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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先生观点辑录（首期3篇）

热度 1 d289390715 2020-9-29 11:55

编者按：本系列辑录选编了钱伟长先生在不同场合所发表的部分观点，资料来源包括钱伟长先生本人的《八十自述》，以及其公开署名的文章。摘录观点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之感，因此，本文给出摘录出处，供感兴趣的读者了解详情；钱先生一生波澜坎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思考，本文所辑录的一些观点难免会受当时的形势影响，读者在阅读时应注意到时代背景的差异，请勿急匆匆的做键盘侠。部分文字因不同历史时期写法不同，有少许修改；部分文字在复制过程可能因软件识别问题，可能与原文不完全吻合，敬请谅解。 钱伟长 . 再论弹性力学中的广义变分原理 —— 就等价定理问题和胡海昌先生商榷 . 力学学报， 1983 (04) ： 325-340. 作者一贯主张青年人的工作只要有一得之见，绝不能责备求全，而应尽速推荐发表，以求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但是，我们科学工作者都知道，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对客观事务规律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 这次又整理了二十多年来的逐步深人的认识，写就这篇论文，……。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样认识是最后的，因为这里还有不少有意义的问题没有获得圆满的解决…… 我们当然应该珍视国际同行的成就和意见，但是我们绝不能盲目迷信这些意见，科学发展史就是破除不正确的但被错误地公认为正确的意见而向前发展的。……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重视权威的意见，但不要盲目迷信权威的意义。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逐步深入认识真理。 钱伟长 .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 科学 · 经济 · 社会， 1984 (01) ： 17-21. 解放后知识分子一直被认为是改造的对象、批判的对象，是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因此，三十年来知识分子是在运动里过日子的。“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知识分子被称为 “ 臭老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有知识的人，而是要把中国仅有的这点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没有知识的人，说知识分子成堆是坏事，要掺沙子。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有的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问题都讲了话，这是在历史上没有过的。 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就更需要有知识。主力军要以知识为标准。我们不能相信，文盲充斥的国家能够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认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绝不仅仅是分了点房子，或者是加了两级工资，而主要是能使他们安心工作。拿房子来说吧，四、五口人挤在十二平方米里头，当然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是有影响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工作有个特点，就是不能分昼夜，人家都睡觉了，他还在突击。什么时候才算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呢 ? 就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应该起的作用，自觉地积极地发挥这个作用，这个政策就落实好了。 当然，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个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有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里头，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不光是知识分子如此，不是知识分子的也有不健康的思想。这些不全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整个社会现象中间的一部分。对边远地区知识分子 “ 向东流 ” 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一九八三年七月份，北京大学毕业生分配的时候，曾经动员大家到边疆去，结果有许多人志愿报名到边疆，那不是 “ 向西流 ” 吗 ? 情况就是这样，有向东的，有向西的。不能要求各个人都一样，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各有各的情况，不要把这样的帽子戴在整个知识分子头上。 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越来越明显了。可是，不少知识分子的脑子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反复呀 ? 有些同志害怕反复，所以，我们要认真地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 ?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确反复了好多次。知识分子有亲身经历。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一次是一九六二年，以后的 “ 四清 ” ，再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几次，知识分子都是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跟老干部一起关在 “ 牛棚 ” 里。这种情况，也有一个好处：好多知识分子跟老干部交了朋友，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什么不一致的，过去是个误会。所以，在 “ 四人帮 ” 打倒以后，老干部跟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别好。 现在知识分子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够用。我国科学技术远离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要赶上去，就要看许多资料。有的人却认为看资料是理论脱离实际，要知识分子向生产学习，向从事生产的工人、劳动大众学习，不仅学他们的品质，还学他们的技术。我认为，这个主张跟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太一致的。在二、三百年以前，这是完全对的。因为当时生产发展非常慢。很多生产技术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积累下的经验。一个蒸汽机，搞了一百多年才搞成。那是应该勤勤恳恳地去向工人、劳动大众学习的，这是对的。现在不是这样了，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最近五十年来，有许多科学技术，是从实验室里出来的，以后才推广到生产中去。如原子能，人类先在实验室里理解它，进行实验，以后，逐步推广到生产中去。计算机也是如此。工厂里要没有实验室的结果，就做不出计算机来，半导体也是这样。不是生产里头先有半导体，而是实验室里先有半导体。越往前发展，这个比例越大。现在实验室的工作非常重要。可是“四人帮”怎么说呢 ? 说 “ 实验室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 ” 。那就是不要我们发展生产。现在党和国家号召我们要积极地、尽快地把新的实验成果、科学成果转移到生产中去。我们要有科学研究，要有科学成果，并及时地转移到生产中去，让这些成果产生效益 ! 现在的知识分子比以前艰苦，艰苦在于怎样使知识不老化。这个问题，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理解，很多做领导工作的人，做行政工作的人不理解。总觉得知识分子已经上了五十岁年纪，还在学什么、看什么东西，这不是个人主义嘛 ! 我说的科学技术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现在各门学科的发展都非常快，因此，令知识分子要去接触这些最近发展的东西，就要看书，就要花功夫。所以，他们十二点睡不了觉。可是很多人不理解。在四十年代，全世界的科技刊物只有两千多种；现在全世界的科技刊物是八万多种，增加了四十倍。这就是知识量的增加。刊物上登的都是最现代化的、最新的知识。很多过去天经地义的东西，早已经被否定掉了。很多过去想都没想到过的问题，现在都提出来了。像遗传工程、分子生物学等等，过去我们念书时连名字都没有。现在，要搞科学技术，若不会用计算机，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可是我们上大学时连计算机的名字都没有哩 ! 我们怎么办 ? 再到大学里头去补课 ? 那是不可能的。要靠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现在，知识分子跟过去不一样，不是学好了再用，是一边学一边用。因为发展得太快了。知识分子的学习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学习技术，学习他的本行，不是学习外行。当然，也还要学一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知识，当工程师不懂得经济，那是很难过关的。因此，知识分子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学习。不但大学毕业了还要学，当了教授，同样也要学。大学教授如果不学，只是拿老皇历来念的话，估计时间不长，就会被学生撵下讲台的。 我们知识分子现在分三代：一代是老了，像我这种人，七、八十岁了，没有那么多精力，跟不上现在的技术发展了。……我们这些人，虽然很用功，还在放出光和热，毕竟已不是我们队伍里头的中坚分子，我们的中坚分子，是中年的知识分子，年龄 40 到 60 岁左右，他们是我们事业的中坚骨干。这一批人，生活很苦，住房紧张。而这些人中，很多人有病。为什么都有病呢 ? 就是因为他们工资收入太低，连吃都舍不得。吃的一省，工作又很重，时间长了，身体就会不好。老头子的病倒不多，像我这样，身体很不错，因为收入毕竟还多一点。而这一代人，是我们的骨干，也是当前我们的希望。……还有一批现在二十岁左右在大学里学习的同学。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个任务也不好做，因为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是不正常的，为了考大学，很多东西是背下来的，他们不懂。要搞科学，光靠背是不行的。科学技术有大量的公式、定理，这些都不仅是背，更主要的是要懂得，是很费劲的。有人学习不努力，认为一进大学就有了铁饭碗，反正我保证能大学毕业。现在我们高等学校的确不太争气，就不敢给一个学生不及格，总是给九十分、一百分。好的是一百分，差的是九十分，就差十分 ! 中国是有能人的。我们有能力的中年、青年多得很 ! 怎样发现培养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 “ 墙内开花墙外红 ” 的问题，各个单位，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看不起他自己的知识分子，一定要从 “ 墙外 ” 拉个知识分子来帮助，虽然 “ 墙内 ” 的知识分子比“墙外”的知识分子高明得多，可是，有些人就是相信 “ 墙外 ” 的，墙内的知识分子不香，到了墙外就香了，怪就怪在这里。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有能力的，要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队伍里头，你不能说个个都是好的。我们今天也有一些不象话的知识分子，善于抬轿子，善于溜须拍马。你说亩产三十万斤，他可以说成亩产五十万斤。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不应忽视。……当然，作为领导，应该关心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应该考虑到当前国家还是艰苦的、困难的、资金不够的，不应该提出过多的要求。当然，最起码的要求，大多数是应当满足的。 钱伟长 . 谈谈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习问题 . 高等教育研究， 1984 (01) ： 11-19. 要求教师进行大量的科研工作，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可靠的保证。目前我们国家对培养研究生和在学校里进行科研工作，都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因为长期以来是 “ 以教学为主 ” ，科研工作是可有可无的，没有看到教师进行科研是一个根本措施。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两个问题：一是科研工作与研究生培养在高等学校里的重要性；二是高等学校怎样进行科研工作。 研究生跟本科生有无区别 ? 博士生跟硕士生有无区别 ? 区别在哪里；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只是学高一点的知识或更高一点的知识。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知识是没有高下的。你在年轻时学到的知识跟你现在学到的知识是一样高，不分高矮的。但培养工作就很不一样。培养研究生跟培养大学生、中学生不一样……中学的教学方式是根据中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处理的，小学生的教学方式是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处理的。……读了大学怎么样 ? 上大学一般是在十八岁以后，这个年龄的特点是追求 “ 独立 ” 。从问“为什么”到开始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头还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年龄的特点来调节教学要求，大体上还是中学的教学方式：先生教，学生听。没有根据青年要求独立思考、要求独立学习这样一个特点来进行教育。 有人这样想：你是个大学生，应该样样都懂得。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向你提出，我这里缺一个大学生，要个大学生，有一个就行了，管他学什么，我听见很多人这样讲过，这是社会意识。这个意识当然是不正确的，可是它起了很大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知识量四年一翻。当然有的学科的知识更新要快一点，像电子学方面比四年还快一点；像机械、土木要慢一点，不过也是比从前快，大概七、八年加一倍。那么你学到了四年以后，平均讲来，也只有一半还可用。假如你这四年内不再学习的话，再等八年以后，还剩多少 ? 还剩八分之一可以用。因此，我们不能要求学生在大学里把所有的知识都学到，以后出去了够用一辈子。那又应该怎样办呢 ? 应该教会学生毕业以后不断地自己去获得新的知识。换句话说，就是大学不能像中学那样，没有先生教，学生就学不到东西，要抱着走，大学应该培养学生在毕业后不需要先生教也能获得知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大力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现在我们恰恰是对这一方面忽视。现在看来，应该减少课堂教学的时间，课堂讲授只需要提纲挈领地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而应该把另一些东西交给学生自己学，指定参考材料。从一年级起，以后逐步增加自学的部分，到三、四年级学生应该基本上都会自己学习，不需要先生教就能学到。自学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现在大学里很缺少这方面的培养。那么到了研究生，要比大学生学得更多更深一些，我看首先也就应该抓自学能力。 至于理论性强的、逻辑性强的核心部分，还是老师讲一讲好，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能力。在开头可能还要有点辅导，老师还要答疑。但我是不赞成答疑的，答疑是抱着走的一个方法。不答也可以嘛，要逐步把答疑这个过程取消。因为你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谁给你答疑 ? 这时，没有人给你答疑了，当然，讨论问题是可以的。 我们发表论文是学报给稿费，国外发表论文是要发表论文的人给印刷费的。发表人没有钱学校里给，学校、系里有一批资金给教师发表论文用。但是这种经费是有限的，长篇论文收费多，因此学校里尽量让你缩短。那么不发表行不行 ? 那不行，学校还要这个名。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它的教师发表的论文多不多、好不好，所以还是要你发表，可又受经费限制，这就要求论文写得很短，愈来愈短，不像我们的论文，从开天辟地讲起。因此看国外的论文好多人不会看，看论文就头痛。这个能力要训练，尤其是对硕士生要有这种训练。 硕士生的论文，题目是导师出的，一般是在导师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导师总是在研究某一个范围的问题。其中枝枝节节的问题多得很，他自然不会做这些问题，他要往前走，剩下来很多问题都分给研究生作。这一届研究生做一批，下届研究生做另一批。这种题目，一般导师一眼能看到底，或者指出这里应该怎么作，或者这个理论应该采取什么方案，大概达到什么目的，他估计得出来。做这一类型问题，对硕士生讲来是初试牛刀。……我们的专业课是天地元王都讲。我核对过好几门课，发现课程内容基本上就是百科全书上的材料，或者是工程手册的材料，差不了多少。在国外，这些东西都不讲，因为这是课程设计工作时参考的，只要自己会用就行了。可国外的专题课很多，一个学校、一个系里有多少位教师，大概就有多少门专题课，他们人人都有专题在讲。 对博士生的培养跟这完全不一样，不是多听几门课的问题。博士比硕士要有更高的水平，什么是 “ 更高水平 ” 实在没法做具体的解释。博士生应该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这就是导师一开始就告诉你将进行研究的一个范围。……一般讲来，青年人都是勇敢有为的，提出的题目都是非常难非常大的。有的人甚至提出很伟大的计划，把学校整个研究经费给他也搞不出来。我们要鼓励青年人的进取精神，可是他们没有经验，导师就要考虑各人的专长，还要考虑本校的设备情况，要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估计三年里他能做出来，不是太难，也不是太容易。好的学生给他难的题，差的学生给他容易点的题目，总是要保证他三年能毕业。培养博士生跟硕士生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最主要的是题目由研究生自己提出，不能再由导师给出题目。 所以对博士生的培养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要通过不断地总结文献占领一个领域。论文的前半部是总结文献，后半部是他自己做的工作，一般做博士论文常常是 200~300 页。硕士论文就用不着总结文献，最多导师给你看五六篇文章，对老师的题目做出答案就行了。博士论文不是这样，博士论文是厚厚的一本，前半部大概 100~200 页是总结人家的，后头 100 多页是他自己的东西。到发表时前半部不发表，后半部分票紧缩到和硕士论文一样。等他取得博士学位后，到学校里做了助教授，而学校对他的要求就是开一门专题课，其内容就是他论文总结的前半部分，加上一些最新发展的内容，还有他自己论文的主要内容。他们的专题课就是这样开出来的。这种专题动态有的连续重复讲三、四年，它是选修课，人家可以来听，也可以不来听，若是谁也不选你的专题，对你的问题没有兴趣，那么这个助教授就危险了，明年就请你走了。所以你的题目还必须是工业发展上技术上比较重要的问题。 这是我讲的国外培养研究生的过程。我们这里是不是要这样做呢 ? 我看也可以参考他们的经验，逐步做一些改革。例如讲课少讲一些，指定一些参考资料发下去，考试都要考，这些我想现在做得到，有利于培养大家的自学能力。做论文那就不一定要像国外那样，可以把导师做的工作分一部份出来，也可以自己结合生产需要和技术发展找一个题目，这两种都可以。现在博士生不是很多，像这样的培养，要一步达到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确是没有经验，只能逐步提高。……要培养大家重视看文献。有的同志现在看文献有困难，困难就是在外文不行。研究生应该有能力用外文读文献，不能等人家翻译给你看。我们技术上是落后，我们讲要站在人家肩膀上前进，人家的肩膀在哪儿得摸摸，要摸清这个肩膀就是看文献、看资料。 如何区分文章的重要或次要呢 ? 一篇文章，提出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概念，或者是新的接触点 ( 一个问题有好多接触点 ) ，这是重要文章，是最好的。第二种，也是不错的，概念是老的，接触点方向都是老的，可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使处理这个问题简单化了。第三种，用的是旧方法、旧概念，可是解决了国民经济里的重大问题，这也是好文章。那种用老概念，老方法处理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你不去处理也可以的问题，这就不算文章。提出新的概念、新的方法，适应性又很大，不光能处理这个问题，也能处理那个问题，有一般性，这是好的、更好的文章。假如提了一个新的看法，或者一个新的方法，就处理这么一个问题，这也是有价值的，不过价值要差一些。评判文章我就用这个标准。当然现在对于 “ 科研”这个词，很多人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对科研论文的看法也是不二致的。我发现在我们国内，只要一个新的概念是人们还没有想到的，你提出来写入了文章，这篇文章在我们所有的学报上，审查委员一定通不过的，因为怕出毛病。可是，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确压制了很多东西。……你看我们一个新思想的得到承认是多么难啊，有一批人专门堵新思想，对于我们是犯罪哪 ! ……所以，应该鼓励大家出新思想，当然不是盲人骑瞎马的新思想，要看准，要有效果，我们拿效果来检查。评论一个工作的好坏，就是用这个标准。我们一定要记住，最好的工作是要有新的想法，不是刻板，刻板的东西保证不出错，但往往是没有贡献的。 我去年到了一趟美国，有些美国教授给我反映一个事情，说你们四、五十岁的人了，也是副教授了，能力也不错，可是一来都追着问，我听那门课好。这些教授说，你来进修应该参加我们的讨论，参加我们的科研工作，这是你进修最重要的部分，剩下的自己看看，当然你愿意听那门课都可以，不过这不是你的重要事情。你四、五十岁了，应该懂得自己独立工作，不要去听课。这个话讲得很深啊。这反映了我们教育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东西没人教是不会有人懂的。我们应该相信，人人可以自学，大学毕业以后，要继续自学，尤其教师，应该跑到发展这个学科的工作中去。每一个教师应该都是一个真正的专家，是在这个学科行列中往前走的一个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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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怀念钱伟长先生

热度 4 sunbohua 2020-8-4 15:36

我这样怀念钱伟长先生 （孙博华2010-07-31深夜于开普敦; 2020年8月1日更新）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仙逝，享年 98 高龄。 大家以各种方式对钱伟长先生的过世表示悼念。我的力学学术受到钱伟长先生的较大影响，为了表达对钱伟长先生的悼念和敬意，我觉得需要写些怀念的文字。 一、少年时就崇拜著名科学家“三钱”：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 那时是听我爸说中国有著名科学家“三钱”：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激励了一个少年对科学的向往。【本人荣幸见过三钱中的二位：钱学森和钱伟长，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2754-942593.html 】 二、与钱伟长的学术联系 大学时的毕业论文是有关广义变分原理，就是学习了钱伟长的有关拉格朗日乘子法建立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 我有幸与钱伟长先生有学术联系是通过我的博士导师，本人 1986 － 89 年在兰州大学力学系跟随著名力学家叶开沅做博士，叶开沅先生是钱伟长的早期研究生，他们曾合著了新中国的第一部 : 《弹性力学》（钱伟长、 叶开沅 著） 1956 年 1 月 ，科学出版社。这本书非常有名。 三、第一次见到钱伟长先生 那是 1987 年 10 月在上海松江县召开的现代应用数学与力学会议 (MMM) ，作为博士研究生我当时有幸参加这次会议，记得我提交的是有关 组合流形上的非线性椭圆方程与组合结构 方面的论文。这次大会上有幸聆听了钱伟长先生讲的现代力学与数学方面的演讲，非常迷人，至今难忘。 当时钱先生刚好 75 大寿，所以会议期间他的学生好友等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由于叶开沅教授当时没能来参加祝寿活动，叶先生就让我代表他去给钱先生祝寿。真是非常幸运。但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到达时每人要使用毛笔签名，记得当时由于突然，毛笔字没有写好。来祝寿的除了钱先生的学生好友外，还有上海工业大学的一些领导，如常务副校长徐匡迪教授。 会议之后我住到上海工业大学宾馆：乐乎楼，同时陈至达教授也转到这里（陈先生是钱伟长的早期研究生）。非常幸运的是钱伟长先生也住在这里，我和陈先生在楼梯处见到钱先生，然后就到钱先生的房间，听钱先生讲了很多事。非常受启发 。 四、第二次见到钱伟长先生 大概是 1987 年 12 月，叶开沅老师从加拿大回来为我的师兄师姐（刘平、郑晓静、纪振义、邓梁波和叶志明）进行博士答辩，答辩主席就是钱伟长先生，答辩委员是陈至达等。那时钱伟长先生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五、第三次见到钱伟长先生 2001年11月16日荣幸被邀请参加暨南大学95周年校庆，在校庆的宴会上，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院士特别安排我拜见钱伟长先生（钱先生是暨南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还留下珍贵的合影。 六、第四次见到钱伟长先生 那是 2007 年 6 月我到上海大学参加非线性力学国际会议，会议是由钱伟长先生发起的，会议期间 2007 年 6 月 12 日我与部分学者有幸受到到钱伟长先生的接见，祝贺他 95 华诞，并一起合影留念。 七、我们主编的纪念叶开沅专集由钱伟长先生作序 为了纪念导师叶开沅先生，我与师兄叶志明、刘平一起主编了一期Journal of Mechanics and MEMS，特别纪念导师的培养，本专集由钱伟长先生作序。【叶志明、刘平、孙博华主编，叶开沅纪念专刊，Journal of Mechanics and MEMS, 2(1) 2009, Serials Publications, ISSN: 0974-8407】 结束语： 我这个小字辈通过导师与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建立了这些间接联系，钱先生根本就不记得我们这些小字辈，不管如何我都觉得与钱先生有这些联系很荣幸，并深感自豪和骄傲。感谢钱伟长先生曾对一个年轻人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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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老好的钱伟长为啥读物理？其实钱老中学数理并不差！

chenkuifu 2020-7-28 13:34

又到填报志愿季，怎么填志愿，学生、家长快魔怔啦。志愿考虑因素有很多，但是学生特质(或曰禀赋)也必须要考虑。有人会用钱伟长文科好却学物理的例子来反驳，但是钱伟长老先生的物理不好么？物理不好为什么在上大学的那一年就发表了物理力学论文呢? 现在自媒体很夸张地传言钱伟长当年高考的物理只有5分，有点好点说是18分，还有的说是数学物理加起来25分等等，反正给人的感觉是钱老的高考数理成绩很难堪。钱老的数理能力真的这么难堪吗？ 据钱老自己写的文章回忆，他的数理成绩没有现在自媒体说的那样夸张。他在《书山有路勤为径》(《中国科学报》1997年8月11日)一文中介绍他的数理化加起来不到100分（与其他同学的200多分相比是有点惨）。 钱老的文科是相当地出色，他在《在苏州中学求学的日子》自述“陈寅恪对时任清华教授的四叔钱穆说起入学考试中的国文考试题,他和杨树达教授都主张出对对子的考题,他和杨树达在几种选择中,选中了孙行者,本来是针对胡适之的,但答卷中竟有学生答了祖冲之,他们认为祖冲之也不错,而且把这个学生写的《梦游清华园记》的考卷找了出来,是一篇很妙的赋。这篇文章他主张给100分,四叔钱穆一看很像是我的笔迹。隔了一个星期后,陈寅恪又公布了历史试卷,考题也是他出的,只有一个题,即要写出廿四史的全部书名、作者、卷数和注者,结果很多考生考得很差,只有一个考生考了个满分。后来查出来,这两个满分的考卷都是我的。《清华周刊》上也登出了《梦游清华园记》这篇赋。” 文史出类拔萃的钱老却选读了物理，从他的《书山有路勤为径》一文可以梳理出两个理由，一个是918事变促使他有“科学救国”的热情，二是物理学系有“吴有训这么一位人人传诵的科学家”。第一个理由可以看出“课程思政和爱国教育”的重要性(不要以为专业课就是学习谋生的技能，只有将整个民族谋生存刻在脑子中，才会有大手笔)。第二个理由说明老师很关键，老师的人格魅力和教育方法很关键。本文就不去在这两个理由上发挥了。 KFC想说的是:钱老的理科的很惨是与文史相比的！其实他的中学物理的功底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下面就是他1931年在《苏中校刊》53和54期合刊发的文章，看了这文章，你还能说钱老的中学数理差吗？90年后的现在中学生又有多少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如果对全文有兴趣，联系文章作者索要)？ 这篇文章是1931年发出的。钱老是1931年上大学的, 他是受到918事变(1931年9月18日)的触动要“科学救国”，所以这篇文章不应是他在大学选了物理系之后写的，特别是那个年代通信和铅印速度都很慢。如果是选了物理系之后的文章，那么从北京寄出到印刷成文，周期是很长。 总之，我们填志愿时，不能受自媒体的忽悠。除了高考分数、好就业、家国情怀之外，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喜欢不等于擅长)，综合考虑，选一个能让自己孩子得心应手、汪洋恣肆的专业，这样孩子在大学学得带劲，像冷漠、自私，甚至跳楼那种心理疾病就远娃而去。 另外文科真正的好，不是记性好，而是能对文史有数理那样的逻辑思维的好。那种文史死记硬背的好，成不了大家，只有把文史当成数理那样认真逻辑梳理的研究，才是大家。具有这种能力，其实不论做什么都行，就像钱老所说“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在欧美教育体系中，文理兼通是逻辑兼通，而不是绘声绘色地叙述若干道听途说的人文历史段子手。比如那位发现了物质波的德布罗意，开始就是学的历史，但其实应该是历史的逻辑和演绎，而不是死记硬背拿破仑的头发有多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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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之力学所版—遥贺力学所成立35周年

Mech 2019-11-2 08:25

起初 (1984) ，钱先生创建了力学所。力学所没有研究生也没有本科生，没有国际交流平台。 钱先生说，要有研究生。就建立了固体力学博士点和应用数学流体力学硕士点 (1984) 。 钱先生说，要有国际会议。就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 (1985) 。 . 钱先生说，要有博士后。就建立了力学博士后流动站 (1991) 。 钱先生说，要有流体力学博士。就建立了流体力学博士点 (1993) 。 钱先生说，要有本科生。就创立了数学物理力学综合班 (1996) 。 钱先生说，要有力学系。就成立了力学系 (1996) 。 Chen Guo Guo 20191027.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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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精神永存——深切怀念李毓昌先生

animalfarmer 2019-6-18 15:45

返朴 6 月 2 日 点击上方蓝字 “ 返朴 ” 关注我们，查看更多历史文章 2019 年 5 月 31 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前计划处负责人、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物理教研室主任李毓昌先生与世长辞，享年 90 岁。李先生出身书香世家，但因家道中落，早年只是初中文化，可他却主要靠自学考上大学；大学没念完他就参加革命，进而被派到中学去当政治教员，但自学完大学物理，主动要求教高中物理和数学，居然令教过的几届学生中出了五六位院士；他还挤时间做科学研究，居然因数学能力突出而得到钱伟长副所长的青睐，得以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他受命从事行政工作。在任力学所计划处负责人、国家科委力学组秘书年间，他按规则公平办事，为力学所、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尤其值得敬佩的是，他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哪怕多次遭到打击，仍勇于坚持真理。 2015 年 5 月，在阅读了熊卫民的访谈提纲、经过仔细准备之后， 李毓昌先生分两次花了共五小时深入、细致地介绍他的个人生平、他所了解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早年的人和事。关于力学所的部已于 2016 年在《史林》刊出，而关于他的生平的部分长期以来并未公诸于众。 《返朴》今获熊卫民教授授权刊发这部分内容，以纪念这位令人钦佩的传奇人物。 撰文 | 熊卫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李毓昌先生是一位智力高超、品德高尚、十分努力，也因此让人器重、钦佩、愿意帮助的人 。 他于 1929 年 2 月生于江西一个书香世家，抗战时因家道中落、交不起学费，不得不于小学毕业后进免学费的乡村师范就读。 1945 年下半年，实际只有初中学历的他，通过自学，考上了当时江西唯一的大学 —— 中正大学 —— 的农学院。鉴于他更喜欢学物理，而学校不允许转系，次年他又考了一次，得以如愿进入物理系。 1948 年 10 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1949 年 5 月解放军占领南昌后，尚未大学毕业的他被党组织派到新成立的南昌第一联合中学做团总支书记。 在做政治工作的同时，他还挤时间通过自学修完了大学所缺的课程，并主动提出要在学校教数学、物理等业务课。他还坚持阅读《物理学报》，并努力做学术研究。 1954 年，他的论文被《物理学报》采纳，并因此而得到审稿人钱伟长先生的赏识。他不时写信向钱先生请教学术问题。 1956 年 4 月，钱先生把他调到了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使他成为了该所第 23 位员工。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能靠自学考上大学，然后又靠以文会友得以提拔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这在他家乡被传为佳话。 1958 年，鉴于协助钱学森创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朱兆祥因同情 “ 右派分子 ” 钱伟长而被打成 “ 反党分子 ” ，力学所计划处没了负责人，经所长钱学森、党委书记杨刚毅提名和动员，李毓昌改到力学所计划处任负责人。 1962 年后，他还兼任国家科委力学组的秘书。在随后几年中，他为力学所、为中国科学院、为国家科委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值得敬佩的是，他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向领导人提意见。为此，他在 “ 大跃进 ” 运动中差点被打成 “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在 1967 年更因批评领袖而被作为 “ 现行反革命 ” 加以批斗。虽侥幸捡得一命，但也因此被发配到江西农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回京。 1979 年 1 月，他改到成立还不到一年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被任命为物理教研室的主任兼总支书记。随后十年，他在这个岗位上认认真真教学、兢兢业业服务。物理教研室成了研究生院出成果最多的单位，而他本人也被评为研究生院的名师。 离休之后，李毓昌先生经常参加李佩、郑哲敏先生组织的学术活动，在会上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他关于钱伟长、李佩的回忆文章，尤其是关于钱学森的访 谈 ，披露很多重要的历史真相，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图 1 李毓昌教授（ 2015 年 5 月 19 日，熊卫民摄） 受访人：李毓昌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时间： 2015 年 5 月 19 日 地点：北京中关村李先生家 1 家 世 李毓昌先生 （以下简称 “ 李 ” ） ：我读了你的访谈提纲，那就一个一个来回答你的问题吧。首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于 1929 年 2 月生于江西南昌。我家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清朝的举人，家里很有钱，听说他去北京考进士时是携家带口，也就是说连夫人、儿女都一起带到北京。他考了一次没考上，第二次就没机会了，因为科举被废掉了。后来他到四川的盐务部门工作。 我祖父念书时已经是民国了。他是学法律的，可是很早就去世了 —— 大概还不到三十岁。所以，连我父亲都记不起他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大概是个新派人物。抗日战争时，我们搬到老家去，我看见我们家的楼上有风琴和皮球。听说我祖父办了一所学校，里面开设有音乐课、体育课，而且还招女生。他应当是很新派的人，只可惜死得太早。 我父亲在中央大学教育系念过书。他是个非常任性的人，考入中央大学 （当时是全国最好的高校之一） 后，眼界大开，对很多东西，譬如哲学、经济等都有兴趣，老跑到外系去听课，结果本系的课没好好上，缺考太多，被学校勒令退学了。 入学南昌乡村师范 熊卫民 （以下简称 “ 熊 ” ） ：那就没有毕业，没能拿到学位？ 李 ：是的。我父亲结婚比较早。等到我小学毕业时，我已经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再加上我祖母，总共是七口之家，负担挺重。我父亲大学没毕业，也就找不到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只好靠变卖祖先留下的田产来维持家庭的开销。等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家的祖产已经卖光，我们家的生活于是变得非常困苦，以至我小学毕业之后考上了中学，却拿不出钱来交伙食费。我有个姑父在江西省南昌乡村师范 （以下简称 “ 南师 ” ） 当校长。当时的师范生不要学费，国家还供给伙食，所以我就进了乡村师范。 这个学校分做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师范，另一部分是简师。简师收小学毕业生，其目标很明确，就是培养初小教师 —— 只能教到小学四年级，高年级不能教。我进的是简师。其学制为四年，数理化的程度相当于初中，而且我们是不学外语的 —— 就一年级学了一学期的外文，目的是认识 ABCD ，以利于以后学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 我在小学时一直学得比较好，所以进南师后应付功课没什么问题。年轻人的精力很旺盛，在一些同学的影响下，我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读了很多鲁迅、茅盾、老舍等人的作品后，思想当然也就变得比较激进，比较早熟。 熊 ：您进简师是哪一年？ 李 ： 1941 年。刚进简师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我们学校一批同学被国民党抓走。南师有些高年级同学思想比较左倾，成立了读书会，学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理论。在简师学习期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变得对英文很感兴趣，就自学了一些英文，后来能勉勉强强读一些简单的英文作品，比如说什么富兰克林自传之类，这对我后来很有帮助。 1945 年日本鬼子投降，就在那一年，我从南师的简师部毕业。 2 就读中正大学 熊 ：您是在南昌上学吗？ 李 ：不。南昌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改到江西南部的遂川县上学，校园就在井冈山的底下。毕业时我才 16 岁，没人请我去当老师。我在南师时数学很好，有位数学老师很喜欢我，就对我说：我看你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去试着考考大学。他还分析道，你英文不错 （他曾借过一些英文书给我看） 。理、化你有初中的基础，到时候就去瞎蒙吧。数学嘛，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几何，高中的几何和初中的几何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难易程度上有所不同；另一部分是代数，排列、组合、概率论等是必考的；第三部分是解高级方程，也即三次方程、四次方程。我可抽出半个月时间来教你。我估计你有可能考上。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教了我半个多月，然后我就去考试，果然给考取了。 熊 ：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 李 ：他姓陈，叫陈仲华，是你们湖南人，邵阳的。 熊 ：那他是您的伯乐啦？ 李 ：对。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时我们江西省只有一所大学 —— 中正大学，我就考到了那里。因为数理基础太差，我没敢考理工，进的是农学院。但我内心还是更喜欢数理，所以在农学院念书时，有点不大安心，想转专业，可是农学院的老师、系主任、院长都表示不许转系。念到一年级下学期时，我决心再考一次，就自学高中的理、化还有解析几何、三角等，又考了一次，这次报的就是物理系。我又考上了，后来就进了物理系。 熊 ：还是在中正大学？ 李 ：对。我于 1946 年下半年考入中正大学物理系，此时学校已经搬回南昌来了。在物理系念一年级时，我还挺用功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基础不行。大概 1947 年时，有个叫 “ 海燕读书会 ” 的学生团体来找我，我就参加了这个社团。 1946 年以来，国共对立变得非常明显，内战有非打不可的架势。学校里面，好像左、右两派的学生也很对立，而学校里的读书会都是左派学生组织的。我在读书会里读了毛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然后，我把大约 60% 的精力用到了参加学生运动上。当时学生运动很多， 1946 年底发生了沈崇事件， 1947 年上半年又发生了 “ 反内战、反饥饿 ” 运动， 1948 年又有浙江大学的于子三事件，几乎就没有断过。由于我把主要精力投到了参加学生运动上，我的功课也就没好好学。 1948 年暑假，国民党对中正大学的进步学生大开杀戒，一口气开除了一百多人。我不是参加过海燕读书会嘛，海燕读书会的主要成员几乎都被开除掉了！我在学生运动中不算太抛头露面的，很侥幸的留了下来。后来，我们海燕读书会的人，几乎全都参加了地下党。 在此我附带说一下江西地下党的情况。听说抗日战争时，廖承志在江西有一次大的失误。他重用了一个人，可这个人实际是个叛徒 —— 他曾被国民党逮捕，然后就叛变了。廖承志不知道，觉得交给此人的任务 （譬如去弄点枪或钱来） 都完成的很好 （他实际是跑到国民党那边去要枪要钱，并且很快得到了） ，就特别重用他，屡次提拔，最后此人到了江西地下党几乎最核心的部分，然后告密，使得江西地下党大约 90% 的力量都被国民党抓走。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江西在地下党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熊 ：这人叫什么名字？ 李 ：他姓冯，名字我现在不记得了。他后来在国民党那边当官，做过江西省一个专区的专员，相当于地委书记。因为他的叛变， 1945 年、 1946 年的时候，江西省几乎没有本地的地下党，那里的地下党多是从外省过来的，有上海的，有广东省的，有湖南的 —— 我有同学属于湖南地下党系统，他们大概是湖南西部靠近江西省的地下党发展的。我参加的地下党是从福建来的。当时有闽浙赣边区，我参加的地下党属于闽浙赣边区党委南昌市城工部系统。 熊 ：您是哪一年加入地下党的？ 李 ： 1948 年底加入，但正式批准得稍晚。为什么呢？我一加入共产党，就被派去执行任务 —— 护送一位同志去萍乡 —— 回来后再补办手续，折腾了好几个月。在我的印象中，正式批准我加入好像已经到了 1949 年 2 月份，而我大概是 1948 年 10 月份参加的工作。 熊 ：那时是单线联系吗？ 李 ：单线联系。一个姓黄的人联系我，后来我发展了几个党员，都是由我单线联系他们。再后来，南昌解放，我们很快就到南昌军管会文教部工作，负责接管南昌的学校。大概一个月后，江西省委组织部把我们集中起来进行整党学习。 1949 年 8 月的一天，江西省委书记突然来我们这里。于是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根据中央调查的结果，福建省委城工部严重不纯，渗入了敌人的间谍。中央决定，解散城工部底下的所有组织。党员当中，除个别久经考验的外，其他人的党籍都不承认，然后对每个人的党籍问题实行单独审查。 1956 年，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中央组织部认定：所谓福建城工部严重不纯应予解散的决定是错误的。所有受到该案牵连的同志都先后恢复了自己的党籍。 在地下党员中，我的经历算是比较简单的。你想想，进大学以前，我就是在师范念书，也没参加什么反动党团组织。所以，后来对我的处理是让我入团，而且我没有所谓预备期，一开始就是正式团员。大概到 1949 年 10 月份，整党工作就结束了，我被分配到青年团江西省委去工作。 3 在南昌联一中工作 熊 ： 1948 年 10 月，您参加地下党后还有没有继续上学？ 李 ：还继续上学，直到 1949 年 5 月南昌解放。我只念到大学三年级。到共青团省委后，团省委书记杨泽江 （他后来当了河北省委书记） 经常和我聊天。有一天，他对我说：江西省属于新解放的地区，急需建团，特别是在学校里面。从你以前的谈话可以看出，你的家庭非常困难。我想派你去南昌第一联合中学建团，因为据我所知，那里下个月会改成薪金制 （当时对大部分干部都实行供给制，发衣服、口粮等，零用钱很少） ，你去那里可减轻你家庭的负担。然后，我就到南昌联一中去了。它由从前的南昌省立一中、省立二中、省立女中三个学校合并而成，是当时江西最好的中学。它的规模也大，我去的时候有三千多学生，三百多教职员工。学校配备的干部层次也高，拿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来说，他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但也确实是个大学生 —— 以前在北师大学英文的，对教育有一套想法。他很重视学校里面的建团工作。 1950 年 5 月，学校开始成立团组织。尽管团组织的委员中有党员，他不叫这个党员当书记，而让我这个团员当书记。他说，那位从解放区来的人事干部是个初中生，怎么能够领导青年团呢。所以，我成了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并一直干到 1953 年。 青年团的工作任务不重，还可在学校兼课。我最初兼教政治，后来我跟校长等人讲，我不能搞一辈子青年团的工作，我原来是学物理的，我得捡起自己的专业。我念大学时学校实行学分制，我还差两门功课没有修完，即原子物理和无线电实验。在征得领导同意后，我一面工作，一面修完了这两门功课。 1953 年正式毕业。在中学，除了教政治外，我又教了一年的高中代数。再后来，我用较多的时间来教物理。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物理教得很糟糕。我就自己总结。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没教学经验，另外一个是我没有把物理学好。中正大学物理系主任和我父亲是同学，既是中央大学的同学，又是中学同学。他在光学工厂工作过很长时间，对光学非常熟。关于物理的教学，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特别重视联系实际，所以挑选课本时，他挑的都是些联系实际的。这类课本的缺点是，系统性、理论性不强，记得我们当年学过的电学、热力学教材都有这个毛病。我就找了一本系统性、理论性都很强的教材 —— 美国人佩吉阿旦斯写的《电学原理》来读。结果却发现，从第一页开始我就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数学不行。我于是决定系统地补习一下大学的功课。我就找了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一套课本，重新学了高等数学等课程。然后我的物理也提高得比较快。随即，我的物理课变得很受学生的欢迎。 4 与钱伟长先生的学术交往 李 ：年轻人总有些上进心，为进一步提升自己，在教中学之余，我开始关注当前中国物理界在研究些什么问题，就把《物理学报》找来读。结果发现，几乎每一期《物理学报》上都有钱伟长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最初我读不懂，后来我自学了提莫辛克 （ S. Timoshenko ，一个俄罗斯人后来到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教书） 的《弹性理论》，渐渐对钱先生等人的工作也就了解了。我自己也琢磨。 钱先生有时会在论文的结尾部分写下面还有哪些问题尚待解决，其中一个是复连通问题。什么叫做复连通问题呢？比如说分析一个中间打了孔的柱体的应力分布。这在数学上有什么困难呢？因为解微分方程是要考虑边界条件的，原来是一个边界，现在变成两个边界了，所以其难度大了很多。后来我就写了两篇东西，一篇是关于具微孔柱体扭转的，另一篇是关于有孔平板受拉伸时的应力分布的。其中关于扭转问题已有些实验数据，而我从理论上算出的结果和实验数据非常接近。大约是 1954 年初，我把这两篇文章投给了《物理学报》。到了 1954 年 12 月份左右，我收到《物理学报》给我的回信，说我关于扭转的稿件通过了审查，刊物同意发表我这篇文章。我非常高兴。在回信中，《物理学报》的编辑还说，你的稿件是钱伟长先生审查的，他对稿件还提了一些修改建议。我根据钱先生的建议修改了文章，并在文章中对他表示了感谢。 1955 年 9 月，《物理学报》刊出了我的第一篇论文 。我在自学中还碰见一些问题，就直接给钱伟长先生写信，向他请教。他给我回信，除解答我的问题外，还建议我读哪些书，在哪些书的什么章节对某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等等。我就这样跟钱伟长先生建立了一些联系。 5 调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李：由于学校看我过去一直是比较进步的，就于 1951 年批准了我入党。然后，就不断有风声说，组织上要把我提拔成校长。我听后非常害怕，因为第一我不愿意做行政工作，第二这跟我本人的志愿也是大相径庭的。后来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事，我跟一个人吵架，上级就派一个人来调解，那人对我说：你呀，应该宽宏大量一点，好像组织马上就要任命你当南昌第一中学的校长了。本来我就想调动工作，但我以前想的是等我多写出一些东西，有了积累之后再申请调动，听到他的这句话，我赶紧写信，生怕被任命之后就脱不了身了。给谁写信呢？刚解放的时候人民来信、来访制度还是很管用的，我就写了封信给《人民日报》。我那时候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就说自己学有专长，曾在学报上发表文章，想调到北大去，因为当时只有北大有数学力学系。《人民日报》把我的这封信转给了国务院人事局。人事局的人见我在信中提到钱伟长先生曾审查我的稿件，就把我的信转给钱伟长先生，来核实相关情况。钱伟长先生看了后，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同时批了意见说，科学院马上要成立力学研究所了，我建议把这个人调到科学院来。 1956 年 3 月底，南昌一中校方正式通知我说，现在北京要调你过去，你交代一下工作吧。大概 4 月初，我就到了北京。当时我还不知道调到什么单位。到国务院人事局去报到时，人事局的人说，我们把你分中国科学院 （以下简称 “ 科学院 ” ） 去了。到科学院报到时，我才知道自己被分到力学所。当时力学所在化学所的五楼办公。我到那里时，全所还只有 23 个人，我的工作证是 023 号，从钱学森到我，总共只有 23 个人。 熊 ：哦，您属力学所的元老啊！ 李 ：当时郑哲敏先生也已经过来了。 熊 ：那时候写信还挺管用的。我想起了许良英先生调动工作的事。他原来在杭州工作，大概不太顺心，就写信到北京，要求调动工作。不知是直接写给中宣部科学处，还是写给别的机构，然后由该机构转给科学处，反正科学处收到了他的信，然后又把信转给了科学院，再后来科学院就把他调过来主管《科学通报》。 李 ：是的，当时写信还是很管用的。我刚到力学所时，朱兆祥已经来了，他是浙江大学的地下党，和许良英先生是一个支部的。他在力学所管事，就和我谈话，让我到新成立的流体组工作。我就这样到力学所上班了。 熊 ：那个时候您知不知道是钱伟长先生建议调您过来的？ 李 ：这是我到力学所以后才知道的。钱伟长先生不是在清华大学嘛，我还专门到清华去看过他。 熊 ：您其实主要是自学成才的？ 李 ：我可能主要是自学。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应该这么说。 熊 ：钱伟长先生曾经指导过您 —— 告诉你读什么书之类？ 李 ：以后再谈钱伟长先生、钱学森先生还有郭永怀先生。钱伟长先生有一点好，他对青年人是很关心、很爱护的。 6 成为业务管理干部 熊 ：好。刚才谈到您到力学所来工作了。 李 ：到流体组之后，刚开始的那一年我没有好好工作。什么原因呢？我在感情生活上受了一些挫折，情绪受到较大影响。到 1957 年的时候，又发生了 “ 反右 ” 运动，我又没能好好工作。然后就下放劳动。到 1958 年上半年，经过政治审查，力学所选拔我去苏联留学，可在检查身体时却发现我肺部有阴影，有轻度的肺结核，身体不合格，这就被打了下来。此前我不是在河北农村劳动锻炼嘛，我就收拾收拾行李准备重新回石家庄那边去劳动。结果人事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不必回去了，现在正是 “ 大跃进 ” 的时候，需要人，你就留在所里面吧。我就留在了所里。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什么事情呢？朱兆祥先生离开了力学所。 “ 反右 ” 时，朱兆祥比较同情钱伟长，在钱伟长受批判的时候曾经去看望和安慰过他，这个事情被揭发出来了，虽然没把他定为右派分子，但也把他的党籍给取消了。 1958 年年中，开始筹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以下简称 “ 科大 ” ） ，他就离开力学所到科大去了。那么，力学所业务管理这一摊就没人了。在研究人员中，如果说还有些行政管理经验，同时入党又比较早的，那就是我了。所以当时力学所的党委书记杨刚毅就和钱学森所长合计，要调我去管业务。当时我心里特别不愿意。钱学森先生做我的工作，找我谈过好多次。他大意是说，现在的科学工作与 18 、 19 世纪的不同，已远不是一支笔、一张纸就能解决的，需要组织很多单位协调公关，同时实验手段也非常复杂，所以管理工作对于科学研究的成败关系非常重大，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比较熟悉业务的人才能做好。我推辞不掉，只好承担了管理工作。 熊 ：您接替了朱兆祥先生。 李 ：当时力学所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学术秘书是郭永怀先生，副学术秘书有两个，一个是林鸿荪，还有一个是朱兆祥。我的工作明显是顶替朱兆祥，可朱先生的资格比我老得多，他 1939 年入党，中间脱离过党，后来又重新入党，行政级别也高，所以我虽然实际接替了他的工作，但我没有他的名分。他是副学术秘书，好像所里始终没有任命我做这个职务，当然对此我也不怎么计较。在力学所的编制表上，我是业务处的负责人。 熊 ：也没有任命您为处长？ 李 ：直到一九六四年初才任命我做副处长。刚开始管理工作时我不安心，但禁不住时间磨，同时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党员，不能够太强调个人的兴趣，所以慢慢工作也就比较投入了。 熊 ：我要插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 “ 反右 ” 之后你们到河北去劳动锻炼，此事从何时开始？ 李 ： 1957 年底。是全科学院性质的。 熊 ：要劳动多长时间呢？ 李 ：没有说时间。我们那一批下放的，大概劳动了一年才回来，可是我去四五个月就回来了。 熊 ：因为留苏的事而回来？ 李 ：对。 熊 ：发现您肺部有阴影后，有没有对您施以治疗？ 李 ：没怎么治疗。我的肺部并没有不舒服感。 熊 ：然后您就到科研计划处工作了？ 李 ：到业务处工作。当时就叫业务处，叫计划处是后来的事。 1959 年庐山会议后，我受到批判，因为我对 “ 大跃进 ” 的缺点看得比较多，经常要发点牢骚。 1958 年底力学所来了一个叫做黎映霖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极左的人，原来就对我看不惯。 熊 ：他是党委书记还是副书记？ 李 ：党委书记。 熊 ：那么杨刚毅做什么去了？ 李 ：杨刚毅中间一度离开了力学所。庐山会议后，黎映霖把我批判了一番，宣称我不适宜在业务处工作，因为业务处接触到很多国家机密。可郭永怀先生和钱学森先生对我还有点保护的意思，他们建议把原来的业务处一分为二，一边叫做业务处，另一边叫学术办公室，学术办公室就管理 “ 三学 ”—— 学科规范、学费和学报 —— 后来我就成了学术办公室的负责人。但实际上我还参加很多业务处的工作。 熊 ：是不是当时就力学所有学术办公室这个机构，别的研究所没有？ 李 ：别的所没有。是钱学森先生和郭永怀先生建议的，他们让我管这个机构，因为他们也不好跟党委唱反调。但实际上，我还是参加了很多业务处的工作。说句老实话，业务处剩下的那些人都不太懂业务，他们写的东西在钱先生和郭先生那儿老通不过，比如说所里有一些重大科研项目要向院里打报告，他们写的报告老过不了关。钱先生、郭先生还是经常找我去，有时候干脆直接指示我做一些事。到了 1962 年、 1963 年的时候，杨刚毅回来，又让我回到业务处。 1964 年，杨刚毅正式任命我做业务处的副处长。 7 被发配回农村 熊 ：业务处没有处长，您以副处长的身份主持工作？ 李 ：对。这个任命还弄得有些人很不平。他们说，科学院的处级干部通常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李毓昌的资历也太浅了吧！ 1964 年时好像有这种说法。我在这个岗位一直干到 1967 年，然后就被揪出来了 —— 说我写反动标语，批评领袖。然后，我被作为 “ 现行反革命 ” 批斗了很久。 后来，本来已经落实政策了，又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偶尔从《参考消息》上读到，美国将发射飞船，把人送到月球上去。我对宇航一直感兴趣。而我家刚好有一个短波收音机。以前它被力学所的人抄家抄走了，落实政策后又发还给我。我就想在收音机中听听 “ 美国之音 ” 怎么报道这个事。当时我就在研究所内住，结果被人家发现并向上举报，然后就批我 “ 死不悔改 ” 。原来都已经跟我落实政策、补发工资了，结果这下问题更严重了，再后来就把我弄回江西去了。 附带说一下，科学院于 1964 年底给中央打报告说要发射人造卫星，后来科学院就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规划此事。这个小组的工作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地球物理所，由赵九章先生做负责人，然后电子所、自动化所、力学所，还有地球物理所这四个研究所各派了两个代表去参加早期的规划工作。力学所派的是我和林鸿荪，所以我对宇航方面的事情一直比较关心。 熊 ：发配您去农村是什么时候的事？ 李 ： 1970 年。当时力学所实行军管，参加军管的是空军的部队，我觉得他们执行政策还比较稳妥，最后就说我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补发给我三千多块钱，打发我回农村。我在江西农村一直待到 1977 年，然后到北京来落实政策。当时力学所的党委书记叫做杜若，听说她是博古的夫人，文化程度还高，参加革命以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但是她可能被政治运动吓破了胆，一碰见我的问题就想：哎呀，牵扯到领袖！这个人怎么能落实政策呢？一直到 “ 四人帮 ” 倒了台她都是这种态度。见力学所态度这么顽固，我就准备回去。结果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对我很同情，就通过我的亲戚告诉我：国家的局势将有大的变化，如果你在北京有地方住，你就别回江西去了，还是在这儿等等吧。我就住在一个亲戚家里等。果然没过多久，邓小平就复出了，然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恢复了我的党籍，当时曾有通知让我到力学所来参加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 8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物理教研室 熊 ：于若木怎么会知道您的情况呢？ 李 ：她是科学院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而且是负责我这个专案的。她同情我，但当时也不便越过力学所的党委。杜若坚决不让我回力学所，顶得非常厉害。其实我也并不是说非回力学所不可。我那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觉得教书不错，后来就提出想到学校去工作。刚好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我就申请去那里。说老实话，我当时是有顾虑的，因为我做了那么久的行政工作，业务丢得差不多了。我觉得，让我到大学去教一门理论力学之类课程还可以，让我给研究生上课，那会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我到了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又让我当物理教研室的主任。我担心自己若不同意，研究生院就不收我，后来就勉强答应了。 我 1979 年 1 月去上班， 1989 年离休，在研究生院工作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为什么呢？职称什么的不和教书挂钩，和科研成果挂钩，所以我周围的人都不愿意教书。而作为教研室主任，我不能不讲课 —— 你叫别人去讲课，自己不带头怎么行？可是，给研究生讲课，说实在话，我是现贩现卖。还有，在物理教研室，我既是主任，又是总支书记，整个教研室的人，吃喝拉撒睡都弄到我手上，要管的事特别杂。 熊 ：教研室当时有多少人呢？ 李 ：最后大概有 40 多个人吧。我感到比较安慰的是，在我当教研室主任期间，物理教研室一直是研究生院成果出得最多的单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几乎占了研究生院的半壁江山，与其他六、七个教研室加起来相当。物理教研室里有些人的研究水平相当高，当然，这和我没关系了。 熊 ：你平时上课比较多？ 李 ：我经常有课，讲过量子力学、高等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我觉得我的高等量子力学讲得很糟糕，因为我是一边学一边教。我过去的经历就简单地讲到这里吧。 参考文献 李毓昌 . 具微孔柱体扭转问题的一个近似解 . 物理学报 , 1955(5):37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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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佷认真地叫吴学谋叫吴老对我一生的影响

冯向军 2019-2-5 20:24

钱伟长佷认真地叫吴学谋叫吴老对我一生的影响 冯向军 2019/2/5 钱伟长先生比吴学谋先生长几十岁，但钱先生总是佷认真地叫吴先生叫吴老。这是真事（详见附录）。 人家钱先生硬是要这么叫，也就不能怪吴先生当年懂三懂五不懂四(事)了，而只能敬佩钱先生十分了不起。 这事对我一生影响极大。也可以说是我搞泛系几十年最大的收获之一。 我终于明白，越是贤达，越能卑、贱、柔、顺、容、忍。这六个大字也就成为我一生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标准。 所以，我昨夜认真地对YZ师弟说了给他拜年，今天又认真地说了给JD师妹拜大年。这，在我心中是十分自然的事。 其实，我心中天天在给是我父母的全宇宙一切众生磕响头。 【备考】 所谓卑、贱者即非卑、贱。是名卑、贱。 【附录】 退休教授吴学谋：钱伟长每次都叫我吴老 长江商报 2010-07-31 11:04 来源： https://tech.sina.com.cn/d/2010-07-31/11044492082.shtml 现在网消息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9所退休教授吴学谋和钱老的初识，是在1978年去大连参加全国理性力学与计算力学规划会议上。 让吴学谋印象最深的不是钱老对他的支持，而是钱老对他的称呼。“我比钱老小几十岁，但为了表达对我的尊重，他每次都很认真地称呼我为吴老。” 在吴学谋心中，钱老人品高尚，努力提携后辈。当时钱老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学报，邀吴学谋当编委，还把他的论文发在创刊号上。后来吴学谋出版《科学探索学报·泛系理论专辑》，钱伟长还专门为他写了序。 “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有学问，看问题透彻，他才是真正的大师。”吴学谋说，有一次他筹办全国数学物理会议，请钱老来作报告。当时还没有PPT，钱老连手稿都没准备，直接脱口演讲，一句废话都没有，把他讲的话直接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 　　(长江商报 郭婷婷 实习生 胡逢超 吴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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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guoliuhu1950 2017-6-3 14:47

主要参考文献: 《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钱学森: 《交叉科学 理论和研究的展望》 钱伟长: 《交叉科学与科学家的责任》 钱三强: 《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 、 邱鸿中: 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医学与哲学》1991 (4) 29─31。 吴兆华等: 中医理论体系亟待重建《医学与哲学》1991 (9) 53。 李恩、李彩瑞: 中西医结合有待思路与方法的突破《医学与哲学》1990 (12) 26。 、欧广飞: 论系统的认识方法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医学与哲学》1990(6) 31。 《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12月版 生物学 Ⅱ 1401 1402 页 生物力能学 林克椿。 《生物学》四川大学生物系《生物学》编写组编 1978. 07月版 上册132页。 同上 沈泰昌: 《系统工程》上册 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1984年13页。 同上 王胜等: 系统方法在经络研究与针炙治疗中的应用《医学与哲学》1991(11) 22─24。 同上 同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12月版 生物学 Ⅱ 1439 1440 1441 页 生物物理学 沈淑敏。 同上 《科学之友》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993第一期 4页 梁祖霞 癌─“魔鬼”还是“天使”。 赵洪钧: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1982 杨沛霆: 科学技术发展史(内部资料)1984。 王凤翔:“阴平阳秘”与阴阳的非平衡观《医学与哲学》1991 (3) 21。 方 增: 中医药情报调研的思路和方法《中医药图书情报》1991(5) 37─41。 《中国大百科全书》1985.08月版 力学 158页 陶祖莱。 《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12月版 生物学 Ⅱ 1401 页 生物控制论 顾凡及。 李文海: 论现代整体医体对中医的逼近和挑战《医学与哲学》1991(11)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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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伟长当年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

Fangjinqin 2016-6-11 14:51

许锡良的个人空间 个人首页 钱伟长当年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 2010-07-31 14:14:30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17-92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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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说师承：博士后

热度 8 Mech 2016-6-2 22:35

博士后这条线，可以上溯很长。只是其中几个环节用了实质性等效。形式上，中国博士后制度才建立了 31 年，博士学位制度虽然早在 1935 年就建立的，但在大陆重新恢复才 35 年。而实际上，资深研究人员，指导和帮助“具有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研究工作能力”的年轻研究者，除了 1966-1976 那十年，一直在持续。 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程昌钧教授。在交大刘延柱教授推荐我与程老师联系，到上海大学力学所做博士后。刚入站时的政策，博士后没有联系导师。因此我给鞍山钢院的报告只能说，入钱伟长院士领导的博士后站工作。这既有利用名人效应的因素，也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说不出博士后导师，显得有些怪异。这种政策很不方便，博士后要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签字。后来就都有了导师。程老师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程老师的领域是固体力学，当时的研究兴趣是黏弹性结构的 ( 静 ) 动力学行为。我主要是做动力学，因此要学很多背景知识。比较简明通俗的 Viscoelasticity (2nd ed.) by Fluegge 还好，更深入些的 Theory of Viscoelasticity (2nd ed.) by Christensen 读得就很吃力，有些地方一知半解。进一步也读些文献。最后博士后出站报告中的工作，陆续在不是很主流的国际期刊 Mechancis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和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s 各发了 1 篇，在国内比较主流的 Applied Mathmatics and Mechanics 上发了 3 篇。但申请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没有中。同时期还在继续做些与控制混沌和航天器动力学相关的研究，另外与刘老师合写本专著。平心而论，博士后期间用在黏弹性项目的时间应该不到可支配时间的一半。程老师对我宽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当然，我出站后仍继续做了段时间，特别是论文整理投稿等， MRC 论文是 2000 年发出来的，而那篇 AMC 论文到 2005 年才发出来。下图是与程老师在延长校区合影。 程 老师求学期间还没有中国学位制度，当然也没有博士后制度。 1958 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兰州大学工作。 1959 年叶开沅先生到兰州大学数学系任教，并在数学系二年级学生中招生在力学方向学习 (1986 年创办了力学系 ) 。有许多课程，叶先生亲自授课，程老师一直听课。后来也有合作论文发表。总体上，可以认为叶先生是把程老师作为青年教师加以培养的，这也接近博士后，特别是现在的师资博士后。因此我不揣牵强，就把程老师算做叶开沅先生的博士后了。下图是 2007 年时程老师学生们为庆贺她从教 50 周年及 70 寿辰撰写论文的结集。其中也有我一篇文章。 叶开沅 1951 年在清华大学跟钱伟长教授读研究生，后随导师转入北大， 1953 年毕业留北大任教。毕业论文是矩形板大挠度问题，部分结果在 1956 年的第九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 (ICTAM 的前身 ) 报告。需要说明，毕业论文和英文报告我都没有读过。研究生期间的关于环形薄板大挠度问题工作作为单独作者发表于《物理学报》和《中国科学》。尽管当时没有学位制度，但鉴于叶先生的工作，应该说完成了博士水平的研究。 1954 年与钱伟长合作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论文，参与钱伟长等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叶先生写了其中关于环形圆薄板的一篇，并对其他部分有补充评论。 1955 年，与钱先生在《机械工程学报》上发表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相关公式等。 1956 ，又与钱伟长等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教材《弹性力学》专著《弹性柱体的扭转问题》，其中叶先生写了关于“凑合法”的第三章和关于“比拟法”的第十一、十二章。这 3 年多，实际工作相当于博士后研究。 钱 先生的传记许多人耳熟能详。 1943 年，他在加州理工作为冯·卡门的博士后入职，半年后成为其实验室的正式员工， 1946 年离职。合作在 Journal of theAeronautical Scineces 上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这一卡门称为自己在固体力学方面最后的工作。还完成些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的工作，后来发表。例如，均布压力下圆板大变形， 1947 年发表于 Chinese Journal ofPhysics ( 这个刊物现仍在台湾出版发行 ) 。下图是钱先生截止到 87 年的科学论文选集。包括与叶开沅合作的两篇论文，以及与卡门合作的论文。 总之，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的师承，至少可以上溯到 5 阶合作导师普朗特。普朗特的博士后有冯·卡门，冯·卡门的博士后有钱伟长，钱伟长的等效博士后有叶开沅，叶开沅的等效博士后有程昌钧，程昌钧的博士后有我。前 3 位高阶合作导师，涵盖了现代力学的开创以及在中国的开创，随后两位“等效”博士后只是我个人看法，未必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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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抡等九名学部委员职务和名誉的恢复

热度 5 keyuanwangshi 2015-12-18 07:12

王扬宗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以张劲夫同志为首的中科院党组向毛泽东主席建言保护科学家。经毛主席首肯，中科院党组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提出对自然科学家“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这样就保护了一批科学家，使他们免于被错划为右派。但仍有一些科学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幸免。 中科院于1955年6月和1957年5月两次聘任的254位学部委员，集中了全国大多数优秀科学家，其中就有曾昭抡、钱伟长、孟昭英、雷天觉、谢家荣、余瑞璜、刘思炽、袁翰青、盛彤笙、向达和沈志远等11人被打成右派，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组织处理。葛庭燧、汤佩松、伍献文、斯行健、冯景兰等学部委员也一度进入右派名单，但在最后定案时被否定了。他们几位大都得益于这个保护政策，有的人甚至是张劲夫亲自出面干预才没有被划为右派。中科院京区只有科学情报所负责人袁翰青和历史二所副所长向达两位学部委员被划为了右派。 对于被划为右派的学部委员，当时中科院党组的政策是“政治上从严”，提出：“对于学术名誉称号和在学术上起领导作用的地位，如学部委员、所学术委员、主要的学术领导职位的处理应当从严”，其目的在于“以便逐渐克服科学界中的脱离政治、脱离国家建设实际倾向和防止青年知识分子中‘先专后红’的错误思想的滋长”。当时这是大势所趋，势所难免。1958年5月，中科院干部局联合各学部提请院务常务会议撤销曾昭抡等11人的学部委员职务，文件称“学部委员在科学上是有很高荣誉，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领导职务。曾昭抡等在政治上已丧失应有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品质（引者按：这是学部委员的政治条件），不能再承担这一光荣任务”。次月院务常务会议即一致通过这一决定，曾昭抡、钱伟长等担任的其他学术和行政职务也都被一一免除了。 20年后，在科学的春天，迎来了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述11位学部委员的右派问题都被陆续查清和改正了，而党中央、国务院也于1979年1月正式批准中科院学部恢复活动。不久，中科院决定增选学部委员，加强学部工作，使全院体制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过渡到以学术领导为主。是否恢复那些被撤销了学部委员职务的科学家的原有职务和名誉随即提到了议事日程，盛彤笙、刘思炽等人还为此向中科院或学部提出申诉。1979年6月5日，李昌同志主持院务会议，通过了学部办公室关于处理反右斗争中被撤销学部委员职务人员的几点意见，做出了恢复他们的学部委员职务和荣誉的决策。1979年7月9日，中科院向右派问题已经相关单位的党组织正式改正的袁翰青、孟昭英、雷天觉、余瑞璜、盛彤笙、刘思炽6位科学家发文，通知恢复他们的学部委员职务，并向已故的谢家荣先生原来所在的国家地质总局发文恢复他的学部委员名誉。其中，刘思炽先生是否为学部委员还略费一番周折。刘先生是1957年增补的学部委员，他提出恢复学部委员的请求后，生物学部在该学部委员名单上却查无此人。经过一番调查，才得知刘先生是1957年5月底增补为学部委员的，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过，反右斗争就开始了，刘先生随即因为所谓“右派言论”遭到批判，当时并没有向他发过学部委员聘书，他也没有以学部委员名义参加过生物学部的活动。 曾昭抡、钱伟长先生是科学界的大右派，他们两位恢复学部委员名誉和职务则晚了一年，原因在于他们的右派问题改正得较晚。198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曾、钱两教授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中科院遂于1980年7月14日，分别致函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恢复曾昭抡教授的学部委员名誉和恢复钱伟长教授的学部委员职务。尽管中央批准了钱伟长教授右派问题的改正，但清华大学并没有立即着手落实，而是拖延到1983年初才办理。由于中科院及时恢复了钱伟长的学部委员职务，才没有耽误他参加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的最后选举。至此，数理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所有划为右派的9位学部委员的职务或名誉均已恢复。毫无疑问，学部委员职务的撤销和恢复，在这9位科学家的科学生涯中都是特别重要的一笔。 同被撤销学部委员职务的还有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向达先生（历史学家，1966年去世）和沈志远先生（经济学家，1965年去世），他们的学部委员名誉并没有得到正式恢复。这是由于原哲学社会科学部于1977年5月改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了，但该院当时并没有恢复学部委员制度。因此，中科院只是恢复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四个学部被错划为右派的9位学部委员的职务或名誉。 《中国科学报》 (2015-12-18 第6版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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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钱伟长先生致敬－－细环壳钱伟长方程的精确解

热度 7 sunbohua 2015-10-9 03:44

向钱伟长先生致敬 细环壳钱伟长方程的精确解 引言 今天是钱伟长先生的诞辰日，钱先生于1912年10月9日出生，其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关于环形壳体解析理论的系统研究，证明了级数解的收敛性问题并做了大量计算，对该科学问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待解问题，如细环壳钱伟长方程的特殊函数表示问题，作者在此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结果。继承发展是对前辈最好的纪念，在先生诞辰之日作者愿以此文向钱先生致敬。 环壳 环壳是中国现代力学的二位主要奠基人钱伟长和张维都做过系统研究的唯一的一种壳体。圆环壳形如救生圈或汽车轮胎，它是一种形状比较复杂的旋转壳，环壳是壳体理论中难度比较大的问题之一，钱伟长曾说“环壳理论有两个特点：方程复杂和求解不易”。 环壳问题难于求解的数学原因是环壳的基本方程是变系数的高阶偏微分方程，其系数是分数型的且分母在其二个几何顶点有“零点”即具有奇异性，由于在顶点两边的高斯曲率变号而使方程变性，是壳体理论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德国的Hans Reissner非常有名，有关黑洞的4个解中其中一个（角动量J=0, 质量M和电荷Q不为零）是他1916求得的，见论文 Reissner, H. (1916). über die Eigengravitation des electrischen Feldes nach der Einsteinschen Theorie. Annalen der Physik (in German) 50 : 106。 另外， 他的儿子Eric Reissner是大力学家，弹性力学的2变量变分原理就是由Eric提出的，后来中国的胡海昌和日本的Washizu推广到3变量变分原理。 有关环壳的最早研究是从Hans Reissner开始的，他指导博士生Gustav Weihs在1911年完成其有关环壳的博士论文(我们没有看到这篇论文)。Weihs在1911年分析了薄轮胎在承受旋转对称和非旋转对称载荷时的应力状态时，第一次用级数解对环壳的应力状态进行了分析。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大学的Hans Wissler 在1916年利用Reissner-Meissner的旋转对称壳体微分方程系统地以级数的形式给出了在旋转对称载荷作用下环壳的弯曲应力状态解。他得到的级数解对于细环壳收敛较快，但对于粗环壳收敛极慢，无法在工程中应用。求解对于粗环壳全域一致收敛的解就变成了一个壳体理论难题，1944年张维在国际上第一次求得了粗环壳的一致收敛的渐进解。 由于环壳非常复杂，所以世界上研究它一般都使用复变量方程。本文作者首先导出环壳的位移型方程，系统研究了细环壳的弯曲、振动和屈曲，在世界上第一次得到这个问题的封闭解, 作为封闭解的应用修改了其中一个60年来国际工程届一直使用的膨胀接头的经典设计公式。 环壳方程和细环壳的解 钱伟长，应用数学与力学文集，江苏科技出版社，1979。 孙博华，环壳百年忆张维，力学与实践，2013, 35：94-97. Wissler, H., Festigkeiberechung von Ringsflachen, Promotionarbeit, Zurich (1916). Zhang Wei, Dissertation, TH Berlin, published partly in Science Repor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er.A, Vol5.,289-349,1949. Bohua Sun, Closed Form Solution of Axisymmetric Slender Elastic Toroidal Shells, J. Engrg. Mech., Volume 136, Issue 10, pp. 1281-1288 (2010). Novozhilov, V.V., The Theory of Thin Shells, Noordhoff, Groningen, 1959. Zhang, R.J. and Zhang, W., Toroidal shells under nonsymmetrical loading, Int. J. Solids and Structures, Vol.1, No.19,1994. 孙博华，李群对称方法和应用，DOI: 10.13140/RG.2.1.2500.1685,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2613969_Lie_Group_Symmetry_Methods_and_Applications Bohua Sun, Exact solution of some shells, The first int. conference on shells, plates and beams, Bologna, Ital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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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钱伟长

热度 14 keyuanwangshi 2015-5-1 23:28

王扬宗 钱伟长，著名力学家，上海大学校长，2010年7月30日去世，享年98岁 。 钱伟长先生鼎鼎大名，为中国科学界著名的“三钱”之一。但对于他的科学贡献，一般人并不很了解。钱老去世后，有人问：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钱伟长是什么之父呢？ 　　确实，钱伟长不是什么什么之父。1958年后，当钱三强搞原子弹，钱学森搞导弹时，钱伟长则被当作科学界、教育界的大右派遭到批判，失去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机会。否则，以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自动化研究所筹备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身份，无疑会成为“两弹一星”的重要将帅。 　　钱伟长出生于无锡书香门第，叔父是国学大师钱穆。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9年，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由于“二战”突起、船运中断而改派加拿大，1940年进入多伦多大学，师从应用数学家辛格教授。第二年，他与辛格合作的一篇关于板壳的内禀理论的论文，给出了薄板薄壳非线性内禀方程。论文刊载于为应用力学大师冯·卡门60寿辰祝寿的论文集中，钱伟长一举成名。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钱伟长到冯·卡门主持的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946年冬，钱伟长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3月，他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从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科研和各种社会活动之中。1956年，钱伟长已升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56年中科院力学所成立后，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这一年他参加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与钱学森等一道出谋划策。因此，周恩来把他们和钱三强并称为“三钱”。同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在被打成右派前，钱伟长的本兼各职达28个之多。 　　1957年是钱伟长从天堂跌落到地狱的一年。 　　年初，钱伟长和他的学生胡海昌、叶开沅“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胡海昌还独立获得了三等奖。他们师生获奖，在全国科学教育界传为佳话。 　　因为长期活跃于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第一线，钱伟长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中的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他主张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反对当时盲目学习苏联以培养工程师为高等工科教育的目标，他认为，如果专业分得过细，学生将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也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这些现在已经被广为接受并付诸实践的看法，在当时却属于离经叛道。 　　1957年1月23日，清华校刊《新清华》转载了《光明日报》题为《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采访报道并加上了不利于钱伟长的编者按语，引发清华园内为期三个多月的大讨论。紧接着，钱伟长积极参加了民盟中央关于中国科学体制问题的研讨。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曾昭抡、华罗庚等五人联名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应减轻科学家行政兼职、保证其科研时间、改善科研条件等意见。这些意见虽然中肯，但发表之日却是毛泽东部署的反右运动箭在弦上之时。“几点意见”随即被打成“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遭到猛烈批判。昔日许多朋友、学生和同事，此时都毫不留情地对钱伟长口诛笔伐。1957年下半年，钱伟长的本兼各职几乎悉数被拿掉，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 　　1957年，钱伟长45岁，正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华。 　　钱伟长躲进了书斋。1964年完成了广义变分原理的重要研究，却被退稿。几年后，日本科学家发表了相似的结果。多年后钱伟长提起此事，仍然痛心疾首。 　　“文革”初，钱伟长生活在最底层。但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也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在武斗最剧烈的时候，他开始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后来他当过几年炉前工，研究过电池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1979年－1980年，全国绝大多数右派都得以平反，恢复名誉，惟独钱伟长，尽管有中央文件点名改正，清华却要拖到1983年1月才办。在“右派”问题“改正” 之后，钱伟长随即辞去清华大学教授之职，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开始了晚年的高校教育改革试验。 　　去年钱学森去世后，他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其实，“三钱”中对教育问题最有见解的是钱伟长。上世纪50年代，作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的钱伟长，在教育和科学方面建言不少，反响很大，在蒋南翔校长心中引起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钱伟长被打成右派与当年的政治形势有关，但也与此不无关系，其右派问题迟迟得不到改正也在于此。 　　钱伟长虽然晚年得享太平（此处原文省略若干字），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最好岁月随“反右”和“文革”而流失了。尽管他对教育有见解、有抱负，但上海的那块试验田太小，与他平生的抱负相比，还是相去太远了。 （回应刘建林先生的留言，贴上一篇旧文。本文原载 《财经》杂志2010年第17期，出版日期2010年08月16日，财经网链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0-08-15/110497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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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恩泽：不断创新，甘作奉献

热度 4 sciencepress 2014-10-11 10:11

闵恩泽(1924 ~ )， 四川成都人。石油化工催化专家，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 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中国绿色化学的开拓者。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3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 世纪60 年代参加磷酸硅藻土叠合、铂重整、小球硅铝裂化、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的研制， 奠定中国石油炼制催化剂制造技术的基础；70 年代倡导分子筛裂化催化剂、一氧化碳助燃剂以及钼镍磷加氢催化剂等的研发、生产和应用；1980年以后，指导开展新催化材料和新反应工程的导向性基础研究，包括非晶态合金、负载型杂多酸、纳米分子筛以及磁稳定床、悬浮床催化蒸馏等；90年代开拓中国绿色化学领域，指导化纤单体己内酰胺成套绿色制造技术的开发。21世纪以来 指导建设生物炼油化工厂，研发从农林生物质可再生资源生产生物柴油及化工产品。科研成果大多已工业化， 有些取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曾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和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获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世纪，化学工业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国际科技界已经提出，化学工业在21世纪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开发从源头根治环境污染的绿色化学技术。 1995年，已年过七旬的闵恩泽率先进入绿色化学领域，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绿色化学与技术——推进化工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院士咨询课题组组长。结合国内情况，咨询组提出了发展绿色化学与技术、消灭和减少环境污染源等7条建议。同时，他逐步将自己在石油化工催化方面的科研活动引上了绿色化学化工之路。 1997年，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联合资助的“九五” 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与化学反应工程” 正式启动，闵恩泽任项目主持人，他组织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优势研究力量，围绕开发绿色石油化工工艺技术的科技前沿，在新催化材料、新催化反应和新反应工程三方面开展导向性基础研究。 “喷气燃料临氢脱硫醇” 就是利用新催化反应导向性基础研究成果开发的典型绿色炼油工艺技术之一。喷气燃料中的硫醇不仅使油品发出臭味，而且对飞机材质有腐蚀， 还影响燃料的热稳定性。为脱除硫醇， 国外先是采用液体碱催化剂的方法，但排放的废碱对环境污染较大；后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 尝试开发固体碱催化剂以求缓解污染， 效果仍不明显。为了根治污染问题，利用喷气燃料中的硫醇最易加氢脱除的原理，闵恩泽另辟蹊径，提出低压、低氢/ 油比、低温等缓和条件下加氢脱硫醇的新构思，并在短时间内开发成功喷气燃料临氢脱硫醇(RHSS) 新工艺，使得废渣排放降低99.8％，且显著降低操作费用， 还特别适合从多种原料油生产合格的喷气燃料。目前中国内地利用该工艺，已建成7 套15 万~100万吨喷气燃料的工业装置，年总加工能力420万吨，占国内新建或改建装置加工能力80％的份额。 己内酰胺成套绿色制造技术是运用新催化材料、新催化反应和新反应工程导向性基础研究成果开发绿色石化新工艺的集中体现 中国石化巴陵分公司和石家庄化纤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共花费62亿元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两套年产5万吨的己内酰胺生产装置，生产中产生了大量污染物。 2000年前后，由于国外己内酰胺倾销等原因，两套装置年亏损合计近4亿元。2002年，闵恩泽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十条龙” 科技攻关组副组长，利用一系列导向性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的绿色技术，策划、咨询、现场指导两套己内酰胺生产装置的绿色化扩能改造。这些技术包括石科院的环己酮氨肟化、磁稳定床加氢、超临界CO2再生催化剂，湖南大学的环己烷仿生氧化和湘潭大学的苯法甲苯法组合工艺等。 改造后， 两套装置分别扩建至年产14万吨和16万吨， 设备改造投资分别为原引进装置的1/4和1/5。2005年，不仅实现了年盈利共2亿元的扭转， 而且消除了废渣、废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己内酰胺成套绿色制造技术作为中国石化的世界领先技术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业内生产企业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在绿色化学的道路上，闵恩泽不仅科技成就丰硕，还于2005 年11月组织筹建中国化学会绿色化学专业委员会，积极推动绿色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系统的发展绿色化学的学术思想: 促进人类社会， 尤其是化学工业可持续发展， 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绿色化学，发展绿色化学技术需要依靠技术自主创新，利用无毒无害原料和可再生资源， 开发无毒无害催化剂、溶剂以及原子经济反应和高选择性反应， 实现从源头根治环境污染;产品环境友好，可生物降解,回归自然。 2001年起，年近80岁高龄的闵恩泽指导博士生开展生物柴油生产工艺研究。 目前已开发成功了利用餐饮业废油为原料， 环境友好的“近临界醇解” 生物柴油生产新工艺，2008年已建成工业示范装置。 2006年， 他主编出版了《生物柴油产业链的开拓——生物柴油炼油化工厂》 (中国石化出版社)，系统介绍了生物柴油产业的现状以及原料、技术和产品的开发与发展趋势，提出了发展中国生物柴油炼油化工厂的设想。 为开发以可再生生物资源为原料生产高附加值、可生物降解环境友好专用化学品技术，2008年10月闵恩泽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创建了“恩泽生物质精细化工实验室”，并亲自担任实验室主任， 指导相关基础和应用研究。 2007年，他主持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生物质炼油化工厂——推动能源化工迈上碳水化合物新时代”。通过对国内外生物质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的调研，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建设木质纤维素、淀粉和油料等不同原料类型生物质炼油化工厂的模型、需要开发的关键技术和相应技术开发方向。项目的研究成果将为中国生物质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撑，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研究向可再生资源研究的转变，将中国生物能源化工引领到一个新高度。 1955年，中国只有三座年产各10万吨的炼油厂， 被国外讥为“小茶壶” 炼油，石油炼制催化剂领域是一片空白。 在石油工业部正确决策的引导下， 闵恩泽持续50多年直接参加、指导或组织领导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催化剂研究和开发，为建立和发展齐鲁、长岭、兰州和抚顺四大催化剂厂打下坚实的基础。它们的产品占据国内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为50多家炼油厂的1.5 亿多吨油产品和5000万吨化工原料提供生产上必需的各种催化剂。 石油炼制催化剂生产技术的发展， 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炼油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炼油厂规模已发展至年产千万吨， 中国炼油能力和催化裂化装置加工能力均列世界第二位。进入21世纪，喷气燃料加氢精制、己内酰胺成套绿色制造技术等，中国首创的绿色炼油和石化新工艺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辛勤工作、不断钻研科学的同时，闵恩泽始终没有忘记积极培养中国科技发展的后继力量。从1987年起，他先后指导了50多名学生， 包括博士生20多名，博士后10多名。 他通过实践认识到， 进行催化剂研究的人才有了， 但真正能够把催化剂从实验室做到工业化的人才还要经过长期的锻炼才能成长起来。 耄耋之年的他不仅没停止在科研领域的耕耘与播种， 还把自己50多年自主创新的经验和教训写下来， 编撰成《石油化工——从案例探寻自主创新之路》 一书，2009 年1月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所选案例真实生动，容易理解，有助于培养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型人才。 回味多年科研和生产工作的风雨曲折，闵恩泽觉得，要成功，先做人。 他常对学生说，做人首先要勤奋，资历浅陋没关系，只要肯下工夫，花两倍、三倍的时间和精力，总能把事情做好；还要严谨做事，开拓创新。在处事上，要诚信、宽容和谦虚，这样才能团结别人、使自己融入集体，发挥团队的力量，共结硕果。 本文摘编自白春礼 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化学学卷 第四分册）》。概览总主编为钱伟长先生。 一起 阅读 科学 ! 敬请关注 科学出版社 ，搜索 微信ID ： sciencepress-cspm 或 “ 科学出版社 ”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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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我能做的是呐喊

热度 1 sciencepress 2014-9-16 08:46

人生历程：法治天下 江平，1930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法学活动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1948-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1956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83-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1988-1993年，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2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95-2012年连续担任五届北京仲裁委员。 江平1951年与法律结缘，从此踏上了为实现“法治天下”而奋斗终生的道路。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民法、商法、比较法、行政法和宪法等。江平作为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批留苏学生，有着深厚的法学基础功底。他总是站在中国法制发展的前沿，不畏惧公权和权威，主张为私权呐喊。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法律的立法推动和实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法学教育 江平自1956年底留苏回国之后，便分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从事法律教育工作，至今已近60年。其中，最为黄金的时期是在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之后，主要就是抓民法教学工作。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课程设置安排，江平率先提出开设“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课程，并亲自为这两门课编写了讲义教材，成为其他学校纷纷效仿的典范，推动了新时期中国民法学教学的进步。 江平对于法律教育的贡献还体现在法律教育方式的改革和创新上。江平一直主张并积极推动学生自由择课、自由择师，营造一种开放的教育环境，促进教师队伍的优胜劣汰。这一措施促进了学校教师结构的优化，使众多优秀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实际上，江平一直就是一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其独到的授课方式，让看似枯燥乏味的法学理论，变得生动活泼。 留苏时代的江平 此外，江平认为在大学教育的问题上，应该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应当去行政化，实行校长负责制。打破学术禁区和学术垄断，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 人才培养 江平最初给北京政法学院的本科生上课，到1979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再到199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至今，江平培养了众多法学人才，近百名博士生，其中三十余名为港澳台和外籍博士生。江门子弟中很多人都已成为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成为推动中国法学发展的一股新的力量。 江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来生还要选择当大学教授。因为“大学生阶段是一个人在选择职业、专业并形成他的目标的一个时期，而法学专业，又是实现他的法治天下、法治理念的最重要的四年。如果这时候，我能够从事教育工作，来为他们把自己的四年的法学教育搞的更好，无论当校长也好，不当校长也好，这都是作为法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价值的最大体现”。 在中国政法大学60年校庆上，江平讲到法律人应当以依法治国、法治天下为使命，而这需要成熟的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除了物质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基础，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思路。 立法贡献 法治建设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通过系统的立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江平一直关注并参与到立法工作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9年，中央开始筹备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江平参与了前期的起草工作，后期因被任命为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而被学校召回主持教学工作。因客观条件不成熟，民法典的起草被暂时搁置，开始筹备制定《民法通则》。当时，江平和佟柔、王家福、魏振瀛被聘请为顾问，以专家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该法的制定工作，为《民法通则》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为了重新启动民法典的起草，江平多次参与了一些民事单行立法的工作，包括《合同法》、《物权法》等，推动了中国民事法律体系的完善；同时还参与制定《公司法》、《信托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等商事法律，这些法律为商事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规范。江平还曾担任行政法立法研究组组长，领导统筹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行政法类单行法的起草制定，为更好地保护和救济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在担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时期，江平也亲历了很多立法工作，包括修改《民事诉讼法（试行）》、通过《著作权法》、修改《中外合资企业法》等。 “我能做的是呐喊”——对公共事件敢于发声 江平从来不是一个只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社会现实的法学家，他对很多社会热点、影响重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一直在为建设法治国家努力，为私权呐喊、主张用法律对公权力进行限制，实现宪政，实现“法治天下”。 在他70岁以后，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涉及宪法权利保障、私人财产强制拆迁、民营企业家财产保护、律师合法权益保护等公共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江平敢于自己发声，勇于面对质疑，这种魄力和胆识是法律人珍贵的品质，也是变革社会、走向法治天下的必须具备的品质。 江平奉行“法治天下”、“只向真理低头”，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执著地坚持、真诚地呐喊。他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法学家、呐喊者、实践者、变革者！ 本文摘编自 江平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法学卷 第一分册）》，本系列学术成就概览总主编钱伟长。 一起 阅读 科学 ! 敬请关注 科学出版社 ，搜索 微信ID ： sciencepress-cspm 或 “ 科学出版社 ”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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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学森鼓捣“人体科学”始末及其它

