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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芯签约MIPS——转贴量子日记2009-6-20: caojun 2009-8-21 01:23; 龙芯签约MIPS，引来骂声一片。某些伪专家强忍兴奋，兴灾乐祸地声称这标志着自主产权的CPU核战略失败。此语一出，网民留言前十条都是谩骂，没有一条支持的，三分之二的人投票不看好龙芯的未来。着实让人寒心。自主创新不等于推倒重来，关键看是否有足够的研发力量，是否永远受制于人。能够拿来的东西，没有必要从零开始，重复开发。AMD采用了跟Intel一样的x86架构，得到的是市场。如果龙芯不采用MIPS架构，自搞一套，那才是愚蠢。开发完一个CPU，还得配100个自主的外设公司，1000个自主的软件公司，再强制1亿人学习自主的操作系统，自主的办公软件。该批判的不是龙芯的不够自主，反而是某些为了显得自主，不顾国际上已广泛采用的标准，自己重复开发另搞一套的项目。就像阎锡山的窄轨铁路，这样只会把自己锁起来，离开了政府支持，马上就自生自灭了。这样的项目在中国不在少数。不期望龙芯能搞成Intel，能搞成乐凯、奇瑞，就算是大获成功了。说到奇瑞，在法国，大街上跑的车基本上都是法国的三大品牌：标致，雪铁龙，雷诺。德国人基本上开德国车，韩国人全开韩国车，美国开放一点，主要是美国车和日本车。中国人开的是万国车，全世界的汽车品牌在中国都有引进的生产线。一汽、二汽、上汽，这么多财大气粗的公司，引进了这么多品牌，也没搞出自己的东西，想生产新车型，还得继续买。引进没有错，引进100个品牌的生产线就有点可笑，引进了20年，想换个壳还得引进就有点可悲。好像也没有多少人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自主创新之路需要面对的困难，不仅在技术。; 个人分类: 生活杂谈|4432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技社团改革与科技自主创新: yangwenzhi 2009-2-14 18:30; 科技社团改革与科技自主创新杨文志（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北京 100038 ）摘要：科技社团缘起于无形学院，它有力地推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科技社团是科学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交流的重要机制，是推动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科技社团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与科技发展的要求相比，目前在体制与机制、经营管理、组织文化、主体意识等方面还有很多不适应，科技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迫切需要我国科技社团改革创新。科技社团作为促进科技自主创新的重要社会力量，应坚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服务的方向，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坚持学术交流主业，鼓励科学兴趣，促进原始创新，开好学术会议、办好学术期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网上学术交流；开展专题研究和决策咨询，以及技术中介服务，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结合；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开展为会员和科技工作者服务的各项服务，增强对会员与科技工作者的凝聚力；强化经营与营销理念，增强科技社团实力；建设科技社团文化，提升服务品质；创新体制与机制，提高服务效率；提升科技社团工作人员素质，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准；加强政策支持和理论研究，提升服务素质。科技社团是科技工作者自愿结社的社会组织，是科学共同体组成部分，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社会角色，是科技自主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社团作为科学共同体的自组织，它不同于正规的、刚性化的科技组织，是一种基于学术自由、平等交流、互动自主机制的柔性组织。我国科技社团正处在转型和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确立的突出科技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将给科技社团带来新的无限发展机遇。我国科技社团只有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和科技社团发展规律，走改革创新之路，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为推进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中进一步发挥优势和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一、科技社团是推动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社团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是科学体制化、建制化的产物，是科学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社团的发展，对推进现代科技发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无形学院与科技社团源起无形学院 ( InvisibleCollege ) 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博伊尔在 1646 前后提出来的。它是指一些有科学兴趣的人士组成的柔性弹性研究网络，如科学沙龙、假日聚餐会、周末茶话会、学术车间、业余闲聊等非正式的交流团体。早期的无形学院，有意大利伽利略首创的山猫学会；德国物理学家劳厄喜欢的卢茨咖啡馆；爱因斯坦为院长的奥林匹亚科学院；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组织的混沌会；英国剑桥的三一中心和卡文迪许实验室等。在无形学院内，无资格资历之别，地域派别之异，更无性别歧视，在探索科学奥秘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就给予畅所欲言的机会。无形学院基于爱好和兴趣，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研讨问题的自由度很宽广，在良好的学术议论辩论环境中，能更好地打开思路，激发潜藏很深的发明创造力，让别人的启发之火星点燃自己的智慧之火炬。许多杰出的科学大师在无形学院奠定了成功的基础，同时为潜人才转变为显人才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如，爱因斯坦、索洛文和哈比希特等原先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后经过奥林匹亚科学院的深造，成为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从科学发展史上看，早期的科技社团正是由无形学院演变而来。无形学院最早产生于 17 世纪初的英国，当时英国自然科学家异常活跃，经常聚会讨论自然科学问题，并约定把神学与政治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这种自发的、非正式的组织形式，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组织基础。人类虽然进入信息社会，但无论是现代科技社团，还是传统科技社团，仍须保持着无形学院这种组织的行为特征，即科学研究人员从学院派的小圈中钻出来，打开各种有形与无形的枷锁，舒展自如地互相交流学术心得，倾诉科学实验的种种困惑与障碍，展开广泛地争鸣。在科技社团的学术讨论中，允许意见相左，允许观点悬殊，允许激烈地对抗，在学术研讨中，淡化职务职称上的差异。只有坚持这一点，科技社团才会有生存的空间，才会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才会担当推进科技自主创新的社会角色。（二）英国皇家学会与现代科学发展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确立和形成，发生在 17 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其主要标志是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的建立。正如刘易斯 . 科塞在《理念人》中描述的那样，科技社团在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中起到划时代的里程碑作用。他认为，科学事业的传播和自然科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社会学的因素。最突出的是英国皇家学会（ RoyalSociety ），它缩小了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为科学探索赢得了合法地位，并促进了作为社会秩序中一个具有很高价值的成分的科学之制度化。在近代科学的起源阶段，一些人因对自然界的事实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而聚集在一起，其中大多数人并不是科学家，而是票友式的业余爱好者，而不是职业专家，形成了一个使后来更为严格正式的科学得以成长壮大的基础。当英国皇家学会在 1662 年获准成立时，它的第一批 96 名会员中，有 14 名贵族、男爵和骑士， 18 名准骑士， 18 名医生， 5 名神学博士和 2 名主教，还有不少生意人和实业家，他们中间真正的科学人士还不到 1/3 。他们对实验科学有兴趣，对科学发现近来向学问人和普通人所展示的新景象感到好奇。当时一些好奇的年轻人在伦敦的一家酒店里，组成了一个午餐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商定每月聚会一次，他们聚在一起研究物理学、解剖学、航海、静力学、机械学和自然实验等。在对自然界事实广泛的好奇心驱使之下，这些人在皇家学会成立之前的各种非正式聚会中相聚，后来则在更为正式的英国皇家学会的场所聚会。他们不再满足于教会人士和经院哲学家确信的东西，努力通过实验和观察而不是演绎推理，向大自然索取秘密。他们试图通过辩论和提出证据，而不是依赖权威性人士来获得知识。在这个时期，清教伦理无疑是提高科学修养的重要动力。他们认为，研究自然既是为了更好地荣耀上帝，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它能使上帝壮丽的创造物得到更充分的赞美，也能通过技术发明使控制自然成为可能，从而为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功利上的考虑和纯科学的关心有着同等的重要性。随着经济企业，尤其是交通和航海事业的兴起，人们开始不断感到解决这些领域中实际问题的压力。在一个目睹对外贸易迅速扩展的时代，先进的航海设备具、有头等重要性，天文学在确定纬度上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确定潮汐的时间也是航海所必需的。伦敦的商人，不论是学会的会员，还是仅仅对它抱以厚望的人，自然会施压让其考虑对自己有实际意义的题目。国王和宫廷也迫切要求可能有益于国家的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它们是军事技术、商业还是工业问题。这种与新的清教徒精神相结合的功利主义追求，有助于使科学研究在受教育者的心目中取得合法地位。正是于此，查理二世 1662 年授予英国皇家学会以特许状，并宣布：朕有此志久矣哉！开疆扩土，不惟针对帝国，亦针对真正的艺术与科学。故朕对一切形式的学问皆予关护，鼓励哲学研究，凡以实验建立新学，或令旧说更完备者，尤当称许。为使此类研究在吾民中发扬光大，令天下学人永远承认朕乃信仰的卫士，一切真知的热爱者和保护者朕决定应当成立一个学会应称之为皇家学会。英王钦准把赞许和承认给予科学活动，甚至将其放在与宗教活动同等的位置上，使从事科学者的地位几乎达到了身份等级制的顶点，而在这个地位上向来只有教士代表着知识界。从此，科学在西方社会中的显赫地位便再也没有被剥夺，这正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起点。正如《理念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科学家和普通人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帮助科学研究获得合法地位；保证科学得到掌权者的承认；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和使科学事业不断吸收人才；增加科学家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把他们从个人孤立状态带入公众世界通过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方式，英国皇家学会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没有它，英国的近代科学至少要面对一个更艰苦的旅程。离开了这个策源地，近代科学迅速而持久的繁荣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从科技社团的起源中，我们看到科技社团不仅要满足科技工作者做学问的兴趣需要，也必须满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功利需要。正是这种兴趣与功利的结合，成就了科技社团，促进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我国提出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科技社团的工作重心围绕这个国家目标，不仅能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会使科技社团发展获得新机。（三）科技社团与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知识生产的人群一般被社会学研究者称为科学共同体。众多的科学家可按不同维度分属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如，以研究领域，相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全体自然科学家是一个大的科学共同体；按学科可分为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学科之中又可按专业划分为专业科学共同体；在同一学科或专业内部，由于研究的课题、学术观点、思想和工作方法之不同，可形成相互竞争的不同学派或学术团体；不同学科或专业的交叉领域可形成新的专业，出现交叉学科专业的科学共同体；按照国家或地区来划分，可分为如中国科学共同体、美国科学共同体之别，中国科学共同体是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是国际性的，科学产品的内容有客观性、普遍性、公有性，科学共同体可以超越民族、种族和国家的界河。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普赖斯从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信息传递渠道，以及人际关系中的联系网络等科学研究的社会过程中发现，科学共同体中存在着二类亚群体：一类是正式的，有组织的科学家集团，如大学、研究机构等；另一类是非正式的非组织化的科学群体，由于这类亚群体是通过科学交流、信息网络连接起来的，如无形学院、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科技社团的结社是基于科技工作者的学科、专业、兴趣等的纽带，是科学共同体的第二亚类，是科学共同体非组织化的重要形式。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的职业化、机构化、社会化使科学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遍及世界各国的成千上万研究所、实验室，五花八门、门类齐全的各具特色的科学中心、研究中心，形成了庞大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越庞大，横向交流和联络的内在需求越大。在这种日益庞大的科学共同体中，为形成有机的联系，在刚性化的组织基础上，越来越迫切需要有一种柔性化的组织系统和机制出现，并承担科学交流、信息网络的功能，这就是科技社团。 20 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呈现出综合性、联系性、整体性等特征，科技职业者人群不断扩大，以及与公民社会和社团革命的浪潮相伴，催生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科技社团。如，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 1968 年）、国际科学理事会中的绝大多数跨学科机构、东南亚及太平洋工程学会联合会（ 1978 年）、国际科学技术促进协会联合会（ 1991 年）、国际数学联盟（ 1950 年）、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 1990 年）、国际电子显微学会联合会（ 1951 年）、国际计算力学协会（ 1986 年）等。目前，这类国际科技社团发展到 160 个，其中科学类 95 个，医学类 65 个；同时，地区性、国家性的科技社团数量大幅度增加。这些科技团体正式的科学讨论会或学术理论研究会，令人眼花缭乱的专业学术期刊杂志等，构成了庞大、正式的科学研究的社会网络，并强有力地推动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科技社团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种机制，科技社团必须根植于科学共同体的土壤，科技社团的组织行为必须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范式。为此，科技社团改革发展须高举同行认可、社会认可的旗子，建立完善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和运行机制，推进科学交流和同行评价，促进科技创新。（四）科技社团与科学交流科学的组织化和非组织化是彼此交叉、相互影响的，都是科学进步的推动力量。一个科学家，尤其是杰出的科学家常常既是一个有形的正式的科学组织或机构的成员，同时又是非正式、非组织化的科技社团、无形学院中的活跃分子和积极参与者。他们有选择、有目的地不断编织学术联系网络。尽管这些网络是非正式的，但实践表明是十分有效的。一般的科学家想要通过正式的交流系统捕捉一些科学家的研究前沿的状况是困难的，更不用说踏上同一研究起点。因为，正式的交流系统可是刚性的、科层制的，有明显的滞后效应。科学家想要有效地进入研究前沿，就必须介入这个领域的学术圈子，在科技社团、无形学院中获得席位。尤其是现代科学活动中，一个科学家如果只是单枪匹马地从事科学研究，脱离正式或非正式科学交流的网络系统的话，那么他将一事无成。不论是研究课题或方向的确立，研究工作的进行，还是研究成果的评价和确认，都离不开科学的交流。科技社团是进行科学交流的重要机制，科技社团的科学交流一般分成三个维度。第一，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即通常所说的学术交流。科技社团开展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可以帮助科技工作者获得学术问题的答案，帮助科技工作者开展新课题的研究工作，帮助科技工作者熟悉新的领域和获得新的知识，帮助科技工作者认识有关领域的历史和发展趋势，获取同行对其研究工作的评价或批评等。同时，具有扩散科技信息，促进科学传播；启发科研思路，激发创造灵感；评判学术成就，促进同行认可；促进互相合作，建立科学团队等重要作用。科技社团的学术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学科的融合交叉、科技人才的成长提高，从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第二，科学与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流，即科学的学际间交流。科技社团开展科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基于一种价值观、功利性的交流。如，科学与人类其它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对话与交流，可能是一种价值观的交流，也可能是一种功利性交流，即把科学技术引用到其相关的领域；科学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交流，更多的带有功利性色彩，即利用科学技术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种交流，不仅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当今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并对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需要。第三，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即科学技术普及。科技社团开展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既是让公众理解科学、了解技术，以利于更好重视和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科技社团在这三个维度上的科学交流，都会从不同的角度促进科技的发展。对科学共同体来说，科技社团缘起于科学家交流的需求，科技社团承载着科学交流的基本功能。科技工作者之所以参加科技社团组织及其活动，是因为他们有通过科技社团获得科学交流的满足。 1984 年 12 月，美国科促会与象牙海岸科学协会共同发起召开非洲地区科学与工程学会在发展中的作用研讨会。会前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学会作了一次较系统的调查，在学会成立目的这个问题中， 100% 学会的回答是促进学术交流；在会员对学会的期望问题中，会员提出对学会的主要期望是为科技同行交流提供方便。据中国科协 2003 年调查，所属学会负责人和专职人员认为，学会最好给会员提供优惠参加学会业务活动机会 (91.3%) 、为会员提供信息 (88.9%) 、给会员提供相当会费金额的刊物 (56.3%) ；同时学会会员和科技工作者最愿意参加的学会活动是：国内学术交流 (83.2%) 、国际学术交流 (61.5%) 、科技讲座 (46.3%) 、继续教育培训 (44.6%) 。科技社团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机制，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和各地方科协组成，根据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科技工作者的实际需要，认真搭建学术交流服务平台，切实做好学术交流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人才成长。据统计，中国科协系统县级以上四级科协和省级以上两级学会组织，每年举办学术会议 2 万余个，发表论文 40 多万篇，参会科技工作者约 300 万人；同时主办科技期刊 2000 多种，占我国自然科学杂志的数量 2/5 ，每年发表论文 40 多万篇；每年编著论文集、科技专著 2100 多种。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科技社团作为学术交流重要机制，在科技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国家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二、我国科技社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随着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贯彻实施，为科技事业和科技团体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对科技的需求不断增加，对其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伴随着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科技社团日益成为促进经济振兴、科技进步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兴力量，在政府和企业之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协调、辅助和补充功能，科技社团必将大有作为。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社团取得长足发展，但与科技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很不相适应。从深层次来看，我国科技社团还存在主体缺位、文化落后、经营不善、体制不顺等诸多问题。（一）主体缺失我国现有科技社团是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建立和传承下来的，由于科技社团与国家的政府边界交织，科技社团的权力不是受到正式制度的保障，而是通过与政府的互动获得，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从社会基础看，现代科学发端于西方，我国科技社团机制实际上引自西方，由于我国社会缺乏与西方孕育科技社团的类似土壤无形学院机制。特别是我国现有不少科技社团是在全能政府的权力选择下建立起来的，是自上而下形成的，而不是完全基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选择。政府选择的结果，使这些科技社团的生存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他们必然以政府的嗜好作为科技社团存在和发展的标准，长此以往形成了他们以满足政府需要为基本目的，而忽视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兴趣和内在需求。这样，我国不少科技社团的取向偏离了科学共同体，在科学共同体中缺乏根基，存在的社会基础差、会员主体缺失也就自然而然；科技社团对会员的服务能力弱，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差，也就顺理成章。科技社团主体缺失直接导致我国科技社团改革创新动力不足、活力不够、组织缺乏生气。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如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这些改革的发起都是组织的主体所有者所发起的，使所有者强制推行的。作为结社性的科技社团，其主体和所有者本应是全体会员，而这种会员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不确定性，导致不少科技社团会员主体的缺失，从而进一步带来了今天我国一些科技社团改革动力的不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将人的行为机制分为四种，即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花自己的钱给被人办事；花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事；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而我国多数科技社团的行为机制是在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二）文化滞后文化对科技社团起着目标导向、激励凝聚、管理实践、行为影响和规范、组织变革与发展动力的作用，是一种看不到却能感觉得到的经营资源，它决定科技社团的素质和竞争力。虽然我国科技社团的文化建设取得一定进步，民主办会、学术自由得到弘扬，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存在草根文化不足、科学文化氛围不浓、学术创新和争鸣不够、自律自立自力意识缺乏等诸多问题。第一，无形学院机制失灵。科技社团的结社性，决定无形学院式的草根性、志愿性文化是其应有的基本属性。在政府、企业、科技社团等组织中，科技社团对科技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科技社团能志愿性地满足科技工作者科学自由、科学交流、信息联络的要求。但在无形学院性与志愿性的背景下，科技社团拥有的资源和生存空间有限，既不会有大量的经营收入，也不可能有强制性的税收，当这种自发的机制在资源方面得不到满足时，科技社团就会寻求与政府合作、与企业合作，由于政府权力的进入、市场利益的进入，就可能会干扰科技社团的宗旨，偏离无形学院机制，扭曲科技社团的行为，出现无形学院和志愿失灵。这是目前我国科技社团发展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失掉了无形学院和志愿机制，也就失掉了科技社团的特色和存在的价值。第二，公信危机。社会公信力对科技社团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社会公信力高，科技社团就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从而也能够获得较多的社会资金的支持。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科技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逐步被社会所认识。但现阶段一方面由于科技社团自身社会形象和能力等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全能政府的惯性作用，政府、社会对科技社团还存在偏见，所以科技社团仍存较为严重的公信危机。据中国科协 2003 年对所属全国性学会的调查资料，学会负责人和专职人员、会员和科技工作者认为学会没有能接受政府转移职能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和转移职能未到位 (74.1%) ；政府有偏见，对学会不重视 (50.4%) ；学会竞争不过其他机构（ 49.6% ）；学会公信度不够 (43.2%) 。所以，科技社团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拓展社会发展空间，还面临严重的公信危机。第三，隔代冲突。目前，我国主流的科技工作者群体主要出生于 20 世纪 60 70 年代。据中国科协 2003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我国科技工作者总数为 2639 万名，平均年龄为 38.97 岁，其中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占 62.40% ， 3140 岁年龄段占 42.70% ， 60 岁以上占 1.60% 。与这样的群体相比，我国科技社团与它们之间的代际鸿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技社团领导层年龄老化现象。据 2004 年中国科协对所属全国性学会的调查，全国性学会中， 67.1% 的理事长年龄为 61 岁以上， 62.9% 的副理事长年龄在 56 岁以上， 52.2% 的常务理事年龄在 56 岁以上。另一方面是学会工作人员的年龄和知识老化现象。据 2000 年对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秘书长年龄的统计，当年秘书长平均年龄 57.71 岁、副秘书长平均年龄 53.05 岁。近几年，虽然科技社团工作人员年龄老化问题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容乐观。据 2004 年对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的调查， 56 岁以上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分支机构负责人分别为 40.7% 、 33.9% 、 43.6% 。另据 2003 年的调查资料分析，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中， 51.0% 的专职工作人员年龄在 46 岁以上；大学以上学历者仅为 42.2% ；在科技社团服务 16 年以上者为 37.3% 。年龄较大、学历较低、不能流动等是科技社团工作人员的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状况与我国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科技人员的年龄断层有关，也与我国科技社团换届周期过长、工作人员终身制等许多因素有关。科技社团应是基于同喻文化人文生态环境的科学家共同体，它的互动源泉来自于诸多同质性的科技工作者自身。目前，我国科技社团中科技工作者群体主流，与科技社团领导层、执行层面主体间缺乏同质，存在代沟，存在文化理念、行为方式的冲突，很难形成互动。目前这种代沟正在障碍科技社团的改革发展，离解科技社团的凝聚力。第四，数字鸿沟。网络时代的到来，使科技工作者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社会化的条件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科技工作者获得学术信息和情报有多种途径，其中互联网络是科技工作者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渠道。据 2004 年中国科协对 1727 名科技工作者反馈的问卷分析，目前科技工作者获取学术信息最常见的渠道是学术期刊（ 88.4% ）、互联网（ 69.3% ）、学术会议（ 65.2% ）。但目前我国科技社团以数字化为特征的现代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其信息采集、整理、传导与科技工作者需求之间极不对称。据 2003 年的调查显示，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办事机构日常与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分支机构、地方学会，甚至会员的信息沟通方式主要是以传统的通讯、会议、刊物等方式为主，而通过学会网站或电子邮件仅为 21.8% 。到 2004 年 10 月，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中有 81% 的学会（ 152 个）建立了独立网站（网页），其中有 42 个学会仍然使用静态网页。在已建网站（网页）中， 70% 的网页栏目单一，仅发布学会活动信息，信息更新不及时；有 16% 的网站，信息长期没有更新，基本处在停滞状态。（三）经营乏力非营利并不等于不盈利，国外成功的科技社团一般赢利水平都很高，相比而言，我国科技社团不仅凝聚力、服务能力较差，而且综合实力很弱，不少科技社团处在求生存的边沿。据 2003 年中国科协组织对其全国性学会的问卷调查，科技工作者和学会工作人员认为学会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资金和项目支持（ 71.9% ），说明目前我国学会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经费问题。另据资料分析， 2004 年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 167 个，平均每个学会会员 2.45 万人，会均年收入 267.89 万元；省级学会 3617 个，平均每个学会会员 1248 人，会均年收入 12.5 万元，其中在省级学会总收入 4.53 亿元的构成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重庆六省市省级学会的总收入在 2500 万元以上，占到全国省级学会收入总额的 49.15% 。而国外一些科技社团收入水平相当高，如美国化学会 2 亿美元（ 1999 ）、德国钢铁学会 4060 万美元（ 1994 ）、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的组织覆盖世界各地，每年收入达到 1.9 亿美元（目前有 105 亿美元的资产）。与国外相比，我国科技社团的盈利水平显得非常低。同时，由于科技社团的盈利水平较低，使我国科技社团维持其自身运转的行政费支出比例较高。据资料分析，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的行政费支出超过了 40% ，这与国际公认的 30% 左右的比例相比，明显偏高。行政费支出比例过高，影响到科技社团业务活动的经费保障，影响到业务活动的开展，这也是科技社团不愿对会员公布财务状况、会员不愿意缴纳会费的原因所在。我国科技社团的营销意识不强，经营乏力，综合实力不强，已经直接影响到科技社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认为他们不愿意加入学会的主要原因是：得不到学会合适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学会吸引力不足 (74.2%) ；学会宣传不够，科技工作者不了解学会 (74.0%) ；是不是学会会员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益处 (73.8%) 。增强我国科技社团的服务能力和经营能力，已经成为我国科技社团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四）制度安排不利目前，我国科技社团基本处在半官半民、自立自力自律不利的尴尬境地，科技社团的登记管理部门、业务主管部门、挂靠管理部门、理事会的主要领导者、执行机构的专门工作人员等的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规范和约束，科技社团成员的基本权利还不能得到完全保障。这种治理风险分担、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没有充分考虑科学共同体的特点和科技社团的成长机制，对科技社团改革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分层管理虽有防范治理风险、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作用，但对科技社团自身发展的不利影响确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肢解科技社团组织，形成条块分割，增加维持成本；形成科技社团内部竞争，形成内部利益主体和矛盾复杂化；弱化基层组织，忽略科技社团资源的非均衡性；降低组织效能，弱化我国科技社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等。挂靠管理一方面可以为科技社团生存发展提供了资金、制度、业务等重要保障。但另一方，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一些科技社团原来的挂靠单位被撤销、归并、转制、重组、改制、拍卖等，对科技社团带来不稳定因素；形成科技社团资源来源分配的不公平；形成办事机构归属权、管辖权、监督权等的分离和分散，职责不清，责任不明；导致科技社团办事机构边缘化，职业化滞后等严重问题。现有制度安排中，我国科技社团面临的外部环境还不是很宽松，政策支持力度也不够，导致科技社团内部机制不活，发展动力不够，能力建设滞后，组织基础薄弱；对学术建设重视不够，学术活动质量和水平不高，对会员科技生活的影响较小，对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强；科技社团工作人员知识、年龄老化，管理能力薄弱，服务不热心、不到位，工作打不开局面等现象。三、改革科技社团，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当今社会，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提高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利用科技手段解决当前和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着力提高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知识基础和技术支撑的能力，着力提高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正在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科技社团要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必须从深化自身改革入手，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任务的突出位置，坚持做好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服务，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服务能力。（一）坚持改革方向，做好三个服务科技社团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科学规律，坚持改革方向，牢固树立三个服务的思想，按照三个服务一个加强的客观要求，搭建服务平台。第一，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为学术建设服务。学术交流是科技社团的生存之本，是其凝聚会员和科技工作者的基础。科技社团如果没有学术交流，就无法融入科学共同体，就不可能借助科学共同体的范式来凝聚科技工作者；就不可能借助学科的发展来扩大组织成员，发展组织本身；就不可能树立起科技社团在学科、领域、行业中的科学性和学术权威性，从而确立自己在社会的不可替代地位。开好学术会议。学术会议是为了实现会员和科技工作者学术交流的互动平台。目前，我国科技社团每年举办了数万次学术会议，已经形成较大影响。但也应看到，我国科技社团的学术会议还存在不少的问题，科技社团要扭转学术会议对会员和科技工作者吸引力下降；论文难征、水平不高；学术交流不充分，讨论机会太少等不利局面，要对其他学术会议举办主体的竞争有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要做好科技社团学术定位和规划，采取多种形式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学术争鸣，为会员和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和学科发展的前沿课题，精心策划组织各种系列学术活动，为会员和科技工作者搭建高水平的、与时俱进的同行交流、同行评议、同行认可的学术交流平台。要倡导会员和科技工作者的学术行为规范，促进会员和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素养的提高，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通过开展各类学术活动确立学会的学术权威，使科技社团成为原创性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办好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的一种重要途径，科技社团要认真办好学术期刊，重视学术论文质量，按照同行评议的原则建立严格、公正、科学的审稿制度；采取积极措施缩短学术期刊论文的发表周期，鼓励创办半月刊、旬刊甚至周刊，扩大学术期刊刊载容量和发行量，提高期刊的影响；提高期刊的编辑出版水平，探索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实现途径，推进编委会和审稿工作的国际化。加强国际交流。要加强国际科技的交流与合作，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能力及时的了解和跟踪国际科技发展的前沿信息。要充分发挥在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独特优势，探索加强多边和双边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径，开辟新的活动领域；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选拔优秀科技工作者参加重要国际科技组织的活动，扩大和提高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声誉和地位；逐步增加学术期刊英文版的创办数量，逐步改变国际学术界长期不能全面、客观、系统了解我国学者科研活动及科技成果的现状；按照国际水准举办学会的学术会议，积极吸引国内外一流学者参会并做学术报告；积极申办和争取国际组织的重要学术会议在我国召开，自主举办和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要利用科技社团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机制，就科技及其相关领域，发表我国科学家、科技界的观点和主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网上学术交流。科技工作者获得学术信息和情报有多种途径，科技工作者通过互联网获取学术信息的份额已经达到渠道 69.3% ，仅次于学术期刊，高于学术会议。科技社团要为学术建设服务，必须搭建网上学术交流的平台，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第二，搭建科技咨询和科普平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科技社团要结合学术交流活动，开展相应的专题研究和决策论证，为国家科技自主创新和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难点、热点问题，积极开展调查论证，专家研究，献言献策；结合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组织专家开展前期论证，提供决策咨询建议；结合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建设发展的需求，开展专题研讨，提供实施方案。科技社团要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中介评估、科技咨询、技术鉴定、成果转让、技术推广、金桥工程、厂会协作、村会协作、科技与经济结合等方面发挥服务优势；在设立相关科技成果奖项、开展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进行技术标准制定及技术鉴定、开展专业技术资格认证、组织研究发布重大科技进展等方面，积极争取政府转移的有关职能；通过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科协和学会的社会地位，增强社会影响，拓展发展空间，促进组织的持续发展，。科技社团是科普的中坚力量。要认真贯彻落实《科普法》，积极参与和组织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根据所属学科的特点，面向社会、面向经济、面向会员，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担负起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任；科技社团应建立科普机构，配备专职科普工作人员，加大科普宣传的力度；扩大科普期刊的影响，不断提高办刊水平，扩大发行，并创造条件创办新的新型学科和交叉学科科普刊物；整合科协和学会的内部资源，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社会科普资源，努力推动全社会创办更多的、类型丰富的科技博物馆，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科普活动场所。第三，搭建会员服务平台，为会员和科技工作者服务。要坚持以会员为本，探讨新形势下为会员和科技工作者服务的方式方法，不断增强对会员的凝聚力。要把广大会员和科技工作者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科技社团工作的基本标准，根据科技工作者自身发展和提高的需要，设立相关的科技人才奖项，评价和举荐人才；为会员定期提供学术和活动信息，吸引会员和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积极承接和开展专业技术资格认证、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和国际互认工作，将继续教育与专业技术资格认证紧密结合，提高继续教育的受益面；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及时反映会员的意见、建议和呼声。要建立直接吸收个人会员的制度，通过大力开展学术建设，加强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创造方便科技工作者入会的机制；多渠道发展会员，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组织的科技工作者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研究生、高年级学生入会，坚持把高标准发展会员作为增强科技社团凝聚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提高会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推进包括资深（高级）会员、普通会员、学生会员、外籍会员，以及团体会员在内的多层次会员组成体系；办好网站和《会讯》，加强科技社团与会员的联系，建立相互之间交流和互动；通过组织文化建设，增强对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二）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实力服务的关键在能力，三个服务的关键在于科技社团的能力建设。能力对于科技社团来说至关重要，科技社团能力不足，就无法做好三个服务，就无法解决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因此，科技社团必需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与改革创新，增强服务能力。第一，强化经营理念，增强服务能力。科技社团主要依靠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纽带维系，组织结构相对松散，组织状态稳定性差，虚拟性强，约束力小。要与时俱进，发挥科技社团特点，大力倡导经营理念，促进科技社团非营利营销水平的不断提高，增强科技社团的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第二，建设组织文化，提升服务品质。要与时俱进，大力倡导科技社团的先进文化建设，突出社团特点和个性，倡导社团文化的多元化和特色性，突现组织的价值观，促进其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科技社团的改革发展，凸现科技社团的社会形象，增强科技社团的凝聚力。第三，提高职员素质，提高服务水准。要坚持科技社团发展的宗旨和方向，逐步建立科技社团工作人员职业准入制度，要逐步建立一套包括秘书长、副秘书长培训（特别是新任职的）和任职资格结合、部门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培训和任职资格结合，以及科技社团管理人员聘用和培训结合等职业准入制度，提高科技社团管理人员的职业素质，提高经营的能力，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准。第四，创新体制机制，提高服务效率。要与时俱进，大胆扬弃我国不符合适宜科技社团管理制度，要改变科技社团民主办会治理结构滞后、民主意识不强、自我约束不力、诚信不够，以及依赖性较强、独立性欠缺等状况。科技社团应从自身和内部管理体制着手，正确定位业务主管单位、办事机构挂靠单位、理事会之间的关系，正确定位科技社团办事机构职责，逐步把办事机构的归属权、指挥权、人事权、监督权等还给理事会。要改善科技社团民主办会状况，增强合法性。要按照非营利组织的客观要求和科技社团的具体实际，建立完善民主办会治理结构，倡导善治，围绕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核心的民主办会原则，建立完善有效的学会理事会和执行机构，促进科技社团的健康稳定发展。第五，加强理论研究，促进服务创新。我国科技社团改革发展已进入一个转型成长的关键时期，遇到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已经不是以前的理论所能够解释。国际上社团发展的理论已经比较成熟，我国社团发展实践也取得很大进展，把这些理论引入并对科技社团改革发展进行理性总结，这是科技社团改革发展工作方面的当务之急。要加强对科技社团改革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做好调查研究，加强试点和实践探索，及时总结推广科技社团改革发展中成功的经验，加强对科技社团改革的支持帮助和分类指导。（三）发挥优势，促进科技自主创新科技自主创新需要有以人才为根本，构建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社会环境；需要有坚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和积极引进科技人才，不断完善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创新体制和机制。科技社团要紧紧抓住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科技自主创新的有利机遇，积极发挥其智力密集、人才荟萃、创新思维活跃的知识高地和创新源地，以及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跨地域的网状组织体系优势，加强学术建设，深深扎根于科学共同体，促进科技人才辈出，促进学科发展，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结合，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要认真总结过去管理和服务的经验，逐步实现管理观念的转变，促使管理的理念转变为服务的理念，把管理的重心逐步下移，在工作布局、人力、财力、物力投入等方面进一步向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重点集中。做好科技社团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支持，在管理方式上，逐步改变现存的落后方式，促使对业务主管由预防式管理向问责式管理转变，由维护式管理向指导性管理转变，增强对科技社团组织建设、营销经营、组织活动的宏观业务指导能力。要抓住时机，研究制定十一五科技社团的规划和计划，将科技社团的各项工作置入国家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参考文献： 01 郝明松，无形学院与有形成果，科学时报， 2000.8.31 。 02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 03 克兰，无形学院，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 04 李汉林，科学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05 吴忠 , 后期默顿的科学共同体社会学，自然辩证法研究， 1986 （ 6 ）。 06 杨文志，学术交流是凝聚科技工作者的基础，科协论坛， 2005.3 。 07 李国秀主编，科学的社会视角，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 。 08 杨文志、吴国斌主编，现代科普导论，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4 。 09 中国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课题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 10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选编，科技社团的实践与探索，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 11 冯长根，科技队伍建设中的同行认可价值体系，人民日报， 2003.5.9 。 12 冯长根，科技队伍建设中的社团认可价值体系，学习时报， 2004.8.30 。 13 杨文志，强化经营学会，促进学会改革，学会， 2003 （ 4 ）。 14 杨文志、姚丽斌、陆家为，学会的非营利营销理念与策略，学会， 2003 （ 8 ）。 15 杨文志、孙铭，构建民主办会的治理结构，科协论坛， 2004 （ 1 ）。 16 杨文志，学会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科协论坛， 2003 （ 5 ）。 17 杨文志，开创学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学会， 2004 （ 6 ）。; 个人分类: 科技社团|5019 次阅读|0 个评论

戴一顶“新自由主义”的帽子回上海: lq 2009-2-11 15:45; 2008年3月8日星期六下午，北京香山饭店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浦江创新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人民日报、新华社、科技日报等21家媒体参加会议。我代表我们研究团队做了自主创新中的企业、高校、政府与科研院所的责任一个我国原生创新性产业集群的调研报告。报告时我提出北有中关村，南有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刺激了个别的人，浙江大学的专家就说他们一个浙大网新的产值就超过了同济周边的所有企业，但我告诉他我讲的是机制，这一点得到了另外一些参会专家的肯定，认为环同济的某些方面要优于中关村。我的报告结论提出政府的责任是强化创新环境的建设、创新要素的培植，政府应该远离具体创新项目。这受到孔教授的批评，说我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在科技管理中的表现。但清华大学的专家私下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的很好。会后继续留在北京，到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管理委员会企业发展处做了调研，他们已经认识到政府部门不应该介入具体的创新项目，而应该把精力转向优化环境上来，让企业在市场机制下进行创新，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能力评价与选择什么创新项目值得支持。还访谈了海淀区政府科协常务副主席（同济大学的博士，这是个神人，以后再说），他对中关村发展经验总结就是政府不管。从环同济研究中得出的思想在中关村也得到了印证。今天还要到中关村的企业继续进行调研。这次孔教授送了我一顶新自由主义的帽子，我就接受下来。昨晚到中关村第三极书店买了本《芝加哥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希望自己能写出一本《新自由主义与自主创新》。;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260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圆模型——我所认为的自主创新之路: 热度 3 陈小斌 2009-2-2 13:16; {这是三年前我的一篇旧文，现基本未作修改，寄存与此} 爱因斯坦好像说过一句话，意思是画一个圆，圆内代表已知的东西，圆外代表未知的东西。圆越大，表示一个人已知的东西越多，那么接触到未知的东西也就越多。据说当时爱因斯坦是为了谦虚，表示自己未知的时候很多很多。实际上这个圆用于解释科学研究的创新是非常恰当的。圆内的东西代表科学上的有知，圆外的东西代表科学上的未知。圆越大，表明积累的已知的东西越多，能接触到的科学上未知的东西也就越多。科学研究，就是使未知的东西变为有知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那么，科学未知的东西越多，创新才会越多而要能接触到更多的科学未知，必须科学有知的东西越多，也就是圆越大的时候。我把这个理解叫做科学圆模型。科学圆模型表明，中国科技的创新型成果少，不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不愿意去创新，而是我们的科学圆太小积累的科学已知不够。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的科学圆尽量的大。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科学圆尽量大呢？我认为有三条。第一条，必须提倡自力更生，也就是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研究，这样得到的科学已知是我们自己的，而不再是别人的传声筒。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别人的传声筒，人家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很少有自己的东西，很多时候甚至理解得也不正确。这是一种赶时髦的态度。第二条，我们必须踏踏实实的研究。哪怕是别人已经做过的，如果我们自己不会，我们也要学会做，老老实实做别人的学生。看起来这一点与前一点有些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对于我们未知而别人已知的东西，我们应该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从基本的东西学起，一直到最后全部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就不是赶时髦的态度。这是一个真正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传声筒。第三条，我们必须协同合作，进行持续的长期的积累。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现在恰恰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当前中国许多科学家，尤其是作为中坚力量的中青年科学家，对于中国人自己的工作往往不予重视。论文发表以国外刊物为荣，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以外文文献为荣。我接触过几位我敬佩的且有着突出才华的中青年科学家，他们提到国内文献时，都摇头表示没什么可看的。这也许是事实，但是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他们以及他们学生的论文，基本上不投国内的刊物。有些青年学者，出于竞争的考虑，在引用时故意不引国内同行的文章。这使得中国论文的影响大为降低，有些开创性的论文和思想，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居然无从得知。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关于青藏高原的地块拼贴构造以及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动力学过程，最早是由中国科学家常承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提出来的（准确地说是1968年，最早采用板块学说解释青藏高原的动力学问题），而现在更多的人，在研究青藏高原构造和动力学过程时，动辄就是Tappponier和Molnar （他们关于青藏高原的最早的论文是1975年）。年青一代，知到常承法的人不多。本人也深感惭愧，直到前不久一次电视上才真正知道常承法的名字，而此前Tapponier和Molnar的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早已如雷贯耳了。那么，国家和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是为科学圆的扩大提供条件。国家不应该去强求科学家创新。创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还是坚持这一点。国家应该提供各种干预机制，将当前科技学术界的浮躁气氛降下来，让他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多做事，少去自吹自擂或者相互吹捧诋毁争项目。国家的责任是建立起这样的机制：让愿意做研究的人能静下来踏踏实实的做事，让浮躁不安的人离开科研学术界，让高质量的论文不再外流，让高水平的刊物能够办起来，让高档次的人才真正留下来，让造假剽窃事件不再出现。只要这些条件满足了，创新自然会出现。; 个人分类: 一孔之见|8645 次阅读|4 个评论

