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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最后一学期的几个片段:献给安徽大学80华诞
热度 1 bookscent 2008-9-18 13:33
这会儿,安徽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已经曲终人散了。我在遥想校友们惜别的景象。 看到邀请函、接到邀请电话的那一刻,感觉比较复杂。意外,欣慰,还有一丝内疚。就像一位旧友,你早已不再想她,而她却在某一天从天而降,喊出了你的名字,并且告诉你她很在乎你。 在大学毕业后的17年里,我再也没有去过合肥、回过母校。虽然我对母校新貌的好奇已经积攒了多年,但还不足以让我为了回去而回去。我还在走向另一个梦想的路上,了无成就,根本没有心情去沉浸于过去。 在电话里我告诉生命学院的人,由于时间上安排不开,这次还是回不去,将来一定会另找时间回去看看。至于要等多久,其实我并不知道。 晚上,我找出了大学时期的日记。短短四年,我写完了8本日记,如此翔实的记录以后再没有过。读着这些文字,一幕幕早已模糊的画面又渐渐清晰起来…… 情绪所致,无法按奈。我节选了毕业前最后一学期的几段日记,录在下面,算作纪念,并以此献给母校。 (1991年) 3月26日 星期二 晴 天气怪透了。 一觉醒来,满天阴雨。下午雨停,却起了大风,好一通刮。阿立下楼去拾衣服,看见地上落了一大堆,自己的一件却已不知去向。 不能再等天气转好了,系刊的征稿启事得搞出来。 美编之一的徐国胜下午有实验课,我只好一个人干,一口气干了一个下午。 …… (1991年) 3月27日 星期三 云 请马飞帮忙,将昨天的“作品”贴了出去。一次次用手指抹浆糊,手冻得通红,要掉了似的。估计反馈不大,历来如此。 晚上和阿立去徐晋麟副教授家商讨做毕业论文实验的事。 我是第二次去徐老师家。上次帮他搬东西来过一次。 一进屋,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我原以为他有一个自己的书房,至少有一个书桌。然而,眼前的他,伏在客厅的圆桌上备课,一大摞书使不大的桌面更显得拥挤。爱人陪坐在桌边打毛线。气氛紧凑,倍觉和谐、安静与温馨。 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再难的问题也变得容易解决了。 我们谈了一会,就走了。 回到寝室,气氛两样。 …… (1991年) 3月28日 星期四 云 下午的水产专题,是谢麟阁教授主讲。 他已近70高龄,一向外显瘦弱。下午连着讲了三节课,很不容易。他讲的内容是“罗氏沼虾的养殖”,最后提供的一些人工海水配方很有用。这些都是他参阅了大量外刊外书总结积累下来的。 他算得上是本系的元老了,虽然讲话缓慢,课堂节奏拖沓,但还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他总是用平常的材料、简陋的方法来完成他的科研。与轰轰烈烈的大科研相比,他是科研的“个体户”。…… 我总觉,一个人能与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融洽,不向自然索取太多,却又能洞悉自然,是一种境界。 上午去省图书馆读了两本书。 苏联人写的《世界探险史》,似乎过分夸大了俄国人的贡献。但总的说来,内容丰富,史料性强。我着重重温了阿蒙森、斯科特探索南极的感人故事。这是让人百读不厌的,每次我都心潮沸腾。阿蒙森的成功和斯科特的惨死都显得如此悲壮。 ……我有时设想,自己也被搁置于杳无人烟的野林或茫茫冰原,我会怎么样?…… 《重建与优选——当代生物科学认识的哲学反思》是舒炜光、张之沧的较好之作。以反思的角度重看一些有争议的生物学问题,触及到了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诸如进化、获得性遗传、生物的本质等,历来都是探讨的热点,也是生物科研的任务之一。很多生物学家都关心过本领域的哲学问题,如雅克莫诺、P.卡洛、克里克、朱洗、张作人等,…… (1991年) 4月4日 星期四 晴 今晚是系刊、系报编委成员的第一次例会。我早早去了,并且心想,时隔两周,他们是不是忘了,恐怕没几个能来。 出乎意料的是,万宇、徐国胜、张伟、葛磊等几个都来了,葛磊还带来了两篇稿子。虽然李红等另几个人没来(李红还是例会发起人之一),会是完全可以开得起来了。 我们互通了一些信息,谈了一些体会,布置了一些当务之急的任务,半小时就结束了会议。…… 天黑得可爱。 我一个人,提着吉他,来到图书馆旁的池塘边,拨弄琴弦。琴声清淡悠扬…… 多希望身旁有个知音。 (1991年) 4月7日 星期日 云 晚饭后,无聊。不由自主走到广场。晚风习习,恰见苍蓝天幕下几片风筝,心中顿时一喜。 不如倚坐广场石栏边,欣赏这人与风筝的无限乐趣。 两家老小正兴致勃勃地调玩自制的花风筝。天伦之乐,自在其中。 思绪悠悠,想起童年。“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抓把泥土试试风,放开长长的线……”。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决心自己也做个风筝玩玩,找一个爽风的日子,几个人一路,就像他们…… (1991年) 4月13日 星期六 雨 又是连阴。 本想和马飞、小詹骑车出去玩,看来只好作罢。正好心情也不佳,所谓天解人意。 …… 几天来,寝室掀起一股象棋热,多是源于老马。 老马棋艺不佳,却嘴硬自夸,总是输总是不服,瘾大气粗。下棋时口中念叨不停,贬低对方,结果往往是自己受困。 就这样,他竟要和他从未赢过甚至也从未和过的阿戈打赌,说对方要能赢三盘中的一盘,他出一包好烟。阿戈说他不愿意太挫伤老马的“自尊”,算了。 其实阿戈是爱和老马下棋的,每每此时,虽然旁观者都被老马给弄得气急败坏,阿戈自己却心旷神怡,谓之下棋的“乐趣”也。 …… (1991年) 4月14日 星期日 晴 散步于校园,看到盛春的景象:四处都有黄黄绿绿的花草,一边品赏,一边在心中温习植物分类知识,确也是件美事。 …… 一口气练完了那首《强尼吉他》,发觉这确是一首极好的小品。尤其对初学者练习A小调各和弦和节奏的把握很有用。 只是其中一段轮指技巧,自己始终不满意,看来还要苦练。 自学练琴和师授练琴相比有一大好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自己学习音乐的潜力。在没有任何指点和音响材料的情况下,要练好一首曲子,确实不易,但也正能考察自己对音乐表达方法的领悟。 …… (1991年) 4月17日 星期三 阴雨 昨晚,阿东、阿立、小亮、张奕几个人,在427寝室喝了一通。 427有酒精炉,自己备菜,自己开火。几人围成一桌,畅饮酣聊,颇为痛快。临近毕业,此类举动都自然多了一层含义。 看来喝得不少,一个个满面红光,若醉若醒。周万东怕自己夜里吐,在床边放了个盆。 今天,我们还在开玩笑,谈他们几个的酒后行容。 七块钱的肉补发下来了,救星! 还可以对付几天吃饭。家里钱没寄来,好多事不能办。 (1991年) 4月19日 星期五 云 上午的“植物分类”课考查真有意思。老师让认20种植物,将其种名、科名写在卷子上。 三四十个学生,老师一个人哪管得过来。同学们佯装围在一起,识别标本,其实是互相抄袭,“取长补短”,于是卷子很快就做完了。自始至终,课堂像是交易场,气氛格外热烈。 据说,杜丹文原地不动就做完了卷子。 他们食品生化是采用检查笔记的方式。所谓“检查”,无非是老师粗粗一览,便可通过。于是怪事百出,未做过笔记的便借用其他同学的笔记,加头去尾,改表换面,竟都通过了。 是学生应付,还是老师应付。 还没下课,几个同学就在外面敲教室门,和里面的同学呼应,惹得里面的老师气极。课间几分钟,他面对我们这帮“顽徒”,一通谴责,还在黑板上写下“下不为例”几个字。 有同学笑:今天是我们大学最后两节课,还有什么“下不为例”呀。 我站在一旁,不想作声。看着老师气怒之态,实觉理解。在心里默默说几声:我们不尊重了,对不起。 到今天,大学课程全部结束,最后几节课在一片敷衍中划了个淡淡的句号。 …… (1991年) 4月21日 星期日 晴 早上做了个极为清晰又令人怀恋的梦。醒后不仅能记起梦中万物的色彩,还能记起那些最难记住的:语言,对话。 她不美,黄黄的头发。然而她那般真情,笑得那般可爱…… 看窗外,又是一个晴天! 老马一早上用湿毛巾“擦身”:先擦裤子,又擦线衣,还擦了西服。凡是外面看得见的包装,他都擦了。他口口声声说,这是国外常用的一种快速干洗法。 可惜,他那一身的油色污垢,并不能擦去。 台湾蔡志忠的漫画独具风格,大有日本手冢治虫的夸张习惯。用漫画整理古籍,效果更是独特。 做这种尝试的人恐怕不止一个,蔡的成功是显著的。 我索性买了一本《禅说:尊者的棒喝》。 晚上看完电影后,天已黑透。闲着没事,和阿戈、老鲁他们一起去捉青蛙。 他们的实验导师是史配璜。去年他的实验室烧了,如今他家的客厅就是实验室。一进门,一股浓浓的味道,几桶青蛙正摆在屋角。 我们拎了桶出来,在老游泳池、图书馆后塘等几个地方来回转了几次,收获不大,只捉到二三十只,多数为雌的,雄的只搞到五六只。 搞了一身泥,特快活。 我顺便捉了三只蟾蜍,拿回寝室实验。好长时间没有做过标本了,正好再练练。 真不幸,阿立的手腕处溜冰时不小心伤了,到安医打了石膏。是右手,好象是尺骨端骨折了一块。会耽误几天的写字和实验。 (1991年) 4月26日 星期五 云 昨天张宏从北京凯旋而归。 兴致勃勃讲述复试趣闻之余,他劝我也快去上海,不能耽搁。…… 阿立也打算去北大联系,力争转到北大。 实验暂停。 一切都在默无声息地进行着,上帝保佑。 (1991年) 5月14日 星期二 晴 天晓得,金寨去天堂寨的车一天只一班:早八点的。我和阿立从合肥一路颠簸到金寨,已是中午了。 只好找个旅社住一晚。先买好了明早的车票。 偏偏遇上了个又旧又差的旅社。房间漏水,上面正在整修,床单发霉,气味潮湿。好在只将就一晚,而且价格便宜:包一间7元。 在县城买了些必备的东西:胶卷、尼龙网袋、电池、火柴、香烟。香烟是备着人情上用。 晚上没事,晃了晃,看了场录像。 …… (1991年) 5月16日 星期四 晴 辛苦工作了一天,可谓曲折惊险,真不知从何写起为好。 早饭后,我和阿立立即上山,不走游览山路,基本上沿水而上,一路检查。在水石间行走跑动,不乏惊险镜头。 这儿由下向上,依此5条瀑布,称一、二、三、四、五道口瀑布,是主要游览线,附近还有一个九影瀑布,也很壮观。沿途有不少旅游者观赏留影,其中不乏成队的中小学生。 我们逐个检查水潭,发现了不少鲵,可惜它们反应太快,不好捉。 五道口瀑布下最多。我们在那儿搞了个工作台,即一块大石板。 …… 我们的午饭,是带在身上的两个鸡蛋。吃完后,抹抹嘴继续干。 谁知节外生枝,一位导游似的人物发现了我们,阻拦我们工作,那认真劲儿让人感动。如果对保护动物都这么负责,情况就一定会好起来。 我们尽量解释,又出示了介绍信,但他还是说需要林场场长的条子才能让捕。我们暂时应和。其实我们已经捕了8条了。…… (1991年) 6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答辩顺利通过。 成绩:优。 (1991年) 6月29日 星期六 晚,自己买了两瓶啤酒。 将上学期迎考用的政治复习提纲烧了,很痛快! 痛饮之后,头昏上床。思绪翻滚,大哭了一场,一个人。 (1991年) 7月4日 星期四 云 安徽遇灾,雨水无情。…… 毕业前的每一天,是忙碌的,更是让人兴奋不已的。 别情离意,个人感慨,等等,到了这个时候,每个同学都真真正正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感到了友情的珍贵,感到了时光流逝的无情。 六十多颗心无一日平静,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赠言,唱不完的歌,理不尽的思绪…… 离别(有的可能是永别)的日子愈来愈近了…… 顺利考上上海生理所,毕业论文又得了一个优,我应该是最高兴的了。 然而,因了渐渐积厚的无限感受,此刻,我只有难言的怅叹。 四年,总结一句:有失有得,失去很多…… (1991年) 7月5日 星期五 云 下午,毕业典礼。 缺少一种让人激动不已的气氛。发言全是做八股。 一种形式而已。 临别,对合肥产生了一种眷恋。 上海的人,上海的气氛,我总觉不适应。唯有这儿,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是真正的自己的家。 晚上,我立于四牌楼天桥上,望着下面来往的男男女女,一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来。 就要再见了,当然不是永别,我会常常回来走走,看看。 爱你!我大学四年生活、玩乐的地方! (1991年) 7月6日 星期六 阴 夜晚的细雨很舒服。 一个人听歌散步。思行千里后感到很累。…… 同学纷纷离去。别情如梦,归心似箭。 (1991年) 7月15日 星期一 晴热 我到家了。 这次与安大、与合肥市是真的告别了。再见了,我过去的一切。 有一种喜悦,满怀对未来的憧憬。 先好好过一个暑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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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先生的北大校庆献辞
yangdong 2008-9-14 10:57
我是2004年2月调到北大社会学系的。已经记不得多少次了,朋友们让我谈谈对北大的印象。我心口如一:我哪里了解北大,它是庞然大物,我是边缘侏儒,我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了解我的一些学生。但是以后的经历却使我深深疑惑:校内各级领导都了解北大吗?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他们都清楚吗?经过各自主客观上的微妙组合,每个北大人都有自己对北大的印象。中心的人未必没有盲点,边缘的人未必没有洞见。一个基层教师可能见木不见林,一个全局领导者可能失去了细微和纵深。普通教师的积极态度就是利用一切机会谈自己的印象,发自己的牢骚。它是一个边缘人参与北大建设的第一步。 接触北大、形成印象,在成为它的一员之前就开始了。大概是1988年的五四,我应邀参加北大团委组织的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同学昂首天外、慷慨陈词:社会在改革,北大也应该改革;北大不要作象牙塔。北大有太多的没有用的课程,都应该撤销,北大要为社会服务,要为中国现代化做贡献。我记得当时我也像他一样霍然起立:照这位同学的看法,很多院系和专业应该撤销,梵文、考古等等,能够帮助中国致富吗?如果完全致力于实用,大学还是大学吗?该同学的言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天,出现在社会上都稀松平常,使我惊讶的是,他可以在中国第一学府中像发现真理一样,坦然陈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举办了演讲比赛,我当时还是人大教师,被邀请担任评委。第一个讲完,我的感觉是真好,别的学校本科生恐怕达不到。第二个讲完,惊呼更好。讲到第三个,觉得只有北大能如此人才荟萃。再听第四个、第五个,坏了,越听越倒胃口,仿佛看到了一批精致闪光的螺丝钉。听完全部,悲从中来。幸亏,有个异类,数学系的殷俊同学,风格迥异。写这篇文章时,我欣喜地从网上发现了他的演讲,引用几句,给大家一点印象:学了地理学,我们知道,北大是一条河,前进时难免泥沙俱下,但进入社会的大海时,泥沙终将沉淀。但如果这条传统的河在某个重要地点淤塞了,就将腐败发臭,毒害而不是清洁靠近它的人。学了生态学,我们知道,北大是片森林,只有保持多样性,才能永葆生机。学了物理学,我们知道,能量越低越稳定,结构越规则越稳定。所以北大的同学们,请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严谨吧。学了统计学,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北大的一个样本,别人往往就通过我们来认识北大。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我就代表北大!我们来到北大,就像一张张软盘,到北大这台计算机上来,拷走了知识,也拷走了精神。在拷走的同时,我们还要问问自己,我给北大留下了什么?最终殷俊获得优胜。评委们推举三人作总结发言,我是其中之一。我在发言中说:你们讲得都很好,但是怎么好得像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今晚幸亏有个数学系的同学,他挽救了这场比赛,平衡了一个世界。