热度 4 nqed 2013-9-5 18:38

文克玲按：本文有许多重要而少为人知的历史事实，特此转载。 陈祖甲：钱学森鼓捣“人体科学”始末与本文写作原由 钱学森鼓捣“人体科学”始末 陈祖甲 中国科技界曾有“三钱”之称，即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其中钱学森最“吃香”，以致离世之后，不断有电视剧、电影、传记、纪念馆，乃至研究所命名等捧场的热闹。本文不想否定钱学森在我国火箭、导弹制造方面做过一定的工作。可能涉及国家机密，这些至今没有见到公开。然而，他回国近六十年中，约有三十年鼓捣“人体科学”却不断有人颂扬，恐怕许许多多的年轻朋友还不知道“人体科学”是怎么一回事。这里不妨端出一些真实的材料，让诸位看个明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一件怪事:以“耳朵认字”为起点，逐渐演化为“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科学”的伪科学沉渣泛起，时不时地掀起滚滚热潮，对社会发展设置重重障碍。当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最先坚决反对宣传“特异功能”。后因种种原因，略作让步，留下了遗憾。但这段历史事实被某些人扭曲了。 “耳朵认字”是从《四川日报》1979年3月的一篇报道发端的，受到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支持，很快传遍全国。一时间，什么“耳朵认字”、“腋下认字”等类的“超自然现象”在多种媒体上纷纷亮相，至于表演式的传播四处可见。这是在当时大陆流行的四大伪科学中最引人注目、涉及面最广的一项。面对现实，不少正直的科学家坚持真理，站出来主持正义，揭穿其中的奥妙，反对宣扬这类“超自然现象”。1979年4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个孩子的“腋下认字”作了科学测试，结果表明系作弊所致。他们写出测试报告，附上当场露馅的照片，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信访简报”第92期发表。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曾在中科院工作过，他看到这期简报，在4月23日给一些宣传部门的领导作了批示：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样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当时的《人民日报》科教部讨论了“耳朵认字”等现象，根据基本的人体生理常识，大家一致认为“耳朵认字”违反科学。于是决定要我写一篇评论。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祖甲”的《从“以鼻嗅文”到“耳朵认字”》一文，主要批评一些领导反科学理念。事后，报社与我受到很多的攻击。 之后，在同年11月8日，耀邦同志又就《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告，给两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写下批示： “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从这两段批文看，胡耀邦反对“耳朵认字”等伪科学，态度坚定，旗帜鲜明，指明其“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的危害，不同意媒体作宣传报道，警惕类似的反科学理念在其他领域泛滥。与此同时，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向各地媒体发出通知，规定对那些没有经过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公开宣传。于光远、叶圣陶等一批知名人士也站出来批评，媒体上对“耳朵认字”之类的伪科学发表了不少批评的文章。《四川日报》发表四川医学院对那个小孩子的测试报告，证明所谓的“耳朵认字”完全是作弊、耍小把戏所致。 但是，怪事并没有被制止。那些所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蛊惑者依然旁若无人地地大肆宣传。他们攻击反对者“摆出一副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架势来教训人”。上海有一本名为《自然杂志》的科技期刊，在其1978年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什么是气功外气属性的文章。1979年9 月发表了“耳朵认字”的“考察报告”。这件事得到时任国防科委科技委副主任的钱学森的关注和支持（当然还有主任张震寰）。他专程访问了《自然杂志》，给他们鼓励、打气，在1981年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论述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耳朵认字”等伪科学在遭到批评后，改名为“人体特异功能”，现在钱学森又将其演化为“人体科学”。（注：按钱的论文所述，“人体科学”包括三项组成：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而气功又是中医的核心。）这个伪科学概念在他1980年7月同《自然杂志》编辑谈话时就已经提出了，后来正式公开。然而，这个概念至今没有得到中国科技界的承认，权威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没有同意这个概念。 钱学森及其拥护者于1980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研讨会。1981年5月在重庆召开第二次研讨会上，钱学森提交论文《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会议提出筹备人体科学研究会。钱学森还几次出版专著，最全的是由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见图1）， 字数达108万。这个伪科学理念虽受到实践的检验和理性的批评，但他一直坚持，直到他去世。 对“特异功能”持疑义的科技工作者面对挑战，不得不出来主持正义。曾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一方面组织人员继续进行调查（当时调查测试非常困难，不只是经费不足，而且常常被人以“受到干扰发不出功”为借口，或拒绝测试，或为失败辩护），另一方面自己经过研究，写文章提出批评。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评两年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该文指出，所谓“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古已有之，国外称“心灵学”也不过如此。鲁迅先生在杂文中也早有揭露。他提醒人们，应当按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的指点，作理性的思考。 1982年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报告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表示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但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第二天，《人民日报》对此次报告会作了报道，并配以由总编辑胡绩伟亲自撰写的编者按，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耳朵认字’”。 3月13日至15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安徽、黑龙江等十个省市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60多位有关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两年多来国内“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情况，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进一步做严格科学测试的方案。会上还放映了四川医学院对成都19名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测试的录像，记录证明没有一个儿童具备“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特异功能”。中国杂技团的魔术大师成功地表演了“透视”功能。 这些正义行动惹恼了“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蛊惑者们。他们多次找又一些中央高层领导表演“特异功能”，并借此大肆宣扬。被钱学森称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领导者”、“领导过‘一二·九’运动”的、当时的国防科委科技委主任张震寰亲自出马给反对“特异功能”的我国心理学权威科学家潘菽、给他在“一二·九”运动期间的同道李昌、于光远分别写信，指责有加。 接着，他又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信，要他们相信“特异功能”的存在。他在1982年3月5日给胡绩伟的信中说：“李昌同志不相信，说他看到的‘耳朵认字’都是假的，那么再找真的看看不好么，这不是辩证法么？于光远同志根本不屑一顾，这是唯物论么？什么叫实践第一的观点？你们有哲学家王若水同志，请他说一说吧。连起码的哲学常识都违背了，《人民日报》作了殉葬品。” “你们登起文章很大胆，做起事来又胆小，有点不相信自己。谁是科学领导机构，国家科委应当是，但不知他们怎么领导的？就拿耳朵认字来说，你们错了。谁是有权威的科学机构？科学院算一个，李昌同志和报上登的几位著名科学家也不是正确的，最权威的是客观事实，白纸写上黑字是砍不掉的。”从这些文字看，他缺少基本的生理常识、逻辑极其混乱。他还特意请胡绩伟到国防科工委去看“特异功能”表演。胡绩伟派记者（即本人）去看了，结果是新出山的“大师”张宝胜做的表演在记者们面前出了洋相。 让人不明白的是，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同“国防”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某些人那么倾心？国防是为了抵御外来敌人的入侵，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尽管有信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苏联领导相信“特异功能”，难道为此就可以不分科学的真伪了吗？“特异功能”能把导弹送到敌方吗？能让人上太空去遨游吗？看来，是造神术在其中作祟，“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压倒了科学的真伪之辨。 张震寰的信被转到胡耀邦那里。从1981年6 月起，胡耀邦已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在1982年4月10日就此信作了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耀邦同志的态度依然非常鲜明，应该坚守“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不介绍、不宣传”两道关。当时，邓力群已接替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部长。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也是相信“特异功能”的。就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各宣传系统发出通知，说：“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了‘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请注意，所谓对“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介绍、不批判”的“三不”政策就是这样出笼的，把胡耀邦坚守两道关的意见作了改变。这个政策分明是针对于光远等反对伪科学的。长期以来，有人说“三不”政策是耀邦同志提出的，需要澄清。 于是，一些 “特异功能”的宣传受到限制，同样批评“特异功能”的文章也受到遏制，即便是《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连载的于光远文章也夭折了。 这时，《自然杂志》派人到钱学森、张震寰处告状。张震寰听到后大发雷霆，喊叫“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们坚决干下去，干到底。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别无他求！”他后来私下对《自然杂志》编辑朱润龙说：“钱老真是智慧过人，我当时说的天王老子就是指胡耀邦同志，钱老也一下子就明白了。” （见朱润龙、朱怡怡编辑的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后记》） 就在那次见面后，钱学森征得张震寰赞同，于1982年5月5日给老朋友、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见图2、3） 信中说：“中国科协四月廿八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五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判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这分明是混淆视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怎么能把批“特异功能”等伪科学同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相提并论呢？科学研究成果与否能用党性来作保证吗？难道有了党性，伪科学也能变成真科学、而没有党性的人研究的都是伪科学吗？反对“特异功能”就没有党性了吗？明知有骗人的劣迹，为什么不揭露？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类欲盖弥彰的奇谈怪论给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 这封“有名望的科学家”的信被转送到邓力群那里，又立即被推到胡耀邦手中。 对钱学森的信，胡耀邦在5月13日作了如下批示：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者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胡耀邦是尊重钱学森的。也许是看在钱学森的面子上，胡耀邦的批示做了一点不恰当的让步。 批示传到中国科协。当时，正逢中国科协召开二届五次常委会。在5 月25日的会议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科协主席周培源同副主席钱学森就此发生争执。周培源不仅反对研究“特异功能”，而且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什么“情况汇编”。当时，笔者作为记者旁听了这次会议。根据笔记记录，钱学森当时说，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继续研究是合法的，办个情况汇编是合法的，刚才就在我们范围内说一下，不是对党的主席的态度。”他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这样才公正，否则不是应有的态度。”语气十分强硬，而且提高到“对党的主席的态度”的原则上，这样的思维在一段时间内不少见。事实又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坚持认为，没有中央文件，胡耀邦的话不宜由科协往外传。科协书记裴丽生也认为需要请示，不同意就不要发。他们更不同意办什么刊物。当然也有个别科协书记支持钱学森。但中国科协始终没有转发胡耀邦的批示。只是中宣部继续发文，“三不”政策更加肯定，坚决照办。实行的却是继续肆无忌惮地宣传，不准批评。 钱学森对胡耀邦的批示置之不理，而更加大肆宣扬他的“人体科学”。在1982年10月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夸夸其谈地在报告结尾时声称：“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我们当中谁来作这场未来科学革命的启蒙者？谁呢？”那还能有谁，三十年来，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舍钱学森还能有谁！他们在1983年正式编印了刊物《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创刊号”（见图4、5） 把钱学森的讲话放在第一条。《自然杂志》继续大量刊登“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从此，“人体科学”这门伪科学更加一发而不可收，风靡全国。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人把“人体科学”纳入“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体系”，在《人民日报》发表。曾任钱的秘书的涂元季在《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一书中称赞：“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见该书133-134页）直至2009年伍绍祖还在一个所谓的纪念会上鼓吹钱学森鼓捣的“人体科学”。具有意味的是，在钱学森去世时，邪教网上却指责新华社为什么不把“人体科学”写进钱的讣告。而批评的文章却屡遭“三不”政策的封杀。 直到1994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科学普及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反对伪科学，这才让批评“人体科学”的文字在媒体上微弱地重现。中国科协在1995年有当时的主席朱光亚支持，召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两科联盟”会议，公开批判“人体科学”等等伪科学。不过主流媒体依然坚持“三不”政策。这是后话。 2001.10.5.定稿 2011.11.25. 再修改 2012.2.1.三修改 2012.11.4.四修改 《钱学森鼓捣“人体科学”始末》一文的写作缘由 陈祖甲 1999年9月7日，老同事刘时平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他曾为北京的解放作出过贡献，与我住在同一楼同一单元，因此我不能不去向这位老同事告别。那一天，在休息室里见到了原社长、总编辑胡绩伟同志。他同我谈到反对特异功能的历史，比如张震寰为此凶恶地骂他；于光远说八十年代是媒体没有支持他反对特异功能的宣传。老胡说，《人民日报》当时是支持反对“特异功能”的。他要我提供耀邦同志有关批示的资料。因为这些批示有的已经公开发表，我又有收藏，提供是不成问题的。 过了一些天，我给老胡送去几份复印件，并附了一封信： “ 老胡： 您好！ 见到您气色很好，红光满面，放心了。希望您继续养好身体。 有些历史的事，不能不打扰。送上两份复印件，都是报上公开的。这里仅公布了耀邦同志的两次批语。他在1979年对国家科委、中科院信访简报的批示，请您同朱穆之等同志阅的，还未见公开。还有对钱学森1982年给中宣部的信的批示，也未见公开。这段批示有些让步，如讲对特异功能不要批评，允许他们办小型的、定期的已经情况汇编，供研究者阅读等。这给某些人钻了空子，批评的文章被禁止。而宣扬的材料却通过各种形式大肆泛滥。这同当时中宣部和后来的中宣部的某些领导有很密切的关系。正确的正常的友善的思想政治工作被伪气功、伪科学所替代，弄得现在邪教性的黑社会性的组织突起。 您能否回忆这段历史。如需要，我可以帮您写成文章，争取公开，让人了解历史的真相。 最近，我写了一篇《亲历记》，讲述这段历史。如有兴趣，我愿送上，以求指正。不多啰嗦了。 敬祝 近安！ 陈祖甲 1999.9.28.” 当时，老胡住在城里，很少到地处三环外的报社来。再说年龄的差距，我们很难见面。没想到过了国庆老胡便给我回了信。全文如下： “祖甲同志：你9月28日的信，今天（10月12日）才转到我手里。那段反特异功能的历史是值得写出了的。你对此比较清楚，就有你去写好了。我以为写的原则是秉笔直书，不要回避权威人物。写出来如果现在不能登，就压在那里，将来有一天是可能登出来的。问题之所以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就是以为有些当权人物不敢惹那些权威人物，结果，有权威的人物利用自己的权威纵容包庇，或者故意视如罔闻，公然办起什么科学研究机构来‘研究’，使伪科学得以‘科学化’，而且由大科学家和高级科学领导机构的负责人出面来干这种美化伪科学、为虎作伥的勾当。公然堂而皇之地‘研究’，实在可笑。 那时的具体情况我记不得了，手边也无具体材料，你知道，我又不喜欢别人为我代笔，所以还是请你去写吧，写好后，发表了可送我一阅；不能发表可将原稿富裕一份给我。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绩伟 1999.10.12.” 老胡的信为我壮了胆。我亲身经历了这些事件，手上的材料相当充分，明白他所指责的是哪些人。何况当时的情况，由“人体科学”扶持起来的邪教法轮功组织人大闹中南海，而好些历史已被人淡忘了。我立马写出文章，并于2001年12月5日把最初的定稿送绩伟同志审阅。 他当即在我的文稿上作了这样的批语： “祖甲同志： “这个材料很可贵。应该把这以后，于光远等同志继续努力，还继续支持作了一些试验，又写了一些文章人民日报以后继续发布了文章，争论的范围在继续，争论双方都没有妥协。这一段历史你是知道的，也有资料可查，文章的标题可以改大一些，不要限于胡耀邦反对。这一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写好以后如果国内不能发表，可交给我送到香港和美国去。 “如何？希考虑。 绩伟12.6” 因怕人微言轻，尤其是涉及一些当时在世的大人物，故而文章一直没有发表。我也没有再去麻烦胡绩伟同志。这些年来，我一直对文章做补充和修改，现在觉得时间成熟，绩伟同志也已千古，我不能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所以已经修改，公开发表了。 2001.10.5定稿 2011.11.25.再修改 2012.2.1.三修改 2012.9.17四修改 2012.11.5.再补充 ------------------------------------ 文克玲：补充一些有趣的资料 1985年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合影，军队高级干部占到一半。 　　1993年底，在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锅，据说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达成天人感应。上世纪90年代初堪称气功席卷中国的黄金时代。 一种神功，待考。 据说是在练罗汉功 《中国青年报》1958/6/16刊登钱学森“证实”“亩产万斤”有科学依据的文章（钱曾七次“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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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珍贵记忆的信件——记钱伟长先生给我的一封亲笔信

热度 18 sqdai 2012-10-29 05:26

【按】这辈子收到信件成千上万，其内容大多已从记忆中消失，唯有今天提到的这封信，令我终生难忘！那是钱伟长先生 28 年前给我的亲笔信（见链接）。在追忆我如何从北京调到上海的过程中，我又想起了此信，现发布于此，与博友们分享。从中可以看到，钱伟长先生为了把我这个无名小卒调到上海，费了多大的劲儿，由此可以了解到他是如何关心、提携年轻人的；更可以看到，他为了筹建我们的研究所，夙兴夜寐、精心策划，亲自为研究所勾画了蓝图。 今天，可以告慰钱先生在天之灵的是：研究所正按照你的思路迅速发展，你的蓝图正逐步变成现实；而学生虽不才，却一直牢记着你的嘱咐，不敢有丝毫懈怠，兢兢业业地做着你嘱托的事情。 老先生离开我们已有 29 个月，我们这些后辈对他的思念之情一直在绵延着。 此文写成于三年前，内容未作改动，仅把副标题做了小修改。 保留珍贵记忆的信件 ——记钱伟长先生给我的一封亲笔信 暑假期间整理所收藏的资料，我意外地发现了钱伟长先生 1984 年 6 月 14 日 给我的亲笔信，令我思绪起伏，浮想联翩，引发了对二十多年前的往事的回忆。现照录此信，并做一些简要的说明。 这封信写在两张白纸（相当于 B5 大小）上，信封超小，笔迹苍劲有力。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关于我从中科院力学所到上海工大力学所的调动问题；二是叙述筹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设想和举措。 先说说有关背景。 1982 年年底，钱先生准备到上海工业大学就任校长。他的脑海里在同时构思两张“蓝图”：上海工业大学的新发展和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筹建。这里着重讲讲后者。钱先生深知，白手起家创建一个新研究所的关键在于召集一批精兵强将。那时，他通过创建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和《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组织“应用数学和力学”讲座和各种学术会议，已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学术骨干，他从中挑选了一批筹建新研究所的人员。我和李家春很幸运地进入了他的遴选名单。一个周末，他骑着他的“老坦克”自行车到了他过去的学生郑哲敏先生（时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家里，点名要我和李家春二人。郑先生踌躇再三之后，答应在两人中放行一个。 1983 年春节，钱先生在国家气象局招待所召集我们开会，着手筹备将在上海举行的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其间，他向我和李家春讲述了筹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设想，并直白地问我们俩：谁愿意到上海，成为他的麾下？事后，经反复考量，我决定南下加盟。钱先生回到上海之后，紧锣密鼓地调集人马，如他的信中所说，潘立宙、卢文达、孙厚钧、蔡树棠等先生先后到了上海工业大学（后来江福汝先生也到了钱先生身边）。然而，我的调动却遇到了“职称瓶颈”，上述几位先生有高级职称，进沪落户没有障碍，而我当时还是助研，受“文革”影响，晋升职称“冻结”，尽管当时我申报了副高职称，但由于尚未“解冻”，迟迟批不下来。因此，钱先生为了我的调沪一事煞费苦心，亲自为我闯关。直至 25 年前的夏天，我终于以“特批”的身份获准进沪。 令人感动的是：那时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钱先生为了我的事情，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来回奔波，使我真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调动一事大功告成之后，钱先生对我说的两段话，更令我永志不忘。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导师郭永怀先生是我的同门学长，现在他过世了，我作为长辈，有责任扶持你成长。你要好自为之。”他还说：“你到这个所里来，希望你潜心做学问，尽快做出一流的工作，给年青后进做出榜样来。我没法给你高待遇，但将为你创造尽可能好的科研条件，接下来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这些年来，我无论是诸事顺遂，还是遭遇困难，始终不敢忘掉这些话，始终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文革”等所造成的耽误、损失，为国家的科研教学事业多做贡献，特别是做好老一辈科学家与新一代学人之间的“二传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答钱伟长先生的知遇之恩：我决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 实际上，并非我一个人领受了钱先生悉心关怀的恩泽，他从大局出发，爱才如命，提携后进，经常亲历亲为，为之铺平道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 1996 年，他已年过八旬，为了从兰州大学引进程昌钧教授，他也亲自跑到上海市人事局，克服了年龄超过 55 岁的教授难以进沪的障碍。实践证明了此举的正确性，程昌钧教授到沪后，立即帮助钱先生创建力学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直至现在，她还奋斗在科研战线上。 在这封信的第二部分中，钱先生如数家珍般叙述了他的办所设想和举措：人员配置、科研方向、研究生培养等等，无不殚精竭虑。正因为如此，整个力学所从无到有，迅速地成长起来。在这些方面我已有多篇博文述及，再过三个月， 11 月 1 日 将是我所 25 周年大庆，将进一步予以回顾。 任岁月流逝，这封信给我带来的珍贵记忆将永远不会磨灭！ 写于 2009 年 7 月 24 日 【链接】钱伟长先生 1984 年 6 月 14 日 给戴世强的亲笔信 世强同志： 来沪后，即交涉您的调沪事，现悉一切关口都已通过，只差上海市人事局一道关口。人事局现在认为您的级别只是助研，不合上海调入户口的规定，只要是副研就一切不成问题。我现在正直接和汪道涵市长商量用特批的方法调。 迟迟办不通，就为了这个小原因。请您把这情况告诉郑所长 1 。我不知道您的升级手续是否办了，听说七八月要解冻 2 ，如果已经办了升级手续，则一解冻就能升级，升级后上海人事局的规定就不成问题了。如果郑所长能写封证明信，证明您的升级问题所内已经同意只候解冻后正式批准，我们用这个证明和上海人事局商量交涉，也可能提前完成。 现在经国家科委批准 3 ，成立“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直属上海市科委 4 ，为了行政方便，委托上海工大代管。现正研究基建等问题。暂时由工大拨原招待所小楼一所，作为办公用。潘立宙任副所长，卢文达管计算力学（有 VAX 一台，微型机两台），潘兼管弹塑性，原清华大学水力实验室主任孙厚钧同志管流体力学，建立物理流体力学实验室，蔡树棠本人长期在沪，但合肥科大不放。暂算兼任。应用数学还没有人，天津大学李骊和复旦江福汝想来，正在交涉中。您来不是正好么？ 今年招了硕士生 7 人，拟招博士生 3 人，但报名的人中，已有四人很不差（一名交大的，一名清华的，两名华中的，都已见过面），所以可能要招收 5 名 5 。上海业已同意。 在工作上，拟分担理论和应用方面的工作。流体力学方面将在非线性波和浅水分层波，以及泥沙问题为重点。固体力学方面将重视应用方面，业已和兵器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订了合同，现正和石油工业部协商中。 《应用数学和力学》的英文版从明年起准备移到上海出版 6 ，为此，上海工业大学将成立出版社，印刷厂比较有基础。这对我们的出版将有推动作用。 现在组织翻译《非线性板壳理论和计算》作为参考用书，其内容为 Koiter 和 Atluri 诸人的最近论文。 祝研安 钱伟长 1984.6.14 ( 附言 ) 家中正在搬迁中，搬到木樨地 24 号楼，国务院宿舍。请你有便到旧居去看一看孔老师 7 。 注 1 指当时的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郑哲敏先生。 注 2 指“文革”开始后的教学科研人员的职称晋升“冻结”，“文革”后曾短期“解冻”，旋即因故再度“冻结”，到 1984 年后才全面“解冻”。 注 3 国家科委于 1984 年 5 月 16 日 （即钱先生写此信前一个月）正式发文，批准成立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注 4 原信中的“科协”系笔误。 注 5 那年实际上招收了 10 名博士生，包括来自华中工学院的周哲玮、王蜀，来自清华的徐志翘，来自交大的张炳芝、来自大工的张社光以及邵仁兴、高世桥、陈大金、李龙元、钱源跃。 注 6 钱伟长 先生任主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的英文版 1980 ～ 1984 年间在华中工学院印行， 1985 年开始改在我校出版。 注 7 从中可以看到钱先生、孔老师伉俪一往情深，但又难以公私兼顾的情状。那次搬迁难度最大的是数以万计的书籍、资料的转移，孔老师在子女帮助下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亲笔信（第一页） 亲笔信（第二页） 亲笔信（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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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钱伟长先生百年诞辰专辑-9：此情绵绵无尽期

热度 8 sqdai 2012-10-15 06:22

我认为，钱伟长先生是性情中人，喜怒哀乐晒在脸上，爱恨情仇含在话中，优点缺点摆在明里（见链接）。他胸无城府，对人从不设防，即使屡屡吃亏，依旧本性不改。我喜欢这种性格，喜欢找机会与他长谈。记得 1977 年跟他一起参加《现代科学技术词典》的审订工作，我与他同住在北京友谊宾馆的一间客房里，常睡在床上与他侃侃而谈（但经常是他先入睡，他身边的人叹服他睡觉的本事，从虹桥机场到学校的短短时间里他也能打个盹）； 1978 年冬，为了撰写郭永怀传略，我与李家春一起到清华照澜院 16 号采访钱先生，足足谈了三个小时； 1986 年，陪同钱先生到舟山访问，一路与他长谈。我有心了解他的生平和思路，他总是和盘托出。就这样，形成了我撰写《钱伟长小传》的素材。此后，随着他投入繁忙的公务，这种畅谈的机会日益减少。这里记叙的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长谈。 六年前的一个秋日，钱先生的秘书徐旭博士给我来电话说：“老先生想找你过来。”我问：“有事吗？”徐旭答道：“没事，就想找你聊聊。”我立即赶了过去。进了先生的书房，他正坐在太师椅上看电视里的足球赛。我挨着他坐下，徐旭给我倒了杯热茶后就出去办他的事儿去了。我说：“先生现在有空看电视了？”他说：“过去不得闲，想看没时间，现在学校的事情有年轻的干了，看看精彩的足球赛，是很好的休息。我说，踢足球怎么中国小伙子老踢不过洋人啊！我要是年轻，也想上去踢踢。”我说：“当年你是清华越野队‘五虎将’之一，踢足球应该没问题。”老先生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咯！说起清华越野队，我真得感谢马约翰，他让我有了好身体，我才活得那么长。”接着他摆起了当年的古，从一开始的“ out of scale ”讲到北平市大学生运动会的跨栏冠军等等，甚是兴奋。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好久没到所里去了，也不知道那些‘老人’好吗？”我知道他说的“老人”指的是当年他创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时陆续引进的骨干人员。我告诉他，都好着呢，他们不常到所里来，但所里有重大活动都会请他们过来，前些日子为了庆祝流体力学学科成为“ 211 ”重点学科，学科组织联欢，老人们都来了；前几天重阳节，我又见到了他们。钱先生马上问我，都有谁来了，我说有朱（晓初）书记、潘（立宙）先生、江（福汝）先生、赵（兴华）老师，等等。钱先生马上问：“老朱好吗？”我答道：“很好，都九十岁了，还那么健朗，你聘他做我们所的顾问，还顾问着呢！”老先生说：“老朱对我们学校、我们所有功，不能忘记他。潘先生、江先生呢？”我说：“都快八十了，身体有点弱，但还走得动路。”先生说：“这些‘有功之臣’都不能忘记啊！赵兴华呢？他好像退得早了点，当年我把他从郑州调过来也不容易。”我告诉他：“他退休也没闲着，他老丈人是一位法国文学的著名翻译家，他在帮老丈人整理文稿，在陆续出版。”老先生说：“不闲着，就好。”我趁机介绍了所里的几件喜事，老人听了喜形于色。 聊着聊着，老先生突然问我：“你知道蒋南翔死了吗？”我答道：“据我知道他 1988 年就过世了，报上发了讣告的。”老人“哦”了一声，不言语了。我怕惹起他回忆伤心往事，赶紧把话题岔开了。 然后，他问：“力学系怎么样？程昌钧还在干么？”我说：“她也老了，好像快从系主任岗位上退下来了，不过还在带学生。力学系办得很不错。 ” 老人说：“她很能干，当初把她调进上海也不容易。我看人还是蛮准的。” 说着说着，我看到钱先生已有倦容，就起身告退。正要离开之时，他又问我：“蒋南翔真的死了吗？”我说：“真的死了，我看到过讣告的。” 回家途中，我又想起作家赵长天说过的话：“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有几位难以忘怀的、对自己有影响的人。”（大意）。诚哉斯言！过去，我将此话中的“人”仅仅理解为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人，这回才知道也包括从前的“对头”。 此后，再也没有与先生长谈的机会了，因此，我特别怀念和珍惜那次促膝长谈。 写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晨 【链接】相关博文 1 、真情至性钱伟长（ 1 ） ~ （ 4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1734.html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173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174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1744.html 2 、钱伟长小传（一） ~ （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178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178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1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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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钱伟长先生百年诞辰专辑-8：他缘何选择了上海工业大学

热度 18 sqdai 2012-10-14 09:42

题记： 他选择了上海工业大学，是他的明智，由此觅得了纵横驰骋、一展宏图的良机； 上海工业大学选择了他，是它的幸运，由此赢得了蓬勃发展、迈向先进的契机。 1983 年 1 月 16 日 ，钱伟长先生到上海工业大学履任，正式入长该校。这对于钱先生本人和上海工业大学来说，都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很多人也许不大清楚，这一天的到来，背后颇有玄机，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对此做一概述。 钱伟长与清华大学的不解情缘 钱伟长热爱清华大学，因为它是他的母校。在那里，他度过了他美好的青春年华，从一个羸弱的懵懂青年成长为有志向有抱负有一定学识的学人。他从不讳言，清华大学是他的人生的关键性的起点。直至耄耋之年，他对于当时的梅贻琦校长、对于他的恩师叶企孙、吴有训、马约翰和其他师长以及同学，始终念念不忘。 1931 年，通过入学考试后，吴蕴初清贫奖学金把这位寒门弟子送进了清华园； 1935 年，从物理系毕业后，高梦旦奖学金把他推进了清华的研究院，师从吴有训教授；而后，又随着清华师生，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难忘的四年，直到 1940 年负笈西渡； 1946 年他学成回国，毫不犹豫地选择清华作为他执教的高校，直到 1982 年年底到上海工大履新。 整整 45 年啊！清华大学在他的漫长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想当初，他风华正茂，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在爱国情怀的驱使下，在清华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壮志，经历了弃文学理的艰难，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开始了科学研究的生涯。 想当初，他踌躇满志，竭尽全力，驰骋杏坛。他兼职三校，传授力学，科研成果卓著，成为推进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一位先驱者。但那时的现实打击了他的梦想，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反饥饿反内战的行列，成为清华园里有名的“民主教授”之一，心里盼着云开雾散的一天。 想当初，他喜迎解放，意气奋发，倾力奉献。他在清华历任要职（副教务长 - 教务长 - 副校长），为清华大学发展献计献策，全身心投入教学改革，科研方面屡创辉煌，社会活动非常活跃，在国家的科学规划中建言立功，期待着国家的科教事业的振兴。 然而，清华也给他留下了苦涩的回忆。 从 1957 年开始的 26 年间，他在清华过得不爽。主要因为在高等教育观念上与清华的主要领导有歧见，他成了著名的“大右派”，“文革”中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一时尝尽了被打入另册饱受冷眼的辛酸，连正常的教学、科研的权利也一时被剥夺了。尽管他凭着报效祖国的信念和坚强不屈的意志，依然坚守着岗位，依然从事着科学创造，但总归受着各种约束和掣肘。 于是，他萌生了撤离清华园的意念。时间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交。 争夺钱伟长的“三国大战” 我国高校中的三位有识之士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他们是：那时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朱九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上海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华。 于是，三校争夺钱伟长的“大战”在暗中爆发（参看 ）。 抢得先机的是朱九思。他是一位有胆有识富有远见的教育家，华中工学院的卓越的领导者，曾在很短的时间里使该校崛起并跻身国内一流（详见 ）。他爱才如命，还在别的高校排斥知识分子英才之时，他就广揽人才，吸纳了一批科教精英，钱伟长一直在他的视线之内。难能可贵的是，他与钱伟长的办学理念非常相近，因此两人很快成为好友。 1979 年 3 月，他邀请钱伟长到华工讲学，讲授“变分法和有限元”，总共 20 讲；接着，在理工合校的理念指导下，朱九思邀约钱伟长指导华工创建力学系，该系很快在我国力学界崛起。 1980 年，钱伟长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立志将该刊办成国际一流的双语刊物，而他的“摘帽右派”的身份使得一些主流单位不敢接纳这一刊物，重庆交通学院（现重庆交通大学）挺身而出，接过《应用数学和力学》中文版的编辑任务，但要同时编辑出版英文版则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钱伟长想到了他的老朋友朱九思，当面求助，后者不假思索地鼎力相助，出钱出人，在华工编辑出版了《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直至 1985 年朱九思离休之时，才由上海工业大学接办。（详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1813.html ），这一患难见真情之举使得钱伟长非常感动，没齿不忘。 1981 年 10 月，钱伟长应国防部门之邀，开设穿甲力学讲座，讲课地点就在华工，他向朱九思院长表示想集中一段时间编写讲义，朱九思立即决定将钱伟长邀请到庐山，从 7 月 13 日 到 9 月 16 日 期间潜心完成此事。《穿甲力学》讲义后来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并获国家优秀图书奖。钱伟长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本书的编著得到华中工学院党委的关怀和积极支持，才能在庐山以较短的时间完成 20 余万字的编著工作，特此表示感谢！”（见 ） 就在此时，从 1954 年起就担任华中工学院领导工作的朱九思想让贤给钱伟长。如《朱九思评传》所述：“ 80 年代初，朱九思甚至想息肩华工院长职务，曾专程赴京请钱伟长出任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回忆说，因为教育部的关系，此事做得很秘密。他先是给国防大学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朋友打电话，请他给安排一辆车子，供赴京办事之用。他到北京后就住在国防大学招待所，一天晚上，他用国防大学准备的车子把钱伟长伉俪接到招待所，请钱伟长出山，南下担任华工院长的职务，钱伟长伉俪非常感动。但是，因为华工同样归属教育部领导。钱伟长说，蒋南翔不会同意这项任命的。”于是，此议无疾而终。 确实，当时权倾教育部的蒋南翔绝不会批准此议，退一万步说，即使批准了，钱伟长也不会履职，按一种通俗的说法：他不愿意从一个“蒋管区”跳槽到另一个“蒋管区”。 于是，机遇落到了另外两家大学：上海市市委领导的上海工业大学和时属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三国大战”蜕变为“两国之争”。 张华书记三顾茅庐 钱伟长到上海谋求发展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最先找到他的挚友费孝通先生吐露心意，他在为《费孝通文集》写的序言中披露：“（关于脱离清华后的去向问题）我找费孝通商量怎么办，他说上海必将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需要好好地办所大学，他赞同我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支持我到上海实现我的办学思想。” 邀约钱伟长赴沪办学最起劲的是上海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华，这是一位很有政治素养和远见卓识的高校领导人， 1937 年参加革命，“文革”前曾任上海交大党委副书记，“文革”后主管上海工大。他求贤若渴，用人有方，大力扶持青年教师，从该校出来的教师到市里任职的有市长、市政协主席、市教委主任等。他有心把上海工大办成一流的地方大学，他说：“办好一所大学要有一位好校长”，那时学校的校长是兼职的，因此寻找一位好校长成了他的当务之急，恰在此时，钱伟长撞进了他的视野。他得到了钱伟长想“冲破一个束缚，发挥自己的才能”的信息后，精心谋划，化了整整三年时间，调兵遣将，三顾茅庐，把这位他视为珍宝的好校长请了进来。（详见 ） · 一顾茅庐 · 1980 年，张华打听到，钱伟长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后，还想举办全国性的“应用数学和力学系列讲座”，而上海市是他的重要“战场”。张华建议，让钱伟长在上海工大成立《应用数学和力学》驻沪办事处，专门筹办系列讲座。张华觉得，他与钱先生素不相识，必须先派一员良将做“先锋”，他马上想到当时学校里学术水平最高的老教授、副校长艾维超先生，巧得很，艾先生是钱先生在清华时的学弟（比钱先生晚一年进清华电机系），他俩的夫人又是清华中文系的同届学友，钱伟长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时，艾维超是电机系副主任，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艾先生一顾茅庐，专访钱先生。倾谈之间，在上海工大成立《应用数学和力学》驻沪办事处一事一拍即合，于是，钱先生成了学校的常客，与张华成了好友。系列讲座在时任上海市科协主席的李国豪先生支持下办得红红火火。 · 二顾茅庐 ·翌年，张华探听到华工有聘任钱先生之意，且安排钱先生在庐山写书，就立马派出第二员大将——上海工大党委副书记朱晓初，跟踪着上了庐山。朱晓初是一位颇有儒雅之气的老革命，擅长书法，兼通文学（钱先生入长我校后派他担任笔者所在的研究所顾问至今），找到钱先生后，向他详细介绍了上海工业大学的情况，开门见山地向钱伟长表明了以张华为首的学校领导班子渴望他入长本校的愿望，直到当年年底，钱伟长还在举棋不定，因为在婉谢了朱九思的好意之后，还有上海交大的邓旭初书记在“伸橄榄枝”。张华不敢怠慢，委派朱晓初继续“跟踪”钱伟长。钱先生到桂林讲学，朱晓初也跟了过去，并随同钱先生讲学后的考察，诚邀钱先生到上海工大看看，钱先生答应了，但与上海交大依然有点“藕断丝连”。于是，当朱晓初陪同钱伟长伉俪到达上海火车站时，就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一边伫立着张华书记一行，另一边站着邓旭初书记一行。 邓旭初是 1980 年代高教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之一，也是一位求才若渴的高校领导人。对于争夺钱伟长一役，他有点“轻敌”，听说上海工大与上海交大在竞争钱伟长，他放出话来：“上海工业大学不就是缺个校长吗？他们可以挑选交大任何一位教授，我们都会放。”他小觑了张华他们的能量。 · 三顾茅庐 ·张华把钱伟长接到上海工大后，带着手下专访钱伟长，极其诚恳地向钱伟长表示：“我们请你来当校长，让你来施展你的办学才能。过去由于错误的政策，你一直受到打击，现在我们请你来，你可以放开手脚地干。”这番话句句说到了钱伟长的心里，他不答应也不行了。恰在此时，传来消息，上海交大重新划归教育部领导，钱伟长一向不愿进教育部所属的高校，于是，在这场“校长争夺战”中上海工业大学的胜局已定。 当然，张华的邀请有他的底气，他事先做足了功课，请示了当时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和市教委办主任杨恺（后升任副市长，由他亲颁给钱伟长的校长任命书），取得了充分支持。此前，钱伟长夫妇拜访过夏征农（左联作家出身的老革命），取得了他的支持，且夏征农在市委专门会议上鼎力支持钱伟长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参看 ） 于是， 1983 年 1 月，钱伟长正式走马上任，成了上海工业大学的校长，从此学校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争夺钱伟长的“三国大战”就此尘埃落定。 三十年过后论短长 岁月如流，上述事件过去已有 30 年，回过头来想想很有意思。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 ——与我们一般平头百姓一样，大人物在“跳槽”之前也会有种种情理之中的想法，钱伟长先生选择新岗位的出发点是想一展平生抱负，为实践自己的办学思想找一块“试验田”，选择上海工业大学无疑是当时他能做的最好抉择； ——高校的校长极其重要，从上海工业大学（及其合校后的上海大学）的发展史看来，钱伟长先生的作用确实非同一般，当时的张华书记无疑做了一个最好决定，可说泽及后人； ——钱伟长先生入长上海工业大学之后，学校如此神速的发展，说明了：找准人之后，让其放手一搏，必定会出现大好局面，因此，高校校长应该有很大的自主权，这是后话，留待以后再分析。 主要参考资料 1、 王炯华，朱九思评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2、 陈志鹏，钱伟长差点当了华工院长，长江日报， 2010-7-31 . 3、 曾文彪，钱伟长与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4、 戴世强，仁者寿——追忆夏征农，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576.html 写于 2012 年 10 月 14 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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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伟长之问”

rumford908 2012-9-29 10:44

2005年，93岁高龄的钱伟长校长在出席其生平最后一次上海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时，动情地向台下的学生说“今天你们毕业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后天下之乐而乐，乐过没有？”这就是著名的“钱伟长之问”。 h ttp://www.longquanzs.org/articledetail.php?id=13578 一直知道钱学森之问，不知有“钱伟长之问”，真是孤陋寡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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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钱伟长先生百年诞辰专辑-3：弘扬前辈的优秀学术传统

热度 5 sqdai 2012-9-27 04:33

老校长钱伟长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两年多了，下个月我们将迎来他的百年华诞。本周，我校出版社将推出“纪念钱伟长百年诞辰文集”，包括新编《钱伟长文选》（六卷本）、《钱伟长学术论文集》（四卷本）和《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钱伟长博士论文），此举是对老校长的最有意义的纪念。我有幸参加了文集的编辑工作，趁机再次通读了钱先生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句读了他在 70 年前写成的博士论文，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略，更全面深入地领略了这位科学大师的风采，获益匪浅。 我认为，纪念老校长的最好的实际行动是：潜心学习，进一步弘扬老校长倡导和实践的优秀学术传统，而上述纪念文集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教材。这套文集经过细心策划、精心编辑，可读性很强。新编《钱伟长文选》的内容比原版有较大的扩充，包含了老校长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科研生涯中的主要著述，各科师生都能读懂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其中有钱先生对我国科学和教育发展的很多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也包括到上海后对我校发展的系列论述。而《钱伟长学术论文集》收录了钱先生的代表性科学论文 108 篇，他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首次公开发行，其中闪烁着创新的光芒，这两种著作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学理念。 具体说来，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和弘扬钱先生倡导的优秀学术传统？ 首先，应该努力掌握钱伟长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精髓。这就是：立足于社会实践，以高瞻远瞩、勇于探索的思路，根据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来发现、提炼问题，经过充分调研，以广泛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独辟蹊径的创造性劳动，建立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用独创的或先进的方法加以巧妙处理，将所得的成果经过实践的严格检验，并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加以认识或系统地发展成新的理论，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科研实践是无往不胜的。钱伟长先生的科学研究始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那是航空航海事业突飞猛进的时代，现代化大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大量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向科学家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中的非线性问题一时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焦点。钱伟长先生敏锐地抓住这一关键，以大变形板壳力学问题为突破口，主攻非线性力学，且以此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作为兴趣广泛的科学家，他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还涉猎于一些其它研究领域，也卓有成就。钱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这正是我们所有后来者应该努力效法的精神。 其次，应该认真学习钱伟长先生的治学理念和方略，这就是：爱国敬业、自强不息、锐意创新、求真务实。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他的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高尚品格；脚踏实地、终生向学的治学态度；勇于创造、刻意求新的无畏气概；藐视困难、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以钱伟长先生攻博期间的工作为例，他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 1940 年代，板壳力学已发展了百余年，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他敢于向旧体系挑战，另辟蹊径，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刻苦钻研，勤奋敬业。当时国家积弱，强敌入侵，他怀着爱国心，为了科学救国，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才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他的博士论文原文长达 219 页，全文公式数百，在电动打字机上完成的，得化多少时间！他学风严谨，思路缜密，在整个工作中充分显示了钱伟长很深的学术功力，他不仅数理基础扎实，而且国学底子深厚，充分利用了我国先哲条分缕析、严丝密缝的剖析功夫。文中，他用精致的坐标图和明细的表格，详尽无遗地罗列了 12 种薄板和 35 种薄壳的细节，令人叹为观止！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我们要像老校长那样，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一辈子献身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次推出的“纪念钱伟长百年诞辰文集”只是钱先生一生著述中的一部分，他还出版了 18 种专著和教材，人们对他的全部著述的总字数没有做过精确统计，据我的粗略估算，应远远超过一千万字，而且他的著作中所有公式多是手算出来的，所有文字都是“爬格子”爬出来的或者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他在耄耋之年，还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探索非克契霍夫假设下的新的板壳力学理论，并有重要建树，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啊！ 我们老校长在晚年建议在我校的校训中加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他一向特别推崇的古人名言，而且用他的一生实践了这一名言。让我们学生后辈追寻钱伟长先生的足迹，策马扬鞭，奋力前行！ 2012-09-26 附记： 这是为本周出版的我校校报撰写的专稿，也将是明天下午在“纪念钱伟长百年诞辰文集”首发式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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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钱伟长先生百年诞辰专辑-2：钱伟长博士论文编后记

热度 5 sqdai 2012-9-25 05:09

【按】作为 “ 纪念钱伟长先生百年诞辰文集 ” 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钱伟长的博士论文《 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 》首次公开发行。在编辑过程中，我折服于钱先生的创造精神和治学方式，这里发布前不久撰写的钱伟长博士论文编后记，并同时发布我校资深教授程昌钧所写的序言，供博友们参考，并随发两篇相关文章的信息，供同行朋友参考。 钱伟长 博士论文编后记 值此钱伟长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在推出《钱伟长学术论文集》的同时，首次公开出版发行他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此举对于读者了解这位科学大师的学术经历和治学理念有重要价值。 对于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背景和学术意义，序言中已有详尽表述，这里不再重复，只想简述在时隔 70 年之后，我们重新研读此文可以得到的启发。 世上自有博士论文以来，水平一向参差不齐，其中可以彪炳学术史册者屈指可数，常为人们称道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德布洛意于 1924 年完成的关于电子运动波的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钱学森于 1938 年完成的关于可压缩流动和反作用力推进的博士论文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载入了空气动力学和火箭动力学发展史；从学术价值层面看来，钱伟长关于弹性板壳内禀理论的博士论文可以与之比美。 钱伟长的博士论文闪烁着创新的光芒，他 首次采用张量分析这一有力工具，经过宏微观全面分析建立了弹性板壳内禀统一理论，具有精确性和统一性；他在微观分析中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坐标系，可用以描述各种不同形状的薄壳和薄板问题，并根据板壳特征尺度与曲率半径之比及其与相对厚度的关系，对薄板、薄壳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类，由此导出了著名的 钱伟长方程。这一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钱伟长 先生在写成这篇博士论文时还不到 30 岁，他的才华已经露出锋芒。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举其要者，有如下各点： —— 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到 1940 年代，板壳力学已发展了百余年，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他敢于向旧体系挑战，另辟蹊径，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不仅敢于创新，而且善于创新。这源于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原先是学物理的， 1935 年大学毕业后跟随吴有训先生研究光谱学， 1939 年后才专攻弹性力学，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创造岀耀眼业绩，说明他有极好的数理基础，特别是能纯熟地应用微分几何和张量分析等数学工具。这恐怕是因为他在清华物理系求学时，还修完了数学系的主干课程。 —— 刻苦钻研，勤奋敬业。当时国家积弱，强敌入侵，他怀着爱国心，为了科学救国，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才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他的博士论文原文长达 219 页，全文公式数百，都是在电动打字机上完成的，得化多少时间！ —— 学风严谨，思路缜密。在整个工作中充分显示了钱伟长很深的学术功力，他不仅数理基础扎实，而且国学底子深厚，充分利用了我国先哲条分缕析、严丝密缝的剖析功夫。文中，他用精致的坐标图和明细的表格，详尽无遗地罗列了 12 种薄板和 35 种薄壳的细节，令人叹为观止！ 在计划出版此书时，我们原拟将全文译成中文，考虑到现时的学人在阅读英文著作时没有很大困难，而且钱伟长的英文表述简洁流畅，容易读懂，因此决定原汁原味地印行这篇博士论文，仅对个别打印错误做了必要的修改。 我们感谢上海大学的丁虎博士和陈然博士，他们设法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复印了博士论文原件（据说此件几近孤本）；同时还要感谢责任编辑王悦生，他对全文做了细致入微的校订编辑工作。 编者谨识 2012 年 9 月 【链接 1 】钱伟长博士论文的序言 序 言 程昌钧 70 年前的 1941 年 11 月 , 钱伟长在 导师 J. L. Synge 教授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 在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完成了长达 219 页的 博士学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并进行答辩，于 1942 年获得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也是 钱伟长的成名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国际力学界的学术地位。 只要阅读过 《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就能够发现，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篇具有高度学术价值和广泛应用背景，并处处充满着创新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 1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钱伟长 看到虽然 板壳是应用广泛的结构元件，但是之前的理论却是混乱的 , 不仅板和壳是分开来考虑的 , 而且不同形状的壳体有不同形式的理论 , 因此， 钱伟长 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精确板壳理论，以克服先前板壳理论的不足。这就是他博士论文选题的出发点。 2 ．为了建立统一的板壳理论，他率先采用一种全新的坐标系，即以中面为基础的拖带坐标系，并从微分几何的观点出发，采用张量分析的手段来表达拖带坐标的变形和板壳的应变。 3 ．与传统用位移定义应变的方法不同 , 钱伟长率先定义应变张量为变形后与变形前坐标系的基本张量改变量的一半，并由微分几何中平坦空间曲率张量满足的条件导出应变张量的协调方程。根据所定义的应变张量，他又引进了两个新的张量，即中面拉伸变形张量和弯曲变形张量 , 它们是内禀理论的基本未知量 , 并导出了这两个基本变形张量满足的张量方程。这就是 “ 弹性 板壳内禀理论 ” 的核心和精髓。 4 ． 与传统的板壳理论不同，内禀理论的基本未知量和它们满足的方程均是在拖带坐标系中用与中面有关的基本张量表示的，所以内禀理论适合于不同的坐标系及不同形状的薄壳和薄板问题。 5 ．在内禀理论的基础上，钱伟长又率先采用统一的简化和分类方法，把薄板视为薄壳的特殊情况 , 将两个基本变形张量按厚度方向展成坐标的 Taylor 级数，代入协调方程和平衡微分方程，再按照不同的幂次分类，得到 12 类薄板问题和 35 类壳体问题。 6 ．在 12 类薄板问题中除了熟知的广义平面问题、 Kirchhoff 小挠度理论、 von Kármán 大挠度理论、薄膜问题外，还发现一大类新的有意义的有限挠度薄板问题。在 35 类壳体问题中也发现一些新的壳体问题，尤以应用广泛的浅壳方程最为重要，受轴压作用的柱壳和受外压作用的球壳发生的局部失稳均可看成这类浅壳大挠度问题。当把这些方程应用于各种板壳问题时 , 可得到相应的方程组 , 并从理论上首次揭示和证明了一些非线性板壳问题存在边界层效应的可能性。 按照博士论文的内容，钱伟长先后在 Applied Mechanics—Theodore von Kármán Anniversary Volume 和 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等杂志发表 5 篇相关的论文，其中以在纪念 Th. von Kármán 教授 60 岁祝寿文集中的论文为《弹性 板壳内禀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在 这个祝寿文集中包括了 26 篇论文，其中的作者都是赫赫有名的科学家，例如： A. Einstein, S. Timoshenko, R. Courant, R. von Mises, Hans Reissner, A. Nádai, A. Weinstein, P. S. Epstein, H. Bateman 等，而年仅 30 岁的唯一一名中国留学生 钱伟长 跻身于其中，显然受到 von Kármán 教授等的关注，也 奠定了他在国际力学界的学术地位。 钱伟长相关系列论文的发表将板壳理论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引起 弹性力学、应用数学及纯数学界的广泛重视，他先后应邀在加拿大及美国各地高等学校和有关学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在 1945-1955 年间，美国、苏联、澳大利亚等国在相关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多部专著，称 浅圆柱壳方程为 “ 钱伟长方程 ” 。 许多著名学者，如 R. L. Reiss ， Х . М . Мущтари ， А . С . Вольмир 等都曾在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研究和引用过 钱伟长的论文 。受其影响， A. E. Green, E. Reissner ， E. L. Reiss, P. Cicala 等人在 60 年代发表了有关三维理论的边界效应的文章。 1977 年，荷兰科学家出版的《板壳渐近解》专著中将 钱伟长的系列工作誉为 “ 划时代的工作 ” 。 时至今日，人们对板壳内禀理论的评价仍然很高。 1982 年 8 月在上海召开的国际有限元分析会议上，执行主席 R. H. Gallagher 教授在向大会介绍钱伟长时说： “ 钱 教授有关板壳统一内禀理论的论文，曾是美国应用力学研究生在 40 － 50 年代的必读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影响。 ” 《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是 20 世纪科学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如今， 70 年过去了，它仍然闪发着熠熠的光辉。在纪念钱伟长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上海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对于年轻人如何选题，如何做学问，仍然具有启迪作用和指导意义。 2012 年 9 月 4 日 【链接 2 】相关文章 1. 程昌钧， 钱伟长 先生对力学和应用数学的贡献，力学进展， 2010 ， 40 （ 5 ）， 480 － 494. 2. 戴世强， 独辟蹊径开新篇 —— 钱伟长院士与弹性板壳内禀理论，自然杂志， 2010 ， 32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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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精神激励我们前进——钱穆钱伟长故居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热度 2 sqdai 2012-5-16 09:02

暮春四月，江南草长。昨日，钱穆钱伟长故居开馆仪式在无锡鸿声里（现为鸿山街道）隆重举行（见链接），我应邀参加了这一盛会，并在会上作为钱伟长先生的学生辈的代表做了简短的发言。现将这一发言照录于下。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钱穆钱伟长故居开馆仪式。首先请容许我宣读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全体同仁的贺信： 钱穆钱伟长故居管理处 同志们，朋友们： 值此钱穆、钱伟长故居开馆之际，谨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钱穆先生、钱伟长先生这两位大师从无锡鸿声里走出来，这是鸿声里人民的骄傲！你们经过辛勤劳动，恢复了故居的原样，并做了精心陈列布置，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这一故居将成为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可以使大师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发扬开来。 钱伟长 先生是我们的老校长、老所长，他离开我们已近两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怀念他。在故居试展期间，我们曾来参观学习过，今后我们还会再来。钱伟长先生为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成长和发展曾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他对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贡献将彪炳史册，我们将以他为楷模，追寻着他的足迹，发奋图强，勇往直前！ 诚挚地感谢你们！ 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全体同仁 接下来，我想谈一些感想。 前天，我到上海奉贤探访了钱伟长先生、孔祥瑛老师的安息地。我曾在那里在心里对他们说，后天，我将到鸿声里参加先生与您敬爱的四叔的故居的开馆仪式，你们有什么话要我捎过去？当然，在天国里的先生夫妇不会说话。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心声，先生生前对故乡满怀深情，在晚年，只要走得动，他们夫妇就会到故乡来走走，寻访鸿声里七房桥村的故居，看看河水重又变得清澈的啸傲泾，与这里的乡亲唠唠家常；到邻近的荡口镇，探访荡口第一中心小学，重温他在那里上学的旧梦，与那里的师生亲切交谈，他还为学校重写了校歌；他与故乡有着割不断的情丝。 现在，你们恢复了钱穆钱伟长故居的旧模样，再现了钱氏家族“五世同堂”时期的盛景，重塑了钱伟长先生的父亲钱挚先生费尽心血创办的又新小学，特别是，突出了钱氏家族的座右铭“钱氏家训”。要是先生真能看到这一切，一定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今天我重逢了钱先生夫妇的长子元凯，我们俩同龄。我想起，钱先生生前，把他的毕生精力度都奉献给教育和科学事业，特别是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八载，更是为上海大学和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发展倾尽了全部心力。我作为他的学生辈，有幸在那段时间里在他的身边学习、工作，从他那里享受了父辈所给予的关怀和温暖，我们学生辈的大事小事，他事事关心。可以说，他所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他给元凯的，请元凯不要生气或嫉妒，大家深信，心里有大爱的父亲是伟大的父亲，正因为如此，钱伟长校长赢得了上大师生出自内心深处的崇敬。 钱穆和钱伟长两位大师已经远行，他们的大师风范我们已牢记于心，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谢谢大家！ 追记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 【链接】钱穆钱伟长故居开馆仪式新闻 钱穆钱伟长故居隆重举行开馆仪式 5 月 15 日 的鸿山风和日丽，阳光明媚，钱穆钱伟长故居隆重举行开馆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国中，市文广新局局长叶建新，市旅游局局长王建军，新区人大工委主任黄胜平，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晓红，钱穆之女、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伟长之子、著名摄影教育家钱元凯，鸿山街道全体党政人大领导、机关部门负责人、各村（居委、社区）书记等参加了开馆仪式。 仪式上，钱穆之女钱易、钱伟长之子钱元凯、钱伟长学生代表戴世强教授分别讲话；市文广新局局长叶建新与市旅游局局长王建军为“国学励志课堂”揭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国中与新区人大工委主任黄胜平为钱穆钱伟长故居揭幕；仪式后，全体领导及嘉宾参观了钱穆钱伟长故居。 作为吴文化主要发祥地的鸿山，自古便是人杰地灵之地。国学大师钱穆，力学家、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钱伟长，环境工程专家钱易，物理学家钱临照，工程力学家钱令希，经济学家钱俊瑞，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七位院士集于鸿山，群星璀璨，是名符其实的“院士之乡”。钱穆、钱伟长故居就坐落于此。参照钱穆先生的书中回忆及历史纪实，故居经过一年多的修复，现已竣工并对外开放，故居占地面积 5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700 平方米，总投资 2000 多万元。 http://www.wxhs.gov.cn/NewsInfoShow.aspx?cid=0d9962ff-63d3-4541-86ed-bdf1cd856721 钱穆钱伟长故居开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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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记钱伟长院士自强不息的科学精神（转载）

wwjsky 2012-4-12 15:22

钱伟长与《自然杂志》部分编辑人员座谈，与本文作者亲切握手 1994年原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自然杂志》由于经济原因休刊，上海市政府徐匡迪等领导觉得这样一本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刊物就此寿终正寝殊为可惜，为此与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商洽改由上海大学主办。我就在这个时候被学校调去参与《自然杂志》复刊的筹备和编辑工作。 开始时，大家对《自然杂志》今后的定位把握不准，主编想把杂志办成学术期刊，我则认为它是一本科普期刊，谁也说服不了谁。此时，我们收到了钱伟长校长的批示：“把刊物办成沟通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桥梁。”通过学习，我们统一了思想，既然刊物要成为沟通不同学科的桥梁，势必对非专业人员也要有可读性。所以它应该像美国的Scientific American和英国的New Scientist那样，既要反映当代科学前沿的学术动态，又有可读性和趣味性的高级科普期刊。经过此事，我深切体会到钱校长看问题时的高瞻远瞩，十几个字的批示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光阴似箭，不觉已到年底，眼看新刊就要亮相，但稿件的分量尚嫌不足。钱校长闻讯后便把他在上海市非线性科学会上的发言《谈谈非线性科学》给《自然杂志》发表，让我们很受鼓舞。此文成了《自然杂志》复刊后的卷首篇。其中关于数学工具与工程技术关系的论述给我印象最深。他说：“做一番事业，用的工具要恰到好处，目的是解决问题。就像屠夫杀猪要用好刀，但这把刀刚好就行，不要整天磨刀，欣赏刀，磨得多好啊！那是刀匠的事。”钱校长戏谑说：“不要做刀匠。要做屠夫，去找最合适的刀，去杀最难的问题。”我想这段话无论是对工程技术人员，还是对普通人都是有启发的。 1997年5月, 年逾八十的钱校长在百忙中约见了《自然杂志》部分编辑人员，并进行座谈。谈到组稿困难时，钱校长说：“明天我应邀出席叶企孙铜像揭幕仪式，届时有许多科学家在场，这个时候你们去找人，他们就躲不开了。”也许是他觉得自己的点子甚好，不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自然杂志》20周年时，钱校长挥毫题词：发扬创新精神，繁荣科学事业。 钱伟长对人文科学的热爱和造诣是广为人知的。当年他以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由于几天后九一八事件爆发，钱伟长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才改学物理。他的叔父是清华国学导师钱穆，可谓家学渊远。可是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钱伟长屡遭不公正待遇，待“文革”后复出已经垂垂老矣。但他壮心不已，把主要精力用于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的探索和实践中。所以“人文科学”这把刀他也抱着“能用就好”的理念，并没有过于迷恋。然而，他那博极古今的学识和卓有远见的眼光都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他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思想中，令广大师生受益匪浅。 每天，当我们走进校门，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迎面屹立的巨石，上面刻着钱伟长的手书“自强不息”。上海大学新校区里风光旖旎，美不胜收。各幢教学楼之间都有曲折回廊相连，两旁的树木错落有致。这些都来自钱校长的创意：让师生在课间转移时既免受日晒雨淋之苦，又可以赏心悦目，调节精神。连学校的食堂和招待所都冠以文雅的名字：乐乎楼、水秀楼……并有名家题写的匾额，使校园里处处充盈着浓浓的书卷气。当然，作为大学的根本乃大师，而非大楼也。这些年来在钱校长的支持下，上海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很快，引进了一批有实力的中年学者，成立仅十多年的上大美院和影视学院也在社会上影响日彰。学校还邀请上海的书画名家来校聚谈，吟诗作画。国内外著名的乐团和音乐家也常到学校的剧场巡演钢琴、交响乐等高雅艺术。这些活动中许多还是由钱校长亲自联系和推动的。所以他虽然自己无暇来构思字字珠玑的锦秀文章，却用如椽之笔为上海大学的发展抒写出壮丽的诗篇。 在钱伟长的著述中我找到了一本他于1953年写的历史小书《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虽然只是一本通俗读物，也可以看出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严谨的写作态度。由于当时关于我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很少，所以钱伟长只能自己从浩如烟海的古书中沙里淘金，收录材料。这种活计许多人皓首穷经几十年都收获甚微，而钱伟长花几个月就完稿付梓，可见他对经典古籍的熟悉程度。想当年他考清华时，有一道历史题，要写出二十四史各卷的名称、卷数、作者和注校者等，考生中仅他一人全对。他的作文《梦游清华园记》令阅卷的老师击节赞赏，然而他为了科学救国，要求改学物理，被吴有训教授婉拒，因为他理科基础太差，四门功课一共才考了25分。但他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不仅改变了教授的看法，还成为享誉世界的一代力学大师。我又想起1995年7月22日杨振宁来校作报告时，会前钱校长开场白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还教过我数学。”杨振宁答：“钱伟长当年在清华可是一个有名的田径运动员哩!”当时我听了不信，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后来我查了资料才知钱伟长当时18岁，身体瘦弱矮小，被学校田径队婉拒。但他亦经过自己的刻苦锻炼，终于成为校越野代表队的主力队员。并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跨栏季军。钱伟长有句口头禅：“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在1985年他独创了宏观字形编码法，俗称“钱码”。“钱码”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为IBM所采用，并获得1985年上海科技发明奖。在钱校长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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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北大清华园中园教育与上大钱伟长学院

热度 8 tuliming 2012-3-13 09:37

昨天写的关于《北大清华园中园教育与上大钱伟长学院》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72657do=blogid=546871 在此也说明很多人对我国的教育改革还是很关心的，但是昨晚和朋友聊天提起这件事时，朋友就说钱伟长学院难道不是精英教育吗？聊着聊着，自己发觉有点不对劲了，似乎我是在支持精英教育这个观点上去了。此时我感觉自己很惭愧，前后自己只花了 20 分钟写出来的，没有细加琢磨就传上去了，以至于让很多人误解了，在此表示歉意。首先我表达我个人观点，全国实行精英教育我是不支持的！ 一夜难眠，一直想着这个问题，还在纠结要不要写出来，最后还是打算写出来了。有个观点我没有解释清楚的，到底钱伟长学院是不是精英教育问题？这是很多人在关注的。大家认为是精英教育也很正常，但是之前将其对比，主要目的不在强调精英教育的好处，而是想从中去找到教育改革的着力点——学生本位。钱伟长学院大类教学两年后根据学生意愿，分别插入不同学院，不同专业进行教学，他们作为模范去带动周围的同学，实现自强不息的精神。 北大清华作为我国高校的领军者，两校的教育改革无不将影响着全国高校的改革方向，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把关注点集中在北大清华要不要实行精英教育的本质问题上来。在此说明，上大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实行钱伟长学院不会对全国高校改革产生那么显著的影响，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去纠结钱伟长学院问题了。我是不支持这种精英教育模式，因为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成为精英教育的一员的。我们教育不是所谓的少数人去接受教育，而是全国民众是接受教育成果，这种模式不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或许有人说全国实行不就可以解决大部分人的问题，其实这种思路是解决不了本质问题的，主要在于我国资源有限，全国实行也只能是极少部分，况且一旦全国实行这种模式，问题也就出来了，目前 985 、 211 是不是该重新划分？什么来评价精英？全国中小学是不是也会走上精英教育的模式？那么实验班也就变成很正常的现象？中小学教育是有教无类吗？没有成为实验班的孩子是不是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群体？ 我是对所谓的中小学实验班深有体会，去年春节回老家，和几个朋友儿时的朋友闲聊，他们说那时候没能读书主要是两个方面造成的，第一是家庭条件不好，早点出去打工可以减轻家里不少负担；第二是那是学校实行实验班，开始不分班前还可以有我们学习自觉的人带着，管着，后来分班后感觉不在实验班，考好的学校也没什么希望，感觉有种被学校，被老师抛弃的感觉，所以时间越长越就对学习不感兴趣了。他们说现在很想读书，可是脑子也不好使了，所以只有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个好的学习环境，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他们说到此刻，内心总觉得酸酸的，同时我国教育应该怎么走呢？我一直思考着。 我只希望我国的教育事业可以越来越红火，到底该怎么走，我想大家群策群力会想出好的思路，好的途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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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园中园教育与上大钱伟长学院

热度 5 tuliming 2012-3-12 13:09

3 月 11 日教育部回复了高委员的建议，在北大清华设立园中园，建立国家精英教育体系改革试点。两“园中园”学子着各自校服组成两个方队参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要增强精英学子对国家的高度忠诚和高度责任感，国家应毫无保留地给予其相应的优质教育、高度的社会荣誉及相应的人才使用政策。 目前高等教育结构是一个下大上小、缺乏“宝塔尖”的“梯形”结构。这已不能满足国家对高层次的栋梁之才的迫切需求，也不能满足我国学子对优质教育的渴望与需求。同时，没有一个大国其精英教育要依赖于外国的教育体系。在高委员看来，栋梁之才绝对不只是技能超群的匠人，而是通过国家的精英教育体制来培养出把国家利益、荣誉和责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高级专业人才。 http://www.bohainet.com.cn/gnxw/ss/relatedpage_340902.shtml 然而，再看看上大钱伟长学院的一些情况。 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 2011 年 10 月 9 日宣告成立，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的前身是 14 年前在钱伟长先生倡导下成立的自强学院，其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每年 , 上海大学都会选拔 120 名优秀新生进入自强学院；面向全校选派和聘任各个专业优秀教师到自强学院任教，开设“科学研讨课”、“创新实践”等特色课程 , 全力培养本科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自强学院秉承 “自强不息”的校训精神，由钱伟长校长倡办，学校直接领导，是上海大学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学院。自强学院在二年基础教学强化的基础上，实行 2+2 自主选择专业培养模式、 2+2 世界著名大学深造和 2+4 六年制本硕连读联合培养模式。招生制度和奖学金自强学院面向全国招生。在考取上海大学的各省市高考成绩前 5% 的理科学生中，由校招生办选取 200 余名学生参加数学和物理考试，择优录取 90 名学生进入两年强化班，全部享受特等奖学金。 自强学院的教学计划单列，由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亲自指导，由我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和有关专家给予指导和培养，有四位院士、近四十位博士研究生导师开设了专题讲座。自强学院由学校选派优秀的教师任教。对于有志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学校提前配备导师。基础教学强化班自 1997 年创建以来，历届学生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一致好评，深受社会欢迎。或者在通信与信息系统、电路与系统、 微波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材料物理与化学、生命科学、国际贸易等专业方向攻读硕士学位。有关学院为他们配备了包括博士生导师在内的指导教师，自强学院学生在自学能力和综合素质上已显出很大优势。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5372.htm 不过在此还是要讲北大清华的精英教育和钱伟长学院区别来看，主要是钱伟长学院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前提下，去挖掘学生的潜能，而且前两年不分专业进行大类教育，实现了文理的有机结合，两年，去发现学生自我强势，实现因材施教的理念。 北大清华的精英教育，是否可以解决目前教育体制的问题呢？怎么培养的问题，怎么才能有别目前的教育体系？这种信号是不是有点和之前中小学不准办实验班相左呢？如果这个信号放大，是不是在中小学就要开始精英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四有青年如何实现？清华北大学子不算精英，那么其他大学学子算什么？ 我不知道北大清华会走什么模式，但是我还是不希望出现全国各地中小学实行“尖子班”、“实验班”、“强化班”等各种所谓为精英教育做准备的教育模式出现。到那个时候，那才是真正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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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东方讲坛“大师的轨迹——钱伟长为什么能”在钱伟长学院举行

tuliming 2012-3-5 23:06

2012年3月1日下午，钱伟长学院科学研讨课系列讲座暨东方讲坛之“大师的轨迹——钱伟长为什么能”在J101讲堂如期举行，钱伟长学院直属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顾传青教授担任主讲。钱伟长学院学生及来自其他院系的学生济济一堂，共同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顾传青向全场学生发出“在被错划为右派长达26年的万分困难环境下，钱伟长校长为什么能坚持科研工作并将科研成果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之问，紧接着，围绕此问将钱老在那个异常艰辛的人生阶段的感人事迹娓娓道来。 钱校长于1957年1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反对学生的专业分得过细过早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从被打成“右派”到1966年的9年间，钱校长不能接触到科学研究工作的方向和具体课题，但他对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来函和登门来访，要求咨询，要求提供资料信息，要求工作协助时，都欣然答应，给与全力支持和各种技术援助，无偿奉献100多个科研成果，为培养国家急需的科技人才开设12门教学计划以外的新课。在极为困苦的“文化大革命”内乱初期，钱校长依然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后来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工作，发明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油压机、制定新的反坦克火箭弹的方案、发明高能新型电池等，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后，讲座再次引入主题：在被错划为右派的困难环境下，钱校长为什么能够自强不息、忘我工作？这里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包括：钱校长具有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负责的优秀品格，具有忠诚国家和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博大胸怀，具有相信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具有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可贵进取精神。今天，我们学习钱校长精神，就是要把个人的成长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联系起来，冷静地面对、勇敢地战胜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困难和挫折，努力学习，全面发展，谱写灿烂的人生篇章。 顾传青在整场讲座中都保持站立的姿态，情绪激昂，这感染了全场的同学们，大家都被钱校长不畏困苦、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伟大的爱国情怀所深深感动。最后，讲座在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 钱伟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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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专业的院士

热度 9 tuliming 2012-2-20 12:56

一个院士没有专业，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就有这么一个人说自己没有专业，他就是钱伟长院士。什么叫专业？在百度里敲上“专业”二字，满目的是介绍大学专业的，在百度百科里面看到专业的几种解释，专业是社会生产力的产物，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在钱伟长院士看来，高校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培养模式才能让学生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呢？他的回答是：全面发展的人才观。 全面发展，很多人会反问，高中分文理科做什么？这种方式是全面发展吗？当然不是，现在为什么大学把学科分的越来越细，专业越来越多？很多学者会说，这是培养某方面人才的需要。既然大学要培养某方面的人才，那么提倡全面发展还有必要吗？ 十年前大家可能会说，这没有什么必要，学好某一方面的就够了。可是陈毅元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飞行员说过一句话：“一个空军飞行员，如果开不好飞机，那总不好吧；然而，飞机开得再好，开到敌人那边去了，反过来打自己的国家，那就更糟了。”也就是说学好某一方面专业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国民，首要一点就是要爱国，这是非常重要的。全面发展，要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爱国者，一个心灵美好的人。这个单纯靠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做不到的。学会某一专业，只是一个领域的工具，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 钱老说自己没有专业，国家的需求就是自己的专业。当年一个严重偏科的文科生最后选择理科，凭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最后成为中国的力学之父，同时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钱老说自己没有专业，要以国家以人民的需求作为自己的专业，而这个思想也融透到自己的教育思想当中。拆除学校与社会的墙那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融入社会，在走出象牙塔时可以很好的适应社会。同时学校也是为社会服务的，如果学校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那样就会与社会脱节，现在有句话叫“毕业即失业”描述这种状况那是再适合不过了。社会在声讨高校教育的失败时也说明钱老在这方面的远见。学生进入社会不光要靠自我的专业知识，还要靠其他许多的知识，才能适应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拆除各学科的墙就变得很重要，事实也说明，大学原本又专又死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当今交叉学科很多，学得太死是无法在这边缘学科有大的突破，最终学问只会越做越死，越来越没有活力。拆除教学与科研，教与学的墙那是前面拆除了学校与社会这座墙的必然结果。 现在看来，这四堵墙在高校教育是很普遍的事情，可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应该说是不可理喻的。而实行“三制”改革也是对大众思维的一次彻底改变。近些年来，许多学校也在推行“三制”改革教育试点工程，而这无不是钱老教育思想迸发出的火花充满着许多改革者对新的教育模式的大胆探索，对中国教育的未来做出的努力。“三制”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可是这也彻底改变我前送后紧的思维模式，这不光让我能提高自己学习质量，把知识记得更加牢固，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紧迫的思维模式让我能够很快适应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在这种压力中充满着动力。 无论是拆墙办学，还是实行“ 三制 ”改革，这无不折射出钱老对中国大学教育的一种大胆尝试，在这不断尝试中，证明这种改革是卓有成效的。早期在清华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没有得到认可，戴着右派 “ 万能科学家 ” 的帽子。可是即便在这十几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放弃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做出少许的改变，虽然很多思想与众人相左，甚至说很多思想太超前前了，以至于大众接受不了。可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上海大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钱老的教育思想也为上大人所接受，在这积极活跃的学术氛围中秉承钱老自强不息的校训。上大，以上海这座大都市命名的大学，就要符合其特征。 或许在他进入清华前，他是在想在文学方面做出自己的一番成绩；或许在他选择读物理时，亲朋好友都反对过；或许在美国，很多人对他都是冷眼旁观；或许当年在清华提出自己教育思想时很多好友都劝阻他不要发表；或许在他平反后就可以卸甲归田；或许在上海大学进行一系列改革时同样受到很大的阻力。可是这许许多多的或许都没有阻止他个人前行的脚步，在自强不息中不断的克服困难，没有抱怨，因为抱怨会影响自我的心情，与其抱怨，不如做出改变。一个对理科一窍不通的人可以让爱因斯坦大发感慨，实在不简单！ 又是一年的九一八，防空警报在高空中呼啸，这个声音有些刺耳，可是这个声音对钱老来说是那么熟悉。就是那年的九一八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放弃自己擅长的专业，去一片荒芜中奔突，最后还是硕果累累，留下一片碧绿中让民众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贫瘠变得肥沃。或许就如那句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斯人不再，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好钱老的宝贵财富，不断朝着钱老要把上大变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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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告密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史实校错

热度 2 zhutx1945 2012-2-7 16:35

《钱伟长告密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史实校错 朱天相 2012 年 2 月 6 日 导读：本文写作的动因： 《钱伟长告密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关于华罗庚的说法严重不符合事实，文中称对华罗庚 的“人格产生了怀疑” 有失公允。 《钱伟长告密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一文作者标明为陈奉孝 , 网上查得发表时为 2010 年 8 月 5 日 。 陈奉 孝的博客专页 中未能查获此文。因此，不能断定本文是否出自陈奉孝本人。 陈奉孝何人也？ 查得“陈奉孝 1936 年生， 1954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1957 年为响应帮助党整风和党提出的 " 百花齐放 " 的号召， 在北京大学与谭天荣、王国乡、杨路、张景中等人组织 " 百花学社 " ，与张元勋等人组织出版 " 广场 " 刊物，为此被打成 " 右派 " 。 " 百花学社 " 被打成 " 反动小集团 " ，再后 " 百花学社 " 升级成 " 反革命小集团 " ，作者本人被打成 " 反革命集团罪首 " ，判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9 年反革命问题平反， 1984 年经胡耀邦批示，其右派分子被改正。 平反后从事教育工作， 1997 年退休。 1998 年应张景中院士的邀请去中科院成都分院参与教育软件的开发工作。近年来，在网络上发表大量时事评论。” 其中 1959 年 4 月 6 日 押往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农场四分场服刑。 密山县的北面是虎林县，那里有部队开垦的十个农场：八五零农场至八五九农场。当年的大 “ 右派 ” 丁玲、吴祖光等人就在这里劳动改造过。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李锐被打成 “ 右倾分子 ” ，也在这里劳改过。 1967 年 1 月兴凯湖农场解散， 陈奉孝 转黑龙江省北安县第四十九劳改支队，即長水河劳改农场三分场服刑。 在刑满后继续强迫留场改造当 " 二劳改 " （就业人员给自己起的雅号）七年。在 22 年的劳改生涯中，因 " 不认罪 " 受过各种各样的刑罚折磨（见陈奉孝：兴凯湖记事）。 《钱伟长告密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一文中称 “ 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期间，有个轰动一时的“六教授事件”，华罗庚与钱伟长都是六教授成员，他们提出的主张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大学里应该实行教授治校。“ “ 后来钱伟长和另外四名教授都被打成了右派，而华罗庚却因为痛苦哭流涕地做了检讨，口口声声说周恩来总理挽救了他，这使我对他的人格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后来在文革期间，他到处去宣讲“优选法”，我觉得他在是在赶政治浪头。“ “ 因为所谓的 “ 优选法 ” ，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代数问题，凡学理科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懂得，你华罗庚作为世界知名的一流数学家何必去搞这种简单的问题？我觉得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投机心理 “。 这里有几处不符合史实。 1． 华罗庚不是六教授的成员。 五七年的“六教授事件”是指 1957 年反右运动中，在 6 月 6 日发生的六教授聚会事件，即所谓 “666” 事件，是反右运动中一次重要事件。 在这次会议上，应章伯钧 ( 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交通部部长）的邀请，费孝通（民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社会学家）、钱伟长（民盟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物理学家）、曾昭抡（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学教授、化学家）、陶大镛（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学家）、黄药眠（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等六教授在全国政协俱乐部聚会，与会的还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加上章伯钧，共十三人。会议主要是由大家介绍了首都各高校鸣放情况，并研究民盟如何在当前整风的形势下进行工作。 　　 这次聚会两天后即被毛泽东视为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达到的顶点，称 “ 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 ，这次事件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罪证，也成了毛泽东向右派分子大开 “ 杀戒 ” 的一条最重要的理由。 六教授讨论高等教育事宜，主张“教授治校“，全部划为右派，无一幸免。 可以看到六教授中没有华罗庚。华罗庚的职务在中国科学院，任数学与计算所所长。 六教授中为什麽会列入华罗庚呢？也是事出有因。 1957 年 民盟中央有一个“科学规划问题”小组，其成员有 5 人，即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 1957 年 5 月 9 日 ，他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全文共分五部分： (1) 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提出要协助科学家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等问题，并合理安排使用科学家。 (2) 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业务部门应以研究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主；科学院应主要研究科学上的基本问题和全国性、综合性的问题；高校的研究则可包括科学上的基本问题，教材上的及生产实际上的问题，视各校的具体情况而定。 (3) 关于社会科学问题——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没有社会科学或都是不科学的；要纠正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的做法。 (4) 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应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先行规定。 (5) 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过去选拔人才，重政治、轻业务，今后应两者并重；在人民内部，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应一视同仁；应尊重科学家选择培养对象的权利。 这和后来的所谓“六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也有类似主张。反右时他们都受到了猛烈批判。 2． 华罗庚没划右派与他本人的表现无关，全赖张劲夫之力。 此事与毛泽东 , 邓小平有关 , 而与周恩来无涉。 五人中有三人不在六教授中，而且这三人没有被划为右派 千家驹 没划右派，与他运动初强烈反对章罗有关。“ 千家驹对章罗之内疚，主要因为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 ，而且在尤其是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自己的表现。他与章乃器相交多年，而且认为作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而且男女关系太乱。但后来的千家驹承认自己错了，他认为章乃器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等观点没有错，很有见地。而且，他对章乃器在压力下不认错、有骨气、有自信的表现十分钦佩。 “ 华罗庚与童第周没划右派则赖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之力 , 绝非因“ 痛苦哭流涕地做了检讨“之故。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 , 张劲夫提出这个社会科学学部的反右派斗争由中宣部直接领导；自然科学机构的反右派斗争由院党组负责，并建议采取保护政策。他把这个想法提交院党组讨论，党组成员都表示支持他的想法，只是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的问题，必须毛主席亲自认可才能够实现。这样，张劲夫就鼓起勇气去晋见毛主席。 7 月里的一天，张劲夫去见毛泽东。见到毛主席时，张劲夫开门见山，说： “ 主席啊 , 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 ‘ 物以稀为贵 ’ ，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 , 中国现在科学家人很少。还要培养新生力量，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 , 是 ‘ 国宝 ’ 啊！因此 , 我的意见是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 , 十二年规划就很难实现。 ” 毛泽东说： “ 你张劲夫竟敢讲出这样的意见 , 好哇！有道理。 ‘ 物以稀为贵 ’ 是这样的嘛！ ” 结果是，毛泽东让张劲夫到书记处谈。总书记邓小平很同意张劲夫的意见，对他说： “ 你们科学院党组代书记处起草一个中央文件 , 由中央发给全党。 ” 科学院起草文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家的。起草工作是杜润生带领汪志华、吴明瑜几个人搞出来的。经党组讨论后上报书记处 , 书记处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它划清了几个界限。比如 , 规定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不参加运动。当时有钱学森等好几百人 , 他们响应祖国的呼唤 , 有的经过斗争 , 吃过苦头 , 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张劲夫说 , 文件要写上这些人他们刚刚从国外回来 , 国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 你怎么让他参加反右派？如果你让他们参加 , 他们感到不安或恐慌，其他人还怎么敢回来呀？再如，文件还强调把政治与思想问题分开 , 一时分不清的 , 先作为思想问题对待。还有方式方法问题 , 有一些老科学家 , 自尊心强得很。你要他参加批评会 , 斗争会 , 他吃不消的 , 有的还可能自杀。所以文件规定，对他们在平常讲的一些不同意见谈谈话就算了 , 个别谈，不参加会，谈而不斗 , 谈而不批。 张劲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 我们共产党那时开会总是越左越吃得开，越激烈越英雄啊！ ” 院属京外单位的运动是由地方党委领导的，在中央下发的这个文件中，明确规定院属单位的科学家划右派必须事先经院党组同意。沈阳金属所葛庭燧 , 搞金属内耗研究的 , 当时 , 所党委向沈阳市委汇报了他有很多言论 , 要定他为右派。张劲夫听说之后 , 马上坐飞机到沈阳去制止。他与市委讲 ,“ 中央有文件的 , 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的科学家我要负责 , 我们科学院不同意给他划右派。 ” 由于他凭中央文件据理力争，态度鲜明而坚决，终于使葛庭燧过了这一关。 在这次运动中，全院只有极个别的老科学家划了右派 , 其他都保护住了。青年科学家中有几个带了右派帽子。张劲夫回忆起这件事时说， “ 当时 , 我们也有左的思想。 ” 3． 华罗庚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优选法，统筹法的推广，并获得实际效果，并为此付出了生命，如果被扣上“政治投机心理”的帽子，那么在中国科学界还有道理可讲吗？ 1965 年华罗庚首次提出优选法的推广问题， 1966 年即遇上“文化大革命”。 1967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 626 的张腊狗约我一起去见华罗庚，要听华罗庚谈一下对中科大原党委书记刘达是否三反分子的看法。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华罗庚即从刘达支持他搞优选法谈起，历时近三小时，详细讲解了优选法的来龙去脉。对有人看不起他搞优选法的看法 , 华罗庚很不以为然。 最近，也有数学教授与我谈到华罗庚搞优选法的问题，其观点与陈文相似，已被陈文总结即 “ 因为所谓的 “ 优选法 ” ，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代数问题”，“你华罗庚作为世界知名的一流数学家何必去搞这种简单的问题？“ 以我对计算机理论科学的理解。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是不可解问题，其次难的问题是指数，复杂性问题，即理论可解决，而实际因资源需求太大，而不可解决。第三难的是多项式复杂问题。我们只能讲一维的优选法是线性复杂性的。 即使一维问题在实际上也未必简单。但华罗庚推广中已取得的结果： 1 ） . 降压零号。洪昭光在华罗庚的提醒下用优选法搞定降压零号。 2006 年的统计，全国有 300 百万人受益。六年过去，人数只增不减，在用的或用降压零号的几百万人会同意华罗庚“政治投机心理”的说法吗？ 2 ）低度五粮液酒是在华罗庚推广优选法时解决的。刘沛龙 曾经摸爬滚打的六年未果， 1978 年华罗庚来后六天成功。 刘沛龙装了两瓶 38 度和 35 度低度酒，送给华罗庚先生，并在酒瓶上用题了两句表示感谢的话： “ 六年未成功，双法出成果。 ” 华罗庚先生闻知此事也非常高兴，欣然题诗回赠： “ 名酒五粮液，优选味更醇；省粮五百担，产量增五成。豪饮李太白，雅酌陶渊明；深恨生太早，只能享老春。 ” 中外的几百上千万酒客（没有查到确数，但喝酒的比吃药的要多）及国家税务局也不回 同意华罗庚“政治投机心理”的说法。 要讲政治投机，华罗庚到是有机会。包谦六回忆： “ 有一次，分配给华罗庚的观看剧场表演票子是六排当中的好位子，华罗庚坐上后，发现本排当中有几个位子始终空着，在表演将要上场的一刹那，瞥见江青带了几个人上场了，华罗庚即刻机警地与邻座悄悄地换了位子，等到江青一批狗才坐定，左右环顾，不见华罗庚其人。这一场演戏是严重的，在千万人眼睛中，假使接受江青的捧场，人格何在﹖如果被侮辱，依他的名望只好 ‘ 玉碎 ’ 了，太不值得。 ” 这事发生在 1972 年。 杨德庄的说法可以引用来说明问题， “在第四届数学教育会议开的时候。华老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普及数学方法的个人体会》。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为谁，目的是什么；第二，什么技术；第三，如何做。我问他，你的题目是方法，为什么第二个原则是技术？他说应用数学是一种技术，将来如果有人提出数学是一种技术，你就说我华某人早就看出了。果然，等到了 20 世纪最后 25 年，美国科学委员会一个数学方面的委员会一个主席就提出来，高技术实质上是数学技术，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把应用数学的所有的写法都写在应用数学技术。” 我只提醒读者，华罗庚在日本的报告题目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及应用数学的一些体会“当华罗庚为此付出了生命，你还认为他是“投机心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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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上海大学 钱伟长

dongzg101 2012-1-13 15:05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qingchunlizhi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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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暨钱伟长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热度 1 dqlu 2011-12-14 22:21

2012年10月6－8日，上海. 更多详情，请浏览以下网站/网页： http://siamm.shu.edu.cn 和 http://blog.lehu.shu.edu.cn/dqlu/A353523.html

个人分类: 学术会议|7921 次阅读|5 个评论

沈惠川：师恩难忘之钱伟长先生与傅信镛的设想

ShenHuiChuan 2011-12-10 09:07

沈惠川：师恩难忘之钱伟长先生与傅信镛的设想 关于“英才慧眼试锋芒”一文 我的“英才慧眼试锋芒”一文与钱临照先生（ 1906 － 1999 ）有点关系。有一天我在钱临照先生处看到《科苑》这本杂志；钱先生告诉我，当时在科大工作的司有和先生（一个部队转业干部）是该杂志的编辑之一，如果要写什么文章的话可以去找他。我的夫人正好认识司先生，因而没费什么工夫就与司有和联系上了。我想写了一篇有关“钱伟长先生与傅信镛的设想”的文章供他发表；但司有和说此杂志已经很难办下去了，最近正好要出末了一期，叫我有文章的话请尽快给他。 文章的题目“英才慧眼试锋芒”是司有和定的，文章的篇幅也被他删节成现在这样（大概仅存原稿的四分之一或更少）。他除了删节外，还对文章的语句进行了“编辑”。因此在文章发表后我并不高兴，因为与我的本意有大的差别。 《科苑》在 1984 年 11 月发了第 6 期以后就寿终正寝了；我的这篇“英才慧眼试锋芒”文章实际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司有和后来离开了科大。 关于傅信镛先生及其设想 有几年寒暑假回上海期间，我都买了“公交公司”的“月票”，以便貌似纨绔子弟地到处闲逛。上海十个区，每个区的“首府”都是我的必去之地。 1983 年暑假在长宁区中山公园旁边的新华书店里买到了一本由周文斌、宫苏艺两位所著的书《钱伟长》（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3 ）。钱先生是我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住在清华园照澜院 16 号；当时我正在向他主持的《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一本现在很出名的学术期刊，比《力学学报》更有影响）上投稿。在《钱伟长》该书第 124 页的“您像一头雄狮”那一节中，我了解到了傅信镛先生去找过钱伟长先生请求帮助的事。 我很快就像一个侦探似地在徐家汇漕溪北路沈家宅（现在已经拆除）找到了傅信镛（在一个有一千多万人的城市里找个把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傅信镛向我介绍了他的设想以及去北京的经过，并向我展示了他的实验设备和他与合作者所制作的电子管（只有两个可用）。 他当时已经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 应用物理系主任方俊鑫教授为他争取的一笔经费是人民币 1000 元，这在当时也算是少的。 在这之前，傅信镛给《百科知识》投稿，《百科知识》编辑部将他的文章转给钱先生评审；钱先生在回信中说：“ 傅信镛同志的文章提出一种设想，在理论上看这种设想是完全允许的。它比 麦克斯韦设想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终究还只是科学上允许的设想。至于这种设想是不是能够成为现实，往往是个技术问题。 …… 以我的知识而言，还看不出这个设想有什么致命的毛病。我认为麦克斯韦在 1871 年能放出一个妖怪来，我们完全应该允许 傅信镛同志提出一个设想，绝不应该因为它今天还没能成为现实而封闭这种思想的公之于众。我同意你们考虑在 《百科知识》月刊上发表这篇论文。” 傅信镛的设想其实很简单：他们所制作的电子管的阴极在通电后释放大量无规运动的电子气，然后他在外面加上磁场使这些电子的运动有序化；最后将有序运动的电子引出来以供使用。 傅信镛的这个实验做成功了。这就是他发电报给钱伟长先生说“蒙老师慷慨相助， 麦克斯韦设想实验今天 10 点 30 分初试成功 ”的原委。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1979 年 6 月的“增刊”刊登了傅信镛的论文“实现 麦克斯韦设想的探讨 ”，此文是对其实验的一个总结性说明。（《钱伟长》一书的作者说，此文的发表有赖于“钱教授的督促和支持”。）美国《 Energy Convers. Mgmt. 》后来在 1982 年第 22 卷上刊登了此文的英文版。 但是，对傅信镛设想和实验的异议也相当多。 王竹溪 1979 年 5 月 19 日 的审稿意见中说：“作者设想两个电极 A 和 B 有电位差， A 极上蒸发出的电子数大于凝结的数， B 极上蒸发的少于凝结的数。但是由于在两个电极上的电子气体的平衡，所以 A 与 B 两个电极的差别是不可能产生的。文中所设想的实验装置是很容易作出的，从来也没有人发现这种两个极有电位差的现象。根据上面说的电子气体平衡的考虑，这种现象是根本不会发生的。” 还有一种异议是对 傅信镛实验本身的。有人认为电子管灯丝加热需要能量，而如果实验中引出来的电流的能量少于灯丝加热所需要的能量，则这个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可利用的能量）是毫无意义的。为此，傅信镛争辩说，灯丝系统与控序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控序系统产生电流的现象确实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开尔文（ Lord Kelvin of Largs ，即 Wiliam Thomson ， 1824 － 1907 ）说法”（“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热使之完全变成有用的功而不引起其它的变化”）。 钱伟长 先生和 王竹溪 先生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值得玩味。 傅信镛为此彷徨过，后来又自费去美国访问过。在上海交通大学他讲授汪志诚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在此期间，他在上海找过我两次。有一次他约我在普希金铜像（文革后重建的普希金铜像将他的脸由朝东改为朝南不知有何寓意）附近（那里旁边就是教育会堂，原来是上海市少年科技站旧址，也就是林立果与空四军王維国等人讨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地方）的一家饭店聚餐，两人微醺了几杯。 2007 年夏秋，傅信镛自费来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受到了汪秉宏教授的热情接待。他这次带来的（重重的几大包）实验装置的基本原理与原来的相仿，只是电子管中的电子气体可以在室温下 蒸发；同时外部的磁场改成了永久磁铁。 傅信镛在科大近代物理系的会议厅做了一场学术报告。汪秉宏主持了会议。我和一个学生（兼“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课的助教）宋年卉参加了这次报告会。参加报告会的还有谢彦波和 30 多位学生。在另一间房间里，傅信镛摆开了他的实验。他的实验受室温影响很大，输出的电流极小，但是有稳定的电流输出这一点在众目睽睽下却是肯定无疑的。 在会议结束后的聚餐会（汪秉宏作东，还有张鹏飞等人作陪）上，我和汪秉宏都建议他将输出的电流转为实用，哪怕是用于小型电子计算器或电子手表都行，哪怕是在显示屏上只打出一个亮点也行，否则还是无法完全说服别人。 他临离开合肥前，我送他几本书，其中包括我的《热物理习题精解（下）》。 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当然完全正确的，不容任何怀疑。但是正如量子力学有许多种诠释一样，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解释，却未必是那么清楚的。 就拿傅信镛的实验来说，如果将周围环境包括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则无论如何不会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室温使电子管中的电子蒸发，但室温最终必然会降低（而且“ 永久磁铁 ”的磁性也会逐渐减退），这就完全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是周围的环境太大太广，使得室温貌似没有降低而已。实际上，房间里的参观者越多，实验产生的电流就越大，这已经说明了问题。因此从整体来说，他的实验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无原则性的矛盾。 然而从“室温貌似没有降低”来看，好像出现了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开尔文说法”的现象。傅信镛认为周围的环境是个“大热库”，它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不在他研究的范围之内。 这就产生了一个怎么解释的问题。 当然，能从室温中源源不断地取得能源，并且室温没有明显的降低，那也是不错的。管他什么“开尔文说法”！ 有一款用太阳能的小型计算器，在有阳光处就能显示。傅信镛的实验其实与这款用太阳能的小型计算器的原理差不多。如果太阳能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室温的降低也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从傅信镛实验的成功可以得到结论： 王竹溪 先生 1979 年 5 月 19 日 审稿意见中的说法不一定对，起码是太理想化了，也许是针对 傅信镛早期的实验而言的 ；而钱伟长先生的“允许一试”的说法比较务实，没有拘泥于未经仔细推敲的“理论”。尽管从 热力学第二定律純理论角度来看问题， 王竹溪 先生并没有错。 若是 傅信镛实验中输出的电流能够转为实用，则可以暂先不必管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实惠以后再说。如何解释，那是以后的事，是“理论家”的事。 关于“伪科学”永动机 众所周知，永动机是“伪科学”。但是对什么是“伪科学”，被批评者固然不清楚，有些批评者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在傅信镛事件中看得很明白：傅信镛本人对是否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强调的是“开尔文说法不对”，但对热力学中“开尔文说法”与“ 克劳胥斯说法 ”之间的等价性没有展开理论上的分析，因而无法说服别人。与此同时，他对实验结果的说明也有颇多可争议之处。有些概念上理解，他没有与别人达成共识。 而那些批评他的人，只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完全不顾傅信镛本人已经做成实验的事实。如果傅信镛的设想和实验确实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就要仔细分析给他看；如果他对实验结果的解释不对，就要为他找出正确的解释。 切忌感情用事，上纲上线，互相攻击。 社会上就是有人喜欢上纲上线，互相攻击，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有些人还经常耍无赖），因而被人讥为“民科”。 在“永动机”问题上是如此，在相对论问题上更是如此。许多理解上出现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概念不清或智障造成的。许多言语上的冲突，都是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不愿反思自己可能有错造成的。 以下署名“沈惠川”的文章是经过司有和“编辑”过的；已与我的原文原意相差太多。不过仍有纪念意义，因而找出来放在下面。 英才慧眼试锋芒 （载《科苑》 1984 年 11 月第 6 期第 10 － 11 页） “麦克斯韦妖”，乍听起来，好像是个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家伙，其实，它只不过是热力学中的一个名词。 1850 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胥斯（ Rudolf Emanuel Clausius ， 1822 － 1888 ）提出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时曾断言，一切物理过程只能导致能量的减退，产生废能，犹如生物吸取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而任何将废能转化为可用能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克劳胥斯的这条第二定律由于指出了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因而使物理、化学、生物学过程都带上了方向性。 21 年后，英国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 James Clark Maxwell ， 1831 － 1879 ）在他的著作《热的理论》中，对克劳胥斯的断言提出了异议，这就是著名的“麦克斯韦设想”。这个设想是，将一个容器分隔成 A 、 B 两个部分，在分界壁上有个小洞，由一“小妖”守门。司门“小妖”有特异功能，可以洞察容器中每个分子的运动。它允许运动速度较快的分子通过小洞，从 A 跑进 B 部分，运动较慢的分子从 B 部分跑进 A 部分。这样，在不消耗功的情况下提高了 B 部分的温度，降低了 A 部分的温度，造成温度差，使废能更新为能源。一个多世纪以来，物理学界把这个守门的“小妖”戏称为“麦克斯韦妖”。 到底有没有“麦克斯韦妖”？如果有，又怎样逮住它，使之为人类服务？这些问题吸引了许多物理学者，使他们绞尽脑汁。上海徐汇中学的中年教师傅信镛也为此着了迷。 在列车上 1979 年冬，从上海开往北京的一列火车应着寒风奔驶着。车厢里拥挤不堪，傅信镛坐在一个角落里埋头看书，那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 1911 － 1983 ）早年的著作《统计物理学导论》。他这次上北京，第一个要找的就是王竹溪。列车里读书是很容易疲倦的，傅信镛把书放在面前的台子上，闭目养神，思想开始跑马了。 他于 1965 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对“麦克斯韦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便开始了对它的研究。 科学是离不开实验的，他要用实验来说明问题。他精心设计一个个实验方案和程序。为了进行实验，他必须忍受流言的中伤和别人难看脸色的屈辱。 1973 年，他找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实验方案。他要进行实验，于是四方求助，磨脚板，磨嘴皮。五年过去了，他依然两手空空。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北京找老科学家，请求他们帮助。临行之前，家人和朋友都极力劝阻，说到北京一无所获是会惹人笑话的。笑话不笑话，他倒无所谓，问题是会不会有所获，他心里不安了。 英才遇慧眼 傅信镛到北京已经几天了。这天，他来到清华园，找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 1912 －）。一路上，他思索着如何向钱先生开口。在这之前，他已拜访过王竹溪先生。王先生花了半天时间，仔细听取了他的设想和实验方案，最后说：“你想把废能变成有用能，这个想法很好。” 有些人不相信王先生会说这样的话，有个人甚至打电话给王先生核实。 傅信镛见了钱先生，还没有说完兩句话，钱先生止住了他：“你先不要说，我要先看看你的论文。” 钱 先生看完论文，敲着桌子说：“好文章，这样的文章才叫好文章！”然后又听了他的实验细节的介绍。最后鼓励他说：“如果能够捉住‘麦克斯韦妖’，那将是对物理学的有个了不起的贡献。你的想法很新颖，也很巧妙，值得一试。” 32 天后，钱先生收到了《百科知识》寄来的傅信镛的一篇论文和编辑部请求审稿的信。钱先生在复信中肯定了傅信镛的设想，认为“它比麦克斯韦设想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意发表这篇论文。 初试锋芒 钱伟长 先生给《百科知识》的复信一下子在上海传开了。 傅信镛被调入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方俊鑫教授（ 1920 － 1988 ）为他争取了一笔经费。他和上海电子管厂的 4 位同志协作，开始了捕捉“麦克斯韦妖”的战斗，不久，他们便制成了两只实验用电子管。 实验获得初步成功后，傅信镛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电告钱伟长先生。 一周后，钱先生来到上海，了解傅信镛实验的详细情况后，要他们把论文和实验报告发表出去，让大家评定。 在钱先生的督促和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在增刊上发表了他们的两篇论文。恰巧，此时正是麦克斯韦逝世一百周年。 1982 年，美国《 ECM 》（能量利用和转换）杂志第 1 期从第一页开始，全文刊登了傅信镛论文的英译稿。 傅信镛在他的事业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没有满足，又在新的领域进行探索了！ 沈按：以上是两张普希金铜像前的照片，其中第一张是早年的（铜像前是我的祖母），第二张是现在的；注意在第一张中，普希金的脸朝东，在第二张中，普希金的脸朝南。 附：司有和的来信 沈惠川先生： 您好。我是司有和。昨天，有幸读到你的博文：《 师恩难忘之钱伟长先生与傅信镛的设想 》。对于您博文中的内容，虽然不能全懂，但我很钦佩您的知识渊博。只是有一点，您的博文中提到了我，有两处与我的实际情况稍有出入，想告诉您一下： 我叫司有和，是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 05 系） 1964 级学生，是安徽省含山中学 1964 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当年高考被录取的。我科大学号是 645001 ，我的年级指导员是董会双老师。 1969 年，我毕业后被当时校长办公室主任王玉民老师要到校长办公室担任秘书。来自四系的校领导尹鸿钧、王玉民、鹿鸣都认识我。所以，我不是 “ 一个部队转业干部”。 因为是校长办公室秘书，因工作需要，和副校长钱临照先生接触频繁，非常熟悉，经常完成钱老所交办的事情。钱老作为副校长要我“转交”一分给科普杂志《科苑》的稿件，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何况钱老为我举办的全国科技写作教师培训班亲自讲课。 我这里说是 “ 转交”，意思是我是科大的员工，并不是《科苑》杂志编辑部的文字编辑，用今天的话说我只是“组稿编辑”，我只是把您的稿子送过去，所以我不可能去编你的稿子。你说 “ 英才慧眼试锋芒”的标题是我定的，文章被“编辑”、“删节”了很多，您对此“并不高兴”。我相信，您说的是您的真情实感，也为《科苑》没有能够理解您的意图对稿件进行了删减感到遗憾，但是这件事终究不是我所为。稿子为什么被删减了许多，我也不清楚。 我想，如果需要查证的话，也很简单，到安徽科技出版社去查当年《科苑》杂志存档的底稿就可以了。而且当年《科苑》的主编梁长森（我在科大组的稿子都交给他）虽然退休了，但还在合肥，可以找到他问一问当时的具体情况。 沈老师： 今天给您来信，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订正一下事实，丝毫没于责怪之意，因为您不了解我的情况。我很愿意和您交个朋友。 1987 年，科大成立 15 系时，我离开校长办公室，到系里担任教学副主任。因我的妻子患食道癌去世，我再婚的老伴是重庆人， 1998 年就离开科大到重庆大学去了。 2010 年，在重庆大学退休，今年春天回到科大，在当时的 15 系（现在是 25 系）兼一点课，同时在科大出版社兼一点工作。 您在博文中说您的夫人认识我，请转达我对她的问候。 恭祝 教安！ 司有和 201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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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慈祥和蔼的老学者走了——痛悼力学界前辈朱兆祥教授

