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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科普的博主们（当前活跃，2019-08）
热度 3 zlyang 2019-8-3 21:03
认真科普的博主们（当前活跃，2019-08） 下面大多数是自然类： （1） 张磊 http://blog.sciencenet.cn/u/beckz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66991 （2）栗茂腾 http://blog.sciencenet.cn/u/limaotenghus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319332 （3）王从彦 http://blog.sciencenet.cn/u/liuyuexue62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65899 （4）王皓 http://blog.sciencenet.cn/u/satchmo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4385 （5）戎可 http://blog.sciencenet.cn/u/squirrelroco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9438 （6）周浙昆 http://blog.sciencenet.cn/u/周浙昆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2727 （7）刘光裕 http://blog.sciencenet.cn/u/ecoliugy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0114 （8）王俊杰 http://blog.sciencenet.cn/u/jjwang98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00631 （9）李二岭 http://blog.sciencenet.cn/u/AnheQ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375593 （10）杨卫东 http://blog.sciencenet.cn/u/Populus8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271227 感谢您的自荐和推荐！ 相关链接： 2014-12-18，衷心感谢《科技导报》编辑王丽娜老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7667-852121.html 感谢您的指教！ 感谢您指正以上任何错误！ 感谢您提供更多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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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若日方还想在南海兴风作浪，中国和周边国家都不会答应
可变系时空多线矢主人 2017-3-23 21:05
外交部：若日方还想在南海兴风作浪，中国和周边国家都不会答应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3 日说，当前，南海地区局势趋稳向好，日方如果还想兴风作浪，中国和周边国家都不会答应。 2017-03-23 18:16:52 来源： 新华社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航母级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 22 日正式服役。据媒体报道，日防卫政务官在仪式上称，中国试图通过岛礁建设等行为改变南海地区现状，引发国际社会担忧。“加贺号”增强了日本的海外投射能力，以应对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甚至称“这就是日本的实力”。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 “日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地区局势趋稳向好，日方如果还想兴风作浪，中国和周边国家都不会答应。 　　近年来，日方不断炮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为其扩充军备寻找、制造借口。由于历史原因，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一向密切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有理由对日方动向及其真实意图保持高度警惕。 　　“加贺号”曾在二战期间被美军击沉。日方应该汲取历史教训。“我们希望‘加贺号’的重现不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死灰复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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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的预防与高凝血态的检测
duke01361 2015-8-22 21:36
血栓的预防与高凝血态的检测 当前，我国有心血管病（包括脑血管病）患者2.9 亿，相应的死亡率为总死亡率的41%，居各种死因之首。其中，血栓风险是高致死率和高致残率的直接原因和重要推手！血栓出现在动脉，引发脑卒中和心梗；出现在静脉，则形成静脉血栓，如肝门静脉血栓、肾静脉血栓、颈静脉血栓、脑静脉窦血栓、深静脉血栓、肺梗阻等。此外，癌症、糖尿病、败血症等疾病过程，或妊娠、外科手术、口服避孕药等生理状态均会通过改变凝血因子和凝血因子抑制剂的水平而使肌体处于“高凝血状态”。面对日益严峻的疾病形势，当前医学界需要尽快拿出针对血针对肌体高凝血态加以检测的高敏感、高特异的实验室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 高凝血状态 高凝血态（Hypercoagulation state）又叫“血栓前态”(prothrombotic state)，是指肌体因遗传或获得性原因呈现出的血液凝固倾向增高的状态。高凝血态的出现通常与凝血系统机能严重异常有关,包括（1）缺乏自然抗凝物或含有高水平的促凝血因子(Herzog et al., 2015)(图1）；（2）血小板数增多，活性增强；（3）与降解血凝块有关的纤溶系统机能异常，如血纤维蛋白元（Fib）、凝血酶、因子Ⅷ、Ⅸ等水平增高（图1）。高水平的凝血酶激活纤溶抑制剂（TAFI)等均可导致血凝块降解异常等。 此外，动脉粥样硬化、癌症、糖尿病等诸多疾病过程也会伴随血脂代谢异常、血管内皮损伤、组织因子和促凝血蛋白水平增高而催生肌体“ 高凝血态” （ Piatek et al.,2006;Lyman et al.,2007; Khorana,2010; Youngwon et al., 2013; Barbosa,2014)。 包括稳定型心绞痛、癌症、细菌感染等可以“诱生/制造”带组织因子的循环型微脂颗粒（Geddings Mackman 2013;Elyamany et al., 2014）或增加因子XIa (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等直接激活凝血反应物质，使肌体呈现高凝血态；先天性凝血酶原基因PTG20210A 或因子V Leiden 或某些特殊生理状态，如妊娠、使用口服避孕药等，则可通过影响促凝因子的浓度、活力、半衰期而改变凝血平衡，通过加剧凝血或促进凝血蔓延（propagation）增加血栓风险。 癌症过程伴生的癌症促凝物（ CP）和粘附分子（Adhesion molecule）可分别活化凝血因子X （图1）和促进肿瘤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血小板、白细胞等的相互作用，引发血小板微血（Platelet microthrombi）。 细胞之间的作用又转而促进由TNF-α、IL-1β、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Fib、FVIII 和 vWF（vonWillebrand factor，vWF）等参与的炎症和细胞反应，并进一步促进组织因子（TF）和CP 的表达(Khorana,2010;Barbosa 2014; Khorana McCrae,2014)。 妊娠过程中Fib(血纤维蛋白原）、因子Ⅷ、Ⅷ、X 和VWF 水平均会增高，而游离蛋白S 则随其结合蛋白补体C4b 水平增高而降低。I 型血纤维蛋白溶酶原/血浆酶原激活剂的抑制剂(PAI-1)水平升高5 倍 。到第三个“三月”妊娠期，胎盘来源的PAI-2 水平剧增。同时，血管内皮衍生的PAI-2 和带有组织因子（TF）的微脂颗粒也增高。 激素类避孕药使某些妇女Fib、凝血酶原(factor II)、凝血因子VII、VIII 和X 水平增高，同时，抗凝血酶（AT）、蛋白S 和TFPI(组织因子途径中的抑制剂)水平下降。 此外，纤维蛋白溶解被激活，血纤维蛋白溶酶原/血浆酶原激活剂活力增高（tPA）,而其抑制剂PAI-1 的活力则下降；糖尿病情况下，高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强，促进血小板依赖的凝血酶的形成(Tripodi et al.,2008, 2011)。