，是一群没有头的人，其寓意是：希望从学校毕业后，不要成为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首先，我来讲讲我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哈佛大学，但知道普林斯顿大学的却不太多。美国大学的排名有很多种，最权威的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 S.News WorldReport）的排名，分5个评价指标，学术研究、雇主评价、师生比例、国际学院、国际学生。其中从研究型大学的角度排名的话，十有八九都是普林斯顿位列第一，第二名一般是哈佛，第三名比较固定，是耶鲁大学。 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了一个世界大学排名，它主要是对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进行排名，根据家长、社会对学生的综合评价等评下来，普林斯顿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但是今年普林斯顿得了第一名。所以，我说普林斯顿大学既是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又是最好的博雅大学。第一句话大家能理解，第二句话可能有人就有疑问了。博雅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区别在哪里呢？ “博 ”就是指广博的知识， “雅”是指有比较高的素养、品质。普林斯顿大学称得上是博雅大学，而哈佛不是。因为哈佛除了本科生之外它还有专业的学院，普林斯顿只有一个研究生院，统管数理物化生，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没有一个特定的职业方向的。我在英国呆了12 年，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学校专业分得很细。英国现在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但要改是很难的。我做复旦大学校长第一年，有新生家长来找我说：我儿子明明要读国际经济，你怎么给他分到经济系去啦！愤愤不平。但是没有经济哪来的国际经济？这种趋向现在有所改善，但我感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普林斯顿大学最好的旅馆并不大，只能称作 “Inn”，也不是五星级，但充满了文化的气息。普林斯顿大学强在哪里？我举几个例子。它拿了将近30个诺贝尔奖，其中三分之二是物理诺贝尔奖，还有菲尔茨奖，它堪称数学诺贝尔奖，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大概有50个人拿到这个奖，其中一半是美国人，普林斯顿就占了四分之一。除了物理和数学是强项，它在文科方面，比如对俄罗斯的研究也是很有特色的。但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如果用我们国家的某些排名指标来评价的话，它是上不了前榜的。比如我们很看重的在《科学》和《自然》上所发的文章数，但普林斯顿的强项数学和物理的主要文章，并不在这两个期刊上发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位获得菲尔茨特别奖的教授叫安德鲁·怀尔斯（AndrewWiles），他从剑桥研究生毕业以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之后大约有8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更奇怪的是，这8年里，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学校、院系领导也都不过问，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这就是信任。怀尔斯最后解决了数学史上困扰了350年的难题——费马大定理。这样的学校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有一位教授 WendelinWelner，校长允许他七年潜心研究；美国康奈尔大学物理系教授Icenneth CeddesWil－son，也是好几年没有文章，但是校长很英明，不为难他，结果1982年他拿了诺贝尔奖，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这说明，有没有一个能让学者安心做研究的环境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你论文发表数量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普林斯顿还有一位伟大的人物——约翰·纳什（ John Nash），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本来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数学的，后来患了精神病，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把他请来，让他在学校里呆了30年，保留他的办公室，待遇不变，在各方面的关心下，他最终康复，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故事后来拍成了电影《美丽心灵》，还得了奥斯卡奖。可以说， “美丽心灵”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大学称不上是一流的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有一组雕塑，是一群没有头的人，其寓意是：希望从学校毕业后，不要成为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接下来我们讲讲哈佛。哈佛的校门很小，其中有一扇很小的校门上，镌刻的字很有文化内涵：校门的正面刻着Enter to grow in wisdom （入门以增长智慧），反面刻着 Depart to betterserve thy country and thy kind （离开以更好地回报祖国与社会）。这也是一种大学的精神。哈佛大学还有一个标志性的雕塑，是一位脚着金靴坐着的绅士，铭牌上显示 “此人叫约翰·哈佛（JohnHarvard） ,他在1938年创立了哈佛大学”。这个雕塑是哈佛有名的 “谎言塑像”，为什么说它是 “谎言”呢？第一，这个雕塑不是根据哈佛本人的相片所制；第二，哈佛大学是在1936年成立的；第三，约翰·哈佛也不是创始人，他只是在1938年把自己遗产的很大一部分捐给了学校，所以学校委员会决定以他的名字作为校名。人们不禁要问，既然错了为什么还不更正这个雕塑的铭牌内容呢？学校的回答是：质疑的精神是哈佛一向秉持的， “谎言塑像”提醒哈佛人，永远不要迷信传说中的权威，而要努力追求自己坚信的真理。再来说一下 “老三”——耶鲁大学。耶鲁全部的学生加起来大概是5300名大学生、 2500名研究生，再加上其他专业的学生，总计11000多。美国所有顶尖大学的人数是没有超过20000人的。在美国，每所大学的使命都不同，耶鲁大学的使命是：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领袖。迄今为止它培养了五位美国总统， 533位国会议员，还有很多大学的知名校长也是耶鲁出身。这样一所学校，它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耶鲁的校园里伫立着一尊美国民族英雄、耶鲁校友内森·黑尔的雕像，底座上镌刻着黑尔的一句名言： “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4月访问耶鲁大学并发表演讲时，也特地提到了这位耶鲁的杰出校友。耶鲁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还在于，它在184年前就把大学的理念讲得清清楚楚，这就是1828年的《耶鲁报告》，这个报告值得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去读一读。报告提倡：大学教育应该是完整的教育，大学毕业生应该是接受全面教育的人。其间还详细讲到，学校给本科生所设计的课程并不包含专业的学习，耶鲁大学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传授特定的知识，而是传授所有专业都需要的专业课程。这其实就是“博雅”的一种想法。报告中说，任何学科对于专业技能都有帮助，各个学科之间都是相互映照的。一个人难道除了以职业谋生就没有其他追求了吗？难道他对他的家庭、对其他公民、对他的国家就没有责任了吗？承担这些责任需要各种深刻的知识素养，我们培养的人不仅要在专业上非常出色，而且要具备全面知识和高尚品德，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领军人才，并在各方面有益于社会，他的品质使他在社会的各阶层都能散布知识之光。与大家共勉的几句话希望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快活快活再快活，快活能够导向人生的辉煌，但是自己快活还要使他人快活，这样你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记住一个字：China，不要忘记我们有这么一个古老的祖国，要多考虑怎么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可能也有人会说，一所培养领袖的综合性大学，当然要把素质教育（政治）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以科技著称的斯坦福大学是怎么教育学生的？有一位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裔科学家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信，他说斯坦福大学是一所信奉素质教育的大学，刚进大学前两年是不分专业的，所有本科生不管你喜欢什么都要选修一门为期一年的基础课——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在这门课上，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经典，如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等，还要学习东方文化的代表著作，如孔子和孟子等。课程的中心就是围绕 “人何以为人”这个主题展开的，无论学生将来选择什么专业都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一提到素质教育，就不是很听得进，其实他们完全误解了这个词的含义。事实上，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学都讲素质教育，都把育人放在首位。之所以设置这些基础课程，其目的就是教育学生 “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也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要抓住机遇。李政道先生80岁的时候出过一套书，其中第一本书的首页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或许是最重要的，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是最难驾驭的。大家知道，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者法拉第，他是靠自学成才的。法拉第小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到一个书店给人当学徒，这个工作使他有机会读到许多科学书籍。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著名科学家戴维（SirHumphryDavy）要来做演讲的公告，他就去听了。听完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戴维，谈了自己的体会。戴维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了不起，于是把他请到自己的实验室做助手。法拉第抓住了这个机遇，在科学研究领域大展身手。戴维在临终之前说，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法拉第！这说明发现人才是多么重要，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法拉第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今天你们面前的机会就比我们年轻时代要多得多，问题是你能不能把它给抓住了。我要送给大家的第三句话是：要文理兼学。年轻人如果能做到文理结合，拥有广阔的知识背景，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充实，你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今天的世界。古语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古典的诗文充满了人文情怀和道德的教育，科学与科学史中也充满了做人的道理，长期浸润其中会受到良好的影响。有一位科学家，他大学本科是学历史的，但是后来拿了诺贝尔数学奖。有人觉得很奇怪，历史和数学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历史并不只是背背书那么简单，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批判性的阅读。历史上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你有自己的判断，需要有批判性的精神，这一点与数学有共通之处，因为数学最讲究的就是逻辑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美国的大法官都是历史系出身的，因为做法官也要有批判性。还有一位科学家，本科硕士学的英国语言文学，最后却成了1989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这其实就是斯坦福大学所强调的：没有专业之别。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英文叫LiberalArts College，很多人把它翻译为 “文理学院”，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 “博雅学院”，还是强调做人第一。我今年4月份和几位朋友去美国，访问了威廉姆斯学院，这个学校位于波士顿东北200公里左右的地方，它在很多排名上都是第一名，那么它到底厉害在哪里？访问过程中有一件事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总说，看一个学校好不好就看它是不是关心学生，是不是把学生需求放在第一位。这话大家都会说，关键是看你怎么做。威廉姆斯学院一位教师发现，有一个学生在数学物理化学上很有天分，实验也做得非常漂亮，但是他却拼命选修法律的课程，于是就找他谈话了。学生说，我的学费4万多美元，都是家长借的，家里希望我能找一个容易赚钱的工作来还债，所以才拼命学法律。教师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校长，结果校长做出一个决定，所有学费全部还给那个学生，而且从现在开始不要交一分钱。我听了之后非常惊讶。