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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经济因素的环保难以持久: 热度 12 Taylorwang 2018-8-27 08:10; 环境问题，其实也是经济问题，是发展与经济协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地发展，相应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客观地看，我国制定的各种各样环保排放标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算宽松，有些甚至比他们还要严厉。但由于前段时间我国不少地方，存在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污染的 GDP 挂帅的产业政策，同时又存在各地方之间“诸侯经济”的竞争，这样，虽然我国有严厉的环保法规，但在不少地方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近年来国家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保护理念，各级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大力提高了环境执法的力度，短期内已取得较好的环境改善效果，一些城市和地区，空气重污染的天数已开始下降，一些重要河流断面水质也得到持续改善。在这成绩的背后，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必然会影响到我国未来长久环境污染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环保设施的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环保设施的运行，也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若这些投入的资金，难以为继，则环保设施就没办法正常运行，最终也就成为摆设，而不能起到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效果。能投入的资金不可能是无限的，欠账总是要还的，如何把有限的资金，得到环保效益最大化的应用，重要的是用最经济的手段来最高效地削减污染负荷。以我的专业水处理为例，对于常规的生活污水处理，从直接运行成本上考虑，若将污染负荷只削减 50 － 60% ，每吨水的处理成本可能只要 0.2 元，若将污染物的脱除率增加到 80 － 90% ，虽然这负荷削减只增加了 30% ，运行成本则要增加 0.5 元。若要将污染物的脱除率增加到 95% ，增加的 5% 的污染负荷削减，将运行成本增加 1 元以上，加上前面的处理费用，则吨水处理成本高达 2 元左右。这只是运行裸成本，还没有考虑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及由投资而带来的财务成本。为了进一步地改善环境质量，在我国广大的乡村，集镇也要开展相应的污水治理工作，对农村污水的治理，也采用大城市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几乎相同的排放标准。一些先进的处理工艺被引进过来，如使用膜生物反应器的 MBR 。这膜生物反应器，也是西欧开发并最先使用的一种先进的污水处理方法，近年来，也有报告，由于它的运行成本比较高，在西欧一些最早建设 MBR 的工厂，为降低运行成本，已开始拆除这些膜，改用常规的沉淀池分离工艺。对于农村地区，在处理水量较少的情况下，使用 MBR 的污水处理厂，吨水处理成本一定会超过 2 元。有些乡镇，每天的污水量也有几百吨到 1000 吨，污水处理的成本每天将高达数千元，对于乡镇，公务员的工资都能成为乡镇的沉重负担，怎能希望他们每天还要拿出几千元的污水处理费呢？据说在某些农村地区，一些建好的 MBR 污水处理厂，又停止了运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环保设施的经济因素。国外的一些经验也是可以借鉴，记得 1997 年第一次去美国，当时美国大城市的富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的不少大学，都建设在乡镇，有时一个大学就形成一个小镇，这些小镇往往都有一座污水处理厂。邀请我去美国爱达荷大学的卡尔森教授，带我看了二座小镇的污水处理厂。这二座污水处理厂都采用了最古老的污水处理工艺， 1893 年开发的滴滤池污水生化处理工艺，将污水旋转式地喷洒在带有生物膜的石堆滤料上。由于工艺极其简单，污水厂的操作员工只有 2 － 3 人，且故障率也低，晚上污水厂无人值守。根据污水处理的工艺状况，我估计它的污染物脱除率也就只有 60% 左右，肯定达不到我国现在规定的排放标准，但它的处理成本低廉，估计一吨水的处理成本只要 0.1 - 0.2 元，最重要的是这些处理装置都老老实实，长时间稳定地运转。我们建设的高标准废水处理装置，不运转成为了摆设，设立的高标准也就成为一纸空文。我想，若这些污水处理厂，一吨水的处理成本降到 0.2 元以下，在现有的环保高压条件下，在人们追求舒服美好的环境驱动下，这些污水处理厂肯定能得到维护和运行。虽然污水处理没有达到目前规定的高标准，但考虑到农村地区的环境容量，由于排污负荷的大幅削减，必然也能使现有的环境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我国建设和发展的致胜法宝是 “实事求是”，脱离了实事求是，就容易将建设和发展引入歧途。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宏伟的环境治理计划时，动不动就打包成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的大项目，而这些资金将来从哪里来并没有认真考虑；一些公司，看到这巨额的环保项目，也不考虑当地政府的支付能力，甚至明知道当地政府没有支付能力，而想通过轰轰烈烈的宣传，从而起到广告作用，依据公司已签有的巨额合同，从银行贷到更多的银行贷款，或用来提升公司的股票价值，将来割股民的韭菜。刚开始也许行，但这种形为能持续吗？政府承诺了而没有相应支付能力，就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如何建设诚信社会？当银行了解到贷款贷出来，而没办法收回，银行还会继续贷款吗？广大股民被割了一次韭菜，再割一次，反复割，还会有韭菜割吗？由于诚信体系的崩塌，社会上骗子越来越多；银行收紧银根，股民从股市总是没有收益而被放血，也慢慢离开了股市，那些号称营业额几十亿，几百亿的短期疯狂成长起来的所谓 “大公司”，进入了度日如年的紧张期，一旦资金链断裂，公司就不得不进入清算破产的程序，这不考虑经济因素的环保，还能持续吗？; 15098 次阅读|24 个评论