与此同时，巨噬细胞形成阶段也会伴随着血小板反应能力的改变。白细胞的活化导致氨基磷脂和TF 暴露，表达粘附分子，促进白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白细胞和血小板凝集物的形成和内皮细胞机能异常； vWF、因子 VII 和纤维蛋白原增高, 而AT、 PC、内皮细胞血栓调节蛋白（TM)减少（图1）。 血小板、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出现增加的 微颗粒产物（microparticle production）(Geddings Mackman, 2013)，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tPA）和其抑制剂（PAI-1）水平下降。这些都会催生肌体血液高凝态，并提高静脉和动脉血栓风险。 （一）静脉血栓与高凝血态 静脉血栓（VTE）在临床上可呈多种表现，受遗传和环境、生活方式等“获得性”风险因子的共同影响(Furie Furie 2008)。其中，遗传因素约占60%。已明确的遗传风险因素包括抗凝血酶-肝素途径和蛋白C 途径两条自然抗凝血途径的功能缺失或异常(图1)、凝血因子V（Factor V Leiden (FVL/rs6025)、凝血酶G20210A (PT/ rs1799963)( Kovac et al., 2010)，以及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等基因变体等。其中， FVL / rs6025 编码的凝血因子V获得了增强抗凝蛋白C 抑制剂拮抗能力，而PT rs1799963 变体患者血浆内的凝血酶水平则要高出正常人的30%到70%。由基因变体决定的静脉血栓症通常出现 在遗传和获得性风险因子同时出现的情况下，比如FVLeiden 携带者静脉血栓的最直接的环境风险是“手术”，而G20210A 患者形成静脉血栓的环境风险因子则是妊娠/产后。与此不同，普通患者出现静脉血栓的风险因子则是外伤（与TF 激活的凝血外源途径有关）（Lyman et al.,2007; Piatek et al.,2012)。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 在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MTHFR677T 基因变体携带者体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略高于普通人群个体。约有10%的个体MHFRC677T 变体纯合。但该基因变体几乎不影响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据推测，如果高半胱氨酸血症与血栓形成体现相关性，则MTHFR 677T 纯合子携带者静脉血栓风险不会超过16%。 血浆中同型半胱氨酸微升至18μmol/L 及以上会出现高血栓形成风险。人群中，5%-10%的个体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处于该量级。高半胱氨酸血症多因肌体摄入叶酸或维生素B6 或B12 不足，只有少数起因于胱硫醚-β合成酶（CS)杂合缺陷(Awan et al., 2014)。 荟萃分析发现，肌体同型半胱氨酸水平，MTHFR 基因型和静脉血栓发生风险呈正相关。前瞻研究发现，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高于5 μmol/L，静脉血栓风险增加27% (CI95 1%–59%)，回顾性研究表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增加，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为60%（CI95 10%–134%）。特别是血脂正常,胆固醇不高，或有严重动脉粥样硬化个体、有早期(50 岁)冠心病、脑血管和/或周围血管病症状的个体,其高同型半胱氨酸高水平可视为血栓风险。2014 年北京市已把“同型半胱氨酸”列入卒中、动脉粥样硬化的筛查指标。 同型半胱氨酸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机能异常，加剧微结构炎症（ microstructural inflammation），并表现神经毒性。 除此之外，在复发型深静脉凝血患者血浆中呈现高浓度的可溶性P-选择素（P-selectin）、高敏性C-反应蛋白和D-二聚体（Gremmel etal., 2011）。概言之，肌体缺乏蛋白C、蛋白S 和抗凝血酶等自然凝血抑制剂；凝血因子VLeiden、prothrombin 20210A、非O 血型、MTHFR677T、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以及凝血因子水平升高是静脉血栓形成风险；而癌症（4-20%癌症患者可能合并静脉血栓(Khorana,2010; Khorana McCrae,2014）、糖尿病等疾病情况下，或妊娠、围产期,服用口服避孕药, 绝经后使用激素; 肥胖、以及长时间旅游等则是静脉血栓的环境风险因子。 （二）动脉血栓与高凝血态 动脉血栓大多缘于动脉血管壁损伤，特别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粘）促成的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内皮损伤。胆固醇-脂质-钙在动脉血管壁上沉积，动脉血管壁平滑性降低，出现斑块；此外，粥样硬化引发慢性血管炎/血管壁炎症，可增强血小板粘附及激活凝血因子。动脉粥样斑块的破裂使血管内胶原外露，并伴有TF 和内皮细胞特异细胞器-棒管小体释放入血，其中的vWF 在初期止血过程中介导血小板与内皮下胶原微纤维的粘附、沉积，并和血纤维蛋白形成稳定的血栓。同时，降解vWF 的ADAMTS13（金属蛋白酶）水平和活力下降（vWF 可被ADAMTS13 水解成具有较低促凝血活力的小分子vWF 形式）。 可见，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较高浓度的vWF 因子直接促进了血小板粘附和聚集，而TF 则激活了凝血的级联应答。 2005 年之后，高凝血状态与动脉血栓形成关系得到了重视。人们发现，一些血友病患者和O 型血人群发生心梗的几率较低，而非O 血型人群组却相对较高，最近的研究也表明，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稳定型心绞痛，及因心肌缺血导致的收缩性心衰等疾病过程，都会有较高因子XIa 和TF。表明在上述疾病情况下，患者血浆处于高凝血状态。此外，在动物动脉血栓活体模型中也发现血栓中含有单核细胞和缘于动脉血管内皮的微小颗粒组分。这些风险不能用抗血小板药预防，但凝血因子抑制剂利伐沙班却可低血栓风险。 这进一步表明高凝血机制在动脉血栓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有研究显示，小动脉血管血栓（小血栓，microthrombosis）也与来自多种细胞的组织因子TF 有关。包括脓血症、癌症、心梗、血栓性血小板再生性紫癜、血管弥散性凝血（DIC） 和器官机能异常过程中的都发现了组织因子促进小血管血栓形成报道。因此，小动脉血栓的形成也与肌体的高凝血状态密不可分。 二、高凝血态相关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生物标志物 当前， 血纤维蛋白原（Fib）和纤维蛋白二聚体（D-dimer）已被用于对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进行排查（Lyman et al.,2007; Piatek et al.,2012)。但直接针对动脉血栓形成的实验室诊断却缺乏共识(Battistoni et al.,2012)。 一般而言，动脉血栓的出现起因于包括血管内皮、凝血系统、抗凝血系统、纤维蛋白溶解系统、血小板系统、血液流变系统等多系统的病理改变，因此能够标识动脉血栓风险的生物标志物会存在于上述系统变化之中。 （一）血管内皮损伤与损伤生物标志物 血管内皮介于血液和平滑肌之间的单层细胞上皮，起机械屏障作用，也分泌血管收缩因子(EDCF)，如内皮素(ET)、前列腺素类如血栓烷素A2（TXA2）、前列腺素H2（PGH2）、超氧阴离子(02)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成分等；血管舒张因子(EDRF)，如NO、EDGF 等；以及蛋白S、抗凝血酶Ⅲ（部分由肝脏合成）、t-PA、TFPI、vWF 因子、PAIs、ADP 酶、膜相关肝素样分子、一氧化碳(CO)、C-促尿钠排泄素(CNP)、甲状旁腺素相关肽(PTHrH)等多种血管活性因子。血管活性因子不平衡为特征的内皮功能障碍与血栓形成关系密切。 1、 内皮素(ET) ET 包括ET- 1、ET- 2 和ET- 3。其中，ET-1 是惟一由血管内皮合成和分泌的内皮素，有强烈缩血管活性和刺激内皮细胞释放t-PA、促平滑肌增生的能力。同时，也促进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所致的血管痉挛。动物试验证实, 内皮损伤导致血液中ET- 1、ET- 3 的增加, 诱发脑缺血。 2、血栓调节蛋白 血栓调节蛋白(TM) 是内皮细胞表面的凝血酶受体，负责激活蛋白C（肝脏合成），并与蛋白S（内皮细胞合成）协同灭活凝血因子Va 和VIIIa。 TM是反映血管内皮受损的最好指标。正常情况下，血浆内TM 水平很低，内皮受损后则升高。 3、棒管状小体 (Weibel-palade) 棒管状小体是血管内皮细胞特异性细胞器，负责储存、加工 vWF 和t-PA。内皮细胞受损后，vWF 及t-PA 被释放入血，故可作为鉴定内皮细胞受损或刺激的特异性标志物。血栓前状态时，vWF 介导血小板与内皮下胶原微纤维的粘附。