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李政道

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青少年生活

热度 1 xcfcn 2020-3-6 00:12

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有 9 人，名单如下： 作为中国的人尖，他们显然应该会有一些特异之处在青少年就展露出来。下面就一一述说之。 1、 杨振宁（ 1922- ） 跟李政道一起提出宇称不守恒 ， 并在当年被吴健雄证实后隔年获得诺贝尔奖，但杨老更重要的贡献是羊磨坊（ Yang-Mills ）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和 Yang-Baxter 方程。杨的两任妻子都跟他有师生情谊。杨有一个好爸爸杨武之，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杨有那些奇人奇事呢？第一、四岁之后一年内认字 3 千个字，也就是日常用字都懂了，其实杨母一直担心海归回来的杨武之会抛弃她。第二、杨动手能力不行是出了名的， where is yang ， where is bang 。据说他做了放弃以实验结果获得博士学位的决定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在小学手工课时，他捏了一只 “ 鸡 ” ，别人一看就脱口而出， “ 这是一段藕吧 ” 。而且杨是个左撇子。第三、初中就读教会学校崇德中学，有一次居然因考试偷看被罚。老师的评语是 “ 比较淘气，经常会把墨水瓶打翻 ” 。第四、初二 12 岁时，看了《神秘的世界》，就觉得自己以后一定能得诺贝尔奖，父母吓得下巴都要掉了。杨多次说自己很迷《数学精英》这本老外写的书。第五，虽然他老爹知道他有数学才华， “ 似有异秉 ” ，但却叫他报考化学专业，他其实高中只读了两年，跟李政道一样是以同等学力考进去的，据他自己说，备考时 不理解为什么 圆周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方向 不一样 。我看杨振宁的传记，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杨振宁这个大哥角色扮演的非常好。 2 、李政道（ 1926- ） 生于上海一书香门第。父亲李骏康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化学系，后长年从事化肥经销，母亲张明璋毕业于的上海启明女子中学。其母给他的那份储蓄金中了大奖。抗战时就读于江西联合中学，经常手里夹着一本 Duff 写的大学物理 书 。高三时因师资不够，被校方请去当低年级的老师。 1943 年夏， 以 同等学历资格考入浙江大学， 1944 年夏天，一场不期而遇的车祸损伤了 他的 背脊神经，被迫卧床休 养 半年。伤愈后被推荐给吴大猷，在西南联大又读了两年，还没毕业又被吴大猷以培养国防建设人才的名义推荐入学芝加哥大学，真正师从费米。据说被人邀请看电影时，他却用手电筒看书，理由居然是 “ 已经浪费钱了，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 。 3 、丁肇中（ 1936- ) 1974 年发现 J 粒 子两年后获得诺贝尔奖，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市，丁后来又 返回 密歇根大学读大学和获得博士学位，因抗日战争颠沛流离， 12 岁之前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中学读的是台北市著名的 “ 建国中学 ” 。他虽然被叫 “ 大头丁 ” ，但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本来中学可以保送到成功大学，但他却想通过考试考一个更好的学校，结果还是只考上成功大学，据说这个让他郁闷了好一阵子，好在次年就转到密歇根大学去了。他老爹台湾大学的丁观海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说 “丁肇中读书的时候，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说了这番话：“那倒没有，如果有什么一点特殊的话，可能是比较调皮吧！他也是很容易让老师头痛的提问题的学生。不过，书倒是念得不错，有很旺盛的上进心。”他有一篇讲话 《 应有真正格物致知精神 》 被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所以中学生应该很熟悉他。其实丁肇中得诺贝尔奖的演讲（全中文）也值得录在这里： 国王、王后陛下、皇族们，各位朋友： 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有句古话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都倾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 　　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更是从实验中产生的。 　　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4、 李远哲（ 1936- ） 台湾新竹人，因交叉分子束技术获奖。父亲是画家，母亲是小学老师。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也是大学教授。小学一二年级因躲轰炸没有读书，棒球、乒乓球、网球都是校队并参赛得奖的，音乐也很好，喜欢看 课 外书，《开明少年》里面的《蓝色的毛毯》对他影响很大，以致李敖在立法院质询时专门带来那本书。高一得肺炎让他休养了一个月，看居里夫人传记让他想学化学。高考前 居然 辅导班上同学的学习，让他体会到教别人反而最能学到东西。入台大后，因看不惯学校食堂，竟然自办伙食，多年后竟有人跟他提起这事。后来跟一位学长一起自学了所有物理专业的课程。动手能力很强，有一次他嫌他家的缝纫机有声响，于是自己去拆下来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去检查 找出原因 ，事实上，他后来交叉分子束做的好，跟这有莫大的关系。交叉分子束是化学里面超大超复杂的 仪器 ，只有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 比别人做得好，最后才能做出信号来。感兴趣可以看看他自己对 人生成长的总结 。 5 、朱棣文（ 1948- ） 美二代了，貌似除了会写朱棣文三个中文就不认识汉字了。因激光冷却和原子捕获得奖 ，奥巴马的能源部长。 他家族的特点就是博士多，他小时候活在自己哥哥和弟弟的阴影之下，大学只考了个罗切斯特大学。以致他在哈佛大学向毕业生致辞时还调侃，他获得哈佛的名誉博士学位应该比获得诺贝尔奖让他妈妈更开心。朱棣文虽然偏科厉害，但动手能力很强，江苏太仓有一个 “朱棣文小学”。 幼儿园毕业后，朱棣文应邀参加一个小朋友举办的建造塑料模型飞机和军舰活动，从此爱上了这种培养动手能力的活动，到小学四年级时，他已达到了 “装配工”水平。在他卧室的地毯上，金属“梁”和小螺母、螺杆散落一地，都围绕在一些半成品周围。稍大一些后，他又喜欢上了化学游戏，对火箭和火药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不久，又把兴趣点转到了测量邻居的土壤酸碱度及其所缺少的营养物质上。 读中学时，朱棣文对物理和微积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两门课不用记忆一连串的公式，只是用一些基本概念和假设推理来判断。特别是物理老师常把复杂、枯燥的概念和问题简单化，甚至有时候还改编成故事，并说物理是学习如何处理最简单的问题。老师的讲解深深地吸引了朱棣文，他开始了对物理学领域的探索，并在高中最后一个学期里动手做了一个物理摆，用它 “精确地”测量了引力。 因朱棣文画画很好，父亲曾鼓励他将来做个建筑师。 但他自己坚持一定要学物理。 6 、 崔琦（ 1939- ） 出生 于 河南平顶山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父亲卖煤为业 ， 母亲王双贤虽然没读书，但算是来自大户人家，其三弟王治寰解放前曾任郏县中学校长，后移居澳门。崔琦有三个姐姐，各个都是大学生，大姐在北京总书局工作，二姐三姐后来都在美国生活。据许良的《宁静致远：崔琦的科学风采》。在村里留下的传奇是，十多岁时就会算号称 “一杆旗”（相当于不规则的三角形）的面积。 1951 年，崔琦辗转到达香港进入双语并用的培正中学就读，学费全免，爱好音乐，留下把“五毫当一毫”的轶事。在读了一年预科后， 1958 年入读伊利诺斯州的教会大学奥古斯塔纳学院，也是全额奖学金。一年后父亲病逝，但崔自己不知道 ， 后来他 对此无比内疚。 因他在香港时化学学得很深，和大学的内容差不多，于是就选了物理专业。不过他本来想学医的。 因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获奖。 7、 钱永健（ 1952-2016 ） 美二代，一点不懂中文，因绿色荧光蛋白获奖，被称为点亮生命科学的人。曾经想过以钢琴为业，有养子，可能死于二次中风。由于有哮喘，钱永健的孩提时代大都在室内度过。读小学时，父母给他买了化学实验玩具，但他觉得不过瘾。后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一本化学书，里面讲到怎么将紫色的溶液变成绿色，他于是被化学深深吸引。读高中的时候，他家地下室已经摆满瓶瓶罐罐。兄弟俩甚至悄悄制造火药，结果不慎起火，烧到乒乓球桌。尽管出现了事故，父母并没有阻止孩子们的化学实验，钱永健也只是将实验地点搬到室外的混凝土露台。 16 岁因研究金属与硫氰酸盐结合机理获得了 Westinghouse talent search 全国一等奖。 20 岁从哈佛大学获得化学和物理学位。 25 岁从剑桥大学获得生理学的博士学位。 8 、高锟（ 1933-2018 ） 光线之父，父亲是密歇根大学法理学博士，大律师。据《潮平岸阔：高锟自述》，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开学跟周同学一起在家捣鼓实验，一开始是电解水的化学实验，后来是混合红磷和氯酸钾的泥球炸弹。被父母发现后，转玩无线电，制造出收音机。 7 岁时，迷上了《三国演义》，而且至少看了 10 遍以上，据说，他后来长香港中文大学时，还特意问一个文科教授对三国演义中人物的看法。而他也根据 既生瑜，何生亮“而脑筋急转弯，说“周瑜父亲是周既，诸葛亮父亲是诸葛何”。 1948 年去圣若瑟中学读书，一步步升到预科班，是班上的 BrilliantUFO 。去英国读大学时，居然靠“冲洗相片”业务挣钱。 9 、 屠呦呦（ 1930- ） 因青蒿素的提取获奖，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里 5 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 . 小雅》的名句寄托了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初三没毕业就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终止了学业两年， 1951 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学习，专业是生药学；但现在屠呦呦的“三无人员”的身份 似乎 被人当成攻击官科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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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霞︱没有水，哪里会有鱼？更不要谈鱼市场！

热度 2 张海霞 2020-1-12 21:56

2020-01-11 今天下午在大连理工大学的双创教育论坛上，华南理工大学的殷教授讲得非常好，他把“科技创新”分为三个阶段：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工程创新，其中的关系他用到了李政道先生的一个比喻： 科学创新是水，技术创新是鱼，工程创新是鱼市场。 这是李政道先生 1996 年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立十周年的科学报告，他妙语论述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间的关系（讲话全文发在我们的《科学》 97 年第 6 期，题目是《关于基础、应用、开发三类研究的若干资料和思考》）： “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就不会有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 说得真好，真透彻！中国的基础科学必须要搞，而且要好好地搞，没有基础科学的创新做支撑，哪里来后面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进步啊？！希望站在国家层面的战略科学家们，真的放弃“屁股决定脑袋”的小团体利益，多站在国家的高度上去想问题： 没有大规模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怎么支持和吸引大批的科学家投身科学？没有大批人才的投入和实验条件，哪里来中国科学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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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李政道：白发皤然，白眼依旧

热度 4 liyou1983 2018-9-28 16:34

一 杨振宁与李政道这两个名字，但凡了解一些物理学的国人应当都不陌生。特别是杨振宁， 2004 年先是在人民大会堂作 “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 报告而反响热烈，随后 他与 翁帆在北京订婚又轰动一时。不过，近年更关心的还是杨、李二人 1962 年失和之后，今已白发皤然，为什么仍然怒目相向。 1956 年 10 月 1 日 ，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一文，署名李政道、杨振宁，普通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两个中国学者。而且，此前 5 月，已经听说他俩工作内容的另一个中国学者、大姐吴健雄（ 1912—1997 ）放弃计划中的日内瓦学术会议，留下来与美国国家标准局的 4 位物理学家进行了检验实验。 1957 年 1 月 9 日 ，实验结果证明了李、杨假说的正确性，极大震撼了国际科学界，以至一向矜持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打破了常规，当年就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那两位年轻的中国人。当时，杨振宁 35 岁，李政道刚过 30 岁。 杨振宁， 1922 年 10 月 1 日 生，安徽合肥人，其父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杨振宁 1945 年赴美留学于芝加哥大学， 1948 年取得博士学位。李政道， 1926 年 11 月 25日 生，上海人，其父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业化学系首届毕业生， 1946 年念完大二后也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 1950 年获得博士学位。 1949 年，来自西南联合大学的他们在普林斯顿大学首次合作， 1952 年联合发表了两篇论文， 1956 年联合发表的论文一举将他们送上了诺贝尔奖领奖台。 二 然而，在巨大的荣誉到来之后，两人合作关系中原本存在的裂隙逐渐放大，至 1962 年戛然而止。 1962 年 5 月 12 日 ，《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同是物理学家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的问题》（ A Question of Parity ），叙述了杨、李二人从 1946 年开始的科学研究过程。文章发表前，杨振宁、李政道曾在李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长谈。杨振宁说，尽管场面感动，但和解未成，几个月后两人最终分手了。李政道说，二人基于署名问题难以解决，他建议以后不再合作。不管真相如何，那篇语义双关的文章（英文 “Parity” 又有 “ 平等 ” 的含义）发表后，两人终于分道扬镳。 杨振宁、李政道之争，种子其实早在 1951—1952 年已经埋下。那次，两人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第一篇杨振宁署名在前，第二篇李政道署名在前。杨振宁认为，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他是为了帮助李政道才让出靠前的排名。而李政道回忆，第一篇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李政道做出的，但杨振宁要求排名在前，他同意了；第二篇的定理关键部分是杨振宁做出的，但李政道这次要求反过来排名，杨也同意了。在西方，科学文献上的排名一般是遵照字母次序。不过，署名次序关系到个人的科学贡献和社会评价，社会中的人其实很少能够象卡文迪许那样彻底脱俗。除非彼此在科学贡献不相上下或有人甘居人后，否则科学上的牛人最终多半选择单独发表，或者另找合作伙伴。有了那次令人窘困的经历，杨振宁、李政道不再合作，直到 1955 年，二人才再度携手。在 1952 年至 1962 年合作发表的 23 篇论文中，杨振宁署名第一的有 1 篇，李政道署名第一的有 22 篇。 杨振宁、李政道之争的焦点是：在 1956 年合作发表、 1957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杨振宁、李政道1962年分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对外披露具体的分歧或原因。直到1972年，李政道在欧洲某学术会议的演讲《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中，首次涉及二人的分歧，文中四次以主语“我”而非“我们”谈到了那次科学发现。杨振宁1979年偶然在欧洲一家图书馆发现了那次会议论文，非常不满，在庆祝60周岁而出版的《论文选集》中，反驳了李政道对自己贡献的“回避”，从而使二人之争广为人知。 杨振宁说，是自己首先想到了那个伟大的发现。杨振宁表示，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与李政道的决裂是他今生最大的遗憾。 李政道在 1986 年也打破沉默，发表了《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回答了杨振宁的指责，认为杨振宁 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李政道说，他在 1956 年首先独立地做出了这个思想突破。接着，立刻就有多位实验物理学家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了实验和分析，证明了其想法的可行，并发表了记载此事的科学论文。之后，才有他和杨振宁合作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和吴健雄等对该论文的实验证实。对于这项事实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有细致、客观的描述。 李政道在文章中还说， 1957 年在瑞典，杨振宁问他，可否按年龄大小顺序来登台领奖。后来，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两人都不讳言，诺贝尔奖的盛名在两人关系上投下了阴影。 杨振宁曾称，李政道年幼几岁，研究能力也似有不足。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提出了杨 — 米尔斯非交换规范场、杨 — 巴克斯方程。不过，在 1956 年写宇称不守恒论文前，李政道也已经在物理学的好几个领域里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天体物理，李政道 1950 年的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塞卡极限（ Chandrasekhar Limit ）上限质量从 5.6 倍太阳质量降到现在大家公认的 1.4 倍太阳质量。 1950 、 1951 年，发表了两篇流体力学的论文。 1952 年二人合写的两篇统计力学论文，建立了相变现象和格气体的基础。 1953 、 1954 年，他和派恩斯（ D. Pines ）发表了两篇论文，建立了固体物理中的 “ 极化子 ” （ Polaron ）领域。 1953 年，解开了场论中重要的 Gell-Mann Low Renormalization Group 方程式。 1953 、 1954 年，创建了 “ 李模型 ” 。 1956 年，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三 分手后，杨振宁、李政道在各自的领域继续着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 杨振宁 1964 年加入美国国籍， 1971 年夏在美籍科学家中率先访华。让人动容的是，那次离国前，杨振宁在上海宴会上看到邓稼先在信中证实，中国 1964 年成功爆炸的原子弹是由中国独立完成的时候，一时热泪盈眶。1981年，杨振宁等人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组织CEEC(与中国学术交流会)，资助中国学者访学美国。 1997 年，杨振宁出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荣誉主任； 1999 年自石溪分校荣休后，出任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名誉教授， 2003 年底回到北京，定居清华大学， 2004 年担任海南大学特聘教授。 李政道 1962 年加入美国国籍， 1972 年开始回国访问。 1974 年 5 月 30 日 在见到毛泽东主席时，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此外，他还主张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和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等等。 1998 年，李政道将其 30 万美元积蓄，以他和已故夫人秦惠 䇹 的名义设立 “ 秦惠 䇹 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 ” ，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一般是严格按照学术成就的高低评选的。吴健雄 1958 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其次是陈省身（ 1961 年）、林家翘（ 1962 年）、李政道（ 1964 年）、杨振宁（ 1965 年）。但吴健雄为什么比李、杨早几年当选？李政道为什么比杨振宁早一年当选？原来，美国科学界认为 1957 年诺贝尔奖居然没有同时给吴健雄，对她颇为不公，所以第二年哥伦比亚大学立即把她升为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立即把她评为院士。至于为什么李政道早一年成为院士，原因不详。 四 1962 年分手后，杨振宁、李政道二人之间的恩怨并没有终结。关于他们个人关系分裂的原因，杨振宁、李政道偶有公开叙述，然而各有说辞，他人撰写的传记和评论也莫衷一是， 外界对其中真实情况或原因至今缺乏足够准确的了解。 在 《破缺的宇称》中， 李政道 对于二人关系有生动的比喻。 “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 ‘ 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 ’ 另一个回答说： ‘ 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 ’ 两个孩子十分好奇 , 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 ‘ 找到了！ ’ 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 :‘ 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 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 ’ 另一个随后说道 :‘ 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 李政道接着说： “ 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2002 年，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出版了记者江才健的《规范与对称之美 — 杨振宁传》，书中最引人注意的章节之一就是杨振宁、李政道失合的来龙去脉。细读全书，作者褒杨贬李的态度流于笔端：李政道 “ 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 ” （ 222 页），而杨振宁是 “ 有分际的君子 ” 、 “ 心胸开阔 ” 等（ 434 页）。李政道指责杨振宁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夺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 2002 年，该书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 年，季羡林之子季承所著的《李政道传》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再次提到杨、李恩怨，认为李政道做出了主要贡献，杨振宁承担的是主要是一些计算工作。 奥本海默在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时，是杨、李的上司和同事。他曾说，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 1962 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了。 （十年前旧文，未正式发表，今日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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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忧国运、弦歌不辍

热度 9 Einstein 2017-11-18 09:24

2009 年5月，我到长沙出差，专门去了一趟岳麓山的左家垅，拜谒了近代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墓地。1935年12月，丁文江受铁道部的委托，到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此行还有一项秘密任务，是受教育部委托在长沙为清华大学选择新校址，因为考虑到当时中日关系的形势，清华感觉有必要在长沙建一个后备校园。不料丁文江在谭家山煤矿考察时中了煤气，1936年1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建议安葬于清华新校址的左家垅，“清华校内有一科学先驱之坟，可以引起青年人之景仰，而增加其科学研究之兴趣。” 右图，2009年5月作者摄于岳麓山 清华这块新校址，便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所在地。由于战事急转直下，在长沙办学时间很短，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第二年2月便辗转迁到昆明，随即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歌中有一句“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的日子（从临时大学算起），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那段传奇教育经历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原因让我们不断回望那段历程并充满敬意呢？一句话：心忧国运，弦歌不辍。 且不说迁滇队伍中的一支徒步68天、行程3000余里，风餐露宿、多少甘苦；也不说敌机经常来袭，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我们换一个视角，看看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眼中的西南联大，那时他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重庆）的馆长，他曾几次到昆明考察，目睹了西南联大的科研状况。 生物制片中的染料苏木精难以买到，便从当地产的一种桔黄色木头中提取类似染料。显微镜载片买不到，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用当地产的云母片。 李约瑟还提到了联大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课题，有赵忠尧、张文裕、吴大猷、马仕俊、马大猷、王竹溪、黄子卿、华罗庚等。战时困难的条件显然影响了科研工作，比如李提到化学研究中因为缺乏化学试剂使研究严重受阻，植物分类学家吴韫珍因医疗设备简陋，43岁便在困苦中去世。此外，由于通货膨胀，师生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43年李约瑟写道，（科学工作者）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也难怪，那年物理学家吴大猷买了两头小猪，准备年底卖掉以补贴家用。 当时西南联大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部分有理论化倾向，因为这样能减少因实验器材缺乏的困扰。但就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整体研究看，多是为战时所需，急国家、地方之急而开展，这还不包括清华大学直接支援抗战创办的5个特种研究所。 再说学生方面。著名的联大“三剑客”已经成了不朽的传奇，他们是物理系的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那时他们都在联大读研究生，并同时在距离联大3公里的昆华中学兼职。杨振宁后来回忆他们经常无休止地讨论物理问题，有一次三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逐句查阅海森堡的一本书以解决争论。李政道凭一封介绍信求见吴大猷也是一段佳话，当时李在西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读一年级，因为日寇逼近，浙大停办，他辗转到了联大见到了吴大猷。吴大猷见他求知心切，给他读物和习题，他都能很快完成；又从李政道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发现他思维敏捷、异于常人。1946年吴大猷又推荐他赴美深造，旋即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破格录取，那时李不过是联大二年级的学生。李、杨二人后来回忆联大求学岁月，常怀感激与知遇之心。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履历片（卡），作者摄于清华大学校史馆 叶企孙批改李政道的电磁学试卷（1945年，拍摄地点同上） 叶企孙教授的聘书 （敬聘 叶企孙先生为本大学理学系教授兼院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一日，拍摄地同前） 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但联大的业绩彪炳史册，仅1999年中央授予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联大校友就占了8位。杨振宁回忆邓稼先（也是联大校友），说如果有人拍摄邓稼先的传记电影，他建议背景音乐用五四时期 的一首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巍巍昆仑，亚洲之东/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便是西南联大精神最真切的写照吧。 按：1994年第5期《科学》刊载了杨振宁先生的《邓稼先》一文，杨先生的原文是：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巍巍昆仑——。我在写稿时，看到有的文献用“长江大河，巍巍昆仑，亚洲之东”感觉这样更押韵。完稿后，核实杨先生原文如前，且谱有曲。我不知道这首歌的确切出处，但核实过程发现1909年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歌有一首为：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凭只手撑住苍穹/睡狮昨日/醒狮今日/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翘首昆仑风虎云龙/泱泱大国/取用多宏/黄帝之裔神明胄/天骄子/红日正当中。 这两首歌词很相近，年代也差不多（杨回忆是其父亲杨武之口传，大致是五四时期歌）似乎有同源或因袭关系。本文不做深究，备有心人察之。 （拙文刊载于11月17日《科技日报》，感谢陈莹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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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物道专访】我交85后博导，助力大飞机制造|交圕•学堂

jacob8chao 2017-5-31 00:08

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所使用的镁、铝等轻量化材料不断涌现。在焊接过程中，这些精心设计的轻量化材料极易受加热过程的影响，发生内部结构的剧烈变化，进而造成许多优异性能的衰减，严重影响这些轻量化材料的工业应用。所以，如何把这些材料焊接好、连接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超群老师致力于研究新型钛铝异种材料焊接技术，实现对飞机、火箭等减重的目的，进而让飞机飞行成本降低，同时也能减少污染物排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特别在2016年9月，张超群老师受邀参加商飞设计研发中心“青创论坛”，作为青年科技专家做主题报告，与商飞设计研发中心的工作人 员们进行学术与 科研交流， 共同助力国产大飞机的制造！ 那么，他的研究和成长经历又有哪些故事呢？ 首期“物道专访”将带大家走近他——张超群老师。 张超群，2009-2011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硕士学位，从事面向航天应用的先进特种搅拌摩擦焊接技术研究；2011-2015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事面向航空航天应用的铝钛异种材料焊接技术研究；2015年入职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2016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主要研究方向为： 面向汽车和航空航天应用的轻量化材料焊接与连接、焊接过程中的微观组织演变、异种金属焊接。在这些领域中，共申请发明专利11项，担任Scripta Materialia等9家国外学术期刊审稿人。2009年至今，主持或参与的横向、纵向课题共12项，其中主持3项课题（在研），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科学研究的乐趣之一就是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做好科研的最好动力。 感恩前行。“感谢导师和前辈的悉心引导，他们创造的良好科研氛围让我获得了更快的成长。” 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 “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 张超群老师小学期间直接跳级读了小学二年级，在读小学二年级之前有一段自学经历，“小时候家里有很多书，在家可以自主学习和自由阅读，”他认为这是培养他自主学习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 当时的他，只是单纯地想要探索自己未知的领域，主动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看书、去学习，并不是在老师家长的压力下被迫接受。所以，他在学习上的自主性很强，会利用很多业余时间去钻研问题，去自主学习课堂上并不要求掌握的知识。比如，他初中时就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求知欲的驱动下，主动钻研高中和大学物理的知识。 “ 跟单调地应试做题相比，我更想去研究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问题。 ” 在专业学习以外，受家里长辈的影响，张超群老师自小便读了很多中外名著，上大学之后虽然学的是理工科专业，但还是读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这些书在调节生活的同时也给了他更宽阔的视野。“ 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具有深厚人文情怀的科学家，因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不会陷入《黑镜》中展示的高科技悲剧之中。 ” “做科学，要立足生活和实践，更要有社会责任感” 本科期间，张超群老师出于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很早就参加了一项与镁铝轻质合金相关的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据张超群老师回忆说：“这类项目当时在国内刚刚兴起，旨在鼓励本科生积极参与科研。”他把这段早期的成功科研经历归功于当时的导师，“我当时遇到的导师很好，给予了我们学生很大的自由探索空间，在科研中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后来，《机械设计》的授课老师向他推荐了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需要围绕特定主题完成一个机械类的作品。当时正值08年，南方雪灾严重，张超群老师在看电视时偶然得知，湖南、贵州等多地在零下1-2度的湿冷情况下，很多高压线上出现了冰凌。冰柱越来越大，就很有可能把高压线压垮，导致大面积停电，给当地工业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危险。当时的他就思考是否可以设计一个除冰机器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通过进行大量的网上检索，他发现当时几乎没有这样的专用输电线除冰机器人，便带领参赛团队申请了国内第一个输电线除冰机器人方面的发明专利，并制作了样机，获得了大赛二等奖并被当时的新闻联播报道。关于参加科研竞赛的收获和感悟，张老师如是总结：“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节能减排竞赛等科技比赛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实践，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让我对科研的兴趣更加浓厚。” “我的博士导师Joseph Robson教授曾经说过：‘ When you’re doing your research, you are trying to solve problems that haven’t been solved before. You have to use your brain a lot; you never feel that you're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 我特别赞同，科学研究工作充满了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随时可能会发现新的科学现象，会给专注其中的人带来很大的快乐和成就感。只有喜欢自己的工作，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才能真正的把工作做好。” “高山仰止，师恩难忘” 谈到自己的老师，张超群老师的言谈间充满感激。他对本科时期受到两位老师的无私帮助深怀感激，十分庆幸。“本科时，老师们都很支持我的科研想法，而且愿意提供实验场地，还特别为我留了一副实验室的钥匙，以方便我自由进入实验室，实现自己的想法。”硕士期间的导师则很注重基础学术研究，会花很多时间和他细致地讨论一些前沿的学术问题。后来，博士生期间的导师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在鼓励他进行自由学术探索、提供良好科研条件的同时，还会在重大的方向上做出很好的指引。 如今也成为一名老师，张超群老师深知自己身上的重任，而对于怎样做好一名老师，他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我希望可以成为一名能够启迪学生智慧和创新想法的老师。在带学生的过程中，我会给他们很多自由的空间，我想激发他们内心对研究领域的兴趣。我认为， 当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被激发出来以后，才可以更有激情地把自己的学业和科研做得更好。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可以从书本上自己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同时，他认为不仅要指导学生把科研搞好也要让学生全面发展，在高效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也要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做一个健康快乐的人。 此外，张超群老师 特别感谢上海交大对青年教师的支持 ，以及所在研究团队对其学术研究上的帮助：“我所在的团队是由 林院士 建立的，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前年，我刚从英国回来，对国内学术情况不是特别了解，研究团队的各位老师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议，在如何申报课题、如何撰写基金申请书等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 为了攻克钛铝异种材料焊接技术，张超群老师曾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钛铝异种材料焊接方向的博士学位。英国公派留学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出国之前，我大部分的精力用来关注学术，其他方面关心的比较少。而英国的环境比较自由，不仅在学术上给了我更大的空间，兴趣拓展的机会也增加了很多，慢慢地我发现其他方面的经历也很重要。”在英国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并担任曼彻斯特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副主席和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执委。 在留学期间，张超群老师受邀参加了第八届全英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这个大赛是中英高科技项目对接的前沿平台，国内通过这个平台引进国际高新技术。他带领的团队携先进磁控电阻点焊技术及装备项目参加了比赛，项目获得了包括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业内资深教授和风险投资人在内的专家组的一致好评，并在剑桥大学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了冠军。“这次大赛让我对国内创新创业环境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对如何把科技成果产业化有了深入了解。”张超群老师如是说。 多年的海外求学经历，张超群接受到了多元的文化熏陶，拓宽了工作、生活的视野。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有趣的生活、健康的身体同样重要。在业余时间他坚持游泳，参加了Swimathon等业余游泳比赛，同时他还参加了跳水、潜水、皮划艇和帆船等水上运动，摄影和葡萄酒也是他调节生活的小爱好。“ 这些爱好不仅没有耽误科研，而且能让我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科研。 ” 结 语 作为一名青年科研人员，张超群老师深知自己的科研历程才刚刚起步。在未来，他将 不忘初心，心怀感恩，继续前行 ...... 物道专访之学者荐书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希望张超群老师可以向交大的学生推荐一本他最喜欢的书。他提到要做 “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希望交大的学生打破科学与人文间的界限，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中寻求更广阔的视野。因此，他特别向大家推荐了这本社会心理学著作。 推荐书目： 《社会性动物》 推荐理由： 作者Eliot Aronson是当今最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这本书很好的结合了专业性和趣味性，通过读这本书可以让大家更加科学和批判性地看待很多个人行为和社会现象。 　 物道专访 　 “物道专访”是“交圕•学堂”之“励志学堂”的组成之一，通过网络文章推送“真人图书馆”的方式，对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学者进行深度采访，并附上其特别推荐的图书，以此激励青年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传承、发扬李政道先生的科研精神，展示李政道图书馆的文化内涵。 注：“交圕•学堂”是以李政道图书馆“五馆合一”独特的功能定位为基础，为支撑学校“学在交大”的战略目标，精心设计并推出的全方位、多维度的文化育人服务新品牌。“交圕•学堂”聚焦于“实践体验”与“人格养成”，发挥名师、展览、空间、档案、技术等资源的聚集优势，围绕特定主题，提供集特色展览、科普教育、艺术沙龙、网络档案、社会实践于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化的体验式学习活动。 李政道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kAoWiqI_FS5kTUOGnqmdw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大 85后 博导 博士生导师 张超群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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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政道研究所计划3至5年吸引600名中外科学家

Fangjinqin 2017-3-2 11:49

李政道研究所计划3至5年吸引600名中外科学家 郑莹莹/中新网 2017-03-01 记者1日从李政道研究所获悉，该所正筹建世界级科学人才梯队，初步计划用3至5年吸引约600名中外科学家。 李政道研究所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呼吁建设，在中国科技部、中国教育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于2016年11月在上海成立。李政道研究所以丹麦玻尔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蓝本，聚焦粒子物理、天文与天体物理、量子物理与应用技术等领域，旨在提升中国在基础物理及相关前沿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据悉，伴随中国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中国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已从“跟跑”发展到“并跑”，且进入了向“领跑”转变的关键期。李政道研究所旨在吸引一批世界顶级物理学家作为核心，在重要科研方向上建立研究组，并引进青年学者搭建科研团队，以瞄准有重大意义的前沿物理课题。 李政道研究所资深教授季向东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根据计划，该所希望能聘到10名左右国际顶级科学人才，同时要吸引一批青年学者。据介绍，今年该所已向海外四、五名青年科学人才抛出“绣球”，其中不乏华裔科学人才。 在人才引进方式上，他指出，该所计划参照国际同类研究机构做法，探索在薪酬、子女就学、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接轨”。 李政道研究所建设初期，已在暗物质和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一些科研成果。季向东表示，该所的功能主要是“3+1”：一是世界顶级科学家集聚地，二是国际交流平台，三是引领科学发现，有世界领先的物理实验；“＋1”则是科普基地，让科学“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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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庭芳·宇称不守恒定律

热度 22 kongmoon 2017-3-1 09:40

窗外银钩， 湖中秋月，水天共赏圆缺。 通观蝶翼，左右总和谐。 放眼苍穹四海，镜中像、动静同约。 见衰变，似违圭臬，伟论待开掘。 破缺天授意，识珠杨李，共创绝学。 巧实证，惊鸿吴姐一瞥。 弱力失衡宇称，诺氏奖、信手轻捏。 炎黄姓，流芳定理，永世颂豪杰。 杨振宁和李政道，名字如雷贯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得他们，因为他们是第一个荣膺诺贝尔奖的炎黄子孙，且获奖的时候持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杨振宁目前已经放弃美国国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人，一时成为了科学界和娱乐的热点，许多陈年旧事又被大家翻出来津津乐道，不亚于2005年。 但他们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得奖，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毕竟他们获奖的领域是物理学里最顶尖的基本粒子领域。 先认识“宇称”的概念，我们都知道，自然界里相对存在的东西很多，比如说男人女人，左手和右手，阴和阳、正和反，它们虽然表面上是对立的，但都遵守同一物理学规律。例如天上的彩云追月，湖面的倒影绝对不会出现云月背道而驰的情况，正电子和负电子虽然带电不同，但他们的运动速度，自旋方向等等物理量都是一样的，这些现象叫做“宇称守恒”。 　　人们一直来都以为宇宙万物都遵守宇称守恒定律。1956年,科学家发现θ和γ两种介子的自旋,质量,寿命,电荷等完全相同,多数人认为它们是同一种粒子,但θ衰变时产生两个π介子,γ衰变时产生3个,这又说明它们是不同种粒子。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模型计算和推理，大胆地断言：τ和θ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种粒子(后来被称为K介子)，但在弱相互作用的环境中，它们的运动规律却不一定完全相同，通俗地说，这两个相同的粒子如果互相照镜子的话，它们的衰变方式在镜子里和镜子外居然不一样！用科学语言来说，“θ-τ”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下是宇称不守恒的。在最初，“θ-τ”粒子只是被作为一个特殊例外，人们还是不愿意放弃整体微观粒子世界的宇称守恒。此后不久，袁世凯的孙媳妇、华裔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用一个巧妙的实验验证了“宇称不守恒”，从此，“宇称不守恒”才真正被承认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科学原理。 　　吴健雄用两套实验装置观测钴60的衰变，她在极低温(0.01K)下用强磁场把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左旋，把另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右旋，这两套装置中的钴60互为镜像。实验结果表明，这两套装置中的钴60放射出来的电子数有很大差异，而且电子放射的方向也不能互相对称。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而杨振宁和李政道却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的时候，宇称不守恒，次年被华人女科学家吴健雄用实验证实，这就是它们获诺贝尔奖的理论：“宇称不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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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振宁李政道为何能在当时信息闭塞的国内迅速成名？

ericmapes 2017-2-24 01:13

杨振宁李政道为何能在当时信息闭塞的国内迅速成名？ 2016-10-2107:42:46 澎湃 http://book.hexun.com/2016-10-21/186522584.html 1956年10月，两位年轻的中国籍留美学者李政道（30岁）、 杨振 宁（34岁）在 美国 《物理评论》发表文章，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因这一理论工作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当今中国，李、杨二人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自然与他们的诺贝尔奖得主身份密切相关。不过，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其实，在李、杨获诺贝尔奖之前，他们已在国内大名鼎鼎。 　　 少年得志的李政道、杨振宁 　　1956年之前，在物理学界，宇称守恒定律被奉为圭臬。因此，1956年10月李、杨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一经发表，就受到广泛关注，并很快得到物理实验的验证，他们二人也因此幸运地于该理论发表一周年之时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奖速度之快，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正因为李、杨的工作极具创造性、颠覆性，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一经发表，便很快传入中国大陆，李政道和杨振宁也由此进入新中国科学界的视野。 　　其实，在1956年10月论文发表之前，这篇论文就已经以预印本的形式在一部分物理学家中流传，而且传入中国。据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回忆：“1956年国庆前夕，张文裕教授、王承书教授、郭永怀教授、李佩教授乘海船由香港归来。我奉命到深圳的罗湖桥头欢迎他们四位回国服务。由于我的兴趣在粒子物理，而张文裕、王承书和李政道、杨振宁都是往来十分密切的朋友，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向我介绍了李政道和杨振宁所做的经典工作。而且，他们给了我一份由他们两位带回来的预印本《关于弱相互作用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粒子理论工作者纷纷钻研起这一‘唯一’的预印本。” 　　从何祚庥的回忆看，1956年10月1日前后，李、杨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就已经在国内物理学界传播开了，李、杨这两位年轻的科学家自然也受到了国内科学界的关注。此外，就在当年，李政道荣任哥伦 比亚 大学全职正教授，杨振宁也于1955年荣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这在美国学术界也是极为少见的，更何况二人当时还都是中国国籍！如此优秀的青年人才，自然会受到新中国的关注。 　　李政道（左）与杨振宁（右）。 　　 新中国科学界给予高度关注 　　1957年1月，美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等通过实验证实了李、杨提出的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这一消息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月18日，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分别向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发去了贺电：“我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对你最近在物理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赞佩和骄傲，并祝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是新中国官方学术组织首次给李、杨发去贺电，从中国物理学会的反应速度之快和电文内容可以窥见，新中国科学界对李、杨的科学成就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对国际科学动态也有敏锐的把握，当然，这可能与李、杨二人此时的身份——中国籍旅美科学家——直接相关。 　　1957年2月21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召开“中国留美学者李政道、杨振宁证明宇称守恒定律不是普遍的定律”学术报告会，朱洪元在报告会上介绍了李、杨这项被国际物理学界给与极大关注和重视的新发现，钱三强、赵忠尧、彭桓武、张文裕、何祚庥等物理学家也都作了发言。该所所长钱三强特别指出：“他们合作提出的在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设，称得上是原子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发现。”何祚庥的书面发言当时并未发表，1997年何祚庥在整理文稿时重新发现了这一旧作，并收入他的一部文集里。何祚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李、杨工作的意义，认为“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工作给予人们的一个突出的印象便是理论上的敢于破除成见的独创精神”，“ 李和 杨的尊重实验事实而又不迷信实验事实的态度正是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后来，何祚庥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李、杨的这一科学工作是“影响了一代人思维的发现”。 　　 《人民日报》对其格外青睐 　　与科学界对李、杨科学成就的高度关注相呼应，官方媒体也积极介入，宣传、介绍李、杨及宇称不守恒理论，最典型的，就是《人民日报》对李、杨的格外青睐。 　　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的于敏（“两弹一星”元勋，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文章《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这是1956年10月李、杨的论文发表之后，中国大陆媒体首次对他们提出的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需要强调的是，于敏在文中特别介绍了“实验的证实”，不仅介绍了吴健雄的实验，还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 利德曼 ( 300289 , 股吧 )等的另一组实验，这与后来中文世界只强调吴健雄的实验大为不同。于敏总结道，“在过去宇称守恒定律一直是一块指路标，人们顺着它所指示的方向去寻找规律。现在这块路标被破坏了，物理学家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从1957年起，物理学家们将在一种新的启示下去考虑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人民日报》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力，注定了这篇文章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宇称不守恒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李、杨之声誉自然也在国内大为提升。3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文介绍李、杨的科学成就，以及他们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情况。 　　5月5日晚，李、杨获美国颁发的爱因斯坦奖，《人民日报》旋即在7日第一版刊发了这一消息，并援引了授奖词：“两位科学家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并提出了试验的方法，这种试验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从而驳倒了三十年来包含在一切物理学理论中的基本定律之一，使我们对研究构成宇宙的基本质点这一方面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发展”。 　　总之，在1957年10月诺贝尔奖揭晓之前，对于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旅美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以及他们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中国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另外，学术刊物也积极跟进。4月，《科学通报》刊发了李、杨论文的中文译稿《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问题》，这为李、杨之宇称不守恒理论在国内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文献。5月，《物理通报》发表了张宗燧的《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李、杨的理论工作以及吴健雄等的实验工作。《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则连续两期刊发物理研究所朱洪元的文章，分析李、杨科学发现的科学价值及其哲学意义。 　　 李政道、杨振宁为何能在国内迅速成名 　　概言之，在1957年10月李、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他们二人也已是国内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且，他们已受到政府高层的关注。这里有一个例证。1957年夏天，也就是李、 杨刚 获爱因斯坦奖的这个时期，杨振宁因要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就给国内的父亲杨武之发电报，希望他能赴日内瓦与其小聚。这件事最后竟报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经周恩来批准，杨武之才得以前往日内瓦与儿子团聚。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高层那时已经非常重视在国际科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年轻科学家了。 　　李、杨为何当时在国内大受关注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本身属于国际上热门的重大科学发现；另一方面，李、杨二人中国国籍的身份则更为重要，国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都采用“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一表述。第三，“向科学进军”的国内大环境也是促成李、杨及其科学理论在中国广为传播的重要原因。 　　1957年正值“十二年科学规划”全面启动实施，尽管有“反右”的波折，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已成国家战略，营造“向科学进军”的良好氛围，鼓舞广大科技工作者攀登科学 高峰 ，向广大民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等，是当时社会的主基调。在此背景下，大力宣传中国人做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突破性科学成果，无疑会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而且，争取更多滞留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也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李、杨二人就是重要的争取对象），这也是李、杨二人迅速在国内受到强烈关注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和讯网今天刊登了《 杨振宁李政道为何能在当时信息闭塞的国内迅速成名？ 》一文，关于此事的更多报道，请在和讯财经客户端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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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谢静宜与李政道辩论时说了什么连江青都让她闭嘴？

热度 2 ericmapes 2017-2-24 00:31

谢静宜与李政道辩论时说了什么连江青都让她闭嘴？ 原题为：李政道同 江青 的一次辩论 2013年07月17日07:58来源：炎黄春秋作者：施宝华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07/17/27586518_0.shtml 1938年8月，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开始同居，11月结婚，开始长达38年的婚姻生活。本组图是江青与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合影旧照。（来源：凤凰网历史）图为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中的合影 图为毛泽东与江青同读一张报纸，这种情形很少见 图为1947年，毛泽东和江青在转战陕北途中 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合影 毛泽东与江青、李讷在延安合影 毛泽东与江青及孩子李讷在延安枣园合影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江青合影 毛泽东与江青在陕北转战途中 毛泽东与江青在陕北转战途中 文革时期毛泽东与江青合影 核心提示： 谢静宜辩解：“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谢静宜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解，连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说，“你领会错了，他（指李政道）讲的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作者：施宝华原题为：李政道同 江青 的一次辩论 发现·忧虑·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君归返阔别了近三十年的祖国。那时，祖国处在“文革”时期，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祖国故土，他看到祖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学校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处于停滞状况，物理系唯一的“研究”活动是测量一种电灯泡的性能。绝大多数师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留校的少数“工农兵学员”，虽然政治热情很高，可是，他们的科学基本常识都十分欠缺，有的近乎是“科盲”。 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在参观、座谈等交流活动或与各级领导会见时，碍于自己的身份、情面，不能把看到的问题向领导、同行直抒己见，只能从正面提出希望重视基础科学研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深深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盛的科学家，如果不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提出来，真是于心难安啊。几经考虑，他决定趁这次回国的机会，向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政道白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见、参观和进行讲学，晚上回到住地提笔就赶写建议。在写建议的过程中，李政道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李政道希望找到一些例证，最好是国内已有的例证来说明。但是，他一时苦于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无法找到合适的例子。 这时，一心关注李政道事业的夫人秦惠君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李政道夫妇首次归国访问时， 周恩来 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惠君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她记得，在席间，江青曾向她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说他们在十来岁的少年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并说这是一条很成功的经验，云云。秦惠君把这件事说给了李政道听，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今天不去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了，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看看他们是如何培养芭蕾舞演员的。 5月中旬的一天，李政道夫妇来到上海芭蕾舞学校。他们仔细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学生询问了学员选拔的标准、程序，教学安排、学生专长、成才情况，观摩了芭蕾舞教学，看了学生们表演的节目。李政道兴致极高，他认为，芭蕾舞学校，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很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也可以参照芭蕾舞学校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 李政道在以《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为题的建议书中，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现在不抓基础科学的建设，十年以后将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是危险。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基础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创造。李政道提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李政道说，选拔十三四岁的孩子集中培养，到十九岁就能达到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当然这些孩子必须具备：（1）有极高的理解能力；（2）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已有结论，富于斗争精神；（3）有过人的记忆力。李政道说，这些选拔出来的少年在六年的学习生活里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学生既要学习数、理、化，也要学语文、外文、历史、体育，并适当参加劳动。这种培养尖子人才的学校，应当配备优秀的师资和适用的教材和教学设备。李政道最后说，他考虑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条件这样做，所以才下决心提出这个建议。 建议书写好后，他并没有马上送给中国有关部门。5月下旬，他到达北京后，特地找了老朋友、著名医学家黄宛教授，请他看看行不行？黄宛教授看了认为，李政道先生提出建议是很好的，意见是中肯的，建议的思路是值得研究的。 黄宛的看法使李政道很受鼓舞。当晚，他在北京饭店的住处，又用中文认真眷写了建议书，并写了一封给 周恩来 总理的信。在信中，讲述了写建议书的动因和酝酿经过，并希望周恩来总理阅后如认为“有可取之处”，敬请转呈 毛泽东 主席，请他批评指正。 第二天，即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就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一同赴美国留学的朱光亚先生请来。把建议书和致周恩来的信一并交给他，请他呈报给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人民大会堂西厅的“争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议。他极为重视，在5月24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就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 邓小平 、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首先告诉李政道，你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李政道听说他写的建议和信已呈报给毛泽东主席，感到很高兴。 他遵照周总理的要求开讲了。他从什么是基础科学，什么是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基础科学与国家、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讲起，又介绍了他在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芭蕾舞学校的观感，还阐述了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内容。 在李政道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江青就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对李政道讲话本能地显出反感、抵触和不耐烦，忍不住想“批判”他几句。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说：“五十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少年的标准作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就是要有持续斗争性！理解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李政道对江青的说法未必同意，但考虑这不是原则问题就没有反驳。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十六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要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江青看看会场上没人响应她，也发现自己失态和太霸气，于是，她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了牛啦！小谢，你讲啊！” 谢静宜受宠若惊应声上阵，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不知道这位“小谢”是何许人也，便直言与之相辩：“为人民服务，这不错。问题是用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也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谢静宜辩解：“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谢静宜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解，连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说，“你领会错了，他（指李政道）讲的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主持会见的 周恩来 总理也许觉得一个会见华裔美国科学家活动的谈话氛围弄得如此紧张有失大国风范，他出来讲话希望调整一下谈话气氛，他说，“毛主席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曾讲到，一机部搞过一个41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中有些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不少都是穷苦的工人。它告诉我们（对人才问题）要破除迷信。”他接着对坐在第一排的几位科学家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李政道的建议）可不可以试验一下？” 在场的科学院负责人周荣鑫见没有人说话，便表态：“可以研究、探讨。”周恩来总理打断他的话说：“让他们（科学家）先说。” 在 江青 面前，科学家们知道要是吭了气必将大难临头，他们又看到江青对来自美国的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李政道都如此骄横霸气。他们哪还敢吭气。周恩来点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名：“吴老先说说吧。”吴有训不吭气。 在扯了一些与李政道建议无关的话题后，周恩来正式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周恩来还没说完，江青又强调“我们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言外之意仍是不同意李政道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路子。周恩来则进一步明确对李政道说：“你说的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周恩来看江青一而再的“顶”李政道的建议，但又不好再跟江青“顶”起来，他很机智地问李政道：“（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这个问题你看有没有阻力？”李政道很理解周恩来问他这个问题的含义。今天会见中江青等“顶牛”不是充分说明了阻力的存在嘛。所以，李政道也会意地回答说：“我想阻力是会有的。” 会见结束，李政道一行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后，他发现人们对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知识了解太少，这也许是一些人对他的建议不理解或不置可否的原因吧。为此，李政道取消了原定当晚去天安门漫步观赏的安排，用中文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这份说明用通俗、简练的文字阐明什么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李政道说：“什么是基础科学？就物理来讲吧，宇宙间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演变都有它们的规律。星球、星云的变化过程是有一定规律的，原子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有一定规律的。核和基本核子的构造反应，也是有它们的规律的。可是，这些不同事物的规律又基于一组共同的基本规律。要了解和掌握这组共同的基本规律就要去研究基础科学。 “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 “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所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忽略的。” 李政道用了一个晚上撰写这份《补充说明》。他第二天一早就把《补充说明》呈报给周恩来，同时，给参加5月24日会见的所有人员都印发了一份。他想把道理尽量说清楚，让中国领导人更理解他希望祖国科学和基础科学教育迅速健康发展，使祖国早日更强盛起来的真诚心愿。 毛泽东 当“裁判” 在北京逗留的几天中，他虽然忙于各种参观、座谈、讲学活动，但心中时时记挂着他这次回国为振兴祖国科学教育提出的第一个建议的命运，能否被中国政府接受并付诸实施？ 5月30日，也就是李政道夫妇拟结束北京访问的那天早晨6点钟，李政道还未起床，就接到一个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接见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已坐在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来了，就起立与李政道握手。落座后，毛主席知道李政道在上海长大，就幽默地问：“有上海，有没有下海？”李政道虽说在上海长大，但从未听说过下海，便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对称了。下海是一个镇子。”李政道对毛泽东知识渊博而深感钦佩。 毛泽东很快切入了正题：“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 李政道听 毛泽东 说赞成他提出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非常高兴，担虑多天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问题有了最权威的答案。但是，毛泽东又说“理论没讲清楚”又使他心中泛起不安。 毛泽东接着说：“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李政道听了断定，毛泽东没有看到他的《补充说明》。由于自己在建议书中，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阐释不够充分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科学上的阐述是有差异的。 于是，李政道向毛泽东阐释了自己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观点。李政道说，从科学上看，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基础科学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应用科学也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基础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应用科学是以基本规律为指导进行创造发明。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启示或为应用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或规律性指导。 同毛泽东这次的会面和交流，使李政道深受鼓舞。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建议的肯定，不仅对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与 江青 的争论作了结论，也为中国政府采纳实施这项建议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当时的中国，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必定会得到贯彻实施的。 在 周恩来 主持人民大会堂西厅的接见时，郭沫若、吴有训、周培源等老科学家对他的建议不吱声，李政道当时也困惑不解。因为，这些老科学家都深知基础科学的重要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重要和急迫，但是为什么不表态呢？ 接见以后，李政道和夫人秦惠（竹下加君）先后从老朋友和在祖国的亲属交谈中，他们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江青等人面前，科学家都属“臭老九”，都是要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斗倒斗臭的。仅仅因为中央的保护才免遭批斗。“你是美国人，又是应邀来访的贵宾，顶了江青没事，那些老科学家要是像您这样同江青‘对阵’，早就被揪出来‘斗倒、斗臭’了，弄不好还得坐班房呢。” 李政道夫妇听了，连连“呃，呃”若有所悟，他们很理解这些老科学家的处境和心情。 后来，他们还知道，就在周恩来主持接见他们的时候，国内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是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困境中，对他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表示支持，提出“完全可以试一下”是冒了政治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幸好毛泽东也表示“赞成”，才算以“建议被接受”而告终，要不，不知会生出什么风波来。 李政道听了惊愕咋舌，感到不可思议。 最后还要交代：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贯彻，但是，也拖了近四年时间，其间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可谓“山重水复”。直到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方毅同志担任副总理、主持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后，贯彻落实李政道的建议的工作才放到了议事日程。这年三月，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这是我国开辟的“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是11岁。 在美国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后欣喜不已，他特地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 少年班从1978年开办以来情况相当好，到2002年已经招生26期共999名少年大学生，毕业767人。1985年，在“少年班”的基础上又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到2002年已招收18届共727人，毕业432人，据统计，在“少年班”毕业的学生中，80%考取了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三分之一的硕士研究生攻读了博士学位。许多人成为科技领域的拔尖人才和各种科学奖项的得主。 长期在李政道身边工作的季承先生对我说，李政道教授提出在少年中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是在“文革”动乱的特殊时期，那时，他先后于1972年、1974年来到中国访问，亲眼看到中国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了被破坏的困境，教学陷于停顿，教师被打倒靠边，优秀学生去“接受再教育”了，基础科学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被否定、受歧视。科学事业，特别基础科学面临人才断档、后继无人的危境。李政道先生建议是希望经过他的呼吁能拯救中国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冲击“极左”派对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破坏。而不是仅仅强调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看来，李政道教授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事实上，后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政道教授再次归国访问时，他一再强调要重视和振兴基础科学，应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特别是他主张派优秀青年到美国名牌大学去深造，倡导并亲自参与“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培养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活动，在十年中培养了千名中国科技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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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政道：我和CUSPEA

