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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童心----最美的诗: rongqiaohe 2017-7-23 11:44; 镇江 7 岁女童悦悦突发重病，多方医治无效，痛苦离世了。在她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她恳求爸爸妈妈：如果我死了，你们今后生的孩子就用我的名字好吗？我怕你们会忘记我!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ea2fcf0102xf7o.html#comment1; 个人分类: 诗歌|1480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们为何失去了童心？ ——也谈“讲好中国故事”: 热度 2 anran1969 2017-1-26 11:12; 最近，一部由英国 BBC 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春节》（英文译名更炫酷 The Biggest Celebration on Earth ）走红网络，网友们看完后用时下流行语言评到：“对不起 , 我要去中国过年，别再找我了 ! ” 作为熟悉春节习俗和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每个人看完后都有自己的体会和感想。我看完的直观感受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超大规模国情，超级集中起来过春节，无论哪一个外国人置身其中，都会叹为观止，新奇惊异的。而我最大的触动是主持人言谈举止中自然流露的童心。一、 BBC 如何讲“中国春节故事” 1. 语言表达简单、生动、直白、有形，非冗长论述和逻辑论证。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的个性、魅力体现，片中人物的语言往往通过拥抱、飞吻、图画等场景，感染、感动并引起共鸣。如第一集“回家”，车站上回家团聚的父女、母女、夫妻、情侣，相见的喜悦在语言、奔跑、拥抱、泪水中。又如：片名：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典春运：“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辣条：“中国 25 岁以下年轻人最喜爱的小吃” 广场舞：“中国老年人最喜爱的健身项目” 如第一集在实地采访火车站人员春节工作状况时，称火车站工作室为“阿波罗 13 号控制室”；称粥为“贴壁纸的浆糊”，不过“里面竟然有肉，很好吃”；认为中国春节招待客人最好的就是“热情、食物和陪伴”；在哈尔滨采访冬泳老人，看到他们在冰面上“跌平叉”并纵深跳入 1 °水中时，主持人惊叹“太疯狂了”！第三集在查干湖实地采访冰下钓鱼时，说“在冻哭人的 -40 °”“把新年的乐趣买回家；在采访浏阳花炮制作过程时，试放成“点燃坏小子”；等等让人眼前一亮、忍俊不禁的口头语。 2. 用数字、图片、视频说话，直观、动人、富有感染力。每年的春运就有 10 亿人往来于中国各地， BBC 特地走访了春晚后台，得到的数据又让外国人吓了一跳：想上春晚，要和 1000 个节目竞争，有的节目准备期长达 1 年！春运期间铁路出行人数高达 2 亿 5000 万一天就可以售出 560 万张火车票！辣条每年市场份额高达 500 亿， 1918 米长的长寿面香港 15 万人看烟火；浏阳花炮手工包装者每天 200-500 个；等等具体数字。再如，北京面食与世界吉尼斯记录最长拉面保持者说：“做面机器是代替不了人的，这有一个感觉在里面，你得用心去体会。” 3. 实地感受而非导游讲解，简洁明了而非晦涩难懂，因此“润物细无声”而非说教宣传。两位萌萌哒老爷爷，玩得各种开心、吃得各种满足，他们在冰面上骑自行车，在最大“葫芦一条街”怀抱大冬瓜拍照，在冰面上骑着小小自行车乐呵，在街头随意舞蹈；他们跟着打工者的“回家摩托车队”，帮助“粥嫂”煮粥、售粥、喝粥、评粥；他们一致表示：这是我过得最棒的新年，我非常喜欢它！《中国春节》通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载体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如“鱼”、“舞龙”、“舞狮”。哈尔滨冰雕与冰块的挖掘；烟花与刘洋花炮的制作过程；香港街市与查干湖胖头鱼的打捞过程；北京面食与世界吉尼斯记录最长拉面保持者等等，都进行现场采访，参与其过程之中。二、我们为何失去了童心？不论年龄、性别、职业、地位、收入，童心最能感染人，也最能体现生命的活力与生活的热情。而我们很多人，为何失去了童心？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想好，所以暂无更多论述，之简单概括几点自己的看法。 1. 文化观念的束缚。我们的传统观念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就该“成熟”，其表现就是行为举止、心理状态稳当、谨慎、得体。但是，“成熟”和“童心”矛盾？ 2. 生活模式的铸就。繁琐、琐碎、沉闷、担忧压抑了对生活的热情，久而久之，失去了童心、好奇和活力，惊异。然而，模式不可以改变？ 3. “秀”和“作”的浮躁。时下的自媒体条件，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浮躁，很少用心去感受、感悟、体悟自然、生活、友情、爱情，很少沉浸于一本书、一片美文、一首乐曲、一片草地、一朵小花，听一缕风、听鸟儿鸣。是否，表达比沉潜更重要？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作”，是当下中国的主题》（《新周刊》 482 期） http://www.toutiao.com/i6377123373356417537/ 美术教师张晓武这样谈自己拍摄的照片：“我观察过，我拍摄的那些人即使在玩的时候开怀大笑的都不多，好像失去了彻底放松的能力。他们去游乐场玩，不是为了解脱，也不是为了快乐，纯粹就是打发时间。” 