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学生，把学生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我们现在都非常强调素质教育，真正进行素质教育是要有具体措施的，一方面师生之间要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学生能够近距离接受名师的教诲；另一方面还要有非常丰富的第二课堂，鼓励学生相互讨论相互质疑。可以说，世界上最杰出的本科学校都是贯彻博雅教育的。所以接下来，就是我想跟大家共勉的第四句话：要有质疑的精神。现在创新二字我们谈得非常多，创新的关键就看你能不能提问题，能不能质疑。复旦的校训是两句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李政道说他最欣赏每句话的第二个字——“学”和 “问”，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回答问题。有一句话叫做：创新植根于讨论，创造源于讨论。大家知道，在梵蒂冈有一幅拉斐尔所作的壁画《雅典学派》，描绘的是一群智者争论不休的场面，画面中心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之间争得面红耳赤。讨论，这是创新的开始。老师是老师，但是老师不一定代表真理。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哈佛早期的校训就是 “真理（Veritas）”。我要跟大家共勉的第五句话是：育人第一。我理解共青团是一个青年人的组织，也是一个育人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不只是培养几个干部，而是通过这些干部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以，我希望学校能真正把培养年轻人作为第一任务，育人第一。我们来看看著名的剑桥大学是怎么做的。首要的一条，设立住宿学院。这个住宿学院和我们普通的住宿学院不同，他们的辅导员都是些 “又高又大”的人物。为什么说 “又高又大”呢？因为他们中有诺奖获得者、英国科学院院长、各大学院的院长等等。这才是真正下本钱的育人第一。我曾经问过耶鲁大学的校长，耶鲁的王牌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讲是医学院或者法学院，不是的，他说住宿学院是我的王牌。我又问，你手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他说都是校友捐的，因为他们感到这个学校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大学在本质上必须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如果不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它是无法生存的。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碰到一位讲座教授（Lecture Professor），我问他给学生讲不讲课，他很奇怪地说，我这个讲座教授是终身的，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要讲课。我记得我进复旦读书的时候，都是一流的教授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年，是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兼系主任王福山给我们上普通物理；第二年，是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一级教授周同庆给我们上课。那时候，这些赫赫有名的大教授都是非常关心学生成长的。我觉得，大学现有制度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改进的。说到底，我希望大家 “快活与辉煌”，这四个字是最近伦敦奥运会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讲话的主题Happy and Glorious。我希望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快活快活再快活，快活能够导向人生的辉煌，但是自己快活还要使他人快活，这样你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记住一个字： Chi－na，不要忘记我们有这么一个古老的祖国，要多考虑怎么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我把这个词的每个字母拆开： C就是Citizen，一个大学是要培养优秀公民的；H是Honesty，如何重树诚信，是当前非常关键的； I就是 “我”的意思，要善于发现自我，温家宝总理在两年前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到，要知道自己的火种在哪里，点燃自己的火种你就会有所成就； N是Never give up，面对困难，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最后一个A是Ability，人不仅要有学习的能力、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有与人相处的能力。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出自大文豪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年轻人要在艰苦的环境下锻炼，一定会有更多的成就。（这是 “2012上海共青团理论宣讲活动”之一，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671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们都是“思想者”——答杨明华君: hcrm 2012-6-18 11:11; 杨明华君两次在我文章后留言，第一次说：“你很有思想，我几乎认同你的绝大部分观点，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论述里经常阐述的观点。”第二次说：“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者！我看过你的许多文章，我们的许多观点出奇地一致。” 其实，早在第一次他就批评过我，说：“你很不注意来往，这样，你的影响力将减低8成左右。明华历来直率，如果反感，请删除！”我告诉他，我从来不删除读者的批评意见，除非是谩骂。作为一次礼尚往来，我今天写这篇文章。而事实上，此类文字我不止一次写过。当然，我也明白杨明华君的意思，他希望我多与读者交流，特别是也在写博客的朋友。至于他所说的“影响力”，我想不是由我能左右的，毕竟还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即文化的多元化趋势。我多次讲过，写作只是我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与农民耕田和工人做工没什么区别。我不是鲁迅，也不是韩寒，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思想者。如果人们都想思考问题，我相信他们比我想的会更深入，或许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人说我太“自我”了，不能聆听他人的意见，这也是杨明华君的意思。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任何解释都会被理解为辩解。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如若不是，你就得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人们习惯的表达方式，接受他们与你不一样的想法，还有放弃你坚守的信念。或许有人会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只要求你听听我们的意见。是啊，也许是我多虑了，可是为什么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呢？在博客中国的一遍谩骂声之中，有一位匿名读者留言：“ 才子的思想是睿智的，超前的，一般人难以理解。 ”我理解一些读者对我文章的反应，他们总想听到他们想听的话，想通过发泄的方式来表达，譬如顾晓军及其主义，是病态的话语和思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的逻辑思维是混乱的，如果给一件寻常的事他们去做，或者说让他们去化解一起寻常的矛盾，他们便不会让你我来评说了。时下有这样思维的人，其实已不占少数，他们确乎习惯成自然，能够看到别人的不足，却检查不出自己的缺点。而对于不同的意见，他们表现出极度地没有耐心，绝对地抵抗到底，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或者与自己一样的人。我们能够依照这种思维行事吗？当然不能，可是我也不想过多与之争论，所以往往会写出一个系列出来，譬如共产主义、知识青年，等等。我从不认为我写的是真理，我只是站在自己的方位思考，给事物发展提供不同的思想维度，而我又十分尊重他人的思索。我不能用自己的文章来影响什么，毕竟那都是“纸上谈兵”，与实际战场的情形相去甚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秉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希望自己思考问题时，能够兼顾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2012年6月18日; 个人分类: 科学论剑|185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来临: oylb 2012-4-16 12:54; 以下内容转自中国青年报与sina网页 http://news.sina.com.cn/c/2012-04-16/041124276956.shtml（个人观点：这些内容在科研领域可供借鉴）：　深化改革系列谈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攻坚期” 　　——访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　　本报记者聂北茵　　本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这个词贯穿始终，据有心人统计，一共出现过70次。人们还注意到，5年来，“政府改革”这一关键词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在任期最后一次的中外记者会上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更直言：“目前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　　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入攻坚期”，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怎样的变化？步入攻坚克难时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之时，如何力争有所新突破？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么？日前带着读者的这些疑问，《思想者》专程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合理选择　　《思想者》：您认为，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入攻坚期”，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怎样的变化？步入攻坚克难时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时，如何能有新突破？　　吴忠民：我认为，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的改革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上已经来临。　　《思想者》：您说的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已经来临，这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结束吗？您如何评价“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阶段？　　吴忠民：从改革总的进程来看，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型改革模式。其主要特征在于：改革进程由政府主导和推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循序渐进，温和推进，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不断扩大新因素的增量，逐渐以新代旧。而“摸着石头过河”则是其中的一种。　　我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中国在改革初期的一种合理选择。　　第一，改革初期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大。由于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边干边总结的做法；是一种通过不断“试错”以求“少错”的做法。　　第二，改革初期具有相对主动性。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十分清晰，只要是想改革，除了少数当时看来是“禁区”的领域，可以在诸多的领域、诸多事情不同的方面进行相对主动的选择。　　第三，改革初期的阻力相对较小。“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在改革初期，参与改革者几乎全部都是受益者。因而容易得到改革参与者的积极认同，并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于是，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一种成功的改革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益处之一，就是稳健和安全。而稳健和安全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国的体量巨大，一旦出现“翻船”的情形，其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由于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所以中国得到了平稳和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应运而生　　《思想者》：既然“摸着石头过河”安全稳妥，为什么您又认为，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上已经来临？　　