Fangjinqin 2016-12-6 09:22

李政道：我和CUSPEA 2016-11-30 李政道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WeChat ID The-Intellectual Intro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欢迎关注。 ► 李政道（右）、周光召（左）。来源：江苏理工学院物理实验中心 撰文 | 李政道 ● 　 ● 　 ● 1979 年提出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 （即 CUSPEA） 已过去二十多年了。在 1979 年开始到 1989 年这个项目实施的十年中，到美国深造的有近千名中国物理专业的年轻研究生。现在他们都已进入了壮年，在学术和个人的事业上都有了不同的成就。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增长，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二十多年来，中国变化之大，令人惊叹不已。今天在中国，出国留学已是十分平常的事了。回忆二十多年前 CUSPEA 开始实施时的情景，确实使人感慨万千。 当时，因为中国长期的封闭，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动乱和浩劫，使得中国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尤为严重。这主要是由于教育的停顿，使祖国整整一代年轻人没有受到系统的高等教育。缺少了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年轻一代，中国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1979年春我趁着国内刚趋好转的形势，在北京为祖国近千位优秀青年补课，每天从早到晚讲了近两个月研究生的物理课。 ► 改革开放后，李政道回国讲学，与那个时代求知若渴的知识分子合影。来源：李政道数字资源中心 目睹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我忧虑万分。我深感，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 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在1979年设计了这一独特的 CUSPEA 项目。但是，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刚开始，总的说来国家还处在封闭状态，出国留学的渠道不通。再加上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汇经费支持他们出国学习。更严重的是，尽管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拨乱反正正在进行之中，“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在人们思想上还有很大的影响。出国留学尚属十分罕见。国内外不少人仍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对待这个用改革开放方式为祖国培养优秀年轻人才的计划。国内教育界也有相当多的朋友还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因而不敢赞同。 在美国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申请 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的手续和当时中国国内的 情况，完全格格不入。凡要入美国任何大学的 研究院的学生都必须先通过 GRE 考试，非美 国的外国学生还必须通过 TOEFL 考试。学生 要先填好想入的各校各不相同的入学申请表， 随同学生所在学校的成绩单、教授介绍信、入 学申请费 （美元） 等，一并寄到学生想入的各 大学的招生办公室。招生办公室审查合格并初 选后才转到该校研究院的各系。各系招生组的教授才能选择录取。 1979年和80年代初期，在中国根本没有 GRE 和 TOEFL 考试。美国的学校对中国大学在“文革”后的学术水平又毫无了解，若按上述程序申请赴美国大学的研究院学习，是根本走不通的。因此必须创造一个新的特别的入学渠道，而且还要有维持这么多留学生的经费，这是极为困难的问题。 1979 年春，当我还在北京讲课的时候，就为这个问题做了一点试验。我和我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联系，请他们出一份能达到入哥校物理系研究院标准的试题，寄到北京。在科大研究生院严济慈院长、吴塘副院长协助下，举行了第一次 PRE-CUSPEA 试点考试。从中选了五位同学。然后我将这五位同学的试卷和履历寄至哥校，请哥校物理系开会决定，这五位同学是否能入哥校为研究生。如能够入哥校研究生院，能否由物理系承担他们所需的全部经费，直到得到博士学位。同时，我又请物理系替这五位同学向哥校大学招生办公室补办了入哥校的全部手续。由于这五位同学成绩优良，他们都获得了哥校物理系的同意，顺利地入学了。有了这样一次具体的实践，我就比较容易说服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和同仁们，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和赞同。 因为我是哥校的教授，哥校的手续比较 容易办，而其它大学呢？这就产生了1979年年底第二次 PRE-CUSPEA 试点考试。在美国除了哥伦比亚大学外， 有 CCNY，Carnegie-Mellon，Oregon，Pittsburgh 和 Virginia 五校的物理系参加。 开始的时候，这五校的招生办公室都是反对的，因为按美国大学的规定，申请 入学的第一轮审查机构应该是大学招生办公 室。他们不能放弃这份责任和权力。因此，我很费力地向各校的招生办公室主任说明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形。各校物理系的朋友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很幸运，我都说服了各校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员。同时，这五校物理系也同意负担被选上的 PRE-CUSPEA 学生全部教育和生活费用，直到获得博士学位。 1980 年 2 月 1 日，我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工作，向53所美国高水平的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了二百多封内容相同的信。从那时起，CUSPEA 才算正式全面地开始了。因为 CUSPEA 的制度和美国入学制度完全不同，而且，规模又不小，因此，在美国的工作量也是相当大的。 ► 1980年CUSPEA的物理试题。来源：《CUSPEA十年》 出人意料的是，正当第一届 CUSPEA 繁忙地展开工作的时候，却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美籍华人学者完全不和我讨论，直接给国内写信，反对CUSPEA。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甚至在信中，对 CUSPEA 用了“丧权辱国”、 “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之 类“文革”式的大帽子。他们说，20 世纪初中国处在“半殖民地”时，虽然是用庚子赔款设定的清华留美奖学金，但清华留美的考试还是中美合办的。可是在新中国领土上进行的 CUSPEA 考试试题却完全是由美国人出的。这岂不是比“半殖民地”更低。 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可以想像出来，这样的帽子在当时的中国是多么严重和可怕的事。当时 CUSPEA 这个项目面临的阻力和压力之大，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们不可想像的。 为此，我不得不又专程到北京去解释：清华留美考试是奖学金的考试，得了这个奖学金不等于入了美国大学。入美国任何大学，还必须通过美国各大学承认的入学考试。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必须是美国学校出题。而当前，CUSPEA仅是将几十个美国大学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集中的“入学考试”。况且，全部经 费是由美国各大学来负担，所以试题当然是由美国学校出。如同现在每一位赴美国大学和研究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都要经过由美国出题的 GRE 和 TOEFL 考试一样，是与“丧权辱国”之类帽子毫不相干的事。 ►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科学家（右一为李政道、右四为周光召）。来源：李政道数字图书馆 就在 CUSPEA 存亡的关键时刻，幸而得到了小平先生和当时其他中央领导的坚定支持，以及国内科学、教育界的不畏压力的忧国忧民之士的大力帮助，克服了重重阻力，才得以实施。 这样独特的招生方式，在美国正规的招生计划之外，每年从一个特殊的外国招收近百名物理研究生，在美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我的基础工作就是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地从物理系到招生办公室去作说服。终于说服了他们，并在美国各大学友好学者的支持下，CUSPEA 的第一年，就得到了包括美国所有名牌大学在内的 53 所大学的认同，使它的实施得以成功。后来参加 CUSPEA 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则增加到了 97 所。 中国国内的 CUSPEA 工作是在当时主持科教工作的方毅副总理及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吴塘、北京大学沈克琦负责日常工作。老一辈物理学家王竹溪、马大猷、谈镐生、沈克琦、赵凯华先后主持了物理考试的阅卷，李佩负责英文考试。以严济慈老为主席，钱三强、王淦昌、王竹溪、黄昆、马大猷、朱洪元、谈镐生、陈佳洱及各有关高校的教授、教委的黄辛白及有关领导组成的 CUSPEA 委员会，每年开会审查、确定向美国推荐的学生名单，工作十分严肃认真。 国内CUSPEA工作每年从报名、考试、阅卷到确定名单，没有任何行政方面不恰当的干预，严格公正，绝无不正之风，赢得了中美两国有关高校及祖国青年学生的高度信任。祖国这些老一辈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工作之辛勤严谨，他们对年轻一代的爱护和关心，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 “21世界的物理学和中国的发展CUSPEA学者研讨会”合影——CUSPEA对21世纪的物理学和中国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来源：2015 CUSPEA 联谊会 每年 CUSPEA 考试后，安排被选上的近 百名CUSPEA 学生进入美国几十所参加 CUSPEA 项目的大学研究院，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定的原则是，每位 CUSPEA 学生均可自由选择想入的某一所参加 CUSPEA 的大学；每一大学亦均可自由录取向该校申请入学的某一位 CUSPEA 学生。因此落实入学学校的手续是需要精细设计的。 每年从 1 月至 4 月，在我确定的日期内，分三轮进行。每一轮中，每一个 CUSPEA 学生可向想入的某一所 CUSPEA 学校申请，而每一个 CUSPEA 项目的学校可决定录取某几位申请入该校的学生。最后的去向则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 在美国大学，通常录取学生的标准不完全依靠考试分数，个性、喜好等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每年我邀请二位物理教授和他们的夫人，为 CUSPEA 面试学生。他们专程去中国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与该年已被选上的近百名 CUSPEA 学生，一对一地作一小时的英文谈话。通过谈话，他们对每一位 CUSPEA 学生，作一扼要的性格形象评价。由于被邀请的 CUSPEA 面试人都有较丰富的教育经验，他 们对每位 CUSPEA 学生的评价，虽然只是短短五六行字，但通常是很准确和中肯的。然后，由我的助理 Irene 女士将每位选上的 CUSPEA 学生的考试成绩、简单履历和 CUSPEA 面试的评价汇编成一CUSPEA 册子，寄到美国各所参加 CUSPEA 的大学研究院，各校以此作为录取 CUSPEA 学生的主要材料之一。 在美国，所有实施 CUSPEA 的组织协调工作乃至每年三轮向美国各大学和国内各大学发信，每一轮学生申请入学的细节，甚至每位学生在美国留学时学习及生活上的种种琐碎之事，都是我和夫人秦惠䇹 及助理Irene女士一件件地去做的。在 CUSPEA 实施的十年中，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了我约三分之一的精力。虽然这对我是很重的负担，但我觉得以此来回报 给我创造成长和发展机会的祖国母校和老师是完全应该的。 现在看来，CUSPEA 实施的十年不过是中国物理学发展历史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它确实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 每当想起CUSPEA，我都会想到小平先生和中国当时主管科教工作的方毅副总理等中国领导人，想到上面提到的这些老一代科学家和教育家以及很多很多支持 CUSPEA 的科学界和教育界的朋友。我也十分感谢美国支持 CUSPEA 的九十多所大学的教授们。我的夫人事，都是我和夫人秦惠䇹 及助理 Irene 女士 在CUSPEA实施的十年中，为所有赴美的中国年轻人所做的一 切，更是历历在目。今天，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在中国科学和教育处于人才断档的严重时刻及经济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为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将永载史册。 选自《CUSPEA十年》（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本文为“第二版序”，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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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有多大概率取决于运气

热度 4 caojun 2016-12-1 23:55

【成功有多大概率取决于运气】李政道先生30岁发现宇称不守恒，31岁获诺贝尔奖。这个年龄对大部分人来说才是研究生涯的开始。他一生从事物理研究，“我生命的活力，就是来自物理的挑战。物理是我的生活方式。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工作，不以为奇，更不以为苦”。此后也做出很多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问题来了，他还有一辈子的时间，为什么在此后的研究生涯中，没能再次获得诺奖？ 假如一个人具有与诺奖获得者相当的能力，一生勤勉工作，但因为机遇的因素，实际获得诺奖的概率是f。一个已获得了诺奖的人，显然是符合能力条件的。一个人最有创造力的年纪，大约是15-20年。更需要洞察力的学科，可能是25-40岁；更需要经验积累的学科，可能是30-45岁。不管怎样，假定做出诺奖工作时的平均年龄，是最有创造力年龄段的中值，那么他再次做出诺奖工作的概率是f/2。总共大约有500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只有3个人两次获奖，因此f=1.2%。 有可能说，他只从事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而这个领域出了一个诺奖后就不会再出了。这种情况可能不严重，李政道先生从事的粒子物理领域此后产生了二十多个诺奖。还有可能诺奖委员会倾向于不反复给同一个人发奖，这是可能的，也许可以把f调到2%。也就是说，幸运女神只会选出2%的幸运儿。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是诺奖获得者的50倍，他们没有获奖不是因为水平不如获奖者高，贡献没有获奖者大，也许只是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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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李政道先生的两次交集

热度 1 mzbsh 2016-11-25 12:32

博士毕业后，参加工作，一时没有经费，各种会议都只能在网上围观和羡慕。一次向清华大学的何红建教授请教问题，何教授给我发了一个会议通知，希望我去参加那个会议，扩展见识。那次会议是李政道先生 创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承办的，我试着注册申请参加。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通知中说明，如果没有经费，可以申请 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资助，可以安排住宿和报销交通费用。这样，当时一无科研经费的我，在 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资助下，参加了那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听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进展报告，当时我就觉得，该实验会有重要发现。 另一次和李先生的交集，是我还在清华读博的时候。2006年，适逢李先生80华诞，理论所举办相关学术活动，第一场就是李先生主讲的报告。李先生详细介绍了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过程，报告结束，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个听众，可能是民科，举手提问：李先生，你能用一句话概括整个宇宙吗？这有点故意刁难的意味。李先生一时难住，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突然，李先生口出妙语：宇宙是宇称不守恒的。大家为李先生的机智和敏捷所折服，会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照相的时候，我想单独和敬仰的李先生合影一张。李先生说：刚才大家不是一起合影了吗？我一时语塞，没能成行。 今逢李先生90华诞，恭祝李先生福寿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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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纪念李政道先生90诞辰

热度 1 Fangjinqin 2016-11-25 10:18

1992年 5月18日: 周光召（左）+ 李政道（前中）+ 吴大猷（前右） +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夫人秦惠君的故事 文/施宝华 柳怀祖 2005年04月01日 科学时报 1993年李先生结婚43周年纪念照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但是，由于人们的爱情观不同，对待爱情的态度也不同，这就演绎出人间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或令人向往赞颂，或让人扼腕长叹，或使人潸然泪下。当然，也有令人嗤鼻的。 　　今天我们想向大家讲述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和他的己故夫人秦惠君(注：替代字，原字为君上面加一竹字头)的爱情故事。 　　在半世纪的风雨旅程中，他们始终相知、相助、相爱，爱情始终是他们赢得事业成功和幸福生活的源泉 　　李政道教授和秦惠君女士的爱情故事萌发于20世纪四十年代。那时，李政道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秦惠君则是美国堪萨斯州圣玛丽学院的学生，1948年他们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并在1950年6月喜结连理。从此，他们俩人相濡以沬，共经风雨，谱写了许多动人的爱情篇章。秦惠君看到李政道对物理学研究有非凡的才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挑起照顾李政道生活和抚养孩子的重担。支持李政道到理想的岗位上去施展才华。他们二人分别去美国求学的时候，都还是不到20岁的小青年，但对祖国的衰微破败都记忆犹新，当他们于1972年首次归国访问后，看到祖国已是“旧貌换新颜”，心情十分激动，心中燃起了为祖国科教事业发展作贡献的强烈愿望。他们发现，祖国的大学教育虽然恢复了正常秩序，但是选派优秀大学生出国深造，培养高级科技人员的机制尚未形成，而百废待兴的科学研究事业又急需人才。李政道教授经过多方筹划，于1979年提出了 “中美联合招考研究生”(CUSPEA)的计划。这项CUSPEA计划是李政道教授以自己在美国科学教育界的声望和影响，促进美国水平最高的数十所大学招考中国优秀学生深造的特殊人才培养计划。经过李政道教授的努力，通过CUSPEA考试，被这些学校录取的中国留学的研究生的学费、食宿费等均由相关校方提供，或由李政道教授筹措解决。在实施这项计划的前后的十年间，为了每年约一百名CUSPEA研究生能顺利学习，李政道教授和秦惠君夫人呕心沥血，全力以赴。那时，中美关系还处于初始阶段，CUSPEA研究生和其他中国学者在美国深造遇到各种问题，都要找李政道教授帮助解决。李政道的家顿时成了这些海外学子的“家”，学生找上门来的，打电话来的，写信来的，李政道夫妇都要不厌其烦地认真处理。为了让李政道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教育的大事上，秦惠君主动把这些烦杂事务揽了起来，帮助留学生联系协调，排忧解难。每年，与CUSPEA学生及其学校联系，仅投寄邮件就近千封。李政道夫妇从书写信件、贴邮票、投寄邮件都要亲自动手。他们常常把家附近的几个邮筒都塞得满满的，以致纽约邮政局不得不向李政道教授诉苦。李政道夫妇只好推了装满邮件的小车到较远的邮局去投寄。 　　李政道教授每年回国，或与中国领导人会见，或筹划和建立中国博士后制度，或帮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或到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处主持国际学术活动，或与中国艺术家切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或到各地考察、讲学，秦惠君既当贤外助又当贤内助，外则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安排好李政道的各种访问活动，协助接待各种社交往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等，内则帮助李政道做好参加各种活动的准备，随时给予必要的提醒、关照，还细心照顾好李政道的生活，确保每次归国访问都取得圆满成果。在几十年的风雨旅程中，他们始终相知、相助、相爱，爱情始终是他们贏得事业成功和幸福生活的源泉。 　　1996年，李、秦爱情受到暴风雨般的袭击，悲苦的日子里，他们依旧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依旧深深关爱着祖国青年 　　1996年，李、秦爱情受到暴风雨股的袭击。这年年初，秦惠君发现自已罹患了肺癌！这对秦惠君和李政道教授全家都是晴天霹雳的打击。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李政道和孩子们为救治秦惠君的生命而竭尽一切努力，四处求医，精心守护在床边。李政道亲自给夫人秦惠君喂水、喂药、喂饭，翻身擦背。为能随时照应夫人，在近一年时间里，他累了，就在夫人床边椅子上休息一下，几乎没有在床上睡过一个整觉。他们还倾情安慰着秦惠君夫人，希望能出现生命奇迹。 　　秦惠君内心深知病魔的凶险.但她竭力克制并掩饰着自己的痛苦，表现出乐观和豁达，她希望不要因为自己的病使政道及孩子们增添烦恼和痛苦，不要因为自己的病而影响政道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所作的各项工作。 　　就在同病魔搏斗的悲苦日子里，秦惠君仍常与李政道倾心交谈。她回顾着自己和政道相识、相知、相爱的历程，她深为自己能和科学家李政道相伴一生而感到庆幸、自豪。她也不断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自己不是学科学的，但是，为什么能与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李政道始终恩爱情深、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呢？她认为这同自己努力去了解和理解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精神世界有很大关系。在与政道相识相伴过程中，自己力求熟悉政道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内容，虽然学理细则难于弄懂，但他每项研究的成果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政道在研究探索中付出的心血、劳动和精神世界的变化，自己是了然于胸的，正是这种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理解，才激发起她对李政道的深深的爱情，激励着她心甘情愿为政道从事的每项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所以，在病重的日子里，秦惠君多次嘱咐李政道，要他继续关怀祖国大学生的成长。她希望要让祖国的大学本科生，特别是女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利用假期期能跨学科地熟悉科学研究，多接触科学家，增进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了解和理解，这对祖国青年一代成长和祖国科学事业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秦惠君这些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字字句句印在李政道的心上，他深为惠君的精神感动。面临死神的威胁，她还系念祖国大学生的成长，还在总结与科学家相伴人生的经验。他觉得惠君的建议十分重要，他对惠君说：“你的想法很好，我会考虑做好这项工作的。” 　　病魔终于吞噬了秦惠君的生命。1996年11月29日，秦惠君带着对政道及子女的深挚的爱，带着与李政道共伴人生的幸福记忆离去了！李政道失去了相伴了半世纪的爱妻和助手! 　　在悲痛的日子里，李政道和儿子李中清、李中汉、儿媳妇黄美芬及在美国的几位亲人在家里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把惠君的遗愿对人家说了。并宣布“为了纪念惠君，准备设立“秦惠君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简称“君政基金”)的设想。这项基金同一般基金不同，专门用来资助祖国优秀大学本科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见习科学研究，接触科学家。孩子们都赞同、支持并积极参与这项实现母亲遗愿、造福祖国大学生的高尚事业。李政道看到孩子们这番表示，十分欣慰。他说，让我们用爱去实现惠君的遗愿。李政道说：这项基金经费主要用我和惠君的全部存款积蓄，以后再逐步扩大。 　　接着，李政道就“君政基金”的宗旨、定位、对象的选定、首批实施单位等作了谋划。他考虑，君政基金主要是为选定的中国优秀大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有机会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到科研单位去参观、见习、进修，或在教授指导下，从事某些课题的研究，使学生们通过这些活动增进对科学研究和科学院家的了解和理解。根据秦惠君的遗愿，每年接受资助的大学生中必须有一半是女生。基金实施的范围，目前先以首都的北京大学、李政道和秦惠君出生地，也是他们两位的第二故乡上海的复旦大学、秦惠君祖籍甘肃的兰州大学和李政道的祖籍江苏苏州的苏州大学。苏州大学的前身是李政道的曾祖父参与创建的博习书院和东吴大学。他的伯祖父曾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达数十年之久，伯父也在博习医院和东吴大学任职数十年。李政道打算在这四所大学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 　　“君政基金”是爱的结晶，爱的奉献，爱的升华，它受到了祖国科技界教育界的热烈回应 　　1998年1月，李政道教授带着设立“君政基金”的方案来到北京。他邀请北大、复旦、兰大、苏大四所大学的校长到北京，商议设立“君政基金”事宜，并举行“君政基金”成立仪式。 　　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以及宋平、周光召、路甬样、陈至立、朱光亚、钱伟长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成立仪式。温家宝同志在讲话中高度称赞李政道教授和他已故夫人秦惠君女士竭力为祖国科学、教育事业努力作奉献的精神，勉励各高校落实好“君政基金”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君政基金”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在成立仪式上，还宣读了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的亲笔贺信。信中对李政道夫妇二十年来为祖国科学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李政道教授听了十分激动。成立仪式后，李政道教授给朱镕基总理写了热情的回信，他告诉朱总理，他要把朱总理的贺信带回美国，放在惠君的灵前，她一定也会感到无限欣慰的。 　　回到美国后，李政道教授把朱镕基同志的贺信置于惠君夫人的灵前。原来，惠君夫人逝世后，李政道就将惠君的灵位和遗像，安置在自己的床头。在小小的灵案上，还安放了自己创作的悼念惠君的小幅图画和表达“惠君永远在我心中”情意、镌刻着“竹君文心”字样的图章。他还把自己哀念惠君的悼诗：“去岁此日君我笑，今日同时不见君。瞬目已是一周年，生死两地影茫茫。心想抚，情相连。”和李岚清副总理对这首悼诗所作的和诗亲书立轴：“昔日伉丽还故里，炎黄馆中论科艺。今朝与公再相唔，痛失秦君不得归。挚友众，分哀思。”悬挂在惠君夫人居住了几十年的工作室里。李政道教授营造这样天天晨夕唔对，触景生情的家庭氛围，寄托着自己对夫人无尽的哀思。这些年来，海内外许多热心的亲朋好友，不断殷切关怀着年迈的李政道教授，希望他能再觅知音，安度晚年。但是，都被李政道婉言谢绝了。接近他的人士说，李先生心中只装着深爱的惠君，在爱的心田里已容不下其他人了！ 　　几年来，李政道教授始终带着对惠君的深情怀念关注“君政基金”的实施情况。每年，他回国访问，在完成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为他安排的各项科学学术活动后，他总是亲自参加每年“君政基金”实施情况的总结汇报会。不仅听取各校主管基金的领导介绍情况，还听取享受基金进行见习进修的大学生谈体会感受，并亲自做学术报告以示鼓励。 　　各校的领导汇报说，“君政基金”宣布实施后，教师和学生反映十分热烈，申报基金的人数超过基金名额的3-5倍，在基金资助下，学生们通过一些课题研究实践，大大增进了对科学的理解，提高了科研的能力和对科研的学习兴趣，享受基金的学生毕业后，有70%的学生选择从事科学研究。 　　接受基金资助的学生谈起感受体会就更生动了。他们说，李政道先生和夫人秦惠君女士用了他们全部私人存款积蓄设立“君政基金”，使我们获得一次非常难得的科研实践机会，它时间虽短，但对我们的教育却令人终身难忘，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激发起我们对科学研究事业的热爱和对科学家的尊重，为我们今后选择职业指出了方向。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的姜晓成同学汇报说，他在“君政基金”的资助下，在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课题研究，给他开启了通向化学宫殿的大门。他根据研究实践结果，撰写了4篇论文，其中一篇已在美国的高级学术刊物发表，还有一篇在日内瓦举行的“欧洲f元素国际会议”上宣读。引起与会学者的重视。美国、法国、俄国、印度等国的科学家都提出与他合作研究的要求。他本人还被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录取进行深造。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田博之说，他在“君政学者”期间，学习领悟到了科学研究基本方法，从此，他就成了“科研谜”，在后来读研期间，他先后完成了27篇论文并在国外科学期刊发表，获得了9项专利。他由衷感激李政道教授和已故秦惠君夫人给了他从事科研实践的机会。 　　听到各校“君政基金”管理领导人和享受基金同学的汇报，李政道总是十分高兴，也更加激起了对秦惠君的怀念。 　　李政道教授积极推动“?政基金”实施，它很快成为备受关注的新的教学模式，成为中国教育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李政道教授是办事极其认真的人，设立了“君政基金”，他就要把这项具有创新意义的基金办好。因此，每年参加“君政基金”实施的总结汇报，他都根据实施情况和大家的意见，不断提出改进完善“君政基金”的建议。比如，他发现有的学校给“君政学者”安排一定的科研课题，在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这就为学生了解科研活动、接触科学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更好地实现“君政基金”的宗旨，他就建议推广这个做法，从而大大提高了“君政学者”见习进修的水平，又比如，有的学校建议实施“君政基金”的学校，可以进行相互交流，他认为这有利于扩大“君政学者”的视野，建议基金管委会采纳这个建议。 　　然而，“君政基金”最大的突破是实现了海峡两岸大学本科生的相互交流。这个突破也是李政道教授为发展“君政基金”的事业做出的重要决断。2000年初，李政道的恩师吴大猷教授在台湾病重，李政道特地从美国赶到台湾探望。期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刘炯明以及沈君山、吴茂昆等教授向李政道提出，“君政基金”在大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否让新竹清华大学也能参加呢？ 　　这个想法受到了李政道教授的重视和称赞，他认为如果新竹清华大学能参加，不仅使“君政基金”增加一个新的重要成员，扩大了“君政基金”成员学校之间的交流范围，有利于“君政学者”的成长，而且，也可使海峡两岸年轻学者尤其是大学本科生之间增加了一个互相了解的渠道。他回到北京后，在基金管委会会议上征询大家意见，管委会成员都赞成李政道教授的建议。 　　第二年，2001年7月，大陆4所大学的32名“君政学者”来到台湾新竹，受到新竹清华师生的热情接待。他们通过参观、座谈和到“接待家庭”中生活，以及同指导教授的近距离接触，这些来自大陆的“君政学者”们深深感受到新竹清华师生的良好学风和炎黄同胞的骨肉亲情。新竹清华的32名“君政学者”分别到大陆4所“君政基金”大学，他们也受到各校师生的盛情款待，感受到中华同胞的骨肉亲情，特别是他们通过课余的游览参观，增进了对祖国现实和历史的了解，看到大陆处处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都赞叹不已。许多新竹清华的“君政学者”还得到了他们倾慕已久的各校著名教授、学者的指导，倍受启示、倍觉荣幸，一些“君政学者”说，到大陆见习进修时间虽然只有六周，但新鲜的感受，深刻的启示都是在台湾无法得到的。 　　两岸“君政学者”各自回到母校后，都向同学们诉说自己到对岸的见闻和收获。他们还将自己的见闻写下来，刊登在两岸“君政学者“交流文录上。在两岸学生中传阅，这就在两岸大学生之间又开辟了一条增进炎黄子孙亲情的直通车，随着“君政基金”的不断实施，这种互相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和理解的友谊之流也将不断扩大。 　　“君政基金”从1998年建立以来，就是这样在不断总结完善中发展壮大的。七年来，享受“君政基金”的人数逐步从刚开始的每年数十人发展到现在的每年近二百人，到2004年，先后已有800多名两岸大学生成为“君政学者”，享受基金资助学生的专业背景从原先的自然科学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各个领域，君政学者同学的见习进修成果十分丰硕，先后进行了800多项课题研究，完成论文800多篇，其中还涌现出一批颇有科研才能和发展前途的优秀青年学者。 　　不仅如此，“君政学者”这种教育模式越来越得到教育界人士的认同。各大学的校长认为，李政道教授和已故秦惠君女士倡导的这种让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进行科研实践的教育思想对于中国大学生研究创新能力的开发培养，人才素质的提高和擅长研究人才的发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学校都把“君政基金”这种教育模式在学校内加以移植推广。北京大学已将“君政学者”的研究课题列为“研究课程”，进入课程教育体系，成绩可以计入学分。上海复旦大学则仿效“君政基金”的做法，推出了《复旦大学学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每年安排一百万元人民币的经费，资助一、二年级大学本科生，在教师指导下独立从事科学研究，使学生通过研究实践提高科学素养。去年，已有近200个学生参与了这项资助计划，今后将扩展到每年500多名学生参加。校方人士认为，这对大学生素质的提高将起到重要作用。“君政基金”和“君政学者”活动已成为我国大学教育中一道最新的亮丽风景线。 　　面对“君政基金”七年来的喜人成果，看到许多可爱的祖国大学生科研创新人才的茁壮成长，李政道无比欣慰，也更加怀念在天的惠君夫人。他想，惠君若有知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是惠君留下了要我继续关怀祖国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遗言，是我和孩子们对惠君无限深挚的爱，才催生出“君政基金”这个教育新生事物，才有了今天祖国大学生通过科研实践，获得素质提高的新气象！ 　　所以，李政道教授每年回国，只要时间允许，他总要到苏州太湖之滨的夫人秦惠君的墓前凭吊。他看到镌刻在墓碑上自己写的哀念惠君夫人的诗：“竹神萧萧问秋风，君影茫茫去何处”时，对惠君的强烈怀念就涌上心头，他站在墓前，默默地向惠君倾诉，讲述“君政基金”的故事。这时，他仿佛看到了惠君欣慰的笑颜，听到了惠君欣慰的笑声。…… 　　“君政基金”还在继续实施。李政道教授和“君政基金”的故事，也将演绎下去。但是，从已经谱写的篇章，我们已经可以探寻出这个动人故事的意义：它是李政道教授和已故秦惠君女士爱情实践迸出的智慧火花，是深挚爱情的结晶。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恩爱情深的伴侣已经把夫妻爱情升华为对祖国和对祖国青年一代的关爱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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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没有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先生，今天我的理论将会被人们抛弃

jiazhang55 2016-10-27 17:46

时间的对称性破却和量子效应产生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这是对（c，1）的最好的文字描述了。 当然，如果没有宇称不守恒的发现，（c，1）也不会这么快被使用，并且促成了现在量子力学的发展，有时真的等不及看到量子计算机。 我真的要感谢，杨振宁与李政道两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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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对撞机不是不能搞，而是怎样搞！

热度 36 kiwaho 2016-9-8 02:48

这几天科学网关于对撞机的话题着实火爆了一番，各路大仙纷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作为“吃瓜”群众，我也凑了份热闹，相关热门博文里面，都留下了我的神回复。 琢磨热度也该消散的差不多了，毕竟再热的话题高烧不止也非正常。 现做一次收宫式总结： 反方--反对者无一例外都是嫌花钱 1000 亿元太巨大； 正方--赞成者各说各话，理由崇高得直达国家民族层面。 我先不急于站队，不妨全方位扯一扯。 一、技术背景 说白了，粒子对撞机就是基本粒子加速器也，乃高能核物理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工具。条件再不济的相关实验室，也起码有个能量保底的10MeV回旋加速器，甚至西方富裕的科学家，在自家车库添置一台二手装备也不奇怪。 科普一下：能量单位电子伏特 eV ，就是单位电荷的基本粒子被 1 伏电压加速所获得的能量，例如质子获得 1eV 后，速度为 13.84km/s 。无论获得多大能量，粒子速度都不会达到光速，只能无限接近光速，并伴随着质量的相对论性增长。 最简单的加速器就是静电加速器，人人都有财力建造 300eV 左右的对撞机，花几毛钱买个二极管和电容接到 220V 市电就行,只是不够给力；冬天的北京，人人都可能是个流动的10KeV级别的天然加速器，那时候随处可见的噼里啪啦的静电放电就是明证！ 目前核物理科学研究基本靠 撸 和 赌 ，别小觑反应截面低至纳靶（ n Barn） 的几率，只要能应证一个猜测或开创一个理论就算赌赢了。譬如：在经年累月守株待兔的捕捉暗物质，或Majorana中微子的 β β 衰变 实验中，只要逮到一次记录，Nobel奖就到手啦。当然，粒子能量越高，撞碎后见到新粒子的机会就越大。 目前世界最大的强子对撞机是欧洲的 LHC ，能量高达 14TeV ，占地仅单维尺度长达 27km 。 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被少量远高于上述能量的宇宙射线轰击，此乃平常的背景辐射也。但不平常之处在于，宇宙天体加速器的加速能力，是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的，“ 欲与天公试比高 ”是顶级赌徒心理。 要说低科技实现，理论上用 10,000,000,000,000 块锂电池串联起来，就得到可分段充电的 36TeV 廉价对撞机，几乎相当于 3 个 LHC 。如果全部用免费的回收电池的话，只需投入连接和组装成本即可。 但这个想法太 naive 了，殊不知这样的所谓对撞机，就算单电池薄至 0.1mm ，那也占地长达百万公里！当然 7 绕 8 折的，也许能缩小到京广线的长度，但科学家仍然无法方便使用这一庞然大物。 目前高科技的加速器仍是长期“技术啃老”，无外乎采用已有几十至近百年历史的老技术：LINAC、Cyclotron、LTD、Marx、Van De Graaff、Tesla等技术，其中声名显赫的美国发明家Tesla发明的高压线圈，虽历史悠久，但难以找到耐压兆伏以上的整流管，而无法在加速器领域占据一席之地；Van型乃典型的摩擦起电机，很多单位仍在用，电压撑死32MV；Marx乃直流电压倍增电路，可惜效率很低，有用但无法成大器；后起之秀LTD源自俄国人，正被美国Sandia Lab发扬光大，玩Z箍缩还行，加速器就玩不转；而 主流的前两者，都要用到昂贵的超导材料和低温技术。 虽说发明回旋加速器的 Ernest Lawrencey因此拿到诺贝尔奖，但不等于Cyclotron型技术有多好，只是上世纪初奇货可居而已，直到后来居上的“滑板冲浪”式LINAC技术如今独领风骚。 细细品味不难发现：现有超级加速器效率极低，不到 0.0001% 。 99.999%的能量花在下列任务：抽真空、液氦或液氮的低温保持、超导励磁、大电流线损、变压器发热、导磁材料涡流、射频磁控管发热、各种控制仪器仪表、大空间空调温湿度控制、等等，没错，真正用在粒子动能的能量，就相当于针对一小撮粒子的乒乓球的一记猛抽。而且实验用的高能粒子其实不需要很多，也许千百来个够用，但没法控制屈指可数的粒子被加速，总有个最低消费的粒子数。 所谓TeV级以上能量的对撞机，无外乎将带电粒子加速到至少 1TeV = 1.6*10 -7 焦耳的能量，即 0.16 微焦耳，也即 1万 亿伏特电压，对携带1个单位电荷的粒子，如质子或电子，的终极加速所得能量。 1 焦耳能量相当于 0.1kg 的力作用于物质 1 米距离，可见：即使乒乓球拍抽球的能量都比 1TeV 高出天文数量级的倍数！ 现有昂贵加速器不过是用了天文数字的金钱，让一批质子或其它带电粒子获得相当于乒乓球的抽球能量而已，看似不值得，待会再细究。 杨振宁先生也敏锐地注意到加速器技术的长期技术啃老现象，提出不急于 烧钱 上马该项目，而建设性地提出：先搞不费钱的加速器新技术的理论原型研究。 二、工程造价和国家财力 LHC 据称花费近乎百亿美元，相关专家预言中国拟议中的 50 公里长、 20TeV 的大工程耗资估计达 1000 亿元！ 这还不包括每年的电费和设施维护费等硬性开支。 从国际大环境看，中国经济上跳出第三世界的圈子也有好几年时间了，目前已进入世界 20 强俱乐部，最近咱们不是吆五喝六在杭州开 G20 大啪踢吗？ 国民财富也在房地产的引爆下蹭蹭上窜，帝都的大教授不出几年后一个个将坐拥过亿资产，前几天某清华教授被骗子诓走0.18亿元，就是暴富现实的一个缩影，何况随便一个名演员王宝强就是一个亿元户，鉴于公众熟知他扮演的傻根形象，且知识分子忌讳谈钱，干脆随手定义一个新的货币单位： 1支“傻根”（SG） = 1亿元（RMB） 。 说好了，从此咱尽量不碰“钱”字，这么高大上的项目谈钱就俗了，绕不过的时候就用“傻根”取代之。 虽说这 1000 亿元预算，也只相当于 1000 条“傻根”，但这么大国家需要“傻根”打点 的地方多着呢！ 就算犯傻， 1 元买 3 个二手锂电池，撸出一台 TeV 能阶的加速器，也要 1000 支“傻根”，可见造对撞机确实蛮烧“傻根”的。 运转开支也会大到各方哭爹喊娘。 超级对 撞机设计耗电 200 兆瓦,就是一座中型城市的耗电量,别不信为何只要一小撮的高能粒子，却要如此肉痛的代价。 这样想你就明白了：几十公里的尺度是不是大过很多城市的中轴线？仅明面上的照明就不菲；你家冰箱平常每次间歇启动，家里灯管是不是突然暗淡了，超导超低温随便一个节点的制冷压缩机功率，该是你家压缩机自惭形愧的 N 倍吧；够了，无需更多暗示，这里读者人人高智商。 看样子，一年运转仅电费至少上十几支“傻根”吧， 维护维修费或许也差不多这个数 。 当然啦，虽然中国地大物博外加“人傻钱多”，拿出百公里的土地小菜一碟，但大城市的土地金贵，该项目若落户北上广，仅地价就可能值上千条“傻根”，而偏远地区土地虽贱，但高贵的高能物理学家，又岂甘离开热闹的大都市？ 三、我的创新发明和结论 幸好最近几年，经过我的不懈努力，终于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可高效产生任意超高压的全新技术。我断言这一技术的诞生将是世界的福音，人类的福音，终将催生商业化的可控热核聚变！ 我发明的这种绝妙方法，可低成本高效产生 10 亿伏特以上的超高电压，不再需要昂贵的超导体、低温设备、强磁场等费钱无底洞的投入，且设备占地大幅低于现有对撞机的空间需求， 300 米长度即可支撑电压 GV （ 10 亿伏特），理论预测：如果其中的一个维度至多 10km ，另两维都在 10 米以下，就可达 TV 级（万亿伏特）。 保守估计，采用这一新技术后，成本将急剧下降至按现有老套技术开工的 5% ，也即 50 支 SG 而已！外加 10 公里以下狭长地带，国家拿出这些资源那应不是个事，大不了 50 个高能所的退休研究员搬到乡下养老，仅房价差就可凑够所需“傻根”。但花 1000 支“傻根” + 50 公里占地就冤枉了，民间杂音肯定也大。 其实，既往的大项目，哪个不花掉几千支“傻根”：南水北调、三峡大坝等。为何等当量的超级对撞机 的喝彩率不高呢？关键这玩意纯粹实验工具，表面看似无法产出抵消投入，但大家似乎忽略了潜在的收益，毕竟基础科学能为实用科技“修桥铺路”嘛。 既然是实验工具，那啥回报、效率等就别苛求了，甘用 0.0001% 不到的能源效率，追求一小撮粒子的 TeV 级别震撼能量，本身就是一种牺牲精神。 正如改革开放的那会儿邓小平的社会实验，不也是放任资源私授，高能量加速少数人率先致富吗？结果证明中国玩得起！ 也如人类自身繁殖的需要， 不也是大量的前戏投入，换取最后一霎那的高能量劲射快感吗 ？结果证明每个人都玩得起！ 基于这些，我再次相信这个超级对撞机，如今的中国还是能玩得起！问题是能否将成本代价压低再压低，潜在间接回报放大再放大！ 实施我的设计，如果乐观估计，保守的 50SG 开支恐怕还能进一步打折！省下来的钱又可用于促进其它领域的研究，彰显党妈妈公平博爱洒遍科教系统。 科技创新是减小对撞机成本的利器，可喜可贺的是这一利器我已准备好！ 更妙的是，它的连襟：一种新型等离子体约束技术也昭然若揭，性能远优于Tokamak，可控热核聚变的桥头堡或已被悄悄攻占。 长缨已然在手，随时可缚苍龙 ！起来，不愿被外星人奴役的人类，人类输不起没有聚变能量的未来！ 结论：赞赏高能所王贻芳所长的高瞻远瞩，支持上超级对撞机，但应采用我的新技术！ 四、我的新葫芦里到底装的啥药？ 因现忙于热核聚变实验，暂时顾不上介绍这个创新，且专利申请正在进行中，不便过早透露，就算我卖个关子吧。 但请中国静候佳音，不要急于上现有的老套技术，切记！ “吃瓜”群众也无需恬燥，古有 通商宽农 ，今有 强国宽科 ，天朝国策历来善哉。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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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论文查重：宇称不守恒上李政道抄袭了杨振宁！