不可否认，一部分人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就已经进入某种诡异的“成熟”状态，没有什么事情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而童心及其所能带来的快乐也早已离他们远去。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心有多么坚硬，只是在这些刚刚开始领略了一点点人生艰辛的人心中，现实已经占据他们绝大部分心灵，没有比赚钱以及赚更多的钱更能让他们为之一振。那些奇思异想和“没用”的消遣只会引发他们的不屑一顾，而对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内心世界不够丰富的人而言，这种情况则尤为明显。贫瘠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难以支持他们在残酷的社会面前拥有过剩的童心，因为这么做只会带来坏处。 “事实上，当今社会已经鲜有人能够逃脱物欲的魔咒，极大的物质丰富带来的是更大的物质贫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还不够好、不够多、不够大，我们已经陷入永无休止的欲壑难填，唯一能阻止这场灾难的，或许就只剩下不空虚的心灵了。”——《“作”，是当下中国的主题》（《新周刊》 482 期）三、“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借鉴这是 2015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经验与借鉴》）中的最后一部分。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 2010 ）》的数据显示，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 77% ，亚洲、南太平洋国家 19% 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 10% 和 3.5% ，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不足 4% 。从 1996 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其文化产业产值占到整个 GDP 的 25% ，日本也达到了 20% ，中国这一数据 2011 年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 3% 。因此，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借鉴别国经验。一是内容方面。近年来，我国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宣传国家形象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从 2004 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开设到 2011 年“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闪耀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从莫言以山东高密县东北乡为创作土壤的作品荣获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到中国电影、图书、语言、走出去，各种文化交流、文化城市品牌海外营销；从《舌尖上的中国》在海外播出到“春晚”国际版，再到《超级工程》等纪录片向世界展示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中国；从《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的采编到纪录片《大黄山》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从中国影星、地标走进好莱坞电影到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PBS ）拍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红色中国》和《青春躁动的中国》等，“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形式、手段更加新颖多样，不仅注重故事本身的生动、鲜活、接地气，而却凸显正确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但在内容上，我们仍然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一是讲述普通老百姓和与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故事，以引起受众的共鸣；二是突出爱情、亲情、友情、生命等人文情怀；三是展现高层次的文化追求和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二是形式方面。同样的故事，表达形式不同，效果差异较大。近年来，从文学作品到影视剧创作拍摄；从各种戏曲到绘画、书法、民俗工艺品；从代表性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到普通纪录片，讲中国故事的精品力作越来越多。但在文学作品、影视制品、动漫作品的创作方面，需要借鉴打动观众的三个因素，即跌宕起伏的情节、浪漫主义色彩和幽默的艺术风格。美国好莱坞影片之所以能够在绝对数量上占据全球票房，除了编剧、技术、国际化与市场化运作体制外，科幻片、战争片、魔幻片所展现的想象力、新奇性、诙谐幽默，故事片所展现的情节通俗、明星阵容、成功塑造普通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值得借鉴。 “今日俄罗斯” 三是媒体方面。