吴忠民：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毕竟是一个阶段性的改革模式，改革如果一直停留于“摸着石头过河”做法的话，其自身所含有的一些不足之处便会逐渐显现出来，并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日益明显的负面影响。　　《思想者》：具体而言呢？　　吴忠民：历史地看，“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模式的不足主要有三个：一是缺乏前瞻性，顶层设计不够；二是缺乏系统性，改革政策的整体化配套不够；三是由于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因而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将难题往后推延。显然，在新的愈益复杂的时代条件下，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不仅难以有效应对已有的社会矛盾问题，而且还容易积累大量新问题、新矛盾。　　中国现在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最为主要的时代特征就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期；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客观上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是自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空前多的一个时期。这一点，大多数人都会有共同的感受。　　《思想者》：您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影响到整个全局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吴忠民：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在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从而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某个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　　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度扩张。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现在只能说是开始不久，远没有到达峰值。比如，从影响面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由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以及由对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其中，劳资纠纷的数量迅速上升。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　　所以，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上已经来临。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过渡性　　《思想者》：您说的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是指近年来，许多改革就是在社会矛盾倒逼的情形下得以推动进行的吗？　　吴忠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些具体的事实：比如，劳资矛盾的凸显引发政府及社会对劳动政策的关注，使劳动政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如“体面劳动”的倡导、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的解决、工会功能的激活、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集体协议方式的倡导等等。比如，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引发政府重视收入分配政策；屡屡发生的矿难事件引发整个社会对安全政策的重视；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网民的不满，进而推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政策的反思和改善；动车事故事件引发政府对公共投资政策以及安全政策的反思和改善；网民对一些政府部门经费使用状况的抨击引发了政府“三公”经费逐渐公开；社会矛盾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社会管理等等。　　《思想者》：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与“摸着石头过河” 型改革相比，有哪些明显不同的特征？　　吴忠民：第一，改革共识形成的难度较大。在中国现阶段，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要进行全方位调整，社会各个群体的经济位置和社会位置要重新洗牌。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此群体的利益增进，往往意味着彼群体的利益损失，反之亦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各群体之间现在已经形成了某种非互惠互利的局面，以往的那种参与改革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第二，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大。不能否认的是，在改革进程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或者是占据了明显优势社会经济位置，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虽然一些人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具有公正合理性，但同时还有一些人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则不具有公正合理性。比如，有些垄断性行业通过控制上游产品的来源，同时又垄断下游产品的定价权而获得了暴利。这一切，无疑增大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改革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小。在中国现阶段，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所造成的广泛压力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对于改革失误的包容空间大幅度缩小。尤其是允许政策试错的空间在缩小。政策一旦有误，很快就会形成直接的现实负面影响，进而使得相关的社会群体产生不满。　　整体化推动型改革呼之欲出　　《思想者》：能不能这样说，正是因为在社会矛盾倒逼情形下的改革步履维艰，所以从中央高层到专家学者都在强调中国改革步入了攻坚克难的时期？那么，步入攻坚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之时，怎样才能力争有新突破？　　吴忠民：简而言之，那就是：借助于社会矛盾的倒逼，要变被动为主动。即要以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具体来说，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要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应当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安排。真正的社会公正，不应只是对哪个特定群体有利，而是应当对所有群体都有利，即：不仅要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且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所以，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能够为社会各个群体所接受，因而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一个周全、长远的改革任务时间表。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顶层设计，那只能是空中楼阁。顶层设计需要落实而变为具体的改革任务。　　第二，把握住改革的主动权。在改革过程中，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具有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改革的主动性既来自对现实状况的清醒判断，也来自责任和勇气。改革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是历史潮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所在。开弓没有回头箭。正如温总理指出的那样，“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二是要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主动的改革。宏观层面上的改革如果没有实际行动的话，如果不在规范公权、理顺利益格局、治理行业垄断、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改善民生、藏富于民等大的事情上进行改革，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拘泥于微观层面的改革，那么改革就不可能前行。　　第三，注重连带性的改革策略。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同时也需要智慧。应当看到，只要立意改革，并积极寻找方法进行改革，那么方法比困难多。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以解决某个具体的社会矛盾问题为契机，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如此，不仅可以相对有效地减缓改革阻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扩大改革成果，取得连带性的、事半功倍的改革效应。　　《思想者》：您认为，步入攻坚期的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么？　　吴忠民：我认为，努力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和建立完善的现代法律制度，是中国改革攻坚克难期的两个最为有效的突破口。对民生基本状况的改善，有助于使民众对改革形成一种积极认同的态度，有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进而有助于改革进程顺利推进。而以建立完善的法治为契机，不仅有助于确立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秩序，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章可循，使改革和发展得以有序推进，同时可以有效维护公众的基本权利，有效防止公权的扩张，有效解决既得利益群体问题，进而有效减小改革的阻力。因为在中国，只要下决心推进法治建设，维护并遵守法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敢藐视和挑战法律的权威性。; 1797 次阅读|0 个评论

思想者的泥沼！: duke01361 2012-3-6 18:14; 思想者的泥沼！不想把思想扼杀的摇篮，只想把你这样的特立独行者驱逐出境！你想相濡以沫？还是相望江湖？独立的思想者在中国灭绝在“焚书坑儒”的大秦！思想的“大一统”和外面的“思想自由”一个是“寂静的春天”一个是“百花争艳”的春天！; 个人分类: My Ideas|2187 次阅读|0 个评论

浪漫的骑士——王小波: 热度 3 skdhf 2011-12-25 22:12; “在我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的骑士，一位行吟的诗人，一位自由思想者”——李银河 “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王小波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知道王小波，开始看他写的东西，看过之后感觉我就是王小波，只是没有他的才气和勇气。喜欢他只是觉得他的思想较“亲民”，是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或多或少迸发过的。伴着他的作品我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畅游完了大学，期间也把王朔的全集通读了一遍，读之前觉得他们俩的风格相似，那时候自己也的确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崇拜他们的调侃精神和特立独行。但看过以后却发现他们俩还是不一样，王朔写的东西看着过瘾，看过之后也就不了了知，但被王小波调侃后却会产生若有所思的感觉，也许这就是娱乐和文学的区别。大学被他们这些人影响的不浅，毕业时班主任都忠告我以后遇事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即使自己是对的也要有所收敛，否则吃亏的是自己。对于班主任的忠告我当时除了心存感激并没有放在心上。带着王小波的精神我到了研究生阶段，没想到研究生刚开始这种精神就害了我，果然被班主任说对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大学老师对我是那么宽容。其实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没有按着导师的想法去做而已。这也算是我人生的另一堂课，让我认清了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低头。从那以后我只有心里面还残存一些王小波的影子，开始听老师的话，为了不伤害自己和别人而变得圆滑。再过几年也许影子也会消失，甚至会觉得他不值得当初的执着。青春就是这样渐行渐远。; 2998 次阅读|5 个评论