版面费·自主创新·学术强国: mingmingde 2009-1-14 11:34; 近来接到一些刊物（都声称是国家正式刊物，国家某某机构主办）的电话，让我推荐一些文章给他们。由于涉及到众多老师，所以我就直接问到了版面费的问题。对方说，每篇文章限2000字，版面费500元，如果增加100字，加收20元，看来真是黄金版面：一个字0.25－0.50元人民币！问为何版面费如此之贵？答曰：老师们不是都要评职称么？这点钱算什么？他发了文章，然后评了职称，待遇提高了，不就赚回来了么？呵呵，原来如此！由此我也产生一些疑问，写于这里与大家共同思考。其一，学术刊物首先考虑的不是学术质量，而是通过版面费创收！这是不是我国作为学术大国而不能成为原创性学术强国的原因之一？其二，办学术刊物，不是瞄准学者们的脑袋，而是瞄准学者们的钱袋，这是金钱学术，而非思想学术，即使这样助产许多大师，那也只能是富学名商，而非真学者。是学者们的钱袋还是脑袋对这个民族和国家有益？其三，学术乃民族、国家之公器，学者们作为纳税人已经通过国家财政支持了学术事业，作为国家学术刊物或学术机构（注意这不是企业组织）通过一定的事业经费而获得了应有的支持，其编辑公职人员也已经以工资形式获得了自己应得的报酬，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设立版面费进行创收？其四，这些创收大部分没有向投稿人支付正式发票，也就是说，他们这种创收是不用交税的，因为他们是事业机构而非企业组织营利性组织。没有哪个法律条文规定税务局必须到学术机构去收取税费（除了公职人员的个人所得税之外），那么请问：这些版面费收入都用来干什么了？有没有严格的财务核算和审计监督？如果有，难道国家要通过学术刊物或学术组织来增加GDP或者财政收入吗？如果没有，这里面有没有严重的腐败现象发生？第五，老师晋升职称是国家学术机构对老师自己学术水平的评价和承认，难道能成为老师发表文章一定要交版面费的理由吗？如果他因为晋升了职称而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待遇，那是因为他长期的艰辛劳动付出终于获得了合理的报偿，这难道能成为老师以版面费的形式提前预支职称晋升后的劳动报酬的理由吗？最后，我们国家在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以便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非常振奋人心！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我的疑问是：难道学术事业也要走产业化之路吗？难道只有学术产业化，才能使原创性学术大师层出不穷吗？以收取版面费为主要经营手段的学术刊物能成为培养大师、孕育原创性学术成果的最佳阵地吗？在学术发展方面，我们究竟能应该怎么办？; 个人分类: 嚼舌学术|2597 次阅读|0 个评论

自主创新主旋律电视剧《漂亮的事》: cuncaoxin 2009-1-4 00:51; 自主创新主旋律电视剧《漂亮的事》电视剧《漂亮的事》描述的是中国东北重工业改革背景下，大型国有企业里四个年轻女性的故事，以此展现了中国民族工业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技术创新，重新崛起的奋斗历程。反映出了中国新时代变化下年轻一代的技术创新意识，以及国企改革前后的阵痛，电视剧《漂亮的事》是一部讴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作品。电视剧《漂亮的事》故事梗概沈晗读博士的好友张雨彤恰恰是中北的老对手，盛阳机械厂的技术骨干。沈晗最终与张雨彤达成了联手共同研发 SZ 项目的协议，不料张雨彤的丈夫季汉广生意失败，竟然把 SZ 科研成果的磁盘偷了出来，准备卖给中北的竞争对手。在得知 SZ 项目的买主是雄心勃勃想要吞下中北的樱洲重工后，季汉广良心发现，把磁盘丢入海中，避免了一次巨大损失。重重压力之下，沈晗几近崩溃，在领导的支持下，她完成了中北的艰难蜕变，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女工王心洁自学成才，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陶然然，也加入了沈晗的技术创新队伍。 4 个女人在 SZ 研发成功之后，前往上海，这个全部是由女工程师组成的招标小组参与了一项重大工程的竟标，凭借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SZ 压缩机自动降噪除尘系统一举击败了数家国际大公司成功中标！《漂亮的事》在沈阳鼓风机集团拍摄 2007 年 7 月 29 日，伴随着雄壮豪迈的工人大合唱， 26 集工业题材电视剧《漂亮的事》在透平公司转子车间隆重开机。导演高希希，编剧高满堂、于漫洋，主演梅婷、于和伟、姜鸿波、沙溢、吕晓禾等剧组主创人员悉数登场。为了展示沈阳老工业基地改革发展的辉煌成就，沈阳电视台、南京电视台投入千万巨资联合打造《漂亮的事》。故事以五朵金花为原型，讲述了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的背景下，几位女工程师共同携手，以自主创新的精神，研发并生产出世界先进水平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使工厂不断走向辉煌，并在改革的大潮中经历了或喜或悲的爱情故事。 2008 年 11 月 21 日，电视剧《漂亮的事》首播媒体见面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辽宁厅召开，沈鼓集团五朵金花王英杰、王广兰、张玉珠、葛丽玲等应邀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杨建华现场演唱了《漂亮的事》主题曲工人气概，赢得与会者一片掌声。《漂亮的事》电视剧已于 2008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和沈阳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同时播出。沈阳鼓风机集团：自主创新铸就中国心沈阳鼓风机集团依靠自主创新，一举结束了我国大型乙烯装置压缩机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让越来越多的乙烯装置跳动着中国心。整体铣制三元闭式叶轮是世界风机研发的顶端产品，它的研制成功使沈鼓集团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之一。而过去我国企业多次尝试引进这项技术都没能成功。为增强研发能力，沈鼓还在多所大学设立研究中心，由校企双方共同输出研发人员，并从世界范围内招聘专家。新华网报道，沈鼓集团自行设计制造的百万吨乙烯装置用压缩机打破了发达国家对我国长达 30 多年的技术封锁，其单体通用机械制造能力已挺进世界前列。; 个人分类: 经济社会|2989 次阅读|0 个评论

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转贴）: 热度 1 sunapple 2008-12-19 17:25; 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王文假如因为台湾、朝鲜、印度、南海、钓鱼岛、苏岩礁、蒙古、西藏等问题与西方交恶，想象一下西方再次封锁中国的情形吧。中国国民党高层警告中共,马英九上台后国民党将压制台独,大陆最佳发展机遇期只有四年，下一次不知国民党还能不能当选。四年后的台海局势不好说。因此假设很有必要。一、中国所有民航飞机将在三年内停飞，因为没有维护配件，全国只有一款国产运七改型飞机在进行商业运行，但发动机与航电是进口的。二、中国所有高速铁路将在三年内停运，因为没有配件保障安全，高速铁路列车的常用配件铁轮子、电控系统软件硬件全部需购买。中国完全不能生产。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铁道部在高速动车组的引进、消化、吸收上采取了1、2、7模式，即10%整车引进，20%散件组装，70%实现国产化。可以说，在高速铁路这一领域，我国的科研成果几乎为零。谢维达表示，因此，实现这70%的国产化，对我国自行研制高速轮轨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济大学教授谢维达强调：高铁的研究涉及很多学科，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部件目前都无法生产。比如高速轮轨经常使用的道岔，目前就需要国外进口。目前我国尚不能制造的高速列车部件只有三种----车轮、车轴及IDBC芯片。当列车的时速达到300公里时，高速列车车轮的杂质含量必须严格控制。在钢铁冶炼的时候，就必须要求车轮钢杂质含量极低且分布均匀。由于车轮不过关，曾经导致德国高速列车脱轨，人员伤亡。车轴是空心轴，列车所有的重量都压在车轴上，技术虽然不是特别尖端，但批量生产的时候单件产品质量控制必须非常严格。目前铁道部正在和马鞍山的生产厂家合作，争取用两年时间生产出200 公里/小时级别的车轮，用四年的时间生产出400公里/小时级别的车轮。而铁道部也在和生产炮管的军工企业合作攻关车轴技术，预计任务完成时间和车轮同步。三、中国所有轿车全部停产，因为轿车发动机的电控系统、电控喷嘴、活塞环、ABS、安全气囊、自动变速箱及变速箱、小到高档汽车钢板、螺丝中国完全不能生产。不是说上汽、一汽、二汽学会了集成创新吗？所谓集成，就是拼凑的意思，如果封锁了，也就找不到拼凑或集成的基本元件。詹樟松说，，在对内燃机动力性能、燃油经济性以及噪声等指标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国内大部分汽车企业在这一领域的表现还不尽如人意，内燃机的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詹樟松告诉记者，他们现在行的内燃机开发都是采用全球招标方式，因为国内供应商大多处在照图加工的水平。这一方面说明很多供应商没有自主开发意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零部件企业很难找到学习提升的机会。许敏告诉记者，目前零部件企业对于真正的核心技术产品开发，还缺乏充分理解和认识，产品开发缺乏科学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法国人从广州撤离、广州就不能生产标致汽车了，同理、日本人从广州撤离，广州就不能生产本田汽车了。四、中国所有彩电业全军覆没，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表示,虽然我国彩电业年产能已达8660万台,实际销量占全球销量的55%,但以往这些彩电中却没有一颗中国芯，海信集团推出了我国彩电业第一块视频媒体处理芯片，电子行业资深专家安永成说,虽然信芯打破了中国彩电的芯片之困,但在我国上亿台电子产品中,中国芯使用的比例还很小。中国家电产业，由于核心技术缺失的短板，尤其是目前发展如火如荼的平板电视市场，严重受制于上游面板提供厂商的尴尬局面，中国所有彩电业所用芯片全靠进口。中国完全不能生产。五、手机业全军覆没，信产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司负责人一语道破了国产手机的缺陷：无核心技术、产品更新速度慢、品种少、缺少差异化及精细化和服务创新。中国所有手机业所用芯片全靠进口，目前，阿尔卡特、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及西门子等公司在中国手持设备市场上占据了80-90%的份额。以手机基带芯片为例，2006年国产手机基带芯片基本被德州仪器、高通和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所垄断，市场份额超过90％。在通信行业，缺芯曾经一直是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尤其在终端方面，中国手机生产企业，因不掌握处于产业链上端的芯片核心技术，无法获取手机产业链中利润最丰厚的一环，也一直无法成为国际领先企业。路透社甚至作出了这样的悲观预测。中国80余家国内手机厂商，被指数量过多、核心技术缺失、产业盈利能力下降、国产品牌全球化进展缓慢等问题、未来几年，中国手机企业大多将在竞争中消失。六、液晶显示业全军覆没，有关专家指出，海外企业在我国设立的液晶工厂偏重于组装技术、人才及集聚度不高。我国液晶面板98%依赖进口，加快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TFT-LCD已成当务之急。一句话，中国电子业全军覆没。不是有一些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芯片吗？确有其事，但中国人完全不掌握技术，技术与研发完全被外资掌握。中国人只负责装配、也就是集成。普华永道在《中国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2008年》年度报告中称，在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的推动下，2007年中国消耗了价值约880亿美元的芯片，同比增长了23%，连续三年居全球之首。中国市场上的芯片供应商多是跨国巨头，但在70家全球性芯片厂商中，32家厂商的市场份额低于平均水平。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消耗芯片的采购决策通常不是在中国作出的，企业通常在中国台湾和日本采购芯片。七、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也不必修高楼了，因为没有电梯，中国电梯业全被外资控制。技术与研发完全被外资掌握。中国人只负责装配、也就是集成。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陈凤旺就此表示，2006年13家大型外企已占据我国电梯市场80%的份额。对于中国的电梯市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国内企业如何开拓市场，而是这些外资巨头在中国的圈地运动中如何具体瓜分市场的问题，一位业内人士说。八、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造船业全面崩溃，一艘船60%的东西要进口。造一艘船可能只是最后的组装在中国，船的各个组织架构和零部件都来自全球各地的厂商，。而在中国，虽然中国的船厂已经能够生产出各种船型，同时自主研发的船舶也不少，但生产的船舶所需要的配套产品能力有待提高。据郜笙介绍，中国远洋船舶的导航、通信、舱室、自动化设备以及电机、电器等关键部件中国不能生产，仍然依赖国外进口。目前中国国产设备装船率不足40％，远低于日、韩的85％以上。进口船用低速机、中速机、船用发电机组占中国市场的比例(按马力计)分别为50%、50%和70%。而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部分船用设备产品，主要只能为沿海小型船舶和内河船舶配套。我们将来要造那么多船，不落实配套，怎么敢接单？尤其是地方造船企业，没有自己的配套资源，将来拿什么给船舶配套？九、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将造不出一台洗衣机、电冰箱，因为洗衣机、电冰箱上的集成电路、芯片，中国完全不能生产。十、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玩具业将全面崩溃、因为玩具上的集成电路、芯片，中国完全不能生产。十一、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全面崩溃、中国绝大部分工程机械企业关键零部件生产依然受制于人。据湖南省机械工程协会统计，湖南29家规模以上工程机械企业生产的主机产品中，零部件等进口成本占制造成本的40%以上。而徐工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2007年，徐工出口创汇5亿美元，而购买国外零部件就花费约3亿美元，外国零部件占出口产品销售额的40%，但却占了利润的70～80%。中国工程机械协会理事长韩学松称，为了获取相关零部件，有的企业不得不派出专门的采购人员，守在国外供给商的工厂里等候。十二、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风电将全面崩溃、风电核心技术都由外国掌握。张希良告诉记者，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风电研究人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几乎所有外资企业都会制造技术壁垒。而目前，外资已不仅满足占据中国的风电设备市场，已经对投资兴建风电厂表示了兴趣。我国整机研发和生产企业已超过４０家，生产几十个型号机型，需要大批高质量的零部件与之配套，目前关键的零部件，如轴承、液压件，电控等部分关键零部件还需大量进口，成为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瓶颈。十三、从中国此次抗震救灾出现的直升机来看，型号较多，且几乎全部来自国外。比如米系列是俄罗斯的，黑鹰是美国的，超级美洲豹是法国的，其实国产的直－8也只是法国超黄蜂的仿制品，直－9则是从法国引进的技术。中国直升机队伍目前还属于万国牌。万国牌反映了一个现实：中国直升机产业比大飞机产业的情势更严峻。十四、高档数控系统机床及刀具、沈阳计算公司董事长林浒曾对记者介绍说：近年来，国际上已实现由普通机床市场向数控机床市场的转化，而我国仍处于以普通机床为主的低水平阶段。先进的数控技术被发达国家所垄断，我国尚没有形成数控产业优势和规模。从2002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机床消费第一大国、机床进口第一大国，进出口逆差严重。中高档与大型数控机床以及数控系统的进口依赖程度更加明显，2005年，中高档与大型数控机床进口达到了52亿美元，200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64亿美元。而且即使国产的中高档数控机床，其80%以上采用的也是进口的数控系统。高档机床也需要基础元器件的支撑，比如传感器、高速精密主轴、齿轮等，在这方面，我国相关企业与国外也存在差距，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近日呼吁，我国应加快数控机床功能部件产业化。他指出，重主机，轻部件----机械行业这一通病在数控机床制造业也未能幸免，其症状表现为：国产功能部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明显大于国产数控机床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数控系统、电主轴、刀架刀库、滚珠丝杠、直线导轨一台数控机床三分之二的利润来自这些功能部件，其中仅数控系统的利润就占到整个机床利润的３０％。实际研究成果不多，社会向功能部件产业转移的资金不多，致使我国功能部件产业始终未真正兴旺起来。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说。他指出，功能部件上无所作为，很难使我国的机床产业上一个台阶。对于功能部件产业化的滞后对机床产业的制约，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姜怀胜深有体会。他说，买不到能用的功能部件是集团长期以来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国产的质量和性能跟不上；进口的不仅价格高，而且功能和性能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造成极大浪费，增加了整机成本。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于成廷介绍，目前国产数控机床所用电主轴８０％以上依赖进口；滚珠丝杠、直线导轨等功能部件国内都有生产，但都未成规模。随着目前国产数控机床的发展速度加快，缺乏国产配套刀具这一缺陷也就暴露得愈发明显，数控机床配不到先进的国产刀具，不得不配洋刀。中国刀具行业几十年如一日的产品结构，在新的发展时期终于暴露出严重缺陷，拖了制造业现代化的后腿。据了解，目前我国机床刀具工业呈现出高精度、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刀具 80%依赖进口。十五、核电、芯片制造设备、医疗用设备、石油化工等技术核心设备，中国完全不能生产。一些人认为中国仿制能力强，但高科技的东西是仿不了的，比如液晶显示、芯片、航空发动机，仿制不了工艺、材料处理、加工方法。中国应对制造业大规模投资了。十六、假如西方再次封锁中国、中国摩托车业将全面崩溃、因为核心配件必须进口。由于国产摩托车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发动机核心研发能力的缺失，出口方式主要以贴牌生产为主，据中汽协会摩托车分会理事长龚兵介绍，这是因为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中小排量、中低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但我国摩托车企业却不具备自主研发大排量、低排放、高性能、高技术含量摩托车发动机的能力，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却最需要大排量的摩托车，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导致了我国摩托车很少进入高利润的大排量摩托车市场。诸位,我知道我写的东西深深的伤害了你们脆弱的自尊心,先不要急着反对,我说的是事实。事实是,诸位现在正在使用的电脑,99.99999%使用的是外国芯片。你们不服气吗?请先把自己的电脑砸掉! 当然了,我们的神经足够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我们维护主权的意志；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毛泽东曾经说过: 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问题都解决了。　;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6808 次阅读|3 个评论

被外资掌控的中国汽车产业－（转）: sunapple 2008-12-4 20:22; 被外资掌控的中国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乔梁 2008年07月10日新财经编者按： 2008年2月，世贸组织裁定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关税政策违反贸易规则，引起了人们对我国汽车产业安全问题的再度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关于外资引进和产业安全问题的大讨论，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在我国发生一次。1980年争论焦点：是否应该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是否有必要？1988年讨论反思：外资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了？1995年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有人惊呼民族工业危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全力抢滩中国。2005年底，汽车产业五年缓冲期结束前，龙永图与原机械部部长何光远之间，爆发了是否要发展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何龙之辩。全面引进外资对我国产业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真的到了威胁或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程度？《新财经》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乔梁博士，通过剖析中国汽车产业全面合资后的现状，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系列报道。经过20多年合资，跨国公司在上、中、下游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已有相当的控制力。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而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那么，遭受打击的将不仅是整个汽车产业，还会涉及到多个与汽车相关的不同产业。三招控制中国汽车产业链从跨国汽车巨头在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经营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跨国巨头对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控制方法和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招：第一招：股权控制与非股权控制并用。跨国公司对中国汽车产业链上的多个环节施加影响，但具体选择的方式又各不相同。在加工制造环节，以直接控制为主；在加工制造的上下游环节，进行间接控制，渐进至全面控制。汽车制造环节位于汽车产业链中端，其上游联结汽车的设计、研发、设备制造；下游联结营销与售后服务、消费金融等相关市场活动。控制了汽车产业的中间环节，就能间接控制上下游其他环节。因此，在汽车制造加工环节，跨国汽车巨头大大加快了在中国的投资步伐，以迅速实现对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主导权控制。跨国公司对中国汽车制造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扩张，仅靠股权投资，就对产业链实现了直接控制，并以此获得行业支配权的地位。比如丰田，其在制造领域实行以华制华策略，以市场有号召力的车型为诱饵，迫使厂家就范。而且，它还一手牵两家，与一汽和广汽同步合资。在汽车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跨国汽车巨头主要借助其优势地位及潜规则来影响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发展，以间接控制方式确保自己在汽车产业链中盈利能力的稳固和持久。特别是对下游产业，这一间接控制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日益显性化。奥迪、奔驰、雷克萨斯在中国实行的渠道控制及相应的金融服务，均是间接控制的表现。尤其是丰田，其在分销领域的表现更是如此。丰田在各地疯狂建店，加大代理商投资和经营渗透，然后等待时机收购，从而兵不血刃占领渠道。在这个扩张运作过程中，不合理不合法的故事一箩筐。奔驰在中国的战略同样如此。其与北汽合资，只是将北京定位于生产基地，其销售公司放在马来西亚，与北京没有任何关系。后经中国政府干预，其销售公司才有北汽一些股份，但话语权相当有限。第二招：产业链多环节共同控制。跨国公司仅在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具有优势，能够获取的利润毕竟有限，而且也不易获取持久利润。如果实现对整条产业链的控制，那么，将获得更多稳定的垄断性收益。在实施对产业链多环节共同控制策略中，他们把投资重点放在居于产业链中间位置的制造环节，并以此为中心，向汽车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控制性扩张。在产业链上游，重点控制技术输出与产品分配；在产业链下游，则主控市场销售，进而获得调控产业链的能力。跨国汽车巨头以对我国汽车产业链多环节共同控制策略为核心和突破口，并通过这一环节实现了对国内制造企业的基本掌控。在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他们为了更好推行共同控制策略，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例如，知识产权纠纷的骚扰，高端进口车价格的离谱，不断调高的产品技术标准，等等。如果把跨国汽车巨头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多个环节共同控制的问题放到更大的空间环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中国往往通过创新改良并申请专利，从而达到从产业链的源头上进行控制，之后利用现代物流与市场授权控制销售，进而全盘掌控资源配置与生产运营。第三招：逐步加强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控制价值链高端环节，是跨国汽车巨头全球经营的原则和目标。在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中，这一原则同样得到了贯彻和执行。目前，跨国汽车巨头已经建立起全球产业链，控制了其中最具价值的高端增值环节，并将这种跨国经营模式移植到中国，从高端环节入手控制中国的汽车产业链。在已经被撕开口子的中国汽车产业链中，高端进口车利润最为丰厚，跨国汽车巨头牢牢抓住这一环节的超额利润，由此影响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收益分配结构。贸易自由化导致被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了环境。日益完善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协定及相关组织的发展，也为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合理保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强硬的约束性指标，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跨国汽车巨头在我国以高超的公关策略，不仅充分游说政府，而且持续进行慈善公关，不显山不露水地一步步获取市场话语权。中方则受控被动，窘境频现。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国际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结构。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些国家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从而使自己的产业处于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完全丧失了独立生存能力，许多公司甚至被跨国公司彻底排挤出市场。若东道国的相关产业发展方向被跨国公司支配，其危害性就很大。从跨国汽车巨头目前对中国汽车产业链的影响来看，他们已经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形成了控制能力，如果任由跨国汽车巨头发展，那么，中国的经济安全及产业链中的多个产业也将同时受到制约和危害。谋求对引资国或引资地区的控制性发展，是跨国公司的一贯追求，不只是在中国这一个特例。同样，他们对巴西汽车产业，也进行了掠夺性的投资和控制。目前，世贸组织与EU（欧盟）各种苛刻的规则与标准，还在加剧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的损害。　对话乔梁：中国汽车市场被贱卖新财经张程 2008年07月10日乔梁简介：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中国首位研究汽车产业的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现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到访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经多种职业磨炼，致力于汽车产业研究与实践20年。主要著作有：《当代日本的汽车产业》、《规模经济论》、《WTO与中国汽车产业》、《乔梁汽车文集》、《中国汽车投资：理论与案例》、《大道相通》、《桥梁汽车文集二》《新财经》：关于利用外资，国内已进行了多次讨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以及这种争论？乔梁：中国市场被贱卖了，现在的争论是有意义的。在利用外资上，政府的引进战略出了问题。初期忽视了外资过度进入的危害，天真地认为能以此换来技术和资金。跨国公司的天性迫使中国政府廉价地出让了中国汽车市场。《新财经》：政策的失误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乔梁：比如在汽车市场的开放上，我们的步子走得急了点，有些天真，没有总体战略与配套政策，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至今为止，意大利也没有开放自己的汽车流通产业。而且，我们的政府部门常常被跨国公司所左右，环保要求、质检要求，调门很高。将一些在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标准与做法强制推行，为我们的产业升级不断提高门槛，迎合了跨国公司的战略意图。开放带来进步与繁荣，但需要核定一下成本，绝对不应该透支未来。中国汽车产业正被边缘化《新财经》：您怎么看待中国汽车产业现在的状况，尤其是存在的问题？乔梁：汽车产业是我国最早对外资开放的行业之一，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汽车生产商建立了400多家合资企业。国家规划的三大三小两微汽车产业格局，现在已全部与跨国公司进行了合资。在汽车产业全面合资浪潮下，我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自主汽车工业体系。三大汽车集团都没有能在市场上叫座的自主品牌。目前，国内的汽车研发和生产工艺，基本上都从国外复制来的。2006年，我国的汽车销售和服务领域全面对外开放，这更是一大败笔。控制了渠道，就等于控制了这个产业。从全球市场看，售后服务市场已成为汽车产业价值链中最重要、最稳定的利润来源。此外，国内企业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无力抱团发展、协同作战，没有把国家目标与企业愿景有机结合，得过且过。《新财经》：有人说中国汽车产业正在被边缘化，您是怎么看的？乔梁：是的，我们的汽车产业已经被边缘化。中国轿车市场90%的销售份额由跨国公司主导，我们自己的汽车品牌在市场上举步维艰，影响力更是有限。其次，是人才的边缘化。在一些合资企业中，中方人员根本就无法接近核心技术，尤其在总成和零部件上。发展汽车产业就像打高尔夫球，跨国汽车巨头不会也不愿给你同场竞技的机会，只能让你做个球童。我们为所谓的知识产权交的学费，更是没完没了，如对大众和丰田。要有大规模产业发展的控制权《新财经》：有一种陈词滥调，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要进行全球分工，我们不必自己发展大飞机和汽车，汽车产业并不一定关乎国家的安全，您怎么看？乔梁：作为大国而言，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一定要有对自己的经济、大规模产业发展的控制权。作为大规模产业的汽车产业，目前在中国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中国的汽车产业不仅需要产值、税收和就业的增长，更需要产业资本实力的增强，需要生产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高。跨国公司口口声声的全球一体化，实则是个陷阱。你用他的品牌生产汽车，他就主宰你的公司和市场；他说让你供应零部件，实际上是由他决定订单发给谁。中国汽车市场今年可能达到1000万辆规模，2020年前后有可能达到220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利益也巨大。我们现在每年进口40多万辆豪华汽车，1000多个亿的高端车消费，被跨国公司生吞活剥掉。《新财经》：今年初，世贸组织裁定中国汽车零部件关税规定违反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您怎么看？乔梁：在全球汽车市场，只有中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其他市场都在萎缩。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的表现，就是在全球的表现。引发这次争端的表面原因，是我国对等于或超过整车价值60%的零部件征收与整车相同的关税，而不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中规定的10%～14%的税率，所以，很多国家提起诉讼。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具备成熟零部件配套体系的整车企业，希望使用更多本土生产的零部件，到不成熟市场去快速组装，以降低成本及合理避税。其实，我们是世贸组织中最乖的学生。《新财经》：您觉得中国汽车产业应该怎么做，才能消化世界，而不被世界消化？乔梁：要不被世界消化，我认为应该注意落实好新的三自经。第一，自主市场。我们现在失去了市场，但若流通渠道也落入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将失去和外商谈判的最后筹码。第二，自主发展。只有当自主品牌的汽车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并能在世界市场上立足，我们才可以说，中国变成了真正的汽车强国。第三，自主创新。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完全有机会赶超，但这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配套和支持。我看好新能源汽车《新财经》：您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发展前景乐观吗？乔梁：中国汽车产业完全可以自主发展。当然，我们要抓住现在这个历史机遇，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疯长，甚至有期货公司预计会涨到220美元/桶。在油价的逼宫下，节能环保这顶绿帽子是早戴早红、早戴早美。在传统技术路线下，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很难突围和突破。自主创新，一定是在不可能处创新突破。　此外，中国的市场消费规模，是全球最大的稀缺资源。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经济体系，以中国的市场规模，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产业闭环。庞大的市场是我们和平崛起的底气，我们再也不能以透支方式，让别人来主导我们的产业了。《新财经》：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吗？目前各国都在努力掌握新能源技术。乔梁：我认为中国有优势，在汽车新能源应用上，大家起步时间相当。中国有成本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市场推广成本、应用环境成本等方面，都有优势。从产业战略角度看，国家应该补贴新技术汽车的研究和开发，给予研发新能源汽车的企业更多税费优惠。从长远看，这会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资源和金钱。《新财经》：您如何看待那些自主品牌汽车的成长前景？比如奇瑞、比亚迪等。乔梁：我比较看好比亚迪。他们的环保电池汽车是可以引领未来发展的。还有山东烟台的中上电车，已经达到了零排放，有很好的产业发展前景。我是技术经济决定论者。我只看好有新技术，并能在市场上推广的产品看好搞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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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不是“万能药”: 张显峰 2008-12-1 15:38; 　　近一段时间读新闻，渐渐生出一种错觉来：抵御金融危机似乎是有一剂万能药的，那就是自主创新。金融危机确乎有摧枯拉朽之势，一些靠卖苦力赚血汗钱的企业纷纷倒闭便是明证。一些媒体在求证这些企业何以不经风雨之时，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自主创新。于是有人把这个结论反过来理解，那就是：有了自主创新就能独立寒冬泰然若素。常常可以看见一些报道这样写：某某企业因为长期以来坚持自主创新，在金融危机之中业绩不降反升。自主创新真的这么灵？前些天，一位研发智能玩具的老板从深圳跑到北京，约几个相熟的记者朋友吃饭。饭桌上，大家都说这下你的机遇来了，因为你搞的是自主创新啊。岂料这打翻了她一肚子苦水。她的玩具有自主品牌，而且每款都是自主研发的创新产品，市场需求也非常好。可是她只做研发和销售，生产由别人代工，金融危机之后，她握着一大堆订单却找不到合意的企业加工，效益大大受损。这才是活生生的现实。作为局外人，我们总以为有了自主创新就有了护身符，就刀枪不入，就能闷声发大财，好似创新产品就是那石头缝里蹦出的孙猴子。其实那个企业家的境遇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当制造企业都倒了的时候，你再好的创新也无法变成产品；当大家都没有钱的时候，你再好的产品也没有人买单。更别说那些初创阶段的创新型企业了，会有多少因融不到资而夭折。这样说，自然不是要宣扬自主创新无用论，自主创新当然有用得很，在金融危机中，创新的企业显然比不创新的企业活得好得多。但是我们一些人对自主创新的宣扬过了头，把它庸俗化，当成了狗皮膏药。只要经济出了毛病，就下没有贴它的诊断，却不想想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技术也罢，资本也罢，生产也罢，只有相互作用才能创造价值。典型的例子就在眼前，美国的企业不重视自主创新吗，可美国偏偏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口。宣传自主创新的方针没有错，尤其在金融危机的现实语境下，更显得有说服力，但千万不能说外行话，不能顾此失彼，不能领偏了路。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自主创新的问题，还有我们的产业结构是不是合理，经营策略是不是得当，经济增长模式是不是科学。切不可盲目地以为，自主创新就是科学发展了，就能稳坐风口浪尖了。谓予不信，门口贴上自主创新四个大字试试，看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 个人分类: 显峰冷言|341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刷盘子读书系列－8（转）: sunapple 2008-11-21 12:11; 第七章打破历史的宿命第一节前言　　　　由于工学出身，已经习惯于对所有问题都保持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即便在这本书中，观察和描述的对象是我的祖国，是我亲身经历的历史，依然不愿意放弃这个习惯。在写作时，力图减少个人感情和好恶对文章的影响，因为并不想在这里抒情，也不想抱怨，更不会简单的把责任归结给任何人或社会团体，要做的是从历史中寻找导致中国现状的关键原因，以及探讨让中国走出困境的解决方案。　　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特别是相对近邻日本的落后，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问题，而是在工业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整个传统社会的结构、文化相对不适应大工业时代的结果。进一步追寻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由来，我们会发现，身处旧大陆却与其他文明中心相对隔绝，是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稳定的原因。中国社会将农业手工业社会的制度发展到了极至，以至于在社会规律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无所适从，无法追赶取得先发优势的西方。反观日本，由于相对旧大陆其他文明更加隔绝，农业社会体制的稳定性和精密程度都要差许多，在工业革命浪潮到来之际却能迅速摆脱传统农业社会的尾巴，参照西方工业化历程，建立了更适合建立重工业体系的体制，取得迅速发展。一涨一落之间，中日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但这绝不能说明民族之间的优劣，更不能决定未来，这只是数千年历史发展大潮中一次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小波动而已。当然，对于我们当代的人而言，意义重大。　　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进程不为个人努力所左右，有两个关键原因：人类社会分散化和社会内部成员原子化。从整个世界而言，无数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单位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发挥它们的作用，某种文化的影响和某个领导人的意愿都不能独立压倒历史运行的大趋势。另外，在社会内部，鉴于古代社会的通讯和教育条件，他不可能用一己之力劝说整个社会改变运行方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永远要以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政府管理为前提。作为古代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不得不把简单的趋利避害作为人生的准则。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工业革命在对历史本身进行巨大冲击的同时带来了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人类对历史的主动影响。一方面复杂庞大的经济组织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普遍教育使大多数人具备了观察社会的能力，甚至组织起来改变社会。与不断发展的重工业体系和各种人类组织相比，一度广阔无边的世界也变的狭小起来。基于这样的前提，即便是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也有可能因为某些人的理智思考和积极努力，扭转传统社会结构的惯性运行方向，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走向富裕和强大。事实上，在 20 世纪，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就几乎创造了这种奇迹。虽然功败垂成，但至少看到了用个人努力来改变历史宿命，让中国走向富强的可能性，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第二节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世界　　　　我们可以观察身边的社会，许多职业其实和我们 1000 年前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厨师依旧要生火作菜，木匠加工木材，超市的收银员做简单的计算 ...... 至于警察、法官、政府官员等职业，更是自从文明起源就出现了。而另外一些职业，譬如汽车司机、打字员、流水线工人等等，固然在农业社会不存在，但如果通过时间隧道拉来的唐朝农夫，肯定可以在简单训练后胜任这些工作。上述两种职业基本包括了我们日常接触的职业，既然这些工作和农业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祖先更勤勉。那么，为了解释今天巨大的物质进步，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工作之外寻找解释。　　解释显而易见，拥有电动木工机器和化学处理过的硬木的木匠肯定能比古代的同行做出更多更好的家具，开汽车或许并不比驾马车更复杂，但载重量和速度都上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固定工序的工人或许只是在重复简单劳动，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能力会超出任何古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最传统的农夫，在农药、化肥、优选的种子、现代水利设施支援下也可以轻松获得超过祖先数倍的收获庞大的钢铁厂、化工设备、机器、万吨轮船看似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工业社会不可缺少的保证，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重工业体系。　　重工业体系建立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的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矿井的效率（煤、铁的采掘），廉价的煤炭和钢铁通过冶炼工序，又可以反过来提高蒸汽机与机床的产量。另外，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精密的蒸汽机，蒸汽机也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加工能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之多的相关工序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直到自然发展的界限，类似于生物一般的繁殖能力和进化能力，并能够为第一产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体系提供更多而且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使得这些产业的进化成为可能。比如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以 CPU 为例，从 8086 、 80286 、 80386 、 80486 直到今天的 Pentium-IV ，在技术指标上来看，一直都在按照 Moore's Law 而迅速进步。为了达到这种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 Intel 公司的实验室只有依靠重工业体系所提供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仅仅有轻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无论如何都也是不能做到这种技术进步的 --- 即便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廉价抛售自己的自然资源、第一产业产品或轻工业产品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如果让我们暂时撇开国界而继续追根到底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实现技术进步并开发出先进技术的西方巨型公司最终也都还是依靠重工业部门所制造的设备。重工业体系不仅具有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进步能力，在数量上呈现指数型发展的惊人能力。当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历史课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是： Stalin 饿死了乌克兰的农民，将他们的粮食拿到欧洲去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 Stalin 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 Stalin 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 Stalin 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 Stalin 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 Stalin 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然后 Stalin 就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坦克打 Hitler 去了。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地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 Stalin 时代的苏联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 30 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 1914-1918 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艰苦而在俄国却相当轻松，可是 1941-1945 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轻松而在苏联却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通过不断地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进行重工业生产体系的简单自我复制，的确可以实现类似生物繁殖一般的指数型数量增长。如果让我们观察一下 1950 年、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和 2004 年的中国钢铁产量，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在 1950 年不到 100 万吨。 1958 年是 1070 万吨， 1980 年是 3700 万吨， 1996 年则是 1 亿吨， 2003 年则是 2.1 亿吨， 2004 年则是 2.7 亿吨 , 我们马上就能够发现这种指数型增长。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 1980 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但是这种增长的真实原因其实在于重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实现数量的指数型增长这一关键特性。至少对于一个大国和中等国家或一个有潜力成为这种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腾飞。而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和质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 10% 。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 2 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 - 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 - 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　　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指数化扩张提供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重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 ...... 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上面的观点与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现在的经济学看来，由蒸汽机和机床所代表的工业革命固然重要，但也不过是在合适的制度下必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虽然步子相对大一些，但和其他技术进步，比如发明了更省力的拔羊毛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至于后面的一系列技术进步，也被现代经济学解释为制度的结果。制度能创造一切奇迹吗？作者是工程师，更愿意从纯粹的工程思维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把整个经济体系看做一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可以看做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获取负熵流、利用负熵流的一个工具，而重工业体系的两项核心技术能源采集技术和加工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体现为采煤业和使用机床金属加工业）正好与这两项要求相对应；因此，当这两项技术能够互相促进、不依赖于其他产业的进步而发展时，能够自增殖的煤铁复合体就彻底的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假设，假如地球上从来不曾存在煤炭、石油等矿石资源，或金属的特性与现在略微不同，无法被精密加工到毫米级别。在这样的世界上，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不会受到任何实质影响，但无论制度或社会条件多么优秀，这样的世界上也不会爆发工业革命。不可否认，人类有一天会发展出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电厂，核聚变）和可再生资源（资源回收、生物工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工业体系绝对不是手工加工和肌肉力量可以构筑的。应该说，工业革命是自然的礼物，如果没有足量的矿石能源和可加工物质，再神奇的经济理论和制度也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　　虽然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但本书作者并不试图否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相反，作者承认现有的经济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甚至告诉我们如何让资源的分配达到最优化。但是，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持续增长是超出任何投资者理性预期的事件，在工业革命依然在进行的时代，在工业技术的扩张和进步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世界上，与其努力让包括人力在内的所有资源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达到最优配置，远不如建立一个能推进重工业体系扩张和进步的制度。因为经济制度本身只能刺激一般劳动的效率，进行可预期的优化，存在上限，而不断推进的工业革命可以在大部分劳动力积极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所以，任何长期国家战略必须将如何建立和利用重工业体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第三节工业革命的道路　　工业革命使地球变得狭小，竞争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但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只能服从这种宿命的安排。即便在西方已经建立了稳固霸权的 20 世纪，至少还有三个国家作出了突破历史规律的尝试。虽然最终只有日本获得了成功，中国和俄罗斯都被重新推回提供劳动力和资源的位置，但这毕竟证明了另一种历史选择是可能的。重工业体系的特性和自由资本主义规律相结合阻止了落后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如果国家政权能够有效的阻断其他重工业体系的干涉，在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内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还是可能的。同时，由于有西方崛起的历史可借鉴，后发国家还有机会抓住经济进步的关键工业革命，以更快的步伐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当然，所有读者都会想到，在一个地球上同时建立多个重工业体系而不是充分利用现有的重工业体系是对人类智力和地球资源的巨大浪费。但世界远没有大同，国界没有消失，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落后民族无奈的选择。　　虽然重工业体系是无限财富的来源。一个不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做到用技术来生产技术，用设备来生产设备，用教育和实际操作来培养人才。这种无法自行升级的工业体系对效率的改善甚为有限。那么，从开始工业化到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这期间需要对重工业体系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而只能取得相对较少的回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工业化的关键问题。根据取得和利用工业化资源的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归纳出三条工业化道路：　　第一条道路当然是西欧 - 美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一过程的开始，宗教冲突带来的人均裕资源富、私人资本的商业经营、海军的野蛮扩张、新大陆的开辟共同触发了工业革命。然后，商人们充分开动起原始的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向传统的农业文明和新开辟的殖民地倾销商品。在 19 世纪，新兴工业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富庶面前不值一提，即使是长期的单向自由贸易也不会引起购买力的衰减，商人们很快就赚到了可观的利润，这构成了重工业体系扩张和升级的物质基础。不过，大部分利润并没有被投入重工业体系的升级，因为人们还没有把生产能力的指数化扩张和对工业技术有意识的投资联系起来，在大部分商人看来，重工业体系和其他传统部门一样，持续投资的边际效益也会迅速衰减，与其把利润投入技术开发和基础利润研究，不如把利润投向商业和军事部门，扩大源于传统农业文明的购买力。在最先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初就采用的采煤技术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出现其他大工业的竞争，英、法等老牌工业强国才由政府或主要财团出面对重工业体系的升级进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重工业体系之所以还能不断的升级，主要得益于巨大的利润基数和相对而言无限的市场空间。其实，对于欧美老牌列强而言，说他们走上了工业化道路颇有些牵强，因为这种是一个无意识的选择，没有任何人对此进行过设计或规划，身处其中的人们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即便他们认识到了，在这个时代，个人和思想也无法改变历史的大势。　　由于建立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资源来自外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走起来最轻松，但对于 21 世纪的落后国家而言，这种方式没有任何借鉴作用。在 21 世纪，试图工业化的国家既无法在工业化以前掌握全球海权，也无法在工业化的初期就向外倾销的产品。另外，既然人们已经可以认识到重工业体系的作用，所有后发国家都会把宝贵的资源用于重工业体系的构筑和升级，不会走西方早期放任主义的老路。　　另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关联不大，除了没有什么技术秘密的农业以外，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在这种条件下，任何成熟稳定的传统社会都自然的趋向于分散内部经济权力（对外依然要统一规划资源的使用，如战争外交），由市场来决定内部资源分配。但正如第一节指出的，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资源采集业和金属（确切说是可精密加工的材料，后来增加了高分子材料等）加工业在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后互相促进，不断扩大规模，提升加工精度和个人生产效率，将其他部门卷入自升级的循环，最终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受地球资源种类的限制，在工业革命以后，少数关键技术和资源构成了重工业体系的核心，发展经济的根本建立、维护和发展重工业体系的手段与方式被基本确定，且没有复杂到超出个人或组织的认识能力，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实行计划经济往往是有效率的。这就是后面两条道路存在的基础。　　第二条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比较接近，同样要依赖外部市场，通过向落后地区销售工业品换取利润，再用利润换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进一步扩大生产。只是工业利润的使用完全由政府（财团操纵的政府或政府操纵的财团）所主导，投资方向明确指向重工业体系，从历史上看，只有日本在这条道路上获得了成功。这条道路与西方工业化过程相似，都是利用外部购买力解决本国工业化资金问题，同时又有西方历史可借鉴，走起来自然要简单一些，发展也更迅速。但是，由于取得市场，排斥其他重工业体系的行动本身与西方利益相冲突，必须在适当的条件下才可能走这条道路。在日本工业化的年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国家已经称霸全球，但还有一些角落没有完全占领，彼此间的矛盾也没有妥善解决，日本趁机冒险发动两次赌博式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获得了东亚霸权，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但日本企图把中国和东南亚作为独占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这种进一步的扩张终于惹的西方国家出手干涉，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二战的结果是日本战败；但幸运的日本在战败以前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人才和社会体制转型已经完毕，战后稍有机会（美苏冷战）就能弥补在战争中损失的硬件，重新走上富裕的道路。德国的发展历程与日本有相似之处，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德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在 20 世纪初，政府主导性也没有日本这么强，所以还是倾向与把德国归为第一类工业化方式。　　