热度 13 sqdai 2011-12-1 08:02

昨天，在《钱学森文集》首发座谈会上，我的学长谈庆明教授告诉我，力学界前辈朱兆祥教授已于上周五（ 11 月 25 日）溘然长逝。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受人尊敬的力学界长者就这样悄然辞世了？ 多数年轻学人可能不大熟悉这位老教授。由于尚未看到正式讣告，这里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对他稍作介绍（见链接）： 他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早期组织者； 他是当年代表中国科学院到深圳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先生回国的第一人； 他在 1956 年年初协助钱学森先生创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功臣； 他是宁波大学的创建者、首任校长； 他是在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领域卓有贡献的著名学者。 我是在 1966 年“文革”初期参与编写“力学所阶级斗争大事记”时知道朱兆祥其人的，很想与他近距离接触，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直到 1981 年，钱伟长先生领导的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计划在合肥举办“非线性波研讨会”，我受钱伟长先生之命，到朱兆祥先生在中关村的家里找他接洽。交谈之下，发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说老，其实不算老，那时他刚进入花甲之年，不过已是一头华发了。他亲切地告诉我：“我与党同龄。”当时，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副主任（系主任是钱学森先生），做实际的领导工作。 在他的鼎力支持下，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在会上，我们听到了他的关于爆炸波和爆燃波的精彩报告，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喜欢讲故事。我陆续听到了他的一些传奇经历，听到了在反右、“文革”期间遭罪的往事。他在担任力学所学术秘书和党支部委员期间，钱伟长先生是副所长， 1957 年钱伟长受到了冲击，他受命去探望钱伟长先生，“做一些思想工作”。大概后来他“批钱”不力，此行成了他“包庇‘大右派’”的罪名，因此挨整多年。有一次，我问他，怎么看这段经历？他先是哈哈一笑，接着告诉我，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呗！并说，中科院的老领导张劲夫主政安徽省时遇见了朱兆祥，说了道歉话，用的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这句话。朱先生豁达的态度，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 此后，我见到朱先生的次数不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十年前的这个时段，适逢庆贺钱学森先生九十大寿，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二十个报告会，我有幸在北大哲学系听谈庆明教授讲钱学森先生在力学领域的成就，那时，朱兆祥先生、钱永刚先生都来了，一开始，就由朱先生讲述他当年在罗湖桥头迎接他的情形（见链接 2 ）。他指着永刚说，当年的七八岁的男孩都成了学者了，我们真得老了。他的讲话赢得一片笑声和掌声。 那年他 80 岁，还健朗得很。后来听说他在智力上出现一些问题，我经常惦念他。谁知道昨天竟听到了噩耗！ 力学界的一位忠厚长者走了，他开创的事业永存，他的崇高品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写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晨 【链接 1 】朱兆祥简介 朱兆祥，力学家、教育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早期组织者，协助钱学森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事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的研究，在应力波的传播及其引起的损伤和屈曲以及高分子材料的非线性本构关系等方面做作出了贡献。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立和发展了我国第一个爆炸力学专业。是宁波大学的创建者 。 朱兆祥简历 　　 1921 年 2 月 4 日　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 　　 1937—1940 年　浙江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建筑科学习。 　　 1940—1944 年　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获工学士学位。 　　 1944—1949 年　任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助教。 　　 1949—1955 年　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辅导处负责人，参加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委员，负责组建协会秘书处。 　　 1955—1959 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学术秘书。 　　 1959—1985 年　任中国科技大学教员、副教授、教授；爆炸力学教研室主任，近代力学系副主任。 　　 1985—1988 年　任宁波大学校长。 　　 1989 年 —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http://baike.soso.com/v141734.htm?ch=ch.bk.innerlink http://baike.zhyww.cn/npost/200812/20643.html 【链接 2 】朱兆祥： 50 年前我在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回国 朱兆祥： 50 年前我在罗湖桥头接钱学森回国 2007 年 12 月 07 日 15:12 　 光明网－光明日报 日前，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建所 50 周年暨钱学森回国 50 周年纪念大会的现场，一位白发苍苍的八旬老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就是当年力学研究所的筹备人和负责人之一朱兆祥研究员。 “ 朱老是当年到深圳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回国的人！ ” 力学所所长洪友士说。果然，接下来朱老的回忆让现场的所有人回到了 50 年前那难忘的时刻 —— “1955 年秋天，钱学森先生突破美国政府的封锁回国。我受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代表中国科学院去深圳迎接。那时我不认识钱先生，出发前我找到了中国科学院的赵忠尧和郑哲敏先生，又到上海拜访钱先生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了解钱先生一家的有关情况。钱老先生还给了我钱先生夫妇和子女永刚、永珍的一张合照，以便辨认。当我到广州时，陈毅副总理已有电报来请省府关照。地方上很支持，派了一位副处长陪同我前往深圳协同工作。 1955 年 10 月 8 日深圳罗湖桥头动人心魄的一幕是很难忘怀的。当时我们已经从中国旅行社探知，钱先生等 30 位离美归国人员所乘邮船将在九龙靠岸，当时的港英当局屈从美国的压力，对钱先生等一行将以所谓 ‘ 押解过境 ’ 的屈辱名义来对待。近中午时分，罗湖桥门打开了，这支光荣的爱国者队伍踏上界桥，面向祖国，步行过来了。正当我们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先生一家之时，我的手突然被队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劲地握着。我猛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我意识到，此时此地我这个人，虽然原来谁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却被看作伟大祖国的代表了。我也极为感动。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每个人都带着激动的泪痕跨入国门 —— 我终于接到了钱学森先生一家。永刚和永真两个天真的孩子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喊着： ‘Uncle 　 Zhu, 　 Uncle 　 Zhu’ ，他们也和父母一样沉浸在回到祖国的幸福之中。同时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珀萨定纳出发，和钱先生一家一路同行的还有李整武、孙湘教授一家。进入深圳车站休息室坐定后，我把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和院学术秘书钱三强先生的欢迎函面交给他们。钱学森先生站了起来，再次和我们握手，并走到李教授跟前说： ‘ 整武兄，这下我们真的到了中国了。恭喜！恭喜！ ’ 两个人又激动地握手。孙湘教授把怀中的孩儿递给丈夫，从手提包里取出他们随身带来的离美那天出版的《珀萨定纳晨报》给我看，上面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 ——‘ 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 ’ 这天，钱先生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开始了生活上崭新的一页。 ” http://news.qq.com/a/20071207/002745.htm 【链接 3 】王礼立教授讲述宁波大学首任校长的传奇人生 王礼立教授讲述宁大首任校长朱兆祥的传奇人生 “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 。 10 月 26 日晚，我校老领导，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专家王礼立教授登上我校的 “ 三做 ” 讲台，为师生们带来题为 “ 创建宁波大学的传奇人物 —— 老校长朱兆祥先生 ” 的讲座。这也是我校 2011 年建校纪念周的重要活动之一。讲座由副校长赵伐主持。 讲座中，王教授以三个 “19 年 ” 为主线，讲述了老校长朱兆祥的传奇人生及其与宁大创建之初的感人故事。朱兆祥出生于宁波市镇海区虹桥村一个渔民家庭。父亲早逝，未成年的他不得已辍学，进工厂做学徒，深刻体察到当时中国的落后及生活艰难。但是，长期艰苦的渔民生活铸就了他像《老人与海》主人公所说的那种刚毅性格 —“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 他发奋苦读 3 个月，最后考取浙江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公费生。 19 岁，优秀的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 年，朱兆祥考上浙大，历经了人生第二个重要的 “19 年 ” 。在浙大学习期间，他深受竺可桢和郑晓沧所倡导的浙江大学 “ 求是学风 ” 的熏陶和影响，这也成为他此后创建和发展宁波大学的指导思想。 1955 年 10 月，根据陈毅副总理的手令，朱兆祥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迎接留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朱兆祥不仅是钱学森踏入祖国大地时迎接他的第一人，还继续陪钱学森考察东北及全国 10 来个城市的工厂、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并协助钱学森筹建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及中国力学学会。当人们颂扬钱学森、钱伟长和郭永怀等对创建力学研究所、以及推动我国近代力学发展的历史性功绩时，同样不会忘记朱兆祥所作的重要贡献。 朱先生的第三个 “19 年 ” 虽然充满波折，但尤其让人感动。在 “ 反右派运动 ” 中，他受到牵连，历经坎坷 。他用 “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 激励自己，将时间和经历倾注在力学教学和新学科的创建上，不断开拓创新。在中科大教学期间，他开设了 10 余门新课程，并亲自刻写蜡纸和油印了大量讲义。他常对青年教师说： “ 教师最主要的工作时间是在晚上、周末和假期，不利用这三个时间，就无法在知识的大海中前进。 ”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1978 年，他被洗清冤案，但对这段过往只字不提，而是立即补交了 19 年积攒的党费。现场听众深为朱先生的宽阔胸襟感动。 坚忍不拔，爱国爱家。王教授在讲座中说，朱先生的三个 “19 年 ” ，向我们阐述了 “ 要在平凡中做出伟大 ” 的道理。从 1984 年开始，为了筹建宁波大学，朱先生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在各方帮助之下，宁波大学顺利建成。几代宁波人的愿望和奋斗，宁波没有综合大学的历史宣告结束。年逾花甲的朱兆祥老先生放下心爱的科研工作，回到家乡担任了宁波大学首任校长，投入繁重的建校工作 …… 王礼立教授朴实又动人的讲述令同学们沉浸其中，老朱校长的传奇人生经历和精神打动了在场师生的心，热烈的掌声不断回响在会场。讲座接近尾声之际，同学们踊跃提问，他认真进行了讲解。 讲座最后，赵伐副校长代表学校向王教授赠送了讲座纪念品 —— 越窑青瓷。 宁波大学新闻网：“做人做事做学问”讲座第 137 讲 http://news.nbu.edu.cn/WebNewsRead.asp?Id=16405 朱兆祥.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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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看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现代性

热度 2 sqdai 2011-11-26 07:25

昨天，我应 上海大学统战系统荟萃学术论坛组委会之邀，在论坛的“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现代性研究” 专题报告会上，做了题为“ 从方法论看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现代性 ”的讲演。从钱伟长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教育教学实践，评述了他的办学思想的内涵，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他的教育理念的现代性。现发布这一讲演的提纲，希望与博友们就此展开讨论。 我在讲演中归纳了现代教育理念的核心如下： 1 ）通过越来越多样化的选择，为现实社会以及社会的未来，造就有社会责任感与创新精神的、身心各方面健全发展的人； 2 ）学校教育应从以现成知识为学生 “ 一次性 ” 完成人生预备，转向注重学生自主发展， “ 学会学习 ” ，作为未成年人以终身学习，应付不断变化的社会状态及工作需要的预备； 3 ）在培养杰出人才的同时，更要使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越来越充分的教育，从而形成学习化社会，并使 “ 教育民主化 ” 获得新内涵。 同时，总结了钱伟长教授的办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高瞻远瞩、以人为本； “ 拆墙 ” 开放、改革领先； 因势利导、力主创新； 教学革新、授人以 “ 渔 ” 。 通过结合实例的逐一比照，发现钱伟长先生虽然不是教育学理论专家，但由于他传承了中外教育的先进传统，并努力付诸实践，潜心革新，使得上述现代教育理念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后来者应该继承发扬他的办学思想，努力以实际行动实现他未竟的宏愿。 写于 2011 年 11 月 26 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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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 业绩永存——参加钱伟长铜像揭幕仪式有感

热度 15 sqdai 2011-11-6 07:33

11 月 4 日，我来到山城重庆，应邀参加重庆交通大学校庆 60 周年活动。昨天，有幸出席了钱伟长铜像揭幕仪式，颇有感慨。仪式隆重而简朴，气氛肃穆而热烈。钱伟长先生之子钱元凯专程来渝参与这一活动。 钱伟长铜像坐落于重庆交通大学的新校区——双福校区的正门附近的广场上。下午三时许，揭幕仪式开始，当钱元凯和学校领导徐徐揭下覆盖在铜像上的红布时，我们所熟悉的先生的和蔼的笑容呈现在面前，他坐在椅子上，彷佛正与人们亲切交谈。他的模样显得相当年轻，似乎时针倒转，又回到了 30 多年前我与他促膝长谈时的情景。那时，他就这样神采奕奕，亲切和蔼。揭幕式上，校领导向在场师生介绍了钱先生与重庆交通大学的交往渊源；钱元凯情真意切地向校方和与会者道谢，感谢人们还始终深情缅怀他的父亲——一位真诚的科学家。 钱伟长先生与重庆交通大学的交往可以追朔到 32 年前。在“文革”动乱后百废待兴的岁月里，钱先生有感于当时力学期刊出版事业凋零的局面，开始积极谋划出版一种新型的应用数学和力学类的杂志，旨在为当时的中青年学者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的园地。在他的出版界的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下，没有费很大周折就有了刊物的刊号；他所主持的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的中青年朋友对此反应热烈，编委会的组建很快有了眉目；钱先生为刊物起名《应用数学和力学》，这正是他擅长的学科领域。但是，寻找刊物的挂靠单位却屡碰钉子，因为他那时的身份是“摘帽右派”，一些单位不愿开启接纳之门。正在此时，钱伟长先生的学生叶开沅刚得到平反，尽力帮助钱先生筹划创刊事宜，叶开沅想起他所在的兰州大学力学系有一位学生王志忠在该重庆交通学院（重庆交通大学的前身）工作，建议王志忠承办，王志忠立即积极响应，向校领导汇报了钱先生的办刊想法，并主动请缨承担组建刊物编辑部事宜。校领导马上表态支持，并向省市领导和交通部汇报、请示。在交通部教育司陈新丰的鼎力相助之下，事情很快有了结果， 1980 年 2 月 11 日，交通部下达了 交教 323 号文，批准 《应用数学和力学》创刊；当年 5 月，该刊出版第一期。 从此，钱伟长先生与重庆交通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整整操心操劳了 30 年，直到九十高龄之时还在亲自为杂志定稿、发稿，与在重庆的编辑部鱼雁往来不断。在此期间，他风尘仆仆地五次到访重庆交通学院，不仅指导编辑部的实际工作，而且多次向校领导提出有关办学的真知灼见，使得他们感到获益匪浅。因此，在学校筹建新校区时，自然地想起为钱伟长先生建立铜像，希望传承这位大科学家、教育家的思想和精神。 在钱伟长先生呕心沥血的努力下，在重庆交通大学和上海大学的积极支持下，《应用数学和力学》这一刊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 1990 年代就成为 SCI 、 EI 检索的刊物，在国内外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一刊物与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成了钱伟长先生最珍爱的三大宝贝。 站立在钱伟长先生的铜像前，我浮想联翩。老先生已经远行，但他留下的业绩永存。他用一生心血浇灌的幼苗正在不断茁壮成长。我们作为他的后辈，唯有付出我们的全部努力，才能不辜负他的期待；只有齐心协力，倾情奉献，才能实现他的遗愿！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 写于 2011 年 11 月 6 日晨，重庆 钱伟长铜像揭幕.jpg 钱伟长铜像.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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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机房台阶上等人的民进中央副主席

热度 1 xuyingxiao 2011-5-23 04:20

见过奥巴马，见过杨振宁、吴健雄、钱伟长、韦钰，见过童安格、巩俐、胡润，见过……距离各有远近，人数各有多寡，风光各有不同。但都是我看到了人家，人家没看到过我。 相互说过话的、有点名气的，想到了刚找工作时遇到的一位教授。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单刀直入去找导师合作过的一位教授，想在教授的实验室工作。教授说，你有导师介绍信么？这个，倒没想到。只想着凭我的本事找工作，倒没想到让导师引荐一下。聊了一阵，教授说：我们这里只招博士，所以不能直在这里工作，不过欢迎你报考这里的博士。教授很客气，一点架子也没有，不过那时也没觉得意外，越是厉害的人物待人越是客气嘛。 那时年轻气盛，觉得以后读博士的话肯定是公派出国读博士，即使没有轮到出国，自己报考国内博士的话肯定只会报考清华。于是不了了之，到其他学校去了。 换了专业后，也就不再和这位教授联系。不过没几年，发现教授升到上海市副市长了，后来又成了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了。 之后以后当自己找不到项目做时，不免会想，当初如果不是自己心气太高，而是直接读这位教授的博士的话，虽然说不上最终会怎么样，总之会比现在顺畅得多了。 坐机房台阶上等我的不是这位教授，而是工作以后碰到的另一位教授。 刚工作不久，一天早上上班时发现门口的台阶上赫然坐着一位教授。教授来得太早了，到处都锁着门，只能坐台阶上弓着背低头看资料。心中不忍，好歹是个大教授，怎么会如此屈就自己，也不去找大楼管理员搬把椅子。连忙让进机房，帮着教授上网。 一来二往，逐渐熟悉一些。一日，教授问我能不能教他学电脑。能帮上别人是我求之不得的，尤其电脑向来是年轻人的天地，年纪大的人能有如此好学精神，我是有求必应。 只是对于“教”，那时我头脑中只浮现出一种场景：找间教室，定时授课。接下来浮现的问题是：我的时间归老领导，因为老领导对我有知遇之恩。教这位教授电脑的话，是否应该去请示一下老领导，而且老领导会同意吗?……脑子里几个问题一绕，教授便看出了我的犹豫，说：是不是工作很忙不方便？不方便就算了。于是自己就顺水推舟，默认了自己工作很忙，不再两边为难了。 一个忘年交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教训：做事不能顾虑太多，教授其实只是需要有点系统地指点指点，不需要正式上课的。他的“教”和我的“教”的语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当时如果爽快应承下来的话，不会占用工作时间，却可以成就一段对双方都有益的忘年交。 教授来得逐渐少了，最后一次来时，教授带来自己写的散文集，向我们签名赠书。文人就喜欢这一套，我心里感慨着。不过我也喜欢写散文读散文，有人赠书倒是求之不得。 教授走后，小领导聊起这位教授，原来还有些名气，还是民进中央副主席。当了教授仍如此客气、不齿下问、勤奋好学，本已让我敬佩（以后才知道真正的教授大都如此）。而身居官职，仍旧保持学者的特质，就更难得了。而我碰到这样好学的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从来都是发自内心地鼎力相教的。本该一拍即合，可惜阴差阳错竟然没拍合。 更可惜的是，学校的职工宿舍不断在搬，算起来一年一搬一次家，搬了三次家挪了四次窝后就把那本签名赠送的散文集搞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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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热度 2 Mech 2011-5-17 14:15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 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 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 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 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 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 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１９０８年），他和 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 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 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１９０５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 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１９６２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 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 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 “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１９４８、４９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 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 “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 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 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１９４８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１９４９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１９５０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 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 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 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 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１９５７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 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１９４９年的解放“正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１９５５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１９５０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叔叔在１９４９年分道扬镳，一直到１９８１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 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儿远离政治。１９８３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 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１９４９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年，１９８０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 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宾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 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 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 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 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 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 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１９４９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１９４９年后，“西化派”中的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 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 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 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 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１９４６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锡市管辖。蒋１９３２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４１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１９５０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反击右派已经开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 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 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１９４８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永熙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审查。１９６７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 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 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 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１９５７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１９５７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 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 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１９５７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 “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 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１９８６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１９８６ 年１１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１９８７年３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 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 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 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电影“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 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 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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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丹心竭力促发展 立足西部育英才--追忆我国著名力学家叶开沅教授

ChinaAbel 2011-5-2 19:08

我不是学力学的，没见过叶老师，但在学生时代就听说过叶老师的大名。刚好看到一则介绍叶老师的文章，(当然文章的作者是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就转摘过来了。 丹心竭力促发展 立足西部育英才 ——追忆我国著名力学家叶开沅教授 周又和 （ 1986年摄于九华山，左起：郑晓静、叶开沅、周又和 ） 　　叶开沅(1926—2007)，浙江衢州人，兰州大学力学系教授，固体力学家、力学教育家。1951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先生攻读研究生，针对非线性力学前沿热点领域之一的柔韧薄板大挠度问题开展研究。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在此期间，他在著名力学家周培源先生的带领下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成为北京大学力学专业5位创办人之一。1959年随我国著名教育家江隆基同志来兰州大学工作，并创建了兰州大学力学专业。1980年，他与钱伟长先生共同创办了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中英文版），并担任副主编；1985-1990年任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他发起成立了甘肃省力学学会，历任首届副理事长、第二届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83年起，先后当选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兼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主办的《应用力学评论（Reviews on Applied Mechanics）》期刊评论员。在他的推动和倡导下，兰州大学力学系于1986年成立，他出任首任系主任，1991年任名誉系主任。1984年他与戏曲史大师赵景深先生共同创办了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术刊物《戏曲论丛》，先后担任副主编、主编。1986年，他当选为中国戏曲协会常务理事。 　　叶开沅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了科学与教育事业，无论受到多大挫折也未能改变他的这一坚定信念与追求。他青年成名，中年多难，老年奋进，成果丰硕。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固体力学家，他在板壳非线性弯曲与稳定性、非均匀结构优化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作为力学教育家，叶开沅先生在艰苦地区与环境下，长期倡导和实践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理念，以宽广的胸怀、无私的奉献精神、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现、培养、举荐了一批优秀的后学，使他们成为我国力学领域的骨干，在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培养出的后学中已有3人当选为院士。 　　　　　　 　　　 一、人生跌宕 奋斗终生 　　叶开沅1926年5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其父累试不第，改业为吏，曾任衢州农会会长及县参议员，中年后去职，家道中落。1938年，叶开沅考入省立衢州中学学习，由于学业优秀，成为该校高中部的公费生。日军侵华时，衢州成为战场，他随全家避难于寺庙。当时衣食无着，更无法求学。1944年他只身来到北平（ 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在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作出定都于此的决定后，就将北平改回其历史上的名称北京 ）灯市口育英中学学习，颇得该校数学教师杨仲兰的喜爱，杨老师对他培养有加，从而为他以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高中毕业时，恰逢抗日战争胜利，叶开沅进入北京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随后转入燕京大学数学系。1946年，他又考入国立唐山工学院（即原唐山交通大学）。1947年，他以大学二年级学生身份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1948年，他在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半年后又重返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至毕业。由于他对力学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在1951年大学毕业后投入著名力学家、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教授门下就读研究生。1952年院系调整，叶开沅转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导师仍为钱伟长教授。1953年研究生毕业后，叶开沅留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讲师。自1945年到1953年，叶开沅有幸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的多学科学习，在名师指导下得到了良好的训练和培养，使他具备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博采不同专业流派之长的研究风格，为他日后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叶开沅因维护知名科学家钱伟长的学术声誉而被内定为“中右”，继而于1958年下放到门头沟斋堂公社劳动锻炼，1959年才被安排回校讲授《材料力学》课程。1959年初，江隆基同志从北京大学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当时正值苏联卫星上天之后，力学被认为是与新技术联系比较紧密的专业。再加上1957年“反右”前《人民日报》曾以《我国力学界的新人》为题报道了胡海昌与叶开沅两位年轻学者的业绩，所以江校长希望北京大学支援兰州大学一两位教员，并点名要叶开沅随行。北京大学经过研究后，同意调叶开沅到兰州大学工作。于是，叶开沅于1959年来到兰州大学数学系任教，并随后将其新婚妻子葛诒禔女士也调到兰州大学附中任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兰州，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相比于北京都要艰苦得多。蔬菜几乎常年是土豆、大白菜，主食以粗粮为主，每月供应大米仅1斤。加之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条件更加艰苦。这对于出生于南方的叶开沅和在十分优越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妻子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而更让叶开沅始料未及的是伴随于他的非正常工作环境：“只专不红的学术权威”帽子使他精神上备受压抑，工作中不时受到冲击更让他难以承受。1966年“文革”前夕，叶开沅被派往甘肃的榆中县马坡公社上庄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作为工作队成员进驻生产队后，他按要求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工作。像送粪、耕地、拉犁，锄草、拔麦子、打场等苦活、重活，他都干过，这对于从未干过农活的叶开沅来说的确是一种磨练。然而，对他更为严酷的打击接踵而来。“文革”之初，在兰州大学附中任教的妻子因海外关系及其出身背景而横遭批斗，终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身亡。随后，他又因所谓的参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活动，获莫须有的“现行反革命罪”而遭逮捕，在狱中度过了七年半的铁窗生涯，期间差一点被判处死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得知他是一位力学专家时，监狱领导让他设计一所新的监舍，在新监舍建成后，便将这位设计者关押在内。在叶开沅遭受不白之冤期间，他的两个年少的儿子几近失怙，时而在其外婆家过一段时间，时而在其舅公、舅婆家过一段时间，生活颠沛，学业近乎荒芜。 　　生活中的不幸和不公正的待遇未能使叶开沅灰心，更没有让他屈服。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热爱，使他不屈不挠，顽强地在兰州大学坚持下来，在兰州大学力学专业的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业务主导作用。在1977年7月出狱后，他被以“临时工”名义安排在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资料室工作。他利用这一机会，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重新展开了资料的查阅和研究工作。1978年底，叶开沅的冤案在“拨乱反正”的大势之下得到了彻底平反，从此他又开始在他热爱的力学教学科研岗位上拼搏。 　　1981年，叶开沅从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1985年起，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担任了甘肃省政协常委，为我国的科学、教育与建设等建言献策。1990年后，叶开沅赴加拿大进行学术访问，继续推动兰州大学力学学科与国际力学界的学术交流。2000年，退休后定居加拿大。2007年10月20日，在北京突发心血管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时年82岁。 　　　　　　　　　　　 二、科学研究 成就突出 　　自1910年国际著名力学家von Kármán建立了著名的薄板结构几何非线性大挠度方程组——被学术界称之为von Kármán板方程起，伴随着非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航天、航空、仪表元件等近现代新兴工业的兴起，有关柔韧结构非线性力学的定量求解研究成为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广为关注的一个基础性研究课题。1951年，叶开沅以其对科学研究的敏感性，毅然从电机专业转到von Kármán的弟子及合作者之一的钱伟长先生门下作为研究生从事力学研究。在此之前，钱伟长在拖带坐标系中用张量方法建立了板壳统一内禀理论，他按照统一的简化与分类方法得到的板壳非线性方程已被国际学术界称为“钱伟长方程”，他提出的以中心挠度为摄动参数的求解圆薄板大挠度方程的摄动法被学术界称为“钱氏摄动法”。叶开沅十分仰慕钱伟长先生的学术造诣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跟随钱伟长开展柔性薄板非线性力学行为的研究。他以深厚的数学和力学功底以及全身心的投入，很快就在学术上取得系列成果。他完成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边缘载荷下环形薄板的大挠度问题》于1953年在国内顶级学术期刊《物理学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矩形板的大挠度问题》中的主要成果被1956年召开的最高级别国际力学学术会议——第九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IUTAM)（ 这一最高国际力学组织后来更名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 即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缩写为IUTAM， 其力学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由于这是同一国际组织， 前后均采用IUTAM这一缩写 ）录取并在全体会议上报告。他与钱伟长等人合著的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于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后不久，就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随后不久，他们一道撰写的另一部专著《弹性柱体的扭转问题》于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正是这些代表当时我国力学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使他与钱伟长、胡海昌一道完成的“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科研成果于1956年获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当时除钱学森先生的《工程控制论》获一等奖外，力学学科唯一获得的一项二等奖，而且这也是当时仅授的全部5项二等奖之一。正是这些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奠定了年仅30岁的叶开沅在力学界的学术地位，其事迹在1956年科技大进军的高潮中被作为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在主要报刊上报道，成为当时年轻学子们学习的榜样。 　　1959年到兰州大学工作后，叶开沅仍时时不忘开展科学研究，抓紧业余时间继续着板壳非线性力学领域的研究。针对“钱氏摄动法”在扁球壳非线性稳定性研究中遇到的困难，1965年叶开沅与他的学生刘人怀一起提出了“修正迭代法”，从而成功地为板壳非线性稳定性研究，进而为板壳非线性弯曲的求解提供了一种高精度的有效分析方法。这一研究成果于1965年发表在当时国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在非线性薄壁结构研究领域被公认为是一种有效方法，并被用于求解波纹板、扁壳板等各类仪表弹性元件的非线性力学特性分析中。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针对当时圆（环）板非线性大挠度问题求解的近似解析方法在手工推演到高阶解时计算量显著增加的问题，他与其学生及合作者一起提出了计算机推演计算摄动解与迭代解的“解析电算法”，这也是机器求解非线性问题的早期实践。随后，叶开沅与其博士研究生郑晓静、周又和对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精确解及各类解析方法的收敛性证明这些棘手难题展开研究，其成果于1992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2000年以前，甘肃省没有设立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奖，有关这类成果仍放在科技进步奖内，而科技进步一等奖往往只授予应用类。本文中提到的甘肃省科技进步奖均属于基础类 ）。对于壳体的非线性弯曲与稳定性问题，叶开沅与其合作者一道，还开展了锥壳、锥壳与圆柱壳的组合结构弯曲的力学特性研究，获得了一些新结果。这些工作为板壳大挠度理论的基础研究及在弹性元件仪表工业上的应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叶开沅先生在开展板壳非线性力学研究的同时，另一类力学问题，即非均匀弹性力学，也一直困扰着他。相对于已有的均匀材料的结构力学问题而言，非均匀材料意味着力学方程中的有些系数不再是常数而是随位置变化的函数，由此构成的变系数微分方程初、边值问题的求解给其力学特性的理论分析带来很大难度。现实中存在着大量非均匀力学问题，如近几年来，属于非均匀力学范畴的功能梯度材料力学问题在航天工程需求的驱动下已成为当前的热点研究课题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这类研究工作极少，叶开沅是我国这一领域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在那时就在思考如何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开始致力于非均匀弹塑性力学的研究。1965年，他提出了用分段局部均匀化的近似方法来逼近非均匀体的阶梯折算法，利用每段上的弹性解和不同段在交界处的位移与力的连续条件及边界条件，就可以给出非均匀弹性构件力学问题的解的基本代数方程组，进而可以获得问题的解。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一系列论文，给出了非均匀柱、梁、板的变形、振动、稳定性等力学问题的解的解析表达式。这些结果因“文革”的原因未能及时发表，直到他平反后，才得以在《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汇集发表。随后，鉴于非均匀弹性力学的解析解已得到，他开始推动将这一研究结果应用于结构优化的力学研究中。他与合作者俞焕然共同给出了工程结构优化设计问题的一种解析表达方式，由此得到了由其它数值方法难以得到的一类经典问题的优化结果。这一结构优化方法改变了全部用数值计算求解优化问题的困境，提高了结构优化的计算速度和精度，为结构优化设计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他与合作者在非均匀力学及结构优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于1987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三、学科建设 身先士卒 　　叶开沅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也一直高度重视力学学科的建设工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建设急需力学专门人才。在此大背景下，1952年国家决定在北京大学组建力学专业，叶开沅有幸成为这一力学专业的5位创办人之一。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他为创办这一专业参与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包括制订专业规划、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并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为数学力学系学生主讲过《弹性薄板理论》（1953级）、《弹性力学》（1954级）和《材料力学》（1956级）等。1958年下放门头沟斋堂公社劳动锻炼后，于1959年回校讲授材料力学课程。 　　1959年，叶开沅到兰州大学后，作为学科带头人立即投入到创建兰州大学力学专业的各项工作中。当时面临的困难是，既没有基本的力学实验设备，也缺少力学方面的图书资料，师资力量更为薄弱，加之国内开办力学专业的高校很少，没有多少成熟的办学经验可以借鉴。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临时从数学专业选调了几位教师并选留了几名与力学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江隆基到任兰州大学校长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学规范与管理。叶开沅积极响应并参与其中，在考虑兰州大学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鉴他在北京大学参与创办力学专业的经历，参照北京大学经验领衔制定了力学专业发展规划和教学计划，编写了课程教学大纲，筹组教学实验与图书资料，组织教师培训班讲座等。与此同时，他还带头为力学专业学生讲课、写讲义。他还专门指导年轻教师的备课、讲课及科研工作，要求年轻教师听课，尽快提升讲课水平。他组织的讨论班，学生和教师都踊跃参加。他在各种场合鼓励教师和学生努力学习与开展科学研究，大大激发了学生和老师们学习与研究力学的激情。这些为兰州大学的力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力学教师队伍得以茁壮成长。 　　从“文革”开始直到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这一期间，他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均不能正常开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内科研与教学工作很快恢复正常，他的作用又得以正常发挥。1981年，随着国家恢复和建立健全学位教育制度，他领衔申报获批的固体力学博士点成为兰州大学首批6个博士学科点之一，他也被批准为这一博士点的唯一博士生指导教师。自此，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开始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时代。叶开沅在这一期间，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活动中，编写讲义并主讲了大量的专业课，包括《材料力学》、《弹性力学》、《板壳理论》、《变分法》、《高等弹性力学》、《非线性弹性力学》和《柔韧杆件的大挠度理论》等。1986年兰州大学决定成立力学系，叶开沅被任命为第一任系主任，从而使他的办学理念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科带头人为大学本科生讲课的传统，直至今日，在兰州大学力学专业的教学中仍然坚持着。1991年，在卸任系主任后，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他精心创立的兰州大学力学学科的发展。每当他从国外返回兰州，其学生与年轻老师去看望他时，他总是以极大的热忱介绍国外力学研究的一些最新动态与他自己的思考，这种对于科学研究的执著追求一直感染着年轻一代投身于力学事业之中。同时，他对当时系里的年轻学术带头人悉心呵护，宽容大度，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不干涉系上的行政事务与学术活动，不提任何特殊要求，为这些年轻学者的学术发展和力学学科建设创造了十分宽松的氛围。 　　叶开沅始终认为，一流的教学与人才培养需要高水平的科研支撑，教学与科研应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没有一流的科研，再好的教学工作其效果也是有限的，而好的教学工作又的确离不开从事一流科研的教师的参与。他不仅将这一先进的教学理念贯彻在教学各环节中，积极倡导教授上讲台，而且他本人从北京大学开始就亲力亲为，坚持为本科生授课。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教材建设，将高水平教材建设作为推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早在北京大学期间，他结合所承担的力学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弹性力学》，在当时国内没有教材的情形下，与钱伟长先生一道编写讲义。在此基础上，他与钱伟长先生合著《弹性力学》教材，于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前6章完整地讲述了弹性力学的基础理论，后7章则分别讲述了扭转、弯曲、平面问题、薄板、接触、球体和弹性波等7个弹性力学应用的专门问题。在弹性理论基础方面，概述不仅十分详细，有根有据，而且还把1927年Love 的《数学弹性理论》专著、1934年出版的Timoshenko的《弹性理论》等经典著作在该方面的奠基性成就合成一个严谨的系统，是理论的“集大成”性的工作。在专门问题的讲述中，从问题的提出到数学公式的形成，再到数学的最终解释，层次井然。书中的许多理论和定理都有说明和详细的文献附列。该书既具备较高的数学理论水平，又具备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应用价值，是便于读者进入相关研究的启蒙之作。该书不仅是我国的第一本弹性力学经典著作，而且比起Love 和Timoshenko的书有明显的独到之处。直到现在，这一经典教材仍是国内学习固体力学的首选参考书之一。 　　1981年，为解决恢复高考以后教材严重缺乏的状况，全国理科力学专业教材工作会议决定，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共同承担理科力学基础课程的教材建设，并由兰州大学负责《材料力学》教材的编写。为此，叶开沅以他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多次讲授并反复修改的《材料力学》讲义为基础，吸收了北京大学董铁宝、邓成光、沈力等老师的生前意见，在兰州大学冯燕伟老师的协助下完成了《材料力学》教材的编写，于198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内容精炼、特色鲜明、适于理科力学专业的材料力学教材，教材不仅保留了材料力学课程的主要内容，而且给出了学生能接受的严谨理论推理，并吸纳了他自己的一些与教材内容相关的科研成果。该书的出版改变了长期没有理科力学专业所适用的《材料力学》教材的局面，并得到理科力学专业的应用。 　　　　　　　　　　　　 四、学术交流 活跃前沿 　　叶开沅以其丰富的科研成果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活跃在学术前沿。他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并邀请国际一流学者讲学等，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研究水平及其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早在1956年，叶开沅就因其薄板大挠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一举成名，其论文被国际应用力学大会（IUTAM）录取。后因他维护已成“大右派”的钱伟长先生之学术声誉，被内定为“中右”进而被控制使用。这样，他的学术交流活动被迫中断，尤其在国际交流方面更无可能。直到彻底平反，他才得以自由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在他刚恢复工作不久的1980年及此后的1984年，他的2篇论文又分别被在加拿大和丹麦召开的连续两届IUTAM大会接受，他出席会议报告他的研究成果，重新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随之，他在结构优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亦被国际同行认可。1985年，他应邀在国际非线性力学大会的开幕式上作大会报告，介绍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国内学者在非线性板壳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1987年，他的多篇论文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优化理论与应用会议上报告。1988年，他应结构优化研究的国际同行之邀请，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IUTAM结构优化研讨会这一小型高级别国际学术会议，并以“Recent Investigations of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by Analytic Methods”为题报告他的成果（国内仅2人获邀参加）。 　　除了被邀请到国内一些高校讲学外，他还邀请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来兰州大学讲学，以促进兰州大学学术水平的提升和研究视野的拓展。其中包括非线性动力学家徐皆苏、应用数学家谢定裕、宇航力学家Fred.P.J.Rimrott等一批国际知名学者。1978年，刚刚恢复工作的叶开沅就敏锐地意识到理性力学从宏观上把握力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当年8月，他与程昌钧等人共同筹办了“全国理性力学讲习班”。 1979年，叶开沅参与发起并筹备成立了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1985年改成专业委员会，叶开沅任副主任）。这一专业组（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理性力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力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加强了现代数学与力学的有机结合。1980年8月，叶开沅邀请理性力学国际知名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A.C.Eringen(艾林根)教授来兰州大学讲学，内容涵盖了“微极连续统的理论和应用”、“连续统的局部与非局部理论和应用”、“液晶理论”和“波的传播”等当时的前沿研究专题。随后，他安排程昌钧和俞焕然等教师翻译了艾林根的经典专著《连续统力学》，并推荐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后，这一专著（英文版与后来的中文版）长期作为兰州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的教材使用。他还与俞焕然等人一道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机械工程系Fred P.J. Rimrott教授的著作《轨道动力学引论》(Introductory Orbit Dynamics)译成中文出版（1993）。与此同时，他主编的《应用力学进展（Progress in Applied Mechanics）》一书于1987年由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 　　　　　　　　　　　　 五、人才培养 效果卓著 　　高水平人才培养不仅是高校各专业办学所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检验办学效果的重要依据。叶开沅离开科研氛围浓厚的北京大学来到几乎一张白纸的兰州大学创办力学专业，面对比他还要年轻的刚毕业教师与从数学专业转过来从事力学教学的教师队伍，如何提升他们的水平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关键。为此，他将教师参与科研工作作为突破口，并在后来的研究生培养中倡导以科学研究来带动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众所周知，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大学一直是以教学工作为主，科学研究工作很少。叶开沅不顾学科创建任务的艰巨、教学工作的繁重，一直没有间断科学研究。如在上世纪60年代，在教学之余，他在求解板壳非线性变形的过程中，为了确定近似解析解的系数，一边不停地手摇计算机，一边输入数据。他的这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理念一直传承至今，他的言传身教也同时激励着一届又一届兰州大学力学专业的学生。从1962年到1967年，兰州大学力学专业一共培养了6届毕业生，每当毕业生回想起叶开沅当年为他们讲授的每一门课程时，都感慨不已，认为受益匪浅，都感谢叶开沅先生为他们提供了优良的知识传授与科研指点。1964年，针对叶开沅先生当年主讲的《板壳理论》课程，一位学生在庆贺新年的对联上写道：“熟读板壳一本经，红专大道修前程”，从中可以看出叶开沅在兰州大学力学专业的学生培养过程中，就已经播下了科学研究的种子，为兰州大学的力学人才培养质量在国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63年，兰州大学固体力学专业毕业生刘人怀的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他毕业后留校工作期间一直得到叶开沅的指导。在所从事的扁球壳非线性稳定性的理论研究中，他们合作提出了求解板壳非线性问题的“修正迭代法”，该方法能更为有效地获得扁球壳非线性稳定的临界失稳载荷。这一研究成果于1965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是年轻学子刘人怀的成名之作。也由此极大地激发了刘人怀的科研激情，养成了他良好的科研素质和能力，使他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刘人怀以其在这一领域的系列研究工作，成为由前西德挑选的我国首批获得洪堡奖学金赴德留学的学者。洪堡奖学金将博士学位列为申报的必要条件，当时的西德考虑到在中国有“文革”的冲击，对刘人怀虽然放弃了这一条件，但研究水平的要求却不降低。30多年后的1999年，刘人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兰州大学毕业生中的第一位院士，而“修正迭代法”正是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重要成果之一。 　　1981年，叶开沅被批准为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后，他的主要精力开始移向研究生高层次人才培养。自1982年到1990年，叶开沅亲自指导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共有9人。他以极大的科研热忱鼓励学生创新，支持学生在选题方面超越他自己的思考。每当他听到学生汇报研究工作获得进展时，他就喜形于色，在多加鼓励的同时，就细节问题展开讨论，指出其研究进展在科学研究上的意义。当年，叶开沅已经是力学界名闻遐迩的知名教授，很多年轻学子既仰慕他又害怕难以接近他，往往在心理上产生距离感。而叶开沅先生总是主动邀请学生到他家中畅谈（因当时没有现在的教师办公室与研究生学习室），简单轻松的寒暄之后，紧接着就是学术话题的讨论。他经常告诫年轻学子做人要正直，要有追求和抱负，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对于他发现有培养前途的学子，他往往主动出击与之联系，鼓励他们来到兰州大学在他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并对他们取得的成果给予举荐。 　　1982年，叶开沅应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之邀在其力学系任兼职研究生导师，郑晓静在大学毕业后就这样成为他在华中工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叶开沅为郑晓静的硕士论文选择了一研究主题——中心集中力作用的圆薄板大挠度非线性问题级数求解的定量计算。由于该问题具有奇异性，无法采用均布载荷情形的幂级数求解，且各种解的收敛性问题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解决。于是，郑晓静决定在完成叶开沅先生交给工作的基础上，来开展收敛性证明这一棘手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对这类非线性问题的解极少有收敛性的研究。叶开沅先生在得知郑晓静要开展这一研究后，因知道其难度太大既没有予以鼓励也没有阻止，而是放手让她去试。1984年4月，郑晓静的硕士论文既完成了叶开沅先生交给的定量计算任务，又在收敛性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叶开沅先生在详细审查推导和证明过程后，为了慎重起见，仍邀请兰州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数学界学者审查，以确保严谨性。在郑晓静硕士毕业留华中工学院任教后，叶开沅又极力鼓励她到兰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解决该领域的其它一些遗留问题。他亲自找到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朱九思同志，请他支持。就这样，郑晓静于1985年3月来到兰州大学成为叶开沅的博士研究生。此后，郑晓静在叶开沅先生的指导下，对各类圆（环）薄板大挠度问题解析求解的主要方法，如摄动法、迭代法和幂级数法的解的函数集表征、收敛性和定量求解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实现了级数解、高阶摄动解和迭代解等近似解析解的计算机求解；通过提出一种新的内插迭代法来解决薄板非线性问题从小挠度情形的线性解出发经非线性解到达接近薄膜解的所谓“过渡问题”等。在这些研究获得阶段性进展时，叶开沅作为《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委，推荐郑晓静的研究论文（他没有署名）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并专门邀请钱伟长先生来兰州大学主持郑晓静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评价这一工作是“国内外少见的优秀工作”，“已处国内外领先地位，是五十年来该课题最完备的一项研究”。之后，叶开沅又作为常务理事向中国力学学会推荐郑晓静参选“中国青年科技奖”。1988年，经中国力学学会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推荐，郑晓静获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在此之前，叶开沅对此事只字未提，郑晓静直到被通知获奖，才得知为叶开沅先生所举荐。1992年，郑晓静还因这一博士学位论文成果被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叶开沅也被甘肃省授予“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称号。叶开沅的指导和支持，使得郑晓静的研究能力得以快速提升，为她日后转入电磁固体力学、风沙环境力学这些学科跨度较大的研究领域做出重要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97年，郑晓静成为兰州大学首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2010年又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工程领域的院士（即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86年，叶开沅在应邀主持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黄义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孙博华的硕士论文答辩后，对于该生的研究激情和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他到兰州大学在其名下攻读博士学位。孙博华硕士毕业后来到兰州大学，在叶开沅先生的指导下继续从事锥壳和组合壳的力学分析研究，其研究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在博士研究生期间，孙博华组建了兰州大学研究生会，任首届研究生会主席；于1987年自筹经费组织了在兰州召开的全国青年力学学术会议，并任会议主席。叶开沅先生对这些都给予了热忱鼓励与支持。孙博华博士毕业后，叶开沅推荐他赴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获得洪堡奖学金后赴德国等国家留学。目前，孙博华是南非开普半岛理工大学机械系教授，2010年当选为南非科学院院士。 　　叶开沅先生亲自系统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生周又和，也是应叶开沅先生之邀并怀着对叶开沅先生的仰慕投奔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1986年暑假，叶开沅专门找到时任华中工学院力学系讲师的周又和，希望他来兰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周又和为叶开沅先生的这一举动所感动，于次年9月来到叶开沅先生门下就读博士生。叶开沅先生针对当时航空仪表弹性元器件研制中所涉及的谐振式弹性元件的载荷-频率特征关系这一基础问题，让周又和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是一涉及到非线性柔性板结构静、动态力学行为分析的力学课题。周又和在叶开沅先生的指导下，首先将问题分解为非线性静态部分与动态部分，在证明静态解对动态解存在影响——即确认了谐振弹性元件设计的理论基础后，在静态解可以精确得到的情形下，对于静态变形附近的小振幅自由振动的本征值问题采用级数解展开，将其转化为无穷阶代数特征值问题。再通过引入关于有限独立变量的一组数学变换将无穷阶代数特征值问题转化为仅与边界条件数目相同的有限阶代数特征值问题，从而获得了高精度的载荷-频率特征关系。最后，针对大振幅非线性自由振动问题中振幅对频率的影响问题，采用非线性振动分析中的PLK摄动法进行了讨论。由此，解决了振膜式谐振弹性元件、振弦式谐振弹性元件的载荷-频率特征关系的高精度计算问题，并在圆板受压的屈曲与后屈曲研究中也取得成功。叶开沅先生对这一研究结果非常满意，邀请清华大学龙驭球教授与天津大学陈予恕教授（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学者组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对这一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后，于1996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迅速提升的科学研究能力为周又和后来在压电智能结构动力控制、铁磁和超导材料及结构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奠定了基础。周又和于1999年被批准为第二批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0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6年他领衔的力学科研团队入选为教育部“新世纪长江学者创新团队”，2008年获“国家教学名师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9年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六、文理兼备 多才多艺 　　叶开沅的戏曲史研究，几乎与力学研究同时进行。他的父亲从事过婺剧，哥哥从事越剧，他自幼出入剧院，对周信芳、小杨月楼、高雪樵、王桂清等戏曲名家印象深刻，深深迷上了祖国的传统艺术，并随之渐渐关注起戏曲研究。他很熟悉其家乡流传的婺剧，深感婺剧好则好矣，却没有一位专家能指出它的来龙去脉。还在北京读书期间，他利用暑假回老家收集资料、遍访老艺人、一遍一遍地看婺剧。他把史书中的零散资料和老艺人提供的活材料，分门别类、整理成卡，合纵连横、比较研究。终于发现，许多婺剧底本与宋朝以来的南戏剧本有惊人的相似。这证明了他自己当初的大胆设想：南戏的发展有民间艺人和文人学士两流。这一发现为资料匮乏的南戏研究开辟了新径。 　　经过10余个寒暑，数易其稿，在“文革”之前就以他为主写出了长达30万字的《婺剧高腔考》。在初稿完成后，叶开沅将初稿送交有关部门，希望引起重视。对于这一叶来路不明的小舟，想驶入艺术的汪洋大海，谈何容易。就在叶开沅受阻不久，著名戏曲史家、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赵景深和《戏剧报》副主编戴不凡向他伸出了热情之手。他们认真读了他的全部手稿，频频通信探讨，提出修改意见，并向浙江省文化局推荐。然而，“文革”的到来，这一书稿也成了叶开沅的一大罪状，连支持过他的赵景深先生也因此大吃苦头。直到叶开沅彻底平反后，由他爱人葛诒禔抄写的字迹隽秀的手稿，才从他的“反革命”档案中找回。1981年《婺剧高腔考》一书由日本东京龙溪书舍出版后，2004年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由他撰写的《叶开沅戏曲论文集》也被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奠定了叶开沅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的地位，他被人誉为中国戏曲史学家。 　　为了推动戏曲史的研究与学术交流，1984年叶开沅与赵景深等人一道发起创办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学术刊物《戏曲论丛》，叶开沅出任副主编。在赵先生逝世后，他出任主编。由于他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的成就，1986年他当选为中国戏曲协会常务理事。为振兴中华戏曲艺术，叶开沅还两次自己出资举办京剧演唱会，并在国内外多次作有关戏曲史方面的学术报告。他作为兰州大学中文系的兼职研究生导师，还指导学生从事戏曲史方面的研究。在自然科学家中，像他这样在戏曲艺术方面如此执着，又有相当成就者是极为少见的。 　　叶开沅不仅对戏曲史有很深的研究，而且也是一位高级京剧戏迷和票友。紧张工作之余，他会哼上一曲京剧来缓解压力。他对京剧的一招一式、唱腔与吐字，都有极高的鉴赏力。在移居加拿大后，他还参加华人的定期京剧票友演唱活动，而一旦回到兰州，又与兰州的票友们聚在一起演唱，使他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七、虚怀若谷 海纳百川 　　叶开沅先生在“文革”期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频遭批斗，受到过一些皮肉之苦，并蒙受不白之冤遭受牢狱之灾长达7年有余。其间家庭受到严重冲击，妻子被迫害，自杀身亡，小孩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他的科研与教学中断。然而，在他平反恢复工作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开展工作、提升水平，发展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对于自己的不幸遭遇极少抱怨，更没有去责怪参与批斗他的一些当事人，显示出一位科学家与长者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在“文革”结束后，我国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师资队伍的规模和水平都亟待提高。为了培养年轻人，让年轻教师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叶开沅不仅帮助年轻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包括遴选科研方向、修改研究论文等，而且还积极推荐他们到国外大学交流访问。为此，他不计前嫌，对那些在“文革”期间错误地批斗过他的年轻教师，只要他们还有意愿并具备一定能力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他都一视同仁地给予热情相助，在业务与行政两方面都与其他人一样给予同等机会，使他们一道为学科的发展发挥作用。当年，出国进修是教师提升能力、扩大视野的一种有效途径，他同样为这些教师出国留学进修写推荐信。在组成的第一届力学系的行政班子中，他可以与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共事，包括曾经批斗过他的人，有时甚至还对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委以重任。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次正教授职称晋升过程中，力学系只有1个名额，却有3位教师申报，其中一位教师一直在国外。当学校征求叶开沅的意见时，他为了吸引这位教师回国，不顾这位教师曾经在“文革”中批斗过他，并在他刚恢复工作时不同意安排他回到教师岗位等恩怨，毫不犹豫地举荐了这位教师并使其职称得到了晋升。由此也引起一些人对叶开沅的误解，认为他尽管敢于直言、敢作敢为、敢于担当，但在这些事上却有些善恶不辨。当然，今天看来，叶开沅先生当初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标。但对于叶开沅来讲，他想到的只是如何共同把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办好。也正是叶开沅先生的这一良好愿望与宽广胸怀，在今天仍教育着、感染着、激励着兰州大学力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为完成叶开沅的未竟事业——促进兰州大学力学学科的蒸蒸日上而坚守着、工作着、奋斗着。 　　　　　　　　　　　　 后记 　　本文是应科学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力学）的“叶开沅”条目之约请而写的，历经一年才终于得以完成。由于叶开沅先生生前很少提及他早年在北京大学直到后来在“文革”中的经历，这方面的信息是从他的档案、相关文献资料、他的同事或学生那里收集得到的。可能有些不全面或有失偏颇或评述失当，在此，恳请读者给予谅解并批评指正。值此叶开沅先生去世三周年之际，我们也希望以此文来纪念叶开沅先生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发扬光大他所开创的事业。叶开沅先生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杰出人才，能在学术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如此卓著之成绩，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正直的为人、不屈的意志及对人的博大胸怀等都是很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总结和思考的。受学识水平所限，本文离这一目标还相差很远。值得欣慰或可以告慰叶开沅先生的是，今日之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在兰州大学后学们的努力下，在国内外力学前辈与同仁们的关怀和支持下，已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致谢 ：文中很多资料来源于兰州大学俞焕然、暨南大学刘人怀、北京大学武际可、上海大学程昌钧等与叶开沅先生共事过的老师和他的学生撰写的文章或回忆，如武际可老师的《力学史》著作等。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刘人怀、俞焕然、武建军（兰州大学）、郑晓静（兰州大学）等人的帮助，文稿写成后得到刘人怀、程昌钧、俞焕然、郑晓静等人的审定与指正，郑晓静、赵社文（兰州大学）对最后的文稿进行了文字润色修改。在文稿定稿之际，北京大学武际可老师提供了叶先生早年在北大工作的一些信息。与此同时，学院很多老师对文稿的文字部分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感谢！ 　　（ 作者为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院长、教育部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本文发表于《兰州大学报》总第804期5、6版，文中楷体字部分为作者注 ） (来源： 兰州大学报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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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热度 3 hongfei 2011-5-1 09:41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转载】 2011.05.01 又再转载一篇老校友华新民先生的文章。 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文章』，链接： http://xmhua.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html ************************************************************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转贴） (2011-03-11 09:54:05)转载 标签： 转载 杂谈 分类： 转载 ·华新民· 一，故乡的背影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 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 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 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 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 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 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 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 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 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 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 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 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 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 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 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 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 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 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 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 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 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 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 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 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 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 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 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 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 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 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 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 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 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 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 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 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 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 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 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 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 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１９０８年），他和 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 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 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 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 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 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 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 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 “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 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 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 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 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 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 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 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 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 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 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 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 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 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 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 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 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１９０５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 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 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 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 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 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 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 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 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 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 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 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 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 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１９６２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 “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 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 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 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 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 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 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 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 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 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 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 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 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 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 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 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 “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 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 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 他在１９４８、４９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２４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 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 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 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 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 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 “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 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 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 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 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 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 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 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 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 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１９４８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 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 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 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１９４９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 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 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 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 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 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 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 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 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 １９５０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 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 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 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 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 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 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 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 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 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 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 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 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 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 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 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 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 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 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 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１９５７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 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 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 “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 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 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１９４９年的解放“正 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 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１９５５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１９５０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 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 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 叔叔在１９４９年分道扬镳，一直到１９８１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 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 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 儿远离政治。１９８３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 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 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 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 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 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 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 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 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 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 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１９４９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 年，１９８０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 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 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宾 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 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 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 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 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 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 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 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 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 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 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 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 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 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 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 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 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 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 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 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１９４９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 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１９４９年后，“西化派”中的 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 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 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 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 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 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 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 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 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 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 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 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 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 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 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 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 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 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 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 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 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 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 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 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 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 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 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 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 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１９４６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 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 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 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 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 锡市管辖。蒋１９３２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 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 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４１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１９５０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 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 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 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 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反击右派已经开 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 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 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 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 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 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 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１９４８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 永熙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 史问题而受到审查。１９６７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 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 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 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 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 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 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 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 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 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 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 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 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１９５７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 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１９５７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 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 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 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 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 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 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１９５７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 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 “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 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 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 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 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 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 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 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１９８６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１９８６ 年１１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 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 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 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 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１９８７年３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 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 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 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 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 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 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 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 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１９５７年的 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 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 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 电影“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 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 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 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 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 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 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 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 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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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漫谈（19）：学真功夫 不学花拳绣腿

热度 15 sqdai 2011-4-17 06:46

古人在学习方面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学以致用”（参看《中庸》中的论述），也就是说，对于万事万物，要穷其究竟，学到实用的本事，并用于实践。习武时，则应特别注意掌握可用于实战的真功夫，而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我们学习科学知识时，也应如此。 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选课时应该充分注意这一点。去年，对于我校开设的只讲 word 、 Excel 之类的“计算机文化”课，我曾大加挞伐，不少博友表示赞同，目前至少在局部范围内得到了改进，因为这种科目属于“花拳绣腿”之类，不必通过一本正经地修课就能在实践中学会。还有，近年来年青学子用于外语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多，总体来说，外语水平却未见明显提高，我们在议论时，都隐隐觉得，当今公共外语的教学模式似乎存在问题，学生们对听说读写“四会”的“真刀真枪”学得太少，学了太多的“花拳绣腿”（详见博文《外语学习十日谈》，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30732do=blogid=352587 ）。 那么，什么才是“真功夫”？一般来说，指的是对于分析问题、发现问题、归纳问题、解决问题真正有用的基础知识和工具。如果做得更好一点，掌握一些“绝活”，亦即别的同行不会使用或不善于使用的“武器”，就像关羽会舞青龙偃月刀，吕布会使方天戟。这样，你就有可能得心应手地进行科学创造。 除了外语、哲学等公共课，各个专业的基础知识和方法工具各不相同。所以我这里只能谈谈我比较熟悉的力学。作为力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实验、解析和数值模拟这三种处理方式的真功夫。我们还是较为具体地看看钱伟长先生治学的“三大法宝”吧！ 2002 年，钱先生九十华诞前一个月，我受命在钱伟长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做主旨报告。我先化了一周时间，通读了他的主要著作，即《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中所收的 84 篇论文，这些论文我此前我只是零星地读过。经过这一番通读，我较为深切地领悟了他的学术思想中的一些精髓，特别是，总结岀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所仰仗的“三大法宝”——张量分析、渐近分析和变分法及有限元，通过剖析其中的一些代表作，领略了他利用、发展这些有效的应用数学工具的超凡能力。 他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用的主要方法是张量分析，他是纯熟地应用这一武器专攻弹性板壳理论的第一人。正是利用这一“法宝”，辅以拖带坐标系等，他写出了这篇传世之作。（详见 2010-12-6 d 博文《钱伟长学术成就浅说（一）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30732do=blogid=390709 ） 。 1978 年，他为了在国内传播理性力学，组织翻译出版 Eringen 的《连续介质力学》这一巨篇，分成 17 册印行，并自告奋勇翻译其中的第一分册《张量分析》，我认为，这是这套丛书中译得最好的。 学成回国之后，钱伟长的首批成果是弹性薄板的大挠度理论，其中，他把渐近分析中的摄动法应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1947 年，他创造了一种系统近似法，被后人成为“钱伟长法”；紧接着，在 1948 年，他建立了一种合成展开法，开了这一种奇异摄动法的先河。此后，他和他的学生们（如叶开沅等）的许多工作都得益于渐近分析，并作了进一步发展，钱伟长先生成了国内开发和应用奇异摄动法的先驱者。他的这一系列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60 年代之后，他的主要学术创造在变分法及有限元方面，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并因此与胡海昌等人一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发展的拉格朗日乘子法及其在力学中的各种应用，得到了国际公认。 综观这些工作，其中的闪光点在于，对于每一种“武器”，他不是拿来用用，而是在应用中予以重新磨练，使之可以制服“强敌”。当然，钱先生所用的科研武器不仅限于这三种。 钱伟长 先生担任我所所长之后，身体力行，通过各种课程、讲座、 seminar 报告，在我所普及了这“三大法宝”。我在所里经常强调，要把钱先生手里的“法宝”接过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大家都用心地在做，例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如今有了计算机符号运算（计算机代数）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可以把这个“元素”加入渐近分析，因此，所里“渐近分析与计算机代数”这一课程常开常新，让新生代学子得以免受推导繁复的数学公式之苦。 钱伟长 先生经常强调：不要怕数学，要捏着鼻子到数学的海洋里游泳，但要记着爬上来，不要在数学的海洋里淹死。他认为，这才是应用数学和力学工作者的真本事。 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要在科研疆场上纵横驰骋，就必须掌握十八般武艺（不包括花拳绣腿），必须在自己的科研武器库里不断添加新的兵器。这是老一辈学者教我们的学习之道、科研之道。 近年来，在学位论文的答辩决议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套话：“论文表明，作者已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知识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见到这样的话，通过了答辩的研究生千万不能沾沾自喜，因为这些只不过是八股套话，有点言过其实。唯一的好处是指明了你以后学习进取的努力方向，以免名至而实不归。 总而言之，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学会使用真刀真枪，而不是什么花拳绣腿。 写于 2011 年 4 月 17 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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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老校长的足迹——清明节缅怀钱伟长先生

热度 5 sqdai 2011-4-5 22:11

清明节前，陪同央视“钱伟长与上海大学”摄制组寻访钱伟长先生故居，感慨良多。 这是八年来我第四次踏访钱伟长故居。此次故地重访，心情很不一样。前三次，老先生健在，看到他成长的环境，触摸那些历史陈迹，倍感亲切；这一回，老先生已驾鹤西去，看到啸傲泾的水依然静静流淌，七房桥村周边景色依旧，荡口镇中心小学仍然生机勃勃，鹅湖还是那样烟波浩淼，我心里却有一种惆怅，有一种“人去楼空”、怅然若失的感觉。 这就是钱伟长呱呱坠地的地方吗？ 这就是他幼时抓鱼摸虾的河浜吗？ 这就是他接受启蒙教育的学校吗？ 这就是他乘舟东行去苏高中的河道吗？ 这就是他负笈北上远赴清华的起点吗？ 岁月悠悠，转眼过去了近百年！这里经历了沧桑巨变，旧貌换新颜。只有啸傲泾、鹅肫荡（鹅湖）见证着历史：送往迎来一批学者名人，见到了身边走过的院士、大师！要知道，五万余人口的鸿声里，走出了钱穆、钱伟长、钱临照、钱令希、钱俊瑞、邹承鲁、钱易等大师级学者！ 此行目的除了协助央视摄制组拍摄专题片以外，更重要的是：深入细致地探索大师的成长之路，用以昭示后来者。也就是说，当好承上启下的“二传手”。 七房桥村的变化很大。上次专访时见到的正在建造的“钱氏家族怀海义庄”已经落成，可以开门迎客了；钱穆、钱伟长故居已修缮一新，原来火灾后仅存的半间素书堂已拓展成四进旧居，大致恢复了当年的模样；钱穆、钱伟长陈列室正紧锣密鼓地筹建。我们已经可以闻到钱氏家族的浓厚的人文气息。 在怀海义庄里，我特地仔细参观了钱伟长的父亲钱挚亲手于 1908 年创建的私立又新小学旧址，这个陈设简陋的小学渗透着钱挚的心血，这位质朴的前辈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他后来就任梅村中学训导主任，为扩建学校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如今梅村中学里还立有钱挚的塑像。我想，钱伟长先生倾心奉献于教育事业，莫非就有这样的一脉相承的“基因”么？ 走过钱伟长居住过的素书堂，我不禁浮想联翩，仿佛看到钱伟长的祖父钱承沛先生，忍着日益严重的眼疾，日夜披阅《史记》的镜头；看到钱伟长伴着他四叔钱穆挑灯夜读的场景；看到钱家的“家庭音乐会”的热闹场面。就是这个诗书之家孕育了大师的成长。 参观之后，敬业的央视摄制组还在精心摄录镜头，我则与钱伟长先生的堂弟族侄老先生促膝长谈，探究钱穆、钱伟长先生的往事，搜集到不少珍贵资料。有关故事今后慢慢细说。总的体会是：大师之成为大师，决非偶然。 钱煜老 先生告诉我，钱伟长先生有浓厚的故乡情。一有机会，就会来到七房桥村和荡口镇，那里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在他的故居、他的母校荡口镇中心小学，留下了许多珍贵镜头。你看，他和孔老师与小学师生的合影中，钱先生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 如今，这位可爱的老人已经远行。在深切缅怀他的同时，我也感觉到身上的责任：我应该继续沿着他走过的足迹，细细把握历史事实，把这位老人的成长轨迹如实地描绘出来，这是纪念他的最好行动。 写于 2011 年 4 月 5 日 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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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和钱伟长，两人不仅是同窗好友，也是相濡以沫的同事

dhwang 2011-3-31 12:11

郭永怀夫人李佩追忆钱伟长 我对钱先生的记忆 1940年8月，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在俄国皇后号邮轮上。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林家翘，第五人为钱伟长，后排右三为郭永怀。 1986年6月，钱伟长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博士生讲课。（ 照片来源：上海大学） ［科学时报 王丹红报道］ 获知钱伟长先生去世是在7月30日中午，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佩在北京中关村的家中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回忆起她记忆中的钱伟长。 李佩是著名力学家，我国导弹、核武器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夫人。70年前，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同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回国后，钱伟长和郭永怀先后出任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并在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授课，两人不仅是同窗好友，也是相濡以沫的同事。 同船赴加拿大留学 李佩第一次听说钱伟长的名字是在1939年。当时，抗战烽烟中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辗转昆明，共同成立西南联大。李佩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钱伟长和郭永怀都是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只是钱伟长来自清华大学，而郭永怀来自北京大学。 “我怎么知道钱伟长的呢——1939年春，学校公布有7人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留英公费生，其中就有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他们3人都是专门攻读应用数学和力学的。本来英庚款规定，每门学科每年只录取一名留学生，但这次，他们3人考得一样好，因此，在重庆的考选委员会上，清华大学的叶企孙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饶毓泰教授为他们力争，终于让英庚款基金会同意破格同时录取他们3人。” 1939年，共有22人考取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赴英留学的行程一波三折。 “当他们在1939年9月乘船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所有客船都被征为军用，英国也拒收外国留学生，他们只能被迫返回昆明。1940年1月在上海集合乘船转加拿大，但大家在船上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时登岸游览，他们非常愤怒：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他们决定，绝不接受敌国签证，于是全体人员携行李下船、返回昆明；直到1940年8月才在上海乘俄国皇后号邮轮，于当年9月抵达多伦多。” 1940年9月17日，郭永怀、林家翘等进入多伦多大学，这也是该校第一次授受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 他们3人都选择了应用数学系。多伦多大学有两位著名的应用数学教授，一位是英联邦应用数学的知名学者辛祺（J.L.Sygne），一位是波兰物理学家英菲尔德（E.Infeld），两位教授都是欧洲哥丁根学派的传人。大半年后，他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当时，因为多伦多大学没有能够指导流体力学的教授，郭永怀和林家翘就向英庚款基金会申请，能否到美国学习。 基金会同意后，两人在1941年5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当时钱学森已经在那里了。钱伟长则是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才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冯·卡门在美国国家喷气推进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 3人出国前，只有钱伟长一人已婚，夫人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孔祥瑛。抗战胜利后，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回国，成为清华大学教授。 李佩记得，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中关村北区她家附近，有一个微生物数学学科的二层小楼，钱伟长在这幢小楼里成立了一个应用数学研究室。“最早回国的那些人，如林鸿孙等，都到他那里去帮忙工作。” “他当时一直在做学问” 钱学森1955年回国，和钱伟长共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是所长，钱伟长是副所长；同时，钱学森又让钱伟长筹办自动化研究所。“另外，当时他们也在清华大学创办了一个钱学森力学班，钱伟长也在班上授课。我们于1956年回国。不久后，钱伟长被划成‘右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清华力学班就让郭永怀接管了”。 李佩记得，在清华时，钱伟长就主张教授治校，行政部门因此对他非常不满，觉得他太霸道了。1957年6月6月，包括钱伟长在内的“六君子”发表对政治局面的意见，反对院长调整政策将清华改为工学院等；之后，“六君子”全部被划为“右派”；后来，中央考虑到华罗庚推广优选法对国家的贡献，不再将他划入“右派”之列。 对钱伟长来说，这顶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2年。 “那时老郭继续委托钱伟长为《力学学报》审稿。当时有一个‘左派’学术权威对钱伟长的审稿非常不满意，质问郭永怀：‘你怎么可以让“右派”来审我“左派”学术权威的论文呢？’老郭说：‘我很清楚钱伟长的学术水平，在学术上没有左右之分，只有正确与否之分。’这么回答后，老郭仍旧请钱伟长审稿。” 在钱伟长被划为“右派”期间，李佩和郭永怀曾到清华大学照澜院钱伟长家里看望，“老郭对钱伟长说：‘现在人家不怎么批斗你了，也没有人打扰你了，你正好可以多做点学问。’” “我确实觉得钱伟长在那段时间写了好些论文。因为有一次我到力学所，大概是在1960年左右，下楼时正好遇见他上楼去图书馆。我问老钱来这里干什么，他高高兴兴地说：‘我来图书馆查资料。’所以，可见他当时一直在做学问。” 念念不忘清华 1979年，中央撤销了将钱伟长划为“右派”的决定，在北京，李佩和几位好友决定以聚餐方式庆祝。李佩清楚记得钱伟长对她说：“我要感谢邓小平，是他解放了我。” “而且，邓小平还对他说：‘你在北京树敌太多，现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在物色一人做校长，我看你就到上海去吧。’”她回忆道。 事实上，李佩讲，上海工业大学当时确实想请钱伟长出任校长，但到清华大学了解情况时，清华表示：钱伟长已年过七旬，年纪大，该退休了。之后，上海方面越过清华大学和教育部，直接找到了邓小平。“钱伟长就这样到上海去了。” 在美国时，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等多次探讨回国后怎样效力祖国，他们希望回去要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 1968年，郭永怀因所乘飞机在北京机场附近失事而牺牲。 50多年后，当钱伟长准备到上海时，他决定带两位力学研究方面的助手，最后将郭永怀在力学所的3位研究生之一戴世强带到上海。 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钱长伟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在上海工业大学，钱伟长提出拆除“四道墙”的口号，即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 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北京时曾跟钱伟长念过书，“所以钱伟长在上海实施教授治校等举措，都可以通行无阻。他以清华校训作为办学理念，主要是理工合一，因为上海工业大学本来是工科学校，他认为不妥，一定要既有理科又有工科。其实，钱伟长的办学方针与当年的冯·卡门学派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思想也是钱学森的思想：以理带工，不管研究哪一项，一定要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强调注重学生质量、培养好学生的责任在于教授，因此，一定要有好教授来指导学生”。 “今天的‘钱学森之问’，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办不好，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李佩说。 在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李佩曾经到过上海。她说：“我看见钱伟长在上海大学门口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刻着‘自强不息’，这其实是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可见，钱伟长对清华大学确实是念念不忘的。” 《科学时报》 (2010-8-2 A1 要闻) 科学网转载：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8/235401-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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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钱伟长：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

热度 16 sqdai 2011-3-29 07:14

【按】钱伟长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八个月了，今天重发这篇旧文（原载《中国青年报》），旨在与大家一起进一步探索学术环境问题，这是目前我国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编前： 2010 年 7 月 30 日 清晨 6 点 20 分 ，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钱伟长院士辞世，享年 98 岁。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 “ 三钱 ” 。随着钱伟长先生离世， “ 三钱 ” 的最后一位也离开了我们，中国科技界正面临一个大师凋零的年代。 长期跟随在钱伟长先生身边工作的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特为本刊独家撰文，意在对钱伟长先生乃至 “ 三钱 ” 的大师之路作一番探寻，并尝试就当下人们关注的 “ 钱学森之问 ” 做一些初步回答。 家学渊源 名师熏陶 钱伟长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叔辈都是乡村教师。父亲英年早逝，钱伟长受四叔钱穆的影响最大，钱穆仅上过中等师范学校，靠艰苦奋斗自学成才，毕生著述甚丰，多达 76 部（本），经、史、子、集皆精通，香港学术界称他是 “ 博通四部，著作等身 ” 的国学大师。四叔不仅资助钱伟长完成中等教育，而且经常让其陪读，少年钱伟长跟着四叔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投考高中时，由于数理基础差，钱伟长以末名进入四叔任教的苏州高中，在那里得到了钱穆、吕叔湘、陆侃舆、沈同洽等一代名师的指点。尤其是数学老师严晓帆让他每晚去教师宿舍为他额外补课，两人一起开夜车，从此钱伟长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而且是 “ 六十年一贯制 ” 。钱伟长先生生前曾说： “ 在苏州高中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 钱伟长成才最重要的里程碑是， 18 岁进了当时最好的大学之一 —— 清华大学。他家境贫寒，幸好得到实业家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的资助，才圆了大学梦。 进清华后，他经历了大家知道的 “ 弃文学理 ” 的抉择，如愿进了物理系。如他在回忆中所说： “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中，得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当时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 6 位著名教授，不仅讲课动人，而且同时都刻苦努力在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系内的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 ‘ 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 ’ ，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 …… 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来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学者玻尔、狄拉克、郎之万都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 ” 在这批名师（特别是吴有训）耳提面命的教导下，钱伟长的学业突飞猛进。他经常从四五点学到晚上十一点（当然下午四点半一般在马约翰教授指导下参加体育活动），跟当时的数学系文员华罗庚比赛 “ 谁是清华第一用功生 ” ；他不仅学了物理系的所有课程，而且根据学校自由选科的原则，修完了数学系等系别的主干课程，在数理化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幸运的是，钱伟长进入清华之时，正是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执掌校政，梅先生的坚持学术领先、优教优育、无为而治的办学理念给清华带来了十七年（含西南联大时期）的辉煌。钱伟长是受益者之一（紧随他的是钱三强等人）。正如钱伟长先生在《八十自述》中所说： “ 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的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可忘怀的六年。 ” 中西结合 学派真传 钱伟长成才的第二个里程碑是： 28 岁负笈西渡，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得到了当时最优秀的一个科学学派 —— 哥廷根学派的真传。钱伟长曾师从于哥廷根学派的传人辛吉（ J ． L ． Synge ）教授和冯 · 卡门（ Th ． von Karman ）教授，哥廷根学派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他成为学术大师有关键性作用。 1940 年 9 月，钱伟长与郭永怀、林家翘一起，来到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成为该系主任辛吉的门生。半年后，他们取得了硕士学位，成为多伦多大学办学历史上最优秀的、最著名的中国留学生。郭、林二位转赴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冯 · 卡门的博士生，而钱伟长当时的研究方向与辛吉完全一样，他们分别从宏观和细观角度探索弹性板壳的内禀统一理论，因此留下攻博。 辛吉认为，钱伟长的选题有前沿性，符合当时的迫切需求：随着飞机、火箭、大型结构物等的涌现，板壳构件变形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而当时的板壳理论五花八门，缺少统一的形式与分类。于是师生间反复切磋。那时辛吉应邀将参与庆祝 1941 年的冯 · 卡门六十大寿，就让钱伟长以此为题，赶写一篇祝寿论文。钱伟长连开了一个月夜车，到 1941 年年初，论文定稿，编入冯 · 卡门祝寿文集。钱伟长与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爱因斯坦、冯 · 诺伊曼等 28 人一起成为该文集的作者。钱伟长一举成名，大大增强了跻身于一流科学家之林的自信心。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 “ 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 Synge ， Infeld 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学院也多次和 von Karman 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廷根学派的传人。哥廷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对物理过程的理解，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用得漂亮，用得朴素简洁。 …… 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 ……” 1942 年，钱伟长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并在创刊不久的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分三篇连续发表，成为后来一段时间的弹性力学工作者必读的经典之作。而后，钱伟长到冯 · 卡门处做博士后研究，更多地接受了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熏陶。 1943 年，他在冯 · 卡门的指导下研究了薄壁柱体的变扭问题，两人多次讨论后，用全新的思路，完成了变扭率扭转的论文。冯 · 卡门审阅后高兴地说，这是他署名的弹性力学论文中最富有经典味道的论文。钱伟长与冯 · 卡门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钱伟长说： “ 在这一晚的谈话中，使我充分理解了哥廷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 这里对哥廷根学派做一简单介绍。哥廷根大学创办于 1734 年，长期以来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数学中心。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素有 ‘ 德国大学王子 ’ 称号的哥廷根大学，以倡导自由、独创的学风闻名于世。这种治学精神终于使它成为培育 20 世纪科学巨匠的摇篮。正是哥廷根的一批学生，为原子弹和空间时代奠定了基础。哥廷根学派创始人克莱因认为，工科大学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应该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家也需要具备一些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是哥廷根大学的一大改革。此后几十年，它对全世界大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多伦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在学术理念上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他尤其懂得了哥廷根学派的基本特点 —— 理论与实际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结合，建立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他在这种氛围下逐渐成为大师，也把这种优秀的科学传统带回了中国。 “ 三钱 ” 之路 如出一辙 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详细探寻 “ 三钱 ” 中的另外二位 —— 钱学森和钱三强的成才之路。这里，只指出他们与钱伟长先生的相似之处： —— 他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代有良好的成长环境。钱学森的父亲是教育家钱均夫；钱三强之父是著名国学家钱玄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就懂得爱国当自强，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 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都接受了最好的高等教育。钱学森毕业于名校交通大学；而钱三强则是比钱伟长晚两届的清华物理系的高材生；他们的大学教育，使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他们有欧美留学经历，在国外接受了名师指点，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而且在三十岁左右就建功立业，开始跻身于国际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因此， “ 三钱 ” 成为大师决非偶然。 “ 三钱 ” 都已远行，国人在悲恸之余，都在寻思：新的大师在哪里？于是，就有了 “ 钱学森之问 ” 。 回顾钱伟长等大师的成才之路，我的感悟是： —— 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诺贝尔奖不是靠拔苗助长规划出来的，大师是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必须通过优化成才环境，才可能有大师涌现； —— 优化环境的头等要务是优化教育。人们都心存疑问，八十年前，我国的国力远不如现如今，为什么那时的清华、北大、交大（还有条件极差的西南联大）能培养出大师来，现在反而不行了呢？上个世纪我国拥有大师级的教育家、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等，现在我们有吗？关键是我们缺少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缺少高瞻远瞩的教育大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条件奢谈大师； —— 优化教育的要务是给办教育者足够的自主权。毋庸讳言，八十年前的大学校长的自主权比现今大多了，他们有最高的人事权、财权和外事权，现在有吗？大家还记得，蔡元培先生由于当年的北洋政府剥夺了他做校长的自主权，愤而辞职。现在，上海大学尽管不是名校，但却是内地办得比较有章法的大学，就因为它的校长钱伟长比上海市长 “ 名头 ” 还大，他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他能在上级的支持（有时是被迫支持）下，放开手脚地干，干得比一些名校还痛快； —— 必须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努力汲取我国古代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先进理念，结合实际，为我所用。 还可以列举更多。在我看来，造就大师，首先要优化环境，为准大师的成长营造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地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 “ 三钱 ” 。 ( 作者：戴世强，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2010-8-3 ) http://focus.news.163.com/10/0803/11/6D5J1FU600011SM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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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贫乐道与安居乐业

热度 8 sqdai 2011-3-23 06:46

昨天下班，与年青同事一起回家，一路聊天，聊的话题环绕“安贫乐道”和“安居乐业”这两个成语，还联系到一些实际问题。到分手时，我们形成的一致结论是：老百姓（譬如我们这样的普通教师）自己应做到安贫乐道；领导者（不管哪一级）则应努力做到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当然自己应该做安贫乐道的清官。 最早听到“教师应该安贫乐道”的训诫，出自钱伟长先生之口，在《钱伟长文选》里常可找到这样的语句。尽管在他早就衣食无忧，尽管他对生活细节不甚了了，连西瓜的时价也搞不清楚（见 2009-10-09 的乐乎博文），但他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人，常想到如何使他的属下安居乐业。以我自己的事情为例，我在 2009-07-25 的博文里写过，在我调到上海工大之前，他对我说：“你到这个所里来，希望你潜心做学问，尽快做出一流的工作，给年青后进做出榜样来。我没法给你高待遇，但将为你创造尽可能好的科研条件，接下来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从这些话里，既可看出他对我的“安贫乐道”的要求，也可体会他想让我“安居乐业”的心情。 据我所知，钱先生到上海工大之后，对学校基建过问得不算很多，但我知道他抓了如下几件事情：兴建外宾招待所（乐乎搂），为广泛的学术交流创造条件，解决了当时学校里连中档招待所都没有的困难；新建教师宿舍，解决当时的教师住房难的问题，在上工新村（广延路 350 弄）新盖 32 － 33 号楼，在西部小楼前的空地盖两栋新楼（现为广延路 52 弄 5 号和 6 号）；翻修、新建学生宿舍，我记得他说过，不能让学生住得太挤，特别是研究生，要让博士生一人一间，硕士生两人一间。学校基建处反馈说，按现有条件办不到，于是降低了要求。那时全校的研究生就住在靠近延长校区西门的那栋楼里，条件在当时已属上乘。由此可见，老先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长者，他时刻把让师生安居乐业的事情挂在心头。 我认为，做教师的，自己应该安贫乐道，在生活上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到为社会、为学校做贡献上，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出色的教师，在教学科研上有所建树；而做领导的，就要像钱校长那样，时时刻刻把所领导的人员的生活安排得尽量妥贴，你想到了，努力了，囿于条件，达不到理想境界，大家都能体谅。 再举几个例子。 记得我刚到中科院力学所时，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正在抓“安、钻、迷”的典型，有一次做报告时（张劲夫的报告特精彩，大概半年给全院做一次），他说，“安”就是安心工作，“钻”就是钻研业务，“迷”就是迷于科研。这个“安”字大有道理，上面那个“宝盖头”，就是房子，下面的“女”字，就是妻子、家属，只有有了住处和在一起的家属，才可能安心；没有“安”，就很难“钻”、“迷”，而“安”字则要领导创造条件，给予保证。我这里记的不是原话，但意思不会错，在一起听报告的我的同代人可予证实。 “文革”后期，胡耀邦同志曾短期复出，主政中国科学院，除了与“四人帮”作斗争，写著名的“汇报提纲”，整顿科学院以外，还抓了科学院员工的“五子登科”问题：炉子（煤球炉换成煤气灶）、票子（增加工资）、房子（改善居住条件）、妻子（解决当时相当普遍的两地分居问题）和儿子（小孩的入托、上学问题）。可惜的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耀邦再度受“四人帮”打击，他只来得及解决“五子登科”中的“炉子”问题，就离开了科学院。他的后任虽然不错，但在关心民间疾苦方面，怎么也及不上胡耀邦。所以，中科院的老同志对胡耀邦同志至今仍有深厚的怀念之情，觉得他是一位难得的好官。 总而言之，安贫乐道是下级对自己的应有要求，使人安居乐业则是对各级领导的基本要求。个中道理，非常浅显。 写于 2009 年 11 月 14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35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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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楚“瑕”后的“瑜”，才是真的“瑜”

热度 4 lvnaiji 2011-3-15 09:20

吕乃基 日前，叶永烈关于钱学森的长篇文章在南方周末等媒体刊出。 叶永烈的本意是澄清事实，还钱学森清白之身，孰料又引起争议，这是作者始料所未及。本来对钱学森的评价似乎已渐次平息，所谓盖棺定论，叶永烈即试图给“棺”上打下最后一根钉，却招来了又一轮争议。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笔者曾经看到另一份文章，博主未加考证，在此也提供给叶永烈先生，希望他能如就“粮食万斤”所写的长文一样，对钱伟长之右派一事，详加考证，以正视听。 钱伟长的去世，让许多年长的知识分子又想起了他那段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坎坷经历。那是在 1956 年，钱伟长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等职务，处于学术生涯的巅峰。 　　 1957 年 1 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文章，主张教授治校、理工合校、培养通才。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在当时，它会犯错。 　　这年的 5 月，《人民日报》再次出现钱伟长不合时宜的文章——《语重心长谈矛盾》——“我是老清华了，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钱伟长被众人攻击，而其中包括他的两个老同事——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和时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 　　蒋南翔在《反右派的斗争保卫了党的领导保卫了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方向》中写道：“钱伟长是全校右派的旗帜，不仅在学校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全国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是章罗联盟中六大教授里最活跃的一员大将。过去他运用两面派手法，曾经欺骗过许多党内外教师和学生，这次在运动中混水摸鱼，显露了原形。” ( 《北京日报》 1957 年 7 月 25 日 ) 　　在 7 月 17 日的《人民日报》上，钱学森这样说：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他一方面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上赞成力学研究所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说这个计划“劲头小”，“作得不够”；一方面又在清华大学说这个计划不行，“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非垮台不可”，言下大有在清华重搞一套之意……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1958 年 1 月 15 日，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被正式宣布为“右派分子”，并定为极右分子 ( 这是最严重的等级 ) ，撤销一切职务，接受批判。后因毛泽东一句“钱伟长还可以当教授嘛”，使他免去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厄运。 　　但是，教授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儿子受牵连大学不能考，他本人后来被发配首钢锻炼……一晃 20 多年。 　　 1979 年夏，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 55 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钱伟长“是还活着的 7 人之一”。 　　“但在清华大学，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到阻挠达 3 年之久。迟至 1983 年 1 月12 日 在中央决定把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一个月后，才勉强给了一张‘改正书’。”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这样写道。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06/135620841636.shtml 其实，做人难，做高官身边的人更难，在高官身边而又处于权力的光环之下，难上加难。在权力至高无上的年代，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被动地说或做了什么，本无可非议，不必苛求个人，实际上几乎整个民族都蜷缩于权力的阴影之下。影响之大如巴金那样，坦陈，然后忏悔，照样获得尊重。然而，若是处处藏着掖着，甚至在原初就是主动“建言”或助拳，就理应说清楚。说到底，对伟人尚且可以“三七开”，对钱学森又为何死守金刚不坏之身？ 瑕不掩瑜，不等于不可以说“瑕”。说清楚“瑕”后的“瑜”，才是真的“瑜”。 指出钱之“瑕”，最终并非针对钱本人，意在说明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一方面制约权力，另一方面坚守人性，从而走向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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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科学家：看主流，还是看瑕疵？

