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看待中国道路：对日本兴起的再考察 （已首发于中评网http://www.china-review.com，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 王 键 近年笔者阅读了一些关于日本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关于明治思想界的书（《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读过之后，笔者惊觉在启蒙阶段，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已是相当之大。这个差距可以这样进行简单概括：日本的明治维新，已领先中国大概50年左右。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发生于1868年。此后日本思想界突飞猛进，开始了一段狂飙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前的时期。而中国虽然在明治维新前后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却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直到1919年才发生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五四运动而不是清廷的改革才能够在思想层面同明治维新相匹配。 明治思想界 从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和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虽然已有50年的时差，但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仍然相当大。纵观该书中列举的当年日本学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村茂树，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芦花，大西祝，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等人，都是些相当有想法的学者，不仅思想精彩，而且文脉深厚，修养水平也都很高。 反观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群启蒙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胡适、鲁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鸿铭、张君励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为、梁启超，笔者以为：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学识相形见拙，思想不够开明，而修养水平也比较一般。即使是像严复这样的学养较为深厚的中国学者，拿到当时的日本去，水平和境界恐怕也是排不上号的。当然，孰优属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以笔者的学识来进行判断，确有这样的感觉。像福泽渝吉，谈论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表达的相当精妙，几乎可和马克斯.韦伯媲美，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学者很少有哪个人可以把问题谈论的如此透彻清明，可见思考问题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再如冈仓天心，表述了“亚洲一体”的思想，相当大气磅礴，有博采众家之长且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中国的学者却鲜有这样了解亚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壮志，同时又能兼收并蓄的博大心胸。虽然中国也有像鲁迅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相比之下，鲁迅的修养和心胸似乎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入肉三分的幽暗笔锋，也许可解释为当时中国转型之中客观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其文字中密布的尖刻、绝望和睚眦必报，确实让人感受不到风度，看不到希望。 相比之下，很多日本学者的表达可堪称典范。如德富芦花在幸德秋水等人被政府处死后所发表的公开讲演，言辞有礼有据，娓娓道来，让人读后仿佛有身临其境且意犹未尽的感觉。再如内村鉴三，作为一名非西方基督徒，阐述自己如何转变为基督徒的个人自传《我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甚至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全世界“非西方传道者最优秀的说教”。而他身后留下的墓志铭，也非常耐人寻味，言简意赅却意象无边，充满精神的魅力： "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for Christ And all for God" 总之，像这一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确实非常罕见。 认知日本的偏差 此外，中国学界在研究日本时，由于受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的干扰，往往不能依据历史事实客观地看待日本，感情色彩干扰了学术研究，对日本的理解囿于一隅，问题视野也相当局促。 比如，通常中国媒体和学界总是认为，近代日本的兴起是“脱亚入欧”思想的产物，而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更是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观点的鼓吹手。但笔者对此考察了一番，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福泽渝吉的几部主要著作中，也根本看不到多少所谓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只是在福泽渝吉晚年所撰写的几篇报刊时评中，可以找到这个“脱亚论”的影子。但这几篇时评的篇幅、力度和观点，并不足以代表福泽渝吉的思想整体。 若从其《文明论概略》一书来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大核心：1、追求不断变革的自由主义观点；2、追求日本自立的独立文明观。也就是说，所谓“脱亚”或者“西化”，根本不算是福泽渝吉的核心观点。在福泽渝吉看来，“脱亚”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阶段由于日本文明落后于他人而需要采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脱亚”本身并不是目的。福泽渝吉也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前工业社会阶段，像孔孟之道这样的儒家文明体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后，儒学体系无法与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碍作用。 若综而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西化派，而是追求变革的自由派，而且非常强调多元主义视角和不同观点的重要。此外，福泽渝吉还非常强调保持日本文明自身独立性的重要性，而绝非随波逐流，沦为其他文明的附庸。从福泽渝吉对学问的独立和个人思想独立的强调来看，这一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作为公民，一个人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由此才可以不断追求思想和精神的独立，那么以此为基础的一个国家和文明，也应当在这样的个人的不断发展中，追求其文明自身的独立性。