热度 8 laserdai 2016-6-7 06:11

昨天写了 一篇博文 ， 科学高峰七层级 ， 受到很多人关注，很欣慰！ 但是，从中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很中国特色的问题: 有几个搅和棍子一口咬定我这篇博文抄袭，为此一个不实名注册的网名被我禁言了。 各位客官，为什么这些棍子们认为我抄袭？第一, 他们不懂（真正的）学术，或者对真正学术的理解还根本达不到及格水平；第二，他们深受其害于某国现在流行的论文查重，被洗脑了，成了猪脑筋。 我那篇博文的第一部分的确来源于原博文，采纳了他的七层级的理论结构，所以就没有任何改动。 各位客观，你现在写论文用到牛顿公式或者爱因斯坦公式还要注明什么吗？ 博文第二部分是七层级理论的应用，我发现原作者脑袋简直一塌糊涂，出了很多根本性的错误，比如： 第一，对国人学术水平的认定方面拍起马屁来没极限，完全忘掉了科学性，这是原作者的极大败笔。 我修改后变为（红色字体标出）， 其二， 中国科学家的整体水平，离诺贝尔科学奖的门槛尚远 。 中国科学院代表着中国科学的最高水平，现有的 726位院士，其中没有攀上第 五 层级的卓越科学家（ 原文为六 ），更没有攀上巅峰的伟大科学家 。 少部分院士位于第 四 层级（ 原文为五 ），多数院士则位于第 三 层级（ 原文为四 ） 。 第二， 原作者还有一个极大败笔，拍起马屁来看不到脸了，于是被我删除掉了。原文这么说的， 判断之一：随着经济实力与科研投入的增长，中国培养出大量理科硕士、博士，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留学生也大批海归。他们是中国科学的新生力量，正沿着陡峭山路一个层级、一个层级地攀登。其中少数人已攀上第五层级，有实力冲击诺贝尔科学奖了。 我明确说过， 今后五十年某国科技重大突破根本没戏 ，这里包括基础科学和高技术两个领域，原作者这样说跟我的先知预言格格不入。 上面原作者拍马屁拍到这样的程度，我表示不可理解，何出此言？我对他本人也不了解。况且，这段话跟原文上下文也矛盾。 第三，关于第七层级他举出的几个例子，哥白尼会有争论，我觉得哥白尼应该放在第六层级。更严重的，原作者好像是生物领域的人士，竟然把达尔文放在第七层级，这也太荒唐了。现在普遍的严格观点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越来越难成立，很多进化过程中的断层解释不清，寒武纪大爆发解释不了，眼睛这么复杂而精巧的结构如何能进化得来？人类现在的科技实力都根本制造不出来眼睛，天然就能进化出来？所以，我就在达尔文后面加了一个问号，准备以后来修改。还有，杨振宁是第七层级的，他没有列入。作为原作者的生物背景，我就没有任何怪罪了。 还有把居里夫人列入，我本人没有意见，但是学术高入崇山峻岭的曹则贤博主则大有意见。 就这样，对比我的博文和原文，就会发现结论差别太大了，其实相反了。因此，这不是一篇转载的博文，那么只能是原创了。于是我在最后给出出处并注明，有修改。 按照严格的科研精神，原作者是一篇好的博文，我这篇也是一篇好的博文，两篇论述同一事情，但是，结论相反，因此是两篇独立的各有鲜明创意的论文。 但是，按照现在的国内流行的论文查重，两篇应该超过99%相同，因此可以判定第二篇抄袭第一篇。 对于这样的国内机制的结果，我只能哈哈哈狂笑！中国特色，真高！ 进而想到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获奖论文的故事，宇称不守恒那篇。 当时，杨李关系非常好，常在一起讨论科研问题。那天晚上晚饭后，李政道散步去杨振宁处，杨振宁工刚吭哧吭哧花了一天作出了一篇宇称守恒的得意之作，就跟李政道吹嘘这份工作如何牛皮，数学推理如何严谨细致，唾沫星子满天飞，结果李政道思考后就问道，如果宇称不守恒怎么办？ 这一下把杨振宁给噎住了。 杨赶快拿起水瓶咚咚咚全部灌下去，用手掌使劲拍胸口，才缓过一口气来，小命去鬼门关转了一小圈。 然后李政道告辞。 杨振宁越想越觉得李政道的问题问得尖锐。结果一夜没有睡，把宇称不守恒也推出来了。其实这推理过程跟宇称守恒 99% 以上都相同，就是改变了一小点而已。 后来，杨振宁和李政道关于这篇宇称不守恒的论文讨论了很多次，重新推理了好几遍，确保正确无误后，投稿出去发表了( 1956年6月李政道與楊振寧在美國《 物理評論 》上共同發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论文，認為 基本粒子 弱相互作用內存在「不守恒」 ) 。当然，这篇论文中杨振宁出汗最多，所以就挂了第一署名。 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吴健雄和另一个课题组都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宇称不守恒，诺奖给了两位。 ( 1957年1月9日吳健雄 與 E．Ambler、 R．W．Hayward、 D．D．Hoppes等科學家從观测 钴60 （ 60 Co）的衰变的實驗證實了這項推測，她以两套装置中的钴60互为镜像，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左旋，另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右旋，結果發現在极低温（绝对零度以上0.01K）下放射出来的电子数有很大差异，实验结果推翻了物理學上屹立不移三十年之久的 宇稱守恆定律 （在 強相互作用 和 電磁相互作用 中宇稱一直是守恆的）。 1957年1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吴健雄小组的实验结果，並且宣布宇称守恒这个物理学基本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被推翻了。 1957年1月16日， 《纽约时报》發表一篇《外表与真实》的報導。 1月17日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的 泡利 寫信給韦斯可夫表达了他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怀疑，泡利写道：“我不相信，上帝是个弱的左撇子。我准备拿一大笔钱打赌，实验一定会得出对称的结果。”。 如果当年这样稍微改变一下，杨振宁发表了他那篇宇称守恒的论文，就去忙别的去了。李政道看到这篇守恒的论文，想到了不守恒的情况，于是可以把杨的论文重新推理一遍发表出去，那么宇称不守恒就是李政道独自发现的，诺奖就他一人独得，或许吴健雄能分享。但是，这里就没有杨振宁什么事了，他可以去一边吃西瓜乘凉去了。 这样，就会有两篇论文，第一篇，杨振宁的宇称守恒，第二篇，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二者相似度超过 99% 。 按照现在中国特色的论文查重，李政道抄袭了杨振宁。 各位看官，这到底哪里出了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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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点数据概况

idmresearch 2016-1-26 23:47

背景介绍：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由著名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倡议，借鉴国外博士后制度和培养年轻高级人才的经验，从1985年开始实行国内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或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留学人员创业园和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里设置一些特殊职位，挑选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年轻人员到这里，在规定的期限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吸引、培养和使用高层次优秀人才。 博士后流动站，是指按照规定条件评审出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科研和后勤条件较好的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批准其在某些学科内招收国内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年轻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机构。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2015年度博士后综合评估结果的通报》（人社部函 241号），开展评估工作。本文是对高等学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评估结果相关数据的整理。 一、 等级优秀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 、“985”“211”高校等级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整体情况 等级优秀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共241个，分属105所高校，其中“985”“211”工程高校共66所，占比63%，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11个，占比88%，其中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数量达到10个以上的有清华大学（20个）、复旦大学（14个）、北京大学（12个）、哈尔滨工业大学（10个）、浙江大学（10个）等5所高校；达到5~10个优秀博士后科研站的有西安交通大学等共12所高校。 图1为“985”“211”优秀博士后科研站数量统计图。由图可见，优秀博士后站点所属高校数量随站点数量增多而呈金字塔状分布，博士后科研站点数量15的高校数量只有1个，位于1-5层的高校数量最多。名称及所属高校详见附录1。 图1 “985”“211”优秀博士后科研站数量统计图 2 、“双非”高校等级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双非”高校共设有31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分属29所高校。其中哈尔滨医科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两所医科类高校的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站点数量达到2个，其他机构数量均为1。 表1 “双非”高校优秀博士后流动站一览表 高校名称 流动站点 北京协和医学院 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成都理工大学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福建农林大学 植物保护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广西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结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哈尔滨医科大学 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哈尔滨医科大学 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河北大学 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河南大学 地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河南农业大学 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江苏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江西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南京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科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南京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山东农业大学 园艺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结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深圳大学 光学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首都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首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北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 、表现最突出的大学 清华大学是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站点数量唯一达到20个的大学。除应用经济学外，其他科研流动站学科属性均为理工科。 表2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览表 流动站点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气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力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核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水利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土木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建筑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二、等级良好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 、“985”“211”工程高校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等级良好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共1289个，分属220所高校。“985”“211”工程高校共101所，占比46%，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927个，占比72%，平均每所重点高校约有9个等级良好博士点。其中数量达到20个以上的有浙江大学（36）、吉林大学（32）、山东大学（26）、武汉大学（25）、上海交通大学（24）、四川大学（22）、北京大学（22）、华中科技大学（22）、南京大学（21）等9所高校；达到5个以上的有大连理工大学等共41所高校。详见附录2。 2 、“双非”高校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共有119所“双非”高校共设有371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数量达到5个以上的高校有20所，其中首都师范大学是等级良好博士后流动站数量唯一达到10个以上的“双非”高校。相关站点名称及所属高校详见附录3。 3 、表现较突出的大学 浙江大学（36）与吉林大学（32）的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数量突破30，同时两所高校该等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数量超过85%的“985”“211”高校的2倍以上。 表3 浙江大学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览表 流动站点 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地质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气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农业资源与环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工商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兽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公共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水利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畜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植物保护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口腔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力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表4 吉林大学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览表 流动站点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力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地球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地质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社会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兽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工商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水利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公共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三、哪些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站点数量最多？ 1 、按学科划分优秀等级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站点数量超过5个以上的共有19个学科，其中生物学是唯一的站点数量突破10的学科。相关站点名称及所属高校详见附录4。 图2 等级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站点数量超过5以上学科 表5 生物学博士后等级优秀的科研流动站所属高校 中山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兰州大学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山东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清华大学 2 、按学科划分良好等级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站点数量50个以上的有材料工程与科学，40个以上的有3个学科，30个以上的有10个学科，20个以上的有25个学科，10个以上的有52个学科。相关站点名称及所属高校详见附录5。 （作者，马晓旭，里瑟琦智库研究助理。相关数据又人工整理所得，如有错漏，敬请指正） 附录1 “985”“211”高校等级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站点详细统计表 高校名称 拥有等级优秀博士后科研站站点数量 清华大学 20 复旦大学 14 北京大学 12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 浙江大学 10 西安交通大学 9 东南大学 6 南京大学 6 上海交通大学 6 华中科技大学 5 武汉大学 5 中南大学 5 北京师范大学 4 吉林大学 4 南开大学 4 中山大学 4 重庆大学 4 大连理工大学 3 电子科技大学 3 东北师范大学 3 华东理工大学 3 华南理工大学 3 中国农业大学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北京科技大学 2 北京林业大学 2 东北农业大学 2 河海大学 2 华中师范大学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南京理工大学 2 南京师范大学 2 山东大学 2 四川大学 2 天津大学 2 同济大学 2 长安大学 2 中国地质大学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 中国人民大学 2 北京工业大学 1 北京化工大学 1 北京交通大学 1 北京理工大学 1 北京体育大学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1 北京邮电大学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1 东北大学 1 东北林业大学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1 湖南大学 1 华北电力大学 1 华中农业大学 1 江南大学 1 兰州大学 1 厦门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1 苏州大学 1 武汉理工大学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 西北大学 1 西南大学 1 新疆大学 1 云南大学 1 郑州大学 1 中国矿业大学 1 中国石油大学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 附录2 “985”“211”高校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数量 高校名称 拥有等级良好博士后流动站站点数量 浙江大学 36 吉林大学 32 山东大学 26 武汉大学 25 上海交通大学 24 四川大学 22 北京大学 22 华中科技大学 22 南京大学 21 大连理工大学 18 中南大学 17 苏州大学 1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6 同济大学 16 天津大学 16 清华大学 16 中山大学 15 华南理工大学 15 东南大学 15 西南大学 14 重庆大学 13 郑州大学 13 厦门大学 13 华东师范大学 13 湖南大学 13 复旦大学 13 北京师范大学 13 北京工业大学 13 西北大学 12 中国人民大学 11 中国矿业大学 1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1 西安交通大学 11 南京农业大学 11 哈尔滨工业大学 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 南开大学 10 暨南大学 10 合肥工业大学 10 哈尔滨工程大学 10 北京交通大学 10 陕西师范大学 9 南京师范大学 9 南京理工大学 9 华南师范大学 9 东北师范大学 9 东北大学 9 北京科技大学 9 中国农业大学 8 中国海洋大学 8 武汉理工大学 8 上海大学 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 华中农业大学 8 湖南师范大学 8 北京理工大学 8 新疆大学 7 华中师范大学 7 电子科技大学 7 中国地质大学 6 西南交通大学 6 华东理工大学 6 河海大学 6 东北农业大学 6 西北工业大学 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5 兰州大学 5 河北工业大学 5 广西大学 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 中国石油大学 4 中国传媒大学 4 太原理工大学 4 上海财经大学 4 东华大学 4 东北林业大学 4 北京邮电大学 4 中央民族大学 3 中央财经大学 3 长安大学 3 云南大学 3 四川农业大学 3 华北电力大学 3 南昌大学 3 辽宁大学 3 江南大学 3 北京林业大学 3 北京化工大学 3 中国政法大学 2 西南财经大学 2 天津医科大学 2 内蒙古大学 2 贵州大学 2 福州大学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2 中央音乐学院 1 中国药科大学 1 延边大学 1 石河子大学 1 大连海事大学 1 安徽大学 1 附录3 站点数量达到5以上“双非”高校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览表 高校名称 流动站点 首都师范大学（10个） 地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美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心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山东农业大学（9个） 林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农业资源与环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兽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畜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植物保护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河南大学（9个） 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燕山大学（8个）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气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湘潭大学（8个）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公共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力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江苏大学（7个）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华南农业大学（7个） 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兽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畜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园艺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植物保护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山东科技大学（7个） 测绘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矿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软件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土木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福建师范大学（6个）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音乐与舞蹈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上海师范大学（6个） 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世界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心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沈阳农业大学（6个） 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农业资源与环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园艺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植物保护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昆明理工大学（6个）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力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冶金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黑龙江大学（6个） 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河北师范大学（6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扬州大学（5个） 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兽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畜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吉林农业大学（5个） 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兽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畜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植物保护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山东师范大学（6个） 地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山西农业大学（5个） 农业资源与环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兽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畜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植物保护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西安理工大学（5个）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气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水利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土木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福建农林大学（5个） 林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园艺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附录4 等级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站点学科数量一览表 学科 数量 生物学 11 化学 9 材料科学与工程 9 机械工程 8 中国语言文学 7 控制科学与工程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 中国史 6 信息与通信工程 6 土木工程 6 数学 6 力学 6 环境科学与工程 6 管理科学与工程 6 工商管理 6 哲学 5 应用经济学 5 物理学 5 马克思主义理论 5 理论经济学 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5 电子科学与技术 5 仪器科学与技术 4 生物医学工程 4 临床医学 4 化学工程与技术 4 光学工程 4 法学 4 电气工程 4 中西医结合 3 植物保护 3 药学 3 外国语言文学 3 食品科学与工程 3 教育学 3 交通运输工程 3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3 作物学 3 中医学 2 中药学 2 政治学 2 园艺学 2 心理学 2 体育学 2 水利工程 2 兽医学 2 社会学 2 农业工程 2 农林经济管理 2 民族学 2 林业工程 2 林学 2 矿业工程 2 基础医学 2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 公共管理 2 地理学 2 畜牧学 2 艺术学理论 1 医学院临床医学 1 医学院基础医学 1 医学部药学 1 医学部临床医学 1 医学部基础医学 1 冶金工程 1 新闻传播学 1 世界史 1 轻工技术与工程 1 农业资源与环境 1 口腔医学 1 建筑学 1 核科学与技术 1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1 国家天文台天文学 1 纺织科学与工程 1 地质学 1 大气科学 1 船舶与海洋工程 1 测绘科学与技术 1 兵器科学与技术 1 （北京）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1 附录5 等级良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站点数量超过10以上学科一览表 学科名称 站点数量 材料科学与工程 50 生物学 45 机械工程 42 中国语言文学 37 数学 37 管理科学与工程 37 物理学 3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4 环境科学与工程 31 工商管理 31 临床医学 2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9 信息与通信工程 28 力学 28 化学 28 应用经济学 27 土木工程 26 理论经济学 2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25 中国史 23 哲学 22 基础医学 22 电子科学与技术 21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 化学工程与技术 20 作物学 19 法学 19 电气工程 18 外国语言文学 16 光学工程 16 畜牧学 16 政治学 15 地理学 15 园艺学 14 药学 14 农林经济管理 14 教育学 13 交通运输工程 13 植物保护 12 仪器科学与技术 12 生物医学工程 12 公共管理 12 中医学 11 中药学 11 中西医结合 11 兽医学 11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 农业工程 11 水利工程 10 农业资源与环境 10 矿业工程 1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10 地质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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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艺相通

热度 1 xiaohuaz 2016-1-22 20:38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李政道首次提出物艺相通(后称科艺相通)这个概念，他认为科学或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就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达到融会贯通，从而对发展人们的非线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及立体化思维起到很好的作用。他老人家是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来阐明这个道理。以我狭义的理解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不仅要付出艰辛的汗水致力于搞科学研究，还要接触一些与文艺相关的事情，即，可以有一些业余爱好。这可以是目的性很强的，比如为了锻炼身体而去跑步，去打球，也可以不用目的性太强，比如为了爱好去研究一下音乐、哲学。我对科艺相通的理解是文艺有时有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个人进行一些文艺活动有助于自身科学能力的增长。死读书，埋头搞科研有时很难解决问题，人有时需要一些文艺项目去缓解一下压力，可以约师兄、师姐去打球，可以三三两两去看个电影，这都挺好。人与人的差别有先天的因素，但我觉得后天的因素占很大比例，因为你未来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处决于你本人现在的努力。作为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应该懂得抱怨于事无补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事不尽如人意，实验结果总是出不来，这时候需要我们与人交流，学会自我排解从而清除缓存、压力，轻松地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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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路-15-上帝是个左撇子？

热度 23 tianrong1945 2015-6-4 08:23

15. 上帝是个左撇子？ 我们周围的世界显得如此地变幻无穷丰富多姿，是因为对称中还有不对称。物理世界也是如此，科学奖项颁发给发现对称的人，也颁发给发现不对称的人。至少有 7位学者，因为研究“不对称”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这其中，我们熟知的华人学者李政道和杨振宁 捷足先登 。 返回头来看历史，李政道和杨振宁 1956年所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应该是早在1928年就在R. T. Cox等人的实验中被观察到了 【 1】 ，但当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谁也没想到会有宇称不守恒的情形出现。“宇称”是量子物理中的专业名词，它与公众熟知的“镜像对称”有关。 图 15-1：镜像反射 每个人都有照镜子的经验，在镜子中，你的左手变成了右手，右手变成左手。因此，对一个具体实物而言，镜像对称就是左右对称，如图 15-1所示。如果用数学的语言描述的话，镜中所成之像对原像而言，是将三维空间中的一个坐标轴（图中的x）的方向反过来（x’=-x）的变换，或称之为反射变换。因此，照镜子就是进行了一个反射变换。对二维图案来说（图15-1a），比如字母“A”，镜像对称的意思是说它在左右反射变换下保持其形状不变。但如果考虑三维物体的镜像反射变换，除了“左右”变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换特征：手征性。也就是如图15-1b所示的，原像中右旋的螺丝钉，其镜像变成了左旋的螺丝钉。手征性也可以用三维空间笛卡尔坐标系三个坐标轴的相对方向来表示，如图中所示，镜像反射使右手坐标系变成了左手坐标系。 右手坐标系是我们常用的坐标系统，就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螺丝钉，大多数都是右旋的。在图 15-1b所示的右手坐标系中，如果将右手四个手指从x轴向y轴旋转弯曲，大拇指的指向正好就是z轴的方向。右旋螺钉也有类似的性质，当我们顺着右手四个手指方向，即顺时针方向，旋转右旋螺钉时，螺钉向着拇指所指的方向移动，这叫做右手法则。左手坐标系（或左旋螺钉）的性质则不一样，上面的说法需要反过来，将“右手法则”换成“左手法则”。 物理中与宇称相关的反射变换，便可以定义为将右手坐标系变成左手坐标系的变换。在三维空间中实现反射变换的方法是将空间的奇数个坐标（一个或者三个）反向，为方便起见，我们仅考虑三个空间坐标轴（ x,y,z）同时反向的情况，或称“空间反演”，见图15-2。 图 15-2：空间反演变换 根据诺特定理，每一种连续对称变换都将对应一个守恒量。诺特定理也能推广到离散对称群的情况，空间反演所对应的守恒量即为“宇称”。 粒子物理学中，根据每种粒子的波函数的空间反演变换性质，可以赋予它一个内禀的宇称量子数：偶宇称（表示为 1）对应于空间反演下不变的波函数，奇宇称（-1）对应于空间反演下符号改变的波函数。多个粒子系统总的宇称，等于其组成粒子宇称之乘积。如果系统总宇称在反应过程前后保持不变，则谓宇称守恒，反之则为宇称不守恒。 因而，实验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检验宇称守恒与否，一是直接从反应前后总宇称的变化，另一个方法则是从对称性考虑，检验在空间反演变换下，物理规律是否不变。 刚才说过，空间反演变换不过就是从右手坐标系变换成左手坐标系，而使用右手坐标系还是左手坐标系？螺丝加工成右旋或左旋？这些似乎只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应该与大自然遵循的物理规律无关。换言之，物理规律似乎不应该以我们使用的是右手坐标系还是左手坐标系而改变，因此，在 1956年之前，物理学家们都坚定地认为宇称是守恒的，亦即一切物理过程都应该遵循“宇称守恒定律”。 不过，世界上的怪事多多，特别是在微观领域，奇怪的量子世界中，更是无奇不有。最开始让人怀疑到宇称守恒的是所谓“ q - t 之谜”。物理学家们发现，当高能质子和原子核碰撞时产生的 K介子有两种完全不同的 衰变方式：有时衰变成两个 p 介子，有时衰变成三个 p 介子。因为 p 介子的内禀宇称值为 -1 ，所以，在衰变成两个 p 介子的情况，总宇称是 (-1) 2 =+1 ，而衰变成三个 p 介子的情况，总宇称是 (-1) 3 =-1 。对任何物理现象的解释总是从“瞎子摸象”式的猜测开始的。物理学家们分析，如果宇称是守恒的，那么 衰变之前的 K介子 应该是 两种宇称相反的粒子：偶宇称的被称为 q ，奇宇称的被称为 t 。 这两种粒子的其它性质，包括 自旋、 质量、电荷等等，几乎完全一样，因此，人们总怀疑它们就是一种粒子。 K介子的衰变 （ b ） 属于弱相互作用，如果把它们（ q 和 t ）当成是同一种粒子，就必然要否定宇称守恒，起码要否定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 李政道和杨振宁首先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查阅了很多有关文献及实验资料，发现在强相互作用及电磁作用中，许多实验结果以很高的精度证明宇称守恒，但对弱相互作用却缺乏强劲的实验证据。并且，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 1928年R. T. Cox等人提交给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实验报告中，报告了作者们在 b 射线的双散射实验中观察到极化方向的不对称性，这可算是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最早实验证据。 1956年6月，李政道与杨振宁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共同发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论文 【 2】 ，认为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内存在“不守恒”，宣称θ和τ是两种完全相同的粒子。文章在物理界引起巨大反响，泡利强烈地表示，绝不相信上帝会是个弱左撇子，并准备投入大赌注与人打赌，不过幸亏只是口说无凭，没真正投赌注。费曼也坚信宇称守恒而与人打赌，一年后只好认输付钱，还好赌金只是50美元而已。另外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就更有意思了，研究晶体的布洛赫曾经说，如果宇称不守恒，他就把自己的帽子吃掉！后来宇称不守恒被证实之后，布洛赫便耍赖皮说自己根本没有帽子。 李政道和杨振宁认识到，要大家承认弱作用的宇称不守恒，关键问题是实验。他们设计了几种相关的实验方法，并且自然地想到了他们的华人同胞，实验女王吴健雄。吴健雄与李政道同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是作 b 衰变实验的专家。她非常感兴趣做这个关键性的实验，那时正值 1956年圣诞假日的前夕，吴健雄本来要和夫婿袁家骝一起去日内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再去远东演讲旅行，并回中国家乡探亲。但她实在不愿放弃这个验证如此重要物理定律的机会，最后决定让丈夫单独去旅行，自己留下进行实验。 1957年1月15日，《物理评论》杂志收到了吴健雄等人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 【 3】 。 吴健雄实验的目的是检验钴 60 原子衰变时的物理过程是否具有镜像对称性，如图 15-3a 所示。实验需要在极低温 (0.01K) 的条件下进行，使用强磁场把钴 60 原子核的自旋方向转向左旋或右旋。图 15-3a 中将右旋原子核的 b 衰变叫做“原来实验”， 左旋原子核的 b 衰变叫做“镜像实验”。如果 b 衰变中的宇称守恒的话，预料的 b 射线方向在图中应该向上。在吴健雄的真实实验设计中，“原来”和“镜像”两个实验同时进行，并将宇称守恒预言的两个 b 射线方向左右对称安置。也就是说，如果宇称守恒成立的话，实验结果应该有左右方向相等的角分布，否则便违背了宇称守恒。最后的 实验结果显示角分布的明显不对称，因而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 【 4 】 。 在这件事情上，“上帝鞭子”泡利又演绎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图 15-3：（a）吴健雄的实验（b）泡利宣布宇称女士“不幸逝世”的訃文 泡利是吴健雄的朋友加老师，泡利赏识吴健雄的才能，吴也曾经自称是“物理巨擎泡利的得意门生”。当泡利得知吴健雄计划进行实验以证实宇称不守恒时，很是为她遗憾，认为这是一个毫无疑问注定要失败的实验，认为那些实验将一定会显示“对称的角分布”。 可惜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信息来得太不及时，就在吴健雄已经宣布了实验结果的两天之后，泡利还蒙在鼓里，给朋友 VictorWeisskopf的信中仍然说“不相信上帝是一个弱左撇子”，还写了些准备要用重金打赌之类的话。倒霉的泡利刚发出这封信，就听到了吴健雄实验证实宇称不守恒的消息，这让泡利感到懊恼，立刻想到了他尚未进行的“重金赌注”，不过暗暗庆幸并没有真赌，幽默地对朋友说，我可输不起钱财，因为我没有，但还输得起名誉，因为我的名誉太多了。最后还给宇称守恒被打破写了几句有趣的訃文（图15-3b），给自己搭了个台阶好下台，泡利写道： “我们伤心地宣布，我们的朋友宇称女士，在经历了短暂的手术痛苦之后，于 1957年1月19日去世了。” 訃文的落款是 e,μ,ν，三个弱相互作用主角的符号：电子、μ 子、和中微子。 上帝果然是个弱左撇子，李政道和杨振宁因为打破了这个对称而共同获得 1957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项成就，从发表文章到得奖不过一年左右，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十分少见，这和吴健雄及时的实验证实非常有关。三位杰出的华人物理学家，在科学史上合作谱写出了一段美妙的旋律。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曾经说，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非常令人遗憾，之后的 50 多年，却是草地依旧，风景不再。 参考文献： 【 1】R. T. Cox, C. G.McIlwraith, and B. Kurrelmeyer，Apparent Evidence ofPolarization in a Beam of β-Rays，Proc Natl Acad Sci U SA. 1928 Jul; 14(7): 544–54 【 2】Lee, T. D.; Yang,C. N. (1956).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Physical Review 104 (1): 254–258. 【 3】Wu, C. S.;Ambler, E.; Hayward, R. W.; Hoppes, D. D.; Hudson, R. P. (1957).Experimental Test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Beta Decay. PhysicalReview 105 (4): 1413–1415. 【 4】The fall ofparity，Herwig Schopper, University Hamburg and CERN http://www.sps.ch/en/articles/milestones-in-physics/the-fall-of-parity-2/ 上一篇：杨振宁的贡献 系列科普目录 下一篇：自发对称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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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国留学历史的两封信

热度 2 animalfarmer 2014-11-25 12:57

熊卫民 2014-11-20 16:10:40 来 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788 改革开放初期，停止了中国追缴奖助学金制度、改变了中国留学历史的，是由民间人士发出的两封私信。 从互派交换生到单派进修人员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开始重启与西方的教育交流。只是，连续多年都属交换性质 —— 互派人员到对方国度留学，留学期间的费用由对方支出。由于西方国家很少有人来华留学，所以中国派出人员规模极小，且多是学语言的。 1977 年 8 月 8 日，第三次复出、分工主管全国科教工作的邓小平在科教座谈会上提出， “ 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 ” 。 1978 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再次作出指示： “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 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 现在我们的格局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 …… 今年派三千出去。 ” 他的意思很明确，除每年互派少量交换人员去学习语言外，还应单方面大量派出留学、进修人员去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等。 虽然邓小平发了话，教育和科研部门在开展留学工作时仍然十分谨慎。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保守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对推行开放政策存在很大疑虑。第二，长年的残酷内斗，使得中国十分贫穷，外汇尤其缺乏。而当时主持留学工作的一些领导人不熟悉国际惯例，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奖励学术、向研究生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并不了解，曾笼统表示费用可以 “ 由我自理 ” ，以至于公派出去的进修人员不但要自付生活费，甚至还要向对方交纳大量实验费用，而这是积贫多年的国家所难以负担的。 在收入方面，包括交换生在内、获得了西方国家资助的留学人员要远远超出国家公派进修人员，当然也要超出国内的工薪人员。为了积累资金公派出更多的进修人员，也为了平息部分 “ 红眼病 ” 患者的嫉妒，中国的外交和财政部门秘密推行收缴留学人员从西方所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的政策。 舒雨上书 1979 年 5 月 30 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师、老舍女儿舒雨写了一封没有抬头的信。次日，该信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致祥转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舒雨的感受和建议。她和另外 12 位教师于 1978 年 7 月被交换到联邦德国学习语言，得到了德方的资助。除房费外，他们每人每月尚有 750 马克或更多一些的生活费。按照有关规定上缴之后， “ 除了伙食费在 200 马克内凭发票向使馆实报报销外，零用钱只有 23 马克（约合人民币 20 元） ” 。这给他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们不敢入乡随俗去酒吧和德国朋友交流，因为买不起啤酒；也不敢接受邀请去德国朋友家吃饭，因为买不起鲜花或小礼物；买包括食品在内的任何小东西他们都索要发票，引得周围的人颇为惊诧，因为德国的很多商店都不提供发票，只应要求提供手写的收据；他们还不得不每月花上三四个整天来仔细核对各种账目 …… 所有这些都损伤了他们的尊严。有些人躲了起来，不愿意见外人，而这又使得外国朋友认为中国人很孤僻。在这封辞真意切的信中，她个人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 “ 应该适当提高进修人员的零用费 ” 、 “ 应该简化伙食费报销手续 ” 、 “ 实行勤工俭学，减轻国家负担 ” 。 6 月 4 日，方毅认真阅读了这封信，还在边页批注：太不合理了。他随即把此信转呈给邓小平阅，称此信 “ 反映了不少问题 ” 。 6 月 6 日，邓小平批复：请方毅同志商同有关方面，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迅速组织实行。 6 月 10 日，方毅要求中国科学院秦力生副秘书长等将此信及有关批示告知财政部。 李政道来信 令方毅不满的是，此问题并没能迅速得到解决。 1979 年 9 月 30 日，他又收到了诺贝尔奖得主、 CUSPEA （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发起人李政道的信。在强烈建议国家应多派研究生出国攻读学位的同时，李政道还提出了 “ 一个连带的小问题 ” ： 最近听说国内有文件，要向哥校五位才自中国来的研究生，从哥校给他们的奖学金中扣钱上缴。闻讯后，大为吃惊，难以置信，这是不宜亦不能做的。奖学金并非薪金，给奖学金是有其固定目的的，奖学金的数目，是按在使学生安心研究学习的原则下，依当地适当生活的最低要求，经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是不能再减少的。 假使这消息是真的话，这必然使将来送研究生出国这条路受极大的打击。在学习上，这会使中国失去这重要机会，去透彻地知道和了解究竟美国对本国科学工作者如何训练的真相内况。在经济上，每一学者以后的出国，中国必须全部负担他们一切的费用。我想，您一定不会同意。这是有害无益，因小失大，对四个现代化绝对不利的事情。 希望这消息并非正确，亟盼您能在百忙中给我指示，不胜感激。 李政道所讲的 “ 每一学者以后的出国，中国必须全部负担他们一切的费用 ” 并非空话。事实上，威斯康星大学、马普学会、洪堡基金会等外国机构已对中国政府收缴他们给出的奖、助学金的相关规定提出强烈批评，有的机构还提出要压低或取消对中国留学、进修人员的资助。 10 月 19 日，方毅将李政道的信转呈给邓小平，并写道：第四页李政道先生所说的问题，请特别批示一下，因为我批了不顶事。但这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李政道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10 月 20 日，邓小平批示：李政道的意见是对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 不久，国家果断废止了以往的做法，阻碍留学工作一个重要障碍就这样被消除了。而获得国外资助的人员因此增加了交流机会，过起了有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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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 1957年10月31日

热度 3 xupeiyang 2013-10-31 08:33

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 1957年10月31日，杨振宁（1922.10.01-）和李政道（1926.11.26-）由于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原理”，站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上。杨振宁代表致辞,最后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实事，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我又专心致力于现代科学。”这段话今天读来，可以看出那一代血管里流着唐诗宋词的学人是以怎样矛盾的心情来面对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也能看出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思想方面对立而不可调和。 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1945年去美国留学，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等方面都卓有成就。1954年，与米尔斯（Robert Laurence Mills，1927.04.15-1999.10.27）共同提出杨-米尔斯场理论（Yang–Mills theory），开辟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新领域。 抗战时期李政道在国立浙江大学（抗战时迁贵州）和西南联大随物理学家吴大猷（1907.09.27-2000.03.04）学习，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李政道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方面的工作颇有建树。 在量子力学和粒子物理中，宇称守恒定律曾经被人们奉为圭臬。20世纪50年代，李、杨同在普林斯顿高能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二人在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对宇称守恒提出了质疑，即“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1956年6月，他们完成了题为《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论文。次年，这一理论被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1912.05.31-1997.02.16）用实验证实。因此，李、杨二人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同，为人们认识微观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 科学公园按语 】： 在讲究“成本—效率”及其被频繁滥用于高等教育事业的今天，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0.19-1995.08.21）老师给那些对“成本—效益”痴迷的的校长们和教育部官僚们上了一课。 20世纪40年代中期及以后，钱德拉塞卡常常驾车数百英里，来往于威廉斯贝的叶凯士天文台和芝加哥大学之间，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到一个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去讲课。甚至当时人们就提出“划得来吗？”这样的问题。但我们相信，钱德拉塞卡从来不会在脑海里产生这样的疑问。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这个班的全体同学：杨振宁和李政道。 http://www.scipark.net/scitoday/detail.php?detail=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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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性——关于《杨振宁的歉疚感》一文评论的答复

热度 63 shhu1961 2013-8-18 15:44

对本民族英雄的态度是这个民族人性高度的一把标尺！ 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肯定有种种原因 李杨之争是 中国科学之痛、中华民族之痛！ 博文《杨振宁的歉疚感》在科学网刊出后引来不少评论和争论，对于评论涉及的几个问题试作一整体答复和进一步阐述。 1. 基本人性与基本态度 我觉得讨论杨振宁的话题应该有源自基本人性的三点基本态度：作为一个搞科学的人，应该对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有起码的敬意；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对中华民族的英才有起码的尊重；作为一个人，应该对一个年逾 90 的老人有起码的善意。 郁达夫在鲁迅的追悼会上曾说过一句让人深思的话：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产生了英雄而不知去尊重他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蝼蚁 之群（原话是“生物之群”）。 对本民族英雄的态度是这个民族人性高度的一把标尺！ 20 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世人要问， 20 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科学都做了些什么贡献，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有李政道和杨振宁。 2. 关于回国 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肯定有种种原因，但不论原因有多少，“不爱国”与“物质享受”都不在其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中国“士文化”的衰败是后来的事！ 那么杨振宁当年留在美国的原因是什么？ 我在杨振宁的文章、传记资料中，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我的解释也是基于史实的推论。 《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的作者曾采访杨振宁的同门师兄弟、著名物理学家 M. Goldberger ，此人与杨振宁同庚，曾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据 Goldberger 回忆，他曾问过杨振宁，拿到博士学位后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他发现杨振宁是一心一意要回中国去的，这很正常，大家都这样。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1948 年夏，杨振宁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研究工作，并不符合留学计划要求，但他跟随一支最出色的研究队伍，走在了世界物理学发展的潮头，并机缘巧合，碰上“粒子物理”这个物理学发展史的重大剧目在上演。环境、能力和机遇使杨振宁看到，在“粒子物理”这部大戏中，自己有望出演重要的角色，做出重要的贡献；再看国内，内战正酣，学术环境恶劣，回国意味着动荡和研究的中断，处在杨振宁当时的位置，做出暂时留在美国的选择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1950 年杨振宁与杜致礼结婚，这时对杨振宁而言，离回国的路就更远了：岳母在台湾，岳父在共产党的牢里，回国就意味着妻离子散。等到事业、生活、家庭、子女都在美国扎了根，回国这一页书就无奈地翻过去了。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的经历与杨振宁颇类似，任之恭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5 年，我第二次来到美国，妻子和孩子们 1947 年前来与我们团聚。我们本打算短期停留；为了减轻离别的痛苦，妻子实际上告诉她父母，她只走 1 年，而不是我们预计的 2 年。我在哈佛的重新学习之后， 1949 年我们打算回国。 1949 年革命的动荡阻止了我们愿望的实施，……有好几年我坚持不肯买电子钟，因为我认为回中国后不同的频率下它会毫无用处。但我们买了一个极好的短波收音机，（大约花了 200 美元，当时算是一大笔钱了），以为回国后它作为一种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工具是会很有用的。事情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进展，可是 1955 年我和妻子都成了美国公民。” 1949 ～ 1950 年回国的留美学人有葛庭燧、叶笃正、侯祥麟、涂光炽、邓稼先等，其中侯祥麟、涂光炽回国前已经是共产党员，其他人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中坚分子，“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 1949 年初，该组织为动员留学生回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关于入美国国籍 1964 年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关于加入美国籍的心路历程，杨振宁自己曾有一段记述： “从 1945 年到 1964 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 19 年，包括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都有同类问题。但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 100 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来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记这 100 多年的历史。…… “诚然，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可是我也知道，美国社会对我很宽待。我来美国时是根基很好的学生，是这个社会给了我发展潜力和机会，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对移民如此宽待。我也认识到，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已经往深处扎。” 杨振宁特别提到 Robert Frost 一首诗（ the Gift Outright ——“没有保留的奉献” ）对他的心灵冲击，并对他申请美国国籍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首诗描写从欧洲来到美国大陆的殖民者，长期“身在曹营心在汉”，感情上不能与美国这片土地融为一体，随着时光流逝，他们渐渐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归属感，并确立了有别于欧洲的美国特征。在 1961 年 1 月 20 日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 Robert Frost 声情并茂地朗诵这首创作于 1936 年的诗。 看了此诗 2 个中译，没有看懂，找到原诗反复品味，才算明白。试译出关键几句： 拥抱她吧，别让我们的感情把她排斥在外， 占据我们心灵的东西其实我们已不再拥有， 什么东西挡着我们的道、让我们绵软无力？ 其实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拒绝接纳我们自己的生息之地！ 一旦内心屈服，我们就会立即皈依。 美籍华人成千上万，像杨振宁这样披露心迹的学者并不多见。 1957年，杨振宁与父亲在离别十余年后重逢于日内瓦，父亲写了两句话给儿子、儿媳： 每饭勿忘亲爱永 有生应感国恩宏 杨振宁坦言：父亲“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在他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4. 关于李杨之争 优先权之争是科学史的一个部分，是科学制度的必然产物。优先权之争会让一些大科学家变得尖酸刻薄，失去理智。优先权之争，也让一些大人物走下神坛，使我们发现，他们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的人性！ 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史不绝书：牛顿与胡克关于光学、牛顿 与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的发明权，瓦特和拉瓦锡关于水是化合物的发现，亚当 斯和勒维列关于海王星的发现，甚至爱因斯坦与希尔伯特关于广 义相对论的创立也曾发生不快。牛顿有句名言：“如果我能够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据考证这句话是牛顿与胡克争论时，对矮个子胡克的恶毒讽刺。 李政道、杨振宁的争论虽然是科学制度的产物，但却演变为中国科学之痛、甚至中华民族之痛，这是非常不幸的。 我觉得在两位当事人健在时， 国人 对 李杨之争最好的态度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要选边站队，更不要恶意炒作。李杨之争已经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没有理由继续去扩大。 首先，李杨之争在当事人之间是没有办法化解的，在李杨之争还没有公开化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想过问此事，但问了杨振宁几个问题后，便知难而退；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吴大猷也没有办法化解，其他人还能有什么作为？！ 其次，什么人说一句什么话在这件事上都不足为凭。有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当着李政道的面说过杨对不住李的话，这又能证明什么呢？中国知书达理的父母哪一个在孩子与人争执时不是先数落自己的孩子？这无关对错，关乎修为！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 1983 年杨振宁出版了他的文集，非常特别的是，杨振宁在每一篇文集后都加了一篇后记或点评，已故物理学家钱临照院士在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看到这本书的后记，大惊失色，立即指示图书馆馆长将此书封存，避免扩散。其实是避免因杨振宁的说辞引发李杨之争升级。钱临照先生是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创办人，他曾指示，中国物理学史研究不去碰李杨的话题。 2007 年，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陈省身纪念文集（《陈省身与中国科学》）我对文集中的文章非常喜爱，便在自己供职的科学出版社运作版权引进，工作进展顺利，进入编辑加工阶段，我希望原出版方与著名画家范曾先生商量，把他文章中不点名批评李政道先生几句话删除，范曾先生哪里肯接受！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最后只能忍痛割爱。放弃了出版计划固然可惜，但执行了钱先生的遗训又使我心中坦然。 在目前的情势下，我觉得国人对李杨之争集体失声是最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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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班”的由来：李政道偷师江青！

热度 7 xcfcn 2013-7-17 09:58

李政道同 江青 的一次辩论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作者：施宝华 发现·忧虑·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君归返阔别了近三十年的祖国。那时，祖国处在“文革”时期，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祖国故土，他看到祖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学校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处于停滞状况，物理系唯一的“研究”活动是测量一种电灯泡的性能。绝大多数师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留校的少数“工农兵学员”，虽然政治热情很高，可是，他们的科学基本常识都十分欠缺，有的近乎是“科盲”。 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在参观、座谈等交流活动或与各级领导会见时，碍于自己的身份、情面，不能把看到的问题向领导、同行直抒己见，只能从正面提出希望重视基础科学研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深深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盛的科学家，如果不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提出来，真是于心难安啊。几经考虑，他决定趁这次回国的机会，向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政道白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见、参观和进行讲学，晚上回到住地提笔就赶写建议。在写建议的过程中，李政道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李政道希望找到一些例证，最好是国内已有的例证来说明。但是，他一时苦于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无法找到合适的例子。 这时，一心关注李政道事业的夫人秦惠君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李政道夫妇首次归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惠君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她记得，在席间，江青曾向她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说他们在十来岁的少年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并说这是一条很成功的经验，云云。秦惠君把这件事说给了李政道听，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今天不去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了，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看看他们是如何培养芭蕾舞演员的。 5月中旬的一天，李政道夫妇来到上海芭蕾舞学校。他们仔细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学生询问了学员选拔的标准、程序，教学安排、学生专长、成才情况，观摩了芭蕾舞教学，看了学生们表演的节目。李政道兴致极高，他认为，芭蕾舞学校，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很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也可以参照芭蕾舞学校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 李政道在以《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为题的建议书中，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现在不抓基础科学的建设，十年以后将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是危险。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基础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创造。李政道提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李政道说，选拔十三四岁的孩子集中培养，到十九岁就能达到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当然这些孩子必须具备：（1）有极高的理解能力；（2）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已有结论，富于斗争精神；（3）有过人的记忆力。李政道说，这些选拔出来的少年在六年的学习生活里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学生既要学习数、理、化，也要学语文、外文、历史、体育，并适当参加劳动。这种培养尖子人才的学校，应当配备优秀的师资和适用的教材和教学设备。李政道最后说，他考虑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条件这样做，所以才下决心提出这个建议。 建议书写好后，他并没有马上送给中国有关部门。5月下旬，他到达北京后，特地找了老朋友、著名医学家黄宛教授，请他看看行不行？黄宛教授看了认为，李政道先生提出建议是很好的，意见是中肯的，建议的思路是值得研究的。 黄宛的看法使李政道很受鼓舞。当晚，他在北京饭店的住处，又用中文认真眷写了建议书，并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在信中，讲述了写建议书的动因和酝酿经过，并希望周恩来总理阅后如认为“有可取之处”，敬请转呈毛泽东主席，请他批评指正。 第二天，即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就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一同赴美国留学的朱光亚先生请来。把建议书和致周恩来的信一并交给他，请他呈报给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人民大会堂西厅的“争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议。他极为重视，在5月24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就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首先告诉李政道，你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李政道听说他写的建议和信已呈报给毛泽东主席，感到很高兴。 他遵照周总理的要求开讲了。他从什么是基础科学，什么是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基础科学与国家、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讲起，又介绍了他在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芭蕾舞学校的观感，还阐述了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内容。 在李政道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江青就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对李政道讲话本能地显出反感、抵触和不耐烦，忍不住想“批判”他几句。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说：“五十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少年的标准作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就是要有持续斗争性！理解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李政道对江青的说法未必同意，但考虑这不是原则问题就没有反驳。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十六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要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江青看看会场上没人响应她，也发现自己失态和太霸气，于是，她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了牛啦！小谢，你讲啊！” 谢静宜受宠若惊应声上阵，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不知道这位“小谢”是何许人也，便直言与之相辩：“为人民服务，这不错。问题是用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也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谢静宜辩解：“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谢静宜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解，连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说，“你领会错了，他（指李政道）讲的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主持会见的周恩来总理也许觉得一个会见华裔美国科学家活动的谈话氛围弄得如此紧张有失大国风范，他出来讲话希望调整一下谈话气氛，他说，“毛主席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曾讲到，一机部搞过一个41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中有些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不少都是穷苦的工人。它告诉我们（对人才问题）要破除迷信。”他接着对坐在第一排的几位科学家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李政道的建议）可不可以试验一下？” 在场的科学院负责人周荣鑫见没有人说话，便表态：“可以研究、探讨。”周恩来总理打断他的话说：“让他们（科学家）先说。” 在江青面前，科学家们知道要是吭了气必将大难临头，他们又看到江青对来自美国的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李政道都如此骄横霸气。他们哪还敢吭气。周恩来点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名：“吴老先说说吧。”吴有训不吭气。 在扯了一些与李政道建议无关的话题后，周恩来正式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周恩来还没说完，江青又强调“我们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言外之意仍是不同意李政道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路子。周恩来则进一步明确对李政道说：“你说的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周恩来看江青一而再的“顶”李政道的建议，但又不好再跟江青“顶”起来，他很机智地问李政道：“（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这个问题你看有没有阻力？”李政道很理解周恩来问他这个问题的含义。今天会见中江青等“顶牛”不是充分说明了阻力的存在嘛。所以，李政道也会意地回答说：“我想阻力是会有的。” 会见结束，李政道一行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后，他发现人们对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知识了解太少，这也许是一些人对他的建议不理解或不置可否的原因吧。为此，李政道取消了原定当晚去天安门漫步观赏的安排，用中文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这份说明用通俗、简练的文字阐明什么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李政道说：“什么是基础科学？就物理来讲吧，宇宙间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演变都有它们的规律。星球、星云的变化过程是有一定规律的，原子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有一定规律的。核和基本核子的构造反应，也是有它们的规律的。可是，这些不同事物的规律又基于一组共同的基本规律。要了解和掌握这组共同的基本规律就要去研究基础科学。 “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 “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所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忽略的。” 李政道用了一个晚上撰写这份《补充说明》。他第二天一早就把《补充说明》呈报给周恩来，同时，给参加5月24日会见的所有人员都印发了一份。他想把道理尽量说清楚，让中国领导人更理解他希望祖国科学和基础科学教育迅速健康发展，使祖国早日更强盛起来的真诚心愿。 毛泽东当“裁判” 在北京逗留的几天中，他虽然忙于各种参观、座谈、讲学活动，但心中时时记挂着他这次回国为振兴祖国科学教育提出的第一个建议的命运，能否被中国政府接受并付诸实施？ 5月30日，也就是李政道夫妇拟结束北京访问的那天早晨6点钟，李政道还未起床，就接到一个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接见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已坐在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来了，就起立与李政道握手。落座后，毛主席知道李政道在上海长大，就幽默地问：“有上海，有没有下海？”李政道虽说在上海长大，但从未听说过下海，便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对称了。下海是一个镇子。”李政道对毛泽东知识渊博而深感钦佩。 毛泽东很快切入了正题：“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 李政道听毛泽东说赞成他提出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非常高兴，担虑多天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问题有了最权威的答案。但是，毛泽东又说“理论没讲清楚”又使他心中泛起不安。 毛泽东接着说：“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李政道听了断定，毛泽东没有看到他的《补充说明》。由于自己在建议书中，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阐释不够充分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科学上的阐述是有差异的。 于是，李政道向毛泽东阐释了自己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观点。李政道说，从科学上看，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基础科学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应用科学也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基础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应用科学是以基本规律为指导进行创造发明。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启示或为应用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或规律性指导。 同毛泽东这次的会面和交流，使李政道深受鼓舞。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建议的肯定，不仅对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与江青的争论作了结论，也为中国政府采纳实施这项建议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当时的中国，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必定会得到贯彻实施的。 在周恩来主持人民大会堂西厅的接见时，郭沫若、吴有训、周培源等老科学家对他的建议不吱声，李政道当时也困惑不解。因为，这些老科学家都深知基础科学的重要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重要和急迫，但是为什么不表态呢？ 接见以后，李政道和夫人秦惠（竹下加君）先后从老朋友和在祖国的亲属交谈中，他们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江青等人面前，科学家都属“臭老九”，都是要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斗倒斗臭的。仅仅因为中央的保护才免遭批斗。“你是美国人，又是应邀来访的贵宾，顶了江青没事，那些老科学家要是像您这样同江青‘对阵’，早就被揪出来‘斗倒、斗臭’了，弄不好还得坐班房呢。” 李政道夫妇听了，连连“呃，呃”若有所悟，他们很理解这些老科学家的处境和心情。 后来，他们还知道，就在周恩来主持接见他们的时候，国内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是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困境中，对他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表示支持，提出“完全可以试一下”是冒了政治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幸好毛泽东也表示“赞成”，才算以“建议被接受”而告终，要不，不知会生出什么风波来。 李政道听了惊愕咋舌，感到不可思议。 最后还要交代：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贯彻，但是，也拖了近四年时间，其间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可谓“山重水复”。直到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方毅同志担任副总理、主持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后，贯彻落实李政道的建议的工作才放到了议事日程。这年三月，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这是我国开辟的“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是11岁。 在美国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后欣喜不已，他特地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 少年班从1978年开办以来情况相当好，到2002年已经招生26期共999名少年大学生，毕业767人。1985年，在“少年班”的基础上又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到2002年已招收18届共727人，毕业432人，据统计，在“少年班”毕业的学生中，80%考取了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三分之一的硕士研究生攻读了博士学位。许多人成为科技领域的拔尖人才和各种科学奖项的得主。 长期在李政道身边工作的季承先生对我说，李政道教授提出在少年中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是在“文革”动乱的特殊时期，那时，他先后于1972年、1974年来到中国访问，亲眼看到中国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了被破坏的困境，教学陷于停顿，教师被打倒靠边，优秀学生去“接受再教育”了，基础科学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被否定、受歧视。科学事业，特别基础科学面临人才断档、后继无人的危境。李政道先生建议是希望经过他的呼吁能拯救中国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冲击“极左”派对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破坏。而不是仅仅强调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看来，李政道教授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事实上，后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政道教授再次归国访问时，他一再强调要重视和振兴基础科学，应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特别是他主张派优秀青年到美国名牌大学去深造，倡导并亲自参与“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培养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活动，在十年中培养了千名中国科技精英。 PS：虽然耳闻少年班是李政道提议搞得，但是具体细节还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李政道还是向江青偷学来的。李政道介入中国的政治可谓深也。这个课题其实很值得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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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刊登失败的实验结果！李政道不要怕犯错