我想二三十年代的北大不会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它那时的老师就不是这个样子,它的教师和而不同。 演讲比赛上另一个令我悲哀的事情是主持比赛的同学对评委总结发言的顺序安排,倒数第三是谢冕老师,倒数第二是我,压轴的是白岩松。简直是岂有此理,谢老师是三人中年龄最长者,是三人中唯一的本校教师,白岩松是年龄最轻者,非学院中人。校园文化怎么可以轻看自己的长者,高抬一个媒体少年呢?同学们连本校的大牌教授和一个媒体记者的差异都不知晓,怕不是分寸可以度量的了。它发生在堂堂第一学府,足见今日中国之怪现状。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门课即将结束时,去北医三院看了一次病,记得花了二三百元钱。我不懂学校的规矩,报销未果。补齐了手续,正发愁明天还要来校,不然就过期了。这当口碰到了上我课的一个同学。我将这事委托给她。但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我猜想,她忘记了这事,那票据作废了,最终她选择了躲避我的策略。她如果和我讲出此事,我决不可能要她赔偿。遗忘可以理解,躲避是不可原谅的。过后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找到她谈谈,钱我当然不会要,教育她是我分内的事情:一个连这点责任都不敢面对的人,日后能担当家国重任吗?但我最终放弃了。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诲是她走到这步田地的原因之一,我身为一名北大的教师却继续着放任。 ( 那一年我系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有虚假成分。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致结论是推迟半年毕业,重写一篇论文。系领导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下否决了答辩委员会的结论。矛盾上交,一直吵到校级领导那里。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我们摆出全部情况,系领导听后放弃辩护时,校级领导却在连续两次会上劝说我们宽大那位同学。他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声誉在多数与会教师的心目中一落千丈。这一幕令我们黯然神伤。古人云:国家兴亡,食肉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在一个校园中,大家对北大名誉的理解与珍重竟存霄壤之别。 这次争论不幸拨动了我系遗留下来的派系矛盾之琴弦。一位教师在冲突关口对我这个局外人说:当年校方为什么非要系所合并呢?两边都不是坏人,但我们争吵了这么多年,我们这些人的最好时光都浪费掉了。我看她几乎要哭出来。我不知道我系派系矛盾的全部历史,但我亲身感受到这是怎样的一个系。我是个老游击队员。就读过的高校和供职过的单位总计十个,可算见多识广。而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冰冷的、少交往的单位。而我们恰恰是最需要交往和沟通的所谓思想者。 外部人常以为,北大的学生最好。差不多每次硕士生面试后,都少不了几位教师大发牢骚。因为总会遇到多个笔试分数很高,难以淘汰的考生,他们除了应试的教科书,什么都没读过,有些已经应试多年。一句话,我们这些教师在同考生的博弈中被算计了。我们都知道,高级人才的选拔重于培养,你打死郑也夫,他也练不成刘翔。那么明知成才规律如此,明知我们败给了考生,为什么不挖空心思,反省考试路数,精心设计试题,重新博弈呢?似乎大家都很忙。我们的感慨,始于面试后的牢骚,也终于面试后的牢骚。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本系多位教师和我说过,社会学系的硕士论文是全校各院校中最好的。我没有比较,无从判断。但我是这两年中唯一读过我系全部硕士论文的教师,我知道,我系专心写毕业论文的硕士生越来越少了。如果他们都全力以赴,会有半数,即30人,达到现在的尖子,前三名的水平。他们心有旁骛,是因为择业的压力,他们忙不迭地去面试,用人单位动辄要他们去实习。择业大约要花去一年的时光。一言以蔽之,同社会的博弈,我们同样是失败者。我们应该深刻反省,制定方针。可惜这同样是排不上队的事情。) 人有足够的惰性,不然何需暮鼓晨钟,那敲打全为惊醒你。一个特殊时刻(110年校庆之日)也有这种意味,所以才有了这篇不合时宜、殊少颂扬的文章。. 回到本文开篇的那个段子。一个认同实用的学生,怨得上北大吗?况今日社会功利滔滔。我们说,大学是服务于社会的。但这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不生产衣食,不提供住行。它服务社会的方式,恰恰是要和社会拉开距离。它要平衡、反省,乃至批判社会主流价值观。他需要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气质,自己的情操,自己的精神。在这些方面,北大还有自己赫然凌驾于其他院校,凌驾于世俗社会的定力吗?如果这诸方面,不是大学帮助社会提升,而是任凭社会席卷大学,那其实是辜负了社会长久以来的重托,大学可以寿终正寝了。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845 本文原名:丑陋的北大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cddcf0100aj7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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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胆大包天的抄袭,闻所未闻!一评暨南大学博导邱丹阳抄袭案
mychinasea 2008-9-4 12:51
如此胆大包天的抄袭,闻所未闻! ----一评暨南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教授、博导邱丹阳博士学位论文抄袭案 本人,张良福,1997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是《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问题》。该博士论文答辩时间是1997年6月,在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中可以查阅,索取号为1998\D822\1。 邱丹阳,暨南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教授、博导。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菲南沙争端的历史与法理研究》,该论文答辩时间是2001年4月,可在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中查阅,索取号为2004\D82\3,也可在 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网站上查询到。 邱丹阳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菲南沙争端的历史与法理研究》一文系全盘抄自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 一、从内容上看,邱丹阳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结构、论证、分析及结论全部抄自我的论文。 邱丹阳唯一所作的改动是在个别地方将我论文中的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置换为中菲南沙争端。 例如我的论文关于研究目的原文是:因此,将中国的海洋划界争端作为研究对象,已成为当前这个时代赋予每一位从事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学者的历史使命,是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邱的论文为因此,将中菲南沙争端作为研究对象,已成为当前这个时代赋予每一位从事中外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注:邱的博士专业名称为中外关系史)的历史使命,是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述如此改动,在邱丹阳的论文中比比皆是! 二、从页数上看,邱丹阳的博士学位论文正文100页,其中约62页是一字不差地抄自我的论文。 三、从单纯文字数量来看,邱丹阳的博士学位论文约13万字,粗略计算就有8万4千字抄袭自我的论文。 举例如下: (一)邱丹阳论文的中文摘要:第二、三自然段,约400字,抄自我的论文第八章结论,第147页及第149页。 (二)导言: 第5页第三自然段因此,学术价值所在,共约400字抄自我的论文第一章绪论,第1-2页。 第79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部分全盘抄袭自抄自我的论文结论第148-149页,及第一章绪论第34页,共计约2380字, (三)第三章中菲南沙争端的原因与思考,抄袭46000字:从第26至29页全盘抄袭自我的论文第二章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问题的现状第三节南沙群岛领土主权争端和南海海域划界争端第12-14页,共计约3000字, 从P3161页,整整30页全部抄袭,共计约43000字,抄自我的论文,第三章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问题产生的原因与背景,及第四章第一、二节,P1563页。 (四)第四章中菲南沙争端的现状和背景及第五章中菲南沙争端的趋势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总共只有22页,其中就有整整15页(第6883页)全部抄袭自我的论文第六章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中的中国海洋划界争端问题(第104-125页),共计约22000字。 (五)第六章中菲南沙争端的因应对策总共只有15页,其中就有整整10页(第85--95页)全部抄袭自我的论文第七章中国处理海洋划界争端问题的总体战略(P126144页),共计约14000字。 四、作为证明邱丹阳全盘抄袭我的论文的证据,除上述无可辩驳、无庸置疑的事实外,可以作为有力佐证的是:我论文中的一些不规范的用法、错别字或讹误,原封不动地同样出现在邱丹阳的论文中。仅举例若干: (一)我的论文第12页倒数第19-20行,越南又继续侵占了奈罗礁、诸碧礁、长线礁等,此处出现诸碧礁是错误的,因为该礁是我人民海军进驻,没有被越南占领。同样的错误出现在邱的论文第27页倒数第7行。 (二)我的论文第12页倒数第8行,同时在诸碧礁、华阳礁、南熏礁、东门礁等6个岛礁上建有高脚屋,并派人驻守,其中的诸碧礁应为渚碧礁,南熏礁应为南薰礁,同样的错误出现在邱的论文第27页倒数第7行。 (三)我的论文第25页第13行, 越南的技术人员已以1973年底赴意大利,其中的:以应为于,即越南的技术人员已于1973年底赴意大利,同样的错误出现在邱的论文第37页倒数第13行。 (四)我的论文第25页倒数第二自然段, 越南在1975年以前分裂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越)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美国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发动越南战争,以对抗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所谓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苏联和中国则支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承认南越,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扩张政策。越南同中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从50年代起就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提出领土主权要求,并派兵侵占中国的部分西沙、南沙群岛岛礁。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一直多次向中国政府郑重表示西沙、南沙群岛属于中国。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到60年代末,苏联除在中苏边境成兵百万外,还竭力挑拨、离间中越关系。苏联成了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与此同时,中美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美国不再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从南越撤出美军,结束越南战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实行国家统一后,开始走上了恶化中越关系、同苏联建立军事同盟关系的道路。统一后的越南彻底改变了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立场,在北部湾挑起海洋边界争端,对西沙、南沙群岛提出领土主权要求并派兵占领部分岛礁。苏联也改变了它在西沙、南沙群岛上的原来立场,支持越南向中国提出领土主权要求。, 在该段文字中,关于南越、北越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指的都是北越,南越的正式提法是越南共和国。因此,在该段文字中,应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应改为越南共和国。同样的错误出现在邱的论文第45页第3段。 五、邱丹阳的论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也有相当内容直接抄袭自我的论文注释和参考文献。值得一提的是,邱丹阳可能是做贼心虚吧,也许还有一点羞耻之心。邱丹阳在其论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没有以任何方式,也不敢以任何方式提及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问题》。 邱丹阳如此胆大包天地全盘抄袭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行为,闻所未闻,堪称中国学术界之一绝! 在此,非常值得一提邱丹阳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后记。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宛如一仆二主,工作与学业都得好生伺候,苦也乐也。这句话同样出现在邱丹阳的论文后记中! 邱丹阳在后记中最耐人寻味是这样的一段话:本文从构思到写作,再到最后定稿,都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导师的思想、观点给我的启示无法用感谢二字表述。邱丹阳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是暨南大学的高伟浓教授、博士。特别想请教一下高伟浓教授、博士,您是如何悉心指导邱女士的?您是如何从构思到写作,再到最后定稿,悉心指导邱丹阳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您的所谓的导师的思想、观点 给了邱丹阳什么样的启示?
