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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现代工业的奠基人：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 热度 1 王飞跃 2011-6-17 13:16; 现代工业的奠基人：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有人作过这样的设想，一个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人要是能来到十八世纪中叶的美国，他照样能过的很习惯。因为，当时的美国不会让他很陌生。但是，这个古希腊人要是来到十九世纪的美国的话，他一定会目瞪口呆。十九世纪美国人的生活及工作环境、日常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对古希腊人来说完全无法想象。其中，最让他吃惊的一定是现代化工厂。现代化工厂不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是现代规模经济的基础。美国这个最早出现现代化工厂的国家，为此贡献了两个最重要的理念：“可替换零件”和“标准化生产”。伊莱·惠特尼（Ｅｌｉ　Ｗｈｉｔｎｅｙ）是第一个提出这两个理念并在他工厂中实现的人。几乎所有有关美国历史的著作都会提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以及轧棉机在美国南方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惠特尼轧棉机使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得以复活，因此引发了内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惠特尼对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可替换零件”和“标准化生产”理念。惠特尼提出并大胆尝试将产品和机器分解成独立的标准部件，按标准将各部件分别制作，最后组装成整机。他成功地将可替换零件的思想演绎成一种生产方式，是名副其实的“美国规模生产之父”。惠特尼的“可替换零件”概念和“标准化生产”方式满足了美国建国初期劳动力严重缺乏、工业急需大发展的形势。为美国工业生产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七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伊莱·惠特尼出生于马萨诸塞（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殖民地韦斯特伯拉夫（Ｗｅｓｔｂｏｒｏｕｇｈ）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也叫伊莱·惠特尼。他有一个大农场，母亲伊利莎白·费（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ａｙ）在惠特尼十一岁时去世。惠特尼是家中的老大，他从小心灵手巧，有着非凡的思考和动手能力，对数学和机械最感兴趣。惠特尼喜欢在父亲农场里的工场中摆弄各种工具。十二岁时，惠特尼制作的一把小提琴所有部件都同普通小提琴一模一样，演奏效果也不错。十八世纪下半叶，北美殖民地掀起了革命浪潮，距波士顿（Ｂｏｓｔｏｎ，ＭＡ）三十英里的韦斯特伯拉夫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工厂倒闭农田荒芜，商品和农产品大量积压。惠特尼父亲的农场也无法避免，惠特尼缀学了。独立战争后，美国挣脱了英国殖民的锁链，取得了政治独立，却没有出现兴旺发展的景象，甚至没有恢复到殖民时期的经济繁荣。新生的合众国土地广袤，资源丰富，但劳动力十分缺乏。一七九零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美国人口为三百九十二万九千人万，密度为每平方英里四点五人。受英国殖民政策影响，北美殖民地经济有着严重的依附性。独立后，英国向美国大量倾销工业品，同时实行经济封锁，破坏其对欧洲的贸易，让历经战争创伤的美国雪上加霜。美国工农业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当时美国严重缺乏技术工人，没有现代工业，但他们意识到只有开发英国市场，才是恢复经济办法。美国有大量土地，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获得高利润的经济作物。在这个大形势下，年仅十四岁的惠特尼发现了他生平第一个机会。当他得知战争使钉子价格大幅度上升时，惠特尼向父亲提议生产钉子。父亲同意后，惠特尼就干了起来。他的业务很好，还雇了二个帮手。后来，由于英国产品倾销美国，生产钉子不再有利可图，惠特尼转产女帽饰针和男用手杖，也无利可图，就放弃了。一七八三年秋，惠特尼离开父亲的农场，去自筹大学学费。三年的半工半读，惠特尼赚到了上耶鲁大学（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学费。一七八九年三月，惠特尼进入耶鲁深造。一七九二年，惠特尼毕业。耶鲁校长推荐惠特尼到南卡罗来纳（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州做家庭教师。惠特尼的校友菲尼亚斯·米勒（Ｐｈｉｎｅａｓ　Ｍｉｌｌｅｒ）一直在佐治亚（Ｇｅｏｒｇｉａ）州的纳萨尼尔·格林（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ａｔｈａｎａｅｌ　Ｇｒｅｅｎｅ）将军家任教，将军去世后兼管种植园。米勒正和格林夫人在北方办事，于是邀请惠特尼同行。惠特尼欣然应邀前行。此行，改变了美国历史。格林夫人是独立战争中功勋着著的格林将军的遗孀。当时在萨凡纳（Ｓａｖａｎｎａｈ，ＧＡ）附近有一个棉花种植园。惠特尼在格林太太的庄院住了下来。惠特尼为她作了几件别出心裁的家具，深受格林太太喜爱。格林太太常面对大片棉花地发愁，因为一个奴隶一天只能用手轧一磅棉花，这使她无法大量种植棉花。惠特尼知道后，对格林太太说：“让我来发明一种机器，加快这项工作。”十几天后，惠特尼拿出了轧棉机模型，几经试验、修改。一七九三年春天，轧棉机研制成功了。惠特尼轧棉机有两个滚筒，一个滚筒上布满了铁质尖齿，抓住棉花，将其与棉籽分开，另一滚筒上是短而硬的毛，将第一个滚筒上的棉花刷下来。使用这种机器，一个人一天可轧五十磅棉花，工效提高了五十倍。惠特尼轧棉机惠特尼轧棉机十分简单，他取得了专利，并和米勒成立了生产轧棉机的公司。为了这项新事业，惠特尼辞掉了教师的职务，来到康捏狄格州的纽黑文，建立了一个工厂。按专利法，惠特尼的专利只有三年。南方许多州，不承认专利法。于是，各地都出现了轧棉机的仿制品。南方的棉花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了。惠特尼的轧棉机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多少收益，但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难以估量。轧棉机发明一年后，美国的棉花产量就从五百五十万磅增加到了八百万磅；一八零零年，三千五百万磅。一八二零年，一亿六千万磅，惠特尼去世的一八二五年，棉花产量为二亿二千五百万磅。美国南方棉花开始向新英格兰快速增长的纺织业供应，大大推动了美国的工业革命。美国南方气候温暖雨水充沛，适合棉花生长。解决了脱籽问题后，棉花的大规模种植成为可能。惠特尼轧棉机使棉花取代了烟草为最有价值的商品农作物，和全国最大宗出口货物。以后的每十年，棉花产量都要翻倍，越来越多的土地种植了棉花，一八三零年，美国的棉产量占世界产量的一半；一八五零年后，为百分之七十。奴隶制在北美，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衰落，独立后，北方诸州纷纷废奴。在南方，废奴变得越来越流行了。华盛顿（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在遗嘱中要他的后人释放了所有奴隶，同时代的很多种植园主也效仿他。但是随着“棉花王国”的诞生，对奴隶的需求剧增。有着强大政治势力，只占南方人口百分之五的奴隶主，从此再也不想废除奴隶制了。“棉花王国”在带动美国经济的同时，加深了南北双方的政治隔阂。要是惠特尼晚几十年发明轧棉机，废奴运动也许会有足够时间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奴隶制可能早几十年被废除，内战也可能避免。惠特尼轧棉机是美国农业上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南方经济因此复苏，从一七九零年到一八三零年，美国南方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轧棉机的影响渗透到南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使奴隶制得以复苏。美国独立后，奴隶制在北方受到攻击。在南方，烟草过分消耗地力加上英国的贸易封锁，奴隶主只得放弃这项主要现金作物，而其他种植不足以维持大规模奴隶经济，使奴隶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多奴隶主开始怀疑奴隶劳动的经济价值和奴隶制的前途。轧棉机的发明，使棉花成了最适宜奴隶劳动的农产品，种植园主们迅速扩大棉花种植，同时不断购入新奴隶。南方奴隶制经济因此获得转机，成为其主导经济，而奴隶种植的棉花远比制造业更为有利可图。随着棉花种植的扩展，南方成了“棉花王国”，同时疯狂地向西部扩张。一八一二年战争后，棉花种植扩大到阿拉巴马（Ａｌａｂａｍａ）和密西西比（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ｉ），形成了从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到路易斯安那（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得克萨斯（Ｔｅｘａｓ）东部面积达四十万平方英里的“棉花王国”。棉花种植的“西进”使美国人口西移，对于西南部的意义重大，也为中西部的猪肉、玉米、面粉和威士忌找到了销路，为东北部的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棉花种植大大促进了北方的工业。美国工业革命起步于棉纺织业。南方为襁褓中的新英格兰纺织工业提供了丰富廉价的优质棉花，促进了棉纺织机械的开发，这是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条件。尽管，轧棉机给南方的奴隶制带来了转机，但轧棉机给惠特尼带来的却是挫折和幻想的破灭。轧棉机的消息迅速传播，大量的南方人前来参观，他们纷纷仿造。惠特尼于一七九四年三月十四日获得专利之后，人们还是纷纷仿造。惠特尼和合伙人米勒为保护自己的产权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不完善的专利法使他们在南方大多数法庭上败诉。直到一八零七年，惠特尼才获胜。但是这已太晚了。惠特尼和米勒为保护专利权进行的法庭诉讼，使惠特尼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轧棉机专利被践踏，装运轧棉机的船只遇暴风雨而沉没，工厂又遭火灾，车床、工作台、工具、设计图纸和造好的轧棉机全被烧毁。一七九七年十月，惠特尼在给米勒的信中写道；“灾难接二连三。为了事业能继续坚持下去，需要百倍的努力。尽管我竭尽全力，但情况还是很糟。” 这时正是美国面临同法国交战之际，政府急需四万枝滑膛枪，国内仅有的两家兵工厂，无法满足需求。联邦政府决定向私人公司求助。一七九八年五月四日，国会通过决议，拨款八十万美元用于购买大炮和轻武器。急于摆脱债务的惠特尼视此之为天赐良机，他立即来到首都费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ＰＡ）活动，愿意承接一万枝枪的制作。但负责项目的官员对惠特尼将信将疑，按照当时的制作工艺，每枝枪由一名工匠承制并负责装配，他必须制作所有部件，还要使各部件吻合，生产进度极慢。由于战势危急，主管官员孤注一掷与惠特尼签订了一万枝枪的合同，将另外三万枝枪交给了其他二十六个承包商。合同签订后，惠特尼在康涅狄格（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州纽黑文（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郊外建了一座工厂。他亲自设计厂房，招募工人。在工厂里，他将枪分解成若干部分，用专门设计的模子和机器加工制作同样的部件，再让工人将各部件组装成枪。在生产轧棉机的过程中，惠特尼设计过一些机器。在此基础上，他制造出了用来切割金属的第一部铣床。还制造了模子和夹具，他设计的机具使生产的部件之间的误差非常微小，以致每一枝枪的每个零件都适用于其他任何滑膛枪。两年合同期限，很快就到了，惠特尼一枝枪也没造出来，但惠特尼实现了他的“可替换零件”和“标准化”生产方式。惠特尼因此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被一再传唤到首都接受审查。一八零一年一月，惠特尼来到华盛顿（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向联邦政府解释“标准化”生产方式原理。他带去了十枝枪。在约翰·亚当斯（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总统和当选总统托马斯·杰弗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及其他官员面前，惠特尼将这些枪拆散，再将拆下来的部件堆放在一起。然后，他蒙上眼睛，从一大堆部件中随机抓取重新组装成十枝枪。表演令在场的人惊讶不已，因为按传统方式生产的枪，每枝枪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异，部件不能混用。杰斐逊总统马上就认识到惠特尼的发明对于工业发展的意义。在他看来，惠特尼发明的不仅是机器，而且是新方法所采用的工序。只有机器，以它们不变的形状和规格的切割，才能生产可替换部件。杰斐逊进一步指出，这一生产原理能大大降低成本，并对于修理具有重要意义。惠特尼的演示和杰斐逊的解释获得了极大成功。惠特尼不但没受到指责，还得到国会进一步的拨款以加快研发进度。一八零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一批五百枝枪交货，质量之好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一八零九年一月，惠特尼完成了全部定额。尽管比合同晚了九年，但惠特尼的滑膛枪受到广泛好评，以致十五年内，陆军军械部的所有合约，都指定要惠特尼生产的轻武器。各州也纷纷与惠特尼签订枪枝制造合同。对于当时严重缺乏劳动力和技术工人的美国而言，“标准化”生产理念大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钟表、金属器具、缝纫机等工厂主竞相采用惠特尼的方法。工程师们研发出了大量的新型加工机械，随着机器质量的提高，生产出的零部件的精度与质量也大大提高了。一八二五年一月八日，惠特尼逝世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这一年美国的棉花产量为二亿二千五百万磅，是轧棉机发明前一七九二年的四十倍。惠特尼对现代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惠特尼首先采用了铣床等机器和科学的加工方法，使部件标准化并可以互换；他还建立了广泛的成本会计制度。在惠特尼的工厂中，枪的每一部件、每一生产过程都以美元为计量来核算成本；惠特尼还实行了质量控制措施；他也是第一个认识到管理幅度原则的人。惠特尼在美国建国之初的工农业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惠特尼对美国工业的贡献不在于他设计的某一工具或机器，而是他提出并尝试了全新的生产理念，即将产品分解成独立的部件，用相同的标准将各部件分别制作并组装成产品。他第一个成功地将可替换零件的理念演绎成实用的生产方式，因而被誉为“美国规模生产之父”。惠特尼的标准化生产对美国制造业和现代工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惠特尼只是将他的理念用于枪械生产，但他的生产理念满足了美国建国初期劳动力缺乏、工业急需发展的严峻形势。新思想所产生的效果难以估量。惠特尼开辟了工业生产的新时代，他的同时代人又成功地将这种思想推广到其他领域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惠特尼去世后，他的合伙人约翰·霍尔（Ｊｏｈｎ　Ｌ　Ｈａｌｌ）成功地将这种新的生产原理用于各种枪械的制作中。霍尔研发了一系列金属加工机床。惠特尼同时代的其他发明家将他的生产原理运用于金属加工业中，如科尔特（Ｓａｍｕｅｌ　Ｃｏｌｔ）的左轮手枪，杰罗姆（Ｊｅｒｏｍｅ　Ｋ　Ｊｅｒｏｍｅ）的钟、鲁本斯（Ｒｏｙａｌ　Ｅ　Ｒｏｂｂｉｎｓ）的表，耶尔（Ｌｉｎｕｓ　Ｙａｌｅ，Ｊｒ）的锁，辛格（Ｉｓａａｃ　Ｍｅｒｒｉｔｔ　Ｓｉｎｇｅｒ）的缝纫机等。惠特尼当年未能达到的目标，在内战前夕逐步得到实现。到了一八六零年代，美国制造业已经用机器在原料加工和制造成各种形状产品的基本环节上取代了人工。他们用这些机器以低成本大量生产工艺复杂、高效的机械。随着机械在生产中的广泛采用，美国工业革命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个人分类: 学海泛舟|2379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李敖：我要喊毛主席万岁！: 热度 1 bmzy 2011-6-17 08:47; 在这喊毛主席万岁的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1、受过教育的、有、或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不是瞎起哄。 2、没有任何外力强迫，我也看不出今天喊毛主席万岁能给这些人带来任何功利。 3、虽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我想这没有)但多少都对毛主席的一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4、已经看过许多攻击毛主席的文章。可我，或我们仍然要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大概也只有毛主席值得让我们从心底里喊毛主席万岁，其他人不配！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从未被任何困难所压倒，更不会象有人那们在困难和危机中被吓晕了菜。毛主席是男子汉，这不仅为他的同志们所公认，也为形形色色、国内国外的敌手所公认。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战略家。他从不被浮云遮住望眼，他从不贪图小利，他从未有过“数小钱”的习惯。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终其一生，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从来都能抓住对手、敌手的鼻子，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被对手、敌手牵住鼻子走的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战略家。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亲手发动了文革。我不想、不会为文革唱赞歌，因为我不会、也不想为悲剧唱赞歌——文革就是一场悲剧。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 ——作为人而不是神——没能解决问题，也只毛泽东那样深遂的思想才发现了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年革命都逃不脱改朝换代的宿命——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而已。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英雄，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了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的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否定或回避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悲剧，只有毛泽东敢于正视它。但这样的伟人也不能超越历史 ——超越历史就是悲剧。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毛泽东精神永放光芒！毛泽东思想固然伟大，但如同一切思想一样，他会随时代发展而过时，但毛泽东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时代愈发展，我们愈加需要毛泽东精神，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他一扫千余年来吾民族文弱不武的积习，他一扫百余年来自卑奴性的固疾，他不为任何敌人所吓倒，倒是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毛泽东的精神给了吾民族以灵魂，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要呵护这种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灵魂，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是继承光大民族复兴的精神。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那是行尸走肉，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就成了任人宰杀的一盘散沙。一个民族，不管经济多发达，而没有了灵魂，那就是沙滩上的大厦，决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强大。当衣不蔽体的流寇一样的叁万多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时，他们是中国最生气勃勃，具有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真正的民族精英。当抗日的烽火点燃时，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当49时，全国的钢铁产量全都做成发夹，还不够全国妇女每人分一支时(那时火柴叫洋火，钉子叫洋丁)，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知道仅仅15年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响起了自强自立惊雷。尽管我们经历了封锁、战争和自身悲剧性的失误，但到76时，毛主席和他们那一辈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靠自身的努力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会部分地扬弃毛泽东的思想，但我们永远要继承毛泽东的精神 ——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灵魂—— 这也就是我喊毛主席万岁的原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原文来自：http://www.haodaxue.net/html/48/n-4448.html; 1676 次阅读|1 个评论