LongLeeLu 2013-5-25 06:45

李政道 - 不要怕犯错，如果你把所有的错犯了，最后可成功 -- 免费刊登失败的实验结果！ 1) “Hey!” Most of the time, experiments don't succeed:All you got is negative data. So what? You can now publish the unsuccessfuldata! It is free of charge. Why not? You can add a constructive aspect in yourexperiments by publishing the negative data, toward the positive results. Byeliminating all the unsuccessful experiments, you can reach the successfulending. 大多数时候，实验没有成功。还等什么？你可以发布这些不成功的数据！它是免费的，为什么不呢？您可以添加在你的实验走向建设性的方面，通过消除所有不成功的实验的积极成果 - 你可以到达成功的结局。 2. “You!” 我知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的智慧 , 他回答说 : “我其实和所有人都一样 , 有许多试验和错误 。 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 , 最重要的一点: 不要怕犯错误，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犯了，最后你可以成功”。 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47277-654564.html 杨振宁 ： “ 发现学科学的人最困难的时候是找论文题目的时候。这是一个学生从学习别人转向自己找问题的一个过程，是比较难。 1947 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是我一生最困难和不高兴的时期 。 之前我一帆风顺，但那时却到处碰壁。我想说，这个失望碰壁的经验，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经验，而是大多数科学研究生的经验，我告诉过我的学生们，如果在困惑期间，能坚持，不气馁，可能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 ” 3. “See!” I've accumulated a lot of negative results/data and dumped/ threw them away as I didnot see any value to keep them. I wish some journals back then wanting topublish negativ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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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rs of this initiative include Bad Pharma author Ben Goldacre: Evidence has shown repeatedly that studies with negative results - most notably clinical trials - are grossly under-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leading to publication bias that is ultimately harming patients. This is why we launched the AllTrials campaign for the registration and reporting of all clinical trials, and also why this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from F1000Research . We've already started publishing negative results articles: last month we published an article by Mark Peterson of Indiana University, about the genetics of song birds. Mark's work looked for sequence variants of two genes (known to affect migration) between migratory and non-migratory birds, but did not find a correlation in the species he studied. Read Mark's article and his interview on our blog , in which he answers a few questions about his work an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publishing negative results. Submit your paper: Please read our straightforward author guidelines and then submit using our very simple submission system , quoting code NR13 at step 6.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submitting your work or to find out more about F1000Research , please contact us at research@f1000.com . With kind regards, Rebecca Rebecca Lawrence Managing Director F1000Research You have received this message in the belief that it would be of interes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email info@f1000.com . F1000 Research Ltd | Science Navigation Group | Registered in England and Wales with Company Number 8322928. Middlesex House, 34-42 Cleveland Street | London, W1T 4LB | United Kingdom http://f1000research.com/?utm_source=MUList_NR13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Headerutm_campaign=NegativeResults Mydesk note: If it just happens to you to read my blog, you should know I writewhatever comes to my mind at the moment: A trunk, a leaf, a flower, a honeybee,a bird, etc. Nothing in my writing is organized or decorated in a high fashionway. It is a raw stuff, a feeling of the moment, a moment of gratitude, anarticle of interest. If you want to go a deep level of reading, you won't findin my blog. Apologize if you feel hurt of reading such a poor quality ofmaterials. Free to choose after all, you are on your own moment of time. 注意：如果你看我的博客，你应该知道我写那一刻我的脑海里：一个树干，叶，花，蜜蜂，鸟等。在高级时装的方式写作的组织或装饰。它是一种原始的东西，感觉的瞬间，片刻的感谢。如果你想一个深层次的阅读，你不会在我的博客中找到。道歉，如果你觉得阅读这样的材料质量差的伤害。自由选择，毕竟，你是你自己的片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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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PKl李政道

xcfcn 2013-2-20 20:57

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研究 朱薇 1978年的3月，规模盛大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旗帜鲜明地宣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断，宛如一股清泉注入了科学工作者久已干涸的心田。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其诗人般的激情欢呼着“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自此，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而与此相适应的基础科学研究也获得了又一次新生。 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注意到基础科学研究对于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将其提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列入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12个重点。1962～1963年，周恩来、聂荣臻等又主持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其中仍将“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定为未来科技发展的五大目标之一。1949～1966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包括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为之后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础科学研究同我国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一样，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尽管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周恩来等对此做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和积极的纠正，但是基础科学从理论到实验都受到了错误的否定和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科学和世界先进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这时反而拉大了。 1975年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在对铁路、煤炭、钢铁等行业的整顿开始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科技界。7月，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广泛座谈的基础上，第一稿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于8月11日完成。后邓小平又委托胡乔木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在与胡乔木多次讨论、交换修改意见后，“汇报提纲”四易其稿，报送国务院审议，而题目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第六稿则直接报送毛泽东。在这个充分反映邓小平整顿与发展科技事业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文件中，“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与“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并重，一起作为科学院未来十年的基本任务。这个文件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若干重要论述，强调科学实验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很可惜，“汇报提纲”最终因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的中断而没有批发下来，甚至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起，被“四人帮”说成是“三株大毒草”而遭到批判。 针对“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实验的实用主义，邓小平在整顿时期还多次强调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1975年7月9日，他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整理稿时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研究，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 9月16日，毛泽东在《化石》编辑部写给他的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情况的信上加写标题：“一封诉苦的信”，并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的批示使邓小平很受鼓舞，立即认为“这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视”。 （p.100）9月26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汇报科学院工作和讨论“汇报提纲”，再次提出对基础理论要恢复名誉。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教育部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时说：“对理论要恢复名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批‘基础’，批周培源的文章，把基础理论批臭了，基础理论搞不起来了。只搞应用科学，不搞基础科学要吃大亏。” 邓小平在1975年短暂复出前后，对于基础科学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固有体制范围内以期改变所做的微调尝试，是其在新时期重视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思想起点，也为“四人帮”禁锢下步履维艰的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注入了一丝活力和希望。 二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刚开始恢复工作，就立即“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 （p.339）。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强调。1977年9月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阿达姆斯。当客人提到：“如果不从基础理论做起，你们只能在别人后面走路，只能仿照别人”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四人帮’不重视理论的东西，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不重视理论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跟别人的脚印走，脚印都跟不上。”①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再次论述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积极地为基础科学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基于其“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形式，都要搞统一规划” （p.52）的考量，1977年6月20日至7月7日，邓小平指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召开了科学院工作会议。这在当时国家科委还没有成立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一次全国的科技工作会议。与会人员不仅包括科学院所属单位负责人，还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的负责人。这次会议讨论制定了并经邓小平同意的《1979～1985年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其中提出包括分子生物学在内的五个重点科研项目以及高能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和大型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三项重大科学实验工程。 这些规划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仅1979～1980年间，“基础研究方面，在人工合成转移核糖核酸半分子、天花粉结构、固氮酶催化活性中心结构模型、大地构造断块学说、古生物环境控制和古生物地域分异理论等方面，都获得较大进展”。 （p.83） 1977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又指示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分别制定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六大基础学科和各分支学科以及有关新兴学科的规划。会议还提出了《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明确未来三年、五年、八年的阶段性目标，满怀欣喜地展望：“到本世纪末，基础科学各分支学科要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有相当部分赶上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个别学科要居于领先地位。” 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该规划纲要，并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不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考虑，不搞基础科学是不行的。” 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科委立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全国科技规划会议，编制了包括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两大部分共27个方面、108个项目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1978年8月20日，邓小平批准同意该规划并转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其中，被确定为八个影响全局的带头学科的高能物理和空间科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 在邓小平的关注下，基础科学研究在新时期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中得到了通盘考虑和持久重视。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科技发展方针中，明确了“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重申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强调要重视有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要根据财力支持对“一时看不出应用前景，但对认识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确有价值的工作”，并且明确提出“主要靠国家预算拨款”，从而解决了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来源的后顾之忧。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的纵深部署，构筑了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框架。 三 邓小平选择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研制工作作为突破口，同时在重大科研基础工程、研究队伍、经费保障、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为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贡献卓著。 第一，邓小平积极推动和促成了包括高能加速器、串列静电加速器、遥感卫星地面站等一批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设施的建立。其中，最主要的是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1977年，刚开始主管科技工作的邓小平，就把注意力放在了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的研制工作上。他频频会见海内外物理学家、高能加速器专家，广泛征求意见，权衡利弊，坚定了及早动手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决心。“建造加速器很花钱，又费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很有意义，应及早着手。可以通过加速器的研究带动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工业生产。” 他还表示自愿充当工程项目的“吹鼓手”，帮助解决后勤问题。当有关部门因对加速器缺乏了解，担心工程建设对城市有污染而迟迟不予批准时，邓小平果断地说：“前年我到法国去，参观了他们的原子能发电站，干净得很，不存在什么污染问题。这件事现在不要再拖了。我们下命令，立即开工，限期完成。” （p.32） 1980年，以400亿电子伏特质子加速器为代表的加速器工程刚刚准备动工，正赶上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而面临着下马的困境。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定地认为“此事影响太大，不能下马，应坚决按原计划进行”。 （pp.154，155）然而，1981年初科技界又传来了不同的声音。以聂华桐为代表的14位美籍华人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对中国决定建造高能加速器持保留意见，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科技政策的轻重取舍上有所调整，并建议国内科技界对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这封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在信上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请方毅同志召集一个专家会议进行论证。” （p.163）随即，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就此问题组织专家学者广泛讨论，充分论证。1981年12月5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李昌、钱三强等在科学界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我国的财力和工业技术能力，在给邓小平的《关于调整高能物理实验设备——高能加速器建设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放弃本来打算在1987年前建成我国第一台500亿电子伏特质子同步加速器的方案；建造花钱较少但同样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领域有广阔应用价值的2×22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机。邓小平22日作出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p.167）正是邓小平的这一果断决策，结束了我国重要基础科学研究之一的高能物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之后，邓小平亲自为对撞机工程建设点将，派曾参与“两弹”研制组织领导工作的谷羽具体负责；他拨冗参加工程奠基仪式，并为奠基石亲笔题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他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工程建设“不要各自为战，要协调起来打歼灭战”的组织原则；他积极关注工程的质量问题，强调“要一个关一个关去攻破”；他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展，仔细阅读每一期《情况简报》；他始终确保工程建设的每一笔开销，多次表示“经费不用担心”，“这钱得花”。每当工程进展遇到困难，邓小平都给予明确而坚定的指示，帮助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难题，确保工程优质、高效、顺利进行。 他还委托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代为培养了近百名高能对撞机研究骨干，为工程建成后的运行实验提前准备了必要的人才。 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标志着我国已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4日，邓小平兴高采烈地来到对撞机实验室，与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见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第二，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巩固和发展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队伍。他积极关怀和支持博士后制度的创立和发展。1984年，CUSPEA学生（即由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组织的，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中国赴美留学的研究生）经过几年学习后，陆续回国。为保证科研流动性，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李政道向邓小平提出了在国内培养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邓小平在详细了解了“博士后”、“流动站”这些在国内来说还是新鲜的名词后，指出：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他还表示在今后“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拨款，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看准了要行动”。 1985年，集中于理学等基础学科的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开始设立。邓小平责成有关部门拨专款2000万元，建造了一批博士后公寓和建立博士后基金，同时还确定了为博士后提供日常经费的制度，从而为新时期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培养了强大的后备军。1990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成立，邓小平欣然为基金会题写会名。 邓小平还从学术和生活上关心以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基础科学研究人员。他为被“四人帮”诬为“白专道路典型”的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平反，认为“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中央表扬了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 （p.14）因在函数领域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实习员杨乐、张广厚也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多次谈到：“张广厚、杨乐、陈景润都可以当教授，一方面搞科研，一方面做实际工作。” （p.95）1977年11月22日，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党组报送的关于“提陈景润为研究员，提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每月各津贴50元”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对他们还可以在住房等问题加以帮助。”①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解决了基础科学研究者的后顾之忧。 邓小平还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应该成为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除中国科学院之外的又一支生力军。“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的科研和教学几近瘫痪。邓小平在1977年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急切地指出：“我们不是讲科学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的，但着重于应用；科学院和大学重点放在基础方面，也要有应用，特别是工科院校”，“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的高等学校，刚才说了应该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点应该定下来”。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历经30余载，高等学校现已发展成为集中全国1/3的基础研究经费和大部分基础研究人力资源的比较完整的多学科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 第三，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邓小平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运用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的成功实践。1981年5月13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邓小平认真听取了89位学部委员关于设立自然科学基金的建议。1982年，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设立，开始了科学基金制的探索。1985年，李政道从重视和加强基础科学人才的角度，再次向邓小平建议中国应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应该完全用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上，且由第一流科学家负责。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一个新方法，我们没有经验。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对不对，管它成功不成功，试验一下。 （p.202）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国家紧缩编制、精简机构的关键时期，然而正是在邓小平的赞许和积极推动下，国务院经过慎之又慎的考虑，最终于1986年2月14日正式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而保证了新时期基础科学研究稳定均衡可持续地发展，使得一批从事基础研究的中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 第四，新时期我国基础科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起步早、成效好，这也是与邓小平的努力分不开的。1979年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中美政府间包括高能物理等基础科学在内的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中美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为我国基础科学从封闭走向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根据该协议，邓小平还批准了在中美两国各自成立“高能物理、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科学技术交流委员会”，负责两国在上述基础科学领域合作的人员交流，协助解决在设备研制、仪器及元器件购买等方面的问题。1979年6月11日，邓小平会见了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美方成员，听取他们介绍美国高能物理发展情况和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建议，邓小平表示：“我们科技发展耽误了十一二年，现在才进行了两年。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要建立在善于学习的基础上”，“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主要是向你们学习”。 （p.131） 在如何学习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一是要派人出去学习，二是要请人来讲学” （p.32）的指导思想。1977～1978年，邓小平先后会见了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等海外著名科学家，一方面诚挚地邀请他们回国访问、讲学、考察，另一方面希望他们支持帮助开辟最初的留学渠道。之后，丁肇中所在的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杨振宁所在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陆续资助和接受我国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李政道则组织美国60多所一流学校联合在我国招考物理博士研究生（即CUSPEA），10年间培养了包括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在内的915名学生。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视察清华大学时提出了当年向国外派出3000人、次年派出1万人的建议，他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 国家随即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整个科技事业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从此，国际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向着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向纵深发展。 四 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曾发表讲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 。新时期邓小平重视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思想，显然是对马克思这一“衷心喜悦”的继承和发扬，又与毛泽东重视科学实验、关注国内外基本粒子、天体演化以及生命起源三大基础理论并从哲学高度精辟论述，与周恩来“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的明确指示一脉相承。 邓小平在新时期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是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技术不仅包括“必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高科技”，包括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讲究直接经济效益的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还包括关系着国家长远利益、关系着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科学。正是这一全面深刻的认识，使得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较早走出了“文化大革命”阴影，并在新时期迎头追赶，为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诚然，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相比，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着国家投入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但这需要客观分析。邓小平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历史赋予他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使科学技术尽快物化为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势必造成他对于基础科学的重视是在更加重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技术科学情况下的一种兼顾。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在邓小平所处的改革开放初创阶段，国力有限，基础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要求有太大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只能有重点地给予支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如何通过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成为摆在邓小平之后的国家领导人面前的首要任务。而邓小平时代不断积累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也为此时大规模地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坚实的基础。 《胡乔木传》编写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1975.1～1976.1）》，《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刘仓：《改革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1975年8月9日周荣鑫在钢铁学院汇报时的讲话》，转引自张化《1975年教育界的斗争》，《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第2期。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路甬祥：《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大事记（之一）》，《中共党史资料》1994年第3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科学技术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柳怀祖：《小平同志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春天长在，丰碑永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303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6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31页；路甬祥：《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第16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9页。 （作者简介：朱薇，助理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00017）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http://www.wxyjs.org.cn/dhgjzyldryj_558/201210/t20121031_135508.htm 对撞机工程建设的前前后后 １９９０年８月，第２５届国际高能物理会议在新加坡召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郑志鹏应邀在大会上作报告，他的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会议执行主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里克特教授评论说：这是一个新的高能物理实验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他们的实验数据，我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目前世界这一能区运行的唯一加速器，而且亮度高于以往的同类机器。感谢制造这台机器的人，也感谢在座的对建造这台机器有过贡献的人，我期望它获得更出色的物理结果。? 国际高能物理会议是世界高能物理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出席第２５届高能物理会议的有来自３６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物理学家。中国代表在国际高能物理会议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这还是第一次。? 许多海外华裔学者说，中国对撞机的成功，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成功和取得的初步物理结果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已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大大提高了。? 科学家们在回顾我国建造对撞机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总忘不了邓小平，他们认为，邓小平不仅创立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理论，而且身体力行，是抓重大科技项目的典范。? １９８１年初，邓小平指示当时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就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广泛听取国内外有关专家的意见，重新论证。?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副院长钱三强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请求批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邓小平同志仔细研究了专家们的论证意见后指示：“这工程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他还亲自为工程建设点将。１９８３年４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同年１２月，党中央、国务院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列为国家重点工程，要求在５年左右建成。?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７日，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邓小平为奠基石亲笔题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亲历者、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柳怀祖回忆：邓小平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兴致勃勃来到工地参加奠基仪式。他看到老物理学家张文裕便同他紧紧握手，张文裕激动地拉着邓小平的手说：“我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邓小平还和为这项工程做了许多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握手，感谢他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特别是高能物理方面的帮助，希望他继续帮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李政道教授兴奋地说，他相信在邓小平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必定能建设成功对撞机，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尽力帮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和高能物理研究、人才培养事业。邓小平在热烈的掌声中，挥锹铲土奠基，并对周围的人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再一次表示了对发展我国高科技事业的积极支持和坚定信念。?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由近万台集中了多种高技术的设备组成的巨大系统工程，其复杂性和面临的技术难关丝毫不亚于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它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是十分巨大的，在对撞机工程进展遇到困难时，邓小平都给予明确而坚定的指示，帮助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难题，确保工程优质、高效、顺利进行。他在一期工程简报上批示：“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并嘱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认真加以检查督促。邓小平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对撞机工程的建设者，经过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奋力拼搏，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对撞机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仅仅４年时间，中国的高能加速器从无到有，建造成功。这一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人民日报》报道这一成就，称它为：“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４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又来到这里和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见面，一起庆祝这一重大成就。? 邓小平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汇报，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邓小平说：“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眼前”。“过去也好，今天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接着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６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视察。他说，这一高科技领域的成就的取得，是对撞机工程建设者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和建设对撞机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搞加速器的决心下对了 对于建设中国三大加速器，即位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位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和位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邓小平曾于１９８６年这样谈到：“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现在看来搞对了，决心下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在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８３—１８４页)?建设同步辐射加速器是1977年列入我国科学发展规划的。1978年初，中国科学院组成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主的筹备组，开始筹建工作，规定三年左右时间内完成物理设计和若干关键部件的预制研究。当时同步辐射加速器这一高科技研究在世界上刚刚起步。这一装置所提供的从红外线直到软X射线频谱范围的高强度、高稳定的电磁辐射光，用于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说，世界上还不曾有过应用学科面如此宽广的高科技装置。? 1978年3月，同步辐射加速器筹备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决定拨款约200万元搞同步辐射加速器的预制研究。据当年筹备组组长、现中国科学院院士何多惠和预制研究成员、现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研究员裴元基回忆说，搞加速器的预制研究总共不到20人，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条件是艰苦的，破烂的教室，报废的设备，但十年动乱后，科学春天的蓬勃生机给了大家精神上的鼓舞，预制研究人员干劲十足，勇敢地承担下了这一高科技尖端的3年预制研究任务。? 1980年6月，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来到中国科技大学，听取了同步辐射加速器预制研究情况的汇报，方毅对搞加速器表示要给予坚决的支持，并说：“卖了裤子也要搞。”? 1981年10月，同步辐射加速器按期完成了预制研究任务，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审定会，审定工作由中国科技大学严济慈校长亲自挂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任审定委员会主任，并由严济慈专门指派了10位专家进行成果测试，以后又经过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全国性的多次鉴定论证会，于1982年底中国科学院向国家计委报送了“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设计任务书”，1983年4月8日国家计委正式批文：“由你院(中国科学院)负责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筹建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1984年7月姚依林和宋平亲自出席了国家计委委托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工程扩初设计审定会。在10月召开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扩大审定会上，姚依林副总理说：“对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合肥的同步辐射加速器一视同仁，列入国家‘七五’规划重中之重的重点工程”。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建设得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的巨大支持。11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为同步辐射加速器工程的破土动工奠基。? 1985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由于国家经费紧张，同步辐射加速器工程建设面临着下马的危险，加速器实验室的科技人员们写信给严济慈，要求继续完成加速器的建设工程，严济慈把这一情况转告了邓小平。中央先后派胡启立、宋健到科技大学了解项目情况，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同步辐射加速器建设终于没有下马，而是克服困难，加紧建设。当时加速器项目土建工程中的钢材紧缺，并由于车皮紧张不能及时从唐山调运到合肥，新华社记者将这一情况写了内参汇报给中央，副总理姚依林为此批文，批评有关方面为什么没有保障加速器建设的物资供应，于是国家物资总局疏通各个环节，迅速保证了加速器土建工程中平价钢材的供应。可以说，包括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在内的我国三大加速器的建成没有中央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安徽省政府也为加速器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以230万元的优惠价格给加速器工程提供了150亩地皮。如今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土建工程获建设部鲁班奖的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实验室，以她美丽神秘的圆型储存环大厅为中心座落在中国科技大学校园内，实验室的科技人员曾不无幽默地说，如果当年没有小平同志和中央的坚决支持，同步辐射加速器实验室大厅说不定会成为适合演马戏的大棚，而不是今天举世瞻目的高科技尖端工程了。? 同步辐射加速器工程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在中央、地方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于1987年11月直线加速器建成出束达到设计指标；1989年4月26日，全机联调成功，发出同步光，标志着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基本建成，提前一年半完成任务，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同步辐射光。1991年10月，5个实验站开始同步辐射实验工作。1992年同步辐射实验室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国家实验室，合肥同步辐射实验室于1993年正式向国内外开放，在国际上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地位，使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又占有了一席之地。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互相补充，在基础科学的前沿领域中形成基地中心，带动了诸多学科的发展。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实力了，人家才能看得起你。同步辐射加速器的成功，正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决策的成功典范。? 1991年11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观了同步辐射加速器实验室，并为实验室题写了名称。今天，江总书记题写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九个金色大字在加速器工程圆型穹顶建筑上闪烁着熠熠光辉。到目前为止，合肥同步辐射实验室在全国已有注册用户100多家，已批准用此光源工作的课题几百个，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超微细加工等众多学科和领域已做出了一大批重要成果。1994年初国家已开始酝酿同步辐射加速器的二期工程建设，1996年，国家科委首批“九五”大型工程第一项就是增加1.25 亿元，在2000年完成同步辐射实验室的二期工程建设。同步辐射加速器将在我国未来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高山仰止 伟人韬略 ——回顾小平同志对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的战略决策 http://www.ihep.ac.cn/zhuanti/dengxp-100/dengx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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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博士后迎春晚会成功举办

热度 3 freedom110110 2013-1-23 22:49

"2013博士后迎春晚会"于2013年1月15日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晚会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总政治部干部部科技文职干部局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主办，北京大学、北京博士后联谊会承办。李政道先生为晚会题写贺词"博济中华、士当争先、后辈居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主任王晓初，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建立，总政治部干部部科技文职干部局副局长闫贵军，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夏文峰，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出席了晚会。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设站单位的领导嘉宾和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后及家属约2000人观看了晚会。 晚会共分三个篇章，分别是《盛世迎春》、《踏歌而行》和《迎春起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北京交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国防大学、空军指挥学院等在京单位的博士后人员表演了歌曲、舞蹈、沙画、书法、诗朗诵等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复旦大学博士后表演的欢快的健美操《博后style》和源自于博士后生活的武汉大学博士后表演的小品《博士后夫妻的元旦》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青年歌唱家、总政歌舞团演员谭晶的独唱，第二炮兵文工团周炜、范雷的相声和武警文工团表演的大型舞蹈扎西德勒等，提升了晚会的专业演出水平。 由北京博士后合唱团演唱的压轴节目--《中国博士后》，以雄壮、欢快、激昂、催人奋进之旋律，奏响了中国博士后向新时代进军的序曲。这首歌由博士后作词作曲。 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二楼画廊，同时进行了主题为"我思故我在"首届中国博士后艺术展。通过艺术的形式向世人展示博士后的所思所想，展示他们的专业理念，以及对所在研究领域的思考和探索，得到了领导嘉宾的一致好评。 本次晚会是历年来参与设站单位数和博士后人数最多的一次。共有25家单位约122位博士后参与节目演出，其中，北京博士后拉丁舞队21位博士后，合唱团55位博士后。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领导和北京博士后联谊会策划下，成立于2012年11月的由博士后组成的北京博士后合唱团和拉丁舞队，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不负众望，为晚会献上了高水准的表演，令全场观众耳目一新。这两支博士后艺术团体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将为中国博士后风采的持续展示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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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培养不出杨振宁李政道一样的大师”是个伪命题

热度 9 Synthon 2013-1-22 13:02

一直想写这个题目，今天看见严加新老师写拉曼，决定动笔。 话说30年代的印度，真是牛人辈出。有一个拉曼，没有纯的光源，靠普通灯泡做实验就发现了拉曼散射，不服不行。还有个波瑟，一个普通物理教师，为了评职称写了篇论文，就有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波瑟子（跟费米子对应）和波瑟-爱因斯坦凝聚。能拉上老爱和费米两个牛人，波瑟没得诺奖也挺不该的。还有个钱德拉塞卡，去英国读博士的路上就发现大牛人爱丁顿的一个错误，所以后来做物理一直被打压，后来改做天体，最终也得了诺奖。 那么，用科学网上某些唯体制论的童鞋的观点来看，独立、自由、民主的印度，快70年了也没有培养出能跟拉曼、波瑟、钱德拉塞卡并列的牛人，这肯定是体制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去再被殖民三百年！ 其实，印度没有再出现拉曼，就跟德国没有再出现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一样，跟法国没有再出现居里和德布洛意一样，跟奥地利没有再出现薛定谔和泡力一样，跟英国没有再出现狄拉克一样，跟意大利没有再出现费米一样，跟中国没有再出现杨振宁一样。只不过，现代科学传到印度有个滞后，所以拉曼比薛定谔狄拉克这批人晚了几年。现代科学传到中国又滞后了一些，加上刚有点起色又有个抗日战争，所以杨振宁比拉曼又晚了些年头，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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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的智慧

热度 5 LongLeeLu 2013-1-19 08:54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 的智慧 很多年前，我听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 ( Tsung - Dao Lee (T.D. Lee, Chinese: 李政道; pinyin: Lǐ Zhèngdào) (born November 24, 1926)) 的演讲。他说的是理论物理 -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最后，有人问了一个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 他回答说， “我其实和所有人都一样 , 有许多试验和错误 。 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 , 最重要的一点 : 不要怕犯错误，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犯了，最后你可以成功 ” 。 我要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已经犯了所有的错误。我不知道“所有”是多少？我不敢问。 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 说： “你要在机会来临时做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有些阶段我会有一大堆想法，有时也有灵感枯竭的阶段。如果下周我有想法，我就会做些什么，如果没有，我就什么也不会去做……在你的一生中，只要你没有做错很多事，那么只要能做对少数几件事就行了。” 巴菲特说，“做优秀的投资者并不需要高智商”， 只须拥有“不轻易从众的能力” 。 佛陀说得更简单： “不要相信任何东西，不管是从什么地方读到的，也不管是谁说的，都不要轻信，哪怕是我说的也一样，除非它符合你自己的理智或常识。 ” 看“打架”有感 恕我直言，我很尊重和佩服的网页在使用 “ 思想领导者 ” “ 社交媒体大师 ” “ 创新 / 创新 ” “ 科学研究理念 ” “ 科学精神 ”“ 高端人才 ”” 精英 ”” 牛导师 ” -- 你读他们的文章后，你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东西 . 如果你不能确定谈论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为什么辩论？ 这些大空的废话 , 作为手足无措的自我促进的标记 ! -- 残酷，但却是事实。我的意见 , 任何人在网络上真正聪明的人 , 避免这些标记。你不说什么目的，但显示的事实，让读者作出自己的结论 . 你来到人世间是要做什么呢？你走在永无止境的自我发现的路上 -- 自我发现之旅永远不会结束。 你是你自己的领袖，你是你自己的老板 -- 在你生命终结的，作出自己的结论 。 “独立思考和内心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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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惹事贴】重提杨振宁先生与李政道先生之争

热度 22 陈安博士 2012-12-31 23:22

　　首先，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杨李在分手之后，各自又在物理学的相近领域独立地做出了很漂亮的工作，应该说，证明了俩人水平都不是“白给”的，俩人的科学成就是华人世界的翘楚。 　　说完“免责声明”后，我们再说八卦。请别以为下面的八卦否认了以上的结论。 一，杨李之争的起源 　　据说杨李之争是一个细节引起的，但是后来大家都不提那个细节了。俩人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学校念书，其间由于大家都爱吹牛的缘故，俩人的孩子分别说：“我爹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主要贡献者”。 　　后来，说着说着就变成“我爹才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主要贡献者，你爹不是，你爹是跟班。” 　　这样的起源不符合后来争执的宏大叙事，但是俺觉得怎么更符合逻辑呢？ 　　这样的话自然会传回家里，于是，大人就都不舒服了，虽然见面的时候不会提及此事，但是已经开始在强调自己的贡献了，并且各自拉了若干物理学界的牛人来为自己作证。 　　从俺们这个喜欢八卦的人看到的各类文章，杨李的都有，俺们的判断是：是李政道先生先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随后和杨先生讨论，杨先生由开始的质疑到慢慢地怀疑，逐步走上了怀疑宇称守恒的路子上来，也就是说，李先生对于问题的提出有更大的贡献。 　　但是，由于杨先生的物理功底确实很深厚，他的介入使得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晰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杨先生的介入，那么这个问题也就停留在问题本身而已，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对于问题的解决，杨先生应该有更大的贡献，虽然这个大可能仅仅是51%对49%的比例。【事实上，所谓比例是根本就没法说很清楚的】 　　可以认为：没有杨和李的任何一位，都没有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 二，杨李之争：双方后悔吗? 　　我参加了杨先生70寿辰的合肥庆祝活动，聆听到了杨先生自己关于杨李之争的亲口表示，他说（原话）：和李政道的分手，是我非常后悔的一件事。 　　李先生的报告我也听过，不过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所以俺不好说他老人家后悔不后悔，但是，后来酿成了两人几乎无法同时出场的局面，我猜测李先生也是后悔的。 　　看一段传记，周恩来总理曾经问杨先生：“听说你和李政道先生的争执是两家夫人不合造成的，是吗？” 　　杨回答道：不是。 　　聪明的周总理就没再就这个话题继续。其实，尽管两个人都可能会后悔，但是依然无法挽回旧日琴瑟相谐的局面了。往事不可追矣，也所以，如果有合作，千万别在自己家里跟孩子说什么，这就是巨大的教训。 　　二人的不合甚至到了“你赞成的我坚决反对”的地步。比如，现在中科院的高等物理研究所（邢捕头和曹俊研究员的地盘）里面那个正负电子对撞机，据说是李政道先生提议的，当时就得到了杨先生的坚决反对。 　　一旦做了敌人，大家就都很难回头，尤其是中国人更容易如此。 　　因此，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大度的，在科学网上和俺吵过架的不管哪位，如果说来北京想见俺，俺会立刻答应请客吃饭，而且绝对不会恶语相加。 　　当然，俺想还是因为俺的科学成就不够大，才这么谦虚滴，否则，脾气可以无限大，嘿嘿嘿。 　　———————————————————— 三、杨和李的成就，谁更大？ 　　由于有了第一条的免责声明，所以，俺们才干提到这个话题。 　　记得毛主席的摄影师某某和某某夫妇经常在中南海里呆着，常见朱德和刘伯承下棋，俩人看多了，也见两位老帅谈军事，一次刘说：我和你们朱老师以前还打过仗呢？ 　　俩小摄影师很来了劲，一定想知道谁赢谁输，之间刘帅得意道；当然是你们朱老总输了。那边厢只见到朱老总憨厚地一笑，那就是默认了。 　　俺们科学家的小家伙，其实也想知道，杨和李的水平拉出来打一打，谁最后能赢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由于自己不是物理学专业的，也就大学时候学过七、八门物理学而已，不是这个行当的研究者，自己是不敢擅自评价的，就问过不少物理学的大家。 　　后来我还问到了科学网上的某，是李政道先生这条线上的，他老人家戏谑地评价道：当然是俺们老李家的第一喽。不过后来老老实实道：实话说，杨先生后来做的工作都是物理学里很“正统”的方向，而李先生则稍微有点旁门左道了。所以，平心而论，如果一定要比个上下，杨先生应该第一。 　　这个答案和我之前八卦般地询问过的结果相类，虽然大家说得都不是十分肯定，但是闪躲的言语之后大致的评价还是差不多的。 　　—————————————————— 四，杨先生和李先生谁对中国大陆的贡献大？ 　　之前私下的舆论界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很多人很鄙视杨先生，说他只知道从大陆索取，而没有实质性的贡献；而李先生则又弄CUSPEA，又弄电子对撞机，都属于有形的看得见的贡献。 　　加之杨先生晚年回到清华大学，住在大学提供的校内别墅里，时不时还接受个邀请出去预测预测几年之内能得诺贝尔科学奖之类的闲话，或者指责一下易经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出现，等等。全是“帮闲”，全无“帮忙”。 　　李先生在中科院还倡导建立了一个中国高等科学研究院，算是个超过部门的机构，俺们之前参加这个研究院资助的学术活动，还得过100元的讲演费呢。而这类活动是经常有的。 　　这一点，丘成桐先生也做得很好，在广州、在杭州、在北京多个地点都有这类研究中心，钱是从香港的大佬那里募集来的，以支持大陆的学术交流。 　　也就是说，李先生确实做了很多实打实的工作。中国大陆的学者应该感谢他。 　　而杨先生，据我所知，也做了很多类似的工作，这是不如李先生的更为显著，另外，两个人都是社会活动家，杨先生在美国组织的华人科学组织，之前一度是最大的一个，现在不知道在规模上数第几了？ 　　同样地，杨先生为了大陆大学的筹款，也下了很多功夫，只是由于这些事情不太为媒体所报道，大家知道得也就不多了。 　　按照杨先生自己的说法，他和李的最大贡献是让华人知道了中国人在科学方面也是能够做到顶尖的，这一点对于华人的民族自信心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确实，作为第一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杨和李的贡献是巨大的，万事开头难！也所以，在清华住个别墅啥的，真的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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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那些事

热度 22 ljphit 2012-11-24 15:46

早在2009年我还没来深圳之前，我就耳闻“南方科技大学”这一响亮的名字。由于是从同学口中得知这是一所新办的学校，于是我好奇地在网上查了一下南科大的资料。那时候南科大虽然还在筹建中，但是其官网已经开通了，对官网的印象也记忆犹新。打开官网时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冲突，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大陆大部分学校的官网的风格都是比较朴实的而且都大同小异，而南科大的官网比较像香港和美国一些大学的网站（因为我比较关注高校的新闻，经常上国外一些著名高校的官网），南科大主页上的文字不多，以颜色分明的图片为主。印象较深之一就是主页上还挂有李政道题字。 从主页也获得了不少信息，主要有学校的定位、学校的校长、招生信息、还有很多招聘信息等等。学校的定位是以港科大为模式，建立南方一流、国内一流、亚洲一流的高校.....,那时看到这些标签，对南科大充满了无数的遐想和期待。那时候知道了校长是朱清时院士，虽然朱院士是原中科大校长，我孤陋寡闻，之前没听说过。至于招生信息，当时还不是很详细，学校筹办之初的缘故吧。对招聘信息还有些印象，要求比较高，倾向于招海归。以上这些信息不得不让人对南科大充满无数的幻想和期盼。似乎觉得一流的国际化大学就要诞生了，相信那时候关注南科大的人都有这种遐想。 生活总是充满戏剧性。我从来没想过来深圳上学，更没想过会在南科大旁边上学。那位告诉我南科大的同学一直很想来深圳，结果去了厦门。2010年的金秋九月来到深圳大学城，只知道大学城有清华、北大、哈工大、南开。当时还不知道南开在哪里，只知道在附近。因为从校区来看，大学城内就只有清华、北大和哈工大，而南开不在校区内。后来才知道，南方科技大学的校址是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学院的遗址，南开在这里办了7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南开的失败，使原来的大学城剩下其他三所学校。不知道是因为南开的失败才有了南科大，还是因为南开失败了，南科大选择了原南开遗址做校址。 从南科大招了第一个学生（11岁的山东神童）开始，南科大开始风靡于全中国乃至世界，各种媒体报道，各界社会呼声。以至于在南科大旁边住了一年多的我，没到过南科大，在科学网上看到南科大的种种报道和讨论。可谓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可见南科大的名声远扬啊。至于那个神童为什么选择南科大，家长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总是有人要第一个吃螃蟹的。好长一段时间南科大就神童一个学生，有什么活动都是朱校长带着这个学生参加。想当年这神童在南科大也是一片风光。悲剧的是这个神童最后还是退学了，在南科大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许他是改革的牺牲品，或许是他适应不了改革的步伐...... 南科大闻名于世界之后，同学相继去参观了。再后来，同学的同学来了，带同学参观著名大学是必不可少的行程。而我一直想去，也一直迟迟没有去，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在科学网上看多了南科大的新闻吧。深圳大学城（清华、北大、哈工大）离世界名校有多远，其实也就骑车十分钟以内的距离。 直到2011年8月中旬（深圳正举办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弟弟从福州过来，说久闻南科大 大名，想去参观参观。我只好去问保安南方科技大学在哪里？保安告知从北大 沿着大沙河往上走就到了。在那个炎热的下午，骑着车从北大沿大沙河上游走，经过一个私人会所（主要是高尔夫球场）外围，就来到了耳闻已久的南科大。在门口被保安拦下来了，保安说外人不让进。 我跟保安说：“我是大学城，我进去逛逛”。保安看到我自行车印着xx学校，还有一辆是大运会自行车。想了一会就放行了。其实我能直接骑进去的，因为我的自行车是学校发的，印有xx大学。为什么说我能直接进呢？南科大那时候几乎没有学生，所以我们有几届师兄住在他们宿舍。考虑路途有点远，学校就给发自行车了。我的自行车就是学校发的，相当于官方通行车辆了。按理说保安是不该拦我的，或许职业的敏感性吧，感觉到我不是住里面的。 终于踏进了南科大，第一感觉是大门再普通不过了，比普通初中的还普通。大门就一个通道而已，没有别的建筑，旁边有一个保安亭。我弟弟很是失望，说了一句话：“感觉像个中专的校园”。但是还是很高兴的在南方科大那块石头前拍照，估计是为了回去晒照片。炎热的下午，大老远的跑来参观传说中世界著名大学，看到的仅有两三座高中一样的教学楼和一片长满杂草的荒凉之地。没有大学标志性的主楼，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假山人工湖，甚至操场跑道都没有，只有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淡淡的夏季，整个校园不见人影，只有那不知疲倦的知了的叫声。在长满野草的空地中修了一条通向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小道，两旁零落的种着芒果树。 穿过小道来到了宿舍楼和食堂，只看看到一些武警官兵，应该是负责大运会安保的官兵，估计是暂时住这里的。转了圈 还是没见到一个学生和老师的影子。 只好走了出来，出来后还礼貌性的跟保安打了个招呼。因为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就在南科大的旁边，所以就去那里逛了逛。到了门口保安还是不让进，我说是大学城的，一样不让进。只好在周围逛了一圈。 总体感觉南科大和中科院的位置比较偏，而且南科大属于筹建阶段，基础设施真不如高中好。最基本的，连个跑道都没有，别说篮球场，足球场 这些设施了。这样的条件根本达不到招生的水平吧！就这样招生，能对学生负责吗?大学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全面发展的，连个基本条件都达不到，怎么发展?我想这也是后来核心团队里港科大老师出走的原因之一吧！虽然说很多国外名校的校园让人觉得很普通，但这些基本设施应该是很齐全的。难道这就是创新之道？总之，我是家长，我不会把我孩子放在这样一个学校，至少当前不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有完善的师资力量也行，可是当时听得最多的就是上课是请xx院士，香港xx教授。归根结底这些老师都是外聘的，不是全职的，能专心教授学生吗？就像计算机一样，硬件不行，软件也不行这个系统能正常运行吗？不知道现在师资力量怎么样？不知道要是当时那个神童是朱校长的孙子，他会让他在南科大学习吗？ 第二次去南科大是今年五六月份，有幸去南科大听了韩美林的老师的讲座。之前在食堂门口看到海报，由于理工科学生缺乏人文素养，个人对绘画更是一无所知，在此之前不知道韩美林老师的是何许人物。所以想去凑凑热闹。记得是一个周六上午，下着下雨，还有点不想去，后来还是去了。赶到会场时，被会场震撼了，人挺多的，南科大把会场布置得挺好，还有媒体记者。主要是被媒体记者震住了，在大学城听过很多讲座，也不乏名家。但是很少有记者来的。这点估计就是南科大的管理层做得好吧!会场到处有礼仪小姐，第一排是嘉宾席。看到朱校长的席位，抬头一看 终于看到这位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当时那个氛围挺激动的。从来没有追星兴趣的我，当时也想上去跟他和个影，看到他老人家忙前忙后，讲座又要开始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会场的前几排是南科大的学生，穿着显眼的校服。整个会场满满的，还有一个分会场。朱校长开场介绍了韩美林老师，再整个介绍过程中，感受到朱校长师长般的亲切和长辈般的慈祥。也感受到朱校长是一个理工科味道十足的校长。 韩老师的报告做了两个多小时，也让我大开眼界。他的讲座围绕着他的求学、工作、教学、为人处世，以及他与官场作斗争的一些话题展开。两个多小时，娓娓道来，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让我们感觉到社会的变化，大师的成长，官场的斗争。收获颇多，韩老师的很多观点我都是完全赞同的。讲座完了后，走出会场，有部分观众是有车送的，我才知道有部分观众是请来的，是某著名超市的员工。南科大可谓用心良苦啊，还不如多请一些大学城的学生或中科院的学生。我想这场讲座更像是一个广告拍摄。虽然韩老师辛苦讲了两个多小时，在南科大管理层来说这只是宣传手段。 大师在大学做讲座，不是家产便饭吗，怎么把媒体记者都找来了。插一句，现在坐地铁环中线到塘朗站时，报站都加上“乘客可前往南方科技大学”，在地铁站只要有塘朗站的旁边都标注了南方科技大学。宣传可真是到位啊！ 再后来没事的时候会沿着大沙河散步，走到南科大门口，也曾想进去逛逛，保安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让进。虽然南科大从创办之初到现在，经历了大起大落，风风雨雨，毕竟也还是一个孩子。孩子缺乏安全感需要保护也很正常。不过这个孩子能不能 茁壮成长还要看后面父母的呵护和培养。 元芳你怎么看，觉得这个孩子有前途吗？ 2011年8月11号拍摄 ，南科大最大的楼，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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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有关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热度 2 positron 2012-10-13 22:42

1、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因为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人均出生于中国，在中国完成或者几乎在中国完成学业，获奖时，两人均持中华民国国籍，后均加入美国国籍。 2、1976年，丁肇中因为发现新的亚原子粒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丁肇中祖籍山东日照， 出生于美国密歇根， 儿时在大陆成长，12岁时去了台湾，美国国籍，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3、1986年，…… 4、1989年，…… 5、1997年，朱棣文， 因“发展了用雷射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而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朱棣文祖籍江苏太仓， 生于美国，成长于美国， 美国国籍，现任美国能源部部长。 6、1998年，崔琦，因为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崔琦生于河南，后去香港度过中学时代，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美国国籍，现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及贝尔实验室。 7、2000年，高行健，文学奖。 8、2008年，钱永健，化学奖。钱永健祖籍浙江杭州，生于美国，美国国籍。钱学森是其堂兄。 9、2009年，高锟，因在 在纤维中传送光以达成光学通讯的开拓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高锟1933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 1949年移居香港，完成中学教育后赴英留学，他拥有英国、美国双重国籍，并持有相关居民身份。 10、2010年，…… 11、2012年，莫言，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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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卢刚和山林华----听华欣报告，追缅那些无辜逝去的亡灵（转载）

