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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转载]谌旭彬：“逻辑课”被中国教育无视数十年，太不应该
fqng1008 2018-10-20 18:11
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这种缺席也必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 \0 1905年，严复翻译的逻辑学著作《穆勒名学》。该书一度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教材 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大、中学阶段，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但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经缺席了数十年之久。 一、晚清民国，大、中学校多开设有逻辑必修课，很重视普及逻辑常识 “逻辑”一词，始于严复对“Logic”的音译。在近代史上，“Logic”还有过“辩学”、“名学”、“论理学”等意思更直白的译名。略言之，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生随时随地之言（与人沟通交流）与行（思考、处理问题），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尤其容易沦为被他人愚弄的对象。 故此，自 20世纪初，传统逻辑系统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即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 晚清之际：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进入民国后：逻辑学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课目。讲授的内容，也超出了传统逻辑，如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开课讲现代逻辑（数理逻辑）。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熊十力、胡适等学术名家，亦将逻辑学深入应用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193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受其波及，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知识分子，也于1920年代末开始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来打倒逻辑学，甚至公开“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这场批判，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末。这场“辩证法”针对逻辑学的大批判，虽然声势浩大，但因参与批判者的在野身份，结果并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张东荪、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间与叶青、艾思奇进行论战。1939年，蒋介石甚至还曾下达指示，欲聘请专家来讲授逻辑学，以改良公文的批示。 二、五六十年代，大、中学校的逻辑教学，两次遭受重创 苏联于 1946年11月作出《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已相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1950年代中国大、中学校所教授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这种课程是给非理工学科开设的，叫作普通逻辑课。最先引进的苏联逻辑教材是曹葆华翻译的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物。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是1946年开禁后出版的，仍带有对逻辑的高压态势，……其批判多是无中生有或者根本错误。在逻辑内容上则是讲授传统形式逻辑和培根、穆勒的古典归纳，大致是延续19世纪的逻辑教学体系，因而这是一本内容落后、观念陈旧的逻辑课本。1951年出版的维诺哥拉道夫和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的译本，为苏联高级中学所用，比较简明、讲述清楚、废话不多，但内容仍是陈旧落后的传统形式逻辑。很显然，逻辑教研室的老师们对这样的逻辑课本是不欣赏的。但即使不欣赏、瞧不上，也仍得以苏联这两本教材为范本。……苏联不改，我们也不能改。……以苏联范本为模式在我国培养的一代逻辑教师，逻辑视野不宽，长期不知有数理逻辑。其中部分人刻板地固守着这类模式不放。影响较为深远。” 进入 60年代，“十年动乱”中，逻辑学再遭重创。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 “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在各门基础课中，‘四人帮’不准老师讲理论推导和论证，污蔑这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是‘脱离实际’、‘故弄玄虚’，是‘回潮’、‘复旧’。结果使学生只知道些现成的结论，不知道这些结论是从哪些前提推导出来的，只知道一些零散的感性的知识，不知道理论的论证。所有这些极大地影响了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把逻辑工作者看作专政对象，给有研究成果的老专家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强迫他们去打扫厕所……” 逻辑学家金岳霖及其 50年代著作。金晚年对学生诸葛殷同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指苏联的《逻辑》教科书）。” 三、 80年代至今，大、中学校的逻辑课经短暂复苏后，再度形同虚设 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认为“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一些比较重视教学的高中和师范学校，专门开设过逻辑课，大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普通中等学校以及中等师范学校，不再专门开设逻辑课，就连一般的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院校也没有普遍地设置逻辑学课程。这样，使得一般受教育的人，渐渐对于逻辑愈来愈生疏。这是不妥当的。”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 类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比如，高中语文课本确实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逻辑基础知识。但 1988年，中学语文教材再次删除了有关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些“专家学者”进而又提议取消师范院校课程中的逻辑学。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文件，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踢了出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吴家国如此总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逻辑教学走入困境。……主要表现是：第一，部分学校、专业的逻辑课被别的课程取代，开课面大为减少；第二，保留逻辑课程的学校、专业，有的减少了教学时间，有的把必修改为选修；……第四，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应考面相当大的几个专业(如中文、法律、行政管理等)，把原已考了多年的‘普通逻辑’给取消了……”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正如曾昭式所总结的那般： “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量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 四、数十年来，逻辑常识教育的缺席，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 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这种缺席也必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 ……等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互撕口水战，乃至发展成“用U型锁说话”。 较典型者，如讨论 “中西医话题”时，大多数人浑然不觉“中医”与“西医”这两个概念的对立，在逻辑上并不成立——以“阴阳五行”和《黄帝内经》为核心标签的“中医”，实际上应该命名为“传统医学”（西方“传统医学”里也有类似“阴阳五行”，如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土、气、火、水相生相灭之说）。“西医”实际上指的是建立在多种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不存在任何的国家、民族属性。也就是说：“中医”与“西医”的概念对立，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讨论时诉诸民族情感，在逻辑上更是错上加错。 在普及逻辑常识方面，殷海光的努力尤其值得一提。殷早年师从金岳霖，去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自 1950年代起，即致力于向民间播撒“逻辑种子”、用逻辑揭破两蒋当局“用一切光明的字眼”包装起来的政场言论。据林毓生回忆：“殷先生在他的（逻辑）课上，常常拿生活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逻辑的规则，有时也拿官方的政策、文告来说明其不通(不合逻辑)之处。这样的方式，使他的课程变成让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殷先生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小拘谨，隽语如珠，灵光闪闪，……生活在威权体制之下，大家都深感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中，殷先生的课程，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深具魅力，非常吸引人。”（11）1957年，殷海光出版了一本以对话体写成的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这本六十年前的小册子，对数十年未曾受过正规逻辑常识教育的国人而言，相信仍会极有助益。 殷海光 在殷看来，普及逻辑常识，对造就一个良性社会至关重要。比如，尊重并培护言论自由，必须做到“就是论事”。意即：“只问是非，不问是谁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应该完完全全以论题为范围，而不旁生枝节。这是言论自由必需的态度和修养。” 注释 本文所谈 “逻辑”，除非特别强调，均系指作为常识的普通逻辑，而非供科研之用的数理逻辑。 曾昭式，《包容与拒斥：逻辑学东渐命运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P42-43。具体批判情形，可参见：《中国逻辑史 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P92-119。 （台） “国史馆”藏：蒋中正电贺耀组日呈情报以十件为限并聘专家讲授逻辑学以利公文批阅，1939/01/13。数位典藏号：002-010300-00019-021。《国内外哲学问题讨论综述 1983-1986》，复旦大学哲学系资料室、上海第二教育学院政教系/编，1987，P110。 宋文坚：《为学简叙》，收录于：《文化集思》，人民出版社， 2013，P568-569。宋认为：“列宁所说的逻辑，以及我国学者由而滋生出的另一类别的辩证逻辑根本不是逻辑，而是哲学或者就是思维的非逻辑研究”。 倪鼎夫，《努力发展逻辑科学，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在一九七八年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的发言》，收录于：《哲学研究丛刊 逻辑学文集》，《哲学研究》编辑部/，1979。 张志公，《承担逻辑训练的任务是可取的》，原载《语文战线》 1981年第7期。 曾昭式，《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科学出版社， 2009，P188。 吴家国，《从传统逻辑到普通逻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6，P224。同注释。（11） 黄晓峰，《林毓生谈殷海光》。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1622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
yjjsu27 2017-8-2 08:44
搜狐公众平台 - 中国孩子到底多费钱 月薪三万撑不起一个暑假? 中国孩子到底多费钱 月薪三万撑不起一个暑假? 1501582306000 全球父母们平均在子女教育方面支出44221美元,其中,中国香港排名在第一位,平均教育支出132161美元, 并且，有图有真相 问题在于，如果你每个假期都要给你的孩子换一辆奔驰小跑车的话，估计只有马云和马化腾等能养得起孩子了。 把“舞蹈培训”、“钢琴培训”、“海外游学”“旅游费用”等等全部纳入“中国教育费用”的范畴，这真的是王健林的小目标。 前期曾经看到一个文章，说中国基础教育，引子呢是小孩拼音不好，跟不上，然后延伸出“奥数等”、 “舞蹈培训”、“钢琴培训 ”等等。我就纳闷了，有几个学校的老师会要求学生去学习拉丁舞，会要求学生钢琴四六级，会要求学生欧美一月游？？而学会拉丁舞，学会弹钢琴等等对于学拼音，有多大用处？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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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状
guanyundoudan 2017-1-21 09:28
有一个人，发明了一种自动剃须刀，声称把脸放上去，就能自动刮干净。 有人问：不同的人脸型不同，你是怎么处理的？ 他回答：刮完脸型就一样了…… 他回答：完脸型就一样了…… 他回答：脸型就一样了…… 他回答：型就一样了…… 他回答：就一样了…… 他回答：一样了…… 他回答：样了…… 他回答：了…… 他回答：…… 大师在民间，大师高居庙堂。 中国大学何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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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困境、补习班的疯狂和师范院校的沦落与兴旺
热度 5 qiaoqiao1980 2017-1-19 15:39
1.高考的困境 高考就像雾霾，虽然知道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得忍着。从九九年扩招开始，到二零年新高考改革方案，这二十年的高考改革的是非争论让很多人都疲惫不堪。不管是过去的二十年，还是可以预期的未来，考试的内容本身看不出会有太大的变化。 而这才是中国教育困境的根源。如何能在考试试卷上考出更高的分数，成为了折磨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让人极其困惑，更是一个挣脱不开的魔咒。 一张试卷上，十几个题，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张试卷带来的都是一生的阴影。 2.补习班的疯狂 课外辅导已经成为了当下学生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学习好的，还是不好的，除了学校的课堂教学，就是补习班的疯狂练习。超级的暴利也使得补习班在过去的二十年疯狂的成长起来，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赚到钱就好。 这真是一个人间乱象。 我不反对课外辅导，毕竟聪明的学生很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都有非常严重地学习问题。但是像中国这样的疯狂，完全是谋利性质的，我也真是无语。不过面对高考的困境，面对毕业就会失业的现实，谁又能说什么呢？ 只要失业的那个不是我，不是我的孩子，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这不是每个人的心声么？ 3.师范院校的沦落与兴旺 在同档次的院校中，师范院校正在开始变得越来越火，这是托补习班的福了。师范院校现在已经成为了补习班的教师辅导人才的培养基地，高考在二本录取线以上的成绩来师范院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毕业去补习班，年薪三十万以上，远远超过同档次院校的毕业学生的工资水平。 高考的困境使得教师本身的能力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只要会做题，只要能把学的内容讲出来，只要能把学生忽悠住，就是在补习班立足的三大基本技能。如果能在教师培养中再学会一些技巧，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 聪明的学生是少数的，自己就能明白如何学习的更是稀少。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被动学习的。为了能在高考中取得最好的成绩，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付出多少都是愿意，只是希望不要让自己后悔就好。 这就是师范院校面对的现实。 沦落，还是兴旺，不过都是利益罢了。
个人分类: 我爱我师|3505 次阅读|9 个评论
未来教师（2）：当下的教师问题
热度 4 qiaoqiao1980 2016-12-31 11:20
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根本上来说是制度性的，不合乎学生学习的本性。在这个体制下，不是培养学生，而是淘汰学生，是其运行的根本作用。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虽然问题会被察觉，但是修正起来却极其困难，甚至很多被直接无视。 而在这许多问题之中，与教师相关的问题往往更多的会被忽视。教师群体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弱势群体，所以即使出现问题，也会被社会同情。 实际上，中国教育问题和教师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制度的问题和人的问题一直是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的教师群体一直都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精英的群体，而是一个大杂烩的人群。进入教师行业的人，虽然不是谁都可以，但是在当下，也不是要求很高的。本科生毕业就可以教高中或者初中，尤其让人感觉教师素质的不够。尤其是对于教师职业本身，国家一直也缺少一个评价的标准。只要进入这一行，很少会被淘汰的。由于应试教育的程序化，教师也很少关注自身能力的提升。 由于中国变得更加富裕，进入教育行业的资金也越来越多，所以教师职业也成为了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低标准和相对来说的高收入，就和高级小区的保安一样，让人趋之若鹜。 进入这个行业的标准更多的是一张文凭，而不是潜在的能力，是教师职业的问题所在。很多人并不适合当老师却进入了这个领域，而长期的教学压力也使得许多教师不再前进。 而在当下，尤其是可怕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一种罪恶。一些人，把教师职业，看成了谋取暴力的工具。 极恶者的乐园必然建立在他人的善意和无知之上。 如何推动教师职业的进一步的正规化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1.教师职业的准入制度需要快速的建立，并且要看到成效。 2.教师职业的评价问题和分级制度应该建立在一个科学和客观的机制之上。 3.教师能力的培养如何更加有效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4.规范教师职责变得更加重要，甚至需要法律化。以谋取钱财为唯一目的的课外辅导班的问题已经成为教育中的一个畸形问题，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来解决它。