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拜读弘一法师佛偈《咏菊》感怀: 热度 3 pww1380 2011-11-24 15:35; 信息文明之光（16）：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 拜读弘一法师佛偈《咏菊》感怀杨文祥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我拜读了弘一法师李叔同写的一个佛偈——《咏菊》。这个佛偈是他在 1935 年秋离开净峰寺时写下的。此偈全文如下：我来为植种，我去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尤其是一位学者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 / 她是否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在我看来，是否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其判断与评价标准就是：在其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他孜孜以求的是自己一时一世的功名利禄，还是为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宝库增添新的精神与思想内涵；是仅仅享受和消耗了前人和他人所创造的精神 - 物质财富和相应的资源，还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中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深化与发展，充实与拓展人类的普遍价值与共同价值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探索。对于前者，我只能对一个生命对其个体的人生定位与价值取舍予以尊重。而对于后者，我将引以为同道。今天，我们在这里播种下一粒文明的种子——具有当今时代历史高度的文明之种——信息文明的种子，日日浇灌，辛勤耕耘，并非期期以待朝种夕收之实效，而在于秉持弘一大师“ 我来为植种，我去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的这种无量志趣。; 个人分类: 信息文明之光：晓星熹微 (Twilight Star )|11441 次阅读|12 个评论

[转载]作为思想者的钱学森: 热度 1 whyhoo 2011-11-20 10:33; 钱学森晚年曾说：“其实，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而我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科学而民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基本理念和战略思考）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在钱学森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除了缅怀他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外，我们不应忘记他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编者　　钱学森一直鼓励“世界社会形态”的研究　　钱学森认为：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一定要站得高，望得远，有预见，时刻注意未来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当今世界虽以和平、发展为主流，但斗争十分激烈，局部战争不断，世界的科技战、智力战、人才战以及能源争夺战日益尖锐、复杂；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现在和今后的市场经济是世界市场经济”，而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必然要求“世界社会形态”的出现。　　如今，世界已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社会，哪个国家也不可能完全闭关自守，目前世界一体又多极分割，正在开始形成包括不同国家政体、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意识形态为主导、打破地区界限又相互融合的“世界社会形态”，它将为实现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走向世界大同，奠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基础。　　因此，谁也不能闭关锁国，完全孤立在这个世界之外，中国必须打开国门，放眼世界，坚持改革开放，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各国交往，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所以钱学森一直鼓励我们关注“世界社会形态”的研究，并以之作为中国基本国策的出发点。至于如何研究和掌握“世界社会形态”，他设想：应该“从世界交往中的政治斗争入手，其它方面如经济、文化、科学研究等才能不迷失方向。”他还深为赞赏地回忆说，周恩来总理曾为之做出过很大贡献，邓小平同志是最早认识并竭力使中国融入“世界社会形态”的“开路先锋”。　　运用科学体系从整体上考虑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钱学森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强调，20世纪以来许多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现代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已发展成为严密的体系，这是个活的、不断发展的人类知识体系，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科学综合、新的科学观念的起点上。他认真总结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的成就与趋势，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状况，建立起一个开放复杂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亦可称之为人类知识体系。　　钱学森大胆提出，各门科学之间只是从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或看问题的角度之不同来加以区分的。人们的创造性成果往往出现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跨度越大，创新的程度也越大，要努力从整体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各学科的知识、智慧与体系外围的经验感受，团结协作、综合集成，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复杂性问题。坚决反对单干、反对孤立、静止、片面地去研究和处理复杂性问题。　　他说：“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他还语重心长地表示：“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 　　建立“总体设计部”，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钱学森汲取在航天系统设立“总体设计部”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很早就呼吁把这个“总体设计部”作为党、国家、军队、地方以及大的工程、企业等领导部门的决策咨询和参谋机构。　　早在1992年11月他就说：“中国正面临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我们已落后了上百年，要变成现代化的社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许多事情要与之配套赶上来，这就必须采取综合的发展治理和调整的措施，尽量减少混乱。这就是我提出总体设计部的重要性。”。　　他强调总体设计部应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总体设计师及各行各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际经验的有关科学技术（包括组织管理）专家组成，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和研讨厅体系（大成智慧工程）、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团结协作，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总体设计部”是系统工程的核心。“总体设计部”是实现“大成智慧工程”的集体，钱学森说：总体设计部“这是利用我们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思想，综合古今中外，上万亿个人类头脑的智慧！所以可以称之为‘大成智慧工程！’”“这是我们把毛主席的《实践论》和党的群众路线引入系统学了。”有了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就能在复杂的高速发展变化的环境中减少失误，从而使我们国家顺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大业，所以它是我们的“命根子”。　　“要发现真理，必须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国内外激烈斗争和社会上许多不如人意的现象，钱学森曾转向开展行为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以至世界）相互协调、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与发展规律，以便能够科学地进行调节与控制，使人们的行为能更有成效地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他提出把“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行为科学的哲学概括，认为教育、道德与法是行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他在反复思考中国的教育改革的同时，强调道德思想教育要与实行法制、法治共同作为社会调控系统，相辅相成。在对人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抓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从“人治”尽快过渡到“法治”，不搞“一言堂”。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官的权是为人民服务的职权。要关心人、尊重人，保障全体人民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坚决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建设安定团结、文明和谐的社会。要发扬人民民主，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勇于和一切不正确的社会思想倾向做斗争，既反对“全盘西化”，崇洋媚外，搞资本主义；也反对“复古”，“今不如昔”，搞封建主义。　　钱学森强调党和国家一定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他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不仅仅限于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而是把它作为科学而民主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他常说，民主集中制是普遍的人类经验和智慧的集中。要发现真理，必须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一个人的知识面是很有限的，要大家共同去探索，一个模糊的问题慢慢就会清楚了。贯彻民主集中制，涉及人才的发掘与智慧的涌现，更涉及大难题的解决，涉及整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以系统科学的观点准确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的四个领域　　钱学森以系统科学的观点准确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的四个领域（包括九个方面），即政治文明建设（民主建设、体制建设、法制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建设、人民体质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地理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政治文明建设，钱学森很早就提出来了，他深感在经济文明建设蓬勃发展之后，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尽快跟进，广泛开展民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证。这一建议后来为党中央所接受，中央并加上社会文明建设等多方面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的四个领域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早在1991年初，钱学森就说过：“协调发展是根本问题，要改革又要安定团结，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核心就是要从整体上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三个社会形态、三个文明建设加一个地理建设要协调，协调发展我们才无往而不胜。要站得高，看得远。”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与战略思考，是他的实践和贡献，也是他的希望和理想，是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wz/renw/201111/t20111114_123444.htm; 632 次阅读|1 个评论