消失的城墙: 热度 3 yuliping 2011-5-26 23:21; 我不是历史学家，感觉中国很多城市过去是有城墙的，虽然过去兵荒马乱遭到各种破坏，至少到解放初期中国很多城墙总体是比较完好的。随着建国后的大规模建设，几乎所有城市的城墙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其破坏程度超过历史上破坏的总和，这一点我想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较少遭到破坏的只剩下西安、荆州等城市了。我们祖先几千年的修筑，毁于短短几十年时间。如果这些城墙还在，我想无一例外会得到保护，即使与城市建设有矛盾，一定会妥善解决好。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比如大规模城市建设，比如大规模的低档工业化，比如大规模的国家级工程，其对环境、资源、生态的负面影响，也许再过 20 年、 30 年，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时，和城墙是一样的命运。所以，必须反思我们的战略，越是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越要好好反思，如果实在无法决策，那就不要做。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太想出成绩了，很多违背了自然规律。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最好的政府是啥也不管的政府。政府应该好好地培育市场，关注民生，提高效率，不要做违背市场规律、社会规律、生态规律、自然规律的事情。 2011.5.26 俞立平于邗上; 个人分类: 生活其他|3142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和目录: 黄安年 2011-5-9 16:39; 《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和目录转载该文集前言和目录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9 日发布 **************************88 李剑鸣、杨令侠：《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时间 :2011 年 5 月 7 日作者：李剑鸣杨令侠来源 : 学术批评网 2001 年 5 月，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师生聚会，庆贺张友伦教授七十华诞。当时，我们几位同门商议，到张先生八旬寿诞时，一定要专门编一本文集作为贺礼。正所谓日月如梭，转眼即近十年。年初，我们向张先生提出编书之议，他的第一反应是辞谢。据我们的理解，张先生为人处事向来冲淡宽和，自然不想在做寿这件事上过于“张扬”；同时，他更不愿给别人增添任何负担或麻烦，即便这次的“别人”是他指导过的研究生。我们解释说，编一本书并不费事，对我们做学生的，不过是答谢师恩于万一；而且，以书祝寿志庆，学术界早就有例在先。经我们反复劝说，张先生终于同意启动组稿和编辑工作。按照惯例，以编书为前辈学者祝寿，有几种常见的做法。一种是约请学界同行专门撰写论文，另一种是从同门弟子已发表的论文中编选文集。我们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这主要是考虑到，想约的学者在各学校和研究机构多为骨干，工作负担繁重，每年都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指标；而论文集中的文章，又往往不能作为“有效成果”计入工作量。再者，约稿有时间限制，在短期内写出的文章，难免带有急就章的特点。如果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挑选佳作，则更可能把有价值的论文集中起来，更好地展现同门弟子的学术水准。这种想法得到了各位同门的支持和响应。于是，这部文集很顺利地就编成付梓了。我们这些曾受教于张先生的研究生，目前分散在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各自的学术工作中，一直谨守师训，力争无辱于张先生的教诲。在我们的心目中，张先生在许多方面都树立了标范，给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资源。在我们的印象中，张先生是那种身教胜于言传的老师。当年我们在门下求学时，很少听他谈起他自己，包括他求学和治学的经历。我们对这些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张先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求学，回国以后一直在南开大学任教。他在国际共运史和美国史领域，都是公认的权威学者。对南开大学乃至国内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他所做的工作尤多；其意义在今天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兴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先生精通俄文，其学术生涯的最初二十年，重点研究国际共运史。很多同行最早了解张先生的学问，可能是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与国际共运史有关的几本，就是由张先生撰写的。从 70 年代末期开始，张先生转治美国史，并很快在英文的运用能力上，达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未能企及的程度。张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国工人运动史，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领域与他长期从事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有联系，同时也由于他觉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必要关注美国工人阶级的经历。国内美国工人运动史最活跃的时期，正是张先生专注于这个领域的阶段。为了更深入的理解美国工人运动史，张先生先后涉猎美国农业史、西部开发史、民主政治史和种族关系史；但他在这些领域发表的论著，并不是工人运动史的“副产品”，而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同样很受学界同行的推重。在张先生执教的南开大学，美国史是一个特色学科，长期在国内史学界享有盛誉。杨生茂教授于 1964 年创建美国史研究室，经过多年惨淡经营，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已经颇具气象。随着杨先生年事渐高，正当盛年的张先生开始操持具体事务。 1986 － 1990 年张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这期间他对美国史学科的事情，同样倾注了很大心力。特别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史研究室陷入低谷，老教师退休，年轻人出国，新成员尚待成长。应对这种局面，张先生殚精竭虑，一心要保南开的美国史学统于不坠，并在困境中求得发展壮大。在鼓励和扶持年轻人成长方面，张先生用力最多，许多事迹在南开至今有口皆碑。作为承上启下的学术带头人，张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张先生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达十年之久。这个学术团体创建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是全国美国史学人共有的学术平台，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老一代学者退出研究会领导岗位之后，张先生也担负了承上启下的重任。从 1986 年到 1996 年，研究会在处在一个难题接踵而至的时期，特别是 1990 年研究会秘书处搬到南开以后，张先生身上的担子更重。按照他的本意，早就想从理事长的位子退下来；但出于需要和大家的信任，他一直勉力支持，领导研究会度过了难关，并且取得了新的成绩。此外，张先生还始终参与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丛书”的评审，多次担任富布赖特项目的面试专家，以不同的身份，为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做着相同的工作。同学们当年对张先生普遍有一种敬畏感，在单独面见时，不免有些紧张和局促。这种感受来自于张先生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其实，只要同张先生有所接触，就不难发现，他待人十分随和平易。旧史称魏之管宁“名行高洁，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在我们看来，张先生正是这种“即之熙熙和易”的长者。无论是在受教期间，还是在毕业以后，我们都感觉到，张先生的教导和关怀，正如春天的微风，自然和顺，时时都给我们以美好的熏染。由于受张先生处世风格的感染，我们平时很少向他当面表达敬佩和感激之情。这次欣逢张先生八秩寿庆，终于有机会让我们展露一直深藏的心意。这部文集的编选，得到了各位同门的关心和协助；在出版上则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岳秀坤先生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条件，本书是难以如此顺利地面世的。我们编选这部文集，除以志老师华诞之庆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对美国史研究略有助益。至于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如何，则只有留待同行和读者来评定。目录前言 // 李剑鸣、杨令侠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新教：一种文化混合体 // 高春常清教对殖民地初期马萨诸塞政治的影响 // 毕健康 “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 // 李剑鸣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宪法译文的意见 // 周学军论美国殖民协会的性质 // 张聚国 “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公众舆论观念 // 马凌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1840 － 1860 ） // 原祖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 // 张聪论美国公共行政管制的发展与变革 // 谭融、于家琦《农业人口外迁与美国的城市化 // 陈奕平哈里森毒品法》与美国社会的毒品问题 // 翟帆女性、阶级与种族因素的互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妇女史研究 // 倪亭 1913 年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 // 秦珊 “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 王慧英战后初期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形成及其失败 // 李胜凯美国与加拿大史学界对两国关系的研究 // 杨令侠平常的经历，肤浅的感受（代跋） // 张友伦附录一：张友伦教授著述目录 // 杨令侠整理附录二：作者简介（《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李剑鸣、杨令侠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杨令侠，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感谢李剑鸣先生惠寄）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发布 2011 年 1 月 27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741type=1010; 个人分类: 书目提要评论(07-11)|2337 次阅读|0 个评论

原来“五四运动”是这么回事，唉！: 热度 1 yangfanman 2011-5-4 20:47; 虽然“三贼”他们所交涉的条款虽有损于中国利益，但他们只是“不得不”的选择，只是我们这个老大衰弱的国家的“办事员”而已，因此，五四那天，学生们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一干人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时，他们就想不通，就要发牢骚了。难怪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之后，说当年他之所为“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有过“秦庭之哭”的陆宗舆亦满腹牢骚，他“终夜彷徨，百思不得其故。”章宗祥在辞呈中也说：“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的确，要卖国不是这“三贼”能私下能卖得了的事情，也不是袁大总统能卖得了的事情，他们来往电文，其实都是有据可查，我们只能怪日本太贪婪、太阴毒，或者说中国太落后、太孱弱，不幸的是，他们是当时的主事者罢了。摘自：《历史学家茶座》主编：王兆成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学生游行其实是为“卖国贼”“出丧”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提起五四那天的游行时，人们的头脑里马上会浮现出游行队伍中学生“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的场景，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后来有回忆文章也说：“北大同学在上午十点钟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现在的景山东街）二院大礼堂前面集合，按着班级排队，由班长领队；总数约一千人，各拿着一面红绿纸的小旗子。”红绿色的小旗子其实是不准确的。其实，更准确的情形应当是：“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那天，在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的那些与谴责性情绪有关的横幅、标语、对联、三角小旗、漫画等宣传物，很大程度上都是白色的纸或布制作的。“在昨夜与清早准备的各样白布标语，横竖都有，用竹竿挑挂起来”，而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白旗舞动”。当然，在队伍前头，也有两个学校各举一面巨大五色国旗。因此，从色彩的角度来看，五四那天滚滚的游行队伍，拥挤着黑色的头，点缀着白色的旗，蜿蜒而来，俨然像一支“出丧”的队伍。我们且看当年北大学生走出校门的场景：同学们的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请看，学生张举的可是“挽联一样”的“白布对联”！那天是星期天，一个《晨报》记者准备到中央公园游览，恰巧路过天安门，遇到抵达天安门的学生队伍，他目击到这样的情形：“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浏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 从学生一面来看，当事人杨亮功的当时回忆说：“各校即制如许白旗，或荷或擎，整队而向天安门进发。”注意，除过那副醒目的“白布大帜”上的著名的“挽联”外，学生们可是“个个手持白旗”，于是整个队伍形成了那种刺眼的、晦气的、诅咒的、不吉祥的白色色调。说学生的游行像是在“出丧”，这并不是在辱骂五四青年，事实上，为卖国三贼“出丧”正是当年他们的目的和创意之所在。且看那副“挽联”，此一著名挽联系“高等师范某君所撰”。学生以奸诈专权的曹瞒射曹汝霖，以北宋哲宗时与其党羽蔡京沆瀣一气的宰相章惇射章宗祥，今古巨奸，交相辉映，寥寥几笔，寸铁杀人，中国文字、文化的容量和力量在这样情势下，在这样的一副“挽联”中一览无余。更有意思的是，挽联的抬头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我们常见送人“流芳百世”的挽联，有谁可见过赠人“遗臭千古”的挽联呢？而挽联的落款则是“北京学界泪挽”，“泪挽”中那种嘲弄和讽刺的力量亦力透纸背。可惜的是，对于五四事件，人们向来注意的是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铿锵有力的口号，简短精悍的标语，似乎没人注意到那天学生队伍中的“出丧”的色调，当然，这一白色色调不是对“逝者”的悲伤、哀悼和怀念，而是对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改革局总裁陆宗舆这三个“卖国贼”的诅咒、愤恨和作践。 “丢白旗” 为“卖国贼出丧”正是那天学生的用心所在，学生手持的白旗也是预备丢到他们家里的。这个创意，其实并不是五四青年的独创，他们是参考并借鉴于前不久留日学生的做法。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驻日公使章宗祥启程回国时，“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来他们大叫，把旗子抛掷，才知不妙。”陈独秀说：“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的时候，3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子掷去，把一位公使夫人吓哭了。’当时经外国人劝解，学生并无暴力举动。”后来杨晦也说：“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的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看来，丢白旗来“送丧”在四月份的日本火车站就已发生过了。有了四月份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为章宗祥“丢白旗”、“送丧”的先例，就不难理解5月4日那天学生打着“挽联”，“个个手持白旗”为“三贼送丧”的创意了。 5月3日夜，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时，就认可了这样的做法。杨晦回忆说：“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陆、章）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可见，五四学生手中的“白旗”，不光是学生为书写标语口号、表明态度而备的，更是为“三个卖国贼”“送丧”而备的。 5月5日，天津的《益世报》这样描述当时投白旗时的情形：“学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檐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上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 曹、陆、章是与日交涉的主事者问题是，学生为什么要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而不是其他人，丢白旗“送丧”呢？