个人分类: 未分类|2436 次阅读|5 个评论
来,给冠军一顶博士帽
张显峰 2008-9-1 16:48
这个想法倒不是毫无来由。奥运会还未闭幕时,一些地方的领导就对本省籍的冠军以重金豪宅相许,可怜有的运动员,几个地方争来争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人了。可奥运会刚一结束,一些自视清高的高等学府也难以矜持,俯身奉上它们的特产学位,以示对冠军们的奖掖。 这两天有报道说,刚刚在北京奥运会上摘桂的国家跳水队队员林跃、秦凯、火亮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破格录取(这和何雯娜被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录取显然不是同一性质)。当然,这算不得什么新闻,在他们之前,跳水队的郭晶晶、吴敏霞、胡佳等 10 余人也都就读于人民大学。不独此家,很多高校都对世界冠军大开绿灯,有的还为争不到世界冠军而感懊恼。 我无意对这些高校的善行大加批判。我们的很多运动员都是从小就进入专业运动队训练,为了国家荣誉他们确实牺牲不少,尤其是在文化课的系统学习上远不及同龄人。当他们功成身退恰又年富力强之时,给他们机会补上这些缺失本无可厚非。 问题是,这一本来针对退役的奥运冠军等优秀运动员的国家政策已经被完全篡改了。看看现如今被请进大学的冠军们有几个是退役了的?一些大学对世界冠军真堪顶礼求贤:你破格录取,我就让人家硕博连读;你提供免费食宿,我就让导师上门辅导。尤其后一招,乃是专门针对现役运动员的上帝式服务。 如此礼贤下士的结果大概是,大家都无需多么认真,只要你在我这个学校挂了名,只要我曾经允诺过硕博连读,几年之后你戴着该戴的学位帽毕业应该毫无问题。起码从公开的报道,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世界冠军进了大学毕不了业的坏消息,这远比神童上大学成功率要高许多。 所以这份带有奖励性质的破格录取通知书,大约可以看作是提前几年兑现的学位证书了。 有人在做菲尔普斯在中国的假设。这个游泳奇才在雅典奥运会上拿到了八块奖牌,北京奥运会上他更是独揽八金,成为美国的骄傲,但他并没有成为美国高校的宠儿。雅典奥运会后,他向密歇根大学提出了求学申请,但密歇根大学一点也没表现出以他为傲的意思,甚至中间的变故使他的入学资格不得不通过听证来决定。直到第二年菲尔普斯才进入密歇根大学,学的是体育管理专业,而且能不能取得学位完全要看他的课业而不是北京奥运会上的八金。菲尔普斯的前辈索普更可怜,当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要破格录取他,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最后也没有上成。他们也许应该懊悔自己不生在中国。 按我们的标准来看,这些国外的大学确实太过迂腐了。大家追求的只不过是:我这所大学有几个奥运冠军,我们的奥运冠军有多少博士而已,你还真希望它关乎体育事业,关乎学术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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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了,去看女儿军训
jxz1963 2008-8-31 15:37
女儿开学一周了,这几天我们一家人(包括奶奶和外婆、外公)的心里好象猫抓了似的。说实在话,总是想去看看女儿,但女儿就是不让,为什么呢?因为女儿的学校正在进行军训,听说是比较艰苦的。 几次和女儿通电话都是在夜里十一点多时,那时她刚刚训练完了回到宿舍,才能与我们通上电话。我们争先恐后地和女儿说着话,几乎是问着同样的问题:需要啥我们给你送去!女儿就两个字不用。她反复给我们说:你们不用来,我这好着呢,啥都不缺,就是有些累。当然军训是比较苦的,咱家离这么近,有机会就回去了。你们要是一来看,说不定我们宿舍的其他女生都得哭了! 想到这里,我们一周都没有去看她,有时只是发发短信,问一些情况而已。 但时常在我们的脑子里重播着一周前我们陪同女儿报名时的热闹景象: 说到孩子上学,虽说在家门口,我本以为我们夫妻俩人去就行了,到了学校才知一些外地的孩子来上学,都是一个亲友团队跟着,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老一辈,还有姑姑、舅舅等上一辈,更有一些平辈的表姐表妹等相跟着来了。一个若大的学校(新校区占地面积都很大)都成了北京的鸟窝了,真是人山人海。据一位专门在校内开电瓶车的司机师傅讲,有一位东北学生来报到,家里跟了12位亲戚,说是送孩子上学,顺道来西安玩一趟,这也是个好机会呀!还有两位白发老人也是送孙女来了,拿行李、排队领宿舍钥匙,都是老人亲自干,让人感动啊! 昨天早上一大早,我刚要外出去煅练,就收到了女儿的短信:你们中午11:30可以来学校,到时你们不要给我打电话,等我给你们电话。啥也别给我拿了,我这里不缺啥东西!接到短信,我告诉了孩子她妈妈,她也很高兴,就立即电话约了孩子的外婆和外公,约好一起去学校探望正在军训中的女儿。 早上十点半钟,我们准时从家里出发,等到学校后还不到十一点半,我们就在校园里转转,顺便参观学校的环境。只见在学校的大小马路上到处都是军队在进行正步走,我们想:这可能就是军训吧!在离大门口较近的一处道路上,见到不少女兵在进行军训,我们便驻足观望,希望在队列里能见到我们的女儿,可是根本看不清,都是一排排绿色的军装和整齐的步伐,我们这些几乎老眼晕花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分辨不清的了。 由于前天下了一整天的秋雨,天气有些凉,生怕女儿冻着了,昨天的天气虽说有些凉,但也有一些隐约的阳光。十一点半过后,我们猜想着女儿该给我们电话了,就几个人坐在学校花园里的石头椅子上,几个人有一问没一答地聊着天,外婆和外公则是目不转睛地在满园的绿军装里寻找着孙女的身影。到了十二点钟,还不见女儿的身影,我和夫人有些坐不住了:是不是她把咱们来看她的事给忘记了?夫人说:咋可能呢?说话间,我的手机响了,见到我在手机里说着话,一家人都把目光投向我:娃来电话了!我收了电话,说:是我妹妹来的电话问其他事情。一家人又开始在人群中寻找我们熟悉的身影。 到了十二点十分,女儿终于来了电话:爸爸,你们在那里?我说在你们宿舍楼花园旁的石头椅子上坐着,她说着过一会就到,我们又开始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女儿的身影了。学校的面积是比较大的了,又过了十多分钟,孩子才在一个角落里出现了,我们见到眼前的女儿都傻眼了:一身军装的女儿,比过去更增添了一种英姿的感觉。发现孙女儿手里还拿着马扎,外公赶忙接到手上,外婆则是一个劲地摸着外孙女儿的手,问一些在学校里能不能吃饱,穿的衣服冷不冷等家常话,夫人则问这几天都训练一些啥项目,学没学习,考没考试等问题。而我见到女儿后则问:你在短信里说发了12件军训用品,都是些啥?的问题,女儿一见这么多的问题,就给我说:咱们到食堂里边吃边说吧!我们五人找了一个安静一些的桌子坐下,女儿一一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学校可大了,我们在最西头军训,从那里走过来都要十多分钟时间,我还是跑过来的呢!告诉你们,昨天下午我们还考试了,是学校组织的教改班的考试,参加考试的人挺多的,不知考的如何。反正考过了,听天由命吧!夫人一听说考试了就说:一个假期连一个字都没有看,这次肯定要考砸了!我替女儿说:大家都一样,谁放暑假了还看书!女儿说:我感觉我考得还不错!听了这话,夫人这才露出了欢喜之色。 食堂的饭菜当然与家里相比还是要粗糙一些了,特别是米饭,那里有家里用粳米做的米饭好吃呢,都是一些籼米做成的米饭。 怪不得女儿说在学校里光吃米线和面食。当然,大食堂都是工业化操作,不可能精工细作了,但吃饱肚子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想吃小炒了,多花一点钱就能办到的。 由于女儿的时间要求十分紧迫,吃完饭后还想再休息一会时间,其间还和奶奶通了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奶奶的问话几乎都是一些冷暖的话语。我们在饭厅聊了半个钟头就告辞了。临别时,夫人问下周末能不能回家,女儿说:下周不回了,不休息!外婆则说:外公给你买了些苹果,想吃了就吃些,没有了给家里打电话啊!我给女儿说:下次回来把军装穿上,让家里人见识见识我女儿当兵的样子!说着,我拉了一下女儿的军装,只见女儿的上衣上都湿了,很显然这里的军训强度大着呢!女说笑着说:我们连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拿了我们营的第一名,我们连长说还要在训练中下功夫,争取在以后进行的比赛中拿第一! 离开了学校,夫人说:娃比以前懂事多了,知道节约了,不乱花钱了,也学会了如何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了,这才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想,这不光是夫人的想法,恐怕是我们一车人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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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
immuneweb 2008-8-20 10:07
现在奥运会在北京紧张地进行,奥运会无疑为国人挣得了荣誉,实现了国人的百年梦想,也许奥运会是飞速发展的中国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在中国大学校长的心目中也有个与奥运类似梦想,那就是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因为在泱泱13亿人口的大国竟然没有一所令世界瞩目的一流大学,实在是个缺憾。但要想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首先要有一流的大学教师,一流的教师的选择绝对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国内的或者中国人,应该吸引国际上的一流学者,包括洋人。大学的教授职位也世界范围内聘任,这就要求我们对教授岗位的评价应该参照国际标准进行。 其次,有了一流的大学教师才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怎么知道你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可以从学校毕业生中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等方面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多少来判断,其实另一个判断指标就是有多少国外的留学生(发达国家的)到你学校学习,既然你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应该吸引各国的学生来学习,现在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基本都是世界上学生趋之若骛的地方,那如果我们的大学对国际上的学生没有吸引力,当然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第三,科学研究国际化,应该与国外著名的实验室和学者建立密切的科研合作关系,加强人员往来,将博士和博士后培养机制与国际接轨,在世界范围内招收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 如果真正实现了大学教育的国际化,才能真正开始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由此可见,吸引来一流的大学教师是关键,而目前的教学科研管理体制与国际是脱节的,如果不改变,是不可能吸引一流的教师来国内工作的。所以,最终是要想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大学教育国际化,要想大学教育国际化就必须改变目前国内以计划管理模式为基础的教学科研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谈得上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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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immuneweb 2008-8-18 08:34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喊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我现在除了知道这个口号以外,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或者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却一概不知。于是我在网络上做了一些检索,也没有明确的定义,看到一篇领导讲话中提到: 努力培养一流的人才、创造一流的成果、提供一流的服务,建设一流的学科、一流的队伍、一流的基地。看后还是不明白,什么是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服务?也没有明确的概念,我想既然大家连最基本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和内容都不明白,怎么去建设? 我认为,要想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就需要有关部门组织一帮人去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从本质入手,改变现有的大学运作模式。否则你走的和别人不是一条路,你如何用人家的评价方式来评价?所以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将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运行模式和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然后再谈创世界一流大学;另一个就是按照现有模式继续运行,不要再喊口号了,否则建世界一流大学就象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的口号赶美超英一样滑稽可笑。 为什么我们如果现在喊 赶美超英的口号就可以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也是市场化,和西方很接近,在这种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下,经济才能快速增长,如果还是原来的经济模式,赶美超英就只能是口号。而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现有模式下,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获得一流的成果是不可能的,更提供不出一流的服务,所以现在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除了是口号以外,其它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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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裸奔与游戏规则
immuneweb 2008-8-14 02:05
看了方舟子先生和王鸿飞等教授的关于施一公教授回国相关的文章,发表一下自己对该事情的看法。我觉得双方的观点都没有什么问题,是游戏规则制定的不规范和可操作性差,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对于施一公教授回国,我个人认为不应该追究他是否马上完成一切手续就回国,因为很多事情不是马上了结的,我觉得是否全职回国应该看他是否全职在国内工作,如果他全职在国内工作,即使美国大学保留他的职位也不应该追究,但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现行规定,方舟子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 我认为目前之所以对于招聘海外人员回国任职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就在于有关部门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制定过于详细,反而不容易操作,我们很多规定对于入门及过程制定的过于严厉,但对于结果却不了了之,有些虎头蛇尾的感觉。例如对于长江学者和特聘教授之类,要求在国内任职至少多长时间,结果很多大学都是和任职者一起欺骗教育部,因为他们在国外全职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如此长的时间待在国内,既然这种规定根本行不通,要么来一次全国大检查,把没有按规定执行的单位进行严厉处罚,要么修改游戏规则,结果没有人管,规定在那里,没有人执行,即使方舟子先生揭出来几个也没有人管。主管部门要制定一项游戏规则,要想一想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如果你真的想招聘一批死心塌地为国家效力的海外优秀人才回国,那就应该真正高薪聘请几位或者十几位像饶毅和施一公这样的科学家(甚至可以招洋人为我们效力),不要太多但要有水平,让他们的待遇和在国外没有差异,但条件必须是全职回国,没有商量。如果仅仅是想通过招一些人把国内一些大学的学术水平带起来,那就可以像现在招特聘教授一样,但不要求全职(因为目前特聘教授的待遇很难吸引回真正优秀的海外人才,靠感情和觉悟是另一回事),只要结果,就是要为单位培养多少研究生,为单位发多少文章,但要限制他们拿国家的重大课题,避免拿走国内有限的科研资源。 我感到为什么国人的法制观念淡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制定的东西往往是闭门造车,不可操作,久而久之人们都不把法规当回事,其危害是深远的。例如,教学水平评估对教学的过程要求的过于苛刻,而不切合实际,没有一所大学是平时是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的,因此当教学水平评估的时候,出现学校组织学生造假的现象,教育部再三要求不能造假,他就不知道问题出现他们闭门造出的所谓指标体系。我们现行的大学管理模式是非常注重老师讲课的效果,学生不能迟到旷课,其实大学的学习更应该发挥学生的自学能力,学校应该给学生很好的图书馆和上网条件,只要学生能通过考试,没有必要非让学生去听老师授课,但前提条件就是每门学科要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要有难度。反过来,我们在检测学生学习的环节 考试上,却是有点走过场。例如在考试以后,老师要做试卷分析,如果学生考试不好,说明老师出卷有问题,这就是很可笑的事情,只要老师是按照学生应该掌握的内容考试的学生考不好,说明他们没有学好。现在倒好,老师出试卷不是按照学生应该掌握的水平,而是根据学生实际程度来出,如果这一届学生都不好好学,那么就把卷子出的容易些,我们现在大学之所以没有水平衡量,就在于我们出口没有把关,您说教学水平评估的所谓指标体系是不是有问题? 前一段我所在的城市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在国家来检查前两周里,在政府的要求下很多临街的铺面都停业了,这样的检查是不是太扰民了,其结果也不可信。导致很多市民早餐都没有地方吃,菜没有地方买,我去洗车人家也关门了两周,据说国家来检查时,有专家专门把下水道的盖子打开,看看里面。我不知道国家检查卫生城市的具体指标,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扰民,很多下岗的市民就靠每天早上卖点早餐或者卖点菜度日,这些检查使他们蒙受很大损失,有没有必要去看看下水道卫生不卫生,这些指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除了应付检查,平时没有人去管的。 写了这些文字,其实就是一个意思,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任何法规的时候,都要想到是否可操作、是否合理,制定再严格、再详细没有办法执行或者只有造假才能执行,那干脆不要制定。所以大家争论教授是否应该立即裸奔回国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定的政策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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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所大学的奥运