最后一种选择是中国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建国时二战已经平息数年，这时地球上已经不再有可做市场的空白富庶地域，西方强国之间的矛盾也不如 20 世纪初激烈，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的重工业体系以美国为中心，已经基本上结合成一体（包括日本），没有根本上的利益分歧。两国不可能再走靠出口获取利润求发展的路线。只能严厉的控制本国农村（这两个国家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中提取剩余的人力和粮食，利用这些农业社会的物资和本国的自然资源，从无到有进行工业革命。同时，为了提高工业化的速度，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把所有的工业资源都用来投入下一代工业的生产，在开始建设的最初的岁月，基本没有什么工业物资从重工业的循环里面漏出来，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继续保持在前工业时代。经过大概一代人的时间，苏、中两国分别在 30 年代和 70 年代完成了重工业体系的建设（当然在水平上和西方还有很大差距）。　　至于其他国家，要么一直安于做西方经济殖民地的地位，要么在工业化道路上误入歧途，试图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占绝对上风的情况下靠贸易和国内企业自行发展获得工业化资源，落入了低水平发展的陷阱。第四节艰难的历程　　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虽然可能通过明确的发展路线和集中资源的方式迅速建立重工业体系，但由于先天不足，建立重工业体系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即便重工业体系已经开始正常运转，能够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资源，由于它因新生而不稳固的地位和相对较差的水平，它不得不应对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来之不易的希望。影响它运转和升级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　　首先是来自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压力。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 - 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 A( 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 10 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 A 索要 9.9 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 10 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 1 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 5 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 A, 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 5 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 10 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 9.9 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重工业体系对新兴重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 - 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 0 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 ........ 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重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 1000 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 1000 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重工业体系的崩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 - 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 - 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显然，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抵制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种阻力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 1848 年大革命和 30 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重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只是在中国苏联的努力相继失败以后，如果再有某个国家试图打破依附性经济的宿命，至少可以借鉴一下失败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第五节中国经济的奋飞如果有足够的资源和劳动力注入，自我重工业体系会呈现出生物般的指数增殖，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如图 1 。图 1 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指数增长如何获得资源， 1 大力发展铁路运输， 2 是尽力提高装备国产化， 3 建立共荣圈。前两项是节流，铁路从长远看，达到一定的运输能力，比公路对资源的消耗要少得多。日本就是一个以铁路运输为主的国家，虽然家家有汽车，其实是样子货，利用率很低。装备国产化，能够节约更多资源，造一架飞机花不了多少资源，但生产一亿双鞋对资源的消耗是惊人的。即使暂时不能出口，也防止了自己的资源流失。日本是个富裕的国家，但非常节俭，市政府经常定期不定期搞旧货市场，各家庭相互间调剂余缺。现在中国人豪华消费，买 1 亿日元的车，付出的不是自己的纸币，而是民族的资源。看看日本天皇，日本产什么车，他就坐什么车。然后看如何开源。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遗留下的财富主要不是技术根底，而是政治和文化。看看当年， 70 年代初，中国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虽然比美苏弱。怎么获得资源呢，就是要输出革命和文化，当时中国做得非常好。比如，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那可是世界的时装，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欧美日本也流行，日本也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很重要，是大买卖，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可以换很多资源。结果 80 年代后，搞什么呐叭裤牛仔裤，呐叭裤牛仔裤的出身不高贵，不过是水手服工人服，为什么花高价去买它们，因为中国人批判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接受了别人的文化。当年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全世界传播，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西方和日本都传播到了，是震撼世界的。文化的认同很重要，所谓的市场营销，实际是文化争夺。不信你做个实验，你也去做汉堡包，可乐，虽然它们的味道不怎么样，用料和配方也不怎么样，但你照着做，按照一样的经营管理销售办法，你肯定败得很惨。为什么，是因为顾客认同了美国文化，而不是你的文化。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招力，其实就是文化认同感，可以创造一流的营销，把稻草卖成黄金，比如卖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漫画、汉语，需要什么技术吗？挣的钱和资源不比卖鞋子裤子多吗？结果给否定了，这个巨大的资源没有了。第三世界的人均 3000 美元赶不上中国的 1000 美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钢铁，贫富分化严重，大量的资源被出口到西方换奢侈消费品，比如买西方的汽车。当然，中国也没有能力同西方争夺汽车。怎么办，输出革命，让那些国家均贫富，杜绝奢侈消费，不买西方的汽车，买中国的自行车，在那些国家实现自行车普及。自行车是中国的绝活，西方国家没有办法竞争，中国的工业品虽然品质不高，但能解决有和无的问题，能极大改善生活，它们怎么会不干呢。即使暂时没钱消费，可以贷款，甚至赠款，要他们消费中国的简单实用的工业品，没钱可以印，让第三世界国家都去挣 RMB ，而不是去挣美元。这样会是什么结果，以美国为中心的架构就被掀翻了，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自我重工业指数增殖除了资源外，还需要熟练的劳动力注入。中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不等于劳动力，需要培训，那么最好的体制就是铁饭碗，大锅饭，两参一改三结合，人浮于事。当然，日本的说法是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现场主义。因为技术攻关是跨行业的群体协作，很难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所以大锅饭好。两参一改三结合突出团队精神。冗员很有好处，在研制的过程中，或产能准备过程中，大量的人员参与了研制过程，成为行家里手，新的生产线建立后，能很快投入生产。中国的情况很典型，比如中国钢铁的摇篮是鞍钢，很多钢铁厂是从鞍钢分裂出去的，甚至 2 次 3 次分裂，整是个链式反应。改革前的中国虽然政治挂帅，半心半意搞生产，但工业化的速度比日本快得多，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在自我重工业增殖过程中，消费领域获得的资源很少，人民还比较贫困。但生产出的有限最终消费品，通过合理的配分，比较平均地分配到广大国民中间，使国民能尽早接触现代工业产品，培育工业品市场。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也是很多人围看一台小黑白电视。中国进入 70 年代，随着自我重工业逐步成型，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呈现了指数的暴增，中国经济进入了起飞的快车道。不仅数量上暴增，质量上也突飞猛进，中国的技术突破主要集中在 70 年代。当我们打开国门，感叹中国落后了，美国的航天飞机、克雷超级计算机，日本的新干线、彩电。我们被告知文革是场浩劫，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倒退，那么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也应该实现这一切。中国是落后了，但落后并不多，美国有航天飞机，中国的载人航天已经列入计划，宇航员也开始训练了；克雷超级计算机出现的几年后，中国的银河亿次计算机也诞生了；日本有新干线，中国的韶山电力机车也飞驰在大地上； 1969 年 PAL 制彩电才制定标准，几年后中国自己的 PAL 彩电也诞生了文革后的中国，如果没有发生大的波折，按照自我技术力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在中国的技术力应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美国有 P4 ，中国可能只达到 P2 、 P3 的水平，但家家有电脑，天天在网上打游戏创造 GDP ，而不是现在在血汗工厂每天干十余小时，每天只拿不到 20RMB 的工资。中国自己的新干线可能也没有日本新干线那么快速舒适，中国自己的大型喷气客机也可能没有波音空客那么豪华，但它们能够满足大多数国民游山玩水创造 GDP 的需要。中国自产的手机可能没有 NOKIA 的小巧玲珑，功能全面，但国民人手一个，天天煲电话粥创造 GDP 。第六节中国经济的挫折依靠引进外国重工业技术的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大致可以用图 2 的曲线来表示，刚开始提高很快，然后逐步接近增长的界限。图 2 依靠外国重工业体系的增长曲线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引进外国的装备，外国装备的质量性能当然比国产装备优越，于是消费品的生产效率急剧增长。外国装备这么容易引进，那么自我重工业就没有必要发展了，于是几乎所有的资源向消费领域倾斜，于是生活水平急剧增长。这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生活大改善的根本原因。随着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放弃，指数增殖的停止，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大量的资源要用来交换外国的重工业装备，经济发展趋向停滞，引发了 80 年代中期的物价上涨和双轨制，最终引起 89 年的动乱。进入 90 年代后，大量引进外资，彻底放弃自我重工业体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经济在高速增长，各种资源的消耗指数上升，而国民的实际所得却在下降。到 2004 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 70% ，其中外资企业占外贸的 70% ，所谓的机电产品出口，外资企业的份额近 90% 。依赖外国装备是如何造成国民的实际所得下降的呢？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失业率的压力，被迫不断改进生产线的效率，使一些消费品在本国生产依然有利可图，把生产从中国迁回国内。在中国的企业（含外资），则必须更新设备才能对抗，或进一步提高积极性和劳动强度，形成人与机器赛跑的壮丽画面。在这种人与机器的对抗中，人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实际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已近饱和，比如日本市场上寻找非中国产的消费品都很困难，于是 GDP 高速增长，而失业率却不断攀升。在高失业率下，很多企业还招不到工人，因为工钱不能比机器更多。企业获得的利润也不可能流向重工业体系，用于奢侈消费和投向房地产，实际也是剥夺所谓的中产阶级。大量熟练技术工人下岗，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标志着重工业体系瓦解后，人才体系也瓦解。中国实际已到达成长的界限，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经济的总量一定，而贫富差距还在急速扩大。苏联、中国和日本尝试了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处于垄断地位时，如何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苏联的问题在于，重工业体系发达后，没有及时放开下游产业，尤其是没有通过贸易让其它国家为本国提供消费品。没有使潜在的能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水平，导致后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国则是在重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扩张，就主动放弃了，也否定了自己的工业革命，走上了依附的道路。日本型社会主义也实际快走入历史了，日本 90 年代进行构造改革，虽然改而不革，进展缓慢，是失去的十年。但他们在这十年中不断试探，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明确改革的方向，方向没有明确之前，宁可等。现在方向清楚了，日本开始启动了，简单的说就是要第三次开国，由一国繁荣型的 Full set 主义，向国际间垂直工程分工方向发展，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构筑东亚自由贸易圈，多国共荣，以一个整体参加全球化竞争。简单的说，就是构筑大东亚共荣圈。当然，上次是靠武力，中国很不服，现在靠技术资本，中国很乐意接受这种安排，所谓优势互补，深恐自己没有比较优势，日本不来。苏联、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日本则没有选择，只有靠自己的技术力去拼搏。重工沉没日本沉没是日本人动摇不了的信念。于是，三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七节我们是如何自觉自愿的偏安的我很能理解当时是如何做出这种放弃自我重工业，只发展轻工业改善生活的偏安决定的。因为我也从那个逆反而又缺乏见识的青少年时代走过。国门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在市场经济中滚爬几百年的新面孔。他们几百年来最主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市场。哪怕赔钱１０年２０年也要占领。市场经济的规律之一就是占领后就没那么容易被挤走了。而我们呢？３０年代洋货一统上海市场的记忆已经成了书本上的说教。而我们现实的震撼却是那么强烈：人家的产品比我们的好得不知道多少倍，而且还那么便宜，太多的东西几乎是白给。英特尔，微软免费赠送了我们多少东西啊（那时我们肯定是不知道什么是倾销，更不知道ＴＲＹ－ＡＮＤ－ＢＵＹ的市场战略）。我们对自己的落后是那么的震惊与羞愧，我们根本注意不到其实以前我们比这还要落后得多，更不能理解配套综合的优势。一边是拼命赔钱，一边是保你赚钱；一边是自己的东西比别人差还不知什么时候能赶上，一边是好的东西马上可以拿到手。组装，包装赚的钱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你还愿意去做那寂寞的，吃力不讨好的，穷光蛋的研发吗？我甚至可以想象，一个老总对我说，不用去绞尽脑汁了，在生产线上做些轻松的监管，你年底可以分套房子了。作为研发人员的我，我会拒绝吗？作为工人的我，我会拒绝吗？想象一下在南宋那晴朗的天空下，伟大的秦宰相，对我们说，战乱可以结束了，和平来临了。金国已经答应永不入侵了，我们只要在贸易上让个步，每年给他们几个钱，我们就可以享受这片蓝天了。如果不愿，可以打，但你们看到我们军力的落后了吗？看到金国海陆空的优势了吗？看到金国爱国者牌铁浮屠的厉害了吗？这时候我们会选择战还是和？我的鼠目寸光又哪里能看到２０年后当时被飞机轱辘的利润兴奋死的我会下了岗呢？啊，下岗的人，谁叫他们不努力，不读书。可现在大学生毕业工作也开始难找了啊。这条线，鼠目寸光者能看到吗？我的鼠目寸光又哪能看得到没过几十年，我们的工业体系被蹂躏在铁蹄下？这是人性的原因。环境的原因嘛，就是我们的榜样是离我们最近的亚洲四小龙。学也只能学出个小样儿来。何况其中的香港本身就是殖民地文化加寄生虫文化的结合。靠大陆做那最低端发起来的。大陆白领的今天就是香港自以为有文化的爆发户的昨天。我想不是没有聪明人。他们在想：我们引进，我们靠技术转让，最终会把师傅的招儿全偷过来，那时再踢开你。我们先靠市场换技术，等技术学到了，再回抢市场。呵呵，真是学生自以为比老师聪明啊。从以我为主的原则丧失起，合资也好，引进也好，这人生的路就是师傅来影响了。与汽车业的内行人士谈，他们告诉我，中国汽车业十几年基本完了。现在在重拾核心技术研发，困难重重。微电子业当年英特尔做３８６，４８６。我们可以做２８６。现在已经是找不着北了。研发这种活儿，停个１０年２０年再想东山再起，呵呵，不是没有成功的，太小概率事件了。记得２０年前，我们文人同志们唾沫星子乱溅地痛骂文革使科研中断了１０年。可嘴里骂着，却乐哈哈的自觉自愿的中断了战略产业集团研发２０多年。市场也一样。先占领的就有压倒的优势继续占领。现在还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满嘴市场经济跑火车的人应该好好研读一下西方国家的历史。再回到我们那偏安的南宋。嘿，秦宰相赢得和平后完全可以发奋图强，苦练精兵。灭金灭蒙嘛。呵呵，可能这么做吗？选择了偏安的道路就意味着将沿这条道路惯性下滑。选择了轻松数钞票的道路，他还会回头吃苦自力更生？（能理解当年路线斗争为什么那么残酷了吗？）。要么说软刀子最可怕。金兵打到头上来围住了打，南宋再后庭花的文人，也知道只好打了。咱老祖宗智慧中那围三缺一，那一才可怕。可蓝天白云美女一泡，大多数人会如何，历史上找答案吧。嘴里喊着，脑里想着自力更生，没有措施限制外力，好东西在身边流着，谁都会得过且过。观我战略产业。成果最大者，航天导弹这些别人绝对不让你进口的，只好自己干的。其他能进口的，几乎全被冲得稀里花啦。第八节怎么办首先要有长远眼光。过去发生的事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当然有大小之分）。有其历史和人性背景，并不意味着没有是非，没有责任。南宋时的我选择秦桧有无穷多的人性理由，但我知道其后果后，人性的反应应该是后悔得脑袋砸地板－－真是短视，怎么听了那个混蛋的。并应该从自己摔的跤里爬起来，争取眼光长远些。明知道当时是个愚蠢决定还拒不后悔，百般狡辩，或为了自己的脸面，将错就错，还要沿这条道儿往下走一杆子捅到黑。这群人就是该被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既不要百般辩解也不要过分后悔，经历本身也是财富，有了苦的经历才更有动力学更知道学什么。这方面应该向日本人学习，但我向普通日本人询问，为什么战后倾斜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时，回答说那是国家的基盘；当问到造船买船的经济关系时，回答说要用長い目。第二是树立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不是刷盘子的角色。只经历短暂的 20 余年的工业革命，其间还有大跃进文革的浩劫。但是，就是这么场浩劫后的中国，凭着工农兵大学生，能够自主设计制造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的产品，能够发射卫星，制造大型喷气客机、核潜艇，就是现在的日本都做不到或做不好。能够提供国民经济几乎所有的装备。就说明毛泽东构造的体制是非常理想的追赶体制，比日本型社会主义更有赶超效率，或者中国人非常聪明，中国工农兵大学生都比日本久经沙场的专业技术人员强。第三是掌握科学精神。民族精神加科学精神，是一个民族奋飞的开始参考文献 1 ．桥本寿郎 . 《 20 世纪资本主义 I 》 .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5 年 9 月 2 ．工藤章 . 《 20 世纪资本主义 II 》 .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5 年 9 月 3 ．日本興業銀行調査部産業調査部 . 《中国 2001 年の産業経済》 . 東洋経済新報社， 1997 年 7 月 4 ． Jos ep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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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读书系列－7（转）: sunapple 2008-11-21 12:09; 第六章站在历史歧路的文士和武士第一节前言 19 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向全世界发起了又一次有力的扩张。在以往的文明冲突中，从来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建立全球军事霸权。亚历山大东征一度占领半个旧大陆，马其顿帝国却在他死后立刻解体，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霸权也不过维系了数十年， 17-18 世纪的欧洲凭借航海技术优势已经建立了全球商业网络，当面对旧大陆的发达农业文明时也只能满足于建立小小的贸易站，进行公平贸易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工业革命将前所未有的力量赋予欧洲文明，第一次使军事 - 经济力量的扩张能够超出各个文明的地理界限，深入影响其他文明的历史进程，因此，这一次扩张不同以往。扩张者不仅能够获得短暂军事胜利，还能够彻底征服最强大的帝国，并在经济上彻底控制对手。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曾经被地理障碍和众多的人口所保护的中国和日本远东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威胁。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不断的挨打、内战，到了 21 世纪依然身处第三世界；日本虽是小国，却能积极对外扩张，对内提高经济水平，虽然一度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战败，到如今却依然是发达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两国的差异如何解释？如果归于偶然或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影响，恐怕是太粗疏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回溯历史，分析中日两国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事实与数据，寻找两国的根本性差异，试图解释为什么两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受到同样的外来刺激，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希望能得到读者认同。当然，读者多是中国人，肯定对中国历史更熟悉一些，本文侧重分析日本的近代历史。第二节日本封建社会的结构一般说来，日本的封建社会以 1192 年镰仓幕府的建立为标志，自此日本的政权完全从松散的中央公卿政府转入地方军事贵族手中。到 1584 年，太阁秀吉（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实行太阁检地，进一步固化了封建制度，日本进入近代封建社会，这个体制随后被德川家康继承。日本近代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以德川幕府为中心，诸大名（封建领主）在名义上从属的幕藩体制。大名拥有受封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对领国有独立的支配权。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 1/4 的土地，此外还有全国主要都市（三都：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货币铸造权也归属幕府财政。除此之外，幕府对其它大名可以少量征税，用来支付水利、救灾等临时支出，并要求大名为驿站付出劳役。在政治上，幕府用参勤交替、武家诸法度等制度对其它大名进行统御，对违反制度的大名进行除封、减封和转封等处分。幕府不断试图插手地方政治，但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还可以独立发行纸币。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会被地方贵族联合反对。从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确实存在中央集权化的长期趋势，但总的来说，如果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变，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还将在日本持续很长时间。为了管理自己的领地，大名拥有家臣（武士）。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武士不象大名那样具有独立性，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通常是米。他们更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大名的领地细分为封建村落，由农民中选拔的村役人和领主派出人员共同管理。城市里也和乡村一样，划分为小单位管理。具体到基层，村落和都市均设立了五人组制度，组之间相互检查扶助，负连带责任。大名通过检地，详细掌握了各部分领地的面积、出产量等数据，并为每一块土地指定了耕作者。然后以检地帐作为征收租贡的基准，全部占有农民除劳动力再生产以外的剩余。领主依靠庞大的武士军队，通过武力收夺农业剩余。为了防止农民造反，军事贵族建立了严格的领主武士农民身份制度，贵族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生产者中，农民的地位最高，依次是工、商等。阶级身份与职业完全对应，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职业。除此之外，被统治阶级还受到许多其他管制。如农民拥有武器、离开土地、买卖土地都是被禁止的，具体如何耕种、种什么农作物都必须服从规划，衣食住行等方面也有严格的礼制，不可逾越。工商业者同样受严格管制，如不得住在农村，在农村的商业活动方式必须符合规定等。至于对外贸易则实行一贯的锁国政策，只有幕府有权利进行小规模的垄断经营。宗教信仰作为文化力量自然是受严格管制的范畴，只允许神道教和佛教存在，基督教徒遭到逮捕和屠杀。不过，必须指出，虽然幕府把儒教朱子学作为治国的意识形态，虚设的天皇朝廷也是仿照中国模式建立的，但儒教朱子学对占统治地位的武士没有行为规范，所以日本并非儒教国家。农业时代的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农具，自己经营，交纳领主的租贡。由于生产力低下，单个农民力量弱小，需要组织起来，对公共所有的水利设施、山林、原野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方能维系生产。山林、原野等地区无法划分给个人使用，于是，耕地具体划分到每个农户，但山林、原野等辅助部分则作为公地使用。这种结构与作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基础的格鲁曼共同体非常相似。共同体不仅是生产组织，还是共同防卫的自治组织和互助组织。由于战乱不止，天灾不断，村落这种小组织无法自立，民兵也无法与专业武士相对抗，所以小型村落只有合并成更大的组织才能支付专业军队的费用，并在灾害到来时自救，而专业军队又逐步具备了对外和对内的两种职能，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封建制度就此产生。封建时代的农民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领主对土地有领有权，对农民的耕种经营有很多限制。土地的生产物大部分属于领主，是收益权限制。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和继承土地，是处分权限制。农民可以耕作什么不能耕作什么也有限制，即使用权限制。此外，土地的耕作受共同体的约束也很强，如耕作方式，何时播种，何时收获，需要共同体共同行动。由于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为了防止土地越分越小，采用长子相继制，即长子继承全部土地，次子被迫自立。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没有分化，主要以农户的自给自足的形式存在。但因为领主和武士集中居住在城市，为了满足贵族需要，城市集中了少数专职的工商业者，受领主的保护和统治。与农业类似，虽然德川时代允许手工业者自由营业，但考虑到生产力的水平和经营风险，手工业者同样难以自立，且农民的购买力很低，消费对象仅集中于少数贵族，手工业者结成组织进行稳定生产比较有效率。手工业者组织的结构与农民基层组织类似，同时也是领主管理和支配职人的机构，最终剩余利润也为领主所夺。当时日本农村基本不存在商业。体现为地租的剩余物资由领主和武士消费，在消费过程中，领主间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各大名在江户、大阪等地设置藏屋敷，储藏贡租米和从领地内强制收购的特产品等，委托商人经营。随着时代发展，藏屋敷也经营普通百姓的物资。特权商人为了规避风险和对抗幕藩的绝对权利，也结成组织，如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进行垄断经营。幕府握有货币的铸造权，各藩也发行本藩通用的纸币藩札。总而言之，贵族武士和少数特权商人严密控制着生产和交换的所有环节，基本上实行了与近代的计划经济相似的制度。封建制度的基础是简单农业 - 手工业经济，对于农民而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少数剩余物资为贵族征收，由于物资数量和种类都很少，统一管制比较符合效率，也符合贵族的利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物资大量增加，商业开始繁荣，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协作，另一方面，都市人口和商人逐渐脱离封建制度控制，日本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第三节封建社会的解体封建时代生产力低下，农村的剩余基本被领主占有，不存在商品经济。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如水利灌溉技术，肥料，及各种作物的改良和移植，产量日趋上升，但租贡却常年维持在固定的水平，于是除租贡外的农业剩余逐步增加。随着剩余增加，商人在农村也开始活跃，农民卷入了市场经济。此外，领主为了增加租贡收入，鼓励开垦新田，对新田施行租贡减免。这样，封建制度的基础开始动摇。农民以独立的个体进入市场，自然不敌大商人和经商的贵族，在脱离封建制度的同时，逐步被商人和高利贷者所统治。虽然土地不可以自由买卖，但农民可以出让实际控制权，江户幕府末期，大量的土地集中于地主，很多农民丧失土地成为小作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地租，同时向原来领主的交纳租贡，形成了寄生地主制。到了幕府末年，农民已经分化，自营农（拥有自己的土地）占 36.3% ，自小作农（拥有一部分自己土地，另一部分租种） 19.5% ，小作农（完全租种土地） 44.2% 。小作农的总收获量中，租贡占 37% ，地主的地租占 28% ，自己仅得 35% 。随着农民的分化和市场的发达，缺乏共同利益的村落共同体也逐步瓦解，商人的势力和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不过由于封建领主的强大，大商人多与幕府和各藩的封建统治者相结合，产生了寄生于领主的巨商，三井、住友等，它们在明治后发展成大财阀。寄生地主制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多数的农民贫困化，还间接使幕府和诸侯的财政收入减少。在繁荣的市场面前，高级贵族追逐奢侈消费，也使开支不断增加。为了摆脱财政困难，领主加强了对农村的统治，增加租贡，由常年不变制的租贡改为按年征收，使农民更加贫困。为了填补赤字，领主还向商人借入高利贷，被迫给商人更多特权。为了独占利润，幕府和诸藩还设立了特权工厂，后期还设立洋式工厂，如造船、兵器、纺织等，推进物品的国（藩）产化，减少对外藩及三都的依赖，（国）藩产物专卖强化，实现经济自立。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领主克扣武士的俸禄，使武士的生活水平下降，原本不被允许务农经商的武士被迫需要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副业维持生活，武士也开始卷入市场经济，与商人结合，如联姻，参加商业机构等。农村的贫困迫使大量的农民抛弃土地，流入三都和其他的都市。都市的人口增长，使都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增大，物价上扬，贵族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灾年时，米价高涨，都市的下层居民骚乱，成为比农民动乱更可怕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存储大量救济米钱，进一步加重了幕藩的财政负担。同时，农村的人口减少，土地荒芜，但以村为单位的租贡没有减少（并纳），使更多的人口向都市转移，形成恶性循环。幕藩采用各种措施使都市下层住民减少，发出归农令，回乡务农，都没有显著效果。如 1790 年，幕府给愿意归农者提供约 3 两的奖励金，只有 4 人愿意归乡。随着商品经济深入和农民贫困化，幕府和藩财政日渐困难，逐步腐败。幕府和诸侯随意发行货币，减少货币中的含金量，幕藩政府中贿赂和无尽（老鼠会）盛行。到了幕府末年，逐渐演变成逐层转嫁经济压力的结构，幕府把财政负担转嫁给藩，藩又转嫁给武士，最后全部压到农民身上。生产力提高了，但利益为少数商人和贵族所得，高级贵族消费了更多的奢侈品，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农民暴动急剧增加，农民暴动不仅指向藩当局，也袭击身边的村役人、商人、高利贷者。作为领主统治农民的基层单位的村落共同体，也逐步演变成对抗领主的组织。可以推测，如果没有外来压力和工业革命，日本会演变成与中国古代类似的农业资本主义制度无用、腐败的贵族阶级在动荡中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不直接干涉经济运行的小型统一政府，社会阶层不断流动变换，农民工商业者自主经营，通过市场交换物资。第四节中日近代历史比较我们经常说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但如果仔细观察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的中国，我们会发现此后的历史缺乏封建社会的最根本特征人身依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当然，封建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如果用西欧、日本、西亚等地的贵族割据封建制来定义封建制的基本特征，再用这个词汇来描述同期中国社会显然不太合适，因此本文认为中国自秦朝统一以后的社会为一种早期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因为农业生产力在 15 世纪以前无法突破自然上限，导致社会结构固化，无法持续扩张。自秦朝统一以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基本解体。秦汉两代还保留了一些封建制遗迹，以至于在两晋南北朝期间会有士族这种封建阶层的出现，但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封建的遗迹基本消失了。首先身份制度被打破，虽然有士农工商的价值取向，但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除了作为统治象征的皇帝以外，其他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贵族也被消灭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制度成了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经济 - 文化力量而不是靠武力维系，所以军队地位低下，数量少，统治权掌握在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手中，整个统治机构占人口的比例很低。以晚清为例，按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举人共有一万八千名左右，进士二千五百名左右，北京翰林院的翰林六百五十名左右。所有举人以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合计不足 5 万，即使计算上 20 倍也就是 100 万的胥吏和 100 万左右的乡绅秀才，总数不过 200 万，而当时的总人口约 4 亿，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大社会。另外，乡绅阶层事实上只是一个过渡的阶层，只拥有豁免了劳役等小小的特权，实际上并未侧身于官吏的行列之中。作为对比，明治初年的日本，总人口约 3310 万人，国家机器其他的部分不算，光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就有 189 万之众，这反映了日本的社会主要是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的，属于大政府小社会（具体到每个地区而言）。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武士的数量是不同的。日本的统治阶层是武士乡士村役人。武士一般指居住在都市的，不事农业生产的城下士。乡士则介于农民与武士之间的阶层，虽承担兵役，但也从事农业生产，有时也把乡士算作武士。村役人虽然属于农民，苗字（姓）带刀的也不少见，虽然农民被禁止带刀。武士的等级分为一门、家老、中老、番头、物头、徒士头、马廻、平士、徒士、足轻、中间、小者。秩禄处分的时候，从一门到平士算作武士，称士族，共有 150 余万。以下到足轻被称为卒，后来卒被取消，基本原则是世袭的并入士族，一代的归入平民，这样的士族又有 30 余万。合起来享受秩禄处分的士族 189 万。由于武士的俸禄是以家为单位发放的，人数包含家属。幕藩的统治机构中还有大量非世袭临时聘用的奉公人，他们不在秩禄处分的对象之列。豪农商人也可以用钱购买中间、小者等轻辈的地位。幕藩时代的日本，人格是不平等的。上级武士对下级武士，武士对农民、町人有切捨て御免（斩免责）的特权，即下级对上级有无礼行为，上级可以斩杀而不承担责任。什么是无礼行为，由武士各自把握，鞠躬不到位都可能被认为无礼。即使没有任何理由斩杀，武士也只承担形式上的处罚。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更接近于自由资本主义，与现代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是基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农业资本主义。由于贸易发达、社会稳定，小农户既不需要封建军队保护，也不需要大型组织提供物资和管理，长期的稳定使各层组织提供的服务功能基本转由市场提供，于是中层组织逐渐消亡，中国成为高效率的一盘散沙。在这种结构中地主就是资本家，地主与农民之间是自由契约的经济关系，双方都是自由民，人格平等，土地买卖租借自由。而不是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是靠身份等级和军队暴力维持经济来往，禁止土地自由买卖。之所以地主不像资本家，对雇工采取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定期支付工资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由于对于传统农业，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并不能有效提高效率，还要付出管理成本和承担风险，收取地租的方法是效率最高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其实还保留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中，如出租车行业。传统中国的货币权、土地权和政权相辅相成，而不是封建时代的对立。地主、商人、高利贷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三大主要榨取集团，官僚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早在唐代，中国最后的封建制度世袭制和门阀制已经解体，社会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概括的说，主要有四个流动路径：商人高利贷地主，文人官僚地主，官僚地主商人，地主 - 文人 - 官僚。这种社会流动，可以往复循环，没有限制。即使最贫困农民，也有可能通过劳动积累资金，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商人、高利贷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通过科举和献纳制度可以成为官僚，官僚也可以转化为地主并兼营商业。除了科举合格成为官僚的正途外，还有献纳的异途，通过献纳金钱、米等制度成为官僚，如乾隆时代的献纳额：道员 16400 两，知府 13200 两，知县 4620 两，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献纳制度打开了地主、商人从政的近道。由于四个流动路径存在，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的四位一体的统治阶层，保卫中国古代资本主义是他们共同的利益。而日本是严格的阶级制度，有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区分，武士是封建的支配阶层，本身还分了 20 多种等级。各等级是世袭的，不能流动。富农、商人、高利贷即使买入土地，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即使拥有土地，也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进入统治阶层。下级武士也不能获得高的官位。日本的封建社会，货币权和土地权对立，被支配阶级和支配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道路是闭锁的，是非常严格的等级制社会。中国早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人格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主要靠自由契约的经济联系，但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其一，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引发技术突破。其二、经济长期稳定导致人口过剩，没有提高机械效率的动机。其三，社会缺乏中层组织，不适合大工业时代的复杂管理。事实上，由于中国长期稳定，在社会结构上早熟，封建时代的组织资源过早消亡，在大工业－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际，竟手足无措。反观日本，虽然也引进了中国的儒教，但大量武士却一直直接管理经济，虽然这种制度在１６世纪后阻碍了自由经济的扩张，却与大工业时代，军事－经济－政治一体化，大批管理人员层次化的特征非常符合，最终在 19 世纪支持了日本的腾飞。第五节开国与维新 1840 年鸦片战争失利，中国被打开国门。 1853 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攻击日本，日本国门也被打开。《南京条约》的内容无庸赘述，下面着重讲述日本的经历。佩里对日本有三个要求，第一是保护在日本沿海遭难避风的美国船只的乘员生命财产安全；第二是为船只提供补给；第三是促进日美两国贸易。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进展，纺织业飞跃发展，需要开拓亚洲市场，日本是绝好的中继站，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便于船只的补给。 1858 年签订的不平等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规定了诸如治外法权、不得自订关税、割租界、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但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和清朝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稍有些有利内容，如禁止鸦片输入、外商不得在特许地以外贸易等。虽然日本中国签订的条约多少有些差异，但都在战争失利后被强制纳入西方的单方面自由贸易体制。 1859 年，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长崎、箱馆开港，世界霸主英帝国迅速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横滨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进出口额急剧上升。 1865-1868 年间，横滨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8 、 9 成，进口占 7 、 8 成。主要的出口货物为生丝、蚕种、茶、海产物等第一产业的生产物，进口是毛织物、棉织物、金属、武器、舰船等工业制品。这体现了显著的内外经济落差。外国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以及背后经工业革命改造的生产体系，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开港使横滨及关东地区的经济空前繁荣，大量的农田变桑田、茶园。但是，由于生丝大量输出，价格急剧上涨，以生丝为主要原料的绢织物生产地带关西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日棉纺物的大量输入，又使棉纺地带受到了很大打击。日本固然从贸易中得到一些利润，但对于前工业化国家而言，没有贸易利润转移支付给受打击的产业与人口的能力。于是富人奢侈消费，物价飞涨，靠固定俸禄生活的下级武士生活更加困难。地域和阶层差距急剧扩大，不满在酝酿。同一时期，中国的上海也由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非常繁荣。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单方面自由贸易的恶果一时并不显著。日本的武士阶层规模巨大，靠出口资源无法维持全体统治阶级的生活。中国则不同，文士－官僚阶层的相对数目很小，无须独立自主，当买办，依靠出口原料和人口的利润就可以活的很好。于是，中日两国的士对开国带来的刺激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武士以攘夷为动力，推动建立中央集权，团结一致对抗外压。外压使日本松散的封建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中央集权。中国文士则没有捍卫国家的动力，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加国际大循环，彻底放弃了工业化的道路，只是依靠各国殖民者的妥协才能维系名义上的统一政权，从八国联军到九国公约，莫不如此。日本开国使少数高级贵族和商人得益，物价上涨，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使拿固定俸禄的下级武士，部分手工业主、商人受到很大打击。一些下级武士在豪农豪商的支持下开始了攘夷运动。 1863 年的萨英战争和 1864 年的长州攘夷战争，均告失败，英美等国仅以不到１０艘军舰进行炮击，就轻松摧垮了攘夷派的军队，攘夷志士们意识到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直接攘夷不能成功，从而转向了倒幕，因为幕府是日本的买办势力，代表少数从贸易中受益的高层贵族，要建立统一的日本，用全国的资源来进行贸易。在这种气氛下，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同时打出尊王的旗帜，使倒幕派有大义名分，于伏见鸟羽一战大败幕府军队， 1868 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前期是明治三杰，西乡隆盛（萨摩人），大久保利通（萨摩人），木户孝允（长州人）。后期是伊藤博文（长州人），山县有朋（长州人）。这些维新志士都是下级武士出身。维新首先是废藩置县，藩主的领地被剥夺，打破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然后是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允许自由通婚，自由择业，土地自由买卖。武士的俸禄被剥夺，不再垄断军政职位，平民也可以从政从军。由于政府可以对藩主和上级武士进行赎买，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如成为商人、地主、资本家等，组成了新的组织结构，但在重工业体系建立之前，下级武士只有破产一途。于是部分武士又造反反对新政府， 1877 年，西南士族拥戴西乡隆盛反乱，爆发了西南战争。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场内战。维新同志间刀枪相见，最后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同年木户孝允病死，而获胜的大久保利通在 1878 年被武士暗杀。值得一提的是，西南战争中，特权商人三井给政府提供物资，三菱为政府军运送军火和给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奠定了明治后财阀的基础。后来，西乡隆盛被平反，并于 1891 年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立了个铜像，西乡隆盛是日本武士的象征。 1871 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到美欧视察，细致考察了美欧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回国后写下了《米欧回览实记》，其中美英各 20 卷，最为详细，德国 10 卷。回国后，大久保利通以英国为蓝本，开始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 1850 年代，幕藩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从外国购买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技工，创办了一些的枪炮、火药、造船、制铁等现代工业，一部分藩为了增强经济实力，还引进了纺织等轻工业。维新后，这些现代工厂被明治政府接收和重组，设立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造兵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由陆海军省直接经营。 1870 年，日本设立工部省，致力于铁道建设、矿山的开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基础，从英国引进高炉技术，设立釜石制铁所，确立了采矿制铁机械制造的近代重工业。在政府向重工业投资的同时，华族（原来的公卿、藩主等封建贵族）大量投资现代工业，是日本最初的民营企业。后来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负担，把大量的官营事业免费或极低的价格交给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经营，并提供大量的经营补助金。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反过来为政府提供资金，左右政府的运行。这些亦官亦商的财阀，被称为政商。大久保利通视察美欧回国后设立了内务省，自任省长，致力创建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内务省以官业为中心，对民间近代产业进行严格的规划指导。日本在维新以后的殖产兴业，坚决限制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和合资，对历史遗留的外国控制事业，不惜高价赎买回收利权。如 1872 年，高桥横滨间的日本第一条铁路，是举外债，聘请英国的技术人员自主修建，自主经营，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的直接投资和直接经营，与同期清国坚持单方面开国的政策成了鲜明对照。 1892 年，日本的工业企业共 2746 家，总投资 6901.6 万元，水陆交通业 319 家，总投资 9474.5 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 1 亿 6376.1 万元。作为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860 年代才开始发展，比日本的起步时间稍晚，且产业投资的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远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根据 1894 年的统计，洋务派设立的工矿业企业数 15 个，总投资额 1545.7 万元，交通运输类企业数 7 个，总投资额 1250.9 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 2796.6 万元。 1880 年代开始，中国地主、商人也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到 1894 年，设立了 160 个制造企业，途中破产的很少，总投资额约 461.5 万元，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采掘类企业 20 个，总投资额约 261 万元。也出现了小型汽船制造和经营，但投资的规模很小。民间的投资总额约 722.5 万元。洋务派和民间资本家两者合计，总投资额仅 3519.1 万元。远远小于日本对近代工业的投资。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指导思想没有多少不同，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是和魂西体，积极导入西方的近代工业，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呢？日本原来是封建制度，废藩置县，取消武士俸禄，使原来藩主、高级武士等占有的资源让了出来。明治初年，用于安置藩主、武士的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 1/3 （秩禄处分）。这样政府就有财力对工业投资。至于农民，租贡负担并没有减少，明治政府早期岁入依然要靠土地税，占总岁入的约 85% 。农民的生活困苦，各种暴动维新后依然不断。不过，允许农民自由择业，自由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武士阶层虽然被取消，但武士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组织纪律性，为推行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为早期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人力资源。幕藩时代，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一直由政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积累了经营和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封建时代亦官亦商的政商，与幕藩财政共生，明治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各项事业在民营和国营之间来回转换，并没有什么阻力。中国则不同，因为早已经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改革的对象。没有封建贵族可供革命，没有剩余的财源可剥夺，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时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割地赔款导致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也不能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承担更多的租贡，因为中国农民早已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勤奋劳动或刻苦读书而进入上层社会，简单的说自由民权没有意义。另外中国传统上政经分离，中央小政府，很少干涉经济，对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缺乏经验。各商人、地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政府很难采取象日本那样的针对性的扶持和资助特权商人。也没有足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武士可以作为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后备军，缺乏人才现代工业的储备。武士长期要用真刀真枪说话，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识形态禁区，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中国的文士却已在成熟的管理思想上固化，很难接受新科学思想，不愿意深入实际去查找和解决问题。上面的这些因素，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履维艰。第六节甲午战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就遇到原料和市场问题。 1892 年，日本对清朝输出 1965 万元，占日本总输出额的 21.5% ，比 1884 年增长了 3 倍。但是，对中国贸易由清朝的贸易商人支配。从中国的棉花输入，从 1887 年 82 万元增长到 600 万元，急剧增长了 7.5 倍。为了节约棉花的输入费， 1887 年，第一银行的涉泽荣一，计划在上海设立加工厂，但被清朝官员拒绝。后来三井物产只能与英美系商会合资在上海设厂，没有支配权。与英美随意立约设厂相比，日本深刻认识到没有军事胜利做后盾的资本是无本之木。从 1887 年开始的 5 年间日本的纺织业，生产规模增长 5 倍，生产量提高 9 倍，成本大幅下降，比印度棉丝有价格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西方与中国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固定关税等，日本棉丝在上海市场上反而处于不利的地位。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并没有提高纺织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长达 12-16 小时，大多采用寄宿制，通常第一年没有工资，有些工厂甚至头 5 年没有工资，低廉的工资仅够购买粗粮维持生活。为了维持低工资，保持竞争力，需要低价粮食供应，从国外获得低价米是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为了获得廉价的米，同时通过殖民的方式释放被大工业淘汰的过剩人口，还需要占领弱国殖民地。最近的弱国显然就是朝鲜，但朝鲜是清的属国，侵略朝鲜必需击败中国。日本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但与清国这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开战依然需要冒极大的风险。不过，虽然当时的运输、通信等手段不发达，西方列强暂时不能够对远东进行有效的干涉，但英国、俄国、美国都在拼命向远东发展。如果等准备好了再开战，西方列强也在远东有了一定实力，日本必然无法独占征服中国朝鲜的利益，这促使日本确定了铤而走险，冒死与中国开战、争取生存空间的基本国策。 1876 年，日本强迫朝鲜签定不平等条约缔结，占有在朝鲜的一系列特权，能够在朝鲜销售工业品和获得原料，使得朝鲜的经济结构受到破坏性影响。 1882 年，朝鲜的民众和士兵发起反日暴动，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商人，袭击日本公使馆，史称壬午军乱。日本政府作出了强硬反应，立刻派军队干涉。为了应对日本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大清国急派三艘军舰和 3000 陆军入朝。在清国的介入下，日朝缔结了济物浦条约，日本以保护公使馆为名，赢得在朝鲜驻军的权利，在军事上迈出了走向大陆的第一步。而一贯作为政府反对派核心的自由党，比政府更加激进。自由党反对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和废止领事裁判权，却支持对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现在日本 1 万元纸币上的人物）赞扬日本外交官的机敏不低于世界文明诸国。这次事件也使中国稍有警觉，强化了清朝朝鲜的宗属关系，派出比日本更多的军队常驻朝鲜，并为朝鲜军队提供武器。壬午军乱使日本认识到要支配朝鲜，必须击败清朝。军乱直后的 8 月 15 日，陆军长老山县有朋提出意见书，以清朝作为军事计划的假想敌，把作战目标从陆军保卫本土安全改变为赢得大陆上的运动战。（注：山县有朋是甲午战争准备和战斗期间的关键人物，曾经 1889 和 1898 年两次组阁，此人喜欢拉帮结派，构筑了山县阀，长期霸占日本政坛。此人还贪污成性，曾经贪污和挪用公款达日本岁入的 1/10 ，是日本政坛权钱勾结的鼻祖，伊藤博文死后，作为长老的第一人握有选择首相的决定权。）右大臣岩仓具视痛感日本海军舰艇不足，要求海军当局将 3 艘 / 年的造舰计划翻一番，所需要费用由增税解决。岩仓认为非常的增税虽然使人民抱怨，但一时的抱怨不足虑，占领大陆才是长远之计。在军备完成前相对弱小的日本采取了对清朝妥协的外交政策，主政的伊藤博文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反对派自由党则批判政府软弱，比政府更加露骨的主张侵略主义。此时的清朝刚刚在新疆平叛、中法战争中表现了传统农业大国的实力，依然号称亚洲第一大国， 1885 年，清国北洋舰队增加了定远、镇远两艘战舰，济远巡洋舰。到 1890 年，清朝有战列舰 2 艘，装甲巡洋舰 6 艘，巡洋舰 2 艘。陆军号称百万，但近代陆军只有李鸿章的北洋陆军 3 万。俨然对日本有压倒性优势。