dtiger009 2012-10-7 03:03

　　爱荷华校园里的枪声 　　1991年11月　1日下午3点半左右，美国爱荷华大学凡·艾伦物理系大楼3O9室，一个天文物理专题讨论会正在进行。 　　卢刚出现了。 　　这个28岁的青年博士、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通过李政道博士的出国考试由中国政府公派来美的留学生，幽灵般地溜进了会场。他穿着大茄克，带着一个提包，无声地坐在会场一角。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中，作者周励为我们详细记录了悲剧的发生。 　　卢刚在这里生活了6年，从1985年出国直至现在，并在这个房间通过博士论文。整整6年，他没有离开过爱荷华大学，现在就要与它告别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那里有一把0．38口径的手枪，已经荷满了子弹。5月份，他向爱荷华地方长官办公室申请到了枪支许可。6月份，他跑到一家渔猎商店，花200美元买下这枝巴西制金牛星手枪。他仔细挑选过，这是一把仿制美国警方用的史密斯。威森牌的左轮手枪。从那时起，他就想干这件事了。 　　“我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但我一直忍耐到我拿到博士学位。”卢刚在给他二姐的最后遗书中写道：“你自己不要过于悲伤，至少我找到几个垫背的人给球陪葬。” 　　他静静地旁听了约5分钟，突然拔出手枪射击。他首先开枪击中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47岁的戈尔咨教授。戈尔咨教授应声倒下，卢刚又在他脑后补了一枪，继尔又朝史密斯教授身上射击了两枪。在场人士一时还未反应过来，以为卢刚拿玩具枪恶作剧，直到看见两位教授的脑门和身上流出大滩鲜血，才明白发生了血案。 　　中国同学李新受惊吓过度当场昏倒。另一个中国同学夺路而逃，跑到一处有电话的地方报警求救。 　　这时，卢刚已经冷静地将枪口瞄准了他嫉恨已久的“竞争对手”——中国科技大学高材生山林华博士。他一连朝小山的脑门和胸膛放了几枪，山林华连哼都来不及哼一下就当场被枪杀。 　　卢刚在第一现场枪杀了这三个人之后，又噔噔地从三楼跑到二楼，打开了系主任的办公室，一枪射杀了44岁的系主任尼柯森。他确认系主任已经死了后，又跑回三楼第一现场，确定戈尔咨、史密斯、山林华三人是否真的死了。室内有几名惊吓得目瞪口呆的证人，其中之一是研究科学家鲍·汉生，他和另两名同学正围着奄奄一息的史密斯教授。他还没有死，生命从他的眼里突然逃遁，刚才还那么灵活，大声地激烈雄辩的学者脸上，一下子被死亡来临罩上一层灰白。卢刚没有打中他的心脏，他鲜血涌注，在书桌下面挣扎着。三个人正准备把他抬起来送去抢救，这时卢刚在门口挥舞手枪叫他们出去。鲍·汉生轻轻喊了一声“住手”，卢刚不予理睬，然后走到躺在地上的史密斯教授面前，对准他惊恐万状，带着哀求的眼睛，又补发了致命的一枪。他马上就死了。 　　卢刚跑出物理系大楼，持枪飞快地跑到邻近的生物系大楼，从一楼至四楼，似乎在寻找一名女性目标（目击者见他进入女厕所寻人）。在这过程中，卢刚遇到生物系的几位师生，并没有开枪。在生物系大楼没找到他的“射击目标”，卢刚又冲进大学行政大楼，推开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办公室，朝她胸前和太阳穴连射两枪。副校长的女秘书惊恐地拿起电话要报警，卢刚又向女秘书脖颈上射了一枪，然后举枪自杀。 　　整个凶杀过程只有10分钟，6人死亡，女秘书重伤。 　　卢刚冲击波 　　卢刚博士杀人案震动了美国、中国乃至世界，并引发了世人对中国教育的强烈关注。 　　一家美国电视台报道： 　　由于中国学生间的竞争，进而使美国教授遭殃，该大学物理系失去了最好的教授。 　　据周励分析，卢刚杀人案在美国华人界的反应最为强烈，美籍华裔学者、教授、知名人士、留学生纷纷对此事唏嘘惊叹，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感想。一时间，在美国的中文报纸大清早就馨售一空，沉痛又恳切地讨论与反思一连持续了十几天。纵观人们心灵所受到的震撼与感想，归纳起来无非两部分：以华裔学者或教授发表的文章来看，大部分为“论中国人的冷”；以中国留学生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大部分认为“环境压力，生存竞争的恶性循环，导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惊世悲剧。”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华裔知名女作家聂华苓说，凶手卢刚与受害人山林华都来过她家做客。她说，卢刚学习成绩优秀，但性格孤僻，没有朋友，这次血案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非常可怕。她认为，卢刚这种因妒生恨而不惜摧毁一切的性格，源自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遗毒，“文革”制造了大陆人民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聂华苓估计，卢刚可能从小就得宠，成长过程一帆风顺，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来美国深造后，卢刚由于性格因素没有山林华人缘那么好，那么到处受欢迎，加上这次最佳论文奖为山林华夺得，他因而产生杀机。 　　威斯康星大学教授A君说，卢刚是个踏着信仰危机边缘长大的青年，他以同归于尽去“摆平”，准是他认为自己的功夫比同门师兄要高强。这种恩怨是非，常见于东西方各类武侠小说，想不到今天在现实生活中上演。卢刚有别于其他同学，正是因为他目无余子，惟我独尊。他并不是失败者，他跟同伴抢滩渡河，到了彼岸，看不惯别人比他快了半拍，吞不下这口气，就干了傻事。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B君以“痛定思痛”发表感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祸？从中我们该接受什么教训？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值得深思的问题。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卢刚犯罪的结症所在。然而，现实生活中心存嫉妒的人何其之多，这实在是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中国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也促成了中国人明哲保身的狭隘个性，人与人相斗的运动更使人忘记了人间之爱，有的只是猜忌和嫉妒。在中国学术界有一句话十分风行，即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意思是有人出了成绩一经报道，外省市或外面企业或学术机构给予好评，而一起工作的同道反而极少赞赏，相反的只有风言风语，甚至嫉妒打击。 　　加拿大博士生D君说，卢刚的凶杀案新闻公布之后，人们大为震惊。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窥视到未来中国青年一代身上存在的某些令人担忧的倾向。 　　D君分析道： 　　第一，中国青年一代，尤其是与卢刚年龄相仿的青年精英的心理承受能力（承受失败、挫折、苦难等等）正在不断下降。由于急功近利，没有在提高全民教育上下功夫，而是导入精英培养制度，从少年班到出国留学一路开绿灯。整个社会对这样的英才捧着、护着，造成他们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风头主义特征，惟我独尊，目空一切，根本没有一种承受痛苦、挫折的心理准备。他们是公派出国，月月有支票进账，并不需要像自费留学生那样去洗碗、当保姆打工挣学费。即使属于“公派”，像卢刚这样的出了国也根本不想回国。毕业后失业，支票断档，他当然也不会想到先委屈一阵子打工攒钱，再寻找发展机会，而是出现了“我走绝路，也要找几个垫背的人给我陪葬”的杀机。 　　第二，海外学子，不少人专业水平很高，但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西方社会文明了解却不够。他们龟缩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小圈子里，眼睛里只盯着自己的几个同胞，只要能把他们比下去，就会有一种安心感、满足感。他们放弃了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去竞争、去开辟新的天地的机会，这些人往往一遇小的失败便产生挫败感，爱钻牛角尖。卢刚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已。 　　然而，一石激起千重浪，对此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正当大多数人抨击和剖析凶手卢刚之时，也有人发表了为卢刚讲话的文章。 　　纽约州立大学的中国大陆博士研究生E君，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卢刚说几句公道话》。 　　他写道： 　　这次事件虽然是卢刚本人一念之差的错误行为，但我认为，它充分表现了留学生中间的许多问题。这是一次偶然之中的必然事件，是诸多问题的一个极端表现形式。我愿为卢刚讲几句公道话。 　　美国社会中的压力，是每一个人都能亲身体会的，它就像一个无形的影子，无时无刻不缠绕在每个人身边。比起旁人，外国留学生的压力又是更甚。暂且不提那些一连串的课程、考试，只说研究课题阶段，指导教授排山倒海一样压下来的工作，就不给人一点地喘息的机会。我本人曾有过一个和卢刚导师类似的教授，他对我们的规定是每天至少工作13小时，每周最少6个工作日。没有任何节日假期，而且要天天汇报工作进展，这样的生活，可谓是惶惶不可终日。 　　四五年的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热到学位。但是，一个外国人，又是经济萧条的年景，又怎能不为自己的前途而费尽心机？那些运气好、专业热门的同学，自然比较顺利。而像卢刚这种专业偏窄的学生，出路又在哪里？几十个人为一个位置而竞争，这种压力的结果，轻则是几夜的失眠，重则恐怕又是场悲剧。我个人亦是硕士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又转回学校读博士，面临的仍是旁驰博骛、同行竞争的天地。 　　很多同学到美国后，尽管生活条件相对变好，许多美国同学、美国同事也非常友善；但是，在美国人中间，你似乎永远感觉不到你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无论你成绩多么突出，英文如何流利，你依然是一个外国人，美国人在那里起劲地谈论政治、足球、拳击，你会觉得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爱好，与你毫无关系。 　　心理学家说，一个人是否孤独，取决于恋爱、婚姻以及社会交友。于是乎，那些已经结婚的，就把全部心思寄托在家庭中。在家里找到温暖，四壁之内，有他们的乐趣。另一些尚是单身的，就惶惶地找对象，整天是找女孩子追女孩子，盯住一个女孩子不放。还有一种孤独但又没有家可以躲藏的人，就躲到别的孤独的人的友谊里。一群人在一起豪赌狂饮，时间可以走得快一些。而卢刚却是一个既没有家，又没有一群人，但又无法改变自我的人。他变成了大海里的一个荒岛，岛上只有沙，每颗沙都是寂寞的。据我所知，卢刚生前有很长时间，经常一个人到酒吧里喝酒，借酒消愁。对此，我亦深有同感。 　　这种长久的孤独是可怕的，任何人都有着崩溃的一刻，而崩溃的结果也往往是出乎人们的意料…… 　　如果卢刚没有杀人也没有死掉，如果卢刚能重新再活一次，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童年、青年时代重新活得更理想一点，他也许不会选择出国这条艰辛的道路。说不定，他会成为北大物理系教授，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小家庭，又不乏出国交流的机会…… 　　同为中国人，我为卢刚哀痛！ 　　但是，阿拉斯加大学物理系教授李罗权先生，反对E博士的上述分析。 　　李教授指出： 　　由于经费紧缩的缘故，各校的研究经费都受了影响，大学里的工作机会也减少许多。然而，并不是卢刚一个人找不到工作，他毕业才5个月，拿到博士后一年至二年才找到工作的也有的是，即使美国白人也不例外。所以，找不到工作并不能成为卢刚暴戾心态、冷血杀人的托词。 　　亚特兰大的中国访问学者F君写道：卢刚——中国人的小缩影？他说，综观卢刚杀人血案的前因后果，有几个因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卢刚生于1963年，“文革”开始时仅3岁，在1976年“文革”结束时只有13岁，并没有受到“文革”的直接影响。相反，他是个受宠爱、处处顺利的聪明学生。回顾70年代，亦即塑造卢刚性格的最重要的这10年，恰好是改革开放初期，经过“文革”浩劫，中国相当一部分青年道德沦丧，信念失落，除了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拜金主义，不再相信世界上有其他的真理。如果你给他看《卓妞和舒拉的故事》，他会骂你有神经病。学校募捐运动他才捐一分钱，完全是嘲讽态度。在中国社会中，一向流行平均主义：“大家共同富裕，你好我也好；大家共同贫穷，我没有的你也休想有。”如此造成了弥漫于全社会的嫉妒心理。一遇到有人比自己强，不论是物质的丰富或知识的积累，不是通过公平竞争去赶上对方，而是从其他方面千方百计去消灭别人的优势。中国人的不团结、爱内讧、喜互相攀比而又互不服气，应该说是与这一社会风气有关的。 　　卢刚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卢刚的行凶给社会与科学发展带来重大损失。 　　《达摩因时报》说，爱荷华大学的天文物理系是全美知名的系，该系“理论太空物理组”因三名主力教授的突然被杀害，可以说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报道讲损失无法估计。三名教授的课、研究计划及论文指导，都将完全停摆。其中，卢刚的导师、47岁的戈尔咨教授是该领域尖顶学刊《地球物理研究》的主编，被学术界公认是理论太空物理的大师。 　　《今日美国》在报道中说，爱荷华大血案对美国未来的太空计划都可能产生影响。戈尔咨教授是美国太空总署的顾问，被杀的三名教授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里都颇有名气，他们的专业包括电浆研究。 　　我们也应记住山林华。 　　据周励介绍，山林华在爱荷华大学知名度颇高，是前任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卢刚固性情孤僻，连中国学生联谊会也没加入。山林华27岁，来自浙江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4年前，通过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在大陆主持的考试，进入爱荷华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博士资格考试时，他与卢刚并列第一名。 　　卢刚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也是家中惟一的儿子，一帆风顺。与山林华一样，他参加了李政道博士的严格考试，从数百名校使者中脱颖而出。以学业成绩相比，卢刚与山林华不相上下。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时，卢刚不但与山林华并列第一，各门课程全都是A，他所获高分打破物理系历届记录。 　　卢刚与山林华都是爱荷华大学天文物理系1991年新出炉的博士。山比卢小一岁，也比卢晚两年来到爱荷华大学，拿到学位却比卢早半年。毕业后，成果丰硕的山林华被系里留下来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并按照调研员的职位领取薪水。可是，卢刚却没那么幸运。 　　1991年5月，卢刚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找工作的事始终没有着落。几位教授为他推荐也无任何成效。他认为是教授们冷淡的原因。卢曾对人表示，尽管是“公派”，他也不愿返回祖国工作。卢的研究工作一直不太顺利，博士论文口试没能当场通过。相反，山林华不仅提前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博士论文还得了奖，并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这些都是卢刚最不能忍受的。 　　卢刚是一个受过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有理智，具有分析和思辨能力的人，并无精神失常或任何变态表现。他感情从不错乱，爱憎分明，也无酗酒、吸毒的习惯。因此，他的行动绝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冷静的思考，多次权衡的结果，是按照他所奉行的人生信念行事的结果。 　　据曾与卢刚同住一室的爱荷华大学教育系博士生赤旭明回忆说：卢刚这种冷血杀人行为，不仅是由于妒恨，而且是因为他天性中潜伏着一种可怕的“杀机”，“性格决定命运”。 　　赤旭明说，1987年夏天，他与卢刚、山林华合租一个一房一厅，他与小山住卧房，卢刚住客厅。卢刚从不打扫屋子，喝牛奶从不用杯子，打开盖对着嘴咕噜咕噜喝完就随手扔在地上。赤比卢大10岁，以长辈的口气告诫他，结果卢刚“目露凶光”，表现得非常凶恶。赤形容卢刚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自视甚高，常以“物理尖子”自居。说话喜欢揭别人短处，以嘲弄别人为快乐，时常“出口伤人”。他说卢刚不仅人品素质极差，而且十分好色。他曾幻想所有的女孩子都拜倒在他这个“天之骄子”的脚下，也费了不少功夫追了许多女孩子，但屡遭挫折。 　　另一位同学回忆说，卢刚与人合住一个公寓时，睡在客厅里，因嫌天气热，经常把冰箱打开一整夜，根本不管别人存放的东西酸馊腐臭。卢刚在许多留学生口中，是一个攻击性很强、让人下不了台、又十分自私的人。久而久之，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他来往。 　　“卢刚是一个自恋型的人物”，一位熟悉卢刚的教授说，“自恋性格的人会怨恨他们认为伤害他们感情的人。他们看人，并不是看人的本身——并不看人的本质，而是根据自己的解释看这些人怎么伤害他。”这位教授说，“拿着一枝枪连续射杀6人，他只把这个视为消灭对他有伤害的人，而不视为是杀害其他活生生的同类。” 　　读了这么多人士对卢刚的评论，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这位博士杀人犯了呢？也许，听一听卢刚本人的自白，更有助于我们认清真相。 　　1991年11月4日——杀人血案发生三天之后的上午，爱荷华州约翰逊地区检察官公布了卢刚的《声明》，这是卢刚在杀人前准备向4家新闻机构——《纽约时报》、《洛杉机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当地电视台寄发的英文声明信。信是放在他随身背进第一杀人现场的大提包里的，署名是卢刚博士，并附上他在爱荷华市的地址。 　　《声明》全文翻译如下： 　　我这一生意外地充满了政治插曲。我在上幼儿园时，因为称秃头的苏联共党之父列宁为“秃驴”，而遭到保姆的处罚。在我初三的时候，曾奉令指派去瞻仰毛泽东纪念堂，但当时我因要期末考试而向班主任表示有点不想去，结果我的副班长、英文科及物理科学习委员职务全被取消。而我也被迫在全班同学面前自我批判，同学们因怕遣到政治迫害而远离我。我恨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我防护自己的惟一方式的话，我肯定会运用它。 　　我认为人有拥有自己枪械的权利。历史上拥枪权让民权延伸至南方。当时许多来自北方的民权工作团体个人，遭到支持奴隶制度的南方人暗杀、谋杀，而联邦及地方当局却袖手旁观。所以民权工作者在前往南方之前必得大力强化武装。就是今天，个人用以保护自己不受邪恶组织与司法系统的欺负，惟一可行办法还是自己拥有枪枝。私人拥有枪枝使得人人平等，不论他或她是何许人物。这也使得个人能够对抗像黑手党或“肮脏的大学行政人员”这类的阴谋或组织。 　　但是，一般个人无论就政治或经济财力而言，在对抗巨大组织时都是太弱太弱。像周丰珍博士这样在联邦法院告爱荷华大学性别歧视而获得胜诉的幸运例子实不多见。她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有充足的收入（医学博士的薪水不可能差），来支持她与爱荷华大学的5年官司缠讼。爱荷华大学一开始就根本忽视她的申诉，而在法院判她胜诉时，也仅是对她表示公开道歉。爱荷华大学校方甚至还为本案的主要被告（一名解剖学男性教授）付罚金，这真令人为之发指。这明白显示出校方对该名解剖学分论教授的非法行为予以鼓励。这让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小人物，是没有正义可言。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让这个世界成为更好的生活地方。 　　有关（克里斯多夫·戈尔咨）（按：即卢刚指导教授）有一天告诉我说，“你负责管理这个密码，此外没有其他人知道这密码。”因为现在只有我们拥有2－D密码。但是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依据我执行这个密码的发现，所得到的某些结论与他原先设想的不同。结果，他变得非常生气，而在我有工作机会时拒绝让我及时毕业，并且在他当主编的 JGR期刊中扣发我的论文。当他找不到什么籍口来不让我毕业时，故意不依规定应事先通知论文口试的时间，在口试时一般应有10－15分钟的时间给我为论文做综合陈述。但事实上他到我该做陈述的开始前一分钟才告诉我。我非常意外，只有立即开始向口试委员会展开解说，而且只能利用黑板书写，而没有投影机。结果口试委员会决定我的博士论文不通过，使我当众遭受严重的个人羞辱以至产生愤怒的情绪。戈尔咨责备我自己应当为论文口试不通过负责。 　　我并未要求他为我写求职介绍信，但之后，他从尼柯逊博士那里听到此事时，他立刻来找我，并坚称他愿为我写这种信。戈尔咨为我写的求职推荐信，大都在截止后才逾期寄出，而这正是我特别请他注意的地方。这就是我到今天仍然失业的主要原因。然后，他在5月份保证将支持我在学校工作，然而我从5月毕业到现在，已在这里工作了好几个月，却从没有看到薪水支票。然后我对我的论文扩大研究取得了近期进展，提交给GRL。审阅委员认为只要将几处稍作修改之后很可能予以发表出版。戈尔咨一开始以文章太长不宜刊载在GRL期刊为由，而劝我改投JGR期刊。当我指出文章长度符合GRL的规定时，他又强迫我在文章内加一些材料，这样再将他的意见加进去时，可能就赶不上出版了，不然就要被迫在他的控制之下，将论文提交JGR。 　　（罗伯特·史密斯）：他是新到学校里来的，一直都渴望建立自己的学术领域。他得知山林华是个好学生，便说服戈尔咨，让他提早毕业，当然，这招来同学普遍反感气愤。山林华虽然错过毕业论文手续的截止日期，但是史密斯找到系主任尼柯逊的关系，让山林华在错过日期后仍然毕业。为了替自己行为辩护，史密斯闭起双眼，指责我研究多元电路分离电场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德特·尼打逊）：虽然他的学生不符合研究生的要求，仍贸然给他一个杰出研究生奖学金。尼柯逊给XXX一个半工的物理系的研究生助理的工作，尽管他连本科的工程学位都没有，何其令人发指。 　　系里提名D·C斯普顿特论文荣誉奖时（此奖后来颁予山林华），我曾在今年6月以来向研究院代理院长　Dr．　Ruddlph Schuetz．研究院长Dr．　Leslie Sims．学术副校长　Dr．　pete。nathan．学术协理副校长安·克黎利、校长Dr·Hunter Rawling提出申诉。但是，学校各方官员给我的答复都令我失望。到目前为止，学校的调查工作仍在初步阶段。 　　若没有校方的掩盖与撑腰，上述人士的所作所为绝不会发生。我自1991年6月起，一直都向下列人士揭发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研究院副院长Dr．Ruddlph Schultz．研究生院院长Dr．Leslie Sims、学术副汉长　Dr．　Peter Nathan、助理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及爱大校长Dr．Hunter Rawlihgs。但是，他们将我的申诉与证据置之不理，只相信尼柯逊的一面之辞。系、研究院和校方一直在合谋孤立我。 　　我感到很遗憾，我不得不采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但是，这完全不是我的过错。爱大校方应对这次不幸的结果负责任。如果校方能按照纳税人、缴学费的人和资金提供机构的意向，及时采取积极的行动，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我已将我的事业孤注一掷，爱大仍尽力为尼柯逊在DCS荣誉奖方面作辩护。 　　身为物理学家，我相信物质、精神、运动等永恒性，纵使我的血肉组成的身体似乎逝去，但是，我的精神仍是永恒，并且我将以量子式大跃进入世界的另一角。我已经达到自己在这里的目的——化非为是。我为自己在此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对马上来到的远程更充满着信心。再见吧，我的朋友，或许我们能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重逢。愿上帝保佑所有诚实、勤劳和真挚的善良的人吧！ 　　卢刚杀人案说明了什么？ 　　卢刚杀人案转眼已过去几年了，几乎很少再有人提及此事，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而实际上，卢刚式的隐患一直存在着。 　　人类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难道非要再次流血，流许多许多鲜红的血，才能再一次惊醒过来吗？其实，卢刚留给世界的教训，已足够我们反思教育的得失了。 　　奇怪的是，我曾听到几个人为卢刚鸣不平，甚至认为他的行凶“很解气”、“挺不简单！”当然，卢刚所叙与美国教授之间的种种矛盾，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也不能说完全都是卢刚一人的责任。这一类因竞争或因偏心而引起的矛盾，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难道都可以采用卢刚式的解决手段吗？别人对卢刚的反感也很强烈，是否也该用和来解决问题？如果是那样，人间岂不成了狼的世界！ 　　卢刚和山林华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戈尔咨，是空间科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对自己以及对学生的要求都极为严格。 　　1986年左右，戈尔咨教授曾给予卢刚一个殊荣，到欧洲参加一个月的天文物理学术活动，足见其对卢的赏识。可是，学术活动结束后，卢刚没有及时返回学校，却在欧洲又足足玩了一个月。戈尔咨教授批评了卢刚，卢刚则争辩反驳，俩人发生了第一次公开争吵。 　　不幸的是，戈尔咨教授的严格要求，在山林华身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使他不断拿出漂亮的研究成果；而在卢刚身上却产生了恶性的、致命的结果。卢刚的同学李新说，山林华与戈尔咨都属于酷爱研究的人，都能从辛苦的研究工作中得到莫大的乐趣。可卢刚却把这种严密的研究视为苦差事，愈做压力愈大。直至卢刚为山林华获得全校最佳论文奖而彻底与戈尔咨教授闹翻，并把这件事闹到校长那里去，师生之间已形同陌路。 　　卢刚把安妮·克黎利副校长称为“肮脏的大学行政人员”，而安妮·克黎利是爱荷华大学最有威望的女性之一，特别是对中国学生来说，她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她是在上海出生的美国人，对中国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她终身未婚。每年圣诞节，她都邀请中国学生到她家过节。对于卢刚告状的事，她也多次主动给卢刚打电话，和婉地告诉他这件事系里的看法一致，目前暂时看不出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她告诉卢刚，山林华的获奖并不等于否认卢刚的论文，因为最佳论文奖学校只设了一个名额。然而，卢刚残忍地将安妮·克黎利副校长也枪杀了。不仅如此，他还枪击了副校长的女秘书。这位与卢刚同龄的28岁姑娘，虽经医院抢救保住了生命，但她自脖颈枪伤以下高位截瘫，终生残废。她何罪之有？ 　　人们自然会问：卢刚何以会有如此邪恶而疯狂的念头？干嘛那么霸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意识到在国际上落伍了，奋起直追便成了共识。与此同时，竞争意识几乎成了现代人的最鲜明最重要的行为观念。对于学生来说，一个又一个考场就是战场，一个又一个考生就是对手。因此，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生活，使他们坚信“他人就是地狱”。更可怕的是，诸多社会现象强化了人们的这一观念，于是，不正当竞争手法遍天下，弱肉强食被某些人视为社会法则。 　　南方一所重点小学四年级某班，一数学成绩尖子没来上课，同学们非常奇怪，因为她从来不缺课。老师解释说：“她的爷爷去世了，她在家办理丧事。”不料，老师话音未落，班上一片欢呼声：“噢——，她爷爷可死了，这回我们可以超过她了！”“她爷爷是数学教授，所以她才老得第一，这回她没靠山了。”望着一张张兴奋的小脸，老师惊愕无语。 　　是谁教了孩子们吗？似乎谁也没教，又似乎人人都在教给他们。孩子们说：“爸爸妈妈都希望我们考第一，她老考第一，我们什么时候考第一呀？”在学校里，一次次考试，一次次张榜。老师对第一名赞不绝口，一好百好，对成绩差者横眉冷对，一差百差。这一切不都在告诫孩子，成者王侯败者贼吗？ 　　卢刚恰恰是在竞争风气最盛的时代走出国门的，带着梦想，带着优越感，也带着一颗不许别人超过自己的戒心。 　　然而，卢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者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没有学会合作。 　　从现代教育的眼光看，合作能力比竞争能力更重要。试想，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谁敢说我能一个人包打天下？谁敢说我可以万事不求人？因此可以说，不会合作的人不是现代人！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六千多万独生子女，将逐步成为举足轻重的一代新人，而他们也许是合作意识最为淡漠的一代人。卢刚不是独生子女，但他是家中惟一的儿子，他身上的许多特点恰恰与独生子女极为相似。从这个角度上看，不但应坚决改变应试教育体制，应大力推进素质教育，而且应旗帜鲜明地进行合作教育。 　　如果说得完整一些，则应表述为：合作能力与竞争能力是现代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 　　被卢刚杀害的中国博士山林华，虽然比卢刚小一岁，又来自农村，却有着良好的合作能力。 　　1981年，16岁的山林华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87年赴美留学后，不光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为人也非常友善宽厚，被推举为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据悉，许多到爱荷华大学念书的新同学，都是山林华到20多公里外的机场接来的。他还热情帮助新同学找房子，买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哪个同学搬家要借他的车，他也总是一句话：“没问题！”同学们回忆说，博士课业都很忙，山林华做学问又特认真，却从不恃才傲物。凭着他的纯朴、宽厚与义气，他周围吸引了一群“哥儿们”，使联谊会成了中国留学生的家。 　　山林华不仅与中国人关系密切，与美国人也关系融洽。他的勤奋，他的谦和，他的执著，他的友善，都赢得了美国教授们的好评。他的毕业论文是他与戈尔咨教授共同研究的成果。他们率先从理论上解释土星的光环结构，并进而分析光环的年龄。他还与史密斯教授共同发表论文，对能够阻碍通讯的“地球磁暴”现象做出解释和预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将会有一代又一代学子走向世界。因此，山林华与卢刚便成了正反两个榜样，一个进入天堂，另一个进入地狱。 　　说到山林华，有一个难度极大的问题不应回避，那就是如何小心防范身边的坏人。不论他如何优秀，却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丧失了珍贵的生命，而让凶手如愿以偿——找了几个垫背的人为其陪葬！其实，如今的小学生也面临这类难题了，如常常面对高年级学生劫钱劫物。重庆一位二年级的女孩子，成都一位初一的男孩子，均因暴力滋扰而死去。从一定意义上讲，真正的教育首先是一种学会生存的教育，是一种让人终身受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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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人才培养的建言者

ScienceNews 2012-7-18 10:41

本刊见习记者唐琳 　　作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之一，李政道一直奋战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他，仍不断有科学论文发表。 比起李政道为人称道的科研能力，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一直关注着祖国的人才培养。 不论是建言建立少年班制度、博士后制度，还是推动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 CUSPEA ）的开展，对于国家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李政道所做的一切，都可谓意义深远。 建言设少年班 2012 年 5 月 1 日， 8 位华人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庄小威、骆利群均毕业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这使少年班再一次被人们所关注。而推动建立这个传奇式教育模式的人，正是李政道。 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李政道就开始对中国的人才培养忧心忡忡。 1972 年，李政道首次从美国回国。毛泽东接见了他。李政道就建议中国应尽快加强基础人才培养。 他曾在《少年班的建立与思考》中回忆了当时中国人才培养情况。 “ 我们深刻地感到 ‘ 文革 ’ 给祖国带来全面的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人才培养几乎完全停止，除去芭蕾舞和乒乓球的极少数领域外，人才的培养几乎完全中断。 ”“ 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1974 年 5 月，李政道第二次回国访问。他参观了上海的芭蕾舞学校。看到芭蕾舞演员都是从小开始培养，这触动了他：为什么科技人才不能从小抓起呢？ 李政道立即写就一份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建议培养一支 “ 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 ，从全国选拔十三四岁左右的少年到大学培训。 李政道后来回忆， “ 我实际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 ” ， “ 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 。其对于中国人才培养的高瞻远瞩可见一斑。 1978 年 3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少年班。少年班是一种教学改革的实验，无疑会对正规的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产生很强的推动。正如当年少年班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尹鸿钧所说： “ 少年班的出现，是时代的需要。 ” 科大少年班首期招生 21 人，平均年龄 14 岁，最小年龄 11 岁。据统计， 80% 以上的学生考取了国内外的研究生，其中 1/3 的人获得了博士学位，有许多人成为高科技领域的拔尖人才，成为各种奖项的得主。 少年班的举办给中国高等教育增加了一个亮点。现在，除科大外，许多大学也在举办少年班。作为高等教育的一条路子，少年班的存在和发展是值得庆贺的。 “ 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 李政道表示。 开启 “ 中国特色 ” 博士后制度 在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基础科学研究人才，以及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机遇方面，李政道一直不曾止步。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也得力于他的助推。 博士后制度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世界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表明，从取得学位到独立进行创造性工作，还需要一个过渡阶段，而建立起一个好的博士后制度，可以缩短这一过渡阶段，加速培养和造就高层次专门人才。但中国却迟迟没有起步。 1983 年 3 月和 1984 年 5 月，李政道曾两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他提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数以千计带头的高级科技人才。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活跃的环境中，再经 2 至 6 年独立工作的训练，才能渐趋成熟。因此，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置特殊职位，挑选一些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以拓宽其知识面，进一步培养其独立工作的能力，探索和明确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李政道建议，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将流动的优点化成博士后制度整体的一部分，并就博士后制度的基本实施模式，包括目的、组织、经费以及解决户口、工资、编制、人事管理、住房等方面进行了设计。 建议再一次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特别是得到了邓小平的直接支持。 1984 年 5 月 21 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李政道专门就在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解释：博士毕业后真正做研究前，还必须学习和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 邓小平明确表示给予支持： “ 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除物理专业，其他专业也要采取同样的办法。 ” 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博士后试点工作仅在中国科学院试行了一年，就在全国全面展开。 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原秘书长庄毅描述， 1985 年 7 月，在邓小平再次会见李政道，向他了解落实博士后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时，李政道提出：博士后每人每年日常经费仅 8000 元，需增加到 1.2 万元才比较合适。邓小平马上同意。李政道没有想到小平同志会如此爽快地决定此事，立即站起身，对小平同志表示谢意，而小平同志摆着手亲切地说： “ 是我们要感谢你。 ” 20 多年来，李政道一直关心和帮助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完善，并不断为其发展创造条件。他是 “ 当之无愧的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议人和设计师 ” 。但他总是很谦逊： “ 由于祖国当时的迫切需要，才使我有机遇成为建立中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议人。 ” 助推 CUSPEA 就在会面时，李政道还向小平同志介绍了 1979 年他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 CUSPEA 项目的进展。 CUSPEA 项目当时面临来自国内和美国的双重压力。要入美国大学，必须考 TOEFL 和 GRE ，但中国那时根本就没有，美国人又不了解中国学生的学术水平，加之院校的招生办也极力反对。 “ 但作为学者的李政道，身上有一种惊人的气质和毅力，有一种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往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推进的能力。 CUSPEA 项目就是李政道几乎凭一己之力办成的。 ” 中国科学院原办公厅主任柳怀祖说。 李政道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然后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地从物理系到招生办公室去做说服工作。 CUSPEA 第一年就得到了包括美国所有名牌大学在内的 53 所大学的认同，后来增加到 97 所。 许多细节及种种琐碎之事是不为外人所知的，然而李政道、夫人及助理都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件地去落实和解决。从 1979 年至 1989 年项目实施的 10 年间，李政道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 CUSPEA 项目上。共有 931 位物理学生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争取到的在美全部费用达到近亿美元。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 CUSPEA 学生韦丹所说： “CUSPEA 给了年轻的中国物理学生一个巨大的机会，是这些最有天分的学生心中的指路明灯，送他们出去，指引他们去发现更大的世界。 ” 而这，也正是李政道一直为之努力的初衷。 ■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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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才的培养 --- 李政道

热度 1 JRoy 2012-7-6 04:52

节选自《物理的挑战--李政道》 http://wlsyzx.lzjtu.edu.cn/download/%E8%B5%84%E6%BA%90%E4%B8%8B%E8%BD%BD/%E5%8F%82%E8%80%83%E8%B5%84%E6%96%99%E4%B8%8B%E8%BD%BD/%E7%89%A9%E7%90%86%E7%9A%84%E6%8C%91%E6%88%98%EF%BC%8D%E6%9D%8E%E6%94%BF%E9%81%93.pdf -------- 二、人才的培养 所以我们就看，刚才讲了Einstein跟Fermi他们两个是大师，实际上20世纪有一批的人都是有贡献的，那么我们再看看他们在什么年代，什么年纪做了什么事情： 1905年，Einstein，（从光速不变的假设出发得出）狭义相对论，那个时候他是25岁； 1912年，Bohr，他是从量子（角度）解释Planck，变成量子论，那时候27岁； 1925到1926年，就是量子力学、量子统计学发展：Schrodinger 38岁，Heisenberg 24岁，Fermi 25岁，Pauli 25岁。你看Einstein那个时候的年纪也就四五十，他也了解这些困难的，可是创造量子力学、量子统计学，是另外一组人（，而不是当时已经非常成功的Einstein）。 1927年，Dirac，Dirac方程式，25岁。这就完成了，这个（狭义相对论）跟这些（量子力学、量子统计学）加起来，完成了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完全打好了，然后就是应用去了。 另外，还有领域，就是核的地方，核的地方主要是1935年，Yukawa 28岁，创立了介子理论，建立核力基础理论； 1942年刚才讲Fermi 41岁，做成第一个核反应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一代的年轻科学家，向量子电动力学（QED）挑战，在这个时候，做量子力学的应用，（前面讲到的那些科学家）也就四十几岁了，可是这个挑战是更年轻的一辈科学家把它接受下来的： 1945年，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39岁，Schwinger 29岁，Feynman 29岁，完成（量子）电动力学的基础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跟60年代，从宇宙线跟高能加速器中发现很多新的粒子，它们间的作用跟规律是一个新的挑战，因而就产生了又一新一代的青年科学家： 我自己，1956年29岁，杨振宁33岁，我们就创立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 1957吴健雄，44岁，做了宇称不守恒的实验。 紧跟着还有强子是什么做的，那么是盖尔曼（Murray Gell-Mann）35岁，夸克理论，在1964年①； 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跟温伯格（Steven Weinberg）1961年29岁，1967年34岁，完成了统一电磁作用和弱的作用，我们叫electro-weak作用。温伯格是我的助教。 1972到1973年，Hofft 26岁，Polizer 28岁，建立了量子色动力学（QCD），就完成强作用的基础理论。 强作用的基础理论，电磁作用跟弱作用并在一块，electro-weak（电弱作用）这两大作用再加了Einstein的广义相对论（引力作用），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对宇宙的基础理论的了解。就是这三个。 不光是在物理上，在生物的发展重要的我们看：1955年克里克39岁，沃森27岁，发现了DNA的结构。 就是说科学成就出于青年——一代新人才，一片新科技。这个规律是不会有例外，一代一代新的挑战，新的一代人出来；新的挑战，新的一代人出来，成功。这些你可以想，相当激烈的。反过来不然，青年新人才是个必要条件，并不是青年就是要出人才，它里面有过程（就是下面要讲到的如何培养青年新人才），怎么可以出新科技，里面也有个过程，所以我们要研究，不光是研究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很难讲，要了解哪些是应该有的，那么我想归纳一下，就是这些科学成功的几个必要条件，不光是青年，就是说怎么培养人才，怎么认识方向，怎么制造环境，怎么抓紧时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培养人才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方，不能只依靠课堂教育，跟只依靠高科技的教育工具。 现在这个世界是信息世界，情报世界，你就要买很多的计算机了，Internet了，（你以为）就是这些，就可以。不然！高科技的工具可以很快转达信息，可是信息并不是理解。这点我觉得这些有必要，创新高科技人才必须了解，信息并不是理解，那么这点是很重要很重要，很容易误解，你是仪器很新，买了很大一批，信息都有了，一点就出来了， 可是理解它是有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怎么样培养，培养能够创新的科学人才，一定需要很好的导师，跟一段很密切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这是我们讲（如何培养人才的方法） 。基本上我讲的是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经过，共同研究的过程，这点少不了，在基础科学这个很深的研究是方法，是一对一的，一块做研究，以身作则，把你的榜样传过去，快不了的，不能就买一个机器就这样，也不能就看一个银幕、录像，没有用的，它是人跟人，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一年两年累计起来的。 我现在就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在1940年，我自己做研究生的经历，怎么样受Fermi教授培养起来的，向各位讲一下。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信息并不是理解，高科技工具，它是需要的，课堂教育也是需要的，可是它不能完全代替理解跟真正培养。我现在就说一下，我记得在40年代我做研究生的时候，Fermi老师，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我是念理论物理的，Fermi可以说是理论（物理跟实验）物理，两方面都是大师，现在没有像这样一个都是全面的。他那个时候刚好在研究电子跟中子的作用，他在做实验。他的理论学生是非常非常少，我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有一个原因是他每星期要花半整天是跟我在讨论，所以他没法收很多学生，一对一这样讨论（很花时间）。这个讨论的时候，他的第一目的要训练，就是让学生对一切物理的问题，不光你要研究什么，所有物理的问题，他的观念（认为）物理就是宇宙上不管是物质的（还是什么的）道理都可以（成为物理研究的范围）的，都要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那个时候我自己在研究粒子物理，而Fermi每半天讨论时，他都问问题，让我跟他讲。所以他有一天就问我，说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我说大概是一千万度，绝对温度，那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看文献上看来的，他说你自己有没有算过，我说没有，我说这个计算比较复杂，跟文献上讲，他们算出来一千万度，我觉得也很合理的。他说这不行，他说你一定要自己思考跟估计，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结论，你没有通过自己把它考虑估计的话，你不能接受，那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这里面有两个公式，我们再看看，（当然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这样： 太阳内部的温度或是同类恒星，我们叫T，T的分布跟亮度我们叫L，这个分布是有两个公式，R是半径，所以第一个亮度，就是太阳，太阳在里边中间烧，把氢烧成氦，烧了以后把亮度能量放出去，放出去沿着半径走，它的变化率就是左边，是跟温度18次方（成正比），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核反应，跟温度的次方很高的。可是，温度怎么传出去呢，是因为太阳那些个气体，它是跟温度6.5次方的反比。这两个公式看起来倒也不是很复杂，真的算出来，要一千万度的话，也不是这么简单。他说这个没关系，我们来想个办法，我说想什么办法呢？他说这样，我们来一块做一个大的计算机器。甚至可能年纪轻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就是算（的工具）有三件：中国的算盘，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算尺，现在是算机，计算机。算尺是这样，是根尺，它有三行，数目是一行就是你的数字，另外一行是数字的对数，另外（一行）也是它的对数。因为它用了对数，乘法、除法变成加法、减法，加法、加法有两个尺，这样（正向移动）来就是加，长度增加；这样（反向移动）就是减，所以加减把它移动，就可以做出来的，它用了对数，把乘法除法也就一拉，拉出来了。 那Fermi说这样的，他说你去做大计算尺，做大计算尺，这个计算尺一面是18乘对数，一面是6.5乘对数。那我说我不会动手，他说那不要紧，他拿木头自己做。他说你能不能照像？我说照像还可以，他说你去照像，把它放大，放普通计算尺，一个放18倍，一个放6.5倍，所以这个大计算尺实际上是Fermi做的，上面号码是我做的。这边是18的乘对数，这是6.5乘对数，用了这个（工具的）时候，这个公式是非常容易算，你把半径分十个部分，一拉，拉两下一个就出来了，再拉两下一个就出来了，一个小时以后就很简单地可以估计到太阳里面差不多是一千万度，但是我后来花了一天，用了100个格。他跟我合作，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专门用来做（计算恒星温度的）大计算尺，花了两天。 你再想，他自己在做实验，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是电子跟中子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验，我自己研究也不是去研究这个（恒星内部温度问题）的， 他其实要达到说你不能接受别人的理论，你没有自己（实践），而且必须想新的方法，所以这样，都是以身作则的。 两天，他帮我做了了这个唯一的这样大计算尺，那我是在很快的两个小时就可以算出来了，这个当然就增加兴趣了， 所以以身作则给我树立了想尽办法，脚踏实地，克服困难的榜样，也启发了我对研究解决问题的兴趣。 这是我一生是受益非常深的，这个功夫是一对一，节省不来，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带学生也是一样，也是每星期花半整天跟他们讨论，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所以这个精神必须是有很密切的， 就是说培养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有好的导师跟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这个省不了，不能用Internet、Web代替，没法子。 人是人，还是学徒跟老师这个关系，是需要一年两年，长期，把人精神给改变，那么那个人一生就可以独立思考。所以这一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培养人才。 可是光是培养人才，还是不够的，还要认识方向，制造研究的环境，紧抓时间跟机遇，这就需要上一代的科学家跟政府政策的支持。 很简单就讲了，20世纪的科学猛进，是因为把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抓住了，同时他也在Bohr的研究室，在丹麦，那个时候在Fermi、Heisenberg都去的；然后在芝加哥大学，Princeton都是一对一这样训练出来的，所以这一大批一大批人，实际上规律都有它的规律，而且要认识方向，制造环境，紧抓时间跟机遇，这个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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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系列专博:向诺贝尔奖得主学习什么? (2) 向李政道教授学习

热度 21 Fangjinqin 2012-7-5 09:40

科普系列专博 : 向诺贝尔奖得主学习什么 ? 2: 向李政道教授学习 为了更多的人了解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成就和可贵品德，与“诺贝尔奖”感兴趣的人们共同分享其奥秘，也可以圆我国一些好心人寻找本土的“诺奖梦”从何切入。 作为系列博文之一，我介绍了普利高津教授，学习他的科学精神、哲学修养和人格魅力（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66190do =blogid=588789 ）。系列博文之二，本文谈谈学习诺贝尔奖得主华裔科学家李政道的独特道路。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1957 年仅 31 岁的 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一生的科研腊涉诸多领域 : 粒子物理，量子场论，核物理，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等。在物理学方面的重要贡献有：李模型，量子场论的非拓扑性孤立子和孤立子星，破解粒子物理中的θ - τ之谜。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重大领域。并对我国科研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例如， 他在CUSPEA、我国建立博士后、创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高能加速器等科学教育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近 ，我在学习李政道先生的论著，主要有以下 标志性著作（参看 http://www.socang.com ） 1. 《李政道科学论文集》英文集（ Vols.1-4 ） 2. 李政道主编： 《科学与艺术》画册， 2000 、 10 出版， 由江泽民主席亲笔题名，周光召作序。 3. 《李政道随笔画选》，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2007 、 6 (CCAST赠送本) 4.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2008 、 5(CCAST赠送本) 特别值得关注是：从 80 年代开始，他在国内一直在大力提倡走“科学与艺术融合”的道路。我这里把初步了解和体会简要介绍，与大家探讨。 值得称道的是 , 李政道不仅深谙物理学精髓， 对世界物理领域作出独特的杰出贡献，而且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科学与 艺术的和谐融合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他以身作则 , 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硬币的两面”，大力 倡导走“科学和艺术融合”之路 . 他在艺术上同样颇有造诣 , 在我国出版了科学家的首部“李政道随笔画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简称随笔画选） , 他是 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览会科学顾问及上海市科学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 。 令人称赞的是，今年，他非常给力支持“ 2012 中国网络科学论坛 ” （北京， 2012 年 4 月 27-29 日），给我发来了对本次论坛的热情 洋溢 的贺信和亲笔题词：“融合科学与艺术，发展世界之和谐”： 他的题词和贺信成为我们成功举办这次网络科学论坛的主题和宗旨。并得到他领导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资助。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师大等单位的共同协办，共同组织下， 2012 年我国成功举行了以网络为纽带的多学科交叉的空前的学术盛会。 李政道认为，“无论是正在从事科学或艺术事业的人，还是追求从事科学或艺术的人，都要具备创造精神和提高创造力，都要以追求真理的普遍性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这样我们科学和艺术才会大有发展。”那么 , 在李政道的科学生涯中有什么主要特色或特点呢 ? 有什么值得学习和发扬光大的地方 ? 对此，我们进行了初步探讨 .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李政道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同 时 , 用彩笔抒发了人生。 2007 年 6 月，《李政道随笔画选》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他创作了五百多幅画，《随笔画选》收录的两百七十多幅作品。李政道教授不仅对世界物理领域有着独特的贡献，也为推动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经常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李先生候机时间很多，所以在他的画中有很多是在机场候机时画的，他说，他随身带着小本子，坐在机场候机，或旅行到各地都可以把所见、所感记录下来。笔记本上的随笔画是按年代和时间顺序记录的，他说，这些画就像是记日记，只是别人用文字来写日记，我用画来记录。吴冠中为《李政道随笔画选》作序：“奥秘和奥秘间隐有通途”。他指出：“是机遇，让我结识了杰出的科学家李政道。他用艺术的语言讲述艺术和科学的因缘，并引导我们游走其间。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艺术探索感情之奥秘，奥秘和奥秘间隐有通途。这通途凭真性情联系，一个 “ 真 ” 字了得 …… 李政道在艺术与科学比较研究中的许多论点予我启迪 ” 作为一位科学家出版个人画集，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在世界也是罕见。画选体现了他对自然的真情诗意。他的画笔墨洒脱，田园、花木国画小品色彩绚丽，看了令人赏心悦目。其中部分作品是送给友人和他妻子的，所以画中充满了深厚感情，诚如美术大师吴冠中评述： “ 作者执笔绘画，纯系情之催发 …… 今看其画，明如观火矣。他作画，实缘于对真与情深度的爱，他处处发现美，在阳光的照耀下，在月光的思绪中。他以美感替代语言的阐释，他用彩色写诗情。 ” “有首民歌： 《 爱你爱你真爱你，请个画师来画你，将你画在眼睛里，睁眼闭眼都是你。》 我感到科学家李政道睁眼闭眼见到的都是美。”可见 ，《李政道随笔画选》架起科学与艺术的桥梁（林凤生， 2009-11-5 《 科学时报 》）。 李先生的画选积累了多幅体现着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的精彩画作，开辟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新天地，创造出了新的艺术领域，令人耳目一新。欣赏这册画集，使人感到科学的深奥与艺术的魅力的深刻结合。 在构架《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中 , 李政道 选定了“用艺术来说明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 这是 一个很大的难题。事实上，在 20 世纪的国外的画家中也有人对此进行过探索，但是这些绘画使人晦涩难懂。只有荷兰版画家埃舍 （ M. C. Escher, 1898 -1972 ） 的作品令人瞩目，如，他的木刻《瀑布》和蚀版画《昼与夜》，后者 表现的是田野、小镇、河流等景物，富有特色， 构思独特而巧妙，在我国流传甚广，令观者叹为观止，所以也深受李政道的欣赏。在李政道在撰写的《科学与艺术》一文中，采用了一幅埃舍尔画的《白马骑士与黑马》图，并加以诠释，说明这样的作品才是他追求的用艺术来表达科学的典范。埃舍尔在这幅画里使用了他惯用的镶嵌手法，画面自上而下画出三排向左行进的白马骑士，仔细观察黑色的阴影 ( 即镶嵌在白马骑士周围的空间 ) ，巧妙地构成了向右行进的三排黑马。当我们设想骑士向左行进时，黑马必然向右行进，因为两者互为参照物。当然，这只是普通人的理解。而李政道对此画当然想得更多更深刻，他诠释说 : “如果你想象马在运动中，它也提示了 CPT 对称性。在物理学中，我们用 C 表示粒子和反粒子的交换， P 表示右和左的交换， T 表示过去和将来的交换。如果我们同时做上述的交换，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对称的，这称为 CPT 对称。” 他一直鼓励国内的画家结合科学主题进行创作，并有丰富硕果，例如还在其他场合对国内的多位画家创作的科学绘画作品作了精彩的解说。但是用艺术来说明科学，两者结合今后还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李政道非常注意对我国科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例如，他非常欣赏庄子的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庄子在《逍遥游》里描述：“北冥有鱼，其名为 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而 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 翼 若垂天之云。是 鸟 也。”李政道大加赞赏，认为这里以 鲲 鹏 千里比喻宇宙之大，就是隐含着宇宙大爆炸的思想。 杜甫 晚年的佳作 《曲江对酒》中二句：“细推物理需行乐，何 用浮名拌此生。”本意是 仔细推测世界的万物，做自己喜欢和快乐的事，不要为了一些虚名而放弃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保持积极乐平衡的心态！李政道做了精辟分析： “‘细’，什么是细，仔细观察，‘推’，什么是推，精密推理。‘细’讲怎样做实验，‘推’讲怎样做理论。要用两个字来说明怎样研究科学、实验和理论。很难找出比‘细’‘推’两个字更确切的词。“须行乐”，人要高兴。 “ 何用浮名拌此生”，不能以能不能得诺贝尔奖为目的。做物理必须自己本身要有乐趣。 …… ” 这里他特别强调：一个人从事物理科学的研究一定要有对大自然和事物的好奇心和乐趣。而不是为获得 诺贝尔奖为目的。这很值得我国那些“承奖梦”的人们深思啊！ 李政道指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本身是枯燥的，但是它又有一种动力，在科学里面存在美的艺术感，就如数学家讲数学里有美感一样。 “ 科学与艺术是 ‘ 一个硬币的两面 ’ ，是一个统一体，工作与生活也是一个人的两个面，也是一个统一体。” 艺术与科学结合对他而言，很有意义，而且使他的生活也更有意义。 这里启迪我们：我国科学发展重要的应该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抓起！最近刚去 逝的谷超豪先生一句类似的名言：“要取得成就，需要对创造感兴趣，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对解决问题感兴趣。但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愿意为祖国作贡献。”确实，凡立志成就科学教育大业者，需要具备“三大兴趣”，缺一不可。李政道就是一位 成就世界性科学的杰出科学家，他也是 科学与艺术融合的一个典 范，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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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惠川：一代名师吴大猷

热度 3 ShenHuiChuan 2012-6-21 07:32

沈惠川：一代名师吴大猷 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国人常提及两人为我学生，并以李与我的机遇传为美谈。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到了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吴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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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惠川：吴大猷先生和他的得意门生

热度 2 ShenHuiChuan 2012-6-20 16:07

沈惠川：吴大猷先生和他的得意门生 此照片来自吴大猷先生寄来的《 JingShin Theoretical Physics Symposium in Honor of Professor Ta-You Wu 》一书。 此照片是李杨二人最后一次合影，是吴大猷先生与他们两人唯一一张三人合影。 重要参考文献： 季承：《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江才健：《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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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一个中微子绯闻

热度 10 caojun 2012-6-6 00:37

今天费米实验室的MINOS实验发布新闻，纠正了以前的一个结论。 一年多以前，它发表结果，称“ 正反中微子的振荡有98%的可能不一样 。”参见我以前的博文 《三人成虎》 。 懂粒子物理的都知道，如果这是真的， 其冲击跟超光速差不多 ，因为它打破了量子场论中可严格证明的CPT定理，意味着描述基本粒子的最基本理论不对。经过一年多的取数，MINOS使它的反中微子样本增加了一倍，现在发现跟理论所预期的一样，反中微子的振荡跟正中微子是一样的。（ 怎么感觉象明星的绯闻一样，先炒起来，挣够了眼球，再澄清：偶还是很清纯的！ 中微子里还有几个绯闻待澄清，例如MiniBooNE的正反中微子差别，低能事例超出，与惰性中微子相关的四个结果等等 ） CPT是三种对称性。P是宇称反演，通俗点说就是左右对称性。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且是最大破坏的。现在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所以肯定不是100%破坏，但是由于质量太小，还没有观察到偏离100%破坏的情况。虽然在弱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但是再做一个C变换，即电荷共轭，它又对称了。CP基本上是对称的，只有极少数例外，称为CP破坏。T是时间反演。在量子场论中可严格证明CPT三个变换乘起来肯定是守恒的，称为CPT定理。CP对称性有极少数破坏的情况，也就意味着时间反演有时候也是不对称的。 统计有时候很奇妙。有些现象按统计规律来说出现的概率应该很小，偏偏就会发生。98%的可能性也不值得相信。就象你跟老婆说： 真不可思议，茫茫人海中，我居然能碰到了你。 其实你能够说这句话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没有什么居然不居然的。 在大亚湾公布结果时，有人就问，这个新的振荡不是早就被人发现了吗，你们到底是新发现，还是证实了别人的结果。在大亚湾之前，日本T2K公布了2.5倍标准偏差的结果，美国MINOS紧跟着公布了1.7倍标准偏差的结果，法国Double Chooz后来公布了1.7标准偏差的结果，都说theta13不为零，存在新的振荡。但是高能物理界是有铁的标准的，3倍标准偏差以下称为迹象（Hint或Indication），3倍以上称证据（Evidence），5倍以上称发现（Discovery, Observation, Measurement）。T2K公布2.5倍标准偏差结果的文章题目就是“Indication of ...”，MINOS干脆没有发文章，Double Chooz的题目也叫“Indication of ...”。如果不是高能物理实验越来越昂贵，周期越来越长（一个博士念完还没有任何结果，可是大家都要找工作啊，提职称啊），按老的传统，是不应该发文章的。 为什么要定3倍以上才叫证据？比如开头说的“ 正反中微子的振荡有98%的可能不一样”， 对应大约2.3到2.4倍标准偏差，事实证明就是错的。有人曾在国际大会的报告里称， 中微子实验里3倍标准偏差（99.73%的概率）的结果有一半是错的 。 统计概率是根据误差分析给的，误差分析跟人有一定关系，而且人为错误或忽视无法量化，没有考虑在内。 考虑到人为因素，真正的概率要低于基于分析给出的概率。 当然从科学的分析上看，人为的错误或忽视，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更细致的分析和反复的检验修正的，统计误差和系统误差则是真实的。 再比如T2K的2.5倍标准偏差结果，只有6事例，预期本底为1.5个。有一个分布不太正常，有人算了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万分之一，所以声称它看到的事例肯定是假的，是本底，打了不少口水仗。所以即使2.5倍标准偏差已接99%的概率，不信的人还是很多。讨论的人、写文章的人很多，真正根据这个结果规划新的实验，准备花钱的，基本上没有。只有大亚湾出了结果以后，大家才都信了，开始着手下一步工作。奇妙的是T2K、Double Chooz与大亚湾的结果居然符合得很好，从统计规律来说是好过分了，不太象真正独立的结果。 文章不重要，发在哪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人的观念。 答陈学雷：如果文章给出的置信度其实跟真实的概率有一定距离，是不是现有的统计方法有问题？ 统计方法没问题，有也是细支末节的东西。但是如果存在一种未知的本底，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个是无法做置信度分析的。这种情况常出现，包括很好的实验。我常提倡 寻找“排它性”分析的方法 ，类似于物理中的幺正性。光有一个结果不行，还要排除所有其它解释。如果人不行，程序里有bug，或者根本就没经验，那就更难说了。我觉得文章给出的置信度，是在已经考虑的各种因素的范围内，假定这些都对，然后得的结论。当我们用在实际中时，还要在心里给它加另一个置信度（人怎么样，方法的人为调节余地，未知因素等等）。这个置信度没法定量，存乎一心了。 BTW，这个新闻够废话的，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句有意义的，其它都是废话，看起来象是在科普，但需要科普的人看了也白搭。 http://www.interactions.org/cms/?pid=103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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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政道：粒子物理的光辉前景