热度 19 陈安博士 2011-3-14 07:04

　　伟人（包括伟大科学家）的瑕疵让不让看？让不让人说？ 　　很多人说，你心理阴暗，干嘛非要看那不好的极少数极少数地方，你应该看主流。 　　那么，如果有人喜欢看瑕疵呢？捍卫者就会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 　　当然，这是在引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只是，稍微糟糕一点的是，引用者自己往往是苍蝇，即便他捍卫的人确实是战士。捍卫者有时会因为捍卫对象是伟人而误以为自己的苍蝇身份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成了“改良”“无公害”苍蝇。 　　其实，不管是看主流还是看瑕疵，至少都得让人看让人说，这是民主的基本要义。 　　我倒是不倾向于相信真有人天天看瑕疵，看那肮脏的玩意儿自己也不舒服。包括方舟子先生天天收到N多投诉信件的人，也不会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扔到新语丝主页上，总会有投稿被淘汰。 　　 　　之前，他的网站盯上了钱伟长先生，爆了不少主流媒体可劲宣传却并不符实的东西。最近，因为叶永烈写钱学森“万斤亩”事件的雄文，他的网站又连续放出来几篇反驳叶为钱辩护的文章。 　　 　　关于钱学森先生的万斤亩，我个人也写过一篇，算是为钱学森先生辩护的文章（一定有人把它看作是我藐视钱先生的文章，现在有些科学家的阅读理解能力我是不指望了），认为钱先生的亩产万斤是在“漫游未来”呢，而且他老人家这样的漫游是后半生经常做的事情，80年代后又“漫游”了人体科学和思维科学，不过他做这些东西都并非是专意作恶。倒有点类似牛顿似的，玩遍了当时能玩的所有科学门类，玩到能和他对话的人基本都被他熬死了，最后牛先生没得玩了，就去和上帝他老人家对话去了。只是英国没有政治家玩大跃进就是了，否则也许“牛先知”也会在《泰晤士报》上讲讲怎么利用光合作用让粮食丰产，顺手再具体指导指导农民怎么种粮食。 　　 　　伟大领导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诚哉斯言！理解这个话，应该是——真有人非谈那一个小手指头，不谈九个指头，也没关系，让他说好了。 　　自信的时候就让大家说说缺点又有啥。 　　可是，伟大科学家或者他们的拥趸却一定要给你亮那九个指头，告诉你皮肤还是很洁白的，并一心要藏起那一个小手指头，不让你看，偷看到也不让你说，那就没意思了。真说了，天还真塌下来？至少我不相信。 　　另外，说实在的，马屁话说多了，几十年来围绕着伟人的始终是马屁话，真也会腻，偶尔出来那么几句不太马屁的话也应该允许，就算是换换大家阅读物的风格好了。 　　【对了，本文又是一篇题目和内文有偏离的文章。题目看上去是选择题，但是，文章里并没有做选择，准备来挑事的朋友不会看了那道选择题就认为俺们选了“看瑕疵”吧，如果是这样，提前给您一个鉴定：纯弱智！隶属度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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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文共享（3）：徐匡迪：《钱伟长“擦枪走火”说作弊》

热度 3 sqdai 2011-3-12 08:02

【按】这里转载徐匡迪院士的一篇文章 （徐匡迪口述，汪文庆、刘一丁整理），供博友们周末阅读。曾担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的作者，曾与钱伟长校长共事 27 年，他的片断回忆翔实生动，值得一读。 钱伟长“擦枪走火”说作弊 和大家一样，我了解钱伟长先生是从“三钱”开始的， 1956 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时，钱老和钱学森、钱三强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誉为“中国的三钱”，从此成为当时年轻知识分子的楷模。幸运的是，作为上海工业大学的副校长，我与钱老有过共事、交往 27 个春秋的经历。去年 7 月 30 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你将忠于哪一国” 1946 年，钱老离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回到祖国，并出现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台上。 钱老赴美被拒签的事流传很广，成为一段佳话。但是，近年来，民间打假人士方舟子在网上撰文，说 1948 年美国的签证申请书，没有“若中美交战，你将忠于哪一国？”这个栏目。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上海大学曾派人走访了一些 1948 年前后到美国驻北平总领馆申办签证的留学人员，他们很多人是北大、清华毕业的，都证实美国签证官确实问过“若中美交战，你将忠于哪一国？”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申请签证的表格上没有这一栏，而美国总领馆的签证官员会问这个问题呢？我想答案也很明显，当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已经打响，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将失去政权，中国共产党会建立新中国，而将来这个新中国很可能和美国会是一种敌对关系，美国人不得不防。 1986 年我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副校长，几个月以后又被任命为常务副校长。在协助钱老管理学校的那几年里，钱老和我经常为了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开展持续的调研和座谈交流工作。 当时，钱老提出的教育改革主张，实施起来有不少阻力。尽管阻力很大，但好在钱校长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他是 73 岁到上海工业大学做校长的，征求他意见时，他跟中组部说：我 73 岁了，如果只能做一两年校长，我就不想去了（当时一般的高校校长 70 岁退休）。后来，事情反映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亲自签署了调令，特意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因此，谁都不能让钱老退休，一说退休他就生气。钱老做校长一直做到 98 岁，这恐怕古今中外也是独一无二的了。事实上，小平同志是给钱老搞教学改革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当然，这块试验田不能在北京，也不能在教育部直属院校，只能在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地方院校。 天马行空的讲话 一般来说一位科学家，凡是在学术上贡献比较卓著的，往往容易恃才傲物，觉得大家都应该尊重我，但是钱老什么事都和我们党委书记、党员干部商量，很少一意孤行或者说不听大家的意见。 当然，有时候老先生也会“擦枪走火”。比如， 1988 年初夏他从北京开完政协常委会会议回沪，我到机场接他。在回校的路上，他问我今天学校有什么大事，我说下午开大会传达国家教委一个严禁考试作弊的紧急电报。那时候学风比较松散，考试作弊现象很普遍。钱老说他最痛恨弄虚作假，一定要刹住这股风。他主动提出，下午等我读完电报以后，他作一个讲话，最后党委书记老郑讲话。回去以后，老郑听说钱老要讲话，很高兴。她说，学生对钱校长都很敬仰，钱校长来讲这个事情最有权威了。 下午，在我读完电报以后，钱老讲话。一开始，钱老讲得挺好的：学生作弊是很可耻的事情，知识分子的知识就是你的财富，你自己没有去拿人家的，你是不劳而获，和偷盗没有什么两样。今天在学校里面读书作弊，将来工作的时候，就可能盗取别人的成果，这要引起法律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话锋突然一转，说考试作弊学生是不负主要责任的，现在社会上弄虚作假成风。学生开始鼓掌、起哄、叫好。接着，钱老又说，在政协开会，很多同志就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大家的感受大不一样。这之后，钱老每讲一句话，学生就鼓一次掌。钱老讲得很激动，说有的工厂明明是亏损的，厂长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硬是说盈利的，结果发不出工资。有的地方为了要政绩，在统计数据上做手脚，经济没有那么好也说得很好。钱老这些话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样一来，就把反对学生作弊的主题给冲掉了。学生作弊就变得一点责任都没有，只是全社会弄虚作假里面很小的一部分了。 夫人出马请他回去 没有办法，我就去给钱老的夫人打电话。钱老夫妇在上海没有住房，就在学校招待所住。钱老夫人孔祥瑛老师系孔夫子的后代，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人。她说：钱伟长又在那儿胡说什么了？我说：您最好能请他回去。她说：你告诉他，我叫他马上回来，有重要的事情。后来，我就写了张纸条给钱老，说孔老师请你马上回去。钱老有两件事不放心：一是老伴的身体不好。二是当时他孩子在国外，也经常有病，打电话来。于是，他马上结束了谈话，回去了。回去以后，孔老师就批评了他：你这个校长怎么能和国家教委唱对台戏，在学生面前这么讲，你是不对的。 钱老离开会场以后，党委书记老郑花了很大精力，才把会议主题扭转了过来。老郑强调：到底现在是不是社会上全部弄虚作假？弄虚作假不是主流。凡是弄虚作假的事情都要处理。不但学生作弊要严肃处理、要禁止；生产单位、政府部门弄虚作假也要受到处置。听了这些以后，学生慢慢冷静了下来。 因为钱老刚从北京回来，党委书记老郑和我一起陪他吃晚饭。吃饭的时候，老郑说：钱校长，你的想法是很对的，我们党也需要监督（钱老那时候是民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对于学生，我们要引导他们看社会发展的主流。而且，年轻人不应该跟着世俗跑，而是应该作为新一代精神的代表。 没想到，钱老主动提出：我今天讲话“走火”了，讲得不对，需不需要我更正一下？后来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钱老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严谨的学风和反对考试作弊，举从古到今的事例正面来讲，发表在校刊上。 从这件小事情可以看出，钱老非常尊重我们党的领导。哪怕学校的党委书记比他年轻 30 多岁，他还是很尊重。 这一类事情很多，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两次学潮和之后的政治风波中，他的表现非常好。他能够既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又要求学生理性思维，不能发生过激行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结合，始终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教育学生一切以大局为重，共同维护国家稳定。政治风波开始的时候，钱老好几次跟学生对话，讲我们民族的苦难历史，讲国家怎么不容易，讲改革开放能有今天是我们应该珍惜的，讲得都很好。后来小平同志曾讲：在这次风波中，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像费孝通、钱伟长，表现得比我们某些党员干部还要好。 徐匡迪 口述 汪文庆刘一丁 整理（据《百年潮》） 转载自《扬子晚报》 2011-3-10 ,B6 版“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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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读乡贤《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tangminqian 2011-3-7 14:00

人生记忆——亲历见闻 生活感悟 说出真话 留下真相 http://shilongt.blog.163.com/blog/static/9382771120111199939559/ 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一，故乡的背影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１９０８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１９０５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１９６２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１９４８、４９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１９４８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１９４９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１９５０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 “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１９５７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１９４９年的解放“正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１９５５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１９５０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叔叔在１９４９年分道扬镳，一直到１９８１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儿远离政治。１９８３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１９４９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年，１９８０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 “宾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 “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１９４９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１９４９年后，“西化派”中的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１９４６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锡市管辖。蒋１９３２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 “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４１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１９５０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反击右派已经开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１９４８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永熙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审查。１９６７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１９５７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１９５７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１９５７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１９８６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１９８７年３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电影 “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　读者投稿 原载《华夏文摘》 （以下为读者评论） lel 2011-02-22 15:03 写的太深刻了！知道了很多事件背后的曲曲拆折，我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了。周恩来是《东方红》的真实导演，教给了中国人一个什么时样历史观？宾四先生是在信仰和道德层面的“固执”和“坚守”，钱伟老是在名利层面上的务实和追求，“识时务者为俊杰”为其人生底线。这都是撼人心魄之言，震聋发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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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伟长先生和胡海昌先生矛盾的一点看法

热度 37 武际可 2011-3-2 09:35

对于钱伟长先生和胡海昌先生矛盾的一点看法 武际可 在力学界都知道有一个阶段钱伟长先生和胡海昌先生闹矛盾。最近又看到网络上有几位网友说到这件事。有的说：“好像压制过自己落难老师的论文吧！学术上可以，人格上不怎么伟大！”。有的说：“对他的恩师落井下石，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 , 打击排除钱教授，特别是故意压制他的《广义变分原理》论文的发表”。这显然是对着胡海昌先生的。还有的说：“ 从与胡海昌院士争夺广义变分原理首创权不惜进行人身攻击的恩怨看，钱伟长其实还是很看重自己的专业地位的。”总之，不是把胡海昌先生说成是“欺师灭祖”的败类，便是把钱伟长先生说成是争名夺利的“小人”。这实在与在我们心目中的两人品德不符。这里有必要说说我对两位先生接触过程中得到的感受和一些看法。 在网络上说那些话的网友，看得出都是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要求很严格的人，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嫉恶如仇”的人。其实反问我自己，何尝不也是“嫉恶如仇”的呢。不过由于我对两位都有接触，就会得到和网友们的说法完全不同的结论。以下谈谈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和一些看法。现在两位先生都已仙逝，希望这些看法能够有助于澄清事情的真相。 大约是 1981 年夏天，胡海昌先生要我写一篇关于钱伟长先生的新著《变分法与有限元》的书评在《力学与实践》上发表。我当时仅仅是副教授，而钱伟长先生是力学界的泰斗。我开始坚决推脱说自己资历不够云云，在场的有王大钧。我当时曾经说过，胡先生你写可能更好。胡海昌先生非常坚决地要我来写，我勉强接受下来了。胡海昌先生便把他手上的一本《变分法与有限元》的精装本给我。我后来猜想，他所以一定要我来写推荐的书评，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当时是《力学与实践》的编委，联系发表比较方便；二是当时北大搞有限元程序比较好，这本书的主题是变分法和有限元；三是我们写比胡海昌先生写会更客观，不会有学生推荐老师显得不够客观的嫌疑。 在拿到书后，我花了一个多星期仔细读。并且用铅笔在书边上做了批注。后来我去找胡海昌先生，向他说明，这个书评不好写。他问为什么，我说，主要是书中有一些失误的地方，如果作为书评，不能只讲好的地方，对书中的缺点也必须讲，这才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可是，如果把这些失误的地方一并讲出来，又有损钱先生的声誉。以此很难写。我接着说，一些失误的地方我都仔细用铅笔注明了，请你再看一看合适不。过了几天，胡海昌先生来找我，说我的看法很对，而且他还去向钱先生说了，钱先生很谦虚，把我用铅笔做笔注的那本留下了，换了一本干净的送给胡海昌先生。这件写书评的事就算告一段。 这件事至少说明：第一，在 1981 年，他们的关系是很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和谐的。这个书评到底是受钱先生之托，还是胡先生主动组织书评，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种情形，都表明二人关系是正常的。第二，有人说，胡海昌乘钱先生被划为右派，落井下石，阻止钱伟长变分原理的发表，也说不通。因为这本书的主要的新内容就正是钱伟长被《力学学报》退稿的用楞打乘子法来导出广义变分原理，如果胡海昌要阻止广义变分原理的传播，他何苦来组织这本书的推荐书评呢。 从各种资料反映， 1983 年可能是钱胡关系产生恶化的关键一年。 1983 年我去美国访问， 1984 年初回国后我就影影绰绰听到他们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些传言。到 1985 年收到钱伟长先生赠给我他在年初出版的著作《广义变分原理》，从行文中，我才从文字上证实两个人关系的恶化。不过就书中花了整整 5 页的篇幅来叙述楞打乘子法的历史中看出，钱伟长先生除了说楞打乘子法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之外，关键的几句话是把 1964 年《力学学报》的退稿归咎于胡海昌。说：“那时，他是《力学学报》的编委，同时又是广义变分原理独一无二的权威， …… ，《力学学报》编辑部对我的文章的审查意见，身为编委的胡海昌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责无旁贷的。” 为了弄清楚究竟是不是胡海昌应当对退稿负责的问题。我曾经询问过我的一位长期在《力学学报》编辑部工作的同班同学，她说，就她的记忆，胡海昌没有参与审那篇稿子。不过审稿单按照规定只保留 5 年，到 1985 年已经过了十多年了。没有办法查询了。退一步讲，即使胡海昌参与审查，他一个人也毙不了一篇稿子，需要互相不知道的两审才能决定退稿。另外人们都知道胡海昌是钱伟长手下的人，当时投送审稿人有避嫌的考虑，一般也不会送给胡海昌审查的。例如从北大来的弹性力学稿子一般不会送北大的教员去审查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右派的文章，一般情况大半是按照退稿处理的。 现在我们需要从钱伟长先生的角度来看问题。 1957 年钱伟长是全国著名的钦定右派。一切以前和他有接触的人都必须与他划清界限。否则会遭同样的命运。当时在力学所的一位青年团员钟 ** ，不过是为钱伟长说了几句话，结果遭到了开除团籍的处分。力学所的党委书记因为在钱伟长受批判时去看望了一下，结果被罢了职调离了力学所。当时在力学所的年轻的研究人员作为钱伟长的学生胡海昌，更得与钱伟长划清界限，参加批判。当时所里的人无一例外地必须参加批判，这种参加批判，与其说对钱伟长的讨伐，不如说是为了每个人自己的安全。钱伟长对所有在批判中说了过头话的都能谅解。包括胡海昌。要不然就不会有前面介绍的我经历的 1981 年写书评的那一段事了。 那么，为什么钱伟长先生，被冤枉二十多年，遭受众多人们的指责和批判，都忍辱负重地在磨难中度过来了，而且对于批判过他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他的学生，都能够原谅，为什么为了一篇文章，却动那么大的肝火，以致闹到和学生断绝来往的程度。 这一点也不奇怪。他清醒地认识到反右时人们批判他都是“奉命”批判的。而后来学术上的看法才是真心的。再加他推断胡海昌又是广义变分原理的权威，又是学报的编委，不可能不参加处理他的稿子。这实在是他最痛心之点。再者，一个真正的学者，别的方面可以不在乎，但对他的劳动成果是真正心爱的。高尔基说：“尊重人，首先是尊重他的劳动。”钱伟长正是这样的学者。他真正珍重的就是对他的学术成果的尊重。当他得知胡海昌是否定他的成果的“首犯”时，可以想见他的痛心和感情的转化。这一切都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不过悲剧恰恰就在于这只是一种推论，而不是事实。根据的是一种以讹传讹的传言和猜测。 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好像胡海昌， 1954 年的论文，经钱伟长推荐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后就已经是名人了，其权威性足以枪毙钱伟长 1964 年投向《力学学报》楞打乘子的稿子。其实，胡海昌在力学界虽然接触过的人知道他业务不错，不过也还没有权威到足以毙人稿子的地步。而且无论是胡海昌 1954 年的论文，还是钱伟长的 1964 年的论文，一直到“文革”结束，人们也不过认为那是一篇很普通的论文。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它们的重要性是随着有限元方法在世界，特别是“文革”以后在国内的普及才逐渐认识的。胡海昌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逐渐出名的。而钱伟长楞打乘子论文退稿是由于胡海昌的运作的传言也正是 1983 年前后才传开的。 1982年， 胡 海昌、钱伟长、罗恩、匡震邦、薛大为，五人 分享了广义变分原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当时评奖委员会考虑到“文革”时全国学术期刊一律停止的情况，只要是确实证明在这期间做出过开创性的研究的，无论发表与否都可以参加评奖。所以钱伟长和其他几位没有发表的论文也都一同获奖了。胡海昌也是在 1982 年才被选为院士的。那种说胡海昌利用自己的权威压制钱伟长的稿子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在 1964 年，胡海昌只不过是《力学学报》数十位编委中的普通一员既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威望。我自己曾经连续担任过《力学学报》三届编委，对于一个普通编委的权力和对学报的影响程度是了解的。我担任编委时，编委的权力已经有所扩大，也就是编委有权推荐稿子，不过编委推荐，也就是能够顶替两审中的一审而已。编委绝对没有决定退稿的权力。 在这场矛盾中，也许钱伟长的责任就在于没有核实事实而单凭传言来做推论。不过我是能够理解和谅解的。对一个对国家和民族以及学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已经遭受过二十多年的非人待遇，有什么必要再在他过世以后还揪住他仅仅由于轻信而扩大到人品如何如何而不放呢。退一步讲，即使他当时要去核实也是很难做到的， 1983 年钱伟长已经是 70 多岁高龄的人了。至于后来发表的许多对广义变分原理看法的文章，虽然其中有一些过头话，也主要只能看做他们不同的学术观点，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都不能往人品上做无根据的推论。 最后，要说一说胡海昌先生。他是 1950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当时毕业实行由国家分配工作单位的制度，最初他被分配到治淮水利部门工作，由于他体弱，而且他的特长在理论研究而不在实际施工。系主任钱令希又把他推荐给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力学研究室主任正好是钱伟长。无论在任何时候与胡海昌谈及他的成功，他都会深情地提到终身得遇两位老师，就是钱令希和钱伟长。我是在 1990 年采访过他，所谓采访实际上是一次约好专门谈他个人身世和成长过程的谈话。那次谈话，已经是外间传说，钱伟长对他“清理门户”脱离师生关系之后，在谈及钱伟长时他还是充满感激之情，感激他及时把广义变分原理的稿子推荐到《物理学报》。他还深情地说到，他是南方人，到北方连过冬的被褥都没有，是钱伟长先生借给他钱才制备的。我想，在得知老师已把他打入另册之后还能够说出这样深情的话的人，任何人不会把他看做一个如外间传言的“欺师灭祖”的人吧。 钱伟长先生快人快语，有时又会说一些过头话，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 1957 年落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是如此，因此与一些同行和学生产生过误会。而胡海昌则为人有几分木讷，说话还带有几分口吃。他从来不会为自己辩解什么。外间有许多关于他的流言，他也从来没有为此发表什么声明，有时谈及此事时也不过自艾自叹，甚至伤心落泪。 现在他们都已经过世了，我作为曾经与他们交往的人，有责任把我的感觉和看法说出，任那些流言蜚语继续伤害他们，于心不忍。愿他们在天堂相遇，和好如初。 他们两位都为我们的科学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我对他们都很尊敬，让我们永远把他们带给人类的好处铭记于心吧。至于那些以讹传讹的流言，是谁、是怎样流传开的，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让钱伟长先生信以为真的，我没有兴趣去追问。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流言终结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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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伟长与蒋南翔

热度 2 luoc 2011-2-27 22:18

声明：本博主不对文章中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作者观点并不等同于博主观点。 供大家参考。 作者：羊羽 　　钱伟长一生，离不开蒋南翔。如果没有蒋南翔，钱伟长一生会少了许多蕴含辛酸的传奇故事：穿着周总理的鞋出访美国;56岁的科学家当上炉前工; 国家科学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变成技术革新能手;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设计了大型水压机和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中国唯一一位终身任职的大学校长;未读大学的高中毕业儿子成为中国顶级数码影像权威……. 　　钱伟长与蒋南翔天生有缘。 　　他们是江苏同乡。一个1912年出生在无锡，一个1913年出生在宜兴。 　　他们是清华校友。在同饮太湖水19年后，又相跟着于1931年和1932年考入清华，假如不是钱伟长一报到就转读物理系，二位还会在同一个文学系里攻读学业。 　　他们都是“一二九”热血青年。1936年，共产党员蒋南翔撰写了那句已被历史记载的人们熟知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宣传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钱伟长则身体力行，与20多名清华同学组成自行车队奔赴南京，沿路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在随后的年月里，他两虽一个投身革命，辗转全国，成为青年工作的领导者;一个科学救国，远渡北美，成为享誉全球的力学家。但献身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共同理想，使他两在10多年后，一个放弃有望进入中共领导层的青年团要职，一个舍弃海外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异途同归清华服务于母校。 1952年10月钱伟长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教务长，1个月后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两个热血校友共聚母校，本应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好搭档，把清华这所众望所归的教育圣殿，掌管得有声有色。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他们再度相聚于清华园的4年后，双方爆发了一场关于教育体制的龙虎之争。争论的结果大家已知，不仅钱伟长蒙受22年苦难，也使得他们共同珍爱的母校和中国教育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致在过了50年、国家大发展后，还会有难解的针对教育的“钱学森之问”问世! 　　那场争论的焦点是清华大学的培养目标问题。 　　蒋南翔的观点十分清楚：清华培养的应是工程师。他说： 　　“现在清华大学必须解决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大批地培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政治质量的新工程师的实际经验。” 、 “清华过去的工科毕业生并不能马上担负工程师的工作，一般只能当技术员或见习技术员。今后我们不能再满足于过去的水平或仅仅比过去稍高一点的水平，而是要把学生的业务、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提高到清华毕业生都能担任独立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工程师的任务。” 　　这里，蒋南翔就“工程师”的规格明确了两点：不当技术员或稍高一点的技术岗位;能独立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也就是说，清华毕业生来到工作岗位之日，就能胜任工程师的工作。 　　为了达到培养高水平工程师的目标，只能穷尽可能地将专业划分得细而又细，进而在专业的基础上，再划分专门化;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将专业课程设置得完备再完备;只能是包罗万象地将工程师工作所急需的招数、技能传授得无一遗漏。如此这般的后果，使学生不堪负重，教师不堪负荷，基础课被挤占，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基础单薄。 　　新中国的清华，不只是一所大学，它是新中国工科大学的标杆，它的办学模式指导全国。于是当时，一股否定欧美式教育制度而移植苏联教育模式的大规模院系调整在全国铺开。钢铁学院，冶金学院，地质学院，航空学院，铁道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土建学院、粮食学院等苏式单科性专业学院纷纷脱离原隶属的综合性大学独立。 　　钱伟长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4年，加州理工成功的理工合一的教育体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针对理工分家、专业过细、知识狭窄、忽视基础、知识单薄、课程繁重的事实，钱伟长对蒋南翔的办学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说：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但高等工业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做好准备。” 　　“坚决贯彻‘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原则，把学习时数大大削减，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削减和合并专业课，取消专门化设置……从各方面来为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创造条件。” 　　“必须下定决心加强基础课……基础课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基础打结实了，可以‘举一反三’……应当合并(基础)课程类型，应当让最有经验的教师来教基础课。” 　　显然，五十多年前发生在清华园里的这场龙虎斗，不是口号之争，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关系着如何培养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亘古以来的国之要务。 　　1957年1月23日，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转载了《光明日报》题为《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采访报道，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有两点甚是触目： 　　其一、《编者按》说：“这篇谈话，是钱伟长同志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发表之前也未经他本人审阅，所以还不能精确地表达他的见解”。 　　众所周知，当时的钱伟长，是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28种职衔的公众人物。作为清华大学校刊的《新清华》，竟然把自己的教务长、副校长涉及“高等工业教育的根本问题”的、而且是“不能精确地表达他的见解”的意见公诸于众，并且号召全校教师就此 “百家争鸣”，岂不太过着急? 　　其二、《编者按》说：“钱伟长同志提出了一些高等工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如对过去教学改革的估计”。 　　详读钱伟长的那篇访谈，除了“培养工程师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一结论性意见外，其余文字，尽皆“专业”、“学时”、“基础课”、“专业课”、 “实验课”等等，有的还十分具体甚至琐碎，全然没有对教学改革作抽象的评价;其文字立意，也都是在这些技术层面上，根本无法解读出“教学改革的估计”这类更高层面上的含义。 　　经历了1955年的那场震颤人心的反胡风运动，人们对报刊的“编者按”都异乎寻常地在意。《新清华》作为校刊，其《编者按》不仅引人注目，其效应，用轰动乃至爆炸来形容都不过分。特别是当期《新清华》配发的一篇文章—《机械制造系教研组主任座谈的意见》，更令人望而生畏。 这篇文章的篇幅一倍于对钱伟长的访谈，文中几乎将随后许多年里司空见惯的上纲上线大批判手法尽皆用上。现录2句： 　　“按国家的需要有计划地培养出大量能迅速担负起实际工作的工程师，正是苏联教育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最根本的一点”; 　　“我们坚决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这是正确的道路，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注意，谁对培养工程师的目标说三道四，则是反对学习苏联和回归资本主义! 姓社还是姓资，在当年可是严重的两条道路斗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就是反对和防止复辟资本主义。 　　敏感的清华人从1957年1月23日的《新清华》嗅到气息：分歧已久的蒋校长对钱副校长开始发招了! 　　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首先取决于当事各方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事人各自的性格特点，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事态的发展。钱伟长的少年气盛、词锋犀利、快人快语和蒋南翔的执意执著，催化了这场争斗的进程。 　　关于钱伟长的性格特点，从两位长者的日记中，可以找寻到蛛丝马迹。1946年9月梅贻琦自重庆飞抵北平，住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见了许多清华校友，其中于10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晚饭李剑秋备馔，仍在何(汝楫)家，马约翰偕其二女已搬住校内，相见甚欢。钱伟长似颇能饮，但稍嫌少年气盛耳。”另一则，是浦江清教授1949年1月17日的日记，其中有这样的文字：“下午出席教授会……钱伟长提出责询学校美金账目……词锋犀利，冯公 (冯友兰，时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大窘。” 　　正是这样的“少年气盛”、“词锋犀利”，使得钱伟长在蒋南翔的发招面前没有三缄其口。蒋南翔发招不久，钱伟长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就见于《人民日报》第6版。 钱伟长接招了! 　　在这篇文章里，钱伟长提出：假如将工程师定为高等工业学校的五年培养目标，则必然导致“四过”与“四不”诸弊端。“四过”者：目标过高，课时过多，专业过细，负担过重;“四不”者，基础不牢，能力不强，就业不易，效率不高。因此，钱伟长肯定地说：“工程师是我们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方向，但是不能作为五年的培养目标。” 　　钱伟长在文章里还写道： “国家是不是要求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出门就当工程师呢?显然并不是这样。”这岂不是把蒋南翔培养工程师的苦心孤诣指称为自作多情? 　　相对钱伟长的快人快语，蒋南翔的执意执著更为深沉。蒋南翔主政清华园后，对身边的校级领导经常发出这样的警示语：要有政权意识。自然，不能由此推论蒋南翔要把校务与政权相等同，但仅仅“意识”两字，在当时恐怕已经是领导潮流的了。政权者，阶级统治，阶级压迫也。政权的得来，靠的是艰苦卓绝的斗争，是浴血奋战的牺牲，是枪杆子对枪杆子的撞击，是处心积虑与处心积虑的周旋……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蒋南翔，受命执掌清华之后很快提炼出这样的警句，他强烈的责任心与誓在必胜的使命感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1953年3月2日，到校仅仅3个月的蒋南翔，就对清华大学全体教师党团员讲了一次话，这次讲话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校长的治校宗旨，当然也决定了清华以政治为主体的办学风格。在讲话中蒋南翔处处突出政治解剖了清华物理学教学大纲的缺陷：“这个大纲一方面在量上与我们的学制不适应— 太多。另一方面，在质上，又减去了物理学的重要部分—列宁对于唯心论的批判。”针对清华教授在学习苏联中作表面文章的现象，蒋南翔说：“过去张之洞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孔孟之道是世界无双的……现在教授中，有类似的情形：‘以英美为体，苏联为用’。他们不动自己的旧体系……”言简意赅，寥寥数语，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蒋南翔进一步教导道：“一方面离不开他们，这要团结;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来教育学生，这要斗争。放弃了斗争，即离开了党的路线。” 　　远者，高屋建瓴。出于对母校的认识，蒋南翔深知，要完成对她的改造，最可靠的保证在于自己培养的新生代的出现。于是果断地提出两大方针：“留成绩最好的同学作助教……把业务好、政治好的党团员留下……使新生力量成长起来”，“成立政治辅导处……辅导员要抽调成绩最好的同学担任”。 　　1956年5月清华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蒋南翔的发言里有这样一段：“我们学校好比一艘大船，它已经走完了第一个航程，开始转入另一个陌生的新航程;而此时风浪很大，航线要摸索，船的发动机又出了故障，于是使人感到‘茫然’、‘模糊’、‘动荡’、‘前进迟缓’……在这种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这时必须更加坚定我们前进方向的正确，动员一切力量，发扬谦虚谨慎和坚韧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这个方向而奋斗。”这一发言透露了蒋南翔的坚定、坚强和艰辛。必须注意的是，这次代表大会的成果对于清华今后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蒋南翔被选举为党委书记，清华的领导体制自此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钱伟长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对手。现在无法判断，钱伟长是否属于蒋南翔所指的“出了故障的发动机”。 钱伟长时任教务长，是校务委员会和校务行政会议成员，算作发动机也无不可。但钱伟长不是党员，是年10月，还升任副校长，因此不算的可能性大。不过无论如何，两个热血校友异途同归共聚母校不到4年，就结下怨结。 　　中国那些年的政治气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啦，1956年还是乍暖还寒，来年刚刚入春，就已经热烘烘的了。在这样燥热的空气中，钱伟长不一而足地快人快语下去……1957年5月17日新华社记者朱继功采写的《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刊出。这篇报道的副标题，是“我是老清华了，但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随着“谈矛盾”的刊出，这场龙虎之争的要津渐渐浮出水面。 　　下面把钱伟长所谈的“矛盾”与蒋南翔主管清华几年来的所谈所论做一个对比，领略一下当年针尖对麦芒的意象： 　　蒋南翔： 　　“清华大学是从英美资产阶级式的旧大学改造发展起来的，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日益增强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这是胜利完成教学改革的最重要的保证。” 　　“怎样来加强党在整个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呢……学校中不应再有党和行政相互分离的两个领导中心，而须建立全校统一的领导核心。” 　　“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期，在教育改革的战线上存在着剧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低估和削弱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作用，是极端有害的。” 　　钱伟长：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有另外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 　　“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为‘进口’和‘出口’。究竟问题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得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 　　蒋南翔： 　　“对现在的教师来说，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们还未建立……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教育学生。一方面离不开他们，这要团结;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按照他们的面貌来进行教育，这要斗争。放弃了斗争，即离开了党的路线。这是领导问题。” 　　“对于老教授我们要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业务，但政治上我们要帮助他们、领导他们，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否则，说明我们党性不强。” 　　“对张子高、施嘉炀这些老教授，请他们参加校务委员会，在毕业典礼上请他们上台，讲讲话，他们觉得对他们很尊重，对稳定情绪有一定作用。” 　　钱伟长： 　　“在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老教授在某门专业上应该站在权威的地位，助教升讲师、讲师升教授也给老教授以绝对的决定性权利。” 　　“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蒋南翔： 　　“今后清华要解决师资的困难，必须正确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团结改造清华原有教师，一是有计划地大胆放手地培养新的师资。” 　　“年轻助教和讲师，论资历不如老教授，但我们打破旧规支持他们，让他们当系秘书，实际上起助理系主任、副系主任的作用，行政上开会也找系秘书一起来。有时先告诉他们领导上的方针、意图，有意识给他们以便利条件，使他们更好地负起责任。” 　　钱伟长： 　　“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青年教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服务的……如果把老教授同青年教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 　　蒋南翔： 　　“我们对学校中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一概采取团结和尊重的态度……但是必须说明，关于全校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团结，我们认为必须适当地建立在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钱伟长： 　　“清华总是对教授持怀疑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物工作中。” 　　“往事，似乎是值得留恋的……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绷起面孔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关系不融洽……你要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 　　蒋南翔： 　　“清华大学的中心工作，是进一步深入教育改革和学习苏联经验，来实现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及高等工业学校师资任务。这就要求清华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钱伟长： 　　“我还是要谈我的看法。我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的提法，大学学习不过是打个基础，真正的学习是从生产实际中开始的。” 　　这些话语的对比，终于揭示了这场龙虎之争的许多本质的东西，诸如领导体制、依靠力量、教授作用、传统继承、学术氛围乃至人际关系等等。这里，没有了事务性的纠葛，没有了词语性的修饰，有的是原则与原则的相对立。 　　几年来的感受使钱伟长似乎悟出这样的道理，仅仅讨论诸如课程设置、学时安排等等方面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蒋校长不是梅校长。为了自己所钟爱的清华，钱伟长只得在更深的层次上，快人快语一番了。 　　对于蒋南翔来说，仅仅在课程设置、学时安排、培养目标称谓上持有歧见的人，还属于可以争取或者挽救的对象;而“依靠教授”、“教授领导”这些问题，则是根本不容谈论的了。在蒋南翔的心目中，政权更迭前的清华实行的不就是把“依靠教授”、“教授领导”推到极致的“教授治校”吗?结果治出的不就是一所“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一所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吗? 　　果然不久，蒋南翔在题为《反右派的斗争保卫了党的领导保卫了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方向》的反右斗争总结里，给了钱伟长以明确的回答：“钱伟长是全校右派的旗帜，不仅在学校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全国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是章罗联盟中六大教授里最活跃的一员大将。过去他运用两面派手法，曾经欺骗过许多党内外教师和学生，这次在运动中混水摸鱼，显露了原形。” 　　钱伟长划右派以后的遭遇，不需本文再说。这里，再介绍几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钱伟长就理工分校问题，曾向蒋南翔叫阵：“在大操场划一条线，相信绝大多数会站在我一边。”当时清华“物8”全班站在钱先生一边，几乎全班成右派。 　　反右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劲夫专门找到蒋南翔，请他不要定钱伟长为右派， 因为当时钱伟长还兼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但蒋南翔不听。 　　蒋南翔对钱伟长等清华右派教授毫不留情，但他对“右派学生”，却仍然保持着父亲般的温暖。他曾找来“右派学生”，发誓清华会100%地努力团结他们，对他们仍然“望子成龙”。对“右派学生望子成龙”这句话，让蒋南翔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钱伟长之子钱元凯是当年北京四中“明星级”的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且在思想品德、体育锻练、课外科技活动等方面均表现突出。 1958年尽管在高考中取得了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却依旧名落孙山。那时考生的政审结论必须就是否能录取签署意见。拨乱反正查出档案，在他的高考档案批有“大右派钱伟长之子，不予录取”的字样，而执笔批字的就是蒋南翔。 　　 文革中钱伟长被送到到首钢做炉前工，他曾发表劳动体会说：“工人阶级真伟大，他们从不在自己的劳动成果钢锭上写上自己姓名，而我远不如他们，写书一定要落上自己的名。” 钱伟长这段话成为当时臭老九被工人改造好的典型例子。 　　文革后钱伟长的右派迟迟得不到改正，在清华的日子不舒畅，表达了想离开清华去南方发展的想法。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有意让贤请钱做院长，但钱伟长说：“要我到蒋管区(蒋南翔时任教育部长，华中工学院是教育部管院校)中去任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事”。钱伟长由此与华中工学院结缘，其女钱开来 1979年考上华中工学院力学系，后到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笔者在华中工学院力学系读研时目睹过钱先生与她女儿在校园漫步。钱伟长到上海工大做校长后，好几个博士生都来自后华中工学院力学系，如周哲玮、王蜀、邵仁兴。 　　蒋南翔的师妹韦君宜晚年回忆说：蒋南翔是好人，但有些事情我没有想通。韦君宜指的是，在所谓“反右”斗争中，蒋南翔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清华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副校长钱伟长、水利专家黄万里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且事后也不愿向这些曾被他冤屈的同事和教授赔礼道歉。而1979年中国文联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周扬在作协代表大会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检讨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他诚恳地向过去被他粗暴伤害的好同志，如丁玲、萧军、艾青、罗烽、刘绍棠等，赔礼道歉，引起全场热烈掌声。 　　1988年蒋南翔逝世。他再也没有向钱伟长道歉的机会。7月30日钱伟长逝世，上海大学和钱伟长担任董事长的暨南大学网页同时披黑，以示悼念。从7月30日到8月7日，作者一直期望着清华大学网页同样披黑，那怕只在8月7日钱伟长遗体火化时只披黑一天，用此方式代表已故老校长向钱伟长的在天之灵道歉忏悔。因为此时的钱伟长虽是上海大学校长，但我想直到他永远闭眼的那一刻，他对清华仍梦牵魂绕，如果在“上大人”和“清华人”之间只能抉一，他会毫不犹豫选择“清华人”。这不仅是因他在清华园生活和工作了44年，在上大只工作和生活18年。而是清华集结着钱伟长一生太多的梦与情。但是，我失望了! 　　蒋南翔能在天堂向与他再度重逢的钱伟长道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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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钱伟长

热度 1 lzl2431 2011-2-20 12:55

缅怀钱伟长公 2011-1-21 钱伟长氏一雄才，不幸蒙冤志不衰。 爱国心强促奋进，一生成就个中来。 【有关资料网上下载】 钱伟长深情地回忆： “1948 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是回来结婚的。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 15 万 金圆券 ，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 8 万美金。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 GPL ）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的困难。于是要到美国大使馆 签证 。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 我是中国人 ，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 NO 。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 　　 “ 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 钱伟长反复强调。 　　 　为了生活，更为了实现 “ 科学救国 ” 的抱负，新中国建立前钱伟长几乎 “ 承包 ” 了清华大学机械工 江泽民与钱伟长和费孝通 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校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 曲线 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科研，撰写并发表了 8 篇有影响的论文。 　　 1946 至 1948 年，参加了反美扶日、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援面粉等进步运动。 1948 年，曾骑自行车到石景山、 良乡 ，欢迎解放军。见到了国家副主席 叶剑英 、 陶铸 和 钱俊瑞 ，并带回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对清华大学师生的关怀和粮食补给。 1977 年以后，他不辞辛劳，去祖国各地做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提倡科学和教育，宣传现代化，为 富民 强国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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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楷模--大师钱伟长

fumagou 2011-2-12 16:10

看了几篇关于大师钱伟长的传记，感叹于大师的丰功伟绩与坎坷人生，后人需永久景仰与学习，并作世人楷模。 科学网关于钱伟长大师的记忆： http://news.sciencenet.cn/news/sub2.aspx?id=388 ，有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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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学术成就浅说（一）弹性板壳内禀理论

热度 2 sqdai 2010-12-6 06:00

【按】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 解钱伟长 先生的学术成就，推出这一浅说系列，准备尽可能用较为浅近的语言，述说 钱 先生的主要科研业绩，希望理工科大学生就能基本上读懂。该系列由十篇文章组成，计划在一年内陆续写出。 本文为《自然杂志》约稿（科学人物专栏），原题为独辟蹊径开新篇钱伟长与 弹性板壳内禀理论 ，将于年底刊出。 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一主题内容的朋友们可以参看 程昌钧 教授最近发表在《力学进展》（第 40 卷第 5 期 480 ～ 494 页）上的专文：《 钱伟长 先生对力学和应用数学的贡献》，以及其它有关著述。关 于钱伟长 先生的学术论文，可参看《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9 ）以及不久后将要推出的《钱伟长文集》。 力学大 师钱伟长 先生走了，人们诚挚地悼念这位科技战线的忠诚战士。最近，他成为《感动中国》 2010 年度人物候选人（见 http://news.cntv.cn/special/ gdzg/ shouye/index.shtml ），可谓实至名归。然而，人们对这位科学家的学术贡献还缺乏深层次的了解。本文试图浅近地叙述 钱 先生在非线性弹性板壳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从中获知他的创造功力和业绩。 钱伟长 先生在 1940 年代初期，与他的导师辛吉（ J.L.Synge ）一起创建了弹性板壳内禀理论，内容涉及非线性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性力学的开山之作，也是钱伟长的成名作。此项工作由六篇论文组成（参看文献 ），其中，文 在 1941 年发表于 冯 卡门（ Theodore von Krmn ）教授 60 岁祝寿纪念文集，文 为钱伟长的博士论文（ 1942 ），文 由博士论文演绎发展而成。这一系列论文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了那一代弹性力学工作者必读的入门文献，至今仍为人们称道。 下面就这一工作产生的背景和历程、论文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进行简要分析。 时代呼唤 钱伟长 先生投身于科研事业之时，正值科技突飞猛进的年代。 1938 年他到昆明西南联大以后，敏感地发现，非线性弹性力学亟待发展，这是航空研究的必要工具，就开始钻研弹性力学，熟读了铁木辛柯、辛吉和勒夫的有关专著。翌年，遇到中英庚款留学招生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选报了力学学科，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六十余年的非线性力学研究生涯。 关于非线性力学，他在 1982 年的全国非线性力学会议上有过精辟的论述（见文 ）。他说：钱学森的老师 冯 卡门 于 1940 年前后明确地强调力学中的非线性问题，而非线性力学的出现是有其工业背景和生产背景的。首先是大量人造纤维和塑料的问世，这些材料的本构关系是非线性的；其次是航空工业采用薄的固体材料，凡这类材料都可以引起大变形，但应变很小，其本构关系依然是线性的，这就叫几何非线性；第三是当时正在研制超声速飞机，空气动力学在亚声速、超声速范围都可以线性化，但在跨声速范围就不能线性化，这个问题同航空工业中突破声障这个问题密切有关； 。由此可见，为了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从事力学研究不能局限于线性理论的范畴，必须深入到非线性的领域中去。 正是这种理念，引导他走上了创建新的弹性板壳理论之路。 锋芒初露 在 1938 ～ 1940 年间，钱伟长对弹性板壳理论特别感兴趣，很快发现，当时的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有： 板、壳的分析处理各自为政，各种形状的板壳（如柱壳、锥壳、球壳、环壳等等）又各搞一套，各有各的描述方法； 各种处理方法花样繁多，众说纷纭，十分混乱， 没有一种系统的简化与近似方法 ； 多数处理方法基于一些先验性假设，如克契霍夫 - 勒夫假设，理论上不够严谨。 因此，钱伟长就想，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呢？于是，经过刻苦钻研，新理论的雏形悄然诞生。他采用微观视角，以微元体为出发点，引进三维应力 - 应变关系，得到用应变分量表示的平衡方程和协调方程；同时首次以张量分析和微分几何为工具，得到了用板壳中面的拉伸变形张量和曲率变形张量的六个分量表示的全部方程，建立了弹性薄板薄壳的内禀统一理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确理论，避免了一些纯经验的假设；而且经过条分缕析，归纳岀各种板壳类型，建立了相应的方程，有希望把过去的各种类型的方程悉数收入囊中。 作为刚进入力学科研之门的青年学者，钱伟长还有点惴惴不安：这条路子对吗？ 喜遇良师 1940 年 9 月，钱伟长与郭永怀、林家翘一起，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应用数学系主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辛吉教授（ Prof. J. L. Synge ）。 这位 辛吉 教授是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爱尔兰人，英国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应用数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等领域颇有建树。 1930年代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而且把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精神带到了多伦多大学。 9 月 17 日 ，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谒见辛吉教授。交谈之下，钱伟长惊喜地发现辛吉教授也在研究板壳的内禀理论，但用的是宏观方法，而钱伟长用的是微观方法，却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辛吉教授提议把两种理论合在一起，写出一篇论文，钱伟长经过 50 天的日夜苦战，就拿出了论文初稿。 此后， 辛吉 教授与钱伟长进行了反复讨论、修改，论文《弹性板壳内禀理论》终于诞生，发表在 冯 卡门 教授六十诞辰纪念文集中 ，该文集有二十几位作者，除钱伟长是未到而立之年的年青学者以外，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例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冯 诺依曼、柯朗，力学家铁木辛柯、冯 米赛斯、莱斯纳等人。这一事实使钱伟长大受鼓舞，树立了在科学道路上勇攀高峰的自信心（见文 ）。 半年之后，钱伟长获得硕士学位， 辛吉 教授要求他以此为题做博士论文，继续深入地研究该问题，力图进一步总结规律和统一各种近似方法，特别要找到两人提出的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的关联。钱伟长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就完成了导师布置的任务，提交了博士论文初稿，但是按多伦多大学当时的规定，博士生要修满 2 年后方可申请学位， 1942 年 10 月，钱伟长获得博士学位。 辛吉 教授对这位学生非常满意。 2004 年 辛吉 教授的女儿莫拉维支（曾任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来访时谈起，她父亲一直记得他的这位杰出的学生。 经导师推荐，钱伟长的博士论文于 1944 年在刚创刊不久的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分三次连载发表 ，回国之后，他又进一步总结，把博士论文中关于宏微观方法联系的内容发表在 1948 年的《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上 。 创新光芒 上述系列论文中，闪烁着创新的光芒，有关学术贡献的详细评述可参看文 ，特别是 程昌钧 教授最近发表的文章。这里仅概述其中主要的学术思路和创新点。 首次采用张量分析这一有力工具，经过宏微观全面分析建立了弹性板壳内禀统一理论，具有精确性和统一性。 钱伟长在微观分析中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坐标系 以中面为基础的拖带坐标系 (co-moving coordinates) 引进了中面的拉伸变形张量和弯曲变形张量。 这六个未知量是内禀理论的基本未知量，它们满足的三个相容方程可由曲率张量满足的条件得到，而另外三个方程是平衡微分方程得到，从而形成完整的张量方程式。所提出的内禀理论适合于各种不同的坐标系及各种不同形状的薄壳和薄板问题。 根据板壳特征尺度与曲率半径之比及其与相对厚度的关系，对薄板、薄壳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类。 钱伟长确定了 12 类薄板问题和 35 类薄壳问题，均用六个方程（三个平衡方程、三个协调方程）加以描述，这些方程涵盖了常见的小挠度方程以及一些已知的大挠度方程。 虽然 35 类壳体问题中有些是已有的，但也有一些是过去未曾研究过的新的壳体问题，其中尤以浅壳 SS12 型方程为最重要，并具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冯 卡门和钱学森在 1939 年和 1941 年所研究的柱壳受轴向压力作用及球壳受外压力作用时的局部失稳均可看成浅壳大挠度问题，即 SS12 型问题。当把 SS12 型问题的方程应用于圆柱浅壳和浅球壳时，可分别得到圆柱浅壳和浅球壳的非线性方程组。特别，当圆柱壳的半径充分大时，相应的方程可化为薄板的冯 卡门大挠度方程。 影响深远 文 发表后，受到了力学界和数学界的重视，钱伟长先后应邀在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和数学系、加拿大数学学会 1941 年年会、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等场合做学术报告，讲述他们的理论，受到广泛好评。荷兰力学家鲁坦（ HSRutten ）教授 推崇说： 辛吉和钱的工作继承了 19 世纪早期柯西和泊松的工作，在西方文献中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他还指出： 板壳理论由于成功地采用了先验的克契霍夫 - 勒夫假设，人们已经长期没有研究板壳的三维理论了。 辛吉和钱的工作是三维理论的基本工作，仅用力学状态的内禀变量 应力和应变，严格地从三维理论中导出了任意形状的薄壳都适用的非线性方程，这里在各向同性的假定下，把应力和应变分量按厚度方向的坐标展开为 Taylor 级数。近似的二维方程只有六个基本待定量，三个代表中面拉伸应变，另外三个代表中面弯曲应变，这是 Synge 和钱的工作最重要的特点。 这篇著名论文引发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有关三维板壳理论的工作，如著名学者格林（ A.E.Green ）、莱斯纳（ E.Reissner ）、赖斯（ E.L.Reiss ）、契卡拉（ P.Cicala ）、穆什塔里（ H.M.Mushtari ）等人的研究。 文 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1958 年 8 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召开了海洋结构力学第一届研讨会，并出版了由古第尔（ J.N. Goodier ）和霍夫（ N.J.Hoff ）主编的《结构力学论文集》，在文集中发表了冯元桢 (Y.C. Fung ）和赛赫勒（ E.E.Sechler ）的《弹性薄壳稳定性》一文，称钱伟长的圆柱型浅壳方程为 钱伟长一般方程 、 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 。此后，这些方程统称为 钱伟长方程 。 1980 年，理性力学权威爱林根（ A.C. Eringen ）访问中国，特意到清华大学照澜院 16 号（ 钱 先生当时的住所）探访 钱伟长 先生，他说，当年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拜读钱伟长的板壳内禀理论的文章，从而开始了在理性力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他把钱伟长认作自己的前辈。 1982 年，在上海国际有限元学术会议上，执行主席盖拉格（ R.H.Gallagher ，时任美国克拉克孙大学校长）向大会介绍钱伟长时说： 钱 教授有关板壳统一内禀理论的论文曾是美国应用力学研究生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影响。（详见文 ）。 文 的发表曾引起一场著作权之争。 1949 年 7 月，后来成为理性力学权威的特鲁斯戴尔（ C. Truesdell ）来信抱怨此文（即文 ）抄袭了他于 1948 年初发表的论文。 钱伟长 先生回信说明：由于中国国内战乱，未见到特鲁斯戴尔的论文，并请他到多伦多大学查阅他的博士论文，文 为该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后来，特鲁斯戴尔来信道歉，并说，其导师莱斯纳（ H. Reissner ）告诉他，他在数学学会汇刊上登载的博士论文是钱伟长在回国的海轮上审查的，所提出的近 50 条意见多被他接受，他深表感谢。从此，这两位力学家成了终生的好友。 1985 年， 钱伟长 先生在组织召开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请特鲁斯戴尔担任会议指导委员会成员，是年秋天特鲁斯戴尔欣然来沪参会，两人曾多次促膝长谈。（详见文 ）。 业绩永存 钱伟长 先生在创立这些业绩时还不到 30 岁，他的才华已经露出锋芒。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举其要者，有如下各点： 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到 1940 年代，板壳力学已发展了百余年，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他敢于向旧体系开战，另辟蹊径，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敢于创新，而且善于创新。这源于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原先是学物理的， 1935 年大学毕业后跟随 吴有训 先生研究光谱学，抗战还是后才专攻弹性力学，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创造岀耀眼业绩，说明他有极好的数理基础，特别是能纯熟地应用微分几何和张量分析等数学工具。这恐怕是因为他在清华物理系求学时，还修完了数学系的主干课程。 刻苦钻研，勤奋敬业。当时国家积弱，强敌入侵，他怀着爱国心，为了科学救国，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才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他的博士论文长达 219 页（至今仍妥善保存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全文公式数百，在刊物上发表的页数为 64 页。全部在电动打字机上打字完稿，得化多少时间！ 学风严谨，思路缜密。在整个工作中充分显示了钱伟长很深的全面学术功力，他不仅数理基础扎实，而且国学底子深厚，充分利用了我国先哲条分缕析、严丝密缝的剖析功夫。在文 中，他用精致的四张坐标图和三个明细的表格，详尽无遗地罗列了 12 种薄板和 35 种薄壳的细节，令人叹为观止！在弹性板壳理论中，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 关于钱伟长的学术思想的分析，可见文 。 笔者认为这样的前辈科学家值得我们尊敬，他的业绩永存！ 参考文献 1. Synge J L. ， Chien Weizang.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elastic shells and plates. Applied Mechanics, Theodore von Krmn Anniversary Volume, 1941, 103-120. 2. Chien Weizang.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elastic shells and plat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 Canada , 1942, 219 pages. 3. Chien Weizang.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part I: General theory. 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1944, 1(4): 297-327. 4. Chien Weizang.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part Ⅱ: Application to the plates. 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1944, 2(1): 43-59. 5. Chien Weizang.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part III: Application to thin shells. 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1944, 2(2): 120-135. 6. Chien Weizang. Derivation of the equations of equilibrium of an elastic shell fro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lasticity. The Science Reports of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 Series A, 1948, 5(2): 240-251. 7. 钱伟长 . 关于非线性力学，力学进展， 1983 ， 13 （ 2 ）， 117 － 118. 8. 钱伟长 . 八十自述 . 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8. 9. 钱伟长 . 钱伟长文选 .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 42 － 50. 10. 程昌钧 . 钱伟长 先生对力学和应用数学的贡献，力学进展， 2010 ， 40 （ 5 ）， 480 － 494. 11. 戴世强 . 论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力学进展， 2003 ， 33 （ 1 ）， 4 － 20. 12. Rutten H S. The Theory and Design of Shells on the Basis of Asymptotic Analysis. 1973, 2-3, 23. 写成于 2010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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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漫谈（4）：“一个人知识再多也是沧海一粟”

sqdai 2010-10-15 05:56

什么样的人有学问？对于这个问题， 钱伟长 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我有很多 20 年前、 40 年前不懂的东西，现在还不懂，我有功夫再把它们拿出来解决，有的解决了，我觉得就是很大贡献；有的没解决，有时晚上还经常在想，怎么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不要紧，将来有人解决。 学问就是这样，应该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那你就是很有学问；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懂，你大概是没有学问的。 （《大学教师必须搞科研》， 1993 年 5 月）。这段话太有意思了！我与青年朋友谈话时，每每引用这些话，听者莫不发出会意的笑声。笑声中悟出：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一定是没有学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再来听听大哲学家罗素是怎么说的： 苏格拉底胸怀坦荡地承认 一个人知识再多也是沧海一粟 。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人应该求知。对利害得失无动于衷的探索就是 善 。 你看，两千多年前，这么有学问的苏格拉底就承认自己的知识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也就是说，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这才是大学问家的风采！ 大凡认为自己知识渊博而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人，必定没有多大学问。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么！只有承认一个人知识再多也是沧海一粟才会有出息。承认后怎么办？罗素告诉我们：应该求知，这是唯一的良策；而且，进行孜孜以求的探索时必须对利害得失无动于衷， 这就是善 ！恕我孤陋寡闻，我还从来没有把无私无畏的求知当作一种善，真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我们不是追求真善美吗？最容易起步的做法是好好学习，因为这是 善 。 大家已经听了大学者勤奋苦读的许多范例。这里举一个理工科学生不太熟悉的文科大学者的例子：以民俗学和红学享誉文坛的散文家邓云乡。他一辈子著述颇丰，有二十几种著述，诸如《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清代八股文》、《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红楼风俗谈》、《百年商务话旧》、《中国葬礼历史演变》、《李清照词简说》、《水流云在书话》、《云乡话食》等等，涉及领域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著名学者冯其庸问邓云乡：你文章如泉涌的秘诀何在？邓云乡的回答是： 只有一个笨办法：天天写，也天天读。 面对知识的海洋，要成为有点学问的人，除了天天读，终生学习，别无它途。 还是引用 钱伟长 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可能有人说我这个钱伟长是有才能的，其实不然。我愿意不隐讳地告诉青年朋友们，如果我曾做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么这点成绩也确确实实是用艰苦学习、不懈努力取得的。 这几十年来，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也无论条件好坏、环境优劣，我都一直是尽力而为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任何人，不管他的天资如何，成就多么大，只要停止了努力就不能继续进步。今天不努力，明天就落伍；长期不努力，那就必然完蛋！ 正因为我坚守这个信念，二十多年来虽然经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我从未放弃过努力，所以我自信在专业上没有掉队。（《天才出于勤奋》， 1980 年 7 月）。 青年学子应该努力效仿前辈优秀学者，矢志不渝地终生学习。 写于 2010 年 2 月 22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677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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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做人”和“美国持续创新能力来自何处”(mirror)

liwei999 2010-8-23 00:42

立委按：差点漏了这篇两度流产而终成的最新语录。大概是流产的后遗症，镜先生这篇的思路还是有些繁杂，需要多读几遍才能细细欣赏。也不怪，美国持续创新能力来自何处 这个题目太大，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综合因素在内，有些方面也只好点到为止了，譬如美国的风险投资（VC）环境以及政府对充满活力的小企业的扶持，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效法的题目。这么大的题目，还要夹杂着论 做人，也只有镜兄有这个胆子下笔了。拉拉杂杂，并不失可读性。禅语都在家常一般的话中。所以我说，要读镜文，宜先泡杯清茶，读两句品一品茗，才有味道。不要带着什么目的，read for reading's sake, 才是境界。 也说做人和美国持续创新能力来自何处 (4481 bytes) Posted by: mirror Date: August 18, 2010 11:18PM 这个题目很难写。两次流产，这是第三次动笔了。引子是黄老师和他的《美国宪法并无教育与科学事业不受任何干预独立发展条款》（ ）。 镜某也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看了黄老师的文章会出现要写点儿做人的冲动呢？固然这涉及到了科学，但是更大的是因为北师大的缘故。 应该说镜某与师范有缘。一个缘分就是不知道师范大学的洋文是叫做normal university，一个缘分是戴过师范大学的校徽。更遥远的缘分却是杨沫的女儿自杀案，因为她是北师大的家属。当年听老师们谈论此事，在今天看就是八卦了。大约黄老师一代在缺少娱乐的文革后期很好地分享了这个八卦事件的娱乐性。 要说做人，林昭无疑是个圣女级别的人物了。她的事迹是属于可歌可泣的、以致于镜某认为那是北大的魂。不过镜某总以为林昭的事迹只是一个侧面，而做人则是要全面的。因此镜某以为即便是作为老师、导师，也不可以对学生说做人的事情。做人的事情是学不来的。因为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很可能是时间的函数、是振荡的。杨沫的女儿、杨沫本人、杨沫的男人们，还有杨沫一代的女人们，诸如蒲熙修、蒲安修，就给出了许多做人的样本。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往往是最不起眼的那类人是做人做得最好的人。 可以说，过日子就是做人。大凡是轰轰烈烈过日子的、或者是打算轰轰烈烈过日子的人都属于不会做人。提到这些老人是因为最近有人提到了钱伟长和方励之，也讲到了他们的做人问题。做人的问题是个不确定的事情。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可以演绎出各类的剧目：喜剧、正剧和悲剧。 言归正传，回到科学时报的《美国持续创新能力来自何处》的话题。黄老师质疑了文中第一部美国宪法的提法问题以及许多被冠以黄安年认为的说法。镜某要质疑的是其它一些问题，这类问题往往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涉及到科学的问题。应该说有一批十分崇尚科学的人士，他们要么是非常担心科学网偏离了科学的轨道，要么就是用他们以为是科学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镜某以为：科学思维的第一近似就是不去思考难事儿。因此知道什么是难事儿就是科学的第一步了。什么是难事儿呢？无疑先鸡先蛋的问题是个难事儿。同理，科技推动生产力的说法也是个难题。如果学些经济学就会知道，有需求决定论、也有生产决定论。实际上是个怎么说都有理的境界。 美国政府自始至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提法很有些国人英语的味道。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至少有一百多年里是不会有政府重视科技这样的事儿的。这是因为美国的国体决定的。在新大陆里，许多事情并不是华盛顿DC里的美国政府决定的，很多事情不过是后来的追认。新大陆开发的当初美国建国当初的一百年，主要的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因此靠技术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是个主流。这个主流的形成就如同长江的形成那样，是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由此分析三大国际检索系统SCI、EI、ISTP共收录美国作者论文62.5万篇，占世界份额的26.6％，其中SCI论文40.6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28.3％的说法，就可以知道这也是个很自然的份额，因为发达国家总计约有10亿人口，美国有三亿，大约是占30％。这个看法就叫做自然科学，比冒充科学要好得多。 美国持续创新能力来自何处的答案不会是出自华盛顿DC，但会出自好莱坞。美国的大片儿里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才是持续创新能力一个（软的）源流，军工产业的需求则是另一个（硬的）源流。以为靠技术就可以抑制恐怖活动的思路在911后就被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美国的机场安检就是一例。人们在今天可以嘲笑当年建造柏林墙的人们。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不难理解，建造柏林墙的确也是个很不错的技术手段。但是东德的问题是可以靠修墙解决的么？墙修了30年后拆了。美国人的安检看样子也要持续20年吧。理由就是禁酒10年于修墙三十年的平均。 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大量出资搞科技的做法始于二战，至今不过是6－70年的时间。美国人搞基础研究的做法也不过百年。因为在上个世纪初期，美国虽然比旧大陆富裕了，但是在文化里还没有发言的地位。一句没有天文台的说法就差点让美国人抬不起头来。结果使富人们争先把遗产投入了天文台的建设，使美国的望远镜数量在20年代超过了欧洲。这以后，敢为天下第一、争做天下第一的文化就被编写在美国文化的DNA里，就成了不创新就要死的美国文化。与此同时，军工产业的需求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在科技带动经济发展的包装下也变得十分的冠冕堂皇和百分的名正言顺了。 教育上的投入在美国不仅是表现在预算上，同时也反映在各个专业学会的活动中。编写教材，制定教授法不仅仅是任课教师的工作，更是个团队的，比如说是系一级的、学院一级的几年、甚至是十年的工作。当然这样的工作是有预算支持，也有专业人员、工业界人士的评价。保证美国拥有最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源的议题不仅是个政治口号，同时也会出现在专业的学术会议中。这样背景下的教材编写，水平自然会很高。 创业资本运作也是个美国持续创新能力的源泉。只是这个题目太经济了，不属于科学的话题。国人知识界的一个底流的思路就是为政府想。生怕政府没有事情干，总要为政府找来各种成功事例，要求政府参考、参与。殊不知，这样的事情往往要搞出笑话来：在美国人那里原本是头大象，到了国人这里就成了猪鼻子里插葱的玩意儿了。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65299,65299#msg-6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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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校长深情追念钱校长——记钱先生的一件轶事

sqdai 2010-8-21 23:25

今天我来到承德参加 973 项目结题预备会，再次遇到朱剑英老校长，本项目的责任专家之一。中午，从他那里听到钱校长的一件轶事，记录于下。 朱剑英教授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校长，如今人们仍称他为朱校长。校长这个称谓似乎有永久性，足见人们对校长们的尊重。我们谈起钱校长逝世一事，他欷歔不已，两年前，他因出席我承办的 973 项目年中汇报会路过上海，曾专程到校探望过钱校长，不料那次相见竟成永诀。 他不无骄傲地说：钱伟长先生是南航的名誉校长，是在我的校长任上聘请的！他说起了聘任的全过程。 1990 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南航急需把校门打得更开，广揽海内外人士参与学校建设。朱校长在校中号召，凡是有海外关系的，应积极推介海外人才，共同建设新南航。教师们说，经反复清理，有海外关系的老师早就在南航呆不住了，我们哪有海外关系呀！有一位叫樊蔚勋的老教授说，我没有海外关系，倒是我的老师在海外有关系。一打听，樊的老师就是钱伟长先生，当年樊受牵连被打成右派。朱校长一听，马上让樊教授发信试探，问问钱伟长先生愿不愿意当南航的名誉校长？ 不久，樊教授急匆匆地跑去找朱校长，说：钱伟长先生同意了！朱校长展开信纸一看，只见上面有钱先生在来信上写的四个大字：遵嘱从命。朱校长大喜过望。旋即跑到航空部请示领导，要求批准聘任钱伟长先生为南航的名誉校长。林部长似信非信地说：你们哪有能力请动这样一位大人物？朱校长出示钱校长的四个大字，部长这才相信，欣然批准。 1992 年，南航召开大会，隆重举行大会由当时的航空部副部长何文治把聘书颁发给钱伟长先生。钱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词，感谢南航帮他实现了自幼就有的航空梦，今后一定为南航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钱先生说到做到，此后经常关注南航的发展，为朱校长他们出谋划策。 1995 年，在确定教育部的 211 工程建设学校的时候，南航提出申请，一开始未获批准，理由是：教育部之外的每个省市部委，只能有一所学校加盟，而航空部已有北航、西北工业大学两家加入，已属照顾，南航没有份儿了！情急之下，南航想到，学校由航空部和民航总局联合领导，而作为部级单位的民航总局，尚无 211 学校，何不通过民航总局来申请？于是朱校长派员跑到上海与钱校长商量。钱校长一听到这个主意，极为赞赏，立即表示大力支持，他对南航领导说：你们通过民航总局报上去，我去找主管国家教委的韦钰，她出身于南工，会支持你们的！消息传到韦钰那里，她说：哪能让老先生来找我们啊！因此，经教委领导讨论，同时批准南航和上大进入 211 （原来当时上大也在要求进 211 ，见以前的博文）。 接着，在确定南航的 211 建设定位时，又遇到了麻烦。 211 评审专家认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航空为主，应更名为南京航空大学。南航领导急了，又到上海搬救兵，请钱校长帮他们说话。钱校长向评审专家说：航空航天从来不分家；航天是航空的自然发展；再说，更改校名是教育部决定的事情，你们 211 评审组越权了！一席话把评审组弄得无话可说。事后，钱校长对朱校长说：我可帮你忙顶回去了，你得把你们的航天教学和科研搞上去啊！ 朱校长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南航人对钱校长保持着深厚的感情。 2004 年，南航庆祝 50 周年校庆，请钱伟长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活动，钱校长高兴地前往，兴致勃勃地与师生们联欢。朱校长的后任胡海岩校长还在南航首创设立钱伟长班，迄今已办了多届，成绩斐然（见以前的博文）。 朱校长满怀深情地追忆了这段历史，打动了在场的听者，包括我在内。 写于 2010 年 8 月 21 日，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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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钱伟长先生答疑：“为什么我们三人考得一样好？”

sqdai 2010-8-17 06:01

1939 年钱伟长参加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的同窗好友郭永怀、林家翘也同时应考。 最近， 郭永怀 夫人 李佩 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1939 年春，学校（西南联大）公布有 7 人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留英公费生，其中就有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他们 3 人都是专门攻读力学的。本来中英庚款基金会规定，每门学科每年只录取一名留学生，但这次，他们 三 人考得一样好，因此，在重庆的考选委员会上，清华大学的 叶企孙 教授和北京大学的 饶毓泰 教授为他们力争，终于让英庚款基金会同意破格同时录取他们 三 人。（见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8/235039.html ）。 为什么钱、郭、林三人的考分会一样？ 1978 年，我和李家春为了撰写《郭永怀传略》采访钱先生时，他谈到了这个问题，给我们揭开了谜底。 故事是这样的。 当时兵荒马乱，有志青年纷纷涌向昆明的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组成）。在昆华书院的小小的宿舍里，挤住着 30 几个人。那可是一个群英荟萃的地方啊，从昆华书院走出了后来的十几位院士！ 忽然，传来第七届庚款留学招生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书院里顿时闹腾起来了！考期如此临近，怎么准备呀？ 最着急的是钱伟长，他从北平南下时，因为缺少盘缠，不得不到天津的耀华中学教了一年物理课，攒够了旅费后，绕道香港、海防、河内，沿着滇缅公路才到达昆明，为了轻装简从，手头没留一本基础课教材，而西南联大几乎没有藏书，如何温课应考？他抓瞎了。郭永怀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他俩成了一对难兄难弟。 这时，只见林家翘不慌不忙地说：别着急，我来帮你们忙。他从自己的行囊里掏出一摞笔记本，上头的蝇头小字十分工整。钱、郭抓过来一看，不正是他们急需的数理力材料么？ 原来，林家翘做本科生听课时，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当上课时，他聚精会神地听课，不 时把 老师讲课的要点记下来；到晚自修时，他会呆坐在书桌前，在自己的脑海里过电影，把全天听的课程内容回忆一遍；然后就挥笔直书，把学过的内容默写出来；再找相关的参考书（那时一般没有讲义）作一些订正；到了周日，再把每门课全周学的内容整理成正式的笔记。到课程讲完后，他不仅记住了课程的要点和来龙去脉，还留下了工整的笔记（包括习题本）。没想到，这时可以派大用场了。 钱、郭两人喜出望外，拉着林家翘的手，大呼：谢谢你啦，小老弟！（钱郭分别比林大 6 岁、 4 岁）。因此，他们就每天捧着这些笔记温课，还经常切磋疑难问题。 于是，最后，一起进考场，得到相同的分数，一起被录取。 故事就讲到这里，下面就是我的分析了。 为何考分相同？ 三位都有同样的高智商。 三位都在名校得到名师的点拨。 三位都一样用功。 三位都有扎实的数理力知识基础。 三位用的是同样的复习资料。 三位考前对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碰到难题，要会，大家都会。 因此，要不出现这样的结局也难。 希望听了这个故事的青年朋友想一想，我们可从中学到什么？ 凡是上过我课的学生，都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讲课特别注意方法论，这样好的典型例子当然不会放过。 写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晚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8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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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些不是真的-我喜欢人品好的人

chile 2010-8-16 11:01

08 看了 汤敏骞的博客 ， 关于钱伟长先生的一点疑问 ，搜索了一下，希望下面事情不是真的，太让人震惊了，还是一个大学的校长，还是说让人敬重的教育家。 陈奉孝： 钱伟长告密 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 求索天地间- 56cun - 和讯博客 2010年8月11日 ... 八六年钱伟长的告密事件 ，对我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方励之等人提议召开一次右派联谊会，邀请你参加，你不同意，不去就算了，或者进一步你可以劝说方 ... wlcexp.blog.hexun.com/55164389_d.html - 网页快照 陈奉孝： 钱伟长告密 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_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八六年钱伟长的告密事件 ，对我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方励之等人提议召开一次右派联谊会，邀请你参加，你不同意，不去就算了，或者进一步你可以劝说方等人，现在不宜开 ... www.360doc.com/content/10/0813/12/191190_45717380.shtml - 网页快照 陳奉孝： 錢偉長告密 與中國知識分子心態分析- 求索天地間- 56cun - 和訊博客 - 八六年錢偉長的告密事件 ，對我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方勵之等人提議召開一次右派聯誼會，邀請你參加，你不同意，不去就算了，或者進一步你可以勸說方等人，現在不宜開 ... wlcexp.blog.hexun.com.tw/55164389_d.html - 网页快照 鲜为人知： 钱伟长 人生最大污点 告密 出卖获重用(页1) - 中、外共产党暴行 ... 1 个帖子-1 个作者-新贴子：8月1日 钱伟长 一生近20年受中共当局迫害不得志，但他复出后，却在上世纪80年代 ... 邓小平在 告密事件 后，公开表扬 钱伟长 「表现很好」，指示要重用；不久钱就 ... www.uocn.org/bbs/archiver/?tid-37179.html - 网页快照 获得更多论坛结果 鮮為人知： 錢偉長 人生最大污點 告密 出賣獲重用| 看中國 - 2010年7月31日 ... JPG 錢偉長 一生近20年受中共當局迫害不得志，但他復出后， ... 鄧小平在 告密事件 后， 公開表揚 錢偉長 「表現很好」，指示要重用；不久錢就當上全國政協 ... www.secretchina.com/b5/node/361475 - 网页快照 鲜爲人知： 錢伟長 人生最大汙點 告密 出賣獲重用 2010年8月1日 ... 邓小平在 告密事件 后，公开表扬 钱伟长 「表现很好」，指示要重用；不久钱就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有关邓赞赏钱 ... www.wpoforum.com/viewnews.php?gid=8nid=43134 - 网页快照 ZT朱长超：我看 钱伟长 的交信 事件 在中国， 告密 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 告密事件 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 ...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 钱伟长告密 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 news.boxun.com/forum/201008/boxun2010/140998.shtml - 网页快照 打印 - ITPUB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2010年7月31日 ... 在 告密事件 后，公开表扬 钱伟长 「表现很好」，指示要重用；不久钱就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有关邓赞赏钱的话，《**文选》有 ... www.itpub.net/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1331877 - 网页快照 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钱伟长 _网易新闻论坛 9 个帖子-8 个作者 钱伟长 一生近20年受迫害不得志，但他复出后，却在上世纪80年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 因告发他人获赞赏，邓在 告密事件 后，公开表扬 钱伟长 表现很好，指示要重用；不久 ... bbs.news.163.com/bbs/history/183453214.html - 网页快照 获得更多论坛结果 朱长超：我看 钱伟长 的交信 事件 | 人间净土 2010年8月9日 ... 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 事件 。 ....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 钱伟长告密 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 https://zhenxiang.wordpress.com/.../朱 长 超：我看 钱伟长 的交信 事件 / - 网页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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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杂记篇－7：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

sqdai 2010-8-13 15:11

【按】本文源自 2005 年 1 月在上海大学理学院的钱伟长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后整理成文，在兰州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力学史与方法论研讨会上交流，并收入文集《力学方法论与现代科技》（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此文虽写得较为粗浅，还是表明了自己努力在思想上追随 钱 先生的心迹，特予重发。 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 ? 学习和实践钱伟长教学方法论的一些体会 戴 世 强 （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钱伟长 教授是闻名遐迩的科学家，也是卓越的教育家。他在高校任教半个多世纪，其中有一半时间在领导岗位上，因此，他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实践有许多真知灼见，并身体力行地加以推进。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深切领会 钱伟长 教授的教育思想，努力实践他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论。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教学工作，谈一些体会。 钱 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思考和实践是多姿多彩的，我这里只想论及其中的一点：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拿教师比作 渔翁 ，是授学生以 渔 ，还是授学生以 鱼 ？最近， 钱伟长 教授精辟地指出： 在课堂上，注重的不是解题过程、公式运用，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才是教师的真本事。教，关键在于 授之以渔 ；教书，关键在于教给学生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是 鱼 ，而应是捉鱼的方法。 （参看文 ， 168 页）。这里， 钱 先生大力提倡：在教学中，要授人以 渔 ，而不是授人以 鱼 。实际上，在 钱 先生的许多有关著述中，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可以说，这是他积六十余年高校教学经历的经验之谈。 （一）高等教育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 钱伟长 教授认为，高校的教学应该以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为目标。他说： 我们必须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而不是只会背书的人，更不是培养守旧的人。 （文 ， 42 页）； 1998 年，他指出： 要使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进入社会，在工作中创新、改革。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人不断在实践中探索问题解决问题，国家就会兴旺，社会就会大步前进。 （《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1998 ，见 ， 392-393 ）。在上海大学 2001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他讲道：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就是会思考问题的，今天你学的可能是数学，明天你从事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关系不大的，因为处理各种事务的办法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培养符合马列主义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能从事任何工作的人。 （见文 ， 166 页）。 最近，他进一步指出： 教学改革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怎么教与怎么学的问题。前几年国家颁布的《高等教育法》里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有创新精神的人与没有创新精神的人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创新精神的人主张单纯传授知识，现在教师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性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全力推进创新精神的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就是不断学先进的人，有些人连新知识也不学，怎么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教学一定要有科学实践，有创新精神，作为教师，一定要了解本学科最前沿的动态，要经常翻阅科技杂志、论文集，要动手做实验、做数值研究。 （文 ， 168 页）。由此可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应该成为改革教学方法的出发点，而且教师必须具备创新精神。 钱伟长 教授在他的教学实践中，自始至终地贯彻了他的上述主张。他到上海后培养的第一位博士黄黔回忆道： 在研究生期间，我先后听过 钱 先生讲的三门课：奇异摄动法、穿甲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先生的课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一方面有条有理地把问题展开，另一方面又叙述了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无论是讲道理，还是讲历史，都体现了该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是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使我们了解理论的条件和局限，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在课堂上提出了许许多多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听完先生的课，觉得有很多可做的工作。课堂上 钱 先生介绍了自己在这一领域做过的理论工作，对别人的工作则用他自己的观点给予评价。 （文 ， 36 页）。 1980 年，我有幸到清华大学听过先生的 奇异摄动理论十六讲 ，充分领略了他讲课的这种特点和魅力。他讲课从来不带讲稿，经常化很大精力来阐明问题的来龙去脉，每种理论的基本简化假设和特点，然后信马由缰地满黑板演绎理论，最后说明：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而且具体举出它 碰壁 的实例，告诉我们改进它的可能途径。因此，每次上课都觉得获益非浅，那年听课 孕育 了我后来写成的几十篇关于奇异摄动法及其应用的论文。 我认识到，我们的一切教学工作都应当以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为出发点。这些年来，我开设了十几门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每次开课前，我都要想一想，我要教给学生什么？我能从前辈的教学经验中学到什么？例如，我为研究生讲授渐近方法课程已逾二十年，怎样使这门课常开常新，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 首先，我特别注意该领域的最新进展，不断补充新内容，近年来，计算机符号运算发展得很快，使得过去可怕的、繁复的渐近公式推演变得简捷可行了，我就将渐近分析与符号运算联系起来，并在课上介绍了自己在科研工作中设计的 半逆序算法 ，阐述如何借此在微机上实现渐近步骤的计算机符号运算，使学生受到启迪，并学到了实际本领。 其次，我精心组织了教材，改变一般专著中零星讲述各种奇异摄动法的传统，把它们归纳成两类：长期项型和边界层型奇异摄动法，然后介绍其中的主要方法及其变型，比较它们的优劣，使学生懂得如何在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第三，渐近方法一般相当烦琐，稍不留意，就会陷入 公式的海洋 ，因此，我有意识地学 习钱 先生的方法，主要交代概念和思路，加上必要的演绎，让学生掌握方法的精髓，而在课堂上我津津乐道的是方法是如何产生的和逐步改进的，比如，在讲到合成展开法时，我总会讲到，此方法的 开山鼻祖 是 钱伟长 教授：是他在 1948 年研究圆薄板的大挠度问题时首先提出了这个方法，领先于国外同类工作 8 年；而且还向学生介绍 1979 年在全国首届奇异摄动理论研讨会上 钱 先生讲述此法来由的情景，讲到当时我 向钱 先生请教发明这个方法的原始想法所得到的答案：奇异摄动法的放大边界层尺度的 显微镜 和 慢镜头 思路，研究生反映，这种形象化的比喻使他们更深地领会了奇异摄动的实质。听过我这门课的学生一般很快地学以致用，在学位论文中主动发挥、应用渐近方法。 95 级博士生程友良在将渐近方法与计算机符号运算结合时还将我的半逆序算法加以发展，演变成了 数值半逆序算法 ，这也是一种创新精神吧！ （二）努力传授 应用数学过程 在 钱伟长 教授心目中，绝大多数理工科类的问题是应用数学问题，作为我国最早的一位应用数学博士，他对应用数学有他根深蒂固的认知，这种认知来自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见文 ）。 他在《八十自述》中写道： 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 Synge 、 Infeld 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学院也多次和 von Karman 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廷根学派的传人。哥廷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对物理过程的理解，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用得漂亮，用得朴素简洁。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不惜跳进数学这个海洋来寻找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于创造新工具。他们都警告我们，数学在应用数学者说来，只是求解实际问题的工具。 Synge 教授甚至说：你们应该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的勇气，但应该懂得避免淹入海底，懂得在完成任务后爬上来，寻找新的物质运动的主题。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 。 （见 ， 28-29 ）。 他还说： Synge 教授的第一课就是阐明哥廷根学派是主张用数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这和一般数学家的 应用数学 不一样。数学家是在研究数学问题，从数学中找问题的，哥廷根学派是从物理、化学和一般技术之中找问题，而要用高明的数学办法去说明物理或技术问题。首先要弄清物理或具体技术问题的本质。其次是要用数学上现已通用的表达方式去表达它，然后按实际问题的需要来求得实际的定量或定性的答案。 Synge 教授说，数学是汪洋大海，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应该以不怕淹死的精神，跳进这个汪洋大海，去寻找那最好的数学工具，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他力主不要怕数学，但也不能迷在数学中， 一定要在找到宝后，极早爬上岸来，用这个宝去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深受教育。我一生中解决过很多问题，也用过很多宝，但从来没有迷恋过某一个数学问题。 （见 ， 7-8 ）。 这里， 钱 先生强调了以应用数学为工具建立数学模型的重要性，联系到教学， 钱 先生指出： 教学的过程，就在于让学生搞清 模型 的意义。因为 模型 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是对客观事物的近似描述。我们要引导学生提出 模型 ，通过抓 模型 ，教给学生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 ， 168 页）。 1978 年， 钱伟长 先生的同窗好友、著名应用数学 家林家翘 教授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 应用数学过程 ：搜集实验、观测资料 建立数学模型 发明数学工具或沿用已有方法解决模型中的问题 验证所得到的结果 总结出普遍规律。 钱 先生完全赞同这一提法，在许多场合加以提倡和推广。我体会到，向学生传授这一应用数学过程至关重要。 我每次给学生开课时，开宗明义的第一课，就是介绍这一应用数学过程，而且经常用牛顿建立三大定律为例子加以阐明，即牛顿搜集行星运动的观测数据（包括熟悉和了解开普勒定律） 建立数学模型： F=ma 等 发明微积分求解运动方程 在实验、观测中验证 总结出牛顿三大定律；并向学生解释，无论是经典力学，还是现代力学，关键在于建模。 几年前，我主动请缨，给上海大学力学系本科三年级学生讲授 理想流体力学 课程。授课时，我反复告诉学生，整个流体力学课程所要讲述的无非是如何对复杂的流动现象进行简化，在一系列假设下，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欧拉方程也好，纳维 - 斯托克斯方程也好，更复杂的雷诺平均的纳维 - 斯托克斯（ RANS ）方程也好，无一不是经过种种简化的模型。 我特别指出，学力学、物理学的人的与众不同的长处就在于善于建模，因此对工作的适应性就强。即使毕业后，不搞力学或物理学，到公司去做白领，要进行市场分析、研究数量经济学，实际上还是建模，而且难度不会比力学建模大。 在讲授 薄翼理论 这一节时，我满怀热情地赞美了这一理论在建立模型方面的优美之处：它把一般的翼型绕流问题，分解成有厚度的对称薄翼绕流、无厚度薄翼绕流和薄板的有攻角绕流三个问题，逐一求解，而且把边界条件从翼面移到中间平面，从而得到了非常漂亮的结果，因此尽管这是五十几年前的成果，至今仍有生命力，这就是数学建模的威力所在。同时，还告诫学生们，这种建模并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小厚度、小攻角。这样的课往往都能抓住学生的心，有一次一个学生悄悄地告诉我： 原先觉得学力学没劲，听了课觉得学力学是很可以自豪的。 在给研究生讲授流体力学时，我花费很多时间（约 1/3 的学时数）来阐明纳维 - 斯托克斯方程的导出过程，强调这是流体力学建模的 重头戏 、基本功，从连续介质假设和速度分解定理谈起，引用质量、动量、能量守恒的物理规律以及热力学定律，论及本构关系，最后自洽地演绎出纳维 - 斯托克斯方程，而且向学生反复强调这种建模成立的八大假设，并要学生抓住连续介质假设和热动平衡假设这两个基本点。即使在给本科生讲课时，我也强调了这些前提。 在实际教学中，我还经常强调 应用数学过程 的一头一尾的重要性。囿于条件，上海大学理学院的流体力学实验课还不能很正常地开设，因此，在上课时学生对流体力学中的三要素（流、波、涡）缺乏感性认识，在知识源于实际这一点上总有缺憾，作为弥补，我尽可能对具体的流动图象作口头描述，并用实验摄制的流动图谱作教学示范，并将图谱汇编留在学生处让他们揣摩，使大家对千变万化的流动现象多少有点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些问题的提法。每得到一个理论结果，我总设法给出实验曲线，检验理论的准确性。在讲圆柱绕流时，我特别讲明了柱面压力分布的理论与实验结果的巨大差距，说明粘性的重要性与理想流体处理的局限性；接着又指出离柱面不远处理想流体结果的可用性，顺便讲了边界层理论的思想。 （三） 在方法论的教学上下功夫 钱伟长 教授一贯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他说： 孔夫子讲，要循循善诱，其含义便是引导， （文 ， 168 页）。他还说： 教师的引导作用就在于他的风格，学生学他的风格。 （文 ， 166 页）。那么，教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呢？ 钱 先生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训练学生用科学方法去处理问题，用一定范围的知识描绘这些方法，通过这些描绘让学生懂得怎么去分析矛盾；二是引导学生学会自学，自己去获得知识、收集材料、解决问题。（文 ， 326 页）。他还举例说： 我到上海工作以后，培养的第一个力学博士生（按：指 黄黔 博士），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从事社会发展研究的领导工作，学习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完全是两码事，但是他干得很好，关键是他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论。 （文 ， 170 页）。 我觉得 钱 先生这些话言简意赅，很值得回味。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科学的方法论对我们教学、科研工作者的重要性，因此买了上百本有关方法论的专著和科学家传记，见缝插针地仔细研读，并尽可能融合到教学中去。我在研究生中作了几次有关科学方法论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因为我不做空洞的说教，尽量结合实例进行讲述，使受众得到实际收效。 近年来，我在给本科生上理想流体力学课时，特别强调方法论要素。流体力学课程有一定难度，有人称之为 留级力学 ，因为过去常有人因流体力学课考试不及格而留级。为了实际地消除大家对流体力学的恐惧感，我告诉学生，流体力学没什么可怕的，学好我教的这门课，只要做到三点就行了：弄懂 30 个基本概念；学会 5 种基本方法；做好 50 个基本习题，这样就能一通百通了。 我上课时反复强调的是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演绎思路，而不在具体推演公式上下功夫，我假定学生有基本的微积分功底，简单的推导让学生自己完成，而有些学生反映：有些数学知识（如复变函数论）已经 还 给了老师，我就帮他们复习一下，只要上课够用就行了。 对一些反复使用的方法，我特别予以强调，如分离变量法，我不厌其烦地指出，数学家有数学家的标准的分离变量法，而力学家、应用数学家则另有一套，他们会根据定解条件来猜测解的形式，这是他们的高明之处，于是，我先 扮演 纯粹数学家演绎一番，再 扮演 力学家来推导，经 读秒 ，力学家 占优 ，学生们觉得 好玩 ；有一次，我让学得最好的两名学生分头扮演纯粹数学家和力学家（应用数学家），同时用两种思路到黑板上求解同一个问题，结果，前者耗时 15 分钟，后者只用了 7 分钟，使得学生们真切地感受到应用数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高明之处；再如，奇点法在我的教材里出现了五次，我告诉学生，奇点法在数学里叫基本解方法或格林函数法，高明的数学老师讲授它时已经告诉大家它的力学意义或物理意义；而奇点法在力学里又称为源汇法或涡量法，在教材里先碰到的是孤立奇点法，后碰到的是连续分布奇点法，基本概念都是用奇点来取代物体；前者含理性的猜测的成分，而后者则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结果往往会归结成积分方程，并且告诉大家，近年来计算力学中风行一时的边界元法和涡旋法均源于奇点法，这样一来，就把新旧知识融会贯通起来了。 钱 先生经常指出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我采用的做法是让学生写小论文，平均每两星期布置一个小论文作业，为了启迪学生自觉学习的兴趣，我出了几个有意思的题目让大家做，诸如： 流体力学的美与难 、 论乒乓球侧旋球和下旋球的流体力学原理 、 日常生活中的涡 、 论亚音速流动与超音速流动的区别 等等，还规定他们不准抄书，不准相互抄袭，可以随意找参考资料，或者到网上下载资料，但必须注明参考文献或资料来源，内容可以自由发挥，欢迎用电子邮件交作业。学生们的积极性很高，一时我的邮箱给他们的作业塞得满满的。尤其是第二篇论文，大都写得很精美，有的同学从网上找来资料，叙述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史，弧圈球、下旋球、侧旋球的空气动力学基本原理，还配上了精致的插图。通过这篇论文，大家对流体力学中的玛格努斯效应有了较深刻的了解。 我的另一个做法是互动式教学，我教的班级人数一般较少，因此，经常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规定上课发言不必举手，也不必站起来，我讲错、写错的地方欢迎随时批评指正。有时我抓住一些概念容易弄混的地方设置 陷阱 ，让大家畅所欲言，例如，提出似是而非的命题： 十二级大台风时，中心风速达每秒 30 多米，分析台风一定要考虑空气的可压缩 ； 烟囱周围的流场一定不能作为二维流动处理 等等，让学生众说纷纭地畅所欲言，大家争论得很热闹，最后由我来做 老娘舅 。学生们上我的课还算起劲，除了偶尔有人迟到，几乎无人缺勤。 （四） 探索无尽期 我原先在科研单位工作， 1984 年转到高校前只开过几门研究生课，因此应该说，在教学方面经验不足。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教学本身就是个大学问。因此，上面所说的只是非常粗浅的体会，而且不尽正确。我想，我还是应该遵循 钱 先生的教导，以终生学习的态度，不断探索，不断改进，自觉地贯彻他的先进的教学主张，做好未来的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 钱伟长，跨越世纪，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2 2 钱伟长，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0 3 钱伟长，钱伟长文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4 戴世强，论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力学进展， 2003 5 钱伟长，八十自述，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8 6 钱伟长 . 怀念同窗益友郭永怀教授 . 见《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郑哲敏主 编），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9 ， 7-9 。也可见文献 ， 394-397 初稿于 2005-01-05 定稿于 2007-05-15 发表于《力学方法论与现代科技》， 53 － 61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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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方法十日谈