日本财政相对清朝要紧张的多，海军无法自造大型军舰，购买又无力支付船款，重炮火力与中国相差甚远，被迫针对中国主力战舰采取临时措施。为了拥有能击沉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等目标的重型火炮，日本发行海军公债 1700 万元，建造了排水量 4200 吨的松岛级军舰三艘（松岛、桥立、严岛，以日本三处著名的景点命名，又称三景舰，其中桥立为自建），各搭载一门 32cm 的巨炮。但由于三景舰是小舰体载巨炮，大炮的回旋必须靠转动船体，瞄准困难，实际海战的效果未知。于是日本又建造小型快速的巡洋舰，搭载 15m 和 12cm 的中口径速射炮，发射速度是原来火炮的 8 倍，企图利用快速和火力快的优势压倒中国炮重甲厚的优势。期待已久的巡洋舰吉野号 1893 年在英国竣工，自建的 3000 余吨的秋津洲号 1894 年 3 月完成。随着日本战争准备进行，日本海军已经凌驾于北洋舰队之上， 1893 年，海军军令部制定了作战条例，然后又建立了战时大本营体制，在制度上做好了战争准备。此时的日本军队可以说是一个怪胎，因为所有制度和军械都是为了攻击中国而定，不具有通用性，针对中国军队能发挥的威力远胜对他国的战斗力。为了侵略中国，日本不惜冒险一战。作为后着，军部还秘密制定了 10 年后对俄罗斯的战争计划，决定一旦朝鲜内乱就发动对清战争，还派出间谍刺探中国的情报，绘制中国地图。 1894 年，朝鲜爆发农民战争，清朝日本先后介入，日本有备而来，清朝仓促应战，甲午战争爆发。 7 月 25 日，日本舰队吉野、秋津洲、速浪号在丰岛冲海域与北洋舰队的巡洋舰济远、炮舰广乙遭遇。日本舰队的总吨位 1 万 1 千吨， 15cm 速射炮 8 门， 12cm 速射炮 14 门，格鲁伯 26cm 炮 2 门，格鲁伯 15cm 炮 6 门，速度 18 节以上。北洋舰队合计 3300 吨，格鲁伯 21 cm 炮 2 门，格鲁伯 15 cm 炮 1 门，格鲁伯 12cm 炮 3 门，速度 15-17 节。日本舰队占压倒优势，海战结果是济远受伤逃走，广乙弹药库爆炸成为废舰。海战中，由木造炮舰操江号护卫的满载清军的英国高升号运输船接近，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清军将兵拒绝，高升号被击沉。浪速号只救援欧洲人高级船员，射杀中国水兵。到第二天，除被法国军舰救助的 200 人外， 1000 名兵将死亡。 1894 年 9 月 16 日，中国军队因军官团腐败厌战，在占上风的情况下抛弃良好的防御阵地北逃。平壤陷落， 17 日世界史上首次现代海战黄海海战爆发。日本舰队有旗舰松岛以下 12 艘，北洋舰队有旗舰定远以下 14 艘参战，总排水量是 4 万吨对 3 万 5 千吨，平均速度 16 节对 14 节，总功率 7 万 3 千马力对 4 万 6 千马力，日本优势。重炮日本 11 门，清国 21 门，但速射炮日本 67 门，清国 6 门，总战力清国处于劣势。此外，清国舰队是在护送运兵船的途中遭遇日本舰队的，展开队列处离海岸不远，限制了舰队的机动。经过 6 小时战斗，中方超勇、致远、经远沉没，扬威、广甲座礁。日本舰队获得压倒优势，一艘也没有损失。但旗舰松岛被定远的巨弹击中， 113 人死伤，比睿、赤城也受到了巨大损坏。但日本舰队船小炮轻对定远和镇远两艘战列舰的主装甲带也无可奈何，退出了战斗。黄海海战清国海军损失了 30% 的军舰，剩余的舰只也多处受创伤，炮弹基本耗尽，但达成了陆军登陆的战术目标，同时重创日本海军。只是将帅锐气已失，无意出战，日本获得了黄海的制海权。使日本从容修复军舰，在无干扰的情况下实施了多次登陆作战，围歼中国现代陆军主力，并最终消灭清朝舰队。因此，此战为甲午战争的转折点。战后，日本海军总结海战胜利的首要原因是清国的舰队用法有误，没有用来争夺制海权，而是担任运兵船的护送任务。致使舰队的活动区域在海岸不远，限制了机动，丁汝昌也没有采取足够的侦察搜敌活动，导致黄海海战必须在不利的沿岸侧布阵。第二原因是，清国虽然建设了强大的舰队，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造、改装。养护不良导致部分军舰达不到设计速度，与主力脱节被歼灭，弹药储备也不充足。日本事实上以新式装备战胜了劣势装备的清国舰队。甲午战争中国最终战败，签定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赔银 2 亿两，约合 3 亿日本元，相当于清国政府三年的岁入。赔偿金成为战后日本军备扩展，产业革命的本钱。这次战争是中日两国的转折点，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七节战后经营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 3 亿日元的赔偿，制定了十年军备扩张计划。目的是独霸远东，能够打破俄罗斯、英国、法国任何两国的远东联合舰队。尤是以俄罗斯为第一假想敌国。当时 1 万 2000 吨以上的军舰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只能绕道南非的好望角，沿途的加煤站大多由英国控制，如果英国中立，那么其他欧洲国家派大型军舰增援远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日本与英国结盟，正好英国为了遏止俄罗斯的扩张，正需要在远东寻找盟友。中国既然衰败不堪，日本是唯一的选择，英日双方一拍既合。在这个条件下，日本海军计划建造攻击力、防御力具有压倒优势的 1 万 5 千吨的战列舰舰 4 艘，加上已经开工的富士级战列舰，勉强能够掌握远东的制海权。此外，海军还计划建造 1 万吨的装甲巡洋舰 6 艘进行机动打击。合起来是六六舰队。伊藤内阁的战后十年计划，陆海军军费合计达 3 亿元。在支出的高峰 1897 年，军扩经费达 8200 万元，于甲午战前的国家总岁出相当。除军费，政府还为钢铁企业，铁道、电话等事业投入 1 亿 5 千万元。制铁所的设立和铁道建设改良、电话交换的扩张，主要是为了军舰、兵器自给和军事运输，军事色彩浓厚。庞大的岁出虽然有清国的赔偿金支持，但还远远不够。不足部分通过募集公债，增税，烟酒专卖等筹集，每年平均增收 3500 万元。增税使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但民间舆论比政府更加激进。一日三餐节约成两餐也要海军扩张，文明世界的立国通常在战争中觉醒等等，政府的战备基本没有遇到阻力。作为军备扩张的结果， 1904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惨胜，成功摆脱了殖民地化的危险，进入列强行列。但是，就在 1905 年 9 月 5 日，历时约两年的日俄战争结束，日俄在美国签署和约之际，数万民众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游行示威，反对放弃赔偿金的讲和条约，并进行了破坏活动，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这是第一起在首都爆发的民众暴动。第二天，暴动蔓延到横滨和神户。这是因为日本虽然积极扩张，却只能勉强击败俄罗斯，暂时无力追击，索要赔款。日本虽然因胜利成为了一等国家，但扩张本身消耗了巨大资源，国民依旧非常贫困，一旦停止扩张，内部就有压力，可能会暴动，甚至分裂，同其他强国一样，日本的扩张既是欲望，也是内部压力的结果。甲午战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开始尝试政治变革。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认为应该进行官制的变革，应该向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搞君主立宪；经济面则主张奖励民间近代产业；文化教育面则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校。这个维新纲领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相同。但日本变法强国，而中国的维新只进行了百余日即失败。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民国初年的各种制度建设依然是百日维新的延续。国家的政治变革了，但越来越贫困，继续向殖民地滑落。为什么相同的变革纲领，结果却不同？第八节没有变革对象的中国中日都有士农工商的序列，但含意是完全不同的。日本是封建制度，士农工商是终身制，出生就决定了身份和职业，阶层之间不能自由流动。土地由封建领主所有，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利的是武士。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封建领主和上层武士。君主立宪使下级武士、甚至平民出身的可以参与国事。废除儒教朱子学，开办新式学校，使下级武士和平民有出仕的机会。还有奖励民间近代产业，因为封建时代特权商人与政权财政共生，容易实施奖励措施，而没有小商人来查问公平问题。此外，四民平等，从业自由，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些维新措施，相对当时日本的封建社会，都是进步的，释放了封建束缚，使下层人民有出世的机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但中国则早已实现了这些制度，士农工商只是儒教的价值取向，不是身份制，职业间可以自由转换，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利的是靠科举出世的文士，下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可以自由转换，是四位一体的资本主义官僚性质的统治阶层。仿照明治维新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没有变革对象。君主立宪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没有本质区别，下层人民通过科举，都可以参与国事。废除科举，反而导致地方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上层，引起巨大不满。奖励近代工商业则找不到奖励对象，因为中国早已政经分离，传统的资本家（地主、商人等）是平等的，很难实现公平奖励和重点扶持。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变革，但与中国传统的资本主义相比，没有实质改良，甚至倒退，尤其对下层人民和小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出仕的道路还断绝了。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些维新措施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在经济方面，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但领主的土地租贡并没有取消和轻减，而是转换成政府的税收，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总税入约 85% 。原来这笔收入主要支付武士的俸碌，由于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的特权和俸碌，使明治政府有经费进行殖产兴业，对现代工业和现代军事进行大举投资。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岁入约 8000 万元，而比日本大得多的清国，税入只有约 1 亿元，与日本大体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除去通常的岁出，既没有多余的经费，也没有哪个社会阶层能让出自己的资源对现代工业和军事进行大量投资。造成甲午战争前，清国对洋务运动的投资远不如日本的殖产兴业运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能够建造 4 千余吨的军舰，并参加了甲午战争，中国只能建造 2 千余吨的军舰，日本陆军统一装备自产的村田步枪，清军却是万国牌装备，这充分反映了两国近代工业的差距。随着对外战争不断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相继签定，割地赔款，出让各种利权，中央政府可供支配的财源越来越少。而各种近代事业都委托外资建设，出让更多利权，形成恶性循环。到 1913 年，外国资本在近代工业中所的比例如下，制造业 42% ，矿业 50% ，铁道 95% ，航运 74% 。再考虑到进口的重工业产品，中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独立的近代产业。特别是作为近代产业灵魂的金融业，完全由外国控制。到了后来，中央政府的收入连维持自身运转都非常困难，辛亥革命后，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需要出让利权从外国借款维持中央政府，最后袁世凯胜出，获得善后大借款。 1927 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需要列强的资助。地方实力派也接受列强资助。列强分赃不均，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军阀言听计从，因此内战不断。政府没有社会剩余可供中国工业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依附化，政治买办化。无论怎么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都无法实现中国国防自立，经济自主，只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武士作为特权阶层被消灭了，但他们有知识和组织，依然是日本社会的主导力量。武士虽然曾经有政治和军事特权，但经济地位并不高，大部分演变成产业工人或全民义务教育的教员，为日本的工业化奠定了人力基础。部分武士地位上升，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由于幕藩时代的激烈对抗，武士养成了国（藩）益优先的思维习惯，清楚只有组织才产生力量，讲究国家自立自强，推进国产化，即使在野的反对派，虽然强调自由民权，但在对外政策上比政府更加激进野蛮。另外一部分武士成为资本家管理者，由于武士具有身先士卒的武士精神，和相对灵活的意识形态，日本企业的高中级干部能够深入生产第一线，查找和解决问题，现场主义使日本的技术力突飞猛进。武士需要真刀真枪争论，养成了认真踏实的学风，容易接受新事物，顺利接受了西方的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思想，能够仔细考察西方的做法，直接学习西方的实质优点，不重形式。文士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虽有知识但没有组织。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经济富裕，不大可能成为产业工人或推行全民义务教育，中国工业化缺乏人力基础。文士读的是圣贤书，仁义道德，以天下为己任，以为天下大同，乐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国家没有责任，没有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使国家依附化买办化。文士远离生产，治大国若烹小鲜，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不与生产相结合，轻视体力劳动。到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迫害，导致中国的技术力停滞不前。文士的知识、文化、哲学思想都是在漫长稳定的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当时很适用，但在大变革的时代，这些都不适用了。日本资源匮乏，土地狭小，而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却人数众多。幕末开港，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导致资源大量外流，物价飞涨，武士生活困苦。断绝了下层武士们在世界大循环中帮助外国资本剥削本国劳动力，获取富裕生活的梦想。武士们认识到日本只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只能够自力更生，去拼搏去奋斗，自己逃生是不可能的。中国则不同，地大物博，而作为统治者的文士却人数极少。鸦片战争后中国也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虽然资源大量外流，但换来的西方高档消费品极大改善和丰富了文士们的生活，使他们更加富裕。于是文士们心甘情愿地参加世界大循环，国际分工。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为国际社会提供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实现自己的先富，至于是否能带动后富，就不是这些肉食者关心的事情了。中国有古话时势造英雄，中国日本不同的历史道路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制度传统，不同的自然、人口条件，导致了站在历史歧路的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武士革了自己的命，出让了社会剩余，释放了人力资源，指导日本自立自强，使日本从后进的农业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中国文士只革了傀儡皇帝的命，反而占有了更多的社会剩余，用社会剩余去交换西方奢侈的消费品改善生活，实现先富。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第九节中国的新生和迟暮 1945 年日本战败，殖民地独立，本土经济崩溃，多年征战侵略又回到了原点。虽然人才和技术等生产知识体系完整保存下来了，但要把人力和知识体系重新恢复成工业基础，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日本展开农地改革，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农产品由政府强制收购，农村为日本再次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同时解散财阀，用财产税和猛烈的通货膨胀，剥夺了资本家大部分财产。收夺社会剩余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靠美军枪杆子强力镇压才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剩余与生产知识体系相结合，再加上人民艰苦奋斗， 20 年后，日本重新作为先进国家在废墟上站立起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 年爆发朝鲜战争，出国作战的农民军队用的是 20 多种万国牌枪支，光步兵枪械口径就有 13 种，凭着这些杂牌的武器，志愿军顶住了拥有最现代化装备的 17 国联军。朝鲜战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原点，被新生力量组织起来的中国人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侵犯，也同样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巨大的武器差距，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业和基干产业，民族才能自立自强。基干产业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也是工业财富的源泉。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向苏联引进 156 个基干项目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中国的工业化不是平坦的，时常有挫折和动荡，但能很快恢复，向前飞奔。中国就像初生的婴儿，在蹒跚学步时步履艰难，但充满了活力。在短短 20 余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农业国成长为先进的工业国家，能够自行设计制造几乎所有现代工业产品。在绝大多数是文盲的国家里普及了义务教育。这个效率和速度是空前绝后的。日本的战后复兴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是时有挫折甚至倒退，但都能很快恢复到增长的快车道，经济充满活力。社会剩余的收夺也引发不满，农民的抗议、米骚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相比较而言，中国要比日本平稳得多，毛泽东尽量减少工业化的痛苦，虽然要从农业取得剩余作为工业化资本，但同时要求社会上层能够和工农相结合，同甘共苦，共同分担工业化过程中生活的艰辛。全民族节衣缩食，艰苦奋斗，默默构建中华民族奋飞的翅膀，经过百余年的失败、痛苦、屈辱，到了 70 年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再次挺起了脊梁，屹立在世界东方。工业化的过程是漫长和痛苦的，知识分子拒绝和全民族一起承受苦难。中国的工业化影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随着伟人的逝去，提出了尊重知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口号，知识分子需要掌握更大的权利，控制更多的财富，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大肆批判，提出先富论，抢夺中国工业化的果实。知识分子们首先解散工农的组织，使他们没有力量参加争夺果实的战斗。批判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方式，使中国重新依附化买办化，为外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奢侈消费品，走上了殖民地道路。鉴于统治阶级相对比例很小，毛泽东时代还留下了许多剩余，自由贸易极大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洋房汽车滚滚而来，使知识分子们沉浸在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的幻觉中，高呼和平崛起。而资源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低水平劳动，却使底层民众丧失了教育、医疗甚至住房。 20 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数代人勒紧腰带建设的独立工业体系损失殆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变成迟暮的老人，中国再次走上了了经济殖民地的道路。第十节悲剧和闹剧历史轮回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必然令后人惊奇的现象台上的腐败官僚和台下自命清流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几乎对经济问题有完全一致的认识。官僚们循序渐进，逐步把国有资产分光卖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知识分子高喊明晰产权，力图证明私有制的效率是财富的根源。对于最终把中国经济导向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这个长远目标，双方没有任何分歧，双方激烈争论的只是市场化的具体手段应该是稳扎稳打还是雷厉风行，剩余国有财富的分配是侧重公平还是效率，或者是分配者自身的利益。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明确指出了中国的近期走向。与其他国家的类似历史阶段相比，中国朝野内外对变革目标的高度认同，变革方向的稳定是不同寻常的，但起码在中国历史上，这并非是第一次。回顾 20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现象。清朝末年，立宪派、革命派、维新派诸派林立，争斗不休，但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市场化，刺激工商业，建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配的宪政体制，然后自立自强，富国强兵。只是在具体如何宪政，宪政速度多快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始终不能深入认识到大工业时代的立国之本，因此，最后无论是哪一派胜利，终究脱离不了向外国借款求援，建立依附于外国大资本的经济体系的道路。相隔一个世纪，历史的轨迹竟如此相似，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和集团利益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尽管今天的精英们（官僚和文士）想方设法论证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历史是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敌人，然后用西方历史的模型来论证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源于缺乏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精神，但所有这些论证都不愿意用数字和调查来证明自己的圆满。事实上，如果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地区相比，中国具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和平等，但这并没有导致中国产生工业革命和繁荣富强。工业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以前，相对简单的农业 - 手工业生产方式使自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只有艰难的交通会限制交换的产生。中国文明独处旧大陆东端，既不至于因无法与其他文明接触而落后，也不至于因为太多的文明冲突而无法稳定，长期滞留在封建军事阶段，因此最早消灭了身份等级制度，产生了高效的中央官僚政府，允许农户和手工业者自由经营。但正是这种长期稳定的社会产生了惰性和固化的制度。而农业时代的生产力限制也使政府对扩张和冒险失去兴趣。儒家士子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为宗旨，远离具体生产，把人伦的道作为唯一而又至高无上的目标。当然，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当年的儒家官僚不能未卜先知，对于他们和那个农业时代而言，中国的社会是最完美的制度。在 19 世纪初，旧大陆的技术积累冲破了工业革命的门槛，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西欧这个相对落后的世界抓住了这次机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中亚东欧本来也可能产生工业经济的竞争者，但由于与西欧距离太近，工业革命之火被及时扑灭。只有日本，在与西欧相似的落后体制下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又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受到遥远距离的保护而获得发展机遇。最终成为落后国家中唯一的幸运儿。而中国虽然富饶强大，却因为自己的惯性而拒绝了工业化的机遇。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说，自 1840 年以来中国的落后，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和痛苦，不应该由任何个人负责，这是历史的悲剧。马克思曾经用调侃的语气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不得不折服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幽默感。百年风雨，万事轮回，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终于又拣回市场经济和明晰产权的理论当宝贝，又形成了官僚文士资本家商人的紧密同盟，以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所有资产归于能发财的个人，强国就指日可待，财富自然滚滚而来。殊不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靠自由市场而进步成发达国家的例子。为自由市场摇旗呐喊的精英们以科学精神自诩，宣扬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时却只能靠空想的模型和繁琐的推导，举不出一个实例来。这种论证已经丧失了最根本的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当然，想必以精英之睿智，自然懂得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只是例子难寻，只好做空头文章。为什么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讲逻辑？文化上对旧制度的潜在认同自然是最重要原因，但西方大资本在中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居心叵测的鼓吹开放，其效果也不可忽视，青年一代就是在这种文化气氛下生长的。正如韩德强最近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所说记者和编辑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斯密教条信奉者，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甚至英国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起来的，他们甚至把贸易保护等同于闭关锁国。由于这种被大资本操纵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中国一步步心甘情愿的走向经济殖民地，这比起当年清朝在历史传统下渐渐落后更加不堪，闹剧之说不虚。不过，马克思说历史的重演往往是闹剧，那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说的，对于用身家性命来承担自由市场后果的 13 亿人民而言，这场由买办资本、高级官僚与知识分子合力导演的闹剧将是一场最大的悲剧。百年前，中国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站在历史歧路的日本武士把日本引入了战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文士则把中国送到了天堂，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百年后，又是全球化，中日两国的士再一次处于历史的歧路。日本的士依然把全球化当作战场，当然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研究和制定日本的战略战术。中国的士还是把全球化当作天堂，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2215 次阅读|1 个评论

刷盘子读书系列－5（转）: sunapple 2008-11-18 17:24; 第四章从文化革命到工业革命第一节前言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物质财富是文明的基础，虔诚的宗教信徒或极端一点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物质是身外之物，精神上的安宁和快乐才是真正的财富。这话当然不错，但他们起码要先穿衣吃饭，享用了物质产品之后才有机会做这种思考。而谈到现代工业社会时，会有更多的人习惯性的从环境保护、自然主义、传统文化等角度进行抵制。但无论如何，现代工业（包括已经工业化的农牧业、服务业）创造的财富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与我们的文明密不可分。譬如，崇尚绝对绿色食品的人应当知道，只有在化肥、农药、现代水利工程的支持下，目前的粮食单产才能超过前工业化时代数倍，即使有农民愿意放弃使用化肥和农药，如果不使用制种企业提供的优选种子，除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很难有多少粮食可供他人食用。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癌症与爱滋病的人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前工业时代的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不喜欢现代工业品的单调，偏爱手工制品的质朴的朋友，恐怕在批判工业化摧残传统文化之余，已经忘记了正是工业化带来的闲暇才第一次允许多数平民有意识的用艺术来装饰生活，而现代的手工艺品也多半使用了钢制工具、油漆等工业产品来保证工艺品的质量和制造速度。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现代工业，大部分人类必须从事农牧业，才能保证食物的充足供应，若是没有了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只有靠高达 30% 的婴儿死亡率，我们才能抵御遗传病的威力，而手工业固然质朴无污染，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匮乏与单调（超出任何工业产品的单调） ....... 这里不需要再继续列举前工业化社会的弊端，光是上面这几桩前工业化社会的普遍特征，想必就足以让大多数工业化的批评者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了。事实上，由于人类已经习惯了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把现代工业的许多成就当成了自然的恩赐，因此，工业化的批评者往往忽视了工业化的力量和必要性，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工业化的弊端上，得出工业化弊大于利的错误结论。而他们的批判的错误之处又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工业化与人类文明结合的紧密程度。无论如何，这个星球的绝大部分人口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工业化改造过的世界里。即便是纯粹的农业国家，如果它不能从外界输入化肥、农药、种子、农膜、农机等工业产品，也将会陷入饥荒与战乱之中。那么，什么是工业社会，它与前工业社会有什么区别？第二节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生产农产品，比如苹果。需要种植苹果树，灌溉施肥 N 年后，开花结果。如果这个时候，市场的需求变成了梨子，不能指望苹果树上能结出梨子，只有重新种梨树，如果没有其它土地，还需要把苹果树砍了留出空地。这样，苹果和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市场经济通过看不见的手，使市场上农产品品种繁多。如何生产工业产品？比如造汽车。方法很多，最有效益效率最高的一种是种小麦，运到日本，然后用空船把日本的汽车运回来。时间几个月就够，然后调动积极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多种多得。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不仅能换回汽车，还能换回新干线，万吨巨轮 ...... 现在介绍一种效益最低，效率最低的一种方法。首先要设计，要掌握很多知识。比如设计发动机，要有燃烧理论，如何进气排气，如何涡轮增压，还要流体力学的知识。悬挂系统操纵系统的设计需要自动控制理论。外观设计还要有美学、空气动力、材料等方面的知识 ...... 。当然这些知识可以从国外的教科书上抄来，但问题是教科书的内容其实只是最基本，最简单的知识，深入提高，需要培训人才，建立各种实验室，不断摸索提高。这阶段基本是纸上谈兵，可以吃，可以用的产品根本见不着，效益是极低的，浪费是极大的。做实验的过程就是浪费的过程。设计后，还要如何实现。需要各种钢材，为了达到预期的性能，钢材的合金成分如何，如何冶炼，如何热处理，又需要大量的材料知识和建立材料实验室。还需要各种树脂及非金属材料，又需要对化学进行研究，建立各种化学实验室。有了这些基本素材还不够，还要想办法加工成各种形状，于是各种成型工艺的研究，模具如何设计，工艺流程如何安排，这又需要建立大量的实验室。汽车的电子和控制系统，需要半导体，于是需要建立半导体的各种研究机构。建立这些实验室又是低效益的过程。这些基础素材整备后，要加工成具体的部件，如生产车身、底盘、支架等。加工这些部件，不能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需要使用机床。需要建立机床工业。零件的初成型需要大型锻压机械，几千吨的平常事。精加工则需要各种金切机床。这些机床的设计制造，需要大量的知识、实验和时间。有了通用机床后，还需要根据行业特点设计制造组合机床和专业生产线。为了保证质量的一致性，生产的自动化，还要数字控制，电子工业 ...... 有了这些上面这些上游产业后，建立车身、底盘、支架等下游产业就很容易。把设计、机床、材料、工艺一组合，产品就出来了，然后最终拼装成整车。图 1 则是上述生产汽车的图解说明，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示意图。图 1 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箭头代表物质产品的主要流动方向）现代工业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如汽车（日文为自动车）、电器电子用品等，需要用各种基本配件（日文为部品）进行组装。生产各种基本配件所需要的原材料，则依赖以材料科学、化学为中心的现代冶金工业和现代化学工业，还要有物理学知识做整个产业的基础。进一步，为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提供原料的上游产业是矿业。矿物的探查、采掘，需要利用高技术和高技术机器设备，所以需要高技术的机械工业提供产业机器。高技术机械工业还为基本配件制造业和组装业提供各种产业机械、工作机械和模具（日文为金型）。在这个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最终产品是由整个现代工业体系提供的，各个部门、工序缺一不可。可以把整个现代工业体系想象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与之对应，由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用于人才再生产的教育人才组成的生产知识体系则是现代工业国家的脊梁。由于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依附于基干产业，才可能用工业化的效率产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终产品，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站在基干产业的角度观察，各种纷繁的最终工业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比如汽车和坦克就没有本质区别，选择合适的钢材，更换模具，调整机器设备，组装汽车的生产线可以生产出坦克的车体和动力部分，至于电子设备部分，元件与结构的通用化比机械部分更甚。反过来，一个能制造坦克的重工业系统也可以生产出汽车。汽车和飞机也没有本质区别，战后日本被禁止生产飞机，造飞机的转行造汽车，现在日本资本逐步挣脱限制，本田的飞机又造出来了。基干产业不仅体现为民用科技力量，也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对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言，基干产业的水平反映在任何一件最终产品上，无论是汽车还是钢笔，还是步枪或导弹。反过来说，观察单个综合性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准，就可以反推出这个国家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它是先进的工业国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技术力是突飞猛进，还是停滞不前。 30 年代日本可以造大和战舰，零式战斗机，中国却只能仿制汉阳造步枪，说明了两国当时巨大的工业差距，解释了中国的一溃千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的中国，很不幸，中国的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还是 70 年代的技术，中国 70 年代末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喷气客机，现在却不能，大量的武器装备依靠进口。诚然，中国的家电、手机等许多轻工业等得到了大发展，但制造他们的工厂使用的是外国的材料、基本配件、机械设备，我们的高速公路修的纵横交错，却不得不应用进口机械修筑，就连设计路面路基所需要的基本技术指标，也必须从国外引进，这种繁荣反映的是外国基干产业的技术实力，反映的是中国自主基干产业的堕落与崩溃。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必须结合成完整的体系才有意义，现代化产品是各门类技术协调配合的结果，而不是单项技术的指标竞赛。比如 40 年前日本的新干线开通，被命名为光，一般的理解是因速度快而得名。其实不是，而是新干线的诞生地，国立铁道研究所的所在地光町。到日本光町国立铁道研究所去见学，参观初代新干线，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单项技术竟是如此粗糙，但钢铁、机械、电子、化学、空气动力等各门类专业人才合力攻关，互相协调，终于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并为继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样，苏联的米格 -25 曾是划时代的战斗机，一度被西方看做苏联工业的奇迹，但直到苏联飞行员叛逃日本，整个世界才发现米格 25 并没有应用任何最前沿的技术，只是通过精密的配合，把已经成熟的的各项技术都发挥到了极限。结果在保证米格 25 的速度，操控性等指标超出同时代西方战斗机的同时，还做到了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日本和苏联能在二战的废墟中崛起，正是靠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之对比，今天中国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松绑放权，逼迫科研机构自负盈亏，对于同属国有的企业还要求产权清晰，分家分个明白彻底。这些措施或许极大调动了个人牟利的积极性，提高了少数优质资产的收益率，但 10000 条舢板并不等与航空母舰，基干产业的组织性协调性土崩瓦解了，个人的积极性再高，整个国家也不再具有开发高速列车、大型客机的能力，不能为繁荣的轻工业提供成套设备，曾经独立建造大型客机的工厂满足于为美国的波音制造飞机零件，曾经独立开发机车，铁路信号系统的铁路部门则准备引进日本的新干线。到株洲、长春等中国铁路工业的摇篮去见学，大部分的技术突破都诞生在 20 年前，基干产业已经堕落如此，不全盘引进外国技术又有什么办法？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基干产业已经不得不被彻底放弃了，从一个先进工业国家演变成落后国家。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发展必须循序渐进。新技术是源于旧技术的积累，必须基于现有的产业和技术去创造发明更高性能的新机器、新技术。光靠积极性、激励机制，没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技术开发体系，任何先进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譬如现在使用的 P4 源于最初的 4004 芯片，而 4004 又源于最初的集成电路和晶体管。现代的波音飞机源于最初的 707 ，而 707 又源于波音为军方生产的战略轰炸机，日本理光公司是半导体产业关键设备步进曝光机的领导企业，它的技术蓄积源于其前身， 1917 年设立的为海军制造光学瞄准镜的日本光学。理光的竞争者佳能公司，它的前身是 1933 年设立的从日本光学转移技术的精机光学研究所。这两家公司战败后从事民用照相机生产，也是照相机的领导厂家。独立技术水平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起来的 , 其中绝对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一个把为外国的基干产业做配套加工的国家，一个放弃了独立的基干产业的国家，即使有再大的雄心壮志，给技术人员再高的悬赏，也不可能发明出任何能真正为中国造福的技术。东京旧称江户，江户博物馆是东京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日本历史的缩影。在博物馆的现代部分，展示的是日本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黄包车、第一辆摩托、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第一台洗衣机。这些粗糙幼稚的展品，记载了日本迈入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曾经在 20 余年时间内，从手工敲打机器零件，肩拉人扛修建大坝发展到能独立开发数控机床、自主建造大型水利枢纽，这段辉煌的历史还有人记得吗？当然，必须承认，我们那时的工业技术依然很落后，但我们拥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研发体系，能够不断攀爬技术的高峰，这是国家的希望所在。 1952 年中国制造第一台完全国产的蒸汽机车，西方国家和日本大致在同一时间废弃了所有的燃煤机车，我们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但这种落后的技术成果，对于整个国家的未来比引进 10 条高速铁路更有价值。因为开发这种落后技术的过程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和产业工人，给了第一代自主培养的大学生锻炼能力的机会，造就了工业的脊梁。而今，昨日的辉煌被看成我昧，曾经的自豪变成自卑，在中国不断用外国的机车、外国的钢材、外国的芯片装备自己的工业系统时，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前途何在？农业经济时代个人是生产的主体，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重复性劳动。而现代工业经济以普遍使用先进机械，整个社会互相配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生产为特征。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是由人和机器组合而成的工业体系来完成的，机器有远远超过人的体力和精力，能够达到人力远远不及的生产效率。人在生产中只是设计和操作机器。整个现代工业社会其实就像一台机器，具有高度组织化社会结构的，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方能运转。现代工业生产的主体是重工业体系，其生产力几乎没有上限，只受制于能够获得的资源和市场。即使农业，也是现代工业的结果，没有现代工业提供的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工业产品，农业的单产会大大降低，不能养活现在这么多人口。下表是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年分总投入劳动力机械肥料农药燃料灌溉其它产出收支 1950 9,150 1,120 1,370 2,400 60 80 1,550 2,570 11,600 2,450 1974 47,070 440 15,950 9,820 1,950 1,870 2,720 14,320 17,700 -29,370 表 1 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 1950 、 74 年）（此表由宇田川武俊推计，根据槌田敦的《石油文明の次は何か》 P29 。统计每公顷的能源投入产出，单位是千卡）。 1974 年的米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能源投入产出赤字，劳动力的投入则微不足道。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谷物生产， 1950 年每吨谷物生产消费的能源，用石油折算是 0.44 桶， 1985 年增加到 1.14 桶（《データ世界经济》 P56 ）。中国的农业问题，实质是源于世界工厂导致的资源大量流出。上表说明，即使在最古老的行业农业中，零散的个人积极性在工业体系这个钢铁怪物面前也是渺小的，至于其他产业，统一的工业体系的效率更是远远超过零散的人力。早期的机器缺乏灵活性，只适合进行规格化大规模生产，但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的进展，机器的柔性逐步增强，不断取代人在生产中的位置。目前，由于机器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工业生产链中，人工已经被大量取代，只是在最后的组装环节，由于品种多，单次装配批量小，不可能为每种装配单独设计自动生产线，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工业社会中的人要么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准，从事机器不能涉足的智能领域，或者提高积极性，从事简单机械的装配业，与机器的效率竞争，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否则就只能被工业时代无情的甩掉，与哀鸿遍野的非洲、硝烟弥漫的中东、遍布游击队的拉丁美洲相比，我们确实有自豪之处，因为我们用廉价的，曾经在完整的工业 - 义务教育体系中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为本钱，挤上了全球工业体系（其实是西方的工业体系）的最后一节车厢，而他们已经被碾到了车轮下面，但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其他国家的人口受到简单训练，这个位置也是岌岌可危的。被甩到车轮下面的民族大多转向简单农业养活人口，或是向西方乞求援助，并用宗教麻醉自己，维系生存。在农业社会，人是生产的主体，于是依照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由贵金属体现。而现代工业社会，工业体系是生产的主体。货币脱离了贵金属成为符号，只是物资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巨大社会工业机器的润滑剂，与价值规律并不相干。工业时代的经济，归根到底是有没有能力获得资源，有没有能力把资源加工成各种产品，这种能力就是技术力。热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坦克，直接掠夺资源。冷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汽车，等价交换大量的资源，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中国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假象所迷惑，看不到西方世界财阀横行的本质，逐步的走向歧途。为了更好的分析现实，我们先看看历史。现代工业社会是如何建立的呢？第三节文化革命和工业革命简要的说，工业革命在欧洲最先发端，先是圈地运动，羊吃人，大量的剩余人口流向新发现的美洲。随着羊毛产量的大量增加，出现了新式纺织机械。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力不能够承担，蒸汽机应运而生，工业革命从此发端。工业革命 18 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英国开始， 19 世纪到西欧和北美，然后扩展到苏联、日本。但是，在日本之后，虽然技术不断进步，世界贸易指数化扩展，却没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劳动者与生产手段分离。工业革命出现的使用大型机器的工厂和铁路等生产工具，工人所有则价格太高，家族运营又过于复杂。因此，生产手段由特定的资本家所有，不久则归股份公司、国家和自治体等法人占有。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则成为贩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劳动者的土地与人身分离，住在能提供职业的都市。而家族的生产机能迅速丧失，最终分解成核心家庭。一般教育和职业训练社会化。经济货币化，竞争激化。在政治上，国家作为大企业利益的集中体现形式，从皇帝和王室分离，法人化，管理能力和权限大大增强。工业革命改变了农业社会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全面的变革，也就不能彻底实现工业革命，不能构筑现代工业社会。欧美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对外争战殖民，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与商业结合，催生了工业革命。在这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早已经开始了世界贸易，虽然买卖自由，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由于没有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的配合，没有上层社会介入提供组织资源，工商业社会依然是一盘散沙，不能组织起来压倒农业社会，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即使如此，在鸦片战争的前期，由于拥有庞大而勤勉的人口，中国的商业力量依然压倒早已开始工业革命的欧美，它们只能通过鸦片平衡贸易。日本与其它亚洲国家不同，有与欧洲相似的封建社会，由封建领主（大名）和武士统治，能够顺利接受西方的组织性协调性。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到欧美视察，很多学者也随行，考察欧美先进国的各个方面，特别对科学技术、经济等非常关心。视察后，提出了殖产兴业的路线，富国强兵，一扫旧有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以旁观者的身份看清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本质，先建立了适合现代工业发展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当然也要考虑到日本与西方相距遥远，资源贫乏，受到干涉较少的现实条件，日本在 19 世纪末实现了工业革命（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为了在远东对抗俄国，压制中国的兴起可能性而扶植日本，也是日本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工业的特点的是规格化大量生产。但建立现代工业的体系非常困难。首先要有巨额的资金，除了大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外，相配套的道路、港口、劳动者的住宅和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为了资金蓄积，国民需要勤勉和清贫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建立可以信赖的金融制度，能够正确运用资金的组织和知识。其次，对现代工业进行操作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优秀的工程师者。需要大量建立商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企业内部也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再次，要为大量规格生产的工业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船舶和铁道等商品运输设施需要整备。统一度量衡和规格，如交流电的频率，铁道的轨距，道路的构造，建筑的基准等。相应的人才教育也采用整齐画一，抹杀个性的学校教育。而这一切，在工业体系完备以前，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明治以来的日本，对资金自给、技术独立和开发国内市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国民进行勤勉和艰苦立国的教育。建立了现代银行，邮政储蓄和人身保险等现代制度。动员了全部的教育、税制和金融财政政策等手段。在殖产兴业过程中，当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日本政府宁可高利率从国外借款，聘请外国人技师，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直接投资、事业经营的方针，对于历史遗留的外国商会直接投资合资经营的事业，则采用赎买方式利权回收。这与当时大清国完全相反的国策相比，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日本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欧美是先从农业开始进行协调组织，然后轻工业，重工业，逐步的产生对上游产业的需求，最后由工业革命催生整个社会全面变革的文化革命，进而巩固和完成工业革命。日本正好反过来，先进行文化革命，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然后殖产兴业，市场和资源与西方一样靠军事机器去争夺。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又促进了重工业飞速发展，强化了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控制，夺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工业革命产生了强大的机器，机器的巨大力量又使整个世界变得狭小，资源是有限的，在私有制下，市场也很难无限拓展，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完成工业革命，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迫沦为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先进的工业国家获得资源和劳动力的方法，或是通过军事机器的暴力，或是通过垄断技术的等价交换。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 2 表示。图 2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国际关系 19 世纪是殖民地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占领并进行行政管理，直接掠夺资源和粮食，也通过投资获得利润。 20 世纪，殖民地相继独立，先进工业国用工业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特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传统农业已经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还要从工业国家输入粮食。为了填补贸易赤字，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进行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等形式的经济协力。工业国家之间则通过残酷野蛮的战争最终达到妥协平衡，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进行技术合作，产业分工，相互出口工业品和投资，最终达到利益一致，资本一体。工业国家提供工业品，农业国家提供资源，这种分工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其间人口虽然急剧增长，但工业人口的比率始终维持在 1/8 左右。后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迈入先进国家，因为根据比较效益，建立自己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材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还不如把资源和粮食运到工业化国家，然后用空船把外国的汽车运回来。落后国家的资本习惯于做买办获利，虽然从长期来看，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工业体系必须完整才有效益，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并磨合良好需要太长的时间，甚至超出了资本和投资者的理性预期（在投资回报时间超出人的平均生命长度以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必须加以修正才能符合现实），因此落后国家的买办资本始终不能发挥出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类似的作用，乐于通过依附外国来得到稳定分配的残羹冷炙。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第四节水际制造业的兴起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 NIES 诸国，然后是 ASEAN 诸国，进入 90 年代，中国和越南等也相继开始了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的与欧美日的工业化是完全不同的。从表面上看，东亚一片繁荣，似乎要出现新的发达国家了。但情况并非如此。 70 年代石油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世界中流通的美元迅速膨胀。 80 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金融管制取消，使得资金跨国境移动迅速扩大。日元升值，压制了日本的直接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产业大规模转移，亚洲诸国大力引进外资，从中获得工业化的资金。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些落后国家可以直接从日本等先进工业国购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以前需要长时间培训和经验的精密工作和经理事务，现在只需要短时间的计算机操作训练就能胜任。不需要培训中间管理职和中坚技能者，就能够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大力发展以组装工业为主体的来料加工业。因此一时间，整个世界的轻工业都向东南亚转移。这些国家不需要开拓国内市场，生产的制品一律出口，主要目标是北美。这种制造业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为了方便外资进出，主要集中在沿海，所以又叫水际制造业，是亚洲诸国工业化的模式。中国进入 8 、 90 年代，抛弃了原来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设立经济特区，追随亚洲诸国采用水际制造业（日本名词），或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水际制造业使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很高的经济水准，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文化背景接近西方，适合作为外资和物资的集散中心，并不代表水际制造业真能带来繁荣和富强，正如上海的繁华与苏州累死的民工没有关系一样。对于巨大的中国，出口主导的水际制造业并没有使社会工业化，反而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原来的民族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和国内市场逐步丧失。而通过水际制造业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亚洲诸国，在经过短时间繁荣后，遇到了挫折，依然被阻在工业化的另一端。水际制造业的实质，是工业国家把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转移。原来只掠夺后进国家的资源，现在还掠夺劳动力。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 3 表示。图 3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先进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工业材料（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先进的重化工产业的产品）、基本配件和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工业品（日文为安价品）。如果说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与机器赛跑的产业工人，接受残酷的剥削压迫。那么到今天，现代工业则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知疲倦的人肉机器。先进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化，安稳富裕，乐于支持现有秩序，而后进国家则绝对贫困。