当今中国需要清廉开放的政治权威: 可真 2009-5-27 19:05; 近日连写了两篇关于诚信问题的博文，在网上有较大的反响，说明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一个现实而普遍的问题。由此看来，狼来了的故事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可惜如今谁还给自己的子女或学生讲这样的故事呢？再讲这样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害了孩子们了，因为当今中国之世，诚实者相对于欺骗者，已经无法与后者进行残酷的生存竞争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诚实者是弱者，欺骗者才是强者。在中国诚信即老实久已成为无用或无能或没有出息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愿意做老实人？对孩子们负责而不想坑害他们的成人，有谁还会给他们讲狼来了的故事？缺乏诚信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着实令人堪忧！按一般道理来说，在当今历史条件下，诚信机制的建立，是必须通过政治改革而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来实现的，在这种制度下，依靠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司法机关和公共媒体来进行监察和监督，由此首先保证执政者和政府官员不得不讲诚信，进而依靠诚信政府来制订关于公民行为的诚信规则，以此来引导和规范公民的社会行为。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在中国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可能建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虽然从理论上讲，这种西式体制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建立起来假如中国人普遍具有巨大的政治耐心而毫不在乎再经过数十年或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潜移默化地改造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即使在这期间中国发生社会大动荡或大动乱甚至于国家四分五裂而中国人也决然毫不在乎而但求自己都能够成为西方化的中国人抑或现代世界公民的话。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要回归诚信社会，恐怕其前提至少有三：一是其权威之高犹如毛泽东那样的强权统治者；二是强权统治者有如毛泽东那样清天大老爷的品质；三是清天大老爷有如邓小平那样思想开明而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政治路线。我之所以会有如此想法，是因为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来说，似乎不再有这样的历史机会，它使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开展至少为时数十年的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启蒙运动；而且从现在普遍急功近利的官情和民情来看，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稳定才是他们（官和民）真正需要和迫切需要的，而无论这种需要是否为他们所自觉意识到，因为只有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稳定才能真正满足他们但求得利而决不肯吃亏的功利心与自私心对于自私自利的急功近利者来说，他们是决不愿意去过那种不但有衣食之忧甚至更有生命之虞的乱世生活的，尽管从网上反映来看，有些网民是唯恐天下不乱，似乎他们更愿意过乱世生活，但是我凭自己在中国五十一年的生活经历可以断定，正是这些从其嘴巴上看起来似乎很愿意或毫不在乎过乱世生活的人，如果现在真的让他们到伊克拉或阿富汗去做国际志愿者，为恢复那里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话，我看他们未必会有一个人踊跃自动报名这就是几千年来养成的以讲实惠，图太平，怕冒险，口是心非，死要面子活受罪为基本特征的传统中国国民性！真正了解中国国民性的明智的政治家，是不会冒政治之险去搞激进的政治改革的。何况，中国的政治史也一再地证明，凡是激进的政治改革家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大凡明智的政治家，谁不会吸取历史教训？！再说，中国的政治家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同样是在中国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故未免也养成了一般中国国民所具有的图太平，怕冒险的性格，而大凡具有这种性格的人都是不会轻易冒险的，更不愿去冒政治之险。因此，作为普通国民，我们千万不要再指望中国还会出现一个既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可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却又甘于冒险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家，因为有这样的政治权威的人必是有非常政治智慧的人，而越是有这种非常政治智慧的人，就越是能洞察和把握中国国民性，从而就越是会根据中国国民性来进行因势利导的渐进性政治改良。作为中国国民，如果能自觉意识到自己所固有的国民性，从而能够直面自己的良知而无愧于自心的话，就应该知道自己真正需要或喜好什么，知道自己真正担忧或害怕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国民，我敢说，咱们中国人真正需要和喜好的就是天下太平，自求多福；真正担忧和害怕的就是天下大乱，朝不保夕。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凭着自己的良知去追求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稳定呢？为了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稳定，我们凭什么还要去追求很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呢？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虽然中国国民性基本倾向于图太平，怕冒险，但是，中国国民却也素来具有官逼民反的叛逆性格。这种叛逆性格的正当表现形式，即是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其非正当表现形式则是如文革时经常挂在造反派嘴上的那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前者是属于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儒家人道主义独立人格精神，后者则是属于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人格精神。在官逼条件下，中国人的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叛逆性格都有可能充分表现出来，而当着后一种性格充分得以表现时，中国就势必陷于天下大乱。所以，在中国要防止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治官，要治得官不敢逼民。为此，就必须有自己不仅不逼民而且一心要保民却又足以让官畏惧而不敢逼民的政治权威。中国其实需要这样的政治权威，中国国民其实也盼望出现这样的政治权威，而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其政治权威所应有的品格则是基于保民的清廉与开放。我以为，作为中国国民，我们是应该为这样的政治权威的出现而自觉地营造其政治之势的。; 个人分类: 时评.政论|4109 次阅读|1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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