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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只要中国的教育搞不好，就能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持续增长”定律: Tianqing 2012-6-24 20:01; “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这是主流或官方对中国教育问题之一的说法。君不见，类似这样的中国教育问题，正在迅速地催生着一个又一个行业的繁荣及其飞速的经济增长。拿北京的基础教育为例，可以看看由于教育搞不好的原因催生出的一个个繁荣的产业链。 1 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肥到你我等P民无法计算其收益的地步优质的中小学资源发展不均衡，导致家长拼命去择校，铺就了北京中小学名校通过择校费或变相“共建费”的发财之路.北京为数可数的那些优质中小学的经济，早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增长得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根本想不到和算不出它到底到什么程度的地步。据可靠消息，仅仅为了解决1-2个班不收择校费的学生（北京市规定一个班的规模不得超过45人），北京某著名初中每年要求其上级单位补助500万元，这是根据该校在其上级单位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上声称的损失费为依据给予的非全额补偿。大家可以想想，这个择校费把这些所谓的具有优质教育资源名称的学校，喂得肥到了什么程度，惯成了什么样子。 2 学区房的地产市场格外火爆优质的中小学资源发展不均衡，学区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学区房的租赁，火爆到甚至频现有价无市的状态。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要好好感谢和珍惜中国教育目前做不好的局面，待到他日中国教育给搞好了，房地产市场就要崩盘了。 3 中国车市要想持续火爆，要记得逢年过节去烧香，祈祷中国教育不要搞好优质的中小学资源发展不均衡，家长不愿意就近入学，若不能如愿租到高价的学区房，就要买车接送孩子，一辆车因限号出行显得不够就买第二辆。中国车市的发展要大力感谢中国教育搞不好带动的车市发展的这个黄金时期。一旦教育搞好了，家长都愿意孩子们就近入学了，车市就要倒闭了。 4 从高级知识分子的就业考虑，商业化的教育市场将主导中国教育主流的未来发展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有限，导致课外补课补习行业迅速火爆，连中国教育学府中的顶级院校教育学领域某些学科的带头人，都开始看重这种商业化“社会力量”办的“非正规教育”市场，甚至将这个市场也作为未来高等师范教育领域人才培养和供给的方向之一，力图助推这个教育商业化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并打算给这个教育商业化市场输送源源不断的研究生以上的高级人才。这个产业链，如果得到中国教育高等学府里主流学科的推动，将来不知道会发展壮大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教育部听到或预计到这样的问题，会喜？会犹？教育部管理的高等学府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不去为教育部如何改善中国的教育出谋划策，不去到学校教育实践里协助解决中国目前的教育问题，不去帮助教育部一起推动中国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而是看重和看上了现实社会中商业领域运作的这个教育商业市场，准备为这个非正规教育的商业市场推波助澜，甚至把这种商业需求当作未来高级人才培养的方向考虑，不知道教育部是该鼓励还是该无奈地叹息？还是教育部会有别的办法？ 5 餐饮业、零食、软饮料市场得益于中国教育搞不好的现状择校导致学生居住地与就学场所距离远，除非家里有全职母亲或在某个单位混日子工作的父母亲，否则家庭的就餐就需要依赖餐饮市场的支撑，学校周边的餐饮业，不光是孩子们吃零嘴的需要，也是这些孩子们家长喂饱家庭成员的需要。学校周边卖零食和软饮料的超市或小市场，放学后的孩子们还需要去补习班（据我的孩子说：她是自己班里唯一一个没有喝过咖啡的孩子），提神的软饮料是很多孩子和家长在孩子下午放学后的不二选择。我想，这些小商小贩们，逢年过节肯定进庙里烧香磕头地求神仙保佑他们这些小财的财路亨通，这里建议他们，以后求神仙保佑可以具体地给神仙提点要求，比如：求神仙保佑中国的教育一定不能搞好，否则，若中国的教育搞好了，他们中很多人的财路肯定从此就断了。 6 再进一步揣测一下：中央政府害怕中国经济发展停滞或增速减缓，故意长期不愿意增加教育投入经费，骨子里不支持把中国教育搞好，以免以上产业链崩盘，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沼。以上定律的提出和观点，是敝人再次观看完《2012》后的联想，请勿对号入座，若有对号入座者，责任自负，本人一概不承担对号入座者自寻烦恼的责任。以上定律的解释，您可以证实或者证伪，无论愿证实或证伪，都请责任自负。; 353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如何用美剧真正提升你的英语水平: yzcck 2012-6-21 19:12; 看到很多童鞋讨论有关美剧学习英语到底有没有用，以及用哪部美剧练习，我在这里想说这只是一个参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究竟有没有用看个人，想必在校内上至少是高中生，大部分是大学生吧，如果你到现在还无法衡量自己的英语水平或者依旧被英语牵着鼻子走，我只能说我很抱歉，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如果你到现在连自己基本的评判标准的话，即使存在完美无缺的日志，你依旧照搬照抄，不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那一切皆为徒劳。就算这是学习英语的一条途径，有几个人能真的照着做呢？ 1. 不是所有的美剧都适合学英语　　如果喜欢看如《24小时》这样的动作片, 那你基本会讲一口流利的"呯""轰""啊"之类的开枪爆炸声英语.如果你喜欢看如《豪斯医生》这种专业性很强的片子,那你基本会讲一些如 MRI,CT,Tumor之类的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江湖郎中英语.如果看的是《越狱》,基本不用举手,别人就知道你是黑手党的了.不是所有剧都合适的,用来学习的美剧,是要有一定对话量,生活化的,平民化的片子. 2. 开着字幕看是没有前途的　　很多人喜欢开着字幕看,觉得会有参照更有帮助,其实这是在拖你的后腿.就像很多人结婚,喜欢找个比自己丑的伴娘,以为这样自己就进步了,事实上是被拖下水了.中文是母语,对我们的眼球来说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只要在那里,你一定会看,就像放个美女在眼前,男人一定会看,不看的可能是老婆在一边,或是他爱人也是个男人.一般人永远会不自觉通过中文字幕理解英语,而不是通过听懂-理解-记忆-重复,这样的过程学到英语. 3.看一遍是不够的　　看一遍根本不能叫学英语,充其量只能叫娱乐.如果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必须反复看,精听,理解句子词语的意思,为我所用才行.如果看一遍,基本你就被情节彻底打败了,或哭或笑,反复思考自己该拥有HEROES里的哪种超能力,担心下集可以下载前的日子该怎么过,哪还有心思管学英语这码事,哪怕讲的是柬埔寨语都无所谓.所以通过看个几遍,基本到了对剧情已经免疫的程度,如看老友记看到已经笑不出来了,那差不多可以洗干净耳朵仔细听了. 　　给大家推荐几部我最喜欢用来正常学英语的美剧: 　　1. 初级:Friends 　　Friends是经典中的经典,对于英语初级水平的朋友来说,是突破发音和对话交流最好的美剧.整个剧都是人物间谈话,而且都很简短,没有长句,词汇非常简单,基本是plain english的典范.我发觉自己的英文有明显的提升,就是在看这部剧多达十遍后. 　　2. 中级:Desperate Housewives 　　这部剧讲述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故事,所以用词和语言非常标准,相对于Friends有更多的长句和表达,非常适合中级水平的朋友学习. 　　3. 高级:The West Wing 　　这是关于美国白宫的政治题材美剧,整个剧基本都是对话,而且语速非常快,充斥着辩论和演讲,词汇也非常高级,听起来很有难度.如果能把这部剧都搞透了,真可以谢谢十八辈祖宗了. 通过看美剧的方法，在2个月的时间内将《欲望都市》看了4至5遍，托福听力由原先的20分的水平升至了满分。她的做法就是，找到一部自己很喜欢的美剧，然后先看一遍带中文字幕的。了解了大致的剧情，满足了自己休闲娱乐的好奇心，然后第二，三遍的时候开始看带双语字幕的，遇到不认识的生词，就停下来查一查，然后记录。这样虽然比较费时，但是相比死气沉沉地不停地听抄听写，已经要生动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已经记了满满一本的生词和句型。这个时候，再去看第四遍和第五遍，完全脱离拐杖，不带中英字幕。经过前面的积累，这时候再看情节已经轻松很多，并且能够深入理解每个人物在说这句对白时候的动机和理由，对语言本身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步。于此同时，进行一下跟读。比如，听到一个人物的口语很好听，发音标准优雅，就刻意地进行一下模仿，体会一下她的语音、语调、重音、节奏。这样在训练了听力的前提下，口语水平也会有大幅度地提升。要知道美剧当中的对白和旁白是最好的口语学习范本。在看美剧学习语言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首先，注意发音。对于任何一门语言，语音是基础，它不仅包括单词的发音，还包括真实交际中词汇、习语的连读、失爆、弱化、浊化、重音、缩读等一系列的音变形式。至于语调节奏，则是地道流利表达英语的润滑剂，没有接触过地道的外国人，没有和他们有过面对面的交谈，是很难感受到语调节奏在表达思想中的巨大作用和强大震撼力的。因此要仔细地体会美剧之中，人物的发音和表达之中的语言习惯。其次，了解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词和句式使用是否准确直接体现了对异国文化了解的程度。可以说，发音好其实只是与美国人的语言形似，如果能够掌握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文化，用美国文化去思维，则可达到神似的效果。这就是一种立体的学习方式，美剧则是这种学习方法最好的媒介。一、准备好笔和纸，将笔放在鼠标旁边，将便笺放在屏幕和座椅之间，作好随时停顿和记录的预备动作。二、只记录能引发自己内心感触和共鸣的语句和一些符合自身个性特色的句型及语法。三、记录的时候最好不要分析思考和尝试记忆，待整个影片观看完毕之后，将统一回顾和整理。四、一部章节或一部电影里面的典型句子和精彩对白记录完毕之后，一定要趁热打铁，想办法用上。（如通过写博客或者到英语角去操练。如果有参加培训班的话，一定不要放过任何能锻炼自己演讲口才的机会。）五、再告诉大家一个绝活：如果你发现了那种让自己百看不厌的经典英文影片，不妨通过全能音频转换通软件将它的MP3提取出来，然后到网站上下载完整的英文字幕，再用LRC歌词编辑器将它做成同步显示歌词文本，放到自己的MP3或者电脑里，随时温习，处处操练。不知不觉这部影片的精髓尽入脑海，随时引用。从而达到通过影视学英语的最终目的。不少英语学习者都有这样的困惑：学了十几年的英语，通过了考试，能完全听懂标准语速的英语新闻广播，可就是听（看）不懂英语原版影视剧（无中文字幕），这使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听力能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闻英语和影视英语之间的区别。首先，两者在语体上有较大的区别。前者是书面语体的口头形式，用于正式的交际场合，经过加工和润饰，比较文雅，是合乎标准的书面语言，因而使较多使用长句、复句、结构严谨的完整句。布局层次分明、逻辑关系严谨是它的主要特征。后者为口头语体，以日常会话为基本形式，一般用于交际双方直接接触的场合，因而多使用短句、单句、省略句。随意性，不完整是它的主要特征。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我国的英语学习者接触的绝大部分是书面语体。而在英语影视剧中，口头体的语言材料是最重要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口语中流行的惯用表达方式、俚语以及相关的跨文化因素。其次，在语言材料的输出方面二者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英语新闻或英语故事通常是一人输出，输出者往往经过专业训练，发音标准流畅，语速均匀。以美国英语为例，语音输出速率一般在150音节/分钟，而在影视中，角色众多，根据剧情的要求，每个角色都有自身特有的语音、语调和语速，再加上连读、弱读等，这些都使其与英语学习都所熟悉的听力材料相差甚远，故造成了难以看（听）懂英语原版影视的情况。因此，看原版英语影视剧是练习英语听说的最好途径，影视剧通过声音与图像共同组成了完整的信息，将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其它学习手段所不能达到的，同时还可以调动学习英语的兴趣，做到寓学于乐。怎样才能使学习者基本上能听懂原版英语影视剧呢？第一，正确选择影视材料。在初级阶段，可选择那些与日常生活比较贴近、故事情节较强的影视材料，如肥皂剧。不要选那些专业术语较多或是逻辑推理较强的影视材料，如科幻、法律、医学、刑侦等。不宜选情景剧，因为情景剧一般固定在一、两个场景中，故事情节不足，有碍学习者对剧情的理解，另一方面情景剧对话多、信息量大且密集度高。加之丰富的俚语、流行语和文化背景知识，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此外，也不要选择卡通片，因为卡通片的角色的语音和语调其极夸张，不易理解。建议采用电视剧作入门材料，每一集比较短，一般在45分钟左右，情节交代比较详细，剧情发展比较慢而又相对独立，便于理解。第二，采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在观看学习时，绝对不能看字幕（可将字幕隐去），要强迫自己全身心去听、去理解，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建议每天花一天两个小时，第次看一集，每一集至少看四遍。第一遍以了解剧情为主，不必在意能听懂多少；第二遍全神贯注地观看，尽可能地去理解；第三遍要有针对性地观看，对于不易听懂的对话要反复多次听，对实在听不懂的，建议使用复读机听写软件观看，既方便，效果又好，如能做到听写台词则效果更佳；第四遍，将这一集配上英文字幕，再看一遍。四遍看完之后，再仔细研读剧本。弄清楚难点和生词，并将一些比较好的表达方式、惯用法等记录下来作为积累，并不断练习提高英语口语能力。此外，如有必要也可看过两、三遍之后，再用MP3随时听。在有关的共享网站上，可下载各种影视剧的视频、MP3、英文剧本和中英文字幕。在第一阶段的学习中，可选择Desperate Housewives(绝望的主妇)作入门材料。该剧曾经获得全美收视冠军，它贴近日常生活，剧情引人入胜，更主要的是它的语言比较简单规范、地道，没有像情景剧那么多的惯用法、流行语和俚语，同时又有舒缓优美的女声旁白惯穿于全剧，特别有助于对剧情的理解，这也是该剧的一大特色。非常适合于初学者。 Desperate Housewives(绝望的主妇) 现在有三季，每季有二十三集。看完这三季，学习者观看英语原版影视的能力会得到较大的提高。第二阶段的学习可采用Gilmore Girls(共七季)这也是一部生活剧，特别适合青少年学生观看，其语言规范易懂。还有One Tree Hill（篮球兄弟）共七季，是一部有关篮球的青少年偶像剧。第三阶段的学习可采用Sex and the City（都市欲望）共六季，该剧描述了四位白领女性的都市生活，也是一部经典剧集，曾获多项艾美奖；或是The O.C（共三季），一部青春偶像剧。通过对以上电视剧的观看和学习，你的视听理解能力心及口语能力会得到飞跃。如果哪一天你能不借助字幕轻松地听懂情景剧 Will Grace所有的内容，那么恭喜你，你的英语水平已经到了足够高的境界，作为学英语的材料，它比Friends层次更高。演员的语速更快，台词更难，文化背景更多。以上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精看（听）。除精看（听），也可以进行一些泛听（看）。先一些台词不多或是自己喜欢的影视剧来观看，一方面也可以缓解精听的紧张听力，自娱自乐；另一方面也可以检验一下效果。但不要给自己任何压力，看（听）不懂也没关系。同时也要做好相应阅读以增加词汇、惯用法、流行语以及文化背景知识。由于我们目前能接触的绝大部分为美国影视资料，建议大家多看一点有关美国的语言文化资料。如Reader’s Digest，这是一本平民化的美国畅销杂志，与日常生活非常贴近。还要读一些有关美国流行口语和俚语的书籍。这会对理解英语影视有很大的帮助。有人不无夸张地说：看一部美国影视胜过在美国生活十天。我们没有英语听说的语言环境，但可以通过看英语影视剧来创造一种“习得听说“的英语语言环境，使自己如身临其境般学到纯正地道的英语。此外，看（听）只是语言交际的输入，决不能忽略它的输出---说，因为在看（听）英语影视时，要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对于比较有用的表达方式要不断诵记，反复操练。这样才能将听与说有效地结合起来。最后推荐给大家一些有关的网站和书籍： 1、 www.langfly.com 有一款能飞英语软件，配套很多影视剧，可以满足上面所能听懂原版英语影视剧的软件。很好用。可以取一小段时间段反复听；每句循环听；中英文显示与隐藏；逆向听写，标注生词，重点句；生成MP3的字幕文件，可导入MP3或MP4中听；测试生词或重点句，等等。。。（在这里我推荐给大家用） 2、 www.verycd.com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分享网站。在这里你几乎可找到所有的英语影视。但是下载电视剧要注意它没有中文字幕。有关字幕的情况有两种：外挂和内嵌。要下载外挂字幕的那种，内嵌的事先已经将中文字幕写入影视中。 3、 www.torrentportal.com 这是个国外影视资料分享网。 4、 www.shooter.cn 是一个字幕网站，所有的影视的中英文字幕都可在这里找到。 5、 www.k555.cn 这是英语电影电视剧本网站。在这里你可以学习到如何将影视视频转成MP3。 6、 www.1000fr.com 是个电影电视网站。在这里你可以学到如何外挂字幕。 7、 www.simply script s.com 一个国外的剧本网站。 8、《当代美国流行语》吴青、赤杰编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9、《时尚英语---美国流行文化A to Z》刘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0、What’s up ?----A guide to American College speak(《美国英语沟通高手》)Jamie Drucker著，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个人分类: 英语学习|176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教育的批评者: 热度 2 sums1996 2012-6-17 16:44; 立此存照：张维迎：中国教育一直在培养民众说假话。张维迎：如果我们中国所有的学校取消了，包括连小学、大学全取消了，那么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会大大的提升。钱理群：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 “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 ，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己利益成为了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驱动力。为他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投资。朱清时：近 30 年中国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刘道玉：中国大学 “ 病 ” 了，患了 “ 狂躁病 ” ，其 “ 临床表现 ” 是：道德滑坡、精神虚脱、学术泡沫。十多年来中国大学的合并、扩招狂潮，乃至大学改名、升格、校庆泛滥，都是 “ 狂躁病 ” 使然。; 1922 次阅读|3 个评论