当初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直接交还中国的正当要求时，在我国土上曾对四面楚歌中的德帝国“落井下石”的日本却要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称胶州湾问题“中日两国间业已解决”，拒绝美国提议的将原先在德国治下的山东权益“五国共管”，虽说五国共管也是极不尊重中国利益的，但总比让中日两国交涉要好，因为倘中国与日本交涉，就无异于投羊入虎口。日本拒绝美国提议的理由是，中国在1918年9月与日本签订济顺（从济南到顺德）、高徐（从高密到徐州）两路借款换文，同时也签署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而当时签订这些换文的人正是章宗祥，章宗祥就山东问题换文在复日本外务大臣近藤新平的照会中说，“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正是有了这个“欣然同意”的换文使得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有所借口，注意，“欣然”二字很重要，这可以证明协议并不是在“被强迫”的条件下签订的。这就使得想为中国助一臂之力的美国无能为力，于是在巴黎和会时，美总统威尔逊就向中方代表质询：“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美总统威尔逊的质询使得人们移怒于签订这一换文的章宗祥身上，四年前签订二十一条条款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也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匡互生说：“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国专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约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按，当为“欣然同意”）四个字来做非强迫承认的反证，来做钳制中国专使的口的利器。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 王芸生也说到曹、陆、章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的缘由：“山东问题之败，固大势使然，而一般舆论以四月二十二日巴黎和会中威尔逊有‘中国何以欣然同意’之质询，既愤民四条约之签字，尤愤民七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愤怒及于办理两次外交之当事人。” 于是，学生们准备丢白旗给曹、陆、章等人便成为必然的事了。有换文并不等于就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利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的“卖国贼”的身份呢？先看章宗祥，章宗祥被称为“卖国贼”很大程度上与1918年9月中日签订的关于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换文和山东问题的换文有关。当时，中国政府陷入财政困难，日人以利息低、无回扣、无抵押的优厚条件给中国政府提供借款，然而，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日本，它岂能供你免费午餐？借款得有担保，中国先以吉黑两省官有林矿相抵，后又以要求以德国已失之济顺、高徐铁路为担保，而这后者则涉及山东问题，便为以后巴黎和会埋下伏笔。当中日签订济顺、高徐二路借款的换文时，中国提议与日本签订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客观地说，此以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顾维钧对威尔逊总统这样解释：“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懑。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该约亦只有临时之性质。”日本应英国的要求在中国国土上向德国宣战，正是基于取德国势力代之的非分野心，在德国被击溃后，日本便趁机盘踞山东，造成事实上的统治，实为中国心腹之患。而在这个换文中，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调集于青岛，撤废现行民政署，中日合办经营原属德国特权，现在事实上被日本占据着的胶济铁路。可见，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客观上，起到了制止日本在我国土上为所欲为，变本加厉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其心情当然是“欣然”的。但同时，胶济铁路归两国合办经营，这为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就山东问题已在中国“欣然同意”的状态下“业已解决”也埋下了伏笔。其实，退一步讲，关于山东问题，即使有了中日之间的这些换文在，也并不是表示中国就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利益，“卖国贼”曹汝霖在5月5日的辞呈中“委屈”地说：“此项合同里，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显系路权之外，其他不得继承，尤可反证而明。况路线声明可以变更，确属临时假定，断非许其继承德国权利，与二十一条尤无关系。” 况且巴黎和会中国的失利，亦非只是与“换文”有关，很大程度上，与英法等国与日有出卖中国利益的条约在先的缘故，在日本威胁退出和会后，对中国抱同情的美国也有心无力。 “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再看曹汝霖和陆宗舆，他们被称为卖国贼更多因素与四年前中国屈辱地签订二十一条有关，那时，曹汝霖当外交次长、陆宗舆任驻日公使。曹汝霖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时，他与总长陆徵祥、参事顾维钧、驻日公使陆宗舆等人可是“内外协力应付，千回百折，际一发千钧之时，始克取消第五项”的，所有“经过事实，我大总统（按：指徐世昌）在国务卿任内，知之甚详。不敢言功，何缘见罪？”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牢骚更大，他想不通的是，一、世人说他亲日，而当年谈判时他的一切作为莫不严格按照总统指示进行的；二、世人以为最后协议签字者为他，而签字者只可能是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三、世人笼统误以为中国全盘接受了“二十一条”，其实最后所接受的是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后议定的“不满十条”。他说：“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束，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的确，关于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这一历史事件，我们过去，以至现在，也许将来，常会说，中国政府于1919年5月9日最后时刻，在日本的通牒的压力下，被迫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历史书上也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是以“接受二十一条”这样的笼统之词叙述的吗，如果这样叙述的话，就完全无视和抹杀了民国外交部与日本艰难而漫长的交涉的事实。在活动日本元老对日本政坛施压的过程中，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打了一张“悲情牌”。据陆说，当时，中国将秘密交涉内容透露给外报时，这一“以西洋制东洋”故招反使得日本外交部“倍加激昂”，“因亦对我再接再厉”。据他自云，日本之所以能在最后关口将苛刻而阴毒的第五项条件撤销？与他在其中打的一张“悲情牌”有关。“宗舆则知能顾全东亚大局之人，日本大有人在，固已早为之所。至五月初四初五极不得已时，势不能不对其有心有力之要人，力陈利害，为秦庭之哭。惟事关机密，现尚未便尽宣，顾彼实因是感动，提议撤销五号者也。” “秦庭之哭”那可是势不可为之时，寄希望于感动鳄鱼的事情啊！他说这事情的经过是“机密”，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透露出来的信息也可以想象，陆宗舆在“苦苦哀求”游说日人取消“第五项”的时候，对同为中国人的我们来说，想来也是无比心酸和伤痛的事呢。不管怎么说，客观上，日本元老派有贺长雄等人的奔走是日本政府有所让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交涉者即卖国贼” 五四时期，曹、陆、章之所以被斥为“卖国贼”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经手了与日人的谈判而已，而且这一谈判结果当然有损于国家利益。但要知道，“处此竞争世界，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的时代大势下，你到底有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实力作后盾的话，外交谈判就不是讨价还价，而只有签字画押的份。当时，中国正是他日本厨房里案板上的鱼肉，鱼肉对菜刀来说有发言权吗？因此，无论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屈辱接受，还是巴黎和会上青岛眼看不保，都是迫不得已，大势所趋。再说，没有中国政府的妥协和点头，他一个曹汝霖何德何能能卖得了这个国家？一个章宗祥又何德何能送得了山东青岛？我们向来将“卖国”的“重罪”开加诸他们个人身上而毫不怀疑他们能否担当得起这一罪名？虽然“三贼”他们所交涉的条款虽有损于中国利益，但他们只是“不得不”的选择，只是我们这个老大衰弱的国家的“办事员”而已，因此，五四那天，学生们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一干人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时，他们就想不通，就要发牢骚了。难怪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之后，说当年他之所为“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有过“秦庭之哭”的陆宗舆亦满腹牢骚，他“终夜彷徨，百思不得其故。”章宗祥在辞呈中也说：“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的确，要卖国不是这“三贼”能私下能卖得了的事情，也不是袁大总统能卖得了的事情，他们来往电文，其实都是有据可查，我们只能怪日本太贪婪、太阴毒，或者说中国太落后、太孱弱，不幸的是，他们是当时的主事者罢了。然而，“亲日”或许是的确的。曹汝霖在前清办事时，就被舆论称为亲日，在民国时舆论亦有此议，当年冒鹤亭（广生）给他出一招，叫他“应一反作风，做几篇大骂日本的文章，登载报上，以转移人的观念”。曹汝霖是这样回答人家说他的“亲日”的，他说：“若如君说，是投机政客之所为，非我之愿也。人谓我亲日，我不否认，惟我之亲日，由于情感，非为势力，可亲则亲，不可亲即不亲，故我之亲日，并非媚日。况在失意之时，忽变态度，无故骂人，徒贻人笑，反损我人格。前清待我不薄，我即不做民国的官，亦觉心安理得。”可见，他的“亲日”与我们所理解的“亲日”有所差别，更与汪精卫那样的“恬不知耻”的“黄脸干儿”有所区别。五四学生不会掘袁世凯的墓，也不会造现总统徐世昌的反，“交涉者即卖国贼”（况且曹并非二十一条签字者），这是当时的逻辑，于是曹、陆、章就成“卖国贼”了。于是五四那天就准备好为他们“送丧”了。本文参考以下材料：《晨报》、《益世报》、《五四》（杨亮功、蔡晓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第一辑史料一）》（民初时期文献编辑小组编，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下、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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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室婚礼的科学八卦: lzxun123 2011-5-4 17:58; 4月29日，当威廉王子与凯特·米德尔顿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拥吻时，这场王室婚礼成为一段新的童话。当天，2000多位贵族名流齐聚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见证了这对新人的结合。教堂外，是数十万围观的市民和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观礼者，以及全球20亿电视观众。同时送上祝福的，还有各路学者：经济学家分析了5只将从王室大婚中获益的股票；历史学家回顾了多年前伊丽莎白二世婚礼前，英国面临的经济衰退，指出婚礼是“逃避财政紧缩的一个机会，即便只有一天”；占星师占卜出新婚夫妇的星座匹配指数高达75%，未来很可能享有幸福婚姻…… 令人意外的是，科学家也成了这场世纪婚礼的“评论员”。4月15日，生命医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细胞》，刊登了一组题为《王室婚礼》的报道。这组“前沿报道”不仅把威廉比作“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抑癌基因，还把凯特比作蜂后，甚至以草原田鼠为例，分析了为什么有些婚姻能够坚如磐石。正如现代的王室大婚也能办成与民同乐的庆典，科学家们也在借机邀请人们，一起分享他们眼中那个妙趣横生的世界。那么，在普通人眼中的童话婚礼，以科学的角度望去，又是什么？像抑癌基因一样执著的王子这组报道的作者是《细胞》杂志的副主编罗伯特·克鲁格（RobertP.Kruger）。这位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神经学博士，研究领域是细胞粘附分子、神经组织蛋白质和催化裂解基因等。不过，这次他毫不犹豫地开起了英国未来国王的玩笑。众所周知，威廉王子和凯特从19岁起，就相遇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校园中。但之后他们经历了8年之久的爱情长跑：双方都与其他异性发展过感情，也曾经尝试过分手。幸运的是，王子最终确定了凯特。在那场盛大的婚礼上，眼尖的外国媒体注意到王子的数位前女友都出席了，不由得评论道，这对新人的感情一定非常稳固，不然，光是看到这群前女友，就足够新娘抓狂的。因此，克鲁格把威廉比作一种名叫p53的基因。作为一枚恪尽职守的抑癌基因，p53蛋白有两个端点与DNA链相结合，研究人员曾把两个端点切分开来，观察其运动轨迹。结果，其中一个端点就像哲学家一样待在原地沉思；而另一个却像运动员一样“哧溜”跑走了，速度比原来的整体还快。 “运动员”是p53的C-端，它负责带着整个基因在最短的时间内掠过尽可能多的DNA链；“哲学家”其实就是这基因的核心DNA结合域，它负责判断所经之处是否有适合自己的启动子。对p53来说，不到“哲学家”确定自己找到了可以共度一生的那个“意中人”，“运动员”就会带着它一直跑，永不止息地掠过一条又一条的DNA链，大有“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自己灵魂之唯一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坚持。像喝了蜂王浆一样幸运的灰姑娘如果说威廉王子的爱情是漫长的寻找，那凯特的经历就是漫长的修炼。从布衣到王室，在生物学家眼中，这一华丽转身几乎就是从工蜂变蜂后的现实版。工蜂是在蜂巢中负责干活的伙计。在花园里、树荫下，人们常常可以见到它们辛勤劳动的身影。相比之下，蜂后则舒舒服服住在蜂巢之中，终身受着伙计们的供养，专心致志培育下一代。两者在成年之后位阶分明，但在生命的最初，它们是一模一样的幼虫。当蜜蜂们需要新王后时，它们就挑几个幼虫放上王台，使劲儿喂“蜂王浆”，喝着喝着，幼虫们就长成了蜂后——但只有一个蜂后能最终留下来。要么，是最先破茧而出的那个抢先登位，要么，就要经历一场激烈的夺位大战。原本会是一只平凡无奇的小工蜂的幼虫，得以披荆斩棘，长成了新一代的蜂后。这过程，不正契合了凯特的人生经历？尽管凯特家境优渥，但在社会等级分明的英国，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与王室生活的距离依然是遥远的。尤其她出身工薪阶层的母亲，一度被小报造谣说在见到女王的时候很失礼地使用了“厕所”（toilet）“请赦免”（pardon）等“低层”的词，而不久之后又被澄清说虽然女儿与王子恋爱已经这么多年，她本人却从未蒙女王召见。自从与威廉王子的关系公开之后，待嫁的凯特也是更加言行谨慎：她从来没有染过头发，从来没有抽过烟、醉过酒，甚至没有涂过色彩鲜艳的指甲油；有两次，她的衣着不够端庄得体，夸张的色彩对比在多年后还被一再提及。准王妃面对的挑战，可一点也不亚于从工蜂长成蜂后的艰难啊！都是基因惹的祸？王子找到了他的伴侣，灰姑娘也经受住了考验，终于到了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刻。屏幕前不知有多少观众为这梦幻般的一幕倾倒：“我，威廉·阿瑟·菲利普·路易斯，将娶你，凯瑟琳·伊丽莎白，为我的合法妻子。从今以后，不论好坏，不论贫富，不论健康或是疾病，爱你并珍惜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在上帝面前，我向你发誓。” 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威廉王子深情注视着新娘说出这段誓言。稍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将两位新人的双手放在一起说：“愿上帝使之结合的两个人，永远不会被人分开。” 有意思的是，尽管鸟儿们并不能发誓，它们也有九成左右奉行一夫一妻的制度。只不过，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这背后并不是什么浪漫故事，只是为了传播更多自己的基因已。原来，一窝小鸟的成长并不容易，如果父亲把幼鸟孵出来之后就撒手不管，那很大可能这些后代就没有机会活下去，它的交配就白白浪费了。幼鸟要成长，需要父母齐心协力地喂养，训练它学会飞翔，正是因为这样，多数的鸟类需要选择一夫一妻制，以确保它们的基因更好地流传下去——人类夫妻可以相守一生，原因之一也是如此。一个孩子从呱呱落地到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大致需要18年；加上人类比动物更注重对后代“投资”，所以，要很好地传播自己的基因，人类要比鸟儿辛苦得多。不过，鸟类的“一夫一妻制”，往往多的是“婚外恋”，而原因也是同一个——基因的传播。雄鸟的出轨，有助于它传播更多自己的基因；雌鸟与其他异性交配，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后代更优秀的基因，另一方面，也可以多吸引一些“孩子他爸”来帮助自己养育后代，从而提高幼鸟的成活率。曾有一位英国科学家在剑桥大学的植物园内对一群篱雀做过研究，有两只雄鸟帮助养育的家庭里，一窝幼鸟的平均成活率为2.95只，大大高于只有一个父亲的那些家庭。只是，其中只有45%~55%的幼鸟，是原配雄鸟的后代。这样的场景，倒是像极了威廉王子在16世纪的祖先们。在亨利八世时代，尽管奉行一夫一妻制度，国王在王后之外却有许多情妇，其中不少还是大臣的妻子，甚至还有公开承认的、冠着大臣之姓的私生子；亨利八世本人为了得到一个合法的儿子而不断离婚，他一次次在教堂上对着上帝许下誓言，但他的6个王后中有两个被他以通奸罪处死。 “花心”总是难免的，“忠诚”也是天注定？虽然英国王室有过荒淫无道的时代，但作为英国传统价值观的坚持者，王室还是出现了许多至死不渝的夫妻。最有名的莫过于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位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君主一直坚持着素服，过着简朴的日子，整天沉浸在对丈夫的思念中，以至于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了首相，间接促进了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动物界里也有坚决执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模范。草原田鼠一旦交配，便不离不弃。哪怕雌鼠过世，雄鼠也不会另结新欢，痴情程度直追武侠小说中等待妻子16年的杨过。但科学家不解的是，草原田鼠的“表哥”山区田鼠却丝毫不同，花心可比韦小宝。研究者们发现，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草原田鼠在交配之后，会分泌一种加压素。实验中，当生物学家把雄鼠大脑海马区的加压素受体阻断之后，雄性田鼠也会从“杨过”果断变成“韦小宝”。反之，如果雄鼠海马区前叶受刺激，分泌出更多的加压素，它们就会排斥其他雌鼠，甚至连“处男”雄鼠也会变成“看破红尘”的“世外高僧”，对雌鼠避之惟恐不及。 2008年的一个关于人类遗传学的研究显示，在人类加压素受体AVPR1A的编码区上游，有一段重复序列多态性与夫妻关系有密切联系。比如说，一些拥有RS3334等位基因的男性，会更难维持一段稳定的感情。他们更喜欢未婚同居，而不是结婚“在一起”。这一发现表明，人类维持一夫一妻制的深层生化机制可能与美洲田鼠类似。威廉是否拥有“忠诚基因”，目前尚不清楚。不少来自中国的网友建议，作为“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男主角，他“至少应该先治治谢顶”！他们给这位头发日益稀疏的王子的治疗建议包括吃维生素片、涂抹“毛发再生精”和针灸等。当然，还有极具中国特色的食疗——一碗包括何首乌、当归、黑木耳和绍兴黄酒的何首乌炖鲤鱼汤。威廉王子与凯特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婚后的“初吻” 转自 http://zqb.cyol.com/html/2011-05/04/nw.D110000zgqnb_20110504_1-11.htm; 个人分类: 天南地北|1357 次阅读|0 个评论