智慧人生（二）：于细微处见真思: 热度 1 h123xq 2011-11-15 08:59; 纵观人类思想史，不乏气度恢弘的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渐长的原因，我却越来越偏爱那些喜欢在细微处较劲的思想者。记得“少年中国”，充满朝气，誓言改变世界。年少的我也曾暗下决心要改变世界。诚然，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丑恶、黑暗、腐朽，太多的麻木不仁让人气愤不已，正如鲁迅所描绘的“旁观者”的看热闹心态。自从近代以降，西方的船坚炮利让妄自尊大的国人忽然陷入自卑自贱的深渊。探索与救亡之中，缺乏一盏智慧的明灯。我们尝试过各种舶来的思想，我们做过各种努力，我们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和威胁。长久以来，我们都很着急。几千年的文明忽然变成昨日黄花，绝不是一句“失落”就可以从头开始的。“1+1=2”，可以那么简单吗？“非此即彼”的我们，是不是还缺点什么？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有“问题与主义”之争。从效率的角度来说，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一揽子问题，当然是求之不得。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文化或文明的断裂才是更大的问题。没有自信的民族只能是“人云亦云”，别人的药方如何能治我们的病根？失去的自信何时能够找回？抛开那些貌似有理，却又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之争不谈。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当务之急是具备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学会去利用才能变成自己的财富。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不管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儒教，重要的是细细研究我们的病灶。“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只要能够耐心的探究，广泛的讨论，充分的吸收和借鉴，病根总归能找到。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既缺乏“宽容”，又不够耐心，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些“不靠谱”的东西上面。只有醒悟过来，才有打破“铁屋”的希望。希望，还是希望，只能是存在于一点一滴的思考，一点一滴的行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简单的“拿来”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个人分类: 哲学片断|2535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danfoo 2011-11-14 09:29; 未来属于两种人：思想者和劳动者。by雨果; 21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初识周舵: fqng1008 2011-6-3 16:44; 认识周舵，是从陈子河的 “ 和网友讨论乌有之乡和自由派学者 ”（ 2011-05-25 15:16:53 发表于：博客中国），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说到知识分子，早年的我比较敬佩鲁迅、胡适、顾准，当代的王元化老先生，前两年鹤驾西归了，可惜，但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跟他齐名的李慎之，我一直认为他是浪得虚名，说是文人还可以，绝称不上思想家、学者，他的名声都是徐友渔、秦晖等自由知识分子捧臭脚出来的。还健在的，我喜欢周舵和何新，哈哈，一左一右。他们两个都有真才实学，而且不虚伪、不浮华，所有的思想都出自自心，而且都非常有现实感，无论他们的观点是来自左还是右，都有很高的实践性。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缺少的就是现实感，比如余杰的著作，除了几句自由、民主口号，我不知还有什么用处。L的文章我读了三大卷，电脑上，读过就读过了，没有任何引起我思考的东西，这跟我读鲁迅、王元化、周舵、何新等的巨大差别。” 周舵是谁？一个常年在网路中穿行的人怎么没有一点印象？我于是开始搜索他的经历，知道他与二十年前的那场风波有关，所有的经历都屏蔽了，一些相关的报道与屏蔽了。我只找到了下面三篇相关文章，算是对这个网络失踪者的一点弥补。在我读完这些文字之后，对周舵的初步印象是： 1. 一个率真的人：看到他对父母的描述，丝毫不“为亲者讳”（颇似老鬼的回忆录《我的母亲杨沫》），而完完全全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进行划时代的剖析，典型而诚恳。 2. 一个性情中人：从 bathball·巴思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周舵虽然批评了自己的父母也继承了他们的个性——自由而放荡，绝不为世俗所束缚，勇于自己的追求。 3. 一个独立思考的人：由陈子河的介绍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可以得知，“不虚伪、不浮华，所有的思想都出自自心，而且都非常有现实感”，这是不容易的，否则不会在网络中失踪。下面附录三篇文章，让我们慢慢去读他吧。附周舵：达夫不达　　我的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上叫做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则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形。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费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凭他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与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却没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倒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母亲说他不象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从小再三告诫我们远离政治。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神气，到了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极爱整洁。不过，我发现，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父亲的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费母怀孕时，医生让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点大雪山的灵气，出生不久，父亲的朋友顾铁鈇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回来一个外国娃娃。　　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父亲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也还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下多少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烧灶的烟痕。　　不久院系调整，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解释则是因为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但他老人家是个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父亲对学术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几篇象模象样的研究文章，后来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二字总挂在嘴边，看在三个儿女的分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奉劝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父亲最后采取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　　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　　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干出点名堂来了--教育部大学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单。　　文革大潮来了，父亲一看，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很快显露出来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单位（中央民族学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务嫌疑。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先给我打预防针，说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见他时情感要克制一点。也许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一露面，他嘴就没闭过一分钟，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　　母亲对他深恶痛绝，说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的黑山扈，那里半山坡有民院的一个供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虽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门窗都朽烂了。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山风呼啸，屋子里冷得象地狱。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　　于是我们被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他们在那间大屋子里加一堵墙，隔成两间。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母亲的单位）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预支了一点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爷儿俩一住就是五年。来源:《黑五类忆旧》第三期附周舵：我的左派妈妈是上吊自杀的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 “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附 bathball·巴思柏：当年最好的朋友周舵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　　“朋友”的含义，照一般国人的理解，就是自认为有权向你要求最惠国待遇的那些人。你对他不可以平等相待，不可以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要有特殊照顾，要给他某些特权，比如说，借给他的钱不及指望他会还；你的追忆录中不及包蕴他以为对他倒霉的、有损他光泽形象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都是确切不移的真相，也不行。总而言之，照中国人的见解，好友，便是自以为有权对你争执气的那些人。　　照我明白，追忆录的重要代价，就在于它的真实。不蓄谋地说谎，不有时地污蔑真相（人都有夸大对自己有利的真相，遮盖对自己倒霉的真相的潜认识），这远不算是到达了“真实”的要求。还要全面，要能反响事物的全貌。这就和好友要求最惠国报酬的主张生了根蒂的抵触。是要真实，仍旧要好友，你务必二者择一。并且，题目真正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这某一个被你追忆到的好友。你的其他好友都邑从你对付某个好友的行径中闻一知十，从中得出某种结论。显然，要真实的效果，是对你大大的倒霉。　　关于好友与追忆录，我的话就先说到这里。笃信读者们自会得出恰当的结论。　　正如本文标题所透露的，墨客多多曾经是我最好的好友。只然而，我刚领会他的谁人时刻，他既不叫多多，也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他会成为墨客。“最好的好友”的断言也是他下的，而且向众人广为引见。乃至，他的第一本诗集（用俊俏的钢笔字抄在一个像这日我们多见的贵客具名簿那么大的紫色封皮的硬皮本上）便是题献给我的，用榜样的墨客热情洋溢的诗意语言，宣称是“献给圣者周舵”。我推想，他厥后多数会为他这份热情懊悔不已。　　1969年一个晴暖的冬日。这个阳光亮媚的冬日至今如一帧照片明确地刻印在我的印象里——大略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我们赵庄子知青点的小厨房里忙着什么无关重要的琐事。其他知青都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我没有去，因为忘记了，倒如同蓄志留住来要迎接他似的。一位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从门外安然走进，自我引见是大淀头（离赵庄子十几里水路的一个村落）的北京知青，叫栗世征，“西木栗，寰宇的世，征服的征”，我听了一笑，心想这名字够狂的。栗世征穿一身干称身的旧戎衣（这是当年干部子弟盛行的装扮），眉清目秀，运动步履大方，言论得体，老练得与他的年龄绝不相称。要想不喜爱当年这位英气逼人的超群小伙恐怕不简单做到 ——大概家妹例外。初识之下，她就说他未免太老练油滑。女人自有她们的慧眼和私见。　　当时我方才从自惹的一个大繁难中脱身，坐了整整半年 186天的冤狱，从云南方境上的开远难民营辗转押送回安新县，遍尝了各色关押人犯地址的滋味——从难民营、把守所、学习班到省缧绁——最终以“无证明流窜”的罪名“教诲开释”。这对我真是趁火打劫。当时我怙恃以“特嫌”罪名双双人狱，我和弟妹三人一年多没有分文收入，除变卖产业外，多亏高中同砚谭甫成慷慨相助，才坚持到上山下乡的所谓“结业分派”，于是我和妹妹带着十一岁的弟弟落户白洋淀。身世欠好，不在屯子老老实实接纳贫下中农再教诲，反倒去自己惹一个蹲缧绁的大繁难，全不类凡人。这还不算，我不仅不夹着尾巴作人，还沾沾自喜，幸运有机遇增长这一番缧绁生存的贵重阅历，这一概讲来都让栗世征感想趣味。　　略略作了些相互引见，这位栗世征很快进人一个我从来没有琢磨过的话题——打第三次寰宇大战的或者性。在我的浅陋认识中，以为这是件只有疯子才会去做并且只有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我已经忘记其时是怎么答复他的，但我可以肯定不是上面这句话。我肯定是抱着完全的耐性和诚挚与他认真讨论了一番。结论如同是：打不起来。固然我猜对了，不然这篇追忆录多数是没机遇写了。　　第二次碰面是春节回北京之后了。很快，我们就成了如前所述“最好的好友”。于是我就叫他的奶名“毛头”，不叫“世征”了。他把我引见给他一切的好友，他对我的热情洋溢的真心赞美让我既激动，又羞赧。他随处对好友们说，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真让我万分难堪。这就像曹孟德说的，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当年，曹操身边的人劝他当天子，那曹操便是这么说的。从那以后，毛头对我的这类考语就成了孙山公脑壳上的紧箍，叫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许做功德，不许干坏事。不及辜负好好友的相信，不及玷污这圣贤的佳誉。