因此，vWF 被认为是血管内皮受刺激或出现损伤的标志物，与血栓调节蛋白受肾功能影响不同，vWF 血浆水平不受肾功能影响。 （二）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有关的生物标志物 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性和斑块裂解有关的生物标志物：动脉粥样硬化 患者血管壁脂蛋白相关的磷脂酶 A2 、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9、髓过氧物酶、 胎盘生长因子、妊娠相关的血浆蛋白A、分泌型磷脂酶A2、可溶性fms 样络氨 酸激酶1（Soluble fms-like tyrosine kinase 1）和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1 等水平的改变都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裂解有关，这些可能的生物标 志物的临床意义正在评估中。 （三）血小板活化生物标志物 血小板黏附、聚集性增高等是血栓活化的重要标志。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造成 动脉内皮受损，激活血小板，促使其发生黏附（由血小板膜GP1b 蛋白、内皮下 胶原纤维和血浆中的vWF 因子参与）和聚集（由ADP、纤维蛋白原、ATP、Ca2+、 TXA2、凝血酶、5-HT、GPII b 等参与），形成富含血小板的动脉血管血栓。除 此之外，血小板活化后还可加速炎症、水肿、扩大梗死面积，参与免疫反应等。 有研究表明，在急性和慢性心血管疾病患者血浆中的血小板表现为：α颗粒中 特异蛋白质β、血栓球蛋白(β-TG)和血小板第4 因子(PF4)，及血小板α颗粒 膜蛋白GMP-140 增高；血浆中α血小板致密颗粒的释放物5-羟色胺含量增高而 血小板内则浓度下降；血浆TXA2 的代谢产物TXB2 增高和(或)前列环素化时产 物(6-酮-PGF1α)减低。因此，检测血小板的活化状态可辅助诊断和监测血栓性疾病，对血栓前状态 的判断意义也非常重大。最近，Tynngrd 等对有关血小板活性检测的方法学进 行了分析评价（Tynngrd et al.,2015)。 1、 可溶性P-选择素（P-selectin） P-选择素（CD62p）位于血小板颗粒和血管内皮细胞“weibel-palade”小 体的膜糖蛋白。正常情况下，P-选择素表达量很低，受刺激后则加剧表达。P- 选择素可籍其N-端介导活化的内皮细胞、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之间粘附 (chen Geng.,2006)；促进纤维蛋白沉积，参与炎症反应和血栓的形成。用抗 P-选择素抗体处理活化后的血小板可使活化血小板或内皮细胞与白细胞之间的 粘附消失。因此，p-选择素是血小板活化的重要标志物之一。 2、 PAC-1 PAC-1 即位于血小板表面的糖蛋白IIb／IIIa，含有Fib、纤维连接蛋白(Fn)、 vWF 等粘附蛋白结合的特异位点。通常情况下，PAC-1 为单体形式，不能与配体 结合。血小板活化后，构型发生改变，与多种粘附蛋白结合受体暴露，加速血 小板-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聚集。此外，PAC-1 还参与细胞的信号转导，直接反 应血小板活化状态。 3、血浆血小板球蛋白(β-TG) β-TG 是血小板α颗粒制造的一种血小板特异性蛋白质，当血小板被激活 时，从颗粒中释放入血浆，高凝血状态时可增高。 4、 血小板α颗粒膜蛋白-140 血小板α颗粒膜蛋白-140 (granule membrane protein 140，GMP-140)位于 血小板α颗粒、致密体颗粒、溶酶体及棒管状小体。血小板激活后，入血浆。 GMP-140 介导活化的血小板或受损内皮细胞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的粘附， 并促进单核细胞识别、清除活化血小板。在血栓形成时，血小板表面和血浆 GMP-140 增高，进入稳定期后则降低。 5、 血小板因子IⅤ(platelet factor4，PF4) PF4 由血小板α—颗粒合成和分泌，能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硫酸乙酰肝素 结合，使其灭活，从而减少凝血酶的灭活，此外，PF4 对血小板具有促聚集作 用。血栓前状态时，血浆PF4 水平升高。 6、 11-去氢血栓烷B2(DH-TXB2) TXB2 是血栓烷A2 的代谢物。A2(TXA2)是血小板花生四烯酸代谢物之一，亦 为血小板活化标志物。但半寿期短，无法检测，故多测其无活性转化物TXB2。 据报道，血小板在体外活化后产生TXB2 的能力为300-400ug／L，远高于 TXB2 的生理浓度(50-200ng／L)，因此少量血小板在体外活化就可明显增高血 浆 TXB2 的含量。 DH-TXB2 是TXB2 在体内形成的半寿期为45min 的酶代谢产 物，由于它只在体内血小板活化后产生而不在体外形成，故DH-TXB2 测定是反 映体内血小板活化的理想指标。血栓前态时，血浆HD- TXB2 含量常增高。 （四）纤溶蛋白 血浆中血纤维蛋白原(Fib)、Ｄ-二聚体、纤溶酶原激活抑制物（PA1s）、组 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凝血因子Ⅴ、凝血因子Ⅶ、凝血因子Ⅷ、血管性 血友病因子抗原（vＷＦ:Ag）、纤维蛋白肽Ａ（FPA）和血液黏度等是心血管事 件（CVD)过程中属于纤溶机制的生物标志物。其中，Ｆib 是CVD 的独立危险因 素，但至今缺乏标准化分析方法，且鉴别及治疗策略具有不确定性，故尚未被 纳入一级预防的常规检测；Ｄ-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的凝血因子ⅩⅢ交 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产生的降解产物，是特异性的纤溶标志物，长期用于静 脉血栓和肺栓塞的排除诊断。组织型纤维蛋白溶解酶原激活物tPA 则来自血管 内皮细胞，负责促进纤维蛋白溶解；纤维蛋白溶解酶原激活物的抑制因子PAIs， 则负责抑制纤维蛋白溶解。这些纤溶系统的生物标志物在血栓前态的维持密切 相关。 （五）炎性反应生物标志物 炎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最早用于心血管病变风险的预测。当前， C-反应蛋 白（CRP）、肿瘤坏死因子（TNF)及白介素等是针对普通人群开展CVD 风险评估 最有希望的生物标志物。但针对血栓风险预测方面尚未达成共识。 有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CRP 和TNF 等水平会明显上升。其中， TNF、CRP 和白介素IL-6 等高水平可用于确定CVD 发病风险的最高层级，其中， 单因子水平高，心血管发病相对风险RR（Relative Risk）为 1.17; 任意两个 水平高的相对风险为1.22; 三个同时处于高水平的相对风险（RR）则为 2.13。 1、 C-反应蛋白 CRP 由白介素IL-1、IL-6 等因子刺激在肝脏产生。血浆中CRP 升高反映了 动脉硬化存在低度的炎症或／和粥样斑块有可能脱落。 与严重感染时CRP 水平 高至~10–20mg/L 的情况不同，冠心病情况下的CRP 仅轻度上升。有研究表明， CRP 用于对外观健康个体CVD 风险增高程度的预测有助于改善他汀类药物的治 疗效果。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的平滑肌细胞和巨噬细胞均分泌CRP。这种CRP 对动脉 血管中的炎性细胞、平滑肌细胞以及血管内皮细胞具有调节作用。CRP 既可刺 激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白细胞黏附分子，同时也可以通过 降低内皮细胞产生一氧化氮（nitric oxide）和前列环素(prostacyclin) 等造 成血管内皮层机能异常。 但是，CRP 并不是CVD 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不能单独用于CVD 的诊断。 此外，当前对CRP 能否用于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预后也存 有争议。 2、 白介素 白介素（IL）主要由炎性细胞（巨噬细胞、T 辅助细胞）、血管细胞和脂 肪细胞在炎性因子刺激下产生。IL 是可溶性短寿命作用蛋白，对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展具有贡献。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的炎症反应起因于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异 常或机能紊乱，之后引发低密度脂蛋白（LDL)向血管内皮下流入，并吸引炎症 细胞进入受损部位，释放各类细胞因子。同时，持续的慢性炎症刺激促进血管 平滑肌细胞的迁移和增殖，并加剧巨噬细胞和其他淋巴细胞的聚集。这些细胞 进一步释放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和金属蛋白酶。如此推波助澜，最 终促成动脉粥样硬化损伤。 其中，IL-6、IL-18 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展和斑块的不稳定密切有关。 血浆IL-6 高水平的个体发生CVD 相对风险（RR）高出常人2.3 倍。 而IL-6、 TNF-alpha 和 CRP 等水平同时增高，则预示心衰风险剧增。 当前，血浆IL-18 水平的改变已经用于外观健康中年欧洲男人冠心病发病风 险预测的独立风险因子。 （六）肾功能生物标志物-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C(Cystatin C) 临床发现，轻度的肾功能不足可成为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因子（Shlipa etal., 2009)。而与此有关的CVD 预后极差。肾功能不足与CVD 之间的关系可能与肾脏 负责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Cystatin-C（Cys-C）的代谢有关。 血浆中Cys-C 浓度高低取决于肾小球的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正常情况下，Cys-C 可被肾小球自由滤过，并由肾小管近端重吸 收、分解。与血清肌氨酸酐不同，Cys-C 的水平不受包括性别、年龄、体力活 动、饮食和肌肉质量等影响。 因此，被认为是衡量肾功能的一个可靠生物标志 物。血浆中高水平的Cys-C 浓度可作为炎症反应和动脉血管粥样硬化的预测指 标。 （七） 多种生物标志物联合应用提高血栓风险评估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现已围绕严重心脉事件中的冠心病、心衰等预测或预后尝试了多种生物标志 物联用(May Wang,2008; Hochholzer et al., 2010)，包括：针对普通人群心血 管风险评估开展的NT-Pro-BNP、 cTn、CRP 和Cystatin C 联用；针对70-79 岁 老年人心血管风险评估开展的CRP、IL-6 和TNF-α联用；针对可能出现冠脉缺 血的妇女的hsCRP、 Il-6、 SAA 和Hb 联用；针对具有高度CAD 风险的稳定患 者开展的BNP, CRP, EMP 联用；针对CAD 患者开展的NT-Pro-BNP、 IL-6、 CRP、纤维蛋白原、Cystatin C 和蛋白尿联用；针对急性冠脉综合症（ACS）开 展的cTn、 BNP、 CRP 联用；CRP、 BNP、cTnI 联用；MPO、 CD40L、PlGF、 MMP-9、hsCRP、cTnI, NT-proBNP 和 eGFR 联用，针对心衰患者病情预后监控开 展的BNP、 cTn 或BNP、cTn 和CRP 联用等等。但是，最大可能“标识”肌体 “血栓前态”的生物标志物联用的研究报道相对缺乏。显然，多种生物标志物 分子可以单独或一起出现在血栓前态，虽然尚不能明确它们与血栓前态之间的 因果关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出现在血栓前态的生物标志物分子所能“促成”/ “标识”的血栓前态的程度并不一定完全相似。在肌体血栓前态中，有些生物 标志物的出现可能标识/促成严重的血栓形成风险，而有些却可能只表明肌体处 于相对较弱的血栓风险状态（Khorana , McCrae，2014），当前，我们亟需首 先明确哪些生物标志物的出现对应何种程度的血栓前态，为此，需要率先探明 最能标识血栓风险的生物标志物，然后再定量比较它们各自标识的血栓风险程 度。 最近，有人探索了可溶性P-选择素、D-dimer 和CRP 联用作为深静脉血栓 前瞻性的可行性（Fergalet al.,2014)；同时，也有人开展了利用多基因位点生 物标志联用提高深静脉血栓风险的检出效率的研究。后者除了检测传统的FVLrs6025 和凝血酶基因（prothrombin gene） PT-rs1799963 之外，还检测了 F5 （ rs118203906/rs118203905 ） 、F12 （ rs1801020 ） 、 F13 （ rs5985 ） 、 SERPINC1（rs121909548）、 和 SERPINA10 （rs2232698），并同时结合A1 血型亚组(rs8176719、 rs7853989、 rs8176743 和rs8176750)的检测。结果表 明，这种多基因位点联检与单纯检测 F5-rs6025 和 F2-rs1799963 相比确实能 够极大地改善预测准确度。但遗憾的是，似乎围绕动脉血栓前态生物标志物的 类似研究尚显不够。 三、全局凝血能力的实验室分析 准确了解肌体凝血能力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为此，当前绝大多数医院都开展 凝血力检测工作。包括体外测定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 （PT）、凝血酶时间（TT）和血浆纤维蛋白原（Fib）等“凝血四项”，以及在条件好 的医疗单位开展了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血小板活力测定、抗凝血酶、D-二聚体、 活化蛋白C 抵抗（Activated Protein C Resistance, APCR）、因子Ⅴleiden 突变检 测（当APCR 异常时）、同型半胱氨酸、抗心磷脂抗体、凝血酶原20210 基因等开展检 测。 其中， aPTT 是针对凝血的内源途径中的凝血因子XII、XI、IX、V、VIII、 II 和I，以及和共同凝血途径进行的一种整体功能测定；PT 则是针对凝血的外源途径 （组织因子途径）功能的检测。对包含维生素K 依赖的凝血因子II、VII、IX 和X，及 共享途径因子（Fib、凝血酶原、凝血因子V、X）敏感。PT 检测被广泛用于监测口服 抗凝治疗。而凝血酶时间检测（TT）则是在绕过所有的其他凝血因子的情况下，针对 患者血浆中凝血酶诱导的Fib 转化为纤维蛋白时间的测定。 1、aPTT 与肌体全局性高凝血态检测 aPTT 测定所得出的时间常可因样品血中浆内含有狼疮抗凝物、自然凝血抑制物蛋 白C、蛋白S 和抗凝血酶III 等而出现延迟。显然，处于高凝态的血浆应该表现为 aPTT 时间缩短。很多人认为aPTT 似乎并不能反映肌体全局性凝血平衡状态。然而，有 报道表明，某些血栓性疾病也可利用aPTT 进行检测。Mina 等利用改进的aPTT（XACT） 发现aPTT 所表现的凝血时间缩短可以忠实地反映凝血因子V，XI，XII 异常，以及vWF 抗原和胶原结合活性，与促凝磷脂水平(mina et al.,2010)。此外，aPTT 时间的缩短 也可和高水平的凝血酶产生、凝血酶原片段12 等血纤维蛋白沉积、凝血酶-抗凝血酶 复合体和D-二聚体等生物化学标志有关联。Tripodi 等人发现aPTT 时间缩短可以作为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因子(Tripodi et al.,2008, 2011)。 aPTT 比值（测试血 浆/参考血浆aPTT 时间比值）小于对照组分布的第五百分位数的患者，静脉血栓的发 病风险比值比（OR）为2.4。这种风险独立于遗传性静脉血栓的发病风险。患者的 aPTT 比均值分别为0.97（范围：0.75-1.41），正常对照则为1.00（范围：0.72-1.33） 为对照组（P0.001）。对918 例自发性静脉血栓患者的前瞻性观察发现，未出现血栓 复发的患者的 aPTT 比值出现明显延长(0.97 ± 0.09 vs. 0.93 ± 0.09, P 0.001); 而血栓复发患者aPTT 比值等于或小于0.95 的患者静脉血栓的复发相对风险为1.75。 总体来看，aPTT 时间缩短多与凝血因子成分前体的浓度/活性改变有关，而与循环凝血 激活因子的存在无关。究其原因，可能是aPTT 测试中使用的过量人工凝血激活剂掩盖 了高凝血状态情况下通常相对少量的TF、凝血因子XIa、或磷脂微颗粒等等所诱生的 微弱效应(Marcus D LancéA,2015)。加之aPTT 不能测定纤维蛋白裂解，故aPTT 不能用来检测外科手术、创伤、糖尿病、癌症等情况下的血栓形成风险。在本研究中， 我们也将围绕aPTT 试剂的反应类型开展工作，希望能把aPTT 测试“升级”为既能检 测凝血过程，也可检测凝块“纤溶”的反应信息。 2、针对肌体全局性高凝血能力的检测技术 凝块波形分析、凝血酶生成、血栓弹力图检测等为代表的十多种“脱胎于凝血四项 的血液凝血能力分析方法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针对肌体全局凝血能力的检测 （Brummel-Ziedins Wolberg，2014； Panteleev Hemker,2015） （1）“凝块波形分析”（clot waveform analysis，CWA） CWA 是aPTT 的一个改进方法，不仅能够测定凝血时间，而且可检测整个凝血过程 中光密度曲线的改变。有人利用这种方法对弥散性血管凝血进行检测，发现检测过程 中出现的两相曲线*可用于预测DIC（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5%和92%，）（*注： “双相曲线”是加入钙离子之后CRP 和VLDL 一起发生沉淀的响应）(Marcus D LancéA,2015；Lipets ,Ataullakhanov， 2015)。 （ 2）凝血酶生成 凝血酶生成（thrombin generation TG）是针对凝血紊乱患者体内凝血酶的生成数 量、水平、速率及达到最大浓度和最大速率所需要的时间进行连续记录的一种体外凝 血能力测试技术(Marcus D LancéA,2015)。与传统的TT 测试不同，TG 能模拟体 内促凝物质和抗凝血剂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凝血酶生成。比如，血友病患者和接受抗凝 治疗患者的凝血酶生成能力下降；而缺乏包括抗凝血酶、蛋白C、蛋白S 等自然凝血 抑制物，或因子Ⅴleiden，女性在口服避孕药后凝血酶生成会加速(Tripodi et al., 2008,2011)。与aPTT 类似，血液内存在狼疮抗凝血剂也会延迟凝血酶生成时间 (Youngwon et al., 2013)。除凝血酶生成之外，TG 也能检测除纤维蛋白原和因子 FⅩⅢ之外的一些凝血因子的缺陷。现在，TG 已用于血栓病理检测，血管性血友病的检 测，以及检测抗血小板药物的药效。 （3） 血栓弹力图检测 血栓弹性图（thrombelastography， TEG/ROTEM）是血栓弹力仪描绘出的特殊图形。 