教校长演讲-哈佛女校长Faust的演讲: 热度 1 冯用军 2011-4-2 21:49; 我转载到这里，其实是想让我们的校长们、副校长们，尤其是985大学的，学学怎么给学生演讲、怎样给学生演讲、怎样发表一份让学生、包括毕业生获益匪浅的演讲。不要动不动就模仿根哥。（这位是哈佛2007年2月11日宣布并于7月份正式上任的校长Drew G. Faust给哈佛大学2008年的本科毕业生做的演讲的讲稿，Drew G. Faust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长，第一位非哈佛毕业生校长，杰出的历史学家，2001年从宾西法尼业大学到哈佛的Radcliffe学院任教，之前的哈佛上一任校长曾因为公开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被迫辞职） Baccalaureate address to Class of 2008 2008届本科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The Memorial Church 纪念教堂 Cambridge, Mass. 麻省剑桥市 June 3, 2008 2008年6月3日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准备稿 In the curious custom of this venerable institution, I find myself standing before you expected to impart words of lasting wisdom. Here I am in a pulpit, dressed like a Puritan minister — an apparition that would have horrified many of my distinguished forebears and perhaps rededicated some of them to the extirpation of witches. This moment would have propelled Increase and Cotton into a true “Mather lather.” But here I am and there you are and it is the moment of and for Veritas. 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大学的别具一格的仪式上，我站在了你们的面前，被期待着给予一些蕴含着恒久智慧的言论。站在这个讲坛上，我穿得像个清教徒教长——一个可能会吓到我的杰出前辈们的怪物，或许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重新致力于铲除巫婆的事业上。这个时刻也许曾激励了很多清教徒成为教长。但现在，我在上面，你们在下面，此时此刻，属于真理，为了真理。 You have been undergraduates for four years. I have been president for not quite one. You have known three presidents; I one senior class. Where then lies the voice of experience? Maybe you should be offering the wisdom. Perhaps our roles could be reversed and I could, in Harvard Law School style, do cold calls for the next hour or so. 你们已经在哈佛做了四年的大学生，而我当哈佛校长还不到一年。你们认识了三个校长，而我只认识了你们这一届大四的。算起来我哪有资格说什么经验之谈？或许应该由你们上来展示一下智慧。要不我们换换位置？然后我就可以像哈佛法学院的学生那样，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不时地冷不防地提出问题。 We all do seem to have made it to this point — more or less in one piece. Though I recently learned that we have not provided you with dinner since May 22. I know we need to wean you from Harvard in a figurative sense. I never knew we took it quite so literally. 学校和学生们似乎都在努力让时间来到这一时刻，而且还差不多是步调一致的。我这两天才得知哈佛从5月22日开始就不向你们提供伙食了。虽然有比喻说“我们早晚得给你们断奶”，但没想到我们的后勤还真的早早就把“奶”给断了。 But let’s return to that notion of cold calls for a moment. Let’s imagine this were a baccalaureate service in the form of Q A, and you were asking the question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President Faust? What were these four years at Harvard for? President Faust, you must have learned something since you graduated from college exactly 40 years ago?” (Forty years. I’ll say it out loud since every detail of my life — and certainly the year of my Bryn Mawr degree — now seems to be publicly available. But please remember I was young for my class.)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我刚才提到的提问题的事上吧。让我们设想下这是个哈佛大学给本科生的毕业服务，是以问答的形式。你们将问些问题，比如：“福校长啊，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上这大学四年是为了什么呢？福校长，你大学毕业到现在的40年里一定学到些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我们吧？”（40年啊，我就直说了，因为我人生中的每段细节——当然包括我在布林茅尔女子学院的一年——现在似乎都成了公共资源。但请记住在哈佛我可是“新生”） In a way, you have been engaging me in this Q A for the past year. On just these questions, although you have phrased them a bit more narrowly. And I have been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I might answer and, perhaps more intriguingly, why you were asking. 在某种程度上，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一直都在让我从事这种问答。从仅仅这些问题上，即使你们措辞问题都倾向于狭义，而我除了思考怎么做出回答外，更激发我去思考的，是你们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Let me explain. It actually began when I met with the UC just after my appointment was announced in the winter of 2007. Then the questions continued when I had lunch at Kirkland House, dinner at Leverett, when I met with students in my office hours, even with some recent graduates I encountered abroad. The first thing you asked me about wasn’t the curriculum or advising or faculty contact or even student space. In fact, it wasn’t even alcohol policy. Instead, you repeatedly asked me: Why are so many of us going to Wall Street? Why are we going in such numbers from Harvard to finance, consulting, i-banking? 听我解释。提问从2007年冬天我的任职被公布时与校方的会面就开始了。然后提问一直持续，不论是我在Kirkland House（哈佛的12个本科生宿舍之一）吃午饭还是在Leverett House（哈佛的12个本科生宿舍之一，本科高年级学生使用）吃晚饭，或是当我在办公时间与学生会见，甚至是我在与国外认识的刚考来的研究生的谈话中。你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关于课业，不是让我提建议，也不是为了和教员接触，甚至是想向我提建议。事实上，更不是为了和我讨论酒精政策。相反，你们不厌其烦问的却是：为什么我们之中这么多人将去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大量的学生都从哈佛走向了金融，理财咨询，投行？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to think about this question and how to answer it. There is the Willie Sutton approach. You may know that when he was asked why he robbed banks, he replied,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money is.” Professors Claudia Goldin and Larry Katz, whom many of you have encountered in your economics concentration, offer a not dissimilar answer based on their study of student career choices since the seventies. They find it notable that, given the very high pecuniary rewards in finance, many students nonetheless still choose to do something else. Indeed, 37 of you have signed on with Teach for America; one of you will dance tango and work in dance therapy in Argentina; another will b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Kenya; another, with an honors degree in math, will study poetry; another will train as a pilot with the USAF; another will work to combat breast cancer. Numbers of you will go to law school, medical school, and graduate school. But, consistent with the pattern Goldin and Katz have document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you are selecting finance and consulting. The Crimson’s survey of last year’s class reported that 58 percent of men and 43 percent of women entering the workforce made this choice. This year, even in challenging economic times, the figure is 39 percent. 对于这个问题有多种思考和回答方式。有一种解释就是如Willie Sutton所说的，一切向“钱”看。（Willie Sutton是个抢银行犯，被逮住后当被问到为什么去抢银行时，他说：“Because that is where the money is!”）你们中很多人见过的普通经济学教授Claudia Goldin 和Larry Katz，基于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学生的职业选择的研究，作出了差不多的回答。他们发现了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使从事金融业可以得到很高的金钱回报，很多学生仍然选择做其它的事情。实事上，你们中间有37人签到了“教育美国人”（Teach for America，美国的一个组织，其作用类似于中国的“希望工程”）；1人将去跳探戈舞蹈并在阿根廷从事舞蹈疗法；1人将致力于肯尼亚的农业发展；另有1人获得了数学的荣誉学位，却转而去研究诗歌；1人将去美国空军接受飞行员训练；还有1人将加入到与乳癌抗战当中。你们中的很多人将去法学院，医学院或研究生院。但是，和Goldin 和Katz教授有据证明的一样，你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将选择金融和理财咨询。Crimson对于上届学生的调查显示，在就业的学生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做出了这个选择。今年，即使在经济受挑战的一年，这个数据是39%。 High salaries, the all but irresistible recruiting juggernaut, the reassurance for many of you that you will be in New York working and living and enjoying life alongside your friends, the promise of interesting work —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explain these choices. For some of you, it is a commitment for only a year or two in any case. Others believe they will best be able to do good by first doing well. Yet, you ask me why you are following this path. 也许是为了高薪——难以抵抗的招聘诱惑，也许是为了留在纽约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工作生活和享受人生，也许是为了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对于这些选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无论如何那也只是个一两年的契约。其他的一部分人相信他们只有在过得“富有”了以后才有可能过得“富有”价值。不过，你们依然会问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I find myself in some ways less interested in answering your question than in figuring out why you are posing it. If Professors Goldin and Katz have it right; if finance is indeed the “rational choice,” why do you keep raising this issue with me? Why does this seemingly rational choice strike a number of you as not understandable, as not entirely rational, as in some sense less a free choice than a compulsion or necessity? Why does this seem to be troubling so many of you? 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对于回答你们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兴趣，比较而言更感兴趣的却是捉摸你们为什么提那些问题。如果果真如Goldin和Katz教授所说；如果去搞金融确实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为什么你们会不停地向我提出这类问题？为什么看似理性的选择却让你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令人费解的，伪理性的，或出于某种需求和强迫所作出的并不自由的选择？为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困扰着你们当中的很多一部分人？ You are asking me, I think,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though you have posed your question in code — in terms of the observable and measurable phenomenon of senior career choice rather than the abstract, unfathomable and almost embarrassing realm of metaphysics. The Meaning of Life — capital M, capital L — is a cliché — easier to deal with as the ironic title of a Monty Python movie or the subject of a Simpsons episode than as a matter about which one would dare admit to harboring serious concern. 我想，你们问我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虽然你们问得比较隐晦——即是些可以观察和衡量的大四学生职业选择的问题，而不是那抽象的，晦涩的，甚至会令人难堪的形而上学范畴的问题。人生价值，要人生？还是要价值？作为Monty Python那部片子（指的是六人行里《人生的价值》那一集）的讽刺意味的片名是不难理解的，作为《辛普森一家》（美国特别受欢迎的动画连续剧）的其中一集的主题也是不难理解的，可是当关系到“生存问题”的时候，就是不那么好办了。 But let’s for a moment abandon our Harvard savoir faire, our imperturbability, our pretense of invulnerability, and try to find the beginnings of some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 那让我们还是暂时摘下那戴着的哈佛面具，收起那缺乏热情的冷漠，卸下我们看似刀枪不入的伪装，让我们尝试去探寻你们问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校长能说出这句话真太棒了！我想她当时面对的听众的表情和我们在听课时的表情差不多。） I think you are worried because you want your lives not just to be conventionally successful, but to be meaningful, and you are not sure how those two goals fit together. You are not sure if a generous starting salary at a prestigious brand name organization together with the promise of future wealth will feed your soul. 