第五节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亚洲诸国采用的是水际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亚洲诸国还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黑字（出超），然后转换为赤字，并显著扩大。（经常项目收支除了贸易收支外，还包括 1 运费、保险、旅游等服务业收支； 2 直接投资和证劵投资的收益、雇佣所得等的收益； 3 无偿资金援助等。其中前两者占大多数。）贸易赤字的最大原因，是作为亚洲诸国发展战略基础的外资依存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亚洲诸国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组装加工业为主体的出口产业。但是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基干产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结果，所有的国家都演变成了出口增加，进口也伴随着增加的贸易结构。此外，各国竞相发展对基本配件等进口依存度极高的电子产业；并在国内购买力稍有提高后，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汽车和家电等工业生产增加；为了维系这种工业化进程，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外资做配套项目。由于这些国家本国没有基础产业，大部分建设物资都需要进口，这些因素导致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最后外资企业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后，开始向海外汇出利润，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下收支恶化。亚洲诸国有很高的储蓄投资率。 96 年平均约 36% ，远远超过其它地区。世界平均的储蓄投资率（ 95 年）为 21-23% 。与亚洲诸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诸国约为 20% ，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诸国也在 20% 上下。进入 90 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大约一直在 40% 以上。印尼 96 年达到了 38% ，韩国 95 年是 37% ，中国 93 年后达到 40% 左右。作为对比，高度成长期的日本， 60 年代平均 32% ， 70 年代平均 33% 。对比可见，亚洲诸国的投资率非常高，对于基础设施匮乏的亚洲诸国，高水准的投资是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不可欠的条件。但亚洲诸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投资方向，大量的资金涌向不动产，使不动产泡沫化。重复投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第二是投资资金的构成，国内储蓄不足的部分外资依存，尤其是对短期资金的依存度过高。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技术蓄积，使得投资只能流向泡沫领域或重复建设。换句话说，本国的资金积累在国内不能买到投资所需要的物资，只能投机或搞房地产，要投资工业就必须用外汇向拥有基干产业的国家购买物资和技术。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外资流入一度急增。外资流入急增的原因是： 1) 庞大的投资需要； 2) 外汇管制放松和外资出资比率上升，及各种吸引外资政策的实施； 3) 本币与美元挂钩，降低了汇率风险，同时本币提供高利率。外资大量涌入，使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出口的竞争力和防止外资套现获利，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而新增货币又大量流向奢侈消费及房地产等产业，经济进一步泡沫化，经常项目收支更加恶化。必须靠大量外资的流入或直接贷款来掩盖经常赤字的本质，泰国 90-96 年间累计的经常赤字 636 亿美元，资本流入为 944 亿美元。韩国累计经常赤字 488 亿美元，资本流入为 716 亿美元。其它经常赤字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与之类似。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没有必要采取内需抑制等政策改善经常收支，经济空前繁荣。外汇储备急增，剩余的资金又购买美国的国债，成为资金的供给者，实力急剧增长。但是，西方资本不是慈善家，外资总是要还的，随着外资流入的减缓及外资企业利润的汇出，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往往在瞬间表现出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水际制造业的门槛低，其他国家迅速加入竞争）和出口增长率低下（西方对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消费者又不能支付外汇），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国内资本为了规避风险，也一并出逃，经济的崩溃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资者不约而同的挤兑外汇，撤出投资，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瞬蒸发干净。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财富，所谓的高技术工厂只是发达国家不屑于搞的组装车间，一度兴旺发达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为组装工厂配套的技术学校，而帐面上虚涨的财富仅仅体现了外来资本对低技术品出口高增长的一种预期。一旦这种预期撞上了狭小的世界市场的边界（第三世界即使工业化，大部分人依然穷困，世界市场始终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购买力），泡沫自然会随风而去。海外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 96 年时的数据是：韩国 11% ，泰国 18% ，马来西亚 23% ，印尼 16% ，菲律宾 50% ，中国 14% 。这种靠海外资本流入支撑的经济，如果面对资本流入减缓和资本流出的增加，就不得不采取抑制投资、削减进口、财政均衡化等措施改善经常项目下的收支。亚洲诸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提高了产品加工能力。但这种发展方式使各国产业构造趋同，各国的竞争关系非常强。亚洲及世界市场的轻工业品供给过剩，价格下落。而 90 年代前期的高度成长使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价格上升，投资的比较优势丧失，一增一减之间，危机只是迟早的事情。第六节水际制造业的通货危机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中国以 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全面进入水际制造业。 94 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 33% ，出口竞争力增加，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亚洲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亚洲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 1997 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亚洲诸国，全部资本外逃，东亚模式的神话到此破灭。一旦危机开始，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下：首先汇率大幅下落，进口物价急剧上升，产生剧烈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水平急降，个人消费能力基本消失。企业在内需不振，汇率高涨，外资债务上升的情况下，被迫削减设备投资和投机性投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为了减少经常赤字，许多工程中止或延期，建设投资低落，大批的房地产成为烂尾楼，连同被裹胁进投机行动的民众存款一同化为垃圾场。工业企业和投机企业的破产致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信用等级下降，储蓄流出和外国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增加，资金不足现象频发，反过来又影响了残存的工业企业的运转。此外，在泰国、韩国和印尼等国，为了重建金融系统，对经营恶化的民间银行进行清算和营业停止，短期内又增加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不安。就这样，亚洲诸国的经济，随着汇率下跌，内需低迷、企业业绩恶化、金融系统混乱，这些因素又促使汇率进一步下落，形成恶性循环。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枯竭，公私的外货债务不能返还。实际代表外国债权人的 IMF 往往在这时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不能返还的私人债务要转化成国家债务。然后是强求财政收支 / 经常收支均衡，金融市场 / 股票市场自由化，以方便海外投资的进出，增强海外投资者的信心。最后，国民经济进一步依附化殖民化，外资以低价收购了比原来更多的企业，甚至可以取得一贯受国家保护的少数民族产业的优质资产。整个危机结束后，外国投资者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工资水平下跌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甚至更低，整个国家数年的动荡只是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否投资利用这些劳动力，给他们被剥削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其他国家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业化国家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追忆以往的繁华。经济学中素有雁行战略的说法。亚洲是以日本为头雁提供基本配件、素材和设备，然后按照 NIES 、 ASEAN 、中国越南的次序，逐次建立水际制造业，雁行发展。亚洲飞雁其实不过是 80 年代拉美山鹰的翻版。 80 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累计债务问题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债务国在 IMF 主导下构造改革，彻底依附化。 94 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 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又传播到拉美。 2001 年阿根廷又爆发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事实的具体过程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发展过程。在第三世界的雁行发展队列中，拉美诸国最先发展，得益于当时中国和印度不开放，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又处在动荡之中。拉美诸国相对稳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东南亚的国家开始稳定开放，人民比拉美诸国更勤勉，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拉美诸国的投资比较优势消失，遭遇债务危机，发展中心转向亚洲诸国，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再后来，中国印度也加入了雁行队列，海量的劳动力且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亚洲诸国的投资优势很快消失，爆发金融危机。从增长率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在繁荣之中，这只最大的飞雁的结果会如何呢？第七节基干产业是怎样炼成的现代工业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工业体系，工业体系的核心就是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等产业组成的基干产业。有了基干产业才是工业国家，才有机器般的经济效率，而不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与机器赛跑。日本比西方晚了近百年才开始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日本先发展纺织业，出口换取外汇。然后用外汇购买欧洲的机械和金属，用这些机械和金属发展自己的基干产业和重工业。用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占领和支配殖民地，掠夺资源。这些资源又用于发展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支配，掠夺更多的资源。太平洋战争爆发，纺织业的出口断绝，于是轻工业被强制转产，成为军工厂的配件车间。 1945 年，日本战败，军事机器瓦解，资源输入断绝，基干产业也受到了很大破坏。战后被迫采取倾斜生产的发展方式，煤炭钢铁先行。先挖煤，再炼钢，钢材又用于挖煤，循环扩大。然后用钢生产工作母机，再用工作母机生产各种产业机械。最后逐步扩大到用于民生的轻工业。在基干产业恢复过程中，国民的消费被尽量压缩，消费品配给，粮食强制收购，取缔自由市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日本又作为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日本从领主封建社会开始现代化变革，由于原有的上层阶级力量弱小，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变革力量能先从文化入手，改造社会，迅速工业化。中国却拥有前工业化时代最优秀的官僚体系，是以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为主体的小生产社会，农业社会能调动强大的资源，工商业社会只能在夹缝中发展，缺乏组织性协调性，是一盘散沙。中国自秦朝以来，人身依附式的封建社会已经瓦解了两千年，也最早开始世界贸易，还在公元 1000 年后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始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也许是偶然。但中国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不断向西方学习的，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始终一无所成，只能解释为思路不对，看不到现代工业经济的本质。始终是用传统的小农思路，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解释理解西方的思想，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整个社会的组织化和协调化，反而使国家趋向瓦解，人民成为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思路不对，是文化问题，没有文化革命，中国没有建立起基干产业的可能，不能实现工业革命。没有基干产业，国防就不能自立，经济也不能自立。经济不能自立，政治自立自然是空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实际统治者是英美日的商会同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路实权人物，其实只是外国商业利益的傀儡，或许他们个人不愿意做傀儡，但国内没有基干产业，为了维系政权，必须从外国得到现代化工业资源、管理资源 , 换取这些资源的代价就是对外国资本言听计从。 2 、 30 年代的黄金十年，所谓的工业发展，只是以外国投资为主导，使用外国设备和技术的轻纺业，是殖民地经济。作为黄金十年的结果，中国工业只能仿制简单枪械，抗战时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买来的德械师一溃千里。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1949 年，中国开始了文化革命，社会组织化协调化。以 1956 年引进苏联 156 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从钢铁业开始，比日本晚了约百年才开始了工业革命。但中国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当时日本的优越环境，日本赶上了列强争霸大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游走于列强的缝隙之间，还可以争夺殖民地，释放下层人口，掠夺发展资源。中国只能采用比日本更加极端的倾斜生产方式，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和生产知识体系，完成工业革命。基干产业不是提供最终产品，而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装备、素材和技术等中间生产物，与市场需求没有太多关联。基干产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它遵循技术自身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对于追赶型的国家来说，有前人的经验做参照，不需要市场的指导，也能够把握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在农业国家，最初只能靠手工造扳手、改锥，然后这些东西加熟练工人就可以造简单的钳工机械和水准尺。有了钳工机械、水准尺才能造车床、游标卡尺等等。然后从车床，精密点的测量仪器再加初等电子控制就能造出更高水平的机床。用机器制造更高水平的机器，不断循环，其间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不断培养升级。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添加逻辑电路、单片机，最后数控机床诞生。有了高水平工作母机后和技术人员后，就可以为各行各业设计生产量产型的产业机器，整个国家迈入工业时代，并拥有了不断增长提高，跟上甚至领导世界工业技术的步伐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步把持不住，试图为外国打工，换取技术和物资，就容易被拉入外国的工业体系，从工业基本标准到核心技术研发都走上殖民化道路，为外国打工的工业部门也因为能够从外国更强的基干产业获得资源和利润，形成相对庞大的利益集团，最终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数十年的辛苦会在数年内付之东流。下面引自《中国苏联的工业技术》（牧野升编著、讲谈社），可以看到 70 年代基干产业的发展概况。根据 1971 年秋第 30 回广州交易会的记录：在机械馆，展示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制的 NC （数字控制）工作机械（猜测是计算机控制的 CNC 工作机械）。 NC 工作机械是现在汽车基本配件制造不可欠的设备。在电机动力馆，展示了陕西省西北机器厂制的大型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用于半导体器件的硅，需要高纯度的单结晶。在电子机器馆，展示了多种用于电子工业的制造机器。在化学工业馆展示了多种类的塑料制品 ...... 特别是， NC 工作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的出现，说明作为现代工业根干的电子及关联的新素材产业，已不是单纯组装技术水平。当时已经向中间生产物的生产阶段浸透、深化。也就是说， NC 工作机械是电子控制驱动的中间生产物（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则是电子设备制造的中间生产物 ...... 电子产业的组装阶段及一定程度的基本配件制造，与包含机械的中间生产物的制造阶段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表示了没有他国企业合作，自我技术力到达的高度。这些生产设备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及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非常值得注意 ....... 中国代表的电子工厂北京电子管厂， 1956 年由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制造电子管， 1962 年后开始生产晶体管和二极管。北京以外，上海沈阳也开始了半导体生产。 1970 年，虽然文革的进展（猜测那个时候文革的恶劣影响没有波及到），辽宁省的电子工厂达到了 320 个，生产量是 66 年的 7 倍，哈尔滨市电子工业产量，比 65 年增加了 15 倍。后来，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以钢为纲，使半导体产业受到极大冲击，即使如此，就连完全没有电子产业的青海、宁夏、西藏等边远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半导体关联工厂 ....... 表征电子工业技术水准的计算机产业， 1959 年在苏联援助下制造第一台计算机。 1967 年制造了最初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与计算机关系很深的 IC ，与苏联同年， 1968 年开始生产。最迟到 1971 年，一定程度电子工业用制造机器出现后开始量产。 LSI 也开始进入试制阶段。从各方面考察，中国在 70 年代末，已经整备了高技术的基盘。由于中国觉醒较晚， 1949 年方才有崭新的政治力量消灭买办资本家的傀儡政府，这时的西方国家已经拥有控制世界的工业能力，只有战后残破的苏联尚在试图打破这个格局。中国既不能走向外扩张获取资源的路子，也无法在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寻求机会，时间异常紧迫。因此中国工业革命与日本还有些不同。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每一代工作母机出现，都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进行消费品生产，安抚国民，回收利润，让国民感受到工业化的进展。中国则几乎把工作母机全部投入下一代工作母机的开发生产，或用于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培训，几乎完全是基干产业内部循环。这种工业革命的方式要求国民更加勤勉清贫，乐于奉献。这样的工业技术高积累，使中国在短短的 20 年时间里跑完了日本和西方近百年工业化的历程，构筑了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中国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能够设计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现代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在中国技术力迅速增长的期间，中国的国民也在进行文化革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打破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新的社区。分工协作，集体劳动，准备迎接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建设横贯东西南北的铁路桥梁，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文字，整备了全国大市场，到了 70 年代中期，中国具备了全国工业化的物质条件。但是，二三十年年时间或许足够一个国家整备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但对于文化革命来说还是太短了，中国人没有完成文化革命，没有从心底认识和掌握现代工业社会。高积累政策使国民，尤其是农民长时间得不到消费品，不能改善生活，无法认识到社会已经翻天覆地，不能认识到整个国家在奋力追赶，已经极大缩小了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于是整个文化再次回归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的传统，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第八节文化革命失败到去工业化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物作り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 1945 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 1 人 1 天火柴 4 只，肥皂 1 人 1 年 1 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70 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 30 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 1996 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 50 年史，这么写到：经过 50 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如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经济结构的不断细分化、原子化，导致了研发能力枯竭，高消费又使政府不能投资于国民的义务教育，也不能投资于民族的新技术新产业。于是大规模成系统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的改革。一代名相朱熔基主张：应该帮助外资打垮国企，无论国资外资，在自由市场上获胜的就是好资！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不问姓社姓资到不问国籍，外资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接管和改造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过 6800 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过 5000 亿美元。表 2 ，体现了中国去工业化的进展。表 2 ： 90 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年份外资企业比重 A 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 B 本国正规制造业比重 C 非正规制造业比重 D 工业化程度 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 1998 年以前外资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1998 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计算说明：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 A 、 B 、 C 、 D 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 100 ％。 E 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资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而得。从表 2 可以看出， 90 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 42.1 ％跌落到 26.5 ％，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 1992 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 9 比 1 ；而到了 2000 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 6 比 4 。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47.6 ％下降到 2000 年的 41.9 ％，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 90 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 68 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 50% ，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经过 2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第九节行将到来的危机大清曾富甲天下，通过自由贸易集中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但雪花银最终没有抵挡住坚船利炮，贸易的收益还是被抢了回去。民国采取依赖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市场的水际制造业发展模式，创造了黄金十年的辉煌，却迎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战争。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和东亚诸国，虽然没有战争，却遭遇金融风暴，国家混乱不堪。百年轮回，重新回到水际制造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随着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变化曲线，与东亚诸国非常接近。外贸以外资系企业为主导，约占进出口总额的 60% 。出口增加，伴随着进口急剧增加，贸易顺差急剧减少，向赤字方向转换。图 4 是近 20 年来中国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曲线。图 4 中国的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 94 年后，贸易出现大幅顺差， 97 年到达最高点，然后顺差逐年减少。 2004 年 1-6 月中国进出口总值为 5229.7 亿美元，其中：出口 2580.8 亿美元，进口 2649.0 亿美元，进出口逆差 68.2 亿美元，实现了贸易赤字。由于外资利润汇出，经常收支顺差在贸易收支顺差的下方， 1991 年－ 2002 年中国累计货物贸易顺差 2863 亿美元，累计收益逆差 1248 亿美元，货物顺差的 43.59 ％用于弥补收益逆差。经常收支呈现加速下滑趋势，由于受世界市场容量限制，中国每年吸收的直接投资增长已经逐渐减速，如果现有曲线继续延伸，到 2009 年左右，利润汇出会超过直接投资。直接投资趋向停滞还不代表危机立刻开始，由于 RMB 与美元挂钩，实际上固定汇率， RMB 的利率又高于美元，风险小，收益高，于是吸引大量游资涌入， RMB 受到升值的压力，外汇储备急剧增长。 2004 年 6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 4706 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 673 亿美元，而公布的 1-2 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才 83.19 亿美元，也就是说， 1-6 月有约 500 亿美元的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中国央行平均每天要用投放 30 多亿人民币来买进超过 4 亿的美元。 RMB 升值的压力，掩盖了经常收支的顺差收窄，甚至赤字的实态。这些新增货币并不满足于在银行里吃利息，又大量流向易于收益的行业，如房地产、各种基建项目、形象工程，及 2008 年奥运特需。房地产异常火暴，吸引各种民间资本向房地产流动，包括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积极向房地产投资，因为房地产的风险和收益远比发展高科技优越。房地产又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等，又使汽车等高级消费猛升，中国经济欣欣向荣。这一切与危机爆发前的东亚诸国非常相似。房地产的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普通人的购买力，空前的繁荣是靠银行贷款支撑的。截至 2004 年 4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已投资约 8800 亿，其中银行贷款占了 7200 亿，投资规模上升势头凶猛，不良贷款率日益上升，在广东、上海等省市，住宅空置率达 45% 到 60% ，广东省住宅空置面积达 4000 万平方米，积压资金 1000 亿以上，前几年通过四大金融管理公司把不良资产、呆坏帐剥离后，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债率又恢复至 30% 以上。金融不安显现，宏观调控，收紧信贷。但是，却调控不了外资银行，外资乘机填补真空。外资银行不需要担心金融风险，即使泡沫破裂，可以靠 IMF 出面追回债权。中国有异常高的储蓄率，达 40% 以上，即使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很高，存款仍然快速增长，使银行能够承受超常的不良债权。这是政府信用和普通民众缺乏社会保险的结果。但现在银行股份制改造，私有化，推向市场，政府滥用信用，在教育产业化、下岗等运动中贪小利，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表面上繁荣昌盛的社会，基础已经被侵蚀的差不多了中国经济积蓄了大量的泡沫，只欠导致泡沫破裂的直接诱因。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中国加入水际制造业的竞争和日元贬值。中国的人肉机器虽然没有国外强有力的竞争，印度虽是候补的竞争者，但劳动力素质低，约一半是文盲。看起来情况不错，但中国自身的劳动力供应却趋向枯竭了，见图 5 。图 5 2010 年中国人口构造由于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女比例失调。而且新生的独生子女一度被称为小皇帝，娇生惯养，没有上代人勤勉。到 2010 年前后，第一批独生子女步入 30 岁，成为劳动力的主体时，由于廉价而又勤劳的青壮年劳动力减少，中国的国力可能急速衰竭。现在民工荒已经显现，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政府被迫酝酿延长退休年龄。水际制造业虽然使中国从整体上已经脱离了工业化的轨道，大部分人口被排除于工业化进程之外，没有消费能力，但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却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但中国有 13 亿人口，就是这百分之几的人口，绝对数字非常庞大，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世界工业人口的比例，资源紧张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日本加紧压迫 RMB 自由浮动，资本项目下自由流动。中国的上层社会也需要把资产向更安全，更有效率的地方转移，金融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外向型经济，各种保障消失，自我消费力疲弱，使货币环流出现了严重阻碍。为了维持经济运行，央行每年新增货币达到惊人水平，新增如此巨大的货币，而实际流通中依然缺乏货币，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这些巨量的新增货币犹如地上悬河，孕育着巨大金融风险。 1997 年，中国凭借中央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避免了危机。但现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严重削弱，信用远不如昔。各地方已逐渐与国外资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圈，与中央博弈，地域之间是相互竞争而非合作关系。没有基干产业，犹如无根草木的中国经济在即将来临的金融风暴下，前途会怎样？第十节历史轮回，建立新型共荣圈日本提供大型高级技术和资本，韩国提供中型技术和资本，中国提供劳动力，俄罗斯提供资源，建立垂直分业优势互补的环日本海经济圈，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行日本工业标准，最终东亚共荣。这是日本的发展战略，符合先富论，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执行的发展战略，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无尽藏的比较优势，融入世界经济，参与世界大循环。图 6 2002 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构造图 6 是 2002 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构造。日本对中国出口 5 万亿日元，进口 7.7 万亿日元，贸易赤字 2.7 万亿日元。如果包含香港的转口贸易，贸易大体平衡。日本输出的品目，电气机器（ 26.8% ）、一般机械（ 20.9% ）、化学制品（ 12.5% ）、金属及制品（ 10.5% ），合计占全体的 7 成。电气机器的约 4 成是半导体，金属及制品、化学制品等占了很大比重，是中国不能或很难生产的基本配件和材料。机械类的输出比重高，是由于直接投资上升的结果。另一方面，日本的输入产品：机械机器（ 33.5% ）、纤维制品（ 25.6% ）、其它（ 17.6% ）、食品（ 9.5% ），合计 86.5% 。机械机器的内容是办公机械、音响、电视等，大多是基本配件输出，运到中国组装后重新输入日本的。其它类是家具、旅行用品、手提包等，与纤维制品一样，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也是资源密集型产品。中日贸易关系，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品继续增大输入外，机器设备、基本配件和材料等出口，在中国加工成制品，再逆输入。中日贸易是双赢的互补关系。即使是食品输入，也是日本提供技术的开发型逆输入。由于这种逆输入，使中日贸易实际上是日本企业间的日 - 日贸易，占全体贸易的约 60% 。日 - 日贸易也引发了贸易摩擦， 2001 年中国输入农产品争端，及随后的纺织品争端。都是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与留在日本的本土企业间的问题，最后是依靠协商，自主规制解决，民族主义者不断拿这些贸易纠纷大作文章，却不知道这些争端根本和中国没有关系。日本提供资金技术，中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在工业层次上垂直分工，相互间互利互惠，讲求双赢的贸易关系。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 30 年代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出现了以电气、化学等为中心的重要发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大幅扩张。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军工产业极大推动了技术进步。从科学技术，举国经济总体战等角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被称为最初的现代战争。坦克和飞机在这场战争中崭露头角，参战各国则努力对它们进行技术改良和性能提升。这些技术，战后被应用于汽车产业和车辆产业等一般产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要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与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美国、日本的生产力显著增强。战后工业国家的原有工业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复兴，表面上看当然是大好事，但由于国界的分割和消费能力受限于私有制，从全球来看，生产力扩张酿成了世界性的生产过剩。 1929 年，纽约的股票市场暴落，大恐慌及 30 年代的持续的不景气，它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是从来未有的。以前的经济危机都能通过看不见的手，很快自动的达到供需平衡，自动恢复景气。但这次却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世界瓜分的一干二净，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以释放危机的外部空间。为了从危机中解脱出来，欧洲诸国与各自的殖民地结成区域经济体。自国商品优先销售，殖民地的天然资源和劳动力由宗主国垄断利用，名义上却是共存共容，互利互惠。美国与自己的殖民地和拉美加拿大等结成事实上的区域经济体。德国、意大利等没有殖民地或很少的国家，不能结成有效的区域经济体，而日本虽然拥有朝鲜半岛、台湾、撒哈林南部及南洋诸岛等殖民地，但天然资源不多。于是德意日要结成轴心国重新划分殖民地，德国是生存空间，日本是大东亚共荣圈，在日本海的对岸，建设事实上的殖民地满州国。当时日本由于劳动保护立法，劳动时间缩短和工资上升，纺织业向工资低廉的中国转移，在中华纺织急速发展， 1918 年 24 万锭， 1919 年 33 万， 1920 年达到 87 万。在中国现地进行棉丝生产的三井物产，一战前就开始了。在华纺大量向美国出口，换取外汇发展重工业，再进一步强化军事机器。英美也向中国大量投资。这些外资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权相结合，划分势力范围，获取垄断利润。 2 、 30 年代的中国是英美日三国同盟的共同殖民地，为它们提供丰富的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经济非常繁荣，是黄金十年。随着日本的势力增强，想夺取更多的份额，引发了太平洋战争。三个新兴工业国的扩张最终导致了血流漂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战争结果如何，第三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究竟是旧殖民老爷取胜还是新兴的军阀得志，都不能改变被剥削的事实，只是在剥削方式和程度上有微小的调整。要想打破这个规则，指望别人是没有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国独立、工业化、去工业化，几十年的历史画了个圈，又回到了提供资源和劳动力的被支配地位。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是被武力胁迫，这次却是心甘情愿。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正像机器一样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后送往日本及国外。换回来花花绿绿的印刷品叫做外资，换回来的奢侈消费品供少数人享用。对于全体国民来说，可消费的资源事实上减少了，所以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也住不起房子，没有养老和各种保障。国民的普遍教育没有了，岗位培训没有了，生产知识体系瓦解了，剩下的只是积极性高涨的人肉机器，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憧憬着民族的伟大复兴。第十一节问世间钱是何物 ?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这一点无庸置疑。从南方的广州深圳到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再到苏北、山东沿海，渤海湾沿岸，处处都在大兴土木，修公路，建厂房，成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开发区，以异常便宜的价格提供给外来投资者。无数的劳动力从西部和中部涌向这些迅速建立的开发区，再分头流向各个流水线旁的工作岗位。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的消耗量也越来越高，虽然公路越来越多，但超载现象还是压垮了路基和桥梁 ...... 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的工厂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又很难把许多社会现象同增长联系起来，工资确实在缓慢增加，却始终跟不上物价和房屋价格的上涨，大学生们从学校里走出来，却很少有人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被医院的高收费剥夺了基本的医疗保障，整个国家不断在外交上让步 ...... 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繁荣为何不带来富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外汇储备超过 4700 亿美元，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年均增长 8% ，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中，一枝独秀。发展是硬道理的内容最后变成了挣钱是硬道理，一切用钱衡量，挣到钱的就是好猫，没有利润的事情就是无谓的浪费。既然挣钱成了唯一的经济指标，我们倒要问问世间钱是何物？是金银财宝吗，那么当年的大清帝国忠实地履行了发展是硬道理，凭借自己无以伦比的商业力量挣到了世界上大多数白银， GDP 占到世界总 GDP 的 30% ，富甲天下，最后在阵阵炮声中交出了数百年的积蓄。民国战乱不止，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能力比清朝差了许多，却也是挣钱能手，创造了黄金十年，建设了东方巴黎的上海，当时的钱已经不是足赤真金，金本位银本位，但好歹还有固定含金量。虽然挣了很多钱，民国和清朝的下场差不多，经济成就被现代工业创造的战争机器摧毁。今天，钱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元英镑都与黄金脱钩，纯粹是西方政府凭信用发行的符号， RMB 从来就与金银无关。各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总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货币的变化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实态，机器是生产的主体，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以创造无穷的生产力，只受限于可以得到的天然资源。至于货币，既然只是产品分配及调整机器运行的手段，自然退化为符号，与财富无关。国家的财富是自然资源和能够创造和使用机器的有知识、有技术有组织的国民。历史轮回，中国又走上了以挣钱为硬道理的发展道路。人均 GDP 在增长，但国民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三农问题，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环境污染。改革开放极大调动了积极性，一天干十余小时司空见惯，为什么干的越多得到的越少？原因是把自国的资源和人力往国外运，多运多得，极大调动了积极性，而中国却是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 GDP 的增长对工业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工业国家反映的是资源流入，落后国家反映的则是资源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换来的高级产品，只用来奢侈消费，并没有用来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反而还破坏了民族的独立性，学生在教育产业化中失学，熟练工人在下岗运动中死于贫病，基干产业彻底瓦解。挣来的钱是自己的吗？如果辛苦挣来的钱必须去购买西方以垄断价格出售的工业物资，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种钱只是在我们的手中打个转而已，不是自己的财富。如果挣了钱，买房子置了家当却没有力量捍卫，也不是自己的，这个世界远没有大同。历史上的大清和民国不用说了。现在，虽然武力热战的可能性小了很多（台湾是个问题），但斗争却一刻不停，方式更加邪门离谱，轻轻一点鼠标，几十年积攒的货币，可能瞬间灰飞烟灭，还欠上还不清的债。依附型的中国经济，有捍卫国家的力量吗？百余年前，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一个成为殖民地，另一个成为世界强国。现在，日本中国的发展战略又是不同的。《日本制造业复活战略》中这么写到：日本要维持与中国 20 余倍的收入差距，日本的年青人需要具备创造 20 余倍附加值的学识和技能。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教育产业化，改制下岗，进一步调动个人积极性。百年前，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没能够打败钢铁，今天;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3125 次阅读|1 个评论

刷盘子读书系列－4（转）: sunapple 2008-11-18 08:39; 第三章工业化的轨迹雄鹰折翼第一节前言《刷盘子读书》揭示了这么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知识就是力量。对于普通人来说，知识是立身之本。对于民族国家，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技术力先进是先进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当然如果做二奶或狗腿子，则不需要什么知识技术，纯粹取决于主子的需要和可能。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没有做二奶的可能，只能靠自己。在这个章节中，则是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成为先进国家的模式，详细比较中日两国工业化的轨迹。并试图回答这样的疑惑：日本 1955 年恢复战前水平，经过约 20 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平均成长率近 10% ，成为先进国家，并且人均 GDP 大体赶上了其它先进国家。而中国从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也经过了 20 余年的年平均成长率近 10% 的高度成长，但依然是后进国家，人均收入还处于后进国家的末流。连续 20 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事，中国不知道还需要几个 20 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才能赶上先进国家。第二节工业和农业经济的 GDP 一谈到经济，自然就联想到 GDP 及 GDP 的成长率。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是多少，中国的是多少，以年均多少成长率，经过四则运算，就能得到多少年能翻几翻，多少年能赶上发达国家。几年前参加一个纪念首批日本移民登陆秘鲁 100 周年座谈会。会上一位秘鲁人介绍秘鲁的经济现状：面积是日本的 3 倍多，人口 2 千余万（日本约 1.3 亿），经济以农业矿业为主，有少量的纺织等工业，人均收入 2 千余 US$ 。近几年的 GDP 增长率 5% 左右，但以 US$ 计算，却连年减少。从帐面上看，数据还是不错，但实际的生活却非常贫困，中国人均约 1000$ ，很多家电产品都普及了，在秘鲁却是稀罕物，属于奢侈品，而秘鲁的物价水平并不高。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帐面上人均不低，物价水平不高，但实际人均消费的产品却很少。我产生了探索 GDP 数字背后秘密的念头。在日本，有关中国的经济数据和研究很多，但有关拉美的却很少。这个时候，我结识了一个来自巴西的朋友，与我一样，也是政治经济爱好者。他对中国有浓厚兴趣，正在学中文，喜欢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据他的比对， 10 年前，中国经济就超过巴西，现在则远超巴西，而且继续急升。反观巴西，仍然贫困，重要的是还看不到希望。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以前阿根廷好些，现在也不行了。问题出在何处，巴西一直是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也有民主宪政。政治上没有什么动乱，经济发展也很顺利，至少在 GDP 的成长率上，但 100 年后却是穷国，而日本却是超级发达国家。日本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还不那么纯正。日本的经济成长， 55-73 年是高度成长期，平均年率不足 10% ， 74 以后是稳定增长期，平均年率不足 5% ，进入 90 年代则平均年率为 1% ，是失去的十年，当然数字的出典不同会有区别，增长率也不太高。如果把数字倒推回去，几十年前的日本应该是富裕国家，其实不是，从中老年日本人嘴里，还能听到食品不足和配给制的经历。再往前溯，战前日本也不是富裕国家，还一直向拉美移民，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止。战前日本的人多地少，自然农业也没有什么出产。工业则几乎完全是军事工业，与民生没有太多关系。军事工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自然没有优化配置，成本核算等等。军事工业做出了一些产品，但没有做成而夭折的产品更多，效率是极低的。即使做成了，可能完全落后于时代，如大和战舰，花费了无数金钱和人工，工程方案几经反复修改，做出来的却是无用长物。军事工业像大黑洞，吞噬了日本所有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农田没有劳力耕做，农业生产下降，小孩也半工半读的在工厂劳动，做出来的武器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用，实际完全浪费了。战败后，军事工业被彻底清盘，日本战后再出发。在中国学者通常的认识里，现在日本的经济繁荣源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而日本学者却认为是战前普遍的国民教育，大量的熟练工人和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战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并没有被列入日本的大变革，日本历史上有三次大变革，圣得太子、织田信长和明治维新，战后的改革换汤不换药。都叫 GDP ，即使有一致的定义，一致的核算方法，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其实没有任何可比性。工业经济的本质是机器生产，人只是操作和设计机器，可生产的产品数量在生产力上几乎没有上限。工业产品的准备期很长，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所以刚开始产品数量很少，价格昂贵。一旦突破，产品数量会呈指数增长，价格也会成指数下降。算 GDP 时，即使产品数量翻了几倍，算增长率也只增加几个百分点，甚至倒退。农业经济则不同，不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随着技术改进，土地的出产也会稳步提高，但不会爆炸性增长，因为农业毕竟还是靠天吃饭。农产品的价格是稳定的，产量提高多少， GDP 也大致提高多少。在同样的 GDP 增长率下，工业和农业对产品数量的供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内统计 GDP 与国际间不同，能够生产工业品的国家很少，而生产农产品的国家却很多，农产品的需求又缺乏弹性，实际上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比价却是稳定的。工业国与农业国即使有一样的人均，一样的 GDP 增长率，几年下来，人均收入会差很远。战前日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资源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是很低的， GDP 很低，生活必须品也需要配给的。但有个效率是很高的，即把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转化成了工业人口，这个很重要，是日本与拉美的最大区别。问题还没有完。农业经济由于引入新技术，由于土地有限，总产量不会有显著增长，却把人工解放出来了，也就是失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但这笔钱却不会投资于工业，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在工业国家，投资办厂就可以出产品，所需投资低。而农业国则不行，因为没有技术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如果培训，则需要很多时间和资金，由于是生手，刚做出来的产品肯定是质次价高，毫无竞争力，能赚到钱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根据市场经济比较优势论，还不如把钱投向股市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 GDP 也会上涨。由于有大量失业人口，劳动力价格低，用机器还不如用人工，财主大量请看家护院的，端茶送水的，洗衣做饭的，等等。这些人的人数不少，工资还不低，比种地强，也创造了巨大的 GDP 。就象《红楼梦》中的贾府，算 GDP 很高，也很光鲜，但只是空壳，人均实物占有率很低，非常贫困。国家中的工业人口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工业人口不等同城市人口，由上面论述，农业国家也可能多数是城市人口，农业国的三产也可能占 6 、 7 成，与工业国家相似，但他们创造的 GDP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工业人口首先要有文化，即普遍教育。有文化还远不够，需要各种专业技能，即各种岗位培训，甚至需要真刀真枪操练实际项目，哪怕不成功，成为废品。但在后进的农业国家中，靠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完全不能实现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只会划出工业化天堑，现在则是数字化天堑。总之，在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之间讨论 GDP 及 GDP 增长率是毫无意义的。后进国家不可能通过单纯的 GDP 增长而成为先进国家。先进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技术力先进。关于技术力的评价标准在《刷盘子读书》中已经给出了。第三节工业化的模式如何从后进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其中发展的阶段和路径是什么？在世界经济历史中，各个国家由于环境和文化的不同，所走过的路径是不同的，可以用图 1 的发展轨迹来描述。图 1 工业化的路径这幅图引自《日本型资本主义》（有斐阁 2004 出版）。技术由纵轴先端成熟表达，越往上越先进，往下则是成熟的低技术。横轴组立加工则反映了技术的性质，组立对应的中文意思是组装，越往右则越复杂，需要完整的系统能力，往左只是简单的组装。后进国家的位置处于左下角，技术的蓄积薄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的组装业。右上角是先进国家，拥有先端技术，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从后进国家到先进国家的路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 A ，先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的组装开始，随着工业化进展，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升，逐步带动产业升级，但还是在组立工业范畴内向先端发展。目前，还没有国家通过此路径实现了向先进国家迈进，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所以用（将来）？表达；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 B ，先向加工方向展开，然后向先端迈进。这两种路径，在最初阶段，由于技术蓄积不足，需要从海外积极导入技术和部品，而对于路径 A ，则所有阶段都需要从海外导入技术和部品。日本的成长轨迹是路径 B ，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广泛的国民教育，知识技术积累，基干产业先行。基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中小企业和部品工业。这种蓄积的发展轨迹与欧美基本类似。韩国从 1970 年开始工业化进程，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从日本导入工作机械和部品，不需要技术技能的蓄积实现高度工业化。与日本相比较，被称为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由于是小国，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不足，工资上升，企业不得不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工业高度化，需要高度的生产设备，而自国的技术没有充分蓄积，进一步依赖海外技术和部品。原来的劳动密集产业则逐步向中国和越南转移。中国的工业化的进程， 1978 年以前，与日本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走的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道路。从 1949 年前只能仿制汉阳造，经过 20 余年的技术蓄积，到 70 年代末，有两弹一星，大型喷气客机，门类齐全的基干产业，拥有先端技术和完成复杂工程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属于先进国家。但后来出现了自我定位错误，把自己定位为后进国家，以四小龙为师，重走组立型工业化补课。由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状态，没有发生产业升级，导致原来的自我技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大量外资涌入，外贸外资依存。经过 20 余年的高速 GDP 增长，成了后进国家，人均收入处于后列。 1955 年的日本并不富裕，刚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日本把自己定位为先进国家，以自我技术发展为主导，经过 20 年的高度成长，成为超级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也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中国和日本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了大门。日本西体和魂，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的进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体和魂没有本质区别，但却走上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第四节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日本被打开国门，非常震惊，要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但日本是小国，没有什么资源，需要靠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当时生丝有比较优势，国内价格只有国际价格的 1/10 ，于是大量的农田变桑田。