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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数热的深层原因: 热度 1 孙学军 2012-7-26 18:58; 奥数的话题显然已经成为最近的热点话题，关于是否应该学习奥数，从政府到个人，从专家到普通教师，几乎都已经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学习奥数要不得，特别是全体学习奥数绝对不可以。但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奥数就象是中国教育领域缺乏天敌入侵的外来物种，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界的毒草。那么中国教育领域出现的这种怪现象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怎么才能铲除这种外来优势物种？作为一个孩子家长，我想谈谈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感想。一、家长无奈当然许多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无可厚非，追求自己的孩子将来进入名学校，参加奥数成为许多家长前期投资或长期投资的一种必要手段。我先举我自己和熟悉的例子。我的小孩今年 8 岁，小学 2 年级，学校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我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孩子的将来有个基本考虑，不过分追求成为学习尖子，不过分追求将来进入名校，只求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只求孩子将来能自食其力，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要说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属于比较合适的，但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有许多看法和想法总会受到周围环境和态度的左右，有时候真的身不由己。我的小孩现在对数学是比较有兴趣的，而且学习能力也不错。她曾用 3 个月把耽误了 1 年的学习补回来，从一个最差达到第 8 名，也算很不错的进步。当然学习不错不等于就一定喜欢奥数，我比较担心的是参加奥数把她的学习兴趣给消耗掉，我知道学习兴趣是最宝贵的，失去兴趣的学习可能会毒害孩子一辈子。原来本来没有打算让她学奥数，但最后无法对抗整个形式，最后还是报了个奥数班。我为什么让她学奥数，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她具备学习奥数的基本条件，另一个是为了升学，因为如果不学奥数，实在找不出如何进入一个好中学的理由。为什么这么说，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在一个私立小学学习，但由于没有学奥数，在升初中的时候硬是没有进入一个象样的学校，因为几乎所有比较好的学校都是奥数题目，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学，就是直接放弃机会。另外周围不少比她基础差许多的小孩都参加奥数班，我也不缺这点钱，也不少时间，怎么能拿孩子的前程开玩笑。因此尽管有种种不情愿，有种种道理，最后还是让孩子报了名，而且是到一个比较有名的培训机构学习。二、老师鼓动其实许多学校的老师本身就是这些培训机构的代课老师，虽然从名义上严格禁止学校老师到外面代课，但大家都不会去点破，没有哪个孩子家长愿意主动去得罪老师，而这些老师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暗示孩子家长去参加补习班，参加奥数班。现在的小学中，至少普遍存在这样的突出问题， 2 年级的孩子学习 3 年级的课程，由于提前学习知识，考试成绩自然比较好，因此许多所谓的重点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好，主要是靠这种方法。有的学校小孩的成绩不考 100 分就是很差的，简直不可思议。提前学习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学校有组织进行，也就是学校在安排教学上就给提前学习高年级的课程，主要是一些重点学校，另一个是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提前学习，主要是那些相对一般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利用课外补习班提前学习，以达到在学校学习获得好成绩的目的。过去我一直认为参加补习班是为更好掌握学校学习的内容，现在才明白这些补习班的真实目的。我觉得，奥数的学习，只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一种比较极端的形式而已。三、深层原因过去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教育领域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有的人认为是我们的家长攀比思想造成，中国家长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其实就我接触的许多家长大部分都是无奈，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支持。有的人认为是一些黑心的教师为了能得到一些灰色收入，私下鼓励，尽管存在这样的因素，如果没有大环境的支持，少数几个有私心的老师也不可能就把这样的“大事”做成，所谓存在就是合理，出现这种现象必然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造成目前这种奥数热的根本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目前的中国百姓，对将来的生活没有完全放心，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大部分人，无论你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无论你是否有能力，都可以得到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不需要任何担心，都有国家和政府来负担，我想许多家长将不会去追求一个虚幻的名声，主动让自己的孩子遭受这些莫名其妙的教育迫害。虽然我们的国家目前尚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的民生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总会逐渐解决。另一个原因应该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存在重大缺陷，尽管现在的大学升学率非常高，但是许多所谓的大学教育，培养的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这不得不让许多家长把筹码下在能进入少数真正不至于失业，或将来毕业后能找的谋生的好职业的好学校好专业上，这些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一直影响到小学和中学，催生出奥数这个中国教育领域的怪胎。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才应该是问题的根源，需要好好反思一下。; 64 次阅读|1 个评论

假如你做教育部长: 热度 1 GongChen 2012-7-24 12:18;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不是教育专家，也没有研究过深奥的教育理论，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中国的教育有问题，有大问题，有大大的问题！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从学生到老师再到校长，从家长到局长再到部长，有谁不认为中国教育有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问题的原因出在何处？我认为中国教育的症结出在高考录取方式上。高考不可少，但高考制度必须改革！高考的目的是选拔人才，富民强国，推动社会进步。但今日之高考鼓励的是应试教育，选拔的是会考试的学生（其中有很多确实优秀），培养出来的绝大部分是二流人才（按国际标准衡量，极少数在优良土壤里还是会拔尖的），扼杀的是一代又一代的童年青春和创造力！中国何时会出诺贝尔科学奖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代人从 6 岁到 18 岁的黄金学习时段如何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有闲暇异想天开而不人云亦云。当十三亿中国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之时，诺贝尔科学奖不给中国人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是什么扼杀了中国的诺贝尔科学奖？是当今的教育和科研体制！高考体制不改革（不是取消），科研体制不改革，诺贝尔奖还将后推。即便有一两个得到了，也不证明我们是科技强国。来美十八年从未间断过对中美教育的思考，尤其是如何学习美国的优秀科技教育理念以及科学管理模式。前文说到诚信危机是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有网友要我拿出解决办法。我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和建议已在之前系列博文里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是，假如我是教育部长，我会首先改革高考，把学生从题海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自由地读书和思考并创造！假如你是教育部长，你最想做什么？欢迎网友作深入思考后开出你的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方子。; 个人分类: 随感|4666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郑永年 : 中国教育哲学的未来: whyhoo 2012-7-24 09:31; 我们已经简单讨论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聚焦于儒家和王权。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想给传统教育哲学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我们这里主要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讨论和西方比较而言，中国教育哲学的一些特点。中西方不同的教育哲学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维持王权体系运作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非常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断，也和这种教育哲学有关。上面强调过，儒家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统治哲学。但如果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看，儒家教育哲学就显得过于保守了，导致了王权政体的简单重复。　　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哲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哲学的变化和政治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社会政治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权，二是革命。这两个结构特征都为教育哲学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首先是分权，即权力的分散状态。清末以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王权的衰落，但新政权则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历史上每次王权衰落一样，权力的分散状态导致了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这次知识界的活跃有其自己的新特点。传统上，当王权衰落的时候，思想上尽管活跃，但还是在传统的边界之内。清末之后，则表现为传统上王权主导的儒家不再是主导性教育哲学，向西方学习成为风潮。其次是革命。革命是为了建设新政权。那些致力于革命的政治力量，需要新的知识体系的支持，它们也尽力诉求于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哲学。　　这些变化也导致了知识界的变化。主要有二方面。第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群体的意识开始产生。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知识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突然不见了，传统上高度制度化的“学”与“士”之间的关联中断了，而新的关系则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脱离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之一就是独立意识的出现。第二是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开始产生。“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体系相互竞争。政治力量对这些知识体系当然有所选择，但这并没有妨碍知识界对这些知识体系的执著追求。　　即使在蒋介石时代，这种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还是存在的。蒋介石建立的政权不可说不专制，但这个边界是存在的。如果知识群体干预政治，蒋介石政权会干预教育和知识界，甚至镇压。但如果知识界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权对知识界并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新的发展给中国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学，造就了新的教育体系。多年的积累，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西南联大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界最优秀的人才，也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人才。集权消灭了教育界累积成果　　可惜的是，这种近代以来的教育哲学，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生根。随着新政权的确立，政治回归集权，教育界的一切又变回去了。前面我们有意识地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儒家的教育哲学，主要是因为要说明这种教育哲学仍然占据当今中国的主流。尽管教育哲学的名称和概念换了，例如换成了马克思主义或者别的概念，但性质和内容没有什么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实际上是一种分析哲学，分析资本和社会问题的哲学。但到了中国，或者被“中国化”之后，就演变成为一种道德哲学，就是用于判断事物和行为对错的工具。这和传统儒家没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社会的接受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没有什么独立性，只是政治行政系统的一个延伸。政治和知识界没有任何边界，权力还是倾向于控制知识。除了传统上所具有的政治行政手段外，现在又有了更现代也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即通过经济利益的控制等。知识界没有自己的边界，也没有自己的认同，仍然是一个依附型阶层，要不依附政治权力，要不依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知识界并没有强烈的意识，为了知识而创造知识，而是为权力和利益提供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有知识创造非常困难。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教育哲学？