动不动拿【北大清华】说事，没意思！: 热度 10 JRoy 2012-6-17 08:10; 仅是管见，可以拍砖。首先，我跟这两个学校一点关系没有，所以不存在利益辩护。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大陆）大学里面的领头羊，当然在对中国教育和科研的批判声中要首当其冲了，这貌似一个很正常很合理的现象。甚至很多人认为其难咎其责，拿着那么多经费和国家和人民的希望，却不如民国时期那样叱咤风云，总有些尴尬。这个时候，如果你若是各专业国内排名居高，窝里斗的小奖有不少拿，指定更会增加人们的不满：你们对外不行，窝里斗来劲，单争取些让本属于国内三流院校努力的目标，在国际上长脸的时候却站不出来..... 可以说，很多的理由和思维---条条大路通罗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这两位学校。这一点，及其相似国人对国足的批评乃至谩骂。不过，好点是的大学不像足球那样正式明确的比赛谁输谁赢，普通百姓看不出这两个学校在国际上多么没面子甚至觉得仗着中国这个大国还可以吧，所以倒还不至于到国骂的程度。倒多是圈子内的人，知道更多，怒其不争，哀其不振！---这也许是科学网上不少人动不动拿这两个学校说事的原因。这让我想起当年大一的时候我跟寝室的两三个哥们辩论：该不该骂国足一样，我说：每个18岁以上的中国男人都没资格骂国足，要不你去踢啊！现在想想当初的言论确实偏激，因为当时比较反感的是很多人对足球一点不了解整天以骂为乐，比赛根本不看就等结果出来。尤其是输了的时候，开始骂开了。说实话，更不解是很多他们稍微看些新闻报纸的介绍自己也能侃侃而谈，中国足球怎么怎么地，体制问题啊，教练问题啊，哪个足球队员犯了什么错误。我的坦诚自己也跟着加入过骂战，确实属于跟风但是一般我至少是看了比赛的，经常踢足球对足球算是了解的。而很多人，根本不懂甚至不关心不喜欢，只是为了骂而骂！而，恰恰那次和我辩论的寝室的哥们，两个基本不玩足球，一个哥们好像就没碰过 --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足球本身就【抵触】 --因为他们不玩嘛，球队里面也没他们的位置。（修改一下我大学时候说的那句话：每一个年满18周岁以上的中国足球队员都没有很强理由谩骂国足不行（除非你自己实力被蔑视被打压，但是这样很少见啊，你可以去欧洲踢啊）！）那么把北大清华比作国家足球队，现在来看：对北大清华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有没有上面这样的群体啊？其实就以批评中国而批评，批评中国教育怎么都有理，怎么都对，而且整不好还被扣上犀利，明智，远见和主流的帽子！不管他或她懂不懂，分析过没分析过这两个学校真正的实力，所做的努力和这几年的变化和进步！我觉得，就跟动不动拿中国民主自由说事一样，有时候我们不能一步登天，不要老看绝对量，也要看相对量。在进步不？进步的速度有没有大大国际平均或者一些好的国际的水平？纯粹的骂，恰恰不是怒其不争哀其不振，而是满足自己的价值利益，就压根没想着这两所学校更好---这样是不对的。而事实上，对于科学网上的多数（非这两个学校的）博主，相比于国家队，我们是没有入选的足球队员。有些可能好些，是国家二队的，比如常青藤其他院校乃至985,211院校，但也经常顺带着被骂！那么好，请问：你见过一个没入选国家队的足球队员骂国足实力不行的嘛？人家都不好意思，我们呐！（若是因为别的原因没选上还可以理解，若是实力一般只是顶格一个省级二级运动员的水平估计就要被观众笑话了）而我们科学网上的各位基本都是球员啊，我们跟那些别的职业的普通百姓不一样。人家搞航天的，搞进出口的等等能办到让中国耀武扬威的事还是有点理由：对国足怒其不争哀其不振的！哪怕他们自己不真的懂足球，就要结果也有道理。因为人家有成绩在手啊。而，我们各位呐？我们本身就是球员，你考试考了班里第十名，然后你们班里的第一名没有考过别的班的第一名，你有很足够的理由去责备自己班里那个第一名怎么这么不争气，不多考些为班级增光呐！！比如自己年纪轻轻不好好科研，在自己的领域连国内都数不上，却将民族大任强加于别人然后不出成绩就怒其不争，哀其不振！呜呼哀哉~~~~~ 啥也不说了！（当然了上面的意思主要是：年轻人不要骂，跟跟更多责任和担当放自己身上（包括我自己）。年长的不涉及，若是年长的主要为了激励年轻人，值得推崇和思考） =========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比如拿SCI说事，拿千人说事，拿院士说事.... 等等，这些的逻辑诡异处（或者说无聊）更为隐秘。因为这几项确实存在很多的不合理，值得商榷。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的学人喜欢以讹传讹，喜欢跟风掀浪了，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哪去了？倒是国骂精神颇有市场 -- 人们对任何东西都不满，尤其是在网上。现在动不动一个一篇SCI没发的人开始骂SCI弊端种种一个对国内和国外情况只了解一半的人，批评指责千人百人等种种的不合理设计，制度的不公等等一个对任何一个院士都不熟悉的人，开始说院士权利过大，行政化... 俺只能说：神人很多。就看几句新闻炒作听几句风言流语，不管内行外行然后自己扯开来侃侃而谈的人，真的伤不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 另外，请大家注意我的措辞，标题说：动不动。没有说不能批评指责这两所学校，按照我文中的足球例子。我觉得首先你得对这两所学校有所了解，尤其是这几年的发展人家的进步，也就是说不能只看绝对量还要看相对量 --因为和欧美几百年的名校怎么可能三年两年就赶上呐？所以，我反感的是那种对足球不踢不看不了解，纯粹是迎合潮流而骂第二，不能将骂风当作自己的炒作工具，耍流氓。因为国骂在汉语网络文化确实很有市场。基本上是骂的文章，多数是被支持的。我的一个观点是：人们在网上对什么都不满，有人骂院士就有人骂教授（好像后者比前者还强，骂教授是全民参与，院士级别的是教授主导开骂？），有人骂教授就有人骂老师，有人骂老师就有人骂不争气的博士生，有人骂博士生就有人骂社会....... 第三，动不动过一阵子就来一番，过一阵子就来一番。不有失去学者风度吗？; 个人分类: 时政评论|2740 次阅读|39 个评论

美国的毕业典礼: 热度 10 BMK 2012-6-13 01:11;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美国期间，参加了女儿畋的毕业典礼。我对美国毕业典礼的隆重早有所闻，且在 2008 年，曾在波士顿大学见识过这一阵势，但这次典礼关涉到自己的亲人，所以还是有些感慨。波士顿大学的毕业典礼共有三场，分别安排在 5 月 18 日下午， 5 月 20 日的上午和下午。 5 月 18 日是女儿所在学院主办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仪式简朴而隆重。会场色彩丰富，主席台（借用中国人惯用的名称）设置简单，没有什么领导席之类，四把折叠椅供发言者（学院负责人、教授代表、学生代表）等待发言时使用。坐池后部是亲友团的位置，前半部分别设置折叠椅供教授与学生坐。教授和学生入场时，分别奏不同的音乐。女儿说，他的导师头一天放着教授入场的音乐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有人奇怪地问他干嘛，回答说练习入场式。这当然是玩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大会发言结束后，学位获得者身着学位服在各人同样身着学位服的教授陪同下依次上台，接受学位。授学位时，学位获得者由一位司仪类的教授协助各人的导师为其挂上与披肩，然后从院长手中接过证书，即礼成。美国文化的多元从教授们身着的学位服可窥得一端。教授们的学位服五花八门。女儿导师的学位服更特别，是黄色的（袖子上镶有黑道道），所以女儿的副导师和这位七十岁的老学者开玩笑，叫他 yellow boy （译为 “ 金币 ” 或 “ 黄色男孩 ” ）。他回答我的询问说，教授们身着其毕业时的学位服，美国各校学位服并无一律，他毕业的学校规模很小，毕业学生少，所以其学位服尤其显得特殊。 5 月 20 日上午是女儿系的毕业典礼，与本科生、硕士生一起举行，和 18 日的典礼差不多。下午是全校的毕业典礼，人太多，我没参加。美国的大学的毕业典礼比我们隆重，但在美国定居的朋友说，其实在美国最被社会重视的是高中毕业典礼。高中生的毕业典礼往往要折腾好几天，有什么化装舞会、篝火晚会什么的。这是因为多数人上不了大学，中学毕业典礼是人生中的第一块里程碑。写这篇博文，还因为记起了2012年5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涉及高教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谈到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关键。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我家数代从事教育，我自己从1978年起没离开过高校，并先后在数所高校任教，我觉得自己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我认为，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主要并不在高等教育。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主要也不在规模。中国教育应该首先重视基础教育，就高等教育而言，不入高人法眼的高等职业教育应该首先得到重视和提高。附言：感谢网友 hangzhou 留言，质疑本博文美国多数人不能上大学一说。故加一个附言作为博文的修正和补充。博文正文据在美国生活的朋友提供的信息，说多数美国人上不了大学。这一说法不够准确。有资料说，美国60%的高中生能够上大学，但又据美国官方提供的数据，能够毕业的美国大学注册学生不到四分之一。从毕业典礼的角度来说，似乎美国朋友的说法并无大错。有缺陷的是我的行文。上图：波士顿大学某学院的博士毕业典礼会场下图：远望女儿被授予博士学位; 7273 次阅读|25 个评论

中国教育，贵在理解要深刻: fhli50613 2012-6-13 01:02; 但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一句清代名宿龚自珍的名言，错了么？尤其是切合当时及目前的社会状态！如果不错，那就是在暗喻那个时代老天的不公平，没有为咱中华大地按照西方的比例赐给人才，或者说，赐给中国的人才的比例少于或显著低于世界水平。进一步的推论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尽管精英甚多，但平均智力水平低于或者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么？如果这一推论也成立，那么咱中华，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天资聪慧的民族民族么？顺着上述思维线索走，答案或许肯定不是！博主们（包括其中的精英们），您的心没打颤吧？如果科学网上诸博友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可否假设，龚老先生的话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咱试着再往前一步，近一月内科学网内至少有三位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仰天长叹，“但愿天公嘛嘛嘛----的---，”他们的神经正常么？不敢再说下去了！斗胆再弱弱地嘀咕一下我的观点，中国人并不笨，但看不出比外个人聪明，天公为中华所降英才的比例，与世界聪明人平均比例大致相等！中国的教育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似乎不该在科学网中提出来！因为咱科学网这些从聪明人中脱颖的博主们谁不长篇大论地知道？但如问诸位所知究竟多深，个人以为于此敢知敢为者，莫过于中南大学的张校长（院士）！何以见得？显然是因为他对该校那位数学奇才的大张旗鼓地奖励！或许正常人不敢明言，但傻子一定知道，在同一个体制下，中南大学在学生的培养上与国内其它院校其实真的难分伯仲。何以那位正教授级的研究员能够成材？我曾在一篇博文中推测，如果真的已成大才，或许是因为他的天赋，他的个人努力，以及他偶然获得的机遇。学校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学校造就不了，也培养不出诺许天才！或许张校长于此心知肚明，因此他力排众议给予重奖。其实，校长与学生之间发生的仅仅是一个交易，在这个交易中获利的应该不仅仅是他们双方！我钦佩张校长的胆识与魄力！某君小有大才，但其子身体偏差。由于哮喘，整个小学期间成绩总不赶趟。初中了，儿子所在班来了一个深孚众望的重点高中长期做毕业班班主任的退休老师，全部家长为之振奋！小有大才的某君自然十分舒心。一学期下来，儿子的学业没救了，某君赶快到学校找原因。这位老师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全班学生平均学习成绩有了大幅提高，全校师生尤其是校长给与该老师以极高的评价，除差生组的几位家长在一边叹息外，皆大欢喜！这悲崔的儿子几经努力（实际上是家长努力），通过上贵族学校（实际上是花大钱）混得高中学籍，以很低分数进入一个大专学校，毕业后进入一个十分像样的公司从事生产工作。三年前他被提升为工段长，32岁的他目前手下有一个博士，两位硕士，两位资深的老师傅，工作成绩咱免吹，但自少他不是别人眼中不可救药的人！再回过头来谈大学（或者是中国教育），其实咱能否不要谈人才培养，不要追求什么造就了多少英才（精通英语的出国人才），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做得公平一些，以防止人才的无端流失，或许才是咱真正应该干的一份良心活儿！; 个人分类: 杂谈|423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2012安徽高考作文题《梯子不用时请横着放》解析: 胡业生 2012-6-8 10:53; 　　2012年安徽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梯子不用时请横着放》是一篇较为典型的材料作文。下面我就从审题立意、文体结构、语言表达三个方面来说说我的一家之言。　　从审题立意的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篇供料作文，考生在审题时必须多加小心，否则，立意不佳的考场作文一般来说得分情况不会理想。就这篇材料作文来说，可以有多个角度供考生选择，比如从使用者角度，从留言者角度等等，都是可以的，但这其中有个最佳立意角度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材料作文比较好的立意应该是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和他人的关系问题，所以社会公德方面的立意应该是作文出题者的命题意图。也就是说，诸如“梯子”一类的社会公共设施，在自己使用好以后，要妥善处置，处置时要充分要考虑到他人的安全利益等等，只有这样“我为人人”着想了，这个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文明。毕竟，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不良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的，这个作文命题的社会基础应该就在这个方面。　　从文体结构这个角度来说，把这个作文题的文章体裁选定为议论文，应该是比较妥当的较好选择。众所周知，议论文的写作一向是许多高考考生的薄弱之处。所以考生们在临场写作时一定要突出文体特征，对于一篇议论文来说。论点要突出：开题就要亮出中心观点，中间论述要紧紧围绕中心观点，结尾时要回扣中心观点。论证方法的选择上可以多样化些，如举例论证，正反论证等等。论据则要新颖贴切，不要堆砌材料，而要熟例粗举，生例细举。如果能紧扣社会现实有感而发就更好了。议论文的文章结构主要依靠段落的划分来体现，而一篇应试作文的段落既不宜过多当然也不宜过少，一般来说，五至七段为佳。在议论文的写作三要素当中，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意识的打造属于自己的作文亮点，或论点深刻，或材料丰富，或语言有文采，或表达有创新，等等都是可以的，关键是我们的考生一定要有考场作文的“亮点”意识。　　从考场作文的语言表达的角度来说。这篇应试作文的语言应该平和而不能过激，应该以理服人而不是感情冲动，应该注意语言表达的逻辑性而不能思维混乱不知所云。因为对于一篇议论文来说，语言表达的条理性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考生思维的直接外化，也是写作部分的思维考点。此外，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说，尤其是要注意语言表达的规范性，慎用网络语，不讲江湖话，也不能过于成人化和幼稚化，所用语言要符合自己的身份特征和年龄特征。最后，在写完后要检查一遍，避免语言的“硬伤”，如字数不够，错别字，病句等等，但要注意卷面的整洁度，除了必须要改的“硬伤”错误，否则，不宜涂改过多，不然是会影响阅卷老师的印象得分的。　　纵观这次的安徽省2012年高考作文题，我个人觉得，审题立意是关键，文体结构要清晰，语言运用要规范，如果考生真正做到了这三点，他的语文作文得分就应该就会比较理想。（马鞍山市含山中学吴耀新语文教育硕士马鞍山市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优秀阅卷教师); 个人分类: 他山之石|2009 次阅读|0 个评论