个人分类: 我爱我师|3581 次阅读|16 个评论
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十条家规》《党员守则》
热度 1 ysy123 2016-12-9 18:20
好久没有写东西了，都不会了。 今天在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学习“两学一做”课程视频，观看了《纪录片：周恩来的严与实》。 分享几张视频截图的照片。 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 周恩来亲手制定的《党员守则》 周恩来考察的照片 周恩来演讲的照片： 看看周恩来的 《我的修养要则》、 《十条家规》、《党员守则》 感触颇多，好好安静下心来做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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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我认为正确的处事的方法
guoguoqing 2016-9-24 09:05
鄙人才疏学浅，看了一点各种类型的好书，什么鸟事都能插上一嘴，但又无法看透其本质，混沌度日到今天，荣幸的走上了中国教育的最高学位工学硕士。更加荣幸的是遇见了一位优秀的导师，让我看见了优秀的品质，自我认为我正在向着好的方向迈进。 下面谈一谈题目吧 正确的处理事情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无所谓正确与否，只有恰到好处的做事。就像早上我一不小心碰洒了一位哥们的早餐豆浆，虽然洒了不多，但是早上的心情很重要，会影响一天的工作激情，所以我就应该果断的把他桌子上的豆浆擦掉，然后重新买一份端给这位仁兄并真诚的道歉，并问一下您是否满意！这在我现在看来才是恰到好处的做法，可当时我只有一句不好意思，在他第三次斜视我的时候我又问了一句要不要重新买一份给他，他当时只是摇了摇手，于是我们就低下头吃饭了，吃饭的过程中他又一次的斜视我，走到收餐具的桌子上时再一次的斜视了我，，，。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对我的处事不满和需要被尊重的神情，可是一切只能这样了，你走了，我也去忙了。希望我的行为没有对你的一天工作情绪造成些许的影响。 现在坐在实验室打字的我，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被别人不小心碰到了或者怎么样，我才不会因为别人的过错来影响自己的心情呢！值与不值咱不去讲，关键就是开心是自己的，难过也是自己的，既然都是自己的又何必为难自己的小心灵和完美的身体呢！ 最后呢，希望自己在平时的交往中找到这种恰到好处的方法，让别人舒心才是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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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进行时】”985高校”录取的“洼地”（理科版）
Janet912 2016-7-5 15:59
随着2016年全国各省高考分数线的公布，“985高校”成为考生择校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尽管教育部近期宣布985、211相关文件失效，但“985高校”依然会在较长一段时间成为社会判断高校的重要标准）。因各种原因，不同的“985高校”在相同省份的录取分数有很大差别，即便是同一个高校，在不同省份的录取分数也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更好地了解“985高校”在各省份录取的情况，小编采集并统计了中国教育在线、阳关高考网及“985高校”官方网站相关信息，整理了2013年-2015年“985高校”在各招生省份的理科录取平均分数及省控线等相关数据以作分析。 由于各省市考试总分和分数线的不同，为了更好地对比”985高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情况，本文对录取线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从处理结果来看，线差百分比越小，说明该重点高校在某省的录取分数线越低；反之，线差百分比越大，说明该重点高校在某省的录取分数线越高。 本文涉及的主要指标说明如下： l 院校平均录取分：是指院校某年度录取的所有考生的平均高考分数。 l 省控线：全称是“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叫阻档线、省定线，是各省（区、市）划定的相应本科、专科批次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l 录取线差：是指该院校当年平均录取分数与其在所在招生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差值。由于每年高考模式不一、高考试卷难度有别，造成各个院校各年度的录取分数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对多数院校来说，尽管录取分数波动较大，但其录取线差一般波动不会太大。 l 线差百分比：即录取线差占一本省控线的百分比。 本文的数据处理方法： 求各”985高校”的理科线差百分比的平均数，根据结果再筛选出来的线差百分比最小TOP5的省份和线差百分比最大TOP5的省份，即分数线最低、最高的五个省份。其中国防科大的数据缺失，故没有统计。表中空白数据表明相关高校未在该省招生或官网未公布录取分数。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985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均值为0.2237，也就是说进入统计的38所”985高校”全国录取分数线平均高全国一本线22.37%。同时，21所（占比55%）”985高校”在13个省份（占比42%）的录取分数线高于”985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的均值。其中，录取线差百分比在0.25以上的“985高校”有13所，录取线差百分比在0.2237-0.25范围内的高校有8所。具体如表1-1，表1-2所示（颜色越红，表明录取线差百分比越高，即院校实际录取分数线高出省控线越多；颜色越绿，表明录取线差百分比越低，即院校实际录取分数线高出省控线越少）。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 1 、多所“985”高校录取分数线存在“洼地”，例如：吉林大学、中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这几所高校录取分数线差百分比较低，从录取难度上来看也相对容易。 2 、”985高校”的录取线差百分比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表1的4张图表和表2的情况基本吻合。表1中”985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较高的省份集中在西、中部地区。高于”985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均值的省份有：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黑龙江、贵州、陕西、宁夏、辽宁、海南、云南、甘肃和广西。表2中近三年录取分数线百分比均值最低的前5名省份以经济发达、教育水平普遍较高的沿海省份为主，有浙江、上海、广东、江苏和山东省，以及个别中西部地区；而录取分数线百分比均值最高的前5名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包括青海、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及个别中部省份。 3 、”985高校”在各省的录取分数线也有特殊情况。虽然江苏省教育质量一直在全国领先，但因其高考总分较小，且考分分数相对集中，所以其录取线差百分比仅为0.1030。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江苏省高考录取的其他相关因素。另外，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在西藏的录取分可能有一定政策扶持。其他个别”985高校”在个别省份出现较高或较低的录取线差百分比，可能由于当地当年有大的事件变动、所报学校近几年社会知名度出现大的变化，或是所报学校存在明显“大小年”现象等因素造成的，需要结合当年具体情况进一步的分析。 表 1-1 ： 2015 年” 985 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分布情况 1 表 1-2 ： 2015 年” 985 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分布情况 2 录取线差百分比低于”985高校”平均水平的院校共有17所。其中，录取线差百分比在0.16-0.2237范围内的高校有11所，录取线差百分比小于0.16的高校有6所。具体如表1-3，表1-4所示（颜色越红，表明录取线差百分比越高，即院校实际录取分数线高出省控线越多；颜色越绿，表明录取线差百分比越低，即院校实际录取分数线高出省控线越少）。 表 1-3 ： 2015 年” 985 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分布情况 3 表 1-4 ： 2015 年” 985 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分布情况 4 同时，我们也统计了各省“985高校”近三年（2013-2015）的录取分数线百分比均值最低、最高的五个省份，具体如表2所示： 表 2 ： “ 985 高校”近三年理科各省录取分数线百分比均值最低、最高的五个省份
个人分类: 院校研究|3267 次阅读|0 个评论
【高考招生】”985高校”录取的“洼地”？（文科版）
Janet912 2016-7-5 15:53
随着2016年全国各省高考分数线的公布，“985”高校成为考生择校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尽管教育部近期宣布“985”、“211”相关文件失效，但“985”高校依然会在较长一段时间成为社会判断高校的重要标准）。因各种原因，不同的“985”高校在相同省份的录取分数有很大差别，即便是同一个高校，在不同省份的录取分数也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更好地了解“985”高校在各省份录取的情况，小编采集并统计了中国教育在线、阳关高考网及“985”高校官方网站相关信息，整理了2013年-2015年“985”高校在各招生省份的文科录取平均分数及省控线等相关数据以作分析。 由于各省市考试总分和分数线的不同，为了更好地对比”985”高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情况，本文对录取线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从处理结果来看，线差百分比越小，说明该重点高校在某省的录取分数线越低；反之，线差百分比越大，说明该重点高校在某省的录取分数线越高。 本文涉及的主要指标说明如下： l 院校平均录取分：是指院校某年度录取的所有考生的平均高考分数。 l 省控线：全称是“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叫阻档线、省定线，是各省（区、市）划定的相应本科、专科批次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l 录取线差：是指该院校当年平均录取分数与其在所在招生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差值。由于每年高考模式不一、高考试卷难度有别，造成各个院校各年度的录取分数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对多数院校来说，尽管录取分数波动较大，但其录取线差一般波动不会太大。 l 线差百分比：即录取线差占一本省控线的百分比。 本文的数据处理方法： 求各”985”高校的文科线差百分比的平均数，根据结果再筛选出来的线差百分比最小TOP5的省份和线差百分比最大TOP5的省份，即分数线最低、最高的五个省份。其中国防科大的数据缺失，故没有统计。表中空白数据表明相关高校未在该省招生或官网未公布录取分数。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985”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均值为0.1330，即纳入统计的38所”985”高校全国录取分数线平均高全国一本线13.30%。同时，15所（占比39%）”985”高校在14个省份（占比45%）的录取分数线高于”985”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的均值。其中，录取线差百分比在0.2000以上的“985”高校有5所，该梯队从数据呈现结果来看，在“985”高校行列中录取难度相对较大；录取线差百分比在0.2000-0.1330（线差百分比均值）范围内的高校有10所，0.1330（线差百分比均值）-0.8690以上的高校共有10所，该梯队的高校从录取难度来说相对平稳。录取线差百分比低于0.8690的高校相对特殊，从该梯队各省招生情况来看，相对之前的高校而言，覆盖省份较少；从类型上看，绝大多数为理工类见长的高校，文史类招生计划也多有不足，致使线差百分比相对较低。具体如表1所示（颜色越红，表明录取线差百分比越高，即院校实际录取分数线高出省控线越多；颜色越绿，表明录取线差百分比越低，即院校实际录取分数线高出省控线越少）。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 1 、多所“985”高校录取分数线存在“洼地”，例如：中国海洋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以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这几所高校录取分数线差百分比较低，从录取难度上来看也相对容易。 2 、”985”高校的录取线差百分比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表1的4张图表和表2的情况基本吻合。表1中”985”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较高的省份集中在西、中部地区。高于”985”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均值的省份有：黑龙江、陕西、内蒙古、新疆、海南、辽宁、青海、河北、西藏、贵州、云南、宁夏、河南、湖南。表2中近三年录取分数线百分比均值最低的前5名省份以经济发达、教育水平普遍较高的省市为主，有浙江、上海、广东、江苏、北京，以及个别中西部地区；而录取分数线百分比均值最高的前5名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包括青海、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及个别中部省份（大连理工大学面向招生省份不足，故表格内有所缺失）。 3 、在线差百分比较低的省份中，多为教育水平较高的沿海省份，而山西省在其中异军突起，均值为0.1006，综合其省控线情况，即在各“985”高校录取线差在50分左右，与同总分省份相比录取难度相对较低。 4 、通过招生录取分数线表现出的“马太效应”明显。剔除国家专项等面向贫困以及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招生计划，“985”高校生源省份仍旧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教育水平普遍较高的省市，且从分数线上来看，录取难度也相对低于中西部地区，教育公平依然是高考招生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表 1-1 ： 2015 年” 985 ”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分布情况 1 表 1-2 ： 2015 年” 985 ”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分布情况 2 表 1-3 ： 2015 年” 985 ”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分布情况 3 表 1-4 ： 2015 年” 985 ”高校录取线差百分比分布情况 4 同时，我们也统计了各省”985”高校近三年（2013-2015）的录取分数线百分比均值最低、最高的五个省份，具体如表2所示： 表 2 ： “ 985 ”高校近三年文科各省录取分数线百分比均值最低、最高的五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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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高考以来高考状元调查
热度 2 liangweihong 2016-6-29 12:42
自多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诞生了很多高考状元，请问这些状元现在在哪里？他们生活的如何？如果能有记者把每个高考状元采访一遍，把他们的故事编辑成册，估计会对中国教育有不可估量的参考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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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炒冷饭：章开沅与一位普通考生的通信
lxj6309 2016-6-15 23:11