在新媒体日益普及和影响力扩大的今天，移动化、数字化、网络化、个性化、定制化、 4G 、大数据等极大地影响着人们获取新闻和资讯的方式。然而，在适应大数据时代，应用新媒体，传播中国声音方面，“美英等西方传媒具有全球传播的强大影响力，美联社、路透社、 BBC 、 CNN 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是全球传播体系中发布中国新闻、塑造中国传媒形象的主体，目前世界各国传媒报道中国主要引用的新闻稿多来自以上通讯社和媒体。新华社规模虽已是世界第一，但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目前还无法与国际主要媒体抗衡。” 因此，要从三个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媒体运作模式及作用：一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整合，如“今日俄罗斯”及“半岛电视台”都加快了这种整合；二是建立广泛的全球网络，增强时效性和本土化；三是官方媒体对重大负面事件第一时间做出正面回应；四是抢占网络社交平台，如借鉴“今日俄罗斯”“独家”、“迅速”、“准确”的独特报道风格，聘用“本土”记者等做法。; 个人分类: 学习札记|4244 次阅读|6 个评论

可爱的童心: 热度 3 丁大勇 2012-9-17 15:16; 言为心声。孩子的话，反映了他可爱的童心。昨晚检查华华的作业，发现字迹非常潦草；没控制住火，我把他的作业扔到地上说“臭狗屎，拿去改！”。华华妈妈见状，跟着孩子到他的房间。挨了训的孩子想寻求一些安慰，便问：“妈妈，晚上能跟你一起睡不？”妈妈说，今天不行啊，还得加班写稿子，明天还要交。华华表示非常理解地说：“哦，那好吧。要是写不好，领导是不是也会把稿子扔地上说‘臭狗屎，拿去改’？” 一次晚餐，奶奶蒸好了“黏”、“甜”两种玉米；我拿起一穗甜玉米，递给奶奶说“来这个？”奶奶说“不，我要糍的”；华华立刻接茬：“那我要雄的！”;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685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徐斌：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热度 1 zlyang 2012-6-13 19:45; 徐斌：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http://www.lawyer800.com.cn/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id=f03cd9c7-abbc-488a-9d53-a039008ba154user=10420 该文被（1）人民网，《一周舆情综述：“有一天我们就会站在你们面前”》，2012-04-21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7710777.html （2）科学网，《三高校教师以不同方式远离高校现行体制》，2012-05-28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5/264731.shtm 提及，应该不算“不适合在科学网发布”吧？如果科学网编辑部认为内容不当，请代为删除。只是恳请不要关闭我的博客。谢谢！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一位高校院长的告别演讲 2012-04-19 作者：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徐斌教授是我浙江省社科院的老同事，我从法学所辞职去浙江财经学院法律系后，一直没有再见。后来听说他也从社科院走了，去了工商大学办学术刊物。前天突然在微博上见到了有人发上的长微博，是他的人文学院院长的辞职演说。随后搜出看了。浙江是人文之邦，知识界一直不温不火，难有什么忤逆的新闻，上次浙江大学聘贺卫方不成闹出点故事，这次算另一个了。记得范忠信告别中南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告别演讲，同徐斌的这个演讲有异曲同工之妙。新中国的有点良心的学者，其实一直是在心灵挣扎。我想这篇演讲，不但不会有损工商大学的声誉，反而让这个不大出名的大学红了一把，因为毕竟让这样有独立人文意识的教授担任了两届院长。呵护了六七届这样的学生。我离开浙江省社科院时，也曾经发生六教授上书和请辞事件，还请我也联名，我当时拒绝了，选择了离开而不说话。浙江知识界对行政权控制的挣扎，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而那时的徐教授，主编着浙江省很权威的《学习与思考》和改名后的《观察与思考》，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得领导之器重，并能够保持一份独立和良知，向我约过不少稿。他走后，我也没有再给这个刊物写文章了。但是他换了一个环境后，想不到照样干得如此累，也许真应了他说的一句话，学术权力化的环境下，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想他的悲鸣不是在批判一个大学，而是思考和呼唤中国的学术和良知的回归。今日之中国大学，中国的学术圈，还有几个是象牙塔？假博导和假学位，营营苟苟说假话，为权势人物舔菊背书，不是普遍性地在向权力和金钱低头吗？只有告别才有真演说，这是一种怎样悲哀的现实，怎样的对中国国民良知的摧残。我们能够有改变的一天吗？认识徐斌已经有近20年了，这位文化人曾经是我的同行，当过《观察与思考》的主编，后来又去大学教书，成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直至去年正泰集团南存辉先生创办正泰公益基金会，邀请了近10位社会人士担任会长、理事长、理事，我与徐斌都在受邀之列。于是，凡基金会会议，我与他便有机会见面。感觉此公出言不多，但句句真知灼见。　　当然，徐斌主要还是个学者。