赞美的威力，大过原子弹。　　毛头的好友圈子中，干部子弟居多，和我的好友圈子迥异。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生存在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堆里，同砚和好友，知识分子子弟居多。离奇的是，我从小不喜爱知识分子子弟，宁肯订交工农和基层劳感人民的子弟。　　在北大、清华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念书高”的地方，工农子弟很吃不开。在老师同砚眼里，他们大多成效欠好，人格不端，是坏小孩、野小孩。为了我和坏孩子交好友，家父痛打过我的手心，警告我“无友不如己者”。家母在旁表现不悦，说是照这样交好友可就难了，你想订交比你强的，可他也“无友不如己者”，哪会来交你？幸亏，当时还不大讲什么“工农情感”之类的阶层门路，否则家父家母之间就会产生一场阶段态度题目的大风暴，一如厥后。　　上高中（清华附中）以后，对西方智慧、知识和灵魂生存的渴求，造成我和班里很多同砚之间代价观、审美兴趣的间隔。我和班上几位着迷泰西古典音乐的同砚，厥后在 “文革”中实在成为一群工农和革干子弟的斗争器材。但也正是泰西古典音告成为我和毛头之间最广阔的一座相同桥梁。他说，我是他的音乐嗜好启发者。到我家来听唱片，是毛头的大享福。当时我们都是听唱片，磁带灌音机在国都是极稀罕的物件。毛头大概是最早开始拥有灌音机的特异人物之一，多数拜其姐夫冯冀柏之赐。老冯是这方面的老手，通常能从寄售市肆弄到好器械。　　70岁月初，正是“文革”混争执气的昏暗期间，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位、身处异地、非工非农的边沿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入狱，发配的发配，才有或者在群众专政无远弗届的大网中觅得少许闲隙，冒大危害偷听被政府严禁的“反动黄色音乐”，便是说，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　　我和我新领会的北大的几位知识分子子弟，议决毛头领会的一群干部子弟，固然再有我们不领会的其他人，大概就成了“文革”以来国都最早的一批发热友。其时我们那种偷食禁果式的兴奋、亢奋和自豪，这日的发热友们是意会不到的。佛洛伊德说，愈是被严禁的器械愈是被人渴望，这便是人性，你硬要不信也终归徒然。　　再有便是放肆念书。同上所述，由于被严禁——当时除马列毛著作之外，中外古今人类所写下的绝大多数书本概在严禁之列——这些禁书就成为我们亢奋追逐的猎物。借到或不管用什么手腕弄一本好书，尤其是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古典名著，我们会像一只饿急的狼逮着兔子，不仅焚膏继晷地一气读完，并且尽或者一句一句地抄下来。读（加上抄）书使得手臂酸麻、两眼昏花、面有菜色，这等田产当前怕未几见了。　　由于怙恃双双入狱这种相当格外的境遇，在结识毛头之前，我曾倍感寂寞。向日的好友、同砚，多数自顾不暇，更怕沾上我家的幸运运，已久不往来。白洋淀没文化的老乡大多数对我和弟妹都很和睦（据我的阅历，当时受教诲越多的农人人性越恶），我们也回报尤其的感谢，但那离灵魂上可以沟通共鸣的“好友”还差得远。为了抗拒老乡们晚饭后串门闲聊的风气，我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宿舍门上贴纸条：“念书时间，请勿打搅。”这在其时具体便是公然造反。但我做了，坚持做下去，天也没塌地也没陷。　　最痛楚的是无书可读，乃至根蒂读不了书。当时读一个小时的书就会头昏眼花，难以为继。我还以为是神经虚弱，厥后才知道是由于过度缺乏卵白质，大脑拒绝劳动，歇工了。纵然云云，我仍旧搏命挤时间念书。别的书没有，总还可以读马列著作。毛选是关在牢里早就读了多遍。　　好友、书、音乐，对我是如氛围水分一样的维持生命的基础元素。但在重视野蛮、愚笨的谁人昏乱期间，我只认为整其中国事在专门与我这样的人作对。你喜爱的一样都不给你，你不喜爱的悉数要硬塞给你，你敢不从，随时会有飞来横祸。那是一个智者优秀者的阴间，愚者低下者的天国。偶然，我会坐在白洋淀边的小木船上，呆呆地瞪着澄清见底的湖水，恨不得一头扎进水里，默默地躺在纯净的湖底永世不要再瞥见这个混账透顶的寰宇。　　终归再有一些支撑自己牵强活下去的器械，此中包罗毛头，和议决毛头领会的小三（张小军，北影名导演张水华的儿子）等少量难得的好好友。他们对我的那份发自本质的慷慨友谊，成为我其时昏暗失望的本质中最充裕的一片光亮。　　1972年，毛头猛然写起诗来，让我大吃一惊。他们谁人大淀头村竟然冒出三位大墨客（毛头之外再有芒克和根子），这种成批生产墨客的屯子公社，恐怕环球稀有。其中原委，遵照早已嘱咐的“为尊者讳为好友隐”的原则，我麻烦多言。　　我其时因此颇为挑剔的生手眼光对待这些最早的“隐晦诗”。以我这种重视古典的审美兴趣，我对毛头的诗只能接纳一半。方法上，我坚持无韵的不及叫诗；内容上，我当时还不及接纳他们某些大胆直露的笔墨。固然，我说得客气，只道自己“不懂”，但以毛头的聪明敏锐，岂有不明之理。这想必让他有点伤心。大概便是从他写诗开始，我们之间基于协同的古典审美情趣的纯朴友情有了裂缝。我向他举荐罗素，三番五次，他根蒂就读不下去。他大捧萨特，我牵强读了，但绝不喜爱。　　墨客不光是是生产诗的人。遵从墨客们自己以及酷爱墨客的人们的明白，墨客还得有一种异于凡人的气质和生存体例。据我的贴近察看，概略上说，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墨客气质的四大概件。这四件缺少一件，别人就会认为你不像个墨客，而后墨客自己也会羞赧起来，赶快去想法补上。总之，是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凡人，便愈好，愈像墨客。　　我得直截了本地说，我以为这一套压根儿便是小儿科。以我鄙意，墨客是天生的，能不及写出好诗，与上述四样毫无联系关系。你要是墨客，蹲大狱十年照样诗如泉涌——众所周知，你想在牢狱找那前三样器械，便是天天去舔捕快大爷的脚指头，恐怕也难（当前固然另说）；你要不是墨客，哪怕天天泡在酒缸里也是徒然。　　（同理，很多中国人生产一种昏话，什么不饮酒不像须眉。原来你要是个须眉，滴酒不沾照样豪杰；你要不是，终日泡在酒缸里也然而是个醉翁罢了。乃至更糟。）　　哀痛的是，毛头听不进我这套天才论。我绝不是说他没有墨客的天份，一致，他足够。我只是含蓄地劝他写诗就写好了，不用操心去装扮什么墨客气质。没有这份气质的善人尚且经不住那四样毒药的迫害，倘使天生就有墨客气质，既是说，天生就带点疯傻，可想而知，有好结束者几稀。果真被我厄运言中！　　眼看着毛头一年一年在变，变得与芳华期间愈去愈远。我得说，是形成杂乱无章，无缘无故、混争执气。这一半是萨特之流左派“行家”的迫害，一半是由于吸烟酗酒。没过多久，就把毛头的身心强健实在彻底毁掉了。这些身心病态的具体事例我绝不讲——我不计划出卖好友。总而言之，通过多数呕气、融洽、碎裂、又融洽的曲折（每次都是我主动寻求调和），我终于忍无可忍，1987年的春节，他在我家大概酒疯，被我当众撵了出去，往后再无来往。　　这事让我痛楚莫名。几多回忆要再次寻求调和，思之一再，最终仍旧撤消了想法。有什么意义呢？倘使在一起只有悲伤活，这好友再有什么交易的代价？　　往后，我听见“墨客”两字就头大。1993年我在美国，正遇上顾城杀妻后自杀的丑闻。很多好友打德律风跟我提及这事，叫我大惑不解的是，一片可惜之声，没有一个体替谢烨说句公正话。在中国的文人看来，宛如墨客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指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再宽容。气愤之余，我立刻写下那篇责备顾城的笔墨，交给香港《明报月刊》宣布。幸亏没有几个墨客读到那篇文章，否则我可把他们都冒犯惨了。　　这日，当我写下这篇笔墨的时刻，对我这位当年最好的好友，撤除满心的怜惜之外，仍旧不由得要冒出一股无名火。与其说这是对着他的，不如说是对着很多相同的中国知识分子。照我看，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础上都是知识分子（额外是具有墨客气质的那一局部）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原来满脑壳浆糊，连基础知识都不具备。好比说，不疯比疯好，强健比病态好，这应当是知识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强健好；不仅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想法疯，并且不到搅得中国人悉数疯掉不算完。却是老实天职的劳感人民，虽说知识未几，最少不疯，有强健人的知识，包罗慈悲和怜悯心在内。以是我说，最恐慌的不是无知，是编制化知识化的私见偏执，那种器械十之要把人逼疯，把寰宇搅得鸡飞狗走。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向人举荐罗素、马斯洛、弗洛姆、丹尼尔贝尔·利普塞特和乔凡尼·萨托利，不光是由于他们超群的智慧，也由于他们健康的品行和理性。无论看待个体、社会以致寰宇和人类，身心的强健都是太重要了。正本，我们每个体多多极少免不了都有病态，假使我们不仅不去想法填补，反而蓄志有时地作贱自己，把自己搞病、搞疯，要想让大众不幸运，这寰宇稳定套，那才叫怪。照我看，不吸烟、少饮酒、读好书、听古典音乐，离那些煽风点火、走非常、教人放肆的坏事歹徒只管即便远一点，身心的强健庶几能多一点，好一点，虽说这也并不及确保我们就不会抱病。这是我看够了身边的一些好友，不仅不照这样子做，乃至反其道而行之，由装疯卖傻而病态，由病态而衰落，由衰落而变得索然无趣，自己活得没有了兴趣，更让身边的人生厌扫兴，即是生坑了自己，这些凄惨的悲剧让我不及不提示那些玩艺术的额外是玩诗的好友（以及推崇艺术家推崇墨客和明星的追星的好友）：真疯真傻也还结束，装疯卖傻就请免了吧！　　时时时，我还会冒出一个傻乎乎的想法：这毛头要是那年根蒂就没写过诗，那可该多好！我笃信，他至今仍然会是我们芳华岁月的印象中谁人幽默、强健、口若悬河、才气横溢，有着说不完的好处，总而言之，一个光亮四射、魁力无限的，极超群的人物。平心而论，以个体魁力言，毛头在我那些出色的好友当中也属未几见。“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弗成活。”他厥后的身心衰落，多数是咎由自取。　　如今说这些话，是太晚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太晚了。我当年苦苦规劝，他自我辩解的原由之一是，为了神圣的诗歌创作，不吝支付任何价钱。笃信会有不少人为此深受激动。但在我看来，这话具体混账到了顶点。我的坚定态度是：除了人自己——每一个活生生的个别的生命、强健、快乐和自由成长——之外，世上根蒂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吝支付任何价钱去追求的对象。脱离这个基础的人性主义态度，百般各类冷漠残暴的主张都可以趁机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品德体系都邑彻底坍台。　　纵然已经太晚，我仍旧期盼毛头能听见我重述这一态度。　　在我内心，当年谁人可爱可敬的毛头早已死去。留住的，只是一段悲戚不已的、抹不去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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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科普博客: hillside 2011-4-25 13:00; 　　嵇少丞老师的博客在自我介绍中明确声明为科普博客，对科普重视之情可见一斑，他在地震方面的系列博文大家可能并不陌生。　　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将自己的博客称之为“思想者博客”，因为这里面寄托了我的所思所想，体现了我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当然我也很喜欢科普内容，尤偏重探讨对人类与社会的影响。在科学网老版介绍中，我将自己的志趣列为：思接地质年代-人类历史　眼观地球内外-生存环境。不知何故，新版没了踪影。　　科普重在深入浅出，前提首先是要深。本人自觉在科学领域“深”的方面还有远不可测的距离，一直在尝试做一些深度思考。地理圈的李小文老师在深入方面已达相当境界，目前看来正在“浅出”方面施展身手。　　总之，我对科普类博客充满敬意，只不过我自己不是科普博客而已。; 个人分类: 建议与感想|23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发现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 adamliu800 2011-4-19 09:19; 前些天，老师推荐的一本书使我认识了这个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他给我们绘制了一幅“重新发现社会”的图景，不得不承认在阅读此书以前，我对社会、国家、自由与民主等重大命题关注太少，认识太浅。举几例谈谈：重新发现社会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这是点题的疑问，“重新”意味着曾经有过，何时？我想大概是在清末民初的启蒙岁月，兵荒马乱的岁月使这项重要的历史任务耽搁了近一个世纪。社会是什么？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大到一国一方，小到一家一室，皆成社会。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和守护者，“国”的概念在大家的脑海里根深蒂固。记得前年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就有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正是取名《国家》。国家为何物？它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名词更有社会学定义。它是具有国际公认而又有相对明确政治边界的某一国土区域。列宁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化的国家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一定义阐明了国家是阶级社会的组织、是阶级统治、是机器的三重含义。无论如何，国家有了，社会呢？反而越来越不清晰了。因为它的职能被国家取代，它的地位自然也掉在了后面。因此，才有了重新发现社会的必要。还原社会本来的职能与作用。今天我们常提社会转型，不知社会为何物，作用何在，何谈转型？启迪民智、重新发现成了当务之急。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关注，权力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争取。应该欣喜地发现，随着网络的普及，网友的参与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导向，微博改变社会，围观才有真相，我们的社会力量前所未有地壮大起来。国富与民富从《国富论》的中文译名说起，原书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缩译之后使“民富”变成了“国富”。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国家确实“富”了不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本质的提高，但为什么我们还是称不上“民富”呢？这个问题早有先人提过。