JRoy 2012-5-31 21:59

李政道：粒子物理的光辉前景 Christine Sutton (CERN) 2007 在获得诺贝尔奖50周年的今天，李政道先生最近访问了西欧核子中心（CERN）。李政道认为，粒子物理的现状仍然是非常乐观的，这个观点不容置疑。 1957年12月10日，二位年轻的旅美中国学者抵达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李政道和杨振宁为他们在1956年夏天做的工作，获得了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奖项。他们提出弱相互作用对宇称，即对所有空间方向的反转，是不对称的。授予他们诺贝尔奖使当时物理学界持续一年多的由于τ-θ之谜而引起的动荡，随着核β衰变实验，而得到最恰当的终结。在这实验中吴健雄和她的同事证明李和杨是正确的：在弱相互作用中自然界破坏了宇称对称性。 李政道在CERN的演讲会上,热情赞誉这50年来粒子物理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半个世纪过去了，李政道仍然关注着，探索着物质最基本的构造。他重点关注的是基本粒子的对称性，尽管在过去的岁月中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他指出，我们关于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概念与50年前相比已相当的不同了。今天，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物质都是由12种粒子组成，6种夸克和6种轻子。这里的所有一切物质——不包括暗物质，不包括暗能量，但是包括所有我们这样的物质——每颗星星，我们的银河系，宇宙中所有的星系都是由这十二种粒子构成的。 这12种粒子，可以分成4个家族。每个家族包含3种具有相同电荷的粒子。这构成了当前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这些都是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的课题。可是，在1957年，物理学家只知道它们中两种粒子——电子和μ子，两者都是带电轻子。夸克是后来才知道的，而五十年前与核β衰变相关联的中微子事实上是现在了解的三种不同中微子的一种混合态。五十年来，这个领域硕果累累，共发现了6种夸克，第三种带电轻子（τ 子）和3种中微子。李政道强调，“五十年前，我们只知道中微子的一种形态，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种形态事实上是现在知道的三种中微子组合的一个相干混合态”。现在，李政道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研究轻子和夸克的混合现象。这种混合分别由2个3×3矩阵描述。李政道称这2个矩阵是粒子物理的重要基石。 李政道为粒子物理的进展感到由衷的骄傲，他认为20世纪下半叶取得的硕果可以与19世纪末叶取得的相媲美。在1890年代发现了电子之后，卢瑟福(Ernest Rutherfold)用他在α，β和γ辐射方面的工作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李政道注意到，20世纪物理的很大部分，是分别通过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来研究 α，β和γ衰变的。所有这些构成了标准模型的基础。“现在，100年过去了，我们认识到，所有的物质都是由12种粒子组成，它们分属4个家族，每个家族由3种相同电荷的粒子组成。这实在是非常神奇”。他深信，这个领域正处在新发现的边缘，随着对这些基本组元的进一步探索，新的、伟大的物理发现将会诞生。 在过去50年中，大家对李政道在粒子物理方面的贡献印象深刻。在中国长大，并且在那里已经证明他自己是一名出色的学生，因此在1946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这使他得以进入芝加哥大学。1950年在费米教授指导下荣获博士学位。1953年，他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至今他仍是该校一名富有活力的教授。 他在粒子物理里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从只具有非常弱的作用的，几乎是无形无踪的中微子世界，到又浓又稠的像西餐汤似的强相互作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1950年代末，在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教授对研究高能带区的弱相互作用的热忱超过了对粒子衰变的研究。所以这种倾向激励了他的实验同事，促使Melvin Schwartz构想出产生中微子束的方法。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1962年那个著名的实验应运而生。该实验证实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中微子，它们分别与电子和 μ子相关联。 1965年，在获得诺贝尔奖8年后，李政道在CERN的一次中微子会议上演讲弱相互作用问题。 2年之后，布鲁克黑文又一次传出令人振奋的，突破性实验结果。James Cronin,Val Fitch和他们同事发现电荷共轭和宇称（CP）组合对称性在中性K介子衰变中被破坏。这种现象其实可以在6种夸克和它们的3×3混合矩阵的框架范围内得到解释。这些也是李政道目前工作的焦点。 差不多同时，李政道对场论还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贡献最终成为描述强相互作用理论的量子色动力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被称为Kinoshita-Lee-Nauenberg定理。该定理用于处理规范理论中红外发散问题。在QCD中，它成为理解从夸克和胶子中产生喷注的基础——是粒子对撞机上进行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不论是在早年的SLAC的SPEAR对撞机上还是在CERN的即将开始运行的LHC上都是如此。除此之外，在表现形式为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高温高密度QCD物质的物理中，李政道作出了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实际上是有可能观察到这种振奋人心的物质新状态的。1974年，当时实验物理学家关注的都是小了又小的尺度，但是他却提出了新的思维：“将高能量或高核密度物质分布在相对较大的空间，这对于探索新现象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重核碰撞中，他看到了真空恢复破缺对称性的希望。这也是那些推动布鲁克黑文RHIC对撞机项目的科学家的动机之一。而李政道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怀着激动的心情见证了强作用下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实验得到的结果。他同时还看到了重离子对撞物理与暗能量物理之间的可能联系，两者都可能与集体场（标量场）有关，在物质场存在时都能产生负压力。“我深信在LHC上进行的重离子项目对于探索这种可能性是十分重要的”。 最近李访问CERN，他看到为LHC实验工作的巨大努力和准备。他在思考，这些实验将会发现些什么？他预期LHC会作出重要的发现，包括发现新粒子，例如Higgs粒子存在的证据。他的关于宇宙中对称性的进一步想法将会使他个人提出更多的预言。 他深信，宇称，电荷共轭和时间反演中的不对称并不是物理基本定律内的不对称。实际上，他认为，它们仅仅是解的不对称，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与其中的大膨胀的宇宙中的不对称，仅仅是解的不对称。换句话说，他看到了CP破坏自发对称破缺的一种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李说，有可能会发现右手的W和Z粒子，他们将与已经发现的左手的W和Z粒子相匹配。其他的新粒子有可能是无质量引力子的有质量伴子，就像无质量的光子有重的W和Z伴子一样。“它们一定会露出水面，而LHC将会是为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窗口。” 李政道在ATLAS合作组发言人Peter Jenni的陪同下，参观地下隧道内的实验装置。 LHC将来能带来的预期成果与李政道描绘的粒子物理锦绣全景非常吻合。李政道说：“这将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我们在这儿发现的新物理中，我们还将了解，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期待LHC将呈现给我们一个充满新发现的世界，这些发现将为我们将来的探索指引方向。”荣获诺贝尔奖的半个世纪以来，李政道对粒子物理的前景一直保持着激动乐观的态度。“我深信，对于物理学来说，21世纪初叶的重要性等同于20世纪初叶（前50年）。而LHC将会是做出第一批发现的第一台机器。我们都非常荣幸能亲历其境。” (原文刊登在"CERN COURIER",V47,N10,P35, 2007,“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快报”第47卷，第10期，35页，2007年， URL:http://cerncourier.com/cws/article/cern/31867 ） （得到欧洲核子中心许可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2008年1月11日科学时报A2版，王垂林译， URL:http://www.sciencetimes.com.cn/htmlnews/2008111121715296199141.html?id=199141 )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 李政道在CERN作报告时的实况录像。报告的题目为“电－弱相互作用中的对称和不对称（宇称不守恒发现50周年）”。请访问以下网址观看录像： http://indico.cern.ch/conferenceDisplay.py?confId=1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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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号负一等于多少？

热度 25 caojun 2012-4-29 22:56

这是我问记者的一个问题，不是脑筋急转弯。 在一次面对面采访时，记者让我解释一下，中微子为什么会振荡？难得给记者认真讲一下科学原理，我于是兴致勃勃地拿起笔，写了几个符号后，突然心里一动，问：你知道根号负一等于多少吗？记者说不知道，以前数学学得不好，所以没学理科。没有根号负一，怎么讲相位，讲态的叠加呢？于是我放弃了这个伟大的想法，开始讲苹果有三种颜色三种味道。 这个问题我后来问了不少记者， 没有一个知道答案！ 在一个有七八家中央级媒体参加的沟通会议上，我们问有没有学理科出身的，结果只有一个曾经学过一段时间理科。 反过来，学理科的博士中，文字比较好，能写写画画，能说会道的有多少？很遗憾，我试过几次，也很少见。写点科普吧，跟科技论文一样，严谨有余，索然无味，一般人不大有兴趣读，读了也不大容易懂。 在国外，科技新闻和评论的记者，有很多是理科的博士。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深入报道。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学文科的、甚至搞艺术的，从另一个角度表述科学。李政道先生就给一帮画家侃过正负电子对撞机，结果产生了高能所现在的标志。不过也不能全这样啊。思维方式、报道的兴趣点是不一样的！ 去年有一次我们要求某报记者完稿后给我们审一下，记者说给我们发邮件后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回复。我们不能保证。拌了几句嘴后，该记者很气愤地说：哼，我还没问你们产业化和经济效益怎么样呢！这算是击中了软肋，噎得我们半晌无语。据我所知，现在负责科技的官员都很进步了，只问过我们科学价值，从来没有问过基础研究的产业化和经济效益。不知道他们报有没有专门报道科学（不是技术或者经济）的记者。 不能指望记者能在短时间内理解一个前沿的科学问题。但倘若是一个做过科研的记者，他关心的肯定是科学价值，不会扯到经济效益上去。倘若是天天采访技术革新的记者，按套路就得问怎么产业化。对媒体机构，也许可以降低点对科学记者的文字功底要求，招点了解科学的人。对搞科研的人，也得练一练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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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给中国网络论坛的贺信和题词

Fangjinqin 2012-4-27 22:00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 给中国网络论坛的题词和贺信 附件： 给第八届全国网络科学论坛题词 .rar 给第八届全国网络科学论坛组委会的贺信 .rar 叶铭汉院士代表李政道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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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出版社出的那套现代物理习题集

热度 13 陈安博士 2012-4-14 12:36

　　在我去中国科大上大学的时候，出国的渠道开始日渐放开，但是还不太通畅，而李政道教授开辟的 “CUSPEA” 渠道是比较通畅的一个。但是，相关学生除了要考大家都要考的托福之外，还需要近代物理方面的专业考试。 　　 那几年真是科大物理生们很风光的时代，搞得很多相关的院系学生也都用了物理渠道出国。看CUSPEA学生，中国科大的比例一直都是最高，甚至能占到一半以上，科大学生的好学可见矣！大家可能还记得在美国被北大毕业生卢刚杀死的科大毕业生山林华，他就是通过这个考试出去的。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也许是其他缘故，科大与物理相关系的老师就联合编写过一本美国大学的物理学考试题的汇编，从力学到原子物理，遍及了物理的所有学科。 　　科大所有本科生都要上近现代物理的课程，所以，这些习题集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有需求的。而全书的序很文采飞扬，至今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在科学网上看诸位科学家的文章，我也一直期待着有类似风格的文章。其实，在很短的文字里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哪位科学家是不读书的，哪位又是读书的，我所以特别喜欢杨晓虹也就是因为她的文字扑面就是浓浓的书卷气。 　　“作为大学的老师，出版厚厚的习题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不是科研成果，只是方便了学习的学生，而中国科大物理方面的老师们愿意做这类没有收益但是却大益于学生的事情。云云 .....” 科大的很多老师，包括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其实都有着做无直接收益事情这样的傻气，在中国当年和今天这般精明人遍天下的时代，中国科大人显得格外的傻气和执着。而在高智商最为集中的高校，傻子更是很少很少，也就更加难得，而从科大毕业的学生里（很抱歉，这里特指本科生），理想主义者应该是全中国大学里比例最大的一群，当然，仅仅是统计感觉，我无法提供详细数据，也不想就此问题在这里辩解。 　　 而从科学网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鸿飞兄是科学网编辑部能够特别册封的牛 C ，和众所周知的在北大供职（倒并非毕业于北大）的某牛 A 和清华的某牛 B 相比，鸿飞明显还是要傻得多了，尽管智力上并不差。而那两位，利益和牌坊什么都没有少。 　　这还让我想起山东大学的一位黄春潮老师，作为厚厚六本《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的主要解题者，黄老师既没有机会在书上署名，也只是得了 500 元的辛苦费而已。而那本习题集，我相信所有理工农医类的学生都会看过，我还特别关注了前言里提到黄春潮老师的话，是这样说的： “ 黄春潮老师也参与了部分习题的编演 ” ， “ 部分 ” ？哦，其实是大部分，书的署名作者倒是没有做多少道题，或者只是起了掮客的作用。 　　后来黄春潮就去了自己老家的福建大学教书，不过我想，如果他有机会能读到我的这篇文章，也许会有些欣慰的感觉，不是所有人都不去记忆这些看上去没有意义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意义非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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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李政道获得了炸药奖也不是立马校级教授！

热度 5 xcfcn 2012-3-21 15:15

看看李政道的简历，发现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李政道一开始的提升几乎是火箭速度，但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而且从一般教授到校级教授用了28年时间！其中经历了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镀金”三年，然后才是讲座教授，最后终于到1984年才登顶成为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人家可是1957年获得了炸药奖）所以，淡定，淡定。 Position of Tsung Dao Lee 1950 Research Associate in Astr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0-51 Research Associate and Lectur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51-53 Memb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 1953-55 Assistant Professor, Columbia University 1955-56 Associate Professor, Columbia University 1956-60 Professor, Columbia University 1960-62 Adjunct Professor, Columbia University 1960-63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 1962-63 Visiting Professor, Columbia University 1963-64 Professor, Columbia University 1964-84 Enrico Fermi Professor of Physics, Columbia University 1984- University Professor,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Director, 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Technology (CCAST, WL), Beijing, China 1986- Director, Beijing Institute of Modern Physics (BIMP) 1988- Director, Zhejiang Institute of Modern Physics (ZIMP) 1997-2003 Director, RIKEN-BNL Research Center 2004- Director Emeritus, RIKEN-BNL Research Center http://tdlee.ccast.ac.cn/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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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物理学中最有趣的问题----Ising 模型【长篇连载：1】

热度 5 shanbowei 2011-12-26 04:56

湘人刘全慧一篇博文《想成为物理学家? 请从统计物理入行》写的漂亮，赢得了满堂彩。鄙人在刘老师基础上再进一步讨论讨论统计物理学的问题。 如果说统计物理学是所有物理中最为美妙，精微的科学的话 （李政道语：我认为统计物理是最为完美的科目，因为他的基本假设是简单的，而他的应用是广泛的），那么 Ising模型就是统计物理学中最为有趣的问题 。自从1922年楞次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近100年来，各路英雄，风云际会，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精彩动人的大戏。详情如何，呵呵，且听我细细道来： 故事的源头要从Lenz先生说起（ 诸君请注意：此Lenz可不是那位提出电磁感应楞次定理的Lenz ），Lenz先生在1922年带了一个博士生名叫Ernst Ising,给他出的博士研究题目就是一维铁磁模型：一维格子下，每个格子有两个状态，表示为 和 ，相邻格点的状态相同，则能量最低，状态相反，则能量最高，Ising童鞋的目标是把老师的这个模型求解一下，看看是否存在相变。 虽然也存在很大难度，但是一维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滴，具体步骤如下： 1. 首先写出系统的哈密尔顿量 其中的 σi = ± 1 ，分别表示向上和向下自旋。 μ 表示相互作用能。 2. 写出系统的配分函数 3. 求解配分函数Z 虽然说步骤明确，但是求解起来还是破费周折的，我们滴Ising童鞋，吭哧吭哧使劲的算，最终竟然给出了一维Ising模型配分函数的精确表达式： 哈哈，配分函数一求出来，万事大吉，所有的热力学函数，自由能F，墒S，比热容C，都顺势可以求出了,最终发现比热容C是温度连续函数，所以一维Ising模型没有相变的结论，也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出了。 求出一维Ising模型已经够精彩的了，但这仅仅是后续精彩大戏的一个小序幕，真正惊天地，泣鬼神的贺岁大片还在后面呢 ，我们后续的内容中，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Onsager，杨振宁，李政道，Baxter,Wilson，以及包括本网博主，刘俊明教授，张志东教授 ，都会纷纷出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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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政道访谈录》自娱自乐

热度 2 taol 2011-12-7 13:35

看到武夷山老师的一篇博文“ 李政道：培育诺奖获得者的不正确道路 ”， 进去看完了 原文 觉得有些问答很有意思：） 李政道访谈录 史密斯（以下简称史）：您好，李政道教授，欢迎来到斯德哥尔摩。您与杨振宁一起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2007年您回到这里庆祝该奖项颁发50周年。您认为公众当年和现在对诺 贝尔奖的认识有改变吗？ 　　李政道（以下简称李）： 让我来评论公众的观点，也许并不是非常合适 。但如果说公众的看法改变了很多，我肯定不会感到意外。虽然诺贝尔奖在1957年已完全为公众所知，但毕竟那时 它只有56年的历史。到今天，诺贝尔奖的设立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我认为诺贝尔奖，至少在物理学方面，见证了整个物理学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的发展，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和惊人的纪 录。 Notes ： 李政道说话非常谨慎，从后面的很多回答也可以看出来。 　　史：您得奖时，是否为您举办了庆祝派对，就像现在所做的那样？ 　　李： 是的。我认为诺贝尔奖从一开始就受到大家的重视，因为那是一个重大事件。 　　史：1957年该奖项的奖金和现在相比少很多①？对于获奖的轰动性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人们在当时做的事情和现在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对吗？ 　　李：是的。我认为人们一贯是十分重视的。 　　史：您推翻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之一从而获奖。我的理解，您指出了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认为基本粒子具有一种手性，它们要么是左手性，要么是右手性。人们能够 通过探索来改变他们对于基本物理规律的理解。现在是否仍然如此，还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李：我希望依然如此。对于自然界的每一项理解，总是使我们面临更深一步的谜团。 　　史：我记得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贾埃弗②在一篇演讲中提到费恩曼③，他说费恩曼非常享受作为物理学家的乐趣。费恩曼说，现在正是发现自然界基本规律的大好时机，而这个 时机是千载难逢的。费恩曼的话多少意味着，他是在最适当的时候成为了一名理论物理学家。 　　李：我时常想, 很多人，特别是对于那些成功的人来说，常常觉得是恰逢其时。但是如果认为时不再来, 我并不同意。 　　史：对。您在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后很快获奖，这在任何时候毫无疑问都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特别在现在看来这样的事情就更不寻常了。 　　李：很难说。 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问为什么你在一年内获奖，而是问，为什么一个很深奥的概念，在一年内，每个人都认识到它是真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问的, 而不是去问得奖本身。 　　在探索物理的过程中，有很多比宇称更重要的发现。 所有伟大的发现都有一种模式，源于人类探索自然界的热情。 比如相对论，一个卓越的概念，后来被确认是正确的。但当初概念形成 时，要证实它，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所有的实验证据和理论想法通常是相互关联的。比如，以迈克耳孙—莫雷对于光速与地球的自转无关的实验测量为例，你可以顺着地球自转方向和逆着地 球自转方向测量光速。如果这一测量可以一下子就做出很明确的结果的话，每个人都会认识到其中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但是，实际上那个实验测量前后经历了数十年，实验结果是正是负的 差异极小，实验的艰难影响着理论概念的形成。所以一个理论概念，即使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也需要时间来验证。正因为实验要时间，理论家提出概念也要时间，那么获奖的时间就要 更晚。但是关于宇称概念的情况大不相同，在宇称不守恒提出后，吴健雄和安布勒等开始做实验，几个月后有了结果，尽管是初步结果，但是一旦大家认识到宇称不守恒理论是正确的，就有 人去做实验。而在几天内就看出了左和右，在一个月内近百项不同的实验也都有了结果。其实只是因为有一种心理障碍，因而没有人去做实验研究它而已。 Notes ： 李政道做出卓越发现的原动力在于对自然界未知谜团的探索热情，不在得奖。 　　史：您在理论工作中给出了需要测量的参数，之后就没有什么技术障碍吗？ 　　李：吴健雄的实验并不是很容易做的，但是它肯定能验证我的概念。吴的实验需要一个低温环境，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虽然算是短的了。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效果，因此我毫不怀疑其 准确性。接下来的几天之内，十多个实验做出来了，在一个月内，有近百项实验都做出来了。因此，该理论的准确性能够在短时期内毫无异议地被核实，也使诺贝尔基金会较容易做出决定， 这也许可以解释我很快获奖的原因。 　　史：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例，必须等待日食的出现，才能做一次验证性的测试。 　　李：的确。由于理论思想和实验精确度通常相互关联，一方有所进展，另一方有时需要花费十年时间去验证其正确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不少时间。 　　史：让我们集中讨论一下您提到的一点，需要改变人们已有的概念，人们已经接受了宇称守恒，他们不能跳出这个概念，是吗？ 　　李：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宇称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概念，当量子力学开始发展的时候，人们从对称性认识到宇称，之后有检验其存在的许多实验，还写了书。 但是，认真分析这些 实验，发现它们并不是验证。虽然宇称的概念被人们使用并且检验过，拟合过数据，但是实际上数据并没有支持左右对称或者左右不对称。 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考克斯④等在1930年代做的实 验，他的第一个实验用电子去尝试验证理论公式，结果并不符合理论。当时每个人都说实验是错的，因为违反了宇称守恒。然后他改变了实验。事情是这样的，他的第一次实验用的是来自β 衰变的电子，其束流较弱。第二次他改用热发射电子枪，结果就与理论符合，皆大欢喜。这是一个例子：人们是怎样相信宇称守恒的。 Notes ： 很多时候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最普遍最简单的因果关系人们往往不去很认真的分析，错过很多发现的机会。 　　史：在1930年代，人们在β衰变中寻找过这个问题，在那个实验中已见到宇称不守恒。 　　李：那个实验的电子源较弱，人们试着去加强，用更强的电子源去重复实验，然后核对。但是强的电子源不是β衰变，而是热电子发射，因此两次实验互相不符合。没有人质疑第二次实 验，人们一致认为它是正确的。人们在许多场合运用宇称的概念，他们发现实验与这个概念一致，因此便认为已经进行了验证。我是说有上百次实验，而不仅仅是一个。 　　史：所以，您和杨教授一起把所有的实验证据都检验了一遍，看是否支持宇称守恒？ 　　李：在物理学上作了全面的检查，我们得出结论，到那时为止,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宇称守恒, 因而必须用特定的实验去检验它。现在做这种实验的技术已经成熟，因此一旦理论有所发 现，在短时间内，几天的时间内实验就做出了突破性的结果。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宇称不守恒这个真理。 　　史：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少数人在他30多岁， 20多岁出来挑战这种公认的理论呢？ 　　李：我认为起因之一，是在宇宙射线中发现的称之为奇异粒子的特性，我们称之为谜。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有这么一个谜，有两种粒子，很明显它们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宇称 。但是在实验误差范围内，所测出的它们的寿命、质量都相同。为什么它们是这样一个双重态呢？ 　　史：这项发现是您和别人所观察到的吗？ 　　李：不是我，是实验学家观察到的。我只是看到了他们的工作。这个激烈争论之谜，在我们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前两三年就有了。可能我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学习物理的，因此我用不同的方 法，带着盘根问底的好奇心去挑战已证实的问题，也许我自己的背景导致了我的这种思维方式。然后在1956年，有一个关于奇异粒子的实验，这个实验是由施泰因贝格尔和施瓦茨等完成的。 他们后来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合作另一项实验而获得了诺贝尔奖⑤。1956年，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了宇称不守恒。但是，由于所得的事例不够多，因而不够明确。然而一旦有了这个 实验结果，我认识到可以推广到其他方面, 特别是用在β衰变方面。 第二个测试，吴健雄的实验，采用流强较大的β衰变源代替宇宙射线或加速器产生的电子。这一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这 要用不同寻常的思维去思考，跳出先验的左右对称的概念。 　　史：您的背景让您总是向已被证明的“真理”提问。那么是否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都要不断地寻找真理，质疑以前的知识基础呢？ 　　李：这个不好回答。不过，我自己开始进入科学的大门是与别人不同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受的教育因战争而中断。所以，我并没有真正从头开始受过正规的培训，而是在中途 学到了更多。 　　史：您出生在中国，什么让您对物理产生了兴趣呢？ 　　李：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41年，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那一年，我离开了家。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物理。从那时起到我来到美国之前这段时间，我的教育在中学四年级中断 了，一般应该在中学六年后才上大学。在战争时期，我只上了两年大学。在那段时期，我没有系统地学习，因此倾向于用我自己的方式更深入地思考。 　　史：关于您学习方面的一些事情，您是从身边的环境中学习的，您渴望学习，但在那种困难的时期，世事多变，而您的愿望一直是学习。我想如果我亲身经历的话，那时候生存也是很困 难的吧。 　　李：是这样的。学习和学习物理，后者是前者的子集，它们并不等同。我的家是知识分子家庭，但不是学物理专业的。以前我不知道任何关于物理的知识。我接触物理是偶然看到物理学 书籍，书中讲自然规律。传统的中国式教育非常不同，书本中讲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大量的行为准则。我相信，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如牛顿定律。使我发生疑问的是为什么，这激发了我 自己的判断思路。我想，这或许是我与其他幸运而接受了系统教育的人不同的地方。 　　史：您学习物理没有受过正规的教导，您怎样自学有关的数学呢？ 　　李：数学比较容易，因为是从条件推出结论，相对来说容易些。物理更难，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反应。我偶然看到了一本书，《达夫物理学》⑥，然后看到一本中文物理学教科书⑦， 我知道了牛顿的三大定律，感到很有趣，它们是自然的法则。第一定律、第三定律，都很合理。牛顿第二定律f=ma，我认为是牛顿最伟大的贡献。我学习时的反应依旧生动地保存在我脑海中 。方程式左边是f，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右边是加速度，这是要把它求出来的。我思考并查阅书籍，我了解到在两种情况下，牛顿认识到力是空间的函数。这个函数是与弹性有关的，f与距离R 有线性关系。另一种情况是重力。所以，一旦左侧是一个已知的空间函数，就可以解这个方程式, 求出右边加速度的值。我感到这很有趣。但是，这不是我在书中看到的，而是我自己的入门 过程。 　　史：当您有这些想法时您多大？ 　　李：16岁。在中国比较幸运，在战争期间，即使你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同样有机会读大学，以同等学力报考。只要你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就可以进大学，当然要困难得多。我读了两 年大学，然后我得到奖学金去芝加哥大学留学，在费米的指导下做研究生。 　　史：这样，通过您自己读物理学，您开始质疑正在阅读的有关定律。您花了短暂的时间在中国的大学里学习物理？ 　　李：是的，然后我就去了美国。 　　李：我很幸运，在战争年代，我得到深造。由于战争，我竟然在两所不同的大学就读。在第一所没完成学业，由于战火而逃难；第二所是在昆明。但在这两个地方，教授都非常好。我是 一个二年级学生，只要参加考试，就可以念任何我想念的课。当时我试图在整个学院内跨越年级选修课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得到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奖学金的原因。 　　史：您说在整个学院内跨越年级选修课程，您指的是物理还是全部科目？ 　　李：物理和数学，我并没有学习其他方面的课程。大学里的教授都非常好，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自由。 　　史：所以，您以优异成绩毕业，赢得了奖学金，使您能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 　　李：是的。我并没有毕业，但是得到了奖学金。正是这个奖学金让我在战后，也就是1946年到美国学习。因为我当时没有本科学位，被研究生院录取是非常困难的。费米那时在芝加哥大 学物理系，系里作了很大的努力，最终我成了费米的博士研究生。 　　史：多么不平常的过程！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教授接收一个来自中国的没有学位的学生到他的实验室工作，那是怎样发生的？ 　　李： 让我现在去问费米教授已经来不及了 。 Notes ： 李政道还挺幽默：） 　　史：但我要弄清楚一点，他是如何了解您的呢？ 　　李：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请求过他，但是之后我从芝加哥大学了解到，物理系和系里的几位教授，包括费米，都希望破例录取我。你看，我只读了两年大学，但是在那里我学到了非常深刻 的学习物理学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经历。 　　史：但是，他们是怎样发现您的？由于这奖学金而使您到芝加哥大学，他们是怎样选中您的？ 　　李：是我自己申请进芝加哥大学的，在很短时间内，我被录取了。当然，我并不太了解具体的录取手续。芝加哥大学是很有名的大学，二战后名声更加显赫。我在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 时，物理系只有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就是费米。1946年到1956年，当时在物理系的学生和教师中，如果我数的话，除了费米外，在当时和后来一共出了11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那是 一个非常好的时期。 　　我随便提几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张伯伦⑧, 施泰因贝格尔, 玛丽亚·迈耶⑨。 　　史：费米作为一个导师是怎样的，人们喜欢跟他一起工作吗？ 　　李： 他只有非常少的几个学生，我是他理论方面的学生。每周我们都花一个下午的时间交流，就我们俩个 。 　　史：您是他的理论学生，那么在当时他只有一位理论学生吗？ 　　李：是的，当我是他的学生时，他只有一位理论学生和几位实验方面的学生。 他每星期要花一个下午来跟我讨论，这是非常耗费时间的。那时正值二战之后，他正处于事业的顶峰。 后来 ，我体会到这样做是非常好的 。 Notes ： 羡慕李政道的“幸运”，同时也很钦佩费米的“敬业”——也许，这就是名师高徒吧。 　　史：您感到很好吗？准备每次下午的讨论你觉得有压力吗？ 　　李：之后我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我知道不少事情。 他叫我“李”，因为我的名字“政道”对他来说发音太难了。 “要不你准备一下，下周给我来次讲座？”他每周都有准备，我很 高兴能给费米作报告，这是师生互相理解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他提出问题，我作回答。一切都需要作证明，给出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意识到这是费米的巨大的努力，通过一对一的指导， 传授知识，建立学生和青年人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费米有许多优秀学生的原因 。 Notes ： 我想费米的这种方式对李政道影响很大。不过，想想现在有些导师要一起带几十个学生，这样做的话确实太“难为”ta了，然而很多情况下“一对多”的机会也很难得。另外，某导师要是真的有类似的做法去指导学生，过几年也许没有学生愿意报考这位导师了（学生：太折磨人了，每周都要我给他说我的想法，变态啊。），当然我更乐于相信很多学生喜欢这样，包括我：）所以，李政道后面说了“因人而异”。 　　史：他选择的学生都是高标准挑选的。 　　李：的确。他没有时间带更多的学生。他本人非常忙，除了建造回旋加速器、做实验外，在二战后，他在发现π介子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开创了人工利用原子能的先河。我一直铭 记费米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也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史：他于1954年去世，在您获得博士学位后有一段时间您不太熟悉他的工作。在那段时间，您一直保持跟他联系，还是您就自己做研究呢？ 　　李：是的。当我经过芝加哥的时候，我会去拜访他。他总是非常友好，并且还邀请我去其他地方。我的感觉非常好。回头看，就像当你年轻的时候有父母的照顾一样，但是到你长大后才 能深刻体会。 　　史：很遗憾他没能再等三年，看到他的天才学生因证明宇称规律而获奖。 　　李：对于他来说，我想影响他健康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被辐射伤害过。 　　史：他去世时太年轻。您从他那学到的教授学生的方法一直在您自己进行的教学生涯中运用吗？ 　　李： 我也用。是的，我也总是花整个下午的时间和我的博士研究生交流。当然具体也会因人而异 。 　　史：我想真正能运用这种高效方式的人是很少的。 　　李：那是因为费米是一个好老师，而我不是。 　　史：您希望能教给学生什么呢？ 　　李: 尝试着把对物理的喜爱传授给年轻一代，当然还要上课教书，上课教书是面向一批人的。 　　史：您仍然与学生一些互动吗？ 　　李: 现在我还在大学里，由于我的年龄大了，直接的上课教书我不再做了，但我还是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做研究工作。 　　史：您有没有想过，您学习物理时是带着追根究底的好奇心去学习的，我猜想，大部分聪慧的年轻物理学家都是按照常规途径学习物理的，因为他们已接受和遵守已有事实，不总是带着 追根究底的好奇心。当您遇到他们时，您能教他们更加好问吗？ 　　李： 我不知道 。 我想这个问题不能明确回答，因为每个人都不同，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问题是你如何去提问，这与个人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有关，因此这件事说不清楚 。对于整个物理 学和科学来说，你需要有一颗追根究底的好奇心。是的，每个人都应提问题，很困难的是，提出关于未来的物理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从事物理学是很幸运的，我们能够不断地前进。 　　史：您能否谈一下，在您的职业生涯中会碰到各种问题，那么在不断发现新东西的过程中，您是如何选择哪个问题是要去研究的？ 　　李：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通常是指按什么准则，首先必须找那些吸引你的东西，让你觉得这就是未来的发展。然后要问：假如答案是这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假如答案是那样，结果会 是怎样。如果问题是基本性质的，不管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它都有巨大的影响。那么，你应该努力看能否找到答案。这也许是衡量哪一类问题是你应努力去解决的准则 。 Notes ： “假设答案是这样，假设答案是那样”，很多地方可以这样想，但是多数人不这么想，而是看别人都在干什么然后自己跟风做什么，也许这样风险小吧。 　　史：有一件事您没有提到，就是您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李： 考虑一段时间后，立刻进入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解决。一个方面是靠自己思考，另一方面也许是通过新的实验给予的启示。然后将两者结合，如果能从实验的参数得到更多 信息，那么这个问题就可能被解决。在这样做了以后，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应该问不同的问题，再尝试着去解决，就这样继续前进 。 　　史：您有一份问题的清单吗？我的意思是在您职业生涯中，除了成功解决的外，您涉及的问题中还有没解决的吗？ 　　李：没有解决的问题的数目是解决的十倍之多。但是应该坚持不断地提问题。重要的是，当一个问题导致了一个领域的发展，而开始蓬勃发展时，你就应该问不同的问题，因为留下的是 些更细节的东西。要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不断地尝试新的问题。 　　史：目前，我看到您的一项工作是用新方法解薛定谔方程。这方面我不太了解，但我很感兴趣为什么您要用新方法去解像薛定谔方程这种已经被解决的问题？ 　　李：主要是因为我有新方法去解它，假如有新方法去解的话，你也会想去尝试的。事实上，目前我在两个方面做工作。我有了一个解薛定谔方程的新方法, 对于某些种类问题，我的求解 方法可以从高一点的能量向严格解趋近，也可以从低一点的能量向严格解趋近，这样可以同时得到解的上限和下限。得到下限的技术过去还没有在求解上用过。我很偶然地跟我的同事一起想 到了这样的方法。然后我们试着去发展这个方法。几年前我用这种方法解薛定谔方程，并逐步发展。现在我开始做另一类问题，进入理解粒子结构的新时期。 　　史：您总是寻找非常复杂的问题，好像您总尝试着去寻找那些问题，正如您所说的，可以开辟一条还没有被很多人开发过的新路，它好像就在您面前，您就挑战这条新路。听起来好像这 些问题需要有一个人单独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 　　李：也许是，也许不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正是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案，我不知道。今天的物理学很像一百年前的物理学那样，不过问题更深入了，挑战也更大 了。这与1950年代的物理学不同。20世纪初的物理学和20世纪中期我开始物理学生涯时的物理学是有所不同的。而今天的物理学与20世纪初的物理学很相像。 　　史：哪方面很像呢？ 　　李：这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说明。首先看1950年代中期的物理学，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磅礴发展，费米正好是领头人。 从宇宙射线和新建的加速器得到的新信息推动着刚刚开辟 的领域，我认为，那时几个月的工夫，就会有新物理产生，宇称的问题就是在那时冒出来。如果看看过去五十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记录，那个时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现在再看看20世纪初诺 贝尔物理学奖，你觉得当时的物理怎么样？当然非常棒。但是时间的节拍不一样，那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才会有所发现。是更加深奥的问题，1905年狭义相对论、1912年玻尔原子模型，卢瑟 福的α、β、γ射线，所有这些重大的发现都是在20世纪初。然后再看看20世纪中期，那个时候研究的步伐越来越快了。但是假如你问研究的深度，也许20世纪初要更深入些，现在我们正处于这 样一个时期。 　　史：真是很令人兴奋。我们如何再次进入辉煌时期？发生了什么呢？ 　　李： 现在这个时代将发现什么？在宇宙中，除了我们不清楚的暗物质、暗能量外，已知的物质只占大爆炸所产生的宇宙的5%。它们是由什么成分构成的？远远超出了质子、中子的范畴 。我们要问已知物质的基本成分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是由六个夸克和六个轻子构成。50年前发现宇称不守恒时，我们只知道两个基本粒子。50年前和20世纪初大不一样，现在是探寻新物理 的新世纪的开端，就像20世纪初探索α、β、γ那样。 　　史：看来现在我们正在为开始探索下一轮深层次的疑难问题提出方向。 　　李：是的。现在我们知道，所有已知的物质是由六个夸克和六个轻子构成。在50年前，并没人知道六个夸克，甚至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至于六个轻子，那时我们只知道电子和μ子，那 时提出的中微子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真正的中微子。我们现在正处在和20世纪初类似的一个时代。 　　史： 我感觉在20世纪初，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思考，然后慢条斯理地工作。而现在生活的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关心着筹措经费、在下一代对撞机上做实验，大学的院系怎样才能发 挥他们的功能呢？人们已经没有沉思的空间了，可能理论物理不是这样的 ？ Notes ： 武夷山老师在这里作的评论，我赞同。 　　李：噢。大多数人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想培育下一世纪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不是正确的道路。 　　史：这不是诺贝尔的本意，给人们钱，并不是为了鼓励人们追求奖。 　　李：我要说的是，现在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代。物理学正处在一个极其富有挑战性的时代，就像20世纪初那样。20世纪的前25年，相对论、量子力学相继被提出。20世纪中期，当我 开始做研究的时候也是很兴奋的，但是时代不同，因而我们以更快的步伐做研究来发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今天我们面临着与20世纪初期同样巨大的挑战，并且相信我们做出的结果将与相对 论和量子力学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 　　史：那些刚进入物理研究的人是否知道这些信息呢？那些年轻人认识到他们将面临的挑战吗？ 　　李：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以为物理学已经过时了，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的宇宙中，除了暗物质和暗能量外，我们已知的物质的基本成分是 12种，但50年前我们仅仅知道2种。现在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期待新的爱因斯坦、新的玻尔、新的费米的出现。 　　史：这非常富有挑战性，非常惊人。 　　李：我感觉对于年轻的一代，这是非常剧烈的挑战。对于你来说，《诺贝尔奖新闻》将报道下一个爱因斯坦、玻尔，或者费米，真正的巨人将会出现。 　　史：您事业中的另一大方面，是管理运行由您的努力而建立的一些大型研究机构，比如担任RIKEN-BNL研究中心⑩的所长。除了喜欢挑战重大问题之外，这也是您所喜欢做的事情吗？ 　　李：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我能看着它发展。也许你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人们要问这个问题。 　　你知道，为了寻找答案, 需要集体的努力。一个人能做他所擅长做的任何事情，但是对于物理的探索，需要一种集体的模式。 我几年前有一个想法，现在我坚信它是跟暗能量和宇宙学常 数相关的。换句话说, 在所有我们已经发现的场中，其中有一个惯性场，什么场能够改变惯性呢? 我相信那个场就是大家称之为希格斯场的场。我们已经发现了Ｗ、Z、和所有在电弱相互作用 中的新粒子，以及光子。 我们没有发现引力子，但是我们相信它是存在的，它还没有被发现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已发现的场的粒子都有自旋, 有角动量。希格斯场的角动量是零，它还没有被 发现，我想这是由于我们用了找共振的方法去寻找希格斯粒子,不是所有的粒子都能被共振的方法所发现。任何有复杂结构的粒子都不能被共振的方法发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超导的库珀机制 ，即库珀对。库珀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也不能用共振的方法去发现库珀对。库珀对拥有很多耦合道，因而它很宽，所以它不能被像针一样地捡出来。这就是一个集合模式，需要用不同 的方法去寻找集合模式。 　　希格斯场有类似惯性的变换, 因此，如果取一个较大体积，希格斯场就有一个平均值，而且定义它跟惯性的值成比例。 因此如果此值改变，这一体积内的每一个粒子的惯性也随之改变。 这种集合模式我们从没有在实验中研究过，这需要用重离子碰撞去实现。因此大约在30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威克（Gian-Carlo Wick）尝试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我们意识到需要用相对论重离子 碰撞去改变背景。也许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建造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 的原因。我们为此在实验上做了极大的努力。我并没有做这个实验，但我愿意鼓励人们参加，这也是我为 什么尽力帮助实验学家去建立新的装置。 在新的领域中，现在至少已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史：您是运用您的组织能力去推动它的建造，使它运行起来, 是吗? 　　李: 更准确地说，我更想鼓励别人去做。我指出了这个物理方向,尽全力支持。我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没有集体合作我们就不能前进。物理学不能只靠一个人的思索去探索，需要一个集 体合作的模式去发展，就像自然界中的集体模式那样，也是集体的成果。我们需要集体的努力，因此我一直潜心花一部分时间去帮助青年人，同时也帮助实验学家组织起来去探索自然。 　　史：是啊，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是大家合作的成果。 　　李：是的，他们一起合作。仅在两年前，物质的集体运动模式被美国物理学会认为是一大发现。 这个集体运动模式的性质仍然不太清楚。可能是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我十分相信最终能 证明它和暗能量是同一种东西。也许对，也许不对，但值得我们努力探索。宇宙学常数自从大爆炸以后就已经改变。为什么现在75%的能量都是暗能量？这就是我们的宇宙，我们必须去了解 它。暗能量可能是简单的，跟希格斯场是同一种东西。我相信这可能是一个答案，但必须查证它。而且不能够仅仅根据纯粹理论的思考去查证，需要实验，需要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工作。我 认为这非常令人兴奋。 　　史：另一件事情是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促进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您设立的奖学金项目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科学家。您可以说点这方面的事情吗? 　　李：我只谈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是CUSPEA 项目 ，从1979年开始到1988年止。那时因为中国经历了“文革”后刚刚起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办法去美国、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深造，这 不单单是钱的原因。因此我在十年时间内为物理方面的学生的深造做些贡献，其他学科的朋友把这个事情扩展到其他方面 。在那段时间，每年大约有90位学生入选当研究生，并且免去所有 费用。我尽我个人的力量，做得非常成功。这些人，这些研究组，其中的一些在美国, 有一些在中国, 共同为今后的发展努力。我常想，假如当时没有我在中国的导师和费米教授的帮助，不会 有今天的我。 　　史：听起来像您以您的工作方式去做这些事。的确，如果没有CUSPEA 项目，很多人才将会丧失。我认为中国物理学者显然正在强大起来。由于需要的发展，正如您提到的，不断要求新 的联合的实验设备, 这意味着物理学发展更需要全球性合作了吗? 　　李：是的，我是这样希望的，我认为这样做非常好。 　　史：不单单是物理学，很多学科的研究花费越来越多。一些小国家越来越难于维持做研究的经费。在物理学方面, 在基本的物理学方面，情况也许不是这样。 　　李：是啊，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公众对物理的支持减少了，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强调研究自然的基本的重要性。假如和大多数物理学家谈及此事的话，他们可能不会同意我 的观点。换句话说，物理学不是数学，任何我们在宇宙中不了解的事情都是一个挑战。对于物理学的自然现象, 我们必须找到答案。不能只是生活在大爆炸后的宇宙中，而不去努力地理解它 。 　　史：人们是否把大量的注意点集中在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知识上，而不在对自然的探索上? 　　李：我们来看看万维网（ＷＷＷ）。它来自哪里?它是1993—1994年从欧洲核子中心发展出来的。由于欧洲核子中心加速器的复杂性，他们发展了一种系统，即万维网，作为一个传递数据 的系统，这就是它怎样发展起来的。欧洲核子中心决定把万维网无偿地推广给整个世界。在一年之内，就发展到每个人都能免费使用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它来自高能物理。如果欧洲核子 中心要向每次使用收一分钱的话，欧洲核子中心将会有充裕的经费。这些都需要让公众了解。 Notes ： 很多实用主义者认为基础科学只是浪费钱没有用的东西，殊不知很多很“有用”的东西是这些“没有用”的东西的副产品，当这些“没有用的东西”真正展示力量的时候…… 　　史：科学实验所开创的应用将会以料想不到的方式发展吗? 　　李：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新技术，包括激光和其他新技术都来自于物理学。在我看来，物理学未来的发展很重要。生物学很重要，但其源头是物理学。 　　史：这几年中，有许多事例，比如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在诺贝尔奖演讲中他着重强调，他在做与干细胞相关的研究，引起了大家对拯救生命的技术的广泛关注。但是他的本意不是真 正努力去解救生命，而是去了解自然。他也在做着与您刚才谈论的有点相似的事情。 　　李：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基金保持的记录，是人类和自然关系的记录，成就和未来期望的记录。 　　史：最后一个问题，您在准备接受采访时提到，您并不经常使用计算机, 那可能使人有一点点吃惊：理论物理学家不使用计算机。那么，您如何工作? 在办公室中，您做什么呢? 　　李：实际上我的研究小组就建造了超级计算机。做量子色动力学的计算，需要超级计算机。我领导，同时也努力在布鲁克黑文成立RBRC研究所，作为第三位投资者共同建造超级计算机 。RBRC、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和哥伦比亚小组共同努力进行这一工作，他们成为我的左右手。我帮助他们组织，但是我并不用那个计算机，因为我自己的思考是不同的，目标也不同。计 算机非常重要，可以用它证明理论思想是基本正确的，人们需要这些计算。对理论概念追根究底，不是依靠复杂的电脑程序，而是用基本的规律，这是人类直接面对自然，两者是不同的。 　　史：谢谢您! 我认为这个结尾非常好。 　　李：谢谢，我想也许我说得太久了。 　　史：一点也不。跟您谈话非常高兴。您的讲话非常振奋人心，也十分感谢您参加关于宇称的诺贝尔奖颁发50周年纪念，并且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张敏、迟少鹏根据录像翻译成文,叶铭汉校对。） 译者注 ① 1957年诺贝尔奖金额约为20万瑞典克朗，现为1000万瑞典克朗。 ② 贾埃弗（I. Giaever）,因实验发现半导体和超导体的隧道效应而获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③ 费恩曼（R.Feynman），由于在量子电动力学基础方面的贡献，从而对于基本粒子物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65年与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anaga）和施温格（J. Schwinger）共获诺贝尔物 理学奖。 ④ 考克斯（R.T. Cox）的文章参见： R.T. Cox et al , Proc. Natn. Acad. Sci. U.S.A., 14（1928）,544。 ⑤ 施泰因贝格尔（J. Steinberger）、施瓦茨（M. Schwarz）和莱德曼（L. Lederman）因实验发现μ子中微子而获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⑥ 《达夫物理学》（Duff Physics）是1930－194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大学普通物理教科书，在中国有影印本。 ⑦ 李政道曾经讲过，那本书是1933年出版的萨本栋编著的《普通物理学》，是我国首次用中文正式出版的大学物理教材。此书在1930－1940年代被各大学选用，我国当代科学技术专家中不少 人在年轻时都学习过此教科书，至今谈起来犹感受益匪浅。 ⑧ 张伯伦（O. Chamberlain）因发现反质子而获195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⑨ 玛丽亚·迈耶（Maria Goeppert-Mayer）因发现原子核壳层模型而获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⑩ 理研-布鲁克黑文研究中心（RIKEN-BNL Research Center， RBRC），是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和美国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BNL）于1997年联合成 立的研究单位，李政道对研究中心的成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任第一届所长，现任所长为萨米奥斯（N. Samios）。 　 库珀（L.Cooper）、巴丁（J. Bardeen）和施里弗(R. Schrieffer)在1972年因超导BCS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der, RHIC）1999年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建成。可加速金原子核，让两束金原子核对撞，金原子核的每个核子的能量达100 吉电子伏 。 　 CUSPEA的全称为China 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是李政道提出设立的。从1979年开始试行，到1988年截止, 共送出915名学生 通过CUSPEA项目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有费用都由美国大学提供。李政道为此项目，亲自参加全部具体工作。 　 例如，由吴瑞教授扩展到生物学方面，名叫CUSBEA。 原文： http://www.kexuemag.com/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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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培育诺奖获得者的不正确道路

热度 22 Wuyishan 2011-12-6 14:19

李政道：培育诺奖获得者的不正确道路 武夷山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的《科学》杂志 2011 年 11 月号发表了《李政道访谈录》 （http://www.kexuemag.com/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3162 ）。 2011 年 11 月 25 日是李政道 85 岁生日，这一天，斯德哥尔摩市诺贝尔奖网站（ Nobelprize.org ）的主编 A. Smith 采访了李政道。其中有一问一答是这样的： 史密斯：我感觉在 20 世纪初，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思考，然后慢条斯理地工作。而现在生活的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关心着筹措经费、在下一代对撞机上做实验，大学的院系怎样才能发挥他们的功能呢？人们已经没有沉思的空间了，可能理论物理不是这样的？ 李政道：噢。大多数人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想培育下一世纪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不是正确的道路。 博主：具有强烈诺贝尔奖情结的中国科技界，是否正在李政道先生所说的不正确道路上高歌猛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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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六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世纪之争