只需看他已经发表的一些论文题目――《德力具足百姓宁集――王充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王充思想与浙商文化》、《伏羲与大禹――基于信仰与民俗起源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浙商三十年的荣耀与反思》、《“地下经济”的顽强生存与民营企业的先发优势》、《先盘家底再谈输出》、《建国初期新闻走向的困扰与转型》――就足以证明这位学者的深邃思绪和时代忧患。在我认识的浙江学者中，古为今用并为浙江的市场经济模式鼓与呼的学者有不少，但以比较学论及民营经济的并不多。　　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被高等院校的学者们看中并推举为学院的院长。在院长岗位上6年半后又因为理想和现实的二律背反而放弃了对官场的追求。如释重负的学者于是再显学者本色，将夹着的尾巴放下，让深藏的童心回归，面对着他深爱并敬重的学者同僚，作了一番告别演讲。　　徐斌把自己即兴演讲的题目定为《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一个小时的演讲朴实无华，但书生意气的快意和直抒胸怀的坦诚却让学者同僚动容，徐斌的演讲屡屡被听众的掌声打断。他对不愿意续聘院长的理由陈述，他对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的忧虑和抨击，他对知识分子人格双重性的批评，他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追求，不时引起同僚们的共鸣。以至于他没有讲稿的演讲被打动心弦的学者口口相传并以邮件的形式广为传播。从浙江工商大学到浙江大学，徐斌1月6日的演讲如今已经成为校园美谈。　　一位资深的媒体同行将徐斌的告别演讲片段用电子邮件发给了我。通读之后，震撼有加。深感有必要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于是择要抄录如下：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民国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中共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范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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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珍华天鹅湖系列之六：童心之旅(ppt版): 热度 3 cswen 2012-4-23 16:12; 童心之旅.ppt （请点此幻灯片的题目，就可出图像了）这是一群不怕苦不怕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起早贪黑，经风雪战严寒！他们热爱天鹅，热爱大自然！他们始终葆有一颗乐观向上求实求真的童心，请看他们的风采！; 个人分类: 朱珍华幻灯片|6996 次阅读|8 个评论

[转载]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热度 3 Wuyishan 2012-4-19 08:20;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ongminhuati/2012/0411/57318.html ） 2002 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　　 2004 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 2009 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 90 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中共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 “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 2006 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 2006 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 2008 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 2009 年底续签增长 20% 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 ABCD 档，近两年的达标 120% 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 1 、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 2 、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 3 、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 4 、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 5 、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 20% ，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 、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 30 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 2010 年 9 月 22 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 PM2.5 数值图 (2001 年— 2006 年 ) 。 