高考何去何从，中国教育何去何从，我又何去何从: 热度 3 usa00k 2012-6-8 08:56; 清早在网上看到报道出的河南有关高考替考的信息，比较感慨。河南作为一个教育大省，历年高考问题层出不穷，几年前流行异地考试，今年又有大学生替考现象的大肆曝光。高考问题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前一段师母还反复叮嘱让我们以后都到外地工作，避开以后孩子河南高考的困难。高考决定人们的命运，此话一点不假。但在当今社会，高考的结果成为一个个层次、等级分明的分选。中国人为地将大学分为三六九等，何尝不是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本来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在地区歧视、金钱利益的参与下，这一切变质了。父辈们在利益驱动下孵生出的一代代中国的精英只会愈加变质，直至变态。在河南上了20年的学，以后是否还留在河南抚育下一代，以后何去何从，这不得不令我深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难道等孩子长大后，让他们也作出更名改姓投身异地，抑或投掷重金以聘枪手以挽回他们生于河南的囧态？; 个人分类: 随笔|2202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转载】高考－－纪录片《中国门》：“中国式奋斗”背后的焦虑: starboy 2012-6-7 11:04; 纪录片《中国门》：“中国式奋斗”背后的焦虑 2012-06-05 10:03:53 来源:东方网作者:黄小河　　高考：“中国式奋斗”背后的焦虑　　纪录片《中国门》导演王杨谈中国教育《中国门》剧照，甘肃省会宁县一所高中里，晚饭后的学生在操场上背书。　　在王杨看来，“高考面前人人平等”正是高考神话的魅力所在，然而，他总觉得应该有一个“更人性的教育”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公平，是否能靠高考弥合？“中国式奋斗”背后的普遍焦虑怎样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出口？王杨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只能“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中国门》剧照，熄灯后的宿舍里，一位高三男生正打着手电看书。　　据《东方早报》报道：深夜10点多，甘肃省会宁县的一所高中教学楼里依然灯火通明；就寝时间，看宿舍的老大爷劝学生赶紧上床躺着，“闭上眼，想想白天老师讲的”；熄灯不久，黑暗的宿舍里又亮起手电，男生继续熬夜苦读；一位女生信誓旦旦地对着镜头说，“虽然我们现在和大城市的学生没法比，但是我们可以和他们比未来！”…… 　　在会宁这个典型的中国西部的贫困县城，这些都是高考前再常见不过景象，学生、老师、家长的表情如临大敌般紧张和严肃，在他们眼里，高考成为使命运发生转机的唯一筹码。导演王杨将这个场景拍进了自己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里，并称之为“中国式奋斗”。为了更好地阐释这种奋斗，《中国门》还在北京、上海取景，试图以三段不同背景下有关教育的故事，组成一幅当代教育现象集中呈现的现实图景。　　在北京，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正面临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失业已让他举步维艰；上海繁华的夜景如梦如幻，一位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回忆起苦练钢琴的岁月，流下了辛酸的泪，父母的期待和曾经的付出让她备感压力……“一场高考、一次招聘会，都是改变命运的时刻。借用‘门’的概念，你能够看见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王杨在自己的拍摄手记中感慨，“人生就像通过一扇扇门，一扇门代表一个世界。当代中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必由之路。高考是一道门，毕业找工作又是一道门。对于普通人，这些人生拐点都异常重要，而对于社会，更多的是冰冷的数字和大大小小的挫折，我想用摄影机深入到这些时代和数字的深处，到板块的交界处去看个究竟。” 　　《中国门》并不是个励志片，其中年轻人的奋斗看得人感到压抑，甚至感到了主人公身上某种病态的期望。用王杨自己的话说，在转了一圈完成拍摄以后，他逐渐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畸形教育背后的病根儿，皆因人人都焦虑，人人内心都缺乏安全感，个人所面对的局面，正是当代群体的寓言，“人的奋斗和社会的现实形成一种悖论，一个怪圈。同样的，这是危机，也是转机的开始。” 　　6月6日，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CNEX（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影像文化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CNEX-AOC‘明日家园’主题纪录片影展”即将在安徽大学磬苑校区开幕，影展以《中国门》作为开幕影片，该片曾入选2011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入围2012第8届克罗地亚 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据影展策展人、CNEX基金会项目与媒体经理王磊介绍，将《中国门》安排在6月6日——高考前一天，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社会对教育的探讨与关注。　　早报记者结合纪录片创作和有关教育的话题在影展开幕前采访了《中国门》导演王杨。没看过 7年前轰动一时的纪录片《高三》的王杨，对高考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认为高考至少保证了孩子们在起跑线上得到有限的公平，但高考未必是人性的、理想的，“我并不是教育专家，我只能提出问题，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我最关心的。……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 　　 “我拍的不仅仅是教育” 　　东方早报：《中国门》是一部反映中国教育现状的纪录片，是不是你的切身经历让你有了创作冲动？你从中最想表述什么？　　王杨：我一直对教育都比较感兴趣，因为教育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也经历过高考，后来从大学走出来，最后进入社会。　　你说得对，这种切身经历让我有了冲动，再加上我偶然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一个报道会宁（高考学生）的专题，哎，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的突出。其实我所知道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是会宁这个地方会变得特别明显。再加上那年的CNEX基金会征集纪录片提案的主题叫做“危机与转机”，此前我申报 CNEX的提案项目是关于大学毕业生的问题。我意识到应该做一个更全面的观察。我认为我的纪录片更多的是以观察的方式（进行的），（有）一个旁观者—— “我”的节奏。我可能不单纯思考高考的问题或者教育的问题，而是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下，人的压力或者人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变化，人的生存状态是我最想知道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会选择会宁、北京、上海这三个拍摄地点？　　王杨：会宁那个报道成了一个出口，衍生出一个好奇，让我特别想去那儿看看。我去了之后，那里的确很让人很惊奇，令我觉得很震撼。陪读的家长、努力奋斗的孩子，紧张的氛围。但我并不想把视角仅仅是放在考大学这件事儿上。其实因为扩招，大学生现在并不稀奇，我的问题是，这些孩子这样为了高考努力奋斗，那他们的未来真的会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吗？　　所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就到了北京，我就拍到了所谓的“蚁族”。而且正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漂在北京的生活。最终我发现，我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精神层面的变化，他们郁闷的内心世界，我关心的并不是工作难不难找，生活稳不稳定，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个“难”，也许这个时代是很难找工作，但谁说过去那个时代就不难找工作？我们应该把这个“难”，仅仅看做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从大学的“门”出来，再进入职场的“门”，从职场的 “门”走出来，又回到生活的“门”，不管你经历哪个没经历哪个，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北京之后，我觉得应该去上海看看，也因为之前我没有去过上海，上海给了我新的感受，我想看看这个城市的普通家庭、或者中产家庭，他们在教育面前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第一天到了上海，制片带我去了外滩，我问他，这么多漂亮的楼里边住的都是谁？制片说，“我们上海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这里边住了谁。”然后天逐渐暗了下来，华灯初上，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一路从山沟里来到上海，这让我感觉很梦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可是等我拍了那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之后，我发现，大家内心深处还是一样的。即使是中产阶层的家庭，他拥有财富，他什么都不缺，但他还是会有更高的追求，他的面前仍旧有一道道门，应该说，每个人的面前都会有这样一道道门。所以，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更像是一个通道，引导我们观察社会某种核心化的感受，《中国门》就是这样跨越地界来探讨这样一个个人生阶段的纪录片。　　 “拍片缘于矛盾的公平性” 　　东方早报：除了你刚刚说的跨地域、阶段性的“门”，“中国门”应该有更多中国意味在里边吧？　　王杨：没错，借用“门”的概念，我试图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会宁的孩子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然后拿着手电筒去上学，我觉得他们不管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显得很勇敢。　　从这一点看，我想不仅仅是这一代的孩子，也会让我联想到整个中国社会，甚至会联想到中国近代史，某种类似的形象上的感动，你看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青年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进而改变了历史。辛亥革命也好，五四运动也好，而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奋斗其实就是国家的奋斗，推开门和天亮实际上是一个道理。青年人一步步往前走，从乡村走到大城市，但是即便到了大城市，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但你不能说这种奋斗是毫无意义的。　　门的一方面是它很沉重，我们推开它需要很大的毅力，当这么重的东西能被推开的时候，那种回报和喜悦，希望也就出现了，这种光亮的出现也让人感动。对于人的个体来说，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个关口，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跟家庭背景、资源、社会等级，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叫做等级，就是二元对立，它的背后也关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也关乎城乡对立的问题。抛开一切因素，其实在跨过“门”的那一刹那，这个形象就已经在我的内心有了相当大的触动。　　东方早报：能否结合下自己的经历谈下中国式奋斗？你观察到的核心化感受是什么？　　王杨：我本身是城市普通家庭出身，你说压力大吧也还可以，大家在考我也在考，那样的高三，仅仅是苦中作乐吗？也许还是要反思，不光是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反思。我并不是一个典型奋斗的例子，因为我的家庭教育还是比较宽松的，我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更多的感受可能来自我的同学和朋友，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往后退一步或者退半步来看其他人。　　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很不容易，却发现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并不着急找工作，每天该玩儿玩儿。我就奇怪，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着急呢？最后我发现，家里已经帮他找了很好的工作，这个事儿让我当时有了一种很深的反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应该没有不公平的概念。　　大部分人会觉得，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件事出现以后，我就深深感到这种不公平。拍完回到会宁，会宁的孩子反差更大！比如说，会宁的孩子会比大城市的孩子显得更苍老一些，也可能是那边风沙大，相同的年纪压力更大，那个地方的农村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农村，他们需要去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好，有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在教育面前，地域不同，反差就如此之大，这个鸿沟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你即使解决了他经济上的问题，他还是会往大城市里来。我记得有一个孩子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比，但是我们有信心和他们比我们的未来！”你会发现远处的大城市，对他们来说是既爱又恨的地方:为什么我会生在农村，而别人会生在城市！　　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很期待去这样的地方，因为那个遥远的地方是汇集了这个国家所有精华的地方，这种励志的东西其实是对心理造成一定的摧残的，因为当他经历了一圈的时候，当他不能接受在大城市扎不了根的这个现实的时候，压力会变得比刚开始更大。　　我觉得我做这部纪录片的冲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公平性。如果现在都是学校自主招生，或是完全放开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利益会往更多有资源的人的手里聚拢，对我来说，这就是焦点。而说到公平性，恰恰最为矛盾的一点是，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还是用分数来看输赢，所以万人争抢过独木桥，这是有道理的。但往往很多人不清楚高考只是其中一道门，这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对孩子过分期望　　的背后是不安全感” 　　东方早报：在会宁有段场景很令我震惊，一位老师对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好学生说，“你们是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但是你们的理综现在相当危险，你们要明白，得理综者得天下。”他的话令人毛骨悚然。同学们更是如临大敌的表情。　　也许大城市里的老师也会说同样的话，但是没有他那么严肃，用战争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对于这样一种氛围，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紧张的气氛，你的拍摄不会干扰到他们吗？　　王杨：没错，我和你的感受一样，那就是一个如同战场的氛围，很紧张。其实我还有很多镜头没有放进去，比如他们上厕所、打开水，这样跟学习无关的事情，都是一溜小跑，节奏非常快，比北京上海快多了，这个氛围是很压抑。至于我们的拍摄，我们先找了当地的教育部门，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有一定的合作。我们说明来意，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进去会打扰他们，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克制的方式，在视角上，基本上是一个观察式的，带有主观的，镜头就像我的眼睛，我带着大家去看，包括很多时候是有一定距离的，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很多镜头是用长焦镜头调的，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做到不要打扰到他们，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多打扰到他们，我们都觉得是一种罪过。没有任何干预，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只是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东方早报：你最后一段拍了上海的幼儿早教，一些三四岁的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就已经开始接受脑开发教育了，这段放在后面，显得很梦幻，像一个轮回，又似一个魔咒。　　王杨：（笑）早教这段放在最后，我也觉得很梦幻，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了教育的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发现了最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都很焦虑，无论他在什么位置，那些带着孩子来参加早教的父母其实并不缺钱，但是他们还是从（孩子）0到4岁时就已经来咨询了，其实这里边就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对孩子的过分期望，这个病态的背后就是谁也逃不掉的不安全感。　　 “好教育：在公平状态下　　更有人性的教育” 　　东方早报：王朔曾说过，“我最恨成功这个词儿，我干吗要让我女儿成功，成功不就是挣很多钱，然后让很多人知道！”你怎么定义成功？　　王杨：我认为这种想法只是基于他这样生活背景下的一种人的看法。如果对于会宁的孩子来说，就会觉得我挣了很多钱了，这就是成功，这个成功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缺什么想什么，无可厚非。　　会宁那个地方，孩子们的选项太少，高考考到一个好点儿的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其实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大城市的孩子其实有很多条路，高考只是其中一条。当然我认为现在教育的这种状况，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不应该太过于担心，也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变得更好，比如说我去台湾，台湾以前教育情况也是这样，但我现在去，发现社会导向已经有所改变，大家都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教育学家，这只是我内心深处对现实的一种反观。　　