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目前的格局难以为继。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专业人才。不过，现在的局面是不仅培养不出人才，连人也培养不出来。中国的教育界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了？这不是一个明了的问题。教育界担负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反社会的；教育界要培养爱国主义者，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不爱国；教育界要培养专业人才，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一点专业精神都没有。实际上，很多所谓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连一个合格的公民的素质都没有。中国的传统强调先做人，后做事。但是现在培养的人又怎样呢？专业主义没有养成，就连作为公民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教育首先没有把他们培养成人。　　如果大学生竞争不过农民工，还要这种高等教育干什么！中国的家长非常辛苦，花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小孩的教育身上，但有什么样的回报呢？最近几年出现了高中生罢考的现象，这非常容易理解。不过，在这个过程背后积累了社会对教育界（因此也是政府）多少的怨恨呢？传统上，教育界是最受人信任的一个领域，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教育界有多少的信任呢？　　再者，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紧张。两者之间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敌视。最终这种紧张关系会演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现在在很多领域开始了政府向社会的分权运动，这个局面最终也必然扩展到知识界，知识界也必然会获得更多的自治空间。　　因为教育界是政治行政体制的延伸，所以，如果要在政治和教育之间确立边界，政治行政改革必须是前提。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的改革会无济于事。实际上，从很多方面来看，政治权力方面也感觉到，在政治和知识之间建立边界的重要性。这种边界的确立，实际上对政治权力非常有利。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的竞争，知识体系的竞争。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知识领域，如何在主权国家间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在内部，知识发展的逻辑也在要求这一边界的确立。教育界如果继续处于一个依附地位，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利益，知识发展本身就很难成为教育界的主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　　但说到底，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改革呢？这些年来，已经进行了那么多的改革，但并没有很大的成效。大多改革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要进行有效的改革，必须同时进行两件事情。首先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其次是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改革的目标不能过多，过多就不是改革了。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专业主义应当是教育哲学的核心。现存教育制度和专业主义背道而驰。我们并不认为，如果目前的局面继下去，中国能够建立专业主义；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也不能另起炉灶。也就是说，专业主义的确立不得不面对现存体制，是要通过改革现存体制来确立专业主义。如何在现存体制下确立专业主义呢？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口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寻找。　　首先，现存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工资结构而转型，形成一个有利于专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工资结构。现在在教育学术研究领域，国家的投入越来越大，知识创新能力则越来越弱。这是为什么？主要是经济资源在这里扮演了控制的作用，而非知识创新。现在一个教育者或者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凭借基本工资还不能过体面的生活，更多的收入就要靠申请政府或者外面的各种资金。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能够提供给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中国的这种收入分配制度，貌似鼓励研究和知识创新，但实际的效果刚好相反。在其他任何国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主要甚至是全部收入是基本工资，尽管也鼓励他们去申请政府或者其他资金，但他们凭借基本工资可以维持他们的体面生活。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思考，去研究。中国的工资制度与其说是鼓励独立研究，倒不如说是政治行政控制，就是说，资源分配成为有关部门控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有效手段。如果像其他国家那样，把工资结构改变一下，总体工资水平不会有多少变化，但其对知识界的影响则是巨大的。这种改变，受到影响的是教育界的少数当权者的巨大利益，但收获最大的是知识界和知识本身。　　同时，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评审制度必须重新设计。和工资制度一样，现行的各种评估体系，完全是教育部门为了管理来设计的，而不是用来鼓励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很多评估体系从国外输入。在国外，它们是专业主义的表现，是同行的行规，或者是为了鼓励知识创新和进步而设定的制度。但这些东西到了中国，则演变成为官僚主义的产物。因此，教育和评审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官僚手中转移到专业人才手中。教育和学术评审，应当是自治的组织自我约束的有效机制，而不应当是官僚控制专业主义的机制。知识界得确立专业精神　　再者，政治和知识之间边界的确立不仅仅是行政当局的事情，更是知识界本身的事情。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有两种倾向性阻碍着这种边界的确立，需要我们做深刻反省。第一，在很多场合，知识界本身不想取得独立地位，而过度依赖权力和利益。很多人把教育和研究看成追求自己利益的职位，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是激情（passion）了。因为他们从权力和利益那里可以获取那么多的好处，他们根本就不想割断这个关联。第二，另一个群体则相反，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对权力持批评态度。不过，这个群体也不见得具有专业精神，对专业感兴趣。他们不和权力合作并不表明他们的独立性。无论是依附权力还是反对权力，知识界的目标都不是自己的专业主义，而是利益。这种局面不改变，最好的政治环境也无济于事。　　但是，这里也应当强调的是，教育界的自治和独立地位，并不是说教育界可以“无政府”。无论哪个国家，教育界是最具有规制的一个领域，个人、系所、学院等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必须加以规制。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仍然控制着教育界，但荒唐的是，教育界内部几乎出现无政府状态。除了批评政治，中国的教授和学者是全世界拥有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教授、系所和学院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除了没有专业主义精神，他们什么品德都有了。如果这种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如果教育界规制制度不能得以确立，无论怎样的自治和自由，都无助于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要确立政治和知识的边界，知识界本身必须首先确立自身的认同和自己的边界。除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知识界并没有什么阻碍来进行知识创新。应当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学者中间，学者的主体意识也在产生和发展。这是一个好的趋势。知识界必须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知识界追求权力不可避免，但要意识到，通过依附或者反对现存权力来追求权力，是最无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不仅加重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或者紧张，而且也有害于知识本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追求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本身可以成为权力的巨大的资源。专业主义的本质就是知识为了知识，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知识，教育是要解放人的个性，培养独立精神，释放人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创造。一个人从事知识事业的人，不应当过问其所创造的知识是否和社会、政治和经济相关。如果是解释世界，其知识肯定是和现实相关。知识如果对实际的政策造成了影响，创造了社会价值，那是知识的副产品，而不是目标。如果没有这种对知识的独立品德的认同，就很难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也很难成为教育家。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经济改革方面学到一些经验。中国可以容许在现存的教育体制外，长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即民办学校。中国第一波民办学校并不成功。无论从动机和体制设计上，民办学校和现存的学校并无任何质的差别，大多是现存体制的简单复制。大多民办学校只是看重教育这块市场，主要的目标是利益。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民办学校不会有多大的成功概率。教育机构是非盈利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容许那些具有真正经济实力的企业家来办学。民办学校应当努力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而不是简单地分割市场。体制上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了少数几个例子，来说明教育哲学的变化可能对知识界带来的影响。很显然，正如在其他领域，教育哲学的改革也要呼吁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不仅仅是针对政治行政当局而言的，而且更是对知识界本身而言。新教育哲学的确立，必然会导致一个新教育局面的出现。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的发言的第三部分。很多所谓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连一个合格的公民的素质都没有。中国的传统强调先做人，后做事。但是现在培养的人又怎样呢？专业主义没有养成，就连作为公民的基本素质都没有。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yl/yl120724_001.shtml; 个人分类: 教育|123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郑永年:中国教育哲学的未来: mpmhpu 2012-7-24 09:15; 我们已经简单讨论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聚焦于儒家和王权。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想给传统教育哲学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我们这里主要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讨论和西方比较而言，中国教育哲学的一些特点。中西方不同的教育哲学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维持王权体系运作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非常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断，也和这种教育哲学有关。上面强调过，儒家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统治哲学。但如果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看，儒家教育哲学就显得过于保守了，导致了王权政体的简单重复。　　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哲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哲学的变化和政治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社会政治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权，二是革命。这两个结构特征都为教育哲学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首先是分权，即权力的分散状态。清末以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王权的衰落，但新政权则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历史上每次王权衰落一样，权力的分散状态导致了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这次知识界的活跃有其自己的新特点。传统上，当王权衰落的时候，思想上尽管活跃，但还是在传统的边界之内。清末之后，则表现为传统上王权主导的儒家不再是主导性教育哲学，向西方学习成为风潮。其次是革命。革命是为了建设新政权。那些致力于革命的政治力量，需要新的知识体系的支持，它们也尽力诉求于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哲学。　　这些变化也导致了知识界的变化。主要有二方面。第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群体的意识开始产生。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知识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突然不见了，传统上高度制度化的“学”与“士”之间的关联中断了，而新的关系则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脱离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之一就是独立意识的出现。第二是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开始产生。“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体系相互竞争。政治力量对这些知识体系当然有所选择，但这并没有妨碍知识界对这些知识体系的执著追求。　　即使在蒋介石时代，这种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还是存在的。蒋介石建立的政权不可说不专制，但这个边界是存在的。