用于体外动态监测纤维蛋白的形成、溶解、凝块坚固性，弹力度等等信息。 影响血栓弹力图的因素主要有红细胞的聚集状态、红细胞的刚性、血凝的速度，纤 维蛋白溶解系统活性等。因此血栓弹力图能动态评估血小板与凝血级联反应之间的相 互作用，并能分析血细胞（白细胞、红细胞等）对血浆凝血因子活动的影响，从而做 到较为系统地分析血液凝固及溶解的动态过程。当前，血栓弹力图（TEG 或ROTEM）已 用于检测利用传统APTT、INR 漏检的手术患者可能具有的肌体高凝态。 TEG 与TG 的敏感类型不同，临床过程中，TEG 更适用于妊娠过程中的凝血能力的 检测，可以用于妊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静脉血栓风险（见前文），而对于易栓症的检 测效果不理想。 除此之外， TEG 常在供体（donors）之间的偏差比 TG（凝血酶生成） 更大，往往造成不同患者之间的风险差异不具可比性。同时TEG 检测依然缺乏统一的 标准，尚需进一步标准化（Tynngrd et al.,2015)。 除了上面描述的几个较为常用的常规分析技术之外，包括“multiplate、” Verfynow、Plateletworks、 mpact-R等检测主要针对凝血系统血小板功能进行，这 些检测也可以视为一类能够针对肌体全局凝血能力检测方法（ Tynngrd et al.,2015; Panteleev Hemker,2015）， 四、问题及展望 血栓风险推升了心血管事件、癌症等多种疾病的致死率和致残率。如何准确筛查、 及早发现和预防血栓风险也因此成了国际医学界的关切。在过去30 年间，围绕心血管、 癌症生物标志物筛查做了大量的工作，发现了百余种生物分子可不同程度地体现心血 管疾病生物标志物的潜能，但迄今只有极少数真正明确了临床意义，更多的尚待临床 效果评估。血栓作为心血管事件、癌症等复杂疾病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其预测、筛 查的准确性尚不能满足临床需要。特别是当前心脑血管、癌症、糖尿病等疾病已呈高 发、多发的态势，改进现有的诊断技术，克服敏感度低，特异性差的问题需要给以重 视，我们认为，当前不只是要一如既往地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更要重视评估已发现 的生物标志物在血栓筛查、诊断及治疗监测等方面的价值。我们相信，一旦确认了血 栓临床需要的高敏感、高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势必有助于加深对血栓病理机制的理解， 最大可能地降低心血管、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的致死率和致残率，同时，也将会进一 步增进人民的健康福祉。 Awan Z, Aljenedi S, Rosenblatt DS,etal., Severe hyperhomocysteinemia due to cystathionine β-synthase deficiency, and Factor V Leiden mutation in a patient with recurrent venous thromb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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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新答记者：当前我国狂犬病防治的形势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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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药经济报　 2013 年 6 月 17 日 　 A01 版　 发表了该报记者 刘正午 的采访报导，题目是《 狂犬病疫苗规模化路径 》。 现将该文中涉及严家新谈　 当前我国狂犬病防治的形势和任务 　 的部分摘录如下： 每年的 7~9 月是狂犬病发病的高峰期。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倡议，到 2020 年在全球消除狂犬病。 而在实践中，接种何种疫苗、如何接种，直接关系到消除狂犬病这一目标的实现。《医药经济报》记者近日在调查中发现，业界对这一疾病领域的关注焦点其实并非技术，而是管理。对医药行业来说，管理的思路和规范化对狂犬病疫苗产业的规模化和健康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 治疗需规范 （略） 价值最大化 （关于狂犬病疫苗接种的“ 5 针法”和“ 4 针法”程序） 为进一步核实狂犬病疫苗的接种程序，记者在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年的一份“狂犬病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中发现， WHO 对暴露后预防的肌内接种建议的程序既有 5 剂次也有 4 剂次，这说明 WHO 对“ 5 针法”和“ 4 针法”并无差别评价。 记者在国内接种狂犬病疫苗的规范性文件《 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 》（ 2009 年版）中，也明确看到要求的接种程序为“ 5 针法”。作为目前仍在执行的规范， 2009 年的这一规范文件无疑是当前国内执行狂犬病疫苗注射的主要参考依据。 记者采访了多年来一直关注国内狂犬病防控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狂犬病检测中心研究员严家新。 严家新指出， 采用“ 4 针法”的疫苗、连同其使用说明书，是国家药监部门严格审查批准的，是可以推广使用的免疫程序。 我国目前执行的 2009 年规范文件只提到采用“ 5 针法”，近年已在学术界引发对有关指导原则是否过时的学术争论，建议更新该规范的呼声明显增加。 2011 年，有关部门曾组织行业专家研讨，当时的解释是“ 4 针法”与 2009 年规范并不矛盾，该规范规定可以按照药监部门审批的疫苗的说明书使用，这在 2009 年的工作规范第三十条 已有明确表述：“ 如药典或者产品说明书的内容发生变更，本规范的相关内容从其规定。 ” （关于狂犬病的防控管理，当前形势和任务） 在严家新看来，我国狂犬病防治工作除了疫苗市场仍需规范外， 整体疾病防控管理也亟待改进，特别是从国家层面要尽快调整对狂犬病的防控策略 。 目前的局面 是：一方面，某些媒体和舆论对狂犬病风险的夸大或误导使许多人对狂犬病过度恐慌，盲目过量注射疫苗，全球几乎 80% 以上的狂犬病疫苗被中国人接种了，而相关动物的免疫和管理却迟迟未得到改善，作为传染源的狗群中的狂犬病迟迟得不到控制。 近年来，严家新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 大力推广兽用狂犬病疫苗接种。 据他粗略测算， 全国推广犬类免疫每年只需直接投入 5 亿～ 10 亿元，持续 3~5 年就能彻底解决中国的狂犬病问题，每年可挽救 2000 多条人命和减少近 100 亿元的社会财富支出 。　 严家新透露，多年来我国的人用狂犬病疫苗产销量占全球 80% 以上的份额，而人用狂犬病疫苗是可以直接用于动物的， 我国早已具备满足兽用狂犬病疫苗全部需求的生产能力。 目前，国内数家企业已获得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兽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批文，中国兽用狂犬病疫苗的市场供应能力已经不是问题。 前几年，国内合格的兽用狂犬病疫苗只有进口产品，价格比人用疫苗还高。有些地方政府曾尝试统一采购，集中进行犬类的普遍疫苗接种，但经济上承受不了，甚至有钱也买不到疫苗。这个问题目前已初步解决。 要让兽用狂犬病疫苗的市场价格进一步降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府集中采购问题 ，而且最好是采用全国统一采购的形式，这样既保证了疫苗的需求量，可以通过规模生产实现疫苗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而且在全国集中统一部署也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高效、快速、彻底地消除狂犬病。 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消除狂犬病的成功经验也证明，地方政府主动出击、区域作战也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狗是一种典型的占区性动物，在自然状态下流动性并不强。 在 WHO 最新的数据中，目前全球仍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狂犬病，每年仍有超过 5.5 万人因此死亡，多数发生在亚洲和非洲。 为犬类接种疫苗，消除犬类狂犬病，是 WHO 推荐的预防人类狂犬病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战略。 （ 医药经济报　 2013 年 6 月 17 日　 A01 版　 刘正午 记者的采访报导原文地址：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3-06/17/content_19399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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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热度 1 可变系时空多线矢主人 2013-4-26 11:43