我觉得，你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你们不想仅仅是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要活得有价值。可是你们不清楚“鱼”与“熊掌”怎样才能“兼得”。你们不清楚是否，一家拥有著名品牌的企业提供的数目可观的并且预期着你未来财富的起薪，可以让你们的灵魂得到满足。 Why are you worried? Partly it is our fault. We have told you from the moment you arrived here that you will be the leaders responsible for the future, that you are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on whom we will all depend, that you will change the world. We have burdened you with no small expectations. And you have already done remarkable things to fulfill them: your dedication to service demonstrated in your extracurricular engagements, your concern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expressed in your vigorous championing of sustainability, your reinvigo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rough engagement in this year’s presidential contests. 然而，你们为什么担忧呢？这部分地是我们的责任。当你们一踏进这个学校，我们就告诉你们：你们将成为领导未来的中坚人物，你们将成为美国人民依赖的最顶尖、最杰出的精英，你们将改变整个世界。我们“望子成龙”的期望使你们背上了负担。而你们为了实现这些期望也已经做得很好：在对课外活动的从事中，你们展示出对于服务性工作的奉献精神；从对可持续发展的热情拥护，你们表达出对这个星球的关怀；通过对今年总统竞选的参与，你们做出了希望使美国政治重新恢复活力的实际行动。 But many of you are now wondering how these commitments fit with a career choice. Is it necessary to decide between remunerative work and meaningful work? If it were to be either/or, which would you choose? Is there a way to have both? 但你们中的很多人现在会问，“怎样才能把做这些有价值的事情和一个职业选择结合起来呢？”“是否必须在一份有报酬却没价值的工作和一份有价值却没报酬的工作间做出抉择呢？”“如果是一个单选题，您会选哪一个？”“有没有折中的办法？” You are asking me and yourselv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values, about trying to reconcile potentially competing goods, about recognizing that it may not be possible to have it all. You are at a moment of transition that requires making choices. And selecting one option — a job, a career, a graduate program — means not selecting others. Every decision means loss as well as gain — possibilities foregone as well as possibilities embraced. Your question to me is partly about that — about loss of roads not taken. 你们在问我，也是问你们自己问题，即关于价值观的根本性的问题。你们在试图调解两个商品潜在的相互竞争，承认也许不可能兼得两者。你们在经历一次人生的转折，而这个转折需要你们自己做出一些决定。选择一条道路——一份工作、一项事业或一个研究生课题——不单单是在选择东西。每个决定都意味着“得”与“失”——过去与未来的种种可能。你们问我的问题其实有几分是关于“失”，即你放弃的那条道路让你失去了什么。 Finance, Wall Street, “recruiting” have become the symbol of this dilemma, representing a set of issues that is much broader and deeper than just one career path. These are issues that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ll at some point face you all — as you graduate from medical school and choose a specialty — family practice or dermatology, as you decide whether to use your law degree to work for a corporate firm or as a public defender, as you decide whether to stay in teaching after your two years with TFA. You are worried because you want to have both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successful one; you know you were educated to make a difference not just for yourself, for your own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but for the world around you. And now you have to figure out the way to make that possible. 金融、华尔街，“招聘”一词已经成了这种博弈的符号，代表着比仅仅选择一条职业道路更广更深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早晚将面临着你们每个人——如果你是从医学院毕业，你将选择一个具体从医方向——做私人医生还是专攻皮肤病，如果你学的是法律，你将决定是用你的法律知识为一个公司法人卖命还是成为公众的正义化身，或是在 “教育美国人”两年后你决定是否继续从教。你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你们想拥有充满价值的同时又是成功的人生；你们知道，你们被教育要有大的作为，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为了自己生活地舒适，而是要让周围的世界因此而改变。(个人最喜欢这一句。 ——李江洪)因此你们才不得不思考怎样才能让其成为可能。 I think there is a second reason you are worried — related to but not entirely distinct from the first. You want to be happy. You have flocked to courses like “Positive Psychology” — Psych 1504 — and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in search of tips. But how do we find happiness? I can offer one encouraging answer: get older. Turns out that survey data show older people — that is, my age — report themselves happier than do younger ones. But perhaps you don’t want to wait. 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忧有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有关系但不是完全一样。你们希望过得幸福。你们蜂拥着去修“积极心理学”这门课——课程代号“心1504”——和“幸福的科学”这门课，不就是为了听点人生“小贴士”？可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在这儿，我可以提供一个启发性的答案：变老。调查数据显示年长的人——也就是我这把年纪的人——觉得自己比年轻人更幸福。不过，很可能你们没有人愿意去等着去看这个答案。 I have listened to you talk about the choices ahead of you, I have heard you articulate your worr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success and happiness — perhaps, more accurately, how to define success so that it yields and encompasses real happiness, not just money and prestige. The most remunerative choice, you fear, may not be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the most satisfying. But you wonder how you would ever survive as an artist or an actor or a public servant or a high school teacher? How would you ever figure out a path by which to make your way in journalism? Would you ever find a job as an English professor after you finished who knows how many years of graduate school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在聊天时我听过你们谈到你们目前所面临的选择，我听到你们一字一句地说出你们对于成功与幸福的关系的忧虑——也许，更精确地讲，怎样去定义成功才能使它具有或包含真正的幸福，而不仅仅是金钱和荣誉。你们害怕，报酬最丰厚的选择，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令人满意的选择。但是你们也担心，如果作为一个艺术家或是一个演员，一个人民公仆或是一个中学老师，该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然而，你们可曾想过，如果你的梦想是新闻业，怎样才能想出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呢？难道你会在读了不知多少年研，写了不知多少毕业论文终于毕业后，找一个英语教授的工作？ The answer is: you won’t know till you try. But if you don’t try to do what you love — whether it is painting or biology or finance; if you don’t pursue what you think will be most meaningful, you will regret it. Life is long. There is always time for Plan B. But don’t begin with it. 答案是：你不试试就永远都不会知道。但如果你不试着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不管是玩泥巴还是生物还是金融，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你终将后悔。人生路漫漫，你总有时间去给自己留“后路”，但可别一开始就走“后路”。 I think of this as my parking space theory of career choice, and I have been sharing it with students for decades. Don’t park 20 blocks from your destination because you think you’ll never find a space. Go where you want to be and then circle back to where you have to be. 我把这叫做我的关于职业选择的“泊车”理论，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向学生们“兜售”我的这个理论。不要因为怕到了目的地找不到停车位而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20个路口的地方。直接到达你想去的地方，哪怕再绕回来停，你暂时停的地方只是你被迫停的地方。 You may love investment banking or finance or consulting. It might be just right for you. Or, you might be like the senior I met at lunch at Kirkland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an interview on the West Coast with a prestigious consulting firm. “Why am I doing this?” she asked. “I hate flying, I hate hotels, I won’t like this job.” Find work you love. It is hard to be happy if you spend more than half your waking hours doing something you don’t. 你也许喜欢做投行，或是做金融抑或做理财咨询。都可能是适合你的。那也许真的就是适合你的。或许你也会像我在Kirkland House见到的那个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美国西海岸一家著名理财咨询公司的面试回来。“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她说，“我讨厌坐飞机，我讨厌住宾馆，我是不会喜欢这份工作的。”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如果你把你一天中醒着的一大半时间用来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感到幸福的。 But what is ultimately most important here is that you are asking the question — not just of me but of yourselves. You are choosing roads and at the same time challenging your own choices. You have a notion of what you want your life to be and you are not sure the road you are taking is going to get you there. This is the best news. And it is also, I hope, to some degree, our fault. Noticing your life, reflecting upon it, considering how you can live it well, wondering how you can do good: These are perhaps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that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has equipped you to do. A liberal education demands that you live self-consciously. It prepares you to seek and define the meaning inherent in all you do. It has made you an analyst and critic of yourself, a person in this way supremely equipped to take charge of your life and how it unfolds.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liberal arts are liberal — as in liberare — to free. They empower you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exercising agency, of discovering meaning, of making choices. The surest way to have a meaningful, happy life is to commit yourself to striving for it. Don’t settle. Be prepared to change routes. Remember the impossible expectations we have of you, and even as you recognize they are impossible, remember how important they are as a lodestar guiding you toward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o the world. The meaning of your life is for you to make. 但是我在这儿说的最重要的是：你们在问那些问题——不仅是问我，而是在问你们自己。你们正在选择人生的道路，同时也在对自己的选择提出质疑。你们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也知道你们将行的道路不一定会把你们带到想去的地方。这样其实很好。某种程度上，我倒希望这是我们的错。我们一直在标榜人生，像镜子一样照出未来你们的模样，思考你们怎么可以过得幸福，探索你们怎样才能去做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事：这些也许是文科教育可以给你们“装备”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文科教育要求你们要活得“明白”。它使你探索和定义你做的每件事情背后的价值。它让你成为一个经常分析和反省自己的人。而这样的人完全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或未来。从这个道理上讲，文科——照它的字面意思——才使你们自由。（英语里文科是Liberal Art，照字面解释是自由的艺术）学文科可以让你有机会去进行理论的实践，去发现你所做的选择的价值。想过上有价值的，幸福的生活，最可靠的途径就是为了你的目标去奋斗。不要安于现状得过且过。随时准备着改变人生的道路。记住我们对你们的我觉得是“过于崇高”的期待，可能你们自己也承认那些期待是有点“太高了”。不过如果想做些对于你们自己或是这个世界有点价值的事情，记住它们，它们将会像北斗一样指引着你们。你们人生的价值将由你们去实现！ I can’t wait to see how you all turn out. Do come back, from time to time, and let us know. 我都等不及想看看你们都最终会如何。毕业以后和学校常联系，常回“家”看看，让我们了解你们的情况。杨澜博文如下：当化妆师给她上完唇彩之后，她戴上眼镜，急忙去找镜子，嘴里说： “ 不会把我化成电影明星吧！ ” 她笑着，对镜子里的自己凝视了一会，看起来还比较满意。她就是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女校长 Drew Faust 。看上去她当然不像是电影明星 ―― 深色的宽条的西装、没有经过任何染烫的短短的直发，还有鼻梁上的那副眼镜，这一切让她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校长的派头。只有颈上的一根珍珠项链，散发出温婉的女性的光泽。这是哈佛大学校长 Drew Faust 女士的第一次访华，我在北京采访了她。在一般人的眼中，哈佛大学是以自由主义精神而著称的。但是也许很多人都不了解的是：直到 1946 年，哈佛大学才出现了第一批女生，而且当时她们必须和男生们在不同的校区里上学。