章开沅：与一位普通考生的通信 -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16082 章开沅先生系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知名学者和教育家、本刊编委。 章先生与一位普通考生的通信揭示了当今教育的种种问题，不乏对现行教育状况的忧思，很值得一读。张蓉同学说“现在中国孩子的处境让人担心”，章先生指出“我们的教育已经生病”。这绝非虚妄之辞。 感谢章先生信任本刊的“直面现实、坦诚敢言”，并将两封信的复印件一并寄来。也许这两封信仍然无力改变什么，但若如章先生所愿，“藉此提请全社会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前途”，则考生幸甚，教育幸甚。—— 编者 “或许我的分数没有别人高，但我脑袋里的东西决不比别人少” —— 一位普通考生给章开沅教授的信 学校的经济意识太强了，学校的形式主义搞得太火了，造假造得太明目张胆了。 急功近利的教育让孩子失去了思考的空间，当孩子被惯得懒得思考，被灌得不愿思考的时候，整个社会又在埋怨这群孩子没有思考的能力。 ————————————-———— 敬爱的章校长： 您好！ 我是湖南省益阳市的一名高中生，非常冒昧地给您写了这封信，希望您在百忙之余能看一看。谢谢！ 曾经，老师告诉我，中国人的品质差是因为中国人穷。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明白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知道，品质与知识不成正比，与金钱更没有关系，中国人品质差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健全的人格。 中国人的品质确实不怎么样，否则也不用那么炒作洪战辉了。部分有识之士尽管明白这一现实，却又无能为力，教育作为先锋队腐朽不堪，更何况家庭、社会？ 学校的经济意识太强了，现在的学校，招收的不仅是一群高分低能的学生，还有一群腰缠万贯的家长。学校的形式主义搞得太火了，造假造得太明目张胆了。为了申上省重点，图书室里平白无故多了几十万册没影的图书，发动全校伪造借书卡只为迎接上级检查…… 急功近利的教育让孩子失去了思考的空间，当孩子被惯得懒得思考，被灌得不愿思考的时候，整个社会又在埋怨这群孩子没有思考的能力。 多元的开放的时代让孩子们接触的太多。这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用“贞节牌坊”的方式标榜美德却不认清人性的本质，只会让那群不谙世事的孩子鄙视美德。于是，他们无视真善美，承认假丑恶。于是，他们习惯了不匡扶正义，习惯了嘲笑传统美德，习惯了极端自我主义，习惯了在物欲横流之中忽略精神文明的价值。 在如此情况下，孩子们信仰的大厦建得劳（编者注：牢）吗？思想的灵魂铸得硬吗？知识的仓库装得满吗？ 现在中国孩子的处境让人担心，可现在中国的哪方面又能让人放心？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三毕业生，但我也是一名热血青年。我渴望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完善自我，然后做一名教师，帮助祖国的花朵摆脱“官本位”、“权本位”、“钱本位”的思想桎梏，帮助未来的建设者摆脱只求知识不求思想，只求分数不求能力的教育模式，帮助孩子们找到一条合适且正确的人生路。或许我的分数没有别人的高，但我脑袋里的东西决不比别人少。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无法衡量的，一个小小的信念可以支撑起无论多么困苦的生命。 很少人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思考如何教育学生，很少人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思考如何管理学生。我的思想中有一些独特的感悟，我相信这些感悟能让我更好地为中国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麻烦您能回一封，让我知道您对我以及我的这种行为的看法，谢谢。 再次谢谢您能在百忙之余看完我的信。非常感谢！ 此致！ 敬礼！ 张 蓉 2007年6月20日 “我们的教育已经生病，你的信已经超越高考” —— 章开沅教授给考生张蓉的复信 张蓉同学： 看到你的信，很受感动。你思考那么多问题，又提出那么多问题。我仿佛自己也变成一个考生，而且还是个交不出满意答卷的考生。作为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我感到惭愧，更感到痛苦。我们的教育已经生病，但我却表现出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虽然也不断有所建言，有所呐喊，但收效甚微。 我并不悲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醒悟过来，不要轻信那些巧舌如簧的所谓“发言人”的花言巧语，似乎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你的信值得学校家长一读，特别是教育部门的领导者一读。我感谢你给我来信，虽然我早已不再是什么校长，现在已成主流之外的闲散人员。你的信已经超越了高考，你应该更为勇敢地向整个社会发表你的见解。 我不知道你的考试成绩如何？但对我来说，分数并非决定一切。我很讨厌那些“状元”之类的炒作，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拥有“状元”的光环？南通的张謇虽然颇有作为，但他视已经到手的“状元”为微不足道的玩艺儿，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以考状元为目的科举制度。他更重视的是做事而不是做官，而且他确实是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社会与人民的大事。人们早已弄不清他是否高中过状元，但至少整个南通地区，至今仍然公认他为乡梓现今的经济起飞奠定过较好的基础，张謇与南通，这两个名字已经紧密联接在一起。（编者注：张謇在科举路上可谓跌跌撞撞，一直到不惑之年才终于拿下“末代状元”之冠。曾被清政府授予三品官衔，但他淡于功名，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在他的带领下，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而张謇也被称为“中国百年前的改革开放之父”。据统计，科举几百年间，江苏大概产生了49名状元，但真正有大贡献、 造福社会、 名垂后世的，仅张謇一人。） 我欢迎像你这样有志于教育改革的年轻人报考我为之终身服务的华师，衷心希望你能成为免交学费的“铁杆”师范生。我就是“铁杆师范”，我自以为荣，很多中外学者也因此对我更加尊敬。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这些年热情邀请我为21世纪的世界公民合作编写教育课本。我不是什么“高考尖子”，更不是什么“高考状元”，我实实在在曾是一个高考落榜生，当然这已经是60多年以前的往事。 衷心希望你能实现自己报考华师的愿望，但即令未能如愿，也不必灰心。因为一次考试决定不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坚强者，经得起任何挫折与挑战。如果你能够进入华师，当然我非常高兴；如果你未能如愿以偿，也希望能继续保持联系，因为我们至少在教育根本改革方面还有这么多共同的见解与追求。 祝你 好运 章开沅 2007．7．2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9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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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
idmresearch 2016-4-3 09:05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50个不合格学位点被撤销。 2014 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果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相关处理意见下达给各地学位办。根据评估结果，不合格的4个博士学位点、4个硕士学位点、42个专业学位点被撤销。评估结果为“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中，博士学位授权点为5个，硕士授权点为14个，专业学位授权点为67个。这些授权点自发文之日起进行为期2年的整改，2016年招生工作结束后暂停招生。整改结束后接受复评，复评结果为“合格”的恢复招生，复评结果达不到“合格”的撤销学位授权。 (摘编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教育部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 教育部近日召开直属高校“十三五”规划编制和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工作视频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林蕙青指出，要把握中央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工作重点，从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深入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等方面着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她强调，一流本科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各高校要大力发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摘编自教育部网站） ·蓝皮书显示：近八成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 教育部近日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显示，2015年共有40.91万留学人员回国，近年来近八成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今年首次利用留学回国就业落户数据库信息进行留学回国就业趋势分析。蓝皮书指出，到2015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达到404.21万人，年均增长率19.06%；累计回国人数达到221.86万人，年均增长率22.46%。教育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有79.87%学成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从学历构成看，80.7%的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9.49%为博士研究生学历，9.81%为本科和专科学历。从就业地区看，留学人员回国寻求就业发展的首选仍然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尽管比2013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但仍接近半数。就工作期望的区域来说，75%的受访者希望在东部沿海城市发展。从就业类型看，企业仍是留学回国人员青睐的就职目标。有29%的受访者选择了外企、20%选择国有企业、17%选择民办企业，约占总数的2/3，其次是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机构，仅有3.32%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自主创业。当前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金融、会计、工商管理、经济学等专业仍是热门，存在“扎堆”现象。这一问题在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中并不明显，博士学位的主要专业方向是化学、材料、经济学、电子与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但是在硕士和本专科阶段则比较突出。（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2015年12万大学生参与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201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29339项，参与学生人数共计120345人，投入项目经费共计4.98亿元。据了解，1878所高校的5.7万余支团队报名参加了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提交项目作品3.6万余个，参与学生超过20万人，带动上百万高校学生投入创新创业活动，掀起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潮。目前，我国已有23个省份和101所高校已完成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案编制，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有机纳入、有序推进。(摘编自人民网) ·中科院报告：我国工业生物技术发明专利数居世界首位。 中国科学院近日在天津发布的《中国工业生物技术白皮书2015》指出，中国发明专利数位居世界第一，全球总计公开工业生物技术发明专利半数在中国进行保护。白皮书指出，2012-2014年，全球总计公开工业生物技术发明专利28154件，其中有一半（14862件）在中国进行保护。按照专利家族成员国分布情况统计，在所有专利家族中，中国发明专利所占份额最高，达到31%，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专利的2倍。尽管工业生物技术中国发明专利数量全球领先，但中国专利权人在国外申请专利的数量却非常少。白皮书披露说，2012-2014年，中国专利权人在国外申请工业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累计112件，仅占此期间中国专利权人申请的工业生物技术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0.8%。我国在工业生物技术领域相关研究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白皮书指出，2012-2014年，全球学者在工业生物技术领域的专门性代表期刊发文量为19797篇，中国共发文5114篇，发文量排名全球第一。排名第二的美国共发文4019篇。中美两国发文量合计占全球发文的46.1%，数量优势较为明显。白皮书表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国已形成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工业生物技术核心研究力量。（摘编自新华社） ·英诺-泰有100万美元支持清华全球创新人才培养。 3 月29日，英诺天使基金、泰有基金捐赠清华在美“全球创新学院”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英诺天使基金和泰有基金是由清华校友发起的两个基金。本次捐赠将用于设立“英诺-泰有基金”，基金款项中部分用于支持GIX（Global Innovation eXchange Institute，简称GIX）的启动，其余则设立“英诺-泰有奖学金”。该项奖学金预计每年支持2-5名同学，获得资助的同学每人将获得2万美金。GIX在美国建设的校区被称为“走出去的清华园”，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里程碑。杨斌指出，“创新”是GIX的最高法则。GIX将注重创新教育模式，依靠International（国际合作）；Interdisciplinary（学科交叉）；Integration（跨界融合），通过营造一个全方位的、与项目研究相结合的教学环境，在学生和教师、高科技企业和大学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共同解决一系列涉及可持续发展、移动医疗在内的各类全球性挑战难题，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更好地培养具有创新热情和敏捷思维的新一代未来领导者。（摘编自清华大学新闻网） ·上科大全球引才已有三位诺奖得主。 在汤森路透集团最新发布的一篇报告中，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的创始所长、特聘教授雷蒙德·斯蒂文斯入选“2015年全球高引用科学家”，与这名外籍所长同在“结构生物学”研究方向上，还有一位特聘教授Kurt Wüthrich。他是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在位于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上科大，这样特聘而来的诺奖得主其实还有两位。上科大正与目前约1600人、规划约6000名的本科生、研究生规模相适应，按照1:10到1:12的师生比，建立一支约千人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其中常任教授占半。(摘编自科学网) ·“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专家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 3 月27日，由南京大学主办的“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 (Chinese Book Citation Index，简称“CBKCI”)第三次专家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的研发坚持严谨客观的学术标准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工作原则，创新性地采用“7+100”的同行评议模式，积极而广泛地吸收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以建立一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平台为目标，全面服务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旨在建立一个公益性、开放型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同时也是国内中文学术出版研究、评价的重要协同创新平台。（摘编自南京大学新闻网） ·675名外籍人员来华做博士后。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数据显示，2015年外籍人员和留学回国（含港澳台）人员来华（回国）做博士后人数达1755人，占当年招收全国博士后总数的11%，创历史新高。其中，外籍人员来华做博士后人数从2011年的158人增长至2015年的675人。外籍博士后人员来自103个国家和地区。此外，留学回国（含港澳台）人员回国做博士后人数年均增长率近30%。2011年至2015年，共有3704名留学人员回国做博士后。2015年，有一半以上回国做博士后的留学人员毕业于世界百强名校。（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英国合成生物学战略计划瞄准百亿欧元市场。 日前，英国合成生物学领导理事会（SBLC）发布《英国合成生物学战略计划2016》，旨在到2030年，实现英国合成生物学100亿欧元的市场，并在未来开拓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获取更大的价值。为实现这一目标，SBLC提出5条建议，并在每条建议下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第一，加快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通过对生物设计技术的投入和转化，推动生物经济的增长；第二，实现创新能力的最大化：加强平台技术开发，提高生产效率，迎接未来更大的机遇；第三，建立专家队伍：通过教育和培训，掌握生物设计所需的技能；第四，营造支持商业的环境：完善监管和治理体系，满足产业与利益相关者的愿望和需求；第五，国内外合作共同创造价值：全面整合英国合成生物学团队，促进英国科研、产业、决策的发展，使英国成为国际合作的首选伙伴。据悉，2012年，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BIS）发布《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明确指出实现合成生物研究创新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性，为英国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提出了5个重点主题。路线图发布三年来，英国合成生物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 BIS支持下，专门成立了SBLC，负责新的合成生物学路线图规划制定。（摘编自《中国科学报》） ·英、中等国科学家将建耐药结核杆菌基因数据库。 英国牛津大学２４日发布消息说，该校将与中国等国的研究人员合作，对来自世界多个地区的结核杆菌样本展开全基因组测序，建立耐药结核杆菌的基因数据库，以便提高对耐多药结核病的诊断和用药效率。耐多药结核病在诊断上非常耗时，医生不但需要多项检查来验证病人是否患上这种病，如果确诊了，还要进一步的测试来判断病人适用哪类药物，容易延误治疗时机。如果能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确认某种结核杆菌的遗传编码，然后利用这一编码与其他已知具耐药性的结核杆菌比对，就能更快地确认患者所患的是不是耐多药结核病，也能简化医生选取药物的过程。英国和中国、巴西、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研究人员计划利用５年时间，在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等地收集结核杆菌样本，然后在各自实验室展开病菌的耐药性测试和基因组测序，所获得的数据最终将由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汇总到一个数据库中。利用这些数据，医生就能更迅速地诊断耐多药结核病。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未来还会基于这些数据，开发能分析结核杆菌耐药性的人工智能程序。(摘编自新华社) ·德国建设“未来城市”创新平台。 2 月22日，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BMBF）和联邦环境建筑部（BMUB）联合举办“通往未来城市之路”论坛，并由此开始“未来城市创新平台”建设工作。平台是BMUB主导下的联邦政府跨区工作组“国家和国际视野下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让科研新成果更快进入城市日常生活。希望平台不仅能够开展新项目和计划，而且能为跨越知识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并为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区实践做贡献。BMBF共投入1.5亿欧元，并将于3月发布首轮项目招标通知。