从福泽渝吉的逻辑来看，这二者丝毫不会冲突，而非常美妙地结合为一体。 有别于福泽渝吉，日本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冈苍天心，则是位出了名的保守派。冈苍天心自幼接受西洋教育，精通英文，甚至于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用英文写作出版，首先在国外发行，然后才有的日本版本。冈苍天心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1、思想层面，开创了近代日本自我认知的坐标系。2、美学方面，是日本重要的美学家。3、对茶道的理论化，以及向西方的传播。 在思想层面，冈仓天心基本上持有二个主要观点：“亚洲至上论”；以及“日本特殊论”。 观点之一：亚洲至上论，亚洲一体。亚洲至上，冈仓天心认为，亚洲拥有两个伟大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前者拥有孔子式的“共产主义”传统，而后者则拥有“吠陀”式的个人主义。虽然两大文明之间被喜马拉雅的皑皑白雪割断，但亚洲的精神却是一体——追求究极与普遍的爱之扩大，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亚洲的这一思想，也产生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亚洲文明的形态是复杂而多样的。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还有东亚的佛教，仿佛东亚所有思想之流汇聚起来的观念论的海洋。但实现这一复杂性的统一的则是日本。 观点之二，日本特殊论。冈仓认为，日本实现了亚洲文明复杂性的统一。它同时从印度和鞑靼两个源泉中汲取了养分，使反映整个亚洲的特性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天朝和天皇，历史上从未被征服，以及岛国的孤立于世，都使日本成为亚洲思想和文化的天然储藏库。而在中国和印度，前者历经了王朝的变动，鞑靼骑兵的铁蹄，和愤怒暴民的杀戮，这一切在中国一再发生，除去典籍、史料和废墟，什么都不复存在。后者则经历了匈奴族的粗暴对待，回教徒狂热的偶像破坏，还有欧洲殖民者无意识的文物破坏，使阿育王的时代，佛教的经典，以及诗歌的艺术，再也无法唤回。冈仓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文化遗产，只有在日本才得以原样保存。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高级”。因此，作为“上天”之民的祖国的日本，其天定命运就是保持并恢复亚洲的样式。使日本再生，使日本成为日本，使东洋的世界平安地穿过众多的暴风雨，带领亚洲走向昔日的坚强巩固。 冈苍天心的上述观点，视野相当博大。冈苍天心也开创了日本后来的“亚洲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也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孙中山所接受。但很遗憾的是，进入192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最终把“大亚洲主义”变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恐怕是冈苍天心和孙中山等人都始料未及的。 在日本兴起的过程中，无论是自由派的观点，还是保守派的观点，实际上思想都较开明，并不像传统观点描绘的那样崇洋媚外或抱守残缺。也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清廷的立宪改革会失败，而日本的立宪改革却能够成功。 现状和差距 回头再看，明治维新已经过去140多年，五四运动也已过去90余年。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大相径庭，日本经历了二战的失败，在美国的训导下从废墟中再次崛起。中国在内部不和反复争斗的情况下，踉踉跄跄赢得了二战，随后却在内战更大规模的血与火后选择了极权和激进的道路，最终也以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崛起。但事到如今，无论从物质文明的丰富程度来看，还是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来看，日本却仍然远领先于中国。 如果从精神的进步来看，就是同五四时期相比，中国迄今甚至都还没有取得什么非常值得自豪的进展，像当年的陈康、冯友兰、洪谦等一批学者，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几乎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反观日本，虽然在二战之前由于激进势力的兴起导致国内温和派失势，最终招致二战的灾难，但在战后日本还是做了相当深刻的反省，日本的文化、学术和思想界的恢复和进步也相当之快。战后的日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乏明治思想界的超越者。 日本的状况同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在明治思想界和五四运动的比较中，中国已经落后了50年。而在20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毫不夸张地，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却并没有比五四运动时的状况前进多少，那么，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这个至少50年以上的中日差距。中国目前最大的影响力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即使如此，现如今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也还没能达到1910-1949年期间的峰值。反观1910年代的日本，无论是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还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其高度都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够企及的。因此，中国虽然崛起，但仍和日本有50-100年的差距。这恐怕还是个中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失败的教训 日本的兴起过程中，明治维新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这个良好的开头却未能持之以恒。日本在1920年代之后，在形势本来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连续出现战略失误，最终招致了日本帝国的覆灭。这个失败的教训，既是非常惨痛的，也是非常值得汲取的。当然，日本为何会一步步走上失败的道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绝不是本文的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日本在改革的最初阶段顺利进行，国内思想文化也蓬勃发展，甚至政治制度也较同时代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更加先进的情况下（日本当时自由组党，媒体也相当自由），为什么没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无论如何，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来看，日本的民意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在19世纪20年代后连续发生了多次事变，如1921年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首相遭到暗杀，1932年的“五一五”事变，首相犬养毅（孙中山的好友）遇刺身亡，1936年发生“二二六”兵变，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温和派官员遭到激进势力的排挤甚至杀害。