如果知识群体干预政治，蒋介石政权会干预教育和知识界，甚至镇压。但如果知识界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权对知识界并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新的发展给中国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学，造就了新的教育体系。多年的积累，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西南联大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界最优秀的人才，也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人才。集权消灭了教育界累积成果　　可惜的是，这种近代以来的教育哲学，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生根。随着新政权的确立，政治回归集权，教育界的一切又变回去了。前面我们有意识地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儒家的教育哲学，主要是因为要说明这种教育哲学仍然占据当今中国的主流。尽管教育哲学的名称和概念换了，例如换成了马克思主义或者别的概念，但性质和内容没有什么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实际上是一种分析哲学，分析资本和社会问题的哲学。但到了中国，或者被“中国化”之后，就演变成为一种道德哲学，就是用于判断事物和行为对错的工具。这和传统儒家没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社会的接受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没有什么独立性，只是政治行政系统的一个延伸。政治和知识界没有任何边界，权力还是倾向于控制知识。除了传统上所具有的政治行政手段外，现在又有了更现代也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即通过经济利益的控制等。知识界没有自己的边界，也没有自己的认同，仍然是一个依附型阶层，要不依附政治权力，要不依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知识界并没有强烈的意识，为了知识而创造知识，而是为权力和利益提供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有知识创造非常困难。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教育哲学？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目前的格局难以为继。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专业人才。不过，现在的局面是不仅培养不出人才，连人也培养不出来。中国的教育界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了？这不是一个明了的问题。教育界担负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反社会的；教育界要培养爱国主义者，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不爱国；教育界要培养专业人才，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一点专业精神都没有。实际上，很多所谓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连一个合格的公民的素质都没有。中国的传统强调先做人，后做事。但是现在培养的人又怎样呢？专业主义没有养成，就连作为公民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教育首先没有把他们培养成人。　　如果大学生竞争不过农民工，还要这种高等教育干什么！中国的家长非常辛苦，花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小孩的教育身上，但有什么样的回报呢？最近几年出现了高中生罢考的现象，这非常容易理解。不过，在这个过程背后积累了社会对教育界（因此也是政府）多少的怨恨呢？传统上，教育界是最受人信任的一个领域，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教育界有多少的信任呢？　　再者，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紧张。两者之间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敌视。最终这种紧张关系会演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现在在很多领域开始了政府向社会的分权运动，这个局面最终也必然扩展到知识界，知识界也必然会获得更多的自治空间。　　因为教育界是政治行政体制的延伸，所以，如果要在政治和教育之间确立边界，政治行政改革必须是前提。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的改革会无济于事。实际上，从很多方面来看，政治权力方面也感觉到，在政治和知识之间建立边界的重要性。这种边界的确立，实际上对政治权力非常有利。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的竞争，知识体系的竞争。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知识领域，如何在主权国家间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在内部，知识发展的逻辑也在要求这一边界的确立。教育界如果继续处于一个依附地位，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利益，知识发展本身就很难成为教育界的主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　　但说到底，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改革呢？这些年来，已经进行了那么多的改革，但并没有很大的成效。大多改革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要进行有效的改革，必须同时进行两件事情。首先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其次是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改革的目标不能过多，过多就不是改革了。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专业主义应当是教育哲学的核心。现存教育制度和专业主义背道而驰。我们并不认为，如果目前的局面继下去，中国能够建立专业主义；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也不能另起炉灶。也就是说，专业主义的确立不得不面对现存体制，是要通过改革现存体制来确立专业主义。如何在现存体制下确立专业主义呢？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口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寻找。　　首先，现存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工资结构而转型，形成一个有利于专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工资结构。现在在教育学术研究领域，国家的投入越来越大，知识创新能力则越来越弱。这是为什么？主要是经济资源在这里扮演了控制的作用，而非知识创新。现在一个教育者或者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凭借基本工资还不能过体面的生活，更多的收入就要靠申请政府或者外面的各种资金。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能够提供给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中国的这种收入分配制度，貌似鼓励研究和知识创新，但实际的效果刚好相反。在其他任何国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主要甚至是全部收入是基本工资，尽管也鼓励他们去申请政府或者其他资金，但他们凭借基本工资可以维持他们的体面生活。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思考，去研究。中国的工资制度与其说是鼓励独立研究，倒不如说是政治行政控制，就是说，资源分配成为有关部门控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有效手段。如果像其他国家那样，把工资结构改变一下，总体工资水平不会有多少变化，但其对知识界的影响则是巨大的。这种改变，受到影响的是教育界的少数当权者的巨大利益，但收获最大的是知识界和知识本身。　　同时，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评审制度必须重新设计。和工资制度一样，现行的各种评估体系，完全是教育部门为了管理来设计的，而不是用来鼓励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很多评估体系从国外输入。在国外，它们是专业主义的表现，是同行的行规，或者是为了鼓励知识创新和进步而设定的制度。但这些东西到了中国，则演变成为官僚主义的产物。因此，教育和评审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官僚手中转移到专业人才手中。教育和学术评审，应当是自治的组织自我约束的有效机制，而不应当是官僚控制专业主义的机制。知识界得确立专业精神　　再者，政治和知识之间边界的确立不仅仅是行政当局的事情，更是知识界本身的事情。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有两种倾向性阻碍着这种边界的确立，需要我们做深刻反省。第一，在很多场合，知识界本身不想取得独立地位，而过度依赖权力和利益。很多人把教育和研究看成追求自己利益的职位，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是激情（passion）了。因为他们从权力和利益那里可以获取那么多的好处，他们根本就不想割断这个关联。第二，另一个群体则相反，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对权力持批评态度。不过，这个群体也不见得具有专业精神，对专业感兴趣。他们不和权力合作并不表明他们的独立性。无论是依附权力还是反对权力，知识界的目标都不是自己的专业主义，而是利益。这种局面不改变，最好的政治环境也无济于事。　　但是，这里也应当强调的是，教育界的自治和独立地位，并不是说教育界可以“无政府”。无论哪个国家，教育界是最具有规制的一个领域，个人、系所、学院等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必须加以规制。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仍然控制着教育界，但荒唐的是，教育界内部几乎出现无政府状态。除了批评政治，中国的教授和学者是全世界拥有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教授、系所和学院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除了没有专业主义精神，他们什么品德都有了。如果这种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如果教育界规制制度不能得以确立，无论怎样的自治和自由，都无助于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要确立政治和知识的边界，知识界本身必须首先确立自身的认同和自己的边界。除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知识界并没有什么阻碍来进行知识创新。应当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学者中间，学者的主体意识也在产生和发展。这是一个好的趋势。知识界必须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知识界追求权力不可避免，但要意识到，通过依附或者反对现存权力来追求权力，是最无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不仅加重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或者紧张，而且也有害于知识本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追求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本身可以成为权力的巨大的资源。专业主义的本质就是知识为了知识，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知识，教育是要解放人的个性，培养独立精神，释放人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创造。一个人从事知识事业的人，不应当过问其所创造的知识是否和社会、政治和经济相关。如果是解释世界，其知识肯定是和现实相关。知识如果对实际的政策造成了影响，创造了社会价值，那是知识的副产品，而不是目标。如果没有这种对知识的独立品德的认同，就很难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也很难成为教育家。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经济改革方面学到一些经验。中国可以容许在现存的教育体制外，长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即民办学校。中国第一波民办学校并不成功。无论从动机和体制设计上，民办学校和现存的学校并无任何质的差别，大多是现存体制的简单复制。大多民办学校只是看重教育这块市场，主要的目标是利益。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民办学校不会有多大的成功概率。教育机构是非盈利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容许那些具有真正经济实力的企业家来办学。民办学校应当努力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而不是简单地分割市场。体制上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了少数几个例子，来说明教育哲学的变化可能对知识界带来的影响。很显然，正如在其他领域，教育哲学的改革也要呼吁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不仅仅是针对政治行政当局而言的，而且更是对知识界本身而言。新教育哲学的确立，必然会导致一个新教育局面的出现。; 个人分类: 转载|1981 次阅读|0 个评论

诚信危机：中国教育的最大悲哀: 热度 56 GongChen 2012-7-23 12:32; 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中国人的钱包鼓起来了，中产阶级成长了，但伴随着财富的增长，物价飞涨了，道德滑坡了，诚信危机了，该吃的不敢吃了，该喝的不敢喝了，我们的钱为什么没有带来应有的幸福感？因为我们活得不踏实！我们缺乏对他人对社会起码的信任！人与人的交往多了铜钱味，少了亲情和友谊。在下的常常琢磨上面的意图，当官的则对下颐指气使对上恭顺谄媚。穷困的还住在工棚或危房里，富裕的忙着购豪车买名包置房产。我们和谐了吗？没有！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活得不淡定：中小学生为中考和高考埋头题海天资钝废，大学生为找到合适的工作彷徨迷茫，青年人为买房发愁，中年人为子女上学担忧，只有退休的人基本上淡定了。如果有一半的人不淡定，另一半的人想淡定都不容易。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动荡与焦虑之中。是什么出了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出在中国的教育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教育才能贯穿人心，才能让我们从浮躁不安的状态安静下来，才能让我们审视自己的诚信度。诚信危机是中国最大的危机，也是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最大悲哀！教育不仅仅是针对大中小学生的。教育应该是全民教育，并且是与体制改革和社会分配相关联的。为什么会爆发诚信危机？因为我们的良心失去了一条摧不跨的底线，这条底线是每个人自己定的。我们会把地沟油炸的油条送给自己的父母吃吗？我们会把三聚氰胺的牛奶给自己的婴儿喝吗？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道德底线的，但为什么还要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呢？因为那是给别人喝的！别人的儿子女儿得了病我不管，我只想卖个好价钱！只要我的子女不喝有毒的奶就行。这就是诚信危机之所在：造毒牛奶的可以保证自己的子女不喝毒牛奶，但不能保证自己的父母不吃地沟油条；炸油条的可以保证自己的父母不吃地沟油条，但不能保证自己的子女不喝毒牛奶。于是乎大家人心惶惶，谁也不相信谁了！这就是诚信危机！换句话说，诚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别人”当作人来看，当作人来待。殊不知每一个人都是“别人”。所以，解决诚信危机的根本方法是尊重每一个人，是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人文精神！这就要靠全民教育。只有教育每一个人去尊重每一个“别人”，我们的道德底线才会提高，我们才会放心地吃，我们才不焦虑，才会和谐。如何教育？光靠宣传“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高富帅”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英雄人物离普通大众力所能及的事相距太远。需要大力宣传的是如何尊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如何尊重素不相识偶然相遇的人，特别是上级如何尊重下级，富人如何尊重穷人。上级的权力和升迁是建筑在下级的勤勤恳恳工作之上。富人的财富是自己的聪明勤恳加上普通人的辛勤劳作以及剩余价值的提取。道德修养高的人都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为富不仁的人？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缺失，也是教育的缺失。只有当全社会都意识到每一个生命的重要性，才不会有那么多为了金钱而不惜坑害他人性命的麻木不仁者！; 个人分类: 随感|9985 次阅读|56 个评论