LVMING 2008-8-2 17:25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尽展海大健儿风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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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与寄宿学校
immuneweb 2008-7-30 11:12
一提到寄宿学校,大家就想起中小学生,是家长将孩子的监护权暂时转移给了学校,因此学校对学生的安全等诸多方面负有责任。其实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寄宿学校,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因为绝大多数大学生已经年满18岁,从法律的角度不需要监护,学校也不应该对他的行为及后果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学生的家长认为孩子进入大学,大学就应该和寄宿学校一样,对他的一切负责,而我们的大学领导和老师也时常讲,家长把孩子送给我们,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负责。于是乎,学校有学生处、团委;院系有辅导员再加上专业课教师当班主任,象保姆一样看管着我们的大学生,害怕出一点闪失,这对学校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只要学生在学校里出任何问题,家长就理直气壮地问责学校,学校也心服口服地承认错误和赔赏,难道这种习以为常的事情不可笑吗?实在搞不懂中国的大学,为什么成为了寄宿学校。 大学应该主要把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学生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年满18岁以上,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的大学你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去充当学生的监护人。我们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缺乏生活独立能力,应该让他们自己尽早地接触社会和适应社会,一个人的能力培养不仅仅是智力,应该是全方位的,大学不应该管的太多和承担太多的责任。 如果我们的大学就是寄宿学校,大学生从依赖父母转移到依赖老师,我们如何培养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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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就等于毕业,只是时间的问题
immuneweb 2008-7-17 20:49
在中国人眼里,上大学(硕士、博士)入学就等于毕业,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进入国内大学校园里,有很少的能被淘汰。如果不给毕业或者不给学位,那么我就到法院告你,这种举动在国外是很可笑的事情,在国内却时常见于报端,这不今天从新浪网上看到一则新闻,题目是 北大女生未拿到博士学位起诉北京市教委http://news.sina.com.cn/c/2008-07-17/150015950213.shtml,原因是这样 : 当事人杨某是北京大学医学部2004级博士研究生,主修神经病学专业。但是后来与导师发生矛盾。经过多方协调,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办为她变更了另一位临床型博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5月,杨某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但同年7月,她接到医学部通知,说只能为她颁发毕业证而不能授予博士学位。 杨某称她多次申诉,但北京大学认为依据相关规定,杨某应有一篇SCI收录的论著代表或提交正式接收函,因杨某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因此不授予她博士学位。 我个人认为学校不授予博士学位是有道理的,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没有发表SCI文章,按照学校的规定你没有达到获得博士学位的要求,至于你是什么原因没有发文章那是另一个问题,你可以延期毕业。目前在中国就是有这样的怪现象,本来是因此你学生的原因没有拿到学位反而状告学校或者主管部门。同样,不管什么原因,只要病人死在医院,家属都要大闹一场,要医院赔赏。 正是由于我们大学的淘汰率太低,导致人们都认为不管是上大学还是硕士、博士,主要是考试,只要能上就能混毕业。我听说一件事情,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当年硕士研究生就是别人替考的,当然复试的时候也是经过疏通还是被录取了,其上学的时候,开始连鼠标都不知道如何用,英文更不用提了,就这样照样混毕业。 就是因为没有正常的淘汰机制,才在人们心中认为只要考上就能毕业。老百姓对上大学的这种看法同样引申到她对国外大学教育也是这样的看法,于是乎那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家里有钱的父母就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若干年后父母失望地发现自己花了几十万上百万,孩子空手而归,她哪里知道国外是入学容易上学难,和国内有天壤之别, 最近德国高校信息系统面向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2000名外国学生, 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几乎一半外国留学生提前中断学业离开德国。 要是在国内父母早到法院告学校了,但对国外的大学她无能为力,只好叹息了。 但要在中国实行可操作的淘汰制很难,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切都是靠社会关系运作的。遇到事情,人们通常是不考虑法律或者规定的,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找到熟人,并且有熟人就可以绕开什么规定办成。在人们这种心态下,很难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淘汰制度。 补充 :在讨论中,很多老师举出的淘汰的例子都是毕业的时候给予结业或者没有给学位证之类,我所说的淘汰机制就是在上学过程中,而不是等到毕业的时候。在国外由于入学比较容易一些,有些学生在这个专业上不下去了,可以注册另一个专业从头来学。由于我们上学的入门很难,所以如果中途淘汰就意味着他将无法再进大学的门,除非他再参加高考,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淘汰制,需要很多相关机制配套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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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质量有没有办法评价?
immuneweb 2008-7-11 16:10
我们知道,人是需要活到老学到老的,也就是大学本科应该只是人生专业教育的入门,如果你即使是很有名的大学本科毕业如果不继续学习也同样会落伍的。 但 近年来很多单位在招聘硕士或者博士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附加条件,要求第一学历是本科或者是 211 大学的本科学历,我一直对这项要求不能理解,既然他已经是 博士毕业了,应该考虑他现在的博士论文水平如何,为什么还需要考虑他的本科学历呢?这大概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比较重视一个人的 历史问题 ,但仔细一考 虑,觉得不然,原因在于中国目前没有什么机制来评价一个人的大学、硕士或者博士的水平,如果我们有机制能评价一个人目前的水平,那还管他第一学历干什么?你用人是用现在的我也不是用大学毕业时的我。其 实对第一学历提出要求,并不是说是根据他大学毕业时的水平来评价,因为目前只要考上大学,即使你整天玩着过你也能毕业,所以所谓提出的大学学历,其实是评 价这个人的高中水平,因为中国目前只有高考才是比较公正的,其他任何考试作弊、替考成风,因此国人是多么可悲,一个人假如三四十岁博士毕业,招聘单位无法评价他现在的能 力,只好根据他 18 、 19 岁时候的高考的成绩来评价他现在的水平。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教育的悲哀,如果我们国家的教育不实行真正的淘汰制,改变目前只要考入大学就等于毕 业,那么人们仅仅重视考试的准备,而不重视学习的过程,我们的大学生的质量也就无法评价,因为每个大学没有什么毕业的门槛。 其实这种现象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扩招导致的,现在很多大学的教授一带就是几十个研究生,他哪有精力来管学生,学生就是这样放羊出来的,哪有什么水平?本来研究生答辩是一个控制毕业生水平很好的门槛,但目前已经形同虚设,记得我们当初硕士和博士答辩的时候,半天就一个人答辩,不好好准备真的下不来台,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一天可以答辩十几个,评委哪有时间问问题,只是过场而已,那么在这样的批量生产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如何评价硕士、博士的水平?只好靠询问历史来判断能力了,在目前用人单位也难呀!!! 我真的希望不久我们一些单位再招聘人的时候,不再出现第一学历的要求,因为这确实是对我们教育质量的讽刺。但这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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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cllipe 2008-2-19 17:14
●李传亮 一日闲来无事,到网络上溜达,偶然看到WC大学的网页,便翻开了Y教授的个人简介,细细端详起来。 YY,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XX年毕业于WC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到国外著名的A大学、B大学、C大学Z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A学会、B学会、C学会Z学会理事,A大学、B大学、C大学Z大学兼职教授,享受A津贴、B津贴、C津贴Z津贴,为A领域、B领域、C领域Z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国内外知名专家。 Y教授长期从事A领域、B领域、C领域Z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A方面、B方面、C方面Z方面获得重大突破,曾获宇宙大奖10次、银河大奖20次、环球大奖30次;为本科生开设A课程、B课程、C课程Z课程,为研究生、博士生开设高等A课程、高等B课程、高等C课程高等Z课程;完成各类科研项目共计500余项,科研经费达1000多亿亚元,为社会创造财富3000多亿亚元;指导硕士生300多人,指导博士生200多人,指导博士后100多人;在A杂志、B杂志、C杂志Z杂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00多篇,被Ai、Bi、Ci三大权威检索机构索引无数次;出版专著A工程、B工程、C工程Z工程;目前正从事A基金、B基金、C基金Z基金课题的科研工作。 看时眼花缭乱,看后一头雾水,立即拨通WC大学的电话,询问Y教授到底是干什么的,对方答曰:看网页^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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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不把时间花费在陪客吃饭上
suqing1961 2007-9-21 15:38
旧作:刊载于 1994 年 9 月 1 日《光明日报》 信奉在主动形势下得到的东西,往往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形下,经过再一次奋斗所得到的。要力争笑在最后,笑得最美。 王 越 王越,男,汉族,中共党员, 1932 年 4 月出生于江苏丹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学与通讯系统专家; 1993 年 2 月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当有人向鲁迅先生讨教著作等身的秘诀时,这位文坛巨人悠悠地答道: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或许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王越教授透露给研究生他成功的秘密也是:我从不把时间花费在陪客吃饭上。 确实,作为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最高行政长官,王越校长几乎每天都要和来来往往的上级领导、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打交道,而打交道就免不了请客吃饭。尽管汇报工作、座谈发言、讨论问题时侃侃而谈,气氛融洽,但一到吃饭的时间,他总会用各种无可辩驳的理由摆脱去做陪客的角色。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把时间看得和生命一样宝贵,不愿意无端地浪费一分一秒。他常说:陪客吃饭就得聊天,就得有一番繁琐的客套。这既耽误了自己的正事,也浪费了客人的时间,很不值得。正是利用这一点一滴挤出来的时间,他先后取得了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等奖励的丰硕成就,并领导规划了学校的 211 工程实施方案,开展了深人、细致的学科建设工作,提出了深得人心的安居工程,使北京理工大学各项工作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如今陪客吃饭实际上己成了各个单位领导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重要工作。为了表示对重要客人的尊重,王越校长也有被硬拉上饭桌的时候。这时他就举着酒杯朝着客人抿上一小口,说两三句欢迎光临、请多多指导之类的客套话,然后找个机会溜之大吉。此时,他对那些替他挡驾井代他陪客的校领导充满了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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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护卫苍穹越王剑
suqing1961 2007-9-14 12:41