热度 6 陈安博士 2011-10-22 13:04

【Blog主人按：其他五论散见以往的博文，我也一下子不好立刻找到了，所以链接的没有。】 　　 科学网应该鼓励科学家互掐，而不是消灭互掐的苗头。 　　 科学界也应该鼓励科学家互掐，掐得风生水起，还是很过瘾的，至少，让对研究本来就没啥兴趣的科学青椒们稍微产生点兴趣——他们平素的日子太苦了，连个掐架都轻易看不到，而自己又不敢主动挑起战争。 　　 八卦是科学界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童鞋们，让我们一起来八卦吧，不过八卦对象应该局限在科学家和科学本身上面。 　　 昨天晚上欢迎吕喆总统的宴会上，再度说了一句关于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争执的那件老事，其实，我所以提到这个事情是因为刚好《南方周末》有篇书评说到这个事情未来还是要等物理史来论个是非清白（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483do=blogid=499780 ），因为即使是在西方科学界，这也是个大问题。当然，作者也说，和牛顿莱布尼茨之争的惊心动魄相比，这个还是要稍微弱一点。 　　 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我是一点都不懂的，我猜测非理论物理专业的各位懂得的也有限。不过，它很重要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它给出的结论改变了人们以往对于这个东西的广泛认知，这里说的广泛也是局限在理论物理学界内。 　　 不过，咱们中国人很神奇，哥德巴赫猜想几乎是全民都知道的一个数学难题，而 宇称不守恒同样也是，我很难理解这么古怪的名词怎么会在中学教育界这样的体系内都广为大家知道的呢？也许是因为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物理学上的第一个世界级的大成果吧，也许杨李之争也使得这个概念继续发酵，乃至更多人愿意去念出这个古怪的名字来，以显得自己不是被科学前沿完全忽视的人。 　　 昨晚，就杨李之争，二傻的话给了我很大的促动。 　　 他老人家认为，看杨李之争，如果我们很难就事论事地来评判个两人高下的话，那么可以看他们俩位大牛人以后的作为。杨振宁先生以后做的yang-mills场，一样是很扎实漂亮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在物理学上的建树不是靠着一时的灵感，而是一步一步扎实地推进下去的，后面的工作即使不能完全反应出前面工作的内容与实质，但是至少也可以反应杨做科研工作的基本风格，从后面的研究看，这一风格是完全理性的、稳扎稳打的。且不止规范场论如此，杨的其他工作也如此。 　　 而反观李政道先生，虽然在和杨分手后，也有一些不错的工作问世，但是总体而言，和杨的几个标志性工作相比，那还是差了一些层次。再后来，大约80年代后期，李开始玩设备，不时地倡议中国搞加速器等设备，并开始玩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了，和一群艺术家混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走上了一条显得不十分（也许九分）正统的道路。大家如果关注过中国科学院高等物理研究所的所标，也许知道这正是李政道先生启发一位著名艺术家（李可染还是谁）画出来的。 　　 好，我们不说二阶闲话，再回到一阶闲话上来。 　　 从后面的工作来推断，杨振宁是踏实的科学家，也有一定的想象力，而李政道则是思路随意挥洒的潇洒型艺术科学家，玩Idea是他的强项。 　　 这可能正是李政道一直在强调自己是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最初想法拥有人的缘故，他老人家大概在年轻时代也是如此天马行空地想、狂放不羁地想、乃至不着边际地想，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思路和奇思妙想出来。 　　 但是，科学的东西还是要靠证明或证实的，要么理论上完整地用数学方法证明或证伪某个结论，要么使用实验观测数据显示你的猜想是正确的。 　　 要证明李政道的想法靠谱，单靠李政道本人的努力我认为根本是无法完成的，李政道也许还可以提出更多的想法，每一个也许依然是惊世骇俗的，但是，他老人家证明起来不会特别得心应手，而这恰恰是杨振宁的强项。 　　 在科学上，究竟是原始的想法重要，还是有方法证实这一想法重要，我认为其实后者更重要。打个不太合适的比方，我个人虽然和杨李相比，都是人家的高阶高阶无穷小，但是我是每天都会冒出N多新想法的人，所以我觉得想法一分钱都不值，你如果愿意从我这里拿走一些想法，随便，我这里一分钱不要，如果你真的想要，我还要倒贴呢。 　　如此， 用自己的自然科学功底去证实一个想法是否正确才是大科学家更应该关注的事情。天天天马行空地想，并用一张两张的画去体现去那冥想的样子，那是艺术家应该去做的。 　　 当然，有人会用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来说明天马行空也是有价值，甚至更有价值的，我只好奚之，天才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常人是不能奉为圭皐的，因为他的话可能只适合于天才本人。大家也许不知道，天才往往会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容易觉得其他人也应该是天才才对，或至少是二分之一个天才：你们为什么不能和我爱因斯坦一样呢？完全应该一样嘛！我又没有长两个脑袋！ 　　 爱因斯坦也许是在掌握了当年几乎所有自己需要掌握的知识之后才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此时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知识不再重要，因为他已经有了；但是他还需要知道上帝偷偷地布下的更大的局，那个就得靠想象力了。 　　 而李政道先生想象力丰富而知识底蕴明显不如杨振宁先生，于是，这个规律的发现只能是他们两个共同完成，甚至，在实际的证明过程中，杨先生的作用远远大于李先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追根溯源，李政道先生似乎也有说不完的委屈，他有真相，还能提供证据，啥啥啥的，架就是这样吵起来的。而且即便再吵100年，也还有得可吵。 　　 “中国基础数学研究第一人”（记者封的，我想数学界没人会认这壶酒钱），中国的杨乐院士，和张广厚先生在我们基础数学之外的人都不懂的什么亚纯函数与整函数论上的贡献，大约有相同的困境，虽然因为张先生早逝，两个人的贡献大小之争没有形成真正的争执，不过，如果真的会有一争，也会和杨李之争一样，而实际上，两个人的贡献不可偏废，都有巨大贡献，说谁第一谁第二，真的有点困难。当然，这个实际上没有的杨张之争肯定是杨李之争的高阶无穷小了，本来函数论就只是基础数学的一个分支，和杨李研究的宇宙相比，更抽象，也更缺乏和大家生活贴近的意义。所以，即便掐，也没有围观的价值。 　　 在杨李分开后的日子里，两位牛人都各有各的成就，杨先生的成就则似乎超越了原有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尽管没有再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对于大师来说，诺贝尔得过一回就足够了，爱因斯坦先生不也就一回嘛，还是他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光电效应。 　　 中国人的名位或利益之争，多是一地鸡毛，其实，更好的争执方式是做出比合作时再好一些的科研成果来给大家看。 　　 再说到高阶高阶无穷小的俺自己，俺们在应急管理方面也一度有所谓一争，后来，自己玩自己的应急管理，出版完了三本书，基本奠定了整个现代应急管理的框架体系和核心内容，然后发表的文章也在逐次超过以前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在逐步加深加宽。于是，几年前在应急管理发展上和一些研究生院老朋友的争执也就自然沉淀下来，不客气地说，就现在这样的状况而言，之前在一起工作过的几位朋友们怕连我的对手都算不上了，再想之前总在设法把我的研究限定在他们给出的轨迹上，就愈发觉得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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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之争 历史收藏

热度 2 xupeiyang 2011-10-21 13:18

青年时期的杨振宁（右）和李政道，两人于1962年终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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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李政道与杨振宁恩怨始末：署名次序引发决裂

热度 3 wzhq20082008 2011-10-4 15:34

《李政道传》披露与杨振宁恩怨始末 2009年12月07日17:33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曾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两位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内情究竟如何？即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首次详细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 “这是这桩学术界的豪门恩冤首次系统展示。”出版社编辑对本刊记者说。 书的作者身份同样值得一提，他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季承。季承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二人有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 尽管李、杨分裂已长达半个世纪，如今他们已分别83岁和87岁高龄，但是时间并没有消弭他们之间的恩怨。读《李政道传》，二人的恩怨贯穿其间，其详尽的细节直击人性深处。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各执一词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 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态度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季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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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随笔]由李政道先生光荣退休再议取消政治课

热度 6 blueyye 2011-9-25 21:08

物理学诺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日前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光荣退休，李先生对物理学和高等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彪炳千秋，在此遥祝李先生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遥想先生当年若不从浙江大学转学西南联大受益于吴大猷等荐举，若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受教于一代物理学大师费米等，很可能因为在浙大的学籍记录中“三民主义”课程不及格（值得强调的是这丝毫无损于先生的伟大）而影响前程，不仅会埋没 31 岁获诺贝尔奖的奇才，而且不会有改革开放后持续十年增益中国英才的 CUSPEA 项目和中国的博士后制度等，由此可见诸如当年“三民主义”一样的如今的政治课及其考试真该取消。 取消政治课和政治考试，让科技人才专注于科技，让学术人才专注于学术，于人才和社会均有效益，何不乐而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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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政道开启人生新旅程

热度 2 Fangjinqin 2011-9-21 21:33

李政道开启人生新旅程 清华校友网发布日期：2011-09-21 年底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退休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官网消息，李政道在该校勤奋耕耘近 60 年后，今年年底将作为全校级教授退休。近日，该校校长李·鲍林格在校长住宅特为李政道举办招待会，以示敬意。在招待会上，鲍林格列举了李政道在物理领域的学术成就。 鲍林格说：“李政道已 84 岁高龄，仍继续做研究工作，推动粒子物理前沿的发展。”“在每个重要方向，他无比卓越的贡献代表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学术界的最高水准。” 李政道在招待会前接受采访时说，回顾物理学的主要成就，“非常大一部分的进展是在这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做出的”。在展望哥伦比亚大学下一代物理学家的研究前景时，李政道认为会跟前辈一样，“虽然我不能预测他们究竟做什么，但是他们肯定会做出突破性的工作，就像过去那样”。 李政道的科学研究，论文集有 2400 余页，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天体物理、统计力学、场论和湍流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还解决了当时几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他在粒子物理上的前瞻性思想，为位于日内瓦的大型质子对撞机（ LHC ）可能做出的新突破提供了理论基础。 哥大物理系主任威廉姆·查克表示：“李政道对本系、对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整个物理学界的影响之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被问及在哥伦比亚大学专业生涯中有哪些亮点时，李政道反问：“这就像在黑暗的夜晚仰望天空，你能说出最喜欢哪一颗星吗？”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以外，李政道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科教事业发展，并且为中美科研和教育的国际交流做了很多事。他还担任了科学时报社形象大使。 李政道从没有自满松懈，他的学术步伐从未慢下来。在这次招待会上，他向与会者散发了一本 231 页的论文集，里面收集了他自 2006 年至今发表的研究论文。在这本论文集的扉页印着孔子的一句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谈到退休感想，李政道说：“这就像从事园艺工作，你可能不再去培育新品种，但是你能够继续将现有的美好东西延伸下去。” （王垂林） 中国出生的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哥大另一位名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恩里科·费米教授，他与奥本海默被并称为原子弹之父。 1951 年，奥本海默聘请李政道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员。奥本海默称赞他为当时已知的科学家中最聪明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奥本海默说，李政道工作具有“突出的创新力、活力和技巧”。 1953 年，哥伦比亚大学聘请李政道为助理教授，当时系里已获得诺奖或后来获得诺奖的就有十余人。他加入了一个阵容可能最为强大的物理系。 1956 年，李政道晋升为哥伦比亚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一年后，年仅 31 岁的他荣获诺贝尔奖，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 转自《科学时报》 2011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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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政道被逃课

热度 2 Fangjinqin 2011-8-11 10:49

李政道被逃课 清华校友网发布日期：2011-07-07 　　抗日期间，清华与北大、南开大学一道迁至昆明，合并成西南联大。转学西南联大的李政道选修了叶企孙的电磁学课，虽然叶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幽默有趣，还吸引了不少外系的学生，但李政道却只顾低头看书。 　　这学生又不缺课，来听课了，却又不认真。叶企孙脾气修养好，从不责骂学生，只是有意或无意地提问李政道，李政道从来都对答如流。一次下课，叶企孙特意来到李政道身边，问李政道在看什么书呢？李政道一时满脸通红，尴尬万分，只好把书给叶老师看，等着老师的责骂。叶企孙翻到封面，此书原来是李政道从图书馆借来的电磁学高级教程。 　　“你能看懂这本教材吗？”叶企孙和颜悦色地问。 　　“能，快看完了。”李政道怯怯地回答。 　　“既然都能看懂这本书，还来听我的课不是浪费时间吗？”叶企孙仿佛在问李政道，也仿佛在问自己。 　　李政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低头不语，只是愣愣地站着。当时是个师道尊严的时代，怎么能不认真听老师的课呢？何况听课是学生的天职。 　　还是叶企孙打破了沉默，依然微笑地说：“以后再有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听了，我批准你免课。但实验你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李政道就再也没听过电磁学课，独个儿在图书馆研读一些专家的著作。叶企孙为了检验教学效果，特意组织了一次考试。李政道一气呵成答完了试卷，并第一个交了试卷，心想不得满分，也应该接近满分。考试成绩出来了，李政道只有 83 分。 　　他拿着试卷，心想总不止那么少分吧，但也不敢去问老师。然而叶企孙却主动找到李政道，说：“也许你不理解为何只给你 83 分。你的理论成绩几乎得了满分，但实验成绩拖了总分的后腿。如果实验不行，理论分数永远不可能得满分！” 　　从此，李政道总是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把理论和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极大增强了他的思维能力，激发了他对物理的兴趣和天才，以至于一些高年级学生遇到不懂的问题都来请教他。 　　 1946 年刚过春节，政府选派数理化三方面的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于是叶企孙力排众议推荐了最具天才的李政道。要知道，彼时的李政道还是二年级学生，没满 20 岁。而叶企孙破格推荐如此年少之人赴美，一时引起各方争议，轰动了西南联大，后来也成了西南联大的佳话。 　　仅仅 11 年之后，时年 31 岁的李政道和师兄杨振宁一道便在美国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华人首次荣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成为一代国际物理大师，固然有其天资聪颖，在他成长中受到了很多前辈的关怀，但他最难忘的就是在西南联大被逃课的经历，是叶企孙的因材施教和不拘一格，激励着他抛弃了形式主义，不去浪费无谓的精力，聚精会神直逼事物的本质，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彭龙富） 转自 羊城晚报 201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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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靠什么出名？

热度 4 DNAgene 2011-7-1 14:50

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兴趣驱动，不在乎名利。 但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很少，包括牛顿－莱布尼茨之争、杨振宁-李政道的矛盾。。。都是名利纠纷。像牛顿这样的人物况且求名逐利，普通科研人员追求名利也就不要有任何不好意思了。 虽然我们可以爱好名利，但提倡大家要“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样我们学术界才会逐渐走入正轨。 在学术界靠什么出名呢，怎样获得名誉才算是“取之有道”呢？看看两位国际上的前辈给我们的建议吧！ Ten Simple Rules for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a Scientific Reputation Rule 1: Think Before You Act Rule 2: Do Not Ignore Criticism Rule 3: Do Not Ignore People Rule 4: Diligently Check Everything You Publish and Take Publishing Seriously Rule 5: Always Declare Conflicts of Interest Rule 6: Do Your Share for the Community Rule 7: Do Not Commit to Tasks You Cannot Complete Rule 8: Do Not Write Poor Reviews of Grants and Papers Rule 9: Do Not Write References for People Who Do Not Deserve It Rule 10: Never Plagiarize or Doctor Your Data 看完之后发现，在国际学术界出名并不太难，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会来会去等似乎也不是必须的。我等小辈只要洁身自好、努力工作，还是有希望的。 我个人的看法，老老实实的科研人员最难做到的可能是第9点。其他的通过自律不难做到。 如果无法下载全文，可发邮件找我帮助。dkniu@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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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百年杨振宁李政道题字

热度 2 laojing 2011-4-24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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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改行从事干细胞？

热度 4 vpssa 2011-3-10 19:48

刚刚看到一篇标题“李政道HLA实验室落户徐州”，吓了一跳。李政道要改行从事干细胞研究？ http://news.163.com/11/0310/06/6UP1P1SS00014AED.html “李政道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实验室近日在徐州市中心医院揭牌成立。HLA配型及其诊断，是开展非亲缘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的重要环节。该实验室建筑面积400平方米，一期投资500万元。实验室的检测数据将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等国内外相关机构并网。 ” 这个李政道是应该不是获诺贝尔的那位吧？这个标题真是诱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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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难，论功更难

热度 2 sheep021 2011-3-7 20:39

刚刚写了一篇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发明了青蒿素，命也？ 运也？ 却发现科学网上有个叫刘天伟的博主，对此事颇有异议： 知情者：青蒿素最初编号是澄清其发现历史的重要一环 。 说白了，就是到底是谁在发现青蒿素这一历史性发现中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谁才是第一发明人，这一问题似乎还有争议。作为局外人，笔者不好说什么。只是觉得这种争议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用中国一句老话说就是：“生意好做，朋友难处”。 众所周知，李政道和杨振宁共同获得的诺贝尔奖之后，两人也就荣誉问题闹起了矛盾。见： 华人 诺贝尔奖 内幕： 李政道 与 杨振宁 荣誉之争 李政道，1957年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物理奖。同时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襄赞者，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本书精彩透析了李政道不凡的成功道路。浅俗曼妙地阐释了宇称不守恒定律的产生真相及物理科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本书也是中国科学发展和教育决策的历史侧面反映，首次披露文革年代李政道的忧国情怀和相关高层内幕。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毅然揭示李政道与杨振宁半个世纪学术恩怨的内幕，科学界并非精神净土，书中勇敢披露的事实，对时下学界的伦理困惑，有重大警示意义。 本博无意评说此书的内容是否属实，但我敢说，如果再有一本《杨振宁传》问世，两书的内容一定会有冲突。这就是典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外人很难撇清。就是当局者自己也未必能够撇清，到底谁的贡献更大一下。每个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做出的贡献更大一些。这和小品“五官争功”没啥两样。 类似的争论在整个中国科研界屡见不鲜。就是在国外也屡见不鲜。 科研难，科研成功之后，论功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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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推荐朱光亚

热度 1 venking 2011-2-28 10:48

1945 年，朱光亚在西南联大毕业，与李政道一同被吴大猷教授选中，担任吴教授去美国考察时的助手。李政道留在美国，朱光亚获得博士学位后，于 1950 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先后任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的教授，曾参加抗美援朝有关工作。 1955 年调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办物理研究室（归二机部领导，后称技术物理系）。 1957 年，钱三强决定推荐朱光亚担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物理实验室的副主任（钱三强兼任所长和该实验室主任，何泽慧为副主任）。 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 朱光亚与年长的常务副主任何泽慧，工作关系很协调，也受到青年们的爱戴，还担任过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当时年龄只有 33 岁。 1959 年，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将调离。在一次党组会议上，这位老部长说：“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将来由一位将军来负责，将来要调一大批我国的科学技术专家来参加工作。在这位将军与科学技术专家之间，应该有一位既是科学家，懂得科学技术，又能做组织工作的人。对于这样一位人选，希望三强能考虑一下，提出方案。我要走了，就是这件事放心不下。” 一个星期后，钱三强在党组会议上提出建议，由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 后来谈到为什么推荐朱光亚时，钱三强说： 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 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 第三，能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因而他可以调动整个研究室里力量支持新成立的研究机构； 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 钱三强的提议，经党组讨论，顺利通过。“实践证明，他不仅把胆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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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子的质量是可以量出来的

sheep021 2011-2-21 15:21

李政道提出“ 时间子 ”概念 “时间子”这个名词是李政道先生命名的，他笑言：“‘子’是孔子、老子的子，假如这个理论证明是正确的话，时间子将是很特殊的、与‘时间’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 也许时间子的质量是可以量出来的，但是“一尺之 捶， 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 不知道时间会不会跟物理学家们玩一个“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如果是那样，时间子的质量还真不好确定啊 顺便提一下，动物园里的大象，也有“象子”哦。“象子”的质量是可以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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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提出“时间子”概念

热度 9 kexuechuanbo 2011-2-20 18:29

《科学时报》 (2010-11-04 A1 要闻 李政道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钟华采访时，论及他近两年来提出的“时间子”概念。 耄耋之年的李政道依然活跃在物理学学术研究的前沿，他最近两年发表的论文竟有 7 篇之多。在一篇发表于《物理学年鉴》（ Annal Phys ）的论文《夸克和轻子质量矩阵的时间子模型》（ A Timeon Model of Quark and Lepton Mass Matrices ）中，他提出了“时间子”（ Timeon ）的概念和模型。 “时间子”这个名词是李政道先生命名的，他笑言：“‘子’是孔子、老子的子，假如这个理论证明是正确的话，时间子将是很特殊的、与‘时间’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 在这个理论中，时间子的存在决定将来跟过去的分别。将来和过去怎么区分呢？每个人都知道时间不会倒退的，可是为什么不能倒退呢？时间子理论就是探讨这个很基本的问题的。但是，这个理论如何证明呢？他指着论文说：“这篇论文就是分析什么样的实验能帮助验证‘时间’的来源。这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也有密切关系。” 还将有一篇论文，我们的 PREPRINT 还没印出来的，这个是2010年初发表在《中国物理》杂志上的，这个也许是2011年初发表，这个是讲 HIGGS ，这个是要实验的，可是现在机器还没做好，这个实验还没开始做，我们在理论上有些预论。这篇文章也是跟刚才相连的，这个 TIMEON 叫“ 时间子 ”，它的存在是可以分别将来跟过去。将来跟过去怎么分别呢？每个人都知道时间不会倒退的，可是为什么是不能倒退呢？我这个理论对不对呢？ 假如我这个理论证明是正确的话，这个“子”可能会跟孔子、老子差不多重要的。因为“时间子”可以分作将来和过去，这个可以实验来证明，这个实验里面跟大亚湾有关系。实验可以证明 不跟 完全一样，你也可以修改。如果这个理论正确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证明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假如，为什么我们的宇宙有将来和过去的区别，这是很自然的，就是左跟右。 当初宇称不守恒，就是为什么左跟右有分别，当然你会说为什么左跟右会有区别，你有两只手，可你有两个手，也有可能是反过来的，对你有分别，可有可能对别人是相反的，总和可能是没有分别的。而宇称不守恒就是说，总和起来，还是有分别的。这个就是要证明，时间就是有过去和未来之分的，而且假如这个理论是对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假如，那么时间子的质量是可以量出来的。制造出时间的将来过去的那个时间子的质量，它有它的固定的性格的。 我们研究的这些问题，你会觉得很空虚，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空虚的东西严格地推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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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振宁和李政道矛盾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作用

chrujun 2010-12-8 21:08

应该说来，我们在科研领域设计了不少好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往往发挥不了好的作用，中国人总能想到规避手段。于是乎，科研经费的获得往往取决于关系，而不是科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蒲慕明教授的观点有道理。中国科研的很多问题，往往不是体制造成的，应该从科学家本身去找原因。 然而，仅仅认为科学家自律能力差导致中国科研环境出问题是不够的。应该从历史轨迹看中国科研的一系列问题。在这里，我们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矛盾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杨振宁和李政道青年时代在中国长大，在美国体制下做科研，在年青时代就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却在功成名就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目前披露的有限资料来看，他们的矛盾起源于论文署名顺序问题。杨振宁认为他是长者，也提携李政道不少，应该署名第一。而李政道认为该按照字母顺序来署名，他应该署名第一。 由此可以看出，杨振宁的观点来自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而李政道更坚信西方文化观点。因此，两人的矛盾开始了。 此外，李政道也受中国文化里名不正则言不顺影响。于是乎，论文署名顺序在两人看来就非常关键了。即使到了今天，很多中国的导师还要在学生写的论文上署名第一，就是看中论文署名顺序中排名第一的重要性。 君为臣纲。论文署名第一，意味作是起主导作用的君，署名第二，就是低人一等的臣了。 两人为论文署名之所以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中国科研的影响是全方位、全尺度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对君臣关系的认可、实践和维护。 在这种文化里，科技管理者是君，科研工作者是臣。在科研工作者中，院士是君，其他人是臣。依次定义，各人的位置和顺序就注定了。 跑关系，就是对各种君臣关系认可和维护。 不跑关系，就无法建立君臣关系，也拿不到项目。 如果我们再看宽一点，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的矛盾，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子。 周恩来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与他对中国文化的精准把握有关。 由此看来，中国的科研环境要有实质性改善，需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魔咒。 中国文化的可怕之处是99.9%以上的人认可和实践它。想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人，连0.1%都不到，他们失败的命运，往往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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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政道：做学问是我一生的追求

jinhejiang 2010-11-7 19:07

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要创新，需学问；问愈透，创更新。在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用寥寥数语讲述了学、问与创新的关系。而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一直践行这种创新，为他热爱的物理学，为他挚爱的祖国。 祖国是他在谈话中频繁而又自然的字眼，尤其是谈到祖国高能物理的发展，能感受到他由衷的欣喜。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刚刚回国的李政道不顾旅途劳累，很快便开始了工作。接受记者采访时已近傍晚，李政道刚从创新中国论坛会场回来，还没来得及休息。但是84岁的他，谈起了中国的中微子实验，谈起了他正在进行的前沿研究，却是那么精神矍铄。在那些简单而又睿智的话语里，物理学变得如此美妙，令人神往，也许这正是科学的迷人之处，正是科学家的魅力所在吧。李政道先生笑着对记者说：怎么样？是不是想改行学物理了？ 在基础研究领域，祖国很有希望 李政道曾说过：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错过了经典力学的17世纪，错过了电磁学的18、19世纪，错过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20世纪，绝不能再错过21世纪。此次李政道回国，除了参加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外，还将参加大亚湾时代的中微子的中美学术会议。他向记者表示：21世纪，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将大有作为。 就他最熟悉的物理研究领域，他讲到：祖国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现在是很重要的领域。做这个领域前沿研究的有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不过现在重心已慢慢地移到东亚了。日本有Kamiokande（神冈核子衰变实验）、J-Parc（日本质子加速器研究综合体），我们有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再过几年时间，大亚湾实验的结果就要出来了，这在世界上是很重要的。在中美高能会谈结束后，大部分美方代表将去大亚湾参观。 祖国从高能物理所成立到现在的大亚湾时代，高能物理研究已站在领先地位。谈到这个情形，李政道发自内心地高兴。除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国在整个中微子研究领域的重心地位可以从学术论文的发表窥见一斑。李政道随手拿出他今年在《中国物理》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翻到参考文献部分说：你看，引文的文献作者一半以上是中国的物理学家，其他，也有日本、美国的作者，但最近这些年很多是亚洲人。世界科学的竞争性是很强的，欧洲在这一领域最近进步不多，美国仍很重要，而中国和日本在中微子领域可以说处在领先地位。在基础研究领域，祖国很有希望。 耄耋之年的李政道依然活跃在物理学学术研究的前沿，他最近两年发表的论文竟有7篇之多。在一篇发表于《物理学年鉴》（Annal Phys）的论文《夸克和轻子质量矩阵的时间子模型》（A Timeon Model of Quark and Lepton Mass Matrices）中，他提出了时间子（Timeon）的概念和模型。时间子这个名字是李政道先生起的，他笑言：子是孔子、老子的子，假如这个理论证明是正确的话，时间子将是很特殊的、与时间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在这个理论中，时间子的存在决定将来跟过去的分别。将来和过去怎么区分呢？每个人都知道时间不会倒退的，可是为什么不能倒退呢？时间子理论就是探讨这个很基本的问题的。但是，这个理论如何证明呢？他指着论文说：这篇论文就是分析什么样的实验能帮助验证时间的来源。这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也有密切关系。 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美与力量 采访李政道是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会客厅，厅内的四壁挂着李可染、吴作人、黄胄、华君武、常莎娜等艺术大师根据中心历届国际会议的主题所绘的画作。大师珍贵的墨迹点彩，在这方小小空间里展示着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美与力量。正如李政道曾经说过的，科学与艺术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与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关联的，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什么是美？自然本身就是美。自然现象有很多很多可能性，最自然地发生的事情是所有可能性的一个极值点，这个极值点是自然力要追求的，也是最完美的。这个观念与整个物理的发展是极为密切而且是非常有效的。物理定律有两种表述形式，一种形式是用概念描述的物理公式、定律；另一种表达方法是组织一个数学函数，来代表各种不同可能的物理过程，然后取这函数的极大或极小值，代表真正被观察的物理过程；极大和极小都是极值点。 谈到科学，李政道说：人的思想可以依照定量性的规律跟自然现象结合，这个定量性的关系是可以永远重复的。这个规律就是科学。种种自然现象的发生是有一定规律的。而我们能够用一种函数的极值点把这个规律表达出来，这便是科学的力量。 学术剽窃等于职业上的自杀 近年来，国内科学教育界出现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而且有加重的趋势。当谈起这个话题，李政道第一反应便是：这怎么可以？人家一下就能抓住的啊。在他看来，学术造假是太不可理喻的事情了。 在他的工作经历中，不仅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甚至也没听说过身边有造假、剽窃这些学术不端的行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很少，我们这个行业，偷东西是不会成功的。物理学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同样的情况下要出同样的现象，实验是可以重复的，科学不是某一个人才可以做出来。无论是谁，只要在相同条件下，依照固定规律都会做出同样的结果。所以，科学造假并不是说没有，但如果有，就会很快被发现。论文里面这样作弊，被发现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啊。 那么，在美国，如果学术作弊被抓住了会怎么样呢？他说：那首先他就没有工作了，学术剽窃就等于是职业上的自杀，他在这个领域就成了笑话了。在美国，学术作弊的人是没有一个学校或研究机构会聘用他的。 作为一位深受敬仰的著名科学家，大家一直很期待能看到一部李政道的传记。因此，今年1月，一本名为《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的书出版后，受到了广泛关注。此书作者曾是李政道所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但是，该书扉页上印着李政道/供图，这与事实不符。 李政道说：这本书的作者和我认识多年，他曾告诉我他有愿望写我的传记，并在两年前，我回国的时侯，将他已经写好的传记草稿送给我预读。由于我非常繁忙（最近两年已经发表了7篇论文），因此还没有看过该书的草稿。但是没有料到，此书会在2009年正式出版。 在采访过程中，李政道有句话让记者非常感动。他说：做学问、研究自然界规律，是我一生的追求，像呼吸一样不可缺少。 转自： http://www.cas.ac.cn/xw/zjsd/201011/t20101104_30029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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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答“钱学森之问”——点评

msxue2004 2010-11-1 13:22

李政道：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震聋发聩的疑问一直是教育界、知识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随着大师的远去，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引起了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民众的深思。 10月30日，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为论坛主席，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论坛主题，针对创新与人才培养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未来5～10年，对于中国到底能不能培养真正的创新人才，是一个最大的机遇期和挑战期。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王志珍在致辞中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动真格地从根本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又将失去最好的人才辈出的时光。 要创新，需学问 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求学时代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经历。李政道先生在主旨报告中如此给出钱学森之问的破解良方。 李政道从钱学森的求学之路讲到自己的求学经历。他认为，精英教育指精英的学生由精英的老师作一对一教导。执行精英教育的学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模式，也可以一位老师辅导三四位学生，但必须抽出时间一对一辅导。钱学森和他的导师冯卡门是如此，我和我的导师费米教授也如此。 回忆起西南联大时的经历，李政道十分感慨：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环境艰苦，物质条件很差，但培养了很多杰出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这段历史值得研究。 84岁的李政道还特别向青年学子们提出建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要创新，需学问；问愈透，创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对这一点很有感触，他认为，尤其对中国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其实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是题海战术，不是要求学生把一切问题都在课堂上解决。张杰强调。 张杰表示：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才，大学的灵魂是学术追求，大学的本质是创新。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学生受益终身的创造力、创新力和智慧。 呼唤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回归 近年来，大学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行了许多改革，如自主招生、大类招生、弹性学制、本科生学院制、通识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国际联合培养、双专业、双学位、第二学士学位、主辅修制、转专业、学分互认等。 不过，这些改革只是对原培养模式的修修补补，因为整体不到位，实际上离创新人才的培养理念还很远，教育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的：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 对此，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认为，大学和个人的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对于大学来说，文化是事业的灵魂；对于个人而言，文化是自立自强的根本，文化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 吴德星强调：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孕育，离不开深厚人文艺术底蕴的熏陶，离不开大学精神的传承，离不开名家大师的激励和引领，更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拼搏。 如今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出一代代有专业水准的小市民，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却将丧失殆尽。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指出，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到钱学森之问，都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缺失。 不少学者在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时，都会怀念西南联大。为什么就再也创造不出西南联大的辉煌？正如秦伯益所说：联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蓄，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诺诺地说一样的话，而珍惜有识之士能振振有词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王长乐提出，中国大学的发展受到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原因是缺乏传统、缺乏对大学的真正认识，以及大学发展的碎片化。同时，他也表示：在中国的大学发展史上可以看到许多今天我们尊敬的大学校长，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优秀的部分。蔡元培先生那封著名的辞职信，就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优秀、最光彩的部分，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培育创新土壤 行政化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用行政权力干涉教学事务的做法，使中国高校元气大伤。 教育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看待教育就应该像看待母亲一样，爱护她，敬畏她。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朱清时希望通过南方科大的实验来回答钱学森之问，探索出一条培养创新人才的中国之路。 从中国科大到南方科大，学术优先一直是朱清时所倡导的。多年的校长经历，使朱清时对去行政化有自己的理解学术（教授为主的委员会）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员主导来制定规章制度；依法治校，而不是谁权大就听谁的；尽量减少行政机构及其人员，重新设计行政机构，使其对交叉科学发展的阻力降到最小。 不是说，让教授当领导就行，异化成官员的教授更糟糕，应该反思双肩挑；也不是说，外行不能领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老干部虚心听取教授意见，照样成了教育家。朱清时说。 朱清时坦言，南方科大的实验是要交一笔学费的，但是他有勇气也有信心坚持走下去，给大家做个示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认为，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依法办学、政府管理、民主监督。他谈到，自己前不久写文章呼吁学生权利，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们希望学生有学校管、学校有政府管，因为他们认为这都是为我们好。在熊丙奇看来，如果对照学生自治、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中国还没有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 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熊丙奇尤其看重最基本的公民教育。他说：在合格公民都不能培养的时候，就希望要培养出拔尖人才，如同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希望长出参天大树，是不可能的。 就像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说的：中华文化中没有阻碍创新的基因。事有可为，事在人为。要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就必须以受教育者为中心，按照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来重建适合创新人才成长的教育土壤和学术土壤。 有鉴于此，由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科学时报社联合发起的创新中国论坛将从2010年开始，每年确定一个议题，广邀国内外有识之士交流研讨，希望通过系列交流与探讨，为国内创新氛围的构建和养成作出积极贡献。 本来看到的新闻标题是李政道与教育学者共答钱学森之问，在我看来国内没有后面的某某学者，都差不多是zhengke,所以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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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毙”了学生本该获诺贝尔奖的论文

cwhm 2010-6-1 05:28

1950年代，传统的观点认为，宇宙空间是左右对称的，由此可得出宇称是守恒的。当时的物理学家认为宇宙空间左右不对称是不可思议的，但就在1956年，三个青年大胆的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其中两位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但是还有一个人他比杨李还早三个月提出该理论，但是却因为导师朗道，他遗憾地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故事是这样的： 1956年这一 年，苏联物理学家沙皮罗在对介子衰变的研究中，发现了介子衰变过程中宇称不守恒。他向朗道介绍了自己的发现．朗道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宇称一直是守恒的，无论是在宏观状态还在微观状态，凡是与他的物理直觉不合的想法，必定是错误的。所以当沙皮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请他审阅时．他却连看也不看，若无其事地将它扔在一边。 几个月之后．中国旅美学者（中国国籍）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了沙皮罗已经发现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理 论，不久，又由吴健雄用实验做出了证明。第二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沙皮罗因为朗道的随手一扔，虽然发现在先，最终与诺贝尔失之交 臂。 朗道这次错误的自负断送了自己和沙皮罗的诺贝尔奖，不过好在诺贝尔奖委员会在他发生车祸的1962年年底把诺贝尔奖颁给了他以表彰他20年前液氦的 先驱性理论工作，不过沙皮罗就没那么好运了，诺贝尔奖离之远去... 附注：英文史料 (1) LANDAU HIS LIFE AND WORK (2) 朗道百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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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艺术——一个硬币的两面

pukin 2010-3-31 07:40

祖老师的博文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里开头一句话：【 说句不该说的话，科学网99%的博主没戏，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懂艺术 。 】，这句话使俺想起了10多年前在图书馆的一本杂志上读到的李政道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就是科学与艺术一个硬币的两面。 李政道这篇文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说的是上世纪美苏在空间技术竞争中，1957年11月苏联抢先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令美国朝野大为震动，举国哗然，深感耻辱。 美国一直是科技第一强国，为什么在太空科技的竞争中落后苏联了呢？各部门开始认真反思，寻找落后的原因。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原因原来是 美国的艺术教育落后苏联！也就是两国科技人员不同的艺术素养导致了美国空间技术的落后 ！ 我们现在的科学工作者【包括一些大牛】，有多少艺术素养呢？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仍然是停留在技术层次上，怎么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大师呢？ 所以搞艺术的祖老师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如果清华被我们改造了，那清华就可以改造世界 科学与艺术一个硬币的两面 ! 李政道博士的话，当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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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佩雷尔曼，才能调解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

大毛忽洞 2010-3-22 15:14

只有佩雷尔曼，才能调解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争论， 有时给中国的关系单位增加了一些工作量。 杨振宁来了，要换上杨振宁的标语， 李政道来了，要换上李政道的标语。 要做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思想工作， 也只有俄罗斯数学家 佩雷尔曼， 因为别人都不知道结症在什么地方。 诺贝尔奖，红尘数学：贾宝玉 VS 佩雷尔曼 （改写自一篇老博文） 数学家丘成桐将 庞加莱猜想 比喻为美妙的女子，（参看： 庞加莱猜想像女子一样美妙 ），然而数学的最高奖－菲尔茨奖（和 克莱数学研究所为庞加莱猜想的解决而提供的百万美元奖金 ）更像是戴在这位美妙女子头上的金钗，既动人的心，又撩人的情，更诱人的 。如此美妙的女子，一般人是根本无法接近的，围在她周围的都是世界一流的数学家。 诺贝尔为什么不设数学奖，据说也与 女人和数学家 有关，真是无巧不成书，历史和现实似乎演绎出一门新的学科－红尘数学。 贾宝玉生活在大观园，围绕在贾宝玉周围的，是一大群美妙的女子。可是贾宝玉偏偏只对林妹妹感兴趣，林妹妹死后，贾宝玉出家了。 红尘中的人，是无法理解贾宝玉的：没有了林妹妹，还有宝姐姐，还有那么多的二奶候选人、三奶候选人，四奶候选人，等等；此外，还有那么多的私有资产，还有可以代代世袭下去的官位，这些条件令多少红尘里的人羡慕啊！ 贾宝玉看破人间红尘，出家当和尚，似乎是对世俗中人的一种侮辱！ 佩雷尔曼是纯粹数学王国里的贾宝玉，似乎看破了红尘数学，拒绝把头戴金钗的美妙女子领回家，佩雷尔曼的做法客观上多少有些侮辱同行的味道。（牛津大学，杜 桑托伊语）。 贾宝玉在大观园里，违反了贾家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如果不是贾母的人性因素的保护，贾宝玉根本就无法生存下来。 我们还是看看佩雷尔曼违反了多少关于科研的清规戒律。 佩雷尔曼解决了 庞加莱猜想 ，独立发表了 3 篇文章： 第 1 篇， 2002 年 11 月，网络发表（ 39 页） The entropy formula for the Ricci flow and its geometric applications 第 2 篇， 2003 年 3 月，网络发表（ 22 页） Ricci flow with surgery on three-manifolds 第 3 篇， 2003 年 7 月，网络发表（ 7 页） Finite extinction time for the solutions to the Ricci flow on certain three-manifolds 那些红尘数学管理员们都是外行，他们根本无法判断佩雷尔曼 3 篇文章的价值。 请看数学家们是如何判断的。 媒体称有 三驾马车 直奔那位美妙的女子（庞加莱猜想），他们似乎都知道这位美妙女子抛绣球的日子（ 8 月 22 日 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 2006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 佩雷尔曼的工作（注意时间，时间说明了一切）： 2002 年 11 月，第 1 篇网络发表（ 39 页）； The entropy formula for the Ricci flow and its geometric applications Grisha Perelman (Submitted on 11 Nov 2002) http://arxiv.org/abs/math.DG/0211159 2003 年 3 月，第 2 篇，网络发表（ 22 页）； Ricci flow with surgery on three-manifolds Authors: Grisha Perelman (Submitted on 10 Mar 2003) http://arxiv.org/abs/math.DG/0303109 2003 年 7 月，第 3 篇，网络发表（ 7 页）。 佩雷尔曼自己孤独一人，没有马车，没有团队，没有群体，没有媒体，没有新闻发布会，佩雷尔曼徘徊和彷徨在真正的纯粹数学王国里，住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马车的人，都是结伴而行，直奔美妙女子抛绣球的地方。 第一辆马车于 5 月 25 日 出发： 布鲁斯 克莱纳 (Bruce Kleine) 和约翰 洛特 (John Lott) 的工作： 2006 年 5 月 25 日 ，在网络 arXiv 上贴出了他们的文章， 192 页： Notes on Perelman's Papers 第二辆马车于 6 月出发： Huai-Dong Cao and Xi-Ping Zhu 的工作： 2006 年 6 月，在 Asi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发表了他们的文章， 328 页： A Complete Proof of the Poincar and Geometrization Conjectures application of the Hamilton-Perelman theory of the Ricci flow Volume 10, Number 2 (June 2006) 第 三辆马车 于 7 月出发： 约翰 摩根 (John Morgan) 和田刚的工作： 2006 年 7 月，把他们的书发表在 arXiv 网络上， 473 页： R icci Flow and the Poincare Conjecture 注意到了吧， 三辆马车出发的时间相差不到 60 天， 庞加莱猜想， 100 年的难题， 60 天 就被三个不同（互相有竞争）的小组几乎同时解决了。 女子 真的很美妙，也不会在 60 天 内和三批男人私定终身。 十几年来，没有哪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能像 8 月 22 日 将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 2006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 (ICM2006) 这样引人注目。 因为在 ICM2006 的网站上，贴出了这样的消息 : 一个有 100 年历史的数学难题的证明，将在本届大会上宣布。 人们都在猜测，谁家男儿能接住绣球呢？ 丘成桐的好朋友 里查德 汉密尔顿 (Richard Hamilton) ，将在会上宣布： 庞加莱猜想。答案，已经无需再言。 7 年之后， 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又将奖金高达 100 万美元的千禧年数学大奖授予了佩雷尔曼。 佩雷尔曼获千禧年数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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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振宁的回应