PM2.5 小于 10 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 PM2.5 超过 50 接近 80 。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 GDP 每增 1% ，用地量为日本的 8 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 8 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 、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 、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 2009 年 60 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 500 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 50 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徐斌，辽宁辽阳人， 1982 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师大历史系， 1985 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2 年至 2001 年历任《观察与思考》杂志副主编、主编； 2002 年至 2004 年任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社长；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浙江省文化产业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个人分类: 鼓与呼|2620 次阅读|4 个评论

“五道杠”激起千层浪: 热度 11 lvnaiji 2011-5-16 16:50; 吕乃基 “五道杠”所激起的千重浪似乎正在平息。虽然网上民意汹涌，捉摸不定，但潮涨必有潮落时，如三聚氰胺，如地沟油，如方舟子与王菲之争，如高晓松醉驾，事后未必会留下什么大的印记，也没有什么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但是博主以为，“五道杠”事件有所不同。当家长把孩子的“事迹”特别是照片放到网上，本以为能进一步得到更多的赞扬声和羡慕的眼光，然而却引来如此与预料几乎背道而驰的浪潮。浪潮，比五道杠本身更值得回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自由选择，无可非议。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譬如郎朗及其家长，虎妈及其女儿。这样的选择基本上是个人行为，不会对社会对他人构成影响甚至威胁。然而，虎妈已经遭到女儿的激烈反抗。一旦虎妈出版她的育儿秘籍，试图把她的所谓“成功”“复制”到更多家庭时，便受到社会强烈的阻击。在高度社会化的今日，个人选择同样已经高度社会化。至于从小立志从政，由于政治与音乐的社会化程度几乎有天壤之别，自然会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五道杠”中的家长难道不正是想让孩子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吗？既然如此，那么反过来被社会影响也就顺理成章，只是出乎家长预料罢了。问题还不止于此。官本位在当代中国实在是司空见惯，何以五道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因为官本位在毒害了社会细胞之后又把它的触须伸向未成年人，伸向儿童，而且堂而皇之地以制度——五道杠——固定下来。武汉市的有关机构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妥，或许还有创新之感。少数家长不仅自己完全融入官本位，失去了自我，进而让自己的孩子同样融入，泯灭童心。儿童，可能是当下中国免受官本位侵袭的最后净土。成年人欣赏童心，因为童心意味着天真无邪，蕴含着所有的希望；成年人羡慕童心，因为童心映射出成年人在社会中的遭遇：不平、扭曲，乃至堕落；面对儿童的“大眼睛”——已经蕴藏了不相称的酸楚，成年人感到内疚，体会耻辱。童心，既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又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然而看看那张照片，那种神情，折射出童心受官本位的毒害之深！这里用不着中医的望问诊切，每一个成年人一眼可见，这种神态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一个正常健全的儿童。实际上让每一个看到照片的成年人感到心疼、心悸，甚至恐惧！虽然有邻居羡慕五道杠，羡慕如此小小年纪即进入官本位的系列，也就是直接步入在官本位中向上的通道。相信看到这张标准照之后会幡然醒悟，心中会默默地自问：你，是要让孩子如此扭曲，还是成为一个正常和健全的人？正是这样对儿童如此这般的诱惑、扭曲和摧残，终于激起民众对官本位如此强烈的反弹浪潮。曾经以为在信仰缺失的今日，中国已经失去了底线。浪潮，让人感到欣慰：中国，底线犹存！即使在官本位如此强悍的今日，民众也并无忌惮。浪潮，令人感到希望。中国，虽然路还漫长，终将走出官本位。;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6402 次阅读|32 个评论

艺林撷英（28）：鲍海飞诗作短评二则: pww1380 2010-12-8 11:07; 艺林撷英（28）：鲍海飞诗作短评二则杨文祥 1．诗风婉约，尽写出诗人心中的凄楚。 2．童心盎然，生动地描绘了幼儿的稚气与天真。参考文献： 1．鲍海飞．秋日枫叶能几时？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90813 2 ．鲍海飞．写给孩子的诗歌 -天气预报．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9846; 个人分类: 各抒己见(Airing Our views)|2402 次阅读|1 个评论