中共中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５日报道： ４月２５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力做好经济工作。 一季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局平稳，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夏季粮油生产势头良好，国内消费稳定增长，投资和进出口较快增长，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城镇失业率维持较低水平。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结构调整继续推进，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企业利润出现恢复性增长，能源消耗强度下降幅度加快。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加。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流动性大幅增加，主权债务危机反复冲击市场信心，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 从国内看，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影响农业稳定生产因素仍然较多，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突出。 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我们要坚持用两点论看待问题，既要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又要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未雨绸缪，加强研判，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要按照稳中求进的要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继续实施和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统筹考虑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把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贯穿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改善民生全过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协调推进，稳中求好、稳中求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提出，要着力释放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先行取消下放一批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严格控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 力争农业丰收，抓好夏季粮油生产和春耕备耕工作，实施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加强畜禽疫病监测和防控。促进对外经济稳定发展，增加能源资源、先进技术和设备等进口，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开放，支持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境外投资，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做好重要商品储备吞吐和进出口调节工作，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产能过剩行业调整，坚决遏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服务业新型业态和新型产业发展。 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把环境保护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研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化重点流域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扎实推进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大力实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抓紧清理、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做好扩大营改增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工作，抓紧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会议强调，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早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城乡统筹，完善低保、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制度，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 做好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 全力以赴做好四川芦山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抓紧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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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位专家对世界当前9个猜想的看法
可变系时空多线矢主人 2012-12-22 11:02
十几位专家对世界当前 9 个猜想的看法 　 再过几天，就到了 2013 年。 此时，这里有十几位专家，用他们几十年的专业素养，提供对如下的 9 个普遍存在猜想的各自独特视角的看法，世界上这些事情的结果，很难有标准答案，仅以此提供大家参考！ 　　猜想一：欧元会“退隐”吗？ 　　判断：小概率事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德、法轴心以及大多数欧盟的成员国最终会在解决欧债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案中找到妥协的办法。可能的前景是，欧元区国家的财政主权将受到不断完善的财政纪律的制约，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将向某种形式的财政联盟或欧元区经济政府的方向发展。 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教授张连城： “欧债危机”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从短期看，欧元区国家都还具有解决债务危机的动力。“欧债危机源于欧元体制自身的缺陷。现行欧元体制是假定经济处于良好运行状态而设计出来的。从长期看，如果不能解决欧元体制的缺陷，欧元崩溃和欧元区解体是不可避免的。” 猜想二：美元已 Q 了 1 、 2 、 3 、 4 ：到底要 Q 到几？ 　　判断：可能性不大，除非特殊事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民： 2012 年底 QE4 的推出，既有巩固经济复苏势头的原因，也有为即将面临的“财政悬崖”争取时间的考量。 　　 2013 年，美国将继续执行既定的货币宽松政策，即每月买入 850 亿美元更长期限的美国国债和 MBS ，同时只要失业率高于 6.5% 且通胀预期不超过 2.5% ，美联储将继续维持当前的低利率。将利率与失业率、通胀预期挂钩，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但是，美联储并没有把 QE 与失业率、通胀预期挂钩， QE4 的成本和收益尚待评估。并且 QE4 宣布后，市场反应平淡，其作用和效力有限。在 2012 年已连续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措施后，市场也需要进一步消化和吸收。因此， 2013 年美国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措施的可能性不大，即使要推也会在下半年的晚些时候，除非美国经济出现大的滑坡和特殊事件。 　猜想三：巴沙尔政权还能撑多久？ 　　