热度 4 sqdai 2010-8-13 10:55

【按】去年 1 ～ 2 月，我陆续谈了关于外语学习（主要是英语学习）的点滴体会，受到青年朋友的欢迎。今天，把这些材料汇编起来，稍加修改、编辑，刊登于下，以便于年青学子参考。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 楔子 这些年来，国内的中学、大学对英语教学极为重视，年青学子也为学好外语倾注了大量精力，而效果却不能尽如人意，除了小部分学子，多数人费尽力气，还是 听说读写 样样不精通。问题出在哪里？我非外语专业出身，本无资格说三道四，这里不揣冒昧，说一点一孔之见。 目录 一、拒绝 Spoon-Feeding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2393.html 二、拒绝 投机 模式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2569.html 三、拒绝 哑巴英语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2587.html 四、拒绝死记硬背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5042.html 五、推介选词典用词典小贴士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5774.html 六、推介 季羡林 先生的外语学习观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5927.html 七、推介苏步青活学活用外语法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025.html 八、推介钱穆中年学英语的名著阅读法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257.html 九、推介钱伟长学英语的拆字法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801.html 十、推介随时随地学习外语法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942.html 一、拒绝 Spoon-Feeding 我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效率底下，采用 spoon-feeding 型式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最初听见 spoon-feeding 这个词，出自一位来华教英语的美籍教师 Michelle 之口。 1977 年，国门初开，科学院要派送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出国进修，计划举办短期英语训练班。当时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任职的 李佩 先生（我的师母）负责具体操办，她从美国邀约几位年青教师来任教，训练班急需助教，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李 先生想起了我这个老学生，敦促我 策马上任 。我一想，这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就不管自己才疏学浅，欣然赴约。 于是，我当了 Michelle 那个班的助教，有了与她朝夕相见、切磋求教的机遇。有一次，我问她： What does it matter? 这句话怎么从语法上理解？ Michelle 反问我： 这句句子的意思你懂吗？ 我答道： 当然懂的呀！ 她大惑不解地说： 那你干吗还要分析语法？ 我说， 我搞不懂的是： matter 是不及物动词， what 是疑问代词，它们怎么搞到一块儿去的？ * 她说， 虽说我才来了半个月，已经看出你们学外语的问题，你们一天到晚语法、语法，用 spoon-feeding 的方法给学生灌输语法，能学好外语吗？想一想，先有语言，还是先有语法？你学会说中文之前，学过语法吗？学好外语，只有靠实践、靠练习、靠模仿。 回家后我赶紧查《牛津词典》，发现 spoon-feed 的准确涵义是 give (sb) too much help or teaching in a way that does not allow him to think for himself ，大致相当于我们常说的 填鸭式教学 。 接着，我特别留意 Michelle 的 非 spoon-feeding 教学模式。当时，班上学员的年龄大多在 35 到 45 岁之间，至少比 Michelle 大十岁，但她从不发怵，在教室里四处走动，有时干脆坐到讲课桌上，翘起二郎腿。一会儿组织大家演讲、辩论，一会儿让大家演英语小品，时不时地让大家造句、做作文。两节课结束前，来一个非常严肃细致的讲评。课堂上经常笑语喧哗。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课堂上关于 女士化妆 的一场大辩论。那时，不像现在那么开放，女同胞极少有人化妆（除了个别新潮女性）。 Michelle 的题目是： 你怎么看女士化妆？ 你赞成你老婆化妆吗？ 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各抒己见。有的说： 化妆使美女更美，使丑女更丑。 有的则说： 我原则上不反对女士化妆，但反对我老婆化妆。 Michelle 就问： 怕别人抢你老婆吗？ 那位男生说： 倒也不是，我家的黄脸婆没人来抢。我就是看着别扭。 哦，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女生说说看法。 有位漂亮女生说： 我倒是想化妆，就是不敢冲在前面，怕别人说闲话。 另一位女生说： 我想化淡妆，不喜欢大红嘴唇。 Michelle 问： 那你们什么时候敢化妆了呢？ 等到大街上有一半妇女行人化妆的时候。 Michelle 哈哈大笑： 啊哈，中国人的从众心理！ 随后，学员就 化妆是否有伤风化？ 什么是女性的内在美？ 等问题展开讨论，气氛非常热烈。两节课很快就结束了，大家意犹未尽，课后继续争论。课堂讨论时， Michelle 对大家的错误百出的英语采取宽容的态度，实在太不像话时，就纠正一下；对太结巴的人帮扶一下。许多学员说，收获不小，这才是真正在 学英语 。 说 Michelle 只重视实践，不讲 理论知识 也不对。她喜欢经过造句来 练兵 ，仍然寓教于乐。记得一次做造句练习，她让一位男生用 follow 造句，他用手一指坐在后面的学员，脱口而出： A dog is following me. 顿时哄堂大笑，后面那男生狠狠地揍了前座一拳。我依稀记得， 还击 的那位现在已成了院士。教学时间长了，有了积累， Michelle 经常用大段时间讲中国人用英语的常见错误；对大家的作文也进行了仔细修改。半年左右的培训结束时，大家觉得获益非浅，我作为助教，更是如此。 因此，我想，什么时候国人摆脱了 spoon-feeding 教学模式，外语水平一定疯长。外语如此，其它科目亦复如此。 * 在做学问方面，我有点 一根筋 ，总想搞清这个问题，有一天，终于在一本大词典里查到， what 有时可用作疑问副词，与 how 同义，于是问题迎刃而解。 写于 2009 年 1 月 10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2393.html 二、拒绝 投机 模式 近年来，外语教学中有一种危险的倾向 投机 型的教学模式盛行，而且有蔓延的趋势，必须引起注意，并大声说 不！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倾向源自 TOEFL （即 T est(ing) O f E nglish as a F oreign L anguage ）。大家知道， TOEFL （尤其是早期的 TOEFL ）的测试模式以 选择题 为主， ABCD 四种答案中，选对了就可得分。毋庸置辩的是：这种模式蕴涵了 投机 的成分。根据逻辑学，排除了 最不可能的 和 次不可能的 ，剩下的就是可能的，神探福尔摩斯就根据这种方式屡战屡胜。拿这种战术来对付 TOEFL ，确有奇效，经常出现的情形是：根据常识或基本理解，在四个答案中，先排除 最不可能的 和 次不可能的 ，剩下的两个，连蒙带猜，总有 50 ％的成功率。这能测试出真正的英语水平吗？三十多年前，我几次参加出国人员的英语试卷的批卷，发现考生经常涂改答案（说明他心中无数），而且多半是改错了的。于是 TOEFL 培训老师说 要相信你的第一感觉 。 前些年， 出国热 引发了 TOEFL 热 ，又诱生了 英语热 ，形形色色的 TOEFL 培训班充斥城厢，英语进修学校分外 吃香 ，其中不乏高资质的，更常见的则是滥竽充数的，它们的一大宗旨是教学员如何应付 TOEFL ，教给学员上面所说的 战术 。于是，英语的投机教学模式盛行，进而影响了正规学校里的英语教学，据说还有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其它科目的，更令人担忧。 也有人不吃这一套，本校的钱伟长校长就是一个。记得 20 多年前，我们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招收博士生，他接连三年亲自出博士生英语考试试题，沿袭了他那个时代和我们那个时代的传统做法：笔试的主要题型是英译中和中译英（大段文章、句子和短语、成语）；口试要求对国家大事、学科发展和个人目标陈述看法。他说： 我就要看看考生驾驭英语的真实能力。 这种考试模式在上海大学一直在传承，可惜尚未成为主流模式。 前述 投机 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并未真正往 听说读写 四会的方向努力，学会的是 花架子 和投机取巧。我在英语国家访问时，遇到几位教授，他们招收了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颇有疑惑地问我： 那些中国留学生 TOEFL 考了 600 多分，却开不了口说英语，写不了英语论文，怎么回事？ 我只好说： 那是上了 TOEFL 的当了。 我这里没有全盘否定 TOEFL 的意思，作为一种考试模式，它的出现和存在有其合理性，而且考试方式也正在加以改进。我认为，把 TOEFL 模式作为主要的外语教学模式是极为不妥、极为有害的。选择题只适合于低年级小学生，对年长一点的学生，只能偶尔为之。想学好英语，必须从语音学入手，通过扎扎实实的、灵活多变的形式，尽可能掌握英语的内在规律，掌握足够的词汇和句型，最后落实到真正 四会 上。 写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2569.html 三、拒绝 哑巴英语 语言是主要用来说话交际，而不是用来默记暗诵的。这个道理谁都懂，但偏偏大部分国人学的是 哑巴英语 ，这个毛病非改不可。 我常问年青人，为什么见了外国人不开口说英语？答案大多是： 我说的是 洋迳浜 英语，地方口音浓重，说了让人见笑； 不懂说英语的规律，不会说； 听不懂老外说的话，怎么交流？ 窃以为，第一个问题全怪你自己；第二、三个问题，老师和学生自己应该 各打五十大板 。 国人大都太谦恭，不够 aggressive ，而学外语必须 aggressive ，有中国口音（如山东口音、陕西口音等）怕什么？外国人才不怕什么地方口音呢！只要别太离谱，什么样的 怪英语 他们都听得懂，就像我们听那些地方口音浓重的中国话一样。记得国门刚开放，有一位美国应用数学权威到访中科院力学所，我的一位同龄同事抓住机会用他的蹩脚英语跟他交流，地方口音浓重得令我都替他害臊，他却全然不顾，继续结结巴巴、断断续续、比比划划地跟美 国 教授长谈，后者难得有年青人与他深入探讨，也兴趣盎然地与他交流。此后他卖力地学英语，但发音依然不中听。不久后，他赴美加留学、任职，如今已是国外某名校的教授。我们至今常有交往，偶尔听他讲英文，口音仍然不怎么样，但是由于他有 aggressive 性格，学有专长，又学好了英语，外国学生还得听他上课。所以，我要说，学了一点就开口说吧，没人笑话你的。 非外语专业的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里学会 开口外语 ，但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做到。原因是：一、语言环境差，实践机会少；二、教学方法不对头。前者一时难以改变，但现在的条件比我年青时强多了，那么多的电视英语频道可供选择，听听 BBC 等也不算 里通外国 了，而且有了那么多国际交往（现时高校提倡双语教学，至今尚未成气候）。我有个研究生，一看到所里来了位法国留学生，英语很棒，就马上与他交上了朋友，有空就与他聊大天，一个想学英语，另一个想学汉语，于是互教互学，各得其所。半年下来，我那学生的英语口语突飞猛进，其余学生却 依然故我 ，应了法国生物学家尼科尔的那句话： 机遇只垂青那些懂得追求它的人。 至于第二个原因，则是人为的，老师和学生各有一半的责任。使我纳闷的是：既然国内学语言的环境不佳，公共外语的教学为什么不重视语音学（ phonetics ）教学？学汉语还教拼音，教英语怎么连国际音标都不教？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多喜欢 许国璋英语 ，我的英语老 师李佩 教授给我们讲课时用的也是这套教材。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因为它是专业教材，选材精当，课文内容远非面目可憎，多数取自名著或其改编本，文后经常插有清新隽永的短诗歌谣谚语；课文注释很具体；语法讲得很活络；练习题选得很得体；生词注有国际音标；最重要的是系统地讲授了语音学，可以借此自学，无师自通。 记得在文革后期，北京的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学英语，中关村小学（黄帅那个学校）缺乏师资，不知怎地，找到了我。我正赋闲在家，又特别喜欢孩子，于是就当了 孩子王 ，我教过的学生的 年龄谱 就扩展为 10 ～ 40 岁（加上后来的）。 上任前一想，不对了，我的英语口语水平属中上，而中关村小学的学生家长多数是饱学之士（例如我班上一位学生的爷爷是当时物理所的所长、学部委员）。倘若教得不好，误人子弟且不说，学生回家说起教过的英语，家长马上掂出份量，会说： 哪儿来的一个蹩脚老师，简直是滥竽充数！ 岂不有辱我的名声！因此，不敢大意，马上恶补英语语音学（用的是葆青编著的教材），那时不像现在，到处有英语学习用的磁带。好不容易买到一张教英语语音的密纹唱片，用我结婚时岳母送的留声机，足足听了半个月，逐个矫正自己的发音。这才胸有成竹地走马上任。 我上课时，每节课只用半个小时讲课文，其余时间用夹着简单英语的中文讲童话（大人国、小人国之类），大受欢迎，由于有约在先，假若前面的课没学好，就不讲故事，因此学生听得很专心。家长们也称赞有加，一年聘约期满，又要续约，但是 科学的春天 已经来临，我马上 功成身退 。我的这批小学生时下都过了不惑之年，多数已留学异域，我到国外访问时，他们还会打电话向我问候。我的英语语音学的基础就是在那时夯实的，一直管用。后来在给组里的研究生补习科技英语知识时，我就传授了葆青编的《英语语音学简明教程》，颇受欢迎。 为什么要学英语语音学？因为与其它外语（如俄语、德语、法语等）相比，英语语法并不复杂，但语音却复杂得多，有时不能 望词生音 ，发音规则的 有效率 仅为 70 ％左右。然而并非一无章法可循，英语大略有 48 个音素，与字母或字母组合有对应关系。讨厌的是，这种对应关系不是一一对应，但不是 乱点鸳鸯谱 ，葆青老师把这种关系讲得一清二楚；规则有点多，记不住，怎么办？不要紧，有国际音标帮忙。学会了国际音标，掌握了基本发音规律，再记住那些不服从规则、调皮捣蛋的词（偏偏大多是常用词），亦即记住规则的例外。遇到陌生的单词，查词典时，留意它的国际音标注音，若是服从规则的， OK ；调皮捣蛋的，记住它。除了学会单词以外，还得学句子、段落的读法，了解什么是升调降调，什么是语调群，什么是 失去爆破 ，什么是 连读 等等。尤其是后两者，听不懂老外说英语，大多源于此。所以，我力主：学英语的年青朋友们学一点语音学。英语老师不教语音学，怎么办？自学呗！总比流体力学容易自学。 我要强调的是：语音学知识不是死学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国门打开不久，我导师的师兄、知名空气动力学家威廉 西亚斯 (W.Sears) 访问中科院力学所，要给研究人员做报告。当时苦于找不到合格的科技英语翻译，因此我的师母 李佩 教授推荐我的师兄陈允明出马。我这位师兄性格开朗，敢作敢为，聪明绝顶，他二话不说，立即上岗。只见他在翻译时，听由 Sears 讲一二十分钟，然后他滔滔不绝地把所讲的内容一一转述。听众为之倾倒， Sears 也高兴非凡，更令我们称羡不已。（在 Sears 新近出版的传记中，陈允明是他唯一提到的中国学术后辈）。事后，我们好奇地问这位师兄： 你怎么练就的这番功夫？ 他答道： 主要靠平时用心练习，并且把握好方法。不管谁说话，说哪国的话，每句话里只有两三个关键词，你抓住了它们，再看看说话人的表情、语气和上下文，你就能八九不离十地搞好翻译了。 仔细一想，还真有点道理。 再讲一件好玩的事儿：我们做研究生时，经常用英语胡说八道，例如，有一天清晨，结伴走在静谧的中关村林荫大道上（那时不像现今那么喧嚣），看到太阳在远方路端徐徐升起，就有人脱口而出： How beautiful the morning sun is, just like peoples commune ！ 此话脱胎于毛泽东的话 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一样 ，这么说过了，就记住了一辈子。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千真万确！ 写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2587.html 四、拒绝死记硬背 谁都知道，死记硬背是一种事倍功半的、不足取的学习方法，但在外语学习中依然十分流行。其主要表现形式是： （1） 死记单词。碰到一个生词，记住由哪几个字母构成，记住它的中文意思（通常就记一两个意思），周而复始，天天如此！效率约为 20 ％左右（视每人的机械记忆能力而定）； （2） 死记课文。老师让学生背课文，学生就生吞活剥地照章执行，不管课文的具体涵义，像 小和尚念经 般念念有词，在课堂上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下课后不久，对不住， 全还给 老师了； （3） 死记语法。把老师教的语法条文一一记下，什么时态语态，什么主谓宾等等，记得贼牢，但是，就是不会实际应用，一造句就出错，一说话就离谱。 以上三种是死记硬背的外语学习者的通病。是否有药可治？当然有。我不是外语专业出身，但日积月累，也有那么几个偏方，且听我一一道来（还望外语专业人士不要见笑）。 偏方一：略懂语言形成规律。 语言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从简到繁，由浅入深；说英语的国家与说汉语的国家相距十万八千里，各自独立形成语言体系，英语与汉语的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必须自觉地把握这种差别。例如，汉字是象形文字，英语词汇则是拼音文字；汉字与英文字各唱各的 调 ，涵义上一般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专业词汇除外）；汉语句子结构较为松散自由，英语句子的黏着性强；如此等等。然而，人类有共通的感情，在表达思维时，既有差别，也有共性。学英语之始，就要充分认识两种语言的异同。 偏方二：略懂构词法。 学汉语时，学了一些简单的字以后，学到复杂形态的字，语 文 老师会教你如何拆字，知道什么是主干，什么是偏旁，拼装后是什么意思；学英语词汇也一样，也要学会拆字和拼装。比如说， reactionary 这个词， act 是词干，通常是动词；加 ion ，变成动名词 action ；加前缀 re- （反）的意思变成 reaction ；再加后缀 -ary ，变成形容词 reactionary （反动的）或另一个名词（反动派）。再加上前后延伸，形成一串串 糖葫芦 ，你不是可以灵活地记住单词了吗？ 偏方三：略懂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 从上面关于 十万八千里 的叙述可知，不同种族创造的语言单位（字、词汇）必定包含各不相同的多种涵义，用数学语言说，相近词汇的涵义只有很有限的 交集 。我的中学语 文 老师告诉我，汉字 生 有 100 多种涵义，我不信，去查《辞海》， 生 的基本意思有 12 种，派生词汇几百种，词条 生 占据《辞海》九页篇幅，生气，生火，生孩子， 中的 生 ，在英文里要用不同的词汇，反过来也是这样。你知道 get 这个词有多少涵义和搭配？我至今说不清，还不全认得 get 。所以每学一个单词，要尽可能多地记住它的涵义和搭配。同时，要多多记住同义词和反义词，记住它们的异同，例如， 说 的说法在英语里至少有 20 种，先记住最常用的是： say ， tell ， speak ， talk ，它们适用于不同场合。这样，你就把词汇学活了，你的头脑里的词汇量就会天天见长。 偏方四：略懂句子结构。 语法学了一两遍就够了，语法条文不必死记硬背，要活学活用。我在中学里的英语课本是林汉达编著的开明本。我认为，那套教材的最大优点是：用构图法解析句子结构：一条横线，几条竖线，几个框架，把英语句子的主谓宾或主谓表以及定语、状语（包括从句），剖析得一清二楚，此后我再也不怕复杂句式了。当然，还可采用其它剖析方法，关键是：要灵活地剖析句子。 偏方五：略懂理性背诵。 如果反对死记硬背，把理性背诵也反掉了，就像倒洗澡水把小孩也一起倒掉一样。背诵是必需的，但要 活背 ，彻底了解短文的主题、请调、架构、特色、长处，熟记在心，再有声有色地背诵，加上击节赞叹，那是一种享受。理性地背下来的短文，想忘也忘不了。 上面讲的偏方对战胜 死记硬背 肯定有用，但不一定人人有用，应该各自创造取代 死记硬背 的法子。上述话题以后有机会再展开来讲述。 写于 2009 年 1 月 27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5042.html 五、推介选词典用词典小贴士 【按】前四篇 漫谈外语学习 的短文中，本着 不破不立，先破后立 的原则，拒绝了填鸭式教学、投机模式、哑巴外语、死记硬背，从本篇开始陆续向大家推介一些正确做法。尽量讲述那些外语老师不讲或很少讲的、而自己又有一点实践体会的内容，一来避免重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二来免得 班门弄斧 ，误人子弟。 新学期快开始了，学生家长总想给在学学生装备些新东西，外语类词典往往是首选。那么，该买怎么样的词典？而学生该用何种词典？怎样用词典？这里以问答形式说一说自己的一孔之见。 1. 选购词典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与选购其它书籍一样， 一看内容，二看作者（或编者），三看出版单位 。内容要适用于学习、参考，别闹 科学的春天 时期抢购《英语新词词典》（那是给英语专业人士用的）那样的笑话；作者应该是该专业的权威人士（获权威单位）；出版单位必须是有名的，例如，外语类词典的最可信赖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科技外语（包括科技名词）类的是科学出版社和一些专业出版社。请大家千万别去理会那些以 捞分 为目的的 野鸡 或非 野鸡 的出版社。 2. 你极力推介什么样的词典？ 双解词典 。对学习、理解、运用外语来说，最佳的外语词典是用该外语释义的词典，例如，英－英词典，就跟《现代汉语词典》（汉－汉词典）一样，只有这样的词典释义最清晰可靠。对初学者来讲，用双解词典（例如，《牛津英汉双解词典》）是绝好的选择，既有英语解释，又有汉语翻译，容易使用。 3. 你最排斥什么样的词典？ 袖珍词典、简明词典 ，包括简洁版的词霸之类。这种词典用于应急（如急于想知道某词的含义，手边又无大词典时）尚可，若用于日常学习或参考，则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因为篇幅太小，元素不齐，释义不全，用法不明，除了误导，别无它用。 4. 你认为手头应该备什么样的词典？ 大中小配套，内容互补，至少 10 种左右 。最起码的 装备 ：双解词典 1 本，大词典（词条 10 万以上） 1 本，用法词典 1 本，汉－外词典 1 本，科技大词典 1 本，本专业和相关专业词典 6 种以上。请参考后面的清单。 5. 学生应该怎样用词典？ 应该 了解词典的基本功能：注音、求解（释义）、作文、语法、辩义 。要充分利用这些功能，掌握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 学生用词典时，查生词的频率最高，这时，先要知道此词的读法、是否遵守读音规则、用作不同词类时的不同读法；其次了解它的基本含义和派生含义；再次，了解其语法功能和基本搭配；最后知道它的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它们的微妙区别等等（好的词典均有相关的指引和解释）。有时，遇到不明搭配时也要查明；遇见曾学过的单词的新用法，更应查阅。一定要注意单词和词组的作文功能，反复品味并记住词典中的经典例句。遇到疑难词汇时，要几本（大）词典一起查，经比照，确定最准确的释义。 6. 背词典有用吗？ 有用，但作用不大 ，经常事倍功半。我做研究生时化过一年时间背词典，用的是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该词典有个好处，标明了常用词、次常用词、次次常用词，共计约 3000 条，我和我的同学依次背来，而且努力按第 6 点所述的要求背下来，对训练英语基本功不无助益。但是我不提议大家如法炮制。 7. 你手头有哪些英语词典？ 我的各类词典和工具书大概有一百本。常用的英语词典清单如下： l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 l 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现代出版社）； l 英华大词典（商务印书馆）； l 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l 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辩义四用辞典（世界书局， 1938 年版）； l 现代英语用法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l 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 l 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l 牛津－杜登英汉图解词典（化学工业出版社）； l 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l 英汉技术词典（国防工业出版社）； l 英汉科技大词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l 英汉航空与航天技术辞典（国防工业出版社）； l 力学名词（科学出版社）； l 英汉航空流体动力学词汇（科学出版社）； l 英汉数学词汇（科学出版社）； l 英汉物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 l 英汉天文学词汇（科学出版社）； l 英汉气象学词汇（科学出版社）； l 英汉计算技术词汇（科学出版社）。 因为我手头已有足够的词典，近年来对辞书市场不大关心，可能有些好的新词典我没有购进，希望看到此文的朋友补充。 写于 2009 年 2 月 6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5774.html 六、推介 季羡林 先生的外语学习观 2008 年 12 月 21 日 ，我在北京火车站候车时，按惯例进了车站书店，看到《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 2008.9 第九次重印本），如获至宝，赶紧买下。在返沪的火车上，一口气看完了此书。书中有一篇《汉语与外语》（ 60 － 98 页），其中谈及的外语学习观极有启发性，很值得向大家推介。 季羡林 先生是我最崇拜的一位博学大师（生平简介见后）。作为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东方语言学专家，他精通德文、英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也学过俄文。他说的话有很大的权威性。《汉语与外语》一文缘起于他为《新民晚报》 夜光杯 专栏写的三篇谈外语学习的短文以及有关翻译的一篇文章。回答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学外语？谁该学外语？外语应学到何种程度？怎样学好外语？ 为什么要学外语？ 为了 同外国人交流思想 ，为了全方位地 与外国接轨 ，因为 语言的作用就在于沟通思想 。他指出，要成就大业，要做学问， 必须认真搜集资料，资料越多越好，要有 竭泽而渔 的气魄。 我们今天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搜集资料只限于中国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放眼世界。这是时势使然，不这样做，是不行的，而想做到这一步，必须学习外语。 他还认为，为了出国而学外语，跟着 托福 和 GRE 的指挥棒转，效果令人担忧。 谁应该学外语？ 答案是： 我首先指的是教师，而且不是哪一科的教师，而是所有的教师 ，当然还有学者（包括 学的人 和 爱学的人 ）。因为 所有的学科都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哪一科也不能自我封闭、闭关锁国。 季 先生说的所有学科，也涵盖国学、汉学等，还描述了一些教师和学者出席国际会议时， 眼前有轨接不得，只缘缺乏共同语 的窘境。联想起前一阵在晋升职称的外语考核方面，曾引起一些文科教师的反对，他们真应该听听 季老 先生的真知灼见。 外语应该学到什么程度？ 季 先生说： 根据我个人经验，学外语学到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七八十，也并不十分难。但是，我们不学则已，要学就要学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越高越好。不到这个水平的外语是没有用的，甚至会出娄子的。 浅尝辄止只能用于 简单地沟通思想 ，而用于治学、翻译等等，必须学得精通。对此，我自己有过教训：进了大学数学系半年后，我的英语考试过关，马上转学俄语，实际上并英语未 四会 ，还得在研究生阶段 回炉 ，加上后来的 补课 。 怎样学好外语？ 季 先生认为， 学习外语，浅尝辄止，似乎并不困难。但要精通，却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还必须有相当高的才能。二者缺一不可。 他的具体意见是： 第一，要尽快接触原文，不要让语法缠住手脚，语法在接触原文过程中逐步深化。第二，天资与勤奋都需要，而后者占绝大比重。第三，不要妄想捷径。 懒人是学不好外语的，连本国语也不会学好。 他比较中国人与德国人学外语方法的区别，指出： 中国是慢吞吞地循序渐进的，学了好久还不让学生自己动手查字典、读原著。而在德国，则正相反。 他引用 19 世纪一位大语言学家的话： 学外语如学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一推下水去；只要不淹死，游泳就学会了，而淹死的事是绝无仅有的。 并且介绍了他自己学俄语的故事： 老师只教我们念了字母，教了点名词变化和动词变化，立即让我们读果戈理的《鼻子》，天天拼命查字典，苦不堪言。然而学生的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一个学期就念完了《鼻子》和一本教科书。 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有成效的 。 以上 现烧现卖 地转述了季羡 林老 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很有道理，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写于 2009 年 2 月 8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5927.html 七、推介苏步青活学活用外语法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1902 － 2003 ）出生于浙江平阳的穷乡僻壤中的一个小山村，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含辛茹苦地让他读完私塾（相当于初小），进了镇上的高小。幸得小学老师陈玉峰的扶持教诲和中学校长洪彦远的提携资助， 1919 年初，他怀揣洪校长馈赠的 200 元大洋东渡扶桑留学。 对苏步青来说，要实现留学的目标，必须得到公费资助，但按当时政府的规定，留学生必须考取指定的几个学校后方可申请资助。 苏步青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对日语一窍不通，如何参加考试？他赶紧进了东亚日语预备学校，可是补习学校的学习进程缓慢， 远水不救近渴 ，而且，日常开支昂贵（月均至少 30 元），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眼看钱袋一天天瘪下去。偏偏这时传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三个月后进行招生考试的消息，苏步青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怎样速成日语？苏步青急中生智，在学校附近找了个住处，房东是一位年过五旬的大娘，很想有个年青人做伴聊天。于是，他就天天与房东 泡 在一起，清晨陪她去菜场买菜，听着她跟菜贩讨价还价，他在边上小声重复；下午、晚间就缠着房东讲故事，如富士山仙子的传说、贫苦农夫的传奇等等，不仅学到了地道的日语口语，还了解的日本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在这样良好的语言环境下，苏步青的日语水平突飞猛进，日语补习学校的 老牛破车 式的低速根本无法比拟。 三个月转瞬过去，苏步青来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考场。头四门专业考试他轻松过关。他忐忑不安地来到日语考试的考场，只见考试官是留了东洋式小胡子的日语副教授。他存心刁难，用袋浓重地方口音的日语 连珠炮 般发问： 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年纪？父亲干啥？ ，苏步青胸有成竹，一一作答，但继而一想，自己脑袋里的 日语存量 不大，眼看着块 倒 完了，得争取主动！ 这时考试官问他： 你到日本多久了？ 三个月。 什么？三个月就能懂日语？你以前学过？ 没有。 你怎么学的？ 副教授惊讶不已。 苏步青一看机会来了，就滔滔不绝地讲他 100 天来跟着日本老大娘学日语的经历。这是平时练习的最多，又得到过大娘点拨的日语叙述；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复述从房东大娘那里听来的一个个故事。讲一个至少三五分钟，而且用的是正确流畅的地道日语，考试官也听得出神了，居然忘了继续发问，他用手势止住还在兴头上的苏步青，说道： 好了，你已经合格了。 话音刚落，苏步青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因为他已经快要 黔驴技穷 了！ 事情圆满地结束，苏步青很快拿到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通知书。 苏老 先生在回忆这场考试时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场考试。 朋友们，从这个 苏步青智斗日语考试官 的故事里，你能悟出什么道理呢？ 本文参考资料：王增藩，苏步青，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写于 2009 年 2 月 9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025.html 八、推介钱穆中年学英语的名著阅读法 国学大师钱穆是钱伟长的四叔，学历为中学肄业，却做过名校名教授，且是遐迩闻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囿于成长经历，他在青少年时代没有系统地学过外语。后来由于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需要，采用了独特的自学方法 名著阅读法，学会了英语。 1939 年， 44 岁的钱穆接受顾颉刚之聘，同意到齐鲁大学上任，并获准先休假一年，回乡侍奉老母。他携眷迁居苏州耦园，易名梁隐，过起半隐居的读书治学生活，每天自学英语半日。他先找来注释版的《格列佛游记》（即《大人国与小人国》），化了一周时间读完；接着读一本英汉对照的英文小说，读了一半，不大耐烦，转而找到一本符合自己专业兴趣的、广为流行的英文原著《世界史》，细细读来。他说： 始苦其难，每一行必遇生字，逐一须翻字典，苦不堪言。如是者有日，乃竟不翻字典即可知其大义。即忽略生字不问，遇历史上特有名字，初不解其义，但续续屡见，亦复心知其意，乃大喜悦。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 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之一，竟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此乃余中年以后读书一新境界。使余如获少年时代，亦当年一大快事也。 通过这段生动描述，我们可见钱穆中年学英语下了何等苦力！又获得多大快感！而其方法，是无师自通地 啃 自己喜欢的英文原著，做到泛读与精读相结合，循序渐进，渐入佳境。通过掌握英语，他打开自己治学的新境界，对此后游学美国，亦大有裨益。 钱穆老 先生的英语学习法适用于不谙英语的中年学者，对青年人来说，学英语时早早接触原著，也是一个要领，前两天介绍季羡 林老 先生外语学习观时已经谈到，不再赘述。 本文参考资料： 1.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2. 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 2001 写于 2009 年 2 月 11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257.html 九、推介钱伟长学英语的拆字法 先讲一个小故事。 1977 年年底，经 钱伟长 先生推荐，我参加了《英德法俄汉物理学词典》的审订工作。审订小组以资深物理学家王竹溪院士为首，由 48 人组成，参加者有：钱临照、马大猷、沈同、汪德熙、鲍国宝、庄圻泰、胡济民、褚圣鳞、葛庭燧、柯俊、曾泽培、梅镇岳、梅良模、龚祖同等著名科学家，阵容十分强大，他们分别代表物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 钱伟长 先生和我则代表力学学科。审订会期间，钱三强院士也莅临指导。 这本物理学词典共有 75000 个词条，原为《英德法俄物理学词典》，大家的任务实际上是加上汉译，初稿由 87 位专家译成。审订会的目的是分工负责，逐一审定各词条。审订会的头两天十分顺利，到了第三天就卡了壳，原来初稿译者留下了约 1500 条词条，谁也搞不懂，经大家集中攻关，大约 1000 条有了 归宿 ，找到了明确的释义，最后剩下约 500 个，与会者束手无策，因为它们的英德法俄字形完全一样，大家在平时阅读中都没有遇见过。 王竹溪 先生出了个主意，各路专家分别 认领 几十个词条，休会一天，各自去找答案。 钱伟长 先生自告奋勇，认领了一百多条。到了会议的第四天，汇报各自的 斩获 。结果发现， 钱 先生的战果最为辉煌，竟让他解决了 80 多条。会上，他介绍了成功的主要 法宝 ：用了他年青时学英语学会的 拆字 法，亦即分清词汇的词根、前缀、后缀，弄清词汇的基本意思，再结合物理学知识，找相应的参考资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大家为之叹服。 钱 先生的成功来自英语构词法知识，我在 1 月 27 日 的博文中作为第二个 偏方 提出过。这里略加展开。经语言学家剖析，英语大约有 600 个词根（常用的约 200 个），前缀、后缀各有 100 多个（常用的各有约 60 个）。只要记住了主要的词根、前缀和后缀，就可以自由地拆字，按规矩拼字（当然不能瞎拼）。 钱 先生就是掌握了这种拆字法，得以最大限度地认知原来不认识的词汇。 这里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form 是一个词根。作为名词，基本含义是：形状、外貌；形态、体制、种类；形式、体裁；礼节、礼貌；状态；表格等等。作为动词，基本含义是：形成、构成；排列；成立；成为；养成等等。概括地说，做名词以 形 为核心，做动词以 成 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加前缀、后缀，形成如下 糖葫芦 式的词汇串（限于篇幅，不加汉译）： reform, transform, deform, inform, conform; reformation, reformer, reformatory;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ble; deformation, deformed, deformable, deformity; information, informer, informative; conformal, conformality, conformist 。 formal, formality, formalize, formalism, formalist, formalistic; formation, formative, informal, informality; 等等。 当然，通过将这些词汇形成框图，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词汇形成过程。我们还远未穷举以 form 为词根的所有词汇。但就这一串 糖葫芦 上，就有 30 来个 糖山楂 ，够你 尝 的了。假若你养成了拆字、拼字的习惯，每遇到一个新词汇，就想想它的 老祖宗 和前后左右的 子孙后代 ，你的词汇量不就日夜增长了吗？ 链接 英语构词法参考资料 经我的博士生宋涛在网上搜索，目前在图书市场有售的英语构词法参考资料有如下两种（本人尚未使用过，对其质量不能妄加评论）： 1. 英语构词法字典 作者：曩洪汉 , 李长庚 出版时间： 2008 年 6 月 出版社：东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qid=1234435418ref=SRsr=13-1uid=168-4268490-7257021prodid=zjbk80070h 2. 英语单词记忆捷径 -- 词素认知与练习 作者 : 张明勤 李恒敏 出版时间： 2006 年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qid=1234435419ref=SRsr=13-1uid=168-4268490-7257021prodid=zjbk411525 写于 2009 年 2 月 13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801.html 十、推介随时随地学习外语法 学外语靠死读书是学不好的。因为外语学习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实践出真知，所以学外语的语言环境极其重要（前已论及）。在目前语言环境不大理想的情况下，怎么办？办法很多。我这里只说说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随时随地学习外语法 。 大家都有体会，掌握了外语的基本知识后，词汇量不足就成为熟练运用外语的 瓶颈 和 拦路虎 。如何尽快扩大词汇量？如何学好活的英语？除了用科学的方法大量地正规地阅读、作文、说话 之外，要充分利用无处不在的所有机会。这里举一些例子。 读报 学英语最好经常看英文报纸，原版的太贵，物色那些容易买到而价格低廉的，如 China Daily, Shanghai Evening Post 等等，尽量不看中国小记者写的，专门读转发国外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或文体消息。学学 钱穆老 先生的做法，读报时别老去查词典，老碰到一个词，就自然能领会其涵义。至于读原著，前面说过，这里不说了。 看电视 央视 9 频道的英文水平最高，初学者不妨先看 新闻联播 ，在知道新闻要点后再看 9 频道的英文新闻，效果较好；有字母的英文电影看了也很有帮助。住读的学生缺乏资源：学生宿舍里没有电视机，我曾让我的研究生买 5 英寸 电视机，可躲在被窝里看英文电视，还真有人买了。 看碟片 找一些英语碟片（最好是文艺片，而不是打斗片），以学英语为目的，每盘看上三五遍，甚至更多。第一遍看情节，最后两遍去掉字幕。注意词汇的灵活运用法。我儿子就是通过听 walkman 和看大碟学好英语的，现在他的口语水平比我高。 听广播 听英文广播最好听 VOA 或 BBC 的，现在不用偷偷摸摸的了，我年青时听 VOA 播放 O 亨利的小说，曾听得如痴如醉，受益匪浅。中央国际台也不错，较容易收听。 逛街 逛街时留意店招，记住各类商店、饭店之类的英文说法。过去英文店招有些不规范，经 马路啄木鸟 的整治，情况好多了。荡马路邂逅老外，他们若需要帮助，不妨自告奋勇地上前攀谈。 逛风景 大型公园里有各种英文导引牌子和花草树木的说明，不妨一看。许多旅游景点有英文说明，应该看看。有时以挑刺的眼光来看，也会有帮助。有一次，我举家出游，到开张不久的世纪公园，那里正在举办一个大型展览会，我看了他们的英文牌子，不禁笑破了肚皮。不知他们从哪里请来一位中学生（或中学文化程度的人），靠《汉英词典》来搞英文牌子。到了一间展室，只见进口（入口）、出口处的牌子上赫然写着 import 、 export ，看着进进出出的人群，我就想，好家伙！堂堂世纪公园，居然成了贩卖人口的市场！再看别处，类似错处无所不在，我接受了 错误 的洗礼，得益不少。 看展览 大型博物馆（如上海博物馆）的英文标识不错，可从中学到不少生词；小型展览馆则不敢恭维，去年所工会组织到锦溪去旅游，参观了一个陶艺馆，英文解说词中错字连篇，例如，介绍人物时把所有的 born 都写成了 bron ，但批判错误也是受教育。 看病 看病是最不开心的事情，讨厌的是：除了身上不舒服以外，还老得排队、等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我就尽力化 不开心 为 开心 ：借机学英语。趁候诊的间隙，到处转悠。就这样，我记住了心脏内科、心脏外科之类的几十个医疗词汇，知道了内科医生、外科医生、牙科医生、眼科医生、泌尿科医生、皮肤科医生、妇科医生、产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用的是不同的词汇，且一般不用 doctor 前加词汇的组词（原先只知道前三个）。当然，此举只适用于上规模的三级医院。 乘车 乘车、搭地铁时可留意英文播报的站名；乘出租车时可听上车、下车时的英文 招呼语 ，这种招呼语各出租车公司的水平良莠不齐，其中 锦江 最好；可笑的是 大众 把 belongings 错说成 belonging ， 20 年不改，近来有的车上改过来了，即使改了，听来还是不舒服，用的词 大 了。 赴宴 若有机会陪外国人用餐，就抓紧学菜名，西餐的叫法他们都会，可向他们学；中餐的菜名得由你告诉他。久而久之，你能记住上百种菜名。比如说，我从中知道了 海参 是 sea cucumber ，即 海黄瓜 ； 海蜇 是 jellyfish ，因为水母活着的时候呈果冻状； 糖醋 千万不能说成 sugar-and-vinegar ，而应说成 sweet-and-sour 。如果你把牛肉说成 ox 、 cow ，那非把外国人吓跑不可。 我有时到外面为非学术的事情转悠了一天，回来赶紧查词典，看看我见到的英语词汇是何意，或者它们写得对不对，想一想，这一天也总算学到了什么。就是出去旅游，我也喜欢去有文化的景点，以不断增长自己的人文历史知识，这是题外的话了。 总之，开卷有益，就是不开卷，也能学到东西。 写于 2009 年 2 月 14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9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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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感怀篇－6：覆盖在钱伟长先生身上的国旗

sqdai 2010-8-13 07:19

九个月前，人们送 别钱学森 先生时，看到他身上覆盖着一面党旗，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党员。 九个月后，人们送 别钱伟长 先生时，看到他身上覆盖着一面国旗，因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优秀公民。 实至名归！ 联想到经中央领导审定的《钱伟长同志生平》，上面写着： 钱伟长同志的一生是 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他 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清正廉洁 。他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不懈奋斗，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实至名归！ 对于逝者身上覆盖的党旗国旗，我已见过多次；对于逝者生平介绍的赞美之词，我已司空见惯；但是，从来没有像这回那样关注过、动心过。 是的，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自己这样认为，别人更是认同，对于祖国，他一往情深，终身热爱，矢志不渝。 是的，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从不屈服于命运，敢于抗争，勇于实践，从不懈怠，从不停息。 是的，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倾全力投入科研教育事业，祖国的需要，就是他的专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是的，他一生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一切从祖国的繁荣昌盛平稳发展出发，坚持真理，坚持正义，求真务实，胸怀坦荡，敢于直言不讳，不怕大人物非议打击，不怕宵小之徒造谣中伤。 是的，他一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一直身体力行，终生学习，终生服务，心里装的是对周围的人们的关爱，从未见到他对后辈疾言厉色。 是的，他一生生活简朴，清正廉洁。他是一位平民化的长者，从不追求奢华；他身后几无恒产，就是留下的那些藏书，也叮嘱子女悉数捐赠，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不可能完美无缺。然而，只要对他不抱偏见，就会承认上述主流方面。 这就说明了：他的辞世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震动，为什么这些天来有这么多人痛悼这位老人。 我感悟到： 现实可能过誉甚至错捧了一个不肖之徒，但是历史不会。 现实可能曲解甚至冤屈了一位正直之士，但是历史不会。 老校长身上盖着国旗远行了，给后人留下的是：生的启迪，活的激励。 写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 ， 时值钱 先生的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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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又一位）钱老

热度 1 蔡斯 2010-8-12 23:15

著名力学家、上海大学终身校长钱伟长去世，媒体一片悼念之声，也引发了又一次钱问题大学教育体制。去年年底本家钱学森去世的时候，提出了钱学森三问，如今，钱伟长去世从另一个方面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去年跟一位上海大学毕业的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说起了他们的教学体制和其他大学的种种不同之处：小学期的设置，课程教育以研讨班为主，本科生也要写大量的调研报告。当时感觉到这里很有文章，朋友谈到他们这一切都来自钱伟长。后来建议南周和科学新闻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但没有得到回应。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大师正在离我们远去，而我们却在固步自封，眼睁睁看着事情败坏但束手无策。 钱伟长和一直风光的钱学森是两种不同的遭遇： 钱伟长，以历史和中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第三天抗日战争爆发，为科学救国而改学物理，1946年回国，并在1955年协助钱学森成立力学所，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三钱于此时闻名天下，时人戏言天下科学共一两，本家占三钱）。 但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开始，中科院为了保护科学家获得毛特许，50年代回国的科学家不划右派，可惜钱伟长一不是50年代回国，二主要关系在清华，于是成为右派典型，被拉着到处做报告我是如何被改造好的，非人的待遇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科学家何辜，知识何辜，只因多读了几年书。 钱伟长平反后，无处可去，邓劝他说，你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树敌太多，去上海吧，你可以一直当校长。于是钱伟长孤身一人从此住在上海。所幸的是，邓的指示让他可以保有一块儿自留地上海大学，在这里他可以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实验自己借鉴国外经验所设立的教育体制。钱伟长为上海大学费尽了晚年的所有心血，从校园设计到教育模式，都亲历亲为。头儿的女儿还在上海大学上学，学生们遗憾的说，他们的毕业证书上不会再有钱伟长的签字了。 文汇报记者写道，钱95岁生日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会冒出一句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所指的，是关于当今流行的教育体制。钱伟长所不知道的是，不仅他作为院士没有什么发言权，所有人都没有发言权，体制这个怪兽成长起来之后，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这是当年的一大悲剧。 教育官僚们对钱学森之问讨论了也半年多了吧，会议不知开了多少，论文不知道发表了多少，但这些都仍是如影帝一般地作秀。 手机报上，跟钱伟长去世的新闻放在一起的，是某领导慰问朱光亚的消息，这消息真不吉利，不过也是宿命。 等这些人都死了，有能力提出问题而受关注人的人都死了，教育部的压力也就都没有了，所以去世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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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追忆篇－2：李佩教授：我对钱先生的记忆

sqdai 2010-8-12 21:33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佩：我对 钱 先生的记忆 获知 钱伟长 先生去世是在 7 月 30 日中午 ，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31 日上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佩在北京中关村的家中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回忆起她记忆中的钱伟长。 李佩是著名力学家，我国导弹、核武器奠基人之一， 两弹一星 元勋郭永 怀的 夫人。 70 年前，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同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回国后，钱伟长和郭永怀先后出任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并在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授课，两人不仅是同窗好友，也是相濡以沫的同事。 同船赴加拿大留学 李佩第一次听说钱伟长的名字是在 1939 年。当时，抗战烽烟中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辗转昆明，共同成立西南联大。李佩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钱伟长和郭永怀都是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只是钱伟长来自清华大学，而郭永怀来自北京大学。 我怎么知道钱伟长的呢 1939 年春，学校公布有 7 人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留英公费生，其中就有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他们 3 人都是专门攻读应用数学和力学的。本来英庚款规定，每门学科每年只录取一名留学生，但这次，他们 3 人考得一样好，因此，在重庆的考选委员会上，清华大学的叶企孙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饶毓泰教授为他们力争，终于让英庚款基金会同意破格同时录取他们 3 人。 1939 年，共有 22 人考取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赴英留学的行程一波三折。 当他们在 1939 年 9 月乘船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所有客船都被征为军用，英国也拒收外国留学生，他们只能被迫返回昆明。 1940 年 1 月在上海集合乘船转加拿大，但大家在船上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时登岸游览，他们非常愤怒：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他们决定，绝不接受敌国签证，于是全体人员携行李下船、返回昆明；直到 1940 年 8 月才在上海乘俄国皇后号邮轮，于当年 9 月抵达多伦多。 1940 年 9 月 17 日 ，郭永怀、林家翘等进入多伦多大学，这也是该校第一次授受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 他们 3 人都选择了应用数学系。多伦多大学有两位著名的应用数学教授，一位是英联邦应用数学的知名学者辛祺（ J.L.Sygne ），一位是波兰物理学家英菲尔德（ E.Infeld ），两位教授都是欧洲哥丁根学派的传人。大半年后，他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当时，因为多伦多大学没有能够指导流体力学的教授，郭永怀和林家翘就向英庚款基金会申请，能否到美国学习。 基金会同意后，两人在 1941 年 5 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 卡门攻读博士学位，当时钱学森已经在那里了。钱伟长则是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才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冯 卡门在美国国家喷气推进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 3 人出国前，只有钱伟长一人已婚，夫人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孔祥瑛。抗战胜利后，钱伟长以 久离家园、怀念亲人 为由回国，成为清华大学教授。 李佩记得， 20 世纪 50 年代，在北京中关村北区她家附近，有一个微生物数学学科的二层小楼，钱伟长在这幢小楼里成立了一个应用数学研究室。 最早回国的那些人，如林鸿孙等，都到他那里去帮忙工作。 他当时一直在做学问 钱学森 1955 年回国，和钱伟长共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是所长，钱伟长是副所长；同时，钱学森又让钱伟长筹办自动化研究所。 另外，当时他们也在清华大学创办了一个钱学森力学班，钱伟长也在班上授课。我们于 1956 年回国。不久后，钱伟长被划成 右派 ，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清华力学班就让郭永怀接管了 。 李佩记得，在清华时，钱伟长就主 张 教授治校，行政部门因此对他非常不满，觉得他太霸道了。 1957 年 6 月 6 月，包括钱伟长在内的 六君子 发表对政治局面的意见，反对院长调整政策将清华改为工学院等；之后， 六君子 全部被划为 右派 ；后来，中央考虑到华罗庚推广优选法对国家的贡献，不再将他划入 右派 之列。 对钱伟长来说，这顶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 22 年。 那时老郭继续委托钱伟长为《力学学报》审稿。当时有一个 左派 学术权威对钱伟长的审稿非常不满意，质问郭永怀： 你怎么可以让 右派 来审我 左派 学术权威的论文呢？ 老郭说： 我很清楚钱伟长的学术水平，在学术上没有左右之分，只有正确与否之分。 这么回答后，老郭仍旧请钱伟长审稿。 在钱伟长被划为 右派 期间，李佩和郭永怀曾到清华大学照澜院钱伟长家里看望， 老郭对钱伟长说： 现在人家不怎么批斗你了，也没有人打扰你了，你正好可以多做点学问。 我确实觉得钱伟长在那段时间写了好些论文。因为有一次我到力学所，大概是在 1960 年左右，下楼时正好遇见他上楼去图书馆。我问老钱来这里干什么，他高高兴兴地说： 我来图书馆查资料。 所以，可见他当时一直在做学问。 念念不忘清华 1979 年，中央撤销了将钱伟长划为 右派 的决定，在北京，李佩和几位好友决定以聚餐方式庆祝。李佩清楚记得钱伟长对她说： 我要感谢邓小平，是他解放了我。 而且，邓小平还对他说： 你在北京树敌太多，现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在物色一人做校长，我看你就到上海去吧。 她回忆道。 事实上，李佩讲，上海工业大学当时确实想请钱伟长出任校长，但到清华大学了解情况时，清华表示：钱伟长已年过七旬，年纪大，该退休了。之后，上海方面越过清华大学和教育部，直接找到了邓小平。 钱伟长就这样到上海去了。 在美国时，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等多次探讨回国后怎样效力祖国，他们希望回去要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 1968 年，郭永怀因所乘飞机在北京机场附近失事而牺牲。 50 多年后，当钱伟长准备到上海时，他决定带两位力学研究方面的助手，最后将郭永怀在力学所的 3 位研究生之一戴世强带到上海。 1983 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钱长伟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在上海工业大学，钱伟长提出拆除 四道墙 的口号，即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 墙 。 1994 年，上海工业大学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 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北京时曾跟钱伟长念过书， 所以钱伟长在上海实 施 教授治校等举措，都可以通行无阻。他以清华校训作为办学理念，主要是理工合一，因为上海工业大学本来是工科学校，他认为不妥，一定要既有理科又有工科。其实，钱伟长的办学方针与当年的冯 卡门学派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思想也是钱学森的思想：以理带工，不管研究哪一项，一定要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强调注重学生质量、培养好学生的责 任在于 教授，因此，一定要有好教授来指导学生 。 今天的 钱学森之问 ，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办不好，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 李佩说。 在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李佩曾经到过上海。她说： 我看见钱伟长在上海大学门口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刻着 自强不息 ，这其实是清华大学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校训。可见，钱伟长对清华大学确实是念念不忘的。 记者 王丹红， 《科学时报》 ( 2010-8-2 A1 要闻 )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8/2350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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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追忆篇－1：留美同窗林家翘教授追忆钱伟长

sqdai 2010-8-12 18:11

【按】今天起陆续贴出 钱伟长 先生的几位挚友和旧日学生对他的追忆，所利用的是网上的材料，仅对个别文字（如译名、错字等）做了改动。为了使博友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字，博主用蓝字稍加补充说明。 留美同窗 林家翘 教授做客新浪追忆钱伟长 http://www.sina.com.cn 2010 年 07 月 31 日 01:39 新浪嘉宾访谈 【博主附言】 林家翘先生简介： 1916 年生，著名应用数学家、力学家、天文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41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硕士学位； 1945 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著述颇丰，尤以流动稳定性理论研究和星系螺旋结构分析闻名于世。 林家翘先生与钱伟长先生的友情：两位著名学者交往了 70 余年，彼此情深谊长。他们 1939 年结识于昆明的昆华书院，一同参加第七届中英庚款考试并被录取； 1940 ～ 1941 年同为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辛吉教授的研究生； 1943 ～ 1945 年聚首于加州理工学院，林在攻博，钱为博士后，一起受业于冯 ? 卡门教授。二位的治学理念完全一致，有一次钱伟长先生访美，二人曾作彻夜长谈；清华 90 周年校庆时曾欢聚于清华园； 2006 年林家翘先生九十华诞，钱先生派我校周哲玮副校长和我赶到北京贺寿，并让我捎去他的情真意切的贺信。 2010 年 7 月 30 日 ，钱伟长在沪逝世，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 家林家翘 先生曾经与钱伟长有过一段同窗求学、同舟共济的经历（ 1939 年，中英庚款会选派第七届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其中力学只录取 1 名，但同为西南联大学生的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 ) 因分数一样，同时入选。正当包括他们在内的 21 人准备奔赴英国，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导致航线中断，他们不得不返回昆明。在几个月后，他们被改派加拿大留学，但他们上船后发现护照上竟然有日本国签证，并注明准许这批中国学生在横滨登岸游览；同船公费生们一致认为此事有失国体，遂全体愤然离船，再次返回昆明。直到 1940 年 8 月，才再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后来又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深造。）其间，钱伟长、林家翘等人一直在一起学习、生活。新浪新闻邀请林家翘教授做客直播间，追忆与钱伟长共同生活学习的岁月。以下为节目实录。 主持人： 亲爱的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新浪新闻直播间。北京时间 7 月 30 日上午 ，中国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 钱伟长 先生逝世，享年 98 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 94 岁高龄的 林 教授作客新浪直播间，给大家谈谈他记忆中的 钱伟长 先生。 林老，您 和钱伟长 先生共同学习的经历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 林家翘： 我想应该从我们考取了留英公费生并一起出国这段经历开始。最初是去英国留学，但后来改到加拿大。那个时候不能到英国去了，英国已经跟德国打起仗来了，所以我们就改变留学的地点，改去了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是跟英国最靠近的一个所谓 子国 ，那时候还有大英帝国。我们是去多伦多大学。 其中有一段波折，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日本已经开战，日本侵略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坐着海船到日本靠岸。当时为了这个事，大家有很多的讨论，结果最后是因为这个讨论，改变航行的旅程。 主持人： 你们到加拿大都是学力学？ 林家翘： 对。多伦多大学的老师刚好是英国教育出来的，他的名字叫辛吉 (J. L.Synge) ，当时任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因躲避德国空袭来到加拿大，他的学术研究面很广，他指导我做的工作跟钱伟长做的工作并不是一个课题，因为他不愿意两个人都做一个课题，免得同学之间会发生问题。所以给钱伟长的是一个固体力学的问题，给我的是一个流体力学的问题。 主持人： 当时你们在加拿大一块学习了多久？ 林家翘： 在加拿大只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那会儿所有的研究计划由 周培源 先生 ( 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 1927 年入加州理工学院学习， 1937 年开始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 1943 年再赴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 ) 指导，他觉得我越早转到加州理工学院越好。他自己也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对那里很熟悉，所以我很快就从加拿大转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去了。 我是在加州理工大学才读的博士学位，钱伟长是在加拿大已经读完博士学位以后，到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都是跟着冯 卡门学习。他在加拿大很快把学位论文大纲已经做好了，所以很快就把学位念完了，两年博士论文就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是一篇很有权威性的论文。 主持人： 您还记得他当 时 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吗？ 林家翘： 题目是关于板壳理论的。钱伟长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板壳理论他原来不会，可是他在那儿很快的就把这个学会了，掌握了，然后就做出来了。 ( 该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关于扁壳的非线性方程组被国际上称为 钱伟长方程 ) 。 钱伟长年轻时代时接受新事物非常快速 主持人： 您觉得他特别聪明？ 林家翘：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而且很能努力。他之前已经在国内做过一段研究，所以他对于怎样做研究，怎么样努力，很有独立的想法，所以他做得很成功；再加上老师给他的指导，他很容易就做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快地做成了毕业论文。 主持人 ：但其实他研究的内容在去加拿大之前他是没接触过的。 林家翘 ：钱伟长创新的本领、掌握新东西的本领相当高。我起初还告诉他一点我知道的而他不知道的，结果后来他在这方面就比我知道的很多了，所以他的发展是非常顺利的。 主持人 ：当时是一块儿住吗？ 林家翘：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一块儿住，那时候到那边找一个合适的房子不像现在那么容易，因为中国去加拿大的学生不是特别多。我记得好像搬过一次家，不过这种琐碎的事情记不清了。 主持人： 生活艰苦吗？ 林家翘： 我们那时候因为是公费留学，所以我们比一般普通的中国留学生生活要好。尤其是到加拿大这种地方，不如英国那边费用高，所以我们花的钱差不多只有公费的一半就够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可以拿一点求学的公费资助自己在国内的家人。 主持人 ：在加拿大的时候，钱老在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林家翘： 他很能够让人觉得他是非常聪明，做事情非常努力，而且有成果的一个人，就是说没问题，是个人才，他的成就大家都看到了。因为加拿大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体验也不是那么多，可是我们这一批去的都是公费生，是经过选择的，所以他们都觉得中国实在是有很好的学生。 主持人： 中国学生聪明、努力。 林家翘 ：聪明、努力，而且能够做出新的成果，这是最要紧的。我们做科学研究的人，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新的成果、新的方向和发展。当时他们觉得我们这方面都很好。在加州理工大学，老师冯 卡门也对我们做的工作很满意。 主持人： 您和钱伟长在清华大学也是同校？ 林家翘： 是，只不过那时候我们并不熟悉，因为他比我高两班。在大学本科高两班，就很不容易有什么关联了。 主持人 ：你们有什么共同点？ 林家翘 ：那时候是这样子，大家都觉得我们两个人考留英公费生都有机会考上，大家都觉得我们两个人读书读得可以，成绩比较好的。 主持人： 留英公费生怎么考？ 林家翘： 主要是一套考试，就是普通的考试。中国从前念书最要紧就是通过考试，它是那种态度，就是要求学的东西都学的踏踏实实，到时候出的题目一看就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就很容易考取。要是学的时候学的不扎实，到时候一考这个问题我从前想过但没想通，考试的结果就不好了。 在考取留英公费时钱伟长仍然不擅英文 主持人： 当时要不要考英文？ 林家翘： 要。 主持人 ：但是我听说钱伟长考大学的时候英文很差？ 林家翘 ：他英文就是不好。但当时主要不是考英文，考试委员会选派学生的时候，主要看他在专业的方向考的好不好，英文可以慢慢出国以后学。当时大家都觉得一出国以后，到那边英文还没有学不会的，因为到国外英文就是本地话了，学本地话就容易了，有一点底子就可以学会。钱伟长英文稍微有点差，差一点，可是后来也就跟上去了。 主持人：语言方面，钱老出国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林家翘 ：他开始跟别人交谈有点不那么容易，但是后来也就没问题了。 主持人： 钱老适应了挺长时间？ 林家翘： 这种事情很难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用数学，说数学方法的英文跟说一般英文相比还是容易得多，主要内容还是数学内容，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困难。专业数学问题他一下就走上路了，所以他就不需要那么多讨论，他觉得他并没有受英文不好的影响。 主持人 ：他学习速度比较快。 林家翘 ：我总觉得是这样子，反正他是一个比我能干得多的一个人，做事是比较能干。他比我大四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大家一讨论，好像他就很出色。他办事情的能力比我们高，那是没问题。 在人群中人们总是愿意跟随钱伟长的决定 主持人 ：大家也会愿意跟随他？ 林家翘 ：没问题。当时同学里头有的人就不大爱说话，有的人很爱说话。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没问题，在我们那些同学里头，在加拿大时候的同学里头，他是一个带头性质的人。我后来听他们说，钱家在无锡当年就是出身于一个有名的世家，所以他这样有能力也并不奇怪。 我们如果有大的决定，如要要处理什么事情，恐怕钱伟长出的主意我们总是采纳得多一点。他做事很有把握，敢做决定；我们就是有点试探性质的，不敢做决定。总觉得他好像很有领导天才。 主持人 ：很让人信服。 林家翘 ：因为他可以说出道理来。 主持人 ：有具体的例子吗？ 林家翘： 这种事恐怕不少。有些大家觉得困难的事情，结果他一句话就给解决。不一定非得是困难，哪怕可能大家一块去吃饭这样的小事情。 主持人： 您觉得钱伟长他性格是偏内向还是偏外向？ 林家翘： 他是绝对的外向。 主持人： 很开朗。 林家翘： 非常地开朗。 主持人： 钱伟长 先生在很多领域都成就卓著。 林家翘： 非常出色。他这个人就是我刚才说的，他非常聪明、非常有领导才能，而且他能够做出成果来，他绝对是一个人才。 主持人： 您之前在电话里说，您觉得钱伟长有特别超前的眼光？ 林家翘： 是。就是他办事情，他很能够把握前头的事情，能看清走这个方向是不是会成功，像这种事情他都很能干的。我刚才说过一句话，他们钱家在无锡那一带也是拥有世家文化的一个家族，所以他有这种能力也不是特别让人绝对奇怪的事情。 他对于事情有整体观，有整体观才会有带头的作用。钱伟长他在这方面的确是很好的人才，非常好的人才。 主持人： 谢谢林 教授。 60 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再翻开从前那些记忆，那些琐碎的事情，可能林老已经不会记得那么的清楚，但是 钱伟长 先生在海外一起生活的聪明、努力，以及他的开朗、乐观，还是给他留下的一个整体的印象。今天早上在林老知道钱老去世的消息的时候非常的震惊，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他一再要求我们一个真实的证据，他似乎还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事实，不管怎么样， 钱 先生作为我们科学界泰斗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带给我们的一些记忆或者他的贡献绝对是不可磨灭的。当时《大家》的编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钱伟长是一个万能型的科学家，是在他所研究的科学领域特别的广。钱伟长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没有专业的科学家，我的专业就是祖国需要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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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杂记篇－6：一位老人的梦

sqdai 2010-8-12 06:08

【按】这是四个多月前的一篇旧作，今天重发，感慨万千。校园景色依旧，却再也见不到这位老人的身影了！特别希望年青后生能读到此文，记住老人的梦，科教兴国的梦，民族振兴的梦。（原文附有照片，因无法上传多张照片，有兴趣的朋友到乐乎博客查阅）。 在校园里，有一位老人，他已经很老很老了，老得走不动路了，只能让年青人推着轮椅徜徉在秋日的阳光下。 他就是在九一八的炮声中愤而弃文学理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在北平大学生运动会上奔跑如飞率先冲线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在上海的远洋轮上带头把有敌国签证的护照扔向黄浦江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在多伦多大学校园里身穿博士服踌躇满志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在美国白沙基地坐在导弹上叱咤风云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在为清华复校的北上火车上活跃异常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在清华率先学会俄语带头进行教改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在清华工字厅前慷慨激昂舌战群儒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在清华文革内战的枪弹声中依然做学问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来到上海全身心投身高校建设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在骄阳下只带两位助手在十个校园奔波为新上大勾画蓝图的那个人么？ 他就是画出新上大蓝图并为之鞠躬尽瘁的那个人么？ 是的，是的！可是他已经老了，他有点累了。 巡游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老人此刻在想些什么？ 也许他看着这洋溢着蓬勃的生机的校园，在追忆二十多年前他刚来到这里的一刹那。景色依旧，却增添了一道道亮色，内蕴有了重大变化。那时，有几个人知道地处大上海北部的这所高校？如今，许多人知道了，看到了，承认了：这是一个正在腾飞的发展中的中国高校。 也许他想起了为这个大学工作的日日夜夜。在这里，他东奔西走，大声疾呼：学校要发展，一定要拆掉四堵墙，一定要改革，要创新；他不拘一格，网罗人才，请来了一批批社会名流、一大群有作为的校友，为建设学校出谋划策。学校的面貌在日复一日地悄悄发生变化。 也许他想起了他亲近过的一群群年青学子。他好动，他爱说话，他喜欢串门，喜欢与年青学生聊大天，可是，现在却力不从心了。 也许他想起了上海大学的明天。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也许他什么也没想。悄悄的，静静的，在绚烂阳光下的轮椅上。 但是，有一点我却能肯定：有一个美丽的梦始终萦绕在老人心中。 这就是：上海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十年不行，二十年！二十年不行，五十年！五十年不行，一百年！只要薪火相传，披荆斩棘，奋勇向前，有什么办不到的！ 老人殷切希望，上海大学成为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优秀高校。虽然他只在那里呆过短短的四年，这所名校却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不知不觉中，从那里学来了许多先进的理念，希冀得以贯彻。可是，太多的厄运，太多的坎坷，吞食了他太多的美好年华。待到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这就解释了在校长的岗位上他为何如此夙兴夜寐、殚精竭虑！ 他还有多少事情想做啊！可是已经老得做不动了！ 他知道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可是实在是力不从心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要紧，还有别人来解决！ 值得告慰老人的是：校园里的人们已经渐渐读懂了他，他的思想和理念已经渐渐得到理解，他期盼的学校进步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后来的人们，记住老校长的梦吧！用百倍的努力，换来上大的真正大腾飞！ 千万记住老校长的梦，不要让他的梦落空！ 写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78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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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杂记篇－5：钱伟长点评“TDK”

sqdai 2010-8-11 09:19

周日读《钱伟长文选》，读到他的文章《 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 》（《钱伟长文选》第三卷， 221 ～ 225 页），颇有感慨。这里愿向上大的年青学子做一番解读和推介。 文章不长，根据钱校长 1990 年在上海工业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授奖大会上讲话录音整理而成，听众为 100 多位在读研究生。 讲话一开始，他就代他们这几代人做检讨： 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现在还没有过上应该过的好日子，使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这几代人虽然没有把国家搞成本来应该有的那么兴旺，但国家确实是有很大进步的。不过开门一看，我们仍然是很落后的，我们应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不是逃避，不是躲开，而是要勇敢地担当起责任来。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 钱 先生的民族责任感，点出了现状和改变现状应有的态度。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说道： 时间对像我这样年龄的人 （时年 78 岁） 来说，最多不过十多年吧 （他的确又实际地干了十三四年） ？而你们还有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工作要做，你们不做谁做？ 大家瞧，老先生一下子把球踢给年青一代了。谁来改变落后现状？老一代来日无多， 你们不做谁做？ 请看到这篇博文的年青朋友牢牢记住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它也道出了我的心声）！老一辈把振兴中华的接力棒递过来了：你们不做谁做？联系到晚近老先生经常提到的范仲淹的名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如今，按他的主张，已写入校训（见 2009-09-03 周哲玮副校长在 2009 学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诚挚地希望青年朋友真正忧国忧民，发奋图强，把这副担子勇敢地接过来！ 老先生对学校的现状十分了解，接下来就点评了 TDK ： 我听说现在学校里有股风叫 TDK ， T 是念托福， D 是跳舞， K 是谈恋爱，这样做就不符合国家和民族对大家的要求了。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敢于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来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 这段话是此讲演的主题。 钱 先生演说、撰文的魅力就在于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为了演绎这一主题，老先生用自己的所见所闻，讲了几个故事，集中阐释他对年青人想出国问题的看法，鼓励年青人披荆斩棘，笑迎困难。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说道： 现在想出国的人很多，我不反对这点。但是你们应首先考虑到，出国的目的不应是解决个人的问题。 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问题解决了，个人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才能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一切。国家的富强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只有顶得住各种外部侵扰，才能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我们的生存！ 老先生用印地安文化和玛雅文化的命运做例子，说明民族的积弱必然遭强势鲸吞，导致灭亡。他又以孙中山、梁启超、吴蕴初（清寒奖学金创始人）、钱学森、王淦昌、赵忠尧等为例，说明了早期留学人员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贡献，强调我们中国人自己要争气，只有这样，列强才不敢欺侮我们。 为了激励大家迎着困难，努力学习和工作，老先生还讲了上海灯泡厂黄菊珍（ 1989 年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和受过错误打击的原清华水利系学生党治国（黄万里案授株连者）的故事，说明经过百折不回的努力，必定能为国家做出贡献。他说： 我举上面两个例子无非是告诉大家，今后的工作不可能像现在大家现在设想的那样一帆风顺。但有一条应该牢记：要立足于自己的工作单位，做好本职工作，其它一切不应计较。我提出上述要求鼓励大家，也是以此要求我自己。 你们看，老先生没有摆校长的架子了教训人，而是与大家共勉之： 也是以此要求我自己。 最后，不能不提一下这个讲演的如下画龙点睛的话语： 我们承认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不能光抱怨，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份子，这个社会有问题，我们自己同样有责任。所以要求大家共同努力，对自己的问题考虑得少一点，把民族国家的前途问题多考虑些。这样，当你们到年老的时候，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挨下辈人的骂：你们这些老头子怎么搞的，怎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到那时你们就可以给自己下这样的结论：我是对得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 这是老先生的肺腑之言，从中可见他的真情至性。说实在的，他这辈子对得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若老几辈人因为国家相对落后而挨板子，他老人家也挨不着多少。作为年青一代，最应该听进去的是，面对社会不公，别为自己耿耿于怀，忿忿不平，而是应该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自己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到自己的垂暮之年，就可以坦然地说 我是对得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 。这些话不仅仅是转述给年青朋友们听的，我也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写于 2009 年 10 月 19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27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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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杂记篇－4：浅谈钱伟长的人文教育思想

sqdai 2010-8-11 09:06

【按】一年前，我接受了上海大学紫依杂志社记者赛力克的采访，主要谈钱伟长的人文教育思想，现整理当时的谈话记录，予以照录，希望与大家进行交流。 浅谈钱伟长的人文教育思想 答上海大学紫依杂志社记者问并寄语上大学子 记者（赛力克）： 理工科学生必须懂人文科学，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否则他们就有可能给 四化 建设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这是钱伟长 1985 年 6 月向上海媒体表明的看法。他还认为，素质教育首先要重视体育教育。因为体育运动培养团队精神和拼搏精神，这两个都是体育训练中最重要的东西。从这一点出发，能不能谈谈当代大学生对学校里面体育教育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受访者（戴世强）： 我认为，首先应该充分学习、领会钱伟长教育思想的一个要点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全面的人才，特别强调学生接受体育教育的重要性。 钱伟长 教授一贯重视体育教育。在《钱伟长文选》（第五卷）中论及体育的就有三篇：《体育与全民素质的提高》（ 1997 ）【 1 】；《深切怀念我的老 师马约翰 教授》（ 1999 ）【 2 】；《在校长体育论坛会上的讲话》（ 2002 ）【 3 】。尤其是在文【 2 】中， 钱 先生以 87 岁的高龄，写下六千余字的长文，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的大学体育老 师马约翰 教授，他说：六十多年来，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有勇气承担风雨，有毅力克服困难，有意志不断战胜自我，今天还能坚持为祖国服务，战斗在教育科研岗位上，缅 怀马 老师的教诲铭心不忘！他还说： 马 老师严格要求我们，必须遵守体育道德，必须学好功课，在运动场上蓄意伤人的、有一门功课不及格的都不能留在体育队，代表队的很多成员都是学业佼佼者。 马 老师是通过体育运动，培养了我们的人格，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在文【 1 】的末尾， 钱 先生说：我认为体育运动使我终生受益。 那么，学生从事体育运动好处何在？ 钱 先生指出： 好处之一是身体健康，另外运动也可以培养人，培养人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 他阐释道：体育运动不光是培养人的体格，还培养人的能力。进行体育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健康，也不仅仅是为了比赛，更不仅仅是为了职业，而是要成为人生的必要内容，是要进行意志的锻炼。一个人没有意志，什么都办不成！运动场上情况瞬息万变，要应付环境，就要有分析决策的本事。我们培养学生，要各种能力都培养，这就是现在要求学校进行的素质教育。 什么是素质？就是四个字：德、智、体、美。 （见文【 1 】）。 钱 先生在上述文章里，也在其它许多场合，讲述了他早年在清华大学的体育实践，讲到他怎样从弱不禁风、身高不达标的文弱书生成长为运动健儿的经历，讲到体育运动磨炼他的意志的实例，讲到他的学友强身报国的事例，充分说明了体育教育的 健身、励志、益智 的三大功能。 因此，我认为， 当代大学生对学校的体育教育的态度 应该是： l 从内心深处予以重视。 前辈的实践和思考告诉我们，接受体育教育可以健身、励志、益智。大家何乐而不为？建议年青学子日常休闲时，抽一点时间，读一点有思想深度的文章。例如，上面提到的文【 2 】，读来并不枯燥，读后会觉得受益良多，至少会较为全面地认识体育教育的意义，不会把体育运动等闲视之了。 l 尊重体育老师。 当前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从中小学时代起，就不重视体育之类的辅课。试问，当今的学生中，有几位 能像钱 先生那样终生不忘自己的体育老师的？对体育老师的辛勤劳动理应尊重，虚心聆听他们的教导。而学校体育老师和运动队教练的地位（包括社会地位和工资福利待遇）应予大幅度提高。体育老师自身，则应以 马约翰 教授为表率，成为学生在德育、体育教育中的良师益友。 l 切忌急功近利。 接受体育教育，应以健身、励志、益智为主要目的，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有锦标主义，否则必定事倍功半或半途而废。 l 实现体育活动的多样化。 大学生的体育教育，除了上体育课和参加竞技体育赛事以外，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例如日常的各种锻炼活动。 钱 先生在文【 2 】中介绍了当年清华的一种别有风味的斗牛活动值得效仿：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球场上人声鼎沸，人人争当斗牛士，自由组队，争抢篮球，投入对方篮框算赢，此外别无规则，也不计胜负，在落日的余晖中，大操场上聚集着几百名斗牛士，欢声喧嚷，尽情奔跑争抢，展现出无限蓬勃生机，可真是清华园里别具一格的体育景色。（见【 2 】）上大能不能也出现类似景色？ 记者： 我们知道，钱老的前瞻性教育观点，并非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在他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校长 20 多年里更是得到了有效实践。他一直鼓励和支持学生成立各种文化艺术社团、聘请艺术家和评论家来校开设艺术课程等。所以学校里也有很多艺术类或文艺类社团，那您对大学生关于这些社团的态度有什么建议呢？或者您觉得这些社团在创办、运作、举办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受访者： 我们应该牢记钱伟长校长的名言： 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校长的话》， 1990 ）。这里，他对高校应培养的全面的人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其中提到了有文化艺术修养，而高校里的文艺社团在提高文艺修养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社团应该加以大力提倡和扶持。联想到现状，我的想法是： 1. 开展文艺社团活动应该有正确的目的。 大而言之，为了实现 钱 先生所提出的培养全面的人的目标；小而言之，让每个参加者在娱乐身心、增长见识的同时，不断地陶冶情操、道德臻于完美。 2. 要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当今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的一切活动应为此添砖加瓦。大学文艺社团的活动应强调主旋律，大力弘扬正气，打击邪气。 2007 年上海市教师节庆祝会上，我看到上海师大演出的宣传 贺宝根 教授的一个活报剧，极为感人，实现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的完善结合，看了催人泪下。这样的艺术活动多多益善。 3. 要发扬自主的原创精神。 在活动节目的选择和安排上，不应盲目跟风。上海大学人才济济，应提倡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希望看到涌现大批有上大特色的新形式、新内涵的文艺活动。 4. 防止过娱乐化。 无庸讳言，当前有些媒体有过娱乐化倾向，对青年人的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不反对适当娱乐，但不赞成单纯追求刺激或某种利益而不顾其它。 5. 鼓励各学科学生积极投入。 一般来说，理工科学生课业负担较重而文艺细胞较少，吸引和争取他们参加各类文艺活动是文艺社团的责任，这就要求社团组织者了解各类学生的区别，尽可能安排多种多样的、为各种学生喜闻乐道的活动形式。例如，理工科学生比文科学生更擅长于棋牌（如围棋、象棋、桥牌等），不妨多组织棋牌社团和相应的竞赛活动。 记者 ： 上海大学在全国多数高校尚未实行学分制或者实行形式上的学分制时，就已开始了真正的实践。实行 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 ，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自由度；钱老这些教育实践已经实行了 20 余年的。您觉得作为上海大学的学生，该怎么样利用好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等这些制度，来更好的处理学习与钱校长所提到的体育以及文艺方面的素质的培养呢？ 受访者 ：上海大学实行的 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 为发展本校的体育、文艺素质的培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诚如你所说，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如上所述， 钱 先生已指出，清华大学的体育代表队只为学好功课的人开放，文艺方面也是如此，有了学分制，学有余力的人，修够了学分，就可以更多地参加体育、文艺活动；学生想要参与这些活动，就应更自觉地创造性地学习；选课制应该更灵活一点，按钱校长拆第三堵墙（即专业、学院之间的墙）的精神，学生应可跨系、跨学院选课，学到他们想学的非本专业的知识，更有利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短学期制中的夏季学期，更为喜爱体育、文艺的学生提供了足够的机动时间。所以，上大的学生应充分利用新制度带来的有利契机，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和课外活动，使自己的综合素质日新月异地发展、提高。 记者 ： 孔子说过：因材施教，而钱校长的教育思想认为应该培养全面的人，而我们常常碰见一些在某领域能力非常突出，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却很欠缺的人，您认为这些人应该怎么更好地发展自己呢？ 受访者 ：钱校长一贯强调通才教育、通识教育，从不赞成偏科或兴趣偏窄。他对理工科学生说过， 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除了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外，还要学点文史知识，学点经济知识，学点管理知识，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 。 （《校长的话》， 1990 ）。他特别强调综合能力的培养，在上海大学 2001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他讲道：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就是会思考问题的，今天你学的可能是数学，明天你从事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关系不大的，因为处理各种事务的办法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培养符合马列主义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能从事任何工作的人。 我很赞赏钱校长的这些观点。如今上海大学的领导也在不断贯彻钱校长的这些主张。 现在社会上的确出现一些单科突进的青年人（典型者如韩寒），我校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我并不看好他们未来的发展（如果他们坚持现有想法）。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贝弗利奇说过， 所谓在科学上成年人思维上的发展，只能到达青年时期打的基础所能到达的高度的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美国著名学者泰勒说： 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我认为，决定青年人未来发展的关键是具备创造能力，而要创造，就必须有全面的、扎实的知识基础。很难想象：仅在某个方面有特长，而对其它方面不甚了了的人，会有惊天动地的创造，宋代的神童方永最后归于平淡即为一例。 我觉得，对某个方面非常出众的青年，应该一方面给予鼓励，另一方面给以正确的引导。而对他本人来说，应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寻求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的同时，广闻博览，博采众长，夯实基础，触类旁通，只有这样，他的特长才会得到更加痛快淋漓的发展，迎来自己更加辉煌的明天。 整理于 2008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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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的英文Paper List

cwhm 2010-8-11 04:34

钱老因为划为右派耽误了做学问最好的近三十年光景，再次出来做学问的时候已经70高龄。在美国数学学会的数据库中找到钱老发表的34篇文章，可能不是全部，其中有著名的发表于1944年的《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尽管该理论早已写进教科书，但是至今仍被引用52次，另外还有一篇文章 《 Torsion with variable twist 》 是钱老在加州理工做博后期间和冯卡门的写的。在学术宗谱网站上也找到了 钱老和他的导师John Lighton Synge的师生关系 ，无奈钱老虽然也是桃李满天下，但是学术后代的数据没有添加进去。 v\:* {behavior:url(#default#VML);} o\:* {behavior:url(#default#VML);} w\:* {behavior:url(#default#VML);} .shape {behavior:url(#default#VML);} Normal 0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Table Normal";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in 5.4pt 0in 5.4pt; mso-para-margin:0in;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0400; mso-fareast-language:#0400; mso-bidi-language:#0400;} Publications results for "Items authored by Chien, Wei Zang " MR1449801 Xu, Kai Yu ; Zhou, Zhe Wei ; Qian, Wei Chang The subharmonic bifurcations of a laminated anisotropic circular cylindrical shell. (Chinese) J. Shanghai Univ. Nat. Sci. 3 (1997), no. 1, 88--92. 73H05 (73K15)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43065 (96e:73057) Chien, Wei Zang The second order approximation theory of three-dimensional elastic plates and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without using Kirchhoff-Love assumptions. Appl. Math. Mech. (English Ed.) 16 (1995), no. 5, 405--427; translated from Appl. Math. Mech. 16 (1995), no. 5, 381--402(Chinese) (Reviewer: L. P. Lebedev) 73K10 (73B05)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34386 (96b:73061) Chien, Wei Zang Approximation theory of three-dimensional elastic plates and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without using Kirchhoff-Love assumptions. Appl. Math. Mech. (English Ed.) 16 (1995), no. 3, 203--224; translated from Appl. Math. Mech. 16 (1995), no. 3, 189--209(Chinese) (Reviewer: L. P. Lebedev) 73K10 (73C99)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144280 (92m:42005) Chien, Weizang Summation of trigonometric series by Fourier trans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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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bert) 73C60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768444 (85j:76025) Chien, Wei Zang Variational principles and generalized variational principles in hydrodynamics of viscous fluids. Appl. Math. Mech. (English Ed.) 5 (1984), no. 3, 1281--1296; translated from Appl. Math. Mech. 5 (1984), no. 3, 305--322(Chinese) 76N10 (49H05 76D99)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735866 (85b:73008) Chien, Wei Zang Method of high-order Lagrange multiplier and generalized variational principles of elasticity with more general forms of functionals. Appl. Math. Mech. (English Ed.) 4 (1983), no. 2, 143--157. 73C60 (49H05)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718349 (85d:73019) Chien, Wei Zang Incompatible plate elements based upon the generalized variational principles. Hybrid and mixed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tlanta, Ga., 1981), 381--404, Wiley Ser. N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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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 73.2X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010867 (6,81i) Chien, Wei-Zang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III. Application to thin shells. Quart. Appl. Math. 2, (1944). 120--135. (Reviewer: G. E. Hay) 73.2X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010102 (5,250f) Chien, Wei-Zang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II. Application to thin plates. Quart. Appl. Math. 2, (1944). 43--59. (Reviewer: G. E. Hay) 73.2X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009744 (5,195c) Chien, Wei-Zang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I. General theory. Quart. Appl. Math. 1, (1944). 297--327. (Reviewer: G. E. Hay) 73.2X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009079 (5,98a) Weinstein, Alexander ; Chien, Wei Zang On the vibrations of a clamped plate under tension. Quart. Appl. Math. 1, (1943). 61--68. (Reviewer: R. Courant) 36.0X PDF Doc Del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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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姓名考：Chien Wei-zang还是Qian Weichang

cwhm 2010-8-11 04:02

钱伟长的名字中的“长”字虽然是多音字，但是不管是自己通过拼音输入法敲入这个名字，还是看电视新闻报道，”长“字的发音都是念”chang“。但是最近在看到钱老亲自创办的《应用力学与数学》杂志上，作为名誉主编的钱老的英文名字却是用”Chien Wei-zang“，后来发现，钱老用”Chien Wei-zang“这个名字多在学术场合，他发表的学术论文，主持的国际学术会议，都是用此名字，就包括钱老去世后，多伦多大学的网站上关于钱老的悼念文章也是用”Chien Wei-zang“，但是也挺纳闷，即使使用多音字”长“的另外一个发音应该也是”zhang”才对呀？钱老怎么一个名字用两个发音，是一种什么考虑？

个人分类: 人物专刊|2908 次阅读|8 个评论

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杂记篇－3：一本不可多得的应用数学专著

sqdai 2010-8-10 23:37

评介钱伟长院士的专著 《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 最近，上海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钱伟长院士撰写的应用数学专著《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修订版），该书初版于 1989 年问世，原为上海工业大学辐射和天线研究班的授课讲稿，出版后广受欢迎，很快售磬，现经作者修订，以更精致的形式发行。此书共分十章，前三章和第四、五章分别阐述格林函数和变分法的基本理论，后五章论述它们在电磁衍射、辐射、散射以及波导问题中的应用。全书视角独特、深入浅出、论点鲜明、论述严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应用数学专著。 众所周知，钱伟长院士是闻名中外的大科学家，但多数人只知道他从事的主要专业是应用数学和力学，他怎么能写出一本涉及电磁场的专著呢？原来， 钱伟长 先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42 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之后，出于当时二战的需要，曾作过一段电磁波导的研究，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颇有建树，由于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在物理学和数学方面功底深厚，加上有实践的积累，写起这种专著来自然是得心应手的了。一般人著书立说的时候，手头总是放着一大堆有关书籍，不时翻阅查看，以便 引经据典 ，但是，据他当时的一位学生所说， 钱 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却另有一景：他的案头不放任何 典籍 ，全书一千多个公式，都是信手写来，时而在草稿纸上作一些推导，可见对已有的学术成果他早有成竹在胸，而书上的不少结果，是出于他本人的创造。 大家知道，格林函数法和变分法的提出和发展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有关专著如汗牛充栋，要把这类著述写得有特色、有新意，真是谈何容易！而笔者在通读这本书时却一再拍案叫绝，深深感受到它是出于大家手笔。掩卷之时，总结出它有如下特点： （1） 视角的独特性 。尽管论述格林函数法和变分法的书籍不在少数，但把它们与电磁场、电磁波计算 捆绑 起来描述的专著在国内外并不多见，尤其是从变分原理出发作系统的电磁学计算更为少见。笔者系统地学过电磁学，对书中提到的格林函数描述并不陌生，在日常科研实践中也时常应用，但通读此书后仍有 提醐灌顶 之感，觉得使自己过去所学的知识系统化、实用化了；而对于一些电磁变量、参数的的变分计算，则是倍觉新鲜。笔者想，对于从事电磁场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教学、科研人员来说，若能熟读此书，定能得益非浅； （2） 论述的科学性 。大家知道，应用数学类的专著有两种写法：归纳式的和演绎式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研究纯数学出身的人对演绎法更为青睐，从定义、假设、公理、命题出发，证明引理、定理，作出推论、应用，倘若这本书如此写来，肯定会吓退一批电子工程师；而 钱 先生在此书的写作中实践了他的一贯主张，即应用数学的论述应以归纳式为主，即从实践应用出发，分析若干案例，归纳出主要结论，再加以演绎、证明、推广。比如说，他在引进格林函数时，先举通俗易懂的三个例子：单弦受横载的变形、单弦受迫振动、梁的横弯曲（这里他也流露了他的力学家本色），据此讲述格林函数的五大特性，并引进互易定理，然后再用一般的二阶方程、狄拉克 函数，严格地论述格林函数；再如，在论述变分原理时，他又举出三个经典的例子：两点间的最短连线问题、最速降线问题、短程线问题，自然地阐明了变分法的基本概念，如泛函的极值、约束条件、约束的变分（条件变分）等等，接着再叙述欧拉方程、变分基本定理、拉格朗日乘子法等；在叙述他最拿手的拉格朗日乘子法时也是从最简单的函数条件极值讲起，使得读者即使数学基础薄弱，也能毫无困难地跟着他的思路走向更高的境界，学到实际的本事。然而，作者作这种归纳性的叙述时，并没有放弃数学的严格性，对书中出现的每个概念、定理，都进行了严谨的描述和严密的证明。 （3） 内容的可读性。 听过钱伟长院士授课的人都会为他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阐释能力所倾倒，这本书也保持了这种阐述特色。一些相对地艰深的部分，经他一讲述，就变得明白易懂的了。例如，条件变分、广义变分原理、拉格朗日乘子法。 Rayleigh-Ritz 法等等，数学根底稍差的就会觉得难以掌握，但 钱 先生先告诉你最浅显的实例、最基本的思路、最重要的应用的程式，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了解了概念或方法的核心。作者掌握了人类的认识规律，所有叙述都是由浅入深式的：讲格林函数，从一维、到二维、三维，从纯量格林函数到并矢格林函数；讲变分法从无约束变分到条件变分、从边界条件到自然条件、从 Sturm-Liouville 方程的特征值问题到 Schrodinger 方程的能级；讲应用，从简单的衍射、辐射，到表面散射、小孔衍射，乃至波导中的电磁波传播。这样，听着作者娓娓道来，读者能很快领略全书的内容。 （4） 选材的实用性。 作者认定本书的主要读者是电子工程的从业人员，因此用了半本书的篇幅阐释了几个最主要的电磁辐射方面的实际问题，包括电磁波在界面、物体和孔隙上的衍射和散射，在空腔和波导管中的传播和截止，给出了有关衍射 - 散射波幅和能量和共振频率、截止频率的计算公式，这些结果可以在工程实践中直接应用。 （5） 专著的自洽性。 作者对全书的内容作了精心安排，有关格林函数法和变分法的内容从头讲起，很有系统性，所有概念和方法的引入、公式的推导无不有理有据、自成体系。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书还有一个很好的附录，涉及矢量代数和矢量分析、矢量空间和线性算子、并矢分析以及狄拉克记号，叙述简约具体，所以，具有工科数学基础的人，在参阅了这些附录之后可以不费劲地读完此书。 综上所述，这本书堪称应用数学类专著的一个典范，对电子工程专业从业人员来说，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对其它专业的人员来说，如果要了解或格林函数和变分法，也不妨细细阅读此书；对笔者这样从事应用数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不仅可以从中学到具体知识，而且在治学方面，可以得到莫大的启迪。 从出版质量角度来看，此书属于上乘，编排规范、印制清晰、装帧精良，就笔者阅读所见，尚未发现大的印刷错误。可以看出，编校人员为出版此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笔者认为，大师级作者的著作应该有这样的出版质量。 原载于《应用数学和力学》 2002 年第 22 卷第 7 期 771 ～ 7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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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杂记篇－2：探索钱伟长先生的长寿秘诀