本科生眼中的大学教育: 热度 1 wushanjin 2012-7-18 19:29; 科学网安家以来的第一篇博客，写写作为本科生对大学教育的观点吧。偶然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篇帖子《清华学生去香港后的反思》，触动很大。其实，我们本科生也一直在关注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中国教育，我也发表一下我眼中的大学教育吧。作为高等教育，大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学生，对自身，对世界的初级探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要到哪里去，这样的哲学问题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课题。这就是我们要探索我们要怎样活着，我们的兴趣在哪里，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把事做到自己满意，这样才能在我们走出大学进入社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一个自己的兴趣和职业不吻合的人，你能指望他做出多么大的事来，职业在他们看来无非就是养家糊口的渠道而已。然而，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学生做不到。老师在讲台上PPT过一遍，前面的在睡觉，后面的在讲话，中间的在玩手机，下课拍拍屁股走人。考前通宵几个晚上，六十分万岁。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它只负责把知识填进去，至于这样的知识有没用，怎么用，它不管。这样的教育是最偷懒的教育，最不负责任的教育。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上世纪的教材，提不起学生的兴趣，教育的质量自然大打折扣。作为大学生，我们一进校就喊着要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至于什么是综合能力，我们不知道。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大多都是各种活动都参加，为的就是自己的总评学分而已，至于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的，有用的，不关心。为了在自己将来找工作时简历写得更漂亮一点而已。大学，只是一个职业培训班。; 145 次阅读|1 个评论

林建华校长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专访畅谈“2011计划”: pinjianlu 2012-7-17 19:34; 近日，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应邀出席了中国教育电视台《仰望星空》栏目的“2011计划”专题访谈，一同参与的有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该节目于7月6日18：00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中播出）。访谈围绕“深化高校科技体制改革，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一主题，就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困难和关注的重点，“2011计划”与“211工程”、“985工程”的区别、企业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等问题开展了交流和探讨，并对重庆市大学联盟和重庆大学与第三军医大学成立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院的情况作了介绍。看来985也要快成为过去时了。;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4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刘梦溪：国学能否“拯救”误人不浅的中国教育: 热度 1 crickxiang 2012-7-11 10:36; 1 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所学知识与工作能否连接大成问题，误人不浅 2 国民精神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与百年来的中国教育直接相关 3 《六经》义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应该永远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不过时 4 在小学、中学、大学一、二年级都要开设国学课，这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百年树人刘梦溪：国学能否“拯救”误人不浅的中国教育主题：国学与国民教育主讲人：刘梦溪时间：2012年6月12日主办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录制、编辑：李杨、周东旭嘉宾简介：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当代著名文史学者。历任《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主编。著有《论陈寅恪的学术创新与研究方法》、《汉译佛典与中国的文体流变》、《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传统的误读》、《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等。精彩摘要：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大学的文化典范和教育典范，能使大学得以树立起来，而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些大师级人物。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所有年轻人都走到这一条路上，通过一级一级不断考试拿学位，可真正到工作的时候，所学知识与工作能否连接大成问题，误人不浅。中国所传之道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立国做人的基本义理，敬、知耻、恕、诚、信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把它丢失，损失不得了，没有这层教育，中国人就不能被称之为中国人。《六经》义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属于全体中国人。《六经》的基本内容应该永远作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内容，不过时。在小学、中学、大学一、二年级都要开设国学课。这个教育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会很慢，不是几年，十几年能够解决，可能要几百年，百年树人。讲座实录：大学校长不必投学生所好 “教育离不开一些教育的典范，离不开大师和第一流的学者，一个学校没有大师，没有第一流的学者，大学内涵就会大打折扣” 我演讲的题目叫“国学和国民教育”，讲教育离不开一些教育的典范，离不开大师和第一流的学者，一个学校没有大师，没有第一流的学者，大学内涵就会大打折扣。上世纪4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一次演讲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仪态和胸怀，现在不容易找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是中科院院士，学问很好，负责任，把华中科技大学建设得很不错，我与他有很好交情。但是他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完全用网络语言发表演讲，大学校长不必这样，不要投学生所好，大学校长的演讲，不论开学还是毕业，都应该是有理想的憧憬，有思想，有问题意识，完全用网络语言，学生很高兴，称他为“根叔”，又能怎样？随后不久，据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也效尤，这与北京大学的传统没有关系，我认为是不够严肃的。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大学的文化典范和教育典范，能使大学得以树立起来，而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些大师级人物。即使不是大师，也缺少一些能成为文化典范意义上的教授，这一点与国民教育息息相关。现在的应试教育误人不浅 “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和知识教育。这样一种教育，如果我说它完全失败，大家不够相信，换个说法，相当不成功，你们没法反对” 什么叫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算不算国民教育？其实不是，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所有年轻人都走到这一条路上，通过一级一级不断考试拿学位，给未来的工作奠一个基，可真正到工作的时候，所学知识与工作能否连接大成问题，误人不浅。当前教育就形态而言是应试教育，就内容来讲，是不完全的知识教育，是自晚晴民国以来，吸收西方教育体系演化而成，以知识教育为中心的学校教育。如果大学或中小学都是应试教育，那么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内容主要是知识性教育，也有极大缺陷。这种教育方式除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吗？或者换个说法，有没有价值教育参与其间？仔细对教育有一些反思，就会知道在我们的大学以及中小学，价值教育微乎其微，沾一点价值教育，也是极端混乱，不知从何说起。这样一种教育，如果我说它完全失败，大家不够相信，换个说法，相当不成功，你们没法反对。我说它不成功是有证据的，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已有63年，虽然培养出大量人才，但科学技术方面属于独立知识产权的发明或发现极少。我研究思想文化史，对教育问题的破解主要站在人文学科角度，如果大家觉得我对当今教育现状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话，那么国学与国民教育这个题目就能够成立。国学概念混乱且过于宽泛 “这几年有一点传统文化热，相伴而来是国学热。但是，如果问到底什么是国学，能回答出来吗？不容易回答，因为国学概念本来就比较混乱” 长期以来，教育告诉我们要与传统彻底决裂，更不用说在动乱时期的一些极端做法，社会提倡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揭发老师，街坊揭发邻里，整个社会伦理的毁坏不知有多么严重，所有传统美德被抛得干干净净，所带来的后果至今仍存在，对基本伦理的毁坏表现在各个方面，甚至语言所反映出的伦理价值都是混乱的。幸好改革开放30年以后，特别在近10年开始有一点文化自觉，有些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以及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不一定已经成为过去，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成长也有直接的好处，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此认识。但是，作为教育者的老师、相当一部分同学、对文化有兴趣的人，已经开始出现这些文化自觉。这几年有一点传统文化热，相伴而来是国学热，报刊上相关方面的文章很多。但是，如果问到底什么是国学，能回答出来吗？不容易回答，因为国学概念本来就比较混乱。 “国学”这一词汇《周礼》中就出现，魏晋时期也经常使用，唐宋以后一直沿用。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国学只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庐山旁边有个白鹿洞书院，朱熹创办，白鹿洞书院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就叫白鹿洞国学，是一个学校。现在所使用的国学概念什么时候产生？在晚晴，国学概念是在与西学相比较中提出来的，此前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国学。我所看到的材料，最早是在1902年黄遵宪在广东老家与梁启超通信，梁启超在信里提出可以考虑办一个《国学报》，黄遵宪回信说现在办《国学报》可能还不是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信，梁启超给黄遵宪的信还没看到，至少国学这一概念在1902年就出现。 1906年章太炎到日本东京开始讲国学。上海的刘师培等人办《国粹学报》，章太炎也参加，其中发表的国学文章比较多，对国学的概念也有所探讨。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讨论了国学，称现在有人担心西学一来，国学可能就被吞并，梁启超认为不会，越是西学进来，国学才能够在比较中得到彰显。这一时期所讲“国学”，与张之洞在1898年讲的“中学”或者“旧学”，在概念上有同等意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大家都觉得最早是由张之洞提出，其中有一个误读，张之洞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叫“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出自《劝学篇》。梁启超把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大的差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明权也就算到张之洞的名下。梁启超转述的“中学”，以及张之洞原来讲“旧学”与“国学”概念非常相似，但是大家都没有对国学概念做分梳，没有人探讨到底什么是国学。第一次开始探讨什么是国学是在1923年，1921年底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编者注：由蔡元培创立的人文学科研究机构，因为“整理国故”口号获得许多北大教授响应，兼具今日大学研究所与专门研究机构两种性质），清华大学国学院1925年成立。后来因为北大国学门创办刊物《国学季刊》，创刊词请胡适撰写，胡适在发刊词中讲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概念是章太炎发明的，指所有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人物、语言等一套知识，国故学简称国学。胡适最早也是第一次对国学概念做分梳。胡适虽然这么讲，但30、40年代的长时间内，学术界并没有采纳这个定义，因为定义太过宽泛，不容易成立。后来大家一致比较同意国学是指中国固有学术。但是，如果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他与一般民众有什么关系呢？