判断：僵局破解需内外配合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 僵局解决的最佳办法是，反对派形成统一力量，在国际斡旋下，对巴沙尔网开一面，实现政治解决，巴沙尔本人得以体面下台、流亡。否则，叙利亚将陷入更持久更血腥的战乱。相关各国都无意深度介入。至于阿萨德家族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反对派能否配合政治解决尝试。 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 随着反对派形成统一的全国联盟并且得到阿盟、欧盟和美国的外交承认和经济、军事援助，巴沙尔政府图存的外交空间和战场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如果大国较量保持原有态势，巴沙尔或许能坚持到 2014 年任满下台，如果俄罗斯近期放水，则战场形势会在明年上半年清晰。总体上说，如此内外交困、实力有限的中东国家，能够保持政权不倒，似乎还没有先例。 　　猜想四：日本“皇军”是否会再现？ 　　判断：修宪或将列入议事日程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 在近期日本大选的当选议员中，支持修宪的占 89% ，比 2009 年当选议员中支持修宪的议员增加 40% 。安倍晋三执政后很可能把修宪列入议事日程。根据日本宪法第 96 条规定：修改宪法需要得到日本国会众参两院 2/3 以上议员赞成，并得到国民投票者 50% 以上赞成。目前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加起来，在众议院已获足够多数，但在参议院不足。因此，自民党首先要争取明年 7 月参议院选举取得 2/3 以上的议席，然后联合维新会等提出修改宪法第 96 条，只要获得国会众参两院一半以上议员的支持就可以修宪。这等于只要是执政党就可任意修宪，从而为修改宪法第九条铺路。日本不会马上滑向二战时期那样的军国主义，但一旦宪法第九条被修改，就可能增大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性。 　　猜想五：俄罗斯试图建立新华约吗？ 　　判断：基础已经不存在 11 月 9 日 ，美军入驻波兰，拉开驻军“华约”序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陈玉荣： 面对美国和北约的挑战，俄罗斯一方面加快了军事现代化步伐，一方面加紧经营独联体军事一体化来应对来自北约集团的威胁。 2012 年独联体国家还集体发声，表达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的意愿。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组建新华约抗衡外部压力。因为俄罗斯深知，军备竞赛摧垮了强大的前苏联。今天若想真正有效抵御北约威胁、巩固在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力，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实现经济现代化，振兴经济。为此，俄正加大力度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此外，即使俄罗斯试图建立新华约，其他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也未必追随。 20 年独立的经验证明，奉行大国平衡政策才真正符合他们的利益。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邢广程： 俄不会组建华约。北约和华约本身是冷战时的产物，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华约已经解散，北约也应解散，但是北约不仅没有解散还不断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是，像集安组织更多的是为了解决独联体内部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抗衡北约。此外，俄罗斯不可能组建新华约的原因包括：冷战条件已经不存在、俄罗斯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虽然俄罗斯对北约不满，但是也在谋求与北约的合作并发展关系。 　　猜想六：印度能否把势力伸进太平洋？ 　　判断：实力不足，但仍野心勃勃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叶海林： 印度的实力不足以支持新德里的全球梦想；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连接性也没有达到印度必须全面介入太平洋事务的程度，下决心投入巨大成本去竞逐一个没有明确收益的目标是否值得，印度决策层正在考虑；西太平洋地区部分国家欢迎印度对地区事务的参与更主要是基于外交平衡考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峰君： 印度东进太平洋战略已取得重要进展。现今印度与东盟已经确定将双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在军事领域，印度海军正从当前的“近海防御”和“区域威慑”战略转向“远洋进攻”战略，正把海军活动范围从印度洋扩大到太平洋乃至全球各大洋。海军发展战略专家称印度欲控制半个太平洋。印度太平洋战略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不谋而合，也恰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的利益需要一致。 　猜想七：美国会打伊朗吗？ 　　判断：掣肘因素多，可能性降低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沈丁立： 美国总统的连任已不再牵制其对伊决策，但其他因素仍然存在。国际社会对伊朗的金融与能源制裁已逐步显现成效，伊朗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支持亦将更多松动，这将在新年中牵制伊朗当局采取继续强硬的姿态。维持核计划并避免战祸，符合伊朗的利益；以非军事手段阻碍伊朗推进核计划，仍将是西方首选。因此，伊朗做出局部退让以实现与其对立面的双赢从而避免战争，将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性展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绍先： 美伊之间将有一番新的恶斗，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波斯湾局势难以平静，并严重影响国际石油市场形势。美国打伊朗的可能性较 2011 、 2012 年反而降低了。原因有二：一是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决心已定，目前中东乱局对之构成严重牵绊；二是政治伊斯兰化趋势强劲，已成以色列面临的最紧迫现实威胁，来自以色列迫美对伊动武的压力明显减轻。 　　猜想八：巴以和平曙光何时现？ 　　判断：和谈难成优先项 巴以冲突中的儿童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 以色列于 2005 年未经谈判单方面全部撤出加沙，但犹太定居点人口房屋建设有所增加，未来撤退难度加大。在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于 2007 年通过内战夺得控制权，但未得到国际承认。在巴勒斯坦内部没有实现统一、外部干涉没有被遏制的情况下，和平进程不可能取得进展，目前的复杂局面还会持续下去。 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 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一场准战争，巴勒斯坦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员国”，是巴方试图摆脱巴勒斯坦问题被长期忽视的军事和外交努力，但巴以和平进程依然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阶段性命运。中东其他热点现在是世界焦点，巴以争端本身的复杂和敏感也决定了巴以和谈难以成为优先选项，即使恢复和谈，也难以实现突破。 　　猜想九：拉美会不会调头向右转？ 　　判断：左翼强劲，中间崛起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 在委内瑞拉的总统和州长选举中，执政党都获大胜。这一胜利无疑鼓舞了拉美左翼的士气，使拉美政治力量的对比继续向有利于左翼的方向发展。 　　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左派执政的拉美国家政局相对稳定，执政地位比较巩固。 2013 年，厄瓜多尔、巴拉圭和洪都拉斯等国将举行大选。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被舆论认为很可能是未来拉美左派的领军人物。如科雷亚顺利连选连任，无疑将有利于拉美左翼力量的发展。巴拉圭和洪都拉斯左翼力量会在这两个国家选举进程中取得一定的进展。 　　目前拉美国家出现了执政的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政策向中间靠拢的现象。如被认为是左翼的秘鲁乌马拉政府的政策与其前任人民党加西亚政府，被认为是右翼的智利皮涅拉政府与其前任、社会党巴切莱特政府的政策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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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钓鱼岛问题实质正确处理是当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