早在二战之前很久，日本国内已经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甚至于，犬养毅首相在遭暗杀后，几名青年军人凶手最终被政府无罪释放，而在关押期间还有日本民众集体切掉手指头寄送给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这些爱国青年军人。 从日俄战争到一战期间，日本同英国结成了英日同盟，在国际形势中，虽然当时美国力图在东亚制衡日本的扩张，但从整体来看日本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本来有无数机会，但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日本的正确走向。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在日本逐渐出现了一种持久的“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日本的政治精英，凡是更具远见和洞察力的，更支持自由民主的，更强调日本的自我克制，约束对外扩张势头的，这些政治家一个接一个的都被淘汰掉。淘汰的方式是多样的，暗杀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失势，无所作为。作为二战期间最有远见的战略家之一，石原莞尔的命运是个典范，由于反对东条英机和对华作战，石原莞尔最终从关东军参谋长的职位被赶回了东京大本营，变成了由日本宪兵时刻监护的提前退伍军人。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说一千道一万，这只能归结为当时的日本人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一个国家总是由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人所组成的，最终的表达和决策也是由这些人的言行综合而成。日本尽管在改革之初获得了成功，但随着日本所掌握的力量及其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日本人的思想发展却没有能够跟上它的武力的增长。尽管同当时的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人的思想水准是领先的，但它没有能够同它的更快速增长的力量相匹配。 用个最简单的比喻，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很不成熟，还不会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么在他不懂得克制不会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让他掌握更强大的力量甚至武力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很有可能要变成坏事？尽管日本的问题是复杂的，但笔者仍然觉得这个很简单比喻是一目了然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谨慎看待中国道路 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那么回头再看，现如今的中国人，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比1910年代的日本又怎么样呢？笔者认为，到目前似乎还不太可能有一个乐观的答案——尽管这个说法很不“政治正确”。但无论如何，中国很快就将获得远超过当时日本在世界范围内所掌握的军事力量。那么，如果同样很不成熟的一群人，掌握了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会不会犯下一连串同当年的日本人类似的战略错误呢？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要是不犯错误，恐怕反倒会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同样地，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战略错误重现？ 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大多数民众素质也不是很高，有不少可能自以为是，甚至有一些还非常愚蠢，不懂得包容和宽容，听不了不同意见，无法用既和平但同时又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观点的分歧——那接下来它就难免会犯下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这听起来似乎很刺耳，然而这也正是日本在192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现象，而这恐怕也是一种规律——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同样的，在一个国家，那些努力弘扬正义舍身追求真理的人，如果必定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连续遭到淘汰——如果这些人总是肯定会玩不转，会一个接一个的完蛋。如果谁敢提不同意见，谁敢反对掌权的，肯定都没有好下场——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命运，难免是一条道要走到黑。而这也是一种不见棺材不掉泪般的命运——正如日本曾踏上的“好局痛失”的错误道路。 目前，尽管在中国学界存在着众多对日本的批评，但总体上看来，中国方面的观点总是倾向于预设“中国比日本更正确”。但现实的情况看来，却未必如此。这就像当年的日本民意，总是预设“日本比中国更正确”一样，实际上是靠不住的。中国对日本的批评，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者群体，往往倾向于用一种外在的视角，将日本看作与中国相对立甚至是敌对的“他者”。但实际上，从日本近代的思想脉络发展来看，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源于中国，比如它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对中国文明的很多继承和发扬。 而且，2010年代中国主流舆论的思想和认识水平似乎也并没有能够逾越1910年代时日本的认识水平。日本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中，温和派的主张开始遭到淘汰，日本逐渐放弃互利互惠的对华共赢方针，而采取军事扩张的方式，最终给中国和日本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日本当时虽然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但它始终未能接受这一现实：中国是亚洲的核心地带，日本若想融入并领导亚洲，必须通过影响和改造中国，最终依靠赢得中国的支持来加以实现。而同时，这种影响和改造应当是不依赖于武力的，是非暴力的。 而进入21世纪，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却始终未能对类似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尽管中国已经崛起，但它仍然远不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国若想以自身为核心来领导和塑造亚洲，就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和说服近邻日本——并且这种领导权的实现，必须要依赖于日本这一亚洲最先进国家的支持。而同样的，赢得这种支持也不应当依赖于武力，而应是非暴力的。相反，如果中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在内部民族主义的不断刺激下走向中日之间的对抗，那么在长期的相互消耗中，中国将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总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持有的“外在论”视角是很成问题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日本所犯下的错误，并没有超出中国历史上国内所曾发生的众多错误，而日本的错误同样也可以成为中国的错误。从一种“内在论”的视角进行考察，中国和日本都镶嵌在亚洲之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正如冈仓天心所言。既然如此，中国学界和舆论应当更多地进行自我反省，并从整个亚洲的范围之内来理解日本和中日关系，这也是一种更加成熟和平常的心态。