旧作:刊载于 1997 第 17 期总 149 期《中华英才》 文/苏 青 , 范 建 1990 年 8 月 2 日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正式打响。 刀光剑影的战场,高科技的武器,现代化的通讯,每天这些都是他不断捕捉的电视画面和报刊信息。 东北某试验靶场。当经他之手问世的火控雷达引导着火箭弹、导弹呼啸着击中目标时,他便有了扬眉吐气的欣慰和自豪。 此时,他会回忆起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的幸福情景。 人们尽可以夸耀这致敌于灭顶之灾的霹窝火,但并不一定都知道他的名字。 国防科技保密的特殊需要,从来造就的都是默默奉献的人。 他叫王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 思忧忧,乐悠悠,万家忧乐在心头,安居规划筹。 他魁梧健壮,颇有几分将军的风度。这样的外表,很难将他与儿女情长相联系。可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暑假的一天,一场雨后,北京理工大学的办公楼里,他与一位小女孩正在对活:小家伙,送你两支自动铅笔,用它好好学习。小女孩贴着他的耳根说着悄悄话。若不是耳闻目睹,怎会相信一个繁忙的大学校长能够帮着照看他部下的孩子,并极有耐心地同孩子交谈。 他爱孩子,曾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 2000 元,为学校附属小学捐款 1000 元,还资助一名延安地区家境贫困的儿童读书至今。 他平易近人,报社开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座谈会,特邀两院院士参加。院士们都很忙,记者挨个儿打了一圈电话,轮到王越院士却异常地痛快:好的,这个会我一定参加,只是请你们照顾我先发言。 我们采访他的头一天晚上,他凌晨方睡。一个学生夜间突然生病去世了。他的心情异常沉重:这孩子是去年从老区考来的,班上成绩最好。他家里很穷,是靠全村人凑钱才上的学。真可惜啊!我们应该为这样的贫困学生制定资助他们上学的有关政策。他在深深地自责。 王越是位善者,和他说话,他都认真地听,全无忙人、名人那种心不在焉打官腔的架式。对待工作,他极端认真、严格,不容许有任何的糊弄和草率。他批评人也是十分的严厉,无论是谁,出了错就要认错改错,决无情面可讲。 王越关心群众有口皆碑。两年前,他从西安某雷达研究所调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校办的秘书去看青年教师住的筒子楼。拥挤的陋室,狭窄的过道,锅碗瓢盆奏出的杂音敲得他的心情格外沉重。第二年,学校工作会议上,他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以改善教职工的住房为主要内容的安居工程,并很快得到实施。 他在北京理工大学度过了两个春节,每个春节都搞得热热闹闹,别开生面。他邀请几十位院士及夫人到校,与本校的教授联谊,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 1995 年的联谊会上,由他倡议、 28 位院士联合签名,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交部上书,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视海外留学人员子女的中文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以增强祖国对留学人员下一代的凝聚力。倡议书经新闻媒体传播,在海外留学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联谊活动最热闹的要数猜谜:勾践 ( 秋千格 ) 打一中科院院士姓名。一会儿,院士们不约而同地喊出王越。于是,他就笑着抱拳走到台前,献上他的节目。记者问他的名字与越王勾践有没有联系,王越笑了。尽管是文字游戏,但生于吴越之地的他,孩提时代就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铭记在心。 亡国耻,民饥怨,国盛民强平生愿,誓献军工界。 我的名字与那悲惨的年代有关。 1932 年 4 月,王越出生于江苏丹阳,那是九一八国耻日的第二年。他的父亲是位进步、开明的知识分子,由于痛恨日本侵略者,有感于苦难年代的漫长,就给儿子取名王越,希望儿子早日越过这段灾难的年代,同时也是激励儿子超越自我,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 抗战爆发后,王越全家搬迸天津的英国租界。出入租界经关卡每天都要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这亡国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时,一天,校长因为拒用日伪课本给学生讲课而惨遭暗杀。这使王越恨透了侵略者,并想方设法报复。一次,师生们被拉去为日本人修机场,他和小伙伴们就偷偷地接上水管往地下飞机库里灌水,并当着日本人的面吟诵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夜深人静,他帮着父亲把爱国青年悄悄地送往抗日的后方。 父亲偷偷地把一面青天白日旗藏起来。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美好的明天。 15 岁那年,父亲送他去上海念书,那时内战的炮火阻断了津浦铁路,于是他乘海船漂泊六七天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黄浦江畔停泊的一艘艘美国军舰, 20 万元金圆券换一个烧饼。 这使他的富国强民梦化为泡影。蒋介石煮豆燃萁、同室操戈的倒行逆施,使他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此时此刻,他忽然觉得父亲当年珍藏的那面青天白日旗是多么的可笑和可悲。 少年时代的王越喜欢兵器,迷上无线电。当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祖国的山川大地,当美国军舰耀武扬威于我国的领海江河,他就渴望中国有朝一日能强盛起来,自己将投身祖国的国防事业。 新中国的建立为他实现这一心愿提供了机会。 1950 年,他考入大连工学院电讯系,后转至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专攻雷达技术。 军事院校的淘汰制近乎于残酷,学生一门功课不及格马上转业,中途生病缺课也无情淘汰。这里没有怜悯,通过的学生个个都是高质量的。 王越把今天自己的成就归结为大学 6 年激烈的优胜劣汰竞争的结果。全班入学时有 52 人,毕业时仅剩 25 人,一半以上的人被淘汰。作为全班的佼佼者,他顺利地通过了一次次的筛选、淘汰关,并每每以才思出众而受到教师的赞扬。毕业后,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名中尉,分配到军工厂工作,开始了他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漫漫生涯。 千里眼,卫长空,卧薪尝胆屠巨龙,雷达立殊功。 王越是我国著名的雷达系统专家,他曾先后任 301 系统总体设计师、 201 系统主管设计师、 306 系统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我国国产第一代岸炮雷达、第一部全晶体管化炮瞄雷达,都是以他为主设计的。为此,他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兵器工业功勋奖等奖励。 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并接收目标反射的电磁波,由此探测出目标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它像一支千里眼护卫着祖国的蓝天。王越研制的各类雷达系统装备部队后,把我国地面火控系统的性能和水平提高了一步,缩短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七五期间,在研制一种新型雷达时,王越用他建立起的评价体系,客观评价国内外著名火控系统的发展,为我国地面火控系统的发展提供实践根据和实际检验方法。在他的主持下,运用随机服务理论在我国对空防卫系统中,建立了系统射击效能模型,并对雷达的重要参数和体制进行优化选择,首次实现了雷达、指挥仪两位一体设计方案,开创了我国防空火控系统发展的新道路。他还提出了很好的搜索跟踪和快速截获方案,使火控雷达系统的反应时速提高了一倍。 30 多年火控雷达系统研究的工程实践,造就了他独具特色的设计思路。他提出以系统对抗的基本构思设计火控系统,在实践应用中解决了许多关键问题,使火控系统性能大为提高。 王越在山沟里当了 13 年某研究所所长,他注重研究所的整体化建设和科技水平的发展, 把重点放在自力更生上,不图短期效益,不搞短期行为,为研究所的发展攒足技术后劲。 他的奇思妙想使该所由只能研制单一型号产品的纯科研单位,逐步发展成可同时担负多型号多项目及产品的研制任务,指令性项目与其它任务形式相结合,军品民品科研生产、开发与经营齐头并进的新型科研单位。 或许是从那个任人宰割的耻辱年代走来,王越便有着勾践一般卧薪尝胆的大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我为主。他说:在高科技领域,要想获得尖端技术,即使有钱人家也不一定卖给你,还得要靠我们自己干。在领导研制某项重要国防产品项目时,他力排众议,提出了走功能研制道路的指导思想,反对一味跟随国外的设计道路。他的这一设计思想和研制思路,得到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首肯并起到良好效果。 对待工作,王越有一句口头禅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越不想得到的却悄悄地来。他参加工作不久,厂里有一项产品设计改进任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这是块硬骨头,王越却偏偏接了过来。他裹着皮大衣几次到大冰箱里观察实验情况, 连着加班,半夜两点才回家。当时厂长说:王越,厂里能不能全面完成任务就看你的产品了。于是,他们的实验室 几乎每天都是整夜灯火通明。厂长怕累坏了大家,每天送来一桶红烧肉,专门犒劳王越和他的伙伴。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好转,这种金贵的食物实在是难得 ,可累坏了的王越一班人怎么也吃不下去。就这样, 硬骨头终于被啃下,任务最终提前完成。接着,他又带着一支队伍到东北的基地进行实验,一千就是 4 个月。 蓝天翱翔的国产战鹰首次装上了国产火控雷达,那就是王越的功劳。王越因此当选为全国青联四届二次大会代表。此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奖,兵器工业学铁人标兵,陕西省科技精英 ,可他从不居功自傲。 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敢想敢做,与人真诚合作。在技术第一线,他常常和大家泡在一起,久而久之,大伙和他的距离就近了;这个领导原来挺在行,在他手下干舒心畅快;这位合作者确实诚心诚意,凡事都主动替别人着想;这位领导还真仗义,再大的责任他都勇于承担。 王越是两院院士,这是很令人羡慕的。有人认为这是他走运,碰到了好机会。其实,机遇对谁都是平等的。一个人如果怕苦怕累,畏首畏脚,或是瞻前顾后,即使有机遇,也会与他擦肩而过,他也就不可能交上好运。王越认为,无论干什么事情,为自己想得太多,盘算得太细,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出息。他经常这样比喻:白菜心固然好吃,可你想要吃到菜心,首先就得先吃白菜帮。 为了研制、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王越常常通宵达旦地苦思冥想,设计方案,一些重要军工项目常常折腾得他思考好几个月。人影消瘦,愁肠苦断。这便更增添了他成功后的喜悦。 为祝贺他科研、教学所取得的成绩,前段时间有朋友赠诗一首:学富五车谦为上,开物成务自能强。长官科技兴邦国,曾以步勇守封疆。青春做伴研兵戈,白首依旧育栋梁。等闲学海衔两院,再厉北工铸辉煌。 抓改革,育栋梁,科技文化兴国邦,放眼铸辉煌。 仕途与业务,王越更看中后者。当年领导叫他干研究所所长,竟使他几天睡不着觉。总工、副总他都愿意干,就是这行政的长让他发怵。然而,世上许多事,你越是不想就越有你的份,当年兵器行业最年轻技术人员出身的研究所所长最终还是落在了王越的头上。当组织上把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这副重担交给他时,他思考了整整两天两夜。这回他没有多犹豫:还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事呢?没说的,干!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 1940 年诞生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建校 55 年来,从这里走出了共和国总理、部长和将军 40 余人,培育了成百上千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造就了一代名扬海内外的企业家。 1940 年 9 月,自然科学院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的窑洞前举行开学典礼。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宣告:这里培养出来的人,既是技术专家,又是革命通才。于是,王越把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李强等老一辈院长以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输送一大批技术干部的办学经验铭记在了心头。为此,他和学校其他十几位领导组成了新一届的北京理工大学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 刚到学校那阵,校园里正刮着经商风,本是书声朗朗的校园,一下子摆起了地摊,建起了饮食一条街。对此,他坚决反对,不允许玷污这神圣的育人殿堂,贻害青年学子纯真的心灵。有人就用搞市场经济作挡箭牌,这越王之剑便挥斩过去: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是不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帅才和将才,不是摆摊子做买卖。于是,校党委一道命令,饮食一条街销声匿迹,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出国访问,王越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少留学人员学成后滞留不归?在美国的近十所大学,他会见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并深深地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发现,留学生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也即留学人员回国后,其子女在就学、升学、适应国内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困难,是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促成他和 28 位院士上书国家有关部门的缘由。我们一方面要鼓励留学生回国效力,另一方面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为他们回国安心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对此,王越感慨道:过去我们更多注重的是留学生住房及待遇等生活硬件的改善,而未注意他们精神负担的消除,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 北京理工大学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在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中。在他的带领下,学校抓了办学机制的转变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成立了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办学,扩大了与海内外许多高校、单位、团体的合作友好关系。 1995 年 8 月,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向国家教委提出了北京理工大学 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预备立项申请。王越校长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是,从现在起,经过 10 年到 15 年的努力,把北京理工大学基本建成具有军民结合特色,以工为主,工、理、管、文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211 工程的启动,使我们学校迈出了向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学进军的新历程。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王越在多种场合下倡导他培养帅才、将才的主张。于是,跨世纪德育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学科建设在扎扎实实地开展,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产业,一系列工作在等待和呼唤着王越以及他的志同道合者。 1995 年 9 月 24 日 ,是北京理工大学建校 55 周年的喜庆日子。站在主席台上,王越为学校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也为明天的奋斗目标深感责任重大。他满怀豪情致词,并即兴赋诗言志: 科教兴国春常在,建设改革两相长。 求实创新生气盛,团结勤奋力更强。 科学文化毋偏废,素质能力育栋梁。 往过光荣留青史,再接再厉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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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担任西方大学校长的中国人——杨福家(转)
lingfeng 2007-7-28 09:42
第一位担任西方大学校长的中国人 —— 杨福家 ( 转) 杨福家,出生于 1936 年 6 月,宁波籍。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1992-1996 ),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 1987-2001 )。    杨福家教授也是复旦大学玻尔教授(中国第一位以玻尔命名的物理学教授)。 1984 年,被评为国家级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在 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自 1998 年起被聘为美国 Vanderbilt 大学物理名誉教授。杨福家教授也是日本创价大学名誉科学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名誉人文博士,香港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名誉博士。    杨福家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校长( 1993-1998 ),自 1996 年起担任世界大学校长执行会执行理事。杨福家教授现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他是第一位在西方大学里担任要职的中国人。 曾经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上海十大高校精英之一的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曾经这样评价他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    “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特质,这就是毫无迟疑的信念和绝无虚妄的豪情”。    不错,他本来或许应该是一位诗人。拜伦式的,雪莱式的,狂飙突进式的,但骨子里却是屈原式的诗人,充满了梦想或者幻想,激情满怀或者豪情万丈,像一名手 执戈矛随时准备脱手一掷的战士。但造物主却阴差阳错地把他塑造成了一位儒雅的学者,一位院士,一位执掌中英名牌大学的教育家。不过,我们透过他那厚厚的眼 镜片,仍能从他严谨缜密的科学思维背后,看到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闪烁着的“对人生、对世界、对祖国、对自己、对未来”的理想主义光彩。    被点燃的知识火种   杨福家 1936 年出生于上海,但他的故乡却是宁波市镇海区骆驼镇河角村。 镇海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县区,面积 218 平方公里,人口 27 万。但它出包玉刚,出邵逸夫,出大学校长,尤其盛产院士, 26 位。骆驼镇上就出了好几位,而杨家一门就走出了两个:杨福家和哥哥杨福榆。 杨福榆是贝时璋院士的高足,著名生物化学家。兄弟俩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年龄也差了 9 岁,却在 1991 年同榜荣登院士,这是杨家的光荣也是宁波人的光荣。   杨福家自幼机灵好动,却也淘气顽皮。读初中时有一次将粉笔灰嵌入粉笔擦中,老师越擦越不干净,盛怒之下,勒令其退学。杨福家也曾多次转学,幸运的是上高中时进了一个好学校:上海格致中学。格致中学创建于 1874 年,是上海的一座名校。在这里,杨福家头脑里的智慧和求知的“火种”被点燃了。