环境变化、能源供应和城市交通等将是重点资助领域。(摘编自德国教育动态信息) ·2016欧洲科研基础设施战略论坛路线图发布。 近日，欧洲科研基础设施战略论坛（ESFRI）发布了最新版本的《欧洲科研基础设施战略论坛路线图2016》，新的版本包括21个ESFRI项目型、正处于开发设计的基础设施，以及29个路标型、已经处于实施或完成阶段的基础设施。健康与食品领域的科研基础设施总计14个，其中：项目型基础设施8个，包括生态系统分析和实验基础设施、欧洲海洋生物资源中心，欧洲变化气候下多层次植物表性组和食品安全模拟基础设施、欧洲高致病性病原体基础设施、欧洲化学生物学开放筛选平台、欧洲生命和生物医学成像基础设施、欧洲系统生物学基础设施、微生物资源研究基础设施。路标型基础设施6个，包括生物体样本库与生物分子资源研究设施、欧洲医学转化研究先进设施、欧洲临床研究基础设施网络、欧洲小鼠疾病模型生产表型分析存档与分布基础设施、欧洲结构生物学基础设施。（摘编自《中国科学报》） ·斯坦福重金全球招揽顶尖学生 每年100名学生。 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宣布已启动一项总投入为7.5亿美元的奖学金计划，用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优秀的学生进入斯坦福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这项奖学金经费全部来源于捐款，现已筹得超过7亿美元，已接近筹款目标。其中，4亿美元由斯坦福校友、美国耐克公司联合创始人菲利普·奈特捐资，这也创下了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接受个人现金捐赠的记录。通过该奖学金项目，斯坦福大学每年将从世界各地招收100名学生，为他们提供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全额奖学金，最长资助期限可达3年。在3年内无法完成博士或硕士学位学习的奖学金生，将有机会申请延长资助期限。奖学金申请人需要由其本科院校推荐，除学术功底必须过硬外，还应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最早一批奖学金生将于2017年底开始接受申请，于2018年秋季学期入学。除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外，斯坦福大学还将为奖学金获得者提供多样化、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教育，包括该校独具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以及围绕公共政策和解决社会问题等开展的领导力培养、校外实习和浸入式教学等。（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作者：姜洁，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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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之 “过犹不及”
热度 6 martinluomin 2016-2-12 19:02
在中国，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都被“过度教育”了，这样的教育超出了学生的资质和兴趣，必然是被动的教育，不仅无法提升其能力，反而扼杀了其学习兴趣，摧残了学习的原动力，造成了人生和就业的重重困境。目前大学生就业中的“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其实就是由于“过度教育”造成的，不加以分流的全民高等教育其实让高等教育不堪重负，背了沉重的包袱，无法全面开展精英教育。全民高等教育也无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即使一部分大学生想进入技术工人的领域，也由于大学教育的偏差而无法成为合格的高级技术工人。 当前亟需改变”过度教育”现状，引入分类教育体系。 西方教育注重公平性，宪法和制度上避免各阶层的固化，保持了很好的流动性，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公平的教育。以德国的教育为例，德国教育保证了源头的公平性（小学教育的公平性），保证底层民众的子女能凭借自身的天赋获得更多的机会，进而实现自己的抱负。相比之下， 国内的智力早期开发、择校、教育资源失衡、拼关系、拼钱的现状才是造成阶层固化和教育公平性丧失的罪魁祸首呀！ 前文所述的德国的分级教育体系目前还不能单独引入国内，因为我们不能只“拿来”人家的分级教育体制（无论如何先进），而不改变我们的小学教育现状(国内的智力早期开发、择校、教育资源失衡、拼关系、拼钱等等 现状 )。教育是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要进行教育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整个 教育思想的觉悟 和 教育体制的重构。否则，无论拿来多么先进的体系，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都是无法适应的。但是分级教育的理念无疑是正确的，是在充分考虑个体的差异性和教育的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值得我们深思！ 建议改变我国的小学教育体制，从法律上禁止过早开发小孩的智力，改变目前小学生负担重的现状，还孩子们以“自由的童年”！ 在德国，没有小学家长对自己的小孩拔苗助长，学校更是禁止对孩子过早开发智力，避免将孩子大脑变成硬盘，留给孩子大脑更多的想象空间。上小学的孩子也不能学习额外的课程。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德国人心血来潮的做法，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动。从德国宪法第七条第六款明确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如果说在上学前对孩子非要进行“教育”的话，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教育”：　(1)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不允许暴力、不大声说话等。(2) 孩子的动手能力。在幼儿园期间孩子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参与手工制作，让他们从小就主动做具体的事情。(3) 保护孩子情感胚胎，培养情商，培养领导力。不限于德国，整个欧洲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 教育的“不足”固然是社会不公平的因素，然而教育的“过度”也对人有害无利，可以说“过犹不及也”。 从社会角度来看，教育的“程度”应该切合受教育的人，“充足”和“适度”的教育足以使人幸福，而“不足”和“过度”的教育则埋没了人才和浪费了社会资源。在德国，无论贫富，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国家、学校、乃至家庭都不进行智力早期开发。德国在小学毕业后实施分类教育是基于小孩自然的智力发育来进行的，有着很高的置信指数，能充分反映小孩的智力水平。小学毕业是一个合适的分水岭，可以说90%以上的人已经能够看出其发展潜力了，进行分类教育最为合理，其余10%，以后还可以转学。基本解决了能上能下的问题。承认人和人的差异性并不会造成教育的不公平，相反是“适度教育”的体现，目前我国的全民高等教育其实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冲击了教育体系，也造成了大量“过度教育”的受害者，他们从所受的教育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也必将在将来的就业和生活中继续迷失自我。 在法律上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受教育权，但是 对“教育公平”的定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到同等的教育，“公平教育”本质是在承认个体的差异性的基础上，给于每个人适度的、独特的教育，使之能认识自身价值和感受到生活乐趣的教育。 只要保证社会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出身平凡的孩子不一定就在学业上不及出身高贵的孩子，中国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第二类”和“第三类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比如现在上海等大城市中最缺乏的不是大学生，而是高水平的技术工人，这就是社会不重视培养这类人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而是唯文凭论，害人害社会呀！ 用人单位应该摒弃只看文凭，本科学历等惰政陋习，唯才是举，唯能力是举，实为国家之大幸也！ 延伸阅读： 让人“目瞪口呆”的德国教育 http://www.techweb.com.cn/digitallife/2016-02-10/2275934.shtml 德国中小学制度的不合理之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15709-955371.html 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也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4925do=blogid=95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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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大教授章启群发出吼声：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地时候！
热度 2 bjwang 2015-12-9 09:57
北大教授章启群发出吼声：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地时候！ 2015-06-22 汇道刀会 　考察今天美国的情况，可能会让我们更为警策，更加清醒。除经济总量之外，美国在军事、科技、管理、教育、文化等众多层面均领先于世界各国。支撑这个世界第一领跑能力的当然是实力。而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背后，不言而喻是人才。从每年获得诺贝尔奖各种奖项的人数，以及世界科技新闻，就可以看出美国巨大、雄厚的人才实力。同样，在文化、体育、艺术、学术等方面，美国也具有巨大的人才储备。 　　人才由教育培养出来。人才的培养大约是三十年一代人。今日在校学生到2049年（建国100年）时则为中国社会中坚。从这个角度省察中国今日的教育能否为此承担历史重任，是刻不容缓的战略思考。 　　毋庸讳言，新中国65年的教育成就巨大，尤其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令世界刮目。然而，新中国教育原先存在的根本观念和体制问题，现在已经出现灾难性后果，而且积重难返。对于今天中国教育面临巨大危机，很多人估计远远不足。因为教育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处理不当会马上产生后果，立竿见影。教育造成的后果大约三十年以后才能出来。教育涉及每个个体的一生，涉及群体的是一代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训是人们总结的真理。我们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们当前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大概到三十年后会爆发为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于教育立即作出根本的战略性调整，则未来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无异于羊入狼群，后果令人不堪设想。 一、尖锐的两大现实问题 1、庞大的教育规模后面是世界一流人才断缺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菲尔茨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科学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大陆至今无人获得这两个奖项，说明中国大陆现有的自然科学家属于世界一流的几乎没有。每年世界发布的十大科技新闻，至今也与中国无缘。这个现象常被人们提起，也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 　　反思一个特殊的现象会让我们不寒而栗：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菲尔茨奖的中国人（包括华裔外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丘成桐、陶哲轩等人，都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过学。反过来说，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中国人数以亿计，至今却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菲尔茨奖获得者。 　　当然，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例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曾经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从事“两弹一星”和其他某些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不少应该属于世界一流，例如钱学森、华罗庚等人。然而，这些科学家都不是新中国培养的，基本上也都是欧美的留学生。 　　1949年后中国仍然不断派遣留学生，上世纪80年代后留学生更多。今日中国已经或曾经在海外留学的人员有3百万之多，归国者上百万。按照一般规律，一个人从事科学创造的黄金年龄是30~40岁。如果说1970年代之前中国教育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以后，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培养的学生包括留学生达到这个黄金时段的中国人至少几千万。但是，其中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世界一流科学家。 　　简单归纳一下以上信息，我们可知：第一，中国人有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第二，1949年以后我们自己却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科学家。结论自然指向一个总根源：教育。 　　这就是钱学森不断提问的要害：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国际战略的因素，今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像19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情景，是一去不会复返了。 　　可能也有极少数例外：陈景润的成就应该是世界一流。最近张益唐关于“孪生素数”证明的成果也达到世界一流。但是这两个个案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教育在科技人才培养上的尖锐问题，即“钱学森之问”。 　　中国当前也在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航天和军事科技犹为瞩目。但是，这些都属于模仿和追踪，尽管是世界第二、第三，仍然不是领先。科技不能领先，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何以应对世界？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占居最高学术地位的仍然是“五四”一代学者。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也有国家重大项目和课题，但是，其学术水平实在乏善可陈。少数学科例如考古学，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有所推进；经济学由于现实问题而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对策。但是在学术水准上，仍然没有重大突破。 　　反观今日之中国学校，尤其是大中城市，从幼儿园到大学，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可谓空前。全国“985”大学39所，“211”大学100多所，省市重点中学、小学更是无法统计。国家的教育投入虽然只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但比起当年的西南联大，甚至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的投入，可谓天壤之别。此外，今日中国基础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基本消除。从每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可能是家庭除了买房之外的第二大投资，可谓不惜血本。社会上的课外教育是当前中国巨大的产业。教育，实际上得到举国重视。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世界一流人才？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批留学生中也没有世界一流人才。这与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人才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原因在哪里？ 2、社会道德失去底线，人格教育失败 人类社会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这一目标，培养社会公民的文明素养。故孟子曰：“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韩愈《师说》亦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人天生就能获得人类的文明，每个个体进入文明的捷径就是教育。无教养的人就是野蛮人。因此，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会产生终生的影响。因此，在社会生活的长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无论如何清除不了的。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种种空前严重的道德缺失事件，也从根本上暴露出教育的深刻危机。下面只提及一些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与一般的违法犯罪相关，但本文重在揭示这些事件背后深层的道德空缺。 　　首先是社会性的欺诈。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有遭遇诈骗的经历，例如电话、手机信息、Email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诈骗活动几乎天天发生，肆无忌惮。中国制造品的造假范围和程度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积涉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线。中国欺诈方式之新奇独特堪称世界第一，不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甚至有假学校、假军队。中国的骗子人数稳居世界第一是毫无问题的，可以推断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甚至是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人。这些概括说明发生在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一种“社会性”。中国的社会性欺诈可谓无孔不入，难以想象，防不胜防。每个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物质和精神损失。