东方早报：最近几天，著名学者、教育学家李开复在微博上公开抵制一档求职类电视节目《非你莫属》，你看过这个节目吗？你也拍了大学生求职，怎么看这件事情？　　王杨：我也看到过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报道，当然我没怎么看过《非你莫属》这个节目，我还是认为这种节目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并不能代表真正现实的求职。在我理解上来说，大学生求职面临的不仅是工作，还有一个社会体系。　　东亚国家的社会规则都会非常严密，体系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模板，但是其实它会留出很多的豁口，这种模块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组装的，所以它虽然看上去死板，但事实上应该是非常灵活的。当然这里会存在有些负面的做法，可以定义为捍卫这种体系的安全感，而这些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人提出的这些所谓条条框框，只是寻求自身体系的安全感，不是为了事情本身，或者创造一个东西，所以就会变成体制本身把创新的氛围破坏掉了，自然也就会出现这样一系列求职的怪圈现象。　　东方早报：即使高考的分数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公平地站在一起选择，但是在毕业后，仍有可能面临不同的对待，教育的症结一直会延伸到老，那你觉得理想化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杨：我不清楚问题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如果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去展开更有人性的教育，这应该是好的教育。这个人性其实是过于理性化的，这个城乡的差距能不能不要这么大？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和一个有背景的人能否被等同对待？　　地域公平性虽然和人性教育似乎像是沾不上边，其实是一回事儿，应该让孩子在更自由、更宽松的环境下选择，最起码它有超过两项或两项以上的选择。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我还真的不知道哎（笑）。王杨　　1984年生于陕西咸阳，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筹建《青年电影手册》，现任执行主编。2007年成立“王杨电影工作室”，同年完成纪录片《地上-空间》，2008年完成纪录片《寂静之声》，2009年完成五集系列纪录片《毕业生》。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第8届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　相关纪录片链接　　《高三》　　民间纪录片导演周浩在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它记录了中国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7)班高考前一年的生活。这一年中，有人紧张刻苦、有人执著 “早恋”、有人翻墙上网吧，班主任王锦春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动员演讲”。终于，高考结束，每一个高三亲历者若有所感若有所失，王锦春却已经开始对下一届高三班进行“动员演讲”了。影片被评价“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为理想执著拼搏的浪漫，更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悲哀”。2005年12月，纪录片《高三》获第三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人道奖纪录片奖”，并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 3106 次阅读|0 个评论

杨振宁先生狠狠滴抽了教育部一记耳光: 热度 117 xqhuang 2012-5-31 09:44; 杨振宁先生狠狠滴抽了教育部一记耳光中国教育部真可怜，钱老晚年抽了教育部一记耳光：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旧痛犹深，新伤又至，这回下手的是九十高龄的杨振宁先生。李晓明老师的博文【杨振宁回应“钱问”：未来10年中国将做出诺奖级工作】，杨先生回应了吗？我怎么就没看不出？我看到的是，杨先生在教育部、在中国教育的伤疤上，大把大把地撒盐！他对“钱问”的所谓分析和思考，不过是肯定了“钱问”：中国的学校就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在杨先生看来，就像中国的工业产品一样，中国教育只能生产人才的初级产品（中学、本科），而高级核心人才（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必须通过引进，特别是从美国引进。毫无疑问，作为华人首诺，杨先生应该最有资格在中国谈诺奖，不过，是不是谈得最好就不一定了。关于“未来10年中国将出诺奖”，杨先生把筹码全部押在近几年出国的年轻博士身上，希望这些人能在5-10年内回国，并立即做出世界级、诺贝尔奖级的工作。必须指出杨先生的分析很不科学！诺奖不是钦定，它的产生是非常偶然的，圈点某些人将来会拿诺奖，是不科学的。再说，即使这些年轻人做出诺贝尔级别的工作，要拿到诺贝尔奖也许是猴年马月。所以，我完全赞同陈安博士的观点【杨振宁先生应该指出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大陆物理研究】，而不是总拿“未来10年中国将出诺奖”，娱乐自己、愚乐大众。为了娱乐大众、愚乐自己，我做个大胆预测，杨先生这一记耳光一定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教育部部长抽了大学校长一个耳光：从今以后，大学校长全部从海外引进！大学校长抽了教授们一个耳光：各位好日子就要结束了，以后大学教师全部从海外引进，没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全部下岗！教授们抽了学生一个耳光：你们在这里读什么大学？还不敢快出国！学生抽了家长一个耳光：你们真没有本事，让我上什么狗屁中国大学，中学时候你们为什么不送我出国？家长抽了自己的耳光：上帝，谁让我生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我真的很担心，如果杨先生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中国真的没有希望了！所以，我更希望有志气的土鳖能拿个诺贝尔科学奖回来，也狠狠滴抽杨先生一个耳光！最后引用曹俊博主的博文【谁来拿诺奖？】中的一句话：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 个人分类: 猴眼窥世|27529 次阅读|172 个评论

耶鲁大学校长否定中国教育：是真是假？: 热度 11 zhangzizhang 2012-5-19 18:25; 有朋友发来邮件，题为《耶鲁大学校长全盘否定中国教育》，但真假难以判断，请科学网贤者赐教，谢谢！子张拜作者: 卢东奥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激烈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争论。对于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即大规模扩招学生、大规模扩大校园），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他认为，“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自行“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间的暴力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学生却和社会青年一样信马由缰、自生自灭……“他们大搞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对于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他嘲笑说，“（中国大学里的）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的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由于当前经济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还说：“（中国的）一些民办教育，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个人分类: 教育：大学春秋|4810 次阅读|11 个评论

“论文博士”要不要？: 热度 3 lxj6309 2012-5-11 22:03; 这些天，大家讨论得热烈的题目之一是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问题。看了“ 中国首位论文博士徐大懋院士忆“读博”” ，算是对中国的论文博士制度的历史有了个了解，得到的基本概念是：前期合法，后期不合法，分界点是1998年。所以，清华目前的论文博士制度是应该有个明确的交待！不过，清华作为国之骄子，不会有什么闪失。所以，本文下面要说的是：这个“论文博士”的博士类别能不能要？首先，我们看一看，授予论文博士的目的是什么？条件是什么？据规定：“为具有多年工作实践经验并已做出突出成绩的大学本科或硕士毕业生，基本达到硕士或博士学位水平，又离不开岗位的在职人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获取学位的方式”，条件是“凡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通过本人的工作实践和刻苦自学钻研，在教学、科研或专门技术上作出成绩，提高了业务、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而第一位“论文博士”徐大懋先生在入学时已经（1983年）出任哈尔滨汽轮机厂任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评为高级工程师。其领导设计并出口巴基斯坦的21万千瓦汽轮机达到国际水平，获国家机械委技术进步一等奖。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由此可以看出：（1）“论文博士”不是学校培养的，导师基本上辅导写论文（不是做研究）；（2）根据入学条件，“论文博士”们是已经达到了博士水平，到学校是要拿那个证书，所以，是奔证书去的。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论文博士”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看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达到了博士水平。但是，“论文博士”确实可以为双方带来实惠：学校得到了学费和高级的社会关系资源，这些准博士们已经很牛了，将来飞黄腾达的几率很大；准博士们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头衔：名牌大学的高级学位！或者说：从市场的角度看是有需求的，但是，从全社会效用的角度看未必是值得的！其次，还用其次吗？; 个人分类: 教育|3283 次阅读|3 个评论

支持中国科学院办大学: 热度 13 tarimriver 2012-5-10 11:45; 中国科学院要办大学，我觉得挺好的。中国科学院办起来的大学肯定和教育部大学在教育理念管理方式人才培养方面不同，这种看法是基于科学院对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素质水平得出来的。一般大学培养研究生是以学习为主，从事科研为辅，甚至不少没有课题的导师就直接放羊，学生也就抓紧时间去多打工挣钱，毕业吗，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但在科学院只有开题的导师才能带研究生，否则就没有钱给学生发补助（大学里不发补助是普遍现象），学生通过实际参与科研课题，得到了真正的科研锻炼，为茁壮成长奠定了基础。我想，科学院如果要办大学的话，肯定还是以科学院系统的老师，或者新招聘具有实力的研究员教授为教员，他们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优秀的科研能力，必定会带出一批优秀的学生。建议科学院大学不但应该在北京、上海建，而且应该在各省都建一所，这样，教育部大学才有参照物，才有压力和动力，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地前进，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才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4441 次阅读|30 个评论

[转载]研究生自杀: xiaosanlang3 2012-5-9 19:46; 今年夏天中国自杀的研究生格外多，光我听说的就已经好几起了。我初步估计，如果有哪位做个自杀学生数随时间变化的统计表格的话，从今年开始，三年内应该是一个骤增的趋势，三年后才有可能下降。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预言？在这篇里我不简单的说几句。一、扩招。中国大学的扩招，大约从2000年左右开始，今年是2012年，基本上目前在读的研究生都是扩招后开始接受教育的。客观的讲，扩招的确给更多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革十年给中国教育和人才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扩招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大学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扩招后的这么多学生，通俗的讲：如果把中国的大学比作一辆客车，那么扩招后的这辆客车是严重超载的。这“超载”的后果就是每个学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不足，严重少于他应该享受到的标准。对于大学本科而言，这种每人享受到的教育不足表现在过去小班上课，现在全部大课，过去老师可以一对一回答问题，一对一批改作业，现在根本顾不过来，这种影响代表中国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这种下降是隐性的，短期内看不出来，要在三十年之后回头去反思。但对于在中国大学和科学院读书的硕士生，博士生而言，扩招的影响则没那么简单。本身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科技真正起步，教育恢复正常状态，都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距今也只是30年左右的历史，教授们的总体科研水平并不高。可扩招却使得每个教授平均负担的学生数成倍增长。过去一个教授手下只有两、三个研究生，甚至有研究生能得到双导师的待遇，每个学生都有足够的机会和教授接触，一对一讨论问题。不少科学网的博主就是扩招前的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的基础很好。但在扩招后，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教授手下十个，二十个，三十个研究生。我很好奇：中国的教授，有这么多题目给学生做吗？我曾经借听报告的机会问过几位美国和欧洲名牌大学的终身教授（其中也有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组里有多少研究生？他们给我的答案是他们这辈子手下教过的研究生全部加在一起，应该不超过二十个。通常情况下他们组里只有三到五个研究生，好的时候每年招一个，但也有时候不招，因为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好的题目给学生做。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一辈子只带过不到二十个学生，这在中国说出来恐怕都要被人笑话，因为中国扩招后，恐怕随便一个科研小组都不难找出十几个人来，于是我只能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 1、中国的教授找题目带学生的能力比诺贝尔奖得主还牛逼。2、中国的较大规模的科研小组其实都是在放羊。导师没有题目，学生自生自灭。我亲自观察了一下，觉得第一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至少我迄今为止还没在国内见到一位带学生能力比诺贝尔奖得主还牛逼的导师。有哪位见到过，麻烦引荐一下，让兄弟我长长见识。我所见到的是，放羊是普遍现象。请不要跟我说你组里没有放羊，据我观察，中国每所大学，每个科研院所，几乎都有放羊的组，你自己组里也许不放羊，但你隔壁可能就是羊圈，只不过平时你只注意到自己，看不到别人罢了。说起放羊，如果导师没有题目，那学生就只剩下自学，或者靠师兄带，靠博士后带。科学网上去年不也曾刮起过一股“师兄带师弟”的最炫民族风吗？你知道为什么科学网的教授们会一再推崇“师兄带师弟”的模式？因为这是学术界传统和标准的教学模式？不，这根本不是传统和标准的教育模式，而是低质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教授们之所以强调师兄带师弟，是因为他们自己根本带不动学生。传统的标准教学模式，应该是导师带学生，师兄弟之间只是辅助学习，做交流之用。所谓导师二字，正是这个意思。可是在中国扩招后，导师根本没有那么多题目，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带这么多学生，这时，有良心有底线的教授，就会选择不随大流，只在自己能力范畴内招少数的学生，控制研究组的规模。但另外一些教授则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使，反正在中国养一个研究生，一个月也才千儿八百的支出，比外面雇人划算多了。对后者而言，硕士博士学位的授予就变成了一种交易，学生给导师拼了小命干几年活，导师让学生拿学位毕业。这些年我在暗地里观察过不少科研小组的运行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规模越大，人数越多的研究小组，导师所做的科研工作就越少。超过二十人的科研小组，教授基本上就不怎么指导学生，也不从事一线具体的科研工作了。在中国，真正做科研工作的并不是院士，不是973首席科学家，不是学科带头人或者其他有各种光环的大牛教授，而是这些大牛教授手下的那些没什么名头和光环的副教授，副研究员，博士后以及普通的研究生。但是，中国几乎所有的经费以及学术荣誉则全部都控制在院士，学科带头人等大牛手里。甚至有极端的例子，老板完全不干活，全靠下面的人来养。（就是大学里分房子也是优先给根本不做科研的院士和大牛们分，因为这些人是真正掌控学术资源的，而那些真正做科研的年轻人却什么都分不到。）有位年轻人曾经向我发牢骚，说中国的科研圈，其实就是一大帮为了理想辛辛苦苦拼命干活的年轻人，养了头顶上一帮什么活都不干的蛀虫，咱们努力工作，一旦有了成果，什么荣誉和利益都被他们霸占了，剩下给年轻人的除了一句“为了科研牺牲一些是应该的”的屁话之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话有些激动，但也反映出中国的大体状况。