与国民教育有什么关系？什么又是中国固有学术？中国的固有学术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代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以及清代的考据学等等，中国的学术史无外乎这些内容，也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中国固有学术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与一般的国民不会发生关系，你不能向一般的国民讲王阳明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这都是很难的事情。国学应指“六艺之学” 永远作为国民教育内容 “《六经》最基本的义理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它与汉代、宋代的学术一点不相犯，是独立的，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属于全体中国人” 1938年，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他第一次讲座就叫“国学讲座”，在第一讲中想厘清“国学”定义，标题叫《楷定国学名义》，“楷定”是佛教用语，马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他认为将国学界定为中国固有学术，概念还是太宽泛，到底是什么学术、哪一家的学术、什么时期的学术？所以，他觉得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所谓“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叫《六经》。六艺是中国文化最高形态，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我很赞成马先生的看法。如果把国学主要看作是《六经》，牵涉到经学还需要“小学”（编者注：古代把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叫小学，就是古汉语文字学），“小学”是经学的入门途径，如此，国学就是一个与其他学问有联系而不相犯，非常高的一个学问。《六经》最基本的义理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它与汉代、宋代的学术一点不相犯，是独立的，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属于全体中国人。《六经》的基本内容应该永远作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内容，不过时。实际上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教育都是以《六经》义理来培养中国人的心性，上世纪的几位大师，比如马一浮、熊十力等，都不约而同说《六经》是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六经》文本比较难度，而且《乐》已经流逝，现在剩下来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六经》直接作为学校文本比较难，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来源都是《六经》，我把《论语》和《孟子》看作《六经》最简易课本，这样就没那么复杂。《论语》把《六经》的基本义理化作日用常态，比较容易理解，孔子讲的话最简便，非常好懂，都是《六经》的意思，孟子话说的多一些，读起来稍微有点麻烦。《六经》的基本义理都有哪些？比如，最重要的一个义理是“敬”，不要以为是对他人尊敬，虽然后来有这个意思，但敬本意是指人的庄严，实际上是一种信仰，带有不可动摇性和终极的意味。现在我们经常讲“孝”，对孝也有误解。孔子弟子问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如果能养就是孝的话，犬马也能养，“没有敬，何以别乎”。孝的核心内涵还是敬，敬父母。从拜佛来看，核心内涵也是敬。孔子讲，“祭神如神在”，祭神就要相信神在，进而内心才能产生真正的敬，而这种态度带有永恒性，是不变的。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什么是“志”？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解释最清晰的还是马一浮，他认为“志”就是内心的庄严。你可以夺取我很多东西，但人性的庄严你夺不去。敬实际上具有信仰层面的含义，是孔子和孟子的主要思想，更不用说充满各种社会礼仪。文化是一种限制，把自然状态区别开，一旦谈到文化，就使人与社会带有一整套约束，你不是随便的无限自由的。虽然现在社会中什么现象都有，可大体上人所追寻的文明规则，比如要穿衣服之类，还是会遵守。开会有开会的礼仪，朋友见面有见面的礼仪，互相称呼之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礼仪，而所有这些礼仪的内核就是敬。孔子说，“无敬不成礼”。敬作为一种价值当然不过时，可当代人的精神中所缺少的就是敬。敬不是孤立的，与中国古代一系列概念黏合在一起，比如孟子所讲“四端”，人要有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以及辞让之心。中国古代典籍中围绕“敬”展开的概念，比如“知耻”也非常重要。孔子说，“行己有耻”，有耻最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耻辱感就不得了。顾炎武还把耻与廉放在一起，人如果要无耻的话将无所不为，如果要不廉的话将无所不取，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廉耻。今天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还有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同情心，在今天社会有非常实在的现实意义，大家不觉得同情精神非常缺失吗？中国教育遗漏“传道”功能造成国民精神缺失 “用西方教育体制之后，产生一个重大的遗漏，西方的教育体系基本是知识教育，这没错，问题是传统教育转到知识教育以后，我们丢掉‘传道’方面的内容” 精神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与百年以来的中国教育直接相关。我们的教育基本采取西方教育体系，继续按传统方法来教古代的东西恐怕也不行，西方教育体系必不可免。但是，在采用西方教育体制之后，产生一个重大的遗漏，西方的教育体系基本是知识教育，这没错，问题是传统教育转到知识教育以后，我们丢掉“传道”方面的内容，而传统教育是知识传授与道的传授并重，甚至把道的传授放到知识教育的前面。韩愈的《师说》就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受业就是知识，解惑是回答学生的问题，而传道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我们百年以来的现代知识教育，传道的内容没有了。有人会问，西方知识教育也不传道，它不是很好吗？错了，西方有单独的传道系统，也就是教会，宗教信仰是合法的，普遍的，人人为之的，传道内容继续存在。我们早已经忘记了传什么道，中国应该传什么道？中国所传之道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立国做人的基本义理，在《论语》、《孟子》中，也在《六经》之中，敬、知耻、恕、诚、信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把它丢失，损失不得了，没有这层教育，中国人就不能被称之为中国人，我们缺少一个深层价值的根。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开国学课进行价值教育 “在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作为基本选本，慢慢再加上《六经》精选本，这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会很慢，不是几年，十几年能够解决，可能要几百年，百年树人” 如果把国学与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按照马一浮的定义，我觉得主要内容是经学和小学，如果这个意见能达成一致，那么就可以在学校，特别是在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作为基本选本，但要做到精选，慢慢再加上《六经》精选本，这个教育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会很慢，不是几年，十几年能够解决，可能要几百年，百年树人。如果这一教育能够成立，几百年后，中国几千年的基本价值，敬、恕、诚、信、仁、爱等，就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我的想法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的支持，他说我是试图在现代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价值教育，我一开始只是讲了比较简单地想法，这个理念是他给我的。我采纳金先生的意见，近几年一直论述这个问题，提出在小学、中学、大学一、二年级都要开设国学课。百年之后，《六经》的义理化作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基本德性不会缺失，而且都能写出浅显的文言文，以后国家公文，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白俗。五四时期废除文言文，变成白话，是历史进展的一个过程，不可阻挡。白话使文化知识与大家联系更紧密，但文言文的全废是传统不能接续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是，领导没有实行价值教育的决心，我还得不断去说服他们。礼仪也非常重要，我在不同的场合除了讲国学基本教材外，还提出中小学的校服问题。现在中小学的校服，都是质量很差的运动装，北京的孩子现在长得都很胖，父母给孩子挑大号校服，中午他们都在大街上提着裤子走，没人管。到日本、韩国等看看，校服不是随时都穿，开学或者毕业典礼一定穿校服，都是深色，非常好看，女生白袜子、皮鞋。但是我们的中学生就这么提着裤子，我讲了6、7年没有一个人管。这些说法很多人都同意，但是做起来千难万难，没人去做。我希望不虚此行，你们在座的哪一位，将来谁做了教育部长，还记得多少年前刘梦溪有此夙愿，你们帮我做做，好不好？谢谢，我就讲这些了。; 个人分类: 人生的意义|547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转帖：中国教育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 热度 1 liuxg99 2012-7-11 06:22; 作者：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到优先的位置。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从政府的政策话语来说，全世界很少有像中国政府那样把教育提高到那么高的高度。不过，中国政府对教育重视的程度不应当令人们惊讶，因为作为孔孟之乡的中国，数千年传统历来就强调教育。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就已经把人口、财富和教育作为立国的三个最重要要素，强调在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之后，惟一的大事情就是“教之”，也就是发展教育事业。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传统都给予了教育高度的重视，但多年来中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则非常令人担忧。这些年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也不少，但教育系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反而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改越糟糕。老实说，尽管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但人们最为担忧的还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领域简直是毫无希望。教育领域方方面面的发展不仅没有实现人们对教育的高度期待，反而与这种期待刚好相反。在一些方面，中国的教育不仅没有为国家提高劳动生产力做出应当有的贡献，反而在阻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教育有了大发展，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难发现，在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教育所能给学生带来的价值却在迅速减少；在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企业却越来越找不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中国产业升级异常缓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异常缓慢。东亚其它经济体包括早期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的早期，每隔十来年就会有一次产业升级。中国尽管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但在过去的三十来年还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仍然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在哪个知识领域，知识体系的缺失是显然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知识具有普世性，中国尚可借助于“输入”的方式来填补。但也应当指出，这个普世的领域，中国并没有做出很多的贡献，中国在尽量输入西方的知识，就是说，应用西方的技术。中国能否继续这样下去？这取决于西方是否愿意继续向中国输出知识。西方对中国的知识输出，无论是研究还是技术产品，正在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在这个普世领域，中国也有一些创造，但其所创造出来的知识与中国社会所给予的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的投入不成比例。更为严重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群体，每年都在生产着不计其数的著作和文章，有效推动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统计显示，就出版作品的数量来说，中国出版业早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同时，也因为中国知识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西方的研究“八股”（技术层面）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在西方杂志期刊上发表论说。不过人们要问，这个庞大的社会科学群体在解释中国吗？大多数人所做的仅仅是寻找中国证据来论证西方理论。不难发现，大多论文都被冠以类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这样的副标题。多少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互相竞争的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来自本土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到今天为止还是空白。实际上，就连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论述例如儒学也已经严重西方化了，所谓的对中国的研究仅仅是用西方“八股”所做的再解释罢了。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展现出来。很显然，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在缺失这样一个核心的情况下，何以有中国文明的复兴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文明正在复兴。相反，文明衰落的症状则到处可见。社会对教育界不满尤其明显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教育和知识界处于这样一个难堪的困境？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力图从政府的各种教育改革政策、学界的行为入手来理解中国教育和知识界的局面，但很难找到一个令我们信服的理由。