但很快发觉比较优势此路不通，因为中国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只有另想出路。 1870 年，政府从当时制丝先进国法国导入技术，设立官营富冈制丝厂，转向制丝业。由于官营，连年赤字。但它培训了人员，仿制并改善了制丝机械，使制丝业蓬勃发展起来。同样的方式，以官营工厂为先导，棉纺业也成长起来。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原料和成品的海运成了问题。当时无论远洋运输还是日本各港口间的转运，都由几家外国海运公司经营。由于自由竞争，运输价格低廉合理，以至于没有日本会社能够挤入海运市场。日本政府又一次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 1875 年免费或低价提供给三菱大量船舶，并每年提供补助金，在政府的保护下三菱开始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后来，政府又通过行政手段以三菱为核心，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那么这个日本邮船会社的经营状况如何呢？，如图 2 。图 2 海运的发展和补助金日本邮船会社从 1886 年到 1914 年一战爆发前，近 30 年时间，合计的补助金是利润的 1.1 倍，实际长期赤字经营。日清战争是个转折点，战时的军事运输需要，大量船舶购入。战后作为日清战后经营的一环，补助金急剧扩大。根据经济学理论，不符合比较效益，买船还不如租船。随着买船的进行，造船也开始推进。政府又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设立官营造船所，现在日本造船业的大企业，如石川岛造船所、三菱长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是从官营造船所演变过来的。到 1890 年代初，国内的造船所主要还只能承担船舶修理业务。日清战争后，正式推出造船业的育成政策。 1896 年制订了造船奖励法。 1899 航海奖励法改正，如果航运业者使用外国船舶，补助金半减。造船奖励法和补助金半减，使造船业蓬勃发展，技术水准也快速提高， 1907 年三菱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客船天洋丸和地洋丸。但造船奖励法的经济效益如何呢，根据川崎造船所的 1897 到 1913 年的数据，总利润 821 万元，其中奖励金 251 万元。如果只考虑民用船舶，利润 257 万元的中间奖励金有 208 万元。基本没有赢利，从经济效益角度，造船还不如买船。 1911 年，日本关税自主权回复，船舶输入税金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船舶自给化。日本还强调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相互联动效果。作为关键的环节钢铁业，也是以官营制铁所开始。并且在日清战争后设立了官营八幡制铁所，现在新日铁的前身，是日本钢铁业的支柱。这个官营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如何呢？如图 3 。图 3 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八幡制铁所的利润大多数年份是负值，即使是一战爆发的 1914 年，利润率也只有 4.9% ，而同期国债的利率为 5.3% ，事实上享受国库的补助金。到 1914 年，累计补助金达到 5600 万元，相当于同年一般会计岁出的 8.6% 。从造船业和钢铁业的业绩可以得出，无论政府的产业育成政策和民间企业的努力，一战前日本的重工业在国内市场上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原因有两点，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日本钢铁业的工资只有欧洲的约 1/7 ，而资本的价格，日本的利率大约是英国的 2 倍。这样，日本的低工资，高利率的状态，对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获得国际竞争力不利。二是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八幡制铁所订购的钢材是小批量多品种，造成成本居高不下。 1908 年，八幡制铁所的钢材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 71% ，占总供给量（含输入钢材）的 43% 。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八幡制铁所仍没有达到经济规模，说明日本的钢材市场还不足够大。关联产业还没有达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规模，还需要对关联产业全体实施育成政策。 1914 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相反还需要向日本订购武器和军需，日本的重化学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结束，国际竞争再开，又陷入不景气。 20 年代，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当时日本的贸易构造有三个环节。第一是对美国生丝出口，获得外货；第二是用外货输入欧洲的机械和金属制品。第三是用输入的机械和金属制品强化重化学工业和军事力，对亚洲殖民地的支配强化和扩大，获得原料和市场。但这种三环节构造在 30 年代崩溃了。由于大恐慌和化纤的发展，对美国生丝出口减少，对美贸易反而发生巨额赤字，贸易的第一环节崩溃。日本与亚洲各国民族资本的矛盾，如中国印度等抵制日货，使贸易的第三环节崩溃。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30 年代重化学工业的继续推进需要大量从欧美导入先进机械和材料，导致外货严重不足，国际收支恶化。为了克服贸易三环节的崩溃，日本急剧军国主义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战争的轨道上急行，国民经济急剧重化学工业化，而纺织等轻工业则根据不要不急原则，强制转废业，成为军需企业的部品下请、协力工厂。这种组织形式也就是战后高度成长期的组织形式。图 4 日本的工业化和重化学工业化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和成长，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理，与价值规律、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等理论完全背道而驰。这是日本的不幸，土地狭小，资源匮乏，同时还人口众多，随时有地震火山台风的威胁，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只好依靠物作り的技。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是日本的引进原则。由于重化学工业没有经济效益，需要国家大量补助。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其实非常困难，大量的人成为天皇的弃民，移民拉美，甚至菲律宾。而在同期，中国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呢？第五节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开始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开始了洋务运动，时间上与日本差不多。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洋务派兴建的第一个兵工厂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船舶制造厂，也极为著名，曾经建造过排水量 2 千余吨的军舰。不过，很快发现这些现代工业没有经济效益，与其造军舰还不如修后花园。洋务运动在后期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纺织等民用工业。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清朝风烛残年，中国走上了政治变革的道路。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策，经济法制急速整备。推进这些政策的中心人物是 1913-1915 年担任农商务部总长的张謇。他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1890 年代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工厂。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强烈不信，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对外关系上，主张采用开放主义，但对纺织等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则吸引外国投资，利润分成，公营事业限制在最小，不与民争利。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整备，由于军阀混战，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为 2 、 30 年代的民间轻工业的急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实际是清末光绪新政期政策的延续和充实。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爆发，江南造船厂 1919 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 1928 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1928-1931 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展就结束了。 1931 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 1928-1933 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 1 活用民间资本； 2 抑制政府财政支出； 3 国际分工协力。为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如下论述：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可以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但是，中国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但翁文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民国期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时则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 Chang 　 (1969) 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 1912-20 年间高达 13.4%, 1921-22 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36 ，为 8.7% ， 1912-42 ，平均增长率为 8.4% ，整个 1912-1949 ，平均增长率为 5.6% 。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 8-9% 　 (Chang 1969, pp20-74)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一战期间（ 1915-1918 ）工业增长率为 13.4% ，战前工业增长率仅 3.8% ， 20 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 3.8% 。 1932-1936 由于向战争突入，工业生产又加速，工业增长率达到 11.1% 。（《工业化的轨迹》 P109-110 ）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才拉开差距，但中国锐意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 2 、 30 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 918 不战而丢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经过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人民生活迅速降低，挣来的钱用于奢侈消费，而没有用来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第六节战后复兴 1945 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殖民地丧失，不能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原料。 1945 年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 2/3 ，粮食危机一直持续到 1948 年。人均纤维供給量到 1949 年不足战前的 1/4 ，只有 1kg 程度。由于遭受空袭，大量住宅被摧毁， 1948 年时点， 80% 东京市民没有自己的住宅。 1946 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有战前的 31% （图 5 ）。粗钢产量由 43 年的 765 万吨到 46 年的万吨。棉丝由 37 年的 72 万吨到 45 年的 2.3 万吨。煤炭由 41 年的 5647 万吨到 46 年的 2038 万吨。除去武器和军舰，和平国富损失了 1/4 。图 5 工业生产指数在一般的印象中，日本从废墟中复兴。实际上，工业设备大体残存，并没有遭受很大的战争破坏。重化学工业基本保持了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的水准。纤维等消费品工业损失比较大，主要不是因为战争，而是转向了军需生产。和其它国家相比，日本的工业设备残存率非常高，只是由于外国贸易中止，原料输入事实上停顿，使生产大幅度下降。为了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1946 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现在日本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的前身。同年，日本财界的政府经济团体连合会（经团连）创立，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经济安定本部 1947 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还是企业还是家计都赤字了，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力。经济安定本部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统制措施，具体的是： 1 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统制； 2 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 3 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统制；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统制。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煤炭和钢铁，这两个产业相互循环扩大，再波及到其它产业。为了筹集资金，设立复兴金融金库，向重要产业重点提供资金。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吉田茂首相却是自由经济论者。为了经济复兴，采用统制经济体制，资源和资金向煤炭和钢铁行业集中注入。复兴金融金库是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 47-48 年向煤炭行业的贷款约占同期全国总贷款的 1/4 。由于没有经济效益，由日银印钞票填补亏损，是 47-48 年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由于是基干产业先行恢复，消费品生产被押后，国民的生活被压缩到最低，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配给，取缔自由市场。 1947 年 10 月，东京地方裁判所的 34 岁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 48 年的《经济白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 1 人 1 天只有 4 支，肥皂 1 人 1 年 1 个，国民消费的日用品大半来自黑市。国民节衣缩食，艰难地推动基干产业恢复，日本逐渐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产业界大量订购军需，形成朝鲜特需，日本经济急速回复。第七节历史的遗产中国经历 8 年抗战，然后 3 年内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接收的历史遗产，简单的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财阀和帝国主义三井物产和中国》，作者是名古屋经济大学经济学部的坂本雅子教授。此书是平成 14 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资助下出版，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下面是此书的一些节选。中国实际没有自己的政府，实际统治中国的是英美日同盟的商会。 1930 年前英国为主导，之后日本为主导，美国则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918 后，由于三国联盟，国联自然倾向日本，且日本还与美国商社提携共同开发东北的资源。 1911 年辛亥革命后，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袁世凯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做抵押，获得多国同盟的善后大借款。其实，孙中山开出的条件不比袁世凯少，但列强经过评估，最终选择了袁世凯。列强还资助各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列强的资本运作、武力及投资，使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苏俄支持的北伐军，高扬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英美日同盟想用武力干涉，扑灭中国的革命。 3 月 24 日，北伐军攻入南京，侵入日英领事馆和美系大学。英美军舰随后炮击南京市街，约 2000 中国人伤亡。但日本军舰没有参与炮击，当时日本的币原外相认为，如果列强武力干预，会助长中国民族主义，还不如资助蒋介石，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 3 月 28 日，日美英三国代表在北京开会，敦促蒋介石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对关系者进行处分赔偿。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压，不能不考虑列强的软硬两方面的压力。硬的压力，当时中国领水域有列强 170 余艘军舰，陆战队正逐次上陆。虽然列强没有达成共同派兵协议，但这样的军事压力是蒋介石发起反共政变的重要原因。软的方面以币原外相为代表，如何给蒋介石做工作，如何给钱，如何提携等等，为了维护蒋公和民主国家的光辉形象省去若干字，一系列的转化工作后，反共政变终于开花结果。列强在不污手的情况下，实现了煮豆燃豆萁。以上是此书有关南京事件及 412 政变的相关描述。在这之前及之后还有许多相似事件描述，由于篇幅的原因，以及为了维护民主国家和蒋公形象，也就不介绍了，往事不堪回首。蒋介石是靠列强扶植的，自然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他的轻工业资本完全靠列强维持，对外非常软弱。 918 时不敢抵抗， 77 时不敢宣战，因为英美日同盟还有效。英美日同盟的商会通过资本运作，各种借贷款，如铁路贷款，电话电报贷款，武器贷款等，中国则用各类资源、各种税收做抵押。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但却统统算成了 GDP 。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与列强有矛盾，但也依赖列强的设备和技术，轻工业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挣来的钱没有用来改善和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而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奢侈消费，当然也都算成了 GDP 。 GDP 在高速增长，人民极端贫困，民族在流血。没有重化学工业支撑的所谓经济发展是对民族的犯罪。 1949 年，中国 12 岁以上的人口 90% 是文盲。而 1955 年的日本，新就职的学历构成为，中学毕业 60% ，高中毕业 31% ，大学毕业 9% ，人力资本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自然条件方面，中国的面积约为日本的 26 倍。东南部的面积不足 40% ，却生存了 95% 的人口，人口密度与日本相当。沙漠、高原、荒芜、干燥、寒冷等环境恶劣的西北部，总面积超过 60% ，但只有 5% 的人口。日本是土地狭小的国家，但日本农民的人均耕地却是中国农民的 2.4 倍，且日本的气候土壤条件比中国好得多。中国农业实际没有多少发展潜力。中国的矿物资源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率低，且品位低，埋藏分散。探查技术、采掘设备、运输手段严重不足。中国的近代工业非常薄弱，作为国防自主，经济自立的重化学工业几乎为空白。中国粗钢生产，包括外资工厂， 1936 年是历史最高水准，才 41.1 万吨，同样作为殖民地国家的印度同年钢产量为 88 万吨，不足印度的一半，到 1949 年时则只有 15.8 万吨。作为对比，苏联革命前夜的 1913 年，钢产量为 423.1 万吨。几乎没有任何重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当时的日本则拥有门类齐全重化学工业和大量的专业人才。民国期高速发展的轻工业，早就在战火中烟消云散。 1945 年的日本保存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设备基本保留，没有受到很大的战争破坏，只是原材料输入断绝，即使如此，战后复兴经历了约 10 年时间。而 1949 年的中国，则一无所有，现代工业技术几乎为零，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中国实际落后日本近百年时间。第八节高度经济成长的秘密随着重化学工业的逐步恢复，消费品逐步放松管制， 1955 年日本的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准。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的时代。日本的 GDP ，从 1955 年到 1973 年 18 年间的实质 GDP 成长率达到了 9.3% ，总量近 5 倍扩大，成为经济大国，且人均收入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约 20 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事。近 10% 的高度经济成长，是战前及高度成长期以后的经济成长率 2 倍以上。战前有坚固基础的钢铁和造船业；战前已经萌芽并登场的汽车、家电等耐久消费财产业；战后初登场的石油化学、合成纤维、电子产业等，推动日本重化学工业急速成长。 1955 年以前，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比重低。 55 年以后仅 5 、 6 年间，在数量上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工业国，如图 6 。图 6 重工业化率的国际比较图中从上到下的国家为日本、英国、西德、美国和意大利。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率急速提高。推进重化学工业的主体是企业集团。 50 年代中期是三菱、三井、住友， 60 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 6 大企业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是它们办的，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 4 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 UFJ （三和）银行。银行不仅给财阀伞下企业贷款，还给财阀外部企业提供资金。伞下企业贷款大约只有 20% 前后，而战前主要是给伞下企业提供贷款，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企业集团。由于现代技术高度复杂，需要很多专业门类协调配合，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 One set 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在财阀内部施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导入外国技术。由于各财阀的技术背景相同，技术垄断的可能性小，促进了财阀间的技术竞争。企业集团内部的企业相互持股，增强集团内部联系的纽带。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恳亲，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具有经营执行委员会的特性。财阀的产权模糊不清， 47 年财阀家族及财阀系的主要经营者被强制排除在经营阵之外。以大企业为核心，还有大量的部品下请、协力的中小企业群。大企业对伞下的下请企业群择优选择，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并且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对伞下企业进行选择育成，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有以下三个特征：（1）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国家机器将巨大的货币集中，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2）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作为大机能资本家出现的国家垄断。（3）国家装置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分野进行规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高度成长期的企业国家的权利构造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的机能低下，实际的权利核心是财界的代表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公式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原案。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较，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即小政府和民间企业几乎相反。所有者支配、阶级区别、贫富差距很小，与欧美相比是社会主义。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却又都不象，有种说法叫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见《现代日本经济史》 2002 ）日本就是这么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这种体制推动日本迅速现代化。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严密保护，强制进口替代，限制外资。 60 年代前期，日本的国产品依然是粗恶品的代名词，但消费者没有选择，洋货的价格极贵。这种极端保护措施进入 90 年代后，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协议才放松。到今天，日本依然是非常封闭的市场。缩小贫富和地域差距，使多数国民都能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市场基盘扩大，反过来推动生产发展。 1955 年的日本技术是落后的，战时中的技术空白面很多，但潜在的工业技术水准和劳动力素质其实与欧美没有很大差距，拥有吸收消化外国新技术的能力。技术导入，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使用，而是消化吸收提高。技术的引进和提高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逐步把大多数产业卷入技术进步。钢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优质价廉的素材，促进造船业和汽车业发展。石油化学的出现，促进了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成长。自动机械的出现使制造工程合理化。这些新技术的相互配合，产生了大量的新制品。国内市场扩大，使得量产和削减成本成为可能。各产业关联的紧密化，产生了相乘的效果。随着技术引进革新，生产扩大，消费一直受到压制，消费带着产业链逐步成熟。日本进入大消费时代已经到了 60 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则到了 70 年代的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这之前，日本在外观上还像第三世界国家。日本的战后追求平等和限制竞争，可能损害了效率，但实际上没有产生大的社会摩擦，构筑了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才和技术的蓄积，实际上达成了非常高的效率。日本的经济基盘是重化学工业，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优先发展，成长迅速。由于采用的是僵化保守的计划运营体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政府背负了巨额国债，重工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堆积如山。就是这么一个从诞生起就不断赔钱的怪物，却是日本富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研究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研究种苹果卖苹果，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第九节万吨巨轮的诞生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要么奢侈消费掉了，要么作为赔款、外资利润流失，要么被通货膨胀吞噬，要么变成金银外汇被席卷一空。生产设备或毁于战火，或被拆迁。几乎一无所有。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一片空白。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社会一无所知，满口仁义道德，之乎者也。发展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走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造万吨巨轮。首先要有各种钢材，需要一炉炉炼，一炉炉试验，一炉炉失败。有了钢材还不行，还需要锻造成大型锻件，需要研制万吨水压机。有了锻件，还需要用车磨铣刨等机床精加工。万吨轮还需要油漆、各种非金属材料，需要建立化学工业。万吨轮的控制调度通信，则需要电力电子和信息电子技术第一艘万吨巨轮的诞生是那么艰难，充满了坎坷和失败，就像煤的诞生，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只是一小块。需要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从无到有建立和协调配合，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和比较优势，但它积累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培养了大量的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随着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逐步成型完善，汽车、火车、飞机、建筑、桥梁、家电，及形形色色的新制品都会从这根干上长出枝条，开花结果。新中国并不是传说中那样闭门造车，而是积极谋求从国外导入技术。由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不依法依契约办事，被民主国家强力封锁。 50 年代中期，系统地从苏联导入 156 项重点基干工程，中国开始了发展自主技术力的历程。但是，苏联要把中国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分工体系， 1960 年中苏经济断交，撤走专家和图纸。中国走上了以自力更生的道路。民族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之路是那么艰辛坎坷。日本赶上了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对外征战掠夺。中国只能依靠全民族的节衣缩食，默默奉献，构筑民族奋飞的翅膀。 1964 年原子弹实验成功， 67 年氢弹实验成功，标志着中国迈进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 1970 年，第一颗人造卫星， 71 年核潜艇下水和导弹驱逐舰实战配备，中国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国成功突破了国际封锁。 1963-65 年（契约年），中国绕过美国的阻拦，从西方国家（含日本）导入 31 个基础项目，主要是石油化学、制刚设备、化纤、船舶等。 1972-1974 年（契约年），基干项目从日本导入 79 、美国 28 、英国 41 、西德 4 、法国 8 、荷兰瑞士意大利各 1 ，共 170 项。从卫星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到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门类广泛。这次技术引进的水准、门类广泛程度远超过前两次技术引进。中国的技术积累走的是一学、二用、三赶、四超的自力更生之路，自我技术力迅速提高。学习 MIG21 ，仿制改进成了自己的 J7 系列，并大量出口，还派生出了 J8 。学习 B707 ，研制了自己的大型客机 Y10 。各种工业生产设备也很快从引进到仿制，再到改进提高。中国的第一几乎都诞生在这个年代。从 6 、 70 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可以清晰体会到基干产业逐步成型磨合跳动的脉搏，如图 7 。图 7 6 、 70 年代实质成长率和投资率中国经济是年轻的经济，与衰老期的经济不同，回复力非常快。经济停滞是由于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构造上引起的。 67 、 68 年激烈武斗，使这两年连续减少，后续两年迅速回复， 76 年打倒四人帮时也是同样。这种后退与美国的大恐慌和中国大跃进时期不同，不是由于经济构造引起的后退，中国的基干产业正迅速成长。 66 年到 78 年，实质成长率 6.6% 。按照一般的分类基准， 0-3% 低成长， 3-6% 正常成长， 6-9% 高成长， 9% 以上超高度成长。文革期平均 6.6% ，属于高度成长。并没有经济大混乱，濒临崩溃。一般很难实现 GNP 中超过 30% 的蓄积率。日本经济 60 年代固定资本形成率超过 30% ，实现了高度成长。中国 65 年前虽然有超过 30% 蓄积率的年份，但没有持续， 70 年到 80 年连续 11 年强蓄积体制。这种强蓄积构造是 80 年代超高度成长的基础。这种构造被注入大量外资，达成了改革开放年率 10% 以上的成长。到 70 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工业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产品。天上有卫星、大型喷气客机，地上有汽车火车，海里有万吨轮核潜艇，此外计算机、微电子、家电，应有尽有。中国在短短 20 余年的时间里，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之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扫除了文盲。在民族即将奋飞的前夜， 1975 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70 年代末的中国就像欲展翅高飞的雄鹰，但是第十节雄鹰折翼蓄积构造的大转换 1945 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提出的口号是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号召国民团结起来，节衣缩食，为民族的未来去拼搏奋斗。而中国，据说文革期的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的却是先富论。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是艰辛漫长的，人民节衣缩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使这种蓄积构造迅速向消费构造转换，使生活短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 1979 年开始，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以粮食为例， 1978 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以 100 为基准， 85 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为 202 ，而同期的物价指数为 128 。财政倾斜，化肥大规模使用，再加上包产到户使积极性提高，使粮食大幅度增产。在城市，工资分配率急剧上升，工资分配率是工资占附加值（工资总额、利润、税金）的比重，如图 8 。图 8 工资分配率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由于蓄积构造，工资分配率约 21% 。 80 年代有三次大幅度提高，一次是 80 、 81 年增加到 25% ，二次是 86 、 87 年达到 30% ， 89 年以后增加到 40-48% ，如果算上福利开支，会超过 50% 。作为对比，日本高度成长期的工资分配率稳定在 35-40% 之间。中国 89 年后远高于日本。 80 年代，急速由蓄积构造向消费构造转换，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收入急剧增加，各种耐久消费品的需求急增，中国一夜之间向大消费社会突进，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能够极大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成为共识。但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实质增长，由于不顾一切向消费倾斜，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不能负担基础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已经起步的项目能砍则砍。国防科研一停就近 20 年，大型喷气客机、微电子，凡是不能立即产生效益的项目纷纷下马。天真地想象市场换技术，能够和西方建立和平典范，重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清末民国的发展道路。政府财政枯竭，对国营企业实行拨改贷，自负盈亏，作为企业国家的政府职能瘫痪。再加上工资分配率急升，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 89 年开始效益急剧下降，随着改革推进，效益越来越低下，如图 9 。图 9 国营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的变化作为政府主要财源的国营企业效益急剧低下，政府没有财力承担教育、医疗、养老、住宅等福利，使毛泽东时代的准中产阶级的社会构造崩溃，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准中产阶级社会构造的崩溃使购买力急剧弱化，进一步使企业效益下降。国内蓄积构造的瓦解，只能依靠外资，于是积极引进外资，外资在固定资产中的比重急速上升，如图 10 。图 10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粗固定资本中外资比例作为对比，台湾经济是由于美国援助和 60 年代中期以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推动发展的， 63 年进入高度成长期，到 74 年约 13 年间， 66 年除外，粗固定投资 8% 至 11.5% 外资依存。大陆 86 年外资 4.4% 以上， 96 年到达 12% 。如果不算外资，蓄积率 93 年以后不足 25% 。现在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进外资，使更多的企业破产，更多的人失业，政府更加没钱，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在农村，由于人民公社解体，使水利、植树、造地等公益事业停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陷于停滞。农村的中小学校建设和教育费，合作医疗费等都陷于停顿，农村的蓄积构造瓦解。人民公社制度抑制农民的消费，从而抑制都市劳动者工资的蓄积成长经济，由于农村自然发生的市场经济使政府的压制消费策略崩溃，向城市波及，再加上企业内部分配构造改变，演变成了依靠外资才能实现高度成长的经济。支持中国经济的有三大支柱：自我技术力、市场、大量廉价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向消费社会突入时没有像日本一样，用消费对外敲诈技术，消费带着产业链成熟，迫不及待地大量引入外国制品，使自己的产业链崩溃，自我技术趋于消亡。到今天，天上飞的是外国飞机，地上跑的是洋车，地铁是国外的，高速铁道也准备引进外国的新干线，重新提出国船国造的口号。自鸣得意的家电、手机业，里面的芯片及关键部件是进口的。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技术力停滞不前，生产设备和基干部品依靠进口。自我技术力趋向消亡。准中产阶级社会瓦解，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市场结构成金字塔形。高端有高级消费志向，倾向消费外国制品。底边低收入者由于失去教育、医疗、住宅等保障，购买力急降。国内市场低迷，外贸依存。劳动力无限供应，工资提高缓慢。中国的工资并不低，还有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中国劳动力素质高，普遍受过初中等教育。改革使中国劳动力的积极性高涨，在流水线上象机器一样每天干十多个小时，即没有岗位培训，也没有闲暇时光，微薄的收入也不能负担子女教育。高素质劳动力也趋向枯竭。中国现在的 GDP 增长，只有数字意义。作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大量的资源却被加工后出口，国民并没有实际消费，且利润大多属于外资。换来的花花绿绿的纸片，或压箱底或奢侈消费，丝毫没有想到提高和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消费才是价值，才有效益，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纯粹是浪费，效益低下。名义工资上升，但被各种必须的开支盘剥走，也没有落实到实物。这一切都算成 GDP 增长。随着 GDP 迅速增长，人民却不能求学、求医、求职，养老金也不知在何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底层急落，出卖资源和劳动力 , 民族在流血。作为对比，日本从 55 年开始约 20 年间超过 9% 的增长，技术立国，人均 GDP 赶上发达国家。而中国自 1978 年开始约 20 年间超过 9% 的增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人均 GDP 不足 1000US$ ，翻两翻。日本 1980 年的人均 GDP 不足 1 万 US$ ，经过约 20 年 2-3% 的低速增长， 2000 年时人均 GDP 超过 3 万 US$ ，也翻了两翻。长期的汇率变化，反映了一个国家技术力的变化。 1997 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主要靠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但现在，政府的财力进一步弱体化，控制力低下，污职和贫富分化使政府公信力下降。如果再爆发类似的危机第十一节民族责任和牛顿三定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走的是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人民的生活其实比较贫困。 45 年战败，国民经济崩溃，但日本人节衣缩食支持民族知识和技术的再造。 55 年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当然是低水平的），但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国民也受到普遍教育，经过 20 年高速发展，以技术立国，人均收入赶上了发达国家。中国则不同，从洋务运动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较优势，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上海非常繁华，但抗战时却是汉阳造对日本的大和零战，底层的民众异常贫困，绝大多数是文盲，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 49 年以后，走的是民族知识和技术蓄积的发展道路，到 70 年代末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扫除了文盲，建立了准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整备了支持中国腾飞的三大支柱：技术、市场和劳动力，与 55 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在短短 20 余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但其后的发展却脱离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建设，雄鹰折翼，经过 20 年的 GDP 高速增长，依然是落后国家。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向殖民地滑落，日本绝不能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可能是日本国土狭小，火山地震频发，无依无靠，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只能通过群去拼。没有比较优势，只有靠自己物作り的技。中国却是个人主义，可能地大物博，还有一些比较优势。研读中国经济史，却是另外一副光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什么挣钱做什么。在国难日渐深重的 2 、 30 年代，依然莺歌燕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想到去建立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在不断捡芝蔴过程中，却丢了西瓜，最后芝蔴也被抢干净。历史虽然已经走到了 21 世纪，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日本学者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做的学问自然是工业社会的学问。社会就是人群，对人群研究需要有大量的统计图表。工业其实是机器，而对机器进行研究，则需要有现代工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和统计图表，这些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配合。从大量的统计图表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制订相应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比对期望与实际的差异，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关于中国的数据我在这里出口转内销了。中国人喜欢根据主观好恶修改数字是有名的，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相关数据的比对，以得到比较客观的认识。日本学者是冷酷无情的，要么是中国威胁论，要么是中国崩溃论，却没有沁人心脾的双赢论，有个代替的词叫共荣圈，这可能是日本武士的传统。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或在农贸市场卖茶叶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坐而论道： 1 个苹果卖 1 元，赚 5 毛，有利可图吸引更多的人种苹果，价格下降，供需平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公正，自动实现资源配给最优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问题是自由市场真的这么神奇，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不知道是会卖苹果还是种苹果。还有些人附庸风雅，邯郸学步，弄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和逻辑，一通所谓的严密推导之后，证明了 XX 理论。实践中出了问题是实践错了，理论是不会错的，因为有严格的数学推导，不需要实践检验。如果数学逻辑真的很正确，经济学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根据分球理论，资源是无穷的。中国学者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出身，不知道现代工业社会是何物，民族责任是什么，满口仁义道德，搞双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把西方理论的精髓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没有科学精神的指导，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中国就像一辆飞驰的夜行列车，即看不见前方的陷阱 , 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危险，乘客进入了梦乡，憧憬着美好未来; 个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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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读书系列－2（转）: sunapple 2008-11-17 12:51; 第一章经济学是神学还是科学第一节前言这一章并不是最先发表的。事实上，这一章本来只是短短的一节，是《刷盘子读书》一章的附属品，试图在讨论中解释什么是科学。随着讨论深入，我发现大部分讨论者，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的崇拜者，虽然拥有博士硕士等许多吓人的头衔，甚至还自称有很强的背景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这个发现让人异常震惊，从高喊科学口号的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科学实际上还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这让中国如何发展！震惊之余，决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论述什么是科学。如果对于什么是科学没有共识，所有的讨论都是空对空双方的逻辑基础完全不一样，如何讨论？鉴于这个原因，在整理成文的时候，把这一章放在了最前面。与其他几篇相比，这篇成文最为仓促，小学程度的习作。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也不过是小学教材。读者如果对本书的其他章节有所质疑，大可反驳批评，但如果对本章的主旨有疑问，就不必再往下读了，因为这是本书逻辑的基础。第二节科学精神我住的地方经常有基督教传教士，谁让基督教现在把持着话语权呢。传教士们经常免费散发宣传品，我爱占小便宜，就全部笑纳了。另外，我的日语不好，总喜欢装着一副虔诚的样子与他们攀谈，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一来二去对基督教也有所了解。我也有信教的朋友，有时也一起到教堂做礼拜，只是朋友虔诚祈祷，我却只想骗免费的面包，捐善款就免了。闲来无事，翻翻拿到的免费资料，发现这些教义非常权威，通篇是主曰或罗马法王或其它什么法王曰。除了权威以外，许多资料的论述逻辑清楚，数据充分，还运用了高深的数学知识（至少比我高，因为看不懂），颇似科学论文，读的多了，还真有点混淆，我便认真想了一下科学与神学的区别，免的哪一天真被糊住，让神棍骗了善款去。科学是什么？与神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都说科学实事求是，但神学也实事求是，比如探究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探索宇宙的中心等等，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都说科学讲究事实数据逻辑，神学也讲，至少我曾看到的神学教义都讲，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比如论证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都说科学是真理，其实也不是，经常出错，比如航天飞机会摔下来，就连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一定经受得住时间考验，而神学也会经常搞对。神学搞崇拜，其实科学也搞，对著名科学家和理论也是顶礼膜拜。神学是信仰，信上帝、安拉、佛祖或其它。科学实际也是信仰，它的力量实际也是来源于信仰。科学神学非常相似，事实上，现代科学本就是从神学中脱胎而来，这就不用奇怪许多人即信科学又信神学，比如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科学神学本质上都是信仰，到了信仰的层面都是不讲道理逻辑的，所以科学神学的传播方式也非常相似。神学的信仰通过灌输，不服的用圣战或十字军东征。科学的信仰也是通过灌输和战争，如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没有对抗过洋枪洋炮，中国人才第一次想真心接受赛先生。那么，科学神学到底是如何区分的呢？前面说过科学本质也是一种信仰，是神学的一种，只是拜的神不同。那么，科学的信仰，科学精神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可重复，可检验。神学则是信上帝或其它的神，心诚则灵。信则有，不信则无，如果不灵，则是心不诚，或有原罪，或死后上天堂，纯粹是心灵体验。所谓可重复，可检验就是说一切科学理论必须以实践检验为基础，比如：太阳明天依旧东升西落就可以作为一条科学理论，因为反对者大可明天早上开窗验证，但万一看到太阳从西面出来，这条理论就得当即推翻没有过可重复检验这一关。当年美国犹他大学的彭斯教授宣称自己实现了室温核聚变，立刻就有一打以上的实验室重作他的实验，结果没人能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得到类似的结果，于是彭斯教授只风光了一时，未能风光一世，这也同样是载在了这条终极标准上。当然，除了可重复，可检验，科学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前面说神学象科学，其实就是说神学同科学一样讲严密的逻辑推理。不过，在如今的中国，大部分人都能认识到科学需要逻辑推理，却往往丢掉了可重复，可检验这条根本原则，这里也只得再三把这条原则拿出来强调。行文到此，肯定不少读者忍不住笑出声来，这还用你说，小学生就知道。你一个工学博士，虽然水平不高，但毕竟在科学中混了几十年，竟然写出这种科学的 ABC 来，也不觉得羞愧？我就象信仰基督教几十年的教士，刚听到神谕一样，满世界显摆。我在序言里就已经说了，这篇只是小学生的习作，望大家海涵。第三节为什么要信仰可重复，可检验前面一节把可重复，可检验的标准捧到了天上，读者恐怕会问，为什么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础？按理说，问问题到了信仰的层面上，作者完全可以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不信你去问传教士，为什么上帝存在？传教士必然回答，上帝存在是基督教的基础，上帝本身就是宇宙的原因，他的存在无须理由总之教会的门永远向你敞开着，你信就进去，如果你问为什么，说明你还不信。科学不比宗教，宗教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财大气粗，人多势众，科学只是在最近的 2 个世纪才抬头做人。因此，作为科学虔诚的信徒，我在这里还是要解释这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科学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当然，在任何社会里，人们都要种地，养牲畜，必须管理政府，兴修水利。这些简单的劳动虽然利用了自然界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完全可以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或是口头传播的一些零碎经验，或是祭司和贵族的圣书，或者是行会的条约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相对简单，而且在数千年中没有什么实质变化，与其向现实寻求世界的规律，不如直接把祖辈传下来的文化和习惯直接拿来用，相对的成本要小的多。举个典型例子，南部非洲许多黑人国家非常重视铁器生产，铁匠在这些国家拥有祭司和地方领袖的地位。这种最古老的工程师治国并不意味着科学精神的发扬，恰恰相反，这说明了在古代社会，生产技术与神学和传统文化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既没有产生科学的必要性，更没有人把科学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当然，在少数地区，譬如古希腊，不排除某些阶层把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游戏和消遣的可能，但限于古代社会的社会条件，无法与生产技术相结合的科学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必须说明的是，虽然古代社会未能提供科学生长的土壤，但就当时的社会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在农业 -- 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下，神权社会未必不能给成员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和军事保护，只是到了近代，工业革命开启了新的经济增长领域，从此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规律瞬息万变，科学才开始有了它的用武之地。科学的信仰是可重复，可检验，在这个基础上，才是逻辑推导与归纳猜想，无论多么精妙的理论，多么精彩的逻辑，在实践检验面前，一律要俯首称臣。在工业时代，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不是开垦更多的稻田，猎取更多的野兽，而是通过制造越来越精密的机器，越来越快的计算机，对自然资源进行越来越精细的加工，从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所有超出简单再生产的部分都需要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这样，无论是神学还是儒学或是其他适应于稳定农业社会的传统学说，统统一筹莫展，只有科学家能通过实验，观察，归纳，掌握新领域的规律，为工业家提供新技术，为军官提供新式武器、新的作战理论，为政府官员提供新的管理手段。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广阔空间中，唯有信仰科学的社会才能富裕、强大，并最终淘汰拒绝接受科学的社会。革命后的伊朗曾提供了非常生动的例子。因为宗教官员相信安拉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所以禁止数学教师向学生传授概率论，甚至逮捕了一个拿骰子当教具的数学教师。然而，这个神权政府很快发现了概率论对于维系现代工业体系和军事机器的重要性，为了保证飞机能够上天，油船能够出港口，对概率论的禁令很快就撤消了。同样，因为没有办法为剧烈变化中的社会提供有效的社会规则，教会一直对现代工业经济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只是没人听罢了。罗罗嗦嗦了这么多话，其实想指出的就是一件事科学与宗教之争归根结底还是财富和力量的争夺。并没有哪条规则规定你必须信仰科学而不是宗教，但中国若想重新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若想富强，就必须在经济领域贯彻科学精神。第四节科学的判据虽然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信仰。但若想把信仰落实到具体操作中，却存在问题。科学强调可重复，但实际上没有 100% 的重复过程，不可能 100% 复现原始条件；科学强调可检验，但自然界并没有天生的检测规范，还是测不准的。为了克服可重复，可检验不易操作的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退而求其次，用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作为科学精神的近似。也就是说，重复条件、检测手段和评价方法统称为检验标准，可以由理论提出人自由定义。是否具备检验标准，是判断是否属于科学理论的充要条件。没有检验标准的学说则不属于科学理论。当然，科学理论并不保证其正确性。能否贯彻标准则是用此自定义的检验标准对理论进行检验。任何人，无论是愚蠢的还是不称职的，都可以用这自定义的重复条件、检测手段和评价方法去探查事物，得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个一致的结论是基于这个自定义的重复条件、检测手段和评价方法下的一致。虽然很多客观事物本身是不能重复的，如大型工程、历史事件等，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检验，也是一种可重复。如果要求聪明称职的人才能检验，那是皇帝的新衣。在检验过程中，科学理论完全可能被证伪。证伪了以后怎么办？修改该理论的公理、逻辑和边界条件，或者修改自定义的检验标准。使该理论的理论体系再次回到自恰状态，并且符合实验结果数据。经过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无穷反复循环，最终使科学理论逼近客观真理。经过理论实践不断反复后，科学理论应该能够解释历史，历史是已经存在着的自己或他人的实践，一个科学实验结束后就走入历史了。科学就是从历史中总结出事物演变的规律，预测新颖的事实和指导未来的实践。科学理论经过反复实践修改后，就是客观真理吗？依旧不是，因为检验标准是主观定义的，并不能客观反应事物的本质和全貌。就比如瞎子摸象，虽然瞎子们用各自角度探查的结果是可重复，可检验的，但却不是客观事物大象的正确描述。为了克服瞎子摸象，科学非常鼓励提出新的检验标准，用新的角度去探查事物，让大量的检验标准去相互斗争、相互借鉴提高去逼近客观的检验标准。这也就是标准争夺问题。