可变系时空多线矢主人 2012-9-21 20:53
认清钓鱼岛问题实质正确处理是 当前 中美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 当今世界，确保中美关系稳定顺利发展，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其重要前提和关键所在。 强调这一点，在当前形势下，尤为重要。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变本加厉、一错再错，演出“购岛”闹剧，公然不顾《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国际法效力，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 中日关系面临的严峻局面，完全是日本单方面挑起，其核心是日本否认中日双方就钓鱼岛问题达成的共识和谅解。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方面，中国从来不曾让步，也不会同任何人进行无原则的交易。日本对此不仅应完全负责，也要承担相应后果。 美国是二战后亚洲安全格局的主导者，是日本 “最紧密的伙伴”，钓鱼岛问题的由来同美国冷战布局相关。面对正在发生的重大格局转换，美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需要进一步强化现实感。 美国应认清问题的实质所在。二战中，美国是战胜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这一历史性贡献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高度评价和充分尊重。战后，美国承担着“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责任。时至今日，日本仍拒绝认真反省发动侵略战争罪责。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正常国家方面是有历史包袱的，可以说是不及格的。 今天的亚洲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加、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这是推动亚洲格局走向均衡的重要因素。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期望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也只能作为，平等参与者、和平发展贡献者。 美国要和中国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学会在事关中国的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保持明智，必须清醒认识到《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的产物，不得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的利益。不管是谁，试图在钓鱼岛问题上“拉偏架”，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偷鸡不成蚀把米。 中国明确表示希望美国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不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局势更加复杂的事情。钓鱼岛问题正考验着美国的政治智慧。 对美国来说，谨言慎行不仅是维护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也是对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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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变化了没有？
wsunchunxiao 2010-3-12 08:58
如题。 中国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风暴，现在又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期， 很想知道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了吗？ 若是，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小变化还是根本性的变化呢？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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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中美军事互信恰逢其时
chni 2009-6-25 16:07
经略中美军事互信恰逢其时 59 年前的今天，是当年那场朝鲜战争全面爆发的日子。当前，也正是朝核问题导致东北亚各方关系异乎寻常的时期。据中国网新闻报导中美国防部第十次防备磋商在北京举行,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双方以海上军事安全机制磋商为契机，促进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军事互信，对于开展各种合作，稳定局势，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通常，理想的军事互信时机应当出现在各方利益需求一致的情况下。然而，构建中美军事互信的时机却又是出现在双方存在许多冲突乃至存在重大矛盾之际，一是一个中国与美国在台湾利益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与美国的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既是中美之间种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也是中美之间最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现实状况使得中美之间军事互信的构建必然会有很大的难度和风险。 但当前，由于美售台武器和朝核问题的出现，这两大矛盾看似对立如此严峻，却又是隐性的和潜在的，近期矛盾激化的可能性虽不能完全排除，但可能性仍不很大。当中美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时，直接威胁到对方的核心利益或重要利益时，两大矛盾才会必然激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之间仍然可以而且也更需要建立军事互信。 不过，不容乐观的是，美售台武器和朝核问题的的存在，特别是由于朝核问题发现方向的不确定性，这种互信恐怕也只能是生存安全范畴的军事互信 (militaryconfidenceandsecurity-buildingmeasures) ，双方很难建立起发展安全范畴的军事互信。只能是朝着浅表层表的互信去运作，深层的互信是根本不能期望的。值得关注的是，即使是这种浅表层面的军事互信，不管是在构建的过程中，还是在军事互信的实际运作中，出现意见分歧乃至反复也在所难免。 事实上，也只能是在双方战略整合利益趋同占主导地位时，两军军事互信的构建才会呈发展前进态势，反之，则趋于倒退，特别是两大矛盾一伺激化，两国之间军事互信将会不以双方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朝着其负面破裂方向运行。这方面的先例是有的，如 1999 年 5 月，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严重事件，中国就断然推迟了中美两军高层交往项目。 时下，尽管由于美售台武器和朝核问题的出现，双方的分歧乃至意见相左的情况在所难免，但双方同时也需要对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与合作，甚至还需要在如减核、反恐、海上搜救等更多方面的合作，而且，为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考量，双方所面临的国际战略格局都不容许发生重大直接冲突，都会在一定程度需要对方的合作 ―― 哪怕是极不情愿和互有让步的的情况下的合作 ―― 这也正是当前构建两军之间军事互信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事实上，随着问题与矛盾的出现，解决问题与处理矛盾的时机也随之出现了，这也正是经营两军互信的时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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