在老师的启发诱导下,杨福家开始发奋上进。暑假里他将自己关在亭子间,一口气做了 1000 多道数学题,使数学成绩从不及格一跃而获得满分,并由此养成了很强的逻辑观念。从小学就开始学的英语,原先总也学不好,在格致中学老师的诱导之下,发现英语原来非常有趣呀,学习劲头鼓起来了,结果英语也成了他的强项,使他终生受益。   事隔多年之后,杨福家犹念念不忘格致中学给了他人生两件最宝贵的东西:一是人生观,从一个糊里糊涂的“小捣蛋”,成为有梦想、有追求的人;二是点燃了他头脑里知识的火种,培养了学习和后来做学问的兴趣,更让他懂得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客观、尊重知识。也许,正是这两件宝贝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一个爱国科学家的基础。 1997 年,第 54 届校友杨福家个人出资在母校格致中学设立了一项奖学金,不少人提议命名为“杨福家物理奖”,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把它定名为“爱国奖”。 他认为爱自己的祖国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情感,设“爱国奖”,就是希望格致学生铭记自己是祖国的儿女,激励自己担负起祖国赋予的责任——这也正是他,一个学子对祖国和母校的“寸草春晖”。杨福家每年到母校颁奖,至今已是第 9 个年头。    复旦情结    1954 年 9 月,杨福家以优异的成绩从格致中学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从学生后来做到校长,开始了他与复旦大学、与物理学科的终生情缘。   在复旦物理系,系主任、也是普通物理学的授课老师是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王福山。第一个学期的期终考试,是由王福山教授主持的口试。杨福家第一个进考场,面对这么多教师,又是平生第一次口试,心情十分紧张,结果只拿了个 4 分,这也是杨福家 4 年大学惟一的一个 4 分。以后,杨福家又师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一级教授周同庆,间或也溜出去旁听数学大师陈建功的课。苏步青、陈建功、周同庆都是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 ( 院士 ) , 那时的复旦校园很小,也没有高楼。但正是从这些导师的身上,杨福家真切地体会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至理名言。   在杨福家 4 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时年 43 岁的一级教授卢鹤绂,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给他们开设了富有色彩、七章七节的原子核理论课,而且有幸在最后一学期,卢鹤绂成了杨福家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卢鹤绂把他领入原子核物理领域,让他有幸领略绚烂的“物理之美”,并使之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卢鹤绂常常这样忠告青年学子:“一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发展,最后的目标是来创新领域;二是要老实,不要虚伪,弄虚作假、故弄玄虚的人都是站不住的。知而告人,告而以实,仁信也。”   在卢先生指导杨福家论文的时候,国际物理界发表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在当时这是最新科研成果。 卢先生不希望他的学生轻轻松松地拿论文,而是要他这个未出茅庐的大学生去碰一碰那个世界前沿的课题,鼓励他去试试另外一条途径,看看是否可以得到同样结果。 经过半年努力,杨福家发现这篇论文是做不出正面结果的,但即便如此,杨福家的收益仍然非同一般,因为他在卢先生的严格要求下,通过做这个论文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的奥妙。 5 年后亦即 1963 年,提出这一理论的两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1964 年,杨福家有幸在哥本哈根遇到了其中一位,因为有当年的基础,使杨福家有能力与他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一个好的学校,它会给你一个好的氛围,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到好的素质方面的教育,而好的老师能发现你的长处,能够引领你走上一条科学的道路。”这是杨福家的切身体会, 而卢鹤绂先生当年的忠告,使杨福家懂得了做一个一流的科学家, 眼睛应该时刻盯着科研的最前沿 。“追求卓越”,成了他的终生信条。    1958 年 7 月,杨福家从复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原子核科学系做了一名助教。 1960 年,复旦史无前例地任命了一批非常年轻的副系主任,杨福家是其中之一。论资历,那时杨福家大学毕业才两年;论年龄,年仅 24 岁;论资格,助教也只做了两年,直到 3 年后也才是个讲师。   这一段经历使杨福家刻骨铭心,所以 33 年后,当杨福家成为复旦校长时,他满怀激情地说:“ 1954 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第二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 年 24 岁时,我被任命为原子核科学系副主任。我亲身体验到:复旦大学有着培养青年人成长、为青年人创造机会的浓厚的政治与学术气氛。我衷心希望,我们能保持和发扬复旦这一优良传统。”所以, 上任伊始,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负笈丹麦    1963 年 9 月至 1965 年 8 月,杨福家有幸被选派到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他在物理学家“朝圣”之地、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哥本哈根度过了难忘的两年。   临出国前,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给新中国第一批出国深造的人员亲口讲了一个故事:当年陈毅留学法国期间,一次乘无轨电车,遇上一位老太太,陈毅主动为她让座,但谁也不会料到,当这位老太太知道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子我不要坐。”这个故事极大地震撼了杨福家的心灵,让他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诚然,陈毅元帅故事里的那个年代早已过去了,中国人毕竟站起来了。但是杨福家也看到,在这个以实力排座次的世界,一个虚弱的民族纵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只是一个小脚女人和东亚病夫——不要说叫人家给你让位子,就是你想给人家让位子都没有资格!——要紧的是,怎样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    玻尔研究所,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大师之一的尼耳斯·玻尔于 1921 年创建的。 玻尔一直引用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言:“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以此来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激励自己为祖国的昌盛建功立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杨福家深为玻尔的精神所感动,如果“丹麦”两字改成中国,玻尔的追求不就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追求吗?   杨福家一方面庆幸自己有机会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实验室工作,另一方面则憧憬在不久的将来能有自己的“炼钢炉子”,即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自己的祖国在世界的现代科学殿堂里也能得到她应有的席位。   杨福家在玻尔研究所留学期间,该所来自各国的 50 多位学者大多有博士学位,而他只是一个本科毕业才 5 年的讲师,又来自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面临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因此,杨福家总是满腔热情主动地工作和学习, 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连吃饭的时间也同各国同学讨论问题,仅用一年时间就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1964 年夏,杨福家证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所所长奥格·玻尔教授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莫特逊教授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玻尔教授祝贺他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希望他延长在丹麦工作的时间。    在此期间,杨福家的另一大收获是,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 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之所以成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 除了他的创始人尼耳斯·玻尔对世界物理学做出的无与伦比的不朽贡献之外,还因为他爱才如命,到处物色有希望的青年人来所工作,积极提倡国际合作,以致被人誉为“科学国际化之父”。尤其是在玻尔倡导下形成了“ 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 ”,这就是“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这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 “哥本哈根精神”已成为物理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世界的贡献,也许不亚于玻尔的量子力学。而对杨福家来说,在丹麦两年所感受到的“哥本哈根精”,也许是对他日后成为一个名牌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所长时的最好的科学精神的洗礼!    蹉跎岁月不蹉跎    1965 年 8 月杨福家从丹麦学成回国。不久,“山雨欲来风满楼”,继之祖国陷于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在“文革”中,杨福家虽然没有遭受很大的冲击,但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一间安静的实验室了,他所钟情的原子核研究也不能幸免。   不过,对一个有心人来说,机会总是有的,哪怕在夹缝中也能找到。 1975 年 3 月,杨福家带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去一家化工厂“开门办学”。 在厂里,杨福家发现该厂环境污染测试计算出来的结果,有不少是负值。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百思不得其解。杨福家找到有关部门,查核 了计算公式,发现原来该厂所用的公式是盲目搬用苏联的,在我国根本不适用。再查查美国、英国等先进国家的环保测试公式,也几乎令人绝望,因为这些国家的计 算公式都是有条件限制的,一个公式只能适用于一种条件。 但是这个发现也使他兴奋不已,因为发现新的问题正是新的科学创造的契机。 从解决这一新的难题出发,以及从控制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计着眼,杨福家决心搞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计算公式。经过他数月的不懈努力,分析了 6 个微分方程,终于推导出了“核级联衰变一般公式”。这一公式可适用于所有厂矿的环保测试,而且囊括了前面提到的西方与苏联的所有相关公式,因为那些公式只是它的特例。把它运用于重离子反应、寿命测量学方面,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这个公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迅速成为测试环境污染程度的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   哲人说得对呀,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把“炉子”砌起来   “文革”灾难终于过去,科技工作者又回到了实验室和课堂。杨福家被任命为原子核系主任,并且升为副教授。和“臭老九”一起香起来的,还有职称,简直成了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 有人劝杨福家,为了“正高”,应该埋头写论文。杨福家则不这样认为,写论文固然需要,但根本的是要把实验室建起来。 国 外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很有质量,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大学有很多烧得很旺的炉子,铁丢下去就能很快地烧红。而我们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缺少足够的好炉 子。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炉子烧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样的炉子里锻炼成好钢创造条件。杨福家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工作过,可以说是当时接触过串列加速器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多年前他就梦想着自己的祖国能有这样一个实验室。因此,“文革”结束后杨福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第一流的实验室。结果,“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终于建起来了,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实验室在 1989 年被国内第一流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 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实验室上去了,高质量的论文也出来了,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也从这里培养了出来。 1980 年杨福家升为教授, 1981 年,成为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又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    1986 年底,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诚邀杨福家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任所长,杨福家却婉拒了半年。后来禁不住该所老党委书记巴延年“五顾茅庐”,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至立也登门劝说,杨福家同意了, 1987 年 8 月,在陈至立同志陪同下走马上任。   相比于复旦的原子核实验室,上海原子核所是一个更大的“炉子”,是中科院第二大所。 先前他之所以婉拒周光召院长的邀请,是因为他曾担心行政事务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 但是当他上任后,想到如果把这个“炉子”烧得更旺, 由于自己的工作而能够进一步调动全所 1200 多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那么自己的工作就会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还在杨福家走马上任之前的 3 个月,他突然收到一封信,来信者是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的副研究员陈茂柏。信中写道:“我一直思考着在有生之年究竟干什么?怎么干?我们意欲带着本课题可能有的基金资助来投奔你处,并恭请你为本课题挂帅……”信发出 3 天后,陈茂柏戏剧性地得知杨福家将调任原子核所所长。不久,他接到了杨福家请人带来的口信,约他到家里聊天。见了面,杨福家认真地听了老陈关于自己进行微型回旋质谱计研究的情况介绍后,说了两句话:“我支持你,但你要冒风险。”话虽然简短,但却是陈茂柏久久盼望的,这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杨福家到任后,与所党委共同研究,积极推进“一所两制”的运行体制,提出了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又要坚决贯彻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杨福家自然也没有忘记陈茂柏,为了使陈茂柏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课题能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认可和支持,杨福家亲自写信为当时还只是副研究员的陈茂柏力争:超灵敏质谱计是当代最重要的核分析手段,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我国尚属空白。陈茂柏等提出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含有新的想法,值得一试。结果,这个课题被立项了,负责人就是陈茂柏。 一个副研究员领衔一个项目,这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1993 年 6 月 14 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持下,以陈茂柏为首的课题组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台“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通过了鉴定和验收,成为我国核技术研究中具有独创性的重大成果。 