尽管有跑题嫌疑，但我仍认为这情况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跟扩招有必然的联系，正是因为我们给放羊的小组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大环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才使得导师不指导学生，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成为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一件原本错误的事情，一旦成为普遍，大家就都不再觉得这是件错误的事情了。当导师不指导学生成为普遍现象，大家也就觉得这似乎算不得错误。当师兄指导师弟这原本荒唐的模式在中国成为普遍，大伙也就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了。当导师没有题目，也不指导学生，只依靠师兄带师弟的模式便能运营一个科研小组，产出论文，申请基金时，导师也便可以坐享其成，于是乎一个人只要成了导师，当上教授，便可以不干活就拥有一切，这不就构建出了一个培养蛀虫的制度吗？我们说做任何事都有代价，这样的制度的代价是什么？是研究生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学术积累，走不上正道，入不了门，做科研的理想便葬送在这里。但是，Who cares？这里是中国，我们在扩招，我们有的是学生。所以我个人认为，尽管表面上中国的高等教育门槛低，学位授予制度没那么严格，但实际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淘汰率是非常高的。虽然在这个国家读研究生，几乎每个人都能拿到学位，但在毕业后，除了那个学位以外，你可能什么都没学会。读博士那几年你有文章，毕业以后就被学术界淘汰。二、SCI。其实单纯扩招，也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导师没有题目，没有指导，那就自学，或者跟着师兄混。可问题没那么简单，中国的研究生还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那就是毕业必须发表SCI论文。于是这个情况就像是馅饼，研究生就是一块肉，被两片巨大的面饼紧紧夹在中间，一边是根本没有题目，没有指导的导师，另一边则是毕业必须发表的SCI论文。对于一个本科刚毕业的学生，还没有入门过，没有做科研的实战经验，就要面临在无题目无导师指导的情况下发表SCI论文，你觉得这事儿难度大不大？如果你是他，你的压力大不大？诚然，每个学生的基础不同能力不同，在中国千百万的学生里，肯定有不少优秀的，学习能力强的人是可以对这样的局面应对自如的。但天才是相对的，优秀的学生只是少数，大部分人的求学轨迹是这样的：起初想做科学家——只想做好手头的科研工作——只想完成毕业需要的文章——毕业后再也不做科研，不谈理想。这个肉夹馍的模式给中国的研究生带来巨大的压力，再加上研究生群体收入过低，基本的福利得不到保障，过度加班，甚至应有的节假日也被科研组生生剥夺，使得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长期处于高压力，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在这种抑郁的状态下，如果当事人没能及时的调整心态，缓解精神状况，没能去K歌，去上网，去搞对象，去打游戏，他周围的人也没能及时给他必要的理解与支持，而只是一味的PUSH他，一味的要求他，一味的希望他，那么他的抑郁程度就会加重，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转变成为一种病。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但程度加重时则会成为一种精神疾病，就像文中开头例子提到的这位清华研究生，学校领导说他“精神出问题”，这里的精神问题可能未必真是精神分裂，但很可能就是高压力高强度工作状态导致的重度抑郁症。重度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就是自杀，这种症状和抑郁症的关系就像打喷嚏和感冒的关系一样，是不由人自主控制的。很多时候你可能不理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想不开要自杀呢？这时候你就想一想，你感冒的时候为什么会想不开要打喷嚏呢？其实这根本就没有想开想不开的问题，如果你是患者，想不想，你都会寻死，你自己管不住自己的。所以如果说有什么是我建议各位的，那就是多给研究生一些支持与理解，少一分期待与要求，家长对孩子少一分望子成龙，恋人对另一半少一分事业心的要求，他如果抱怨，你就多倾听，不要说他怨天尤人，不要怪他不够成熟，因为他的状况其实未必比富士康跳楼的那些工人好太多。而对于那些没题目没指导，只知道一味PUSH学生干活的导师，我没什么好说的。三、中国所有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心理辅导工作都没能跟上。尽管不少单位设置了心理咨询的医师，但效果不太好。在这里我建议各位看我文章的领导多关注学生的心里辅导工作，在自己学校多开心理学讲座，做多科普，让学生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个最起码的认识，也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同时，我倡导不急不躁的科研生活，不提倡为了科研如何拼命，我不喜欢，也非常不提倡研究生一周在组里待七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你今天说要为科研奉献青春，结果明天真的挂了，到时候你自己的在天之灵都会为你感到不值。当然也有不少学生这么拼命是被逼的，你可能刚一进科研小组，你的老板就会对你洗脑，说做科研就要一天二十四小时努力工作，要专心致志，不要上网，不要搞对象，你最好每天除了吃睡就是看文献做实验写论文，周末也一定要呆在组里，不要出去约会，谁出去约会谁就是不热爱科研的坏榜样，等等。遇到这种导师，你能换趁早换，因为这样要求学生的导师，一般不是真正会做科研，有水平的导师。有水平的，会做科研的导师，都明白劳逸结合的重要性，更明白人的身体是有极限的，每天超过极限时间的工作都是无用功。或者换不了也不要怕他，他只是让你干活而已，你只要自己不慌，hold住，能发论文就可以。如果他逼你逼的太厉害，你就直接竖中指，MLGBD，让他滚蛋！（啊，不好意思爆粗口了）别怕闹僵，实在要闹僵你就上网写博客骂他，就说是我教你这么干的。四、综合上述几点，目前中国研究生的状况不容乐观，导师总体能力不足以应对扩招的局面，以及毕业对SCI论文的要求使得中国研究生压力山大，部分研究生在不同程度上患有抑郁症。重度抑郁症症状之一是自杀，所以近几年研究生自杀率呈升高趋势，同时我也注意到，很多单位已经出台了“反放羊管理条例”，要求导师在一年内最多只能招收两名研究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放羊小组起到抑制的作用，但是从政策出台到收效还是会有一个过程，我认为这个时间是三到五年左右。也就是说在三到五年内，中国的研究生自杀现象还会呈增加趋势，之后才会开始减小，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各位读者中如果有亲戚在读研究生，建议你们在这几年里多关照一下他，免得他哪天也。。。。此外，抑郁症的另一个症状是出走。我这几年私下里都见过好几个因压力太大而出走的学生，情况好一点的是出走十天半个月就回来的，稍重一点的是出走一个多月才回来的，最严重的有一个学生出走了一年多，谁都联系不上，一年以后回来，婚也结了，房子也买了，堪称外出散心的典范。话虽调侃，其间有多少辛酸，不为外人所知也; 个人分类: 评论|2 次阅读|0 个评论

教书育人意何为: 热度 3 yangyongtian 2012-5-9 15:39; 老师不是老板，学生不是学徒。当今中国教育，似乎步入歧途。追求学时学分，不顾发展前途；追求报酬待遇，不讲公益付出。教育办成产业，利益最大知足；忘了育人本意，为了国家民族。; 个人分类: 感怀|2147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贺卫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freedom110110 2012-5-4 09:27; 作者：贺卫方（北京大学教授）来源:賀衛方的博嘮閣关键词: 按：2005年5月，因为不满于当时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我宣布停止招收硕士研究生，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同年9月，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主持人闾丘露薇对我做了专访，话题涉及考试、教育、知识分子角色等。从去年起，北大法学院硕士考试已经恢复到此前较为合理的模式，我也重新招收硕士生。现将这篇访谈稿修订若干文字，在这里再发表一下，也表达对闾丘露薇女士和栏目组朋友的感谢。2012年4月23日暂停招生引发反响闾丘露薇（下称记者）：你看啊，今天真的很巧，刚刚开学，其实很想问你，因为刚刚开学，对你来说这一次的开学可能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你会是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这样一个人了。听你说的，你今天开学回到学校，第一天，你的感受是怎么样？贺卫方（下称贺）：我们开学搞了一个开学典礼，新生们一块儿，大家聚在一起，然后院长讲话，教师代表讲话，学生代表讲话。法学院要求我们的教师都要参加这开学典礼，我们也都坐在前面两排，主持人介绍了一下每位老师，介绍到我的时候，好像来自学生的声音稍微多一点点，没有什么异常，其实我的同事们都比较了解我，知道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愿意就一些个事务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的人，实际上不只是这一次了，上一次，“一塌糊涂”的事，我也曾经写过公开信，不少人知道。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这样的文章不少同事不大写，他们觉得应该写那种非常长的文章，而不应该写那种报章文字。记者：就指那种，就是专栏类的。贺：专栏类的，杂文啊，时评啊，就是我一直比较爱写这些东西，写这类东西就经常会对一些社会现象发表见解，甚至是所谓针砭时弊。所以同事们都觉得我做什么事都不意外了。记者：但这是同事，我觉得同事之间的理解应该是可以预料之内的，因为毕竟有些人不理解的话也无所谓，大家是同事嘛。但是你要面对领导，你要面对这个学校它毕竟是一个机构，你毕竟要去面对一些比同事之间相互交流要更复杂一点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会有点…… 贺：也许北大这个学校稍微特殊一点，这个学校太大，那么领导跟我的距离就显得特别遥远，比方说许智宏校长，从他做校长以来，我就没有跟他有过任何低于五米之内的接触。记者：没有近距离接触。贺：只是远远地看见过他，所以这些领导对于一个教师做的事情很少有个人化的了解。他们也许知道我这人是谁，但是他们也不大容易能够找得着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学校的传统，因为历史的影响，北大的整体校风还是比较开明吧。当然，这只是与中国其他的大学相比较而言的。所以包括院里边的那些人，院里边的领导，所谓的领导吧，他们都还是理解，只是有时候院长会觉得我这个人是太像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那种感觉，有点说是，哎呀，你最近……你看，你这样做给我添了很多的麻烦，他心里边或许有一些抱怨，但是不会真的采取什么行政措施啊，或者让我难堪啊。没有，我的课该上还上。其实本来大学里便的人际关系就相当松散，上完课，就各自回家了，平常各人忙各人的，所以一切还好。记者：其实你看，多年前你曾经要离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有人给你写过信，那些学生给你写过那个挽留信，我看了一下，真的是很感人的，虽然很简单，但是我却很佩服他们，只有北大的学生，真的是不一样，写这样的用词，这么简练，但是感情都在里面。那么这次，因为你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了，有没有一些学生，其实他可能在本科的时候，或者外面的学生，一早就跟你说，我要读你的研究生，然后现在这个门就给堵上了，他们有没有来跟你说？贺：有，南京大学有一个，有一个男生，法学院大四，今年毕业，我去年到南大的时候，他给过我一篇文章，研究法国民法的历史，非常专业的文章，他自己写得很好，我也觉得真的是特别可造之才，这次我宣布停招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觉得真的很伤心，觉得他本来的一个很大的希望，一个梦想，就是到北大，但是因为我不招，他不想考了，就不考了。确实，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心里边也很歉疚，为这样的一个同学。记者：这好像有一个两难的局面，我知道您写这封信，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希望大家正视目前面对的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抱着很大的热诚，很大的理想，尤其那些学生，他希望好好地来学法律，好好地来做这一行，但是您的这个决定，可能就让他们以后可能在未来几年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贺：我想就是上一次我们招生的最后结果，让我有一点绝望感。报考这个专业的，本身想学我带的这个西方法律史专业方向的同学，只有一个最后过关了，其他的都铩羽而归。最后有一些报考别的专业的同学转过来，但是他们本身对这个专业一点儿都没有积累，没有研究，可能也没有多大兴趣，过来以后，我们问他们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他们当然就是一问三不知。我的一种感觉是，好像越是热爱我们这种专业的人，可能越考不上。所以自己心里边似乎有一点——也许只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可能这个同学即使是报也考不上。现在的考试制度问题太严重，我自己觉得太不应该这样地设计考试方式，所以宁愿暂时停止一段时间。这也是一种制造压力吧，然后就与有关的部门、学校以及同行们来彻底反省一下我们的研究生考试制度到底应该怎样设计，才更有助于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追求那种能够发现真正热爱学术、热爱法学专业和法律史的人才的制度。你知道，法律史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但是要喜欢的人，那简直有点儿像教徒一样地那么虔诚甚至有些狂热地喜欢。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教师最大的期盼和最美好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或者说得到的并不是英才而是庸才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制度就有问题，所以就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制度本身的变革。记者：你这是一个方法。我相信有很多的老师，你的很多的同事或其他学校这些同行们，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触，但是大家就没有采取这个方法，可能有的人是会像你以前一样，去大声疾呼，或者通过各个渠道，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在要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您觉得是不得不要用这个方法，大家才会去重视这个问题呢，还是你觉得这是当时对你来说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了？贺：那样的方法我在那之前做了很多努力，去跟有关的部门说，很诚恳地去说，希望他们能够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有所了解。就是不久之前，我们开过座谈会，我和同事们也据理以争。记得我第一个发言，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也得到了同事们的支持。这样的座谈会本来就是来听取我们这些教师的意见的，对于这样众口一词的意见，有关的部门即便不完全接受，也应该有所采纳。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最后的结果一点儿都没有改变，一点儿都没有变化，我说是连收效甚微都谈不上。我在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北大所发生的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个别的，也就是说在许多学校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甚至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所以我想有必要，不仅仅要引起北京大学的有关人士的反思，而且要让整个社会都去反思这样的问题，其他的各个大学都应该正视我们面临的这样一种很特殊的困难，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公开信一发出来以后会受到如此强烈而广泛的关注——我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所以也会受到《名人面对面》的关注，自己也变成“名人”了，一下子全国的媒体，包括许多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当地的报纸都登了，有些人还把剪报给我寄来。这说明，高等教育问题绝对不是一个仅仅是大学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社会都会关注的问题。偏远山区的农民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孩子养育大，送到大学去，他们当然会关注他们的孩子将来到了城市，到了大学，会受到怎样的教育。所以我想这个体制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更是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没有犹豫地把它发到网上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传媒中，网络我想最好的，它不需要经过苛刻的审查；发到网上去，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就会让更多的人去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到这个本来就应该受到密切和广泛关注的领域。记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目标你是达到了，就是说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就像你说的，你的决定一宣布之后，这封信出来，真的是媒体的报道，或者是社会各界的这些，大家的这个支持也好，或者说产生其他讨论也好，但是到最后你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希望影响那些做决定的决策者。