社会性的欺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性欺诈表明进行这些欺诈行为的人对于道德的淡漠和蔑视，更从广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会普遍性、整体性。 　　其次是一些令人尊重行业的职业性犯罪。例如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教师奸污、猥亵幼女，医生奸污病人，法官犯法，等等。医生、教师、法官的职业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含义。所有这些犯罪人员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犯罪，实质是丧尽天良，表明道德缺失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后是校园血案频发，更让人们心惊胆战。从1990年代开始，在校学生自杀和他杀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一度在大学生中盛传“感谢不杀之恩”成为毕业用语。这其中轰动全国的是“马加爵杀人案”、“付成励杀人案”等，轰动世界的是“朱令铊中毒案”。 　　孤立地看这些似乎都是偶然事件，没有普遍性。但是，从现在频发的难以统计的校园自杀和他杀案件，应该不能简单认为这些都是偶然事件。用金属铊毒杀自己同学的事件在不断重演。1997年5月，北京大学1994级化学系两名学生因同学投毒发生铊中毒。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发生3名大学生铊中毒。 残杀室友的血案也不是清华个案，北大发生过，复旦的投毒案近日正开庭审判。这些中国最好大学中的残杀室友案，实在是令人寒心彻骨，彻底绝望。甚至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法学最高学府的教室里，学生用刀砍杀老师，真是空前绝后的绝大讽刺！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校园血案已经从大学蔓延到中学。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一名16岁的高一学生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学生，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 　　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也）可以改变。 　　不难看到这个绝命辞所指何处。 　　校园生活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有什么理由要毁弃、自杀？师生、同学之情是最珍贵的情感之一，有什么仇恨要相互残杀？我们很难完整统计近20年来中国校园血案的次数，也很难描绘具体的情景。仅从上面描述的情况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今日中国校园发生的血案决不能看成是偶然。校园血案展示了在校学生心理和人格扭曲的极致，反映了当下学校人格教育的深层失败。当然，古今中外也有校园血案，美国校园枪击案也令人震惊。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此与中国校园血案混为一谈。设想一下，如果今日中国的学生像美国学生那样手里有枪，校园情景我们能够想象吗？ 　　社会对于每个人的约束分为刚性与柔性、内在与外在。法律、法规、上司、家长、老师等等的约束是刚性的、外在的。道德、信仰等约束是柔性的、内在的。我们社会如果只有刚性的、外在的约束，失去柔性的、内在的约束，也一定会崩溃。如果说，连受教育者甚至受高等教育者都没有道德自律，社会的道德底线则绝无保障。更何况受教育者带着心灵的创痛，扭曲的人格，他们的社会行为如何能有道德底线！ 　　由以上两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分析，足以证明当下中国教育在深层次上的失败。 二、“应试教育”模式之恶果分析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这个教育规律逆反。 　　具体说，当下的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人才与道德断缺的直接原因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 1、“应试教育”模式对于科学人才的摧残 任何一流人才的出现都基于两个条件，即天赋和兴趣。不能说新中国的天才学生比民国时期少，更不能说新中国没有天才学生。从教育普及程度与人口增长可以推断，新中国的天才学生只能必民国时期多，而且多很多倍。没有出现像钱学森、华罗庚等那样的一流人才，原因只能是学生对于科学探究的强烈兴趣的整体缺失。这种对于科学创造强烈兴趣的丧失，是“应试教育”直接恶果。 　　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这些拿了金、银牌的学生在进入理想的大学之后，却失去继续探讨科学奥秘的热情。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我们的教育消磨了学生追求知识、探究真理的强烈兴趣，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 　　此外，“应试教育”模式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着重技能训练，实质上与马戏团的驯兽没有实质区别。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的伤害是彻底的，如同釜底抽薪。高考的题型及回答技巧，已经深深嵌入学生的思维之中。可怕的是，越是高考获得高分的学生，进入这个陷阱就越深，伤害越大。他们是考试的高手，却是科学创造的低能儿。笔者深切感到，近几年来这个现象在北大已经非常突出地展现出来。 2、“应试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灾难 “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是灾难性的。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要过的独木桥，因此，分数是硬道理。为了升学率，中、小学教育之首恶是伤害、戕害了“大多数”。中、小学里的优秀师资主要用在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质言之，我们的中学就是为这些少数人办的，而遗忘了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种为了培养“少数”而让“大多数”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校门的教育，本质上是反教育的。 　　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受到的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是难以估计的。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 　　而那些学习优秀的少数学生，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道德教育。由于学习成绩被当作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被忽略不见。出现在大学里的问题，例如大学生的精神问题甚至高校血案，其实是这些中、小学德育缺失的直接后果。 　　由于“应试教育”这个根本的原因，现在中、小学的德育和素质教育基本形同虚设。因为，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而礼义廉耻又何从谈起？中国教育的失去正是这一根本指向，把教育混同于学手艺的工匠学徒。可以推想，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受过9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至于大学、硕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是，漫长的学龄与人格教育无关。从根本上说，受过教育的学生只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人，或者说，只是过去意义上的手艺人。因此，举目中国社会，从农民工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在学校都没有受到严格、完善的人格教育。他们其中很多人没有基本的文明意识，例如不敬业，不能平等待人，等等。中国旅客糟糕的世界形象是各色人等的缩影，而校园血案则表现出人格扭曲的烈度。 3、“应试教育”导致家庭教育扭曲 应该强调的是，形成中国目前顽固的“应试教育”模式，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学校，还有很多其他社会因素。限于篇幅，本文略谈一点：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也为“应试教育”模式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大多数中国人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家庭的唯一一重心。即使是生活在农村的贫困家庭亦是如此，甚至这个观念更加强烈。而且，孩子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这种家长“望子成龙”的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现实，让学校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压力不仅直接体现在中、小学老师身上，而且更加沉重地落在中、小学校长身上。任何学校，如果升学率不行，优秀的生源则会干涸。学校因而经费短缺，老师待遇下降，严重的则会关门大吉。升学率高的学校则完全相反。全国的中、小学面临这一同样现实，它们也别无退路，只有“华山一条道”：不惜一切追求升学率。由此也产生一些奇特的现象：一些个别中学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数竟然占全省的80%以上！然而学生生活之单调、刻板令人难以忍受，甚至为高考开誓师大会，口号是“拼尽最后一滴血”，被称之为“高考集中营”。但是，这种教育史上空前的怪胎却得到社会仰慕，仍然生源滚滚，十分红火，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圆梦之地。而这些高考名校招收的收费生，每个人其金额竟然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多！因此，这一类中学教师的收入，亦是北大、清华等名校教授的几倍，这也是人所共知、习以为常的。 　　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望子成龙”的观念，导致家庭教育观念极度扭曲。中国几千年优良的家教传统，例如教育孩子节俭、勤劳、忍让等，今日已经所剩无几，或可谓荡然无存。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他们在学校、社会和家庭重重压力之下，悲观消沉，于是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会悲剧。有各种中、小学生残害自己父母或其他亲属的报道，就是佐证。 三、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古今中外的学校都有考试的设置。学生学习不能没有考试，学校招生也不能没有考试。但是，像今日中国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不是教育的常态，而是教育的变态，亦可谓千古独步。问题在于，现实的教育问题如此尖锐，真正的学者痛心疾首，社会批判不绝于耳，而现状却依然如故。教育行政部门熟视无睹，我行我素。真正的教育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教育改革的阻力也来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坚守着旧有体制，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 　　这个利益集团中之最庞大、也是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团。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衙门的实质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个官僚集团中大部分人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而无论教育的现实问题如何严重、尖锐，都不会丝毫影响到这个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 　　这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首先是升官。具体分析一下，现有39所“985大学”的校长和书记都是副部级干部，而很多“985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从教育部的厅局长直接空降任命的。教育部近百个副部级位置，给教育官僚们留下了巨大的升迁空间。不仅是副部级位置，还有厅局级、处级位置等等。全国的教育行政官僚人数我们是可以想象和估算的。其次是经济的利益。由于“官本位”体制，教育官僚的权利之大、好处之多是秘而不宣和人所共知的。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多，这个官僚集团掌握的巨额资金越来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反而会越来越好。因此，教育官僚集团在现行的体制中如鱼得水，滋润无比。他们绝不想改变现状。 　　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教育部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们不禁会发现有一个本质特征：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门权利越大。例如，无论是把高考从一次变成多次，还是英语减分、语文加分等等，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丝毫不受影响。所以，他们热衷的正是这样无关痛痒的“改革”。这恰恰与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对于任何损害教育行政部门权力的改革，对于真正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社会举措（例如南方科技大学的模式），教育官僚集团都会自发本能地反对，坚决将其扑灭、扼杀。从这些事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发言，即可看出其语言之刁钻，态度之蛮横，理由之荒唐。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情景与刘志军时期铁道部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附庸。现在人们认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有暴利可图。过去被称为“电子一条街”的北京中关村，现在则电子业萧条，而课外教育红火。从到处闪烁的高楼上巨大的广告，人们都知道这里已经成为“课外教育一条街”了。而早已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着名企业，而且也是青年人励志的模本。这个教育商业集团不仅利用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商业运作，还不时与教育官僚集团相互呼应，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推波助澜，共谋巨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垄断大、中、小学各种教材的出版、发行。 　　第三个既得利益集团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绝大多数既不是纯粹学者，也难说是纯粹官僚。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官场，以官僚的身份出现在学界。他们是官僚身份和学者身份两位一体。这种两栖的身份使他们获取双重的好处：进而能做官，成为纯粹的官僚；退而能为学，继续在学界颐指气使。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因此，他们经常以“专家”、“学者”身份为这个教育体制辩护，效果比教育官僚的说服力更大，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由此可见，虽然现行的中国教育与教育规律逆行，其灾难性现状和巨大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形成的阻力不是一般的社会力量能够冲破的。而寄希望于现行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幼稚和妄想。 四、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市场化 　　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官本位”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计划经济”都无法运行，“计划教育”如何能够正常运行？简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基本一样。当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能运用市场的杠杆从外部消解。市场经济不仅滋生、壮大了民间企业，也改造了国营企业。对于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只有运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因此，中国教育要进入常态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开放私立大学。 　　中国学生的高考情结及其变态现象，主要是由国内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数量极少造成的。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具有南京、西安、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省份，一般省份的中学生考入“985大学”大约为几十万分之一，考入“211大学”的中学生也是几万分之一。惨烈的竞争是导致高考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这可以说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指出这个现状，就自然知道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依靠简单的高考改革是解决不了的。无论是一次高考还是多次高考，只要升学的比例不变，对于中学生和老师的压力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压力和负担。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实质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力兴建大学，大力兴建高水平的大学，增大中学生升学比例，尤其是增大升入优秀大学的中学生比例。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一切异想天开和花拳绣腿的做法，不是欺人，就是自欺，有害而无益。 　　但是，兴建大学仅仅依靠政府的财力则远远不够。现有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持。2013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宣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由此推算大约每年国家的教育投入是15590亿元人民币。但是，很多大、中、小学经费仍然严重不足，尤其是非重点的学校，更不用说是大批兴建大学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近年外流的教育经费却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目前出现了留学大潮。