能对同一事物进行可重复，可检验描述的科学理论不少，最终哪种科学理论能胜出，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理论呢，最终取决于哪种理论的检验标准能更好反映客观事物。标准争夺是做工程的大事，如果自己的标准被广泛接受，则无论怎么说都对。如果自己的标准被打败了，无论怎么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和正确的逻辑都毫无意义，统统是支持别人理论的嫁衣。我们不仅可以判断某个观点是否科学，还能够判断某个学科和理论体系是否符合科学，既然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神，就象基督教的神是上帝一样。如果遵循了科学精神，就是科学理论和科学家，与对错无关，与道德更没有关系比如说心理学理论，现在尚且不能在实验中给予很好的证实和复现（对人类本身的实验是有严格的道德限制的），但主要流派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著作，都主动地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公布出来，给出重复条件、检测方法和评价标准，主动让这些学说接受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这说明心理学是信仰科学精神的，科学当然接受心理学为其分支。再比如考古学和天文学，实际研究的都是历史人文历史和天体历史。历史可能相似，但绝不会重复，更无法做实验。但考古学和天文学都把历史作为自己的实验室，把历史的相似条件定义为重复条件，努力使自己的研究结果可以在现实观测中得到近似重复，能够近似检验。所以考古学和天文学也是科学的分支。反过来，即使是数理化之类传统的科学门类，如果研究者或著述，背叛科学精神，也不再是科学分支，无论水平有多高，逻辑有多严谨，也只能当巫医术士。本来数理化就是巫医术士的学问，只是后来他们信仰了科学精神，数理化才演变成了科学，一旦科学精神丢了，再神奇的也没有用。譬如研究永动机的诸多大师，之所以被看作骗子和巫师，并不是因为永动机违反热力学的定律，事实上，科学精神是鼓励破坏规则的，也不是因为他们论述不巧妙，论文不精彩，关键在于，没有任何大师敢于拿出一个真正的永动机受别人检验，对于这种无法重复，更无法检验的理论，只能斥为骗术。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结果都对。小鲜是什么，烹法是什么，如何判断是否烹好了，各人的领悟理解五花八门。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干脆不烹了，就这么吃吧。这是没有可检验和可证伪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的论断。想起一个相声，说是找算命先生询问兄弟几人，算命先生回答：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到底兄弟几人，只能去领悟，什么结果都对。这是不具有检验性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论断了。如果回答兄弟 3 人，就是科学论断。因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掰手指头数出来，是 3 人就是对的，不是就是错的。这就是科学理论的可检验和可证伪性，符合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实际上算命先生对个人，其实也没有太大危害，但对国家民族呢？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难道是算命先生？科学精神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性，许多曾经是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最终被证伪，或没有经受住时间考验，但它依然是科学理论，它的创立者依然是科学家，或多或少对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因为他们按科学精神行事。比如牛顿的力学理论，最终被证明只是相对论的一种近似描述，但这并不妨碍把牛顿的理论作为科学理论，牛顿本人也被作为伟大的科学家被载入史册。绕了一大圈，该回到经济学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神学？第五节从工学看经济学我对经济学是外行，工学出身。虽然工学门类繁多，但在江湖混得久了，觉得工学的各门类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如何运用科学精神改造客观世界。工学是科学的分支，提到科学，许多人马上会联想到纯洁高尚无暇（略去各种赞美词汇若干），本人是科学的信徒，所以暂不打算立刻打击这种美好的幻想，但无论如何，这种想法在工学中绝对不成立。因为工学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分配，黑暗无比，骗子、强盗和恶棍满目皆是。我身处其中，骗海泛舟，历经无数风雨，对这一点有深刻体会。至于我自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不免也是骗子、强盗和恶棍。所以我在强国论坛登场时，也是以数字游戏门邪派面目出现的。从事工学的人虽然是骗子、强盗和恶棍，但也有可爱的地方，即行恶之前会预先声明。不管怎么说，比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要可爱多了。鉴于工学的定位，工学与经济学有天然联系。都是人类获取利益的工具，如何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在我看来，经济学不过是工学的一个分支，既然属于工学，自然也是科学了。读者可能会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其实工学也研究人，否则既无法让顾客接受自己的产品，更无法一面装成天使一面残酷宰杀客户或竞争对手。当然，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非常巨大（人类社会），很难重复研究和做实验，其实工学也有类似情况，比方说三峡工程，气象工程，也很难重复和实验。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经济学应该是科学。我把经济学当科学，但用科学精神却完全读不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著述。所以，在《刷盘子读书》一章中，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论断。这个论断只是假说，但大家大可读下去，自行评价这个论断的正确程度。另外，在我参与一场海龟 vs 土鳖的论战后，发现自己的论断有问题，即他们不是小学文化程度。是什么呢？论坛是论战的地方。论战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纯粹是信仰的争吵，信仰是不讲道理的，罗卜白菜各有所好，争不出结果，这类论战我根本不看。另一类是基于事实数字逻辑的，比如说两个人争论一辆汽车的好坏，甲可以拿出一堆事实数字逻辑说好，乙可以拿出另一堆事实数字逻辑说坏，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但最后谁也说不服谁，不了了之。这类论战我喜欢观看，但不出手，因为可以获得一些资料，对自己也有帮助，兼听则明嘛。如果出手就一剑封喉或打断脊梁，论战就停了，我也获得不了资料了。我把工学戏称为数字游戏门。在数字游戏门看来，原始的事实数据逻辑，不管怎么准确，都是垃圾。往往是自己找到的事实数据逻辑，越权威越准确，对自己的伤害越大，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不是有那句台词吗：律师不来，我什么都不会说。有人说，论战不是讲事实摆道理吗？那只是讲良心良知的人干的事。数字游戏门是不讲良心良知的，所以不讲事实和道理。最好自己什么事实数据逻辑都不出，全由对手提供。实在不行，必须提供时，要做技术处理，做好防守和抵赖准备。那么，数字游戏门依仗的是什么呢？是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当然是它的可操作版本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即数字游戏门玩弄的实际不是事实数据逻辑，而是检验标准论战的目的是说服观众，而不是对手，观众接收了自己的检验标准，则不战而胜，对手提供的精准的事实数据逻辑全是呈堂证供。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推销汽车，你的对手不断吹嘘自己的产品速度如何快，突然间客户接受了你的检验标准，认为速度越快越危险，优点立刻变成缺点，自然就卖不出去了。所以，数字游戏门收拾非同道中人，一骗一准，来两个杀一双。数字游戏门同道的决战，是争夺标准的战斗，而不是辩论事实数据逻辑。建立标准的一方是胜利者，另一方也不完全是失败者，因为自己提供的事实数据逻辑是被处理过的，不会做为呈堂证供。数字游戏门出手，首先审查对手有没有检验标准，也就是整个论述的脊梁，如果没有，就说明是菜鸟一只，他提供的所有事实数据逻辑都是自己的大菜。如果有脊梁，则审查对手提供的事实数据逻辑能不能贯彻这个检验标准，如果不能贯彻标准，也是菜鸟，一出手就可以打断脊梁。如果既有检验标准，又能够贯彻检验标准，那就是数字游戏门同道，则需要靠真正的功力去较量。第六节科学神学的论战又离题万里一通，读者不知绕糊涂没有。总算要谈到经济学了。自从《刷盘子读书》系列在强国论坛首发以来，被好事者四处转贴，好评如潮，恶语相向的也不少，影响力是我从未想到的。其中，有位好事者，与我一样也在日本，不过他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算准海龟，我只是外行，将《刷盘子读书》转贴到太傻论坛 http://bbs.taisha.org 的心灵书吧。据说这个论坛是与留学有关的，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准留学生参与，影响力很大。在那个论坛，这位准海龟与另一位好事者就《刷盘子读书》展开了激烈撕杀。那位好事者也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据称有博士学位，当然是在国内读的，俗称土鳖。演义了一场海龟土鳖大战。海龟与土鳖的鏖战正凶，我应邀去助拳。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外行一个，小虾米一只，既没有经过系统经济学训练，又没有时间精力去查资料，上去不是找死？踌躇一阵，决定披挂上阵。我是外行，缺资料缺训练缺自信，不能去讲事实数据逻辑。自然要把战斗引向信仰层面，要用我的神去压倒对手的神。我对自己的神有自信，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口口声声相信科学。一上来首先打神主牌，不过是个小鬼，即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大鬼，即可重复，可检验先暂时扣下不发。构思很清楚，如果对手认识小鬼，下面就引导对手进入自己的标准，不战而胜。如果不认识，则想办法激出对手的神主牌，然后用我的大鬼镇压。这是数字游戏门出手的不二法门。结果很令人意外，对手竟然不认识小鬼，一阵窃喜之后，却是深深的悲哀，一个在中国获得经济学博士的人，竟然不知道科学精神！我加紧催动小鬼去逼宫，力图把他的神主牌逼下来。终于神主牌下来了，虽然是个小鬼，不堪一击，但我却觉得很悲哀。原文太长，大意是说 XXX 之流的主流经济学家如何权威，如何公认，还是中国的国师。发表论文的经济学杂志如何权威，那些美国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泰斗，非我等业余爱好者所能动摇。还说就象物理学的牛顿爱因斯坦不能动摇一样。且说我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讨论层次。中国的经济学界培养的博士竟然搞偶像崇拜，几乎让我晕倒。我在国内教授工学时，首先给学生灌输的就是科学没有权威，只有一个神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别的可以不学，这个是必须灌输的，鼓励学生在信仰科学精神的前提下离经叛道，挑战和蔑视权威。游戏应该结束了，我干脆说出：如果是我的学生，早就不讲道理了，拍桌子打板凳打将出去。这是气话，也是实话，竟然胆敢藐视科学精神。终于他的大鬼下来了。说他的思维方式是：而我只有一个标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来自非经验世界的部分，逻辑必须是严格的；来自经验世界的部分，数字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我唯一相信的标准。结果出来了，但我还没有死心，继续循循善诱地解释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道理说得直白浅显，就差直接说出可重复、可检验科学精神，但得到的答复是不理解，不懂，还说有语法错误。连带着一些看客起哄，说如果自己的老师象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会笑死了，幸好教授的是日本学生。论战该结束了，不同的信仰之间的争执是没有结果的，谁胜利了呢，不知道。信仰之间其实是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信科学的也可以信上帝，信科学的不比信上帝的更高贵，反之也一样。只是在工业时代，唯有科学这个信仰可以带来现实的财富与力量。但讨论结果却沉重打击了我对中国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学是神学，进行的教育是神学教育，他们却是中国的指导者！历史翻过了一百多年，又回到了义和团用血肉之躯去拼钢铁，用巫术对抗科学的时代！。读者可以看看被这位经济学博士崇拜的偶像 XXX 是个什么角色。我原来在国内时没有仔细读他的论述，现在一下子看清楚了他和他所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下面的一段是我在论战中评述 XXX 的一段。谈到 XXX 。他说中国应该发扬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如纺织业做裤子。我当然认可他的标准和逻辑。他还说，装备业耗资大，技术密集，需要人少，不宜发展。我当然也认可这套的标准和逻辑。但是，把两个标准结合起来却有问题。我是做装备的，知道中国自己产的装备需要更多的人手，往往还是有意为之，外国产的需要的人手很少。当然，不可能要求 XXX 象我一样做装备，但统计局的各种统计反映了这个问题，但他却没有看见，统计局纯粹是摆设。这两个标准明显存在悖论，但还是有解决办法，即重新定义劳动密集产业，怎么定义是 XXX 自己的自由，但很遗憾我没有看见。比较优势是 XXX 理论的核心，我承认他的比较优势逻辑，但问题是他自己却没有贯彻这个标准，也没有用高等数学去修补和完善它。 XXX 是没有科学精神的人，他不是小学生，而是神学士，中国的国师！这场论战落幕了，我保存了原始记录备考，在太傻论坛打出了自己最后的神主牌可重复，可检验这个科学精神后，任由众人评说，绝尘而去。 GAME OVER ！！！其后，我又参加了几次论战，发现作经济研究的没有科学精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一位据说有极强背景的网友斩钉截铁地说：经济学是艺术，不需要检验，更有许多人附和：经济学为什么需要检验。每个把自己的事业当科学的人，虔诚地归依科学教的人，应该时刻在科学精神面前忏悔和反省自己，扪心问问，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学说，自己的实践是不是遵从并符合了主的召唤和教诲。中国的经济学，是科学还是神学？每个人，无论信仰，都可以扪心问问，是不是遵从了主的召唤和教诲。是，或不是！！！第七节中日教育体系中科学精神的差别地缘政治学决定了中国日本是一对生死冤家，除非一方彻底丧失大国的地位，否则这是不可改变的宿命。百余年的中日关系史实际是一部斗争史，虽然现在号称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但经济上的明争暗斗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日本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是一大显学，各种著述层出不穷，虽然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主线依然是斗争，合作也是为了斗争。中国学界对日本的研究就少的多，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通过海龟土鳖的论战，我发现中国的学界在甲午战争百余年后，依然原地踏步，与日本相差一个世纪之遥。 1870 年普军元帅毛奇声称：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同样，从长期来看中日两国的斗争，实质是学界的斗争。东渡日本以后，除了经济，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日本的教育。按原来的看法，日本的教育可以说一蹋糊涂。从小学开始到大学，以一个字形容足以，就是玩，基础知识极差，绝不配与中国学生相提并论。但是，在硕士以上的层次，中国学界的学术水平反而远不如日本。在企业里的表现也一样，实践几年之后的成就更远非中国学生可比。是因为硬件设施差吗？也不对，至少在高等学校之间没有可感受出来的差异。是体制问题吗？也不对，日本的铁饭碗大锅饭比中国要严重的多。在论坛上与国内精英或精英的代言人辩论几番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中日教育体系的根本差异，那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比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东西。有了科学精神，无限的科学知识可以通过研究得来，如果科学精神不在了，再多的科学知识也只是别人的财富。人在求学的最初阶段，科学精神的灌输比科学知识的灌输更重要。日本的小学课程极少，每天早早放学，基本没有家庭作业，即使有也是查资料调查之类的轻松事情。上课也不正规，经常请山野匹夫，三教九流来做报告。经常组织学生去旅游参观，如去未来科学馆、船的科学馆、江户博物馆等等，许多大企业也在参观之列。未来科学馆展示了日本的最新技术成就， H2 火箭发动机、磁浮列车、太空舱、机器人、燃料电池，或实物，或模型，或原理演示。很多展品还可以实际操作和实验，工作人员在旁耐心地解说、指导和答疑。在这里，孩子们被种下了科学精神的种子，培养了科学的兴趣。船的科学馆展示了日本航海的历史，其实也记录了日本成为一流工业国家的历史。当时最大的水上飞机，最大的舰炮，面对这些巨大的展品，你可以深切体会到现代工业的力量和人的渺小。东京旧称江户，江户博物馆是东京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日本历史的缩影。在博物馆的现代部分，展示的是日本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黄包车、第一辆摩托、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第一台洗衣机。面对这些粗糙幼稚的展品，体会到科学第一的重要，每个科学第一的诞生，都标志着民族的一次跃进，迈入一个新时代。日本的国家电视台 NHK ，每周二有固定栏目《 project X 挑战者们》，周日重播，则讲述的是这些第一背后的动人的故事。那些无名的挑战者们在简陋的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历经无数失败，去拼搏，去奋斗，去构筑民族的基础和柱石。节目的末尾会邀请挑战者们或亲朋故旧到演播室做客，连同那粗糙幼稚的日本第一甚至世界第一的作品。栏目的主题歌《地上之星》，催人奋进，催人泪下。挑战者们是地上翠灿的明星，民族的脊梁。到这些展馆见学，我总是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青少年宫、航模队、无线电小组。而今它们安在？中国的教育历史也非常令人不解。在 20 多年前的那个疯狂的年代，教授被关牛棚，学校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但在我这个工程师看来，却是工业技术大跃进，各种工业从无到有，民族第一诞生的火红年代。反观今天，高考恢复了，大学扩招了，硕士满街走，学士不如狗了，博士教授满手抓了，重视知识了，重视人才了，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但工业的独立性没有了，国产技术突破没有了，民族第一消失了。为什么？！那个疯狂的年代大喊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虽然极左，虽然偏激，却蕴涵着科学精神，是科学精神张扬的年代，自然也是民族第一诞生的火红年代。而现在，说是学术腐败，坑蒙拐骗，其实日本也一样，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嘛。科学本就不是圣洁的殿堂，也是追逐名利的战场。最真实的原因是科学精神被抽走了，被偷换了。在我的祖国，有人建国家大戏院，有人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有人拍摄格格和皇阿玛，听说有人还要去拿奥斯卡奖。但可曾有人提议修建中国的未来科学馆，中国的江户博物馆，拍摄中国的《 project X 挑战者们》？在我的家乡有人会修漂亮的中心广场给领导巡视，有人会修连片的开发区等外商投资，有人会把教育专款奖给高考状元的班主任。可是，当年中小学的无线电小组，少年宫科技活动，还有工业基础课的现场实习，还有人组织吗？当年覆盖所有县城的公立图书馆，所有乡镇都有的文化站，如今还有多少在运行？东渡日本，让我理解了现代国家的力量所在。与日本对比，现在的中国象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但支撑宫殿的基础和柱石却动摇、瓦解了第八节中日经济改革方向决策依据的差别和结果中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本身是一个神，于是我们不知道自由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检验它是否建成了，现在建设进度如何了。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就是公平、公正、合理 ( 此处略去赞美的词汇若干 ) 。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就是人为、扭曲、畸形 ( 这里也略去谩骂的词汇若干 ) 。既然是神，当然是不能批判和动摇的，要是有谁对自由市场经济大不敬，根本就没有对改革进程发言的权利。改革见成效了，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好，是神的功劳。遇到问题和挫折，是因为体制问题，是因为改革者心还不够诚，向自由市场靠的还不够紧。实在不行还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计划经济遗毒，即中国经济有原罪。人们们现在虽然下岗和不能受教育，但以后会好的，通过改革赎罪，将来一定可以上天堂。其实科学也是宗教，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也是不能动摇的神。与其它的神行事逻辑完全一样。成功了是因为科学精神，失败了是因为对科学精神不够虔诚。或是因为原来的基础不好，即有原罪。或失败乃成功之母，即将来可以上天堂。在信仰的层面，科学与其它宗教是平等的，不歧视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绝对不歧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顶礼膜拜。只是，我坚信，向其他神顶礼膜拜或者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宁（无论之前做了多么丑恶的事），但若想国家富强，还是应该崇拜科学精神好。日本经济经历了十年停滞，也在大嚷构造改革，但只是嚷而已。改革步伐步履维艰，一步三回头，时而民营化，时而又实质国有化。日本式的大锅饭讲究终身雇佣，论资排辈，刚刚要打破，现在又重新捡起来。在外人眼中，日本的改革完全找不到方向感，市场？计划？放松管制？加强政府主导？一时间缤缤纷纷，如同蜻蜓点水，进一步可能退两步。学界的著述也是非常乱的，找不到头绪。但在反复观察后，我突然读懂了日本构造改革的指导神是谁科学精神。就象做一个前所未有大型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也会经常找不到方向感，这个时候宁可等，不断对各种方法进行测试和评估，在不断尝试中找到方向，因为唯一可信的是实践。如果简单的相信市场经济或是其他的神灵，按神的意思开工赶时间，大厦可能会自然崩溃，或被迫自己用炸药炸掉危楼。经过各种试验和讨论，现在日本改革的方向感逐渐清晰了，日本学者近期的著书立说也逐渐表达出了这个相对一致的意见：日本的金融是脆弱的，根本原因是在这个强权世界上，操纵金融、造成金融风波的最大因素是政治，而日本政治军事腿软，无论怎么改革，金融都不会健康。于是日本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要做正常国家，不过日本重新政治军事化要受到美国限制，于是日本官僚就缓慢但坚实地推进这个计划。近期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海外驻军。开发间谍卫星，卫星返回技术，大型运输机，准航母都是这个国策的结果。强化科技立国（加强科技基础），加强产官学提携（大企业集团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大学与企业互相配合），政府加强对新技术、新领域的投入和补助。这是日本一直在作的几项不显眼的改革计划。现在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了，经济复苏是不是确实，还有待观察，但这次经济复苏与 90 年代的短命的经济复苏有个显著不同，这次复苏的基础是技术水平的突破，如数字家电，燃料电池、电子标签等，有坚实的技术储备。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竞争，日本经济界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组立工业，从事研发和部品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国际间。比如，日本生产先进的材料和关键部件，运到韩国进行初步组装，再运到中国装配成最终产品，最后成品运回日本消费。现在这种趋势很明显，在日本最大的电器街秋叶原，给人的感觉大多数电器是中国制的，但确切的说法是中国组装的。日本产的很少，即使有，也会用国产大号招牌标明。当然中国在食物链的底端，干得最多，得到的最少，是革命的老黄牛，为全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古老神灵和巫术没有斗过洋枪洋炮。现在，中国从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引进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位洋神。在洋神的指导下，中国会不会走向现代化，洋神能不能打败科学精神，时间自会给出答案。无论中国今后的前途，也不计较个人恩怨，让我们虔诚地向自由市场经济大神祈祷吧，保佑中华民族繁荣昌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阿门。第九节本章小总结站在超然的角度，科学是神学的一种，也是宗教，科学家本质上也是神学士。科学崇拜的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不比其它神更好或更坏。各宗教内部都有自己的事实数字逻辑，考察问题的方法和评价标准，都有自己的理性。一种宗教的逻辑不比另一种宗教的逻辑更正确或更错误，其实对错的标准只在同一宗教内有效，跨宗教就无所谓正误。宗教之间完全不能用事实数字逻辑进行争论，因为它们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争论只在同一宗教内有效。宗教之间的争论，靠的是力量，谁的力量大，就可以扩大信徒的数量。为了适应不同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几种宗教，工程师也可能会信上帝，设计机械时不时祈祷上帝赐予灵感，追求心灵安宁的时候也不考虑工资是否合适，牧师也可能信科学，布道的时候信上帝，治病的时候还是不安天命，要相信医生，用药来治疗上帝设计的身躯。宗教会行善，如赈济灾民，调停战争，宗教也会行恶，如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等。科学会造福人类，如青霉素，如水电站。科学也会行恶，坚船利炮，铁甲战车，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原子弹氢弹干脆能把地球炸飞。事实上，论起行恶，没有哪个宗教能与科学相提并论。历史上中国人被科学打败了，想信仰科学。但由于中国人善良的天性和上层阶级泛道德倾向，总认为善有善报。于是把科学这两个字赋予了很多善良的词汇，如真理啦，正义啦，公正啦，公平啦，数也数不清。提到科学就马上联想到善良。不管各位读者原来怎么认识科学，看这篇文章时最好还是认为科学是宗教的一种，或干脆认为是邪教。所谓的科学家也就是神学士，或干脆认为是骗子、强盗和恶棍。这一章与其他章节不同，不是论述文，而是传教布道。即传科学教。不讲事实数据逻辑，力图把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推上神坛。因为充满宗教的信仰和狂热，所以措辞非常激烈。别的宗教门信徒看了多半不痛快，那就把科学当邪教好了。数字游戏门其实是我对科学的戏谑的称呼。在这个门派，只有一个真理，一个神，就是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只要信仰了科学精神，就有原罪，是骗子、强盗和恶棍，也确实是骗子、强盗和恶棍，用科学方法抢钱骗钱非别派可比。把自己的事业当科学的人，他的著书立说全是胡说八道，不过有个好听的名称，叫假说，迟早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科学家和科学理论是骗子和胡说，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如果宣称自己和自己的理论是圣人和真理，则是对科学精神的背叛。科学是通过研究历史去预测未来，指导未来的实践。所以要强调可重复，在不断的重复中总结出规律性的重复条件和方式方法。然后用这方式方法去指导未来的实践。历史虽然相似，但不会重复。现有的方式方法有问题，甚至通盘错误都有可能。科学的预测只是建立在历史的可重复基础上，完全可能出错，甚至全错，并不一定比神学的预测更高明。所以要强调可检验，在新的科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比对与旧有实践的差异，找出新的重复条件和规律，不断完善和修补现有的方式方法，甚至提出新理论。在新的科学实践之前及过程中，需要用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创立茂密的假说之林，让这些假说去相互质疑，相互斗争，激发灵感，逐步去逼近科学真理可重复，可检验。只要满足了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理论，都是科学理论，或多或少都有它的价值，即使它最后被证伪了，也能开拓思路，扩展视野，为新理论提供基础，至少可以告诉新理论哪个方向是错误的。一般意义上的神学也能指导实践，传统神学行事与科学实践是完全不同的。神学历史是由神定义目标和路径，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成功了，是神显灵。失败了，是心不诚，或有原罪，或忍受痛苦，将来可以上天堂。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许诺自由市场 100% 有效，就是一门传统神学，遵循另外的规律，或许失败，或许会获得辉煌的成功，但那和科学无关。;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289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刷盘子读书系列－1（转）: sunapple 2008-11-17 12:49; 序　言笔者是工科出身，平时做的是各种工程项目，与机器打交道，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依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属于工匠一类，不能登大雅之堂，更无须为国事操心。不过，由于生于政治挂帅的毛泽东时代，童年受到的教育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求学于叛逆的 80 年代，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并不是只关心自己薪水和股票的理性人，对政治经济也有几分爱好。爱好固然形成已久，但苦于学业的紧张，谋生的不易，政治经济的专业书籍一直看的不多，主要的知识来源还是浅显的社科读本和大众传媒。久而久之，就接受了诸如自由市场强国、私有产权富民等观点（洗脑？）。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日本。日本是个全盘西化的国家，也是除欧美外唯一的发达国家。按照在国内接受的经济学认识，自然认为日本的富强也缘于自由的市场、清晰的产权等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极力推崇的制度。可是，在日本生活数年，发觉原来接受的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等概念与日本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但日本却依然是发达国家，其中的矛盾令人大惑不解。中国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和现实的纠葛非常多。所以，在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是显学。随便走进大一点的日本书店，都有关于中国的书专柜，书分两边，一边是中国威胁论，另一边是中国崩溃论。左派、右派、中间派百家争鸣。为了解答一系列的疑惑，在工作之余读了许多学者对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历史的研究，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富裕的日本也吸引了无数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英雄竞淘金，苏联解体以后来自独联体和东欧的人也不少。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淘金者有国际交流协会，好似小联合国。通过与各国人接触，对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现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生活富裕，日本还有很多志愿者在第三世界巡回医疗、打水井、建学校等。志愿者们经常回国举办图片展，募集捐款。日本的电视台也经常播放这些志愿者在异国他乡工作生活的专题片，以及介绍各国风土人情的专题片，如 NHK 的每天早上 5 分钟的专题短片《 Asia and World 》。由于心中存在疑惑，平时就经常有意接近这些信息源，获取比书本要生动许多的直观经济素材。通过大量阅读，结合自己对世界经济现状的直观了解，再对照中国的历史现状，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规律和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全新的认识，与以前的认识和当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几乎截然相反。抱这这些认识，于 2004 年初到了强国论坛注册了愚蠢小猪 ID ，签名档是大愚若智，众人皆醒，笔者独醉。意思是与众不同，颠覆普通人的常识 , 亦有战战兢兢，自谦浅薄之意。工程关键在于对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归纳、比较，总结出规律，打破常规，提出新的方法和解释，指导新的实践。笔者把工程思维戏称为数字游戏思维，强调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在这种数字游戏思维下，英雄不问出处，思想不论出身。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边缘的还是主流的，看起来愚蠢的还是天花乱坠的，聪明还是愚蠢的，称职或不称职的，都一律以实践检验，在逻辑上见个高低，这是愚蠢小猪这个 ID 的另一个含义。 2004 年初，有好事者在强国论坛转贴了 2003 年俄罗斯的经济数据，无非是用来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如何促进了经济发展，中国也应该加速自由市场改革云云。由于这与笔者在日本接触的资料以及与普通俄罗斯人交流所得到的结论完全不同，于是就事论事写下了《从西班牙衰落看俄罗斯 2003 年亮丽的经济表现》，然后为了回答质疑，又专门撰写了《刷盘子读书》一文。这篇文章不仅是笔者思考的结论，也因自己耳闻目睹了不少出国华人的成功失败，知道其中的辛酸。写的时候，随感而发，写一段发一段，前后历时近一个月。写着写着，自己的思路豁然开朗：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而现在的自由市场改革，则摧毁了民族的根干。因此文观点过于另类，一发表就如巨石入水，激起千万反驳声浪，对于比较集中的反对观点则有针对性的写文章论述其荒谬之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网文写作一发不可收拾。本书其余文章便由此而来：《刷盘子读书》后被转贴于各大网络论坛，笔者参加过一些讨论。令人吃惊的一个事实是许多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竟不知科学是何物，不知如何进行科学研究，不愿结合实际，只知道偶像崇拜。五四运动提出科学的口号，已近百年，虽然科学这个词汇满天飞，不知科学是何物竟然还是普遍现象。科学问题没有解决，强国只是一个梦。于是，写下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神学》。《工业化的轨迹、雄鹰折翼》进一步阐述如何才能够建立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比较了中国日本的发展历史，归结出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的方式。不同的发展方式，结果是大相径庭的。日本经过 20 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发达国家，而中国经过 20 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工业基础全面瓦解，其中缘由何在，本文进行了具体解释。《从文化革命到工业革命》则图解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详细分析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技术，和什么样的组织和文化与之相配。初步探讨了为什么中国日本在几乎相同的起点上，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和面临的风险。《从日本的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中国固然有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完全复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但在大工业时代，发达工业国家都有着相似的结构。本文以日本为范例，为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参考模板。《站在历史歧路的文士和武士》在前面各章节对现实和未来趋势进行详细分析后，本章追溯中日两国近代史，进行对比，试图回答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外来压力下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原因。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重复、可检验的实验室，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往往有惊人的相似，通过研究历史可以探索历史演进的规律，指导未来的实践。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层文化因素，今天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前途。因此，为了解决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分析历史是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本书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历程，力图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到中国迈向一流国家的道路。本书在结集出版时对顺序和错漏之处进行了一些修改，但限于作者的水平和写作时间，错误甚至荒谬之处在所难免，不过既然本来就是网上的文字，自然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愚蠢小猪 2004 年 12 月于东京;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2118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大飞机背后的秘密-（转）: sunapple 2008-11-7 09:55; 中国大飞机背后的秘密百草止水　　中国要上马大飞机，而且要先从支线飞机入手，其中拥有70个座位的ARJ21中型支线客机将于明年正式交付使用，8年之后我们150座以上的大飞机就将正式飞上蓝天。毫无疑问，上马大飞机是国人由来已久的梦想，这不仅是民族的骄傲，更是国家经济和民族产业链的巨大引擎，是迈向强国之路的必经之途。最近，ARJ21中型支线客机已经收到订单208架，其中50架被美国通用公司购买，据说将被直接推向欧美市场进行飞行。这可真是中国大飞机工业的开门红啊，连美国人都这么捧场，并在第一时间抢购中国的支线飞机，这能不令中国人骄傲吗？　　然而，认真阅读新闻并进一步分析推解后，百草止水大吃一惊。第一惊：我们ARJ21中型支线客机的发动机居然不是国产的。我们两年前不就研发出太行大推力涡轮扇飞机发动机了吗？为啥这款极其先进的发动机不组装到我们自己生产的支线客机上？原来，我们的太行发动机虽然先进，可至今无法进行量产，大批量的生产工艺居然还不过关，所以我们的支线客机发动机就只能选用外国的。用的是谁的呢？美国通用的，难怪通用会一口气购买50架，原来他能大手笔地赚中国支线飞机发动机的钱啊！　　第二惊：美国通用公司购买的50架中国产支线客机，居然不是出口欧美市场，而是全部留在中国境内。留在我们境内干嘛？出租给国内的航空公司，继续从中国的航空市场里赚钱。也就是说，美国通用公司基本上就是在玩空手道，从中国航空公司那里收取租赁费购买ARJ21中型支线客机，剩下的钱作为利润就全部落入通用自己的口袋了。不仅如此，通过向中国支线客机源源不断地供应飞机发动机，通用公司将会大赚特赚中国大飞机的钱。　　第三惊：中国飞机租赁市场几乎就是美国公司的天下。通用购买中国产支线客机用于中国航空租赁市场可不是第一次，他的飞机租赁业务早就在中国开展，并且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除了美国通用公司在华开展飞机租赁业务外，美国的商用飞机租赁公司航空资本集团和飞机投资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租赁公司也是中国航空租赁市场的巨大主力，目前光这三家国际租赁巨头就稳稳占据了中国航空租赁市场90%的业务。据估算，中国商用飞机中有60％至80％是租赁的，未来20年内中国航空飞机租赁市场的份额将会高达7500亿元人民币，而赚取这笔巨额财富的将主要是美国公司。　　第四惊：中国大飞机的国产化率居然如此之低，包括飞机发动机在内的主要部件和系统居然都依赖外国，而且主要依赖美国。美国通用电气发动机集团给我们提供发动机，美国洛克韦尔柯林斯公司提供航电系统，美国汉米尔顿标准公司提供电源系统、辅助动力和高升力系统，美国派克汉尼芬公司提供液压系统和燃油系统，美国霍尼威尔公司提供飞机主飞行控制系统，德国利勃海尔空间公司提供空气管理系统，瑞士振动测量仪公司提供发动机振动监测仪和发动机接口控制装置，法国萨吉姆公司驾驶舱控制系统。我们自己生产什么呢？机翼、机头、前机身、中机身、后机身、垂尾和方向舵、挂架、平尾和升降舵、雷达罩，最后在上海飞机公司进行总装。天哪，我们居然只是生产外壳，飞机的内脏基本上都是外国的，而且主要是美国的，这和我们制造的电脑、DVD、彩电有什么区别吗？　　以上几点不能不让百草止水之流异常震惊，我们的大飞机工业一起步就让外国掌握了命门，同欧美关系稍有个风吹草动，我们的大飞机工业就会全部搁浅。同麦道的合资生产已是前车之鉴，那时我们抛弃了自己的大飞机制造之路，并花了十几倍的大价钱走合资引进之途，结果波音和麦道的闪电合并让我们的巨额投入连同自我制造大飞机之梦一起打了水漂。前段时间，由于美国霍尼威尔公司无法及时按期提供主飞行控制系统，从而导致中国第一架ARJ21中型支线客机的试飞被迫推迟到，而ARJ21支线客机的交货期也被迫推迟了半年。这还是一家美国公司的故障就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如果国际风云变幻导致欧美拿我们的大飞机说事，中国怎么办？飞机无法交货，工厂被迫停产，工人大量失业，相关的巨大工业链条一起放慢运转这将是一个怎样的灾难？　　尤其是，大飞机的内脏全由外国提供，这就意味着我们生产大飞机利润的绝大部分将送给外国。这倒挺符合中国坚持世界工厂战略的初衷，上游产业交给外国，我们只在下游低利润的产业末端刨食。当然，如果因此非要找个理由说中国人太无能了，就是无法解决关键技术，百草止水也就无话可说。但是飞机租赁市场不需要关键技术吧？为啥会让90%以上的份额攥到外国人的手里？别说欧美会用大飞机关键部件和核心技术卡我们的脖子，就是他们不用这招，单单那三大垄断我国航空租赁市场的三大巨头来点什么猫腻，就够中国民用航空业喝一壶的！;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4266 次阅读|3 个评论

科技创意，自主创新触发器: jiangnianyun17 2008-9-26 09:21; 搬来我一篇已发的文章，作为本博的理论基础: 姜念云：科技创意，自主创新触发器黄山/图科技知识资源日益丰富，为人类针对同一应用问题寻求多种科技解决途径提供了选择空间，也为融合科技、经济、人文等多领域知识，创造出更多兼顾功能、情感、文化等多种元素的科技应用新形式、新产品乃至新产业提供了可能。在这样的形势下，能够针对某方面应用需求，以科技知识为主要资源，结合相关经济、社会以及人文知识，提出新的应用模式（技术解决方案）以及应用发展思路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不同于一般的科技创新，但可以触发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的智力活动形式，就是科技创意。科技创意是基于人与社会某方面需要，将经济、社会、人文元素与科技结合，为科技产品建立新的应用形态、为科技知识构建新的应用模式而提出的知识产品，包括原型设计、发展战略以及传播形式等构想方案。科技创意是盘活现有科技知识存量，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重要途径，在促进科技知识向应用转化，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可以推动科技知识的生产，推动科技的发展。科技创意不但是科技自主创新的触发器，也是促进科技向应用转化的助燃剂。科技创意与文化创意一样，都应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推动科技创意活动的开展，还能够形成一个以咨询服务知识产品为主要产出的新业态，并由此带动相关文化创意产业、科技服务业，以及以研发活动为核心内容的研发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文化创意及其产业已受到很大重视，但对科技创意的认识则还处于萌芽阶段，对其内涵的理解还不尽相同，常常被直接等同于科技创新或将之作为文化创意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科技创意活动给予充分的重视，从政府的层面加强对科技创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在鼓励开展科技创意实践探索与有关方法、发展规律与条件研究的同时，加强有利于科技创意活动开展并与科技创新更好相互促进的制度环境建设，以实现通过推动科技创意产业的发展，更好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科技事业的繁荣的目标。科技创意的概念是一个较新的提法，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识、清晰轮廓以及发展路径。总体来看，科技创意包括了以下两个向度：一是将现有各类应用产品和服务与新的应用需求结合，构建新的应用形式和渠道。其中包括为现有技术体系下的各类应用产品与服务注入新的科技以及文化元素，为其建立新的使用模式，使其获得新的价值空间，如：手机新功能的添加、外形的改变，网络多媒体功能的开发利用等等；也包括一个全新的应用模式或商业模式的构建，如：将磁悬浮技术用于轨道交通，将电脑便携化的种种设计等。二是为人与社会的某方面应用需求提供新的科技解决方案。通过对某一需求问题的分析、凝炼，提出进一步可集成应用相关技术进行研发的原始概念模型，如：为了便于在移动中联系，将无线电技术用于移动通信。这方面的科技创意不但可以针对具体的实用技术，也可以根据国家经济、社会某一领域的发展需要，开展新技术原型创意和发展战略研究，推动具有战略、前沿、前瞻性的国家公共和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特别是交叉领域新技术的自主创新，以弥补单一企业或专业研究机构的局限，为国家科技发展有关优先领域的确定，以及政府科技计划的组织实施提供参考。科技创意的内容既包括对新技术概念原型的提出，也可以包括对其发展战略或商业与传播模式的策划，形成一个由新技术原型及其发展战略或商业与传播模式相互配套组成的完整解决方案。而对应用问题的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想象力，则是进行科技创意的能力基础。科技创意活动的开展，不但能够更好地体现一个企业和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带动相关学科、产业的发展，而且也能够更有效地将科技创新活动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相结合，有效地将科技知识向应用转化，形成一种有利于科技知识生产和应用系统相互促进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提高科技知识的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提出，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科技创意带动相关研究、产业发展的例子。感谢《科学时报》发表此文并配图。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22281411851201849.html; 个人分类: 未分类|223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国家昌盛，民族工业却在衰亡－（转贴）: sunapple 2008-8-18 10:47; 中国国家昌盛，民族工业却在衰亡川岛 2008-8-15 　来源：日本《选择》月刊　　一家日本杂志告诫说，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可能被外资左右。日本《选择》月刊1月刊登文章，题为《中国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要点如下：　　中国经济从年增长率每年上升进入了维持同等水平或下降的局面。许多人认为，2004年为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5年已经降到9%左右。尽管猛踩油门的加速期已经结束，但是作为惯性来说，这个增长率也不算低。　　表面上，中国经济仍维持着非常好的势头。的确，中国有收购了IBM电脑部门的电脑大企业联想集团，有在日本也销售其商品的家电大企业海尔集团，也有生产的显像管和彩电居世界第一的TCL集团等。但是，如果冷静地看，其中许多企业只是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和发展势头，而实际潜力不大。不能发挥自主性的理由　　60年代，当日本的索尼公司及本田公司开始由乡镇小工厂向世界级企业迈进、迅速发展的时候，两公司的自主性都非常高，都拥有独自的技术和产品。众所周知，索尼公司1955年在世界上第二个使半导体收音机商品化，60年代依靠独自技术开发并发展了录音机及彩电。本田59年开始挑战两轮摩托的世界最高级别比赛，1961年首次夺冠。通过向更高目标挑战，不仅提高了技术，同时也提高了本田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知名度。　　与当年依靠独自的技术和独自的商品打天下的蓬勃发展时期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从实力到经营者的志向显然都不同。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只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关系打造企业形象的独自技术。中国企业也说自己在开发独自技术，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外资的技术，不过是在应用的方面使其更加面向中国市场。为什么同样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企业能开发出无与伦比的独自技术，而中国企业却不能呢？如果仅仅从民族性中找答案未免过于轻率。若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中国明清时代等中国王朝鼎盛期的工艺品，那就不难知道中国民族有无与伦比的独自性及制造产品的才能。应该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不发挥，或者说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其中最大特点是生产过剩、竞争过于激烈。如果走进大中电器、苏宁电器等中国的家电大销售店，彩电、冰箱、手机等各种商品的国内厂家之多会让你瞠目。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及西欧差不多，过去因为地区间物流困难，所以，各地区都有许多控制着该地区市场的企业。地方政府也支持这些地方企业，因为它们是地方的税收来源。结果，从海尔、TCL、美的等大厂家，到那些根本不知名的厂家，都在竞相扩大卖场面积。当然，价格战也非常激烈。这成了中国产业的顽疾。疏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也曾出现过企业过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但是日本当时的情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两点不同。　　1、为在竞争中获胜，日本企业当时更重视的是在技术和质量上领先，而不是只关注价格。索尼公司在彩电方面开发出了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获胜，而且成为世界市场的霸主。本田公司在世界上首先开发出完全满足美国环境标准的CVCC发动机，在北美市场上大获成功。　　2、在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中国与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50年代及60年代的情况不同，因为全球化，中国不得不在发展中国家也被迫开放市场的时代建立产业基础。正如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加紧与世界市场一体化，而不是把保护国内企业放在首位。　　两个因素相互结合，造就了中国企业今天的这种状况。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国内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以剽窃技术和品牌，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既然技术可模仿，企业也就没那么大热情投入财力和人力进行研发。其结果是，中国制造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平均只占日本同行业的1/5至1/10。这样，中国企业也就无法发明出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也发明不出CVCC发动机。　　如果通过模仿取胜，企业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大量生产、降低成本，展开价格竞争。因为各厂家为生存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过剩及竞相降价也就不可避免。结果，中国企业利润低，没有余力抽出资金进行开发研究。这就是中国有许多摩托车、家电、电脑、手机等厂家，但是都在没有利润地忙碌进行没有胜者的竞争的原因。　　那些为数不多、总算生存下来并成为大企业的中国厂家，最近几年都采取了相同的企业行动。那就是通过购买外国企业获得技术和品牌。联想集团收购IBM的电脑部门就是一个典型。同样，TCL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部门及汤姆森公司的电视部门，南京汽车公司收购了英国的罗弗公司。中国政府把这种中国企业购买海外企业的做法称作走出去战略，作为产业政策积极支持。但是，中国企业能够轻易购买的外国企业及其部门往往无法作为技术和品牌而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在市场上已经被淘汰，所以才被卖掉。中国企业需要尽早明白，技术和品牌只能通过自己公司一点点地积累建立起来。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90年代后期，在进口产品及外资曾占了很大比重的中国市场上，中国厂家的产品迅速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两轮摩托车领域，合资生产的本田摩托车和雅马哈摩托车所占比率都下降。家电方面，过去松下电器及日立在中国的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等市场占有率最大，但这个市场逐渐被海尔、TCL、格兰仕、美的等中国厂家夺走，彩电及音响制品领域内，索尼也不像过去那么神气了。在电脑领域，联想和北大方正等中国厂家迅速抢占了IBM、东芝等在中国的市场。在手机市场，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外资厂家的市场也在被中国企业夺走。　　厂家在提高成本竞争力和质量、展开销售宣传方面发挥了威力。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些都是技术已经成熟领域的产品，这不过是即便没有技术的厂家也完全可以参加竞争领域的局部性胜利。即便技术成熟领域，一旦外资整顿了在中国的生产、销售体制，把立足点移向新技术领域，那么包括日本在内的外资将展开猛烈的反击。　　在中国厂家发挥了优势的彩电领域，随着液晶、等离子等平板彩电市场的扩大，没有技术的中国厂家开始被淘汰。尽管中国厂家从台湾及韩国采购显示屏，也在生产平板彩电，但是因为没有线路设计及最核心的处理图像的LSI等技术能力，所以无法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有影响的彩电厂家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在手机领域，随着手机市场需求向带照相、能上网等多功能手机转移，过去在第二代GSM方式的产品方面表现出竞争力的宁波波导、东方电子、科健等中国厂家，开始表现出劣势。今后如果开始向第三代的方式过渡，中国厂家有可能再次处于劣势。因中国需求膨胀，日本、韩国、欧美企业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将决定在全球市场的优劣。同时，因加盟世贸组织，中国政府所保证的市场开放政策及保护知识产权政策逐渐具体化，中国市场在逐步形成有利于外资发挥优势的环境。经济将被外资左右　　改革、开放政策就是经济出现奇迹般增长的动力，而改革、开放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当初中国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战后，日本的前通产省把保护、扶植、加强民族产业及民族系统企业作为政策的头等大事，在材料、汽车、电脑、半导体等各领域限制外资，想方设法提出对日本厂家有利的政策。在这点上，日中有很大不同。　　经济在宏观上取得成功和发展，但在微观上，民族企业已经碰壁，其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在想方设法挽回局面。在第三代手机方面，中国想把中国厂家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开发的TDSCDMA 方式作为全球事实上的标准规格，就是一个例子。此外，在过去企业通过委托生产等发挥强势的纺织、制鞋、玩具、电子零部件组装等劳动集约型制造业，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水平提高，电力不足、治安恶化等，外资开始到越南、缅甸、孟加拉国去订货。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中，60%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个事实反映了民族企业难以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本质。　;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3274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国杰：自主开发不等于自主创新: sunapple 2007-9-3 22:17; 嘉宾简介：李国杰，1943年5月生于湖南邵阳，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工作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89年被聘为研究员，1990年被国家科委选聘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十几年来，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曙光1号并行计算机和曙光1000/2000/3000大规模并行机，领导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系列CPU，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学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等奖励。李国杰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至今担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是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先进工作者。策划：李存富中国科学院网站主编、科学时报首席编辑主持人：段煦中国科学院网站编辑主持人：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先生，请他谈谈如何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这个问题。李所长，近年来，计算技术研究所连续五年都有重大成果入选年度十大科技新闻，如龙芯1号、2号，曙光超级计算机等成果。请问李院士，是什么原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使计算所取得了如此大的变化? 李国杰：计算所连续五年取得入选十大科技新闻成果，这在科学院各研究所中不多见，全国也不多见，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首先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他跟过去技术的积累有关系。这五年取得成绩这么集中，我觉得首先应当感谢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因为在知识创新工程的指引下，科学院更加集中做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一些研究，而且国家863计划和知识创新工程都给了我们较大力度的支持，比如说像CPU芯片，原来很多人不敢做，这五年，在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首先支持以后，863也给予支持，全部加在一起可能有上亿元经费，这也是相当大的支持强度，没有这种支持强度我们也不敢做。计算所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后，找准了定位，做具有战略性的一些大事。在科学院和科技部还没有支持之前，计算所自己拿出将近一千万，拿了将近我们一年科研经费的一半（科学院给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大概是2000万左右），我们投入这么多经费搞这个项目，这种事情在过去是没有可能的，过去所长手里没钱，也不可能预先支持一些战略性的项目，这五年的成绩除了我们努力的结果，知识创新工程贯彻三性的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主持人：计算所即将迎来他的50岁生日，所里最近贴出一则计算所建所五十周年征稿的启事，您作为跨世纪的所长，此时此刻有何感慨？如果是给您一篇题为国立科研机构如何发挥骨干与引领作用的命题作文的话，您又谈些什么内容呢？李国杰：计算所今年是建所50周年，确实是一件大事。半个世纪以来，计算所的科研人员为我们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有很多都载入了史册。