清末出任驻英国大使的湖南老乡郭嵩焘在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先进文明后，致信李鸿章，质疑“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他继而批评洋务运动误入歧途：“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如此超前的思想放在今天仍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据西方经济学家估算在本世纪中叶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人均 GDP 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除去大家熟知的人口基数过大的客观因素，分配机制的不合理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的隐忧将困扰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国小民是今天我国公民的真实写照，温总理曾经提出要让我们的国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今年开始的铁腕调控政策正在兑现政府的承诺，控制房价与抑制通货膨胀是今年中央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民富”的任务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关键在于意识到问题，走出第一步。第六种自由循着熊培云的写作，我又阅读了他今年的新作《自由在高处》，里面提了很多关于自由的话题与评论，我对其中的一篇“第六种自由”产生了兴趣。美国人为世界人民设定了四大自由：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上世纪初提出了“免于愚昧无知”的“第五大自由”。面对今天信息爆炸的困扰，作者提出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故称之为“第六种自由”。我突然回想起年初在农村一段没有网络的经历，信息少了，心也平静了。我们的不幸福感往往就来自于过量的信息，无端的干扰、过多的选择令人无所适从。我非常欣赏作者对“第六种自由”的阐释，我们真的需要这种选择宁静的自由。看电影的收获看电影有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电影是浓缩的艺术，通过这个小窗口，我们能够看到过去，预见未来，看到悲喜，体味人生。有几部影片在作者的书中被反复提及，《美丽人生》、《肖申克的救赎》和《窃听风暴》。三部影片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讲述着不一样的故事，但有着相似的主题——对自由的向往。三部影片我都曾看过，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美丽人生中稍显滑稽的父亲在集中营中为儿子虚构了一个充满乐趣的世界，他为妻儿的自由奉献了一切。肖申克监狱的故事，没有因为奥斯卡奖上的铩羽而归被埋没，时间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他的每一片羽毛上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这部影片教会了我们隐忍、执着、感恩与坚强。闪电与暴雨之中的安迪，挣脱 19 年的囹圄，张开双臂，拥抱久违的自由，那一刻，凝固了影史上的又一经典。《窃听风暴》的原名直译为“别人的生活”，一个秘密警察、斯塔西分子，一个窃听别人生活的人，一个遵从于内心良知的好人，一个被艺术打动向往自由的人。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个角色——窃听者，他在窃听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他选择了背叛，赢得了尊重。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这是个令人意外的题目。怎么只有五天？实验证明，人类是一个个看似独立的个体，但他们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盲从与奴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一场看似有趣的课堂实验，反映了残酷的现实，也解释了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规模，并侵蚀欧陆。集体主义本来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集合最多数人的力量，担当这种集体主义被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利用时，我们离独裁就不远了。作者提出这一命题无疑是为了提醒大家，我们都不愿被人操纵，但有时我们很容易被人操纵，甚至已经身陷迷局被人操纵了。独裁的潜力一直都在，它的隐患也并未解除。读一本好书，是人生的乐事，感谢老师的推荐！愿与大家分享！注：图片来自网络，仅供欣赏，谢谢！; 个人分类: 读书心得|3365 次阅读|0 个评论

思想是思想者个人的事: 热度 3 fxf 2011-3-30 09:08; 能够思想是件幸运的事，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能力。事实永远比想象和愿望真实。在想象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针对某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得到非常具有个人特质的思想。其实，这种想象最多只能算作一种美好或善良的愿望。因为，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能够真正思想的人，屈指可数；更多地是一些解释者和抄袭者，还有更多的人，压根儿就不会在思想史上出现。喜欢思想是件私事儿。喜欢思想，不见得就能有所斩获，因为还需要思想的能力，于是，只有能够思想的人喜欢思想，一切才有可能。因此，思想就成为了思想者个人的事。思想在思想者眼里，是属于他自己的天空，至于这个天空能够与哪一片云彩有所牵连，诚然是另一回事情。平庸者会叫嚣着自己也有思想的权利，是的，他们的确具有这个权利，上帝也着实保证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地垃圾，尤其是在今天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思想者从来不会在思想的角度上屈从他人，他自然会按照独有的轨道行进。因为，他能够清楚看到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广阔的田野，他从来没有觉得前方无路可走，只要他经过刻苦的努力，铺设了自己的轨道，那么，总有一天，他会驶向自己的目的地，但绝对不是终点。在思想者眼里，前方是没有终点的，只有茫茫沧海般的诱人的未知领域。在思想的领地上，按照思想的方式探索未来，是思想者最大的乐趣，他享受了这一乐趣，也带来了这一乐趣。在思想的领域，从来就没有民主。愚蠢的后现代因为无路可走，因为在基本的问题和根本的回答两个方面，找不到一条崭新的路，于是，一些欺世盗名的孱弱者，就跳离了大地，在没有根基的半空中调整着角度和焦距，喊叫着他们发现了事实的真相，致使一些无业游民、笨蛋和流氓们，紧随其后飞到半空，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发现了真理，而真理就是他自己眼睛里的影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之后，自然就会相互庆贺，因为，处了庆贺之外，他们着实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真正的思想者，只能是心性和思维卓越的人，他们从来不会离开大地，去寻找关于大地的答案。更多的时候，他们会俯下身体，审视问题的基本和回答的根本。人类有一个习惯，可以接受自己肢体上的愚蠢，却不能接受自己智力上的笨蛋，也许智力才是人的方向。我们常常极其自然地形容肢体聪慧的人，像某种动物，哪怕是像狗鼻子一样灵这样的比喻，也会脱口而出；却很难接受蠢得像猪的比拟，因为可恨的不是猪，是蠢。也因此，学术领域的虚假和愚蠢是对等的，孱弱者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愚蠢的，只好舞弄虚假，来掩人耳目。; 个人分类: 关于学者|2983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民工荒将逼出中国三十年来最深刻的变革: 热度 1 chowsiutung 2011-2-28 12:13; 2011-02-28 00:39 作者：李铁时代周报主笔李铁：思想者就是与流行的谬误作战。中国最缺的是钱，最不缺的是人。这一观点几十年来在国人脑中可谓根深蒂固，人们很难相信，这个一直致力于拼命控制人口增长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居然闹起了民工荒。一些长期想方设法将农民工挡在城外的城市，如今却恨不得跪求招工。各个地方招人的竞争，将是一场全方位的文明的竞争，这种文明，自然包括政治和法治的文明。中国的变革只会出现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 2011 年，在长达两年多的刺激性经济政策退出之后，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下滑压力。地方之间招人的竞争和经济下滑的压力，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引发一场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深刻变革。当“ 人口红利 ” 变成 “ 人口负债 ” 其实早在 2004 年，民工荒就已经露出了苗头，除了春节前后，其他时点屡次出现招工难的现象。不过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暂时和局部性的现象，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求在地理上的分割，导致劳动力供求在短时间内脱节引起的。但随后的几年里，招工难越来越频发，而且波及面越来越广，人们才开始发现，民工荒已经不期而至。中国社科院较早发出了预警，他们在《 2007 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15 岁到 59 岁）供给增长率在 2004 年首次出现下降，预测到 2011 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 2021 年开始绝对减少。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呼吁决策者警惕：到 2013 年中国的 “ 人口红利 ” 可能转变成 “ 人口负债 ” 。以往在一些错误教育的误导之下，很多人一直把人口，特别是从事简单劳动所谓低端劳动力当作是城市发展的一大负担，甚至把这当作是中国贫穷的根源。事实上，中国经济在过去的 30 年里突飞猛进，巨大的人口红利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在一个时期内，劳动力人口多，但需要抚养的少儿和老人却较少，这个时期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较轻，这是一个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 1982 年的 62 ． 6 ％下降到 2007 年的 38 ． 0 ％。 2005 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 40 ％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 1 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 0 ． 115 个百分点。据蔡昉、王德文等学者计算，中国 20 世纪最后 20 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美国也有学者估算，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红利所造成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和东西方中心经济学家梅森的结论是， 1982-2000 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约为 15 ％。得民工者得天下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们具有实在竞争力的还是只有产业链的最低端的那一环，完全靠廉价劳动力的肉搏，在产业链的上游，需要拼管理与技术的环节，我们没有竞争力。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个体的水平低，而在于产业链越往上走，越是依靠制度和文化的竞争，中国最差的就是这一环。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正在产业升级，不吃人口红利了，我们也会用提高质量和效益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别忘了，产业升级一个最核心的要件就是宏观制度和法治环境的完善，现在似乎还是没影的事。在产业升级还处在口号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增长只能靠粗放型的数量扩张，这样的数量扩张依赖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但现在，这种持续增长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中国年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例如， 0-14 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1982 年 ( 第三次人口普查 ) 为 33.6% ， 1990 年 ( 第四次人口普查 ) 降到 27.86% ， 2000 年 ( 第五次人口普查 ) 降到 22.8% ， 2008 年进一步降到 19.0% ，下降速度相当快。另一组数据可能更为直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1997 年 ~2005 年，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人数持续九年走低，已从 25741978 人降低到 16945201 人。 1997 年进入小学一年级的人口，到今年刚好是 21 岁左右的新增劳动力，但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力将在今后的八年内减少 34% 。这样的局面下，民工荒不出现才怪。正如我们这几年所看到的，民工荒从周期性的、政策性的 “ 荒 ” ，转变为趋势性的、总量的 “ 荒 ” 。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中西部地区，今年甚至在许多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安徽和河南等地也出现了民工荒，而且不仅是技术工人短缺，普通劳工也严重短缺。一个抢人的时代已经到来。地方政府，从招商到招人的巨变中国的雇主们经历了三十年的幸福时光，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们从未遇到过对手。人口红利期给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且，他们几乎从未感受到工会的“麻烦”。