热度 1 sqdai 2010-8-10 23:24

今天我们庆 祝钱伟长 先生九七华诞，我心中忽然升起一个疑问：老先生的长寿秘诀何在？对此，我按平时的科研习惯，做了一些分析，与大家共同商讨。 其实，对 钱 先生长寿有许多不利因素，主要有： 家境贫寒，自幼营养不良。因此，直到十八岁进大学时，身高才 1.49 米 ，被清华的体育老 师马约翰 教授称为 out of scale ( 尺码不足 ) ，可见身体的基础条件不佳； 祖父、父亲都是年过不惑之后不久就英年早逝， DNA 中缺少长寿基因； 十八岁前从不进行体育锻炼； 大部分时间关在书房里从事强脑力劳动理论研究； 中年之后屡遭困顿，碰到种种坎坷，影响情绪，有时难免郁闷，可能导致折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钱 先生为何能长寿？我们从未与他探索过这个问题，只得不揣冒昧，自行做一些研讨。我认为造成他长寿的主要因素是： 1. 在他漫长的人生长途上一直有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满怀爱国热情，尽其所能报效祖国。 人活着是需要有精神力量的。从青少年时代起，钱伟长就立志科学救国，决心为民族复兴献身，因此，无论遭到何种挫折，他爱国敬业的初衷不改，因此，上苍回报他以长寿。 2. 一直胸怀大志，热爱科学，献身科学事业，从中享受了无穷的乐趣。 他说过： 搞科学技术要弄通（有关知识），不要熟读。 当你不通时是焦头烂额，一弄通，你就会非常愉快。从弄通事情里得到的愉快，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比给你做个大官还舒服，我就是一天到晚在自我欣赏里过日子。因此，你批斗我，罢我的官，我的脑子你没法没收，我照样做科研，照样比做大官还舒服。这样的人，要不长寿也难。 3. 他乐观开朗，豁达大度，不计较一时得失或委曲失意。 对此，前面的博文中已经提到。常言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老先生是襟怀开阔的君子，从未处在常戚戚的状态，因此，不管境遇如何，胃口甚佳，倒头能睡（我很佩服老先生短途乘车就能打瞌睡的本事：从虹桥机场到上大，他都能美美睡一觉）。 4. 大学期间的体育锻炼使他体质强健。 在以前的博文里已提到过，老先生因此一辈子感谢清华的体育教授 马约翰 先生。 5. 与 孔祥瑛 老师一起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六十一年。 孔 老师在他最困难的时刻给他的支撑和慰籍，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见以前的博文）。可惜的是， 孔 老师先他而去了，老先生费了很大劲才恢复过来。现在他身边仍不乏亲情。他的孙女钱泽红以自己的能力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 历史学 博士学位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有时间就悉心照料她的爷爷，大有她的奶奶的风范。 以上就是我对 钱 先生长寿原因的分析，不知各位以为然否？如果同意，就努力效法之，尽管我们不是大师，基本上也成不了大师。 写于 2009 年 10 月 9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24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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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杂记篇－1：钱伟长先生的三件“宝贝”之一——《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

sqdai 2010-8-10 23:14

1983 年以后，钱伟长先生在社交活动中有两张名片。一张是去北京开会时用的，上面有他的主要社会职务头衔；另一张更为常用，上面就列着：上海工业大学（后来变成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其实，名片对他没多大用处，他的脸就是他的名片。不过，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钱先生晚年有三件他最珍爱的宝贝，就是上面列出的上大、上大力学所和《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对学校和研究所，人们已作了很多叙述，这是他近二十多年来倾注大量心血的所在。而对于钱先生如何创建《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如何投入巨大精力使得该刊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刊物，人们知之甚少。这里就想简要地补叙这段历史。 缘起 1978 年，我国进入科学的春天，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学习知识成风，科技界热气腾腾。文革期间被禁锢的热情迸发出来了，研究成果开始成批涌现。但当时科技刊物寥若晨星，例如，力学类的期刊也就《力学学报》等几种，人们发表论文很困难。钱伟长先生就想以自己的办刊理念创立一个新刊物。 酝酿 1978 年钱先生在北京建立了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马上着手组织各类学术活动。当时力学研究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钱伟长先生把大旗一撑，很快就集结了二三百人的队伍（以后又滚雪球般增大），大多是对力学的基础研究有兴趣的中青年学人。他就召集了以专业组成员为核心的小组，开始筹备创刊。钱先生提出了初步方案，几经讨论，确定了如下大计方针： 刊物定名为《应用数学和力学》，属于力学基础研究类刊物，这里的应用数学主要是以力学为应用背景的数学，与美国的《应用数学季刊》和《应用数学研究》的内涵相仿； 刊物先是季刊，将来办成双月刊或月刊； 刊物同时出版内容相同的中英文版； 刊物实行编委推荐制； 刊物的编委会应是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只看实际能力，不看资历。 这后三条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开风气之先的！ 编委成员的初步名单随之敲定， 30 几位编委中，只有两位院士、少数几位知名教授（如副主编谈镐生院士、 叶开沅 教授），其余多为副教授（副研究员）甚至讲师（助研）。 困境 办刊需要有资金和场地，但当时钱先生一无所有。按习惯性思维模式，先得找主管单位（挂靠单位）。既然是力学类刊物，顺理成章地去找中国力学学会，那时该学会的关系尚未理顺，掌握实权的是对力学一窍不通的官僚。钱先生一提出办新刊的想法，马上碰了一鼻子灰：摘帽右派想当刊物主编，没门！钱先生与清华的关系有点僵，清华是绝对靠不上的。他面临绝境。 钱 先生没气馁，设法去找主管出版工作的朋友（资深人士），朋友深表理解和同情，跟他说，你只要找到一个单位（高校或研究所）来主办此刊，其余事情我给你开绿灯。 钱 先生猛然想到，在交通部有掌管实权的好友，跑去一商量， OK ！这位朋友去找了交通部主管的重庆交通学院的领导，他们很愿意主办此刊，同意把编辑部设在该校。正好， 叶开沅 先生有个学生在那里工作，编辑部的首任主任也选定了。 然而，要同时出版杂志的英文版，在重庆交通学院确有困难，这时，他想起了他的老朋友朱九思（ 1916 ～），当时的华中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高等教育家，他把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办得有声有色。 朱 先生一听到 钱 先生让他办这么一件好事，一口答应。 至此，大局已定。《应用数学和力学》的中英文版分别在重庆交通学院和华中工学院出版。这样的格局保持到 钱 先生入长上海工大、朱院长 69 岁离休之时，此后，英文版改由上海工大（现上大）出版。 我老在想，凡是 钱 先生陷入困境之时，总是有贵人相助，福人自有福相！归根结底，他在办的总是对人民有利的好事，因此，得道多助。 操劳 就这样，杂志办起来了，钱先生亲自为之忙碌了二十多年，直至年过九旬！很长一段时间内，运作过程大致如下：重庆编辑部把稍经技术处理的稿件送到钱先生处，他逐一过目，每次定稿三四期，发回中英文版编辑部，同时出版。凡是无编委推荐的稿件，由他亲自决定是否推荐发表。 办刊没几年，《应用数学和力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业绩，举其要者，有： 很快由季刊转为双月刊，继而转为月刊，当时在国内不多见； 成为我国最早的同时为 SCI 和 EI 收录的源期刊； 最早打开了国际销路，由国外出版社代为发行，很长时间里，国外力学界知道中国有《应用数学和力学》，而不知有《中国科学》； 形成了强有力的编委会和稳定的作者队伍，它的编委、作者迅速成长；当初的编委会中，出了 16 位两院院士、 15 位校长、副校长乃至副省长，所有编委都成了学术骨干。 这一切主要归功 于钱 先生的先进的办刊思想和夙兴夜寐的操持： l 他亲自写了发刊词，而且坚定不移地一以贯之。他力主应用数学和力学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刊物的论文应保证高质量； l 他群策群力，发挥编委的集体作用，编委推荐加上适当审稿，保证了期刊的高水平； l 他力主办外向型期刊，着眼国际交流。办刊之初，就不惜工本把刊物发到 SCI 、 EI 、 AMR 、 ZB 、 MR 、 SA 等国际知名的检索和评论刊物的总部，很快赢得了它们的关注和认可。 如今， 钱 先生已经做不动了，他把主编担子交给了年青一代，杂志还在顺利印行，不断发展。但这本刊物，始终是他的最爱，因为它是老先生用心血栽种、培育的奇葩。 写于 2009 年 10 月 7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237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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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学术篇－3：论钱伟长的学术理念和学术风格：学术思想溯源篇

sqdai 2010-8-10 23:02

论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 学术思想溯源篇 8 学术思想溯源：先哲名师的影响和哥廷根学派的魅力 下面，笔者尝试着对 钱伟长 先生学术思想作一番溯本探源，侧重探索先哲名师对他的影响以及哥廷根学派对他的学术思想形成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8-1 先哲名师的影响 钱伟长 先生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叔都是乡村教师。正如他在《八十自述》 中所说：幼时平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陶冶。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每年夏天三天的晒书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从这些活动中，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 。由于父亲英年早逝，钱伟长受四叔钱穆的影响最大，钱穆仅上过中学，靠非凡的刻苦自学成才，学术上卓有成就，毕生著述甚丰，多达 76 部（本），经、史、子、集皆精通，香港学术界称他是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见 ， p. 415 ）。四叔不仅资助钱伟长完成中等教育，而且经常让其陪读，少年钱伟长跟着四叔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严谨的学风。投考高中时，由于数理基础差，钱伟长以末名进入四叔任教的苏州高中，在那里得到了钱穆、吕叔湘、陆侃舆等一代名师的指点，尤其是数学老师严晓凡让他每晚去教师宿舍为他额外补课，两人一起开夜车，从此钱伟长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而且是六十年一贯制。 钱伟长 先生说：在苏州 高中 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由于钱伟长少年时代熟读古籍，尤其喜欢读司马迁的《史记》，对他后来的学术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本来钱伟长的家长们就有游学的传统，读了《史记》后，更觉得应该像太史公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只要环境和身体允许，他每年有很长时间在中外各地做学术旅行，至今，国内除西藏地区以外，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国外到过几十个国家；总行程数以千万公里计。最近他对笔者说：是 司马迁老 先生告诉我这样做的。与一般文人骚客不同的是：每到一地，他并不放眼于山光水色，总是行装甫卸，就或到工厂农村考察，或与人作学术交流，或做学术报告。凭借着他的深厚的学术功底，他会经常给东道主出金点子。这里仅述一二。 1983 年 钱伟长 先生应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邀请访问福建，在参观闽江上的马尾港时发现，这个 1975 年耗资 6 亿元修建的军港，因港址选择不当（未考虑科氏力效应），已经严重淤塞，弃用已达七年之久，有人提出迁建新港。先生下现场仔细勘察之后，马上想起读过的古书中提到的束水攻沙之策，提议用乱石从闽江对岸向江中抛投造乱石堤，堤长约 200 米 ，用急流冲去泊位区的淤沙，不必营造钢筋混凝土大坝，用土法即可收束水攻沙之效。项南同志当即批准此议，只动用了闽江木船搬运抛投乱石，历时一个月，耗资仅百万，大功告成：即将报废的港口复活了，迄今未发生淤积问题。于是一时传为美谈，报刊上以专家一席话，救活一军港为题发表了专题报道。笔者写本文时，想探究这个束水攻沙的来历，在 钱 先生的早期文章《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原载《中国青年》 57 期， 1951 年 1 月 7 日 ，《人民日报》 1951 年 2 月 1 日 转载，也可见 ， 59-65 ）中找到了答案，文中写道：黄河从上游带着大量的沙粒疾行而下，到了下游，人民都引河水灌田，使河流慢下来，以致入海的出口渐渐淤塞，于是一到水涨，就不时溢出，造成水患。这样的情形，一直到王莽时（公元 9-22 年）有位长安人张戎科学地提出了水流流速与沙淤的关系。这个科学的结论，为以后有名的水利工程师王景（汉明帝，公元 69 年）、贾鲁（金泰定，公元 1351 年）、潘季驯（明嘉靖，公元 1565 年）、靳辅（清康熙，公元 1677 年）等治河的基本原则。他们根据这个原则，创造了筑堤束水，藉水攻沙的治水方法。这些工程师们在坚决地执行这个原则时，克服了不少工程上的困难，发动千百万的人民群众，完成了不少伟大的修渠筑堤工程。原来先生早就有这样的知识积累！笔者从中懂得了什么是厚积薄发。出于好奇，笔者进一步查了《辞海》，找到了束水攻沙词条，其中解释道：束水攻沙，我国自西汉以来治沙的一种主张。其方法是在宽浅河段筑堤束狭河槽，增加流速，利用水流本身力量以冲刷泥沙，防止淤积。西汉张戎指出：水长则疾，河疾则通 。潘季驯则加以运用发展，他在 河议辩惑 里说：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又说：筑堤束水，以水攻沙。 原来先生的话都是有根有据的，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就不可能如此。 钱 先生告诉笔者，他是从《汉书》和《明史》中读到这些的。后来他在访问山东省时，又发现了黄河出海口的淤塞问题，他又提出了束水攻沙的建议，不过这次没有现成水流可用，于是他提议用机械设备来束水，于是，出现了大批消防车用高压水龙攻沙的壮观场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顺便提一下，上述文章及其姐妹篇《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见 ， 68-74 ）。 钱 先生在参加赴朝鲜慰问志愿军的代表团时，在火车上写成的，由于发表后反映热烈，先生在此两文的基础上，写了《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 ，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在国学与科技方面的深厚的知识积淀。再举一个例子。 钱伟长 先生于 1986 年因参加学术会议访问兰州，会见了省长贾志杰同志，谈到了甘肃的金川镍矿区和白银铜矿区的人才外流问题，省长很是头疼。 钱 先生从他的人生阅历里搬出了洛杉机和巴库两个正反的例子，这两个城市在 100 年前以开发石油起家，前者在开发石油的同时先后发展了电影、航空、纺织、电子等工业，迄今保留了重要城市的地位，而后者则单打一，随着石油资源枯竭，城市走向消亡。因此，赠送给省长一张多种经营的方子，省长认可并获中央批准后，马上干起来，现在两矿区成了新兴城市，再也没有孔雀东南飞现象了。 除了游学四方、博览群书这两点以外，我们还可以从钱先生治学思路和严谨性方面，看到国学传统对他的影响。钱先生幼时熟读《二十四史》，并看到他四叔钱穆先生的治学方式，养成了科学研究思考缜密、处理问题条分缕析的习惯。以板壳的内禀理论为例，板有圆板、方板，壳有球壳、锥壳、环壳、柱壳等等，形状各异、结构不同，想把它们归总，谈何容易，但他抓住了建立以中面为基础的拖带坐标系这个牛鼻，用张量分析这根缰绳，先使这条牛就范，然后用庖丁解牛的工夫细细解剖、理顺，将板分成 12 类，将壳分成 35 类，把人们过去的结果一一引来，对号入座，连 von Karman 于 1910 建立的著名的薄板大挠度 von Karman 方程也成了其中的一个特例。想一想， 这种工作不是与国学大师的做法有点相象吗？ 8-2 哥廷根学派的魅力 钱伟长先生曾师从于哥廷根学派的传人 J. L. Synge 和 Th. von Karman 教授，哥廷根学派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在《八十自述》中写道：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 Synge ， Infeld 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学院也多次和 von Karman 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廷根学派的传人。哥廷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对物理过程的理解，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用得漂亮，用得朴素简洁。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不惜跳进数学这个海洋来寻找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于创造新工具。他们都警告我们，数学在应用数学者说来，只是求解实际问题的工具。 Synge 教授甚至说：你们应该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的勇气，但应该懂得避免淹入海底，懂得在完成任务后爬上来，寻找新的物质运动的主题。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 。（见 ， 28-29 ）。 他还说： Synge 教授的第一课就是阐明哥廷根是主张用数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这和一般数学家的应用数学不一样。数学家是在研究数学问题，从数学中找问题的，哥廷根学派是从物理、化学和一般技术找问题，而要用高明的数学办法去说明物理或技术问题。首先要弄清物理或具体技术问题的本质。其次是要用数学上现已通用的表达方式去表达它，然后按实际问题的需要来求得实际的定量或定性的答案。 Synge 教授说，数学是汪洋大海，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应该以不怕淹死的精神，跳进这个汪洋大海，去寻找那最好的数学工具，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他力主不要怕数学，但也不能迷在数学中， 一定要在找到宝后，极早爬上岸来，用这个宝去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深受教育。我一生中解决过很多问题，也用过很多宝，但从来没有迷恋过某一个数学问题。（见 ， 7-8 ）。我国另一位力学大师钱学森院士更是非常重视传承哥廷根学派的学术传统。最近，谈庆明教授写道：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他（指钱学森院士）所继承和发扬的力学大师普朗特 - 冯卡门的应用力学的优良传统。概括地说，应用力学家必须着眼于工程技术中带有普遍性的理论研究对象，通过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提出新的科学创见，从而改进工程技术，形成新技术，产生新产业。 再来看看郑哲敏院士、李家春教授对郭永怀院士的评介，在介绍了哥廷根学派的风格和特点后，他们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领导的研究集体使这种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由于郭永怀的良好的数学物理基础和渊博的工程技术知识，他使这种结合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并带到了中国，影响了我国力学学科和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 我国力学事业的三位奠基人不约而同地继承了哥廷根学派的传统，那么，这个学派的精髓与魅力何在？ 这里我们对哥廷根学派作一简单介绍。先来看看 20 世纪的航空航天大师 von Karman 是怎样评价哥廷根学派的，他在 1967 年出版的自传中写道：只要一提起哥廷根，我至今仍然感到激动不已。英王乔治二世于 1734 年创办的这所古老的普鲁士大学，有时候人们管它叫乔治亚 奥古斯都大教堂。后来哥廷根大学成了欧洲大陆的哲学、语言学和法学的发源地。我进哥廷根大学时，它又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数学中心。高斯、韦伯、黎曼、普朗克、希尔伯特以及基础科学方面的众英才都是哥廷根大学出身。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素有德国大学王子称号的哥廷根大学，以倡导自由、独创的学风闻名于世。这种治学精神终于使它成为培育 20 世纪科学巨匠的摇篮。正是哥廷根的一批学生，为原子弹和空间时代奠定了基础。（见 ，中译本， 40 页）。他还说：（哥廷根学派创始人）克莱因认为，工科大学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应该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家也需要具备一些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实际上，他就是推动哥廷根大学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克莱因的指导思想成了我在亚琛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搞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动力源泉。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是哥廷根大学的一大改革。此后几十年，它对全世界大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见 ，中译本， 63 页）。 哥廷根大学有悠久的数学传统，由 高斯、狄里克莱、黎曼先后担任学科带头人，但直到 1886 年克莱因（ Felix Klein ， 1849-1925 ）和 1888 年希尔伯特（ D Hilbert ， 1862-1943 ）的到来，才出现了辉煌的克莱因 - 希尔伯特时代。克莱因以他的非凡的创造天才和组织才能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组织活动：大力罗致和提拔人才，引进了当时 26 岁的希尔伯特以及相对论专家闵可夫斯基（ H Minkowsky ），首次在德国大学设置应用数学教授席位，任用应用数学家龙格（ C Runge ）占据此席位；创立数学研究所； 1898 年创立哥廷根应用数学和技术促进协会，由科学家和经济界领导人（如奥托等）联合组成，这是科学史上第一个把科学界与经济界联系起来的组织，协会成立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研究所，例如航空和流体力学研究所 、应用电学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等，在哥廷根大学设置应用力学系、应用物理系和应用数学系，这一切为科学与技术的密切结合创造了条件；组织科学教育改革和科学普及活动， seminar 和闻名于世的数学散步就此经常化。后来，经过希尔伯特的努力和众多物理学家的参加，哥廷根大学成了当时欧洲的学术中心（详见文献 ）。在克莱因的领导下，出色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如普朗特的边界层理论、海森堡的量子论和矩阵力学、卡门涡街等等。 正如文 所指出的，哥廷根学派的主要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密切结合。钱伟长先生身体力行，在他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教学领导工作中，充分实现了这种结合。通读他现存的 168 篇学术论文，都有明显而重要的实际应用背景，大多为了解决当时实践需要的重大问题（详见前文）；笔者在与他讨论科研选题问题时，他说： 目光要远大一些，不要去搞那些没有应用背景的雕虫小技。 试看他为他的博士研究生所作的一些选题：板壳大变形；波纹管计算；穿甲力学计算；河口冲淤；河口风暴潮；冷却塔的流场计算及强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又有一定理论难度的问题。最近，他满怀热情地向笔者谈起所里的一位突出的研究生周文波同志，他现在是上海市隧道建设公司的领导人，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在上海的地铁和隧道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周文波在十几年前来到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以软地基地下构造应力分析专家系统为题攻读硕士学位，选题直接与隧道建设有关，所开发的软件可应用于上海市或有类似地基结构的地下工程，他的这一研究为他日后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并不满足于现状，最近又开始在该所攻读在职博士学位。钱先生谈起周文波时，两眼放光，由衷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 2001 年，他召集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业务骨干会议，就谈一件事情：如何把握学科发展新动向，他拿出一堆《应用力学评论》杂志，让大家进行阅读、调研，并考虑如何开展实际需要的重大课题研究。现在，这个研究所的年青人都以自己是哥廷根学派的第四、五代传人为荣，决心沿着钱伟长所长指引的方向走下去，将这个研究所办成世界一流的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研究中心。 哥廷根学派在治学上的特色是自由、独创的学风（ von Karman 语 ）， von Karman 还说：在哥廷根，我出席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理论讨论会，为那些年青的物理学家所深深吸引。他们成群结队进出学校的各个课堂，一边走，一边谈；不是探讨新概念，就是为表面上互相矛盾的那些新发现寻求和谐统一的解释。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下，我跟物理学家玻恩一起研讨原子理论就毫不奇怪了。（见 ，中译本， 79-80 ）。正如文 所描述的：哥廷根学派之所以能吸引人，是因为哥廷根有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这个环境的形成是哥廷根教授的工作作风密不可分的。 F Klein 善于讲课，还组织讨论班，他认为讨论班可以激发学术研究。在讨论班上，他把自己那丰富多彩的思想以及处理问题的思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这种交流方式很快在德国得到普及。该文也提到， D Hilbert 也是讨论班的热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von Karman 把这种风气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郑哲敏院士在中国力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 von Karman 的研讨会，它们通常在他住所的客厅里举行，助手和学生云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热烈争辩，有时尚能心平气和，多数场合争得脸红耳赤；对难题实在没有计策时， von Karman 就会说，看一看 Whittaker 的菜单吧！（指 Whittaker 的专著《现代分析》）；讨论时间长了，大家感到饥肠辘辘时，就到冰箱里找东西吃， von Karman 的妹妹经常为大家备有精美点心。许多举世瞩目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客厅里孕育出来的。在文 中有这样的描述： von Karman 每周主持一次工作会议和一次学术活动，周周都开，神圣不可侵犯，在工作会议上，希望每个人都报告自己的工作，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讨论十分活跃，说错了也不要紧， von Karman 的指导思想显然是：所有的人都参加这个集体所从事的工程科学的原始研究，每个人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工作，希望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并对别人作出贡献，因此这种活动极其成功，深受欢迎。钱学森院士把这个风气带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据谈庆明教授回忆，该所一建成，就有了讨论班，最初的参加者仅 16 人，最初讨论的问题与高速空气动力学和物理力学有关。那时，钱学森先生拿到出版《星际航行概论》的稿费，就拿出一部分在自由讨论时请大家用点心。郭永怀院士在中科院力学所的电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也组织了每周一次的研讨班，集中攻读留比莫夫的有关专著，并研讨相关的几个研究方向。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个研讨班，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常常为一个有歧见的问题争吵得脸红脖子粗，结果总是郭先生的意见成为定论，大家常为郭永怀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所折服。所以说，钱伟长先生所提倡的 seminar 不是他发明的，而是对哥廷根学派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但是，在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18 年一以贯之的坚持举办定期 seminar ，则反映了钱先生对这种发扬学术民主做法的执着和彻底认同，而这种制度和所造成的学术氛围也是使该所能跻身于强者如林的力学界、成为研究力学的洞天福地的原因之一。 9 结束语 在本文中，通过引述钱伟长院士的种种论述、简介他的学术成就并分析他的治学理念及学术风格，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钱伟长 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精华在于： 立足于社会实践，以高瞻远瞩、勇于探索的思路，根据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来发现、提炼问题，经过充分调研，以广泛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独辟蹊径的创造性劳动，建立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用独创的或先进的方法加以巧妙处理，将所得的成果经过实践的严格检验，并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加以认识或系统地发展成新的理论 。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科研实践是无往不胜的； 2） 钱伟长先生的治学风格的精髓在于： 爱国敬业、自强不息、锐意创新、求真务实、广博览、群策群力。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他的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高尚品格；脚踏实地、终生向学的治学态度；勇于创造、刻意求新的无畏气概；藐视困难、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提携后进、传道授业的献身理念；发动群众、协力攻关的组织才干。 3） 钱伟长先生的学术思想的渊源在于： 努力吸收古今中外先贤先哲的治学理念，继承发扬哥廷根学派的优良传统，用辨证唯物主义理论武装自己 ，将 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密切地结合起来，科学地调动一切积极性，为祖国的四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本文结束之际，谨 向钱伟长 先生表示我们共同的祝愿：愿先生继续书写人生的华丽篇章，带领我们继续在建设强大的中华的漫漫征途上激流勇进！ 致谢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钱伟长院士的具体指导，并经他仔细审阅、修改原稿；还受到笔者的老师李佩教授、学长谈庆明研究员和李家春研究员的启发；笔者的助手乐嘉春博士对原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笔者的助手董力耘博士、学生卢东强、雷丽、安淑萍等曾帮助查找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1 钱伟长 . 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 .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9 2 钱伟长 . 八十自述 . 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8 3 钱伟长 . 钱伟长文选 .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4 钱伟长 . 钱伟长学术论著自选集 .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5 钱伟长 . 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 .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0 6 周文斌，孔祥瑛 . 钱伟长传略 . 见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 1-31 7 黄黔 . 钱伟长 .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编，力学卷 1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 166-195 8 钱伟长 . 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简介 . 见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 43-58 9 钱伟长 .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 ； 修订版，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 ； 繁体字版， 香港：南粤出版社， 1991 10 钱伟长，林鸿荪，胡海昌，叶开沅 . 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 .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4 ； 俄文版， 莫斯科：外国文献出版社， 1957 11 钱伟长，林鸿荪，胡海昌，叶开沅 . 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 .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5 （ 1957 年重印） 12 钱伟长，叶开沅 . 弹性力学 .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6 （ 1980 年重印） 13 钱伟长（以清华大学锌空气电池研究组名义出版） . 锌空气（氧）电池进展 .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5 14 钱伟长 . 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 .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15 钱伟长 . 变分法和有限元（上册） .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0 16 钱伟长（主编） . 奇异摄动理论及其在力学中的应用 .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1 17 钱伟长（编著） . 穿甲力学 .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984 18 钱伟长 . 广义变分原理 . 上海：知识出版社（多学科讲座丛书）， 1985 19 钱伟长 . 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 修订版，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0 20 钱伟长 . 电机强度设计计算的理论基础 .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21 钱伟长 . 应用数学 .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22 钱伟长 . 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 .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2 23 Synge J L, Chien W Z.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elastic shells and plates. in Applied Mechanics Theodore von Karman Anniversary Volume, 1941: 103-120 (see also Ref. , 59-69) 24 Chien W Z.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elastic shells and plates. Part 1, 2, 3. Quart Appl Math , 1944, 1(4): 297-327; 2(1): 43-59; 2(2): 120-135 (see also Ref. , 79-138) 25 Rutten H S. The Theory and Design of Shells on the Basis of Asymptotic Analysis. 1973, pp.2-3,23. 26 Chien W Z. Derivation of the equations of equilibrium of an elastic shell fro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lasticity. The Science Report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Ser. A, 1948, 5: 71-86 (see also Ref. , 209-216) 27 Chien W Z. Large deflection of a circular clamped plate under uniform pressure. Chinese J Phys , 1947, 7(2): 102-113 (see also Ref. , 169-177) 28 Chien W Z. Asymptotic behavior of a thin clamped circular plate under uniform normal pressure at very large deflection, The Science Reports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1948, 5(1): 71-94 (see also Ref. , 193-208) 29 Chien Weizang, Chen Shanglin. The solution of large deflection problem of thin circular plate by the method of composite expansion. Appl Math Mech, 1985, 6(2): 103-120 (see also Ref. , 1283-1200) 30 Volmir A S. Bending of plates and shells. Moscow : Mir, 1956. 31 戴世强 . 关于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正交条件解法 . 应用数学和力学 , 1991, 12(7): 579-586 32 戴世强 . PLK 方法 . 见文献 ， 1981 ： 33-86 33 周焕文 . 奇异摄动法在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中的应用 . 见文献 ， 1981 ： 310-339 34 Bromberg E. Non-Linear bending of a circular plate under normal pressure. Commun Pure Appl Math, 1956, 9: 633-659 35 钱伟长，郑思梁 . 轴对称圆环壳的复变量方程和轴对称细环壳的一般解 . 清华大学学报， 1979 ， 19 （ 1 ）： 27-47 。也可见文献 ， 513-532 36 钱伟长，郑思梁 . 轴对称圆环壳的一般解 . 应用数学和力学， 1980 ， 1 （ 3 ）： 287-299 。也可见文献 ， 709-727 37 钱伟长 . 细环壳极限方程的非齐次解及其在仪器仪表上的应用 . 仪器仪表学报， 1980 ， 1 （ 1 ）： 89-112 。也可见文献 ， 685-708 38 钱伟长 . 半圆弧波纹管的计算细环壳理论的应用 . 清华大学学报， 1979 ， 19 （ 1 ）： 84-99 。也可见文献 ， 567-581 39 钱伟长 . 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有限元计算中的应用 . 机械工程学报， 1979 ， 12 （ 2 ）： 1-12 40 钱伟长 . 高阶拉氏乘子法和弹性理论中更一般的广义变分原理 . 应用数学和力学， 1983 ， 4 （ 2 ）： 137-149 41 钱伟长 . 大位移非线性弹性理论的变分原理和广义变分原理 . 应用数学和力学， 1988 ， 9 （ 1 ）： 1-10 42 Chien W Z. Incompatible elements and generalized variational principles. Advan. in Appl Mech, 1984, 24: 93-153. See also Ref. , 1119-1163 43 钱学森 . 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 . 见《郭永怀文集》（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2 ， p 331 44 Chien W Z. Foreword. J. Shanghai University , 1997, 1(1): 1 45 戴世强 . 一本不可多得的应用数学专著评介钱伟长院士的专著《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 . 应用数学和力学， 2001 ， 22 （ 7 ）： 771-772 46 von Karman Th, Edson L. The Wind and Beyond, Th. Von Karman , Pioneer in Aviation and Pathfinder in Spa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中译本：冯 卡门 航空与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曹开成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47 钱伟长 . 怀念同窗益友郭永怀教授 . 见《 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郑哲敏主编），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9 ， 7-9 。也可见文献 ， 394-397 48 徐梅英 . 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促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 高教研究， 1989 （ 2 ）： 41-42 49 谈庆明 . 钱学森对近代力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 力学进展， 2001 ， 31 （ 4 ）： 500-508 50 郑哲敏，李家春 . 科学和技术结合的典范 纪念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 见《 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郑哲敏主编），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9 ， 23-26 51 袁向东，李文林 格廷根的数学传统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2 ， 1 （ 4 ）： 339-348 52 高嵘，李文林， 历史上的数学学派理论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8 ， 17 （ 3 ）： 218 53 王自华， 桂起权 . 海森伯与慕尼黑 - 哥廷根 - 哥本哈根三个科学共同体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0 ， （ 3 ）： 3-21 54 叶政 . 从哥廷根学派的兴衰看近代中国数学发展缓慢的原因 . 宁波师范学院学报， 1991 ，（ 6 ） 7-11 原载于《力学进展》 2003 年第 33 卷第 1 期 2 ～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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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学术篇－1：论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学术成就篇

sqdai 2010-8-10 22:38

论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 学术成就篇 【按】 2002 年 10 月 9 日 ，为了庆 贺钱伟长 先生九十华诞，我在上海大学召开的钱伟长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做了主旨报告，题目是 论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 ，后来发表于《力学进展》 2003 年第 33 卷第 1 期的祝贺钱伟长院士 90 寿辰专刊以及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钱 先生九十寿诞祝贺文集；也曾蒙校报连载。 在痛悼 钱 先生仙逝的时刻，我看到有个别人，故意贬低 钱 先生的学术成就，曲解他的治学理念，令人不解。我也懒得理会他们，这篇八年前写成的论文科研可用来批驳他们的观点，也可让不大了解钱伟长学术成就和治学理念的年青后生从学术上走近钱伟长，以免盲目跟风。对材料的可靠性我有自信心，因为此文写成后，我曾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文稿一字一句地读给 钱 先生听，当面修改了一些不当之处；后来，我又请了我的师母李佩教授把握了若干细节，请了十几位学长和朋友过目并修改，尽力做到材料翔实，观点恰当。 原文较长，为便于阅读，分成三段刊登：学术成就篇，学术理念篇和学术思想溯源篇。文科的青年朋友可跳过第二节的后几个小节不读。为节省篇幅，参考文献仅在最后一段之后列出。 1 引言 钱伟长院士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漫漫人生长途，作为遐迩闻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历经了艰苦立业 事业辉煌历经坎坷再度辉煌的曲折过程，如今虽已到了耄耋之年，却壮心依旧、斗志不改，坚守在他的教育和科研岗位上，续写着灿烂的人生篇章。对略微知道他的成长背景和坎坷经历的人来说，钱伟长这个名字多少带一点传奇色彩，心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问：他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知名科学家的？为什么他能在经过二十多年的人生逆境之后，却依然爱国敬业、忘我奉献、矢志不移？他为什么能在诸多科学领域中做出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为什么能完成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量？诀窍何在？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总问题：钱伟长院士有什么样的人生理念和治学方略？回答好这个问题对我们这样的学生后辈将大有裨益，但回答起来又相当困难，因为钱伟长院士的人生经历实在太丰富、著述实在太浩繁，仅仅想弄通、弄懂它们，也是穷毕生的精力而难以如愿。笔者近二十多年来，有幸常受钱伟长院士耳提面命的教诲，特别是最近的十八年，一直在他所领导的研究所工作，经常聆听他的谆谆教导及发自肺腑的心声，对上述问题或多或少有一些认识，因此，不揣冒昧草成此文。 笔者想从钱伟长院士的学术成就谈起，列举种种实例，论及他的治学动力、治学精神、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治学谋略，而这些又可以概括成： 爱国敬业、自强不息、锐意创新、求真务实、广闻博览、群策群力 这二十四个字。 爱国敬业 是 钱伟长 先生治学的基本动力，也是他历尽磨难、无怨无悔、奋斗终生的精神支柱； 自强不息 是旧清华的校训，也是新上大的校训，是钱伟长最珍爱的人生格言，也是他身体力行、发奋治学的行动准则，在十年前出版的《钱伟长文选》的扉页上，就有他的自题词：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为人民服务 ； 锐意创新 是 钱伟长 先生治学的主要精神，他尊重学术前辈而不盲从，强调 不要去咽别人的唾沫 ，遇到问题要独辟蹊径，尽力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 求真务实 是 钱伟长 先生治学态度之精髓所在，他力主科研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实践中发现和提炼问题，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与他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为人之道讲究一个 实 字，他痛恨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弄虚作假，为人处世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直来直往，虽因此吃亏而无怨无悔、本性不改，而做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求真务实正是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钱伟长 先生是坚持这一原则的典范； 广闻博览 是 钱伟长 先生治学的基本方法和屡获成功的诀窍和基础，六十年来，他坚持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只要科研需要，他从来不耻下问，向内行求教，在实践中学习，也从来不吝惜精力，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地自学，因此总能以简洁、优美的方法解决种种难题； 群策群力 是 钱伟长 先生作为学术领路人，指导科研工作、培养学生和助手的谋略，他继承并光大了哥廷根学派的优秀传统，大力发扬学术民主，组织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经过他的传道授业，数以千计的学子迅速成长，不少人成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新一代的中流砥柱。 笔者长期以来从事流体力学和应用数学研究，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不高，又受专业知识水平的局限，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勉为其难，因此，笔者在认真调查研究和细致阅读材料的基础上，坚持写实，大量引述钱伟长先生的原始论述，让足够的材料来说明问题，并尽可能作一些思索和分析，但囿于见识，难免取材挂一漏万、分析粗浅表面，间或有贻笑大方的错处，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2 学术成就：纵横驰骋，硕果累累 钱伟长先生从事科学研究已超过一个甲子，他在科研战场上纵横驰骋、广泛涉猎、成果颇 丰，大部分成果及其产生背景和学术思想已在文献 中作了归纳和综述，本节只作非常扼要的概括。 钱伟长先生学术成果涉及方面之广，钻研功夫之深，影响范围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根据他的学术活动的大事年表，他从事过的学术研究主要有 ： l 1934 至 1935 年，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学顾汉章一起测定北京地区大气参数，并在 1935 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作了报告； l 1935 至 1939 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吴有训教授指导下研究稀土元素的光谱分析和 X 射线衍射；在清华大学化学系黄子卿教授指导下研究溶液理论；开始自行钻研弹性板壳理论； l 1940 至 1942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与导师 J. L. Synge 教授合作探索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并完成以此为题的学位论文，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这项研究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产生了深远影响； l 1941 至 1942 年，参加加拿大研究委员会应用数学组关于雷达天线的研究工作，给出雷达波导阻抗的计算理论与公式；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的 A. Weinstein 合作研究固支受拉方板的振动； l 1943 至 1946 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及喷气推进研究所（ JPL ），在 Th. von Karman 教授领导下研究火箭弹道、火箭的气动设计、气象火箭、人造卫星轨道、降落伞运动规律、火箭的飞行稳定性、对称超音速锥型流流场计算、圆柱体的变扭率扭转等问题； l 1946 至 1957 年，在清华大学先后研究圆薄板大挠度弯曲问题的渐近解（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流动润滑理论、构件的压延加工、连续梁特性、扭转问题、扁壳跳跃问题和方板大挠度问题，这些大多属于非线性力学的前沿领域，有关成果在力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l 1958 至 1976 年，尽管他被剥夺了正常地从事科研活动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权利，但他没有停止过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探索，从事了以下诸项研究：飞机颤振、潜艇龙骨设计、化工管板设计、氧气顶吹转炉炉盖设计、大型电机零件设计、液压机设计和研制、高能锌空气电池研制、穿甲原理、三角级数求和、变分原理中的拉格朗日乘子法探索等等，这些成果有的见之于他人的著述中，有的在 1980 年以后陆续以论著形式问世； l 1977 年至今，先后在清华大学、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研究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理论、中文信息处理、薄板大挠度的合成展开法、波纹管和其它管板、穿甲力学和断裂力学、加筋壳分析、三角级数求和、板壳的非 Kirchhoff 理论等等， 1978 年起的 15 年间，他平均每年出版一本专著，这段时间成为他的学术生涯中的第三丰收期。 迄今为止，钱伟长院士共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部分散佚，收录在案的有 168 篇），出版学术专著 18 部，撰写报刊文章 500 余篇（其中直接与学术问题有关的约占 70% ），担任过主编或编委的杂志、学术专著（或丛书）、辞典与百科全书 30 种，目前仍任《应用数学和力学》（中、英文版月刊）主编、《力学进展》（双月刊）副主编以及三种国际学术刊物编委、多种国内刊物的编委或顾问编委（参看文献 ）。 由于他在弹性薄板大挠度理论和广义变分原理方面的出色工作，他于 1955 年和 1982 年两度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 1999 年获何梁何理奖。鉴于他对我国力学事业的有目共睹的杰出贡献，他与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三位院士一起，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下面，我们试图简述钱伟长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有关的详细材料可参看文献 。 2-1 关于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 弹性薄板薄壳内禀理论，是钱伟长先生的成名之作。 在 1940 年以前，弹性板壳理论的各种近似处理相当混乱。人们把薄板与薄壳分开处理，而各种不同形状的薄壳的近似处理又 各自为政 ，总的看来，他们以板或壳的二维单元为基础，以宏观内力素的平衡方程为出发点，再根据 Kirchhoff 和 Love 的三项假设确定内力素和中面应变的关系，从而求出用三个中面位移分量为特定量的三个平衡方程。钱伟长先生深感这种近似理论的繁琐与不足，于 1939 至 1940 年在昆明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在仔细阅读 Love 及 Synge 的两本专著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以三维微元体作为出发点，引进三维应力 - 应变关系，得到用应变分量表示的平衡方程；同时首次应用张量分析和微分几何为工具，得到了用板壳中面的拉伸应变和曲率变化六个分量表示的全部方程，建立了薄板薄壳的内禀理论，这是一种精确的理论，避免了一些纯经验的假设 。 1940 年 9 月，钱伟长在第一次见到他的导师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J.L.Synge 教授时，惊喜地得知教授也在研究板壳的内禀理论，但用的是宏观方法，而钱伟长用的是细观方法，却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Synge 教授提议把两种理论合在一起，写出一篇论文，他们在 50 天时间里就大功告成。论文发表在冯 卡门教授六十诞辰纪念文集中 ，该文集有 26 位作者，除钱伟长是未到而立之年的年青学者以外，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如爱因斯坦等）。这一事实使钱伟长大受鼓舞，树立了在科学道路上勇攀高峰的自信心（见 ）。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力学界和数学界的重视，荷兰力学家 HSRutten 教授 推崇说： Synge 和钱的工作继承了 19 世纪早期 A. Cauchy 和 S. D. Poisson 的工作，在西方文献中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他还指出： 板壳理论由于成功地采用了先验的 Kirchhoff-Love 假设，人们已经长期没有研究板壳的三维理论了。 Synge 和钱的工作是三维理论的基本工作，仅用力学状态的内禀变量 应力和应变，严格地从三维理论中导出了任意形状的薄壳都适用的非线性方程，这里在各向同性的假定下，把应力和应变分量按厚度方向的坐标展开为 Taylor 级数。近似的二维方程只有六个基本待定量，三个代表中面拉伸应变，另外三个代表中面弯曲变形分量，这是 Synge 和钱的工作最重要的特点。 这篇著名论文引发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有关三维板壳理论的工作，如著名学者 A.E.Green, E.Reissner, E.L.Reiss, P.Cicala, H.M.Mushtari 等的研究。 此后的一年中，钱伟长把上述理论的思想进一步展开，完成了他的应用数学博士学位论文，并于 1944 年在刚创刊不久的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分三次连载发表 。在该系列论文中，将上述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精确化，而且利用了板壳的厚度和曲率的量级来作各种近似，对板壳的全部问题作了系统详尽的分类，确定了 12 类薄板问题和 35 类薄壳问题，均用六个方程（三个平衡方程、三个协调方程）加以描述，这些方程涵盖了常见的小挠度方程以及一些已知的大挠度方程，而有些方程则是全新的，其中尤以扁壳（浅壳） SS12 型方程最为重要，因为扁壳是一个新概念，且有实用意义。 1958 年 8 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海军结构力学研讨会上，冯元桢和 E.E.Sechler 在所宣读的《弹性薄壳的失稳》一文中，称扁壳方程为 钱伟长一般方程 ，而称扁圆柱壳方程为 圆柱壳钱伟长方程 ，此后两种方程统称为 钱伟长方程 。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上述论文的引用率超过百次。 1980 年，理性力学权威 A.C.Eringen 访问中国，特意到清华大学照澜院 16 号（钱先生当时的住所）探访钱伟长先生，他说，当年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拜读钱伟长的板壳内禀理论的文章，从而开始了在理性力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他把钱伟长认作自己的前辈。 1982 年，在上海国际有限元学术会议上，执行主席 R.H.Gallagher （美国 Clarkson 大学校长）向大会介绍钱伟长时说： 钱教授有关板壳统一内禀理论的论文曾是美国应用力学研究生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影响 。（详见文 ）。 在钱伟长先生的博士论文中还包括从三维细观平衡方程导出壳的应力内力素的宏观平衡方程的内容，这样一来，就把文 中的宏观理论与细观理论统一起来了，有关论文于 1948 年 12 月发表在《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上 。这篇论文曾引起一场著作权之争。 1949 年 7 月，后来成为理性力学权威的 C.Truesdell 来信抱怨此文（即文 ）抄袭了他于 1948 年初发表的论文。钱伟长先生回信说明，由于中国国内战乱，未见到 Truesdell 的论文，并请他到多伦多大学查阅他的博士论文，文 为该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后来， Truesdell 来信道歉，并说，其导师 H.Reissner 告诉他，他在数学学会汇刊上登载的博士论文是钱伟长在回国的海轮上审查的，所提出的近 50 条意见多被他接受，他深表感谢。从此，这两位力学家成了终生的好友。（详见文 ）。 2-2 关于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解法 钱伟长 先生回国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解法 . 1910 年， von Karman 建立了关于圆薄板大挠度的非线性微分方程，但是长期找不到理想的求解方法。 1947 年，钱伟长第一次用系统摄动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见文 ）。他用中心点的挠度与板厚的比值作为小参数的来进行摄动展开 ( 渐近展开 ) ，即把微分方程中的未知量按照摄动小参数的幂级数展开，再代回微分方程，方程按照该参数的幂次分解为一系列递推方程；其最低幂次的方程就是该非线性方程的线性近似，较易求解；把低阶解依次代入较高阶方程，就对线性解作出摄动性的修正，从而得出更准确的渐近解。由于钱伟长正确地选择了小参数，当挠度较小时，只需要摄动一次就得到很好的解，即使对较大的挠度，摄动两次就足够了；所得结果与 McPherson 、 Rumberg 和 Levy 的实验（ 1942 ）非常符合。这一近似解析法所达到的精确度及其构思的精妙令人赞叹，在国际上被公认为逼近真实而又简捷的解法，苏联学者 A.S.Volmir 在其名著《板和壳的弯曲》中称之为 钱伟长摄动法 。 1991 年，笔者在仔细阅读此文时发现 ，钱伟长先生的方法实际上是采用了后来在专著中被命名为参数摄动法的渐近方法（例如，参看文 ），应该说，钱伟长是在弹性力学领域最早应用此方法的学者之一，而且其巧妙之处在于，他选定了待求的中心挠度与厚度之比作为小参数，而将已知的载荷与未知量一起关于此小参数展开，并收到了奇效，令人拍案叫绝！ 钱伟长先生并未就此止步， 1948 年，他进而考虑了固定圆薄板在很大均布载荷下的大挠度问题 。此前，人们一般承认 Henkey 的薄膜解，但此解只能满足位移边界条件，自然存在较大的误差。钱伟长敏锐地发现，在圆板边界上一定存在着像流体力学绕流问题那样的边界层，因此，求渐近解时不能用正则摄动法，于是他引进了放大了的边界层坐标，将渐近解取为常规坐标的函数和边界层坐标的函数之和，同时进行摄动展开和逐项求解，最后得到了与实验吻合的渐近解。这个方法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被命名为合成展开法，是奇异摄动法的一种。周焕文 于 1981 年指出，钱先生这一工作是合成展开法的先驱，开创了摄动法的新领域，国外直至 1956 年才由 E.Bromberg 重复了钱的工作，由于钱伟长的论文发表于《清华大学理科报告》， Bromberg 可能没有看到这篇论文。 1985 ，钱伟长又与他的学生陈山林 改进了上述工作，用中心最大无量纲位移取代无量纲载荷为摄动参数，大大提高了收敛速度；令所有边界条件在各级近似中跨级满足，改进了结果的可靠性。 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钱伟长先生在清华大学举办了弹性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研讨班，并出版了论文集 ，他与他的学生叶开沅等计算了各种载荷和边界条件下的圆薄板、矩形薄板、椭圆薄板的大挠度问题，此文集于 1957 年由莫斯科外国文献出版社译成俄文出版，有关工作 1956 年在布鲁塞尔的第九届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上作了报告。 有关弹性薄板大挠度问题的工作在 1955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3 关于圆环壳的一般理论 圆环壳是仪器仪表的弹性元件和其它壳体结构中的一种常见形式。进入科学的春天后， 钱伟长先生根据生产实际的需要先后承担了两项国家攻关课题，专门研究圆环壳的一般解及其在弹性元件和波纹管膨胀节研制中的应用。 他与他的同事、学生先后发表了 8 篇有关论文，解决了一系列实际问题。 此前， F.Tolke(1937) 、 R.A.Clark(1950) 和 V.V.Novozhilov(1951) 先后提出三种不同的复变量方程， Clark 给出了渐近解， Novozhilov 求出了非齐次解，但不能满足不同的边界条件；钱伟长与他的同事在文 中，统一了三种方程的推导过程和具体形式，找到了方程的齐次解并证明了级数解的收敛性，这个齐次解经与 Novozhilov 的非齐次解迭加，可满足各种边界条件，这是前所未有的。文 还给出了细环壳（环截面半径远小于环半径的极限情形）的极限方程和相应的解。接着又将细环壳解应用于仪表元件和波纹管的实用问题，并证明理论结果与几十年的实验结果相符 。 这些成果为环壳理论及其应用奠定了基础，是很能反映钱伟长的学术风格的应用力学方面的工作。 2-4 关于广义变分原理和有限元理论 钱伟长 先生的另一项享有盛誉的成就，是关于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人们在使用变分原理解决弹性力学问题的时候，大多是凑出来的。即分别以应变或应力为基本函数先写出积分泛函，再取驻值验证，所以每一个新原理的提出都是一项重要成果。随着当时有限元方法的崛起，变分原理作为其理论基础，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还处于逆境中的钱伟长先生敏感地抓住这一动向，试图克服变分原理的上述局限，找到系统而普遍的方法。他首先从最小位能原理和最小余能原理出发，利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把约束条件引入泛函，从而先放松条件，得到相应广义化的变分原理，在变分求泛函驻值过程中可以把待定的拉格朗日乘子唯一地确定下来。这无疑是对建立广义变分原理的泛函提出的极富创见的重要方法，可惜他将 1964 年写成的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投给《力学学报》后，因审查者不甚理解拉格朗日乘子法而遭退稿。日本学者鹫津久一郎在 1968 年出版的《弹性和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书中才较明确地应用了拉格朗日乘子法，但有些要点仍未点明，如没有提及通过泛函驻值条件来确定待定乘子等。直到 1977 年，才在著名学者 O. C. Zienkiewicz 的著作《有限元法》有了完整的叙述。由此可见，钱伟长先生当时的新颖思想在国际上领先了十几年。 1979 年，钱伟长先生结合有限元计算，发表了他的基本观点（见文 ），随后通过开设讲习班和系列讲座，讲解他发展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有限元计算中的应用，听众逾 3000 人，从而大大推动了拉格朗日乘子法在变分原理中的应用，推动了有限元、杂交元和混合元方面的研究活动和广泛的工程应用。有关讲稿最后成了专著 和 。 钱伟长先生还把广义变分原理推广到大位移和非线性弹性体，并用广义变分原理处理了非协调有限元理论，为有限元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详见文 ）。 1984 年，钱伟长先生应邀为国际权威刊物《应用力学进展》写了专稿《非协调元和广义变分原理》，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由于在广义变分原理方面的出色工作， 钱伟长 先生于 1982 年第二次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与上次得奖时隔 27 年。据笔者见闻，我国两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人并不多见。 2-5 其它方面的成就 钱伟长先生在其它诸多领域中也颇有建树，现概述于下。 在 光谱分析 方面，他早期在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指导下从事稀土元素的光谱分析研究（ 1937-1939 ），其中硒的单游离光谱分析是稀土光谱的基础性工作，开了我国稀土元素研究的先河，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 在 流体力学 方面，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用一种巧妙的摄动展开法，给出高速空气动力学超音速锥流的渐近解，大大改进了 von Karman 和 N.B.Moore 给出的线性化近似解，对摄动法也是一项重大突破。 1949 年，他研究了润滑流体力学问题，基于轴承间隙粘性流体层很薄的情况，以无量纲流体厚度为小参数，进行摄动展开，仅用三个简化假设，从 Navier―Stokes 方程导出了润滑问题的高阶 Reynolds 型方程，建立了相应的变分表达式，使计算工作大为简化。 1984 年，钱伟长根据流体力学基本方程，对内流、外流等一般的粘性流动建立了普遍的变分原理，对可压缩和不可压缩流体分别建立了最大功率消耗原理；他还把固体力学中变分原理方法推广到粘性流体力学，奠定了流体力学有限元方法的基础。 在 应用数学 方面，钱伟长先生在 文革 期间研究了各种三角级数的求和问题，特别是研究了通过傅立叶变换对有关三角级数进行求和的新方法，编制了包含 10,000 个三角级数的《傅氏级数之和》的大表，很有实用价值。 钱伟长还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对 汉字文字改革和汉字信息处理 进行了研究，研制成新型中文打字机（ 1980 ）和汉字输入计算机的编码方案（ 钱码 ）（ 1984 ），该项成果曾多次受到褒奖和好评。 钱伟长对 电机电磁场计算理论和大功率高性能电池的设计和研制 都有独到的见解，在我国科学史研究上也很有造诣。 限于篇幅，有关论文不再一一列举，感兴趣者可参看文献 。 原载于《力学进展》 2003 年第 33 卷第 1 期 2 ～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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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传记篇－3：钱伟长小传（三）苍鹰不老

sqdai 2010-8-10 22:04

钱 伟 长 小 传 （三）苍鹰不老 十、矢志不渝 一九五七年，正当钱伟长雄心勃勃地制定出新的庞大的科学活动计划、准备攀登新的高峰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打击落到他身上：他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形势急转直下，他的所有的社会职务全被解除，只留下一个教授头衔，他的研究集体在无形中解体，他的学生或多或少地受了牵连；有的被发配到新疆、甘肃，最厉害的被开除了党籍，发配到黑龙江垦荒。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受冷落，这些他都能够忍受，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一时之间，他被剥夺了科学研究、写作、教学的权利，每个白天，被呼来喝去地与扫帚、拖把、抹布为伴，只有在写检查时才可能拿起笔。有一天，出版社来信通知他，已排好版的《应用数学》一书决定不予出版了，并且要由他赔偿排版费。连著作也受到了作者的牵连！这使钱伟长万分沮丧。同甘苦、共患难的老伴赶紧劝慰，钱伟长敏感地指出：这不是一本书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宣布：我已经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了。就此消沉下去么？不，这不是钱伟长的性格！受再大的委屈、吃再大的苦头，他也决不自暴自弃！他对老伴说：我一向认为，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真正生命，放弃了科研，科学家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人生的道路还长着呢，我是决不会在挫折面前退却的。 扪 心自问，如果说我从海外回来的十多年有什么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话，那就是我的科研工作做的还很不够。为了不至于终生悔恨，我必须努力追回已失去了的部分时间。成果即使不能发表，它终究还是成果。就是这种信念是他振作起来，在劳动之余，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利用分分秒秒的间隙和属于自己的夜晚，他继续无休止地工作着。进不了图书资料室，没有学生、没有助手、没有合用的计算工具，他都不怕，多亏多年来他已有了大量私人藏书，头脑里还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他因陋就简地搞着非法的科研活动。一九六一年，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境况稍有改善，他立即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讲授电机强度计算，为京郊高校和清华大学的进修教师讲授应用数学、晶体弹性力学，为力学班学生开设选修课空气弹性力学。此外还写成了十七篇科学论文，有些还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完成的。可惜的是，这些论文大多数被打入冷宫，少数隐名发表或以内部报告形式存档。 令人扼腕的是关于变分原理一文的命运。那几年，钱伟长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种想法：能不能把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工作推进一步？过去人们在建立广义变分原理的泛函时，经常使用猜测性的试凑法，既不科学又费时费力，钱伟长大胆地另辟蹊径，从弹性小位移理论中有条件的位能原理和最小余能原理出发，系统地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把一般有条件的变分原理变成普遍的无条件的变分原理，并且通过变分求驻值的方法确定拉格朗日乘子及其物理意义，从而避免了试凑过程。这是一个绝妙的创造！一九六四年，他把精心写成的《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一稿投寄力学学报编辑部，不久，这篇稿子以不宜发表为名莫名其妙地给退了回来。看来，摘了右派帽子并没有为他赢得发表成果的权利。他沉痛地把原稿整理装订后连同退稿信保存了下来，准备让它接受时间的考验。时隔四年之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鹫津久一郎发表了专著《弹性力学及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其中提出了与钱伟长雷同的观点，原来应当称为钱伟长原理的广义变分原理后来被冠以鹫津的名字，这多么令人痛心！ 这种打击的份量是不言而喻的。但钱伟长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矢志不渝地坚持伏案工作，坚信祖国和人民总有一天会理解他的。这几年中，他完成了圆柱壳小挠度问题的精确解、有加强肋的任意截面柱壳的理论、颤振理论及其计算、带有边拱的弹性支承底球形扁壳的计算等工作，这些文稿都静静地躺在书架上 。 十一、百折不回 相对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厄运再次降临到钱伟长头上，在十年动乱中，他经受了更多的磨难，但是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百折不回地坚守在他的岗位上。 一九六六年盛夏的一天，红卫兵和造反派光顾了他家，他多年积累的图书资料遭到了劫难，精心写成的文稿成了他图谋复辟的罪证，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接着是无休止的批斗、审查和劳动惩罚，连看书的权利也被剥夺，科研之门似乎已彻底关闭。他一家五口人被挤到两个不大的房间里，其中一半还被各种书籍占据了，他的工作椅因无处安放而到了寄售商店。但是这位科学家真是积习难改啊！劳动回来，汗水未干，他马上开始整理凌乱散佚的资料、文稿，把它们看得比生命还贵重，到了夜间，屋里的灯泡用报纸遮挡着，照出一小圈光亮，他坐在书籍搭成的椅子上，又开始奋笔直书，进行着非法的科研工作。 不久，造反派开始分化、火并，清华园里时常发生枪战，许多人出外避难。钱伟长却不能走，还得恭候造反派的调遣。他仍住在枪林弹雨之中的照澜院，幸而，红卫兵们忙于内战，对他的管束松了些，他可以较为放松地开夜车了。就在武斗的枪声中，他编成了包含近万条公式的《三角级数之和》这个大表，其中创造了许多求和方法，比起国外同类著作来，公式多了好几十倍，而且分类严谨、使用方便。这摞大表的稿纸总厚度超过一尺，其中倾注了他多少心血！但是出版社说没有纸，至今它还在书柜里休息。 一九六八年的下放浪潮中，他到了首都钢铁公司特殊钢厂接受改造。他的踏实的劳动态度立刻博得了工人师傅的好感，他们对四人帮那种好马当驴使的做法不以为然，不久，就请他当了生产中的高级顾问，他也尽自己所能为他们设计急用的液压机和热处理车间，进行各种工艺计算和技术革新。工人们真心实意地暗中保护他，听说校方要把他转到江西干校，那可是个血吸虫的孳生地！他们以钱伟长还没有改造好，要继续留他改造为名，硬把他留了下来。与工人的接触使他体会到我们的劳动人民是可爱的，他们需要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天上的乌云是暂时的。 此后，他继续孜孜以求，牺牲了休息时间研究仪表工业中非常需要的环壳理论，建立了国际上几十年来从未找到的收敛性很好的精确解，还是依靠对数表和手算，得出了准确的计算结果，一九七八年发表前曾请同志们核算，证明它们准确到五位数字。 在大批判基础理论风的浪潮中，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熟悉的东西，搞开了高性能电池的研制，由于军事、交通运输、地质勘探都需用高性能电池，有关部门很支持，成立了十余人的研制小组，在两年时间内，他翻译了三百万字的外文资料，提出了很多方案和计算数据，在全组同志共同努力下，设计出一种效率比普通电池高七、八倍的新型电池。他为能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事而高兴。在此期间，有些人进出他家的门，交来一个个题目让他计算，算出结果后就来取走，尽管没头没脑，不知用途何在，他也不得不从命，只能自我安慰：大概总是有用的吧！这个电池研制祖，正在创出成绩时，因受到周总理的关注，而被四人帮强迫解散了。 党没有忘记正在逆境中的科学家。一九七二年十月至十二月，由周总理亲自推荐，钱伟长参加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他会故友、结新友，访问了母校多伦多大学，该校还为他组织了纪念授予他博士学位三十周年的活动。回国之后不久他又受到批判，罪名是翘尾巴。此后的三、四年中，他到处打杂，时而受托研究坦克装甲，时而在外语教研组编辑《英汉技术辞典》。虽然这样，他仍锲而不舍地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学习新知识，始终紧跟世界上科学发展的步伐，为日后更多的创造性工作奠定了基础。 他为什么能饱经风霜而百折不回呢？一九八一年他说过：我对党、对祖国、对我个人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要向前看，不能向后看，我一直相信我们国家会好起来的，要不然，我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了。 十二、躬逢盛世 四人帮垮台，春回大地，钱伟长好像从噩梦中醒来，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在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序言中写道：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欣逢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的工作。确实如此，他不顾自己的高龄，以惊人的精力腾飞了。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立下宏愿：每年写一本书，写十五篇论文，办好一个刊物，当好两家外国杂志的编委。六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位老科学家通过超载荷的工作超额地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他顺应国际上计算物理发展的新潮流，在清华大学举办大型讲座，亲授变分法和有限元，此消息轰动一时，京津报名听讲者六百余人。大教室里容纳不下，只得分两批授课。他为此准备了近百万字的讲义，从他擅长的变分法讲起，系统介绍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型计算方法有限元法。当时，他没有助手，讲义的每张蜡纸都是他亲自校对的。由于他学识丰富，备课认真，讲课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九八零年，五十万字的《变分法和有限元（上册）》正式出版。 一九八零年，他编写了五十万字的《奇异摄动理论》讲义，再次在清华举办讲座，阐明了这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他自己的贡献，为在我国普及奇异摄动理论知识起了重大作用。同年他的十五篇论文辑成《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正式印行。 一九八一年夏，他用两个月时间写成三百八十二页的《穿甲力学》讲义，在武汉举办讲座，这是国内第一本这样的专著（七年后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同时由他主编的《奇异摄动理论及其在力学中的应用》问世，他翻译的《张量分析》一书出版。 一九八二年，更新修改的《应用数学》一书脱稿；一九八三年，写成《广义变分原理》讲稿；一九八四年，由他主编的《分叉、突变、浑沌和稳定性》一书完稿。 在科学的春天里，他的学识才华如春江暖水奔流，他的数十篇新完成的论文璀璨如粒粒明珠，美不胜收，这里只能择其要者，略作介绍。 在变分法和有限元方面，继那篇不宜发表的论文之后，他又就广义变分原理作了大量的工作，把拉格朗日乘子法顺利地应用于弹性大位移问题，成功地得到了大位移问题的完全无条件的广义变分原理；接着，又提出了高阶拉格朗日乘子法，导出了更广泛的广义变分原理。他还把广义变分原理推广到塑性理论、耦合的热弹性理论、电磁学、粘性流体力学等方面，得到了一系列的崭新结果。他把广义变分原理与有限元方法结合起来，导出了一种非协调元，一九八一年在美国亚特兰大城，纪念 卞学 鐄 教授六十寿辰的国际杂交和混合有限元会议上，以大会报告的形式作了介绍，并汇编于会议文集之中。以后，在上海、大连、合肥举行的国际有限元会议上，他又报告了一种具有对角线化一致质量矩阵的有限元，它给动力学计算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些工作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在环壳理论方面，他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又细致分析了环壳方程级数解的收敛性问题、轴对称细环壳的精确解和一致解，并结合仪器仪表生产，用环壳理论对环管形热膨胀器、均布内压细环管、波登管和各种载荷下的波纹管作了详细研究，理论结果与试验非常符合，并给出了实用的设计公式。这方面的工作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地位。 在板壳大挠度理论方面，他提出了摄动有限元的思想，力图把解析方法与数值方法结合起来，并已收到实效；他早年的学生叶开沅发展了他的方法，进一步提出了修正迭代法和解析 - 电算法，取得了更为圆满的结果，并已应用到板壳的非线性稳定问题中。在柔韧板壳大挠度研究领域中，以钱伟长为首的学派取得的成果在国际上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钱伟长在汉字信息处理方面的成就。他认为汉字的处理问题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所以他一心推动支持汉字信息的研究工作。一九七八年以来，他自己开始考虑简捷有效的电子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方案。按照他一贯的学术见解，他强调要抓住主要矛盾，撇开细致末节，力求简便实用，力求简便实用。他首先对汉字字型、笔划进行了细致分析，独创了一种汉字宏观字型编码（简称钱码），它的特点是构思精巧，规则简洁，直观性好，逻辑性强，易学好记，便于使用推广。经过一年多的编排试用，目前已通过鉴定，进入实用阶段，获得了普遍好评。在世界上近五百种编码中属于上乘，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学习十小时后就可以每分钟打出三十个字。这一成功对于在我国普及计算机，实现科学管理化，情报工作自动化，印刷排版现代化、汉字通讯网络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十三、志在千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钱伟长并不满足于自己在学术上继续取得的成果，他深深感到，要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的局面，必须动员更多的人学科学、懂科学、讲科学，因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不辞辛劳，到处奔波讲学，传播科学知识，他的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八各省、市、自治区，行程数十万里，他的声音远播于大小城市、穷乡僻壤，听众数以百万计，讲学题目有普及性的《有关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科技与四个现代化》、《科研与教学》、《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等等，也有很专门的课题。 他在所到之处倍受群众欢迎。例如，在边城伊犁讲课时，他结合新疆的具体情况，分析那里的优越条件和开发前景，并与美国当年的西部开发作了比较，使人们深受鼓舞。少数民族群众骑马、骑骆驼，从数十里外赶来听讲，听众反映：听过报告后，长了志气、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增加了信心，胜读十年书。 在讲学过程中，他经常深入现场，与当地同志商讨学术问题，解决实践中的难题。在大庆参观时，他提出了提高采油率的设想和建议；在福建马尾港参观时，发现由于建港选址不当，港口严重淤塞，每年为了疏通航道耗资巨万，他根据《汉书》的记载，提出束水攻沙的方案，建议通过乱石筑坝，用湍急的水流冲走淤泥，经查，与过去别人提过的建议不谋而合，当地领导立即实施，收效良好，人们纷纷传说，专家一席话，救活一港口。 为了使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教师有更新知识的机会，从一九八零年起，他发起组织了四十九期应用数学和力学讲座，由各地专家讲专题课（他本人在重庆、贵阳、昆明、武汉讲了四期），题目遍及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各个领域，听众达五千余人次，大部分来自比较闭塞的边远地区，他们听后得益非浅，大都在实际工作中起了作用。这个系列讲座次数之多、听众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国内少有的。 作为民盟中央科技小组组长，他还组织了两期多学科讲座，动员了一批学问渊博的老专家讲课，内容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精彩纷呈，效果极好，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影响。 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他日程安排的十分紧凑，一站接着一站，喉咙嘶哑了，也顾不上休息，身体疲乏了，仍在想着讲课题。一九八零年六月下旬，他拖着病体到河南，上午刚到郑州，下午就是一场报告，第二天由感冒转为肺炎，高烧近四十度，不得不住了院。病体稍愈，就恳求医生准假，让他做完最后一场报告，医生不得不让步了，使得周围同志无不为之感动。 如今，他已七十三高龄了，但锐气仍不减当年，他说：四处奔波，虽然很累，但是心情很愉快。 十四、甘为人梯 近年来，钱伟长常说：我寄希望于年青一代。我现在的责任就是培养我国青年、中年两代人，让他们尽快地成长起来，这是当务之急啊！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九七九年，他看到国内学术杂志少，中青年发表论文很不容易，决心创办一个新刊物《应用数学和力学》，为中青年工作者提供表演才能的舞台。呈报上级后，有位科盲领导大笔一挥，硬是不准办，钱伟长只得去求助于交通部，得到了热情支持。接着他又物色了几十个应用数学和力学工作者担任编委，他们中的大多数当时不满五十岁，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卒。钱伟长说，就是要放手让他们锻炼。与此同时，确定这个刊物废除层层审稿制，改为编委推荐制，目的在于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几经努力，这一杂志终于在一九八零年五月创刊了。他每期都认真审读，经常提出修改意见，刊物越办越兴旺，由原先季刊改成双月刊，八五年开始又改成月刊，目前发行量已达八千份，英文版远销至四十九个国家，美国的《应用力学评论》、《数学评论》等杂志刊登该杂志文章的摘要。钱伟长把来稿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新观念、新方法、新问题，第二等是新观念、新方法、老问题或老观念、老方法、新问题，第三等是老观点、老方法、老问题。他提出只要属于前两等的，有一得之见就让他刊登，不论资历论水平。例如上海某大学由两位硕士研究生投来一篇稿子，他看后觉得很好，立即推荐刊登。五年来这个刊物扶植了大批中青年成长了起来。 钱伟长在百忙之中，每年还亲自主持一、两次国内学术会议，每次会议抓一个国际上新的学科方向，及时地在中青年工作者中交流，并注意在会上发现新人才。在一九八二年无锡的全国非线性力学学术会议上，他看到江西工学院有位年轻的助教的论文很有水平，就提议让他在会上第一个作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后来他的论文就发表在《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上。（现在这位作者已是清华大学教授、工程力学系主任。2010年加注）。 为了更好地培养青年一代，他以七十高龄，接受中央调往上海工业大学。两年多来，他为把上海工大建设成一流大学而尽心尽力。他引导学生面向世界，放眼未来，以天下为己任，并强调刻苦学习，改进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在学校管理的现代化方面，正在不断取得成绩。一九八四年，他还亲自筹建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准备把这个所办成开放性的研究机构、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中心，中青年应用数学和力学工作者成长的摇篮。 近年来，钱伟长招收了二十多名研究生，他抽出不少精力来悉心培养他们，从端正学习目的，到选修课程、选定题目、做论文，一一过细地指导，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毕业，在工作岗位上起着骨干作用。 看到新的一代迅速成长，他感到无限欣慰。他说：我是七十岁的人了，是我未来的五年重要呢？还是青年人未来的五十年重要呢？我看最重要的是培养新一代的人才，我愿在这方面多贡献点力量，甘愿做青年人攀登科学高峰的人梯。这是多么感人的肺腑之言啊！ 十五、永不停步 人们知道钱伟长的坎坷经历，见到他的人总爱打听他对受过的不公正待遇的看法，有位香港记者就这样做过。钱伟长爽朗地回答：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已经成了历史的遗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了，若是老纠缠旧账，我们就会目光短浅，应该多想一想我们的未来。科学技术要赶上去，因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当务之急。他还常说：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你能说母亲错打你几下屁股，你就记恨了吗？天下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应当是永恒的。 有些好事之徒总爱无事生非、造谣中伤。八十年代初，国内盛传钱伟长正在申请移居国外，对此，他置之一笑，对前来探问的人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要是有这个想法，一九四六年就不会回来。我是一个中国人，决不会离开哺育我成长的伟大祖国和民族，我的岗位就在这里。我们学科学技术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祖祖辈辈父老所向往的，让我们祖国繁荣起来，能够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为了这，我愿把我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国家！ 是的，这位老科学家正是这样做的。这种信念支持他一往无前，目前，他的脑海里正在构思着新的蓝图，准备着投入新的拚搏，只要生命不息，他还要不断创造，不断前进，不断图新！ 1986 年 1 月初稿完成于上海工业大学 1986 年 5 月定稿于普陀山息来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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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传记篇－2：钱伟长小传（二）健鹰翱翔

sqdai 2010-8-10 21:58

钱 伟 长 小 传 （二）健鹰翱翔 六、风华正茂 钱、郭、林三位都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才华横溢的高材生，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辛吉（ J. L. Synge ）教授与他们一见如故，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学历和学术见解之后，这位来自爱尔兰的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立即对这三位年轻人产生了好感，同意他们留在他身边学习、工作。半年之后，他们都以优异成绩取得了硕士学位， 辛吉 教授称赞他们是了不起的好学生，校园中多年未见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学识才能名扬全校，使当时在多伦多的华人感到扬眉吐气。 钱伟长来到这个条件优越的环境，在名师指导下犹如雄鹰展翅、高飞远翔，到校不久，他就主动提出，要搞广泛适用于各类平板和壳体的内禀统一理论，并且谈出了一些具体想法。 辛吉 教授听后喜出望外，他说他也正在研究这类问题，很愿意与钱伟长合作。于是，师生两开始共同啃这块硬骨头了。的确，板壳内禀理论是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空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到平板和壳体，例如，方板、圆板、三角形板、环形板、球形壳、柱形壳、锥形壳、环形壳、波纹形壳等等，实践中，必须了解它们承受各种载荷时的平衡和运动状况。多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板壳，各学派学者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钱伟长认为它们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有必要加以统一。于是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寻求这种联系了。他每天一早起床，胡乱吃几片干面包，就匆忙赶到图书馆或办公室，到饥肠辘辘时，去小饭馆填一下肚子，又钻回文稿和书籍堆中了。经过半年多努力，用掉了几尺厚的草稿纸，他终于以严谨简约的张量分析为基本工具，建立了板壳的基本理论，对原有的各种论述进行分类，提炼出本质的核心内容，找到了一组统一的方程式。与此同时， 辛吉 教授通过了另一途径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经过五十多天的昼夜奋战，终于大功告成。一九四一年，他们合写成了一再为人们称道、引用的著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那年五月十一日是现代航空大师、美籍匈牙利人冯 卡门（ T. von K rm n ）教授六十寿辰，美国著名科学家决定为他出祝寿文集，辛吉和钱伟长的这篇论文就发表在这个文集中，该文集的作者多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 A. Einstein ）、铁木辛柯（ S. Timoshenko ）、冯 密塞斯（ von Mises ）等等，二十八岁的钱伟长跻身于这批作者的行列之中，是文集作者中最年轻的学者、唯一的中国人，这一情况大大地鼓舞了青年钱伟长。 获得硕士学位后，郭永怀、林家翘赴美深造，钱伟长继续 从师辛吉 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他以上述论 文作为 博士论文提要，进一步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摒弃了板壳理论中繁复冗长的数学描述，从一般理论到薄板薄壳方面的应用作了更为简捷明了的精辟论述。凭借他的苦干实干和高效率，他在半年之内完 成了 博士论文。但按当时校方规定，研究生必须学满两年方可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因此，他于一九四二年正式获得应用数学学科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后来以三篇一组的形式于一九四四年发表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的一、二卷上，后来成了板壳理论中的经典文献。文中提出的关于扁壳（即跨度远小于曲率半径的壳体）的非线性方程组在国际上被称为钱伟长方程。一九七七年美国出版的《板壳渐近解》一书中，认为钱伟长这项工作是划时代的工作。 完 成 博士论文以后，他又根据实际需要，从事当时的尖端课题雷达波导的研究，完成了不少有实用价值的工作报告，存入加拿大的国防机密档案，并因此结识了冯 卡门教授。取得博士学位后，经过 辛吉 教授特地推荐，他到了冯 卡门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冯 卡门原是匈牙利籍犹太人，德国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普朗特（ L. Prandtl ）的得意门生，博学多才的航空大师和力学家，在希特勒的迫害之下离德赴美，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航空航天研究，创立了名噪一时的喷气推进研究所，手下云集了大批优秀学者。当时，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等已在那里了，并已开始做出出色的工作。他乡遇故知，钱伟长与他们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那时风华正茂，经常在一起切磋砥砺，午餐时屡屡为学术问题争得脸红耳赤。 钱学森 教授在此四十年后曾回忆起这段岁月，称道钱伟长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的确，既学过物理，又是应用数学博士的钱伟长，在冯 卡门的指导下，得心应手地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当时正在加紧研究火箭、导弹，精确地计算火箭导弹的弹道成了当务之急，钱伟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经常到喷气推进研究所在地墨西哥州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试验，对各种型号的导弹（特别是下士式导弹）的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细致分析，写出了许多保密的内部报告，并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遭到德国 VI 、 VII 火箭的袭击，英国首相邱吉尔很着急，向美国求援，问题转达到冯 卡门那里，钱伟长他们提出了一个对运行的火箭加以干扰迫使其射程减小的方案，立即得到采纳，因此战争中尽管伦敦东码头区遭到德国火箭破坏，市中心却安然无恙。邱吉尔在回忆录中提起此事，说美国青年人很厉害，但实际上应该说：中国青年人很厉害！ 后来，钱伟长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制工作。工作开始不久，就出现一个难题：人造卫星在太空运行时，由于要损耗能量，高度会逐渐降低，那么每绕地球一周高度损失是多少呢？必须进行精确的计算。钱伟长知难而进，一连在自己的宿舍里干了三个通宵，提出了可行的计算方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直到今天还有实用价值。 一九四四年，冯 卡门主动提出要与钱伟长合作研究航空航天工程实践中提出的薄壁构件的约束扭转问题，希望做出系统的理论描述，澄清以往工作中的错误观点，并谈了一些初步想法。他给钱伟长三个月时间思考、探索。钱伟长日夜奋战，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此项工作，写出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 使得冯 卡门赞叹不已，称誉这是一篇经典式的论文，后来此文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在美国《航空科学月刊》上。为了掌握报效祖国的本领，钱伟长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冯 卡门本来就同情苦难中的中国人民，钱伟长这批创建了卓越业绩的优秀学者更使他对中国人另眼相看了，他曾经开玩笑地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是匈牙利人（因为他本人是匈牙利人），第二聪明的是中国人。。 因为钱伟长不断做出新成绩，他年年晋级，薪水一加再加，职位不断上升，他似乎应当心满意足了，但他往往夜不成寐，心头惦念着祖国的命运。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他又一次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把自己学到的一切知识毫无保留地呈献给她，还是继续留在美国、为他人做嫁衣裳呢？结果，他毅然选择了前者，暗中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一九四六年春，他向冯 卡门告假回国，冯 卡门似乎预感到这位得力助手要离他而去，未予准假，钱伟长以探望久别妻子为名再次恳求，打动了冯 卡门的恻隐之心，终于获准探亲。他匆忙登上自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远洋轮，为了避免别人的注意，他只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了最必要的研究资料，其它一切东西、连应领的工资和他最心爱的大量书籍杂志、资料卡片都原封不动地留下了。一九四六年六月，这位海外游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七、艰苦创业 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之后，钱伟长欣然同意担任清华大学机械工 程系 教授。那时，清华大学正在复原，从昆明迁回北平旧址。在随同清华复校的师生乘火车北上时，他仿佛年轻了十岁，热心地帮大家照料行李，指挥大家唱歌，别人不知道他是机械系的教授，还以为他是学生呢！九月，他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十月，他见到了分别六年的夫人孔祥瑛和没见过面的儿子。清华园在战争时期被日本人改成伤兵医院，遭到了严重破坏，简直千疮百孔，要把它恢复成弦歌不辍的校园，真实谈何容易。在 陈岱孙 教授领导下，钱伟长参加复校工作东奔西走，为清华的复原建校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起初，钱伟长天真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希冀用自己手中磨砺多年的科学之剑在发展科学、振兴祖国的事业中显露锋芒。但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梦，反动政府黑暗腐败、媚外无能，热衷于发动内战。他的一番抱负、一腔热情，换来的是败絮落花、晓风残月。当时，币值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公教人员更是首当其冲。他当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两只热水瓶！他住在清华旧西院的平房里，穿着一身破长袍，经常借债度日，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兼课，每天疲于奔命。更使他感到痛苦的是：火箭专家在旧中国没有用，只能为机械系和航空系开设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课程。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加紧指导和培养身边的助教和学生，造就了一批人才，他们后来多数成了力学界、物理学界和工程界独当一面的专家。他坚信，黑暗是不会持久的，他的学识总有一天为人民大众所用，因此，他依然视清贫为等闲，争分夺秒地从事科学研究，不断地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在流体力学方面，他为研究弹头附近的锥形流动计算提出了一种新颖渐近方法，建立了流动润滑问题的变分原理，探讨了有导板的翼轮的流动问题；在固体力学方面，他开始研究圆薄板大挠度弯曲问题。这个问题在工程中有重大实用意义，对小挠度问题，已有不少人做过研究，但对常见的大挠度问题，因为遇到数学上的棘手的非线性困难，常使人们束手无策。钱伟长拿出了他的 杀手锏摄动法，也就是小参数展开法，用问题中出现的小参数，把解答展开成近似的级数形式。一九四七年，他发表《均匀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大挠度变形》一文，提出以中心挠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应用力学季刊》称为 钱伟长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直到最近，有位国外学者把钱伟长方法与后来发展的各种展开法作了比较，认定还是钱的展开法最为有效。一九四八年，他又发表了著名论文《均布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在特大挠度下的渐近特性》，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渐近方法，后来在奇异摄动理论中被称为合成展开法，成了合成展开法的开山鼻祖。凭着他敏锐的物理直觉，他发现圆薄版的内部和边界上应当用不同尺度的坐标来描述，就针对两种不同的坐标进行渐近展开，获得了与实验一致的计算结果。他的论文发表在《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上，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混乱、与外界联系渠道不畅，国外学者无从了解到这一重大成果，八年之后，才有人重复了他的工作。钱伟长的这两种方法构成了处理平板大挠度问题的完整体系，也是他勇敢地向复杂的非线性问题进攻的第一步。同时，他开始研究环形壳的渐近特性和扁球壳的稳定问题，心中孕育着更重大的研究课题。 这些来自不易的成果给他带来一丝安慰，但面对黑暗的现实，他仍经常处于惶惑和苦闷之中。 八、欢呼解放 正当钱伟长陷于困境时，美国方面提出，希望他回去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同时允许他全家迁居美国。作为这个优惠待遇的附加条件是：让他在一张申请书上签字允诺，保证在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永远忠于美国。钱伟长对此的回答很干脆： No （不）！。 就在他困惑之中寻求出路时，他得到了进步师生的帮助和关怀，逐步懂得了要发展科学、建设中国，实现他多年的愿望，必须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他鼓起高度的热情勇敢地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他参加了；通过沈崇事件揭露美军暴行的活动中，他大声疾呼；在清华二校门贴出不吃美国救济粮的大字报，他带头签了名。他与 吴晗 教授、 张奚若 教授等一样，是清华大学著名的德才兼备的民主教授，几乎在每次活动中都勇于发表抨击反动政府的言论，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他从来没有畏缩过。 漫漫长夜总有尽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北平，钱伟长满怀喜悦，迎接黎明。他的岳父老同盟会员 孔繁 霨 先生受华东军区委托，北上参加动员 傅作义 先生起义的工作，他给予积极支持；同时，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护校斗争，与陈岱荪、周培源、屠守锷、樊恭 烋 、吴徵镒、袁方等同志一起参加了护校委员会的工作，每天值夜守卫、巡逻，动员师生保卫学校。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 ，炮声隆隆，解放军绕过清华园北墙根，追击向北平城溃退的国民党败兵，流弹落进了清华园，一时人心惶惶，地下党组织为了稳定人心，特地让钱伟长上了一个上午的材料力学课，他改变愿计划，改授射击弹道的计算。据目击当时情景的张敦恕同志说，钱伟长当时真正做到了临危不惧，在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中镇定自若，精神振奋地讲他的课，师生们为之感动。 十二月二十三日 ，北平城和平解放前夕，钱伟长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在房里踱来踱去，思忖着：他能为北平的解放做点什么呢？他想到：找解放军去，汇报当地的情况！当天下午，他邀约了航空系青年教师董寿莘，跨上自行车，循着战斗过的痕迹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到了西山地区，扑了一个空，又穿过硝烟未散的战场，于下午四时折到石景山，遇到了原清华机械系教授孟庆基，孟送他们到解放军进城工作组驻地良乡，先后见到了荣高棠、钱俊瑞同志和叶剑英、陶铸同志。钱伟长激动地向他们汇报了清华园和北平城的情况，叶剑英同志关切地询问了清华园中的困难。当了解到校内缺粮时，亲自指示调拨部分军粮给清华，并要求钱伟长他们把清华的工作做好，他们的谈话持续到深夜。翌日，当他们风尘仆仆地回到校园时，已是晚上八点了。钱伟长推开家门，听到一阵阵婴儿啼哭声，原来他的小女儿降生了。孩子的母亲容光焕发，让他给婴儿起名字，他倾听着校园里歌唱解放的歌声、鼓乐声，喜形于色地说：：歌唱解放，对，就叫歌放吧！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了，他像大孩子般欢呼雀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参加了欢迎解放军的入城市，出席了开国大典，参与了京郊的土改工作，接着又随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慰问团赴东北慰问志愿军伤病员 ，这时，他深深地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祖国才会沿着富强康乐的道路迈进。 他的生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九、春风化雨 春风得意马蹄疾。解放后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现象促使钱伟长以百倍的热情、千倍的干劲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党和国家对他多方倚重，先后委任他为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和技术学部委员、学术秘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青联副秘书长，担任《力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杂志的编委。尽管繁忙的社会活动占据了他不少时间，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他总在想着怎样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恨不得一天做两天的工作。白天，在各种活动的间隙里，他争分夺秒地考虑学术问题；夜 阑 人静，人们进入梦想时，他又拿起书籍、文稿、计算尺，开始在科学的天地里驰骋、翱翔 。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钱伟长看到有些人妄自菲薄，畏首畏尾，甚至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这些人（同时教育青少年）：中华民族是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曾经有过光辉的过去。他立即编写科学普及著作《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甚至在赴朝慰问的列车上也在孜孜不倦地写作。这本书从农业科学、水利工程、数学、天文和历法、指南针和指南车、造纸和印刷术、火药、机械、建筑等方面，生动地介绍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的重大科学发明，系统严谨地剖析了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热情讴歌了我们伟大的祖先。这本小册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历史根底。该书后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成了一本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并译成蒙古文和维吾尔文。苏联的《科学史报》也翻译发表了其中的主要部分。 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多年来的关闭自守、抱残守缺和内忧外患，使我国科学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竭尽全力尽快地培养人才，建成一支高水平的、浩浩荡荡的科学大军。新中国为他实现这个夙 愿 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开始更活跃地出现在讲台上，先后为本校师生和京郊高等院校教师开设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应用数学等课程，后来又从全国高校中选拔优秀的三年级学生，并聘任各地教师为辅导老师，参与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由钱学森担任班主任，他担任副班主任，并亲自授课。他每天认真备课到深夜，决心把自己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经验传授给新的一代。上讲台时，他从不念讲稿，总是深入浅出地阐明深奥的概念，挥洒自如地在黑板上推演公式，提纲 絜 领地讲情演绎思路。他开的课程深受学员欢迎，大家说，听 钱 先生的课是科学艺术的享受。目前这批学生已成了我国力学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也就是在解放以后，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在他们身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他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采取了启发式的教育方式，诱导他们独立思考。在他们面前，他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经验体会乃至不成熟的想法，一旦有人有了一得之见，他总是满腔热情地予以鼓励。就这样，没过多久，一个强有力的研究集体形成了。他们首先向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发起了猛攻，在研究讨论会上，钱伟长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已做的工作，要求他们向纵深方向发展，大家对基本方程、摄动参数、渐近展开方法、具体计算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为工程实际应用提供了设计资料。一九五四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林鸿荪、胡海昌、叶开沅共同写成了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系统总结了由钱伟长首创的方法以及与学生们一起所作的拓广，使钱伟长方法逐渐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颁发第一批国家科学奖金，这部著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九五七年，该专著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获得了国际声誉。就在那一年十月，钱伟长被聘任为波兰科学院院士。在成就和荣誉面前，他没有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对学生们说：在现代科研工作中，不吸取别人的经验而作新的创造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你们想想，如果不是前辈科学家解决了小挠度问题，如果没有浅壳方程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能做出今天的贡献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的成果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永远保持冷静和谦逊的态度。这席话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在他的启发下，他们开始共同研究另一个重大课题：弹性柱体扭转理论的基本假定问题，对圣维南假定做了全面分析，并作了新的创造，不久，他们共同编著的另一本专著《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问世了，美国《应用力学评论》杂志立即以较大的篇幅对此书进行评论，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随后他们又开展了有关球底扁球壳的跳跃问题的研究，这一课题对壳体结构的稳定性和工程控制元件的制造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他们创造性地从位能原理出发，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普遍有效的计算方法；同时，又把圆薄板大挠度的工作拓广到矩形薄板的研究，得出了崭新的结果，铁木辛柯的经典著作《板壳理论》中引述了这一工作。一九五六年，钱伟长代表中国力学界去布鲁塞尔出席第九届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他和他的学生的论文，受到广泛重视，有两篇论文发表在大会的文集上。会后，他应邀到波兰科学院讲学，接着，苏联力学家穆什达里（ Х . М . Муштари）和波兰科学家诺瓦茨基（ W. Nowacki ）等先后专程前来北京，与钱伟长他们讨论问题，他们对中国的力学研究工作成就深为敬佩。 钱伟长以惊人的精力从事著述，除了完成上述著述外，还与叶开源合著了《弹性力学》一书，出版于一九五六年发行后，立即不胫而走，多年来被许多高校用作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不久，又写成了《应用数学（上册）》，交付出版。他还在考虑着更多的待研究的课题：圆柱壳小挠度的精确理论、圆柱壳的渐近解、悬梁式矩形板的计算、环壳分析、颤振理论及计算 。一九五六年，他参加了全国科学规划，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更加强了他时代的紧迫感，无数份内份外的工作等待着他去做。 1986 年 1 月初稿完成于上海工业大学 1986 年 5 月定稿于普陀山息来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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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传记篇－1：钱伟长小传（一）雏鹰展翅