就教育部门来说，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能找到很大的合理性，洋洋洒洒，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事业。但是，每一政策的实施则和政策的愿意有很大的距离，很多场合甚至是背道而驰。教育者和学者也一样。他们都是莫名其妙地被各种外在的力量（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还是社会上的）牵着鼻子走，在一些场合是被动地，在一些场合是主动地，但结果又是怎样呢？很多方面的目标都达到了，唯独他们的职业对他们的要求没有达到。而社会呢？社会没有参与教育部门决策的讨论，对很多政策，社会只能被动接受。一旦政策对自己产生负面效果的时候，社会也就只会愤怒。社会对教育界不满尤其明显，花了那么多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但学校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教育政策部门、教育者和社会三者现在处于一个恶性互动过程之中。为什么教育改革越改越糟以至于社会对教育部门和教育者失去了信心？这里的因素当然非常多。我们想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透视中国的教育问题，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哲学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因素。我们在考察西方世界或者其他国家近代教育制度兴起的背景时发现教育哲学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说，整个近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源自一种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要改变教育体制，首先就要改变教育哲学。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教育哲学，那么任何有意义的体制变革都将是不可能的。改变教育哲学也就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实际上，这不难理解，中国其他方面改革的成功或者进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教育领域没有思想解放，也因此没有什么进步。当然，也必须强调的是，思想解放不仅是对执政党及其政府决策者而言，而更是对知识界而言。讨论教育哲学要从教育界的认同和边界开始。中国传统上有没有教育哲学？当然有。我们初步翻阅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论著数量还不少，论文尤其多。但是，使我们困惑的是，尽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谈论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学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是谁的教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在谈论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学，还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或许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很简单。不过，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们觉得这既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一个边界问题。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认同问题很重要。认同问题要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位教育者和学者，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些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识，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权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经济利益。每一社会群体从自我利益出发，对教育哲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没有这一认同，那么就会产生角色混乱的现象。边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既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边界的重要性应当不难理解。政治权力有其边界，知识领域有其边界，商人有其边界。尽管权力、知识和经济都是同一社会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之间必须具有边界。如果边界混乱不清，那么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例如权力和知识之间，商人和权力之间，商业和知识之间等等。这里更应当强调的是，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专业和专业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知识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也都可以视为是专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就把政治定义为职业，强调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不过，无论中西方，当人们说“专业”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训练有关的领域。知识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很多人都可以去从事政治或者商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知识创造。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是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实际上，“专业”这个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于教育之上的职业，为社会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提供专业性服务。既然知识界也是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向其他领域提供服务成为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务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要依赖于其他领域。在西方，古典意义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是神学、医学和法律。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当然是教育的结果。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职业的分化，专业也越来越多。但不管什么样的专业，都是教育的产物。也正因为和教育有关，“专业”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独特的特征。第一、规制性。专业由法规来规制，法律规定专业团体所要履行的责任。对专业团体来说，这是一种外在边界的划定，就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第二、自治性。专业团体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来管理其内部事务。知识领域既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其必须发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第三、声望，专业团体成员因为其所拥有的知识一般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个特点也表明，知识领域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因为社会对知识群体的信任，这个团体较之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对社会造成影响。第四、和声望相关的是专业的权力相关性。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专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专业人员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在人类历史上，知识既为人类带来福利，也为人类带来灾难。知识的权利和责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当另文论述。）所有这些特征是从知识的认同和边界衍生而来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权力，商人追求利润，教育界或者知识界追求的是知识的创造和传授。尽管这些社会领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但每一领域都有其独有的产品，通过其产品和其他领域发生“交易”，即关联。很显然，每一领域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性去影响其他领域，追求影响力。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异化”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讨论使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至少促使中国脱离了毛泽东式的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把“异化”这一概念应用到教育和知识界最也合适不过了。如果要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教育改革，那么首先必须回答教育界和知识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什么是大学？”、“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和“什么是大学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等等。在大学的本质是“异化”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会无济于事。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员）感觉到自己都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就是说，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越多，它们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离专业主义就越远。如果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失去资格来提出这个问题。; 1114 次阅读|1 个评论

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学术报告数量多、水平高: xupeiyang 2012-7-5 14:10; 由高校分会、苏州大学图书馆、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 www.caigou.com.cn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2012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暨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于2012年6月10日-13日在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古城苏州举行。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学术报告: 请看 http://www.sal.edu.cn/2012/ycbg.asp “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最早由旅美图书馆界学者倡议并始创于2004年，在2004年至2010年的七年中，已经分别在深圳、厦门、北京、桂林、上海、武汉、哈尔滨成功举办了七届，对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逐步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全面了解国外数字图书馆发展状况、获得新信息和新技术的重要渠道。　　主题：　　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的战略规划、技术实践与创新发展　　分主题：　　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发展战略和规划　　二维码与移动技术图书馆应用　　全文探索工具分析　　科学数据管理　　语义网应用　　社交网络　　下一代互联网　　开源技术应用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服务图书馆系统和应用集成学术评鉴标准与学科服务评价简单元数据应用用户体验信息共享空间和社会媒体数据挖掘其它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主题(云计算、电子书阅读器、RFID等); 个人分类: 信息科学|3387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教育甘愿俯首称臣：男生已被女生全面超越: 热度 24 杨学祥 2012-7-5 04:42; 中国教育甘愿俯首称臣：男生已被女生全面超越杨学祥在动物界，雄性代表统治，雌性代表服从，决一雌雄是动物界的生存原则和传承规则。中国教育和中国科学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标准，把国外教育和科学当做最高标准，把出国留学和在外刊发表文章当做成功底线，使中国教育和科学研究成为国际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初期阶段。在这样甘拜下风甘当第二的环境下不会有创新，只能有复制，中国男生的创新精神被扼杀在摇篮中。在康健看来，仅仅关注男生群体的利益还远远不够。“我们要担心的不是哪个性别受益了，而是我们的教育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康健说。　　与男女生的性别差异相比，康健更看重的是学校教育对每个学生个性的影响。“目前的教育不利于人性均衡的发展。它助长了学生品格中乖巧、勤奋、不厌其烦做重复工作的特质。”康健说，这个教育体系扼杀的不仅是男生的天性，可能也伤害了那些不擅长记忆、不够细致的女生们。　　孙云晓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反复强调，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生，更是我们的教育。相关新闻：大中小学调查显示：男生已被女生全面超越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04日 08:00 中国青年报　　□上海市的中小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女生几乎每一科的平均分都遥遥领先。　　□从2007年开始，普通高校招生的女生数量持续压倒男生。2010年考上大学的女生比男生多33万人。　　□从2001年到2008年，重庆16个高考(微博)“状元”有13个是女生。最近9年，北京21个“状元”15 个是女生。　　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原本的研究目的，是比较上海市外地孩子与本地孩子的成长情况。但整理近1500份问卷数据的过程中，他却发现了另一个令自己震惊的结论。　　“男生已经被女生全面超越了。”周海旺说。　　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市的中小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女生每一个科目的平均成绩几乎都高于男生。