热度 1 武际可 2010-3-22 07:48

大家知道， 李政道和杨振宁不和，已经很久了。以前看到不少文章论及此事，当事人李政道的说法也看到几次。终于看到了杨振宁先生的一篇文章，现转载于此。以供关心这个问题的网友参考。 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2010-03-21 杨振宁 中华读书报 　　《李政道传》 ( 简称《 2010 李传》 ) 是一本介乎传记与口述历史之间的著作，作者是传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于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与李合作的细节，而所说的或则没有包括全部事实，或则根本错误，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颇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应，以正视听。我要说的，只限于能够根据文献讲清楚的几件较大的事情。书中许多材料都源自 2004 年由季承领头编辑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 下称《 2004 解谜》 ) ，所以下面多处也要涉及此书。 　　 I. 　　《 2010 李传》 58 页有下面一段关于我 1948 年博士论文的文字： 　　第二个问题，虽然李政道给出了答案，但他那时正忙于天体物理的问题，没有深入去研究。吴大猷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后把答案写出来。李政道尊重吴大猷先生的意见，回芝加哥后在他所住的国际公寓里算这个问题。杨振宁来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计算，于是问李政道算什么，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这段文字讲了些事实，可是没有讲全部事实 (The 　 Whole 　 Truth) ，更没有 讲最重要的事实。事实是：当时有一个谜团困扰许多研究衰变的学者： - 关联 (correlation) 的计算往往是大算一阵子之后，发现许多项都互相消去，结果非常简单。 Uhlenbeck 和他的学生 Falkoff 就被此谜团困扰。 ，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 1950 年代最有名的核物理学教科书 Blatt 　 and 　 Weisskopf, 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 就多处引用了我的这些定理，例如： 　　杨的普遍定理也适用于此例。 ( 译自该书 1952 年版 639 页 ) 　　 ( 对称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个中心观念。我的这篇 1948 年的博士论文，后 来的杨 -Mills 、宇称不守恒、 1974 年的规范场积分形式等工作，都是关于对称的 工作，其中尤以杨 -Mills 的规范场理论为极重要。请参阅《 2009 　 Dyson 》。 ) 　　 II. 　　《 2010 李传》第四章多处明示或暗示李是费米的博士生，而杨不是；《 2004 解谜》第 14 问答中也如此说。这同样是只讲部分事实，以偏概全。 　　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证明一：费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过不少学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联名发表过理论物理文章 。证明二： 1948 年春费米为了弄懂 Schwinger 对重整化的工作 ( 这是当时最红的研究领域 ) ，每星期两、三个上午在他的办公室中讨论此工作。 ( 见《 1983 杨》 6 页 ) 参加的除费米外，有两位教授： Teller 与 Wentzel ，与五位研究生： Chew 、 Goldberger 、 Rosenbluth 、 Steinberger 与我， 没有李 ( 讨论了数周，结果由 Goldberger 整理成 49 页的文件。但 Schwinger 的计算很难懂，我们的讨论完全失败 ) 。证明三：费米出差的时候，常请我代课，从没有请李 ( 见《 2004 解谜》 110 页 ) 。证明四：费米于 1954 年 11 月 28 日 因癌症逝世，享年 53 岁。他最后住医院期间我专程自美国东岸飞往芝加哥去看他 ( 《 1983 杨》 307 页 ) 。李没有去看他。证明五：费米逝世以后， Segre 为编辑费米的全集邀我写了一篇文章 ( 《 1983 杨》 48 页 ) 。没有邀李。等等。 　　 III. 　　《 2010 李传》第六章提到了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所谓疏离是指 1952 年我们两篇统计力学文章的排名次序问题；《 2004 解谜》的第 8 问答也是关于此问题的。 　　首先，需要指出，整体而言，统计力学向来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不是李的领域。从 1944 到 1952 年，我单独在此领域发表过五篇文章，其中关于二维晶格系统自发磁化的文章是此领域的一个突破。李一生一共只发表过 12 篇统计力学文章 ( 《 1986 李》第一卷 viii 页 ) ，其中 11 篇都是 1952-1960 年间和我合作的成果，这清楚显示了他在此领域所处位置。而我们 1962 年分手之后，我在此领域继续工作，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 1967 年与 1969 年有关一维系统的两篇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1999 年我获颁 Onsager 奖，那是此领域最重要的奖项。近年我重新回到此领域，在 2008 至 2009 年间又已经发表了六篇文章。 　　至于前述引起排名问题的那两篇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 1951 年秋天李来普林斯顿，此时他尚未在统计力学领域有任何学术成果。我向他介绍了我上述那篇二维晶格自发磁化的文章，从此文开始我们企图进一步推广。《 2004 解谜》对这次合作是这样描述的： 　　当我 ( 李 ) 于 1951 年秋到达高等研究院时，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伊辛 (Ising) 模型。那时候，杨刚好完成了他的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想继续在这一领域工作。由于我在芝加哥时，曾听了乔和玛丽迈耶 (Joeand Maria Mayer) 的统计力学课，迈耶的凝聚理论总是使我入迷。自然，我们的讨论就很快集中到就伊辛结果向气 - 液相变的推广。 ( 《 2004 解谜》参考文献 235-236 页 ) 　　这两篇文章很有名，是经典文献，都是由我执笔写的。其研究态度与方法今天都公认为是我的风格。当时把两篇文章都签名为杨李，是正常的次序。可是我起先竟计划两篇文章的签名都把李放在前面，后来部分地接受了杜致礼的忠告，签名才变成一篇杨李，一篇李杨。这是什么缘故呢？ ( 《 2002 杨传》 207 页 ) 　　回答：《 1983 杨》 571-585 页表列了我 1981 年以前所发表的所有文章。根据这个表， 1945 年到 1956 年底我在美国发表的两个人签名的文章共有 13 篇： 　　依字母次序 ( 八篇 ) 　　 Fermi 　 and 　 Yang 　 1949 　　 Lee 　 and 　 Yang 　 1952 　　 Lee 　 and 　 Yang 　 1955 　　 Lee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 　　 Huang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Parity 　 paper) 　　 Lee 　 and 　 Yang 　 1956 　　不依字母次序 ( 五篇 ) 　　 Yang 　 and 　 Tiomno 　 1950 　　 Yang 　 and 　 Feldman 　 1950 　　 Yang 　 and 　 Lee 　 1952 　　 Yang 　 and 　 Mills 　 1954 　　 Yang 　 and 　 Mills 　 1954 　　不依字母次序的四位合作者，李以外的三位： Tiomno 、 Feldman 和 Mills 都感谢我带着他们写了文章，都和我是终身朋友。其中 Mills(1929-1999) 于 1999 年身患癌症，还参加了我在石溪的退休研讨会。更早在 1992 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庆祝我 70 岁生日的学术会议上他作了一个演讲 ( 《 1995 刘丘》， 199 页 ) ，其中头一段讲到他和我在 1953-1954 年的合作经过，翻译如下： 　　我十分高兴，也十分光荣，应邀为庆贺我的老朋友佛兰克杨写此文章。我很幸运，也很愉快，终身和他的名字并列。物理学者与学生在碰见我的时候往往说：哎呀，你就是杨 -Mills 的 Mills ？我就要解释我确实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些有用的贡献，但当幸运之神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时，我的经验尚浅，而佛兰克杨当时， ( 与现在 ) ，是既聪明又对比他年轻的物理学家十分慷慨。 　　 Mills 说我曾慷慨帮助比自己年轻的物理学家，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位就是李政道。我当时把他当作是我的弟弟，尽力培植 ( 《 2002 杨传》 506 页 ) 。 　　后来我曾尽力培植吴大峻 ( 哈佛大学教授 ) 。他也终身感激，在 1992 年的一篇名为杨教授与我的文章中他有这样几句话关于 1950 年代他和我的合作： 　　虽然杨教授对此文的贡献比我多，但是他不肯和我联名发表，因为他要帮我巩固我的学术地位。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一直到五年以后， 1964 年杨教授才和我第一次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 ( 译自《 1995 刘丘》， 448 页 ) 　　又有几句话关于后来 1964 年他和我的合作： 　　因为那时我已有永久聘书，所以杨教授终于同意和我联名发表文章。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我们的第一篇联名文章。此文章今天还常被引用。 ( 同上， 449 页 ) 　 IV. 　　《 2010 李传》 94 页有一段话提到李和我在 1955 年的一篇文章 (Phys.Rev.98,1501) ： 　　这篇论文是否定杨振宁和米尔斯上述论文的。杨振宁自己否定自己的论文 , 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 2004 解谜》问答 (8),38 页中也有类似的话： 　　 1955 年，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米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这篇 1955 年的文章很短，印出只有不足一页，而全文不但没有任何否定 1954 年杨 Mills 文章的意思，反而是该文的申延。此文第二段清楚地说明其用意： 　　杨与 Mills 在讨论同位旋守恒问题时曾经涉及此问题。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则是重粒子守恒所引起的同类问题。 ( 译自原文 ) 　　这样看来，李于 2003-2004 年接受访问时，恐怕并没有翻查原文；《 2010 李传》的作者于 2009 年恐怕也同样没有查阅原文。可是在《 2004 解谜》的问答 (10),45 页中李却说： 　　和杨振宁不一样，我说话一向是很谨慎的，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 　　 V. 　　《 2010 李传》与《 2004 解谜》都再三讲宇称不守恒思想之突破发生于 1956 年 4 月 8 日 或 9 日，说 Rochester 国际会议 (1956 年 4 月 3 日 到16 日 ) 结束后李与 Steinberger 就重奇异粒子的产生和衰变作详细讨论，在讨论中李想到赝标量是问题关键，说这是他的突破。《 2004 解谜》问答 (3),5-6 页上这样说： 　　 4 月 8 日 或 9 日，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 - 以外的赝标量，就可以试验 - 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 底线是我现在加上去的 ) 　　两页以后再说：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 1956 年 4 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赝标量 (pseudoscalar) 是物理学中的一个观念，它确是化解 - 谜最重要的钥匙。在 1954-1956 年间讨论 - 谜的文献中，它起先完全没有出现，第一次出现于文献就是在 1956 年 10 月李和我的那篇后来得奖的文章中 (Phys.Rev.104,254) ，这篇文章定稿于该年 6 月 22 日。 　　可是赝标量既非在 4 月 8 日 或 9 日出现于 - 谜中 , 也非李独自发现 的： 　　 (A) 赝标量出现的时间是 5 月中旬，是在苦思后顿悟出来的。铁证如下： 　　那几年 - 谜是物理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题目，在上述最重要的 Rochester 国际会议中我被邀请作关于 - 谜的总结报告。根据事后出版的会议纪录，李并没有做任何报告，也没有就 - 谜发言。我的报告自然特别专注于奇异粒子 (strange 　 particles) ，因为与都是奇异粒子。在会议之后两三个星期内，李和我的研究起先依旧集中在奇异粒子。后来经过了下面几个重要阶段，最后才发现赝标量的重要性 ( 《 1983 杨》， 26-31 、 183-188 页 ) ： 　　 1. 在五月初改变研究方向，不研究奇异粒子了，改研究衰变。 　　 2. 引进杨和 Tiomno 一篇 1950 年的文章 (Phys.Rev.79,495) 中关于衰变的观念，引入 C 与 C' 系数 ( 《 1983 杨》 190 页，注 7) 。 　　 3. 用了 C 与 C' 到衰变研究，然后作了一、二星期的大算，发现许多项相消，得到令人震惊的结论：原来过去多种衰变试验都并未证明宇称绝对守恒。 　　 4. 五月间我在 Brookhaven 报告此结果后， Walter 　 Selove 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项相消？我一时不会回答。 　　 5. 于苦思一两天以后 , 在五月中旬 ( 前后 ) 的一天才突然有了顿悟：要引入赝标量的观念才能懂为什么多项相消。 　　顿悟以后，我们像触电一样感觉我们和所有研究 - 谜的人，原来都非常笨，一直没有想到赝标量。那天的这个顿悟， 15 年以后李在《 1971 李》中，曾有声有色地这样描述 ( 中文翻译见《 2004 解谜》，参考文献 144 页 ) ： 　　在我们把齐格班的书通读一遍之后，重新用新的相互作用推导了所有的那些老的公式，我们就十分清楚了，在那个时候，甚至连一个能证明在衰变中宇称是守恒的实验证据都没有。这说明我们是多么愚蠢！应该有一个极为简单的理由，为什么所有那些复杂的干涉项 C*iCj 互相一一消除。当我们停止计算而思考时，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我们就明白了，缺少证据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没有人做过任何努力去从看来好像左右对称的安排中专门挑出赝标量进行研究。 ( 底线是我现在加上去的 ) 　　所以李于 1971 年还清楚地记得此顿悟，记得是在转换战场，改研究衰变，引进 C 与 C' 大算之后，是在 5 月中前后，不是在 4 月上旬。 　　 ( 事实上 , 如果赝标量之引入确实像李现在所说的那样，由他在 4 月 8 日 或 9 日发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于 5 月初引入 C 与 C' 大算衰变呢？为什么还要等吴健雄来做衰变中宇称不守恒的工作呢？ ) 　　 (B) 顿悟者是杨或是李？是杨。对此我没有铁证，但有 80% 至 90% 可信度的证明：达到顿悟最关键的一着是一个 C C,C' -C' 的转换 (transformation) 。 C 与 C' 是由我自我与 Tiomno 一篇 1950 年的文章引进的，是与对称有关的系数，而对称是我的专长 ( 见本文 I 节 ) ，所以才能终于想到了这不寻常的一着。 ( 详见《 1983 杨》 28-29 页 ) 　　这个转换及其不寻常的作用在《 1957 　 BNL 　 443 》第 18-20 页有详细的说明。 　　［上面 I 节所讲的当时 (1948 年 ) 的大算与本节所讲的 1956 年的大算，都因为利用对称原理，而可以化为不必要，显示出对称原理的深入重要性。对此重要性的敏感与认识是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一个特征。］ 　　 VI. 　　在《 1983 杨》的 29-30 页我曾描述 1956 年 5 月底前后我怎样写了初稿，打字后成为 Brookhaven 的 2819 文件，于 6 月 22 日 投稿到 Physical 　 Review ，此原稿当还在 Brookhaven 和 Physical 　 Review 期刊的档案中，可以复查的。可是多年后在《 2004 解谜》 23-24 页上却说初稿是李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 2010 李传》 107 页也持此说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手头没有文献以百分之百的可信度来回答此问题。可是有一个旁证：李于看到我的这本《 1983 杨》以后，出版了回应的《 1986 李》，题目是 Broken Parity 。 ( 此文的中译本见《 2004 解谜》 233-251 页 ) 文章对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文稿主要是由杨执笔的说法未提任何异议。 　　如果初稿是他写的，他在这篇他一生极重要的响应文章中会不提异议吗？ 　　 VII. 　　《 2004 解谜》中说： 　　 1956 年 4 月初我 ( 李 ) 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后，到 5 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一起写出了获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这些话显然是要表明，在宇称不守恒的工作上，李是主要的，我只不过是跟随的副手。 　　这个说法奇怪的颠倒了主从关系，与当时同行们的印象正相反。铁证如下： 　　在 1956 年 12 月初，我们那篇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吴健雄的实验正在进行中，但尚无结果。当时在求解 - 谜团这个重大问题的战场上，疑云满布，和我们竞争的劲敌是极有名的 Gell-Mann( 后来于 1969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 。他以为我们的文章有错误，就匆匆忙忙写了一篇短文寄给我；显然， Gell-Mann 以为发现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投下了战书 ( 但几天后他就发现我们的文章其实并没有错，又来信取消了他的短文 ) 。 　　他这封信很值得注意的有下面两点： (1) 在短文第一页右上方 Gell-Mann 写道 佛兰克杨：请于此文送印前告诉我你的意见。很明显，他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谁。 (2) 虽然我们的文章已发表，排名顺序为李 - 杨，可是 Gell-Mann 在全文中只引用杨 - 李，而从不用李 - 杨，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在他心目中李和我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怎样一回事。 　　 VIII. 　　李和我 1962 年决裂以后，是谁先在公众场合讨论宇称不守恒研究的经过，是谁先引起公开争端的呢？《 2010 李传》和《 2004 解谜》都指责我，说是《 1983 杨》一书起的头。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这样的。 1968-1971 年间李在多处作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包括在意大利的 Erice 、 CERN 、哥伦比亚大学、 Rutgers 大学等各处。许多听过他的演讲的人告诉我，他基本上是说宇称不守恒的工作是由他开始和主持，中间要 找人帮忙计算，就找了我。听后我当然感到震惊与愤怒，可是由于没有见到出版的文献，所以并没有作任何公开响应。直到十年后，我偶然在一本 1971 年出版的书中，看到了李 1970 年在西西里岛 Erice 的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ub-nuclear 　 Physics 的演讲 ( 即《 1971 李》 ) ，才了解传言并非虚构。这样，我才在 1983 年出版的《杨振宁论文选集》 ( 即《 1983 杨》 ) 中第一次作公开响应。 　　因此，李 1968-1971 年所作的许多演讲，以及其中的 Erice 讲稿的出版，才是我们之间所有公开论争的源头。 　　那么，李在 Erice 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根据公开出版的《 1971 李》，他演讲的题目是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全文共分三节，第二节讲的是 - 谜，其中最关键的一段，下面称为 (a) ： 　　那时，宇称算符 P 的真实含义还不清楚，至少对我 ( 李 ) 来说是这样。当然，我了解它的数学特征： P 应由一个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么正算符来表示，而在 P 的作用下，例如对于自旋为 1/2 的费米场，我们可以得到等等。我假设，衰变可用一个更加普遍的拉氏量来描述，它包括 10 项耦合常数，即通常的 5 项 Ci(i=S ， P ， V ， A ， T) 以及另外 5 项宇称破缺常数 C'i 。随后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由齐格班 (K.Siegbahn) 编的有关衰变的权威著作，和杨振宁一起系统地计算了所有可能的宇称破缺的效应。 ( 此中译文见《 2004 解谜》 , 参考文献 143-144 页。原文没有底线。 ) 　　这段文字的含意很明显：观念上的探索、进展都是由李主导，李带着杨做研究，杨的贡献只是做了些计算而已。 　　因此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于是在《 1983 杨》这本论文集中写下了一些我们多年来合作的细节，并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一直到今天，我在公众场合都严守自律，绝对不讨论我和李合作的细节。除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们和两个亲密的朋友以外，我从来没有向外人谈过上文 (56h) 所述的研究经过。此经过是根据我 1956 年及 1962 年的简单笔记而写的。本来我并不准备于任何时候发表这些细节，可是 1979 年的一天我偶然看见了 A.Zichichi 所编辑的书 Elementary 　 Processes 　 at 　 High 　 Energy,Proceedings 　 of 　 the 　 1970 　 Majorana 　 School(Academic 　 Press,1971) 里面的李政道的文章，才使得我改变了这个长期以来的决定。在这本书里 , 李的文章题目为〈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 其中他描述了一些涉及 1949 年我们合作的一篇文章与 1956 年我们合作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的细节。李的这篇文章隐示和暗含了 (implied 　 and 　 insinuated) 许多事情 , 关于他和我的关系、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工作 , 与关于衰变怎么搞进了 - 谜。全文没有讲关键的观念与战略是怎样产生与发展的 , 也没有讲宇称不守恒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我于 1979 年看了这篇文章以后 , 了解到我一定要在适当的场合把真相写出来。 ( 译自《 1983 杨》， 30 页 ) 　　为了回应，李发表了《 1986 李》。其题目是破缺的宇称。此文中译见《 2004 解谜》，参考文献 233-251 页。这一次有了一些细节 , 譬如提到了上面 V 节中的转折点 1 与 2( 改研究衰变与引入 C 与 C') 。而最关键的是其中的一段，下面称为 (b): 　　那时，杨和我对宇称算符 P 的实质意义都还不清楚。当然，我们知道它的数学特征： P 应当由在希尔伯特空间里的一个么正算符来表示，在 P 作用下，对自旋为 1/2 的费米场，可以得到等等。没有宇称守恒，衰变应该用一个推广的拉格朗日函数来描述，包括十个耦合常数，常用的五个是 Ci=(i=S ， P ， V ， A ， T) 以及另外五个宇称破坏的常数 C i 。 　　杨和我开始系统地用推广的宇称不守恒作用对所有已知的衰变现象进行研究。我们很快读完了齐格班的书，经常保持电话联系。我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全部的衰变分析。 ( 此中译文见《 2004 解谜》 , 参考文献 242-243 页。 ) 　　对比 (a) 与 (b) ，显然是看了《 1983 杨》以后，李觉悟到十多年前他发表的 (a) 语气不妥，是大患，于是删掉四个我字，略作修改，于 1986 年发表为 (b), 希望天下人都不去查阅原版 (a) 。 ( 可是编者季承不小心 , 竟把原版 (a) 与新版 (b) 都译为中文 , 印在同一本《 2004 解谜》中。 ) 　　 IX. 　　《 2010 李传》 199 页说 : 　　 ( 李 ) 这时他才得知 ,xxx 带头写信给中国政府 , 对 CUSPEA 计划表示抗议 , 迫使这一计划中途停顿下来。他们说 , 李政道搞的 CUSPEA 计划是丧权辱国 , 比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 　　在《 2008 李文选》 89 页上也有这样一段文字： 　　 1980 年春 , 洛克菲勒大学 (Rockefeller) 教授、数学逻辑专家王浩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他是专程来告诉我 , 有一封以一位极有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为首的信 , 信中对 CUSPEA 用了丧权辱国、比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之类文革式的大帽子。 　　我要在此郑重澄清：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写过这样的信，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反对过 CUSPEA 。事实上， CUSPEA 是李于 1980 年代初发起并主持的计划，安排中国学生到美国许多大学做物理系研究生，我对此计划始终是赞许的。我所在的石溪大学没有参加此计划，并不是因为我不赞成它，而是因为： ( 一 ) 石溪已经有多种渠道引进中国物理研究生，所以不必参加 CUSPEA ； ( 二 ) 我知道我不能和李共事。 　　 X. 　　李政道和我在 1946-1957 年间的合作非常非常成功。我曾说它当时被同行们羡慕和妒忌 (admired and envied) 。记得那时我也曾为苏轼给他弟弟的诗句所深深感动：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此生未了因 　　那时怎么样也不会料到我们的被羡妒的合作会演变成后来的悲剧。 　　 Pais(1918-2000) 是有名的爱因斯坦传《 Subtle is the Lord 》的作者。他跟李和我都曾是多年的朋友与同事。他对杨李的合与分写过下面的一段话： 　　我认为要了解其中真相 , 要对中国传统比我有更多的知识 ( 译自《 2000Pais 》， 177-178 页 ) 　　在众多讨论杨李之合与分的文章中，这恐怕是最有深度的一段话。 　　参考资料 　　《 1957 　 BNL 　 443 》：这是 Brookhaven 印出的一本小册子。号码为 BNL443(T-91) 。作者为李杨。在杨的著作中编号为 , 在李的著作中编号为 。 　　《 1971 李》：这是李政道在 Erice 的演讲。题目是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发表于他的 Selected 　 Papers,vol.3,p.475(Birkhauser,1986) 。中译文见《 2004 解谜》 135 页。 　　《 1983 杨》：《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 ,(Freeman,1983) 。这本书 24-32 页详细描述了 1956 年杨李合作的经过。 　　《 1986 李》：这篇文章叫 Broken 　 Parity , 发表于李的 Selected 　 Papers,vol.3,p.487-509(Birkhauser,1986) 。中译文见《 2004 解谜》 233 页。 　　《 1988 李》：《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 ,edited 　 by 　 R.Novick,(Birkhauser,1988) 。中译文见《 2004 解谜》 257 页。 　　《 1995 刘丘》：《 Chen 　 Ning 　 Yang-A 　 Great 　 Physici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edited 　 by 刘兆玄、丘成桐 ,(International 　 Press,1995) 。 　　《 2000 　 Pais 》：《 The 　 Genius 　 of 　 Science 》 ,edited 　 by 　 A.Pa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 2002 杨传》：《杨振宁传》 , 江才健著 ,( 天下文化 ,2002) 。 　　《 2004 解谜》：《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 季承、柳怀祖、滕丽著，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此书之繁体字版 2004 年由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二者的 19 条问答与参考文献都基本相同，但页数不同。 　　《 2008 李文选》：《李政道文选 ( 科学和人文 )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 　　《 2009 　 Dyson 》：原载《 Notice 　 of 　 the 　 AMS 》， vol.56,p.212 。中译文载《自然杂志》 31 卷 ,298 页 (2009) 。 　　《 2010 李传》：《李政道传》，季承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 (XYS201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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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十大科学突破

msxue2004 2009-12-18 14:04

12月18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刊登专刊《年度突破》（Breakthrough of the Year），评出了2009年十大科学突破。对Ardipithecus ramidus（始祖种地猿）化石进行阐释的研究成为本年度《科学》杂志最重大的科学突破。该原始人种居住在距今440万年前如今埃塞俄比亚所处的地区。这一重大的发现比Lucy的年代还要早1百多万年（Lucy是先前记录在案的最古老的原始人遗存的部分骨架）。这一研究使得研究人员更加接近了人类与黑猩猩所拥有的最后的共同祖先。 《科学》杂志的总编Dr. Bruce Alberts在一则相关的社论中说：有关Ardipithecus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早期人类进化的认识。它代表了来自9个国家有着不同专长的47名科学家为期15年艰苦卓绝加上高度协作的研究成果。这些科学家对15个石化动物和植物标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在今年10月，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家团队第一次对Ardipithecus进行了综合性的描述。这一研究刊载于2009年10月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的一期专刊上（ http://www.sciencemag.org/ardipithecus/ ）。在此之前，有关的化石记录所含有的比Lucy还要早的其它原始人类的例证非常稀少。 在对颅骨、牙齿、盆骨、手、脚和其它骨头进行分析之后，他们确认，Ardipithecus具有混合型的特征：既有与其祖辈（如中新世的类人猿）所共有的原始特征，又有衍生的特征，即那些只与后来的原始人类所共有的特征。 然而，其许多特征并不出现在现代的非洲猿身上。因此，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是：非洲猿可能自我们的最后的共同祖先之后已经进行了非常大程度的演化，这使得现在的黑猩猩和大猩猩成为研究人猿最后共同祖先以及理解人类本身自那以后的进化之不良模型。 实际上，Ardipithecus的最早化石是在1994年被挖掘出来的，但做出这一发现的研究团队非常谨慎，没有匆匆地将它们公之于众。相反，他们对其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详尽的分析和随后的材料整理，而专家们也将他们的化石送往世界各地不同的实验室进行评估。最后，共有47位作者对Ardi及其环境的整个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因此，这一科学突破所代表的发现和分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科学网相关报道： 科学家发现迄今最古老原始人骨骼 《科学》杂志2009年另外9项开拓性的科学成就如下： Fermi所探测到的脉冲星 ：NASA的Fermi Gamma-Ray Space Telescope帮助人们发现了过去所未知的脉冲星（它们是具有高度磁性并快速旋转的中子星），并对它们所发射出的独特的伽马射线有所理解。 科学网相关报道： 《科学》：独特双脉冲星系统证实广义相对论 雷帕霉素 ：研究人员发现，对一种关键性的信号通路进行调节可在小鼠身上产生延年益寿的裨益。这种结果是在哺乳动物身上第一次取得的。这一发现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些小鼠所进行的治疗是在它们已经达到中年的时候才开始的。 科学网相关报道： 美研制神奇抗衰老药 可延长哺乳动物寿命 石墨烯 ：在一连串的快速发生的进展中，材料科学家对石墨烯的性质进行了探索，并开始将该材料制作成为实验性的电子装置。 科学网相关报道： 《科学》发表综述文章评述新材料石墨烯 植物的ABA受体 ：搞清楚帮助植物在干旱的时候存活下来的某一关键性分子的结构，可帮助科学家设计新的方法来保护作物不受长期干旱的伤害，从而可能在全世界改善作物的产量，并对边缘土地上的生物燃油的生产有所助益。 科学网相关报道： 脱落酸受体研究取得突破 世界首个X射线激光 ：斯坦福线性加速中心披露了世界上第一个X射线激光。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研究工具，它能够对进行中的化学反应拍摄快照、改变材料的电子结构以及改变在范围广泛的科学领域中的其它无数种实验。 科学网相关报道： 美国家点火装置开始实验 揭秘世界最强激光产生过程 基因疗法的卷土重来 ：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将基因疗法与血液干细胞疗法相结合的策略。它可能成为治疗某种致命性脑病的有用工具。 科学网相关报道： 基因疗法为治疗帕金森氏症带来希望 单极子 ：在一次巧妙的试验中，对自旋冰进行研究的物理学家创制了可模仿磁单极子预测行为的磁涟漪，磁单极子是只有一个磁极的基本粒子。 科学网相关报道： 科学》：首次在实物中发现磁单极子的存在 LCROSS月球探测器在月球上发现了水 ：今年10月，NASA的一艘太空船上的传感器在一节失效的火箭残骸中发现了水蒸气和冰。该节火箭是科研人员故意在月球的南极附近对月球进行撞击时留下的。 科学网相关报道： 美国航天局分析撞月数据后确认月球存在水 对Hubble的修复 ：今年5月，由航天飞机宇航员对Hubble Space Telescope所做的最后修复使命使得该望远镜具有更为锐利的视觉及新的生命，并获得了来自它的迄今最为壮观的画面。 科学网相关报道： 美宇航员完成哈勃望远镜维护工作 此外，《科学》杂志还对2010年科学热点话题进行了预测，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癌细胞的代谢、Alpha磁分光计、外显子测序与疾病、多能干细胞治疗神经精神性疾病以及人类太空飞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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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语丝,记者田志凌]:李政道杨振宁决裂源于名字排序？

Fangjinqin 2009-12-12 17:42

新语丝 ( www.xys.org)(xys4.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 )◇◇ 　　 李政道杨振宁决裂源于名字排序？ 　　记者田志凌 　　2009-12-11南方都市报 　　两位诺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决裂恩怨是半个世纪来学术界的一大公案。 季羡林之子季承执笔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即将由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出版。季承称书中全面披露了李杨二人的恩怨内幕,包括杨振宁在学术大会 上演讲李政道在台下三次反对,杨振宁以年长四岁为由要求论文署名在李政 道前,从而引发矛盾等。 　　不过,方舟子昨日在自己的博客里发表不同看法,他举了一些论文的例子来说 明,两人的绝大多数论文都是李的名字排在前面。 　　还原大学者面目 　　季承告诉记者,这个传记酝酿了十年,但真正动笔的时间其实只用了半年,其 余时间都是在修改补充并等待出版。他七删七改,力图还原一个学者的本来面目。 　　书中记述了李政道的人生经历,包括当年蒋介石为什么拿十万美元让华罗庚、 李政道等去美国学造原子弹,文革时期李政道与江青的争论,中国少年班诞生 过程,李政道推动文革后期科技学术刊物复刊,李政道与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友谊等。该书也侧面讨论了新中国60年为何未能产生本 土诺奖得主的缘由。书中还特别讲述了李政道和妻子相遇、相知、相爱的故事。 　　据悉,季承与李政道有30多年的合作。1997年李政道在中国科学院高等科学 技术中心有一个办公室,季承长期给他做助手和顾问,还曾参与编辑出版《李政道 全集》等。 　　李先生对我写他的传记是支持的,也给过不少指导,提供过许多材料。季 承说,李政道为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图片和历史珍贵资料,全书30万字。中科院院 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作序推荐。 　　李杨不和源于名字排序? 　　李政道和杨振宁二人间的恩怨是华人学术界长达半个世纪的公案,争论的核 心问题是,有关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是李政道还是杨振宁先提出来?根据《李政道 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1956年大约是4月底或5月初的一 天上午,杨振宁来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 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激烈地反对,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 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 　　《李政道传》称,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分析, 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 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1957年11月,两人要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 道中,名字的次序都是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李政道传》中写道,没有想 到,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 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李政道感到很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 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1962年,《纽约客》准备 刊发《宇称问题侧记》一文,杨振宁又提出,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李政道 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 　　而据杨振宁的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 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 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传》还写道,2006年4月,美国物理学会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举行 庆祝宇称不守恒发现50周年学术会议,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参加了会议并作报告。 在杨振宁作报告时,李政道三次在台下发声表示反对,称:你讲的是不对的, 你刚才说的是不真实的等,会场里气氛紧张,鸦雀无声,报告匆匆结束。 　　方舟子:谁更在乎论文署名顺序 　　李杨二人是因为杨振宁争夺名次排序而引发矛盾么?昨天,学者方舟子在博客 里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找到三篇发表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论文,如果按姓氏英 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李政道都不应该排第一,但是他都排第一了,倒是杨振宁遵 循惯例把自己名字放在最后。 　　方舟子还列出李政道与杨振宁从1952年到 1962年共同发表的23篇论文,除了 第一篇是杨振宁排第一,其他22篇全都是李政道排第一。方舟子称,这么多篇论文 中,仅仅因为其中有一篇由于杨夫人的建议改变了一下李政道本人也不遵守的 国际惯例,就让李政道从此耿耿于心,谁更在乎论文署名顺序,不是很显 然吗? 　　昨天记者就此采访季承,季承表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方舟子说的也许是 事实,不过书中还涉及诺奖排名的问题,另外他们的分歧有些是排名问题,有些不是, 对这个故事我书里都写得很详细。季承表示,他在写作时抱着客观的态度,只是 记录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XYS20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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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方舟子第二次谈杨李之争：再说说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论文署名之争

yangfanman 2009-12-11 08:29

已搜过，无重复。 原帖在这里： http://xys4.dxiong.com/xys/netters/Fang-Zhouzi/blog/yangzhenning2.txt 再说说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论文署名之争 方舟子 前面说到，自1952年到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一起发表了23篇论文（不包括有第三者的论文），除了第一篇杨排第一，其他22篇全都是李排第一。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是在同一期Physical Review （1 August 1952, Volume 87, Issue 3）杂志上紧挨着发表的。也就是说，同一期杂志发表了他们的两篇论文，杨要求两人各在其中一篇排第一，这个要求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同一期的杂志还有36篇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论文，其中有16篇没有按作者姓氏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可见在当时，在Physical Review上，不存在李政道所 说的按作者姓氏首字母的顺序排列这一国际惯例，李政道因为杨振宁要求一篇论文的署名不遵守国际惯例，就对他心怀不满，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这一期杂志不按 国际惯例 排名的16篇论文如下： The Disintegration of Cs130 Alan B. Smith, Allan C. G. Mitchell, and Robert S. Caird The Coherent Neutron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of Nitrogen and Vanadium S. W. Peterson and Henri A. Levy The Disintegration of Ce144 and Pr144 Fred T. Porter and C. Sharp Cook Slow Neutron Crystal Spectrometry: The Total Cross Sections of Co, Er, Hf, Ni58, Ni60, Ho, and Fission Sm S. Bernstein, L. B. Borst, C. P. Stanford, T. E. Stephenson, and J. B. Dial The Stopping Cross Section of D2O Ice W. A. Wenzel and Ward Whaling Gamma- and Alpha-Produced Scintillations in Cesium Fluoride W. Van Sciver and R. Hofstadter Half-Life of 139-Min Dy165 R. Sher, H. J. Kouts, and K. W. Downes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in Films of Silver J. W. Beams, W. E. Walker, and H. S. Morton, Jr. Impurity Effects in the Thermal Conversion of Germanium W. P. Slichter and E. D. Kolb Gamma-Rays from Sc48 Bernard Hamermesh, Virginia Hummel, Leonard Goodman, and Donald Engelkemeir Azimuthal Variation of Cosmic Radiation for Zenith Angle 40 at =19 N B. Bhowmik and G. S. Bajwa A Narrow Angle Pair of Particles Produced in Hydrogen A. B. Weaver, Earl A. Long, and Marcel Schein Angular Distributions of the Be9+D Neutrons J. S. Pruitt, S. S. Hanna, and C. D. Swartz Narrow Angle Pairs of Particles from Nuclear Interactions J. J. Lord, Joseph Fainberg, D. M. Haskin, and Marcel Schein Magnetic Shielding Effects in Compounds of Vanadium H. E. Walchli and H. W. Morgan Polymorphism of ND4D2PO4 Elizabeth A. Wood, Walter J. Merz, and Bernd T. Matthias (XYS20091210) 方舟子的第一次谈杨李关系的帖子见：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7659 写得不错的评论见： 方舟子够狠：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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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语丝"方舟子: 也说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关系破裂之谜

Fangjinqin 2009-12-10 19:18

也说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关系破裂之谜 方舟子 新语丝( www.xys.org)(xys4.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 )◇◇ 　　 不久前我和何祚庥院士一起参加深圳卫视 22 度观察 节目讨论中国为什么 得不了诺贝尔奖，有位嘉宾称，是因为中国学者不能做到淡泊名利。何院士当即 指责其胡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就一点也不淡泊名利，还争名夺利，不也得了诺贝 尔奖 可惜节目播出时这一段被删掉了。 　　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后，反而更争名夺利，搞得两个人关系破裂， 成了仇人。几年前江才健《杨振宁传》出版时，就炒过这个话题。最近，据说与 李政道有 30 年亲密合作的季承写的《李政道传》出版，又旧事重提。据说，杨、 李关系破裂的导火线，是论文署名问题：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 的顺序排列，应该是 李政道和杨振宁 。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 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 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 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 宁的 夫人杜致礼 ( 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 ) 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 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 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 女人的第六感 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 这样信任。 （ 2009 年 12 月 07 日 瞭望东方周刊） 　　在物理学界，当时（以及现在）有很多人在发表论文时，署名按姓氏英文首 字母的顺序排列（这一点和生物学界很不一样），但是也有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 李政道自己在当时和他人合作写论文时，就几次违反他所谓的 国际惯例 ，让 自己成为第一作者： 　　 TD Lee, R Christian. Phys. Rev. 94, 17601767 (1954) 　　 TD Lee, K Huang, CN Yang. Phys. Rev. 106, 11351145 (1957) 　　 TD Lee, J Steinberger, G Feinberg, PK Kabir, CN Yang. Phys. Rev. 106, 13671369 (1957) 　　上面这三篇发表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论文，如果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李政道都不应该排第一，但是他都排第一了，倒是杨振宁遵循 惯例 把自 己名字放在最后。李政道自己定的 国际惯例 在对自己不利时就不遵守，有什 么资格去指责杨振宁呢？ 　　我们再来看看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合作。自 1952 年到 1962 年，两人一起发表了 23 篇论文（不包括有第三者的论文），署名情况如下： 　　 CN Yang, TD Lee. Phys. Rev. 87, 404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254 (1956) 　　 TD Lee, CN Yang. Il Nuovo Cimento 3, 749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2, 290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822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119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67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1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45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9, 1755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2, 1419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165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406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Lett. 4, 30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1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2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89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9, 1410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2, 1954 (1961)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6, 2239 (196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8, 885 (1962) 　　除了第一篇是杨振宁排第一，其他 22 篇全都是李政道排第一。如果杨振宁真的那么在乎谁排第一，起码也应该要求平分吧？这么多篇论文中，仅仅因为其中有一篇由 于杨 夫人的建议改变了一下李政道本人也不遵守的 国际惯例 ，就让 李政道从此 耿耿于心 ，谁更在乎论文署名顺序，不是很显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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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获得诺贝尔奖42周年纪念

tianli99 2009-12-10 14:39

一九五七年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合影，自左至右：博韦（Daniel Bovet，医学奖）、塔德（Alexander Todd，化学奖）、加缪（Albert Camus，文学奖）、杨振宁（物理学奖）、李政道（物理学奖） 一九五七年十月李政道、杨振宁两家在普林斯顿大学合影。后排自左至右：杨振宁、杨振宁夫人杜致礼、李政道夫人秦惠君、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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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的悲剧：也谈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破裂

gl6866 2009-12-10 11:38

这些日子科学网在热抄李-杨关于诺奖获得的合作，由于署名问题而导致关系破裂的事情，的确是很令人深思的。大家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是我国长期的思想惯性所致，因此我国也对于科学，尤其是纯粹科学的合作表现出格外的谨慎。不仅是我国，国外科学家也是如此。 李政道既然已经知道杨在署名问题上比较工于心计，也应在关键的时刻有所防范。可是当时可悲的是李政道可能由于年轻而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接下来，杨却激烈反对李所说的一切。在杨被李彻底说服后，杨又提出表示愿意与李合作。这说明杨似乎早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而且他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杨似乎有贪大求全思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我觉得这里有个问题，在纯粹科学中，关键是尽快发表自己的论文，而不是将所有的领域占领下来。尽快占领学术的制高点才是第一位的，剩下的工作可以让别人去做嘛。比如，爱因斯坦的论文，就是那么几页纸，却成为理论物理的巅峰。可他却没有找其他人合作过，论文发表好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基本与爱因斯坦没有关系了，剩下的事情都是其他人干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爱因斯坦在理论物理领域的领袖地位！如果说中国人在物理学领域中的这个重要工作，当时果真能有巨大的突破，就应该勇于敢，自己单独发表论文。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去获得什么大奖，而是对于自己的挑战。 李-杨当初的初衷是希望不让外国人看笑话，所以在诺奖颁奖时没有计较什么。但最终还是由于署名的问题导致关系破裂，还是让是外国人看了笑话。这又使我联想到我国本土发明人工 合成 牛胰岛素的悲剧，一个那么大的成果，却连烧锅炉的都上了诺奖的提名名单，据说达好几百人。最后诺奖委员会裁定，最多只能给三个人并列，可我国却报了四个，并说再也不能少了。结果，那次唯一一次获得诺奖的机会也就与我们失之交臂。这大概就是合作的结果吧。 杨-李的公案已经成为科学史的素材。但愿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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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关系破裂之谜

mqjiang 2009-12-9 21:19

本文转自： https://xys.c6.ixwebhosting.com/xys/netters/Fang-Zhouzi/blog/yangzhenning.txt 方舟子 　　不久前我和何祚庥院士一起参加深圳卫视22度观察节目讨论中国为什么 得不了诺贝尔奖，有位嘉宾称，是因为中国学者不能做到淡泊名利。何院士当即 指责其胡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就一点也不淡泊名利，还争名夺利，不也得了诺贝 尔奖可惜节目播出时这一段被删掉了。 　　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后，反而更争名夺利，搞得两个人关系破裂， 成了仇人。几年前江才健《杨振宁传》出版时，就炒过这个话题。最近，据说与 李政道有30年亲密合作的季承写的《李政道传》出版，又旧事重提。据说，杨、 李关系破裂的导火线，是论文署名问题：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 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 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 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 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 (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 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 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 这样信任。 （2009年12月07日瞭望东方周刊） 　　在物理学界，当时（以及现在）有很多人在发表论文时，署名按姓氏英文首 字母的顺序排列（这一点和生物学界很不一样），但是也有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 李政道自己在当时和他人合作写论文时，就几次违反他所谓的国际惯例，让 自己成为第一作者： 　　TD Lee, R Christian. Phys. Rev. 94, 17601767 (1954) 　　TD Lee, K Huang, CN Yang. Phys. Rev. 106, 11351145 (1957) 　　TD Lee, J Steinberger, G Feinberg, PK Kabir, CN Yang. Phys. Rev. 106, 13671369 (1957) 　　上面这三篇发表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论文，如果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 列，李政道都不应该排第一，但是他都排第一了，倒是杨振宁遵循惯例把自 己名字放在最后。李政道自己定的国际惯例在对自己不利时就不遵守，有什 么资格去指责杨振宁呢？ 　　我们再来看看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合作。自1952年到1962年，两人一起发表了 23篇论文（不包括有第三者的论文），署名情况如下： 　　CN Yang, TD Lee. Phys. Rev. 87, 404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254 (1956) 　　TD Lee, CN Yang. Il Nuovo Cimento 3, 749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2, 290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822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119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67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1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45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9, 1755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2, 1419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165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406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Lett. 4, 30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1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2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89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9, 1410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2, 1954 (1961)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6, 2239 (196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8, 885 (1962) 　　除了第一篇是杨振宁排第一，其他22篇全都是李政道排第一。如果杨振宁真 的那么在乎谁排第一，起码也应该要求平分吧？这么多篇论文中，仅仅因为其中 有一篇由于杨夫人的建议改变了一下李政道本人也不遵守的国际惯例，就让 李政道从此耿耿于心，谁更在乎论文署名顺序，不是很显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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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vs杨振宁：恩怨是非

msxue2004 2009-12-9 11:44

随着《李政道传》的面世，相信李与杨之间的恩怨是非又会在一次受到新闻界、学术界、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公说gong有理，婆说婆有理！ 下面列举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对中国大陆所做的事，暂且不说是贡献。相信功过是非自然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给出答案。 主要印象：一个做实事，一个动嘴皮子。 李政道： 李政道为中华民族振兴倾注满腔热忱，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访问讲学，30多年来不辞辛劳、殚精竭虑：1。倡议并创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2.倡导成立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3.积极建议和推动我国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4.帮助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建立高能加速器，建议和安排几十位中国学者到国外学习培训，为后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的建立和高能物理研究与实验的开展培养了科研骨干；5.促成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方案选择、设计和建设中都得到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帮助与支持；6.在中国科学院支持下，创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7.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成立现代物理中心；8.还将个人积蓄以自己和夫人的名义设立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优秀本科生见习科学研究。 杨振宁： 1.杨先生极力推动中国基础科研（向毛主席建议要重视基础研究并被采纳） 　　2.担任美国华协主席，极力促进中美科技文化交流 　　3.参加发起了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 　　4.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组织CEEC（与中国学术交流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进修 　　5.1982年，杨振宁直接写信给中国有关部门领导，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再次提出建议。 　　6.1983年，杨振宁倡议的冲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基金会在香港组成，杨振宁任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7.极力建议中国要优先发展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 　　8.促成香港实业家刘永龄先生设立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陈省生数学奖 　　9.任邵逸夫奖基金会理事、评审会主席 　　10.在陈省身先生所建立的南开数学研究所内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 　　11.帮助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院 　　12.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筹措大量资金，不久前还筹得1000万美元 　　13.为清华大学请来姚期智这样世界顶尖的计算机科学家（华人世界唯一的图灵奖获得者） 　　14.积极维护祖国统一，明确反对台独，指出合作兴，分则衰 　　15.积极参于保钧活动 附： 此前，国学大师季羡林仙逝时，他的儿子75岁的季承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如今，季承也继承传统，当起了作家。他10年磨一剑执笔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将于12月10日在北京首发。 出版方策划人胡劲华介绍说，这是首部反映诺奖中华第一人李政道传奇经历和精神的名人传记，该书首次全面披露了诺奖两位华人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半个世纪学术恩怨的内幕，以及其他重大猛料，极富传奇色彩和可读性。由李政道的助手季承耗费10年，7删7改写就，还原了一个伟大学者的真实面目，特别讲述了李政道和妻子相遇、相知、相爱的故事。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旅程中，爱情始终是李政道赢得事业成功和幸福生活的源泉。 12月7日，记者致电季承，问为何花这么多时间写这部传记，他说：真正动笔写作的时间，其实只用了半年，并不是十年。季承表示，写李政道先生的传，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写作的过程中，你可以学到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爱国者的优秀品质，净化自己的灵魂。他还透露说，传记的出版得到了李政道的全面支持，李先生给过我不少指导，提供过许多材料。对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至于李政道本人对传记是否满意，季承说他无从得知，因为据我所知，他虽然向我讨要过数本复印本，可是他研究工作很忙，可能还没有很好地通读。但我相信，如果他读了这本传记，一定会有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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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指相扣：李杨政振道宁VS杨李振政宁道

大毛忽洞 2009-12-9 09:38

十指相扣： 李 杨 政 振 道 宁 VS 杨 李 振 政 宁 道 杨振宁和翁帆，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都是十指相扣。 这样的十指相扣，是众所周知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十指相扣，就是两人的手指互相交错地排列在一起。 杨振宁和李政道当年发表文章时，如果署名采取十指相扣的模式，也许就不会出现两人反目为仇的局面。 十指相扣的论文署名模式： 李 杨 政 振 道 宁，或者， 杨 李 振 政 宁 道。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杨振宁和李政道（李政道和杨振宁）分道扬镳？ 也许是他们俩的中国文化背景！ 因为只有汉字才能实现十指相扣的文章署名模式。 杨振宁和李政道，毕竟都是得道的物理学家，就是吵架也是高人一等。 杨振宁的代理人是 江才健（撰写《杨振宁传》）； 李政道的代理人是季承（撰写《李政道传》）。 李政道和杨振宁 23 篇论文（不包括有第三者的论文），署名情况如下： 　　 CN Yang, TD Lee. Phys. Rev. 87, 404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254 (1956) 　　 TD Lee, CN Yang. Il Nuovo Cimento 3, 749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2, 290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822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119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67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1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45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9, 1755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2, 1419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165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406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Lett. 4, 30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1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2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89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9, 1410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2, 1954 (1961)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6, 2239 (196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8, 885 (1962) （以上数据来自新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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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与杨振宁分裂长达半个世纪 恩怨并未消除

xupeiyang 2009-12-8 13:52

李政道(左)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与杨振宁恩怨始末:署名次序问题引发决裂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7日17:33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李政道传》披露与杨振宁恩怨始末 　　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曾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两位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内情究竟如何？即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首次详细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 　　这是这桩学术界的豪门恩冤首次系统展示。出版社编辑对本刊记者说。 　　书的作者身份同样值得一提，他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季承。季承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二人有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 　　尽管李、杨分裂已长达半个世纪，如今他们已分别83岁和87岁高龄，但是时间并没有消弭他们之间的恩怨。读《李政道传》，二人的恩怨贯穿其间，其详尽的细节直击人性深处。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各执一词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和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 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态度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季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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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从能量的来源谈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

skyclub2008 2009-10-10 16:02

李政道：从能量的来源谈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 来源：央视国际www.cctv.com　　2006年09月01日 http://www.cctv.com/financial/special/C16356/20060901/102221.shtml 　20世纪初，困惑人类的问题是太阳能的来源。费米（Fermi）和他同时代的物理家从研究太阳发光、发热开始，研究了光能和热能的基础科学规律；迈克耳孙（Michelson）和莫雷（Morley）用实验证明光速不变，洛伦兹（Lorentz）创立了光的传播公式；爱因斯坦建立狭义相对论，最后发现太阳能就是核能。正是对太阳能量的研究，使得我们才能够享有现在的激光、半导体、超导体、核能、超级计算机和网络等高科技的应用。21世纪初，人类又遇到了如何解释暗能量的来源的问题（全宇宙的总能量的70%是暗能量）。我们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靠基础科学的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要搞好基础研究，一是要抓住正确的研究方向，二是要重视人才的培养。 　　基础科学研究，推动了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使人类从蒸汽机时代走向了电气化时代，从依靠太阳能时代走向了近代原子能时代，从工业化时代走向了信息化时代。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肯定也会给今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只有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才能永远保持创新的能力。哪个国家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哪个国家就有主动权，就能自主创新。 　　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有优秀的人才，而培养人才要有好的老师。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些为物理学作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大都是有相当好的老师，而且大部分是一对一的进行指导。教育分两种，一种是普及教育，这很需要，也很重要。另外一种是精英教育，老师带的学生一定不能太多。特别要注重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他们富有创造力的时候，在他们愿意献身基础科学研究的时候进行重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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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布罗意的博士论文说起

热度 3 Synthon 2009-10-5 08:34

话说德布罗意同志的博士论文，大概是在中文网络引用最多的博士论文之一，动辄被拿出来批判中国教育科研的种种问题，你看最近陈子翃老师的文章（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59490），又把他搬出来，说人家德布罗意的博士论文，就一页纸，千把字，人家就毕业了，不 过我想德布罗意要是在中国读博士就惨了，论文因为字数太少，根本连答辩的资格都没有 。我知道陈老师这篇文章是转载，不代表他自己的意见，我这里也只是拿出来做一个例子，说明德布罗意的论文在中文网络上通常是被这样引用的。 但是这些引用者们啊，你们引用的正确么？从严谨的科学论文的角度来讲，引用的文献，作者是需要阅读过的。我想问这些引用者们，你们阅读过德布罗意的论文么？我坚信没有，因为如果你读过，你不会这样引用。如果你没有读过，没关系，我把它放在附件里了，你可以慢慢读一读。附件里是德布罗意博士论文的英译版，正文共72页。我不知道德布罗意博士论文使用什么语种写成的。但我觉得，尽管英文是个比较啰嗦的语言，但是什么语言能够精炼到一页顶72页，恕我见识短浅，我还真不知道。。。 德布罗意博士论文英文版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网络文章，不需要像科学论文那样严谨，OK，我们不像科学论文那样，要求你通读一遍德布罗意的论文再做引用，但是你批判什么制度的文 章，总得是一篇议论文吧？初中语文课上我们学到，议论文有论点论据和论证三要素，简单的说，就是从论据出发通过一定的论证过程来证明论点，那么你的论据都 错了，你凭什么让大家相信你的论点正确呢？ 然而我很奇怪，别的地方我不说了，就在科学网这样的以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地方，居然有人相信错 误的论据能证明论点。某个博客里头曾经转载过山东大学校长的一个讲话，里面提到对教师发表文章的要求，有人留言说，不能唯文章论英雄，连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牛人，也都没有发表过Science和Nature论文。我看过以后大吃一惊，连忙上网去查。文献检索的结果，杨振宁先生可以算是没有在Science 和Nature上发表原创学术论文（但是发表过关于物理学史的文章），但是李政道先生研究孤子、介子，都有文章在Science上发表。我将文献检索的结果在同一博文下留言，收到博主回复说，论据不严谨，但不影响论点的表达。我很尊重该博主老师，但是这一点，恕我不能赞同。 而事实上，我 慢慢发现，给别人的论据挑毛病，逐渐变成了我在科学网上留言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他们的观点，我主观上都是赞同的，但是一看到他们错误的论据，我就怀 疑，是否我和他们的主观观点都错了？难道我们找不出一点没有错误的事实来支持我们的论点么？简单回顾一下我最近干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前，看见有人讲大学的 行政领导要尊重教授，举得例子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教授会议上出言不逊被教授教育的故事，但是，艾克将军1950-1952年 间任驻欧洲美军司令，1952年回国竞选总统并获选，我实在无法替他找出个时间来去哥伦比亚当几天校长啊。。。在比如前些日子网上盛传的耶鲁大学前校长在校报上发文批评中国教育的故事，实际上我两个月前就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报道，当即查阅了我们的校报Yale Daily News，发现该前校长至少这几年来没有在校报上发表文章，我当即在我看见报道的论坛上发表帖子指出这是假新闻。没想到两个月后，这个假新闻居然流传到科学网上来了，而且还有不止一位博主转载。我承认，那篇假新闻，写的很好，很切中中国教育的要害，但是很遗憾，假的就是假的。顺便说说，据曹聪老师考证，该新闻，改编自该前校长在耶鲁的某次讲话，原文其实是对美国教育的批评。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教育目前有这么多弊端，就是盲目学习国外，把精华和糟粕一锅端进来的结果。 最后再回到德布罗意本身，其实中文网络对他有诸多误解。对德布罗意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我的朋友karni最近的一篇文： 发信人: karni (皇冠), 信区: Science 标 题: 关于德布罗意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Sep 29 13:27:02 2009), 站内 网上很多人盛传德布罗意这人用区区几页纸的博士论文混个学位，还蒙了个炸药奖。此外，还说这哥们本来学历史的，靠家庭背景拿了个物理学位，竟然还能拿到炸药奖，绝对是走狗屎运。 我实在觉得有必要写一下。 其实这是误解。德布罗意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及能拿诺贝尔奖，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Q1: 德布罗意德的博士论文真得只有几页纸么？ 答: 不是，他的博士论文英译本有70多页。 Q2：德布罗意读博士之前，是不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公子哥儿？ 答：不是。德布罗意成绩很好，物理学也不错。他在巴黎索本大学读本科时，最初不知道读什么好，于是读历史，后来改修法律，最后读了庞加莱的书，于是转向物理学。他的物理学绝对不差。毕业后，他参军做过通讯兵，并思考无线电技术问题。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是没法思考当时很前沿的无线电技术问题的。 Q3：德布罗意读博士是不是全靠家族背景？ 答：不是。德布罗意刚读博士时，就参加了著名科学家朗之万的量子力学专题讨论会；也修过相对论课程。(当时相对论还是很深奥的理论。)此外，德布罗意在他哥哥的实验室里帮忙，发表了若干关于X射线和光电效应方面的论文。他能进朗之万的实验室，并能读博士学位，绝非(全)靠家族背景。 Q4：德布罗意提出物质波概念的论文，是不是瞎猫碰死耗子？ 答：首先，你给我碰一个这样值钱的耗子看看！ 其次，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方程，推导过程并不简单，自己去试试就知道了。 Q5：朗之万和论文委员会不敢承认德布罗意的论文，但又没法让这样一个贵族子弟难堪，所以最终给了他学位，对吗？ 答：不是。给他学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爱因斯坦愿意为德布罗意的论文背书。这是最好的同行评议。如果你的博士论文得到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你难道还愁博士学位么？ Q6: 德布罗意是不是真的很会走狗屎运？ 答：也许。但别忘了，德布罗意自己功底并不差；他的博士导师是朗之万(打个不太严格的比方，就象你去找Witten做导师)；德布罗意家里，哥哥也是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 Q7: 德布罗意写出物质波公式之后在干吗？是不是恢复公子哥本性了？ 答：曾在巴黎大学和庞加莱研究院任教。著作不下20本。继续研究量子力学。 Q8：为什么大家盛传德布罗意拿博士学位纯属靠家族背景，获得诺贝尔奖纯属走运？ 答：记得有人说，爱因斯坦是民科，数学不好(估计有人会说爱因斯坦大学里某些数学科目可能没及格)。你觉得呢？ Q9: 你说的都准确么？ 答：我没法保证每一点都准确。但大体上就是这么回事。 Q10: Refenrence? wikipedia, google... http://www.ensmp.fr/aflb/LDB-oeuvres/De_Broglie_Kracklau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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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解释宇称不守恒

热度 1 wliming 2009-7-25 10:11

杨振宁李政道发现弱作用过程宇称不守恒现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轰动世界。可是，很遗憾的是，真正理解他们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的人却不多，而这个理论本身却是很简单的，是中学生都可以明白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教材上，教材对宇称问题缺乏简明而直观的解释。 宇称守恒是一种镜像对称性。一个物理过程的镜像与这个物理过程本身，如果满足同样的物理规律，我们就说它们具有镜像对称性，或者说这个物理过程宇称守恒。 如果镜像跟对应的实际物理过程满足同样的物理规律，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实验来实现这个镜像所表现的物理过程。所以，能否实现就成为检验宇称守恒与否的准则。 我们可以设想各种电磁作用过程，观察这个过程在镜子中的像。然后用真实的实验来实现这个像。你会发现这些像都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还可以用电磁理论严格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说电磁作用是宇称守恒的。举例如下图所示： 而杨振宁和李政道发现，弱相互作用过程，宇称不守恒。吴健雄用实验验证了这个结论。把大量的钴60原子放在通电螺线管产生的低温和强磁场中，钴60原子核衰变放出高能电子，在某个方向用探测器测量这些高能电子。实验表明，这个物理过程的镜像，不能用真实的实验来实现，探测器测量不到衰变产生的高能电子，所以，宇称不守恒。如下图所示。 我相信这是对宇称不守恒现象的最简明的陈述。有不少教材，给吴健雄的实验加上钴原子核的什么磁矩方向，自旋方向等等，都是画蛇添足，误导读者。我过去也多年犯这个错误。很多初学者，对宇称不守恒现象产生强烈的困惑就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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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道理的牛顿第二定律——李政道先生的小故事

陈学雷 2009-6-8 23:13

今天有幸听李政道先生讲了几个小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抗战时期一开始他在上海的租界里上中学，但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也占领了租界，于是李先生的父亲送他去自由中国（国统区）读书，李先生拿着一大笔钱出发了，但因为还太小，很快就丢了，因此生活得很苦。好不容易到了赣州，当时蒋经国先生在赣州当专员，建了一个图书馆，一楼放了蒋介石的著作之类的，二楼有几本物理书。 李先生当时并未读过物理，于是自己拿来读，读到牛顿的三大定律。其中第一定律，讲到未受力作用的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第三定律讲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李先生觉得都很有道理。但是第二定律，书中只是说F=ma,但是仔细想一想，F和m都是不知道的，F和m的大小都要用这个公式来定义。因此当时李先生觉得牛顿第二定律没有道理。 但是又过了一个星期，李先生觉得大家都承认牛顿的伟大，这里必定有一些道理。于是又仔细思索，然后他意识到，牛顿在两个情况下，知道力随位置如何变化，那就是服从胡克定律的弹性和万有引力，因此牛顿第二定律还是有道理的。 也许这个小故事可以教我们如何读书和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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