可以说正是国内高水平大学太少而将大批中学生挤出了国门。 数据显示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为309.54万人，除去回国的大约100多万，仍在海外的约有200万。自费留学占到整体人数的90%以上。如果按照一个学生的年费用20万元人民币计算，全部留学生的金额可达4000亿人民币。我们为什么不用新的政策、法规，让这笔巨大经费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近5年国家年平均投入的教育经费是15590亿人民币。如果每年再增加4000亿人民币用在中国大陆的教育投入上，我们现在“985大学”、“211大学”的数量可以增加多少？ 　　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让孩子在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出国留学成为越来越多家长的选择。这对于心智尚未健全的独生子女，实质上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很多中国家庭用一辈子积蓄让子女留学海外。这些留学生中除了不到1%的学生能够进入国外一流大学，其余学生大都进入二、三甚至不入流的学校。设想，如果中国再由民间资金新建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中学生和老师为高考还会这样玩命吗？出国留学还是这样火热吗？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应试教育”的弊病，中国教育的广阔前景才会展现出来。 　　教育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此大规模的新建大学出现，能够解决各方面的人才就业。需要的教学人员就有几十万，可以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任教。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也要几十万，相关的建材、设备和服务人员，更是不可胜数。 　　用市场的规律不仅会在中国兴建起一批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而且还能盘活我们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早稻田等都是私立的。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办教育的共同经验。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五、最后的呼吁 　　中国教育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中国教育，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须与纳税制度改革配套，否则无人主动捐资教育。还要改变人们狭隘的“望子成龙”的观念，要树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要宣传普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试图一蹴而就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幼稚的。 　　但是，中国教育必须立即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作出战略性调整，必须有顶层设计。在目前，恢复私立大学，实现教育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腾飞，才能在人类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是近代欧美还是日本的崛起，在根本上都得力于大力发展教育。当年邓小平在1977年断然恢复高考，及时挽救了一大批人才，尽可能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才不足，展示出一个伟人高远的眼光和伟大的气魄。教育是最能考验政治家战略眼光的试金石。 　　今日中国之教育危机丝毫不亚于1977年，而三十年后之中国未来完全系于当下。如果坐失良机，一错再错，则将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之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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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大教授章启群发出吼声：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地时候！
bjwang 2015-12-9 09:55
北大教授章启群发出吼声：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地时候！ 2015-06-22 汇道刀会 　考察今天美国的情况，可能会让我们更为警策，更加清醒。除经济总量之外，美国在军事、科技、管理、教育、文化等众多层面均领先于世界各国。支撑这个世界第一领跑能力的当然是实力。而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背后，不言而喻是人才。从每年获得诺贝尔奖各种奖项的人数，以及世界科技新闻，就可以看出美国巨大、雄厚的人才实力。同样，在文化、体育、艺术、学术等方面，美国也具有巨大的人才储备。 　　人才由教育培养出来。人才的培养大约是三十年一代人。今日在校学生到2049年（建国100年）时则为中国社会中坚。从这个角度省察中国今日的教育能否为此承担历史重任，是刻不容缓的战略思考。 　　毋庸讳言，新中国65年的教育成就巨大，尤其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令世界刮目。然而，新中国教育原先存在的根本观念和体制问题，现在已经出现灾难性后果，而且积重难返。对于今天中国教育面临巨大危机，很多人估计远远不足。因为教育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处理不当会马上产生后果，立竿见影。教育造成的后果大约三十年以后才能出来。教育涉及每个个体的一生，涉及群体的是一代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训是人们总结的真理。我们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们当前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大概到三十年后会爆发为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于教育立即作出根本的战略性调整，则未来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无异于羊入狼群，后果令人不堪设想。 一、尖锐的两大现实问题 1、庞大的教育规模后面是世界一流人才断缺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菲尔茨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科学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大陆至今无人获得这两个奖项，说明中国大陆现有的自然科学家属于世界一流的几乎没有。每年世界发布的十大科技新闻，至今也与中国无缘。这个现象常被人们提起，也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 　　反思一个特殊的现象会让我们不寒而栗：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菲尔茨奖的中国人（包括华裔外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丘成桐、陶哲轩等人，都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过学。反过来说，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中国人数以亿计，至今却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菲尔茨奖获得者。 　　当然，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例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曾经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从事“两弹一星”和其他某些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不少应该属于世界一流，例如钱学森、华罗庚等人。然而，这些科学家都不是新中国培养的，基本上也都是欧美的留学生。 　　1949年后中国仍然不断派遣留学生，上世纪80年代后留学生更多。今日中国已经或曾经在海外留学的人员有3百万之多，归国者上百万。按照一般规律，一个人从事科学创造的黄金年龄是30~40岁。如果说1970年代之前中国教育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以后，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培养的学生包括留学生达到这个黄金时段的中国人至少几千万。但是，其中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世界一流科学家。 　　简单归纳一下以上信息，我们可知：第一，中国人有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第二，1949年以后我们自己却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科学家。结论自然指向一个总根源：教育。 　　这就是钱学森不断提问的要害：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国际战略的因素，今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像19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情景，是一去不会复返了。 　　可能也有极少数例外：陈景润的成就应该是世界一流。最近张益唐关于“孪生素数”证明的成果也达到世界一流。但是这两个个案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教育在科技人才培养上的尖锐问题，即“钱学森之问”。 　　中国当前也在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航天和军事科技犹为瞩目。但是，这些都属于模仿和追踪，尽管是世界第二、第三，仍然不是领先。科技不能领先，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何以应对世界？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占居最高学术地位的仍然是“五四”一代学者。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也有国家重大项目和课题，但是，其学术水平实在乏善可陈。少数学科例如考古学，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有所推进；经济学由于现实问题而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对策。但是在学术水准上，仍然没有重大突破。 　　反观今日之中国学校，尤其是大中城市，从幼儿园到大学，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可谓空前。全国“985”大学39所，“211”大学100多所，省市重点中学、小学更是无法统计。国家的教育投入虽然只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但比起当年的西南联大，甚至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的投入，可谓天壤之别。此外，今日中国基础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基本消除。从每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可能是家庭除了买房之外的第二大投资，可谓不惜血本。社会上的课外教育是当前中国巨大的产业。教育，实际上得到举国重视。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世界一流人才？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批留学生中也没有世界一流人才。这与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人才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原因在哪里？ 2、社会道德失去底线，人格教育失败 人类社会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这一目标，培养社会公民的文明素养。故孟子曰：“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韩愈《师说》亦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人天生就能获得人类的文明，每个个体进入文明的捷径就是教育。无教养的人就是野蛮人。因此，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会产生终生的影响。因此，在社会生活的长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无论如何清除不了的。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种种空前严重的道德缺失事件，也从根本上暴露出教育的深刻危机。下面只提及一些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与一般的违法犯罪相关，但本文重在揭示这些事件背后深层的道德空缺。 　　首先是社会性的欺诈。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有遭遇诈骗的经历，例如电话、手机信息、Email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诈骗活动几乎天天发生，肆无忌惮。中国制造品的造假范围和程度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积涉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线。中国欺诈方式之新奇独特堪称世界第一，不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甚至有假学校、假军队。中国的骗子人数稳居世界第一是毫无问题的，可以推断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甚至是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人。这些概括说明发生在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一种“社会性”。中国的社会性欺诈可谓无孔不入，难以想象，防不胜防。每个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物质和精神损失。社会性的欺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性欺诈表明进行这些欺诈行为的人对于道德的淡漠和蔑视，更从广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会普遍性、整体性。 　　其次是一些令人尊重行业的职业性犯罪。例如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教师奸污、猥亵幼女，医生奸污病人，法官犯法，等等。医生、教师、法官的职业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含义。所有这些犯罪人员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犯罪，实质是丧尽天良，表明道德缺失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后是校园血案频发，更让人们心惊胆战。从1990年代开始，在校学生自杀和他杀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一度在大学生中盛传“感谢不杀之恩”成为毕业用语。这其中轰动全国的是“马加爵杀人案”、“付成励杀人案”等，轰动世界的是“朱令铊中毒案”。 　　孤立地看这些似乎都是偶然事件，没有普遍性。但是，从现在频发的难以统计的校园自杀和他杀案件，应该不能简单认为这些都是偶然事件。用金属铊毒杀自己同学的事件在不断重演。1997年5月，北京大学1994级化学系两名学生因同学投毒发生铊中毒。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发生3名大学生铊中毒。 残杀室友的血案也不是清华个案，北大发生过，复旦的投毒案近日正开庭审判。这些中国最好大学中的残杀室友案，实在是令人寒心彻骨，彻底绝望。甚至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法学最高学府的教室里，学生用刀砍杀老师，真是空前绝后的绝大讽刺！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校园血案已经从大学蔓延到中学。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一名16岁的高一学生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学生，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 　　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也）可以改变。 　　不难看到这个绝命辞所指何处。 　　校园生活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有什么理由要毁弃、自杀？师生、同学之情是最珍贵的情感之一，有什么仇恨要相互残杀？我们很难完整统计近20年来中国校园血案的次数，也很难描绘具体的情景。仅从上面描述的情况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今日中国校园发生的血案决不能看成是偶然。校园血案展示了在校学生心理和人格扭曲的极致，反映了当下学校人格教育的深层失败。当然，古今中外也有校园血案，美国校园枪击案也令人震惊。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此与中国校园血案混为一谈。设想一下，如果今日中国的学生像美国学生那样手里有枪，校园情景我们能够想象吗？ 　　社会对于每个人的约束分为刚性与柔性、内在与外在。法律、法规、上司、家长、老师等等的约束是刚性的、外在的。道德、信仰等约束是柔性的、内在的。我们社会如果只有刚性的、外在的约束，失去柔性的、内在的约束，也一定会崩溃。如果说，连受教育者甚至受高等教育者都没有道德自律，社会的道德底线则绝无保障。更何况受教育者带着心灵的创痛，扭曲的人格，他们的社会行为如何能有道德底线！ 　　由以上两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分析，足以证明当下中国教育在深层次上的失败。 二、“应试教育”模式之恶果分析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这个教育规律逆反。 　　具体说，当下的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人才与道德断缺的直接原因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 1、“应试教育”模式对于科学人才的摧残 任何一流人才的出现都基于两个条件，即天赋和兴趣。不能说新中国的天才学生比民国时期少，更不能说新中国没有天才学生。从教育普及程度与人口增长可以推断，新中国的天才学生只能必民国时期多，而且多很多倍。没有出现像钱学森、华罗庚等那样的一流人才，原因只能是学生对于科学探究的强烈兴趣的整体缺失。这种对于科学创造强烈兴趣的丧失，是“应试教育”直接恶果。 　　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这些拿了金、银牌的学生在进入理想的大学之后，却失去继续探讨科学奥秘的热情。