英语成绩的差异最为明显，接近8分。就连一向被认为是男孩强项的数理化，女孩的分数也遥遥领先，化学的平均成绩更比男孩高出6分。　　事实上，令人吃惊的现象远不止这些。2006-2007年，拿到国家奖学金的学生中超过65%是女生； 2010年，考上大学的女生数量比男生多33万。甚至，在刚刚结束的高考中，江苏、广东、福建、云南、辽宁、吉林、天津、新疆、广西的文理科“状元”，全部被女生夺得。　　这让周海旺始料未及。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女生超越男生不是一两个年级的现象，而是一个 “全局性的、趋势性的问题”。而他更为担忧的，则是这场“全面超越”会如何影响男孩，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在起跑线上，这个社会就把男孩淘汰了　　相比于周海旺的吃惊，80后广州男生黄阳光却对这样的调查结果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在他看来，那些冰冷的数据所印证的，正是他鲜活的学生时代。　　在黄阳光曾经就读的重点初中，每逢大考过后，教学楼过道里都会贴出全年级前50名的成绩排行榜。如今已经26岁的他依旧记得，那时居于榜首的几乎全是女生。　　即使在他的奥赛重点班里，女生的成绩也总是“明显更好”。“她们显得很优秀，又在班里担任各种干部。”他回忆说，“而我们男生淘气捣蛋，绝大多数都喜欢泡网吧，成绩也拖后腿。” 　　好容易进了大学，男孩似乎依然逊色。黄阳光就读于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经济学院，男女生比例为1 ：1。但学院的一项统计竟然发现，奖学金、优秀学生、优秀干部这些“看得见的奖励”，“2/3都被女生拿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在黄阳光考上大学的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收的学生中，男生数量还略多于女生。可两年后，情况就发生了逆转，女生所占比例由上一年的49%上升至 52.9%。　　随后几年，普通高校招生的女生数量持续压倒男生。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10年招生数据，该年度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中，女生数量比男生超出大约33万人。　　儿童教育和研究专家孙云晓(微博)两年前就留意到了这些特殊的现象。他与李文道、赵霞等两位儿童心理学博士，还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拯救男孩》的书。　　人们平日里一些零星的感受在书中得到了集中呈现：在2006-2007年度，获得国家奖学金的5万名学生中，仅有17458名是男生；从1999年至2008年，高考状元中男生比例由66.2%下降至39.7%；而重庆市26 所中学6539名高中生会考成绩，女生的考试总分也显著高于男生。　　一组更常被引用的数据是：从2001年至2008年，重庆16个高考状元中，有13个是女生；从2004年至 2012年，北京文理科状元一共21人，其中有15个都是女生。　　连外国媒体也忍不住投来了关切的目光。今年5月，《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中国的年轻男子正在课堂上拼命挣扎”。　　“在所有城市地区，女孩在教育成就上已经超过了男孩；在农村，女孩依然落后，但她们也在不断赶超。”长期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香港大学(微博)教授杰拉德·普斯提格里龙说。　　差别似乎在孩子们踏进校园的第一天就开始显现。长期到各地小学调研的北大教育学院教授、北大附中前校长康健发现，小学里评选三好学生，优秀班干等各种称号，“10个有9个都是女孩”。最终到了小升初的节骨眼上，女孩也比男孩更容易被评为“优秀毕业生”，获得重点中学的保送资格。　　康健介绍说，早些年，北京市甚至曾经出台政策，规定小升初时学校必须照顾男生，保证保送名额中的男生达到某一特定比例。但直到现在，学校里各种评比，女孩还是占了“绝对优势”。　　去年6月1日出席北京市少先队代表大会时，孙云晓也直接目睹了这种优势。当时，坐在会场第一排的，是北京市各个小学推举出来的最优秀的少先队员。9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中，只有1个是男孩。悬殊的性别比例让长期关注“男孩危机”的孙云晓也吓了一跳。　　“在起跑线上，这个社会就把男孩淘汰了。”周海旺感叹说。　　我们的教学内容和评价标准与男生所擅长的东西是对立的　　毕业多年之后，黄阳光还记得班上那些优秀的女孩子们。他总觉得，那些女生更有自律能力，也比自己成熟很多。初中三年和高中一年，他绝大多数的课余时间都花在网游和卡牌游戏上，直到高二上学期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认真读书。相比之下，班上的女同学们几年前就已经在努力了。　　“她们好像很早就知道，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黄阳光说。　　在孙云晓看来，男生迟到的“醒悟”并非偶然。因为男女大脑发育速度的差异，在整个小学阶段，男孩的语言表达和读写能力都比女孩发育得更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男生的劣势。　　不过，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孙云晓与康健一致认为，教育方式也让“男孩危机”变得愈发严重。　　“我们的教育特别关注细节，追求踏踏实实、认真听课、死记硬背的努力。”康健说。他认为，男性从小更贪玩好动，他们更难专注眼下刻板的学习。而女性的细致、认真相对来说更容易适应学校的要求。　　一项针对全国10个省市3737名中小学生学习状况的调查印证了这一说法。根据这项在2000年公布的调查，男生更倾向于动手实验、参与体验、操作电脑等学习方式，而女生则更喜欢阅读、语言沟通等学习方式。　　然而，据孙云晓观察，那些被男生偏爱的学习方式，在目前绝大多数中小学里都“被严重忽视和排斥”了。　　康健分析说，正是国内“风格单一、狭隘的教育”，使性别之间的差异不断凸显。而孙云晓的表述更加直接：“我们的教学内容和评价标准与男生所擅长的东西是对立的，这是‘男孩危机’最根本的原因。” 　　在孙云晓看来，由于体内生物激素的不同，男孩天生比女孩“好动、好竞争、敢冒险”，但眼下在中国，学校普遍提倡的却是一种“静文化”：不让跑不让跳，不准大声喧哗。学习紧张时，许多学校甚至纷纷取消了体育课。　　根据2010年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与女生相比，男生普遍更不喜欢学校。2.4%的男生表示“ 很不喜欢”到学校上学，而有相同感觉的女生仅有1.9%。　　“很多男孩子会觉得，学校就是一个和他们作对的地方。”孙云晓说。　　黄阳光对此深有体会。初中时，他与班上许多男孩中午不想午睡。一开始，他们在课室里下象棋，可老师不同意，说他们影响其他同学午休。他们跑到学校食堂，可食堂的工作人员也驱赶他们，最后，一群男生只能拿着象棋到学校的各个角落里“打游击”。　　直到本科毕业后前往美国深造，黄阳光才惊讶地发现，在美国，中学生已经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老师和课程。“一个学生要上哈佛，可以靠钻研物理，也可以靠打橄榄球。” 　　这位已经长大的男生也因此开始审视自己的学生时代。“我希望学校能给我们更多的选择空间，让我用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东西证明自己。”他说。　　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生，更是我们的教育　　相比于黄阳光的习以为常，康健却对眼下学校里“阴盛阳衰”的局面感觉有些恍惚。这位63岁的老人记得，在他上学的时候，无论是学习还是校园活动，“男孩都占了绝对优势”。最终考上大学的，大多数也是男生。　　1964年，全国普通高校的本专科学生中，女生所占的比例只有25.7%。　　数十载之后，强弱彻底颠倒。康健说，这固然反映了中国教育在性别方面日趋公平，越来越多的女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是“值得肯定的变化”。可如今，女生表现压倒男生的“悬殊差异”似乎越来越严重，而康健也因此越来越感到担忧。　　在孙云晓看来，学业的失败将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带来一连串的反应，影响男孩日后找工作的成败，催生心理问题，甚至诱发犯罪。　　“很多男孩子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就不如女生。他们是带着失败的阴影长大的。”孙云晓说。　　从2000年开始，每一个月，孙云晓都会花上一整个晚上，与家长(微博)在网络上交流。他渐渐发现一个规律：父母们谈得最多的是男孩的问题。“这些男孩子普遍不爱学习，人际关系不好，迷恋网络。 ”孙云晓说，在他跑过的少管所和工读学校里，男孩也占了大多数。　　不过，在“悬殊差异”的面前，女生也不全然是获益者。离开象牙塔，迈入社会之后，女生的优势很快消失。“许多单位还是偏向于招收男生，尽管现在毕业的女生已经越来越多。”康健说，这首先会影响女生的就业，同时，男女生之间不平等的学历情况也可能导致女生“找对象比较困难”。　　“对女生而言，男生的弱化绝对不是一个福音。”孙云晓说。　　一些人正在尝试改变。今年3月，上海市第八中学宣布将在明年夏天成立“男子高中基地实验班”，根据男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来设计课程内容。学校网站介绍，实验班的科目将包括野外生存、使用工具、修理电器和拳击等内容。　　“在‘男孩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来提升男生的受教育水准。”该校在官方网站写道。　　这一尚未成型的计划已经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只有60个招生名额的实验班，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200 人。　　不过，在康健看来，仅仅关注男生群体的利益还远远不够。“我们要担心的不是哪个性别受益了，而是我们的教育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康健说。　　与男女生的性别差异相比，康健更看重的是学校教育对每个学生个性的影响。“目前的教育不利于人性均衡的发展。它助长了学生品格中乖巧、勤奋、不厌其烦做重复工作的特质。”康健说，这个教育体系扼杀的不仅是男生的天性，可能也伤害了那些不擅长记忆、不够细致的女生们。　　孙云晓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反复强调，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生，更是我们的教育。　　如今，距离周海旺那场“意外发现”的调查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但这位学者依然在时不时地担心，长期“阴盛阳衰”的环境中，男生的心理将因此蒙上阴影。　　 “我们社会的传统观念还是对男生有更多期待，但在机制上却先把男生给淘汰了，面对这种落差，男生会感觉很失望。”他说。　　不过，这样的担忧并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作为一位父亲，周海旺也常常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就在刚刚结束的期末考试里，她在理科班“打败”了所有男生，拿到了全班第一名。本报记者陈倩儿 http://edu.sina.com.cn/zxx/2012-07-04/0800347011.shtml; 个人分类: 学术争论|6228 次阅读|47 个评论

中国的教学改革落入美国的教学误区？: 热度 28 SoSoliton 2012-7-3 09:16; 美国一份叫 Slate 的互联网杂志最近出了个关于理科教育的专辑（ Slate's special issue on science education ），其中几篇文章谈到了几个关于美国理科教学的误区。误区不要紧，要紧的是把误区当神话，所以“教育制度改革的挑战之一是政客们自认为他们了解美国学校的问题所在，而事实上他们可能正在犯常识性错误。”反观咱中国人目前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教学改革，似乎也落入了美国佬所谓的教学误区，我们同样在把这些误区当神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误区一：过去 30 到 40 年，美国学生的理科成绩在国际评估中表现不佳，说明美国的学校（中小学）已经堕落，应该恢复昔日的辉煌。事实是，排名靠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制度已经恶化，我们本来就一直没好过。与美国相反，中国学生的理科成绩在国际评估中表现突出，这是否说明中国的学校很先进？为什么我们很多很先进的东西也成了改革对象呢？看来教育是件很难办的事，不管办成怎样都很难令人满意。正因为如此，教育领域成了为改革而改革的政客们改革的沃土，不好的不一定改，很好的很可能要动刀子，否则体现不出开拓和创新。而实践证明，教育领域最好的改革，很多恰恰是不改革，改来改去又回到了原点的教学改革见得太多了！折腾！误区二：如果学生表现不佳，这是因为学生没有理科天赋。事实是，天赋作为成功的一个因素被高估了，勤奋和实践才是最重要的。美国的教师和家长常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天赋低，而许多排名靠前的国家，如日本，他们的老师和家长的结论则是学生没有足够努力。我估摸，美国学生大多不努力，所以成绩好坏主要凭天赋，日本学生大多很努力，所以不努力者当拖水鸭。中国教师看问题最全面，他们认为学生成绩不佳，要么是学生太蠢，要么是学生太懒，或者两者皆具，绝对不是老师的问题。埋怨学生的老师，数中国最多。最常听到的埋怨除了太蠢、太懒，就是风气太差。所以中国学校抓教学质量算是抓住牛鼻子了――抓点名、抓应试、抓学风。误区三：课程改革是提高理科成绩的关键。事实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已经有许多大刀阔斧式的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课程改革，不幸的是，这些改革都没有提高美国学生的成绩。现在的教科书不是以连贯的方式呈现科学思想，而是充斥大量多余的、令人费解且常常是彻底错误的例子，这些例子使教材膨胀到上千页并扰乱思维逻辑。教学效果好坏并不取决于教材的新旧，而是取决于教师是否富于激情和创造性。在咱中国，课程改革就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以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发动大学老师编写成千上万本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精品”教材，打造成千上万门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精品”课程。教材很“精品”，课程很“精品”，老师也因此成了“精品”，但就是培养不出学生“精品”，倒是从前的“糟粕”教材时期还培养了一些现在还叫得响的人才。误区四：我们需要竭尽全力把顶尖大学毕业生招聘到教学中来。事实是，我们虽然需要更多的优秀教师，吸引顶尖大学学生从事理工科教学也的确有好处。然而，问题不是把人才招募到教学中来，而是确保他们一直在教学中。教师工作很辛苦，报酬很低，压力很大。这些因素使很多人逃离了这个行业。全国教育协会的研究发现，新教师 5 年的逃离率达 50 ％，这就像把水倒入漏勺。我们必须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战略，保留选择这个行业的人才。用俺们土鳖的土话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或者说想养大鱼又不想把塘做大做深，这样的奇迹很难创造。误区五：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应考虑成为教师，不应招聘稍差的学生。事实是，优秀的教学需要的不仅仅是拥有知识，还必须知道如何交流知识。优秀学生出身的教师往往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很难体会到多数学生理解和消化知识的困难；而稍差学生尽管在学习过程中可能碰到更多的困难，但他们一旦掌握，就刻骨铭心，而且成为今后传授给他人的宝贵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稍差学生可能比优秀学生教得更好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提倡招聘稍差学生而不是优秀学生。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吃透教材的有才华的教师。培养学生最终不是取决于老师是谁，而是取决于老师如何教。用两句中国话理解老美的误区四和误区五：黄世仁不会娶杨喜儿，潘金莲也很难爱武大郎。中国的大学现在都像黄世仁，有才有相的杨喜儿遭其调戏和奚落是完全可能的，但想要嫁入黄府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杨喜儿出身低微，没有 985 、 211 血统，有时有了这两样但没在洋人堆里混过也不行。其实中国的大学最像武大郎，满脑子“人不在高有权则灵，庙虽不大唯我独尊”，却一门心思要娶潘金莲。娶了潘金莲又怎样？结果众人皆知。中国的很多大学本来连西门庆都不如，却经常用道德帽子扣人家潘金莲。呸！误区六：使用先进技术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事实是，在有些学科特别是理科教学中增加使用技术被证明是帮倒忙而不是帮忙。虽然软件和工具可以使数学计算容易，但学生并没有学到最重要的、真正需要精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的真正不足，可以通过更好的教师而不是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从软件学习数学就像从“第二人生”（一个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网络虚拟游戏）学习育儿技巧。技术对教学的贡献正如现代化农业对桹食的贡献：高效、单调、低质量。突发奇想，中国的大学如果恢复粉笔加黑板的教学模式，不知还有几人会教书 ? 估计会写字（特别是写正确的字）的人都不多了。 PPT 解放了老师，奴役了学生；电脑奴役了身子，解放了脑子。脑子都解放了，离动物的本性也就不远了。 References 1. The Five Misconceptions About Teaching Math and Science. By David E. Drew, June 19, 2012. 2. Why Johnny Can’t Add Without a Calculator. By Konstantin Kakaes, June 25, 2012. 3. Learning Math From Software Is Like Learning Parenting Skills From Second Life. By Konstantin Kakaes, June 29, 2012.; 个人分类: 管点闲事|9890 次阅读|33 个评论