国外耗费了大量资金,研究了近 10 年还没有成功的项目,被陈茂柏攻克了。   实验核物理研究室主任石双惠提出了寻找新核素的课题,立即被杨福家列为重点科研项目。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发现的 2000 多个核素中,没有一个是还中国人发现的。周光召院长曾经对杨福家说,你们应该争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上去。经过漫长的攻坚,终于率先合成了新核“铂 -202 ”。 1992 年 7 月 28 日,这项研究成果终于正式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了核素的版图!    这就是杨福家的“炉子效应”。    追求卓越,创造一流    1993 年 2 月,杨福家在担任副校长两年后,被国务院任命为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自从 1905 年马相伯创办这所大学起,复旦就是江南名校。所以,在 1993 年 2 月 25 日的就职典礼上,杨福家发表就职演说,题目就是:《找差距,创一流,振兴复旦》。杨福家说: 在我一生中,真正激动的时刻并不多,当选院士算一次;现在宣布了国务院对我的任命,又是一次,我深感责任重大。   杨福家郑重地宣言:“复旦的昨天是辉煌的,明天将更美好。复旦两字意味着‘一个早晨接着一个早晨’。一个新的黎明已经到来。”    “给青年人以机会”,“ 给复旦人以关怀”,是杨福家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 很快,古老的复旦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复旦大学教师、干部的平均年龄,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最年轻的。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编者按说:“‘给青年人以机会!’——复旦大学这个口号提得好,不仅对大学培养第一流人才十分重要,而且对全社会有普遍意义。”“让我们各行各业都学学复旦大学领导人在培养新一代上的责任感和胸怀吧!”    启动“名教授上基础课”的计划 ,“首先是教学生怎样做人”等举措也相继出台。而建立一个“ Think Tank ” ( 即:智囊团、思想的徐匡迪写信谈了自己对高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想法,并明确提出: 高校应当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他提议:在加快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形式下,鉴于上海市在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参照国外一些高级智囊研究机构的成功经验与范例,在上海建立一个为政府与企业决策服务的“思想库”。很快,徐匡迪给杨福家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所提 Think Tank 一事,我已请市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蔡来兴研究员牵头筹组,不久他即会与您联系。”    1993 年 2 月 12 日,春节刚过,杨福家倡议的复旦发展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一个没有围墙、完全开放的新型研究机构在复旦园里挂牌成立了,徐匡迪欣然出任名誉院长,杨福家则被推为院长。   为什么要成立“思想库”?杨福家的解释是:复旦的目标不是要创一流吗?一流就是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烙印,像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那样。复旦在上海,既要打“中华牌”也要打“上海牌”,在作为龙头、带头羊的上海腾飞过程中献计献策。复旦不仅应在基础学科方面拿国际金牌,而且应该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起积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复旦发展研究院的缘故。”   杨福家豪迈地宣布:“复旦大学应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她的烙印。”    复旦的“思想库”一设立,就立即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实力。 1993 年 6 月,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主持召开的“上海:面向新世纪国际化大都市”战略研讨会在锦江饭店隆重举行。 100 多名著名专家济济一堂,共同为振兴上海、开发浦东进行决策论证。 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称之为“拉开了 21 世纪上海战略研讨的序幕” ,市委副书记陈至立评价说:研讨会将对上海市委、市府进行上海的战略决策提供很重要的参考。 1994 年 3 月,复旦的第一本绿皮书《重新认识中国—— 1993 年中国发展报告》,就呈现在上海市领导的办公桌上。   尤其让复旦人自豪的是,复旦的“思想库”不但成了上海市发展建设的“高参”,还为国家输送了杰出的人才。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得力大将王沪宁,曾是复旦最年轻的教授,全国政治学、行政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很快脱颖而出,先是被江泽民总书记“借”去,从此不还, 1995 年 4 月起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副主任,胡锦涛继任总书记后,即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胡出国访问时,王沪宁常以核心成员身份伴随左右。   杨福家执掌复旦后的作为,《人民日报》在 1994 年 12 月 17 日、 20 日、 21 日、 26 日连发 4 篇文章,并配发编者按,给予高度评价。    “知识经济”的“二传手”    杨福家有一个主张:既然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那么中国的大学校长就应该多走出去。你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你。 1996 年,杨福家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并当选为“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执行理事,给了他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极好机会。   每年 2 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都要举行一个总统早餐会。杨福家多次出席过克林顿和小布什的总统早餐会,觉得的确受益匪浅。特别是 1997 年 2 月 6 日克林顿总统的第 45 次早餐会,杨福家等 3 位外国名牌大学校长和来自 170 个国家的 650 名外宾,一起聆听了克林顿发表的即席演讲。克林顿演讲的主题是团结、合作与教育。“虽然我们乘不同的船来到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克林顿的话虽然轻松幽默,话题却也很有分量:“在我下一任期四年内的首要任务,是使美国人民在全世界受到最好的教育。”特别是,克林顿强调:“要使每一个公民都了解,要成功地进入以知识经济 (Knowledge Economy) 为特征的新世纪,应达到什么样的教育标准。”   “知识经济”一词虽然早已有之,但从一位国家总统的口中这样郑重地提出来却还是第一次。思维敏锐的杨福家像捕捉科学前沿的最新信息一样,瞬即意识到了这个英文单词的特殊意义:它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即“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经济”的时代开始了!   回国后,杨福家分别在《文汇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知识经济》、《谈谈“知识经济”》等文章,被几十家报刊转载。杨福家文中以比尔·盖茨为例,阐述了知识经济的含义及其巨大威力,并迅即请复旦有关同志组织力量对知识经济进行研究,很快出版了《知识经济论》一书。当时“知识经济”在国内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新名词,杨福家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后,知识经济问题才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普遍关注,并很快成为新的热点。《文汇报》主任记者江世亮撰文指出: “杨福家院士率先在国内引进并阐释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带来的挑战,无疑已在中国科技史及教育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知识经济”的概念很快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注意, 1998 年 2 月 4 日,江泽民在中科院一份报告中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 21 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同年 6 月 1 日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知识不断创新,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而要加快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关键在人才,必须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看到国家最高领导这样迅速接受、并这样重视“知识经济”,看到高层领导的意志很快化作全国的行动,杨福家欣喜之至:   有什么能比当这样一个“二传手”更快慰平生的呢?    出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人    1999 年 1 月,杨福家卸下已经当了 6 年的复旦大学校长之职,原想专心一意地继续搞他的原子物理,但是一个消息瞬间传遍了全世界: 2000 年 12 月 12 日,著名的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宣布,选举中国科学家杨福家先生为下一届校长 (Chancellor ,又译:校监 ) ,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 3 年。    为什么请一个中国人去担任原来只有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才能担任的职务呢? 校方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他的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有在许多国家工作的经验。他曾是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的校长……” 而诺丁汉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2001 年 2 月 13 日上午,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欢乐气氛中,杨福家偕夫人告别祖国赴英履新,正式就任诺丁汉大学第六任校长。而专为他举行的任职典礼,选择在 7 月 4 日诺丁汉大学的毕业典礼之前。这一天,在因传奇英雄罗宾汉和“诺丁汉森林足球队”而闻名的英格兰中部文化名城诺丁汉,在有“大学公园”之称的风景如画的诺丁汉大学校园, 在英格兰童话般的清澈的池塘、参天的古树、古堡似的小楼之间,旷古未有地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接着,在杨福家以校长身份主持的诺丁汉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包括中国等 139 个国家留学生在内的 3000 名毕业生,在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家长和当地政要名流的注目中,一个一个鱼贯上台,接受中国校长的亲切祝福。从清朝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开始,至 20 世纪末,中国学人踏出国门,目的全都是一个:学习。 但是从本世纪的第一年开始,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所有名誉博士学位证书上,都将签有一位中国人的名字,那是他们的校长——杨福家。   中国人担任英国名校校长,这在中英、中外交往史上都是第一次。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事本身,它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先进意味着发言权!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说:“英国大学能选一位中国科学家当校长,证明他们关于中国的观念也正在改变,而中国科学的飞速进步是他们改变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席路甬祥说:“诺丁汉大学聘请杨院士为该校校长,是对他科学工作的成就、贡献及影响的高度评价与认可,这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就在杨福家执掌诺丁汉的消息传出不久,在香港的一辆出租车上, 当司机认出眼前的杨福家就是那个令人扬眉吐气的中国校长时,竟当场激动得流泪。要知道,在从前,不要说请一个中国人到英国去担任名校校长,即使在中国国土上的香港,也没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会让你中国人当!   就在杨福家面前放着权杖,凭王室赋予的权杖来行使他的权力主持庄严仪式,看五星红旗凡是他坐到这个台上的时候就冉冉升起的时候,有一次在台下坐了一个华侨会会长叫江凤翔,仪式后他一定要请杨福家吃饭。他说自己是 60 多年前来到英国的,他问杨福家:你知不知道那时候英国人叫我什么?杨福家说不知道,他说:“叫我‘清人’,脑后拖着一条屈辱的辫子的‘清人’。你知道吗?清朝最腐败了,所以叫我清人,不叫我华人!……没有想到,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大学中间的惟一一套衣服、惟一的一顶金边帽给真正的华人戴上了……”   言未毕,泪滂沱!    大楼,大师与“大爱”   到 2003 年底,杨福家的诺丁汉大学校长 3 年任期已满,该校董事会却再一次作出决定:继续聘请杨福家担任校长,任期从 2004 年到 2006 年年底。不言而喻,这当然是对杨福家的工作的肯定和褒扬。   十余年间连任两所中外一流名牌大学校长,杨福家可谓千年华夏第一人。在杨福家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份荣耀,毋宁说是一份责任。出任诺丁汉大学校长四五年来,杨福家站在这个国际高等教育制高点上,他看到了许多,也想到了许多,也就有了很多的感慨。    2004 年 8 月,正当全中国的考生经过紧张的期待陆续接到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杨福家却在美国《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篇触目惊心的文章:在中国四川一所农村高中,一个叫郑清明的优秀高三毕业生,因为家庭贫穷拖欠了学校 600 元学费而不被允许参加高考,在深深的绝望和悲哀中卧轨自杀了……一个未来的人才被扼杀了,茹苦含辛攒下每一分钱供他上学的 70 多岁的外公外婆的梦破灭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的脱贫希望无情地被碾碎了!   骇人的悲剧!极度的震惊!痛彻心脾的惋惜!初读这篇报道的杨福家百感交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在几个月后面对笔者的采访时仍然难以自抑:   “我是在外国一个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在外国同行面前读到这则消息的!作为一个曾经当过中国大学校长的中国人,无地自容啊……”   更有甚者,报道说 18 岁的郑清明是被一列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撞死的。文章作者说,郑清明的死让人“看到的是中国农村令人难以置信的贫穷,看到的是被快速向前行驶的中国经济快车落下的几亿中国农民”——这些话每一个字都像钢针刺中了杨福家的心。   郑清明之死的确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学校和老师多一点宽容和同情,如果社会多一些关爱和援手,如果政府多一些体恤和措施,当然最根本的如果外公外婆不是这样的贫穷,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郑清明可以死而复生,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即刻掏出这 600 元。区区 600 元啊,不就是城里人的一顿饭吗?不就是大学城里的一砖一木吗?可是 600 元和一条宝贵的生命,和一个美丽的希望,和一个美好的未来,怎能划上等号?   痛定思痛,杨福家还有深一层的联想:假如悲剧没有发生,假如郑清明如愿以尝考上了大学,当他和油枯灯尽的外公外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又会怎样?不难想象,扑面向他们压过来的就不是 600 元,而可能是 6 万元!你能想象一个已经榨不出区区 600 元的家庭,怎样去筹措这笔巨款?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的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说不定,不甘心向命运低头的郑清明仍然会选择迎向那列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   ——这不是学者的想象,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像是为了验证杨福家的联想,不久以后,又一则消息再一次令他震撼:就在郑清明卧轨两个月后,一个名叫张溪的女孩子,以 615 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这本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但母女俩却为筹不到 8000 元的学费而抱头痛哭。