sqdai 2010-8-10 21:49

【按】 19865 年，应上海工业大学研究生会的邀请，我给在读研究生讲述了钱伟长生平。 1986 年年初，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钱伟长小传》，交给 钱 先生审核。恰好当年随 钱 先生、 孔 老师到舟山考察，趁着公务的间隙，他们二位逐字逐句修改了原稿。《小传》写了 1984 年之前钱伟长的主要经历，考虑到写名人传记的严肃性，我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加以补充，并增加 钱 先生到上海工作后的内容，所以，这份材料仅用于内部交流，未曾公开出版过。 钱伟长 先生辞世后，媒体中大量涌现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介绍，有的不甚确切，有的遭人肆意曲解，甚至无中生有，颠倒是非。 钱 先生来沪工作后，他的行状较为公开，至少在事实上不易受歪曲，问题经常出现在对 钱 先生早年经历的描述上。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公开这份内容较为翔实的《小传》，以正视听，也为崇敬 钱 先生的朋友们提供客观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了不在经 钱 先生审定的材料上有斧凿的痕迹，除了修改个别错字以外，未加改动。若有疏漏之处，还请进一步指正。 作为博文，原稿太长，分三段发出，新加了三个副标题。 钱 伟 长 小 传 （一）雏鹰展翅 楔 子 钱伟长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在1950年代，他就与钱学森、钱三强院士在一起，被敬爱的周总理誉为我国科技界的三钱。他曾纵横驰聘在科学战线上，提出过闻名遐尔的弹性板壳内禀理论、扁壳的钱伟长方程，摄动理论中的钱伟长方法，获得过 1955 年国家科学二等奖；而后，他销声敛迹了近二十年。科学的春天来到之后，神州内外又出现了它的身影，天南海北又响起了他洪亮的声音，书林刊物中又登载了他出色的著述。他以耄耋之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举世瞩目的广义变分原理、高阶拉格朗日乘子法、非协调有限元法、汉字信息处理钱码等相继问世，数百万字的专著、数十篇论文先后脱稿， 1982 年又以广义变分原理方面的出色成果，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亲手创办的科技刊物和学术讲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亲自筹建的研究所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他悉心培养的一大群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正在茁壮地成长。他身上始终洋溢着青春活力，新颖的构想、特殊的见解、变革的观念 ， 犹如泉涌，源源不断。这一切，使钱伟长这个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多少带点神秘的传奇色彩，大家在猜测、议论：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几经沧桑、历经磨难而没有消沉下去？为什么他进入老年而创造精神始终不衰？他的超人的活力是从哪里来的？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什么超人，而是炎黄子孙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人民的乳汁哺育了他，他对祖国、对人民矢志不渝地怀着火热的赤子情，无论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他报效祖国之心从未改变。现在，让我们揭开历史的帷幕，循着他走过来的脚印，追溯一下他的过去吧！ 一、坎坷童年 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里七房桥村的一个贫民家庭中。祖父是晚清秀才，勤奋好学，为人公正，以教私塾为生，在村中颇受人们尊重，可惜到中年就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钱挚（字声一）和四叔钱穆（字宾四）青年时代就挑起了生活重担，凭着家学渊源，教小学为业。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靠着父亲和四叔的微薄薪水，难以维持家计。钱伟长的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为了贴补家用，她日夜不停地养蚕、挑花、糊火柴盒，含辛茹苦地照料老人、抚养孩子，尽管如此，钱伟长的四个弟妹还是被病魔夺走了幼小的生命。 钱伟长在家中是长子，生活使他过早地成熟了，他孩提时代就懂得为父母分忧，经常悄悄地帮妈妈糊火柴盒、干杂活。七房桥村在鹅盹荡（鹅湖）之滨，每当夏天，孩子们就在荡中游水嬉闹，小伟长却在荡边捕鱼捞虾，把鱼虾带回家中佐餐，每天省下一两个铜元的菜钱；金秋季节，他又在田垅间寻觅野菜，饭桌上经常出现他挖来的野苋菜和金花菜 。挑花一般是妇女和女孩子干的手工活，钱伟长不怕别人笑话，缠着母亲学技巧，起早摸黑地拿着绷子挑花，挑出一块块椅垫、窗帘，他心灵手巧，干一天也能挣上几个铜元。他母亲看看他在油灯下穿针引线的瘦小身影，经常暗自叹息落泪。 屋漏偏遭连夜雨。他五、六岁时，两场大火把他家旧居化为灰烬，不得不居家迁居七、八里之外的荡口镇，由于租房不易，经常搬迁，加上家境困难，六年之中他在五个小学断断续续上了两、三年学。 一九二四年，他勉强修完了小学课程，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对他的升学问题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以祖母、母亲为首的就业派让他去捧邮局职工、铁路员工之类的铁饭碗，以此养家糊口；父亲和四叔父则是升学派， 力主他继续深造，学好本事，将来不受人欺负，两派僵持了好几个月。钱伟长幼小的心灵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他一面拼命帮家里干活，一面渴望着升学的机会。后来他父亲调任无锡荣家主办的荣巷工商中学教务主任，他终于踏进了这所中学的大门。他幼时对文科知识博闻强记，但囿于环境，数理化的基础很差，对于工商中学传授的生意经毫无兴趣。知子莫如父，几个月之后，他父亲把他送到国学大师 唐文治 先生主办的国学专修学校。 唐 先生双目失明，却满腹经纶，深奥的古文，一经他讲解，便令人豁然贯通。钱伟长发愤苦读，不久就成了二十几名学生中的佼佼者。一九二六年，他父亲转任无锡县立初中教务主任，为了节省费用，他转入该校读初中二年级，翌年春，学校因政局动荡而停办，钱伟长再次辍学。命运把他驱向了第二个十字路口，他在做着国学专家的梦，家里的就业、升学两派却开始了第二次论战 。 这时，已成为苏州中学主任教师的四叔钱穆伸出了援手，鼓励钱伟长前去投考。父亲赏识儿子的国学才华，当然尽力鼓励，但也不无忧虑：苏州中学是当时南方四大著名中学之一，名师荟集，学生优秀，竞争入学者为数众多，儿子没有受过正规的初中教育，尽管文科成绩不错，理科成绩却很差，能有把握考取吗？年轻气盛的钱伟长则跃跃欲试，毅然应考。发榜了，他终于被录取了，不过名列榜上最后一名，父亲笑着说：你这次可成了孙山，同为榜上末名，但是孙山毕竟是才子。后来可以居上嘛！。这时正是四、一二事变不久，父亲因校中有八名进步教师惨遭杀害，忧愤成疾，但仍在连绵小雨中把儿子送到苏州，并且语重心长地对钱伟长说：家里不论怎么困难，也要供你上完高中，你在名师指点下把功课学好了，我的心血也算没有虚掷 。古往今来，苏州、无锡一带出过不少文人名士。人说这里人杰地灵，这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哪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辛苦攻读的结果呢？这些话深深的铭刻在十四岁的钱伟长的心中。不幸，他入学没有多久，就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这使他陷入极度悲痛之中，想不到父亲临别时的教导竟成了遗言！留下寡母弱妹，家庭生活更加艰难，只有加倍努力，奋进！ 二、刻苦攻读 苏州中学的确名不虚传，这里不仅群英荟萃、名流云集，而且环境优渥、思想活跃。尽管当时弥漫着白色恐怖，许多师生还是坚信，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进入了新天地的钱伟长不断探索着正确的人生道路。物质上，他是贫穷的，靠着叔父有限的资助，只能求一温饱而已，他摒弃了一切奢侈享受；精神上，他却是富有的，享受着追求知识的乐趣，心中萌动着用知识来拯救中华的信念 。 对于文科学习，他轻松自如，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四叔父钱穆亲授国文课，从《诗经》讲到《史记》，从六朝文赋、唐宋诗词讲到元代杂曲、桐城散文，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杨人楩的西洋史课上，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使他心醉神驰；吕叔湘的中国史课富有极强的魅力，也使他了解到祖国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陆开舆的地理课更使这个来自江南小村的少年眼界打开。由于有原来的国学基础，他在这些课程的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 然而，他也有烦闷和苦恼。说来奇怪，后来成为有名的应用数学家、力学家并且精通多种外语的钱伟长，那时在数理化和外语课程面前却相当迟钝、笨拙，毫无天赋可言。但钱伟长有一种不服输、不畏缩的拚劲和韧劲，他下定决心急起直追。就是从那时起，他的日程表里没有了星期日和节假日，他把一切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了。在苏州中学三年连虎丘都没有去过。值得庆幸的是他遇上了一位循循善诱的严师 数学老师严晓帆，正是 严 先生扶着这位未来的科学家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 进高中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他毕生难忘的事。一天 严 先生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数学难题，让学生上去演算，教室里一片沉寂，无人应答。钱伟长试算良久，自告奋勇地说： 严 老师我还没解出来，但是我愿意试试看。在老师赞许的目光下，他上了台，但演算了十多分钟，一事无成，终于败下阵来，教室里响起了一片非议声，他不甘心地 向 老师要求，：这道题留给我课外做行么？ 严 先生同意了。晚自习时，他冥思苦索了几个小时，仍然不得要领，正在这时， 严 老师把他带到了教师宿舍，不仅启发他战胜这道难题，鼓励了他勇于探索、锲而不舍的精神，而且严肃地指出了他学习时粗心草率、不够稳健的缺点，告诉了他学习数理化的正确方法。从此，每天晚上学生宿舍熄灯之后， 严 先生的宿舍里多了一个常客，半夜攻读成了钱伟长的积习，而且连绵延续了五十余年至今。就这样，他的数理化成绩有了长进，达到了中等水平。 那时，他仍偏爱文科，但对自然科学逐步发生了兴趣。又一次，他突发奇想：把文学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不是很好吗？，经过好多个日夜细心查证、积累、分析、整理，他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春秋战国十七日食考》，这篇十七岁少年的习作虽然写得稚嫩，却有理有据、令人折服，被老师作为范文加以展览，这对于他的刻苦钻研精神无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继续深造，学好知识，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 三、弃文学理 一九三一年，钱伟长中学毕业后，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升学和就业的选择又困扰着他。这次，祖母和母亲几乎是哭着哀求他担起瞻养家庭的重任，他并非不知道家境的艰难，但他的信念没有动摇，求着家里让他到上海试考大学。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叔父钱穆再次支持了他；一位好心人又给他指明了筹集学费的途径：上海有一位清寒出身的化学家吴蕴初，利用开设味精厂获得的利润，每年为十二名优秀的穷学生提供上大学的清寒奖学金。走投无路的钱伟长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到上海在一个月之中一口气连续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入学考试，凭借他雄厚的文科基础和中游的理科成绩，他被五所大学相继录取，也争取到了清寒奖学金，并且听从叔父的劝告，决定进入地处民风纯朴的北平的国立清华大学。 北上前夕，心力交瘁而踌躇满志的钱伟长漫步来到外滩公园门口，竖立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令他触目惊心。他倚在黄浦江畔的石栏杆上，思绪起伏、不能自已。他想到：列强并吞中国的野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寇正磨刀霍霍，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华，而国家软弱到如此地步，热血青年能不奋起救国吗？不能！而文学、历史能救国吗？不行！要靠科学技术来救中国，到清华大学去不能选学文科，要选学理科！这是钱伟长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他的兴趣来说，选学文科本属理所当然，他的文学、历史知识已到了娴熟精通的程度，例如，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历史试卷上有一道怪题，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望题兴叹，而他却得了满分；他的理科成绩平平，物理考试甚至不及格。但一片报效祖国的赤子心促成了他的这一抉择，而且一旦他认准了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到了清华，钱伟长见到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马上提出要转入物理系的要求， 吴 先生不解地问：从你的入学成绩看来，你去中文系或历史系不是更合适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学物理呢？钱伟长激动地回答：目前我们祖国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所以我要学物理。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这一点请先生放心。 吴 先生被这位青年的爱国热情打动了，和颜悦色地表示先让他在物理系试学一年，一年之后如果物理和数学成绩达不到七十分，再考虑转文学院，钱伟长爽快地答应了。 入学不久，九 一八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践踏东北三省，接着又觊觎华北，钱伟长时刻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以百倍的努力投入紧张的学习。但是迎着他的是一只只拦路虎。第一道是外语关， 当时教师上课用英语，参考书都是英文书，他一听课就坐上了飞机。于是，他向英语发起了猛攻，把全部休息时间都用于啃英语，不懂就问人，不断查词典，没有多久就把一本英汉词典翻烂了，英语也随之达到了可以阅读、应付答题和写报告的水平。第二道是方法关，启蒙教育使他习惯于死记硬背，对文科知识还可以将就，对学数理化则是一大忌，他决心脱胎换骨，摒弃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那一套，上课全神贯注地听讲，课间回忆讲课内容理出头绪，课余大量阅读参考书，力求无师自通，不久，这种方法就奏了效。在此期间，吴有训、叶企 孙这些 教授，以自己的丰富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精湛的启发式的讲授，培养教育了钱伟长。 在大学的四年间，每天清晨，他在晨光熹微中直奔教室，夜间，他在万籁俱寂时回到宿舍。他原以为自己是起早贪黑的冠军，但有一次他发现有位青年比他起的更早，而且天天如此，经打听，原来是数学系新来的助理员华罗庚，此后，他暗暗与华罗庚开展了一场早起竞赛。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一年之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期末考试成绩门门都在七十分以上， 吴有训 教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但又对钱伟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不加分析批判地接受书上写的东西，要从中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对他无异是一贴良药、一付清醒剂！他从刚露头的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不再满足于读懂书本，身边总带着一个小本子，不断纪录读书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他读书读得更艰苦、更加细致深入了。就这样，四年之中，他主要通过自学，实际上学到了需要学八年的课程内容，已满足了化学系、物理系都能毕业的要求，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成功的诀窍何在呢？正如他后来常说的：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天才，而只是相信人的才能是用艰苦的劳动培植出来的：天才出于勤奋。奋发才有为，勤学才有识。 一九三五年夏，钱伟长在清华大学的物理系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他面临着毕业就是失业的危险，但决心不顾一切地从事科学研究。他先后考取为中央研究院实习研究员和清华物理系 吴有训 教授的研究生。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选择了后者，同时争取到了已故商务印书馆总编辑 高梦旦 先生用遗产设立的高梦旦奖学金。 吴有训 教授以发现原子物理学中的康普顿 - 吴有训效应而闻名于世，当时正值盛年，对钱伟长的才华和勤奋十分欣赏。钱伟长跟着 吴 先生进行 X- 线衍射，原子光谱学等研究，当年就与同学顾汉章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物理学论文《北平大气电量的测定》，在青岛的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获得了同行的好评。接着，又完成了有关电离钙、钾和单游离硒的光谱研究的三篇论文。正当他要向新的高峰攀登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四、投身洪流 钱伟长的研究生生活开始不久，一二 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当时，他已成为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的积极分子，他对于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感到深恶痛绝，因此，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 一九三五年， 十二月九日 那天，他加入了学生游行队伍，冒着寒风奔向市区，被反动军警阻遏于西直门外； 十二月十六日 ，他再次投身于示威的人流，一二 一六 以后，他和清华的十几位同学，发起组织了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于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晨 ，从清华园出发，骑自行车到南京去，抗议蒋介石卖国投敌。 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 在济南，又接受了北平学联代表刘江陵同志转达的任务要在 一月十五日前 赶到南京，组织 一月十五日 蒋介石接见伪代表的聆训会，揭露他镇压、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阴谋。他们二十人的自行车队队员，行进在祖国苦难的大地上，时而沿铁路、沿运河疾驶，时而顺着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迤逦而行，经天津、德州、济南、徐州、蚌埠、滁县，于一月十四日夜到达南京，行程二千余里，昼行夜宿、沿途宣传抗日，奔走呼号、历经艰辛。 最使钱伟长震惊的是当时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状况：一家母女合穿一条裤子、一个大村中匀不出几条棉被，人们吃糠咽菜，路有饿殍。尽管他出生在江南农村，但仍未想象到国家凋零破败到如此地步！ 最使钱伟长受教育的是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他们在所到之处，倍受欢迎，不但普通的学生、百姓拥护抗日，连他们在徐州至蚌埠途中偶遇的绿林好汉也赞助他们，自愿护送他们这批爱国学生南下。 最使钱伟长愤慨的是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到达南京之后不久，他们就落入特务布置的罗网，全体被武装押解回北平，反动派竟剥夺了他们宣传抗日的正当权力！ 在北上列车上，钱伟长悲愤地思索着：难道爱国也有罪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五、宁折不弯 日寇的魔爪伸向华北，七、七事变后，北平各大学向大后方撤退，靠奖学金求学的钱伟长拿不出足够的旅费南下，为了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愿望，他决定到天津谋生，筹足旅费后与去西南的老师、同学会合，他在天津的耀华中学教了一年的物理课，勉强凑够盘缠，经过长时间的辗转绕道、颠沛流离，才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一路上看到日寇狂轰滥炸、难民苦不堪言。他心头郁积着怒火，反复思虑着：当务之急是搞航空、搞武器，不能让敌人逞凶狂，要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航空工程，转向对航空工程最有用的力学！ 一九三九年初，他在西南联大一面为 叶企孙 教授代授热力学课程，一面悉心钻研弹性理论。七月，中英庚款第七届公费留学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在上海、昆明、重庆三地招考，招生名额二十名，报考者逾三千。钱伟长毫不犹豫地报考力学专业。该专业原拟录取一名留学生。由于前三名考生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分数相同，原清华、北大的理学院院长叶企荪、饶毓泰决定破例同时录取；因有一门学科没录取到合适的人，于是这届庚款留学生共达二十一人。九月，这一群青年经越南海防抵香港准备赴英，由于欧战爆发未能成行，只得折回昆明。十二月，由于英国学者多已疏散到英联邦的加拿大，庚款委员会决定把这批留学生改送至加拿大，二十一人又从云南经香港到达上海。翌年一月，登上远洋轮船后，拿到护照一看，才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大家马上想到：日本鬼子正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掠抢，日本是敌国，我们怎能要敌人的签证？，钱伟长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这不行！我们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敌国的签证！、对！我们要有志气，不去了！。钱伟长带头，与几个同学一起，立刻把行李扛下船，二十一个人回了旅馆。经办此事的英国人大为恼火，气冲冲地说：我为你们办理日本领事的签证完全是一片好心，这样你们不仅可以方便地经过日本海，而且船靠横滨，还可以上岸玩玩。，他的好心被愤怒的学生们拒绝了。那个英国人恼怒地威胁道：遗憾，遗憾！你们会后悔的。大家的答复是：后悔？不会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在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中，钱伟长一直站在前列，立场鲜明，态度坚定。这二十一位留学生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 一九四零年六月，庚款委员会再次通知这些留学生经上海出国，当然，改用了新护照。八月，他们搭俄国皇后号抵达加拿大，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位到了多伦多大学。从此，钱伟长踏上了新的征程。 1986 年 1 月初稿完成于上海工业大学 1986 年 5 月定稿于普陀山息来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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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故事篇－7：真情至性钱伟长（4）

sqdai 2010-8-10 18:46

钱伟长 先生性格随和，不摆架子，生活上大大咧咧，是我所认识的大学者中最平民化的一位。年青人觉得与他有距离，可能来自辈分上的差别。我与他的辈分差距小一点（他应是我的父辈，我与他的儿子同龄），接触也多一点，所以觉得他很可亲近。 徐旭 博士一定对此深有体会。我这里说几件亲历的小事情。 哪支牙刷是我的？ 1977 年，我与钱伟长先生一起参加编纂《现代科学技术词典》的工作会议，就住在北京友谊宾馆，那是当时北京西郊的一家较好的宾馆，但宾馆房间里不备洗漱用具。 我 和钱 先生被安排住在同一房间，入住那夜两人聊了好久才入睡。老人起得早，我刚睁开眼睛，还迷糊着呢，听见盥洗室里 钱 先生在叫我：嗳，小戴，哪支牙刷是我的？我跑进去一看，老先生拿着两支牙刷正发着楞，我说，喏，这支白色的是我的。他笑着说：根据排除法，剩下的绿色是我的。都是 家里老 太太给准备的，弄得我搞不清自己牙刷的颜色。 这西瓜两元钱一斤吧？ 1982 年，钱先生在无锡组织全国非线性力学会议，会后组织到宜兴游览善卷洞、张公洞。钱先生、孔老师与我们同行，一路上说说笑笑，甚是开心。 从善卷洞出来，看见有西瓜摊。 钱 先生心血来潮，用无锡官话问摊主：这西瓜两元钱一斤吧？摊主一听愣了，我们却哈哈大笑起来， 钱 先生瞪着我们，好像在问：你们干吗笑呀？这时， 孔 老师跑过来，对他说：你呀，太不领行情了，准备多化十倍钱清客吗？还是我来吧。原来，很久以来， 钱 先生就不过问买东西之类的杂务了，不领行情是自然的事情。 此事的真实性可由当时在场的程昌钧、黄筑平等老朋友做旁证。 原谅小同志吧！ 1986 年夏天，我陪同钱先生访问舟山地区。地区领导专门派了公安局的一位处长随行。公务结束后，去了普陀山。我们的面包车正沿着海边的公路行驶，谁知一辆军车从侧面支路上疾驰而来，差一点把我们的车撞向海滩，把我和晓明惊出一身汗（幸好钱先生没看见，军车冲向我们的面包车的后部）。那位处长马上揪住开车的小兵，小兵说：我正急着去码头接军长。处长狠狠地训斥了这个司机小兵。 这时， 钱 先生探出头来说：算了，算了，不是没事吗？原谅这位小同志吧！让他下回别把车开得这么猛就行了。 你的肚子快赶上我了！ 2000 年夏天，我在乐乎搂前遇到钱先生，站着说了一会儿话。他指指我的肚子说：老戴啊！（不知何时起，他对我的称呼升级了。）瞧你，你的肚子快赶上我了！我说，没办法，喝凉开水也长胖！不过，我肚子里的货色怎么也赶不上你！说完，两人一阵大笑。 钱 先生就是这样，熟人之间说话非常随便，对谁都不端架子。 写于 2009 年 10 月 9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239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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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故事篇－5：真情至性钱伟长（2）

热度 1 sqdai 2010-8-10 18:29

这里就我的见闻所及，说说钱先生在生活中的一些喜好。 爱吃甜食 钱伟长先生是无锡人。无锡人爱吃甜食是出了名的，不信的话，你去尝尝无锡小笼包子。 老先生最喜欢吃的甜食是八宝饭。乐乎搂餐厅的师傅就时不时地给他做一两小碗。要知道，乐乎搂的糕点师是锦江饭店厨师的徒子徒孙（钱校长上任后高薪聘来三位锦江的退休厨师，其中一位擅长做糕点上大学子有点口福），八宝饭质量一级棒。 有一次，我在乐乎搂餐厅看到钱先生在津津有味地吃一小碗八宝饭（至多50克），吃完了，他说：能不能再来一份？服务员说：有啊，我去拿。恰好那时孔老师过来了，轻声说：医生不让你多吃甜食，别添了吧！喝碗莼菜汤吧！钱先生历来对他的生活顾问孔老师言听计从，就说：好吧！下回再吃。 爱喝甜酒 有一回钱伟长先生到江西考察，孔老师因故没有随行。坐火车回上海时，江西省政协派人陪同。一路上说说笑笑，甚是开心。江西主人拿出了多年陈酿封缸酒，这种酒味道香甜醇厚，似乎度数不高，实际上有后劲。酒是用玻璃茶杯装的。钱先生端起一喝，好甜啊！正合我意！于是，宾主谈笑之中，老先生不知不觉地喝光了一大杯封缸酒！老先生究竟上了年纪了，一到上海就感到身体不适了。江西省政协的陪同人员为此自责不已。从此，再要出门，孔老师一定形影相随了。 爱嚼纸片 细心的人一定能发现，钱先生在专注地讲话时，会不由自主地从桌上的报纸上撕下一个小角（面积大约1～2平方厘米），放到嘴里嚼，大概有助于思维吧！我留意了一下，没见到他把嚼过的小纸片吐出来，有点像影视里地下工作者暴露时那样咽下去了（不过纸片极小）。孔老师应该注意到此点，也没见她加以阻止。 爱下棋子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里写过，他自幼喜欢看父叔下围棋。因此，老了之后下围棋自然成了他的爱好。可惜，不容易找到陪老人下棋的对手，于是，他自己跟自己下，右手执黑先下，左手执白跟上。前年凤凰卫视拍摄放映的钱先生的传记片《生命的光芒》的结尾，就是他下围棋的镜头，好像左右手还落子如飞呢！我有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自己与自己在下五子棋，还下得很认真的。 我跟自己说，老爷子辛苦劳累一辈子了，是该歇歇了。 爱看足球 这方面徐旭博士说了不少，我只补充两点。钱伟长先生对体育的爱好，是他在清华的体育老师马约翰教授培养起来的。钱先生幼时体弱，在马约翰先生引导下，培养了他欣赏和实践体育的习惯。他能在过古稀之年后领导我们学校走向欣欣向荣，莫不得益于此。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来，我们上大人应该感谢马约翰老先生！足球对钱先生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钱先生家却是城里人买彩电的最后一批，因为钱先生一直忙于科研、教学，他怕看足球和乒乓球比赛耽误功夫，才迟迟没买彩电，逢到体育大赛转播，他的孩子们只能到邻居家看电视。直至晚近，钱先生才有时间多看看足球赛了。 爱读古书 读古书是钱伟长先生自幼养成的习惯。他记忆力好，少年时代读的书虽不能一直记得（因为做的是理工科的科研和教学），但他能知道从哪里找到想要的资料。大家看到过他80岁时在书房里拍的那张照片吧！他身前身后的书是中西合璧的，里头有很多线装书，那可不是作摆设的。有一段时间他忽然对华夏和鲜卑族的由来感兴趣了，一次，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考证好这两个由来的问题了。可不！最后写成的两篇文章（《华夏的由来》和《鲜卑族的由来与现在的分布》）就出现在他的新世纪出版的文集《跨越世纪》里，从中可见他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修养。 写于2009年10月7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23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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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故事篇－4：真情至性钱伟长（1）

sqdai 2010-8-10 18:16

【按】国人对于大师、名人往往有一种膜拜敬畏的感觉。其实，大师也是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有兴趣嗜好、恩怨爱恨。我所看到的钱伟长校长就是这样。当了钱校长多年秘书的 徐旭 博士 2009 年 3 月 5 日 在力学所所科学与文化系列讲座上，做了一个精彩报告，题目是走近大师，走出自我：胸怀天下，报效祖国和力学所师生一起学宗师，为我们讲述了不少有关钱校长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大师形象。力学所网站对此做了详细报道；在工作狂的博客里， 3 月 6 日 进一步记叙了有关内容。这里，我也想说说我所知道的 钱 先生的兴趣爱好，多数掌故未见公开报道。 爱说话 喜欢说话，是 钱 先生的性格中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无论是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讲，还是小型场合做非正式谈话，只见他思绪或如滔滔长河，或如涓涓细流，对话题做慷慨淋漓的发挥。他的讲话的特点是：从无讲稿或提纲，娓娓道来，观点鲜明，脉络清楚，言之有物，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极好的文章。近二十多年来，编入《钱伟长文选》和其它非学术论文的文集的，多半是根据他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的。 说几个关于他讲话的小故事。 2004 年中秋之夜，力学所全体师生与他一起共度佳节，同时庆祝他九二华诞。参会人员把乐乎搂第一贵宾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师生代表向老先生献了花篮、花束，争先恐后地致了贺词。满面红光的钱先生开始讲话，从全国形势讲到上大的 211 建设，从力学所历史讲到研究生怎么做学问，足足讲了四十多分钟。主持会议的周哲玮老师有点急了，老先生究竟年事已高，生怕长篇讲话会影响他身体健康。但几次暗示，老先生都不理不睬。无奈之下，只得去搬救兵了。没过多久，钱先生的孙女小红急急忙忙跑来了，大声说道：爷爷，我爸来长途电话了，快去接吧！老先生说：没看见我正讲话呢！让他过会儿再打过来！接着，继续讲话。还是周老师机灵，眼看钱先生一个话题结束，赶紧抢过话筒说：钱先生今天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好好体会。我宣布：今天的师生聚会到此结束！于是，会议在欢声笑语中散场了。 有一年， 程昌钧 教授、我和所里一群年青人到华东医院探望住院的老先生。那回他病得不轻，喉咙里那个控制喝水、呼吸的阀门失灵，喝水常要呛，医生限制他喝水，因此限制他说话，事先关照我们别让他多讲话。我们一行七人事先商议，分好工就所里的工作连珠炮似地向他汇报，不给他多说话的机会。老先生见我们去了，兴高采烈。当然，先得寒暄几句，问问病情。老先生就讲了得病经过，还埋怨医院的医疗不民主，治病方案不跟他商量。话题一转，就说起所里科研方向的转换问题了。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插嘴，谈我们的打算。几分钟后，话权又回到了老先生那里，就这样，展开了话权争夺战，反复拉锯之后，我们担心影响他康复，只得告退。我们的预谋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大家知道，人老了，说话容易走题，亦即，开无轨电车， 钱 先生也在所难免。但他有个本事，无轨电车开了一阵能转回来。有一次他参加我所的一次重要的 seminar 。主持人留了最后的半个小 时请钱 先生做指示。老先生说：我今天讲三点。 第一点讲了十分钟；第二点刚讲了五分钟，老先生就把无轨电车开到多伦多去了：回忆他在那里的留学经历。约摸过了十分钟，老先生说：至于第三点嘛 ，呵呵，无轨电车开回来了！很快，讲话结束，用时正好半个小时。这三点的针对性很强，句句在理，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爱串门 老先生闲不住，喜欢在校园里走走，爱在不经意间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跟大家聊天。 建所初期，我们还在校园西部那个犄角的小楼（外带几间平房）里办公，老先生经常冷不丁地跑过来了，时间多在夜间。自建所开始，我所就有开夜工的习惯，所以，他总能找见人。他喜欢东看看，西问问，最爱看大家做实验。他的博士生那时正做束水攻沙的实验，他就常在那个实验室转悠，帮着出出具体主意。 后来，他更老了。人老先老腿，走路不得不靠轮椅。但他还是爱串门，最喜欢到的地方还是力学所（见附图），进了力学所，他会到资料室、办公室转转，到实验室瞧瞧，跟年青人聊聊，就像在爱抚亲手培育的、已进入青春年华的孩子。他还会闯进学生宿舍，与青年学子们聊聊家常，带给那里的年青人阵阵惊喜。 爱听会 他喜欢参加校内的各种学术活动。建所初期，他率先垂范，亲自在我所的 seminar 上做报告；后来，他有机会就来听 seminar 报告。本所组织的 ICNM （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和 MMM 系列会议（现代数学和力学会议），迄今分别开到了第 5 届和第 11 届，前者他全参加了，后者参加了七届，而在 1998 年之前，他在会上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各种学术报告。 老年人下午参加学术会议容易犯困，老先生也难免，一开头常常处于假寐状态。但 钱 先生参会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是本事），不管他是否犯过困，报告结束后，他总爱问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真是奇了！ 爱遐想 别看钱 先生年龄大了，他的脑子里经常出现对科技问题的奇妙构想。这里重复一下 徐旭 博士提到过的他的关于改变新疆地区气候的一次报告。 他认为，新疆地区气候干燥、沙漠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缺雨水；而少雨的原因在于天山山脉挡住了南方来的暖湿气流；若能在天山山脉找到薄弱环节，采用大当量的定向爆破技术，打开一个缺口，把暖湿气流放进来，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那里的自然环境。 这是年青人才会做的梦！不管上述方案是否能实现，说 明老 先生的思维状态还很年青。 写于 2009 年 10 月 6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234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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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故事篇－3：钱伟长－孔祥瑛伉俪的故事

热度 2 sqdai 2010-8-10 18:09

【按】我爱读名人传记，各行各业、中国外国、古人今人、好人坏人，照单全收，恨不得一网打尽，至今，起码浏览了上百部，当然，读得最多的是科学家的传记。读着读着，有一天，我忽然对我国老科学家的婚姻爱情经历发生了兴趣。查阅手头所有的资料后，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 他们的婚姻都长久、稳定、和谐、美满 。 给大家一个挂一漏万的情况汇总。婚姻持续了五十年以上的有：周培源、陈省身、王淦昌、苏步青、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吴汝康、王德宝、华罗庚、王振义、王仁、尹文英、马在田、吴文俊、黄昆、杨槱、吴承康、 ，他们都是院士，其中前七位的婚龄越过了钻石婚的标杆，婚龄最长的当推王淦昌－吴月琴夫妇：长达 78 年。而终生相伴但有一方天不假以年的就更多了，如彭桓武、钱三强、郭永怀等等。资料很难收齐，一来囿于笔者见识，二来因为有的传记作者过于严肃，避而不谈传主的婚姻生活，笔者无从知晓，不能瞎说。 这里讲我国几位老科学家的婚姻小故事。 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钱伟长 - 孔祥瑛伉俪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钱伟长看上了中文系的才女孔祥瑛，共同的求知兴趣和爱国热情把他们紧密地系在一起。 1935 年，北京爆发一二 九学生运动，他们二位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得以相识相知。可是钱伟长还没来得及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清华被迫南迁昆明。钱伟长没盘缠，只得到天津市耀华中学教物理课，一年后凑足路费，与汪德熙等四好友一起，乘船经香港、海防，再从河内经滇越铁路，于 1939 年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从而与小别一年半的孔祥瑛汇合，两个年青人心心相印，同年 8 月 1 日 终成眷属，简单的婚礼的主婚人是钱伟长的导师 吴有训 先生，同学、朋友傅承义、谢毓章、汪德熙、高潜等人先是积极相助，后又大闹新房。 此后的 61 载岁月里，钱伟长夫妇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婚后一年，钱伟长只身赴加美留学， 孔祥瑛 老师一人扶养儿子元凯，度过了艰困的抗战时期，当然， 钱 先生也不断从海外接济 孔 老师（一位素不相识的四川老者曾寄给我一张钱伟长给孔祥瑛的一千元法币的汇票复印件，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 1946 年 9 月，他们才得以重逢。 孔 老师写道：久别 7 年重相聚，自有一番凄苦与欢乐。 接着，他们一起熬过了民不聊生的内战时期，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一起参与了清华大学的复兴，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实践；一起遭受了 钱 先生被错划成右派后的不公平待遇；一起在文革动乱中受苦受难；一起满怀喜悦迎接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在钱伟长最落魄的日子里，孔祥瑛不离不弃，劝慰有加； 孔 老师落难之时， 钱 先生也伸出了有力的胳膊，给予抚慰。 1958 年，他们学业优秀的儿子元凯因受钱伟长的牵连而与高等学府失之交臂， 钱 先生悲愤交加。 孔 老师说：不要紧，相信你儿子的能力，不上大学照样会成材！（后来果真如此）。 1966 年文革风云初起，时任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的 孔祥瑛 老师首当其冲，受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她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面对这样的人身侮辱， 孔 老师痛不欲生，自身难保的 钱 先生天天劝说，别跟年青学生计较，他们受人愚弄了，而横行霸道的人没有好下场！到了后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钱伟长受到了更大冲击，终日受到批斗谩骂、进行劳动改造，钱伟长只剩下一个温暖的港湾他的家。但是，就是这个家的房屋，也保不住了！钱伟长一家五口被勒令挤进两个房间，为了给大批书籍留下安身之地，他们被迫变卖了一些家具。过了不久，红卫兵的两派打起了内战， 钱 先生一家所居住的照澜院 16 号靠近清华二校门，那里成了造反派的武斗战场，不时传来枪弹的呼啸声，原住户纷纷避开，但造反派不 许钱 先生一家搬离，要他听候批斗。然而， 钱 先生做学问的积习难改，夜里用棉被挡住窗户，计算笔耕不辍， 孔 老师时不时地送来一杯杯热茶， 。 四人帮垮台，春回大地，钱伟长好像从噩梦中醒来，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在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序言中写道：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欣逢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的工作。这时， 孔 老师已经退休，就全力以赴地为 钱 先生做后勤保障工作，照澜院 16 号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经常响起的是儿孙的欢声笑语。 孔 老师为了让 钱 先生潜心工作，坚持不买电视机，孩子们毫无怨言，经常到邻家去看电视。 钱 先生在家时就专心伏案工作；还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做学术报告， 孔 老师一直陪侍在侧。 钱 先生对柴米油盐一概不管，甚至于不大会用人民币。 1982 年， 钱 先生在无锡主持全国非线性力学学术会议，会后，我们一起游宜兴的善卷洞、张公洞，我看到， 钱 先生一时有兴致，到西瓜摊买西瓜，他开出的价钱竟是时价的十倍，马上给 孔 老师制止了。 1982 年年底，钱先生到上海工业大学当校长后，孔老师一直形影不离，随时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保障他的繁忙工作顺利开展。钱先生是无锡人，爱吃甜食。我就亲见，有一次，钱先生在乐乎搂餐厅吃小碗八宝饭，想来第二碗，就给孔老师善意地劝阻了。 上个世纪末， 钱 先生在赴京开会时罹患小中风，住进北京医院。 钱 先生坚决要求回上海治疗。公开的理由是：你们医院的医疗不民主，我钱伟长死也要死个明白。医院被迫无奈，只得设法把他送回上海，回到华东医院后，老先生挨了资深医生的一顿责备：你不要命啦？病成这样还敢坐飞机？ 钱 先生一笑了之。而我们知道， 钱 先生急于回上海的真正原因是：爱妻正病重住院，他不能离开他的老伴！从此，每天下午四点半， 成了老 先生去医院探望 孔 老师的雷打不动的时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风尘仆仆去看望病榻上的白发老妻，这是何等感人的场面！ 然而，上苍太无情。老先生的深情没有挽留住 孔 老师，她还是先他而去了。我们发现，整整三年， 钱 先生没有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这几年，情况才有所好转。 这些年来，我经常在各种场合讲述钱伟长的生平事迹和大师胸怀，在较为熟悉的听众群中，我会如实分析如下问题：为什么 钱 先生历经坎坷却斗志不衰、老而弥坚？总结了三大原因：矢志不渝的爱国热情、对科学教育事业的由衷热爱和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特别是有荣辱与共的爱妻 孔祥瑛 老师）的支撑。大家看看，我的分析是否有道理？ 本文参考资料： 1. 钱伟长，八十自述，海天出版社， 1998 2. 周文斌，孔祥瑛，钱伟长传略，见《钱伟长文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 1 － 31 写于 2009 年 2 月 11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6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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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故事篇－2：钱伟长巧施调虎离山计

sqdai 2010-8-10 17:58

大家经常在影视、文艺作品中见到前苏联的克格勃，但是，谁跟克格勃人员有过零距离接触？大概很少吧？而 钱伟长 先生就有过，不仅与克格勃人员面对面地打过交道，而且把他哄得玩忽职守。 那是在 1985 年 10 月， 钱伟长 先生在上海主持召开首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我参与了筹备、组织工作。 钱 先生以他的学术威望，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会议指导委员会，网罗了非线性力学领域的几乎所有国内外权威人士，其中包括原苏联 火箭之父 谢道夫院士，并邀请他做大会报告。 会前，谢道夫院士按时到达，想不到他身后拖着一根 尾巴 ：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形影不离地随侍在侧。一望而知，是一员克格勃（且称其为 X ）；我近距离凝视过他，瘦削脸庞尖鼻子，薄薄嘴唇小眼睛，灰色眼珠似乎闪着磷光，与银幕上的克格勃形象毫无二致。钱校长不敢怠慢，马上让我们报告市里有关领导，市里派来个对等人物 W 与之周旋， W 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姐。当晚， 钱伟长 先生宴请会议指导委员会成员；克格勃 X 表示，他要跟着谢道夫一道上主桌， W 大姐当然要求跟进。于是，主桌上一群白发苍苍的大学者中间就掺杂着两位毫不相干的人士。尽管宾主把酒言欢，总有点不那么自在。 钱 先生跟谢道夫是老相识，很想与他叙叙旧，但 X 寸步不离地紧随谢道夫，两位老人除了见面寒暄几句，根本无法深谈。 钱老 先生很是恼火，于是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起来听人说过，克格勃口袋里的美钞多于他所监视的人员， X 肯定想在上海采购点东西，就找来本所懂外语的资料员，再加上一位机灵的女学生，向她们面授机宜： 布置你们一项任务：明天下午陪 X 到友谊商店去采购，但要带着他在市里到处转悠，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接着，把 X 请过来，如此这般一说，他眉开眼笑。口袋里有千把美元，正想给太太买条金项链，又有两位 美眉 作陪逛逛大上海，何乐而不为？一口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钱 先生主持了会议开幕式；下午， X 随美眉出行（他大概也发现谢道夫在纯粹学者圈子里开会，大可放心），兴冲冲地上车； 钱 先生赶紧把谢道夫拉进他的房间，刚坐定，劈头就说， 你来就来，干吗拖一根 尾巴 呀？ 谢道夫立即用他的蹩脚英语喊冤： 哪里是我要拖的呀？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刚上飞机，那个 X 就跑过来，对我说： 你此次中国之行由我全权负责 ，我不拖这条 尾巴 也不行啊！ 因此，释然。两位大师级学者就痛痛快快地交谈了一个下午，内容是纯学术的，丝毫未涉及国家机密，克格勃实在有点杞人忧天！ 钱 先生尝到了调虎离山的甜头，而 X 和 W 在场总让人感到别扭，就吩咐两位 mm 再陪 X 和 W 在市中心 sightseeing ， X 看看谢道夫挺安全，就放心出游了。到了第三天， 钱 先生看着会议已步入正轨，我的工作负担变轻了，就派我出场，陪同 X 和 W 出去，跑得再远一点：游览淀山湖，我奉命带着克格勃出游，虽然安排的节目与过去大同小异，总觉得不如与朋友一起那么轻松愉快，我是把它当作一项特殊任务完成的。不过，零距离接触之下，发现克格勃也不那么可怕。 就这样，谢道夫在上海度过了开心的一周。第二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召开时，谢道夫再度来访，那时原苏联已解体，谢道夫的 尾巴 也就消失了。 写于 2009 年 4 月 19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692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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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故事篇－1：钱伟长妙计救军港

热度 1 sqdai 2010-8-10 17:39

【按】已发博文的内容有点沉重，从这篇文章开始，发一些发生 钱 先生身上的一些故事，内容经过仔细考证，应该较为准确。目的是让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家有一点感性的认识。 今天讲一个 钱伟长妙计救军港 的故事。讲的是： 钱 先生巧施妙计，用四字要诀救活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军港福建马尾港 * 。 1980 年，钱伟长先生应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邀请，短期访问福建，在参观闽江上的马尾港时发现，这个 1975 年耗资 6 亿元修建的军港，已经严重淤塞，弃用已达四年之久，有人提出迁建新港，需要投资一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钱 先生首先探明了马尾港淤塞的原因军港的选址者根本不懂流体力学！流体力学家早就告诉我们：要了解江河流水的流动规律，必须考虑地球自转产生的科氏力，在这种力的作用下，北半球的从西流向东的河流一定有南淤北掏的趋势，也就是说，科氏力使南岸淤积、北岸掏空。你看，在这种南淤北掏效应日积月累的作用下，长江口的崇明岛不是在不断地北移吗？对照百年前后的长江三角洲的地图就一目了然了。但是，马尾港恰恰选在闽江南岸兴建，不淤才怪呢！怎么办？付学费吧！可惜的是，闯祸的人早已溜之大吉，无辜者不得不为这些无知者代付学费。 钱 先生马上向项南同志耳语四个字： 束水攻沙 ，他提议用乱石从闽江靠近马尾港处向江里抛投筑乱石堤，堤长约 200 米 ，用所形成的急流冲去泊位区的淤沙，用土法即可收束水攻沙之效。项南同志点头称是，很快批准此议，只动用了几十条闽江民船搬运、抛投乱石，历时一月，耗资百万，大功告成：即将报废的港口复活了，迄今未发生淤积问题，用钱仅为原迁建计划的百分之一！于是，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报上以专家一席话，救活一军港为题发表了专题报道。 我听说此事后，很想探究束水攻沙四字妙计的来历。经查，在 钱 先生的早期文章《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原载于《中国青年》 57 期， 1951 年 1 月 7 日 ；转载于《人民日报》， 1951 年 2 月 1 日 ；收录于《钱伟长文选（第一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 1 － 7 页）中找到了答案。文中写道：黄河从上游带着大量的沙粒疾行而下，到了下游，人民都引河水灌田，使河流慢下来，以致入海的出口渐渐淤塞，于是一到水涨，就不时溢出，造成水患。这样的情形，一直到王莽时（公元 9-22 年）有位长安人张戎科学地提出了水流流速与沙淤的关系。这个科学的结论，为以后有名的水利工程师王景（汉明帝，公元 69 年）、贾鲁（金泰定，公元 1351 年）、潘季驯（明嘉靖，公元 1565 年）、靳辅（清康熙，公元 1677 年）等治河的基本原则。他们根据这个原则，创造了筑堤 束水 ，藉水 攻沙 的治水方法。这些工程师们在坚决地执行这个原则时，克服了不少工程上的困难，发动千百万的人民群众，完成了不少伟大的修渠筑堤工程。原来先生早就有这样的知识积累！我从中懂得了什么是厚积薄发。 出于好奇，我进一步查了《辞海》，找到了束水攻沙这个词条，其中解释道：束水攻沙，我国自西汉以来治沙的一种主张。其方法是在宽浅河段筑堤束狭河槽，增加流速，利用水流本身力量以冲刷泥沙，防止淤积。西汉张戎指出：水长则疾，河疾则通 。潘季驯则加以运用发展，他在 河议辩惑 里说：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又说：筑堤 束水 ，以水 攻沙 。 原来先生的话都是有根有据的，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就不可能如此。后来， 钱 先生告诉我，他是从《汉书》和《明史》中读到这些描述的；夏征农老人主编的《辞海》中，该词条的释义与 钱伟长 先生五十年前所述大同小异，大概是因为出处相同吧！ 顺便提一下， 钱 先生写了上述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后，又写了它的姐妹篇《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原载于《中国青年》第 61 期， 1951 年 3 月 27 日 ；收录于《钱伟长文选（第一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 8 － 17 页）； 1951 年春节前， 钱 先生随中央慰问团去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回国伤病员时，在此两文的基础上，在火车上写成了科普著作《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 (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 ；修订版：重庆出版社， 1989 ；繁体字版：香港南粤出版社， 1991 ), 成了当时的一本畅销书。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在国学与科技方面的深厚的知识积淀。 写于 2009 年 3 月 11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608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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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评论篇－4：一叶障目 以偏概全——评刘广明博士的博文

sqdai 2010-8-10 17:03

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 钱伟长 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见链接）， 刘广明 博士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专修高等教育学的博士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 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 ，指 钱伟长 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 钱伟长 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通常，文题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 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 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是为了什么？ 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了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 刘广明 博士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 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 下文中指出： 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 他提到了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 于蔡元培 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刘 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 蔡元培 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两本论文汇编：《蔡元培教育论集》和《蔡元培教育文选》（共 252 页），不知道是否 符合刘 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 刘 博士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 梅贻琦 先生也没有教育学系统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 符合刘 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再来看一看 钱伟长 先生的情况。 钱 先生自 1946 年任清 华大学 教授以来， 64 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 刘广明 博士那样割裂历史，把 钱 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 1983 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 27 年。 钱伟长 先生 1951 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31 日 ）。 2000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 403 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 36 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把教育改革深入持久地继续下去。 2006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 594 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 90 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 1946 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 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 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 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 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 钱伟长 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大师，针对性强，实践性好，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 蔡元培 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 70 ～ 73 页，见链接 3 ）与 钱伟长 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 582 ～ 584 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 许多 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 刘 博士所说的 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 的大事。 写到这里，想问一下 刘广明 博士， 不知道 钱伟长 先生是否 符合刘 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论？ 进一步来说， 刘 博士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 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 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另一方面，教育学家不见得就是教育家，因为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行当，没有足够的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正确的教育理念，决不能滥竽充数为教育家。 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 刘广明 博士对 钱伟长 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甚至没有读过 钱伟长 先生的著作，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 还得感谢 刘广明 博士，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 钱 先生的著作《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 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 写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晨 【链接】 钱伟长 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钱伟长 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7 月 30 日 上午 6 时，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在上海逝世。一般的报道总是这样来介绍这位伟人：钱伟长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百度百科的介绍是钱伟长（ 1912 2010 ），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历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看来，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基本成了共识。那么，钱老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有哪些呢？ 在了解其所以为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之前，我们还是应该首先给教育家界定一些条件。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育家，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高尚朴素的教育情怀。教育家一定视教育为生命，必须以育才为乐，并把育天下英才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对待教育不会有任何的功利思想。 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 第三，独立创新的原创成果。教育家一定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且这种真知得到世人、特别是教育学领域专业人士的认同。 第四，功垂千载的实践成就。教育家在成为一名理论家的同时，也一定是一位实践者。他或者领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或者指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并使这所学校、这个地区的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 第五，广博深远的社会影响。教育家的思想、教育家的实践决不是当下的产物，它的影响是跨时代的。即影响当代，也会影响今后几代、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如孔子的教育思想、黄炎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等。 如果以以上五个条件来量测一下钱老，钱老被教育家有其合理要素。 关于第一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的教育成就主要体现在上海大学（原 1960 成立的上海工学院前身。 1994 年，上海工大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原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现在的上海大学）。钱老被任命为校长时是 1983 年，当时钱老已经 72 岁高龄。一个对教育没有朴素情怀的人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任命的。且他任上海大学校长后，没有要上海大学的一分工资，也没有要住房。 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在这点上，他与当时名声显赫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有一定差距。后二人都有教育方面的专著面世。 关于第三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在当校长时提出了著名的拆除四道墙的口号：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拆除学院和专业之间的墙，实施通识教育，办综合性大学；拆除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师生互动。同时率先在大学中实施三制：即完全学分制、选修制、短学期制。这三种机制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常规办学机制。 关于第四条，钱老也是完全具备。钱老接手上海工业大学时，上海工业大学名不见经传，且受文革影响，处于完全的崩溃边缘。而如今的上海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无论是办学水平，办学声誉，还是整体办学条件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先进。钱老亲自制定的自强不息的校训和求实、创新的学风在上海大学生生不息。 对于第五条，钱老应该完全符合。一个是他老人家倡导的完全学分制、短学期制、选修课制已在中国扎根。另外，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钱伟长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组，并申请到上海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我想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这种影响将是广博深远的。 综合观之，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 愿钱老安息，一路走好！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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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评论篇－3：在天国的钱伟长先生应该不愿“被元勋”

sqdai 2010-8-10 16:39

钱伟长 先生一周前辞世后，国内相继有 12 家媒体称： 钱伟长 先生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这实在是一种克里空，一种以讹传讹。用一句时髦的网络语言：他被元勋了。想必在天 国的钱 先生一定极不愿意如此的。 如所周知， 1999 年 9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文件《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授勋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子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最后六人为追授）。 很明显，这里没有 钱伟长 先生。事实上也不可能有。 大家知道，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始于 1950 年代后期，那 时候钱 先生已是著名大右派。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高度机密的事业，还会有他的份儿吗？所以，他与两弹一星元勋挨不上边。 我真佩服那些记者，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没弄清，就写文章，发消息了，而且有那么多家媒体跟进。就在我这个小小的书房里，就有三个两弹一星元勋的信息源，一查，就明白了。记者们怎么可以这样无知和草率呢？ 也有人拿这个事儿做文章。比方说，拿两弹一星元勋中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骥）来混淆周恩来总理命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其中，除了无知之外，恐怕还有偏见了。因为偏见比无知离开真理更远。 写于 2010 年 8 月 6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7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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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评论篇－1：追忆钱伟长：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

sqdai 2010-8-10 16:19

编前：2010 年 7 月 30 日 清晨 6 点 20 分，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钱伟长院士辞世，享年 98 岁。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 三钱 。随着钱伟长先生离世， 三钱 的最后一位也离开了我们，中国科技界正面临一个大师凋零的年代。 长期跟随在 钱伟长 先生身边工作的上海大学 终身 教授、《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系列图书的审订者戴世强特为本刊独家撰文，意在对 钱伟长 先生乃至 三钱 的大师之路作一番探寻，并尝试就当下人们关注的 钱学森之问 做一些初步回答。 家学渊源 名师熏陶 钱伟长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叔辈都是乡村教师。父亲英年早逝，钱伟长受四叔钱穆的影响最大，钱穆仅上过中等师范学校，靠艰苦奋斗自学成才，毕生著述甚丰，多达 76 部（本），经、史、子、集皆精通，香港学术界称他是 博通四部，著作等身 的国学大师。四叔不仅资助钱伟长完成中等教育，而且经常让其陪读，少年钱伟长跟着四叔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投考高中时，由于数理基础差，钱伟长以末名进入四叔任教的苏州高中，在那里得到了钱穆、吕叔湘、陆侃舆、沈同洽等一代名师的指点。尤其是数学老师严晓帆让他每晚去教师宿舍为他额外补课，两人一起开夜车，从此钱伟长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而且是 六十年一贯制 。 钱伟长 先生生前曾说： 在苏州 高中 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钱伟长成才最重要的里程碑是， 18 岁进了当时最好的大学之一 清华大学。他家境贫寒，幸好得到实业家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的资助，才圆了大学梦。 进清华后，他经历了大家知道的 弃文学理 的抉择，如愿进了物理系。如他在回忆中所说：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中，得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当时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 6 位著名教授，不仅讲课动人，而且同时都刻苦努力在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系内的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 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 ，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 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来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学者玻尔、狄拉克、郎之万都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 在这批名师（特别是吴有训）耳提面命的教导下，钱伟长的学业突飞猛进。他经常从四五点学到晚上十一点（当然下午四点半一般在 马约翰 教授指导下参加体育活动），跟当时的数学系文员比赛 谁是清华第一用功生 ；他不仅学了物理系的所有课程，而且根据学校自由选科的原则，修完了数学系等系别的主干课程，在数理化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幸运的是，钱伟长进入清华之时，正是著名教育 家梅贻琦 先生执掌校政， 梅 先生的坚持学术领先、优教优育、无为而治的办学理念给清华带来了十七年（含西南联大时期）的辉煌。钱伟长是受益者之一（紧随他的是钱三强等人）。正如 钱伟长 先生在《八十自述》中所说： 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的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可忘怀的六年。 中西结合 学派真传 钱伟长成才的第二个里程碑是： 28 岁负笈西渡，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得到了当时最优秀的一个科学学派 哥廷根学派的真传。钱伟长曾师从于哥廷根学派的传人辛吉（ J ． L ． Synge ）教授和冯 卡门（ Th ． von Karman ）教授，哥廷根学派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他成为学术大师有关键性作用。 1940 年 9 月，钱伟长与郭永怀、林家翘一起，来到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成为该系主任辛吉的门生。半年后，他们取得了硕士学位，成为多伦多大学办学历史上最优秀的、最著名的中国留学生。郭、林二位转赴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冯 卡门的博士生，而钱伟长当时的研究方向与辛吉完全一样，他们分别从宏观和细观角度探索弹性板壳的内禀统一理论，因此留下攻博。 辛吉认为，钱伟长的选题有前沿性，符合当时的迫切需求：随着飞机、火箭、大型结构物等的涌现，板壳构件变形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而当时的板壳理论五花八门，缺少统一的形式与分类。于是师生间反复切磋。那时辛吉应邀将参与庆祝 1941 年的冯 卡门六十大寿，就让钱伟长以此为题，赶写一篇祝寿论文。钱伟长连开了一个月夜车，到 1941 年年初，论文定稿，编入冯 卡门祝寿文集。钱伟长与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爱因斯坦、冯 诺伊曼等 28 人一起成为该文集的作者。钱伟长一举成名，大大增强了跻身于一流科学家之林的自信心。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 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 Synge ， Infeld 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学院也多次和 vonKarman 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廷根学派的传人。哥廷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对物理过程的理解，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用得漂亮，用得朴素简洁。 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 1942 年，钱伟长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并在创刊不久的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分三篇连续发表，成为后来一段时间的弹性力学工作者必读的经典之作。而后，钱伟长到冯 卡门处做博士后研究，更多地接受了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熏陶。 1943 年，他在冯 卡门的指导下研究了薄壁柱体的变扭问题，两人多次讨论后，用全新的思路，完成了变扭率扭转的论文。冯 卡门审阅后高兴地说，这是他署名的弹性力学论文中最富有经典味道的论文。钱伟长与冯 卡门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钱伟长说： 在这一晚的谈话中，使我充分理解了哥廷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这里对哥廷根学派做一简单介绍。哥廷根大学创办于 1734 年，长期以来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数学中心。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素有 德国大学王子 称号的哥廷根大学，以倡导自由、独创的学风闻名于世。这种治学精神终于使它成为培育 20 世纪科学巨匠的摇篮。正是哥廷根的一批学生，为原子弹和空间时代奠定了基础。哥廷根学派创始人克莱因认为，工科大学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应该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家也需要具备一些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是哥廷根大学的一大改革。此后几十年，它对全世界大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多伦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在学术理念上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他尤其懂得了哥廷根学派的基本特点 理论与实际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结合，建立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他在这种氛围下逐渐成为大师，也把这种优秀的科学传统带回了中国。 三钱 之路 如出一辙 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详细探寻 三钱 中的另外二位 钱学森和钱三强的成才之路。这里，只指出他们与 钱伟长 先生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代有良好的成长环境。钱学森的父亲是教育家钱均夫；钱三强之父是著名国学家钱玄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就懂得爱国当自强，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都接受了最好的高等教育。钱学森毕业于名校交通大学；而钱三强则是比钱伟长晚两届的清华物理系的高材生；他们的大学教育，使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他们有欧美留学经历，在国外接受了名师指点，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而且在三十岁左右就建功立业，开始跻身于国际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因此， 三钱 成为大师决非偶然。 三钱 都已远行，国人在悲恸之余，都在寻思：新的大师在哪里？于是，就有了 钱学森之问 。 回顾钱伟长等大师的成才之路，我的感悟是： 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诺贝尔奖不是靠拔苗助长规划出来的，大师是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必须通过优化成才环境，才可能有大师涌现； 优化环境的头等要务是优化教育。人们都心存疑问，八十年前，我国的国力远不如现如今，为什么那时的清华、北大、交大（还有条件极差的西南联大）能培养出大师来，现在反而不行了呢？上个世纪我国拥有大师级的教育家、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等，现在我们有吗？关键是我们缺少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缺少高瞻远瞩的教育大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条件奢谈大师； 优化教育的要务是给办教育者足够的自主权。毋庸讳言，八十年前的大学校长的自主权比现今大多了，他们有最高的人事权、财权和外事权，现在有吗？大家还记得，蔡元培先生由于当年的北洋政府剥夺了他做校长的自主权，愤而辞职。现在，上海大学尽管不是名校，但却是内地办得比较有章法的大学，就因为它的校长钱伟长比上海市长 名头 还大，他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他能在上级的支持（有时是被迫支持）下，放开手脚地干，干得比一些名校还痛快； 必须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努力汲取我国古代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先进理念，结合实际，为我所用。 还可以列举更多。在我看来，造就大师，首先要优化环境，为准大师的成长营造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地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 三钱 。 ( 作者：戴世强，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2010-8-3 ) http://focus.news.163.com/10/0803/11/6D5J1FU600011SM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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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感怀篇－5：举双手赞成建立“钱伟长纪念图书馆”

sqdai 2010-8-10 16:09

昨天在 钱伟长 先生遗体送别仪式上，我遇见老朋友 董远达 教授，他是我校图书馆馆长。他告诉我，他已向学校提出动议：立即着手建立钱伟长纪念图书馆。我马上为这一动议拍手叫好。 从博友的留言中获悉， 钱伟长 先生的家属已把先生收藏的万余册图书捐赠给学校。我们从 1991 年拍摄的照片 钱 先生在书房中看到，他的书房里到处是书。而且我还知道，这些书的内容涵盖数理化文史哲等等，有洋装本，也有线装本，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如果把它们整理出来，就是无声的教材。 另外， 钱 先生还有很多书信、墨宝，分散在他的朋友、学生手中，有必要加以收集整理，这需要做细水长流的工作。可惜的是，先生似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少了一样可收藏的内容，但总有一些笔记之类，应用心收集。 我知道，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有林林总总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校领导班子处理，但是，请赶紧把此事落实。我斗胆建议，就让董馆长负责具体运作，他有学识，有能力，有经验，有干劲，有时间，把此事交给他操作，完全可以放心。 我知道，我校图书馆一向是供来校嘉宾参观的好去处，如果内有钱伟长纪念图书馆，岂不又增加一道亮色？若再配以适当的图文介绍，还可以成为年青学子了解老校长，学习老校长的绝好的处所。 这样一举多得之举，何乐而不为？据说，校领导已同意董馆长的建议，让我们翘首期待钱伟长纪念图书馆的诞生吧！ 写于 2010 年 8 月 8 日晚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81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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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感怀篇－4：抢救历史 刻不容缓——一张照片的启示

sqdai 2010-8-10 15:57

上海大学北美同学会会长徐志翘是 钱伟长 先生在上海工大招收的首批博士生之一，我是他的副导师。获悉 钱 先生逝世的噩耗后，他发来了情深意切的唁函（已发布于本所网站），并附寄了摄于 25 年前的一张照片，令我思绪起伏。 那是在 1985 年 4 月中旬， 钱伟长 先生发起的应用数学和力学系列讲座举办到第 38 期，他指定由我主讲，为时一周，题目是物理和工程中的渐近方法，地点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学员来自全国各地， 80 余人。这张照片就是参加讲座的师生的合影。 请大家仔细看看， 钱 先生坐在第一排中央，他是专程前来参加并主持这个讲座的，时年 73 岁，还显得很年青吧！前排右六是东道主 陈至达 教授， 钱 先生回国后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可惜他已于十年前辞世；前排左六是 郭仲衡 教授（ 1991 年成为中科院院士， 1993 不幸英年早逝），他们二位 曾是钱 先生的左臂右膀；前排左四也是 钱 先生早期的学生 薛大为 教授，现在澳门大学任教，已来沪准备参加后天的追悼会；我在前排左五，多数朋友可能难以把照片中的我跟现时的我联系起来了；后排右六、右七是张社光和徐志翘，是我当时作为副导 师带的 博士生。 光阴荏苒，想来恍如隔世，当年神采奕奕的 钱 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看着照片，倍增伤感。 我突然想起，对于 1980 ～ 1986 年间 钱 先生组织发起应用数学和力学系列讲座这段历史，如今已鲜为人知了。我在 2002 年 钱 先生九十华诞的钱伟长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简单介绍过这一系列讲座，对此，很有必要有更详细的记载和评述。 钱 先生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后，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他想出一个奇招，考虑到刊物编委都是他逐个聘定的学术骨干，年青而富有生气，在各个领域各有建树，何不请这些编委挨个来做讲座？他提出了系统的想法，大致确定了各位编委可讲的题目，把具体事宜交由在重庆的《应用数学和力学》编辑部落实。 不久，系列讲座就红红火火地搞起来了，当时学术界风气甚好，年青学子求知欲极强，每个讲座报名者甚众。按 钱 先生的想法，只在听课者基础上稍微设有门槛，经济上只求收支平衡。讲座共举办了 49 次，学员总共约 5000 人次。这个系列讲座收到了超出预期的成效，既提高了学员的知识水平，又扩大了刊物的知名度，更为重要的是：在 钱 先生这面大旗下，迅速聚集起一支雷打不散的、不断壮大的中青年研究人员队伍，在随后举办的系列国际会议（ ICNM ）和国内学术会议（ MMM ）中有了超级的人气，这在国内力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中是少见的。 我认为，这些事件应载入我国应用数学和力学发展的史册。令人遗憾的是：系列讲座的发起人已经辞世，不少主讲人也已然作古，就是那些具体操办的人员（如编辑部的早期人员王志忠、张录坤、徐尹格等人），也都垂垂老矣。这里有一个抢救历史的问题。 我第一次明确抢救历史、口述历史的概念得益于我在首都师大的忘年交 白欣 博士，他是力学史的研究者，跟我讲述了抢救历史的必要性，今年他申报了一个口述力学史方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我希望他能成功。道理很简单，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参与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很快就会老去，甚至于从世上消失。如果不从他们口中把历史事实挖掘出来，就会造成永远的遗憾。 就说我校我所的历史吧！举例来说， 钱伟长 先生当年是怎样来上海工大的？当时的上海工大党委书记张华是如何到北京 钱伟长 先生家三顾茅庐的？似乎缺少翔实的记载。目下，两位主要当事人都已仙逝，得赶紧找旁证，采访记载下来。 对上大历史的收集记载，我倒不愁，校方很重视，委托本校的文胆曾文彪在抓，据说，《上海大学校史》可望于年内问世。 我发愁的是我所的所史。研究所的历史不长，但一直缺少有关所史的系统详尽的描述。除钱伟长所长外，我所建所五元老中， 蔡树棠 先生已撒手人寰，其余各位均已年到耄耋之年，他们所知道的建所情况应记录下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建所之初就有一位顾问原上海工大单位副书记朱晓初，他虽已年逾九旬，仍思路清晰，作为建所初期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他的肚子里有历史，应尽快挖挖掘出来。 谁来抢救历史？年青人，就我所知，本所七〇 后男女 博士中，很有几位思维清楚文笔颇好的秀才，把他们动员起来，自觉自愿地投入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一定能做好此事。不知所领导意下如何？ 写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晚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77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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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感怀篇－3：如此方显岀校长魅力师生真情

sqdai 2010-8-10 15:35

在今天的上大力学所的钱伟长所长追思会上，周哲玮副校长透露了一个情况：在悼念钱伟长校长的活动中，规定校领导成员不得接待媒体访问，让记者直接采访普通师生，获取未加任何修饰的第一手材料。 这一手真高！ 这也就说明了近日缘何有那么多记者跟踪采访我这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就因为校长书记们都躲起来了。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老师以及年青学子向记者倾诉衷肠。 这样采集的材料一定会有真实性。 那么，记者们在上大校园里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噩耗就是命令，炎炎烈日下，师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放弃了度假，中断了旅行 ，家长们催促学生回校，学生们自行组织各种追思活动。 无尽的哀思。 真诚的眼泪。 深情的留言。 飘动的黄丝带。 摇曳的烛光构成的校长，走好！ 强忍悲痛的真情表白。 庄严的灵堂里吊唁的师生络绎不绝，加上外来人群，每天人数上万。 嗅觉灵敏的商贩捕捉到商机，校门口摆起了鲜花长龙。 没有谁大声号召。 没有谁刻意召集。 大部分悼念活动是自发的。 师生们说： 钱校长是丰碑！ 老校长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我们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校长而自豪。逝者已去，我们唯有寄托哀思，努力学习，为校争光！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我最欣赏钱老那无私的爱国情怀，钱老的突然离开，让我一下感觉心里空了 您说的那句： 同学们，天下是百姓的，百姓的事你们是否放在心上？ 我一直铭记在心。钱老，走好。 錢老一路走好。 伟力纵横穿岁月，长风浩荡历春秋 ！上海大学自強不息！ 上大人忘不掉您的，您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路走好，钱爷爷！ 钱老！一路走好。你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自强不息的校训，已深植我心。 自强不息，是钱老一生最好的注释，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君子以自强不息为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定当铭记于心，钱老，您走好！ 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学什么！钱老留给我们的精神灵魂。钱老，一路走好！ 一代科学巨匠、伟人走了，留下的是他不屈的精神，但愿他的遗训永驻上海大学。 你可以放心地去了，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上大的明天由我们这些上大学子撑起 ..... 伟人逝去，是我们挑起重担的时候了！ 校长走好，上大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会努力的。 人走了，但精神常在，风格永存，光辉不灭，思想恒留！钱校长是上大永远的骄傲！一路走好！ 一句句话语情深意切，掷地有声！ 说明了老校长有无穷的人格魅力。 说明了老校长与后辈心心相印。 说明了他的思想已镌刻在人们心中！ 说明了他的精神已融入人们的行动！ 目睹这一切，校领导感到宽慰：师生们已经真正读懂了钱校长。年青学子中的大部分甚至还来不及见到钱校长，但他们已经了解了他的思想的精髓，而且时刻准备这挑起未来的重担。老师们更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了，他们将接过钱伟长校长留下的重担，殚精竭虑，继往开来，尽早实现他的遗愿！ 此情此景也让前来奔丧的钱校长家属感到宽慰：年青一代与近百岁的校长没有代沟， 钱 先生投入毕生精力铸造的大学精神正在生根发芽。这些年来，钱校长忙于校务，给儿女孙辈的关爱少了，但是大爱无疆，他把更多的爱洒向了校园里的众多老师和莘莘学子，校园里的哀悼之声是他们的真情流露，是他的忘我奉献所应得的深情回报！ 已在天 国的钱 先生更可以宽慰：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撒下的种子，必定会纷纷破土而岀，茁壮成长，而他所锺爱的上海大学一定会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他的梦一定能圆！ 写于 2010 年 8 月 7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79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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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感怀篇－2：苍鹰真的飞远了——兼说鹰与鸡

sqdai 2010-8-10 15:24

苍鹰真的飞远了，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 看到在耀眼红色的国旗覆盖下安眠的 钱伟长 先生，心里在想，先生操劳了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坎坎坷坷，终于可以永久地安息了。 大千世界里，总有几只苍蝇在嗡嗡叫。 听 周哲玮 教授说，在上大，有一群年青学子，正在围攻一个网络红人。他也太可恶了，太冷血了，一位世纪老人刚刚合上眼睛，他不说一句悼念的话，却在那里风言风语，冷言冷语，混淆黑白，暗箭伤人。因此犯了众怒、挨了围攻，真是活该！世间自有公道正义在。 周哲玮 教授引述了一个经典的比喻：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是鹰永远是鹰，鸡永远是鸡。他还说，那个胡说八道的红人，只不过是一只乱叫的小公鸡。 说得太形象了，太贴切了！我不由得吐了憋在心中的一口恶气，太解恨了！ 我还想补充一个比喻：与曾经时高时低地盘旋飞翔的苍鹰相比，它只不过是惹人嫌的苍蝇而已。 在昨天的追悼会上，参加者每人拿到一份《钱伟长同志生平》，。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文件经过了中央领导人逐字逐句的审定。 回到家里，我反复阅读了这个《生平》，尤其关注了首尾部分。 文件开首就说：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 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钱伟长同志 。 在客观地评述了 钱伟长 先生的经历和贡献之后，文件的末尾写道：钱伟长同志的一生是 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清正廉洁。他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不懈奋斗，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读着读着，我的眼眶湿了。这些话决非溢美之词，是 钱 先生生平的真实写照，是对他的一生的非常客观公允的描述。每个不抱偏见的中国人，都会同意以上描述。 苍鹰飞远了，消逝在天际。人们仰视着他，与他道别。把小公鸡撇在一边，任它乱叫去吧！ 写于 2010 年 8 月 8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80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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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感怀篇－1：怎样告慰老校长在天之灵？——在力学学科土木工程学科钱老追思会上的讲话

sqdai 2010-8-10 15:1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晚我们在这里一起寄托我们对老校长深深的哀思。很多同学讲了情真意切的话，表达了发自内心的缅怀之情；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么多师生自发地聚集到这里，痛悼我们的老校长；各方人士以各种方式在表示对这位科技伟人离世的悲恸。一位大学校长的辞世在社会上引起这样大的震撼，说明钱伟长先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说明他的精神感人至深！ 刚才程昌钧老师已经全面介绍了钱先生对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贡献和他的伟大人格；我想说的是，老校长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怎样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我认为，最好的行动是传承他的伟大精神，倾情奉献，实现他的遗愿！什么是钱伟长精神？可以归纳为六个字：爱国，执着，坦荡。 钱校长是彻底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是贯穿他漫长人生的红线。他在人生抉择的六个关口，他都以爱国主义为准绳毫不犹豫地做了正确的选择。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他的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从未改变。反右之后的26年，他承受了各种屈辱和磨难，但报国之情矢志不渝。1980年代初，国内盛传钱伟长已移居国外，钱先生一笑置之，他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要是有这个想法，1946年就不会回来。我是中国人，决不会离开哺育我成长的伟大的祖国。我的岗位在这里！有人问起这些年他对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想法，他说：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你能说母亲错打你几下屁股，你就记恨了吗？天下没这个事情。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就应当是永恒的。从中可以看出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所以，我们要慰籍老人家的在天之灵，首先要像钱先生那样，成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爱国者。 其次，我们要像钱先生那样执着，不管处于何种艰难的环境，永远执着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执着于自己的科学事业。请大家想一想，文革期间，红卫兵勒令钱先生一家五口蜗居在两个房间，孔老师宁可变卖家具也给先生保留了完整的书房，因为她知道，科学研究是钱先生的生命！1968年，造反派打内战，真刀真枪地开战，清华二道门是他们的主要战场，钱先生所住的照澜院16号地处战场的中心，造反派又不准他们搬家。每到夜间，就在阵阵枪声中，钱先生用被子遮住窗户，仍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从不间断。为了科学研究，他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科学的春天后的十五年，他每年推出一本新书，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出版于他九十岁那年！我们还清楚地记得，他最后一次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是在他九十三岁那年！他最后一次出席国际会议在他九十五岁那年！所以，朋友们，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学习老校长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执着精神！ 最后，我们应当学习钱先生的坦荡荡的君子胸怀。他眼睛里揉不进半点砂子，凡事直抒胸臆，直言不讳，从不遮遮掩掩，为此他吃尽苦头，却依然撞到南墙不回头。他只认真理，不怕权威，敢唱反调；他思维活跃，富有创新精神，敢为天下先，因此，使得上海大学很快旧貌变新颜。所以，我们要像老校长那样，为了祖国和人民，龙潭虎穴都敢闯！ 我们知道，老校长心里有三个美丽的愿望：办一个一流的大学上海大学，她要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先进；办一个一流的研究所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她要像纽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那样优秀；办一本一流的杂志《应用数学和力学》，她要跻身于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之林。为此，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付出了他能付出的一切！但是，他知道，离开实现上述宏大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老先生已经撒手人寰，历史的责任落在了我们后继者身上，朋友们，让我们对老校长大声地说：请你放心，你的遗愿由我们来实现！ 为此，我们必须像老校长那样爱国，执着，坦荡。为了祖国，无私地奉献我们的一切；为了事业，倾情执着地奋斗；为了真理，义无反顾地改革创新奋斗！如果我们人人都能这样，如果我们的学校、研究所、刊物能日新月异地发展，我相信，我们的老校长会在天国里开怀大笑的！ 谢谢大家！ 2010年7月31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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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消息篇－5：我们为钱先生和孔老师在杭州上天竺法喜讲寺烧香祈福

sqdai 2010-8-10 14:57

今天上午，我结束了在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的讲学，按原计划，下午出门为钱先生和孔老师烧香祈福。承潘总细致安排，派年青高工俞婷婷陪同前往。 我们本来想到灵隐寺去，听司机小戴说，杭州市民烧香一般不到灵隐寺，而是到更为灵验、清静的上中下天竺的寺庙。我们立即接受了我这位本家的建议，改道前往上天竺法喜讲寺。40分钟后到达目的地，只见隐藏在苍松翠竹中的寺庙确实处于风水宝地。 我和李老师虔诚地请了香，进了寺庙，为我们敬爱的钱先生伉俪敬了三炷香。第一炷香，祝愿他们在天国吉祥如意；第二炷香，敬祝钱先生伉俪的子孙后辈诸事顺遂；第三炷香，代表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全体师生员工，祈祷钱老的三个梦早日梦圆：上海大学早日成为一流大学，我所早日跻身于世界先进研究所之列，《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越办越好。我的态度极为虔诚，那里的菩萨想必明白了我的心声。 从7月30日开始，我成了我所最年长的在职人员，我代表所里全体人员的祈福，想来大家都会同意的。要紧的是：要尽快化悲痛为力量，各自奋力进取，把我的祈福中所说的梦一步一步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写这篇短文时，我还没有从祈福的意境中走出来。只想再说一句话：钱先生，请你放心：你的事业后继有人！你会从天国里注视着我们，我们决不会让你失望！ 写于2010年8月3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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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消息篇－4－力学界痛悼最后一位辞世的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基人

sqdai 2010-8-10 14:40

我国力学界最具影响的力学家是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人们公认这四位院士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基人。他们之中，郭永怀、周培源和钱学森三位先生先后在 1968 年、 1993 年、 2009 年逝世， 钱伟长 先生是走得最晚的一位。如今，四位奠基人到天国聚首了，使得力学后辈欷歔不已，力学界同仁一起痛悼。 在昨天的 钱伟长 先生遗体送别仪式上，我国力学界几代人的代表人物齐齐到场。由于我不掌握贵宾的全名单，眼神又不好，点名可能遗漏，仅给出与会各代力学人的大致情况。 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于 1957 年 2 月 10 日 。 钱伟长 先生曾任该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和第五～八届理事会名誉理事。此次学会派三位副理事长出席遗体送别仪式。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创立于 1957 年 2 月，旨在培养高级力学研究人才， 钱伟长 先生任首任班主任，并亲自授课。第一届力学班学员中最年青的也已 75 岁，昨天我见到他们中的四位，平均年龄 78 岁。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和北京大学力学和工程科学系。我国最早的两个力学系，实力最为强劲。 钱 先生曾长期在清华力学系工作，与北大力学系的关系也很密切。昨天，两位系主任莅临。 上海市力学学会。理事长和十几位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前来吊唁。 《应用数学和力学》编委会和编辑部。该刊 1980 年由 钱 先生创办，任主编十余年。现任主编和副主编率十几位编委到场，重庆编辑部原任和现任主任、上海编辑部主任莅临。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编委会。创刊于 1986 年， 钱 先生一直任该刊顾问编委。编委会两位副主任和执行主编参加遗体送别仪式。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理工大学、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澳门大学等院校的一批力学工作者也前来吊唁。 再加上本校力学所、力学系、土木系的新老成员，以及 钱 先生的遍布于海内外的旧日学生，总人数应超过二百人。 8 月 1 日 ，中国力学学会网站开辟悼念钱伟长先生的专栏，很多力学界的代表人物在专刊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力学界几位院士接受了《科学时报》等媒体的采访，讲述他们所了解的钱先生的业绩和风范。 凡此种种，说明了 钱伟长 先生在国内力学界的巨大影响。 我国力学人也在深思，随着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四位奠基人的相继离世，作为后继者，怎样接过他们的大旗，为近代力学的发展进一步建功立业？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大家决心努力奋斗，一定不让周、钱、钱、郭他们失望！ 写于 2010 年 8 月 8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8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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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消息－3：钱伟长先生长子元凯的真情告白

sqdai 2010-8-10 14:30

我的在职博士生陈然在我的博客上提供了 钱伟长 先生长子钱元凯在 钱老图书捐赠仪式上的讲话（片断），我看了为之动容。 钱元凯说：在我父亲去世的短短几天里面，我在上海大学里深深体会到全校师生员工对他的理解和对他的爱。多少人像志愿者一样，陪伴着他，陪伴他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在我读到学生们深情写的悼词时，我深深地体会到老校长和他相差两辈的学生间没有代沟，中间充满的是亲情和爱。一位百岁老人在辞世的时候，在他身边有这么多贴心的亲人，我们感到欣慰。我在这儿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上海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父亲在他治学的生涯里，一再强调读书和实践。他出身清贫，是读书使他获得了知识，知识改变了他的人生，成为他报效祖国的信念和勇气。他一再强调是书给了所有人公平的受到教育和获取知识的权利。只有读书才让我们终生聆听大师们的教导，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拼搏。实践能检验书中知识的真伪，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知识真正变成力量。所以他一生爱书、读书、收藏书。他能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用毕生的精力和积蓄所收藏的这万卷图书。他 70 岁才来到上大，从此，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就把自己全部的心血投入到上大的建设之中。他期盼在这里，实现他振兴教育的理想和希望。这 26 年里，他把上大的师生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的儿女，他的家就是在上大。所以，在他去世以后，我们尊重他的遗愿，把他的全部图书、书架和他的部分个人资料捐赠给上海大学，让我们与上海大学的全体员工共享这份遗产。书，只有阅读，才有生命力。我们把这些书送给上大的师生，就是期望把他对上大人的这种关爱和惦记永远地留在上大。我们希望上海大学师生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让他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上大人对他的怀念和眷恋。捐赠书是他这辈子为上大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实事。我们知道对于几万上大人来说，区区万本书是微不足道的礼物。但是，我们总希望上大能接受它，珍重它。 据悉，我校领导代表全校师生欣然接受了这一珍贵的馈赠。 由于前天的 钱伟长 先生遗体送别仪式中没有致悼词和家属致答词的环节，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听到元凯的更多的话，但上面这些话，已经传达了 钱 先生子女及孙辈的心声。 元凯与我是同龄人，他比我大三个月，极其聪明。可惜的是， 1958 年他报考大学之时， 钱伟长 先生已被划成右派，学习成绩优异的元凯受到株连，被活生生地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众所周知， 1958 年报考大学最容易，几乎全部考生都进了大学，惟独排斥了那些新出笼的右派子女（包括 黄万里 先生的儿子等）！据说（尚未查实），在清华最后一次批斗 钱 先生的场合，他说，我可以承认我有问题，但是我儿子没问题，希望不要影响他上大学。可是，在那个年代，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以后有很多次，先生与我随便聊天时，一谈及元凯未上大学的事情，总是让人体察到他内心的痛！ 然而，元凯继承了乃父的率真坦荡、百折不回的性格。他自学成才，虽然手里没有大学文凭，仍成了首钢的一位优秀工程师， 钱 先生撰写专著时，他经常默默地给予帮助：查资料、画插图、校核文稿。 钱 先生与我谈及元凯时，总是透着一份自豪。元凯退休前后，努力自学，钻研数码技术和摄影艺术。近来我读媒体上的报道，称他为摄影艺术家。可见，有天赋的人干什么都能干得很好。 元凯也像他父亲那样，真情至性，直言不讳。记得 2006 年，央视十频道大家栏目组制作第二部有 关钱伟长 先生的专题片时，我参与了一些组织工作，说话时比较注意分寸感，而元凯在访谈中，比我放得开，敢于直言指责当时清华的领导人（当然没有点名）。他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意是：说真话的人一定会笑到最后。 这次在告 别 先生时再次见到元凯时，发现他也老了。但是，真诚未变。令他高兴的是：他的女儿钱泽红圆了他的大学梦，通过自身的努力，本世纪初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了 历史学 博士学位（我没问过他儿子的情况，想必也不差）。据我所知， 钱 先生的后代，个个都有出息。 在此文的最后，我想让我的年青博友们好好领会元凯的这一段话： 我父亲在他治学的生涯里，一再强调读书和实践。他出身清贫，是读书使他获得了知识，知识改变了他的人生，成为他报效祖国的信念和勇气。他一再强调是书给了所有人公平的受到教育和获取知识的权利。只有读书才让我们终生聆听大师们的教导，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拼搏。实践能检验书中知识的真伪，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知识真正变成力量。所以他一生爱书、读书、收藏书。 这里面有儿子对父亲的深刻理解，也蕴涵着 钱 先生成功的真谛。 写于 2010 年 8 月 9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8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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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消息篇－2：情真意切寄哀思－留言集锦

sqdai 2010-8-10 14:19

【按】昨天在我的博客上为悼念钱伟长校长开设了虚拟灵堂以来，已有 322 条留言（截至今晚十点）。从这些情真意切的心语中，我看到了众多年青后辈对 钱 先生的景仰和挚爱，看到了大家继承伟业的坚强决心。有些话语显得稚嫩，但让人们看到了跃动着的火热的心！倘若 钱 先生在天国能听到这些真诚的声音，他一定会感到宽慰。我这里选出 67 条留言，原本想按内容编排一下，但苦于缺少时间，这里仅依照时间顺序一一列出。最后两则选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若有时间，日后可能重新编辑。 谨以这一心语汇编，表达我们对钱校长的深深的缅怀之情。 ******************************************************************* 上大人忘不掉您的，您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路走好，钱爷爷！ Jendy （ 2010/7/30 11:08:22 ） ――――――――――――――――――― 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学什么！钱老留给我们的精神灵魂。钱老，一路走好！ 会飞的蜗牛 （ 2010/7/30 11:11:09 ） ――――――――――――――――――― 好难过啊！钱校长，您要走好！我们一定会努力完成您的心愿的！ FSwinnie （ 2010/7/30 11:35:16 ） ――――――――――――――――――― 看得心里一阵难受。我们从没见过的钱校长，我们对他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画面和影像中，但他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校长而自豪。逝者已去，我们唯有寄托哀思，努力学习，为校争光 唯依の爱 （ 2010/7/30 11:43:24 ） ――――――――――――――――――― 钱老 ... 上大交给我们 .... 你可以放心地去了 ....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 上大的明天由我们这些上大学子撑起 ..... 冻冻 （ 2010/7/30 11:44:59 ） ――――――――――――――――― 我不敢相信 不能相信 太突然了 一直以为钱老一定能活到我们毕业，能活到百岁 钱老，您走好， 没能见过您将是我一生的遗憾， 不过您永远活在所有上大学子的心中！ LQX （ 2010/7/30 11:52:40 ） ――――――――――――――――― 从进校就铭记自强不息的校训。实在令人悲痛，都以为他能过百岁的。 达 （ 2010/7/30 12:02:47 ） ――――――――――――――――― 钱老，一路走好！无数的学生会为您祈福的！ 张顒 yong 2010/7/30 12:04:04 ――――――――――――――――― 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虽然没有和钱老见过面，但是他的事迹一直都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作为一个上大学子，今后一定会继续发扬钱老自强不息的精神！钱老一路走好 ０のＮ次方 （ 2010/7/30 12:14:57 ） ――――――――――――――――― 校长走好，上大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会努力的。 LIDLID （ 2010/7/30 12:22:11 ） ――――――――――――――――― 哎，钱老走好，您是学校的财富，是国家的财富，是社会的财富，而今天，留下的只能是对您的无限哀思！ luckmdw （ 2010/7/30 12:26:35 ） ――――――――――――――――― 自强不息，穷极而生，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影舞者 （ 2010/7/30 12:38:09 ） ――――――――――――――――― 呕心沥血铸科技基础 自强不息诲后世学子 伟大长青 今闻噩耗，吾心悲痛，愿我们敬爱的钱校长一路走好！ 小小猪 （ 2010/7/30 12:39:08 ） ――――――――――――――――― 同学那里突闻噩耗，十分悲伤，钱老您一路走好，您 05 年对我们说过的 要做好人 。我们永远记得。 瑞 （ 2010/7/30 12:50:30 ） ―――――――――― 一代伟人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我有能力，我希望联合国降半旗。 Terry1106 （ 2010/7/30 12:51:59 ） ――――――――――――――――― 虽然我进上大才一年、也没机会目睹校长的风采。 不过您却真正的影响了一代人。愿您一路走好。 EchO4 （ 2010/7/30 12:58:21 ） ――――――――――――――――― 钱校长走好！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希望后辈青年学子继承，发扬！ xqzhu （ 2010/7/30 12:58:52 ） ――――――――――――――――― 錢老一路走好。 伟力纵横穿岁月，长风浩荡历春秋 ！上海大学自強不息！ 小超子 （ 2010/7/30 13:05:09 ） ――――――――――――――――― 今天中午到所里才从网上得知噩耗，震惊不已。愿 钱老 先生一路走好，力学事业后继有人。 dly （ 2010/7/30 13:06:09 ） ――――――――――――――――― 钱校长，真伟人也！！！后辈学习的楷模！！！ 阿婷 （ 2010/7/30 13:07:38 ） ――――――――――――――――― 伟人逝去，是我们挑起重担的时候了。 学富五车 （ 2010/7/30 13:10:28 ） ――――――――――――――――― 失去时候，我们才懂得珍惜。 wangbin123ab （ 2010/7/30 13:13:22 ） ――――――――――――――――― 我们会加油！谢谢您给了我信念！ 北极星以北 （ 2010/7/30 13:13:41 ） ――――――――――――――――― 看着看着，泪盈满框。虽然未曾谋面，不过，听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只能说，他已经刻在了我们心里。沉痛哀悼！ flyingsnow4 （ 2010/7/30 13:18:29 ） ――――――――――――――――― 自强不息，是钱老一生最好的注释，也是给我们的鞭策！ lee_eternal （ 2010/7/30 13:35:03 ） ――――――――――――――――― 前仆需要后继。一个钱校长倒下，要有一百个钱伟长站起来。 夕 ~ （ 2010/7/30 13:41:38 ） ――――――――――――――――― 我最欣赏钱老那无私的爱国情怀，钱老的突然离开，让我一下感觉心里空了 君梦缘 （ 2010/7/30 13:42:31 ） ――――――――――――――――― 永远忘不了您那温暖的手，殷切的目光。先天下之忧而忧。钱老，您走好！ 百木合子 （ 2010/7/30 13:42:44 ） ―――――――――― 钱老！一路走好。你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自强不息的校训，已深植我心。 阿郎儿 （ 2010/7/30 13:43:53 ） ―――――――――――――――――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沉痛哀悼钱伟长校长！ wildfox001 （ 2010/7/30 13:46:21 ） ――――――――――――――――― 这次夏季学期课程，我再一次的观看了您的事迹，再一次的被打动，我知道您为着国家的需要，奋斗拼搏一生，您有一颗最无私高尚的心，我会向您学习的，走好 ~~ 玉籽 （ 2010/7/30 13:50:00 ） ――――――――――――――――― 说来惭愧，其实直到大四才真正了解钱老对于上海大学的意义； 早上听到消息有点相信不能就这样走了！ 只有祝校长一路走好，以前的日子因为你而更好，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让国家更好！ raymgf （ 2010/7/30 13:51:54 ） ――――――――――――――――― 听几位曾经工作在他身边的前辈讲过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很感动，也很敬佩他的学识和人品，他的离去不仅是上大的损失，也是我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 碧水清莲 （ 2010/7/30 13:58:58 ） ――――――――――――――――― 永远的校长，上大的灵魂。 glennzsguo （ 2010/7/30 14:15:08 ） ――――――――――――――――― 敬爱的钱爷爷，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大学入学时钱校长 要做好人 的谆谆教诲，军训阅兵的情形历历在目，延长校园邂逅时的激动至今难忘。一代巨匠 钱老走好！！！ 新西方 （ 2010/7/30 14:16:28 ） ――――――――――――――――― 7 月 10 日 ，系里的毕业典礼上播放了钱校长寄语毕业生，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钱老的一字一句，语重心长，当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惊悉钱老仙逝，万分悲恸！钱爷爷 , 您一路走好 ! iris_meng （ 2010/7/30 14:39:02 ） ――――――――――――――――― 钱校长，好遗憾我们没能有机会庆祝您的百岁诞辰。您一路走好，我们全体上大学子将永远缅怀您！！ Sabrina_Michelle （ 2010/7/30 14:52:10 ） ―――――――――― 好难过哦，钱老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呢！默哀！ sheep （ 2010/7/30 15:12:03 ） ――――――――――――――――― 钱 老师，我一直都以您为榜样， 自强不息 和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校训我将永远铭记！绝不辜负您的期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ambiliang （ 2010/7/30 15:17:50 ） ――――――――――――――――― 一代科学巨匠、伟人走了，留下的是他不屈的精神，但愿他的遗训永驻上海大学！ lykang （ 2010/7/30 15:46:12 ） ――――――――――――――――― 校长，相信您自强不息的校训可以鼓舞我们上大人坚定地走下去！上大定会好起来！您在天堂一定要始终保持您那和蔼的微笑。 筱坏 （ 2010/7/30 15:59:29 ） ――――――――――――――――― 我和爱人都是上大培养的学生，当她惊呼 钱 先生去世了 时，心头一震。我永远不会忘记钱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钱校长，您一路走好！ alberthq_lu （ 2010/7/30 16:04:37 ） ――――――――――――――――― 当得知钱校长驾鹤西去的消息时，唯有扼腕叹息。虽然没有见过钱校长一面，但每次在图书馆里看到那幅钱老慈祥的照片时，心里总会有一种触动。因为是在自强学院，对于钱老的一生、教育思想等等，都了解得比较多，但以前并不特别重视。此刻，心里却万分悲痛，以后只能在校园里、书本里寻找钱老的遗迹了。斯人已矣，我们身为上大人，唯有更加 自强不息 ！ zjsxsj （ 2010/7/30 16:14:19 ） ――――――――――――――――― 回老家重庆途中惊闻悲讯，震惊后是无比的悲痛。钱老不仅是上大的校长，也是我们力学所的老所长，如今老人驾鹤而去， 但老人留给我们的 自强不息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精神永存，我们将会继承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用对学校，对社会的出色贡献作为对您最好的缅怀。祝钱老一路走好。 jin621209 （ 2010/7/30 16:22:25 ） ――――――――――――――――― 继续发扬钱伟长精神！！！ 莫非 （ 2010/7/30 16:27:56 ） ――――――――――――――――― 中国少一科技伟人，我们少一伟人校长。校长走好！ qinfengd （ 2010/7/30 16:34:55 ） ――――――――――――――――― 我所思兮在延长，欲往从之谓路艰，相见无门泪沾袍，校长赠我自强不息， 何以报之一无所长，感愤怀忧无处藏，不是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所思兮在上大，匆匆四年无所得，仰头无法泪沾耳，校长赠我求实创新， 何以报之白纸一张，苦闷懊悔心烦怏，不是何故兮使我心凉 我所思兮在上海，忽闻讣闻心黯殇，低头无法泪沾裳，校长赠我感忧国事， 何以报之游戏繁忙，踟蹰茫然倚惆怅，不是何故兮使我心痛 我所思兮在中国，校长之言永不忘，抬头无法泪遮眼，校长赠我勿忘中华， 他日报之振兴国家，感念之心日月长，只因此生兮心在上大，情在上大， 振兴上大，振兴中华！ sunliang （ 2010/7/30 16:53:27 ） ――――――――――――――――― 校长离开了，校长精神永在！作为后辈，作为学生，我们当自强不息，以慰校长在天之灵！ 木心 （ 2010/7/30 16:54:56 ） ――――――――――――――――― 对钱老的为人做事真的是敬佩不已，是我后辈的学习榜样！当自强不息，为国为民为科学！ joehanks （ 2010/7/30 18:04:12 ） ――――――――――――――――― 多想将自己的原创诗歌亲自读给您听，可是没机会了。钱老您走好！ 小果的大头 （ 2010/7/30 18:11:39 ） ――――――――――――――――― 不曾有幸亲眼见您一面，却在您的关怀下走过了大学精彩的四年，感谢您！一路走好！ ginger_zhu （ 2010/7/30 18:36:28 ） ――――――――――――――――― 刚进大学一年，却深深受到了感染和教诲，这会是我们一辈子的财富。钱老，你的付出我们还来不及感谢，你会永远活在大家心里。 HAPPY 哈 （ 2010/7/30 18:46:05 ） ――――――――――――――――― 您说的那句： 同学们，天下是百姓的，百姓的事你们是否放在心上？ 我一直铭记在心。钱老，走好。 janpray （ 2010/7/30 18:47:32 ） ――――――――――――――――― 伟公长逝哭上大，杰作频传耀中华！我们永远的校长，一路走好！自强不息！ linyang （ 2010/7/30 19:24:39 ） ――――――――――――――――― 6 年的校长，您话语伴随我从青春到成熟，永远的校长！ 书浩 （ 2010/7/30 22:40:09 ） ――――――――――――――――― 君子以自强不息为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定当铭记于心，钱老，您走好！ 心愿心语 （ 2010/7/31 8:13:52 ） ――――――――――――――――― 您走好，我们亲爱的敬爱的钱校长，不过，您放心，我们一定谨记您的教诲，求实创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上大学子会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终生。 naturaldu （ 2010/7/31 9:47:45 ） ――――――――――――――――― 虽然您已不可能颁发我毕业证书，但我希望百年之后，我还能在天上接受您的颁奖。。。钱校长请您要准备好，因为我们已准备好了！ naturaldu （ 2010/7/31 9:48:17 ） ――――――――――――――――― 钱校长，一路走好！缕缕哀思愿为云，伴您直上九霄天！ flyer （ 2010/7/31 10:36:23 ） ――――――――――――――――― 网友 万古云霄一羽毛 在新华网论坛作诗一首以寄哀思： 上海大学 申城昨夜沐灵风，鸠唤莺啼下泮宫。 池柳争随萍眼绿，海棠恣向日头红。 如垂绝壁图书馆，更著微言耄耋公。 坐看天边夕阳大，嫩寒纷纷已朦胧。 注：耄耋公，指上海大学校长 钱伟长 先生。 蓝天白云 （ 2010/7/31 10:44:21 ） ――――――――――――――――― 人走了，但精神常在，风格永存，光辉不灭，思想恒留！钱校长是上大永远的骄傲！一路走好！ 阵痛中 （ 2010/7/31 10:47:12 ） ――――――――――――――――― 钱老一路走好。逝者安息，学生当自强！ 萧萧风神 （ 2010/7/31 13:05:47 ） ――――――――――――――――― 校长一路走好 ~~~ 身为上大人， 自强不息 永远镌刻于心中。 yumenohotaru （ 2010/7/31 13:33:39 ） ――――――――――――――――― 远隔重洋万里赶不回送您最后一程，钱爷爷您一路走好，请您放心，无论何时何地，上大人一定谨记上大校训！ 尊师今已乘鹤去，且留气韵励后人！ 玉壶冰心 ^-^ （ 2010/7/31 17:52:45 ） ――――――――――――――――― 虽然我是大一新生，连钱校长一面都没见过，但是通过学校的建设，制度的设定，都能感受得到钱校长身为一位教育家的细心和对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要求。钱校长走好。 abin （ 2010/7/31 20:18:16 ） ――――――――――――――――――― 钱校长的仙逝是中国科技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上大人的巨大损失，他的仙逝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希望后来者能够秉承钱老衣钵，为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作出自己最大贡献。 qhzh08 （ 2010/7/31 22:10:34 ） ――――――――――――――――――― 从钱老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整个中华名族的近代史！没有三钱为代表的科学事业，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学成就，又经历了文革 10 年动荡，怎么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如此飞速的发展和国际地位？！钱老不仅仅是钱老，更是一种精神！ instantcoffee （ 2010/7/31 22:16:27 ） ――――――――――――――――――― 正期待出 席钱伟长 教授百岁华诞，忽然噩耗传来，惊悉巨星已于今晨驾鹤西去，万分悲痛！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您的伟大成就、坦荡人生、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世间，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继承您的事业，勇攀科学高峰，完成中华复兴大业！ 先生走好！ 郭友中 敬挽 （ 2010/7/30 ） ―――――――――――――――――――― 伟人已逝，万众叹泣。先忧后乐，自强不息。 代代学子，斯言永记。上大鼎盛，前景可期。 科学民主，缺一难继。五四精神，今犹珍惜。 中华复兴，吾辈努力。短歌当哭，先生安息！ 傅新楚（ 2010/7/31 . ） 汇编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晚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71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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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消息篇－1：钱伟长先生走好！