但有没有想过，可能只是大家讨论一阵子，然后过了一阵子，大家又把这个事情忘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经常是事情过得很快，大家一下子热点一过又忘了，然后这个事情，你所不满的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一点改变，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是怎么样？贺：的确，传媒的发达往往反而降低了人们对一些问题持续关注的可能性。有许多事情是真的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过眼烟云，了无痕迹。但是我自己总考虑我提出的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能够很快地过去的事情。发出公开信本身也许是一个新闻性的事件，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我们每年都会招生，每年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年我们熬过去，明年问题又出来了，只要不解决，它总是要周期性地或持续性地再现。再说就学者们来说，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自己这个专业的下一代，然后想方设法地把他们雕琢成才，这是他们的一个日常功课，每天的使命，既是一个最高的追求，也是我们的饭碗所系。所以我自己总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持续地受到关注，它的效果会比起其他的事件所引发的关注要更持久一些。但是现在刚刚开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的，比方说我的同事们会怎样地反应，但是我了解到了，昨天我碰到许多同事，他们都觉得，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地把它再推动一步，而不是说嚷嚷几句事情就过去了，不应该是这样的。记者：那就是说像你的同事们他们表达这个意愿，大家觉得应该推动几步，这倒是蛮正面的一个信息，但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最后是你第一个站出来讲这个事情呢？贺：可能……这个只是人的个性方面的差异吧。实际上，之前也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去想方设法地去推动这个制度的改变，他们做的事情很多。有些人不见得很喜欢在媒体上发表看法。我这个人在过去这些年里和媒体交往比较多，所以所发表的某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媒体的一些关注。这个得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许多人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并不是麻木不仁的一些人，另外就是说好像出来说话的人，也需要有某种可能，让这个话语能够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记者：那你觉得你目前的，你自己的个性，再加上目前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就是媒体对你的这个认可程度，是不是已经是让你可以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然后…… 贺：其实，哎呀，我真的有一点点感到惭愧，其实过去这十多年间，当然我可以说是在中国法学界跟媒体交往最多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吧。除了在媒体上发表一些观点之外，我也有机会到各个地方去作一些演讲，例如大学、法院、律师协会甚至军队等等。所以像《南方人物周刊》，他们做过一期专号，列举了中国50个公共知识分子，把我算作是法学界的，他们评了四个法律界的人士，我是其中之一吧。可能自己经常愿意去就公共事务发表一点儿自己的看法。但是坦率地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涉及到的是教育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环节超越了我自己的驾驭能力，所以我还会去不断地去反思自己的立场，到底研究生的教育怎么去设置，法律史的和其他专业的考试应当不应当有一些差异，然后法律专业跟其他专业的教育，又应当不应当有一些差异，我相信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很深入的研究。我自己在呼吁研究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时候，其实特别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的自治。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它的决策到底更注重吸纳是教师们的观念，还是关注学校之外的某些权力的指向或意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自己在提出研究生招生这个问题的时候，顺便提出来，但是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它们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大学自治乃是更重大的问题，它关乎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法学知识人的特殊使命记者：那您在做这个决定，其实要做出这个决定，并且把它宣布出来的时候，我想您应该是有预期到，除了它有一些正面的，大家的呼应之外，也应该会来，面对一些压力，那这些压力有可能是来自上层的，但也有可能是来自一些民众，社会上的觉得您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是炒作，会不会是，是有一些……做秀？贺：我……其实过去自己发表一些东西，在报章电视上接受一些采访，一直以来在同行们中间会引起很不一样的评价，这些都是我完全了解的。有些人就会觉得，我们做学者的还是应该守在书斋里边，青灯黄卷，好好做自己扎扎实实的学问，不应该做一个特别愿意在媒体上亮相的人。其实我这个观点我也是比较认同的，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已经有六七年了，我事实上很少接受电视的采访，除了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做过两次，再其他的就是不大上电视了，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很耗费精力的，而且确实是学者的使命最重要的还是学问本身。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一个法律学者需要更全面地去完成这个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你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向法治国家转型，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治什么，依法行政，依法治校，但是这个法治到底怎么治理法，其实是需要法学学者们去很多地去思考，去研究，也去传播。此外，我认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其实离不开民众的法治意识的觉醒，而这种法治意识其实并不是凭空就觉醒的；那些专业化的研究所表达的有许多东西其实是民众看不懂的，到底这些东西跟他们生活有什么关联，像《物权法》出来以后，《物权法》跟我们一个买房子的业主之间的这个权利到底怎样关联，这需要法学界的人去帮助把这个桥梁给搭起来。记者：深入浅出地…… 贺：是的，深入浅出地来告诉他们，这样看起来艰涩难懂的东西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大学里面的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向社会展现出来以求得社会舆论的声援。这个事件出来以后，也有人说做秀啊什么的，其实这真是过甚其词了。自己内心里面确实感到很痛苦的一点是，我们招不来好的学生，我们做教师的人其实一方面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失职的，另外一方面感觉到自己简直是怎么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这实实在在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啊。我认为作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存绝对不仅仅是吃饱饭，有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收入就可以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一定包括他所周边的学术制度，包括整个社会的制度，是一种在他看来比较合理的状况。他发现弊病，是一定要去说的，如果发现弊端而不能说，不能批判，那就直接危及他的生存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不是猪，我们不是狗，吃饱了就没事了，我们是人，我们人需要表达自己，我们需要把这样一种不合理的东西，我们明明看到这种东西不合理，我们忍气吞声，这种人生活着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所以我想这不是做秀，这不是炒作，而是要力图唤起人们对于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切实关系的这样一种教育制度的关注和改善。记者：其实你也不是第一个了，就像之前这个陈丹青，他也这样，就这个问题，但是外界对他的做法，因为觉得他招收的是艺术类的，所以他辞职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他的这个做法好像接受程度要比较高一点，我也特地上了BBS去看一些，你也知道，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说，你既然不满意，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更加就是绝对一些的做法，然后这个可能它产生的这个回响可能会更大，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贺：其实陈丹青先生那样的一种处理法，我也很钦佩的，其实他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就觉得一个学者也真的是，他那么大老远从美国跑回来，接受清华的聘请来做一个导师，但是一年又一年，他最喜欢、最钟情的那些有绘画天才的人进不来，就是因为一些个跟绘画毫无关系的一些衡量标准，比方说政治，比方说外语，这东西跟绘画有什么关系？一些大的艺术家，你问梵高他懂得什么政治，会几门外语，张大千懂什么外语？所以他很痛苦，这个时候他做出那样的抉择，我非常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注意到网络上提到的那样一种批评，有人质问说，贺卫方，你为什么不辞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不应该那么决绝地去选择辞职这条道路。首先一个很直观的原因，一个画家跟一个研究法律的人可能不一样，这个画家可以出去以后画画，一幅画，好，陈丹青名气很大，一幅画几十万，或几百万，那我，我卖什么，当然这个是一个最低层次的考虑，这是关系到生存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不满意北大的所有的制度，我不满意的是硕士生考试这种模式。记者：因为博士生还—— 贺：博士生的考试制度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制度现在的运行还是相当合理的。另外，在我整个教书的过程中间，我自己感觉到北大没有对我进行多少干预，例如对我教学内容进行干预。相对来说这个学校还是比较自由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学校的那样的一种传统，由蔡元培、胡适校长以及好多在这所大学任教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创立这样的一种传统，这也是我觉得我很难一下就割舍这样的一种情感，割舍跟这个机构之间的关联。接下来，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啊，做烈士不算太难，但是做一个能够忍辱负重的人可能是比较难的。有一个英国的人曾经说过一句话，挺耐人寻味的，他说当某些特殊的时刻能够慷慨赴死，当然是一种英雄的行为。但是当情况变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一个人能够选择坚韧地活下去，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个话说得有道理，其实我们人生谁不会遇到一些个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甚至个别的时候非常悲愤、非常压抑、非常苦恼的时候，这种时候有过一些阅历的人都会有的。我自己观察中国百年来，甚至上千年社会的变化，其实最不容易的可能是一些个在体制内坚守的人们，他们把自己的理念慢慢地去改变这种体制，改变它的运行轨迹，但是又不那么很声张地进行这种改造。最近这些年，你可能也会发现史学界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例如，我们看唐德刚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甚至包括对袁世凯的评价，也越来越趋向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学者，不是官员，不过在官员的群体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他们是在选择一种非常不容易的道路，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假如他们选择退后一步，也许会发现对于个人而言很大的空间的，他们也许就获得某种个人的自由。但是一个人选择不自由的道路去想方设法地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制度，而且还要忍受许多误解，有人说这个人是属于那种没有原则的妥协派或投降派。多少年来，李鸿章都顶着卖国贼的帽子，其实哪能把罪责全部归到他头上。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其实在中国，可能我后边说这样类型的人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可能是更重要的，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解。当然我绝对没有那样一种做英雄的情结，学者也不是官员，不过，处在体制内部的人都有一种责任去改善制度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北大是一所如此重要的大学，里面的学者们应当想方设法地去参与到制度的建设中间。在公开信里，我清楚地表达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大学的主人其实就是大学的教师，大学并不是如同企业一样的单位，那里有老板，其他人是雇员，或者像衙门，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我们的领导，教育部是我们的领导，不，大学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大学是一个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大学的教授们本身就是大学的主人。你说是辞职，一个机关里的雇员可以辞职，但是主人如何可以辞职？另外，还有些人说是你如何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如何可以不为纳税人做事？我说我就是纳税人，我一点儿都没有少纳税，可能比批评我的人给国家纳税纳的还多。正是这样的主人翁意识，使得我们有了一种很大的责任感，要改变这个教育体制，而不是说一言不合就走人。我觉得中国政治、文化中间有一种东西其实是比较缺乏的，那就是妥协精神。往往你看两边打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都是因为认为自己是真理在手，而且只有自己是真理在握，其他的人就是我们所不共戴天的，因为他们只是谬误，那是魔鬼。实际上这是很有害的一种政治观和思维方式。你看英国人玩政治，多么会玩，他知道大家都是要妥协，都是要让步，当然大家都需要斗争，斗争和妥协构成了一个民主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常态，而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所以我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倡导一点妥协精神吧。记者：但是有一点在中国可能经常会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当大家呐喊，经过一些努力，然后，大家觉得有问题的这个制度，进行了修订，或者推出了一个新制度，但是它照样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些进行呼喊的人发现，这不是原来我要的，今天会这样，原来我建议的，我想象当中让它落实到我的生活工作，工作当中来的时候，它应该是给大家带来好处的，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新的东西，它反而又是给一些人有了另外一个方法去去钻了它的空子，那我就想就像大学招生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网上有的人说，如果自主权太大的话，就像之前也发生了某些丑闻。毕竟学者也是人，也可能腐败…… 贺：这我也理解，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从宽泛的角度来讲，涉及到的是一个社会演变中间很大的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一些导致不少社会走向沉沦，走向一种灾难性后果的举措，实际上都是由一种最美好的愿望导致的，所以有句话说通向地狱的道路上铺满了鲜花。对每个提出改革主张，呼吁改革，提出某些理论的人来说，这永远是一个值得他们警惕的问题，那就是你要注意你的理论如果一旦实行的话，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你要像下围棋的一样，你不能只看第二步，你要看到第五步，第六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需要对人性要有个很好的洞察，也就是说你要看到人性本身内在的弱点，而不要想象着一种好的制度就能够带来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所以基于对人性本身的洞察基础之上的那样一种制度的防范，可能是很重要的。