纯真烂漫稚子情，清朗妙逸童趣诗: 热度 1 wotaotao 2010-5-28 18:46; 童年是一首瑰丽的诗，而在诗歌的百花苑中，最绚丽灿烂的奇葩是童趣诗。这类诗歌一般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表现其单纯稚气、天真活泼、真诚坦率，可爱又可笑自然天性，诗人们借童趣诗来抒发自己对童真生活的向往和羡慕。儿童诗描绘着天真烂漫的儿童生活，有展现儿童游戏玩耍的，如唐朝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 : 何处深春好，春深稚子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笑击羊皮鼓，行牵犊额车。中庭贪夜戏，不觉玉绳斜。南宋杨万里的《幼圃》妙趣横生：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为圃石为墉。瑞香萱草一两本，葱叶蔊苗三四丛。稚子落成小金谷，蜗牛卜筑别珠宫。也思日涉随儿戏，一迳惟看蚁得通。游玩戏乐是儿童的天性。在诗人的笔下，儿童的顽皮戏耍显得分外生动有趣。诗人走进儿童领地，倾注自己的无限深情，构筑起一个纯真烂漫、其乐融融的童心世界。有表现儿童放牧的，如唐朝李涉《牧童词》 :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度春谷。荷笠出林春雨细，芦管卧吹莎草绿。乱插蓬篙箭满腰，不怕猛虎欺黄犊。杨万里的《安乐坊的牧童》最是潇洒悠闲 :` 前儿牵牛渡溪水，后儿骑牛回问事。一儿吹笛笠簪花 , 一牛载儿行引子。春溪懒水清无滓，春洲细草碧无暇。五牛远去莫管它，隔溪便是群儿家。忽然头上数点雨，三笠四蓑赶将去。牧童与牛羊为伴，无忧无虑，怡然自得，吹笛放歌，游戏打盹，其乐无穷。有表现儿童采摘果花，追逐鸟蝶的，如宋朝孙光宪《采莲》：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舡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舡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枝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儿童生性好动，看见好看好玩的总要去玩耍一通，那样率真可爱、活泼明朗、意趣天然。还有些诗直接刻画儿童心理和想象的，如李白《古朗月行》：小儿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杨万里的《初九夜月》 : 珍重姮娥住广寒，不餐火食不餐烟。秋空拾得一团饼，随手如何失半边。儿童是一个最富想象力的群体，他们在接触周围世界时，头脑中会产生许多生动鲜活的形象，他们总是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营造出一个个五彩缤纷、情趣无穷的梦幻世界！童心和童性是世间最弥足珍贵的。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童性的丧失，等于丧失了自己真实的人格。诗人创作童趣诗时，心境空明澄静，了无杂念，暂时忘却世俗而进入虚一而静的童心境界。闲来读读童趣诗，让我们在浓浓的童趣中徜徉，让自己保持一颗悦悦的童心，进入一种悠静清澈的境界，如山中清泉，自然而纯净，似涓涓细流，清澈而透明；象井中佳品，甘甜而醇爽; 个人分类: 快乐生活|9002 次阅读|3 个评论

选择成熟的路径——感谢周老师的提醒: chyq721 2009-6-7 07:55; 向往君子的成熟，所以，每日三省之，在大原则上体悟言行一致的坚持，争取成为一个有担待之人。这个世界，真君子很少，因为伪君子的外相也能与真君子类似，缺乏的只是关键时刻，是否能够担待比如，真君子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梦想寄托于后代，努力让自己生活过得好，尽量让理想与现实一致，既不在悲观的现实中沉沦，也不再乐观的梦想中迷离。周可真老师说：在比较悲观的气氛中也有助于自己生存竞争力的提高，反之一片乐观气氛倒未必有助于年青人成长。当时的回复，潜意识里是在反对这句话。经过三天的冷静期，仔细玩索，这句话不见得就应该直接被自己排斥。否则，违背三省之的方法。当初抵制心态的萌生，在于自己坚持的以为唯有在乐观的心态下方能保持住童心做任何创新似乎都离不开这个。其实，悲观气氛就一定会将童心洗磨，不见得。对自己为何乐观，对他人为何悲观，原本就是好奇心在驱使自己观察与思考，所以童心无论在乐观还是悲观心态中，都能合理保持。在不损耗童心的情况下，变得坦然，细心的积累社会生活的经验，该悲观时悲观，该乐观时乐观，或许才是提高自己生存竞争力的实际外显了。那么，安心的接受周老师的观点，也成为自己选择成熟的路径坦然面对他人的悲观，坦然面对社会现实与个人理想的差距，坦然的接受被人剥削的现实等等；只要内心有一颗乐观心态的种子，有一个保持好奇心的信念，有一个慢慢的可以持续发酵的自省意念，人生走向个性化、真正自由化的成熟是必然的。周老师还谈到老一辈学者为何空悲切因为到了壮年才知道现实生活原来是残酷无情的，但连连知道这一点，自觉为时有些晚了，错过了最好的时光。而避免空悲切的方法是其实最好是年青的时候甚至高中阶段就知道现实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如此就能及时地从现实出发来设计人生。当初亦是不屑一顾，这就真的是幼稚孩子的无知了。周老师以花甲之年对我不过而立，无论如何，时间都不允许我作此不屑。三天里的玩索，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理。所以，我接受武老师的建议：少年老成。虽然不是在高中阶段开始设计人生，但是我争取了在而立之前设计了，恐怕比很多前辈学者都偏早了。万幸。谢谢周老师，武老师。; 个人分类: 胡思乱想|5229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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