求职者这个词真是好，一个 “ 求 ” 字，道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和卑微。在过去劳动力充裕的时代，要发展经济，缺的是生产要素的其他环节，因此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各个城市的竞争，都是去招商，只听说过政府招商引资，没听说过要去到处招人的。但这一切正在或者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年春节一过，报纸上满是全国各地缺工和抢人的新闻。地方政府，正在经历从招商到招人的巨变。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刺激之下，中国经济火得发烫，全国各地都迎来了一波投资高潮，到处都在扩张产能，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各个地方虚火过一阵子的开发区热又卷土重来了。但新建了那么多工厂，立了那么多大项目，却缺少了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环：劳动力。各地方劳动力的增长远远跟不上投资的增长，一场抢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招人与招商不太一样，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仅仅要求高薪，还有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要求。进一步，他们还有公正、法治的要求。各个地方招人的竞争，将是一场全方位的文明的竞争，这种文明，自然包括政治和法治的文明。这种城市之间招人的竞争，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引发一场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深刻变革。事实也已经露出了这样的苗头。据媒体报道，前天在广州举办的一场招聘会上，就有企业详细列出各项福利以吸引求职者，节日费、降温费、免费体检、年假什么的都列出来了，还有企业晒出了只需 2 元挂号费即可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消夜、住房补贴等福利。重庆的一个招聘宣传是这样写的： “ 重庆西永新机会，十万电子好岗位。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 。种种迹象表明， 2011 年，在持续了两年多的刺激性经济政策退出、房地产的狂飙势头又不得不有所收敛之后，各个地区都面临着很大的经济下滑压力。为了保增长，各个地区之间劳动力争夺战将更加激烈，这或许会有助于打破一些领域多年来的改革僵局。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负责农村工作的杜润生为一本书写的序言《我们欠农民太多》中有这样一句话： “ 解决问题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的权利。 ” 一直以来，由于农民在体制内博弈能力的欠缺，从政治路径去争取这些权利必然苍白无力，但这种局面有可能因为民工荒导致的地方竞争而发生改变。有句话说得好：形势比人强。户籍歧视是认不清形势的愚蠢之举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还有什么地方政府认不清形式，继续在已有的户籍歧视上加码，那就是愚蠢至极了。近日，有十四个城市先后出台了房地产限购令，全部与户籍挂钩，限制外地人购房，此举等于户籍变成了房票，已有的户籍歧视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又以北京的外地人在京纳税五年才能买房最为严厉。而在北京市两会刚刚通过的北京 “ 十二五 ” 规划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将打响一场人口调控战： “ 加强对人口总量的调控 ” ， “ 遏制人口过快增长 ” ；同时，改变人口结构， “ 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布局 ” 。看来，北京将多管齐下，通过 “ 以房管人 ”“ 以业控人 ”“ 以证管人 ” 、缩减进京指标等措施，阻挡“低端人口”进京。在很多城市的决策者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化的误区，总想这个城市都是高端的人才，而同时把低端人才排斥在外，这样这个城市就高端了。这种乌托邦设计实在太荒谬，因为一个城市人口结构的是由它的综合水平所决定的。实行城市发展管理体制改革，应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城市发展资源，反映真实的城市发展和承载成本，通过市场反映的效益和成本水平，指导企业和人口根据自身能力和条件有选择地集聚。如果强行通过行政的手段，用其它地方的资源和财富去堆一个权贵城市，这完全是一种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抬高经济运行的成本。这好比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从事管理和服务业的很多人是高端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是低端的，但这两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硬是把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分开，将大大增加管理成本，降低这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实际上，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中国从事简单劳动所谓低端劳动力，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环。相比起中国的白领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中国的民工的国际竞争力要强得多。摩根 - 斯坦利亚洲部的主席斯蒂芬·洛奇曾经给出了一组数据，称 2006 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薪是美国的 2.7 ％，是日本的 3.4 ％，是欧洲的 2.2 ％。在此之后，中国工人工薪大幅度上涨，具体数字不清。如果以每年上涨 25 ％这一大到完全不可能的幅度来推算， 2010 年也才达到 1.98 美元，是美国工人的 4 ％。而 2009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接近了美国的 8 ％，是日本的 9 ％以上。很显然，中国的低端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远超其他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所谓高端人群，是占了这些农民工的便宜。如果一个城市把这个最具竞争力的低端环节剔除掉，而它又不像香港那样，具备制度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来做高端服务业，这个城市要生存下去，就只能靠别的地方供养。; 688 次阅读|1 个评论

献给思想者的花：烟斗马兜铃: liaojp 2011-1-23 10:44; 彭晓明烟斗属于男人，更属于有思想的男人，马克吐温曾说 “ 如果天堂没有烟斗，我宁愿下地狱 ” ；牛顿手持烟斗，在烟雾缭绕中给世界带来了牛顿三大定律；斯大林留给世人的是含着烟斗面带微笑的深思表情；凡高更是将他喜爱的烟斗画在了自画像中 …… 一只小小的烟斗，化成烟雾袅袅升腾，吐纳的是男人的内敛、从容、睿智和超凡。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奇花异卉果温室里，一种形似小烟斗的花朵开得正旺，它的名字就叫烟斗马兜铃，翠绿的花架上挂满了形状奇特的花朵，看上去精致纤巧，张开的唇瓣宛若鸭子的长喙，花瓣淡黄色，上面布满了紫红色的斑点，细看象一只只带有花纹的精致小烟斗，非常有趣。烟斗马兜铃（ Aristolochia gibertii Hook. ）是马兜铃科多年生常绿缠绕状草质藤本植物，茎黄绿色至绿色；单叶互生，纸质，卵状心形；花单生于叶腋，具长柄，花被合生，向上弯曲，花被筒基部膨大，中部细，上部张开成喇叭形，黄绿色，花朵自下而上呈 “ Ｓ ” 形弯曲，造型奇特，十分别致；花期 11 月至第二年 2 月。原产南美的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是一种观花、观果的优良垂直绿化植物。观赏地点：奇花异果温室; 5638 次阅读|0 个评论

思想者: jlpemail 2010-12-9 07:31; 一些思想者的文本，受到读者和听众的喜爱。这种喜爱惹恼了那些没有思想、或者思想已经腐朽的人。他们，把这些思想者说成是邪恶的人，把赞成思想者的人也说成附会了邪恶。可是，他们对付思想者及其追随者的手段非常歹毒和邪恶。比如，把思想者囚禁起来，焚烧他的文本，查禁他的书籍。甚至，从肉体上消灭思想者。可是，事与愿违。消灭了思想者，不能保证连其思想一起消灭。往往是，促进了思想的传播。愚蠢的施暴者，使用暴力，得到的除了斑斑血迹之外，当然还有支持思想者的人们对于暴行的厌恶和声讨甚至对抗。经常有这样的情景出现。思想者已经停止思想了。他的思想却日益传播开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和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即使是拜访思想者的墓地或者故居，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这些追随者对于思想者由衷的敬意，在言谈和行动中得到了表达。对于曾经伤害甚至毁灭思想者的施暴者，追随着思想者的人们不会歌功颂德。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浩瀚的文字海洋中，一定还有许多曾经鲜活的面孔出现，一定曾经有许多鲜活的思想呈现过。它们被淹没了，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知音发现和弘扬。被文字囚禁，也是一种囚禁。好的思想者需要突破囚禁，比如语言的囚禁，比如时代的囚禁，比如阶层的囚禁，比如视野的囚禁。好的思想，是具有足够的穿透力的。它们可以击穿这些障碍，抵达思想者都无法预言的地方。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一个中世纪的思想者，是否可以预见自己在 21 世纪得到理解和赞扬？一个东方小村落的思想者，是否可以预见到自己被北欧的一个汉学家视若珍宝，四处介绍呢？思想者，不一定是预言家。预言家一定是思想者。预言家以一定的逻辑，推测将来的事情。而思想者以现在的视角，思索当下或者历史、将来，对于当下或者历史的影响也许是微弱的，但对于将来的影响，当下是无法预测的。思想者执著于思想的表情和姿态也许不美好。但他们的思想可以美好，可以流畅，可以成为光源或者力量的源头。思想者的价值之一，就在于此。思想者，经常需要以痛苦、孤独和压抑为材料，他们的产品却可以明快而张扬。这对于思想者不见得是喜剧，而对于接受他的思想的人，往往是。因为思想者的存在，使得许多无力或者不敢思想的人，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他们从思想者的表达中，得到了表达和愉悦。对于思想者的追随，不需要武力做后盾，只需要信服的支撑；反之，武力无法抵消人们对于思现者的追随，武力面对思想者可以经常很苍白、很无力。思想者的力量，不依靠音量的高低来衡量，就好像光不一定伴随惊雷出现一样。可是，思想的光芒，可以超过惊雷的震撼力，让一些陈旧、龌龊的、不合情理的思想观念的护卫者胆怯、嫉妒甚至暴跳起来。做开创性的思想者，难能可贵。; 个人分类: 科学书场|2994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思想者的出路: fxf 2009-5-21 10:38; 　　尽管我们的思想家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思想者不少，而且存在思想者的领域非常广泛，不仅仅限于知识分子群体。这么多的思想者，自然就会产生一个出路问题，也就是前途和发展方向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思想者，都不会甘心只是把思想的对象，像口香糖一样嚼来嚼去，最后一吐了之。如果真是这样，那种乏味岂是旁观者的感觉，思想者自己也会觉得无聊之极。　　出路问题不同于活路问题。坦承地讲，在今天的中国，对于大部分思想者来说，活路问题已经不是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思想者来说，前途和发展的方向在哪里更让人挂心，情切者甚至觉得事关人生意义，常常辗转反侧、不得安宁。思想者为什么会产生出路问题呢？因为没有人愿意，只是一味地思想，而没有实践的机会，哪怕是最痴迷的思想者也不会愿意，当然这里的实践是宽泛意义的，在认识层面能够影响人也被看作一种实践。可惜我们有太多思想者的思想，如同一屉永远蒸不熟的馒头，一直没有出笼的机会，只是蒸着，直蒸得思想者自己形同木乃伊，好不苦痛。　　那么，思想者的出路在哪里呢？思想者的出路在于影响人和社会，准确地说，是通过影响人来影响社会。思想者之所以思想，不是为了玩智力游戏，不是为了消遣度日，而是为了或希望为了影响社会，对社会彻底满意的人不会成为思想者，也不会真的有这样的人。　　先谈影响人。影响人，首先是影响思想者自己。这个认识很重要，无需讳言，今天的思想者，注重外王理想的多，关注内圣理想的少。难道思想的生产者，也不能很容易践行其思想吗？的确是这样，这样的事实，不是因为思想者虚伪或狡诈，而是因为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存在的，解决起来都是困难的。作为思想者，如果能够首先影响了自己，那么其出路就有了。　　影响人，其次是影响与思想者相关的人。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思想者影响自己的途径实现，如同教育中的身教；也可以通过直接影响他人的途径实现，如同教育中的言传。对于教师身份的思想者来说，其出路在于影响其学生的内心。学生眼中的好老师，都是影响了自己内心的人，而不会是只传递了知识的人。我们都做过学生，仔细想想的话，情况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脑海中能够纪念的老师，一般是让我们动了心的人，而不是只让我们动了脑的人。　　再谈影响社会。实际上，影响了人，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也就是影响了社会，这里要强调的是，社会在哪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社会不在远方或想象中，就在我们身边。当我们说社会风气如何的时候，主要是对自己周边的事的感触，而从媒介中得到的讯息，只是起到一种佐证而已，对于有怀疑精神的思想者来说，甚至只是丰富了见识而已，根本起不到对社会的真正感知，我们能感知到的社会就在我们身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思想者的出路只能在于影响自己及与自己有关的人，比如读者。因为，任何名著都不会直接影响没有读过它的人，何况普通思想者的一己思想。; 个人分类: 关于知识分子|4130 次阅读|8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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