我自己观察美国的宪法，那些制宪者们在200多年前就能够防范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问题，既要防范总统权力过大呀，又要警惕多少人的暴政，还要避免司法专横，让司法权真正中立……所有这些都需要在设计制度时仔细考量、安排。回过头来，具体到招生制度的问题，我想某些不好的情况肯定会发生。大学教授是由人构成的群体，不是由神构成的群体，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就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事例。这其中有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例如某些教师可以控制命题权，但是又不受必要的制衡。但是，有一个因素长期被忽视，那就是如何去培育大学教师群体的某种尊荣感。这些年我研究司法制度，研究法官问题，你知道司法腐败也是一个受到很多诟病的问题。发生这样的问题，有监督机制匮乏或完全不起作用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们怎样才能让法官们树立起一种人格尊严，让他们更看重自己，看重司法职业的神圣性，也是需要考虑的。记者：您写过一篇文章，从服饰开始。贺：对，服饰改革是唤起这种职业尊严的一部分。同时还要结合司法官员选任标准的提高，通过司法程序朝向更严谨更理性的变革，逐渐树立法官本身以及全社会对司法职业的神圣感。事实上，我们观察英国的法官群体，美国的法官群体，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上百年的时间，那里很少出现腐败的法官，比方说收受贿赂的法官，比方说，英国可能一百多年了，没有出现一个法官收受贿赂；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从建国200多年也只有区区几个法官受到过弹劾，这个比例简直是达到一种非常低的程度。原因在哪儿？当然我们也知道外部的监督例如新闻自由的重要。比方说，报纸要发现了你哪个法官跟当事人在一块吃饭，那肯定是不得了的全国性新闻，你就等着被弹劾吧，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外部监督很重要。但我自己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法官的选任制度，比方说一定要让你千辛万苦才能获得这样的一种法官职位，这是很不容易的，然后获得法官职位以后，你会终身任职，你会在所谓行为良好期间，你不会遭到弹劾，你的职务永远会得到保障，你享受很高的一种薪水和待遇，然后这个职业的境界才会提高。大学转型与大学传统的维系记者：让我们先撇开这么严肃的问题，讲一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你刚才说你的同事对于这样的做法比较认同，或者说他们比较接受。那你的学生呢，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学生，对你，比方说我觉得一个学生对自己的导师，他跟别的同学在讲的时候，总归是有一些评论的。有没有想过，或者说听到一些学生怎么评价你？贺：当然有啊，有的学生发来电子邮件，甚至有写信来的，我自己带的学生们呢，他们都比较支持老师这么做吧，当然他们也会说，老师，是不是我们也有点不大合格啊，让你失望，所以你不招了，当然这是笑话了。至于其他的一些学生的反响，我刚才说，我自己看到的反响更多是从网络上面看到的，比如说BBS上面所显示出来的，因为许多BBS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大概我看还是有一种大多数的观点还是比较赞成，至少说是应当引起重视。学生的认可和理解或许多少跟学生们本身都有点叛逆精神有关，他们比较喜欢的老师，还是喜欢那种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判断甚至包括立场——保持一种独立的立场的学者。如果一个老师没有批判精神的话，比方教科书就变成真理的，他就读教科书，这样的老师是最不受学生欢迎的。记者：不管这个老师的立场对还是不对，前提是要有你自己的立场。贺：是的，不管你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对或者不对，也不是那么容易去界定，有些东西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观察一个理论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是关键你要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屈从于某种外部的权力或者金钱压力的一种角色，那就不是学者了，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了。记者：这样我行我素，是不是有些激烈？平常读你的文章，觉得你一定是那种很冲撞的类型，不过看你本人…… 贺：是不是一交往就有点意外——这人不错啊，不像个坏人啊，不像是他的文章表现的那样壮怀激烈的啊！记者：没有那种文如其人的这种感觉。贺：当然，文章只是有时候偏于激烈一些，大多数还是对事不对人，也注重说理的。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一个时期，国家真的是在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改变，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一个工商业主导的社会，从一个总处在理想化构思中的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从过去那样的社会主义转向现在的市场经济化的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所牵涉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课题，对大家来说都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课题或者考验，学者有义务去认真地思考其中的困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例如从经济学、从社会学、从法学、从哲学等角度来分析和解决。社会科学的任务便是及时地发现社会的弊端，并直率地加以揭示，还要提出复责任的解决方案。我想这个东西只要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基础之上。我们姑且不说刚才你提到的最终会不会导致一个坏的结果，但是如果不让大家说话的话，导致的一定是最坏的结果。大家都说话，有可能我们会获得一种制度的渐进的一种改良吧，慢慢地、缓慢地改变，因为每个人的智慧都参与进来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就会更容易被揭示。记者：你刚才也说，我们这个社会因为正在经历一个变革，所以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现象，比方说很多人说现在的大学跟大概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大学校园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其实不单单是在学生的学习氛围，或者说学习的上进心有所差异，可能老师作学问的心态也已经是不太一样了。我自己都会感觉到，现在的很多学者给我的感觉是，他已经不是以前我们纯粹印象当中那些学者，他变得复杂化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比较功利。那你觉得，校园是否应该像以前一样保持成为最后一片净土，学者就是应该保持安静和中立的状态来作学问，但是这蛮难的，人们的行为总会搀杂了一些利益的考虑。贺：这是肯定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大学，看来在这几十年间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说过去的大学就是一个传统型的、研究型的、以研究和传承古典知识、培育博雅之士为目标的机构，是一个与社会相对隔离的机构，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今天的大学正在朝向一个跟社会形成更多互动的状态发展。大学要影响社会，同时也寻求社会的帮助，寻求社会的支持。我相信是世界各个地方的大学，北美的，欧洲的，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因为比较关心教育方面的问题，读不少西方的一些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写的研究大学制度演变的书，我自己觉得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了，也就是大学不能够再仅仅是一个象牙塔，里边的少数精英在那孤芳自赏、自娱自乐地作学问，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大能够持续下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学是否有一些传统是不可丢弃的，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最近有一本书出版了，是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写的一本自传，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口史、土地史方面的专家，最近这些年也在研究中国古典思想史。他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叫《读史阅世六十年》，最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大陆版，我看了以后感触很多。现在的中国大学，如果要比较，也许不应跟50年代60年代比，我们应该跟30年代，40年代中国的大学比。在那个时代，整个东亚最好的大学也许就在我们这里。比方说东吴大学，这所教会大学，本部在苏州，法学院在上海，那是当时整个的东亚最好的法学院，美国人说那时全世界除了在美国以外，唯一真正的法学院就是东吴法学院。我们看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时候，中国所有的派出的参与的人员中，90％以上的都是东吴一个学校培养的学生，他们能够在那样的一个国际法庭上如鱼得水，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这本回忆录里，何炳棣先生回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我们今天看清华大学当时是怎么考试的，他们出的考题，比方说雷海宗先生出什么样的考题，陈寅恪先生出什么样的考题，然后本科生读的是什么书，读的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且要读英文，一个学历史系的人必须直接读英文，而他们英文胜任愉快。这种细读原典的做法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接着到美国去留学，到了美国去以后，人家觉得，哎哟，中国的教育可真是不得了，去了以后直接就接博士。他详细叙述了博士在美国是怎么去训练的，我看了以后，我直觉得惭愧，你知道我真的是很惭愧，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我们今天的大学整个哪有30年代那样的一种学风，哪有如此高水准的教育模式？校园现在别的因素，我不说了，到周末的时候，高级轿车停满了学校的这种情况不说，最大的失落就是大学精神的失落。大学精神失落了，我们怎么去培养人，我们怎么样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使得教师自身也得到逐渐的培养和成长？另外，大学精神的失落也导致所有有关学术和教育的制度环节弊端横生。例如如何选任教授，如何评价教授，教授在管理中的角色怎样？凡此种种，都是问题多多。当然，过去的20多年间，随着大学正常的招生和教育制度的恢复，慢慢地有些正面的价值在成长，但是我始终觉得其中问题还是太多。我们当然需要跟社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联，但这种关联真的不应该变成一种很世俗的功利的考虑。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复旦大学在上海本地学生占的比例已经到了三分之一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谋求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北京大学也存在着北京生源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一样存在，只不过可能不一定有那个比例那么高。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大学精神失落的一个缩影，我们正在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追求，丧失大学的价值观。这是我非常感慨的一件事。记者：但是您觉得大学的老师，比方像你作为里面的一个体，在这个大环境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不满意的情况下，老师们，像你自己，你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贺：我想，大学里的学者本身是内部成员非常个性化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学者们携手联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学者还是有作为的空间，例如，你可以自己好好地写一些文章，这文章本身实际上在显现出一个学者思想的独立性；组织一些好的学术研讨会，我自己也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包括做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够让我们的学生也经常能够感受到那种学术思想的独特光芒。另外，我还做刊物的编辑，我们的那个学院的那个《中外法学》那份杂志，我是主编，我也尽可能把这个杂志办得具有真正的学术品味，具有学术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把大学当作自己的家园，你想，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就不一样了，你对家里边的，如果哪个地方不好的话，你就会急于自己亲手去改变一下，想方设法去影响决策者。大学里边，我自己的理想状态就是，教授们本身就是决策者，当然中国现在没有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制度，比方说教授会啊，现在大致上来说，还是党政起的作用太大，但是如果这个制度如果现在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去施加某种影响。不要让决策者感觉到大学就是一个官僚机构，就是一个衙门，就是一个衙门加企业。更广泛的层面，我相信呢，也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反思我们整体层面上的大学管理制度，比方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私立大学能不能出现的问题，等等。我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合格的，特别优秀的私立大学跟国立大学竞争的话，大学制度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演变的。独立与妥协记者：我会觉得可能在大学里面，有很多你的同行，他们都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呢，你敢于表述，或者说你说的话有人听，这跟你已经是取得了一定的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跟之前已经有的积累关系很大。所以我想也会有人说，啊，这个贺老师他敢于说话，是因为他已经不怕了，不担心，所以他就敢说。你会不会那么想，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这个话语权是怎样去取得。有很多的老师，可能他有很多想法，学术也不错，但是没有人去关注的，甚至他连声音也发不出来。贺：这样的问法本身有一个假定，那就是我有了话语权。其实就中国目前这种状况，迄今为止的情况，我觉得人们可能过分地认为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就可以放言无忌，其实这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我自己其实并不算是什么，比方说有些很知名的学者，讲起话来投鼠忌器、遮遮掩掩的情况也是有的。我真的不是谦虚，自己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仍然要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我的很重要的考虑。不过，某些边界是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中的，不同的力量在不断地角力和博弈。所以，人们积极地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可以看到某些差异，比方说在一个外地大学和在一个北京地区的大学，可能学者说话的分寸就有所不同。在北京地区就可以更往前推一下子。其实在有些偏远的地方，说起来应该是“山高皇帝远”，但偏偏那里的学者们受到的管束是更严厉的，而北京地区反而是更自由一些，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差异。记得胡适先生当年曾经分析过，说是一种文化越到了它的边缘地带，那里的人们对文化的某些繁文缛节的东西越计较，越严格，而文化中心其实早就不是那样了，或者相对更宽松些。对知识分子本身的管理也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越是在中心地带的，可能有时候越宽松，相对来说北大更自由些，当然这跟我前面说的学校传统有关，里边的有一些做学校管理的人，他们也会受到大学本身传统的影响，会想办法对于某些严厉举措加以缓和。当然，你不能太激烈，或者太极端，否则就超出他们的保护能力了。过去有一个很俗套的说法，有一分热，发一份光，你自己能够获得一点点的说话的机会，就应该想方设法地把这个机会，把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充分地利用起来。与此同时，我觉得如何以怎样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见也是门艺术。你如何能够让对方听得进去，你如何能够让对方不觉得你是一个恶狠狠的家伙，有恶意的人，这点很重要。尽管我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我会坚持学术独立的立场，比方说一直以来在修辞学上面，有一点爱惜“羽毛”，不会出于策略的考虑，引用大人先生们的话去强化自己言说的正当性，然后悄悄地加一点自己的私货进去，我觉得这样做所付出的牺牲太大。不少人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安全，也许也有操作上的考虑。从策略上来讲，你看看，我都引了你的话了，我引了你的话，然后我再借枝开花，说自己的一个道理，而且说这是符合你的观点的，或者说符合一贯的意识形态的。