热度 1 sqdai 2010-8-10 14:05

钱伟长先生走好！ 顷接噩耗：我们敬爱的老校长 钱伟长 先生仙逝了！他于今晨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九十七岁（ 1912-10-9 ~ 2010-7-30 ）。 消息是千真万确的。我刚从校长助理 徐旭 博士处得到证实。 又一位科技伟人走了，三钱中的最后一位。他到天国与他的师兄们重聚去了！ 惊悉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我万分悲恸！我原本以为， 钱 先生能活过百岁，甚至开始策划 2012 年的 ICNM-VI ，准备跟他的朋友和学生一起，共庆他的百岁华诞，如今，这一切成了泡影！ 钱伟长 先生的辞世，是我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损失，更是我校我所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是我们学生后辈的最大的痛！ 然而，他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宝贵财富。他的传奇般的人生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他的爱国敬业无私无畏的精神，求真务实追求创新的理念，敢作敢为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斯人已逝，我们悼念他的最好行动是：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战斗，以加倍的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我在这块博客天地里开出一个虚拟的灵堂，给大家一块寄托哀思的地方。欢迎留言。 2010 年 7 月 30 日 9 ： 56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6675.html 钱伟长先生走得很平静 昨天周哲玮副校长向我们述说了 钱 先生的最后的日子的简况，记录于下。 近年来， 钱 先生身体状况逐渐变差，但情况尚称稳定。七月中旬，病情开始急遽恶化。周哲玮每天去医院，手机 24 小时开着， 7 月 29 日 ，周哲玮似乎有预感，把原来晚间置于静音档调为常态。晚上九点多，奉召去了医院。到早晨 5 ： 39 ，钱先生进入弥留阶段，到 6 ： 20 ，医生回天乏术，钱老停止了呼吸。 很平静。 没有留下临终遗言。 甚至没有睁开眼睛看看周围关注他的人们。 一位科技伟人终于告别了人间。 写于 2010 年 8 月 7 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7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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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忆钱老”的新闻，把一清华教授的名字念错了

cwhm 2010-8-10 04:40

央视2010年07月31日新闻三十分（ http://news.cntv.cn/china/20100731/101191.shtml ），报道了钱老在清华开办力学研究班的时候学生王勖成，以及另外两位教授，沈观林，谢志成教授回忆钱老的点点滴滴。在提到王勖成教授的时，把勖发音发成了mao，正确的发音应该是xu，不知道央视记者在采访王教授的时候，是怎么跟王老打招呼的，在播音的时候怎么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顺着这个博文介绍下新闻中的那些教授，对于谢志成教授因为专业方向的缘故不太了解，而对王勖成和沈观林教授，我都读过他们的书。王勖成厚厚的《有限单元法》一书接近800页，中间的很多章节都读了好多遍，还做了笔记并详细推导了里面的那些公式，国内有限元方面的书出其右者应该很少了。沈观林老师的书，我是在出国前才接触的，当时为了找复合材料力学中关于细观力学的一些知识，就发现了沈老师不少复合材料力学方面的著述，我当时阅读的是沈老师和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更开老师合著的《复合材料力学》一书。这两本书虽然通过各种途径都弄到了电子版，但是因为书太好了，而且想做些笔记，刚好赶上出国前有段时间购书比较狂热，买了一大摞书里就有这两本书，王勖成老师那本有限元那本书因为担心行李超重没有带过来，沈老师那本书带过来，就在写这篇博文的时候，还正在翻看那本书，才起了劲上网搜搜沈老师的一些资料，才搜到了文章开头央视那段忆钱老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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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才-国家——钱伟长之重

吴信 2010-8-7 11:38

又一位大师离我们而去。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在上海逝世，在很多人眼里，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追思大师，更重要的是检视大师所留下的财富，为后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丰厚的遗产，发现他的治学之本与育人之道等等，早在 N 年前，已经给了我们作答，缅怀其志，为大师送行，也为自己励志。 钱伟长晚年最关心三件事：一是如何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人才的培养；三是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自主创新。钱老说：自主创新，就是自己国家的问题自己解决，国家需要我工作到什么时候，我就工作到什么时候。 看大师的言语，可以看出他的远见： ◎什么是应试教育？就是学校忙于应付考试，小学应付考中学，中学应付考大学。现在的考试非常刻板，数理化都是硬碰硬的，差一分就落选，家长就要交许多钱。搞到最后，成了哪个学校升学率高的，哪个学校就是好学校。即使仅就智育而言，这也是片面的。 ◎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这与钱学森的观点多么惊人的相似。 ◎我 36 岁学力学， 44 岁学俄语， 58 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 64 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而在今天，很多人都等着退休，退休了就把所有的都放弃了，今天，我们应该像钱老一样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 ! 政府应该努力为每个人的终身学习提供便利、创造条件。 ◎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这使得我们联想起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钱伟长大师已经做了很多的实践，值得景仰，应该效仿，必须思考，不仅仅是个人，是科研院校等单位，也是社会和国家都需要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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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追忆钱伟长：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

zsguang 2010-8-7 09:40

追忆钱伟长：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 戴世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钱伟长研究者） 编前： 2010年7月30日清晨6点20分，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钱伟长院士辞世，享年98岁。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三钱。随着钱伟长先生离世，三钱的最后一位也离开了我们，中国科技界正面临一个大师凋零的年代。 长期跟随在钱伟长先生身边工作的上海大学终身教授、《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系列图书的审订者戴世强特为本刊独家撰文，意在对钱伟长先生乃至三钱的大师之路作一番探寻，并尝试就当下人们关注的钱学森之问做一些初步回答。 家学渊源 名师熏陶 钱伟长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叔辈都是乡村教师。父亲英年早逝，钱伟长受四叔钱穆的影响最大，钱穆仅上过中等师范学校，靠艰苦奋斗自学成才，毕生著述甚丰，多达76部（本），经、史、子、集皆精通，香港学术界称他是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四叔不仅资助钱伟长完成中等教育，而且经常让其陪读，少年钱伟长跟着四叔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投考高中时，由于数理基础差，钱伟长以末名进入四叔任教的苏州高中，在那里得到了钱穆、吕叔湘、陆侃舆、沈同洽等一代名师的指点。尤其是数学老师严晓帆让他每晚去教师宿舍为他额外补课，两人一起开夜车，从此钱伟长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而且是六十年一贯制。钱伟长先生生前曾说：在苏州高中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钱伟长成才最重要的里程碑是，18岁进了当时最好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他家境贫寒，幸好得到实业家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的资助，才圆了大学梦。 进清华后，他经历了大家知道的弃文学理的抉择，如愿进了物理系。如他在回忆中所说：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中，得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当时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6位著名教授，不仅讲课动人，而且同时都刻苦努力在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系内的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来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学者玻尔、狄拉克、郎之万都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 在这批名师（特别是吴有训）耳提面命的教导下，钱伟长的学业突飞猛进。他经常从四五点学到晚上十一点（当然下午四点半一般在马约翰教授指导下参加体育活动），跟当时的数学系文员比赛谁是清华第一用功生；他不仅学了物理系的所有课程，而且根据学校自由选科的原则，修完了数学系等系别的主干课程，在数理化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幸运的是，钱伟长进入清华之时，正是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执掌校政，梅先生的坚持学术领先、优教优育、无为而治的办学理念给清华带来了十七年（含西南联大时期）的辉煌。钱伟长是受益者之一（紧随他的是钱三强等人）。正如钱伟长先生在《八十自述》中所说：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的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可忘怀的六年。 中西结合 学派真传 钱伟长成才的第二个里程碑是：28岁负笈西渡，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得到了当时最优秀的一个科学学派哥廷根学派的真传。钱伟长曾师从于哥廷根学派的传人辛吉（J．L．Synge）教授和冯卡门（Th．von Karman）教授，哥廷根学派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他成为学术大师有关键性作用。 1940年9月，钱伟长与郭永怀、林家翘一起，来到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成为该系主任辛吉的门生。半年后，他们取得了硕士学位，成为多伦多大学办学历史上最优秀的、最著名的中国留学生。郭、林二位转赴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冯卡门的博士生，而钱伟长当时的研究方向与辛吉完全一样，他们分别从宏观和细观角度探索弹性板壳的内禀统一理论，因此留下攻博。 辛吉认为，钱伟长的选题有前沿性，符合当时的迫切需求：随着飞机、火箭、大型结构物等的涌现，板壳构件变形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而当时的板壳理论五花八门，缺少统一的形式与分类。于是师生间反复切磋。那时辛吉应邀将参与庆祝1941年的冯卡门六十大寿，就让钱伟长以此为题，赶写一篇祝寿论文。钱伟长连开了一个月夜车，到1941年年初，论文定稿，编入冯卡门祝寿文集。钱伟长与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28人一起成为该文集的作者。钱伟长一举成名，大大增强了跻身于一流科学家之林的自信心。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Synge，Infeld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学院也多次和vonKarman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廷根学派的传人。哥廷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对物理过程的理解，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用得漂亮，用得朴素简洁。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 1942年，钱伟长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统一理论》，并在创刊不久的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分三篇连续发表，成为后来一段时间的弹性力学工作者必读的经典之作。而后，钱伟长到冯卡门处做博士后研究，更多地接受了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熏陶。 1943年，他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研究了薄壁柱体的变扭问题，两人多次讨论后，用全新的思路，完成了变扭率扭转的论文。冯卡门审阅后高兴地说，这是他署名的弹性力学论文中最富有经典味道的论文。钱伟长与冯卡门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钱伟长说：在这一晚的谈话中，使我充分理解了哥廷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这里对哥廷根学派做一简单介绍。哥廷根大学创办于1734年，长期以来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数学中心。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素有德国大学王子称号的哥廷根大学，以倡导自由、独创的学风闻名于世。这种治学精神终于使它成为培育20世纪科学巨匠的摇篮。正是哥廷根的一批学生，为原子弹和空间时代奠定了基础。哥廷根学派创始人克莱因认为，工科大学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应该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家也需要具备一些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是哥廷根大学的一大改革。此后几十年，它对全世界大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多伦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在学术理念上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他尤其懂得了哥廷根学派的基本特点理论与实际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结合，建立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他在这种氛围下逐渐成为大师，也把这种优秀的科学传统带回了中国。 三钱之路 如出一辙 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详细探寻三钱中的另外二位钱学森和钱三强的成才之路。这里，只指出他们与钱伟长先生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代有良好的成长环境。钱学森的父亲是教育家钱均夫；钱三强之父是著名国学家钱玄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就懂得爱国当自强，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都接受了最好的高等教育。钱学森毕业于名校交通大学；而钱三强则是比钱伟长晚两届的清华物理系的高材生；他们的大学教育，使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他们有欧美留学经历，在国外接受了名师指点，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而且在三十岁左右就建功立业，开始跻身于国际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因此，三钱成为大师决非偶然。 三钱都已远行，国人在悲恸之余，都在寻思：新的大师在哪里？于是，就有了钱学森之问。 回顾钱伟长等大师的成才之路，我的感悟是： 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诺贝尔奖不是靠拔苗助长规划出来的，大师是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必须通过优化成才环境，才可能有大师涌现； 优化环境的头等要务是优化教育。人们都心存疑问，八十年前，我国的国力远不如现如今，为什么那时的清华、北大、交大（还有条件极差的西南联大）能培养出大师来，现在反而不行了呢？上个世纪我国拥有大师级的教育家、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等，现在我们有吗？关键是我们缺少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缺少高瞻远瞩的教育大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条件奢谈大师； 优化教育的要务是给办教育者足够的自主权。毋庸讳言，八十年前的大学校长的自主权比现今大多了，他们有最高的人事权、财权和外事权，现在有吗？大家还记得，蔡元培先生由于当年的北洋政府剥夺了他做校长的自主权，愤而辞职。现在，上海大学尽管不是名校，但却是内地办得比较有章法的大学，就因为它的校长钱伟长比上海市长名头还大，他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他能在上级的支持（有时是被迫支持）下，放开手脚地干，干得比一些名校还痛快； 必须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努力汲取我国古代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先进理念，结合实际，为我所用。 还可以列举更多。在我看来，造就大师，首先要优化环境，为准大师的成长营造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地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三钱。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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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对我国力学事业的贡献

热度 1 武际可 2010-8-6 16:28

钱伟长对我国力学事业的贡献 钱伟长先生逝世了，人们说他是教育家、应用数学与力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为了纪念这位我国力学界的领军人物。这里大略谈一谈他在我国力学事业上的贡献。 力学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我想力学界的朋友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独立的力学研究和教学。早先的力学研究和教学都是大学工科、数学、物理系科的教员在教学之余开展的研究工作。最早在国内从事力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只有两名，一名是当年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的教授周培源，还有一位就是周培源曾经教过的学生钱伟长。所以他们两位和后来归国的钱学森和郭永怀一起被称为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关于钱伟长对我国力学事业的贡献，我认为只要提到以下几件事就足以表明他的学术地位的重要性了。 第一，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力学研究的单位，是钱伟长先生创建的。 1951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数学研究所，在数学研究所内建立了一个力学研究室。钱伟长是第一任室主任。这个研究室不久接受了一批像胡海昌、林鸿荪、郑哲敏、庄逢甘等这样有为的年轻人，在钱伟长教授的领导下，学术活跃、创造力强。短短几年内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 1954 年）、《弹性柱体扭转理论》（ 1956 年）。并且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如胡海昌（ 1928 －）的论文《论弹性体力学与受范性体力学的一般变分原理》（ 1954 年，《物理学报》）就是被钱伟长先生推荐发表的。后来被称为广义变分原理，世界各国的固体力学论著中称之为胡－鹫津原理。 1956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就是在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有新归国的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第二，钱伟长参与筹建北京大学力学专业。我国从来没有专门培养力学人才的系科。 1952 年国务院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的主导思想是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来重塑中国的高等学校体制。在苏联的教育模式中，力学专业总是放在综合性大学数学力学系内的一个专业。于是决定在北京大学设置数学力学系，这个系是由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三校的数学系合并的，下设数学与力学两个专业。力学专业从 1952 年招收第一届学生。它是中国的第一个力学专业。筹办力学专业的教师以周培源教授为首连同吴林襄、钱敏三个教员，还有钱伟长先生的研究生叶开沅、和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陈耀松一共只有 5 个人，靠这 5 个人来开出力学专业的全部课程是不可能的。所以北京大学力学专业的筹办实际上多亏许多其他单位的支援，它的开办成功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力学界的贡献。钱伟长派出他的得意研究生叶开源参加筹建北大力学专业，实际上是对这个专业的最大支持。因为在前无力学专门人才培养系科的条件下，能够有一个人参加进来都是十分值得珍惜和宝贵的。 第三，钱伟长先生，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力学培训班。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各方面的建设急需力学人才。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清华大学于 1957 年成立了力学培训班，简称力学班，招收大学工科毕业生学习两年力学然后分配去急需力学专业人才的单位。这个班第一任班主任就是钱伟长先生、后来由于钱伟长先生被错划为右派，被免去了班主任改由郭永怀教授担任班主任，并且聘请校外教师和调动清华大学各系的力量给以支持。力学班先后招收了三届共约 290 名学生，在各高等学校新成立的力学系科还没有毕业生之前，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力学专业人才。 文革后，有一个阶段，由于钱学森先生到航天部和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力学所的工作无暇顾及。有一个阶段，力学所想请钱伟长先生主持工作，不过科学院希望在钱伟长调任科学院之前，按照当时平反的政策，应当先恢复他以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不过由于一些人的阻挠，没有回复他的副校长的职务，所以调动没有成功。后来钱伟长想法调出清华，几经周折，才被上海市接纳。于是就在上海为力学事业建立了新的功勋。这就是 第四，创建上海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与此同时开创了全国现代数学与力学系列学术会议（简称 MMM 会议），开创了理性力学的研究方向和非线性力学的学术方向。这些事比较近，年轻人都知道，所以就不必细说了。 现在在力学界的许多第一线的学者，有相当多数是从北大力学专业和清华力学班毕业的。而钱伟长恰好参与了前者的创办，而直接就是后者的创办人。在我国众多的力学研究单位之中，中科院力学所是举足轻重的一所综合性研究所，而钱伟长是它的最早创办者。有这几件事，我们应当体味得出钱伟长先生在我国力学事业的发展上的重要地位。 在科学研究成果本身因为钱伟长先生涉猎范围很广，在许多方面我没有发言权。但我了解，钱伟长先生在力学中最著名的贡献，就是他在 1941 年与他的导师 Synge 合作发表的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方程》。因为后来我所从事教学与研究的领域恰好就是弹性薄壳的理论与应用，所以对钱伟长先生的别的著作并不熟悉，但是先生的这篇著作却是我当年入门的引导，我曾经认真拜读过。 1941 年那个时候，从国际上看，板壳理论正是从个别问题的探讨走向普遍统一的理论推求的阶段。钱伟长先生的这篇论文领潮流于这一研究方向。它不仅概括了以往线性问题的研究，还为后来薄壳的非线性理论奠定了基础，进而，通过对复杂的方程式的各项之间数量级的比较，把问题化归于若干简化类型，所以这篇文章在薄壳领域内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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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世强对刘广明博文的评论

热度 1 zdwang 2010-8-5 21:46

戴世强对刘广明博文的评论 王振东 科学时报8月2日曾发表张巧玲的文章钱伟长的三大愿望,文中介绍了 郭永怀的弟子李家春院士所说 做科研、创期刊、办教育，这是贯穿于钱先生一生的 三 个愿望。 文中明确指出： 钱伟长终身从事的是教育事业。办教育、培养人才，是钱先生的第三个人生理想。 科学网 8月1日 发表了 高等教育学者 刘广明的博文 《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本人于8月2日写了博文《钱伟长的教育思想》对此文提出了不同看法 （刘广明己在文后评论中承认没有研读过钱伟长的著述，他的看法片面） 。今天看到科学网电子 杂志 周刊 在钱伟长专题中， 将刘广明的博文推荐给科学网读者 （刘广明并没有修改补充其博文） ，同时又看到在钱伟长先生身边工作的、 郭永怀另一位弟子戴世强 教授 ,对刘广明的博文也发表了评论意见， 我建议科学网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让读者同时看到对刘广明博文的不同意见,以更全面地了解钱伟长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思想、理论和杰出贡献。 附： 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 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评刘广明教授的博文 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刘广明教授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高等教育学专家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 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 ，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钱伟长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文题一般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 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 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为了什么？ 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 刘广明先生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 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 下文中指出： 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 他提到了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于蔡元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一本《蔡元培教育文选》（共 252 页），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刘先生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梅贻琦先生页没有教育学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再来看一看钱伟长先生的情况。钱先生自 1946 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以来， 64 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刘广明先生那样割裂历史，把钱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 1983 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 27 年。钱伟长先生 1951 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就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31 日）。 2000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 403 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 36 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 书记 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 2006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 594 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 90 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 1946 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 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 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 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 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钱伟长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针对性强，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蔡元培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 70 ～ 73 页，见链接 2 ）与钱伟长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 582 ～ 584 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许多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刘教授所说的 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 的大事。 写到这里，想问一下刘广明教授， 不知道钱伟长先生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的论断？ 进一步来说，刘教授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 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 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 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刘广明教授对钱伟长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又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 还得感谢刘广明教授，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钱先生的遗著《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 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同意者，在顶字那里点击一下（这是我的青年朋友教我的测度民意的办法）；反对者，更是十分欢迎公开发表意见。 戴世强 写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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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周哲玮：教育家钱伟长

Mech 2010-8-5 15:02

2002年10月9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的九十华诞。在他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教育事业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钱伟长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他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学术成就，也形成了深刻而独特的教育思想。要理解这些成就与思想，应与了解钱伟长先生的生平结合起来。 一、代表钱伟长先生的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他是国难家贫，特殊时期培育出来的爱国者；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爱国者，其中为数不少的是所谓受主龙恩，知恩图报这样忠君的爱国者。但是钱伟长先生却是一个贫家子弟，虽出身于书香门第，大半辈子也没有飞黄腾达。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处于国难之中，而家庭也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这样的青少年时代，培养了他的一种特殊感情，一生中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个联系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生活磨练出来的切身体会。 钱伟长先生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多次讲到，他在1931年9月16日进入清华大学，是以文科的优秀成绩考进清华大学的。然而9月18日，日本人一夜之间就了占领东三省。国家民族的命运，使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方向，弃文从理，坚决地要求转到物理系。 在一二.九运动中，钱先生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后，凡是清华大学学生参加的重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他都参加了。他还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抗日宣传团，骑着自行车南下宣传。在当时清华大学里，公开参加这些抗日救亡运动的，研究生里只有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钱伟长先生。 1940年钱伟长先生考取了英国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已经上了船要到英国去。但是当他们发现在护照上有日本的过境签证，全体留学生马上拿着行李下了船。他们认为在国耻时期，不能容忍有日本的签证盖在中国的护照上。 抗战胜利后，钱先生马上在1946年就从美国回到中国。当时对美国人用的理由是，离家多年，儿子已经8岁了还没见过，所以要回去探家。1948年，中国处在内战时期，清华的教授都非常艰难，生活非常苦。这个时候，钱学森从美国回到北京，看望了这些老朋友。他觉得钱伟长的生活太困难，告诉他加州理工学院仍然欢迎你回去工作，还可以把全家一起带去。但在办理签证手续的时候，当中有一栏：如果中美交战你能不能站在美国一边，他的答案是NO，毅然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他从加州理工学院回来的时候，就抱有这么一个愿望，一定要在中国办一个像加州理工学院一样高水平的学校。不知道这个历史，就不能理解钱校长的办学热情。上海大学的师生员工都知道，钱校长提出的20年规划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上海大学建设成一个具有加州理工学院这样水平的一个学校。因此，新的上海大学成立的大会上，钱校长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办好与世界上以城市命名的优秀大学并驾齐驱的上海大学。 第二，在钱先生成长的过程中，受到最优秀的中外文化的熏陶； 在中小学时代，他就受到他的叔父、国学大师钱穆，语言学大师吕叔湘，还有音乐大师杨荫浏等人的教诲。清华大学的时候，有叶企荪、顾诘刚、吴有训、马约翰；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有辛祺和英菲尔德；到了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在冯*卡门教授身边工作。这些学者都是当时在各自领域里最杰出的大师。在中外最优秀的文化共同熏陶下，在钱伟长先生的身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素质。你既可以看到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又可以看到那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人格。同时，你又可以看到西方文化所提倡的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特点。几年前，复旦大学举行的亚太地区大学校长论坛上，浙江大学潘云鹤校长曾经讲过，古代曾经是东方文明灿烂的时代，当时东方是超过西方的。近两百年来，西方的文明胜过了东方的文明。那么二十一世纪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潘校长认为应该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时代，不再是简单的东方战胜西方，还是西方战胜东方。用这个观点来回顾钱先生的经历，也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五十年前的争论中，钱伟长先生提出的、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是正确的一些观点，当初为什么不能为人所接受呢？答案恐怕就是：只有在我国对外开放进行改革的今天，真正接受东西文化交流的时代才得以到来。 第三，一辈子自强不息、改革不止 钱伟长先生在小学的时候，就由于家庭的困难和社会的动乱，换了六个学校。到初中又是有很多的课没有正正规规地上。在他的《八十自述》里可以看到，小学中学十一年的教育，真正上学的时间还不到五年。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钱先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没有学过平面几何。当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一个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力学家，告诉我最基本的平面几何他没有学过。到高中的时候，他的数学是要专门补习、要晚上加班的。到了大学，又由学文转为学物理。因此，在他的学生时代，你可以看到他不断在补课，从来不是按我们所谓的科班出身、按部就班这样培养出来的。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过程里，他每次都能战胜困难，每次都能赶上，每次都能成为强者。因此也就培养出钱伟长先生非常强烈的自信心，培养出他一辈子的自强不息，一辈子不安于现状，一直要进步、要改革。 二、拆掉四堵墙 钱校长的教育思想应该是围绕拆掉四堵墙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来展开的。四堵墙即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拆掉这四堵墙集中地反映了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 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一个是大学体制上的改革，把多学科的综合大学改组成为单科大学和文理科综合大学。一个是教学制度上的改革，建立了以专业为核心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把原来的校院系的结构，改造成了校系教研组的结构。还有一个教学和科研怎么分工的问题。大学是同时作教学科研，还是学习苏联的体制搞大科学院，科学院搞科研，大学搞教学。这也是五十年代争论的一个焦点。现在来评价五十年代初期大学改革，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第一，这样的大学改革是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对口的专业人才，而且，高等教育的规模也逐渐得到了扩大。但是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科学（学科）的发展规律和大学的内在逻辑。同时，大学不搞科研，按专业有计划的培养人才的这样一个结构，造成一个问题，大学里大多是比较详细的、比较仔细的来教学生已经成为定论的知识，而脱离了正在发展的知识，这就造成现在所说的违背规律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减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拉大了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钱先生原来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加者。当时为了学苏联，清华大学开展俄语的速成试点的工作，钱伟长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他主持了这项工作。1952年7月，第一期培训1个人，第二期11个人，取得经验以后，八月份有238个人，经过15天90学时的集中培训，都掌握了8001000个单词，翻译了大量的教科书。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他的一些观念、观点与当时的政策产生了冲突。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在20世纪开始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西欧的影响，最后，以清华大学为代表，基本上走上了美国大学的路。而当时，美国就代表了封锁中国的帝国主义，而苏联代表了支持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朋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学术观点的争论演变成为影响钱伟长先生几十年的政治结论，恐怕也是历史的逻辑，非个人所能预料和改变的。 具体介绍一下关于几堵墙： 第一、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 1954年到1956年我国第一次制定自然科学12年规划。当时候钱先生就主张一个观点，是为政府搞规划，而不是为了学科搞规划。现在在制定规划的时候，是以国家任务为主导、还是以学科发展为主导，也有争论。当时，钱先生认为应该为国家的建设搞规划，因此把500多个科学家提出的500多个项目，归结到55项，再加上基础研究，最后是56项。 1956年，钱先生在我国的科学任务这篇文章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什么叫世界水平？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也要搞一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从中国水平到了世界水平了。而是说，在通过这个规划12年内，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上，有足够数量和足够水平的科学工作人员来研究解决我们国家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上存在的科学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建设中的科学上的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而不仰仗人家来帮我们解决，这就是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我觉得这样一个观点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正确的。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曾经讲过我们国家有三钱。原来以为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成就而称之为三钱。这次我才弄清楚，是因为他们在科学规划制定时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起的作用才有三钱之说。 文革结束以后，钱先生到了上海，当上海工业大学的校长。在他的《八十自述》里，他讲到：我首先考虑到上海工业大学怎样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直接为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市的经济建设服务，怎样开拓办学路子，怎样进一步加强和生产的联系，怎样消除学校和社会的隔阂。 新的上海大学成立了以后，他多次反复强调，上海大学的特色就是上海两个字，上海需要的我们就要办。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钱先生更是这样要求。大学本科我是学水工建筑的，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跟了钱校长作研究生，学了固体力学，到84年读博士的时候，钱校长就动员我们，希望原来作固体的，现在去作流体，力学本来就是一家。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就作的流体力学。在博士论文答辩毕业以后，我问了钱校长一个问题，我说，钱校长你看我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就这样一个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问题，我挨了一顿批评。钱校长说：你还是那套做学问的想法，什么叫往哪个方向发展，是将来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作的。为了社会搞教育，为了社会培养人才，为了社会做工作，这一点贯穿了钱伟长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生涯。 第二、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 钱校长多年坚持必须把教学与科研结为一体。在五十年代有这样一个说法，科学院搞科研，大学搞教学，虽然最后并没有成为定论，但是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大学应该是两个中心，既是研究的中心又是教学的中心。有的学校就产生了两个中心两套班子的现象。钱先生和教育部师资处的领导同志谈话的时候提出，反对两个中心两套班子的分离论，推行一套班子两个中心的教学和科研的结合论。 现在高教法的第六条规定了，高等学校的任务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牵涉到怎么看待创新，究竟什么是创新。在上海大学的多次的报告中，钱校长反复强调创新与条件的问题。他说：创新首先要有科学性。创新精神不是拍脑袋，科学创新要搞清楚有什么局限性。科学实践告诉我们，真理有普遍性，也有局限性，超过这个局限，真理就成了谬误。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就有很多限定，所以实验必须在符合必要的条件时才能重复。什么叫科学发展进步了呢？就是某些条件变了，把从前的科学真理加以改造，突破原有的局限，这叫进步，叫创新。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句话，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但钱伟长先生早就跟我说过，这句话起码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说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在学校里问题都给你规定好了，你给出答案。但当你走向社会，面对实际工作的时候，你要首先提出问题，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科研工作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个搞科研的教师和不搞科研的教师是有根本的差别的。 钱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讲课的时候，重点是讲结论还是讲条件。在基础课的教学当中，相当多的重点是在讲结论，讲具体的操作的方法。在上海大学曾经发生过一次争论，我们提出搞科研的博士生导师也要上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果然就有老师去上了，上课以后，与原来上课的老师发生了争论，争论在统考出题的时候，题目到底出的对不对。我们原来上基础课的老师讲，这个题目就是应该这样出的，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明白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他应该会做。而这位搞科研的老师认为这个题目没有限定条件，没有把这个问题需要指定的条件讲清楚，换句话来讲，这个题目是做不出来的。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指导思想上的差别。差别到底在哪里？也许，搞科研的教师没有一直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那么熟悉它的定理、它的推导和它的习题，但是最重要的，搞科研的教师才会有这样主观的要求，碰到任何一个问题，必须把条件规定清楚。 现在很多学校都要求教师一定要有博士学位。我们好多系里现在已经提出来，要么你去读博士学位，要么你准备离开我们这个系。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钱伟长先生在八十年代就提出来，经过研究生培养的年轻老师，应该首先开专题课，开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作一篇博士论文，起码要看100篇左右的文献，他掌握了这个方向里最新的知识。开这样的专题课，他们比老教师更有优势。这样的教师，首先对研究生和大学高年级的学生开专题课。逐渐的成为副教授以后，可以开专业课。资深的老教授，应该去开基础课，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知识面也宽了，工作经验也丰富了，讲课的经验也丰富了，你也有能力掌握100多人的大教室里的教学秩序。钱校长多次举过这个例子：四十年代，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包括周培源都曾同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射推进实验室工作。后来钱伟长先生回到中国，林家翘先生是到了MIT，他到MIT开课就是讲他的博士论文的一些理论，过了几年以后，他才开流体力学，而最后他在MIT的王牌课程是微积分，是对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开的。这样做，我们的学生一进校就可以接触到我们学校水平最高的教授。对于他们来说，重点不是教给这些学生已有的知识、已有的结论，而是要给同学们展现科学的思想、科学的魅力。这就是我们钱校长一直希望做到的一个目标。 第三、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 在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的时候，建立了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的体系，或是说非常有计划、非常仔细的一个体系。可以看看当时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也是争论的焦点的一篇文章，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这篇文章开始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后来钱先生觉得没讲清楚，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中有一段话：我们并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分得较细，订定目标，按计划来培养的。但是，这只有在工业发展比较定型的情况下，按不变的比例发展着，技术上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时才是可能的。像1930年间一些较成熟的专业就有过这样的稳定情况。但是，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是这样的，国家工业发展的比例起着急剧的变化。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技术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不仅每月都有新的技术部门在形成，就是一些比较成熟的部门，也不断受到新技术的撞击而起着根本性的变革，工程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取得科学基础的支持。分工过细，对学生进行过分刻板的培养，就很难适应这样的要求。 这是1957年发表的文章。现在2002年再来看这篇文章，感觉到钱校长对这种形势发展的看法，即使到今天，虽然是用不同的语言讲出来的，仍然说明了事情发展的规律。 钱校长最近还强调，我不是反对抓专业教育，而关键是专业过早、过专。而且在我们中国大学这样的学制下，专业的教育应该放到研究生阶段，本科还是一个打基础的通识教育。如果按这种专业教育做下去，那么基础就不够广阔，而且，学术思想也不行。 第四、教与学之间的墙 钱先生在《八十自述》里讲道：认为学生只有通过老师教才能学的传统教育思想，已不能满足当前高等教育的需要。教与学本来是一对矛盾，教虽然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面对新的条件也能解决问题的人。 钱先生特别强调，教和学这一对矛盾里，学是主要方面。钱校长认为，教师应该循循善诱，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应该是靠管理，应该要做到通过老师的引导来促成学生的自学。 教会学生自学，也就是教会学生战胜自己，克服自己的不足。自学总会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有三种：一种是本来就没有解决的问题，还需要人类继续探索的；一种是你现在掌握的知识还不足以理解的问题，学到后面就会懂了；还有一种可以绕过去的问题，就像一个人走路，不会把所有的石头检干净了才能往前走的，走远了回头看，小石头早就看不见了。但不管哪种问题，都应该记下来，以后解决一个划掉一个。 现在上海大学已经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自学能力作为一个合格的本科生的要求，不管是什么学科，文科还是理科，什么专业。当你毕业的时候，已经成熟的经人总结的知识，不需要老师教应该自己能学会，达到这样的水平就是一个合格的本科生。 对于硕士研究生，应该要求培养调查研究能力。这个调查研究在不同的学科里是不同的内容。文科里的社会调查，理科里的文献调查，工科里的生产实践调查，这些都是对你所研究的领域里正在发展的东西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而对于博士研究生，应该具有提出问题的能力。在钱校长的好多讲话里都讲到，一个真正的博士研究生不应该是老师给题目他去做的，而是应该老师向他介绍几个领域，发展比较快的领域，由这个博士研究生本人，经过调查研究提出问题，而由导师来帮他把把关，你是不是可能根据你的条件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这样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就能够满足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师资队伍建设所需要的年轻的教师。当他毕业的时候，他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解决，但他已经知道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怎么往下做。 怎么来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第一次见面时钱先生就告诉我们，有几门基础课是必须学透的，完全掌握，比如说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气体力学，还有分析力学。他当时给我开了一个单子，而且还告诉我，应该要掌握几门外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等。但是只有英语是要求四会的，其他的看懂文献就可以了。其他的课程怎么办，不能象这样一门一门课的学下去。课程已经学了不少了，但是你做了多少工作？缺的不是上课，而缺的是做工作的能力。所以他当时跟我讲，研究一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你要么缺少理论要么缺少工具，缺少理论的地方解决理论的问题，缺少工具的地方解决工具的问题，但是都要解决到恰到好处，解决到刚刚能解决你现在面对的问题就够了。你应该继续再做新的问题，下一次碰到了你再来。力学中碰到的数学问题很多，要捏着鼻子跳进数学的海洋里，但不能淹死在里面，当年辛祺教授就是这么说的。几十年下来，你的知识结构就跟任何一个人的都不相同。这些知识都是跟你的工作经历有关的，所有的知识都是经过你应用而掌握的。 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破除四堵墙以外，钱校长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上海大学的师生都非常熟悉钱校长的这句话：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钱校长还有一段话：我们主要希望我们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是掌握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所学的课程也好，专业也好，无非是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来训练大家掌握这种方法。 我曾经看到钱学森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也算在科学上有成就了，成名了，但是回到中国以后，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要参加学习，学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发现，我多年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方法，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我在跟钱伟长先生接触的过程中，同样感觉他是真正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决不是当口号来说的。两位科学大师，虽然一位一直处于顺境，一位是长期处于逆境，但是都不约而同的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新校区建成以后，钱校长提出了一个想法，对于学生来讲，主要的培养不在课堂上，而是在课外。这也不是钱校长一时的想法，而是在他的脑子里有多少年了。这时提出来，是因为新的上海大学，具备了比较好的物质条件，比如我们的校舍，我们的运动场，使得这一想法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钱校长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召集了体育部所有运动队的教练和学生工作部门负责学生社团的老师。在这个会上他提出，培养学生主要的在课外，要通过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通过学生社团的活动，文艺的活动，体育的活动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素质和他们的水平。在庆祝钱伟长先生九十华诞的活动中，有一个项目就是钱伟长杯上海高校大学生足球联赛。钱校长自己掏钱买了奖杯。参加这个杯赛的学生，不能有体育特长的加分，它必须是面对全体的大学生。要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拼搏精神，不怕失败的精神。这是现在素质培养最重要的部分。 四、建立灵活的办学管理模式 2002年5月，211工程一期建设验收专家组认为，上海大学在校党委和钱伟长校长的领导下，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培养创新性人才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教育理念。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并形成了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和导师制为核心的特有教学管理模式。 学分制、选课制 1950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还是保留学分制的，当时对学分制作出了规定，教学、实验、实习 三个小时加起来算一个学分。后来在52年学苏联的时候就把学分制取消了。实际上，学分制相应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大学办学的体系；学年制是相应于计划经济条件体制下办学的体系。现在你无论到哪一个用人单位，企业也好，事业单位也好，你会发现一个工作小组、项目组里包含了多个不同专业的学生。而在过去的观念里，你在这个部门必须是这个专业的，否则就叫不对口。人才培养规格的多样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开始推行全面学分制，第二年在刚合并的整个上海大学推行，遇到很大的阻力，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几年之内，就在全国风行，它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本身就是一个培养人才的环节。而不是说到最后开始上课了，才开始培养人才。学生如何设计自己的知识结构，如何选课，在这么多的可能性里，如何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且要对自己的选择后果承担责任，实际上是对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在这样的框架里，我们提供给学生多种选择的可能：可以自主选择专业方向，自主选择课程，同样的课程里选择老师。上海大学在97年就规范地实行了转系制度，领先其他学校若干年。 对于教师来讲，要在一个竞争的氛围中工作。但是我们并不主张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一种适度的竞争。促使教师提高自己的素质，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更重要的，要开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课，淘汰过去是好的、而现在已经落伍的课程，形成一个良好的、与时俱进的机制。 30年代清华大学实行的就是选课制。钱伟长先生当时在物理系就读，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相当多的人现在都是院士。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物理系，四年下来，只有12门必修课，而我们现在有40多门。当时赵忠尧先生讲电磁学，只有45个小时，讲了一本经典的电磁学教材，还有两本电机系的教材：一本直流电机一本交流电机。同时，钱先生还选修了数学系的课程，化学系的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在学分制、选课制的条件下培养出来，所以钱先生一直觉得这样的体制是利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的。 短学期制； 国外一些大学一直实行短学期制，比如钱伟长先生工作过的加州理工学院。针对现在上海大学的情况，提出短学期制，钱校长曾经写过这样的话：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延长暑期，可以给教师充分的时间备课和进行教学研究。对于学生而言，短学期的考试很像期中考试，易于准备，成绩易于提高，在暑期中有充分的时间自学补习、进行社会调查和工厂实践。钱校长曾经有一次直接跟同学们讲，如果节奏放慢的话，有些同学会有很长的时间都去玩，然后在学期末的时候，再凭小聪明来跟上队。你们这样做虽然是过了关了，但实际上你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加快学习的节奏，也是短学期制的目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教师要精简教材，要更新教材，不能再照着教材，照本宣科。对于选修课来讲，我觉得钱校长内在的思想是，选修课应该不依赖于教材，而依赖于教师的科研成果，依赖于教师的讲义。他多次引用过一个例子，钱先生的热力学是叶企荪先生教的，当时他的成绩非常好。因此西南联大在昆明期间，当叶企孙先生为一个事情要出差，就让钱伟长先生代他热力学的课。但是他的讲稿给了钱先生以后，钱先生拿到讲稿后发现内容变了。在钱先生上热力学课的时候，都是理想气体，而给他的内容都是金属学的，研究的对象变了。他感觉到好的课应该都是这样的。他认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样讲是要不得的，应该把重要概念，把它的发展，把它的来龙去脉跟大家交代清楚，其他的内容应该学生自己看。吴有训先生的物理就是这么上的，一堂课只讲了一个概念就是质量。 四、老骥奔驰、壮心不已； 钱伟长先生从来不愿意屈服于现有条件，决不会因为条件不成熟就不去推动、不去争取。我们都知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这句话。 我们应该另外一句话来形容钱伟长先生，那就是老骥奔驰、日行千里， 因为我们钱校长一直不停在奔驰前进。就在今年，他在又在上海大学的党政干部会议上提出了20年的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分几个步骤实行。第一步，我们所有的教师都要做科研，这一点一直贯穿在他的教育思想里。第二步，要进入学科发展的主流。最后，要使我们上海大学的教师们在学术高地上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总要有那几个学科方向，世界上在这个学科里工作的人，都会注意到还有一个上海大学也在做这个方向的研究。最终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为祖国建立一所像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那样的高水平大学。 参考文献： 钱伟长，八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8年 钱伟长，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 钱伟长，钱伟长文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许美德，中国大学 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 解放日报2002年3月21日，第三版 黄黔，我的导师钱伟长教授，钱伟长文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发表刊物：力学进展 第33卷 第1期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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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程昌钧：敬爱的老校长，您安息吧！

Mech 2010-8-5 13:35

得知钱校长与世长辞的消息，既令人悲痛又令人震惊! 前一段时间还有报道说:他老人家的身体非常健康，每天还可以扶着走3千步，同时头脑也非常清晰,每天还手握棋子自己和自己下棋。当时觉得老人家如此健康，真是上海大学的福分。也就在前几天，我们还谈到老人家的健康，都觉得他至少可以活100岁！ 但是，昨天早上竟然传来令人无法相信的噩耗，脑子一片空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知道钱伟长的名字,并最终能够在先生的亲自安排下在身边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记得最初知道先生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那时我还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大三的一个学生，叶开沅先生为我们讲授《弹性力学》，用的教材就是钱先生和叶先生合著的《弹性力学》，（钱伟长、叶开沅著《弹性力学》，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从这本书里，我学到了许多许多，可以说：这是我的立足之本。 后来和钱先生有过许多次的近距离接触，1979年在兰州大学由先生主持的《全国理性力学讲习班》上，亲自聆听过先生讲授《张量的内禀理论》，先生用他那高深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凡的讲课技艺，赢得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年轻学者们的无限敬意和钦佩。这次讲习班吹响了我国学者学习理性力学、开展理性力学研究的号角，正是借这股东风，我也开始了在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领域的研究工作。在随后的岁月里，我跟随先生几乎全程参加了由先生亲自组建的“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包括组织召开全国现代数学和力学系列学术会议（MMM)和国际非线性力学系列学术会议（ICNM）。在这个过程中，我目睹了先生在推动理性力学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的艰辛，更目睹了先生那非凡的胆识，超人的毅力，和他对科学的高瞻远瞩。先生不仅亲自主持这2个系列学术会议，为会议论文集作序，而且只要不是特别重要的会议，先生总要亲自参加会议，在会上做报告。如今，理性力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先生创办的“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委员会”也由上海大学一届一届地接力着，发展着，我想这是先生应该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这2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重新温习先生为MMM和ICNM文集写的序,我再次被先生那对数学和力学的发展过程、相互关系、相互渗透的理解，在不同阶段对学科发展的远见卓识以及高瞻远瞩的看法，是多么地令人折服。 在文化大革命那破坏性的十年所造成的文化和科学的荒漠基础上，先生从1978年8月，举办了“理性力学讲习班”开始，不遗余力地在我国各地举办各种内容的讲习班，例如 1979年8月，在上海召开“理性力学讲学讨论会”，重点：奇异摄动理论。 1980年8月，在先生的倡导下，由兰州大学叶开沅教授邀请A.C.艾林根教授来华讲学，内容为“微极连续统的理论和应用”、“连续统的局部和非局部理论和应用”、“液晶理论”和“波的传播”等。并组织翻译出版了艾林根著“连续统力学”及他主编的“连续统物理系列丛书”（19分册） 1981年4月-5月，在合肥召开“全国非线性波专题学术会议”。 1982年10月，在无锡召开“全国非线性力学会议”。 1983年11月，在武汉召开“分岔、突变、稳定性学术会议”。 这些会议上形式不仅是先生主持的，而且先生亲自授课或者做报告，为科学的荒漠上注入了清泉，为培养一代新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在先生倡导下，成立了“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后改为专业委员会），并亲自任组长。其目的就是三个“推动”，即推动理性力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推动非线性力学的发展，促进力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促进现代数学和力学的结合，推动边缘学科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培养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使我国的非线性科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专业（组）专业委员会成立之后，在钱伟长先生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下，由专业（组）委员会发起并成功举办了2 个著名的，也是影响深远的系列学术会议，即著名的MMM(3M)会议和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ICNM，同时还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举办了相关的学术会议来推动理性力学在中国的发展。 自从1986年在北京召开第1次MMM会议以来，至今已成功地组织了十一届3M会议，今年8月10日-14日将在贵阳举办第12次MMM(3M)会议。差不多是每2年举办一次。同时也出版了11本会议文集，发表论文约1200余篇，其中专题与综述性报告150多个，参加会议人数约1500人。 再一个著名的会议是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ICNM。如果说MMM会议是先生为培养我国非线性科学的队伍为主要目标，那ICNM会议就是把这支队伍推向国际，推向世界。 自从先生于1985年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第1届ICNM会议以来，作为会议的主席，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主持和参加下，至今已成功地组织了5届。每届ICNM会议都出版了文集，总计发表论文约1200篇，其中专题与综述性报告100余篇。参加会议代表约1000人，其中外宾338人。 这里只从一个侧面介绍了先生在推动我国非线性力学的发展所进行的大量工作，其实先生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科学家、教育家，这只是先生一生中所从事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工作。但是就从这少部分工作，也足以可见先生对我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现在，先生走了，我们怎么学习先生的精神、继承先生的事业呢？ 我想，首先就是要像先生那样不管何时何地都要热爱祖国，要有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终身奋斗的崇高理想；同时又要脚踏实地地、始终如一地去实践，不要遇到困难就半途而废，要能够耐得住寂寞，甘于清贫，兢兢业业地在力学教学与科学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要以这样的精神把先生的遗愿和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下去，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我们敬爱的老校长，您安息吧！ 程昌钧 二0一0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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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戴世强：一叶障目 以偏概全——评刘广明教授的博文

Mech 2010-8-5 12:49

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 见链接1 ），刘广明教授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高等教育学专家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 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钱伟长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通常，文题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是为了什么？ 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了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 刘广明先生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 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下文中指出：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 他提到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于蔡元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两本论文汇编：《蔡元培教育论集》和《蔡元培教育文选》（共252页，见 链接2 ），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刘先生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梅贻琦先生也没有教育学系统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再来看一看钱伟长先生的情况。钱先生自194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以来，64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刘广明先生那样割裂历史，把钱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1983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27年。钱伟长先生1951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 2000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403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36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把教育改革深入持久地继续下去。 2006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594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90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1946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 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 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 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 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钱伟长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大师，针对性强，实践性好，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蔡元培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70～73页，见链接3）与钱伟长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582～584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许多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刘教授所说的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的大事。 写到这里，想问一下刘广明教授，不知道钱伟长先生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的论断？ 进一步来说，刘教授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另一方面，教育学家不见得就是教育家，因为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行当，没有足够的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正确的教育理念，决不能滥竽充数为教育家。 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刘广明教授对钱伟长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 又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 还得感谢刘广明教授，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钱先生的遗著《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 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同意者，在顶字那里点击一下（这是我的青年朋友教我的测度民意的办法）；反对者，更是十分欢迎公开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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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早就说过何祚庥也是两弹一星，打假者都躲哪去了？

chemicalbond 2010-8-4 09:26

逝者很可能是无辜的，媒体多半是无知的，而选择性的打“假”行为却是无耻的！ 难道量子力学的运动规律真的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否则说它是“伪科学”一点都不过分，这么大的假不打那打个球啊？ 参考 1. http://www.cnddcw.com/Html/news/20097/2009727185128.html 【附件：上面网页的全文， 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做客腾讯网 】 2.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qianweichang2.txt 钱伟长不是“两弹一星”元勋 ?·方舟子· 　　新华社７月３０日的报道《“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追记与世长辞 的钱伟长教授》称“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 钱’”，国内多家媒体，也纷纷称钱伟长是“两弹一星”元勋，包括《光明日 报》、《新京报》、《新闻晨报》（上海）、《三晋都市报》、《楚天金报》、 《海峡都市报》、《山西晚报》、《三湘都市报》、《现代金报》、《钱江晚报》 以及台湾《联合报》。 　　实际上钱伟长从未参与“两弹一星”工作，更不是“两弹一星”元勋。1999 年表彰的“两弹一星”元勋共23人，其中“三钱”为钱三强、钱学森、钱骥。钱 三强负责原子弹、氢弹；钱学森负责火箭、导弹；钱骥负责中国第一颗卫星的设 计，1983年就去世了，知道的人不多，可能因此以讹传讹传成了钱伟长。钱伟长 如果1957年没被划成右派倒也有可能参与“两弹一星”。1957年成了右派以后钱 伟长也干不了什么事儿，就相当于技术员，当然就是“万能科学家”了。这本是 时代悲剧，却自诩“我自己没有专业，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就成了个人 悲剧。不过，从与胡海昌院士争夺广义变分原理首创权不惜进行人身攻击的恩怨 看，钱伟长其实还是很看重自己的专业地位的。 　　有媒体评论员称：“钱伟长老先生仙逝了。以‘三钱’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 家，包括‘两弹一星’功勋专家，全部驾鹤西去了。”实际上“两弹一星”元勋 至少还有10人健在，公众较熟悉的包括周光召、朱光亚和去年获得科技最高奖的 孙家栋。 　　国内报道还称，爱因斯坦看了钱伟长的博士论文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 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钱伟长的论文研究的是“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无 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对应用力学特别感兴趣。困扰爱因斯坦多年的是统一场这个物 理学最大的问题，不太可能被一个供研究生研究的三级学科问题困扰多年。 (XYS20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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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钱老讲话

热度 1 Mech 2010-8-3 11:05

昨天写读钱老的书，后来想想还听过钱老讲话。余生也晚，与钱老几乎无缘。虽然在同所学校、同一学科，也只是见过几面。见面的方式通常是钱老在台子上讲话，我在下面听。 1994 年参加 MMM 会议，开幕式上，有位固体力学的前辈和流体力学的前辈发生争论。钱老出来各打五十大板，说固体前辈不能认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也说流体的前辈不能因为还有问题不能解决就否定人家抓住了主要矛盾。 1998 年参加 ICNM ，算是有机会与钱老见面。估计他也不知道我是所里的博士后，但还是很客气的与我握手，并说句当时听起来莫名其妙后来越想越有道理的话。话很平易，但没有阅历理解不了。近几年，我渐渐明白这句话。但天机不可泄露，我就不在此公之于众了。 2000 年前后，钱老到所里与教授们讨论研究方向，还让准备近期的 AMR 供查阅。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不过我比较紧张，提了个很傻很天真的问题让自己难为情后，就没再说话。那个问题是什么我真忘了，不是不好意思说。似乎钱老的回答是他不知道。不过，那次讨论也让我更知道 AMR 的重要，经常翻阅，后来花了几个月写篇综述在上面发表了。 2001 年，钱老召集学校的教授开会。主要是钱老讲话。印象比较深的是钱老说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论文是硬道理，其它的报奖、项目等都有许多学术外的因素。不过，钱老提出对位教师要破格提拔而征求大家意见时，问了几次大家是否赞同，居然都没有人表示支持。我当时其实觉得应该支持的，但没敢说话。 2004 年，钱老有到所里给力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报告。因为已经看过钱老的书，因此报告的内容都似曾相识。而且钱老的发言已经难以打住，虽然仍有内在逻辑。他的秘书、亲属等多次试图制止都没有成功，后来是校领导几乎强行打断，乘钱老喝水时，让大家鼓掌，感谢钱老的报告。 我觉得我这辈人，主要是通过钱老的著作学习钱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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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钱伟长先生的宣传最好还是实事求是

pukin 2010-8-2 23:41

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教授７月３０日早晨６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９８岁。 钱伟长先生的大名被我们这辈人所熟知并不是他的科学成就，而是因为他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称为三钱。三钱的名号在中国可谓是如雷贯耳，在老百姓中的普及率那是相当地高。 三钱中最有名的自然是钱学森先生，这个是毫无争议的。但接下来的两钱谁的名气大，可能就仁者见仁了【俺先声明一下，这里不讨论谁的学术水平高，只说在老百姓中的名气】。实事求是的说，由于钱三强先生去世将近20年了，而钱伟长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多年，所以我个人认为钱伟长先生的名气可能要大于钱三强先生。 至于这三人是什么什么之父，我等老百姓当时并不是很清楚，也是最近几天，在缅怀、悼念钱伟长先生的文章里，三钱是这样被之父的： 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 钱伟长【中国】近代力学之父 钱伟长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逝世无疑是科教界的重大损失，各大媒体和网站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也包括科学网博客。 但在一些权威媒体对钱老生前取得成就的报道中，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失误。如果是一些小报，宣传上的一些失误也许是难免的，但对于像新华网这样的权威媒体，出现这种硬伤是不应该的。比如： 新华网上海7月30日电（新华社记者杨金志、俞菀）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教授7月30日早晨6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钱伟长一生传奇而磊落，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时至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都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纯粹的爱国主义是钱老的人生底色。 区区不到200字的开头，就有两处硬伤： 1、【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 】两弹一星元勋共有23位科学家，其中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 但元勋名单里面的确没有钱伟长先生 。 2、【 时至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都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后，学分制的倡导者是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作为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刘道玉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领全国之先。 所以国内学分制的倡导者真的不是钱老 。 钱老是人也不是神，宣传他的成就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对逝去和活着的人都是一种尊重。 23位两弹一星元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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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钱老的书

Mech 2010-8-2 21:14

非常意外三钱中仅存的 钱伟长 先生与世长辞。不久前，还听与钱老有交往的人透露，他已经进入无喜无忧的境界，将益寿延年。因此，我在大会发言中说， Aged 98, he is a legendary figure belonging to the realm beyond the wildest imagine of common people. 重新通读钱老的《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记得这本书是十来年前钱老召集学校的教授开会，会后每人赠送了这本书，上面还有钱老的签名 ( 章 ) 。 自己并非教育方面的专家，只是从事具体教学工作的人，更倾向于从比较朴素的观点 ( 也就是比较低的层面上 ) 理解钱老的教诲。对于钱老关于教师如何搞科研、研究生如何选题、学生如何自学等非常有共鸣。至于办学方针、学制等，其实也超出了我们普通教师关注的范围。 如果一定要概括，就我的理解，钱老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创新和贯通。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需要有创新意识，要全面发展，能与时俱进地适应甚至引领时代的需求。 在负责申报国家精品时，按要求需要列出 200 字以内不超过三项课程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我觉得这应该是申报的点睛之笔。其中前两点都与钱老的教育思想有关。 贯彻钱伟长院士培养全面的人和打破四堵墙的办学理念。 结合本校三制办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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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牛人？牛粪？

sheep021 2010-8-2 12:34

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在新中国最缺钱的时代，毅然回国效力，创造了举世辉煌，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和承前启后的意义。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大牛人，我们要做的是如何站在牛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些。 然而，有的人偏偏喜欢把牛人说成一团牛粪，还洋洋自得，似乎站在牛粪上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只有这样才能既把自己当作鲜花，又找到了插花的地方，一举两得。 苏东坡总以为自己禅功了得，竟然把佛印看作牛粪，不想被佛印一屁打过江。 我曾为东坡感叹，一代文豪，喜文爱医，参禅悟道，结果空留诗词和肘子供人谈啖，禅道上留下的几乎都是笑谈。不过，这也不算难堪，貌似苏东坡的人真多啊，前仆后继，络绎不绝。这不，大师刚刚离开，牛粪接踵而来 （不一一点名了） 附： 佛印禅师和苏东坡坐禅的对话 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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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三钱”之思：力学之后是什么学？

sheep021 2010-8-2 11:17

三钱走光了，实验室被拆了。有人说，这意味着一个科研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科研时代的开始。 三钱造诣极深，涉猎专业极广，建树甚高。我不知道，三钱时代，能否以力学概括。暂且这么称呼吧。随着导弹、卫星、载人航天、登月、火星探索等事业的突飞猛进，力学也已登峰造极。在古代，天文学发达，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天文历法、占星等，，近代则是物理学独盛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日益深入，天文学和物理学早已融为一体。下一个发展点在哪里？或许生命科学 北斗历法是最早的科学（文：李守力） 天文学为科学之母。科学二字，科从斗，斗表示天文星占，禾指农业生产；学的繁体字學，是一位学者（子）在占卜（爻）。学字甲骨文是双手捧爻的形象，意指学习卜辞。科学二字合起来的含义是通过占星和占卜以指导人事。 由于在视觉上北斗在天空指挥者群星运行，所以北斗就成了天空的焦点。北斗历法成为最早的历法，也即最早的科学。 当今全世界都在使用七日星期制度，可见北斗七星历法最古老，也最持久。二十八星宿、四十九大衍之用，都是北斗历法的遗存。 曾有人这么说过：顶尖的科学家多是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多是天文学家，而顶尖的天文学家，终都走向星象学领域。牛顿就是一个例子。他曾成功预言在他死后二十三年发生的地震以及大气层的活动。正如他所说，在一七五○年的二月，发生北极光风暴，接着就是伦敦大大地震，加上时速达一百英里的强风，数千人因此而丧生。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天文学家象托勒密、第谷、开普勒、哥白尼、伽里略、培根他们同时也都是大占星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也是占星学的信徒。事实上当这样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为了研究占星而开始进行天文观测的。中国古代的甘德、石申、李淳风，瞿昙悉达，僧一行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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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的教育思想

zdwang 2010-8-2 08:16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 王 振 东 刘 广明 的博文“ 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认为钱伟长 在教育理论方面 没 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 ， 看来是对情况不够了 解 所下的结论 。 据笔者所知，钱伟长 先生 近十多年己有多部系统阐述其教育思想的著作， 如 ： 1. 钱伟长，钱伟长文选，杭州：浙江科技出版社，1992 2. 钱伟长，八十自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3. 钱伟长，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 4. 钱伟长，跨越世纪，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5. 钱伟长，钱伟长文选（第一卷至第五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上海大学也己有一些研究其教育思想的论述，如： 1. 戴世强，论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力学进展，2003，33（1）：4-20 2. 周哲玮，教育家钱伟长，力学进展，2003，33（1）：21-26 3. 冯秀芳，钱伟长治学理念及教育思想初探，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06 笔者并不在上海大学工作，因2006年曾受邀评阅冯秀芳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以对钱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些了解，上面所列肯定不全，但己可作为刘广明博文的补充。 据笔者认为，钱伟长的教育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提出“拆掉四堵墙”的主张，亦即：拆掉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这 是 他教育理念的一种 集中体现。 要拆的第一堵墙就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 以密切学校与社会和工厂企业的联系, 进一步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 拆掉“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强调学科交叉，夯实基础，淡化专业，注重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交融，立足培养复合型人才。 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主张高等学校既要办成是教学中心，又要办成科研中心，反对在大学里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分开。 拆掉 “教与学之间的墙” , 认为“教”虽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问题的人。 2.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愛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这是钱伟长对 其 人才观的高度概括。正确的人才观能够影响人才培养的方向、手段、目标和结果。。 3. 建立灵活的办学管理模式，形成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和导师制为核心的特有教学管理模式。 作为教育家， 钱伟长 高瞻远瞩，提出 了 独特的教育思想，积极倡导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主张实施通才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强调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二者的辨证统一。同时 又 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如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 、导师制 等。无论是五十年代在清华大学、还是后来在上海工业大学及现在的上海大学， 钱伟长都将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了实践。 谨以此文缅怀钱伟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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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学森揭批钱伟长

热度 2 郝炘 2010-8-1 17:11

人民日报 1957 年 7 月 17 日 钱学森揭批钱伟长 钱学森在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科学研究要完全自由，不要计划不要组织的说法。 钱学森说，现在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如果说不要计划能进行现代科学研究，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钱学森指出，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钱学森说，钱伟长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还没有很好认识。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 钱学森并揭发钱伟长一贯耍两面派的手法。他一方面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上赞成力学研究所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说这个计划 劲头小 ， 作得不够 ；一方面又在清华大学说这个计划不行， 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非垮台不可 ，言下大有在清华重搞一套之意。 钱学森说，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 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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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lgmxxl 2010-8-1 09:57

7 月 30 日 上午 6 时，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在上海逝世。一般的报道总是这样来介绍这位伟人：钱伟长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百度百科的介绍是钱伟长（ 1912 2010 ），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历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看来，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基本成了共识。那么，钱老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有哪些呢？ 在了解其所以为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之前，我们还是应该首先给教育家界定一些条件。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育家，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高尚朴素的教育情怀。教育家一定视教育为生命，必须以育才为乐，并把育天下英才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对待教育不会有任何的功利思想。 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 第三，独立创新的原创成果。教育家一定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且这种真知得到世人、特别是教育学领域专业人士的认同。 第四，功垂千载的实践成就。教育家在成为一名理论家的同时，也一定是一位实践者。他或者领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或者指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并使这所学校、这个地区的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 第五，广博深远的社会影响。教育家的思想、教育家的实践决不是当下的产物，它的影响是跨时代的。即影响当代，也会影响今后几代、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如孔子的教育思想、黄炎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等。 如果以以上五个条件来量测一下钱老，钱老被教育家有其合理要素。 关于第一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的教育成就主要体现在上海大学（原 1960 成立的上海工学院前身。 1994 年，上海工大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原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现在的上海大学）。钱老被任命为校长时是 1983 年，当时钱老已经 72 岁高龄。一个对教育没有朴素情怀的人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任命的。且他任上海大学校长后，没有要上海大学的一分工资，也没有要住房。 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在这点上，他与当时名声显赫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有一定差距。后二人都有教育方面的专著面世。 关于第三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在当校长时提出了著名的拆除四道墙的口号：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拆除学院和专业之间的墙，实施通识教育，办综合性大学；拆除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师生互动。同时率先在大学中实施三制：即完全学分制、选修制、短学期制。这三种机制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常规办学机制。 关于第四条，钱老也是完全具备。钱老接手上海工业大学时，上海工业大学名不见经传，且受文革影响，处于完全的崩溃边缘。而如今的上海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无论是办学水平，办学声誉，还是整体办学条件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先进。钱老亲自制定的自强不息的校训和求实、创新的学风在上海大学生生不息。 对于第五条，钱老应该完全符合。一个是他老人家倡导的完全学分制、短学期制、选修课制已在中国扎根。另外，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钱伟长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组，并申请到上海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我想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这种影响将是广博深远的。 综合观之，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 愿钱老安息，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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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先驱钱伟长

fs007 2010-7-31 21:49

方舟子 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正在采访上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不禁佩服其记忆力之超群，90多岁的人了，对年轻时代的事仍记得清清楚楚，侃侃而谈。由此才知道钱院士原来还是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先驱者。他是这么对记者说的：他是1946年回国的，48年的时候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怎么过日子？而他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 　　是不是钱院士口误，把8千说成了8万了呢？于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多年来钱院士就一直在对记者说他当年在美国的年薪是8万或10万美元。 　　例如，《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4日刊登《爱国是我终生不渝的情怀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一文，记载钱院士的话说：当时我在国外的生活相当好，当过技术方面的洋官，每年十万美金，但我不稀罕。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虽然工资数目和买的暖水瓶的数量略有出入，但还在同一个数量级。 　　又如《新民晚报》2004年3月1日登的《与体育结下70多年缘分专访钱伟长》一文记载钱院士的话说：我姓钱，却不喜欢钱。1946年回国的时候，美国给我的年薪是8万美金，要挽留我在他们那里工作。我却坚决回来了。此文还说：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爆出冷门：清华大学的小个子钱伟长以13秒4的成绩跨入了100米栏的前三名！看来钱院士小时候就是个小刘翔嘛，不出国争光实在是可惜了：去年多哈亚运会我国选手刘静获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成绩也不过比钱院士当年快了一点（12秒93）。男子没有100米栏，只有110米栏，不好比，但1952年第一届亚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成绩是15.2秒，如果跑100米栏，应该是跑不过钱院士的。 　　当然，感动大家的不是运动天才的钱院士，而是谢绝高薪聘请的钱院士。例如一篇发表于2003年6月10日的文章《为留芬芳在人间》如此说：是强烈的爱国信念给了钱伟长巨大的精神力量，钱伟长放弃年薪十万美金的洋官，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奋斗 　　钱伟长1946年回国，回国前为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研究工程师，这一位置的年薪在现在估计也就七、八万美元吧，美国工资真够稳定的，60年不变。1946年8万美金是什么概念呢？根据MeasuringWorth.Com，1946年的8万美元，按消费价格指数算，相当于2006年的82万美元，按非技术工资算，相当于142万美元，按人均GDP算，则相当于223万美元。全美国能拿这么高工资的人屈指可数。当时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7万5千美元，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也只有5万多美元，加州理工真够有钱的，竟给钱伟长开了这么高的工资，在当时该算得上高校工资第一人了吧？华罗庚在美国时已是大牌教授，年薪据说只有约1万美元，比钱院士差远了。 　　钱伟长在节目里又说，当时喷射推进实验室又希望他回去，他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填表格有一条是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这也相当奇怪。当时（1948年）中美是盟国，怎么可能问两国开仗时效忠于哪一方？即使是敌国，也不可能傻到公开这么问，否则岂不是公告天下凡是获得签证的人都是准备背叛中国的？钱伟长在标榜自己的爱国气节的同时，岂不是在污蔑当时去美国的中国人全都是在签证时正式声明了想要卖国的？ (XYS2008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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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偉長為何被打成右派！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0-7-31 14:17

其實，今天紀念錢偉長先生，在我看來最重要的莫過於研究和反思錢先生被打成右派的公案。 好像本網談得不多。 鄙人沒有什麽研究，但是這段公案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文革，也可以幫助我們反思中國高等教育。 據說，後來要給錢偉長先生平反，蔣南翔先生是死活反對的。 我覺得錢偉長先生的辦學思想比蔣南翔先生的要好。 蒋南翔为什么要整钱伟长和袁永熙 反.右运动50周年 回顾、剖析与余波 校长蒋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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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追忆中国科技界“三钱”

maokebiao 2010-7-31 11:02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0-07/31/c_12394315.htm 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中国科技界三钱 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详细 　　 著名科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钱伟长30日在上海逝世 钱伟长(资料图片)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７月３０日６时许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１９１２年。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出生，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 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资料图片：钱伟长教授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资料图片） 　　新华网快讯：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７月３０日６时许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１９１２年。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资料图片） 钱伟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毕业留影。 钱伟长清华大学理学学士毕业照(1935年 北京)。(来源：东方网)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2009年10月31日早在京逝世 钱学森 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1911年出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 资料照片：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6日上午冒着细雨，先后登门看望了60年来为我国科技、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朱光亚、何泽慧、钱学森、王大珩和胡亚美，向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这是温家宝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1992年6月28日 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北京逝世 1992年6月28日，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新中国成立后，他从研制原子弹、氢弹，到中国整个高能物理科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在北京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讲课。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1992年6月28日，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新中国成立后，他从研制原子弹、氢弹，到中国整个高能物理科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华社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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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两个教育家：钱伟长和朱九思

热度 3 cwhm 2010-7-31 08:23

文革后的钱伟长在清华大学的日子不是特别好，表达了想离开清华想去南方发展的想法，这个时候很多学校都开始跟钱老接触，有上海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安徽大学，还有就是华中工学院。朱九思是当时华中工学院的院长，华工能从50年代建校初一个普通的教学型地方大学成长为改革开放初期一所研究型重点大学是离不开华工的缔造者朱九思，文化大革命期间，朱九思老院长把很多清华的老教授从牛棚里请到了华工，使得华工教授的人数一跃在文革后排在全国前几。朱九思院长也邀请钱老去帮助建设学校的力学专业并指导研究生，后来又想 让贤 请钱老来做院长，令钱老十分感动，但钱老说：要我到蒋管区（指时任部长蒋南翔）中去任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事。钱老后来虽然没有来华中工学院做院长，但是他从当时的华中工学院指导并招收了研究生，在戴世强教授的博文中 《保留珍贵记忆的信件》 也有记述。当时从华工工学院招生的两名博士生是周哲玮、王蜀，周哲玮后来成了上海大学的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 戴教授的另一篇博文也写到钱先生对于患难之中帮助过他的，从不忘却。比方说，一提到《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他一定会提起新闻出版署、交通部、重庆交通学院、 华中工学院和朱九思先生 ，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钱老在自己的 《八十自述 》 中也 提到过载1979年3月到华中工学院讲《变分法有限元》，以后又讲了《奇异摄动理论》，1981年10月又在华中工学院首讲《穿甲力学》，讲义40万字是在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的帮助下在于7月13日-9月16日在江西庐山编写。 在《应 用数学和力学》杂志的网站上找到下面一些珍贵的照片部分记述了那段历史： （《应用数学和力学》武汉办事处：前排： 钱伟长（左2），朱九思（左3） ；后排：左起韦凌德、徐尹格、严映慧 。图片来自 《应用力学与数学》网站 ） （应用数学和力学讲座第11期合影：前排左起第9人为主讲人钱伟长院士，左7、8为重庆交通学院倪中廉副院长、陶中哲院长，10为 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 。图片来自 《应用力学与数学》网站 ） 30年过去了，钱老驾鹤仙去，朱九思仍然健在，但早已不是院长了；昔日的上海工学院合校后成了今日的上海大学，华中工学院也合校后成了华中科技大学。如果钱老当时来了华中工学院，两所学校的高等教育史又将该怎么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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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伟长：人生没有如果

xupeiyang 2010-7-30 21:01

详细报道 http://view.news.qq.com/zt2010/qwc/index.htm 当人生的 轨迹被历史的车轮沉重辗过时，最容易被历史遗忘的个人悲喜，似乎也被掩埋在发黄的故纸堆中。但人们选择性收看雨过天晴的彩虹，至于暴风骤雨中那一声低沉的叹息，只有在时光的磨灭中，渐行渐远 有人说，钱伟长太全面了，他在科学、政治、教育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钱伟长见到记者时仍然在强调他不变的那句话，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他用六十多年的报国路诠释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专业：爱国。 你认为，钱伟长该不该回国？ 应该 47% 3206 投票 不应该 53% 3719 投票 钱伟长轶事:抗日期间拒绝日本签证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1日03:08 扬子晚报 钱伟长在课堂上。资料图片 清华大学毕业照。 多伦多大学博士照。 钱伟长、孔祥瑛夫妇。 　　作为学界巨星三钱之一，钱伟长的一生可谓成果丰硕，为后人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学术财富与精神财富。 　　然而，他的一生却经历过大起大落，面对人生的转折，钱伟长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命 var sinaBokePlayerConfig_o = { container: "p_player", //Div容器的id playerWidth:298, //宽 playerHeight:250, //高 autoLoad: 0, //自动加载 autoPlay: 0, //自动播放 as: 0, //广告 tj:0 //推荐 }; sinaBokePlayerConfig_o.autoLoad = 0; sinaBokePlayerConfig_o.autoPlay = 0; SinaBokePlayer_o.addVars("vid", 36187701); SinaBokePlayer_o.addVars("as", 1); SinaBokePlayer_o.addVars("logo", 0); SinaBokePlayer_o.addVars("pid", 1); SinaBokePlayer_o.addVars("head", 0); SinaBokePlayer_o.addVars("tjAD", 0); SinaBokePlayer_o.addVars("tj", 0); SinaBokePlayer_o.addVars("vblog", 2); SinaBokePlayer_o.addVars("singleRss", "http://video.sina.com.cn/iframe/fourlists/p/news/c/v/2010-07-30/154761072363.xml"); SinaBokePlayer_o.showFlashPlayer(); 运：回顾我这一生，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一生当中所有重大选择都是为了祖国。 　　 高考中文历史满分，物理只考5分 　　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一个诗书家庭。 　　起先，他就学于家乡的七房桥小学，后来由于家乡失火，他又陆续进过荡口镇的三所小学，但学习时断时续，时间都不长。13岁时，他来到了无锡，先后在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随在苏州中学任教的叔父钱穆读书，学习到了数理化和西洋史，之后就一直跟随着叔父生活。 　　在19岁那年的高考中，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钱伟长属于偏科生，在数理化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 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起初，物理系主任根本不收他，经他软磨硬泡才勉强同意，但只能试学一段时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他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极度用功。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把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进黄浦江 　　1939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当得知所乘船只要经过日本，让他们在横滨逗留3天后再起程时，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他们全体愤然离船，大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 　　后来，英国人道歉说不知道你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 　　 如果中美交战，拒绝站在美国一边 　　抗战胜利后，钱先生1946年就从美国回到中国。 　　1948年，中国处在内战时期，清华的教授都非常艰难，生活非常苦。这时，一个老朋友从美国回到北京看望他。老朋友觉得钱伟长的生活太困难了，告诉他加州理工学院仍然欢迎他回去工作。但在办理签证手续的时候，当中有一栏：如果中美交战你能不能站在美国一边，他的答案是NO，毅然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曾助伦敦免遭德国导弹袭击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于是，请求被转到了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 　　当时，钱伟长正在这个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一招很灵，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曾不胜感激地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与德军玩了个雕虫小技的人并不是美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即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科学家的钱伟长。 　　 论文曾让爱因斯坦感叹 　　钱伟长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爱因斯坦看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开创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 　　回国后，钱伟长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1948年受钱学森之邀准备去美国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但终因其拒绝放弃中国而忠于美国，未获得签证未成行。其间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和学术的领军人物，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后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 　　 发明钱码，输入速度第一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科教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钱伟长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而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也对中文信息处理作出了重要贡献。钱伟长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即钱码)在1986年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从34种方案中脱颖而出，被评为A类方案，单人输入速度第一。 　　1983年，70高龄的钱伟长以年轻人般的活力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据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人事报 　　 ■钱伟长语录 　　我不是党员，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的终生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 　　我一辈子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今天干这个，明天又干那个。我说我是看国家哪方面需要我，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我的基础好一点，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做。 　　我可以临时开一个题目，保证三个月内就可以开展。我会查资料，看书也快，今天干完这个，明天就可转到另外一个题目去。我的题目很杂，什么都有，因此有人说我是万能科学家。其实不是万能，不过我会去学一类东西，我会看人家的东西，看懂了我自己能下结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下去。我懂得爬在人家肩膀上，我要永远爬在人家肩膀上。 　　我不是天才，我的学习是非常勤奋的，我发现很多东西我还不懂，需要，我就学。你们不要相信天才论，关键是在于刻苦和努力。没有学不会的东西，问题在于你肯不肯学，敢不敢学。 　　什么是应试教育？就是学校忙于应付考试，小学应付考中学，中学应付考大学。现在的考试非常刻板，数理化都是硬碰硬的，差一分就落选，家长就要交许多钱。搞到最后，成了哪个学校升学率高的，那个学校就是好学校。仅就智育而言，这也是片面的。 　　学校体育很重要。好处之一是自身健康，另外运动也可以培养人，培养人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 　　据新华社 钱伟长笑谈当年考入清华时物理仅得5分 来源：CCTV新闻频道 播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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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二战时钱伟长曾帮助伦敦免遭德国导弹袭击

xupeiyang 2010-7-30 20:28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30日 12:48 新浪航天 资料图：纳粹德国V2导弹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于是，这件事被转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 　　当时，钱伟长正在这个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钱伟长仔细研究过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了。 　　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一招很灵，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曾不胜感激地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与德军玩了个雕虫小技的人并不是美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即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科学家的钱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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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不看‘钱’的科学

creator 2010-7-30 14:29

三钱归来不看钱， 三钱仙去只留钱。 为得三钱科学意， 悼罢三钱也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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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

alaurel 2010-7-30 14:17

2010年七月的最后一个早晨，新上海大学奠基人钱伟长先生辞世，享年98岁，这位已近百岁的高龄老先生的治学精神尤为值得我们学习。知道钱老是读本科期间，看到上海大学的成绩，并看到是一位年届90岁的老人执掌。 他出生在风雨激荡的旧中国，成长在一个炮火连天的民族危亡的时代，江山破碎，民生凋敝，新生的国家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旗手，然顺利发展了十载，国家政难，困惑了二十载。改革开放，民生发展。四十年国家建设，彰显老将伏骥，志在千里。 感慨万千，然逝者已乘鹤仙去，不可追。 然，钱老的辞世，亦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的现代化却在这样让人迷醉的时候送走了她的伟大的第三代中华留学生，那时一批为了科技强国而奉献终身的特有时代的情愫。为这代人，致敬！为三钱，致敬！ 愿我们的国家可以顺利转型,可以让她的子民享受科技发展的成果！！！！ 钱伟长先生，您走好！好运！！！ 愿天堂也有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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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伟长生平至少2大贡献 参与制定12年科技规划

bestener 2010-7-30 13:59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 一、新中国诞生，他忙碌且自信 这时候的钱伟长，年富力壮，激情四溢，就像绝大多数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报国之心，急切地希望把他们所掌握的世界科技发展动向、最新的知识、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奉献给周围的同事、所在的单位和自己的国家。 1949年至1956年，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在国家事务方面，都显得很是忙碌而且总是自信满满。在清华大学，他于1949年成为首届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教务长(刚解放头几年，没有任命新的校长，由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主政，教务长是周培源，还有一位副教务长是费孝通)，1952年升任教务长，1956年升任副校长(校长是蒋南翔)。在学术界，他是全国力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还有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并任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自动所与自动化学会的创办人，是中国科学院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在国家事务方面，他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在1949年至1956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少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项贡献是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还有一项贡献是他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为确定我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培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召集了来自全国各行各业60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住在北京西郊宾馆，费时近半年(1955年秋至1956年春)，确定了57项任务。在规划过程中，当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周恩来提出要从这57项任务中找出特别紧迫的需要国务院支持的项目。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又另外组织了一个紧急措施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黄昆、罗沛霖、王大珩、马大猷等人，按照吴明瑜的说法，他们都是中国科技界精英中的精英。 吴明瑜，时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参与者，也是以后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主要执笔者。紧急措施小组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就写出了需要重点发展的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四大紧急措施的文件。这个文件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即决定在中科院新建了3个研究所和1个研究室，即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所和在物理研究所内新建半导体研究室，还从各个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了一批优秀学生进入研究所、室。钱伟长受命筹建自动化所并任所长。这四大紧急措施不仅是由当时世界科技发展形势所决定，也是代表世界技术革命的标志性领域，而且和当时中央决策的原子弹、导弹的两弹计划相一致。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以后，更显示出这个规划的超前性、正确性。 当年，在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作结束时，周恩来特别提到了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贡献，称他们为三钱。从此，三钱之名享誉九州，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仰慕的科学明星。 中国力学界认可一种说法，即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和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周培源，生于1902年，卒于1993年，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192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钱学森，生于1911年，浙江杭州人，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父，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曾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生于1909年，卒于1968年，山东荣成人，应用数学与力学家，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读硕士，1945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飞机回北京汇报工作，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在失事现场，人们发现他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是在飞机坠毁前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在令人心碎的遗骸中居然完整无损地保住了资料。同年12月，国家内务部追认郭永怀为革命烈士。钱伟长和上述三位科学家，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有着很亲近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十二年科技规划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郑哲敏，在2006年4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纪念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50周年座谈会上，回顾那一年参加力学科学规划的历史时说：力学学科以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笔者注：也有学者称为工程科学思想)为核心，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引导工程的发展。当时力学人才非常少，力学知识非常浅，与航空、航天需求形成巨大缺口。钱学森、钱伟长紧急筹办力学研究班，希望在短期内培养有工科背景的复合型力学人才。在十二年科技规划以后，第一个力学班于1957年2月开课，钱伟长、郭永怀亲自执教，第一批学生120人。同一时期，钱学森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所以为国家服务、特别是为国防服务为目标，以技术科学为指导思想，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我国力学以技术科学思想为核心、力学工作者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钱伟长在1956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力学大会学术报告中，有着更详尽的阐述。时过29年以后，他在1985年山东省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再次阐述了上述思想。另据当年中科院秘书处负责人、力学所筹建者之一的朱兆祥回忆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曾对他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学森回国之际，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再加一些研究人员。此事已经和钱伟长、周培源酝酿过，大家都赞成钱学森当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钱伟长于1953年在数学研究所内创立了力学研究室，力学研究所则建立于1956年1月。 从四大紧急措施的提出到力学所、自动化所的创建，为我国后来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钱伟长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大概是因为钱伟长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功和快乐，都是从敢想、敢做开始的，所以他不但在科学问题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也常常标新立异，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并因此在1957年以后遭受长达20年的误解和不公正的批判。 引文出处： http://news.qq.com/a/20100730/0012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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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今晨在上海逝世，“三钱”永垂不朽

sheep021 2010-7-30 13:33

资料图片：钱伟长教授 新华网快讯 ：记者从上海大学获悉，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早晨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1912年。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出生，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 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钱伟长标准像 钱伟长标准像 钱老一路走好，三钱永垂不朽！ 相关链接 钱伟长与钱学森 钱三强 被周恩来称为三钱_ 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波兰科学院院士。参加了波兰的力学会议、布鲁塞尔的国际力学会议。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2009年10月31日早上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 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1911年出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他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 的奠基人之一。 1992年 6月28日：鸦片战争纪念日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逝世 1992年6月28日，被誉为 中国原子弹之父 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新中国成立后，他从研制原子弹、氢弹，到中国整个高能物理科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在北京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讲课。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网友评论： 钱老一路走好！为你祝福！三钱都走了，中国科学界又少了一位大师！真希望中国现在的科学家多向老一辈学习，多做贡献！ 三钱都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可下个时代的开始在哪里？ 中科院力学所的创始人就是前些天被强拆的那个所唉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又一钱族走了，老一辈的大师见别了，新时代的我只有践行他的精神，作风，工作好，生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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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痛悼念钱伟长教授

liushengyong 2010-7-30 13:23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早晨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出生，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 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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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先生逝世，哀悼

phd9992000 2010-7-30 13:22

http://news.sohu.com/20100730/n273878380.shtml 读过先生与叶开沅合著之《弹性力学》，受益良多。愿老先生安息！ 江苏无锡，诗书家庭。中文历史，两个满分。成绩虽偏，能入清华。日酋事变，弃笔从戎。师从卡门，海外留学。 学术成就，人皆夸赞：弹性板壳，内禀理论。钱氏方程，经典里程。解救伦敦，免遭涂炭。中美交战，NO忠美国。 报效家邦，毅然回归。建国初期，功勋卓著。三钱之一，共享盛名。错划右派，研究不止。祖国需要，我的专业。 力学大师，电池内行。70高龄，上大校长。拆掉四墙，教育兴邦。不幸仙逝，涕零几行。道德文章，高山仰上。 伏惟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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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壳的启示

热度 1 武际可 2010-6-13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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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钱伟长老师及其师生恩仇

热度 4 Fangjinqin 2009-10-24 20:17

浅谈钱伟长老师及其师生恩仇 方锦清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 钱伟长教授是老师。虽然在美丽的清华园我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很遗憾没有聆听他的讲课的风彩。只听同学讲，他在课堂上不带讲稿能够滔滔不绝地有条不紊地讲，满堂生动而风趣。我真盼望有一天能够亲身体验和感受啊。听说，钱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磨难。 严冬后的春天突然到来， " 四人帮 " 被粉碎了，大快人心,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的。这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人们以万分的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来了多么喜庆的日子。 我盼望的 机会果然也来了， 1983 年 7 月我有幸参加了民盟中央在北京举办的多学科学术讲座，钱伟长教授主讲了“广义变分原理”。我与他有了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受益匪浅。下面是当时集体合影，我在最后排左边第二。 当时由于钱教授理论与实际结合，精辟讲解了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的“广义变分原理”。会上与他讨论,也许因为他既是我的老师又是学长的缘故,我感到他比较平易近人,谈的很投机,收获很大.会后，我们还进行了通信联系和探讨.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我应用广义变分原理求解了复杂电磁流体方程组，发表了论文,并在我院研究生部和研究室分别进行了讲授和介绍，反映都很好。 钱伟长在《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 (1980 年 ) 和《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 (1989 年 ) 的序言中，都曾写着： "' 四害 ' 已除，重新获得了科学工作的权利。欣逢 1978 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良好岁月，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 这是钱先生的真心愿望和自我自白。 ? 根据报道, 在 1978-1990 年这 12 年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奔波在祖国大地上，除青海、西藏、台湾之外，从连云港到伊宁、从大庆到海南岛，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声音。他到过约 160 个省、市、区、县，共讲了约 200 余场，听众共约 40 万人次。最僻远的地方是四川、甘肃交界处的南屏县；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昆明 (1980 年 1 月 ) ，设有 14 个分场，听众约有 3 万人。在乌鲁木齐的一次报告会上，曾有同志没分到入场券，竟翻墙而过，站在会场窗外听讲，还有许多人骑毛驴从很远的乡间赶来听讲，这都使钱伟长深受鼓舞。在作有关专题报告的活动中，他还和各地科技人员、教师、学生开了无数次座谈会，互相交流思想和经验教训。 ?? 在我参加的讲座上，除了学术上收获很大外，同时我也了解到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有一个在钱教授指导下已经成名的弟子，在钱教授蒙难(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竟然利用其职权，对他的恩师落井下石，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打击排除钱教授，特别是故意压制他的“广义变分原理”论文的发表,因为利用钱老师创立的广义变分方法,问题变得有规可循,非常简捷,以前依靠拼凑的方法显得相形见绌.钱先生对"弟子"的卑鄙的行径表示十分悲愤,给于充分的揭发和批判。老师一般都能以宽容的心对待学生,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一再不思悔改和恩将仇报的"弟子"，钱教授不得不断绝了他们的师生关系，这也是必然的事情。我十分同情钱教授,并赞成他的理所当然的果断态度。对于社会上极个别“子系中山 狼，得志便猖狂” 的一类小人，决不能掉以轻心啊！ 附录 : 网上简介钱伟长： 中国 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 院士， 上海大学 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民盟 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2008 年11 月15 日 ，经国务院侨办任命， 钱伟长院士 继任 暨南大学 董事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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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论科研工具与问题

musicriver 2009-9-6 14:29

钱伟长论科研工具与问题 40 年前我认识几位老先生，其中包括我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还有我的博士导师辛棋教授。他们两个人都给我讲过，做一番事情，我们用的工具要恰到好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屠夫，屠夫需要很好的刀，杀猪杀牛，一刀下去恰到好处立刻就死了，没有什么挣扎。这把刀不要超过需要，刚好就行了。还有一批人是专门做刀，整天在磨刀，是刀匠.刀匠是需要的，可是如果整天地欣赏，我这把刀磨得多好啊，而不去用就不好了。一个是著名数学家，一个是在科学上卓有成就的工程师，他们都反对科技工作者轻视实用，这个思想非常明确。换句话说， 不要作刀匠，要作屠夫 。我们非线性科学的发展，这句话也很关键。 希望大家能去找最好的刀，去杀最难的间题 。一刀下去正好，不要迷恋于不断改进刀。还有一种说法是发明电子计算机的冯诺依曼讲的，他讲得更明白，他说我们为了解决问题，必须从所有的方面来找解决间题的办法，去找出这个工具来解决间题。要捏着鼻子跳海，跳海很危险。因为不会游泳就会被淹死。所以要学会游泳，会在数学的海洋里寻找工具，可是一定要懂得找到了工具就算了，不要老待在里头，这个海太大，你一辈子也游不完。 摘自 钱伟长：谈谈非线性科学，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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