《自由主义》中的几个瑕疵 （已发表于“爱思想”网（天益思想库）） 王 键 此前的一段时间，我抽空又重读了一下《自由主义》这本书。该书的出版商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者则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教授（主攻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上次读这本书还是很多年前的事，这次重读有了些新想法。最重要的是，发现了这本书中的几个瑕疵之处。特此将这些瑕疵指出来，希望各位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思考。 第一个瑕疵： 对历史主义和自发秩序的混淆 在该书第119页，作者针对哈耶克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其中第二点指出：“哈耶克关于构建理性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牵强”。在该部分中，作者李强试图表明：在一方面，被哈耶克列入构建理性主义行列的思想家，本身往往就属于自由主义营垒，而且做出过重要贡献；因而，哈耶克的这一区分在理论上很难成立。而在该部分段落的最后，作者又从另一方面提出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另一个证据：“另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的坚定的批评者往往并不是从建构理性主义出发，而是从某种类似渐进理性主义的进化理论或历史主义出发。我们可以举出黑格尔、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为例”。 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段话里：实际上，作者在这里混淆了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和其它的一些思想的异同。 在哈耶克那里，“历史主义”是有特指的，它大概包含了两种倾向： 1、指一种类似历史决定论倾向的观点 2、则指一种类似历史相对主义倾向的观点 在其中，第1种所针对的对象应当是黑格尔、孔德、马克思等学者；而第2种所针对的则是德国历史学派。这里的问题在于，对于“自由主义”的含义需要一个清晰的界定，否则很难来明确谁是自由主义者，谁又是反对者。比如卢梭，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者，也可以理解为反对者。这要具体地分析，从什么样的理论层面和问题切入点来看卢梭？可以说，在这里，作者有可能没搞清楚哈耶克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意思，把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和某种构建理性主义或历史主义的观点混为一谈。哈耶克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一般来说是带有理性中心主义或乌托邦情节的学者，这些人倾向于脱离开具体的微观有效竞争机制，来以宏观的方式建构宏大叙事。正式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认为它们同反自由主义观点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而实际上，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发生需要一些理论上的前提和预设，比如个人财产的分立，大规模的市场机制的建立，维持市场秩序的法治，知识的私密性、分散性甚至不可通约使得中央集权式决策行为的不可行，等等。但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也包括众多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们，一般来说是并不完全赞同如上所述的这些哈耶克的理论预设的。正是这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才会从一种整体主义的角度出发，绘制出一副规模宏大的“进化论”图景。比如绝对精神的发展如何要经过几个阶段，又如何回归。或者人类社会如何经过普遍的阶级斗争，经由几个阶段进入一个完美的乌托邦社会，如此等等。 表面上看起来，一些乌托邦理论也存在“进化”。但这些进化并不是基于自由市场的，也不是基于法治的。可以说，此“进化论”非彼进化论。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和黑格尔马克思们不能混为一谈的。这恐怕是书中的一个瑕疵。 第二个瑕疵： 关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在该书的第163页，作者又谈到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指出“霍布斯是最早明确阐释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哲学家”；“霍布斯指出，社会是一个复合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只有理解个人的特性与性质，才可能理解社会的特征与性质”。 但是这一部分的阐述，似乎和其它一些学者相关观点不十分吻合。也同样是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个人主义存在“真”与“伪”的区分，所谓“伪个人主义”，就是如同卢梭这样的观点，把社会看成有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所组成的复合体，这些人再通过契约构建成为社会。而所谓“真个人主义”，恰恰要反对这种伪个人主义，因为哈耶克认为伪个人主义最终必然要导向形形色色的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以及相应的奴役和暴政。伪个人主义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没能认识到自生自发秩序的问题，那它就必然要诉诸理性所推行的完美设计，最终自然就逃不出在理性之名下推行的强制。 在哈耶克那里，所谓真个人主义也就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它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强调理解组成社会的抽象前提究竟是个体还是集体，而是强调如何去理解自生自发的秩序。也就是说，如何去理解自发秩序这一维系个体与社会的最重要的纽带？离开了自发秩序这一重要概念，个人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与霍布斯完全不同。因此，霍布斯的个人主义观点，无法同哈耶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 如果只是从“理解社会的前提是不是个人”这个角度来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那显然不足以与种种伪个人主义的观点划清界限，自然也就容易让人对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产生出一些疑惑。但从哈耶克的界定和理解来看，真个人主义和伪个人主义肯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所谓伪个人主义最终免不了是要和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殊途同归。 第三个瑕疵： 对 "Libertarian" 和 "Libertarianism"两个词语的翻译 这是一个小问题，书中对于“极端自由主义”这个词的用法颇得斟酌。与这个词对应的，有两个英文词："Libertarian"和"Libertarianism"。 