事后,母亲悄悄上街贴出一张“卖肾”的告示,此事被女儿得知,哭着说道:“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大学了……”   为了得到一张大学的书桌,一个学子付出了自己鲜活的生命,一个母亲要舍弃自己身上的器官。杨福家在问自己:我们的大学怎么啦?我们的教育怎么啦?   几个月后,杨福家从英国回到了国内,当他迈入他曾经非常熟悉的大学校园,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从并校之风开始,更名秀,圈地热,一浪高过一浪;校园一个比一个大,大楼一幢比一幢高,大学城一座比一座宏伟……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本是好事,但,这就是国家和民族所呼唤的世界一流么?    1931 年 12 月 3 日,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校长这样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的名言被一次次引用,但大楼还是一幢一幢地崛起。   杨福家从 1996 年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并当选为执行理事,到 2001 年获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世界为他开了另外一扇窗户,使他有机会一窥国际名牌大学的堂奥。   从诺丁汉到哈佛、到耶鲁、到普林斯顿、到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学院,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成了许多校长的朋友。 与许多人的想象完全相反,他在这些校园里没有看到值得称道的大楼、也没有人屑于称道大楼。 在剑桥、牛津看到的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而且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既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也没有院系设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之类。普林斯顿大学已连续六年荣登美国大学排名榜首,加州理工学院也总是在美国大学排名前五之列 (2000 年排名第一 ) ;前者 6500 名学生,后者 2000 名学生,两校既不大,也不全,都不是综合性大学,但都培养了二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有名的智库。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火箭设计的发源地,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占主导地位,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是加州理工学院 1939 年博士毕业生,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是该校 1936 年博士毕业生,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是该校 1928 年博士毕业生……   一句话,大楼的高度和争创世界一流的目标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我们把天文数字般的巨资浪掷在圈地、建摹天大楼、造容得下 26 座北大的大学城,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很可能把我们追赶世界一流的宝贵时机给耽误了。    面对那耸入云天的大学高楼,杨福家马上联想到那些渴望迈进大学门槛的清贫学子。他觉得有一种如鲠在喉的刺痛,有一种难以自抑的冲动,于是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 在文章中,他痛心疾首地诘问:“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   文章尚未发表,就在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阵接一阵的波涛。   “最近一段时间,杨福家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在部分高校校长手中流传,并在这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跑者中引起震动和深思。” 2004 年 11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按如是说。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有记者采访他:“您就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已经三年多了。尽管您曾经是复旦大学校长,但这几年,您在国外的时间相对更多。为什么还要写这篇文章?”   杨福家回答:“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想讲真话。这出于一个人的责任感。”   这一份责任感,或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爱:对祖国,对人民,对教育事业。杨福家大声疾呼: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学,除了“大楼,大师”外,更需要“大爱”!何谓“大爱”? 在杨福家看来,首先是营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充盈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有了这样的环境,既能请得来、也能留得住大师,更能让他们在坦然、平和的心境 下出成果。另外,这种大爱还起码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就国家和社会而言,应该建立起一种帮助所有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上得起学的机制,而不再有郑清明式的悲 剧;就高等教育的主体——大学而言,应该彻头彻尾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让杨福家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文章得到了四面八方的回应。他平静地对笔者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现在中央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受到极大鼓舞。”   对中国大学来说,争创世界一流的道路是崎岖漫长的,杨福家愿做一个播火种者和传薪人,但他更愿意做一个实践者和探索者——    创建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   公元 2004 年 9 月 17 日,在杨福家的故乡——浙江宁波,一座崭新的国际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在鲜花、彩旗、喜气洋洋中开学,迎来了中国第一批 256 个不出国门而能留学的幸运的学子。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身兼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又在中外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第一”!   “我有一个梦”,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是杨福家最喜欢的一句话。 在杨福家看来,人的本质不在于创造出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看他有没有追求,有没有梦想。没有追求、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所成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怎样把英国诺丁汉大学这样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到国内,这是杨福家 2001 年到英国上任伊始就在考虑的问题。    2003 年 1 月 5 日晚上,宁波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从宁波赶到上海,登门拜访了杨福家,要求和英国合作在宁波办一所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是万里学院的顾问,他对万里和徐亚芬不但了解而且十分赞赏,因此徐亚芬的要求和杨福家不谋而合。尤其是把学校办在故乡宁波,让家乡学子在家门口就能到世界名校“留学”,那是多么好的事情!   杨福家思考了一下,然后以他那科学家加教育家的缜密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这个事情我无权决定,我们要校务委员会讨论,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可能性很大。”第二句:“非赢利,求平衡,追求卓越。”——教育方针都出来了!第三句:“我可以保证,我们办学不会拿一分钱到英国去。”这是一个郑重的承诺,对祖国,对家乡!   不久杨福家就去了英国,而且很快,带了诺丁汉的执行校长来到宁波。从 2003 年 1 月 5 日徐亚芬夜访,到 2004 年 9 月 17 日宁波诺丁汉大学开学,满打满算正好 20 个月,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独立校区的中外合作大学宣告诞生!   后来的事情全部实现了杨福家代表英国方的承诺。早在杨福家出任诺丁汉校长的消息一传出,许多国人就以为英国人是借杨福家来赚中国人的钱。他们不知道好的学校不是为了钱。 当万里与英方签约几个月后,英方却单方面宣布,鉴于宁波方面目前有困难,平衡根本做不到,为了补偿,他们在三年内再给 5000 万。这个突然的决定,把徐亚芬感动得不得了!   宁波诺丁汉的创办,实现了杨福家的一个梦想。 还有一个梦想也在他的努力下成为现实:他在英国诺丁汉和宁波诺丁汉分别设立了“梦想基金”, 目的是帮助能进这两座大学就读的中国贫寒子弟实现大学梦,然后和他一起,和全世界每一个炎黄子孙一起,去共同实现一个伟大的梦想:   让我们已经站立起来的,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站直了、站稳了! 转载自: http://www.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13582PostID=713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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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谭峰
suqing1961 2007-6-16 21:24
(一) 守环大哥的文章刚贴上去,谭峰在日本看到后,马上就跳出来威胁我,要我别真名实姓写同学的丑闻,免得惹上官司。我说,那是这 小子心虚,怕我下一个开始揭他的短。 我当然要揭他的短,按杨子荣打虎上山的说法, 谭峰这小子 正好撞上了我的枪口,岂有不先揭之理。 大学期间,我和谭峰都睡上铺,而且都靠东边的墙壁,两床相向紧挨着摆在一起。起初两人头顶头睡,但都觉得私密空间太小,似乎对方脑子里在想什么都能互相侦听得到,于是改脚对脚。换了位置后,我的头正好冲着大门,没几天,因忍受不了弟兄们毫无顾忌的乒乒乓乓的开门、关门声,只好再次调过头来睡。这下可好,调过来后,我的头就只能贴着谭峰的两只大脚丫子了。 所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我是被谭峰踩在脚下,闻着他的脚丫子味度过来的。 好在谭峰的脚丫子味并不太重,这一方面在我们寝室谭峰还算得上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另一方面还得益于谭峰独特的先脚后脸洗浴法。 谭峰先脚后脸洗浴法的故事,是我们寝室的传统保留段子,经寝室同学反复传播演绎后,发展成为我们班的经典段子。就为这个,谭峰没少和我们急过,而且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我们 5 人在不同场合叙述时的各种不实之词。 这个故事发生在守环大哥三步干洗法的前后脚。一天晚上,谭峰也是打来了两大瓶开水,把一瓶开水倒进脸盘后,稍微加了点凉水,谭峰就开始把两只大脚丫子伸进了滚烫的水里。看来,不怕开水烫还真是北方人共同拥有的本事。 谭峰的洗脚按当下时髦的说法就是足道,需要执行浸泡搓揉按捏再浸泡循环往复若干的过程,只不过他得自己代劳,没有漂亮的 mm 伺候。既然洗脚都能上升到道的境界,那自然很费时间。谭峰隔几分钟就往脸盘里加一些开水,隔几分钟就往脸盘里加一些开水,直到两只大脚丫子泡得像猪肝一样紫红,脸盆里的水也满得没法再添加了,才仔细擦干双脚,穿上鞋子。 程序虽简单,耗时却近半个时辰。 此时,脸盘里的水仍然冒着很重的热气,只不过水的黏度和悬浮物明显增加,透明度显著下降,热水的组成元素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接下来,谭峰的举措开始让我们目瞪口呆,令我们大开眼界。 谭峰接下来是洗脸,可他并没有把那盆洗脚水倒掉,重新换上一盆干净的热水洗脸,而是把整个头直接埋进了我刚才说过的那盆黏度和悬浮物明显增加、透明度显著下降、水的组成元素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洗脚水里。 天哪! 谭峰这小子 竟然用洗脚水洗脸!我们 5 个人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 老天爷也没有制止住谭峰进一步洗脸洗头的行动,我们的惊叫似乎也在 谭峰的预料之中。 他把埋在洗脚水里的脑袋和脸浸泡了若干分钟以后,猛地抬头,做芙蓉出水状,顺带还打了几个嘹亮的响鼻,然后擦干头和脸,一脸幸福的样子舒舒服服地爬到床上躺了下来。 这个时候,我们 5 个人可就不舒服了,有谁见过这种要脚不要脸的洗法? 批斗会正式开始上演, 5 挺机枪群起而攻之。 谭峰镇定自若,舌战群儒,理论依据信手拈来:你们懂啥!为什么非得先洗脸再洗脚?你们知道吗,脚比脸不知道干净多少倍。脚又穿袜子,又套鞋子,全副武装,包裹得严严实实,能不干净吗?脸呢,脸整天露在外面,风吹雨淋,沙打泥溅,还不脏吗? 真是少见多怪! 谭峰总结性地又扔了一句。 底射, 5 挺机枪顿时哑火。 (二) 毕业25年来,谭峰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他的 先脚后脸洗浴法进行辩护,说明他是一个很有个性、能坚持自己主张的人。 他的这种个性和执着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比如我就属于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每次返校从家里带来一大堆好吃的东西,都会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全部抖落出来请大家的客,以博得那帮饥狼饿虎在一番争斗抢食之后几声廉价的梁山好汉,慷慨大方的赞誉,到了入睡前饥肠辘轳时,又后悔不该出手太大方没给自己留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鼠粮。 谭峰则不然,这小子床头的书架上总是摆有经常变换花样的各种食物,除了普通饼干我还算认得以外,像方糖、速溶咖啡、朱古力、方便面之类的食品,长到这么大我还都是从谭峰那才第一次叫得出它们的名子来。谭峰并不小气,但也算不上大方。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不会为了面子把食物全部散给大家吃而让自己半夜挨饿受罪,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因为害怕别人讥笑自己小气而把食物偷偷地藏起来背着我们吃。 我至今仍认为,谭峰并不是那种天赋很高的人,但绝对属于学习非常刻苦的好学生。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谭峰最后一个人从教室自习回到寝室,此时,我们 5人的卧谈会一般也都结束,大家闭上眼睛开始准备进入梦乡。 谭峰这时像米老鼠 谭峰知识面很广,米老鼠、唐老鸭、好莱坞、迪斯尼这些洋玩意儿,我也都是从他那才听说的 一样溜了进来。他蹑手蹑脚洗漱完毕,狗熊一样爬上床躺下,轻轻地从书架上取出饼干,开始像偷油的老鼠一样十分小心地啃了起来。 我知道身子笨重的谭峰之所以这么小心翼翼,完全是怕动静太大影响我们睡觉,所以,他啃饼干的声音很轻很细而且是断断续续的,就像间断函数每隔一段就有一个拐点或间断点。我们 5人并没有睡着,可怜巴巴地听谭峰咔哧一声,一块香脆的饼干入口,经口水润湿后慢慢无声地咽下去,又听咔哧啃第二口。这小子越是怕影响我们睡觉,我们就越睡不着觉,那诱人的饼干经谭峰的牙齿反复摩擦咀嚼后,破碎的饼干分子愈加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勾引出我们肠胃里无数饥饿的馋虫一一爬出。我们就像苏文茂单口相声中的房主听楼上的房客扔第二只靴子,等着谭峰咔哧后面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的下一声咔哧的啃饼干声。 每天晚上,谭峰的饼干不啃完,我们就休想睡着觉。 为了这个,我们也没少和谭峰急过。 谭峰是个没有什么城府的人,我们即使和他急,也不会真的和他生气。 大学毕业后,谭峰被分配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碾子山一家偏远的兵工厂。关于碾子山,上一届我一位老乡曾给过我这样的描述:那一年他们班到这个厂实习,我这位老乡的眼神不济,在招待所搭毛巾时,感觉晾毛巾的铁丝黑乎乎的粗得吓人;毛巾刚一搭上去,铁丝立马变细趴在上面的一圈苍蝇被惊得一轰而散。 这位在哈尔滨大城市长大、我们寝室家庭条件最好、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独子满崽注定了要去艰苦的地方吃苦。 谭峰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尽管环境艰苦,但他仍始终和我们保持联系,让我们时刻能感受到他那爽朗的笑声。 谭峰又是一个乐观的人,他通过努力最终硬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96年11月,我随所在学校代表团访问日本,最后一站驻扎大阪。谭峰其时正好在神户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每天晚上,我结束了全部参观考察活动后,谭峰都会在饭后准时来到宾馆我住的房间里,陪着我一起神聊海侃大学时代的快乐时光,高谈阔论他在碾子山的种种传奇,神情凝重地讲述他在日本学习的艰辛,每次都是临近午夜12点才恋恋不舍地乘最后一班城际列车赶回神户。 那时候谭峰很穷,没有钱招待我,但他用那颗善良、诚挚的心温暖了身处异国他乡的我,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同学之间那种刻骨铭心的浓浓情谊。 有朋友如谭峰,幸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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