到了 1964 年，女生们才第一次获得哈佛大学的毕业证，而一直要到 1973 年，她们才被允许搬到大学校区的宿舍居住。这也就难怪为什么 Drew 　 Faust 在 2007 年被宣布担任哈佛第 29 届校长时，在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学术界都引起了轰动――这不仅是因为哈佛大学是世界领先的高级学府，在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领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是因为这所学校悠久的男性精英的传统。作为哈佛大学 370 多年历史上第一名非哈佛毕业生的女校长， Drew 　 Faust 对于她的任命安之若素。这位女历史学家在她的一生当中一直在寻求改变，而且为此不惧怕任何挑战。在她九岁的时候，她就曾经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爱森豪威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封信。生活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福吉尼亚州一个白人家庭的 Faust ，在信中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理念，那就是： “ 为什么黑人的孩子和白人的孩子，不能够在同一个学校上学。如果有一天，我把皮肤染成黑色，我的情感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是我却注定因此不能在现在的学校上学，您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 ” 当时， Faust 写这封信并没有事先征求过父母的意见，所以，当她的父母收到一封来自白宫的回函时，为此深感意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十年后，当 Drew 　 Faust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图书馆中找到自己当年写的那封信时，也不胜感慨。小时候， Drew Faust 的妈妈总是告诉她： “ 你和你的哥哥和弟弟是不同的 ―― 你必须在晚上规定的时间回家。 ” 母亲同时告诫她说： “ 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你越早理解这一点，就越能生活得幸福。 ” 但是， Faust 似乎不买母亲的帐。在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曾经作为女生们的领袖去跟校方谈判，要求延长女生返回宿舍的时间限制，并且居然取得了成功。在哈佛大学上任的时候， Faust 反复强调： “ 我是哈佛的校长，而不是哈佛的女校长。 ” 她的前任萨默斯曾任美国的财政部长，在美国的经济界一言九鼎。但是由于他发表了女性在智力上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的言论，深深激怒了女性团体和各方人士，所以不得不黯然辞职，在这样的背景下， Faust 成为哈佛的校长，外界不免要猜疑这是否是一个 “ 政治正确 ” 的结果。对此， Faust 早有心理准备 ―― 她确信女性不应因自己的性别受到歧视，也不需要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得到某种优待。与此同时，当她收到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女孩子的信件，看到她们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由于 Faust 的上任而深感同为女性的自豪；同时表达出因此受到鼓励，更加有勇气去追求自己梦想的决心时。她深深地为自己可以在女性当中有这样的影响力，并能在社会上树立如此正面的形象而感到安慰。在 Faust 上任之后，美国常青藤大学当中已经出现了 5 位女校长。当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会谈到高等教育改革的种种问题，但是同时也会及时交流一些关于如何平衡生活与事业的方法，比如如何谢绝一些社会活动以便来留出更多的时间给家人等等。 Faust 认为，今天的年轻人面临更多的就业压力，所以在寻求高等教育的时候，往往有比较直接的职业期待和需要速成的要求。但是她仍然认为高等教育是给人的知识以及求学能力方面打下一个全面的基础。因此， Faust 希望能在未来的哈佛本科教育的改革中，始终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这位致力于研究历史的女学者，相信高等学府不仅仅要满足社会和学生当下的要求，更应该满足未来对于年轻人提出的要求。她最喜欢的学生是那种有好奇心的学生。因为在她看来，不断地探究和追求真理，正是教育的真谛所在。虽然 Drew Faust 前方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是在她的心中仍然跳跃着当年那位勇于给总统写信的小女孩的正直和勇气。她说：“所谓女性的权力，并不是去控制多少的资源，而是让人们看到如果你有梦想，是有可能去实现的。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个人分类: 国家教育科学院|2271 次阅读|2 个评论

如何使用信息传播的工具打破潜规则（1）：引子: 热度 1 yangfanman 2011-3-14 10:13; 这个博文我要写新式信息传播工具如微博、人人网、手机等来解决中国几千年未解决的问题：潜规则盛行的可能性。记得上小学五六年级的开始学习历史，此后这门课就成了我的噩梦。每次考试以前都要将很多很多的东西死记硬背进脑子，而我却一点背不进去，还好高中阶段所谓的文理分科让我结束了这个梦魇。也许是从此以后心里产生了补偿效应，居然可以关注一些历史教育界的人和事，也许现在很多人也不知道中日韩三国历史学家合作编写一本三国历史界大致能接受的历史书籍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3447691.html ，而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就有了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详见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39146.html 。我常常思考，我们学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后来想想学习历史就像我们经常反省自己人生成长的所作所为，回忆成长的代价是为了让我们“以史为鉴”，因为我觉得袁腾飞老师说得挺对，历史学家存在的目的不是考据学家。明清时代离我们最近，因此这方面的著作也最多，明代历史里面可能《明朝那些事儿》最喜闻乐见，但吴思 http://blog.sina.com.cn/wusi 的几本重要著作人们却不这么大众了，《血酬定律》（ http://read.dangdang.com/book_2965 ）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http://www.oklink.net/a/0105/0519/qgzz/index.html ）这样发人深省的作品读后让人无法不佩服作者观测历史的深刻。血酬定律我读得早，读完以后没什么感觉，可是每当有人命伤亡报道的时候，我就会拿他老人家的理论来观察一下。潜规则这本书最近才读的，读得时候以及读完以后，我反复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每一个可以说都生活在潜规则的世界里，有些潜规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不那么美好的重要原因。虽然吴思将这些规则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将这些规则消除掉，从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些办法来对抗甚至消除潜规则呢？根据近年来我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我想普通百姓之间的信息快速流动是解决潜规则问题的重要方式，下面就一一结合《潜规则》的案例来讨论。; 个人分类: 记录社会|2552 次阅读|1 个评论

知识分类理论: 热度 1 xxxy2011 2011-3-10 09:09; 知识分类理论（le_le6677）知识分类不仅对课程论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教学理论的研究。如何确定知识的性质，如何对知识做出分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对教学过程及学生学习过程的思考与分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同的知识观就产生不同的知识分类理论。一、知识的定义如果我们要说出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就必须首先介绍知识的定义，可是，因为知识作为全人类共同使用又极其抽象的概念，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它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诸多差异。（一）知识定义中的“泰阿泰德问题” 尽管知识是日常生活里的中心组成部分，但知识的确切定义仍然是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有着极大兴趣的话题。在哲学界，人们把知识的定义问题称之为“泰阿泰德问题”。许多思想家的论述，知识必须具备三个特征：被证实的（justified）、真的（true）和被相信的（believed），但要达到这样的三个条件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知识定义的的问题就成为人类认知史上最根本也最难解决的“泰阿泰德问题”。 Purser Pasmore认为要精确地定义知识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何谓知识？如何获取知识？何者是有效的知识？这些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但若无法回答知识是什么，将难以设计能产生更多知识及有效利用的组织。因此，Purser Pasmore则将知识定义为：“用以制定决策用的事实、模式、基模、概念、意见、及直觉的集合体。”Badaracco将知识定义为：从人类活动中所获取的真理、原则、思想及资讯。日本学者田中郁次郎则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概念，具有多层次的意义。知识牵涉到信仰、承诺与行动等，可分为内隐与外显知识。何光国则认为知识是（1）经验累积的纪录；（2）事实组织的系统化；（3）对事实的理解；（4）一种理解的行为或状态；（5）人的已知和未知。此外 Davenport依据知识的特性指出，知识是一种流动性质的综合体，其中包括：结构化的经验、价值及经过文字化的资讯，而且还包括专家独特的见解，为新经验的评估、整合与资讯等提供架构。在我国，对于知识到底是什么，目前仍然有争议。我国对知识的定义一般是从哲学角度作出的，如在《博弈圣经》中知识的描述是“把识别万物实体与性质的是与不是，定义为知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知识”条目是这样表述的：“所谓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是主客体相互统一的产物。它来源于外部世界，所以知识是客观的；但是知识本身并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事物的特征与联系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表征，知识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人脑的反映活动而产生的。由上述可知，知识是抽象的，是借由某种形式呈现以传达概念。例如：古代的结绳记事、白旗示降等，都是借由结绳、白旗等符号来传达概念，但是当人类活动越是频繁，则简单的符号就不足传达双方的意念，因此，有了文字、语言等符号兴起以作为沟通的工具，在沟通过程中还是需要经过思考，最后才能产生出知识，由此可知，知识就是经由前人的经验累积形成的。（二）知识的本质属性在知识的多重属性中，知识的主体性和内在性应该是最根本的属性及其他属性衍生的基础知识的主体性是指知识体系中的主观知识部分，其首要特征是主体的创建性。没有主体的创建性，世间就没有知识这种东西，因为所有的客观知识都是由主观知识转换而来的，强调个人的思考对知识产生的重要作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西方知识论的重点论题，这句话强调由我的思考来判定世上的是非，于是，“我思”便成为获得知识的起点。在我国知识发展史上，自孟子以来，无数学者都提倡积极主动的求知精神，从古至今，知识就表现出了它最重要的本质——主体性。知识的内在性指人本身固有的属性在知识中的反映，其实质就是人所具有的自我认知能力和主动求知的天性。知识的内在性是人类所有知识的起点和源泉，20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最先提出对知识进行隐性与显性分类，知识的内在性可以用隐性知识来表征，表现为对外在事物的领会、判断、技巧和控制能力等，主要靠人们的“所知”与“所思”来反映。二、西方知识观的演变（一）古代西方教育学家的知识观：“感知+思辨”的二元论自从哲学诞生以来，哲人探索知识这个问题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一般说来，西方古代思想家，如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知识的问题上持二元的观点，他们既承认知识产生于现实的人间事物，然而又肯定“真知”来源于天国神灵；既承认各种事物有赖于感官去感知去认识，去学习，但又坚持“真知”必须依靠心灵去领悟去把握；既赞同、继承前人从长期实践经验中概括、归纳、总结出来的各种学科的知识，但对这些知识又加以神秘化，给以思辨性阐释。主体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发生了学习，同时，作用产生的信息及其组织给以思辨性阐释成为知识。西方古代知识观的特点：1、在知识本质方面，坚持人是万物尺度。2、感觉是知识。3、追求知识的普遍性质，不满足个人的感觉经验，力求通过思辨把握事物的一般特征和变化中的不变。（二）近代西方教育学家的知识观：经验论“感觉”和唯理论“超越感觉经验的理性能力” 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是知识观发展的重要时期，著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经验论认为，知识就是存在的反映，人的一切认识都必须从感官的知觉开始。认识自然，解释自然，必须接触自然。离开自然，人们就一无所获。经验是人类认识的基础，知识是感觉经验的产物。唯理论却认为，通过感觉经验得到的总是个别的或有限的知识。而且，感觉是个别的、具体的、飘忽不定的，理性认识是一般的、自明的、永恒的，二者截然不同，所以感觉不可能是理性认识的源泉。唯理论认为，这种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与感觉经验无关，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起了作用，理性自身具有将感觉经验提升到普遍原理的能力，理性的这种能力不是从经验而来，而是自身超越经验。两种理论在认识方法上虽然都有缺陷，但他们都强调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人们能够形成关于事物的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主张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条轨道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人类认识。西方近代知识观的特点：1、在知识本质上，坚持知识是观念和实在的统一，承认知识的经验性质。2、由关注知识的人格陶冶转向对自然的控制。3、在知识获取上，近代经验主义方法得到了全所未有的运用。（三）现代西方教育学家的知识观 1.实用主义 “知行合一实践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哲学观提出了与传统知识观截然不同的观点。实用主义哲学家指出，在传统上，人们一般热衷于追求一种“百科全书式的”、“静止的”、“冷藏库式的”知识理想。因此，教师教学的目的就是传授知识，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堆积知识，知识成为一种装饰品。一方面，知识在应用时受到实践的检验，那些能帮助我们主动地改造一定的环境，排除某种特殊困难和苦恼的知识，就被证明是可靠的、有效的、好的、真的。相反，那些不能消除困难的知识则是无效的、假的。因此，效用是检验知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真理的尺度。另一方面，知识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而是暂时性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人们在不断的认知学习中，在实践中获得和完善知识体系。 2. 发生认识论“主体建构” 二战以后，瑞士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了发生认识论。发生认识论认为，知识不是外界客体的简单摹本，也不是主体内部预先形式的结构的展开，而是由主体与外部世界不断相互作用而逐步建构的结果；认识是一种主动积极和不断的建构活动，发展不是由内部成熟或外部教学支配的，而是一个积极的建构过程，儿童要通过自己的活动，再建构形成他的智力的基本要领和思维形式。即知识的获取是主体在与外界的交互中主动建构的，同时，通过这种建构主体形成自己内部的知识体系。 3.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内容从略。 4.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新三论）：内容从略。西方现代知识观的特点：1、在知识本质上，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不是以不确定性、必然性为知识的根本标准，是知识的一种探究过程，甚至把知识看成工具，假设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2、在知识获取上，主客体的观念中心移到了主体上。人们对学生的能力、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关注。3、承认了知识的个体性。三、近现代知识分类理论在西方，学习分类思想最初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当时许多从事学习实验的心理学家帮助军事人员进行训练，他们发现那时的学习理论难以有效指导训练工作。由此，某些心理家认识到，学习的类型很多，不同类型学习的条件与过程以及结果都不同，企图用单一的学习模式来指导一切教学设计，必然使教学遭致失败。在当代教育心理学界，对学习与知识的分类贡献最大的教育心理学家，应首推奥苏伯尔和加涅。奥苏泊尔提出了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加涅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学习分类学。这两个理论都诞生于本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更为系统化业在教育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许多读者对奥苏泊尔和加涅的学习分类思想很熟悉。但为什么说他们的学习分类也是对知识的分类呢？ 1.奥苏伯尔：有意义学习分类在奥苏伯尔看来，学习者接受的主要是用言语符号表达的人类知识。这些知识对人类或对教师来说是有意义的，对学习者来说，其意义尚待获得。奥苏伯尔从学生学习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义。他称前一种意义为材料的逻辑意义，后一种意义为个体的心理意义。有意义学习过程就是材料的逻辑意义转化为个体的心理意义的过程。在奥苏伯尔的学习理论中，这种个体的心理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即个体的知识。所以，奥苏伯尔根据心理意义复杂程度对有意义学习的分类，也就是对作为学习结果的知识的分类。奥苏伯尔把知识学习分为表征学习、概念学习、命题学习、解决问题与创造五类。表征学习包括记住事物的符号和符号代表的个别事物，获得的是一种孤立的信息。概念学习指理解符号代表的一般意义，也就是认识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掌握理性知识。但概念只是理性知识的“细胞”。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命题学习，命题乃是知识的基本单元。在概念与命题基础上，运用已有的概念与命题知识解决复杂问题乃至进行创造，乃是最高级的有意义学习，其中不仅获得新的概念或命题，而且可以获得解题策略。奥苏伯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实则为知识学习论。