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我们的教育消磨了学生追求知识、探究真理的强烈兴趣，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 　　此外，“应试教育”模式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着重技能训练，实质上与马戏团的驯兽没有实质区别。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的伤害是彻底的，如同釜底抽薪。高考的题型及回答技巧，已经深深嵌入学生的思维之中。可怕的是，越是高考获得高分的学生，进入这个陷阱就越深，伤害越大。他们是考试的高手，却是科学创造的低能儿。笔者深切感到，近几年来这个现象在北大已经非常突出地展现出来。 2、“应试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灾难 “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是灾难性的。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要过的独木桥，因此，分数是硬道理。为了升学率，中、小学教育之首恶是伤害、戕害了“大多数”。中、小学里的优秀师资主要用在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质言之，我们的中学就是为这些少数人办的，而遗忘了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种为了培养“少数”而让“大多数”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校门的教育，本质上是反教育的。 　　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受到的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是难以估计的。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 　　而那些学习优秀的少数学生，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道德教育。由于学习成绩被当作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被忽略不见。出现在大学里的问题，例如大学生的精神问题甚至高校血案，其实是这些中、小学德育缺失的直接后果。 　　由于“应试教育”这个根本的原因，现在中、小学的德育和素质教育基本形同虚设。因为，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而礼义廉耻又何从谈起？中国教育的失去正是这一根本指向，把教育混同于学手艺的工匠学徒。可以推想，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受过9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至于大学、硕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是，漫长的学龄与人格教育无关。从根本上说，受过教育的学生只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人，或者说，只是过去意义上的手艺人。因此，举目中国社会，从农民工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在学校都没有受到严格、完善的人格教育。他们其中很多人没有基本的文明意识，例如不敬业，不能平等待人，等等。中国旅客糟糕的世界形象是各色人等的缩影，而校园血案则表现出人格扭曲的烈度。 3、“应试教育”导致家庭教育扭曲 应该强调的是，形成中国目前顽固的“应试教育”模式，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学校，还有很多其他社会因素。限于篇幅，本文略谈一点：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也为“应试教育”模式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大多数中国人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家庭的唯一一重心。即使是生活在农村的贫困家庭亦是如此，甚至这个观念更加强烈。而且，孩子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这种家长“望子成龙”的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现实，让学校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压力不仅直接体现在中、小学老师身上，而且更加沉重地落在中、小学校长身上。任何学校，如果升学率不行，优秀的生源则会干涸。学校因而经费短缺，老师待遇下降，严重的则会关门大吉。升学率高的学校则完全相反。全国的中、小学面临这一同样现实，它们也别无退路，只有“华山一条道”：不惜一切追求升学率。由此也产生一些奇特的现象：一些个别中学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数竟然占全省的80%以上！然而学生生活之单调、刻板令人难以忍受，甚至为高考开誓师大会，口号是“拼尽最后一滴血”，被称之为“高考集中营”。但是，这种教育史上空前的怪胎却得到社会仰慕，仍然生源滚滚，十分红火，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圆梦之地。而这些高考名校招收的收费生，每个人其金额竟然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多！因此，这一类中学教师的收入，亦是北大、清华等名校教授的几倍，这也是人所共知、习以为常的。 　　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望子成龙”的观念，导致家庭教育观念极度扭曲。中国几千年优良的家教传统，例如教育孩子节俭、勤劳、忍让等，今日已经所剩无几，或可谓荡然无存。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他们在学校、社会和家庭重重压力之下，悲观消沉，于是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会悲剧。有各种中、小学生残害自己父母或其他亲属的报道，就是佐证。 三、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古今中外的学校都有考试的设置。学生学习不能没有考试，学校招生也不能没有考试。但是，像今日中国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不是教育的常态，而是教育的变态，亦可谓千古独步。问题在于，现实的教育问题如此尖锐，真正的学者痛心疾首，社会批判不绝于耳，而现状却依然如故。教育行政部门熟视无睹，我行我素。真正的教育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教育改革的阻力也来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坚守着旧有体制，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 　　这个利益集团中之最庞大、也是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团。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衙门的实质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个官僚集团中大部分人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而无论教育的现实问题如何严重、尖锐，都不会丝毫影响到这个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 　　这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首先是升官。具体分析一下，现有39所“985大学”的校长和书记都是副部级干部，而很多“985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从教育部的厅局长直接空降任命的。教育部近百个副部级位置，给教育官僚们留下了巨大的升迁空间。不仅是副部级位置，还有厅局级、处级位置等等。全国的教育行政官僚人数我们是可以想象和估算的。其次是经济的利益。由于“官本位”体制，教育官僚的权利之大、好处之多是秘而不宣和人所共知的。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多，这个官僚集团掌握的巨额资金越来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反而会越来越好。因此，教育官僚集团在现行的体制中如鱼得水，滋润无比。他们绝不想改变现状。 　　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教育部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们不禁会发现有一个本质特征：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门权利越大。例如，无论是把高考从一次变成多次，还是英语减分、语文加分等等，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丝毫不受影响。所以，他们热衷的正是这样无关痛痒的“改革”。这恰恰与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对于任何损害教育行政部门权力的改革，对于真正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社会举措（例如南方科技大学的模式），教育官僚集团都会自发本能地反对，坚决将其扑灭、扼杀。从这些事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发言，即可看出其语言之刁钻，态度之蛮横，理由之荒唐。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情景与刘志军时期铁道部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附庸。现在人们认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有暴利可图。过去被称为“电子一条街”的北京中关村，现在则电子业萧条，而课外教育红火。从到处闪烁的高楼上巨大的广告，人们都知道这里已经成为“课外教育一条街”了。而早已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着名企业，而且也是青年人励志的模本。这个教育商业集团不仅利用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商业运作，还不时与教育官僚集团相互呼应，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推波助澜，共谋巨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垄断大、中、小学各种教材的出版、发行。 　　第三个既得利益集团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绝大多数既不是纯粹学者，也难说是纯粹官僚。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官场，以官僚的身份出现在学界。他们是官僚身份和学者身份两位一体。这种两栖的身份使他们获取双重的好处：进而能做官，成为纯粹的官僚；退而能为学，继续在学界颐指气使。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因此，他们经常以“专家”、“学者”身份为这个教育体制辩护，效果比教育官僚的说服力更大，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由此可见，虽然现行的中国教育与教育规律逆行，其灾难性现状和巨大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形成的阻力不是一般的社会力量能够冲破的。而寄希望于现行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幼稚和妄想。 四、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市场化 　　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官本位”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计划经济”都无法运行，“计划教育”如何能够正常运行？简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基本一样。当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能运用市场的杠杆从外部消解。市场经济不仅滋生、壮大了民间企业，也改造了国营企业。对于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只有运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因此，中国教育要进入常态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开放私立大学。 　　中国学生的高考情结及其变态现象，主要是由国内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数量极少造成的。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具有南京、西安、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省份，一般省份的中学生考入“985大学”大约为几十万分之一，考入“211大学”的中学生也是几万分之一。惨烈的竞争是导致高考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这可以说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指出这个现状，就自然知道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依靠简单的高考改革是解决不了的。无论是一次高考还是多次高考，只要升学的比例不变，对于中学生和老师的压力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压力和负担。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实质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力兴建大学，大力兴建高水平的大学，增大中学生升学比例，尤其是增大升入优秀大学的中学生比例。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一切异想天开和花拳绣腿的做法，不是欺人，就是自欺，有害而无益。 　　但是，兴建大学仅仅依靠政府的财力则远远不够。现有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持。2013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宣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由此推算大约每年国家的教育投入是15590亿元人民币。但是，很多大、中、小学经费仍然严重不足，尤其是非重点的学校，更不用说是大批兴建大学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近年外流的教育经费却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目前出现了留学大潮。可以说正是国内高水平大学太少而将大批中学生挤出了国门。 数据显示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为309.54万人，除去回国的大约100多万，仍在海外的约有200万。自费留学占到整体人数的90%以上。如果按照一个学生的年费用20万元人民币计算，全部留学生的金额可达4000亿人民币。我们为什么不用新的政策、法规，让这笔巨大经费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近5年国家年平均投入的教育经费是15590亿人民币。如果每年再增加4000亿人民币用在中国大陆的教育投入上，我们现在“985大学”、“211大学”的数量可以增加多少？ 　　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让孩子在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出国留学成为越来越多家长的选择。这对于心智尚未健全的独生子女，实质上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很多中国家庭用一辈子积蓄让子女留学海外。这些留学生中除了不到1%的学生能够进入国外一流大学，其余学生大都进入二、三甚至不入流的学校。设想，如果中国再由民间资金新建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中学生和老师为高考还会这样玩命吗？出国留学还是这样火热吗？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应试教育”的弊病，中国教育的广阔前景才会展现出来。 　　教育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此大规模的新建大学出现，能够解决各方面的人才就业。需要的教学人员就有几十万，可以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任教。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也要几十万，相关的建材、设备和服务人员，更是不可胜数。 　　用市场的规律不仅会在中国兴建起一批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而且还能盘活我们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早稻田等都是私立的。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办教育的共同经验。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五、最后的呼吁 　　中国教育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中国教育，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须与纳税制度改革配套，否则无人主动捐资教育。还要改变人们狭隘的“望子成龙”的观念，要树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要宣传普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试图一蹴而就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幼稚的。 　　但是，中国教育必须立即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作出战略性调整，必须有顶层设计。在目前，恢复私立大学，实现教育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腾飞，才能在人类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是近代欧美还是日本的崛起，在根本上都得力于大力发展教育。当年邓小平在1977年断然恢复高考，及时挽救了一大批人才，尽可能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才不足，展示出一个伟人高远的眼光和伟大的气魄。教育是最能考验政治家战略眼光的试金石。 　　今日中国之教育危机丝毫不亚于1977年，而三十年后之中国未来完全系于当下。如果坐失良机，一错再错，则将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之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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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zhangqq 2015-12-4 17:31