没上小学初中677分，真是对中国教育的极大讽刺！: 热度 4 wangxh 2012-7-2 08:29; 李佳乐，14岁女孩，郏县一高学生，几乎没上小学初中，今年高考拿了 677 分，惊乎？叹乎？倔眼看来，这是对中国现存教育体制与理念的极大讽刺！讽刺之一：不上小学初中，就能把高中知识掌握的“摧枯拉朽”，说明我们的小学初中不是形同摆设吗？可能会有人说这是特例，但是既然存在了，肯定有其合理的成分！讽刺之二：偌大的中国高考，全世界，不，也许是整个宇宙最大的考试，被一个年仅14岁、几乎没上小学初中的小女孩打败了，中国高考，你自己不觉得存在的很荒唐吗？讽刺之三：“不XX能YY吗”定律的破产。这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小学不好好学，能上好初中吗？不上个好初中能考上好高中吗？不上好高中能考上好大学吗？不上好大学能找到好工作吗？定律，你完了，俺小乐子小学初中都几乎没上，照样上好大学，嘿嘿！疑惑之一：真想知道这个677分是“八股”出来的，还是“创造”出来的？如果是背诵出来的，那我们根本不必大惊小怪，教师们继续八股式教育，学生继续八股式学吧；如果是创造出来的，就有些意思啦！教育部的爷爷奶奶们，是不是真该琢磨琢磨我们的教育机制与理念了？疑惑之二：我们的许多创造型小天才是被小学初中教育抹杀了吗？; 个人分类: 社会|4374 次阅读|5 个评论

喧嚣的高考秀: 热度 2 BMK 2012-6-30 12:41; 前天有人告诉我，某电视台有一档名为《高考天问》的节目如何了得，我不以为然。积多年之观察，我知道这类电视节目只是一种作秀，对中国教育问题并未搔到痒处。昨天在科学网上看到嵇少丞先生博客发表《高考天问，痛批中国教育现行制度，振聋发聩》一文，推荐83，评论74，点击2966（截止2012、6、30北京时间上午11时），觉得应该对这种公众高度关注的事件及其意义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据我分析，嵇先生的博文引起网友们的追捧，主要是该节目的内容表面看来耸人听闻，诸如考生家长毒死青蛙，迟到家长当众下跪、亲人去世隐瞒考生之类。不客气地说，这些内容只能算是一种低级社会八卦，无任何深层的理性的思索在其中，本身并不值得大家关注。对科学网这样高知密集的网络空间来说，人们关注它的原因应该是包含高教（高考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内的整个中国教育问题。我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对职务以外的中国的教育问题也一直在作观察和思考。我以为，中国教育体系中，最当引起公众关切的是基础教育。从升学考试的角度来说，最当关注的是“小升初”。“小升初”黑洞深不可测。据我粗略估算，每年涉及各方利益的金钱数以万亿。牵涉到的家庭数以千万。有关当局对此心知肚明。前几年，在利益方的强力干涉下，央视的“关注小升初”连续报道，在无解释的情况下被紧急叫停。从教育法理的角度来说，中国基础教育的违法程度不但在世界各国中仅见，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空前。比如，北京——天子脚下，绝大多数的初中优质资源公然违背教育法，在有关当局的准许下（仅从被动的角度来说），不遵守义务教育法，收取每年每生数千到数万之钜的学费。中小学教育的整个过程完全不受公众的监督，乃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从这一点来说，高教的问题乃是小巫。我在博文《美国的毕业典礼》《附记》中说：“ 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主要并不在高等教育。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主要也不在规模。中国教育应该首先重视基础教育，就高等教育而言，不入高人法眼的高等职业教育应该首先得到重视和提高。”从施政的角度来说，的确应该首先重视基础教育，世界各国皆如此，中国自清末新政以来同乎世界潮流，五十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八十年代以后则愈演愈烈。那篇博文点击虽然超过900，惜乎少有网友关注博文这方面的内容，让我心中不安。; 2904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杨振宁：中国教育缺乏“渗透”型学法: sjh6896 2012-6-30 09:33; 杨振宁：中国教育缺乏“渗透”型学法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传统教育哲学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适用于每个时代。事实上，很多知识不是按部就班，而是在不断地实践和失败中，不知不觉学会的。我更愿意称这种方法为“渗透”型学法，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不喜欢的，却是非常必要的。 ■本报记者陈彬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出自《论语》中的经典论述，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对于学习态度的经典论述。但在4月17日，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名家论坛上，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对此却提出了反思。见解不对不要紧当天，杨振宁以《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为题，向到场师生讲述了他几十年的求学与研究生涯。在演讲中，杨振宁提到，1946年初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成为该校物理系的博士生。而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让他对中西方的教育产生了反思。 “芝加哥大学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其中我接触比较多的便是爱德华·特勒教授。”杨振宁说，特勒后因发现氢弹的制造原理被称为”氢弹之父”。而在他看来，特勒在研究物理学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甚至恐怕90％是错的。不过每次和别人交谈时，他从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杨振宁表示，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表述，要求学习者在发表言论之前，必须明确区分知道的事情和不知道的事情，要想得清清楚楚，这才是真正学习。这种传统教育哲学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适用于每个时代。“事实上，很多知识不是这么学的。比如幼儿学习说话，这一过程就不是按部就班，而是在不断地实践和失败中，不知不觉学会的。我更愿意称这种方法为‘渗透’型学法，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不喜欢的，却是非常必要的。” 杨振宁强调，即使是在当今，中西传统教育观念对教学的影响依然明显。“西方教育从不教学生‘知之为知之’，而是允许学生在‘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中学会知识。和我共事的西方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没有把问题想得很清楚的习惯，但这没有阻止他们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要有骨头，还要有血肉在赴芝加哥大学求学之前，杨振宁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比较芝加哥大学与西南联大的不同时，杨振宁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所采用的学习方法主要是推演法：即由理论原理推演到物理现象。而在芝加哥大学则正好相反：从新的现象开始，通过对现象的描述归纳理论。 “如果和既有理论相符合，固然很好；如果不符合，就代表着固有理论存在错误，需要修改。这更是一件‘好事’。”杨振宁说，渐渐地，他了解到了这种方法的好处：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现，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回想起在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杨振宁坦言自己学到的不仅有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他接触到最可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 1971年，杨振宁在考察了多所国内大学后，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国内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物理学的学习不但需要对知识的掌握，更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对于几十年前我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目前在国内大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要改变现状，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杨振宁说。原文：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4/263195.shtm; 198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有教无类yu因材施教: jiaguangjia 2012-6-25 13:54; 教育创新研讨会聚焦大学与人才培养规律本报讯（记者陆琦）“ 推进教育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目标的核心措施。”近日，“教育创新：大学与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在会上表示。在他看来，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把学生从被动的学习中解放出来，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只有自主学习，才能真正理解知识，牢固掌握知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今社会，教师已不是唯一的知识载体。顾明远认为，教师的任务主要是设计适合于学生的教育环境，指导学生掌握正确处理信息的策略和方法。 “一定不要扼杀学生的天性，压抑学生的潜能，要让学生得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表示，大学在有教无类的同时，也要考虑因材施教。同时，他认为，创新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兴趣。“没有兴趣的事情即使做下去，也不足以激发其创新能力。” 顾明远则表示，培养创新人才，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要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心。; 1809 次阅读|0 个评论

为职业教育鼓与呼: tangminqian 2012-6-25 13:39; 读了姚小鸥先生的博文《美国的毕业典礼》，有感附贴于后：姚老师，您在博文“附记”中说，“中国教育应该首先重视基础教育，就高等教育而言，不入高人法眼的高等职业教育应该首先得到重视和提高。”可否请您就“高等职业教育应该首先得到重视和提高”稍微做一些粗线条的说明？因我现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比较关心。谢谢！” 姚先生回复道：行高教体系好大喜功，似乎不分对象，不分教育目的，教育单位的级别越高，从社会所取得的资源也应该越多、越好。高等职业教育现在被作为一个低层次的高教类种看待。其实职业教育是人类社会教育体系中一个基本的教育分体系。现在的问题是将本科教育低水平化，比本科教育更低一层的职业教育不能发挥其长。社会各部门，各产业体系所需职业人才不能得到有效供给，社会教育资源严重浪费。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正常发展，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来源之一。第一句应以“现行教育体系”开头。读了姚先生的回复，加上今天中午，就是刚才，又读了6月22日《参考消息》中一篇文章“学士学位失去价值了吗”，又有一些新的感想，遂在姚先生的博文后，新发评论如下：姚老师，弄不懂，难道当今中国大陆浮躁，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很浮躁？刚才看办公室一份《参考消息》，好像是6月22日（上星期五）的，其中整个一版似乎是介绍说，“学士学位失去价值了吗？”文中说，本来世界高教体系是本科为主、基本层次，但是现在上移了。我们知道中国从去年、或者前年开始，研究生大扩招，中国模仿美国，人为制造了许多所研究型大学，很多985高校培养中心层次上移，由以培养本科生为主，变为以培养研究生为主了。这无疑更加恶化了职业教育的劣势地位和处境。实际上，职业教育，在很多国家，包括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甚至美国、英国、法国等，与传统上进行学术教育，培养白领的普通大学相比，实际上仍然是二等教育。只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解决得好，接受职业教育者从业后，不觉其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有不足。我国除公务员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保障极为脆弱，中国大陆出现“弱势群体”、“草根阶层”这些概念性社会群体，实际也表征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景。根本的思路，是要从教育之外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板结的社会阶层格局，固化了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当前接受职业教育者，均是社会阶层、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弱势者。要改变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需要从社会阶层格局、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上做文章，使接受职业教育者乐业、爱业、敬业、勤业，职业教育才有出路，接受职业教育者才有社会公平感、教育公平感！但是，谈何容易！; 个人分类: 技术与职业教育|312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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