他在其学习论中仔细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学习过程与条件，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知识的性质及其习得过程的认识，为知识的理解与保持的教学设计提供了重要心理学依据。但从广义知识论的角度看奥苏伯尔的知识分类也有缺点。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几乎没有涉及知识与技能的关系。加涅的分类理论恰好弥补了奥苏伯尔理论的不足。 2.加涅：学习结果分类加涅是一位受过严格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训练的心理学家，二战期间他发现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难以应用于人类的学习和训练，于是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学习的分类研究，他最初把学习分为八类，后来认为学生的学习结果可分为五种不同类型，见下表。值得注意的是，加涅在对学习结果分类时，兼用了行为和认知双重标准。他认为，学生的学习结果只能从他们学习之后，其行为变化是仅能根据所学材料“陈述什么”，那么我们只能做出他们获得了言语信息的推测。如果学生通过学习之后的行为变化中加以推测。倘着学生通过学习之后，其行为变化是“会做什么”，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他们已经获得了某些技能的推测。若学生所做的事“是以智力为主，则可以认为，其所获得的技能为智力技能(有时也称智慧技能或心智技能)。如果其中还要求复杂的肌肉协调，则所获得的技能为动作技能。由此可见，加涅的五类学习结果除态度之外，其余四类所指的是不同性质的能力。但从知识的角度看，这四种能力也就是我们广义上所说的知识与技能。在知识分类问题上，加涅的突出贡献是:第一，根据外显的行为和学习的不同条件明确区分了三种认知能力，即陈述信息的能力、运用符号办事的能力(智慧技能)和控制自己的认知行为的能力(认知策略)，第二，明确提出智慧技能是由辨别能力、运用概念、规则和高级规则这样一些由低级到高级的能力构成的。 3. 现代知识分类理论（1）认知心理学的知识分类：安德森的知识分类理论长期以来，知识只是在哲学和教育学研究中被涉及。现代认知心理学兴起以后，知识成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安德森对“知识”这一概念作了深入研究，安德森明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类叫陈述性知识，这是个体具有有意识的提取线索，能用语言陈述的知识，是用来描绘世界是什么的知识；另一类叫程序性知识，是个体不具有有意识的提取线索，但可以通过其作业而间接推测出来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例如，当儿童能说出同分母分数的减法运算规则（分母不变，分子相加减）后，便可以认为他已贮存了同分母分数运算的陈述性知识。倘若儿童能正确解决诸如“一条绳子长1米，小东用去了2/7米，这条绳子还剩多少米”的问题，则可以认为该儿童已经获得了同分母分数减法的程序性知识。前一类知识又可称为记忆性知识；后一类知识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技能（安德森的程序性知识），包括智慧技能和动作技能（有人称为操作技能），上述例子中的程序性知识为使用规则办事的智慧技能。至80年代，许多认知心理学家把学生的知识概括为三大类：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相当于加涅所说的言语信息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相当于加涅所说的智慧技能策略性知识(strategically knowledge)——相当于加涅所说的认知策略（2）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分类理论野中郁次郎对知识进行的分类，采用了波兰尼从可转移性角度对知识所做的划分。这种划分最常用，即将知识分为明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含知识（Tacit knowledge）。所谓明晰知识，就是指可以通过书面和系统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并且以诸如数据、科学公式、说明书、手册等形式在组织中共享的知识。所谓隐含知识是指深藏于人的实践之中的、难以言明和模仿、尚未编码化的内隐性知识。在没有知识携带者参与的情况下，这类知识很难被交流、理解和共享。这类知识要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和知识诱导活动才能够获得。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种称之为“知识变换”的知识创造转化模式，即：群化（Socialization）、外化（Externalization）、融合（Combinat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他们共同组成了SECI模式。这四个方面不断相互作用与转化，最终实现了知识的创造。四、知识分类理论与教育技术：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特点展开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对各种课程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对教学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做出整体安排的一种构想，即为达到教学目标，对教什么，怎样教，达到什么结果所进行的策划。而科学的知识分类在良好的教学设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应辨别知识的类型，然后根据其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以提高学习效率。综上所述，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注意区分知识的类型，针对不同知识的特点，使用相应的教学策略，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使课堂教学丰富多彩。不管针对哪种类型的知识，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都应以学生为主体，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训练口头表达能力，这是教学的宗旨，也是知识分类理论对教学设计工作的启示。参考文献：罗明东等《教育技术学基础——现代教学理论与信息技术整合的探究》科学出版社加涅.教学设计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皮连生．知识的分类与教学设计．教育研究，1992，(6)．皮连生．知识分类与目标导向教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莫雷．知识的类型与学习过程．课程教材教法．1998，(5)．李文光杨开城.现代教学设计理论研究的内容及方法.中国电化教育,2004，(4) 吴红耘．修订的布卢姆目标分类与加涅和安德森学习结果分类的比较.心理科学, 2009 G Rowland T DiVasto．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owerful Learning.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Quarterly, Volume 14, Issue 2; 6888 次阅读|2 个评论

别让仰望星空的人老无所依: 热度 3 lifei 2011-3-4 06:26; 曾经是中国顶尖历史学家的95岁学者蜗居养老院，而且就在南京东南效。在科学网初看到这则新闻时，第一冲动就是要去拜访一下这位老者。可惜联系记者一直未果。这则新闻一直会让我想起那首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的《春天里》，歌词中有一句“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春天里。” 农民工担心自己老无所依，深情演绎，感人至深。科学家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之辈，但困顿到老无所依，真实地蜗居养老院里，让人打翻了五味瓶。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会老无所依，朱光亚的逝世，胡锦涛总书记带领全部的政治局常委去鞠躬。所以，做学问似乎也是分三教九流的。不同学科在不同时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同，也在常理之中。但批评的声音显然会有，记者报道了，市长和书记就去了，还关切的询问“还需要我们做什么？”，老人倍感激动。怎么看，都象是一次成功的政治秀。温家宝总理曾经赋诗《仰望星空》，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演讲时还提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刘起釪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有仰望星空的人。只是仰望星空的人往往醉心于学术，远离世故，甚至性格偏颇。只是，这个国家，是否有切实的制度来保障愿意仰望星空的人有生存的土壤？;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374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曾是中国最顶尖历史学家: tangminqian 2011-3-3 10:10; 来源：中国青年报发布时间：2011-3-2 17:39:15 科学网首页新闻中心正文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4518-1.shtm 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曾是中国最顶尖历史学家刘起釪刘起釪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突然断了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人说。尽管与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不明内情的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洗过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 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最底层的几张信纸。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衣裤越来越破旧，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链，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并将此事告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作为一个长期跑文化口的新闻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刘起釪在现代史学界中的地位，这个副总编辑亲自带着记者，去养老院看望刘起釪。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他说。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这个老报人感到震惊。刘起釪误将他们当做北京来的记者，原本卧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发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扑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连忙将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谈。丁邦杰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甚至还能写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来到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经不清楚这天是什么日子了。这天晚上，养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水饺，低着头往嘴里送。在翻检老人的随身物品时，丁邦杰还发现了一张老人亲手写的未能送出的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这样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好好照顾老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其实，吴锐早就向组织上提过类似的建议。 2007年，吴锐就意识到不对劲。不但收不到刘起釪的信，连他给刘写的数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到养老院看望刘起釪，他悲哀地发现，原本如亲人般的刘先生，竟然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议，希望能给刘起釪配个助手，为他整理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刘先生的级别，不够配助手。”一个领导告诉他。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个历史学家，养老院的领导也专门为刘起釪开了一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您需要吗？”本报记者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 “不要了。花国家的钱。”他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他又写道。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他望着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见到了满是食物和饮水的庇护所一样。; 个人分类: 社会思想文化|1377 次阅读|1 个评论

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尊重人才还是尊重钱财: 热度 21 杨学祥 2011-3-2 12:05; 不爱人才爱古玩，中华文化断炊烟。有眼不识金香玉，只缘伯乐困钟山。崇洋奴，情不专，数典忘祖梦自圆。萧瑟秋风昔又是，历史绝学今蒙难。 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曾是顶尖历史学家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2日07:16 中国青年报刘起釪刘起釪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突然断了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　　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人说。尽管与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不明内情的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　　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洗过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 　　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　　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最底层的几张信纸。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　　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衣裤越来越破旧，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链，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　　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并将此事告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　　作为一个长期跑文化口的新闻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刘起釪在现代史学界中的地位，这个副总编辑亲自带着记者，去养老院看望刘起釪。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他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这个老报人感到震惊。刘起釪误将他们当做北京来的记者，原本卧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发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扑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连忙将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谈。丁邦杰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甚至还能写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来到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经不清楚这天是什么日子了。这天晚上，养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水饺，低着头往嘴里送。　　在翻检老人的随身物品时，丁邦杰还发现了一张老人亲手写的未能送出的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这样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好好照顾老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其实，吴锐早就向组织上提过类似的建议。　　2007年，吴锐就意识到不对劲。不但收不到刘起釪的信，连他给刘写的数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到养老院看望刘起釪，他悲哀地发现，原本如亲人般的刘先生，竟然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　　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议，希望能给刘起釪配个助手，为他整理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刘先生的级别，不够配助手。”一个领导告诉他。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　　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个历史学家，养老院的领导也专门为刘起釪开了一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您需要吗？”本报记者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　　“不要了。花国家的钱。”他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他又写道。　　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他望着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见到了满是食物和饮水的庇护所一样。 http://news.sina.com.cn/s/2011-03-02/071622037056.shtml; 个人分类: 诗词|4551 次阅读|22 个评论