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在“第十届民盟高教论坛——大学之策”上演讲） 章启群 未来三十年应该是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版图翻天覆地的大变局时期，因此也是人类历史地覆天翻的大变局的时期。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今日实质上又面临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人类历史上湮没的文明很多，例如巴比伦，古埃及，亚述，迦太基等等。现在的希腊人与古希腊文明没有关系，现在的意大利人与古罗马文明也没有关系。由民族国家把古代文明一直传承至今，严格地说，只有中华文明。 马云们是现代中国的神话，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但是，三十年后的问题要靠教育来解决。教育问题刻不容缓。台湾现在年轻人的台独思想，主要是教科书出了问题。 2000 年连战和宋楚瑜的票远大于陈水扁的票。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主要谈开放私立大学。今天谈一点中国的教育结构问题。 中国的教育应该是比较有特点的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的 education 。因为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全面按照西方现成的模式直接搬过来，不会成功。中国的教育必须有大战略。而在中国解决教育问题，首先还必须依靠政府动大手术，搞顶层设计，搞大战略。 一、“师”与古代中国 意大利思想家维科（ G.B.Vico 1668-1744 ）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必须具有原始宗教。按照蔡元培的观点，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科学、艺术、哲学。 从人类历史看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异常深厚和十分顽强的影响力。一般人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在西方，宗教不仅古代人们生活的意义指归，是中世纪的统治思想，实际上伴随整个西方文化的进程。近代以来，康德论证了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为信仰留下空间。尼采在 19 世纪末叶宣称“上帝死了”，而且尽管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收缩，依然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学术是一个互补的整体，是平衡整个社会的精神两翼。不仅是西方，在今天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中，例如日本、韩国，不仅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存在，而且新兴宗教可谓如雨后春笋。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巨大。 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现象。中国的宗教状况有点特殊。在远古中国直到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甲骨文证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请示鬼神做主。《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为确实之论。然而，西周之后，统治阶级树立“以德配天”的观念，以周公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制礼作乐”，理性逐渐主宰了社会生活，从《尚书》、《诗经》可以看出鬼神的影响力式微。国家的管理即处于一种理性的指导之下。因此，作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孔子，从来不说“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性命与天道”。儒、墨、道、法诸家皆鲜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国家宗教。而传统的佛教、道教，对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瞿同祖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特点。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除中国以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据权威统计，“当今世界人口约 70 多亿，各种宗教信徒近 60 亿，占世界人口的 85% ，当前中国人口约 13 亿，各种宗教信徒已逾 3 亿。” 可见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 10 亿人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项“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传统的比例（百分比）”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 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相同。 当然，这些宗教有现代宗教与传统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和佛教的世界，与今日世界的政治势力版图仍然具有一种大致的契合。今日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地区，也与古代的宗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 如果说，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那么没有国家宗教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各项运作，而且保持高度的文明程度呢？换句话说，一般社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的？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读经、科举等途经渗透在中国智识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也能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与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质上相通。而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总有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舍生取义，其实就是一种宗教的精神。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与儒家舍生取义信念本质上一脉相通。而在这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中，“师”是一个轴心。 因此，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根本。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教养即“成人”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师”的首要职责是“传道”，其次才是“授业、解惑”。“道”就是圣贤之道，即“仁义礼智信”，实质上就是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智识阶级尤其是“师”的行为方式，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圣贤思想通过“师”的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由此可见，“师”决不能等同于 teacher 、 professor 之类，至少应该是兼有教师和牧师的职责。 另外，构成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层结构的是儒、释、道思想，其中儒家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因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是宣扬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孔子和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制度、教育和风俗习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分割的。 在这种传统教育之中，即使是孔乙己这样的人，在最落魄的时候，也就是偷书而已。而且还有一个理由：“窃书不为偷。” 随着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型，这种教育、教化的形态基本终结了。 二、“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的变局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简称“学问”）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即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科学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中的院系、课程设置看到其轨迹。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即“四部之学”，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的知识体系和范式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简言之，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四部之学”相比，这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结果。从“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换的根本目标，是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由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从方法上来说，转换之后中国学术可以与现代西方学术直接接轨，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实现在同样的标准之下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攀登世界学术的顶峰。 然而，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重大问题至今难以解决。 第一是学科建设问题。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来说，这种转换几乎是直接进行的，很少出现障碍和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学科特征明确，分类较易。例如屠呦呦先生研究的《肘后备急方》，在古代属于“子”部，现在毫无疑问归入医学。在当下中国进行研究和教学的自然科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对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除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问题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之间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当前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与此相关。然而，在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建构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将“四部之学”整合进各自的学科。这一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表面名词、术语的切割、焊接和归类，而是要透过文本内容实现内在中西思想的对接。有些重大问题中国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史”，绝不简单等同于今日的文学和历史学，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亦是更加复杂，不仅“经”部大多是哲学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学重镇，“史”部和“集”部亦有与哲学相关的不能忽缺之作，例如《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 第二是学术功能问题。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学科，承载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却不尽相同。例如，从 《诗·大雅·荡》所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可见 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的必修课。故修前朝之史为历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国古典“史”学的这些学术的指向和功能，与其说与现代历史学相关，毋宁说与现代政治学更加接近。就现代学术而言，与政治家治国和政治运作更密切相关的学科则是政治学，历史学则基本退居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门学术。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学科转换之后，读经、修身、科举这种儒家的中国式宗教生活完全消失了。首先是经学的文本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子学中的佛家、道家文献，也划入哲学、医学等学科之中。其次是儒、释、道三家尤其是儒家所承担的中国式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消失殆尽。 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然而，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从逻辑上来说，中国不能仅仅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那样的现代化社会在地球上还没有先例。 就今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随着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读经以修身的启蒙必修课，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今日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国学”研究，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他们成为了真正的 teacher 和 professor ，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天、地、君、亲”并列，承担社会教化功能而被普遍尊崇的“师”因此缺位。因此，在当下中国，不仅真正的儒家十分稀有，真正的道家、佛家也不多，倒是纵横家们风生水起，各领风骚。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即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四部之学”的消解导致读经活动消亡，从而拆毁了道德人格建立的基本训练，进而导致智识阶级的修身虚无化。就像必修的功课缺失导致基础知识无法建立一样，当下中国庞大的受教育群体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说就必然处于一个价值真空之中。对于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这正是釜底抽薪。 虚无主义由此进入，正如入无人之境。这是中国当下虚无主义盛行的内在根由。 三、中国教育大战略：兼顾知识创造与人格建构 审视百年来中国教育，大略言之，清末和民国时期是传统教育（私塾、官学、国子监）式微，逐渐西化；建国后到文革前是苏联化；现在是官僚化。民国教育西化比较成功，乡间和偏远地区的传统教育一直延续。苏联模式给中国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彻底消除。当下中国教育官僚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时期，也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中国目前教育的最大问题仍然是违背教育规律，表面上头头是道，实质上似是而非。真正的教育家缺位。 人格建构与知识创造是教育的两个根本功能。在西方这是由教会和学校分开进行的。建制上大学与神学院分开，并行不悖，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互补。 中国教育必须把现代知识教育与人格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坎。怎么办？我的思考不太成熟，姑且抛砖引玉吧。 首先用排除法。我们不可能通过教会、寺庙、道观、清真寺来承担全民的教化功能。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还必须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这两个功能。在以传授知识的教育之外如何有效地进行人格教育，除了在学校之中尤其是中小学设立读经学制，大概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为了培养经师，必须设立经学院。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两个功能都得以实现。把大学与经学院分开，独立运行。实际上在学术上也有互补的可能。大学是现代全球化教育，西方教育是样板。经学院培养经师，就像西方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一样。经师的待遇职称等等，需要具体研究。 目前大学的国学院实际上是个“四不像”，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完全可以归入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如果改造成为经学院，则名正言顺。 应该说明的是，五四一代读经出身的学人，都可以成为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并且中西兼通，文理建通。杨振宁曾用一个暑假就专门学习《孟子》。李政道在东吴大学附中也曾系统学习过先秦诸子课程。因此，读经不妨碍科学和知识创造。 2015 年 12 月 1 日 於潜白堂，京城最重雾霾 蔡元培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个主要成分： 宗教、科学、哲学、艺术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7 册第 52 页。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 272 页。北京：中华书局， 2005 。 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第三辑，第 76 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3 。下同。 塞繆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 43 、 45 页。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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