到中华世纪坛去看，那上面铭刻这建国以来四项计算所的成果，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等等，都出在计算所，这是它对国家的贡献。计算所经过很多探索，包括科研体制的探索，这中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我现在回顾来讲，要我讲的话，关键是怎么样真正地体现党中央对国立研究所的要求，起到骨干和引领作用，这里面有认识问题，也有执行的问题。首先你承不承认国立研究所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的骨干，能不能起到引领作用，这两个事情实际上国内并没有形成共识，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承认，不认为计算所这样的单位能够起到骨干和引领的作用。事实证明，在过去历史上，在许多行业里面，科学院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所，确确实实起到了引领作用。在我们做曙光一号之前，国内做一台机器需要七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八年前设计的东西到八年以后基本上过时了，基本上没有办法推广了。曙光一号只花了一年的时间研制，国家投入200万，但是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在新的开放环境下，怎么研制计算机的新路。这条新路引领了很多人，很多单位也开始这个做，后来我们做曙光1000大规模的并行机，也做了集群系统，所有这些都是第一个做的，第一个做了以后，就带领了计算机界的很多人一起来做，跟上去，从计算机领域来讲，中科院计算所确确实实起到了引领作用。做芯片更是这样，计算所没做芯片的时候，一片声音都说中国人不能做，这个太难了，我们做完了之后，做给你看，证明这个东西是能够做的，引领作用很明显。回顾计算所50年来的历程，我的体会是，每时每刻都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国立研究所，一定要起到引领作用，不能跟随，不能做跟企业一样的事情，甚至走到企业后面去了，那你就没有必要办。在国家科研上发挥骨干作用，就是要解决科技方面的一些关键问题。科技方面如果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国家找谁呢，就要找国立研究所解决一些核心问题。像这些大型的计算机，你找一般的企业做，开始他还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利润，他可能不愿意做，但是对国家来讲，他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跟信息安全、国防安全都有关系的，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类似这样的国家一些战略性的需求，他不一定完全是以经济，赚钱来衡量的，这种事情计算所必须要做。最近我们强调要做低成本的信息化，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把信息化的成本降低，使更多人受益。50年的历程用一句话总结：计算所永远都要起骨干和引领作用。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低成本的信息化，您以前在媒体上曾经说过，互联网设备应该朝简单便宜的方向发展，您的观点是这样的，咱们目前计算技术研究所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李国杰：有很多人认为，低成本信息化好像就是降价，而且有人跟我算过这个帐，有人从网上给我发信，你知道存储芯片多少钱一条吗，把元件加起来就两三千元，你怎么能做出来1000多元的计算机？低成本计算机不是简单的降价，也不是拿市面上买的一些比较便宜的、质量比较差的器件组成一个机器，不是这样的。要从根本上考虑我们信息化实有没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做了一个测试，每天上班的时候，计算所的人都在用计算机，计算所大概有一千多台微机在用，我们有一千多个员工和学生，但是我们发现CPU的实际利用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几，不到10％，90％的CPU都闲着的。我们发现，如果换一种思路，把CPU和存储器分别集中管理，提供计算能力服务，也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这样，更少的计算资源也能把这个事情完成，这不大大降低了成本？现在我们一批人在做能力服务器，我们要把信息化搞成像供电一样的，我们电就是一插电就来了。我们现在把计算能力、存储能力，通信能力放在后台上，用户需要什么能力给你提供什么能力，这样一做以后，你的单位需要多少能力就购多少能力的服务器，这是一种新的体系结构，新的一种思路，也算是一种原理性的创新。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走，应该说会使我们整个国家的信息化成本会大大降低。且不用说花多少钱，光用电都用不起。如果每个人一个PC机，将来五、六亿人都用，光提供PC机的用电，我们国家就需要建五个三峡电站，信息化需要如此高的能耗，怎么能实现呢？我们计算所要做低能耗的计算机，像我们龙芯芯片做出来以后，功耗只有一般芯片的1/10，用我们龙芯芯片做的计算机，半个三峡电站就够了，这都是我们国立研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主持人：知识创新，人才先行。在您眼中，什么样的人才具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计算所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李国杰：人才是个老问题，很多人谈了很多遍了。对于我们搞科研，像计算所这样做一些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的人，和企业的科研人员要求不太一样。我们是一个国立研究所，和大学也不完全一样。研究所的创新人才，他的构成和大学、企业都不一样。大学里面的科研工作方式是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按照国外的讲法，叫PI制，就是课题负责人制，。主要承担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有成果后发表文章，有多少教授就有多少课题组，基本上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创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出一些原始性的创新，出一些基础性的成果，这是可以的，也是学校里面基本的做法。但是如果科学院也是这样做法的话，很多重大的项目就没有办法承担。科学院需要有一种团队的精神，所以在计算所这个环境下，除了有一些人，大概20％左右，有点类似大学的模式，有一些小的课题组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是自由探索型的，自己定题目，自己去摸索为主。但还有相当多的人，至少一半以上的人，要拧成一股绳，要有一个团队，他要上百人一起做一件事，做龙芯也好，做曙光也好，都是这样。其中有相当一批是做工程的，有很强的工程任务。创新人才的组成在不同单位可能不一样，有些单位工程更多一些。不管是做工程的还是做前瞻性研究的，都是需要创新，不是简单地执行。如果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完成任务，那就跟企业上班的工人一样的。科学院做的工程任务，有一个目标，但开始是没有答案的，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分析，自己去找到这个解决方案，然后按照这个方案去做。这个方案是我们自己做的，不能抄别人的方案去做，这需要设计新的系统，有新的思想。现在一般讲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中央在科技大会的提法。按我们计算所的理解，所谓集成创新，不是买一些散件攒一个东西出来，我们理解集成创新是系统级的创新，是对系统本身进行创新。怎么做一个系统，也是一门科学，与单独做一个部件不同，是另外一门学问。系统是很复杂的，复杂性科学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计算所里面有相当多的人做系统的研究，这应该也是一个创新的领域。计算所对创新人才的要求，除了大家讲的，要比较聪明，智商比较高等之外，更需要的素质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在我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计算机领域的大学者，不是会找答案的，而是会找问题的科学家。科研过程中经常要想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做这个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要善于从应用中找到问题，找到问题以后，再去找答案。如果问题是别人提的，你只是去找答案，这跟学生做家庭作业差别不大了。很多研究生缺乏这种锻炼，所以我们在计算所要花很长时间，培养研究生学会找问题。网友：媒体对您的评价是重要项目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尽管成败与否还是个未知数，龙芯的例子就是这个例子，请问年轻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是网友的一个问题。李国杰：敢不敢把一些重要的项目交给年轻人，这对我自己来讲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一般来讲，对年轻人不放心，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对这件事情，要区分不同任务。比如说修三峡大坝，如果说找一个从来没修过坝的人，当三峡大坝的总指挥，这恐怕是不妥的。因为这是一个千年大计，要十分谨慎。这种工程是不能失败的，大坝要给下游上亿的人保一方平安，如果出了问题是大灾难。工程性很强的任务，应考虑用有一定经验的人做总指挥。即使工程性比较强，有些进步很快的年轻人也可以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像我们神州六号发射的有些总师也比较年轻。龙芯和曙光机的研制需要较多的技术储备，项目负责人必须明白计算机是怎么一拍一拍工作的。再一个，他要有事业心，有一股激情，有很强的责任心，让这样的人做是可以放心的。龙芯开始做的时候，我也犹豫过，经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把这个事情交给年轻人负责看来还是对的。倒也不是不管成败如何，因为当时我们在做曙光的时候，条件比做龙芯的时候还差。我刚到计算所时，我招的一帮做曙光机的人，几乎没有人做过机器，都是用过机器，都是机器的使用者，拿机器做应用的，机器怎么造出来的都不知道，所以把他们招来之后，花了两年时间集中分析操作系统，分析Unix操作系统。分析两年以后，就明白机器是怎么工作的。我的一个朋友叫李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终身教授，当时他跟我说，你要对年轻人表示出有一点点犹豫，你觉得怕他们完不成任务，大概你这个任务就完不成了，你必须相信他们，只要你相信他们，这个事情就能做成。后来我派一支小分队到美国研制曙光一号，出发之前开了个会，我说你们虽然没有做过机器，但是你们经过两年的分析已经明白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只要给年轻人打气，说他们能完成任务，他们就有充分的信心去做，一般讲真是这样。当然年轻人也不能乱找，要看准有基础、有事业心、有责任心、有激情的年轻人，这样的人大概就有希望把任务完成。主持人：您谈到责任感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您也曾经提醒过，作为科学家，在反映自己意见时，应该有更强的历史责任感，避免站在自己的课题和专业角度，而忽略整体和长远的影响，那什么样的素质才能避免，如何去避免呢？李国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老一点的科学家而言的。现在我们国家做科研规划也好，做决策也好，制定法律也好，相当的民主。有些人认为共产党领导不民主，实际上你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共产党在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时，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民主。我参加过好几次法规与政策的起草过程，定一个政策，甚至发一个通知下去，都要讨论二三十次，修改二三十稿。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一些专家，都有渠道向上级去反映意见，尤其像院士这个层次的科学家就更多了，所以提案建议很多，包括跟国家提干这个做那个，上什么项目，国家出台什么政策等等。我在文章中讲，要站在全局高度的时候，就是要对历史负责任。因为领导是主管全局的，他会看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如果你的意见是片面的，只站在自己这个角度，屁股指挥脑袋，只看自己那一点点事，每个人都这样，领导就给你搞糊涂了。每个人都应该站在国家的高度，真正拿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提案给领导人。不然的话你是在干扰，我觉得每个人给中央领导写信也好，提建议也好，要十分慎重。要抱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不能很片面地站在自己某一个角度上，最好多找一些人共同商量，包括经济学家共同商量，这样对国家比较有参考价值，对国家的作用更大。主持人：要在重大科技攻关中做到攻必克战必胜，这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李国杰：我们每年都承担国家的一些大的科研任务，如果这个任务目标很低，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指标，这样的任务对国家意义也不大，企业也能做。如果我们比企业做出来的成果强不了多少，意义就不大了。如果这个目标是比较难的，别人认为都是达不到的，经过我们努力达到了，你做到了常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这才是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足够的技术储备。过去有一批人长期做这个工作，不是临时叫来做，不是现炒现卖这种做法。我们做龙芯这批人，在做龙芯之前做了十年的基础研究，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胡伟武当时做虚拟共享存储器，他曾经写了一个软件，开放了源码，那个软件名字叫JIAJIA，因为他女儿的名字就叫佳佳。现在二三十个国家都在使用，例如前不久美国一位知名大学的教授到计算所进行合作，她是世界上研究存储系统最顶尖的科学家。我说计算所学习别人的开放源码技术比较多，但是我们开放源码向外公布的还不太多。她说：不是这样，我们就在用你们的JIAJIA。可以说顶尖的科学家也在用计算所的技术。我讲这段话是说我们的科学家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对计算机每一拍如何工作都十分较清楚。这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一个条件。第二点，要有自信心，不能还没做就泄气，老觉得难。我们经常讲：事非经过不知难。老拿这个教育年轻人，认为青年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但实际上有些事情是往往还没做就担心做不成，这叫做事非经过不知易，这种易是长征过后感到万山千水只等闲的易。当然，做研究的时候要非常仔细，要非常精心的安排，而且要有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只有这几点结合起来，而且有储备，就能做到攻必克战必胜。但是我也要提一下，年轻的同志有时候年轻气盛，所以定目标也要实事求是，太高的目标定了以后完不成，不是你没努力，可能是确实当时定的目标不合适。主持人：上世纪8090年代，计算所通过创办联想、曙光等高技术企业转化成果。您对研究机构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怎么看？计算所是如何做的？进入21世纪，如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辐射计算所技术成果。李国杰：这件事是很大的问题。前几天北京市技术市场办公室牵头在清华开了一次高层论坛会，我在会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就讲关于技术转移的。笼统地讲，技术转移应该是整个自主创新体系里面很重要的环节。现在很多人在讲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时候，不太讲技术转移了。现在宣传一个企业的成果的时候，往往都讲这个成果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用人家一点点技术，也就是不接受任何技术转移。类似这样的宣传，多多少少都有点片面性。实际上大学、科研单位的技术转移到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这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技术创新的一个动力，包括美国在内都是这样的。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不正常，科研单位和大学，从研究到开发，一直到商品化、办公司，这条线全走完，而企业只做后面一点点，只做商品化，R＆D做得很少，。国外是R、D，C每一节都有人做，各有各的责任，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不太接受接力棒这种方式，喜欢一竿子插到底。这在根子上是对交换和分工的作用不太理解。实际上整个社会的进步就是靠分工和交换，如果把分工打乱了，整个国家的科研结构严重后端化，前面的工作没有人做，大学和科研单位做了很多不该他做的事情，做了很多企业的事情，这是我们过去的弊端。最近这几年我们做龙芯和曙光机，我特别注意把计算所的定位搞清楚，计算所一定不能跟企业去抢事做。企业做得很好的事情，我们计算所不做，我们做三性研究，就是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商品化的开发，产品性的开发，让企业来做。现在计算所有一个系统结构研究部，这个部和曙光公司的责任要分开。比如说，计算所要研制曙光5000，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创新，包括芯片和体系结构的创新。曙光公司就要分析，在曙光5000的原型中，哪些技术是特有的，哪些技术是可以产品化的，根据市场的需求选择计算所的技术，做出满足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市场真正接受的规模化的产品一定是出自企业，绝对不会出自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也要从大学和科研机构里面找到他需要的技术。现在我们很多科研成果里面，许多是一些公共的技术，是大家都明白的技术，比如教科书上的，或者是一些产品白皮书上讲的技术。这样的技术企业拿过去是没有竞争力的。你必须自己研究以后，有单独的专门技术，一般反映在专利里面，企业一般要从你专利里面找技术。主持人：进入21世纪，如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辐射计算所技术成果。李国杰：现在技术转移和技术辐射这两个词用的比较多，这两个词多少有一点差别。技术转移一般讲是有偿的多一点，就是指专利许可，比如说我们最近许可国外的公司，用我们的龙芯CPU技术，他要交给我们许可费的，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叫技术辐射，比如计算所曾经在网上公布了一二十种成果，我们把这些技术公开源码，成果公开，希望它辐射出去，很多单位下载，有些被下载几万次，这样效果也很好。公开的成果并不是水平低的成果，不是的，有些成果也是领先的，有很高的技术。我们觉得大众来用更合适，辐射更合适，就辐射出去。以后要形成大规模的产业，有几种办法，辐射以后，让很多小企业都起来，像雨后春笋式的长出来一大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找龙头企业，大的企业，转移一些技术给他，这些技术通过大企业来做龙头单位，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总而言之，现在科学院党组不光提一般的成果转化，而是强调成果的规模产业化，一定要成规模，要形成主流产品。主持人：今年年初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界迎来了一个创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的自主创新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国家也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您作为所长，您同时还肩负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重任，您对企业的创新发展怎么看？李国杰：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人是在误读全国科技大会的精神，他们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我们国家是以大学和科研单位为主体，开了科技大会以后，现在变成以企业为主体了，大学科研机构不再重要了。只要把国家的科研经费交给企业，企业承担科研课题，中国的科技就发展起来了。我觉得这种认识没有真正理解中央讲的企业为主体的意思。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整个自主创新笼统讲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叫知识创新，也有人叫科学创新，他主要是创造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另一部分叫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把科学转换成一种技术，再把技术应用起来形成产业，实际上是技术知识的产生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前面这一块说知识创新也好，科学创新也好，肯定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后面技术创新这一块，是企业为主体。对我们国家而言，这两个创新也有个重点，真正对经济有影响的是技术创新。光是科学创新搞得好，技术创新不行，国家是强大不起来的。我们讲创新虽然有两大部分，我们要花更大的精力注意技术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怎么理解？我理解好像买卖东西一样，有卖方和买方，如果是由大学和科研单位决定做什么产品和研究什么技术，做出来后不知买方在哪里，拿着成果到处推，求企业接技术，接产品，这就是以大学或科研单位为主体。对技术创新而言，应当倒过来，由企业来定义要做什么，根据市场的需求，企业来定义这个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这叫做新产品的定型。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所谓以企业为主体，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企业有能力自主地决定他要做什么样的新产品，这个新产品应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性能，应采用什么技术。在做这种决策时，可以考虑有些技术从国内大学或科研单位转移，甚至购买一些国外的技术，但技术上不能受制于人。企业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企业也明白大学与科研单位有什么技术，哪些他需要的技术能从你这儿拿到，哪些是市场需要的技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定义新产品。这样一来，技术转移是以企业吸收技术为主，不是以推技术为主。哪一天我们的企业能够比较主动地到各个大学和科研单位找到他需要的技术，企业的主体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企业缺这样的人才，缺这样的能力。所以很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是模仿的，是参照别人有什么东西卖，我再依葫芦画瓢。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企业本身需要努力。除了加强投入、加强技术应用之外，也要善于从大学和科研单位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技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要求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要从现在的50％降到30％，这个要求如果倒过来理解就错了。有人以为既然对外依存度是30％，那么70％的技术都应该是企业自己产生的。不是的，因为那个对外依存度是指的对外国，70％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指的是在国内的科研单位和大学产生的技术。企业也许只有一半，甚至更少，有一部分要从大学和科研单位拿，这才是比较合理的一种体系。如果要求100％都是自己的，或者刚才讲70％都是企业自己的，这样是不合理的。某些个别产品也许可以完全自主，整体来讲是不对的，这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原则。对于技术创新，科研单位和企业应当是一个整体，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从我们做高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来讲，要考虑你做的东西企业是不是感兴趣，要善于发现什么是企业真正需要的技术。当然有的东西也要从长远着想，从原始创新做起。对基础研究而言，有些东西做的时候，不一定明白将来会怎么用，但是科研机构中应有一部分人做技术开发，要逐步使目标变具体。如果所有的人都在做根本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的研究，这是不行的。包括我们研究生，我们也要强调做论文研究的动机，你做的东西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清楚。如果你做的东西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这就不是技术创新。主持人：目前，多数大学和科研单位做着与企业同一层次的研发工作，距离没有拉开。按照创新体系的合理分工，国家科研机构不应与企业争市场，这是您的一个观点。应从企业能做的技术研究中退出来。考核科研单位要看科研成果的辐射面，而不是一般的成果转化。请问李院士，在这方面，需要哪些政策上的引导。科技人员又要具备何种素质才具备作这个层次上的研发。李国杰：这是体制上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刚才我讲过了，科研单位和大学的战线拉得太长，从头到尾都做，而且我们整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把基础研究当做前端的话，商品化和应用开发就叫后端，目前我国科研体制的弊端是科研严重后端化。如果倒过来看，把基础研究叫后端、应用叫前端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科研工作前端化。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踢足球。最近大家不是在看世界杯吗，世界杯看完以后，发现踢得好的队有很好的布局，几个人前锋，几个中场，几个后卫，每部分球员都很到位。我国目前的科研布局好比是足球场上最奇怪的阵势：我们几乎都要做产品开发，都是前锋，大家都冲到第一线，中场、后场几乎没有人，这种格局严重不合理。所以现在企业和大学，应当特别注意自己的分工，尤其像科学院这样的单位，如果我们跟企业在同一个层次做，真做不到像企业那么好，因为他们更了解市场，产品除了功能之外，还要求可靠性、可用性，外观比较好看等等，这方面我们是做不过企业的。科学院一定要做一些比企业、比目前产品更高一层次的研究，就是下一代产品，甚至下几代产品的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研究。国家应当在出台科技计划时就定好合理的目标。目前我们的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有些任务的目标不太合理，没有前瞻性，所以做出来的东西，跟企业现在做的事情差不多。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更加能产品化，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很多未来的产品，是需要把新技术突破以后，才能够成长起来的。我记得企业管理学的书上，有这么个理论，就是把企业分成四类，一类叫幼童，一类叫明星，一类叫金牛，一类叫瘦狗。幼童企业就是刚刚起步的企业，市场增长比较快，但是市场占有率比较小；明星企业市场增长率快，市场占有率也大，一般是拥有高技术产品的企业；金牛企业市场很大，但是增长比较慢，发展比较平稳，企业主要靠金牛产品赚钱，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比较稳定了；瘦狗企业是市场慢慢在萎缩的企业。许多产品都是从幼童走到明星，再到金牛，最后到瘦狗，慢慢就没了。产业也是这样的，有些产业开始作为幼童产业，慢慢到明星产业，再到金牛产业。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要看到底我们的投入应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市场很大的产品，但是增长比较慢，说明这种技术已经不太发展了，我们再把钱投在那些增长比较慢的方向上效果就不好。一般来讲，虽然市场很大，但已经不怎么增长的产业方向，就不必要再投。例如，IBM公司最赚钱的是银行用的主机系统，几乎赚的钱一半都是靠这个系列。现在IBM在主机系统上基本不再投大钱搞研发。而有的产品属于比较新的系列，尤其是那些幼童产品他要投很多钱，虽然这些产品不太赚钱。作为国家来讲，应该更多地支持幼童方向或者是幼童产业。但很多人就不太愿意这样做，往往是看到现在的市场外国人占了很大比例，就想收复这块失去的市场，就决定在这个产品方向上投钱搞科研。实际上这块市场已经不再增长了，那边正在成长的市场不投，结果是在这边抢了一点点，那边丢得更大，所以应该更多地支持一些正在成长的新的方向和产业，这是国家在做规划上就要考虑的事情。这样的话，科研单位就有事做了，不然大家都挤在一起。当然，有些基础性战略性的产业，如农业，可能一直是金牛产业，因为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稳定，肯定要持续支持搞科研。另外，企业在做研发的时候，要逐步增强自己的能力，从商业性开发到工程性开发再到应用基础研究，逐步地往前移，科研单位从产品开发中退出来，这样才能找到合理的分工。主持人：计算所现在也强调与企业的联合。请问，用企业的钱，需要注意什么？90年代末计算所一度并到联想，后又从联想分出，您怎么看的，一分一合对计算所有什么影响？李国杰：这是我们对科技发展的一种认识过程，也是科技改革中间的一个探索，可以说是我们科技改革中间一个难以避免的插曲。在80年代，当时科学院的政策是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一头主要是稳住基础研究，而计算所里面搞基础研究的人并不太多，计算所绝大多数人，80％都是属于放开一片里面的，所以大量的人下海了，办了二三十家大大小小的公司。当时计算所人下海，实际上是类似于自谋生路了，并不是真正让科研机构与企业建立一种好的科研体系，没有形成一个创新体系。那时候可能大家没想那么多，有些领导多少有点甩包袱的想法。反正国家不给钱了，自己养活自己去吧。好的一面是，科研人员做的东西更加实用化了，导向上有一定的好处；坏的一方面，把科研工作的意义忽略了，只要有人下海卖东西，东西哪儿来的，是美国来的，英国来的都不管。当时的情况是，企业这边发展比较快，搞知识创新那部分的人比较少，比较容易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用企业来管科研单位，干脆由联想管计算所，让联想的老总直接兼计算所的所长。但是这样一做，带来的问题后来逐渐暴露出来。我们国家以后在进行一些部委大院大所的改革时也有类似的问题，作为国立研究所的改革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有些领导主张国立研究所直接变成企业研究所的理由是：美国ATT的贝尔实验室、IBM的华生实验室，全世界最大最好的计算机实验室都在企业。这种理由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IBM的实验室，贝尔实验室都有是企业成长过程中逐步培育出来的。IBM每年投入上百亿美元做科研，投入强度比我们整个国家信息技术研究的投入都大，而我们国家企业是很幼小的，联想公司当时的研究经费投入量可能还不到IBM的百分之一，没有能力支持国立研究所的研究。而且联想主要是做PC的，计算所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科研方向，许多人的科研成果，联想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把这些人都养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些矛盾，产生一些冲突。科学院很快就发现了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及时做了一些调整。我觉得科学院领导真正统一认识还是在江泽民总书记对科学院题词以后，江总书记要求科学院要做三性研究，即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计算所根据江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在我当所长的时候，高举三性研究的旗帜，主要做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只能放在国立研究所来做，这就解决了计算所和联想的分工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需不需要保持一支队伍做国家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段时间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人认为，根本就不需要，只要企业有研究所就行了，他们认为美国就是这样。实际上不是的，美国有上千个国家研究所，有些规模还很大，美国国家实验室是相当强的。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国家研究所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一直到2004年底，胡总书记非常明确提出来科学院要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国家研究所要起到骨干和引领作用，这才一锤定音。如果有人还认为国立研究所不需要的话，他应该想想他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个认识过程，有时候在探索过程中间付出一定代价也是难免的。我们计算所很幸运，我们通过摸索，最后还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五六年，在知识创新工程的指引下，越来越感觉到国立研究所的活力。主持人：长期以来，我国信息领域采取的战略基本上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难以缩小差距，刚才您也谈到这个问题，自主创新应选择与国外不同的信息产品，只有立异才能标新，目前来讲标新立异的科研项目，多少人能看到他的前途呢，目前的科研体制，能否允许这种标新立异的项目存在，科学家如何才能使标新立异的项目，得到国家和产业界人士的认可，从而得到政策、资金这方面的支持？李国杰：这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国家很多的人在做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和863研究，都感觉到有这个难处。如果你的想法与众不同，很多评委可能会不太理解，可能给的分不高，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的。但我倒觉得，如果说是由于同行的评议，就会扼杀那些创意，只有领导才能发现黑马，才能支持那些标新立异的人，这恐怕是一种误解。我觉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在一开始提出新想法的时候，别人可能还不太理解，但是在科学界，在搞科研的队伍里面，除了少数学霸有意扼杀一些新生事物之外，总的来讲，整个科学界的氛围，应该说还是比较民主的。在同行评议中，由于同行评议扼杀新生事物不是主流，。应该相信科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特有的生命力，这个共同体在全世界已经存在一两百年了。实践已经证明，在这个共同体下是能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要以为科学家一定是互相扼杀的，只有领导才能发现人才。另外，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在蒙骗领导，有些人把一些假的东西，伪装成创新去蒙骗，这样的人恰恰蒙骗不了科学家。领导对所谓标新立异的东西要打个问号，不要轻易上当，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信息界已经发生多次。主持人：有媒体引用您的话，创新跨越，就象刘翔那样跑100米栏一样，要大胆地往前跨，一下子抢到别人前头去。这种硬碰硬地和别人角逐的方法，除了在心理上要有必胜的信念外，在具体实施的操作上，有没有什么技巧。李国杰：这不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曾在文章上讲，创新跨越很难像刘翔跨栏那样，硬碰硬地超过人家。大家一想跨越就想到跨栏，一想到跨栏就想到刘翔，你跨一个栏我跨两个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实现我觉得不是太容易。第一我们不是同步起跑的，别人跨第一个甚至第二第三个栏时，我们可能刚刚起步；第二、从运动员来讲，我们的素质、我们的体质等各方面不会比别人强很多，别人也不笨。这种情况之下，科研领域硬碰硬去拼，在直线上去超过人家不是太容易，何况我们是后来者。我赞成的是，在发现别人要拐弯的时候，你就走一条捷径，叫做另辟蹊径，要在拐弯的时候才能跨越。我有次在报告上讲，跨越有的时候是斜着跨，甚至横着跨。这是什么意思？他走两条直角边，你走斜边，大家知道，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你就超了近路。比如我们做芯片的时候，Intel等大的公司已经往上冲的很高了，他主频能做到3个G或者4个G，但是他碰到天花板了，现在再往上做走不上去了，再往上做功耗不行了。他没有办法沿原路走了，他就要想办法拐弯。我们知道，现在许多厂商在做多核芯片，有十几个核的，几十个核的。如果用原来的技术做的话，功耗大得不得了，必须先把它的功耗降下来，要简化再做，要拐弯做。而我们的龙芯CPU即使做几十个核也不会超过100瓦，这就给我们一个跨越发展的机会。我们要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赶紧做，你要一停顿又赶不上了，这是我们难得的跨越机会。如果我们能抓住这次机会，在十一五期间，有可能把原来落后两代的距离进一步缩短，尽量争取到十一五末的时候，在CPU设计上基本上与国外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努力，是不是抓住这个机会了。主持人：你曾说过，自主开发不等于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成果不但不一定有知识产权，反而可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这是为什么呢？李国杰：不少人对自主创新有个误解，把自主开发等同于自主创新，经常有人发表文章上讲，我们这个软件，我们这个产品，每一行程序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有100％的自主产权。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你自己开发的东西，不一定有自主产权。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在科学上是只认第一个，不认第二个。如果一件事情用某种方法来实现，别人已经做了，而且申请了专利，你是第第二个人做同样的事，虽然你可能没看他的专利，你也做成了同样的事，但你仍然是侵犯知识产权。你是无知地侵犯了知识产权，你没看不能成为不侵权的理由，知识产权在法律上就是这么定的。他第一个人先做出来，如果没有申请专利，大家可以共享，申请了专利之后，这条路是他定的，你就要付买路钱。制定这种法律的原因，是为了从整体上节省脑力，好去干更新的事情，整体来讲是促进人类发展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熟悉这个东西，也不看人家的专利，经常做研究之前不做分析，先蒙着头做，做完以后，然后再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报专利，这样做的过程中间很可能侵犯别人的专利。合理的科研方法是，一开始做科研，就要先做专利分析，这就跟打仗之前，在沙盘上做战况分析一样，你要看哪个碉堡是敌人占领的，哪个地方敌人有火力点，哪个地方有道能上去，你必须通过分析找到进攻的道路。路有很多种，有的路叫条条道路通罗马，在这种路上，别人封一个专利没用，他封这边你可以从那边走。怕就怕智取华山那样，只有一条路，他先上去了，他设了一个专利，那就完了，他必须得留下买路钱，不然你别做，否则你没路可走，这就是先行者的好处，他找到了非此不可的专利。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分析他这个路是不是一条绝路，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国家很多企业被专利吓怕了，人家一吓唬就交钱，很少想到先分析分析看，你这个专利我能不能绕过，我不从你这儿走，我从旁边走行不行，这样的话我一分钱都不用交。计算所已做了不少专利分析，我们发现有些人号称他有专利，你根本不用理他，完全可以从旁边走过去。这样的工作我国做得太少，科研工作和专利战略是密不可分的，一定要把专利实施在科研之前，而不是科研之后。主持人：有人说，国内研发成本比较高，关键技术也要引进，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李国杰：这是开始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的一场争论。温总理请了一些经济学家在会上发言，其中一个观点是，技术和资金一样都能流动，资金从国外可以进来，技术也可以进来，而且有些经济学家研究过，在国外研究一个技术，研究完了以后，你买他的，跟自己花钱去做相比，买比做合算，类似的提法很多。我想可能因为经济学家没有真正做过高技术研究，没在企业干过，干过之后他就知道不是这样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像在航空领域，有一些CAE软件，我们还没有提出买源码，只是希望把软件买过来装在我们的曙光服务器上，与机器一起销售，外国公司都不同意，做软件代理也不行，他要垄断整个行业。我们不能对买国外的核心技术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企业的本性就是要赚钱，资本的本性就是要盈利。一个公司掌握一项技术以后，他总指望把整个领域的钱赚够，实际上很多关键技术他是不卖的。即使是卖给我们，也未必见得就合算。对技术交易要做精密的分析，有些情况下外国公司不很霸道，买技术可能合算，但多数情况买技术并不合算。是自己做合算还是买合算，要仔细权衡一下，不能笼统的讲买技术比自己做合算。说中国科研人员开发成本一定比国外还要高，这就有点说瞎话了。为什么国外那么多大公司，500强的公司，大量在中国设研发机构？如果在中国研发成本高，他傻吗，他干嘛到成本高的地方来招人做研发，这种判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同时也要指出，由于中国目前许多单位科研效率不高，尽管人力成本便宜，总的研发投入产出比并不比国外高多少。但从龙芯CPU和曙光计算机的研制来看，中科院计算所的投入产出比要大大高于国外企业和研发机构。主持人：到2010 年，计算所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级骨干研究所，成为跨越创新、引领未来的研究所，形成由一个本部核心和分布在全国的若干分部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型研究所。网络型研究所好理解，现在计算所在京外已经有了几个分部。但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级骨干研究所如何理解，有没有些量化的指标可以衡量。李国杰：先讲比较好理解的网络研究所，它有一定的中国特色，这是路甬祥院长总结的，这个词不是我们提的，是路院长到宁波，看了分所以后，他自己总结的。计算所在北京有个本部，重点做战略性研究、基础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那些带有工程开发性质的，跟企业联系比较密切的，如把核心技术做得更加可靠，更加可用的这部分研究，也可以叫竞争前的一些开发，或者是一些产业工程开发，我们就放到设在各地高新开发区的分所去做。总的来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今后若干年内，这两个区域加起来可能要占全国GDP的2/3。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部是一个战略举措，路院长特别重视。我们将来形成一个网络研究所，大家互相之间也是共享的，而且各有特色，我想这种结构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今后会跟企业和地方保持密切联系，这是一个发展目标。至于讲到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要比较长时间内朝这方面努力。所谓国际影响，是指我们的研究人员要走到国际上，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专利技术要向全世界转移，开放的技术要向全世界扩散。另外在国际大会上我们做会议的主席，分会主席，一些国际期刊的编委、主编等等。应当做到，在计算机领域讲到某些技术，国际同行们就会提到中国有个中科院计算所做的不错。比如说我们现在做龙芯芯片，做曙光计算机，已经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很多国外同行都知道我们在做这方面研究。我们可以开放技术，也可以转移技术，像我们芯片，我们通过技术许可授权给国外公司生产，这种事情做多了以后，在国际上就会产生影响。计算所有些技术已经在跟国外公司合作，像我们做的网络测试软件通过安杰伦公司销售，测试仪器是他们做的，软件是我们做的，用多了以后，大家就知道计算所了，我们肯定要朝这方面努力的。我想对于我们能不能做到国际一流，也不能太看不起自己。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是最顶尖的，但是在我们重点选择的几个领域里，我们做到世界上一流的，就是前三名，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在十一五期间内，计算所做出一款跟世界上一流水平相当的芯片是有可能的。在CPU和SoC设计领域我们有信心走到世界前列。主持人：我们网站曾经发表过李院士的一篇关于计算所创新三期追求什么的文章，您在文章中，提到了五年发表总目标，这篇文章在院内外引起了反响，有人问，把自己的目标都公开了，如果完成不了可怎么办，您也是否想过这一问题，您对这些目标是怎么看待的？李国杰：目标不是一个人定的，在所里已经过充分的讨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把目标公开出来，我认为是必须要这么做，要接受同行，接受人民的监督，因为我们拿的是老百姓的钱，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拿纳税人的钱，打算干些什么，纳税人有权知道，不能说我做哪儿算哪儿，这是不行的。比如说射箭，你一箭过去，射到哪里就说哪里是十环，那算什么本事。你必须先告诉别人，十环在哪儿，你再努力，我认为是必须这么做的，不是说怕不怕丢脸的事情，作为对纳税人负责的所长，必须告诉纳税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不是适合，要经过时间检验，中间也允许进行调整。主持人：营造创新文化是实现计算所十一五目标的关键，对于什么是创新文化，目前的说法均不统一，您眼中的创新文化是什么？李国杰：创新文化讲的比较多了，我们在计算所也在提创新文化。我个人的理解，创新文化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对现有的成果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你才能找到问题。再一个，创新文化应当是比较宽松的，或者是互相信任的科学家共同工作的一个氛围。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考核的原因，强调看科学家的业绩，看做出了什么东西，因此很多人不太愿意把自己未发表的研究思路、初步研究成果告诉别人，我认为这是最不利于创新的。创新是什么？不是那些已经发表在期刊或会议文集上那些死的东西，那些东西对大家都一样，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对创新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还没有形成文的，最活跃思想的碰撞。大家都在想一些新的东西，新东西还没有想好，就在一起交流，那才是创新最需要的。创新已经做完了，写成文章了，再看结果，创新就已经过时了。所以创新最有活力的，是那些在形成过程中间的一些东西，需要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环境，让大家来沟通，谈论自己最新的东西。现在我们国家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正在形成的东西告诉人家，他担心我还没有发表，别人可能会拿我的思想去发表或者申请课题。我觉得应该慢慢打破这种文化，我们在计算所新所建科研大楼里，开辟了很多进行创新思想交流的地方。新楼最高的两层，15层、16层都是学术交流的长廊，上面可以喝咖啡，喝茶，大概可容纳好几十人在上面进行交流，这就是给员工们创造的条件，让大家互相之间能够沟通交流的，这对创新是非常必要的条件。主持人：您在面对媒体时，总是强调给科研工作者十分宽松的科研环境，您认为目前我国科研环境是否宽松呢？李国杰：宽松和严格是相对而言的，我们计算所自己也老在讨论，到底我们计算所是宽了还是严了。不同的研究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工程性要求比较强的研究所，工程任务重，过分的宽松使大家随意做事，可能会出问题，不能保证质量，也不能保证进度。工程性比较强的研究，是有一定限制的，这时候不能把宽松摆在第一位，当然也要注意以人为本，注意人性化的管理。对于基础性研究，宽松的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创新的灵感往往不是出现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有些创新出现在下几步闲棋之中。在你很劳累很紧张的情况下一般是没有创新的。创新需要一个环境，让科研人员在没有太多压力的条件下做研究。即使是做基础研究，在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因研究工作做到最关键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情况，出现王国维写的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个境界。你不压他，他作为科学家追求一个东西，他自己会给自己加压力。不要人为地逼他，必须什么时候交个东西出来，因为探索未知的东西，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出来。在科研单位里提供这么一个氛围是很必要的。最近，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与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曹怀东合作，完全破解了庞加莱猜想，这是七大数学难题之一，可能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重要。朱熹平教授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在宽松环境下潜心研究，中山大学免除了对他的考核，他四五年内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但始终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这是一个宽松环境下出创新成果的突出案例。主持人：在这方面，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李国杰：政府要做的实际上是考核标准的问题，对于怎么考核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不要过份的拿成果的数量来考核，不要看你每年发表几篇文章，也不要看你是不是在某一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有的东西不完全是拿数量能考核出来的。出成果的时间有长有短，有些重大成果可能要等五年十年，有的东西可能出来的快，出来的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成果的出现，形式多种多样。另外一点是对人才的判断，要有一个比较。识别一个人，需要一段时间的考核，这就是所谓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但是一旦经过考核，已判断这个人才是可信的以后，就要更多的给予他信任，不要年年月月考核，一直考到他退休，这就把人考烦了。对有信誉的科技人员，不用扬鞭自奋蹄，鞭子打多了就不好了。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重要，通过交流，我们感觉到，您是一个永远走在潮流前列的人，我们看到您有自己的博客网页，这在中科院所长里面是很少见到的，这不仅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还要具有勇气，是什么力量使您具有这种敢于剖析自己，面对公众的勇气？李国杰：我那个博客网页是一个不太标准的博客，因为真正的博客，几乎每天都增添新网页，写日记似的。我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时间天天上去，我无非是把自己的文章贴在上面。开始不是我贴的，是网站的编辑贴的，那个博客不是我建的，是博客网站先把我的文章放上去的。我看文章不全，就告诉我的秘书再把几篇文章放上去，后来发现文章顺序倒过来了，本来应该是一天一天发表的，最后发表的是最新文章，我的是颠倒了，很久以前发表的文章成了最新文章，这就不是标准的博客。以后我会注意文章顺序。再过一段时间，你就看不到这个现象，新的文章都会放在最上面。写博客我觉得有好处，你自己写的东西，当然要经过大家评论，接受大家的意见没有坏处，大家对你提一些意见，不管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你可以从中看到哪些文章读者有看法，自己可做一些反省得到提高。自己的文章怕见公众是有问题的，任何写在博客上的东西，都要对公众负责任，公众有权利对你进行评判。主持人：下面我们看几个征集到的网友的问题。有一个网友说，李院士您所在的研究所名称叫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技术是一个什么概念？今天都包括些什么？现在这个名称是否过时？李国杰：我很佩服当时的领导取这个名字，在1956年计算所成立的时候，计算机还很少，当时建立这么一个研究所，就叫做计算技术研究所，没叫计算机所，真是高瞻远瞩。到现在，至少有一半的人，把我们叫计算机所，他就认为你是造计算机的。我每次接受采访，中央台、北京台一介绍就是计算机所的所长，实际上计算机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学科，计算技术是一门学科，计算技术包括造计算机的理论和技术，还包括软件和应用。计算技术是一门大的学科，按照正规的学科分类，有系统结构、软件和计算理论、计算机应用三个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技术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不是小学生做算术题的概念。计算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甚至比物理学科还要大。计算技术的奠基人图灵严格定义了什么叫计算，英文叫Computing，他认为计算机可以模拟人脑的智能。有些学者把计算扩大到更大的范围，认为任何有限可实现的物理系统，都可以用计算机模拟，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计算，有人甚至把整个宇宙都看成一台计算机。你想想，假如从太空中下来一个外星人，他不知道什么叫计算机，看你在计算机上输入一些数据，就出来一个结果，他跑到物理实验室，看到开始摆点什么，后来出来点什么东西，他可能不能区分什么是计算，什么是物理试验。计算是个很大的概念，没有过时的问题。问题反而出在我们国家对计算不够重视，我们国家把计算技术太小看了。计算最重要的功能是做模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要造一辆汽车，汽车做出来之前，可以先做一个模拟的汽车，用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如碰撞试验等。造一个大坝，大坝造出来以前，也可以先做个模拟，看会不会垮，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模拟，模拟是我们做研究很重要的手段。搞科研只有三个手段，一个叫理论研究，一个叫实验，第三个就是模拟，模拟和理论、实验一样重要。如果说开个玩笑，把科学院分成三个部，应该分成理论部，实验部，计算部。计算技术就是这么重要，至少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不管是在大学还是科学院，计算科学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地位。我在许多地方都强调，计算科学，像并行计算这样的课程，几乎每个系都要开，应该是和英语、数学一样的基础课，人人都要学。这样一来，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出来之后，就善于做模拟，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就会大幅度提高。现在的问题是真正能用并行计算机做模拟的人太少了，我们的科研水平还有待提高。网友提问：计算所最近盖起了新大楼，空间大了，我们想知道您是怎样布局分配的？李国杰：谢谢网友关心。我们这两天正在搬家，七月中旬就全部搬完了。我们那个楼看起来比较高，比较雄伟，但是审批的建筑面积比较少，地面只批了2.5万平米，加上地下共3万平米，因此大厅设计得比较大气空旷。主要科研用的只有中间六层，每层两千平米左右，全体员工和学生都在新科研楼工作学习，1300多人，占的满满的，几乎一个空位都没有，利用率极高。我们工作的地方比较紧凑，但每两层有一个生态仓，里面有绿色植物，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可以让大家在里面做一些交流，应该说这很适合于计算所的需要，工作比较紧张，但是氛围又比较宽松。底下四层是公共环境，图书馆和研究生教室等。网友提问：计算所建所50周年是否要搞大的庆祝活动，都有什么节目或者是展示？李国杰：计算所建所50周年，我们肯定要搞庆祝活动。我们要和计算机学会的庆祝活动相互配合。计算所的50年同时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50周年，计算所50周年活动主要围绕计算所内的一些事情来开展，我们要请一些以前在计算所工作过的老人回所看看，开一些座谈会，编一些画册，做些回顾。我们不重形式，重要的通过这个活动达到两个目的，一个让老的员工，退休的员工回来看看，知道计算所现在有什么变化，也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计算所的贡献，让老的员工有一个聚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现在工作的员工，珍惜计算所的荣誉，提高计算所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使他们像过去的计算所人一样说到做到，任何情况下都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提高计算所的声誉，大家都感觉到在计算所工作是很荣耀的事情，也要自己负起责任来。主持人：我们听说前一阶段计算所开展一个扩胸运动，您对年轻人的扩胸也很重视，所里很重视对情商的培养，越是大的项目的负责人情商要求更高，您的心目中，科研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才能有助于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呢？李国杰：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学生，他们认为大学生、研究生就是学知识，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你从大学、研究生毕业出来，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特别是情商。我问过外企研究院的一些老总，包括微软，IBM，摩托罗拉等研究院的院长，如李开复等。我问他们，你们招的人中间有清华的、北大的、计算所的博士毕业生，你们单位也有很多美国毕业的博士，请你们比较一下，中国毕业的博士生和美国毕业的博士生有什么差别？有多大的差别？很奇怪，他们的回答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说，中国的博士毕业生跟美国的一些好的大学的博士毕业生，有两年左右的差距。我以为是指学的东西差两年，他们说不是的，其实在中国好的单位，像计算所这样的单位，博士生做的研究课题，学的东西和国外差不太多，基本上没有差距，差距是我们这些学生的情商。就是说，我们的博士出去以后，很多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他到一个单位以后，往往表现出眼高手低，很多事情都觉得能干，实际上干不了，一般要两年以后才能适应环境，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实际上，是否出成果很大程度上不是看这个人聪明不聪明，而是心态有没有摆正。有些人太多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对挫折，对环境，不能正确的对待。很多人总觉得发展空间不够，把自己的成长不快都归结于单位没给够发展空间，这样一种心态很影响做科研。做科研的人不应太计较环境，不管外界环境好还是不好，他就是爱科学，他的心在学问上，不太计较别人怎么看，他很专注的干他自己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他当时找工作都找不到，做了专利局的一般的登记员。他在很差的环境里，照样把相对论搞出来。科学界需要培养一种氛围，大家崇尚科学，不斤斤计较，不互相攀比。现在很多人看自己比较重，容易情绪忽高忽低，这是不好的一种氛围。我想今后要更多的注意情商教育，计算所很重视，做了很多很多培训，也请了一些专门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主持人：再次感谢李院士与我们网友进行交流，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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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技术创新与推动机制--“产学官连携”机制--介绍和分析: sunapple 2007-7-24 08:43; 本文是笔者关于日本的技术创新与推动机制－产学官连携机制分析和介绍的一个报告。笔者曾留学韩国和日本，十分关注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对比中日韩三国发展历史和现状，作为同属东亚儒家文明圈的韩国，在经济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几乎完全复制了日本模式，以汉城奥运会为标志晋身亚洲经济四小龙之首；然而，当笔者置身日本时，深切体会到韩国模式背后原汁原味日本模式的精髓所在。其时正值同在东京的钟庆博士反思中日强国之路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出版，遂有缘与之彻夜长谈，痛感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一些认识盲区，以及科技和经济产业政策关系的一些认识误区，国家经济发展质的提高已经迫在眉睫，科技与经济产业政策的配套、提高和完善摆在面前，笔者遂就日本的技术创新与推动机制－产学官连携机制做了调查研究，并于回国后整理成为一个报告。下面是报告幻灯文本，供各位朋友参考。 ( 请双击下载阅读! ) 日本成为超级发达国家的秘密在哪里？技术力－－必由之路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其推动机制日本的产学官连携机制及其运作我们的教训：认识的盲区和技术力的自戕他山之石－－认识和启示日本的技术创新与推动机制--产学官连携机制--介绍和分析;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7526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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