[转载]向西方学习不是以西方为中心: 热度 1 sheep021 2011-2-26 18:36; 向西方学习不是以西方为中心 2011-02-26 15:20:12　来源: 新民晚报(上海) 【编者按】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和平崛起，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中国学和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如何研究中国》一书，是他继《黄河边的中国》后，持续调研、观察、思考中国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演讲录。方家之言，或激发思考、或引起关注，或诱发争鸣，皆为编者所期。本版将连续摘登此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以飨读者。书摘·《如何研究中国》(1) 以中国为方法，或者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这个提法最初是我在十几年前读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的著作时见到的，当时我以为这个提法还很新颖，也非常切合我这些年来做社会调查研究的体会。但前不久，我重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结果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我读了他1940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期的著作，吃惊地发现他早就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口号。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他讲，我们研究中国就要以中国为中心，要坐在中国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的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色。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自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被迫必须向西方学习，也应该向西方学习。所以在这里我强调，我对这一判断是加以限定的，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在提高以中国为中心来反对向西方学习。我是反对以西方为中心。中国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个严重弊端：西方的概念、理论，甚至西方的历史进入中国以后，就要求在中国占据认识论上的制高点，甚至是价值论的制高点，要按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改造中国，把中国的整个历史和经验当成一个有待改造的材料，使中国自身的经验丧失了申诉的权利。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避免西方概念或者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经验采取霸权者的态度。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如何结合呢？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把调查研究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来。这里我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它意味着以中国为立场，意味着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包括近代以来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必须要重新加以梳理，不能再用西方的理论加以套裁，这是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主要含义，它隐含着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来考察中国自身的事物。当然，前面讲了我并不否认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谦虚向西方学习。我们曾经向印度学习佛教，这花了至少三四百年的时间。我们向西方学习，如果从利玛窦开始，至今也不过四百来年的时间，如果从鸦片战争开始也不过只有一百多年时间，就是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也只有百来年的时间。这个学习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完。但我重点想讲的是，在这个学习运动中，只能把西方的理论、概念当作考察中国事物的一种参考，而不能看作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如果把西方的概念，看成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并用来套裁中国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犯错误。作者：曹锦清;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83 次阅读|2 个评论

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认为大学学报关乎国之大事: kexuechuanbo 2011-2-18 11:37; 在《西北大学学报》创刊95周年庆典上，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提出：“一所大学的学报历史如果是光荣历史、有价值的历史，需要说明这个历史永远和历史的正面联系在一起。所谓历史的正面，并非是苛求，也不是生造，而是‘国之大事’。看学报与国之大事的正面是否合拍。这就是说在大学学报中如何体现爱国精神”。“学报的历史是校史中最主要的部分” （张岂之，学报研究与国之大事，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8（6）：863-864）。张岂之教授百度背景资料：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江苏南通人，生于 1927 年 11 月。 1988 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1989 年 10 月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陕西省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兼职研究员或教授、陕西省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1988 年 12 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 195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 1951 年在重庆教育学院任教。 1952 年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1980 年晋升为教授， 1984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 (1978 年 8 月至 1984 年 9 月 ) ，西北大学副校长 (1983 年 9 月至 1985 年 5 月 ), 西北大学校长 (1985 年 4 月至 1991 年 8 月 ) 。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张岂之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50-60 年代，他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 1-2 卷，后来又同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了《宋明理学史》，成为史学界著名的侯外庐学派的领军人物。 80 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历史大辞典 · 思想史卷》、《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以及《陕西通史 · 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本）。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春鸟集》、《中华人文精神》。并主编《华夏文化》杂志。 1997 年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史》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9 年 9 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9 年 12 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荣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 个人分类: 期刊传播史论1|3215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光耀希望去世后拆除故居拒绝成为国家圣地: 热度 2 DNAgene 2011-1-23 10:04; 欢迎大家讨论一下李光耀做的对不对。他的故居是不是应该保留下来，做文物，教育下一代？我们的纪念堂、故居是否太多了？我的个人看法是，社会不缺名人、不缺英雄，名人英雄年年出、代代有。如果每一个人的鞋子、袜子都留下来做文物，时间长了，地球将变成一个大“什么”，自己想吧。苏东坡说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弯曲一下他的意思。风流人物可以分为：千古风流人物（如孔子、岳飞、诸葛亮等）、百年风流人物（如比尔盖茨、杨振宁等）、十年风流人物（如芙蓉姐姐、跨栏王子等）。千古风流人物需要千古才会被大浪淘尽，百年风流人物则只要百年就会被大浪淘尽、百年后只有博学多闻的人才能知晓，十年风流人物很快就会被历史的大浪淘尽啦，只有历史学家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如果一个十年风流人物非要保留一个千年的纪念堂或故居，结果怎么样？看过西游记吧，孙悟空见人就说，“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别人问“没听说过，孙悟空是谁？”我猜，孙悟空内心中气呼呼地想，“你真是孤陋寡闻，连我都不知道。” 建议，对很多风流人物来说，最合适的纪念方式是塑一尊泥像。反对蜡像，历史要淘汰蜡像只能靠火灾，火灾可不是本人希望看到的。以下新闻转自 http://news.sohu.com/20110123/n279030373.shtml ------------------------------------------------------------------- 李光耀希望去世后拆故居　　据新华社电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李光耀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在他去世后，能够拆掉家族住所，而不是使之成为国家圣地。　　李光耀说：“我已经告诉内阁，我死后，拆了它（住所）。”这段采访内容刊登于22日出版的新加坡《海峡时报》。　　李光耀说：“我看过其他房屋，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英国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段时间后都成了废墟，人们从中穿行。” 　　李光耀所指这一住所位于新加坡著名购物区，本身建于100多年前，后为李光耀购得。　　对于这处住所，李光耀说：“由于我的房屋存在，周围房屋不能建设过高。如果拆掉它，改变规划，让房子建得更高，土地价值将会增加。” 　　李光耀现年87岁，1965年领导新加坡取得独立，担任总理25年，自1997年任内阁资政至今，获称新加坡“国父”。; 个人分类: 未分类|4416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何理解“以现在解释过去”: 热度 1 tongqb 2011-1-20 17:34;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法国“年鉴”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曾长期在阿尔吉尼亚和巴西工作。他的著作重点研究地中海的历史。他在他的《论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两个提法，一个是“以现在解释过去”，一个是“以历史解释现在”。对于后者比较好理解，差不多就是中国的“以史为鉴”的意思，用他的话说，就要“调动历史的积极性”。但对后者“以现在解释过去”，似乎就不太好理解了。下面是我的思考：我们如何去理解和描述过去的历史呢？这就需要认识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或者更直接地说，是要“用现在解释过去”（布罗代尔）。对于历史，我们要用现在去解释过去这一思想似乎不是布罗代尔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说过： “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马克思不是如医学上那样先做白鼠的解剖再做人体的解剖呢？而是把对低等动物的认识置于对高等动物的解剖的前面，采用颠倒过来的认识方法呢？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低等动物身上呈现出来的某些征兆，在人们解剖高等动物之前还看不清楚，难以获得准确的认识。所以，马克思进一步认为： “ 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 这是马克思在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获得的深刻的思想发现。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这意思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大成，它借助以前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以前社会还只是具有征兆性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完满的典型的东西。因此只有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才能理解以前社会只带有征兆性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我们时代是过去时代的发展，我们时代把以前只是残片的因素，变成为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就像一位普通的医生，在一个病人的病初发的阶段，并不能认识这种病症的症兆意味着什么，只有等到病症充分显现的时候，这位医生才能充分认识这个病人初发病症的意义。又如，对于官员贪贿行为，也许现在的某些官员把这种行为发展到了极致，因此，我们若能了解现在官员如何贪贿，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解释过去的官员的贪贿行为了。所以，只有把握现实，分析现实，深刻认识现实，把握时代精神，才能深刻分析过去的历史，深刻认识历史，并通过历史的描写对现实说话，说出有益的话。就目前流行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不是为了普及历史知识，更不是为了寻找历史的垃圾来获得感官的享乐，而是为了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对于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来说，研究现实，把握时代精神，是十分重要的。（2011-1-20）; 4239 次阅读|1 个评论

疫苗的基本原理: fs007 2011-1-7 11:32; 寻正【按：本文为Women's Health约稿发表文章，欲转载者请与我或者该杂志联系。发表文章有修改。】『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中文“免疫”一词，出自明代《免疫类方》一书，指“免除疫疬”，也就是防止疫疾的意思。英文中对应的词是Immunity，它来自拉丁文Immunis，原指免除兵役与税收等公共义务，隐喻为传染性疾病不再累及有过感染史的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最早于公元前400多年就描述在疫病发生时，此前患过病的雅典人不再会被传染或者病程很轻，他们承担起照顾病重将死的患者的责任。疫苗就是一种能引人或者动物对特定病原产生免疫力、抵抗力的生物制剂。人体在发生天花后不再得天花，得了麻疹后不再得麻疹，这是由于人体免疫系统针对天花与麻疹病毒产生了抗体，在与天花与麻疹的斗争中学会了如何最快地消灭天花及麻疹病毒，人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记忆细胞，把学会了的策略传递下去，在下一次遇到天花及麻疹病毒时，可以快速地消来天花与麻疹病毒，从而避免再次得病。这种能力在医学上称为免疫力。中国人是最早针对天花接种的民族之一。那时人们用天花病人的内衣，或者直接接种天花脓疱中的脓液（痘浆）或者疱皮痘皮，试图让人感染上天花，而同时控制接触天花病毒的量，达到患一次小型天花而预防天花的爆发感染。直接用原病毒制作疫苗是危险的，因为一不小心，就是一场人为诱发的严重疾病，比如天花，在琴纳的牛痘疫苗发明前，接种天花会有高达1-3%的死亡率。现代疫苗极为安全，常常由被灭活的病原、毒力显著减弱的病原、病原的致病毒素、以及病原的特定结构成份制作，达到模仿原病原的目的，同时又不造成对人体的大的危害。『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 个人分类: 疫苗专辑|614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日本历史学家：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xupeiyang 2010-9-17 07:29;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有记者关心的证明钓鱼岛归属的历史资料，发言人姜瑜建议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士去看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作《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因为，在这本1972年出版的专著当中，书的作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明确提出，中国是最早发现钓鱼岛并且行使有效管辖的国家，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972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曾撰写了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一书，随后该书被翻译为书名为《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的中译本，该书1996年再版为书名《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在该书序言中，井上清写到：1971年11月，我初次去冲绳旅行，在那里收集了许多关于钓鱼群岛的历史资料，1972年初，我又利用到西欧旅行的机会，去英国海军资料馆查阅了英国海军绘制的中国南部、台湾和琉球方面的海图，航海日志以及探险记录。在该书第三章：众所周知，钓鱼群岛自明朝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井上清这样写到：日本及琉球在1867年以前实际上没有一份脱离了中国文献而独自言及钓鱼群岛的历史文献，这不是偶然的与琉球及日本方面正相反，中国方面有许多关于钓鱼群岛的文献资料。至少在16世纪中叶，钓鱼群岛就有了中国名字。如钓鱼岛、黄毛屿、赤屿等等。年代清楚的文献有1534年从中国福州东渡去琉球的、明朝皇帝的册封使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还有一种文献可以证明，至少在16世纪钓鱼群岛就是中国的领土。那就是几乎与陈侃同一时代的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上有1561年的序文)。该书卷一《沿海山沙图》的福七至福八记载了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的各个岛屿。其中有鸡笼山彭加山钓鱼屿化瓶山黄尾山橄榄山赤屿，由西向东排列着。这些岛屿位于福州以南的海面上，从台湾的基隆海面向东排列着，所以它无疑也包括钓鱼群岛。; 个人分类: 历史事件|2218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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