一些英文词典的相关解释如下： "one who believes in freedom of action and thought" "an advocate of the doctrine of free will" "a person who uploads the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 liberty especially of thought and action" 常见的与之对应的中文译法如下： “自由论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行动自由论者”“自由意志论”，等等。 我觉得作者在书中把它和“极端自由主义”这个词对应起来，是不太合适的。实际上，"Libertarianism"这个词指的是应该从“亚当·斯密 -- 门格尔 -- 哈耶克 -- 诺奇克”这条线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他们往往都具有较强的保守主义气质。这样看来，把这两个词似乎翻译成“自由至上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更为妥当。此外，在国内学者秋风等人编译的自由主义著作中，也就是将 "Libertarianism"译成自由至上主义的。而且从其具体观点来看，翻译成“极端自由主义者”这样一个词，带有一定贬义，更是非常不妥，也容易让人们把它们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相混淆。这就完全不相关了，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综上所述，大致找到了这么几个可能还算不上瑕疵的瑕疵。当然学术有争论，究竟是不是瑕疵，还需要学界众家的反复检验。还特别需申明的是：本人对李强老师是非常尊敬的，对李老师的为学为人也非常欣赏，指出这几个瑕疵，只是为了有助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顺畅流通和广泛传播，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的意思。学无止境，即使在百尺竿头，也总还需要更进一步。更何况，“自由主义”这么大的话题，让任何人去写作，恐怕都难以不留下几个瑕疵，窃以为如是。 而据我所知，李强老师写就的这本《自由主义》，不但是国内这方面最早的著作之一，而且已然称得上一部中文写作中的经典之作了。我相信这几个挑出的瑕疵，也算是在鸡蛋里挑出的骨头碴吧。
OnMay 11,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Science Press of China and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und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James Testa, vice president of Thomson Reuters Science, Technology, andMedicalInformation Group visitedthe Science Press of China and made a presentation. In the morning, Science Press of Chinaheld aSCI journal recommendation meeting.Counterparts from the Science Press of China,fromjournals of Science in China andother SCI-journals, and five non-SCIjournals publishedby the the SciencePress of China, attended the meeting. Editors from the five non-SCI journals introduced their journals fromthe perspectives of journal features, the member composition of the editorial boards,manuscript source,respectively.Thenjournal editorshave a short discussion with delegates from Thomson Reuters.(see 汤森路透科技与医疗信息集团James Testa一行访问科学出版社 ) After the morning meeting, we several edtiors from geologcial and geographical journals (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Journal of Arid Land, 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 , Advances in Polar Science,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had a lunch together. As it'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get to know some of them, EIC Yu made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other several editors.Then I mad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our journal and our institute, and welcome them tovisit Chengdu and our institute in the future. Prof. Yao from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made aninteresting and accuratesummary forthis gathering: our several journals hererepresent the vastness (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Journal of Arid Land ),the depth( 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 ), and the height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dvances in Polar Science,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 In the afternoon,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Director JIN Jianhui,the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Publication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James Testa made a presentation about the SCI journal selection standards and process,and exhibited somecomparative researchresults based on the SCI index database.Jamses Testaalso gave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journal quality and journal impact factor.After the presentation, the meeting attendees were active in asking questions related to SCI journal selection and elimination. On the question how to improve journal impact factor,James Testa has aquip answer: Select the best manuscripts; Provide bett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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