用这种论证策略在中国有时候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我觉得虽然这样做可以收一时的成效，但是它的效果有时候会牺牲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同时也会弱化相关论证的说服力，而且还会损害知识人的尊严。想想看，你虽然是一个教授，但是你一写文章就开始引用我的话，那么我就变成了比你更高明的人，你只不过就是在我的宏论下边加几个注释而已。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这种尊严和独立性就丧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理论本身的纯粹性也丧失掉了。所以我就写文章从来都不会去做这样的引用。前一段时间一些学界朋友提出要合作研究学术规范，让我起草一个引用方面的规范，我提出了学术引用方面的十条纪律，也可以说是引用上的十个训诫，其中第一条就说：引用本身应该体现学术和知识的尊严。有一段时间我们学者写文章，引用的不是伟大的学者的话，而往往都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的话，被引用的频度最高，你可以做一个统计，也许可以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很有趣个案，可以再做些比较，看其他国家学术文章引用频度最高的是那些人。这样的研究可以揭示学术独立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维护学术独立与自由并不意味着用过分政治化的话语去表达抗争，那样做本身就不是学术了。重要的是，用学术本身来阐述一些问题，哪怕它们过去比较敏感，我相信，任何事物，如果我们能够把道理讲清楚了，它就不是那么敏感了，不是那么恐怖了。比方说这些年我分析过言论自由的价值，其实，新闻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其实对于社会稳定也很有价值，对我们知识创新，对于真理的发现，也很有好处，对于经济发展其实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写过文章论证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绩效跟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他做了一个比较，结果发现，很清楚，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得好的，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经济。我认为，这洋的研究也许不是为了说服谁，而是说事情本源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去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去揭示不同制度安排背后的原因及其后果。学者，或者学术的研究，就不能一味地图嘴上的痛快，说一些很激烈的话，把有些话说得吓死人，那你说的太激烈的话，就会把一些正常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司法独立啊，言论自由啊，说成是一些很可怕、很极端的东西。你在这一边极端地提出，对方于是顺理成章地极端地反对，极端地打压，最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妥协了。所以说—— 记者：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妥协—— 贺：正是，说到底，我们要寻求一种很大的历史性的妥协，这个妥协不是说现在执掌权柄的人和现在没有权力的人之间的一种妥协，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历史传统中间的一些个因素，和我们今天引进的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法律体制之间的妥协，是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既有分别又有妥协的一种状态，是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平衡和共处。记者：但是还有一个情况，我们会发现，也可以说对学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当有一个重大的事情，或者政策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能倾听这个学者的意见，或者知识分子是怎么看。但是也会产生一些现象就是说，你发现这些人讲的越来越多，你就在想，他是讲的自己的话吗，是自己的观点吗，还是在为了支持某一个政策的实施来出来讲话。那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对这个学者的中立性发生怀疑，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其实有的时候蛮难的，因为你必须要出来讲，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处理？贺：在没有网络的时代里边，我比较喜欢听BBC，BBC这个电台，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半政府，半官方的电台，但是它那个职业操守特别好。实际它的运行是独立的。除了独立之外，它还有一个好的传统，每一个事件发生以后，它就会在第一时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物色最权威的专家来做一个评论，要言不烦，也许就是三五句话，但是一下子叫你抓到问题的实质了，帮助听众释疑解惑，这个是很好的传统。过去我们的电视，你看《焦点访谈》刚刚创办的那段时间，其实《焦点访谈》那个时候，最后收尾的时候，都是一个官员在说话，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官员最后定调，让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但是近年来媒体发展真的很快，一个变化就是学者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上发言，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人们需要学者来说话。记者：对啊，像我们采访新闻，一个事件发生，如果没学者讲，我们就觉得不够中立。贺：对啊，一个是不够中立，一个是知识上的权威性不足。但是学者确实也有可能会出现某些问题。有些时候，比方说要分析一个企业问题的时候，后来才发现这个学者原来是这个企业的独立董事，这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学术伦理上的问题。我自己任何地方都无法形成一种真空般超然的一个学者群体，也就是说学者毫无利益或价值偏向，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学者自己可能对某些问题他是有他的偏见的，也有可能是有偏见，比方说你可以发现关于市场经济抑或计划经济的讨论，到现在还有些学者顽固地认为计划经济很有价值。关于儒学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者把儒学逐渐变成了儒教，变成了信仰对象。这似乎已经超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行为规范。记者：但是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坚持自己的论点或观点，自己相信的东西，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一个学者。但是我们会看到现在很多的情况是，他可能讲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相信的，但是是出于一些某种的需要，某种利益的考虑，那怎么样去看待这种现象，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因为他可能要考虑的综合因素太多了，他必须要这么讲。贺：我想，首先大学制度和研究所这样的制度本身应该想方设法地形成一种学者必须注重自己的学术伦理、科学伦理的体制环境。科学家有科学家的伦理，比方说不能够公然以一种偏见代替科学的研究，对任何事物信息得出结论的时候，都要严格地依据证据本身来去说话，而不能够完全地无视证据。学者不能够非常多地介入到非常商业化的活动之中，即使是一个经济学家，你过多地介入到商业活动中，你还要研究经济本身，你对国家的政策有时候经常会有影响，这个时候你的中立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自己还是认为，学者担任好多企业的独立董事，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收入，出席一些会议，以及某个公司给你十万块钱，请你来参加会议，我认为这个恐怕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为你是一个学者，具有中立的形象，你参加这样的会议，跟那个企业是没有经济的关联的，但实际上你拿了十万块钱，或者二十万块钱，我认为这个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相关的机构尤其是大学自身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认真地去对待这样的问题，对学者违反职业伦理的情况，必须要进行严肃的处理。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媒体其实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种担任好多独立董事讲一些有利益偏向的话，这类事例都是靠媒体去发现的。如果新闻自由了，大家发现任何事情都会在媒体上加以揭露，我相信这些学者也会变得更加收敛，至少要收敛一些嘛，所以最怕的情况就是信息不对称，我们看到这个学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我们以为他是没有别的背景的，但实际上我们不了解的后边的东西。谁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后边的东西？自由的传媒就能够有很大的作用空间。记者：但是作为大学里面的一个教师，这样做或许也会遭遇大环境上的问题。当身边的很多人都去这样做，如果你不去加入这个游戏的话，有可能你会受到孤立甚至排斥。有没有想过，你就断了很多人的这个活路？贺：我还有点坚持邪不压正，因为大学毕竟是大学。其实在这个国家，大学只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不算长久，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中间，对于知识分子，还是有着一些传统的期待的：他应该是清高的，应该是有自尊的，应该是有某种超然的眼界。我觉得这个传统还是有的。所以在今天的大学里边，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约束性的因素，某些不良行为其实还是要受到惩罚的，尽管这样的惩罚不是那么刚性，但是学生以及同行的口碑，有时候心里不说，但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独特的评价，还是具有很大的力量的。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人们对于那些具有道德勇气和知识尊严的教师还是更尊重，更欢迎的。当然，如果能够在刚性的制度上，大学能够更加有所作为那就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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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撑起中国教育的天?: 热度 1 whitesun 2012-4-27 19:32; 虽然公开场合很少提及中国教育、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但我想每个人并不否认中国教育不存在阴暗问题。今日看到一则新闻后促使我联想到很多事。例如，某位学弟和我讨论房价和工资收入后总结到“中国人的志向被房价拖垮了”；近日北京车展新闻又道，“4000万的车被30岁以下的爷抢空了”；再问问周围同学，能买的起房的年轻人，都是2-3套，买不起的而是一套都没有。我认为出现这些事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教育出问题了。很多所谓高素质人才采用各种低代价拿不到台面上的手段掠夺优先权，打破了资源分配常态，各种所谓精英阶层也在变相的保护着中这种生存法则。这源于目前的教育过于强调竞争和名利，间接地对坚守道德底线和怀有崇高情怀的做法给以严厉的惩罚。然而目前撑起中国教育这片天的主体却来自上述所谓的“高素质”人才，他们的行为不断地示范给被教育者，可谓是力量无穷大。由此，低水平教育引发大量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积累必将如多米诺骨牌倒塌那样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鉴于观点，撑起中国教育这片天的人必须更换，必须换掉那些“抄袭式”、“侵占式”起家的教授、博导直至各“长”，让诚信的、道德底线相对较高的被目前机制即将淘汰的“老黄牛”成为撑起这片天的主体。; 个人分类: 胡思乱想|3555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杨振宁：中国教育缺乏“渗透”型学法: 热度 1 duanrf 2012-4-25 08:21; 杨振宁：中国教育缺乏“渗透”型学法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传统教育哲学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适用于每个时代。事实上，很多知识不是按部就班，而是在不断地实践和失败中，不知不觉学会的。我更愿意称这种方法为“渗透”型学法，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不喜欢的，却是非常必要的。 ■本报记者陈彬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出自《论语》中的经典论述，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对于学习态度的经典论述。但在 4 月 17 日，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名家论坛上，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对此却提出了反思。见解不对不要紧当天，杨振宁以《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为题，向到场师生讲述了他几十年的求学与研究生涯。在演讲中，杨振宁提到， 1946 年初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成为该校物理系的博士生。而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让他对中西方的教育产生了反思。 “芝加哥大学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其中我接触比较多的便是爱德华·特勒教授。”杨振宁说，特勒后因发现氢弹的制造原理被称为”氢弹之父”。而在他看来，特勒在研究物理学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甚至恐怕 90 ％是错的。不过每次和别人交谈时，他从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杨振宁表示，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表述，要求学习者在发表言论之前，必须明确区分知道的事情和不知道的事情，要想得清清楚楚，这才是真正学习。这种传统教育哲学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适用于每个时代。“事实上，很多知识不是这么学的。比如幼儿学习说话，这一过程就不是按部就班，而是在不断地实践和失败中，不知不觉学会的。我更愿意称这种方法为‘渗透’型学法，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不喜欢的，却是非常必要的。” 杨振宁强调，即使是在当今，中西传统教育观念对教学的影响依然明显。“西方教育从不教学生‘知之为知之’，而是允许学生在‘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中学会知识。和我共事的西方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没有把问题想得很清楚的习惯，但这没有阻止他们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要有骨头，还要有血肉在赴芝加哥大学求学之前，杨振宁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比较芝加哥大学与西南联大的不同时，杨振宁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所采用的学习方法主要是推演法：即由理论原理推演到物理现象。而在芝加哥大学则正好相反：从新的现象开始，通过对现象的描述归纳理论。 “如果和既有理论相符合，固然很好；如果不符合，就代表着固有理论存在错误，需要修改。这更是一件‘好事’。”杨振宁说，渐渐地，他了解到了这种方法的好处：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现，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回想起在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杨振宁坦言自己学到的不仅有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他接触到最可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 1971 年，杨振宁在考察了多所国内大学后，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国内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物理学的学习不但需要对知识的掌握，更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对于几十年前我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目前在国内大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要改变现状，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杨振宁说。《中国科学报》 (2012-04-25 B3 思考 ); 1693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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